下一次大趋同

编者按：本期介绍的《下一次大趋同》（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年2月第1版，王青和刘其岩翻译）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宾塞关于社会经济学进展 （经济是如何成功或者失败）研究的最新成果，他的研究具有颠覆意义，不再迷信“通用的解决方案”，而是提倡各个国家制定自己的综合解决方案，既有说服力又有可操作性。本文内容摘自该书第6章《关于发展中世界和全球经济的一般性问题》，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经管理授权摘登。

发展中世界广袤、多样，有些国家很庞大，有些则很狭小；有些经济高速增长，而有些国家则刚刚起步，甚至仍然停滞不前。如果你跟发达国家的人们提起发展中世界，有些人会想到正与艾滋病和其他健康问题作斗争的非洲贫穷国家，有些人则会想到不时引发武装冲突的政府治理问题。

有些人将会想到拉丁美洲，尽管拉丁美洲收入较高，但是面临着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公平、贫民窟、等治理挑战。有些人则会想到高速增长的东亚，他们熟知亚洲四小龙，知道中国和亚洲不断增大的经济规模和力量。很多人则对印度的加速增长和不断提高的预期与其农村的贫困之间的矛盾困惑不解。这幅拼图就是发展中世界，把这些碎片拼凑成关注的焦点无疑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外援和增长

在西方，对发展中国家关注的焦点是援助。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是否利大于弊？关于这个问题，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和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有一场著名的论战。萨克斯辩称，贫穷国家存在低收入陷阱，而适当的外部投资可以帮助贫穷国家脱离低收入陷阱。伊斯特利则指出，就经济表现而言，外国援助和成果之间的关联性很弱，而且援助容易让发展中国家产生依赖，从而削弱其自力更生和改革治理的能力。

公平地说，他们两人都同意，他们的辩论并不涉及紧急的人道主义援助（在饥荒、冲突和流行病爆发等时期的援助）。紧急的人道主义援助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人们，除了一些间接的方式，并不会对经济发展和增长产生影响。辩论主要是关于发展性援助，即为了改善经济状况和迅速推动经济增长而提供的援助。

虽然援助是西方国家所关注的话题，但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却是误导视听，我们所看到的战后增长案例中很少归功于外国援助。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相对自由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学习是推动发展中国家增长的更重要的因素。

直到最近，很大一部分西方国家关于发展中世界的讨论中，仍然很少关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和挑战，而是把重点放在如何与发达国家进行交流方面，如通过援助、贸易、工作岗位转移、移民或投资等进行交流。其隐含的假设是这些外部影响才是发展中国家变革的主要催化剂。

这是一种不完善的、有点自恋的观点。并不是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及其相关机构的交流完全无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但是内在动力是促进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而外部交流则只是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当我进行全球旅行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反映了时下人们的看法。

全球经济中收入来自于何方

G20成员国再加上几个还未成为其成员国的较大国家，总收入占据了全球总收入的绝大部分。G20包括的发达国家有：欧盟成员国、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G20还包括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韩国（现在正接近发达国家收入水平）、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以及阿根廷、南非、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和沙特阿拉伯。没有包括在内的重要国家包括墨西哥、埃及和尼日利亚，这些国家将来也会加入G20。

G20的收入占全球收入的比例在85%～90%，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2/3。由于2008～2009年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G20的作用比之前更加清晰，开始占据突出地位。原因很简单：领导者、政策制定者和观察家们都认识到，对全球经济的有效管理离不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集团从G7（或者称G8，因为俄罗斯部分参与其中）变成G20，几乎是一夜之间的事情，没有任何争论和不同政见。其余的发展中国家将其看做一个小集团，并担心自身利益得不到足够重视，但是G7的时候也是这样。值得注意的是，一场危机可以拆除障碍物，转变旧有的思考和互动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大多数时期，国际经济的优先次序是由G7来决定的，而且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也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机构来管理。我们已经落后于时代了，但是新的机构仍未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在未来被建立起来。因此，我们正处于全球治理大变革的未知领域中，沿途很可能会出现失误和颠簸。

2008年以来我们所经历的波动和不稳定通常被认为是一场百年一遇的巨大风暴。对我来说，这更像是将出现长期潜在波动和变化的信号或前兆，它将对全球经济的管理构成挑战，对我们过去五六十年所经历的那种增长收敛模型也是一个考验。

G20之外的发展中国家怎么样呢？全世界有223个国家和地区，G20之外的大约有200个，其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1/3（大约22亿人，平均每个国家1100万人，规模相对较小），收入占全球总收入的15%。虽有例外，但平均来看比较贫穷。这200个国家中，大约 75个国家的人口少于200万，这些国家非常小，因此其经济更加脆弱。

就人均收入来看，G20的人均收入大约为10000美元，并且增长很快。其他国家的平均收入为3 300美元，且增长缓慢。这两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发达国家大约有10亿人口，其收入占G20国家总收入的比例为63%。G20其余国家有32亿人（约占全球人口的一半），其收入占G20国家总收入的比例为20%～25%。200个G20以外的国家，其收入占全球总收入的比例为15%或更少。很明显，工业革命的前200年所产生的广泛差异现在远未消除。

发展中国家的贫困

各国对贫困的定义各不相同，都是用来区分社会中相对弱势的成员。但是要从经济发展和国际比较来说，我们需要一个绝对标准。这个标准通常设定为每天1美元或2美元。

图6-1是按照每天1美元的标准画出的全球贫困人口分布图。发达国家几乎没有贫困人口。通常随着经济的增长，贫困会减少，但是这一过程受收入分配的影响。拉丁美洲和非洲收入不公平的程度非常高，因此相对于其收入水平，贫困水平更高，但是这可能会带来一点小麻烦，在非常贫困的国家，几乎所有人都是贫困的，以收入来衡量的不公平水平很低。结果，好像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导致了经济增长，并造成了收入不平等。

很明显，在收入非常低的国家，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的关键动因。亚洲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亚洲高增长国家的贫困人口下降非常迅速。图6-2是同样按照每天1美元的标准所画的25年前的全球贫困人口分布图，在图上，亚洲黑色的区域要大得多。印度由于起步较晚，贫困人口的比例仍然相对很高。随着其经济的高速增长，其贫困人口的比例将出现显著下降。但是由于印度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庞大，因此其贫困人口的密度仍然很高。要知道，印度的人口是所有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总人口的2倍。尽管有高增长，印度公民（尤其是那些穷人）、印度的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还是很关心包容性，即保证增长的收益能够公平地分配，尤其是覆盖70%人口所居住的农村地区。

最严重的问题是经济增长停滞不前的贫穷国家中的贫困。保罗・柯里尔（Paul Collier）将这些国家的贫困群体称为“最底层的10亿人”。这些国家的问题不是现在这些人的贫困，而是其子孙后代仍然不会有所改善。由于缺乏增长的条件，这些国家最大的可能就是继续贫困下去。

虽然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仍然存在其他重要因素。在这些因素中，不能获取基本服务和缺乏制度基础是严重的制约因素。素质教育的缺失也很严重，与知识产权相关的问题以及缺乏信用和金融服务也是重要原因。后者严重阻碍了穷人储蓄和投资、从事商业和扩大经营的能力。公共部门对基础设施和相关技术的投资不足也会使很多国家的农村地区（多是穷人集中的地区）生产率增长滞后。

全球的贫困主要集中在农村。在已知的案例中，贫困的减少依赖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因为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能够减少农村人口，减少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并最终提高农村的生产率。

也有偏离这种模式的情况发生。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由于城市化步伐过快，超过了生产性就业职位的增长，结果贫困人口并没有如此高比例地集中于农村地区（那里有很多地方是无人区），而是集中于城市的贫民窟。

中国经济规模有多大

中国经济的规模现在还不到美国或欧盟（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经济的35%。中国已替代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欧盟和美国经济规模相近，以产出来衡量，其占世界经济的比例还不到22%。假定当前的增长率不变，中国经济将在10～15年后与欧盟和美国的经济规模相当。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因此人均收入将是美国的1/4。中国的人均收入要接近这些发达国家，还需要额外的15年（如果经济增长率开始降低的话，需要更长时间）。

这种计算方法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方面，当中国的人均收入还很低的时候，中国就要成为一个主要经济强国了（有些人认为中国已经是主要经济强国了）。此前从没有一个人口规模如此庞大的国家实现如此快速的经济增长，因此也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虽然中国的人均收入仍然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中国已经具有全球影响力，其维护和稳定世界经济体系的责任也越来越大。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致力于在更长的时期内保持本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因此对中国来说，如何平衡国内增长和发展与其日益增长的国家力量、影响和责任之间的关系将是巨大的挑战。这将使中国产生内部张力，并使对全球经济的管理更加困难。我将在第四部分讨论这个问题。

印度和中国的联系在哪里

印度经济增长加速的时间要晚于中国，加速也相对较慢。中国经济增长加速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而印度经济增长加速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假定两国都保持差不多的增长速度（9%或更高），印度将落后于中国约14年。当前印度的人均收入大约是中国人均收入的1/3，中国贫困人口的减少也远快于印度。但是这种情况将发生变化，未来15年，印度的贫困人口很可能会急剧减少。但是印度由于落后于中国大约14年，其格局应当和中国相似。

印度和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印度的人口增长速度与中国有很大差别。过去4年，印度的人口年增长速度是1.4%，而中国由于在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人口年增长速度只有0.6%。人口增长速度1%的差别会导致印度人均收入增长速度降低1%。中国的人口更加老龄化（实际上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因此人口分化的范围也可能会扩大。相对于中国来说，印度更高的人口增长率将对人均收入增长产生少量的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随着收入、教育、就业机会和妇女权利的增加，生育率会出现下降的趋势。例如，墨西哥的生育率随着经济发展而迅速下降。因此，随着印度变得更加富裕，其人口增长率也将下降，从而加快其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

中国和印度的GDP加起来，约占全球GDP的8%～9%，而且还会增长。中国人口有13亿，印度有12亿，加在一起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接近40%。

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占G20国家总人口的60%。再过几十年，这两个国家将成为重要的发达国家。比如，到21世纪中叶，中国和印度的产出将占世界发达国家总收入的60%，而美国和欧洲只占10%。目前，欧盟和美国的收入之和约占G20国家总收入的60%。到时候，美国和欧盟的经济规模，甚至地位，将会与中国和印度发生反转。我们无法事先得知这将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什么影响，但是就经济力量的分配而言，将会形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本刊下期将继续摘登该书有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