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后的中国产业发展模式选择

摘要：次贷危机后的中国产业发展，应当先求生存，再着手调整，不断承接世界产业的转移，进行产业的高端切入。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应努力适应全球竞合的外部环境，积极介入国际规则制定，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占据有利位置，充分认识自身的产业弹性、优势劣势，打造产业结构调整的高端平台。

关键词：中国产业发展; 对外贸易; 产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F260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3－0056－006

经济全球化、国际高科技与金融化大发展条件下的世界产业结构调整、跨国公司大发展、世界资源短缺冲击等给中国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如何定位未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平衡对外贸易，更好地把握金融、投资体制变革的方向，做出正确的发展模式选择与产业调整。

目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趋势，符合中国在世界经济失衡中寻求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福利提高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发展趋势。因此笔者认为，看不准次贷危机后国内外需求变化方向，就调整经济产出的结构，将使中国经济发展之路陷于盲目。后危机时代中国产业发展模式，应当先求生存，再着手调整，不断承接世界产业的转移，进行产业的高端切入与本土化创新。

一、适应全球竞合，积极介入世界经济

游戏规则的制定

20世纪最后的十年，美国出现了所谓“新经济”，主要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革命以及由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以高新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主要体现在以信息工程技术为主的IT产业和网络经济的发展。据2000年美国商务部发表的《数字经济2000年度报告》中统计，1995年—1999年美国实际GDP的30%来自于IT产业。与此同时，在这十年间，美国也出现了另外一个的新发明——金融衍生工具，至2005年美国金融服务业占GDP比重已达20.4%，技术工程和金融工程成为美国新经济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凭借着全球化，这两个“工程”又向全世界进行了相当规模的扩散。全球化是市场的统一和市场游戏规则的统一，这两个统一从技术角度帮助美国的IT产业和金融衍生产品走向世界。金融衍生品在全球推广，使得一切都被证券化了。虚拟经济中的风险无法消灭，只能转移。美国虚拟经济产生的种种风险，借助全球化这条大船，很快地转移到了全世界。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贷”问题所引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整个世界经济变成一个失衡的状态，财富的生产和财富的分配都扭曲了。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失衡的涵义也从贫富失衡演变为经常账户失衡，“失衡”在世界经济学范畴内越来越多地被表述为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失衡，亦即经常账户的不可持续，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顺差，造成世界经济的不可持续性。（见图1）

过去的贫富“平衡”问题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了，现在要“再平衡”的是经常账户的顺逆差，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顺差应该大幅度下降，以便帮助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能够得以克服。因此，从世界经济失衡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仍以外需为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了质疑。外向型发展模式受到挑战的事实，是我们调整产业发展模式的助推力，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必然要放弃外需，未来的世界经济竞争与合作肯定并存，全球的贸易摩擦将成为常态，中国必须适应这种常态。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如果一个国家能够真正地控制住全球资源的流向（21世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资源是决定未来生产力趋势的人才资源和金融资源的流向），以及控制住全球经济产出的流向（如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产品，对未来有重要主导作用的高科技产品的市场流向），那么这个国家就能够在资源、产出双流向控制的基础上，在世界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其利益才能得到根本保障。中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为中国融入全球经济游戏规则制定活动奠定了基础。中国对于世界金融游戏规则的遵循与执行，并利用各种国际经济组织赋予的权利，保护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赋予中国的利益。在各个过程中，利用规则应该重于被动适应规则，并表现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存在着的自身利益，因而关心介入、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在规则制定中反映出中国的利益，加大话语权，并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同合作克服世界经济失衡的负面影响，这样才可能真正融入经济全球化并获得应有的利益。

二、明确在全球市场“贸易三角”中的位置

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分工从产业间向产业内分工，再向产品内分工的转变，亚洲地区垂直、水平分工体系和区域内生产供应网络逐步形成。2001年以后，以美国IT产业的泡沫破灭为重要转折点，国际间产业转移过程出现新的变化，美国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高速发展的高端制造业开始了加快对外转移和投资步伐。在这一阶段，国际分工体系的调整进一步深化和细化，温特制（Wintelism）在全球范围迅速流行，制造业分工调整和产业转移过程深入到同业产业或产品内部，根据同一产品内部不同生产环节和工序的要素投入要求，把不同生产环节和工序配置到具有不同区位优势的国家或地区。国际分工的基础从一国在最终产品生产上的比较优势演变为一国在价值链条的特定环节上的比较优势，由此形成了“全球制造”和“全球价值链”。

国际分工的细化，意味着有更多的产业或生产环节进入到国际产业转移过程。欧美、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日益转向高附加值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或加工环节，大规模向外转移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生产和加工环节。中国的劳动成本优势、经济规模优势、上个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制度和政策优势，以及2001年加入WTO带来的全方位影响，使得中国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流入地。中国经济在本世纪头十年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亚洲地区垂直分工体系以及服务于这一分工体系的区域内贸易关系和东亚—中国—欧美“三角贸易模式”。在国际分工体系新一轮的调整过程，亚洲地区逐步成为全球经济中一个统一的供应网络，中国在这个网络中充当最终产品的加工和组装中心，日本、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Newly- industrialized Asian Economies, NIAEs）以及其他东盟国家（ASEAN）成为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供给方。（详见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