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文学导师

记得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的扁桃腺发炎不能上学，一个人躺在床上实在无聊，就从妈妈的枕边找出一本刚刚出版的《苦菜花》，似懂非懂地看起来。小说中广阔的世界使我感到惊奇，也使我神往。从小学三年级到中学，我阅读了大量的小说、散文，凡是新出版的书几乎无一例外。这些早期读的书，对于我世界观的奠定和文艺观的形成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除了读书以外，我的年龄稍长后，父母开始培养我观察生活的能力和注意周围事物的习惯。爸爸经常在星期天带我们全家到西湖风景区去玩，去得最多的是玉泉植物园。每次，爸爸总要教我们几种植物的名称，什么海棠啦，杜仲啦，下次去就得“考试”。他是一个严厉的人，我不敢不记住，免得挨克。有一次，爸爸指着飞掠在湖面上的一群群黑影，问我那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鸟！”他很不高兴地说：“天黑了，鸟儿早都回窝了，怎么会是鸟呢？再好好想想——”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出那不是鸟会是什么。后来还是妈妈告诉我，那是蝙蝠，只有蝙蝠这种夜行动物才会在傍晚的湖面上飞掠。又有一次爸爸买了一种金黄色的桃子，我从来没见到过，他要我猜猜这个品种的名称，我随口说：“它的颜色是金黄的，应该取名叫黄金桃。”这时他那常常紧绷的脸才笑起来，说：“你呀，唔，总算还有点想象力。”

小学五年级，我在上海的《少年文艺》上发表了第一篇习作《我们学做小医生》，妈妈用十元稿费给我买了一套维·比安基的《森林报》和其它书，我当然很得意。当时，有一位素不相识的编辑给我来信，叮嘱我千万不要骄傲。这位编辑就是儿童文学作家任大霖。他不仅是我少年时代学习写作的引路人，今天还是我创作上的老师。考入中学以后，我又陆续在《少年文艺》上发表了两篇记叙文《五彩的墙壁》和《采茶》，这几篇习作使我较早地开始了创作实践，并且看到了自己掌握文学形式的可能性。我想：文学创作并没有什么神秘，它是可以学会的。

轻易得到成功，往往使人放松努力。当我有轻率自满态度的时候，妈妈会批评我；她曾把我一篇不愿修改的文章撕成两半……我得到了妈妈最严格的训练和督促。除了她那近乎天真的纯洁使我懂事太晚、过于幼稚以外，无论从哪方面讲，妈妈也是我最初的文学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