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在华外资银行最初的市场退出及其原因

摘要:鸦片战争期间,外资银行开始进入中国市场。1861―1865年间,又有一批外资银行在华设立营业机构,由此形成了外资银行在华发展的第一次高潮。然而接踵而至的则是1866年以后部分外资银行因经营失败或业务不景气而退出了中国金融市场。这部分外资银行在华经营的失败对民族银行的生存与发展也有警示作用,其中的原因值得国人重新审视和思考。

关键词:外资银行;市场退出;晚清

中图分类号:F82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4-0037-02

1845―1865年外资银行在华的发展形成了第一次高潮。然而接踵而至的则是1866年以后部分外资银行因经营失败或业务不景气而退出了中国金融市场。这部分外资银行在华经营的失败对民族银行的生存与发展也有警示作用,其中的原因值得国人重新审视和思考。

一、洋务运动期间在华外资银行的市场退出率很高

1845―1895年间在中国设立的22家外资银行中,有汇川银行、利生银行、利华银行、利升银行、德意志银行、德丰银行、呵加剌银行、汇隆银行、俄国对外贸易银行、日本东京第一国民(立)银行、丽如银行、法兰西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公司等13家因经营不善或其母国国内政策变化或总行的跨国经营战略发生调整而在1861―1895年的洋务运动期间相继退出了中国金融市场 [1],其市场退出率为63.64%;而1861―1895年间在华新设的16家外资银行中则有11家退出了中国市场,其市场退出率高达68.75%。换句话说,在1845―1895年间,外商银行的市场生存率只有36.36%,1861―1895年间也仅有31.25% [2]。

可见,享有不平等条约保护的外资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的生存率也不高,其脆弱性也很明显,外资银行并不像人们印象中的那样无所不能和信用稳固无比。

二、早期在华外资银行的金融脆弱性及其退市原因

洋务运动期间13家外资银行退市的原因不尽相同,但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1.非审慎的投机经营给银行带来损失或失败。汇川银行、利生银行、利华银行、利升银行、呵加剌银行、汇隆银行、丽如银行的退市和法兰西银行的第一次退市(1889年)都与其(主要是总行)投机经营发生严重损失或失败有关。

1861―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引发了世界性的棉业投机和金融投机热潮,这股投机的热潮也波及到了中国上海银行业。当时上海的外资银行就通过其业务和买办参与鸦片、棉花、外汇、房地产、股票的投机活动,“纵容其买办做投机生产”,以至买办的投机活动“达到了毁灭性的程度”, 外商也因此尝到了苦头 [3]。1862年,香港麦加利和呵加剌两家银行做鸦片抵押放款,一次就损失了115 000英镑,以致麦加利银行当年竟发不出股息来。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并引发了1866年的世界金融风潮,欧洲的不少银行因参与投机而倒闭,上海的银行业也受到冲击。上海的外资银行因为通过买办放款给当地的116家钱庄中的54家做外汇投机,所以在金融恐慌袭来之后,钱庄和外资银行均受损失,外资银行因此倒闭了5家,另一家则被迫重组。

1875年,麦加利银行汉口分行因为放款支持汉口的洋行进行茶叶投机,受洋行投机失败和破产的影响也随之倒闭。1883年1月,丽如银行因为投机于锡兰和毛里求斯糖业失利而亏损,以致其股票市价暴跌并于1884年5月倒闭。

19世纪80年代初,外资银行也大量放款给买办和钱庄做股票投机生意,股市崩溃后出现了股票债务纠纷,以至上海县署和英法租界公堂案牍山积。汇丰银行就经常向其总行买办罗鹤平的关系钱庄拆放资金,供其进行投机活动。1892年,罗鹤平投机失败拖垮香港、上海、广州的不少钱庄,导致汇丰银行被迫动用300万元准备金来填补当年的营业损失。大东惠通公司(银行)从事股票投机,并在伦敦和中国金融市场之间进行套利经营。1891年时曾经以三分低利在伦敦借入英金,而后在中国以七到八分高利贷出白银。由于1892年世界白银价格猛跌并导致中国银汇下降,所以外商在华投资的换汇成本提高,大东惠通公司的资产贬值并发生严重的汇兑损失,耗空了历年积累的准备金,从此元气大伤。可见,部分外资银行非审慎经营,过多涉足高风险和高收益的投机活动,是其经营失败的主要原因。

2.部分外资银行经营管理不善,出现倒账,或者市场竞争失利,业务难发展,无法维持银行的经营。洋务运动时期外资银行业规模扩张很快,这个时期在华新设立的外资银行是鸦片战争期间的2.66倍,这还不包括国外银行在华设立的行的数量。到1894年的时候,尚在营业的呵加剌、有利、麦加利、汇丰、德华、大东惠通、中华汇理、横滨正金等8家外资银行在华投资的总额,估计已经达到了2 809万美元 [4],在华外资银行的资本实力有了增强。

随着资力增强,外资银行在华分设的营业机构数量也相应增多,因而外资银行的业务竞争就在更广阔的空间上展开了。1866年、1873年、1879年、1883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和金融危机均通过国际收支渠道不同程度地冲击了中国的经济。在商业不景气和银行间竞争加剧的情况下,部分外资银行的业务滑坡,收入减少,甚至无法维持下去。麦加利银行汉口分行、德意志银行、德丰银行、俄国对外贸易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公司、法兰西银行退出中国市场,主要与此相关。

3.汇率风险给部分外资银行跨国经营带来风险和巨额损失。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境内的大部分外资银行都是跨国银行在华分行,其资金来源与资金运用并不完全发生在中国境内。一方面,这些跨国银行可以利用中外金融市场的利差进行套利,具有融资成本上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跨国银行在华分行的负债业务发生在金本位制的西方国家和实行银铜复本位制的中国,而其资产业务则发生在实行银铜复本位制的中国,这样在华外资银行的经营存在负债业务和资产业务的计价货币不统一的问题,以致其业务活动就要承受民族银行所没有的汇率风险。

1873―1895年国际市场上白银与黄金的比价从15.93∶1下跌至31.60∶1,这使得作为中国本位货币之一的海关两兑的对外汇价不断下降。1873―1895年中国1海关两兑英金的汇价从6先令5便士下跌至3先令3.25便士;1海关两兑美金的汇价从1.56美元下跌至0.80美元;1海关两兑法金的汇价从8.09法郎跌至4.11法郎。1886―1895年1海关两兑德国马克的汇价也从5.11金马克跌至3.34金马克 [5]。中国银两汇价的不断下跌使得在华外商投资经营的汇率风险加大,部分外资银行因为国际投机和外汇风险管理不当而遭受巨额的汇兑损失并导致它们退出中国市场。丽如银行、德意志银行的退市均与其资产负债业务币种结构的不匹配及汇率风险造成的巨额汇兑损失有重大关联。1890年成立的英商大东惠通公司(英文名叫“中国、日本和海峡信托与贷款公司”,1891年更名为大东惠通银行)也受到了国际银价及中国银两汇率下跌的冲击。该银行在1891年和1892年就因此发生了严重损失,以致其股票市价急剧下跌,元气大伤,被迫缩小营业规模,苟延残喘至1902年后也倒闭了。

4.国内政策变化、在母国的总行倒闭或总行跨国经营策略调整引起跨国银行在华分行退市。德意志银行、有利银行、法兰西银行、日本东京第一国立银行退出市场,也与此有关联。

1872年6月至1875年5月在上海营业的德意志银行就是由于其所经营的商业放款倒账迭出,营业始终不利,对总行收入贡献小而被柏林总行撤销的。

有利银行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东方的业务经营很不顺利,其上海分行在1884年受中法战争影响曾经发生挤兑,在上海发行的银行券甚至被中国钱庄拒绝使用,还传言该行将倒闭,说明该银行的经营出现问题以至动摇了它的市场信用。1887年有利银行伦敦总行营业亏损,导致股息和银行准备金减少,总行营业的滑坡导致1892年该行的改组和上海分行的停业。

1882年日本银行成立并垄断货币发行权,日本政府在1883年修订国立银行条例,剥夺国立银行发行银行券的特权,促其改组为普通银行,国立银行因此衰落。日本东京第一国立银行就是因为国内银行制度变迁、政府解散国立银行而退出中国市场的。

1895年后,法兰西银行的第二次退市(1899年),则是法国银行资本家调整其海外银行的发展战略,整合其在中国和印度支那殖民地的银行资源,以华俄道胜银行(在中国北方)和东方汇理银行(在华南和印度支那殖民地)来替代法兰西银行职能作用(在东方)的结果。

三、余论

综上分析可知,晚清在华外资银行最初的市场退出,原因在于这些外资银行或是经营管理不善,以致在竞争中败下阵来;或是经营非审慎,因过度参与高风险的金融投机并遭受巨额的损失而元气大伤。

显然,不平等条约赋予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上的“超国民待遇”地位,虽然能使外资银行在与中资银行的竞争中居于有利的地位,但这并不是在华外资银行经营成败的决定性因素。银行自身治理结构及经营机制健全与否,银行经营审慎与否,银行能否有效控制金融风险并在竞争中胜出,这些才是决定在华外资银行经营成败的关键因素。

银行作为信用中介机构,其资产结构以金融资产为主,其资金结构以债务资金为重,这决定了银行的经营具有很高的风险和外部性。为了避免银行倒闭引发金融危机,必须加强政府对银行的外部监管以及银行业的自律管理,促使银行健全自身的经营机制,提高自身的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注意审慎经营,在控制成本和风险的前提下,通过业务和产品创新,向客户提供有竞争力的金融产品或服务来满足后者的需求,改善银行的经营绩效并稳固其自身的信用。这样银行才能在竞争日趋激烈的金融市场中生存和发展。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旧中国产权保障和经营地位不平等的内外资银行,也同样适用于现阶段享有相同国民待遇的外资银行和民族银行。

参考文献:

[1]桑润生.简明近代金融史[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43-44;汪敬虞.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63-380.

[2]王渭泉,等.外商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290.

[3]汪敬虞.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77-290.

[4]许涤新,吴承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28.

[5]王宏斌.晚清货币比价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256.[责任编辑 陈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