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产业三重

社会学家有言：一个健全的社会应当包容三部分人：梦幻者、保守者、实干家。笔者对此有同感。认可的理由，倒不在于“世界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全都用一个面孔出现未免叫人乏味。而是因为这三部分人各有自己的作用或功能，难以相互取代。现实生活中，要成就一件大事，每每需要三者的配合――尽管这种“配合”常常是以不和谐的音调表现出来的。对此，只要看看IT产业这些年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便可明了。

梦幻者的主张常常是一种极端

首先需要申明，本文所说的梦幻者，连同保守者和实干者都是中性概念，不含任何贬义，当然也不天然地带有褒义。在现实中，梦幻者指那些新思想新生活的发动者、宣传家。所以用“梦幻”这个词，是因为这类宣传通常带有理想化的色彩。其中不乏理性的思考，科学的精神，天才的预见，令人赞叹的洞察力；但也或多或少地掺和着一厢情愿的猜测、结不出果实的艺术渲染，令实干家无从下手的激情。说得再不中听点，就是掺和着一些言过其实，不着边际的成分。 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可以说都是一种“梦幻”。

这些年，此类梦幻在IT产业中最为多见。以《数字化生存》而成名的尼葛洛庞帝先生，就具有梦幻者的特征。譬如尼氏在《数字化生存》中称，“数字化的未来将超越人们最大胆的预测”，在接受北京媒体采访时又重复道：“使人惊讶的是无论你做什么预测，事实总是被低估了。最极端的预测都落后于现实。”此话显然经不起推敲。如若不然，中国网络经销商们的大面积亏损，就无从解释了。我们总不能说，这种亏损是失之于对信息化速度的低估吧？在中国IT界，也有些如尼葛洛庞帝这般具有梦幻特征的人，他们笔下的数字化世界给人的感觉，是介于科学和艺术、现实与神话之间，读者在受益于他们的博学和才思的同时，也不得不忍受其中的武断和夸大之辞，且极少看到最想看到的对中国现状的心平气和、恰如其分的分析。

当这种梦幻在社会上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潮，一种人人追之的时髦时，是令人忧虑的。和现实脱节的价值追求毕竟有空谈的一面，如果真的转化为行动，更会付出不必要的代价。大概正是出于这个考虑，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撰文说，“信息社会”有清谈误国之嫌，并要人们“提高警惕，不要被这些清谈的作家所蒙蔽和误导”。

但我们也没有理由因此而轻视梦幻者的作用。理想主义，带有浪漫色彩的推测、渲染和思维的大跨度跳跃，在特定时期具有“头脑风暴”的作用，它能有效地改变束缚人们的传统观念，刹往历史进程中的巨大惯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乃至社会转型。对此，我们只要看看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所起的作用即可明了。

梦幻者的主张可以说是一种极端。关于极端的作用，曾用“矫枉”需要“过正”来比喻，这是很恰当的。古人亦留下了“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的哲理。鲁迅先生更以其文学家的手法为极端辩护：“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梦幻者的理想主义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燃烧起人们希望的烈火。试想，人类历史上如果没有《理想国》、《乌托邦》、《太阳城》，会失去多少色彩！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宗教社会学》中指出，现实存在与理想之间的张力，为人类企图按照自己的理想改变世界的活动创造了基本前提。另一位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则说：“如果摒弃了乌托邦，人类将会失去塑造历史的愿望，从而也会失去理解它的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也仅仅从这个意义上，笔者对张树新的“信息化离我们还有多远？――前方800米”的提法深表敬意。这个极具浪漫色彩的提法，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拉近了中国人与信息化的距离。尽管张树新在瀛海威的经营证明，信息化离我们还远得很。

然而，极端就是极端。如果没有另一个极端――保守者的批判，没有实干家的权衡、折衷和谋划运作，非但结不出应有的果实，还会起相反的作用。

保守者令“生态链”保持平衡

或许是因为文化传统和国情的原因，“保守者”的形象在中国和西方的遭遇有不小的差异。在我们这儿，受尊崇的一向是革命者，变法者，保守则被视为革命和变法的对立面，往轻里说也是落后封闭的同义语，口碑历来不佳。迄今为止，好像还没听说过哪位国人乐意弄顶“保守主义”的帽子戴戴。西方则不同。举例来说，早在18世纪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就有了自称为“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而且很快发展为近现代西方一种主要的社会政治思潮。国外政党中，有的干脆给自己取名为保守党，并以此为荣。英国的保守党即为一例，它与工党并列为英国的两大政党，其资格比工党还要老70年，执政时间也比工党长。远的不说，1979～1990年，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执政就长达11年，1990年的大选，依然是保守党获胜。可见西方人对“保守”一词并不反感。

这并不奇怪。因为西方的“保守”兼有稳健和妥协的意思，它强调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激烈变革的主张持批判态度。而在不少时候，特别是技术和社会变革过多地带有“梦幻”特征，引发出这样那样混乱和危机的情况下，稳健和妥协往往不是什么坏事，它可以看作是对“梦幻”（激进）的一种纠偏、制衡。有学者分析说，英国自1688年“光荣革命”后的300多年间之所以能够稳健前行，没有出现大的波折，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保守主义的存在。这话不一定全面，却很值得重视。试想，“”中，要是人们能够“保守”一些，要是能够容忍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 “保守者”布道呐喊几声，哪怕只是稍稍平静一下狂躁的情绪，听一听他们的意见，相信也不至于弄到几乎无法收拾的地步。

可见，“保守”与“梦幻”应是一对孪生兄弟，哪儿有梦幻者，哪儿就应当有保守者，梦幻特征越显著的时候，越是需要保守者发挥作用的时候。

在当今社会，IT产业无疑是梦幻者最活跃的领域。电脑技术令人眼花缭乱地发展，因特网显示出来的诱人商机，数字经济对商业规则的改写，网络股票出人意料的疯涨（绝大多数上市网络公司的账面利润都是负数），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一批“信息技术富翁”转瞬问世，使得 “数字化的未来将超越人们最大胆的预测”之类的话不胫而走，也成就了一大批相关话题的畅销书作者。如今未来学家们正继续“多视角全方位”地构思由信息技术所推动的“21世纪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其中的一个细节是：到2010年，在网上购物的顾客将可以“摸一摸家具的木材或者试一试毛衣是否扎人”。若说这些都是“梦幻”固然是一种武断，但说其中包含着某些梦幻成分，大概不应当有多少疑义。

既然这样，IT产业也应是保守者最活跃的领域。因为，一个只服兴奋剂却不吃镇定剂的产业，其“生态链”会失去平衡。从这个意义上――也仅仅从这个意义上，人们有理由对IT领域近期出现的“保守主义”主张喝彩。这些主张中，有解剖被渲染得无所不能的网络的，有披露赤字连连却疯涨不止的网络股的，有对因特网上的个人信息可能被收集滥用而对个人隐私感到恐惧的，有指责电脑软硬件无休止地升级损害用户利益的，还有对人类能否驾驭自己创造出来的信息怪兽表示担忧的，等等。总之是告诫人们，有关电脑和网络的传奇，包括对上市网络公司的估价都“带有很大的欺骗性”，相信这种传奇意味着与愚蠢和浅薄为伍。

作为与梦幻者相对立的一极，保守者的看法也未必就是对的。问题在于，IT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一样，需要兼备梦幻者的热情和保守者的冷静，不能只有一端。当然，这儿所说的保守者是“深刻”的保守者，而不是鲁莽和顽固的人。“深刻”意味着他们不是本能或简单地反对变革，而是在倾听和理解了梦幻者的全部声音后，仍有足够的根据坚守自己的立场。否则就只剩下落后、无知和浅薄了，这样的“保守者”是一无可取的。

梦幻者、保守者、实干家三部分人中，梦幻者和保守者的特征是对立的，区分起来相对容易些。但若要把这二者与实干家区分开，就困难得多了。某些时候，实干家突发奇想拿出来的招数，可能令梦幻者都新鲜刺激；而另一些时候，实干家走的路子可能远离热点和新潮，一副“百动不如一静”、“百言不如一默”的样子，令保守者都自叹弗如，相见恨晚。

这样说，绝没有半点实干家比梦幻者和保守者高明的意思。笔者以为，三者是平等互补的，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不同者，梦幻者和保守者更多地是作为思想者出现的，通常情况下，他们提供的是“思想”而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是对社会对企业进行“诊断”而不是开具药方。这一点在梦幻者那儿表现得尤为明显，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等，所提供的都是一种社会改造的理想图式，至于实现这种图式的实践条件和制约因素，就很少谈及。实干家则不同，他们必须更多地考虑有没有、有几分成功的把握，必须综合衡量这样做可能得到的好处和付出的代价，必须制定周到细致的实施方案。

人们注意到，即使IT这样前卫的产业，循序渐进仍然是企业家们常用的市场策略。虽然说，“保守疗法”在不少时候不是上乘选择，特别是出现了葛鲁夫所说的“十倍速变化”的情况时。但与没有经过认真算计的“惊险一跳”相比，决策者可能宁肯选择保守疗法，原因就在于实干家必须算明白了再干。

舆论界对我国PC厂商的技术和市场策略有不少非议，认为远离核心技术。联想杨元庆接受笔者采访时的答复是“要给我一个时间”。他说，国人对中国的信息产业寄予厚望，问“为什么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凡事要有个过程，“要把前一个平台做好了，才能再做下一个平台”。做完了主板后，我们首先要把一般的IC的设计做好，再转向IC制造，最后才能转向CPU。操作系统也是一样，先把应用软件做好，然后再做用户界面，做像幸福之家那样的把应用放在一起的东西，最后才是操作系统。谈及联想电脑的海外战略，他的策略也是：第一步做好零部件，第二步做OEM，第三步做准系统或准电脑（也叫bare bone，就是主板机箱、电源都在里面，到了用户那里只要插上CPU、硬盘就行了），第四步才是自己的品牌。总之是“一步一步来”。

精于算计的实干家当然不会放过创新的机会。在竞争的环境里，创新才是最划算的举措。企业运作中的循序渐进之所以必要，也在于循序渐进的过程往往孕育着创新的时机和条件。但实干家的创新不同于单纯的思想“出新”，他们必须在思想和现实之间架起桥梁，这种创新表现为一个个切实可行的“点子”。

一个鲜活的例子是连邦软件公司创建网上超市8848的经历。网络零售不是新事物，但中国不同于发达国家，人家的做法我们无法照搬。拿结算系统来说，国外通行网上直接结算，双方都不出家门，中国目前却不具备这样的金融条件。连邦一下子拿出了三种结算方式，供用户选择，其中最有特色的是“银行划账”，这种方式介于在线支付和面对面支付之间，虽然要去一下银行或储蓄所，不如在家里上网支付那么方便，但相对于见货付款又方便得多，也安全，合乎中国现在的国情，结果成了主流支付模式。“这种方式你要是说给美国人听，他们会觉得莫名其妙，但这是国内目前在方便性和安全性之间的一种比较好的折衷方式”。这就是实干家的态度。他们的创新必须融入对可操作性方式的寻找之中，这儿的“寻找”也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干性的。连邦的领导人为了能够取得银行的支持，可以与一家银行“接触”18个月，直到对方“理解”为止。

可见，实干家不能拘泥于任何书本和成规，他们的眼睛要永远盯着问题和目标，盯着自身和环境条件，这些条件有不少是独一无二的，因而也是他人的经验无法解决的。实干家的舞台就存在于这些没有现成答案的实际问题中。实干家当然不是不需要书本知识，不是与梦幻者、保守者格格不入的人。只不过，梦幻者与保守者所提供的“思想”和实干家拟定的“政策”之间，应当保持一种张力，它们可以互动，却不可以互代，更不能兼并。因为现实和理想是不可以相互取代的，任何“兼并”的企图都可能造成灾难。

梦幻者、保守者、实干家在现实生活中是交叉的，除了极端的情况外，我们很难把一个人绝对地划入这三部分人中的哪一类。“后现代”缘起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当代科学知识遇到了分类的困难，“一切都变得那么不确定”，何况人呢？但不确定中毕竟还有确定的东西，了解这三部分人各自的特点、存在意义和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无论对思想家还是企业家都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