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中形象的重塑

摘 要：语言学派翻译研究者认为翻译是一种语言活动，追求的是等值、等效，他们往往过分注重语言处理，竭力使译文在语言上与原文保持一致，甚至将语言等值视为成功翻译的唯一标准。然而译者的工作不应该是翻译语言，而应是在译入语中重现源语文本中所描述的形象。在阐释学看来，在翻译中，译者应将形象的重塑置于首位，而语言处理只是重新塑造形象的手法。

关键词：语言学翻译理论；等值；阐释学；形象塑造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0-0215-03

翻译离不开语言，甚至与语言密不可分。综观中西翻译史，不难发现，无论是早期的西方圣经翻译、中国佛经翻译，还是现代的各种翻译（包括口译）都离不开语言间的转换与处理。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将翻译定义为用一种语言去替换另一种语言的文本内容。翻译确实与语言有关，但翻译研究绝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译者的任务也决不是翻译语言，语言处理只是翻译的手法，决不是翻译的对象。从阐释学角度来看，翻译过程实际上就是阐释并转换出源语文本的形象意义的过程，而这种形象意义是在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彼此视域融合的过程中被重塑的，译者所翻译、所传达给目的语读者的应该是源语文本所塑造的整体印象或意向。由于不同文化间的共性和差异导致了不同语言在形象和意义上具有复杂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在翻译中，源语形象能否得到恰当的转换直接影响翻译的整个水准，而语言间的转换只是形象意义传递的手法，是处于第二位的。

一、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发展进程及其弊端

从广义上说，从西方最早的译作《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公元前三世纪前后）问世至今，西方翻译研究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提出以前，翻译研究主要是根植于古典诗学和美学，那些所谓的“翻译理论”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系统的、科学化理论，要么就是翻译批评家们的经验之谈，要么是译家们在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在这一点上，中西皆是如此。西方译论自西塞罗至结构主义语言学提出以前，往往聚焦于忠实（faithfulness）、精神（spirit）、真理（truth）等模糊术语而喋喋不休；直译与意译（word or sense）之争也是亘古以来延伸的一条主线；而始于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公元224年）的中国传统翻译研究，亦有近二千年的历史。中国传统翻译研究与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之前的翻译研究并无太大区别，二者“都是从哲理和文艺角度出发；论者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笔调、风格、韵味、精神等艺术因素上”。事实上，我国传统译论确实多是译家们的经验陈述，围绕着意译与直译、内容与形式等问题长期争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点为翻译研究的发展开启了新的大门，使翻译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过去经验主义的束缚，从而迈出了翻译研究学科化、科学化的重要一步。此后，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形成与日益完善，到20世纪中期，翻译研究借助语言学理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理论，逐步形成了独特的语言学翻译学派，“语言学转向”因此形成。代表人物是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奈达（Eugene Nida）、纽马克（Peter Newmark）、卡特福德（J. Catford）等语言学家。

翻译的“语言学转向”使其摆脱了经验主义的束缚，因而可以说是翻译研究的一次“革命”。它所追求的是源语与译语文本间语言方面的“对等”、“等值”，力图在词、短语、句子、篇章等层次分析原文，创造出在语言层面上与原文对等的译语文本。但语言学的翻译研究方法忽视了文本所处的语境、社会环境，过于简单化、机械化，不甚注意作品的美学功能，忽略更大范围的文化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译语文本的生成和接受所产生的影响，因而一直饱受文艺学派的批评。

虽然到了70、80年代，语言学研究的中心从结构（形式）主义转向了功能主义，翻译研究也因此走出了静态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范畴，即开始从单纯注重词汇、短语、语义“等值”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开始转向从语用学、篇章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如德国的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就是受到了社会语言学的影响，英国贝克（Mona Baker）的语料库翻译研究方法则是利用语料库语言学为翻译实践提供了新的途径，而德国学者加特（Ernst-August Gutt）则从认知理论出发，率先将关联理论运用于翻译研究中。这些理论的提出使翻译摆脱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下单纯关注语言对等的弊端，从而开始关注翻译中的超文本因素（extra-textual factors）。然而，由于翻译与语言的密切关系，在译者的潜意识的认知中，翻译仍是一种语言处理活动。在翻译中，大部分译者仍将翻译视为一种语言活动，过于关注语言问题，总是尽最大努力使译文的语言与原文保持一致，因此忽略了翻译中对原文所表达的形象在译语中的重塑。

二、翻译之“形象”

所谓形象，本文指的是阅读在读者脑海中所留下的整体影像或印象。柏拉图在论述其知识理论的分割线段的隐喻这一观点时曾对形象（image）做了详细的分析。在柏拉图看来，艺术家和诗人在呈现反应实在（reality）的形象时要经历3个层次。假设一个艺术家画一幅苏格拉底的肖像，苏格拉底代表了理念中的人的一个特殊的或具体的变体，而肖像则仅仅代表艺术家自己对苏格拉底的观察。那么在这里实在的3个层次就是：人的理念、这个理念在苏格拉底这里的具体化以及在画布上再现的苏格拉底的形象。同时，他还认为，词语具有在我们心中创造形象的力量，诗人和修辞学家在使用词语创造这样的形象上有着高超的技巧。虽然，苏格拉底所论述的是艺术的创作，但其创作过程与翻译过程十分相似。因此，我们也可以用这一创作过程来描述翻译过程，那么译者在反应原文实在的形象时同样需要经历3个层次：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这一理解在译者头脑中的具体化以及译者用译入语重现这一形象。

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主要描述了老北京人力车夫祥子坎坷、悲惨的生活遭遇，从祥子试图通过个人努力摆脱悲惨命运，最后失败以至于堕落的故事来批判当时的社会。那么，在翻译这一小说时，书名《骆驼祥子》的翻译可以对译入语读者理解这一小说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学者施晓菁将其译为“Camel Xiangzi”，而美国翻译家伊文・金（Even King）则将其译为“Rickshaw Boy”。笔者认为，施译本将原书名译为“Camel Xiangzi”，虽然在语言上做到了对等，但却未能在译入语中塑造出祥子这一形象，同时也未能传递出原书名中骆驼的真实内涵。因为在中国文化中，骆驼意味着坚忍、任劳任怨，而这正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祥子的精神体现――坚忍，而在英语文化中，camel这一单词却没有相应的文化象征。因此，将《骆驼祥子》译为“Camel Xiangzi”既不能传递出文化内涵，也不能在译语中重塑祥子这一形象，所追求的只是语言上的对等，这样的翻译会给译语读者带来理解上的困难，是不可取的。将《骆驼祥子》译为“Rickshaw Boy”，虽然没能完全译出骆驼所象征的文化含义，却准确的在译入语中重塑了祥子这一人力车夫的形象。此外，《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对rickshaw的解释为：“a small light vehicle with two wheels used in some Asian countries to carry passengers. The rickshaw is pulled bywalking or riding a bicycle”，即人力拖拉的双轮客运工具，这一解释也暗含着人力车夫实际上就是苦力，所以将书名《骆驼祥子》译为“Rickshaw Boy”，不仅可以重塑了祥子的形象，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由于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鸿沟。总之，无论是从哪方面来讲，重塑了祥子形象的“Rickshaw Boy”都要比单纯追求语言对等的“Camel Xiangzi”略胜一筹。由此看来，翻译不应单纯地追求语言上等值，而应以语言为手段在译入语中重新塑造原文所传达出的形象意义。

三、翻译之“形象”的重塑

在阐释学派看来，翻译实际上就是阐释并转换出源语文本的形象意义。然而，由于各个地域的文化和语言具有不同的特点，处于不同语境之中的文本所塑造出的形象意义也各不相同。那么，如何将源语文本中的形象意义准确地在译语中重塑无疑是翻译的核心问题。

当代阐释学是20世纪60年代后盛行于西方的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是关于解释的科学或理论，已经深化为适用于阐释各人文学科的普遍哲学，包括对人类语言、活动以及人为现象的理解。当代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提出，传统解释学中的客观主义努力执着于对本文（从翻译研究的角度说，也可理解为是原文）作者本意的迷信，而没有看到人类理解的历史性。在他看来，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理解者（也可理解为译者）――人，还是理解的对象（可理解为原文）――本文，都是历史地存在的，也就是说，都处于历史的发展演变之中的。这种历史性就使得对象本文和阐释主体都具有各自的历史演变中的“视界”，因此，理解就是本文所拥有的诸过去视界与主体的现在视界的叠合――伽达默尔称之为“视界融合”（Honizontvenschmelzung）。翻译过程实际上就是消除历史化，实现现代化、当代化的过程。无论是语内翻译还是语际翻译都是将已经存在于历史中的文本“现代化”――消除历史化的过程。

原文作者、译者以及译文读者都是翻译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主体。因此，为了实现这一“现代化”，准确的重塑原文的形象意义，就需要经过两次复杂的视域融合过程，首先是原文文本所拥有的诸过去世界（即原文作者的诸过去视界）与译者视界的融合，即翻译的理解阶段。在此次视域融合之中，译者并不是空着手进入对原文文本的理解之中，而是带着某种前见去解读原文本的，这种前见包括译者自身的知识、价值观、文学和艺术修养以及信仰等。如此，译者便需要运用自己的前见，在自我的视域中对原文所表达的各种意向以及整体的艺术形象进行想象，在脑海里形成整体的影像，这样便完成了翻译理解阶段的视域融合，即译者视域与原文本诸视域的融合。译者在于原文文本的对话过程中完成了翻译理解阶段的视域融合，但译者还需要将第一次所形成的视域用译入语表达出来才能完成翻译表达阶段的视域融合。在此次的视域融合中就需要译者在第一次视域融合在脑海中所形成的意向和整体形象的基础上，用译入语重新塑造出新的完整的形象，并使这一形象符合译入语读者的期待，从而完成翻译表达阶段的视域融合。

语言学范式的翻译理论使翻译摆脱了经验主义的束缚，为翻译学科的科学化、理论化、规范化做出了贡献。然而，语言学翻译理论往往过于注重语言间的“等值”、“等效”，将翻译单纯地视为机械的语言间的“等值”转换，忽略了翻译中译者和读者的主体性，从而难以为翻译提供长久有力的理论支撑。笔者认为，翻译并不是单一的语码转换，语言的处理转换只是翻译的手段而非对象，而原文作者在文本中所创造的整体艺术形象和意向才是翻译的对象，因此在译入语中重塑原文中的整体艺术形象乃是翻译的核心问题。当代阐释学关照下的翻译理论，将原文作者、译者以及读者都视为翻译的主体，主张通过主体间的两次视域融合来完成翻译中形象的重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野。

参考文献：

〔1〕Lau Shaw. Rickshaw Boy [M]. Translated by Evan King. New York： Reynal & Hitchcock.， 1945.

〔2〕Munday， Jerem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 [M].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2001.

〔3〕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M].New York： Routledge， 2000.

〔4〕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5〕金堤.等效翻译探索[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传播公司，1998.

〔6〕老舍.骆驼祥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7〕老舍.骆驼祥子[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

〔8〕撒穆尔・伊诺克・斯通谱夫&詹姆斯・菲泽.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到萨特及其后[M].2009.47.

〔9〕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4.

〔10〕许钧.翻译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