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广州回族社团的社会活动及其影响

摘要：本文依据近年来在广州收集到的碑刻、书籍及报刊类等回族古籍资料所记载的史实，旨在论述民国时期广州回族社会团体的活动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关键词：广州回族；社团；社会活动；影响

中图分类号：K874“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12)02-0040-06

广州是伊斯兰教传入我国最早的城市。从唐代开始，回族先民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在伊斯兰文化纽带的联系下，一千多年来，广州回族穆斯林社区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民国时期，广州成立了各种形式的社会团体，开展了一系列的社会活动，使回族和伊斯兰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本文主要根据近年来收集到的碑刻、书籍及报刊类等回族古籍资料所记载的史实，对民国时期广州回族社会团体的活动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作一论述。

一、广州回族社会团体

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使中国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游行、集会、结社之自由”，给广州回族知识分子和广州回族穆斯林极大的鼓舞。1912年全国性的文化团体“中国回教俱进会”在北京成立，该会成立后各省分别设立支部、分部。广州回族知识分子亦不甘落后，先后成立了“中国回教俱进会粤支部”，随后又效仿中国回教俱进会相继成立各种团体，如“广州回教青年会”“中国回教协会广州支会”“广东回教崇善会”“广东回教慎终会”等等；同时还成立以强身健体与发扬民族武术为目的的“广州塔光国术社”。

(一)中国回教俱进会粤支部

该社会团体成立于民国元年(1912年)，是广州当时整个回族教胞的统一组织机构，会址设在今天的广州怀圣清真寺内。会长羽翼鹏，名誉会长杨枢。以北京中国回教俱进会的“联合国内回民，发扬回教教义，提高回民知识，增进回民福利”为宗旨。该会成立后不久，因人员外流，组织涣散，曾一度中止活动。民国19年(1930年)重新改组，推选周善之、马仁峰为正、副主席。民国25年(1936年)再次改组。民国27年(1938年)广州沦陷后解散。该会除协助“四坊箱”办好教务外，在民国18年(1929年)把设于怀圣清真寺内的经学堂改为该会属下的清真小学，办学经费基本由寺产租金支出，并增加教授汉文。民国23年(1934年)，主持和募款重修怀圣清真寺和光塔。民国25年至26年(1936-1937年)，又为广州回教先贤古墓公共坟场被侵占之事，诉诸法律，最后胜诉，维护了回族群众的合法权益。

(二)广东回教崇善会

该会成立于民国11年(1922年)，会址设在小东营清真教堂内。由锁秩泉、陈焕文等回族青年组织筹备。该会定名为“崇善”，其意就是“人人能自力其力，免临事时无所措手”。以团结教友，振兴实业，辅助教育为宗旨；以振兴实业为主要任务，以发展文化教育为辅。该会曾因各方面的组织不足而被迫缓建，正所谓“好事难成”，后经各地回族青年的大力宣传与帮助，在教胞的支持下终于成立了“崇善会”。

(三)广州回教青年会

该社会团体成立于民国14至15年(1925-1926年)，会址设于怀圣清真寺清真小学内。由回族青年何敏衡、何德雄，陈焕文、马志超、萨旭云、刘传容、刘方如等10多位有朝气的回教青年发起组织的，其宗旨是团结教胞，联络感情，发扬德、智、体、群，增进教胞福利，兴教建国。该会以小东营清真寺为活动中心，以举办讲座、学术活动和出版刊物等形式进行学术交流；同时经常组织一些纪念会和文娱活动来联络友谊。该会还发扬“五四”青年运动精神，进行移风易俗，曾倡办过集体婚礼等，受到族中一些父老的支持，在回族社区中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培养过一批具有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回族青年。

(四)广东回教慎终会

该会成立于民国14年(1925年)，会址设在南胜寺内。该会以扶助会员，振兴实业为宗旨。据会章规定，会员入会后，只要交两个月会费，一旦归真，即可由家人领得丧葬费50元。该会成立以来，群众踊跃参加。由于慎终会在群众中信誉高，故而在民国21年(1932年)，又建立了慎终会第二组，有不少港澳回族穆斯林也来参加，使该会的慈善事业得到不断发展。

(五)中国回教协会广州支会

该会成立于民国35年(1946年)，会址设在濠畔街清真礼拜堂内。由周善芝和潘伯铭先后担任理事长。该会以发扬教义、团结同胞、协助建国为宗旨，以推行教务、发展文化事业、办理救济及福利事业为主要任务。该会经费来源以会员会费、各坊公箱拨支、特别捐款(即根据理事监事联席会之决议举行教义特别捐款)等。该会除开办清真小学、诊疗所、慈幼园外，还于同年在濠畔街清真礼拜堂设立“中国回教协会广州分会安老所”(简称安老所)。

(六)广州塔光国术社

该会成立于民国35年(1946年)，社址设在怀圣清真寺内。以发扬祖国武术，增强体质，团结互助为宗旨。社员有近百人，其中90％为回族成年人和青年学生。回族穆斯林历来崇尚武术，“强身卫教”是回族人民自强、自卫、自善所需。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该会培养了一批像马惠泉、马德光、马德昆等武术人才和体育运动骨干。

二、广州回族社会团体的主要活动

民国期间，广州回族社团和回族知识分子在"3i四”运动民主科学精神的影响下，为增强回族凝聚力，提高回族素质，谋求回族在社会政治中取得民利和发挥更大的作用，积极参与全国的回族文化运动，开展了一系列弘扬回族文化、宣传伊斯兰教教义的社会活动。

(一)创办刊物

创办报刊是广州回族社会团体最主要的活动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后，在新文化运动浪潮的推动下，广州回族有识之士深刻意识到回教如果没有出版物，不注意向外宣传，将导致回族文化日益衰落。正如《宣传之重要及其利益》一文中所指出，“凡团体无出版刊物者，其团体僵死者耳”。因此，他们希望通过创办刊物，以唤醒教胞，扩大宣传，发展教育，复兴回教，提倡宗教变革，等等。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民国时期广州回族团体依托清真寺创办了几份有影响力的报刊。

1　《天方学理月刊》

创办于民国17年(1928年)十月，由中国回教协会广州分会、广州濠畔街回教礼拜堂《天方学理月刊》社主办，由时任濠畔寺教长马瑞图同周善之、陈焕文等人创办，马瑞图任主编。主要刊登特载、革俗、杂俎、常识、中外新闻、教理测验等栏目，还开辟一些学术论坛栏目，如论坛、译丛、短评、小评、回教青年等等。其征稿宗旨是，“用显浅和有趣的文字，纠正教俗相沿的错误，以科学理解表扬真理，使阅者咸具教理卓识，提倡教育和传达消息，促进穆民信仰的思想”。该刊物文风活泼，关键时刻分析形势，提出问题，把握方向，充当了穆斯林群众的喉舌。它不仅仅是民国时期创办最早、具有宣传文化功能的刊物，而且在当时全国穆斯林刊物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2　《穆民》

前身是《天方学理月刊》，该刊创办于民国20年(1931年)一月，由广州小东营回教礼拜堂《穆民》月报社主办，由广东回教崇善会发起人陈焕文任主编。主要刊登有穆民言论、穆民译著、翻译经典、穆民文艺、天方故事、教义研究、穆民金玉、穆民消息等栏目。该刊还专门开辟婚丧专号，介绍穆斯林的婚姻和丧葬方面的有关知识。其征稿宗旨是，“以阐扬教理，振兴宗教，提倡实业，研究学术，促进建设，指导穆民爱国爱教”。该刊秉承《天方学理月刊》办刊风格，深受教胞欢迎。

3　《塔光》

创刊于民国24年(1935年)十一月，筹备人为张耀汉、杨汉光、马志鹏等人。社址设在光塔街五十六号清真小学内，创刊号开辟了教义、论坛、文艺、消息四个栏目，第二期以后又增加论著、特载、杂俎、编后语等栏目。撰稿人除马瑞图、周善之、杨瑞生等人外，还有一些用笔名供稿的，如宝塔、塔影、凌云、莲父等。其征稿宗旨刊于发刊词，“溯我教传入中国，业有悠久历史，徒以闭关自守，不尚宣传。教外人难明奥义，咸以神秘目我，传闻悬揣，误会滋多；而好事者又推波助澜，以讹传讹。……敝社同仁，有鉴及斯，乃不揣鄙陋，创组是刊……纯以阐扬我教真理为宗旨，以期稍尽教徒天职……”。

4　《怀圣》

创刊于1948年7月，由中国回教协会广州分会光塔寺文化部主办。社址在光塔路五十六号，熊振宗任总编辑。主要刊登伊斯兰文化、世界伊斯兰教介绍、回教简史、学术园地、文艺、家庭与卫生、教义讲座、教义回答、社团活动等栏目。该刊的出版不仅为阐扬教义、扩大回教宣传，还与国内外学术界建立密切关系，达到广泛沟通的目的，为广东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该刊是其他各刊物因时局和经费、人员等原因相继停办后广州仅存的刊物。

5　《广州回教青年会月刊》

广州回教青年会也曾出版多期《广州回教青年会月刊》，内容以阐扬教理、报道回族青年活动情况等为主。民国时期，广州回族社团创办的报刊虽然宗旨、栏目、内容不相一致，但具有共同的特点：一是把提倡教育、改革宗教、服务社会、振兴回族作为报刊创办的宗旨；二是通过加强对伊斯兰教教义的阐明和回族历史文化的宣传，正确处理民族、宗教、国家之间的关系，消除回族与汉族之间、回族与各族之间的误解和隔阂，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

(二)开展宣传活动和组织教务活动

民国时期，广州回族社团运用报纸、刊物为主要宣传渠道，以期通过宣传来唤醒回族穆斯林复兴回教的使命，弘扬伊斯兰教文化；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些报刊报道，让回族穆斯林都能了解各个社团的活动情况。例如设于濠畔寺的“广东回教崇善会”就刊登了其团体的筹备启事、成立原因、成立过程、筹备过程中需要解决的种种问题以及选举结果、财务管理、周年纪念大会活动等等。“中国回教俱进会”也刊登恢复之说、职员就职、欢迎会上演说等等；广东回教崇善会在其筹备之前就在刊物上对该会作了种种解释，“回教旨趣，博爱为宗，慈善为本。……以故先哲组织‘四方’及‘教善’两箱，苟遇贫而无告而遇不测之风云，资之而免其力之不逮。然依人济惠，曷如自卫为得……”。这些社团都希望通过大力宣传使回族群众踊跃入会，凝聚力量、联络感情、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问题，以此来唤醒整个回族社团和广大群众的爱国、爱教、爱族情怀。

回族社团不仅在本市的报刊上刊登社团活动，还在同期的《清真铎报》(1929年)穆斯林刊物中刊登活动情况及信息，如中国回教协会广州支会(以下简称回协支会)，为纪念先贤宛葛素及促进教胞复兴宗教而举行庆祝活动，回协支会改选，回协支会孤儿院扩大，广州回教青年会筹组活动情况，等等。此外，广州回协支会还定期与广州市广播电合在该台播放回教知识等。其次，在回族社团的协助下，教内有识之士组织了宣讲团，成立了教理演讲会和女讲经会，每逢主麻日，各坊清真寺阿洪各自在大殿向男界演讲。在光塔寺、南胜寺开女界听讲会，由各坊清真寺阿洪轮流担任演讲。自开办以后，妇女界赴会听讲者，极其踊跃。广州回教青年会则由中国回教协会广州支会的理事长周善芝以及马仁峰阿洪定期为青年开展阿拉伯文、伊斯兰教教义演讲及学术文化的研究交流活动。

(三)提倡兴办教育

回族历来重视教育并极力提倡兴办教育。广州回族兴办教育始于清末，但以经堂教育为主。有史可查的可追溯到乾隆年间(1736-1795年)，当时由族人捐助，在怀圣光塔寺创办了全市第一间经学堂。光绪二十年，在南胜里清真寺开办了另一间经学堂，此后又在南胜里可竺巷开办了一间女经学堂，专门招收回族女生。宣统元年(1909年)，在南胜里东约又办起了男经学院。早期经学堂的学习内容，主要是学习伊斯兰教教义教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以及宗教常识，不学汉语，目的是传授伊斯兰教知识和培养宗教职业者。因此，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

清末民初，回族教育一直处于无组织、无系统、无学人的落后状态。受全国改革回族教育主张的影响，广州回族社团有识之士充分认识到回教教育之朽弱不振，并非无人才，而是未提倡教育。因此，有识之士为兴办教育、振兴回族教育、提高回族群众文化素质奔走、呼吁。有不少文人学士在报刊上刊登兴办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文章，把完善教育提高到“兴国兴教之本原”来认识。例如《发展教育之我见》就讲到兴办教育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现代潮流，竞争日烈，无智识不能与世竞争，无教育何以增其智识。是则学校之设，固不容缓矣。当兹不景，吾粤教胞，于教育子弟，颇费踌躇，……基础既固，然后徐扩中学，俾吾教青年子弟，得所造就，以阐扬吾教矣”。《我教教育的透视》一文中也详尽分析了兴办教育的重要性。“教育就是造就人才的一种工具，故无论宗教的盛衰，民族的强弱，文化的升沉，统统都与教育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教育的价值，可以说是在本质，不是在形式”，并且还提出“教育不分富与贫，要从幼稚园小孩子开始”“故我教而欲振兴”；再者，就是发展大众教育，如“组织教义研究会，讲习所等等，以补救我教教育的方法”。《广州回教俱进会粤支部欢迎会上之演说》中也强调指出回族教育不完善、不普及、不被重视而带来严重后果。为挽回颓废的现状，建议首先由各寺成立正式小学，使回族子弟都能接受普通教育，同时兼授宗教思想；另外，还要成立清真中学或师范学校，以教育作修身使回族青年既学到宗教常识，又具有谋生技术。对于掌教阿洪则以资助形式送入大学，深入学习宗教学的理论。

有鉴于此，民国元年(1912年)，广州回族上层人士组织成立了中国回教俱进会，把设在怀圣光塔寺内的经学堂划归于该支部主办，并更名为“中国回教俱进会粤支部附属小学”。该校仿照汉族学校的编制，分班级授课，半天学阿拉伯文，半天学汉文知识。汉文教育设有语文、数学等课程。1929年经呈报广州市教育局备案批准，“中国回教俱进会粤支部附属小学”改称为私立“清真小学”，按正规小学的课程进行教学，并开始招收汉族学生，开创了广州回族兴办正规学校教育的历史。在回族社团的有识之士推动下，广州清真寺内的经学堂的学习内容也进行改革，学习内容除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外，还设有汉语课程。此外，光塔寺办有回汉小学，濠畔寺设有回汉学校；南胜寺亦设回汉学社，东营寺则建立一间义学堂等。在创办正规小学的同时，为保障回族子弟在小学毕业后能有继续深造的机会，20世纪30年代，在广州回族知名人土蒋公敏的倡导下，于广州市教育路创办了中华中学，后易名为华夏中学。学生共有300多人，其中回族学生100多人。中华中学前后仅维持四年，后因财力不足，被其他中学合并。

(四)开展慈善事业

回族从清代开始就有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事业、捐资助学的优良传统。立于广州东营寺的《东营寺义学碑记》(1909年)就是捐资助学最好的例证。其碑记载，清宣统年间广州回族穆斯林陈侣羌在东营寺建立一间义学堂，该义学堂开办初期主要在省港两地穆斯林之间筹捐银款，陈侣羌则购买湛家园的几间房屋作为校舍。后由于东营寺管事人将校产收入弥补东营寺亏缺，学校因经费拮据而停办。立于广州先贤古墓的《教善公箱碑记序》(1921年)就有回族人士热心公益事业的记载：“自来公益事业，最足激发群众之天良，而诱起其慈善之心。是以义士仁人，恒有捐弃资产，投诸公益事业者，盖好善乐施之观念，古今中外，一致相同。而况教人民应办之事，凡个人所不能维持，尤赖群力之协助者乎。晚清时代，吾粤回教生计弥艰，于是教中热心之士，拟置产业，以办教务……爰于前清光绪二十一年，购置产业两间，送入教善箱内，收执管业。除每年拨银二十七两，交肇庆两寺办理教中善事外，其余仍归教善箱支用……”。

民国时期，广州各回族社团秉承回族的优良传统，开展了一系列公益慈善活动。中国回教协会广州支会开办的“安老所”，以收容孤寡老人为主，由回族热心人士捐出房屋来收租作为经费的开支，收容人数有10多人。抗日战争胜利后，日伪“老人院”的回族老人被接回“安老所”，同时安置失去丈夫的老年寡妇以及老弱无依老人。广东回教慎终会不仅是回族穆斯林办丧事的组织，同时也是典型的互助慈善组织，主要采取与回族老人的互济互助，回族群众都踊跃参加。回族社团在重修怀圣寺、保护回族坟场、保存伊斯兰文化古迹等公益事业方面也作出了贡献。中国回教俱进会粤支部就曾为重修怀圣寺礼拜堂和两廊建筑物向全体回族群众发起募捐活动并得到积极响应。

三、广州回族社团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民国时期，广州回族社团作为团结广州回族人民的中坚力量，在唤醒民众、激发回族人民的爱国、爱教、爱族热情，兴办学校、提高族群文化知识水平，出版刊物宣传教义教规、弘扬伊斯兰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民族的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和领导作用。

(一)推动广州回族伊斯兰教文化发展

民国时期回族社团的建立，开创了回族知识分子对回族伊斯兰教历史文化的阐述。广州回族报刊的创办，如1928年创刊《天方学理月刊》、1931年出版《穆民之一日》、1940年出版《清真三字经》、1948年创刊《怀圣》、1948年再版《中阿对照回民应用读本》以及《哈庭》等等，从不同角度、深度向广大回族群众介绍回族伊斯兰教的历史文化，让回族群众更全面了解伊斯兰教教义及回族历史和文化真缔。回族有识之士通过办学校、办报刊等形式加强了对回族伊斯兰教文化的研究，这不仅提高了回族文化素质，而且还增强了回族对社会活动的参与意识和改革意识。例如1925年省港大罢工不久，罢工工友联合各方教胞大会，呼吁全体教胞加强团结，整顿教务，破除陋习，统一四方清真寺寺产管理，等等。学校教育从宗教教育为主转向以宗教教育与汉文教育相结合的新经堂教育。清真寺内开设的经堂教育也从只开办男经堂向既开男经堂也同时开女经堂转变。此外，对婚嫁、丧仪等不合时展的习俗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对回族伊斯兰教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化解回汉及各宗教之间的矛盾，促进民族大团结

广州回族社团自成立以来，把提倡教育，开发民智，提高文化知识水平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中国回教俱进会粤支部直接设立附属小学，各清真寺内开设学校、讲经堂。教学内容则从主教宗教教义教规转向与教汉文相结合，任课教师则从纯回族教师改为回、汉教师同执教鞭；招收学生则除招收回族子弟外，亦招收汉族子女及其他民族子女。从教育者、受教育对象到教学内容，使回族与其他民族在青少年时期开始，增进了互相之间的了解，逐渐消除相互之间误解，加深了相互之间的情感，和睦相处。社团创办的刊物运用所辟各类栏目，宣传、解释伊斯兰教的教义和教规，介绍回族生活习惯、人情风俗、道德规范，而且刊物发行又不局限于广州，在香港、佛山、肇庆和外省均有发行，让社会各界不同民族人士对回族、对伊斯兰教有所了解，有所认识，消除了伊斯兰教在民间的误会和误解，增进各族之间的相互了解，逐步形成回族和汉族及其他民族和谐相处的局面。自古以来，广州就是我国对外通商口岸的重要区域，这里的居民较早接触国外新鲜事物和文化，逐渐形成在国内一种特有的包容性。回族在广州并未形成相对集中的“居住村”，具有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相邻而居的特点，显现出民族团结之景象。

(三)造就和培养了一批回族人才

广州回族社团在创办学校、提高回族群众整体素质的同时，还培养了一批回族人才。民国时期广州穆斯林共创办有7种刊物，涌现出一大批有文化、有学识、精通教义教规，爱国、爱教、爱族的刊物主编以及各刊物栏目作者。他们头脑敏锐，接受新鲜事物，运用手中笔杆子，激扬文字，为争取回族民利而呐喊；兴办教育，激发回族爱国、爱教、爱族热情，为改革陋习而大声疾呼，在社会上，在教胞中产生了巨大反响。比较有名的是创办《怀圣》月报的总编辑熊振宗，他是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教法学专业硕士毕业生，具有扎实的阿拉伯语和丰富的教义学、教法学知识；同时也致力于阿拉伯文教学和世界伊斯兰教关系的研究，在与国内外学术界沟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广卅I回族社团中颇具影响力。中国回教协会广州支会的周善芝、马瑞图、杨瑞生则致力于伊斯兰教教义、教规的宣传。广州回教青年会陈焕文、刘方如等则在慈善事业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随着社会的进步，伊斯兰教教育还培养了一批在寺内从事教义教规讲解、宣传的阿洪。

(四)激发爱国、爱教、爱族的“三爱”精神

随着回族社团活动频频展开，科学民主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回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样，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有压迫就有反抗。在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各种活动中，回族同胞在不同时段以不同方式，积极投身战斗。1925年中华总工会领导的省港大罢工，就有数百名回族同胞参加；与此同时，参加罢工工人选出代表，参加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的会议，将罢工大会的消息和大会出版的鼓励工人爱国反帝、坚持罢工斗争到底、灌输革命思想的书报刊物《工人之路》带回，分发给罢工工人，组织读报、讨论。回族工人代表还多次前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聆听的演讲，接受革命思想的洗礼。罢工期间，众多回族工人纷纷参加罢工委员会组织的工人纠察队，在农民自卫军配合下，严密封锁港九边界和广东沿海地带，断绝对港英当局的物资供应。其中回族工人、广州回教青年会青年萨旭云是他们的杰出代表，他在蔬菜工人纠察队担任小队长，坚持反帝斗争，直到省港大罢工取得胜利，随后萨旭云又参加了1927年的广州武装起义。“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又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工作，参加在广州成立的为培养抗日救亡运动工作骨干的壮丁队，并担任小队长，其后被编入模范团，成为正式战斗队员。1942年间，被派回广州从事地下活动，不幸遭日军逮捕，英勇就义。广州穆斯林创办的多种刊物，以多种多样的栏目，深入浅出地宣传科学民主，宣传解释教义、教规，抨击陋习。各寺学校、讲经堂亦开展宗教教育和汉文教学，进一步开启广大回族群众爱教、爱族情怀。信教、爱教、护教、守礼成为广大回民的自觉行为。1935年著名的桂花岗回族坟场保卫战，就是回族穆斯林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民族宗教尊严的一次胜利，充分显示出回族人民爱国、爱教、爱族的崇高精神。

简而言之，民国时期由广州回族穆斯林有识之士发起成立的各种回族社会团体，在阐扬伊斯兰文化、出版刊物，兴办民族教育事业、开展公益慈善活动，服务社会、激发回族穆斯林的爱国、爱教、爱族情怀等方面，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同时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回族社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