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体制下凉山彝族家支、习惯法与彝区社会治安问题研究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凉山彝族地区的家支聚会不仅频繁，而且规模大，家支聚众案件呈上升趋势，影响了彝区的社会稳定；民间纠纷一律由民间调解员按传统习惯法进行调解，习惯法的使用频率高，因而其消极作用也更加明显。文章对因家支、习惯法引起的彝区社会治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对策。

关键词：家支；习惯法；社会治安；调解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6)06―0019―08

一、家支、习惯法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家支是凉山彝族以父系血缘为纽带，采取父子连名的谱系方式形成的血缘群体组织。习惯法是凉山彝族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不成文的传统法律，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法规，在彝族人民的生活中具有绝对的权威性。

家支与习惯法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家支依据家支习惯法、婚姻习惯法、等级习惯法等一系列成套的传统习惯法维护社会秩序，人们一有纠纷就要调解，而调解的依据便是传统习惯法；只要一调解，家支便介入，家支一介入，矛盾性质便发生根本改变，它由原来当事人双方的矛盾转化为双方所代表的两个家支集团之间的正面利害冲突，各自还有舅亲、姨亲、姻亲等隐形家支，这些家支也在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当纠纷调解成功后，又必须依靠家支组织来贯彻执行，离开了家支，习惯法便是一句空话。

二、解放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凉山彝族家支、习惯法

解放前，凉山彝族未形成统一的政权组织，各地家支林立，人们分属大大小小的家支管辖，人们依附于家支而生存，因而，有“人类靠家支，猴子靠树林”的谚语，家支内外的一切纠纷一律按传统习惯法处理。

1955年开始，凉山实行民主改革，人民翻身作主人，人民政府建立了基层政权组织，取缔了家支组织活动的合法性，摒弃了家支及习惯法，并将其视为奴隶社会遗留下来的反动落后内容进行批判。人们的归属由原来的家支转化为合作社、，人们不敢召开家支会议，无人再敢当家支头人和民间调解员“德古”，习惯法被闲置在一边。人们之间的一般民事案件由村、队、公社干部出面解决，刑事案件则由县公安局逮捕判刑，人们的家支观念在这特殊年代逐渐淡化，习惯法失去了使用的场所，没有发挥其作用。

、生产大队、生产小组等基层组织充分发挥了其职能部门的作用，人们的活动空间受到较大的限制，外出探亲访友等，均要向生产队长请假，甚至要求到公社(乡)开证明信或介绍信，生产队和公社随时掌握着村民的去向。

同时，户籍管理也十分严格，无论是出嫁的女儿，还是娶来的儿媳妇，完婚后，都要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甚至还将办理新娘的户口迁移视为婚姻成立、稳固的根本依据和保证，男方付给女方家的身价钱常常留一部分到这时才给。户籍对每个人都极为重要，婴儿出生必须上户，生产队年终分口粮时，基本上是以户籍登记的实际人数为准的，未取得户籍，就意味着无口粮，因此，人们积极主动到公社上户口。计划经济对搬迁户控制极为严格，人们要搬迁，必须由接收的生产队向公社讲明原因、出具证明后，方可迁移来，因此，搬迁户少，人口流动小。

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凉山彝族家支、习惯法

(一)现状及原因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凉山彝族地区的家支组织已不再是以前所谓的非法的反动组织，家支内部开始举行聚会活动，同一家支中，先是血缘关系比较近的分支举行聚会，修复家支谱系，订立家支成员应尽的义务，制定本家支内部的规章制度。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家支聚会越来越频繁，范围不断扩大，由原来血缘较近的小分支发展到血缘较远的大分支的大聚会。习惯法作为彝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受到高度重视，家支内外发生的纠纷，一律按习惯法调解。目前，家支聚会早已从农村发展到城镇、都市，甚至校园里的学子们也轰轰烈烈地在搞家支聚会。人们之间的一切纠纷早已习惯于用习惯法调解，即使一些疑难案件上诉到了法院，法院已经处理妥当，但出了法院大门后，人们仍然又请民间调解员再次按习惯法重新调解。

凉山彝族地区的家支聚会如此频繁，习惯法的使用频率如此之高，原因大致有三：

1、政策宽松

结束后，随着国家允许自由等政策的出台，彝族地区禁锢多年的宗教活动逐渐由秘密的地下活动转变为公开活动，人们先是小心翼翼地做一些小型宗教仪式作试探，当看到政府确实并不干涉时，便大张旗鼓地举行以家支为单位的大型的宗教仪式――超度祖灵，并为民改至期间被搁置的还未举行超度祖灵仪式的祖先举行超度仪式，因此，20世纪80年代初期，彝族各地举行了大规模的超度祖灵活动。超度祖灵是以家支为核心，姻亲、舅亲等家支参与的大聚会，各家支之间在时隔二十多年后第一次有了亲密的接触，加强了家支之间的纵向和横向联系，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更加庞大的血亲网络体系。地方组织对家支聚会采取既不反对，也不支持的态度，而一些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平时也都参加本家支的聚会活动。

2、包产到户

1981年起，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的生产责任制后，结束了大锅饭时代，彝族地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人们摆脱了生产队的控制，个体单干取代了集体劳动形式，劳动力多的家庭终于在完成自家农耕劳作后有了自己支配的剩余时间，开始做起了副业，而劳动力少、土地多的家庭则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这时，同一家支的成员便自发地组织起来相互帮助，不仅在生产上互助，而且在生活上也相互帮助，特别是在婚丧嫁娶、超度祖灵、修建房屋等活动和遭遇天灾人祸时更能体现出家支成员之间的亲情，因为这些活动对于单干的个体经济单位是很难自己去完成的，它必须依靠群体力量，这个群体力量就是家支力量。

3、基层组织管理涣散

对农民来说，土地是生存的根本，只要有土地，就会有粮食，包产到户以后，土地归个人所有，而且国家政策规定，土地政策一百年不动摇，也就是说，农村在短期内不会再重新分配土地(1981年第一次实行土地分配时，是以户籍为分配依据的)，因此，户籍的取得与否对农民来说已无关紧要，人们随土地流动迁移，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彝族地区便出现了自行买卖土地和自行搬迁的现象，人们在出售土地时，大多带房屋、自留山等成套出售，未买到土地的搬迁户，则由本家支内部匀一部分土地给其耕种，对于农民的这些行为，政府的基层组织基本不过问。搬迁户大多不会主动到乡政府上户口，计划生育规定的三胎新生儿也很少上户，更何况大量的超生儿，户籍管理早已名存实亡。

到了1990年，彝区出现大规模的搬迁现象，人们跨乡、区、县、州搬迁，搬迁的原因既有为了家支内部更好地相互照顾，也有在原住地因家支势力弱小常常受到家支势力强大者的欺凌而不得不迁往本家支聚居地，还有部分零星散居的汉族、无家支的汉根奴隶娃子(解放前被卖到彝族地区作奴隶的汉族)无法在原住地生存而不得不迁往别处。搬迁频繁、人口流动大是这一时期的特点，这种搬迁形成了同一家支聚居的新的居住格局，聚家支而聚居的结果便出现家支内部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基层 组织的涣散和办事能力低，使得人们有纠纷时大多找家支头人，依靠家支请民间调解员按习惯法调解，基层组织发挥的作用不大。

(二)家支、习惯法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

自发组织起来的家支组织在政府基层组织涣散、失控的情况下，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他们团结互助，资助家支内家庭有困难的子女上学，抚养家支内孤儿，照顾本家支的孤寡老人，帮助家支内部吸毒人员和分子采取宗教仪式进行强制戒毒、戒赌，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这些互助措施使人们更加信赖血缘家支的集体力量，把维护家支成员的利益和人格尊严看作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家支聚会订立的规章制度对有违法乱纪行为的人有一定的约束作用。这些规章制度在农村，只要口头达成了共识，人们都会自觉履行，久而久之就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如2006年1月笔者在牛牛坝村搜集到的：

美姑县牛牛坝片区农村共有阿莫惹古家支500余户，规定若家支成员自己无过失，但却遭遇赔偿人命金的，每户资助他现金10元，有过失，但过失小的，资助5元。阿莫惹古大家支之下的分支海来家支在牛牛坝片区有40多户，海来家支内部又规定，若遇到以上第一种情况，资助50元，第二种情况资助10元，父母、岳父母去世，每户出资10－50元，结婚出资10元以上，子女考上学校，想帮助的，视个人能力而定。

自然村村内也有不成文的规矩：村内大人死，每户人家出资50斤粮食，小孩死出资25斤粮食，并作成馍馍后，在出殡之日送到死者家，死者家将馍馍统一分发给前来奔丧的人们。同村的村民每户人家晚上还要接待死者家属3－5人不等。

受农村家支聚会的影响，城镇中的彝人们也同样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家支大会，订立规章制度，并打印成册，家支内人手一份。

如：布拖县李波家规章制度

1、李波家支如果有人去世，来客由住在县级机关的李波家支全体住户共同出资招待。

2、招待方式：集中在大食堂或大餐厅招待，场地费及其它相关费用由李波家支成员按户共同分担。

3、若李波家有人去世，必须分组轮换昼夜24小时守灵。无特殊情况不来者，罚款100元，买烟、酒款待守灵者。

4、招待客人时，必须每户都有人到场做事，无故不来者罚100元(请小工代做)。

5、需要出资时，必须在小组组长规定的时间内把钱付完，违反三次者，视为自动退出李波家支团体。

6、家属不参加煮饭者每次罚50元，买糖给来者吃。

7、招待客人的规模，视来客人数的多少来定，不能强求一律。

8、要维护家支的统一和团结，不能搞小家支或近亲小团体单独活动。

9、举办丧事或其它活动时闹事者，罚200元。

若违反以上9条制度者将驱逐出李波家支团体。本制度于2005年10月7日起生效。

总负责人：黑哈××　吉保××　阿子××

总会计：吉尔××

总出纳：惹口××

备注：县级机关李波家族总共63户。共分6个组，每个组有一个组长负责。每人都有联系电话。

这是新时期自发组织起来的以家支为单位的互助方式，它确实解决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实际困难，因而，受到普遍欢迎。家支内部团结互助本无可非议，但频繁的、大规模的聚会和一味地强调家支观念，其消极影响也不言而喻。

1、部分家支在聚会中讲等级，讲势力，在民间调解纠纷中，公然宣扬等级观念，部分调解员在算赔偿人命金的时候，对黑彝、白彝等不同等级采用不同标准。讲等级、讲势力不仅扰乱社会治安，给等级低微、势力弱小的家支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而且，在实际的民间调解中，若两家支势均力敌的，调解可能较为公平，否则便是弱肉强食，致使势力弱小的家支处于一种无安全感的状态，为了生存，一些势力弱小的家支和汉根彝族不得不寻找他们解放前的奴隶主主子，以依附于主子的势力来保全自己。

势力强大的家支欺压势力弱小的家支在美姑、昭觉、布拖县并不是个别现象，而家支聚众干政干法也是常有的事。如：

2003年2月21日晚23时至22日凌晨2时，美姑县洒库乡呷洛村就曾发生家支聚众围攻执法民警事件。

美姑县瓦西乡林木则村耍日哈呷、阿尔妈麻怀疑洒库乡呷洛村村民阿约拉门偷了其两家的2头牦牛，此事虽经多次调解，但一直未达成协议。2003年2月7日1l时许，阿约拉门等9人来到耍日哈呷家，抢走耍日哈呷家的26只绵羊，美姑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接到群众举报后，对阿约家抢劫耍日家的事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属实。2003年2月21日晚23时许，经公安局党委研究决定，组织刑警大队、峨曲古派出所6名民警连夜赶赴洒库乡呷洛村抓捕抢劫嫌疑人，当刑警大队民警抓获3名犯罪嫌疑人，走出村子50米处时，遭到阿约家支30余人的拦路围攻，还用石块一直追打民警。凌晨2时许，民警们冒着生命危险将嫌疑人押到洒库乡政府时，围攻人员30多人也追赶到洒库乡政府，坚决不准民警将嫌疑人带走。

彝民认为一个人的利益就是整个家支的利益，习惯法允许且鼓励为本家支成员复仇，谚语“不维护一个人的利益，一户将被糟蹋；不维护一户人的利益，整个家族将被毁灭”就是最好的说明，因此，当民警把阿约家支的人带走时，整个阿约家支的人都认为自己有解救本家支成员的义务，由此才出现了阿约家支30多人围攻执法民警的事件，并认为这是在捍卫本家支尊严的正义举动。

个别家支还公然聚众清算多年前的家支旧账，甚至那些在凉山民主改革平叛中被打死的叛乱分子家属也找到当时参加平叛、剿匪人员索赔人命金。

如：“美姑县牛牛坝老干部拉莫退休回家后，典补乡村民海来妈麻便经常带人到拉莫家，声称其弟海来古者在平叛时被拉莫打死，要拉莫赔偿人命金，此事虽被乡干部出面制止，但海来妈麻仍长期纠缠不放，并纠集几十人冲到拉莫家闹事，最后拉莫家在民间德古的调解下，被迫赔了1500元给海来妈麻。”

2、家支聚会，不仅加强了凝聚力，而且成员之间的身份更加清楚、固定，人们之间极相互信赖，一些家支正是利用这一点搞起了家族式的犯罪活动。根据凉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提供的资料显示，自2003年以来，凉山州以家支、血亲、姻亲为纽带的大宗犯罪团伙急剧增多。家族式贩毒的特点一是组织严密，贩卖和运输都是本家族的人，一旦有人出事也绝不会供出同伙。二是筹集毒资时，广泛动员家支、姻亲，因此，资金来源广，筹资快。三是贩卖、运输的数量特别大，几乎都在千克、万克以上。四是成员多，分工明确，团伙中有专人长住云南下关组织“货源”，有专人负责筹集资金，专人负责运输、专人负责销售等，形成贩、运一条龙。这些特点使得在打击此类犯罪活动中，由于犯罪团伙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家族成员的紧密性，给公安机关的侦破带来很大的困难，从而更加助长了家族贩毒团伙在农村的嚣张气焰，给政法机关的工作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3、人们遵从习惯法，聚众，为家支成员复仇。

如：2005年3月10日，美姑县牛牛坝片区侯果莫乡坝呷村村民吉觉金子因家庭纠纷吃毒药死给 其夫勒勒阿良，吉觉家支聚众50余人，对勒勒阿良家进行打、砸、抢，毁坏三间房屋，损失价值达5000元。

夫妻之间因家庭琐事发生口角导致一方自杀身亡后，死者家支便聚众实施，并认为这是对活着的一方的严厉惩罚，但客观上，这种行为的后果常常是使死者的子女无家可归，无粮可食。

平时，邻里之间的小矛盾未处理好，也会成为的导火线。如：

2004年3月17日上午10时，美姑县新桥片区哈洛乡哈洛村五组村民吉日格夫之妹与同村的曲莫杨靖因挖草药之事而发生争吵。当天下午7时许，曲莫杨靖之妻吉勾金子因为此事服下钾铵磷准备死给吉日格夫看，邻居及时赶到将吉勾金子送到哈洛乡医疗站救活。曲木杨靖家向吉日格夫家索要医药费，遭拒绝。由此，18日中午12时，曲莫家支伙同吉勾家支25人冲到吉日格夫家，进行。下午2时许，哈洛乡党委、政府向新桥派出所报案，但由于哈洛乡哈洛村五组地处高山，当派出所民警赶到时，2头牛，6头猪已宰杀食用，曲莫家正准备将吉日格夫家的13只绵羊赶走时，被新桥派出所制止。

再如：2003年10月，美姑县瓦黑片区龙窝乡吉尔作村村民阿尔家和沙马家因盗窃蜂糖之事而发生纠纷，经派出所解决，阿尔以古赔偿沙马以布2000元，阿尔家不服。2004年7月19日19时许，阿尔家支8人来到沙马以布家进行，打死一只羊，两头猪，瓦板房被砸烂，损失达1300元，同时还将沙马以布之妻及侄子打伤。

瓦黑派出所闻讯后，立即赶赴现场，当民警在处置过程中，阿尔家支的人不但不听劝阻，竟然用棍棒袭击派出所民警。

家支打着为本家支成员复仇的旗帜，聚众，不但扰乱社会治安、影响社会安定，而且破坏经济、造成生活和再生产的困难，这种毁坏房屋、宰杀牲畜、破坏生产的行为对于本来经济就很落后，长期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彝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任凭一时冲动，采取原始复仇手段的结果不仅解决不了纠纷，反而更加激化矛盾，使许多家支诸如舅亲、姻亲、姨亲等也被卷入纠纷中，愈演愈烈，形成恶性循环。

更有甚者，个别村干部更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和依仗强大的家支势力，为所欲为，欺压百姓，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如

2005年4月15日8时，美姑县峨曲古片区炳途乡村支部书记、人民代表色培勒惹为了垄断雷波西宁至美姑的长途客运，不仅多次威胁美姑县交通、运管等部门，而且还纠集其家支成员30余人到美姑县林业局院坝内，将雷波西宁至美姑客运车主马海古千、马海黑石父子俩从家中喊到院坝内，在众目睽睽下，用事先准备好的砖头、木棒殴打这对父子。

4、改革开放以来，家支聚众的恶性事件呈上升势态，这与人们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习惯法不无关系，现不仅是农村农民，连机关单位的工作干部也都习惯采用习惯法调解纠纷。凉山彝族习惯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毕竟是原始社会、奴律社会的遗留物，其间也夹杂着一些不合当今社会发展的内容，显示出了它的局限性。一方面，习惯法在彝族民间具有广泛的约束力，处理矛盾纠纷及时快捷，为公、检、法等部门减轻了许多工作压力并在一些大案、要案中，对国家法律有辅助和补充等积极的一面，但是，习惯法的消极作用也不可忽视，其中最明显的就是：

第一、刑事案件作民事案件处理。民间调解员受传统观念影响，再加上自身文化素质差，因此，无论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都一律按老规矩，将其作为民事案件处理，仅用经济补偿来解决，对负有刑事责任的人未实行严处，反而包庇其逃避法律责任；有的调解员还无知地参与刑事犯罪活动。

第二、习惯法鼓励血亲复仇，造成案件不断发生，既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又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大多数案件是有预谋有组织的，不仅聚众，而且聚众干政、干法。

(三)对策

1、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即由原来的集体劳动方式变为以户为单位的单干，个体单干是分散的，难以集中，再加上行政区划的调整、基层组织的涣散，无法对分散居住的村民进行有效管理。基层组织的某些机构实际上早已处于瘫痪状态，如户籍管理，户籍管理看似简单，但如果放松了管理，也会引发很多社会问题，当前，因户籍管理松散，搬迁户越来越多，人口流动比较大，大多数新生儿不上户口，超生现象十分严重。也因没上户口，无法办理身份证，一些人外出打工便难以找到活干，于是便走上了盗窃、抢劫、贩毒等犯罪道路。也因户籍管理的混乱，2004年，布拖县、普格县出现彝族妇女集体贩卖婴儿事件。布拖县法院刑庭2005年共审理案件90件，其中贩卖婴儿的案件就有30件，共80人次。

村民们有困难，不是找政府解决，而是依靠家支，这也是基层组织不得力的表现，一方面，基层干部业务素质差，二是道德水平低，缺少为人们服务的思想，他们又几乎是本地彝族，怕得罪人后遭打击报复，对许多违法乱纪行为，只要不涉及到自己的利益，多采取听之任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活跃的家支组织与涣散的政府基层组织，受彝民青睐的传统习惯法与无人问津的国家法律形成鲜明对照。

2、加大对县级公安局、法院的人员配备和资金投入：彝族地区山高路运，交通困难，信息闭塞，基层发生突发性案件，无法及时通知到执法部门，或即使通知到了，也因干警少，交通工具落后或无公路等客观原因而很难在较短时间内赶到事发现场，很多案件报案后，当公安干警赶到时，损失已经无法挽回。

法院的困难也很具体，一是自实行全国司法统一考试，法官准入提高后，法院开始出现法官严重青黄不接的局面，一些法庭被迫关门，如美姑县法院原来在牛牛坝和洪溪片区设有区法庭，但后来因没有法官，无法开庭而不得不关门。二是金费紧缺。县法院一般都设有巡回法庭，昭觉、布拖至今仍在开展工作，而美姑县法院却因受理案件标的小，办案成本高，金费不足，人员紧缺等原因，早已停止开展工作。

根据目前仍开展工作的县巡回法庭和区法庭的办案情况看，办案率非常高，且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这是因为巡回法庭在处理案件时，是将国家法律与彝族习惯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人们心服口服。昭觉县巡回法庭2005年下乡15次，每次解决2－3个案件。布拖县拖觉法庭统计，2005年在基层农村未立案全由民间调解员调解的纠纷780件，有28件调解员调解不了的疑难案送到区法庭，28件均调解成功。由此可见，巡回法庭和区法庭不是可有可无的机构，小矛盾若没有得到及时的调解，就会发展成大矛盾，甚至引发家支聚众事件。

县法院巡回法庭和片区法庭瘫痪的后果：一是国家法律无法在基层得到宣传，长此下去，彝民对国家法律将更加陌生，观念中仍然只有传统习惯法，普法工作永远得不到落实。据凉山州中级人民法院调查，在一些彝族聚居的乡、村，近70％彝族群众不知道法院是干什么的。二是因法庭名存实亡，人们真正有困难也难以得到政府的法律援助，家支自然会永远是坚强的后盾，久而久之，由家支出面按习惯法处理纠纷的风气将越演越烈。三是大量的案件压在基层调解员的身上，而这些调解员的法律 知识又极其匮乏，在调解中，完全不分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一律以传统习惯法为调解依据，作民事案件处理；甚至还有的民间调解员自身素质低，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故意操控案件，抬高赔偿费，以便从中抽取更多的劳务费(目前，一般按赔偿费的10％抽取)；有的还因不懂法、守法，在调解中有严重违法甚至涉嫌犯罪的情况，如“布拖县且沙嫫、李子嫫运输案，布拖县的且沙嫫因贩毒被公安机关逮捕，因且沙嫫的是本案的主犯李子嫫让其运输的，李子嫫怕且沙嫫把她交待出来，就找到民间调解人员与且沙嫫的家人协商，要求其家人通过非法手段告诉在狱中的且沙嫫，叫她只要不供出同案犯李子嫫，李子嫫就给且沙嫫的家人2万元的补偿费。”四是民间调解纠纷，一味强调把问题抹平，不注重长远社会效果，一些社会生活中涌现出来的新情况、新问题，传统习惯法无法涵盖，民间调解员无法从传统习惯法中找到处理问题的依据。

3、加强基层民间调解员的法律知识培训。民间调解员担负着基层繁重的调解任务，他们熟知习惯法，但对国家法律却知之甚少，在目前短时期内还无法改变法院办案条件的情况下，他们仍在彝民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对他们进行法律知识培训意义重大。一方面，他们可以将习惯法与国家法律很好地结合起来调解纠纷，另一方面，他们的讲解与宣传更有说服力，人们更易接受，因此，他们是在基层宣传国家法律的一支不可忽视的主力军。

布拖县拖觉法庭的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拖觉区有7个乡1个镇40个村，326个生产组，每个组都有一个调解员，每个乡建立一个调解委员会，每个村成立一个调解领导小组，每年邀请各村、乡有威望的调解员7人到区法庭培训2次，年初和年底各一次，每期2－3天，由县法院民庭法官和区法庭法官讲解，不仅讲解国家法律知识，还要讲解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主要区别，更要求调解员明确自己的职责，明白哪些案件属于调解范围，哪些案件不能调解。拖觉区法庭的目标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努力将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

4、大力提倡“送法下乡，送法上门，巡回办案”，杜绝民间调解员暗箱操作和利用家支以强欺弱等现象，充分发挥巡回法庭的作用。包产到户以后，人们都是单干户，难以集中，因此，赶集成了聚会的好机会，有经验的法庭自然也选择这一天开展法律宣传工作，把国家法律送到老百姓身边。昭觉县巡回法庭每年都要定期或不定期地下基层，运用简易程序就地办案，既为民排忧解难，又宣传了国家法律，真正做到以案释法。如：

古里片区日哈乡曾有这样一案件：吉克家有一女先嫁给其舅舅石宜家支的儿子为妻，后不愿意，经民间调解员调解离婚，赔偿7000元给石宜家，按彝族习惯法，这7000元将由未来的丈夫支付，离婚后，该女与一名叫韩嘎友坡的男子相恋，韩嘎家付给女方家10000元，但后来，女方家以男方家骨头太软为由，坚决反对，可又不退钱，也不赔石宜家的7000元，甚至还以自己家支是龙头山上势力最大的家支为耀，处处示威，为此，吉克、石宜、韩嘎三个家支曾发生多次械斗，参与人数之多，社会影响之大，属前所未有，村干部、民间调解员调解无数次也无济于事。2005年9月，县巡回法庭受理此案，他们利用日哈乡赶集的机会，在一开阔地架起高音喇叭便正式开庭，先由县法院副院长瓦其依吉向群众宣讲国家法律，讲解我国婚姻法，提倡婚姻自由，指出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干涉婚姻、讲骨头讲等级等都是违法的行为，院长讲解一个多小时后，开始分头耐心细致地做三家的思想工作，给他们讲情、讲理、讲法，很快便达成协议：韩嘎家的10000元，3000元给吉克家作为彩礼金，7000元给石宜家作赔偿金，吉克家的女儿嫁给韩嘎家。一对恋人在法院同志的陪同下，当天就到乡政府领取了结婚证。此案不仅当事人满意，群众也鼓掌高呼法院办得公正，受到广大群众的高度赞扬。收到了办一案教育一大片的效果。

(注)：为2006年1月22日笔者在昭觉县法院采访时，民庭副庭长莫色阿且介绍。

本案进一步说明，广大彝民是懂道理的，也是拥护国家法律的，关键是咱们的宣传不到位，彝族村民对国家法律缺乏了解，所以，普法工作必须加强。巡回法庭通过具体案件教育群众、宣讲法律知识，这在彝族地区不失为宣传国家法律的又一有效方法。

5、加大对等违法乱纪，扰乱社会治安的打击力度，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6、正确引导家支聚会，合理使用习惯法。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