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时期福建宝福局为台湾铸钱小考

福建宝福铸钱局是清代重要的钱币铸造机构。福建宝福局开办于清顺治年间，初名“福建铸钱局”。据道光《福建通志》卷53《钱法志》记载：“顺治四年（1647）开福建铸局”。雍正年间改称“福建宝福局”。其原址在福建省福州城内都司巷，乾隆四年（1739）移设于卫巷口（今鼓东路）。宝福局开局后，先后铸造有“顺治通宝”、“康熙通宝”、“雍正通宝”等钱币。乾隆年间（1736-1795）福建宝福局铸造有“乾隆通宝”钱，有背穿上汉文“福”字、背两满文“宝福”、背满汉文“福”字等多种版别。乾隆五年（1740）前铸钱不加锡，为黄铜钱。后来发现民间私销制钱改制铜器，导致流通铜钱不足，钱价上涨，遂加锡铸造“青钱”。乾隆年间因台湾地区发生严重“钱荒”，福建宝福铸钱局及时伸出援手，为台湾代铸了流通钱币，缓解了台湾“钱荒”困局。

一 乾隆年间台湾发生严重“钱荒”，福建宝福局代为铸钱

台湾自古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先秦时期，大陆人民即与台湾土著居民有往来。隋唐以后，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关系更为密切。宋元时期开始，台湾与祖国大陆就有明确的行政上的从属关系。据宋人赵汝适《诸番志》记载，南宋时台湾、澎湖即隶属于福建路晋江县管辖。元、明二朝均于澎湖设立巡检司，经营台湾，隶属福建泉州府同安县。明末天启年间，荷兰、西班牙殖民者先后侵入台湾。1661年郑成功率军驱逐荷兰殖民者后，郑氏集团在台湾建立行政机构，对台湾及澎湖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在台湾设立一府（台湾府）、三县（台湾县、凤山县、诸罗县），隶属福建台湾厦门道管辖，台湾在行政上成为福建省的一个府。台湾这块36000平方公里的土地重新纳入中央政府的版图。

台湾设府后，为稳定社会回收旧钱。康熙二十七年（1688），福建巡抚张仲举以“台湾所用明桂王伪号钱文甚多”，疏请设立“福建台湾府铸钱局”。次年获得清廷批准。《清圣祖实录》载，康熙二十八年（1689）四月二十六日，“命台湾府开炉鼓铸”。于是台湾府铸钱局开炉鼓铸“康熙通宝”背满汉文“台”字制钱。康熙通宝“台”字钱比内地所铸康熙钱略小，重量亦轻，每贯计重不足6斤。但台湾府铸钱局仅铸造三年，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就停铸了。清代台湾本地铸钱数量不大，市场流通需要的通货主要依赖大陆铸造供应。

清代台湾货币供应主要以搭放驻台班兵军饷的形式进入流通领域。清政府后在台湾、澎湖地区驻军，设台湾镇总兵官一员，副将二员，兵八千，分为水陆八营；澎湖设副将一员，兵二千，分为二营，每营各设游、守、千、把等官。至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澎湖地区驻军数量有所变化，由原来的1万名减至0.6万名，并规定实行三年一轮换的班兵制度。至雍正十一年（1733），台湾驻军数量由0.6万名增至1.09万名，略多于清初时的驻屯兵力。乾隆年间，台湾驻军数量进一步增加至13392名。据《明清史料戊编》资料记载，乾隆年间台湾戍兵的兵饷为“每名每月分银二钱五分八厘九毫零”。“惟眷米照台湾戌兵旧例，每月赏给一斗；按新兵名数核计每年应添眷米一千四百五十九石二斗，遇闰之年加米一百二十一石六斗”。折成制钱，每年需兵饷钱6万串，需铜48万斤，数量不小。

乾隆年间发生了全国性的“钱荒”。明代中叶以后，白银取代纸币和铜钱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在流通领域逐步形成了“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货币流通格局。清代沿袭了明代的银钱平行流通的货币制度，白银与铜钱同时流通，日常交易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作为一般等价物，白银与铜钱在商品交换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为规范货币市场秩序，清政府明确规定白银一两兑换制钱1000文，并要求“永为定例”。但这一“定例”从制定之日起就基本上没有严格执行过。商品货币流通领域的银钱比价总是偏离清政府的“定例”，随行就市上下波动。乾隆初年始，因白银大幅跌价、富户囤积铜钱、民间毁钱铸铜器等原因，制钱对白银比价日益增昂。如乾隆七、八年间（1742―1743）福建省福州钱价高涨，库平银一两仅兑换制钱750―770文不等。钱价增昂使私毁制钱有利可图。《清朝文献通考》记载，乾隆初年，制钱每文重一钱二分，千文约重8斤，而“民间黄铜一斤，其值大率二钱上下，以银一两二三钱易钱千文，毁为铜而鬻之，可得银一两六七钱。”毁钱一千即可获利白银四五钱。如毁钱铸造铜器出售利润更为丰厚。因此民间群起仿效，毁钱为铜器日多，市场流通货币日益减少，钱价更趋上扬。

台湾本地铸造货币很少，主要依赖大陆铸造供应，在大陆发生“钱荒”的情况下，供应台湾的货币数量自然大为缩减，因此乾隆年间台湾地区“钱荒”尤其严重。以前台湾铸造通用的“康熙通宝”背“台”字小钱，每三文仅值内地制钱二文，须1500―1600文才可兑换白银一两，而今只要800余文就可兑换白银一两。市面铜钱缺乏，班兵滋事，钱铺关闭，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据《清高宗实录》卷100记载，乾隆四年（1739）九月五日闽浙总督郝玉麟、署福建布政使王士任紧急上报朝廷：“据台湾镇总兵章隆、知府刘良璧等飞羽呈报，该地民间使用小钱，从前番银一两，换钱一千五六百文，后渐减至一千有零。本年六月间，每两仅换小钱八百一十二文，兵民力不能支。因与钱铺较论钱价，欲令削减，开铺之人竟至闭歇。该镇、府等婉为劝谕，并禁兵民不许强行勒换，始复开张，并称目前得内地运钱一万串，便可接济。臣等查内地钱价现在昂贵，势不能运往接济，而台地钱价，其贵大异寻常，况兵丁远戍，所支粮饷银，以之换钱为日用薪水，操演办公，较前更觉拮据。”

郝玉麟、王士任等人再四筹酌会议，认为只有采用以下办法可以解燃眉之急：“惟有福州省城从前买黄铜器皿共九万八千余斤，除已卖外，尚存生熟铜共八万一千余斤，若用鼓铸钱文，照定例每文重一钱二分，配以白黑铅斤，约可铸钱万有余串，足以运济台地。应请开局鼓铸，俾臣等得将铸出钱文，运赴台地，照例搭放官兵月饷，流通于民，以纾一时之极困。”乾隆皇帝高度重视，当即批示“如所请速行，该部知道。”于是设在福州的福建宝福铸钱局很快铸成万余串“乾隆通宝”钱并运往台湾，搭放驻台班兵军饷，活跃了市场流通，安抚了台湾民心，稳定了台湾社会经济。

二 宝福局为台湾代铸钱品种考辨

从上文可知，乾隆年间台湾岛内发生了严重的“钱荒”，市面流通制钱缺乏，驻台班兵所领粮饷银在钱铺兑换小钱仅为康熙年间之半数，以至班兵群情大哗。闽浙总督郝玉麟等人只好筹划将福州城内福建宝福局从前所收买的黄铜器皿8万余斤，照定例铸成“乾隆通宝”钱万余串运往台湾搭放官兵军饷。此后乾隆年间台湾兵饷钱均由福州省城鼓铸运往，由福建宝福局铸造钱币供应台湾成为一种制度。如《清高宗实录》卷215载：“乾隆九年四月二十三日（1744年6月3日）户部议复：闽浙总督那苏图等奏，请将范毓膑办回滇铜，量匀二十万斤运闽添铸。查该省自乾隆六年十月开铸以来，采买滇省囊、金钗二厂铜，并商人办回洋铜，共六十万余斤。按四炉核计，每年需十五万九千八百余斤，除已册报供铸外，应存铜三十余万斤，足敷两年之用。所请未便议行。至台湾兵饷钱，俱由省城鼓铸运往。今钱价既贵，自应酌量加炉鼓铸，以平钱价。应令该督作速报部，仍行令或饬经管海口各员，于商人自本办回洋铜，动项收买，抑或咨商云督，本酌买滇铜接济。从之。”

那么福建宝福局在省城鼓铸、运往台湾搭放兵饷流通的制钱是哪种呢？笔者认为，应有两个品种，即“乾隆通宝”背满文“宝福”钱和“乾隆通宝”背满文“宝台”钱。

福建宝福局在乾隆年间铸造有“乾隆通宝”钱，有背穿上汉文“福”字、背两满文“宝福”、背满汉文“福”字等多种版别，其中背穿上汉文“福”字、背满汉文“福”字等版别铸量极少，可能属于试铸性质，未真正投入流通使用；背两满文“宝福”钱铸量最大，是当时市面主要的流通货币品种。因此福建省为府流通货币不足问题，将福建宝福局鼓铸的“乾隆通宝”背满文“宝福”钱运往台湾搭放兵饷流通应是很自然的事。如连横《台湾通史》卷9“度支志”载，乾隆五年（1740）福建巡抚王士任奏请采买滇铜20万斤，“照鼓铸青钱之例，添办白铅、黑铅、点锡，合为四十万斤，在省开铸，阴画满文‘宝福’二字，先后计铸四万八千余贯，以时运至台湾，流行市上。”《清高宗实录》卷100亦有类似记载。

除此之外，福建宝福局还鼓铸有“乾隆通宝”背满文“宝台”钱运往台湾流通使用。存世有“乾隆通宝”背满文“宝台”钱，面文对读，背穿左满文“宝”，穿右满文“台”，钱直径24―27mm,穿宽5mm左右，郭厚1mm左右，重3.4―4.2g。但笔者翻阅《清高宗实录》、《清史稿》、《大清会典》、《清朝文献通考》、《福建通志》、《台湾通史》等史籍，均未查见乾隆年间福建台湾府有设立钱局鼓铸制钱的史料。那么存世的“乾隆通宝”背满文“宝台”钱来自何方？从钱币铸造风格、形制、文字等特征判断，存世的“乾隆通宝”背满文“宝台”钱铸造较为精良、文字清晰、轮廓分明、地章平整、径大厚重，应该属于官炉铸币，绝非民间私铸的钱币。“乾隆通宝”背“宝台”钱铜质、形制、文字、铸造风格等诸多方面的特征，与“乾隆通宝”背“宝福”钱相类似，很可能即为福建宝福局所鼓铸。因为清政府已明确由福建宝福局鼓铸钱币运往台湾流通使用，

为迎合台湾民众多年来使用“宝台局”铸币的习惯，所以福建宝福局鼓铸了背有“宝台”字样的“乾隆通宝”钱。刘敬扬、王增祥编著的《福建历代货币汇编》亦认为，“乾隆通宝”背“宝台”钱，“清乾隆四年（1739年）福建宝福局代铸”。

近日重读福建省钱币学会编著的《福建货币史略》，在该书第四章“清代货币”中有“乾隆时期铸钱”一节，该文认为：“乾隆通宝”背“宝台”钱为“宝台局”所铸；“所谓宝台局，乾隆时期当设于福建省城福州，其冶铸台钱事项，也主要在省城福州进行，再运抵台湾用以流通。”笔者以为，清代乾隆年间未必设立有“宝台局”这一铸币机构，因为在省城福州已设有“福建宝福局”铸币机构，再另设一铸币机构须按规定配备必要的人员、办公场所等，势必增加经费开支和铸造成本，从经济角度考虑似无增设机构的必要。而且福建宝福局是福建省级的铸币机构，铸造钱币供应福建省内各府县流通使用为福建宝福局的主要职责，由其铸造背有满文“宝台”字样的“乾隆通宝”钱运往台湾流通在制度上亦无不妥之处。因此“乾隆通宝”背满文“宝台”钱极有可能为设于福建省城福州的福建宝福局所鼓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