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应是积极财政政策重头戏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具备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现实基础。从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这两个指标来判断，我国财政尚有承受能力，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仍有较大的政策空间。

“财政政策是下半年宏观经济调节的‘主攻手’，而之前唱主角的货币政策则会退居次要位置。”在第23期陆家嘴金融家沙龙上，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博士表示。

“4万亿”是个故事

高培勇称，积极财政政策作为主攻手，不仅要较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还会实行结构性减税。这样财政收入负向增长和财政支出的逆势上扬就会同步发生。

具体操作上，高培勇用“增支+减税”来概括。

首先是“增加支出”。高培勇说，大家最能谈到的就是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4万亿”是市场演绎出来的一个故事，并不是中央财政真正的投资。中央财政去年定下的是1.18万亿元规划投资项目，而市场根据这1.18万亿元推算成将产生4万亿元的投资，因此，4万亿只是一种推算，实际上可能达到或超过4万亿，但也可能少于4万亿。高培勇在解释了“4万亿”的概念后说，中央财政1.18万亿元投资跨越3年时间，包括去年新增投资1040亿元，今年拟新增的4875亿元和2010年的5885亿元。

高培勇说，由于扩大投资支出有时滞效应，所以这些资金很多还没有真正落实到开工项目阶段，还是“在途资金”，还在财政账上转，处于拨付阶段，或是“到位资金”，处于到了项目公司阶段；对于已确定要开工的项目，应加快开工进度。如果经济真的是v型走势，那么在V的右边且向上这个时间段开工，可能会助推通胀。

增加消费性支出

高培勇认为，由于投资性项目可能见效较慢，应该考虑增加财政的消费性支出。在扩大公共投资的同时，应将扩大政府支出的主要着眼点放在刺激最终消费需求上。最终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力量。

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消费需求不足是因为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因而，在扩大政府支出方面要着眼于“增”：即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如增加财政补贴规模等，直接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全力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

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而言，消费需求不足的深层原因在于社会保障制度等不完善。因此，在扩大政府支出方面应着眼于“减”：即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减缓人们生活的后顾之忧。比如，重点加大教育、就业、住房、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同时，探索有效的财政保障方式，建立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

减税还有空间

高培勇表示，在“增”和“减”两方面，更可以有所作为的是“减税”，即中央提出的“结构性减税”。其出发点和归宿是纳税人实质税负水平的下降和政府税收收入的减少。

高培勇在对国内现有19个税种逐一分析后认为，减税应主要把握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3个税种。而社会一直热议的营业税减免问题，高培勇说，营业税是地方税，如果要改动“营业税”，就要动摇中国已坚持了15年的“分税制”的根基，目前看减免的可能性不大。

就百姓最关心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问题，高培勇指出，目前有两种不同说法，一种是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例如可以提高到8000元；另一种说法是降低纳税额，每人纳税1元，提高人们纳税意识。

回顾从2006年起至今的个税调整，是以“小步微调”为特征，经历了3个过程：其一，提高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由原来的800元，先后提升至1600元、2000元：其二，对年收入超过12万，或者在两处或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收入、在境外取得收入以及取得应税收入但无扣缴义务人的纳税人，实行自行办理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其三，减低乃至暂免征收利息所得税，先是将税率由20％调减至5％，后来又暂时免征。

个税改革应“综合化征收”

高培勇解释说，其实个税“起征点”并不是一个表达准确的概念，它的准确称谓应该是“个人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

实际上，如果进一步提高工资薪金所得额扣除标准(即“个税起征点”)，并不能真正有效起到减轻中低收入者负担的作用。因为个人所得税包括11个税种，而这只涉及个人所得的第一个类型――工薪所得，其他的个人所得类别则进入不了视野。对于不同纳税人而言，即使在同样的收入水平之下，由于家境不同、负担状况不同、居住环境不同、生活费用不同，其所应扣除的费用标准也应有很大的差别。

因此，提高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固然可收减轻工薪所得者个人所得税负担之效，但以当前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分布状况的格局而论，在既有2000元基础上的上调，尤其是较大幅度的上调，受惠于减税的主要群体，可能并非中低收入者，而是高收入者。

另外，中国人的税收负担并不只是个人所得税负担。不少人只知要缴个人所得税，而不知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最终也要落在消费者个人身上。所以，一谈减税，往往只盯着个人所得税。

其实，从2008年的税收收入结构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府每取得100元税收，只有6.4元是以个人所得税的名义收取的，而以各种隐含于商品和服务中的流转税形式收取的，则有60元以上。“一瓶饮用水、一包香烟的价格中都已包含着税收。”高培勇说。

在现行的税制结构下，显然减税的对象并不限于个人所得税，甚至主要的着眼点不应在于个人所得税。对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影响更大、更有实质意义的减税举措，可能是在包括以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在内的流转税上。

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唯一直接方法，就是个人所得税。让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多纳税并以此调节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就要实行综合所得税制――以个人申报为基础，将其所有来源、所有项目的收入加总求和，一并计税。这既是各国个人所得税制历史演变的基本轨迹，也自然是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向。

不必担心财政危机

高培勇认为，应当看到，目前我国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牢固，还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主要是全球经济前景仍然黯淡，外部需求继续下降，出口减少、产能过剩和就业困难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改观。这意味着我国目前正处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关键时期，积极财政政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根据目前的经济态势和经济运行周期规律，即使保守地预期，这一次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区间也要跨越3年。”他说。

在当前财政收入持续下滑和财政支出逆势上扬势头的情况下，积极财政政策是否会形成财政债务危机呢?

高培勇认为，进一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使得在今后一个可能不算短的时期内，我国财政收支出现困难局面在所难免。但是，倘若我们满足于尚不稳定的经济回暖局面并动摇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决心，那么，后果也并不会很好。因为经济增长乏力甚至下滑的势头很可能重新出现，那么，由经济不景气所带来的财政收入下滑、支出上扬的局面也难以扭转。所以，用财政收支的不平衡换取经济的平稳发展，是目前的上策。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尚有闲置的生产要素和生产能力，劳动力及其他生产要素供给充足，具备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现实基础。从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这两个指标来判断，我国财政尚有承受能力，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仍有较大的政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