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子市场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8 06:36:44
种子市场论文范文第1篇
大凡创新之举必定有破有立。到底应该先破后立还是先立后破，是有争议的。也有人认为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意思是破和立是同时发生的。“”被批评为“只破不立”，老的都破了，可新的没立起来，造成真空，导致混乱，说明“破字当头，立在其中”颇可商榷。那么“立字当头”，破能不能在其中?或者光立不破行不行?
中国人追求现代化可说是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的。承认自己落后是很痛苦的过程，要不要改革，意见极其对立，斗争极其剧烈。到清朝末年，终于愿意改弦更张立宪治国，可已来不及了。
民国以后，要不要学西方的争论暂时被外侮所掩盖。救亡之声压倒了改革和民主之声。直到1949年解放，外侮的问题彻底解决。大家都盼着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埋头建设，过上幸福生活。
建国初，大家都学“社会发展史”。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就是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现在知道这是个错误的模式，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为此吃了大苦头。小平同志说过，我们过去对什么叫社会主义，并没有搞清楚。后来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道路，可改革之前一些错误的理论并没有被彻底否定，至今在大学和中学里还在教着。青年人没有过去的惨痛经验，只看到现在社会的种种毛病，说不定哪天又走回头路。不要认为现在已找准了方向，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已解决，事实并非如此。主席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并非无的放矢。现在是两种道路的看法同时存在，所谓科学的“社会发展史”有50多年全民教育作基础，根子深得很。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如果只立不破，做出来的很可能是夹生饭。
“一大二公”、，已不再说起了，可事实上“公”的幻想或噩梦仍挥之不去。上世纪80年代要对民营经济开放，社会上有过巨大的争论，说是不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了。对民营经济的看法在宪法中修改了三遍，先是允许存在，后来认为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再后来又承认是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事实上非公经济无论在数目、产值或就业人数上都超过了公有制企业，世界上经济搞成功的国家民营企业都是充满活力的。现在关于土地制度存在很大争论，因为不允许私人占有土地，但在现实生活中土地使用权又必须具有流动性，造成一系列难题。城市土地必须是国有的，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国”到底是谁又无法明确界定，结果这种观念上的障碍使许多好事情办不成。土地问题是一个典型例子，说明以公为主的思想极大地阻碍了我们的制度选择。 解放后打击地主富农和资本家，没收他们的财产。地主富农和资本家是少数，打击少数人得到多数人的赞同，这种做法成本极小而收益很大。广大工农群众享受翻身得解放的喜悦，热情高涨。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穷人并未因此而变富，三年灾荒饿死的大部分是穷人，至今穷人仍是最缺乏保障的。可“翻身”这个口号始终具有号召力，如果真的再次用这个口号来实现社会变革，到头来受苦受难的仍是社会最底层，可惜这一口号至今仍未得到根本反思。只有市场化的道路能够帮助穷人慢慢摆脱贫困――我国在30年中大约有3亿人脱贫，是全世界脱贫最成功的国家。但要完全消灭穷人，使之统统变成中产阶层，在可预见的将来仍难以实现，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做到这点。
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也经过了曲折的认识。先是只保护公有财产，从不保护私有财产。可是任意侵犯私产的社会是一个无规则的社会，根本谈不上发展。现在宪法把保护私产写进去了，但对过去任意侵犯私产的做法从来没有批判过。到底过去做得对不对，没有说清楚。中国有几千年的农民造反、破坏私产的传统，等着瓜分富人财产的思想从未被否定过。这种既要保护私产，又不肯否定过去的做法，给社会留下动乱的隐患。事实上，共产党是从“communist party”翻译过来的，“Communist”是从“commune”一词演化而来，它的英文含义强调的是“公众参与”，并没有“共产”的意思。现在世界上还有不少communistparty，它们追求的都是平等参与。 在行政和社会管理领域，值得检讨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对暴力执法的迷信，这不利于政权的巩固。北京的城管被小贩砸死，有关方面大张旗鼓宣布死者为烈士，而对小贩所受委屈只字不提，这怎能彰显社会的公平公正?近几年频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与当地政府动辄以武力对付百姓有莫大关系。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共和”，从字面上看就是大家放弃武力讲和平，凡事好商量。所以共和国一定是对内放弃了武力的国家，是民主国家。“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念不能延续到和平建设时期。
要说新旧观念的冲突，在经济学中最绕不过去的是关于价值理论的争论。剩余价值证明资本家剥削，这套理论在改革之前具有一统天下的绝对优势。高中以上的都要学政治经济学，其内容就是劳动价值论。然而劳动价值论显然和市场经济有冲突，如果承认劳动价值论，就将导致取消私人经济，所以经济改革每前进一步都会遭到劳动价值论的抵制。允许市场的供需定价，劳动者的自由谋职和签订劳动合同，准许私营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运作以利润为目标，无一不和劳动价值论相冲突。推进经济改革，我们逐渐接受了交换价值论，这常引发价值理论的大论战。改革以来经济学界发表的学术论文，恐怕1/3都与劳动价值论直接或间接相关。在原体制下中国培养了一批专门教劳动价值论的老师，从中学老师到大学教授，进而到研究员和劳动价值论的专家。要他们改讲交换价值论是非常困难的，他们为了生存，就必然捍卫劳动价值论。所以对某些人来讲，这场论战是生死存亡之战。到现在，大学里专门学经济学的已完全转换到交换价值论，但在中学和非经济专业的大学里，还是劳动价值论的天下。这些课也是学生不愿意上，老师不愿意教的，校方也非常为难。教育部门强调一定要学，而且要学好，可现实生活却强烈地抵制这种理论。这是只立不破的另外一个例子。
我国在传统上有没有仇富思想，各有各的说法，但解放后培养仇富思想一直是阶级教育的核心内容。每次搞“运动”，发动群众斗“坏人”时，先要忆苦思甜，控诉旧社会，把仇恨的种子引发出来，再集中到被斗人的身上。“”时，这种仇恨心理普遍存在于广大群众中。至今仍有不少人认为富人都是为富不仁，因为不剥削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钱。有些即使是守法赚了钱的企业家也不心安，有机会就把钱转移到国外，造成每年上百亿美元资产外流。中国社会是一个对富人不友好的社会。在发达国家，人的道德和贫富无关，富人中有好人也有坏人，穷人也一样。可在我国，富人常被认为是道德低下的人，因为他们剥削别人，穷人则是清白高尚的。如果有人为企业家说话，说他们赚钱是合情合理的，就会挨骂。改革30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一部分人仇富的社会心理。
近年中央领导提出了和谐社会目标，深得百姓赞同。这个目标能不能确立，要看不和谐的因素能不能消除，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恐怕是对剥削理论的看法。在发达国家，“剥削”一词已不使用，判断是非靠法律，与雇佣和贫富无关。可在我国，剥削理论仍是从小学到大学的全民性教育。尽管“一大二公”搞得大家连饭都吃不上，而有“剥削”的私有化经济使大家的生活提高了很多倍，可剥削理论在不少人心目中仍有巨大吸引力。
对和谐社会造成威胁的另一个因素是贫富对立。在我国，非市场渠道获取财富的机会广泛存在：贪污腐化、、走私贩私、假冒伪劣都可以致富，用这些方法致富和正常市场行为致富的人很难区分。在所谓的富人中，有多少是靠非正常渠道致富的，始终是一个谜。哪怕他们只占很小的比例，也会使反对富人的人理直气壮。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不正当渠道的收入，贪污腐化的情况并不比我们好，仇富的心理却没有我们强。区别就在于我们有几十年的剥削理论的教育，许多人仍认为，不管是正常渠道还是非正常渠道赚的钱，只要是富人统统都不是好人。
仇视富人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前途的社会。这句话年轻人不大能理解，45岁以上的中国人应该懂得。从1949年解放到1978年改革，这30年是仇视富人的社会。谁也不敢当富人，沾上一点富，立刻就倒霉。结果中国变成了一个穷人国，这样的社会哪里有前途?我们要鼓励富人，致富光荣，先富带动后富，这才有前途。可剥削理论是悬在富人头顶的一把剑，叫他们不得安宁。这能说是一个和谐社会吗?
种子市场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后殖民； 理论的旅行； 中国语境； 外国文学研究
张德明： 后殖民理论在中国语境的旅行（1992-2012）
2013年7月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后殖民（无论其作为主义、理论或批评方法）进入中国语境
限于资料和本人学养，本文只涉及后殖民在中国大陆语境中的播散。除特别强调外，文中凡出现“中国语境”一词均等同于中国大陆语境。有关后殖民在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理论旅行，请参见赵稀方《一种主义，三种命运――后殖民主义在的理论旅行》，载《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06110页。已整整二十年了，其间有过激烈的论争，也有过平和的讨论，更多则是冷静的分析和扎实的研究，取得了不俗的实绩。二十年后，在变化了的学术语境中，从历史和逻辑的双重视野出发，追溯后殖民在中国学界旅行的“路线图”，考察其留下的印迹，反思其引发的问题，预测其可能的走向和前景，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和价值的“知识考古”工作。
一、 话语的引进与事件的发生
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末进入中国的其他“后”学，后殖民“理论的旅行”（traveling theory）一开始就不是作为纯学术话语，而是以一种貌似激进的姿态，作为一个话语事件而受到国内学者关注的。这里，事件（occurrence）一词是从福柯和德曼的意义上说的，指话语溢出了文本，引起了广泛关注，契入了现实进程，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能量，进而生产出更多的话语和更多的文本，形成互相缠绕、互为因果的话语链。为了准确地把握其走向，有必要先来一番历史现场的“还原”。
1990年1月，《文学评论》发表了张京媛的《彼与此――评介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一文，对后殖民批评的领军人物赛义德及其代表作《东方主义》做了评介[1]。同年6月，《读书》杂志发表了张颐武的《第三世界文化：新的起点》一文，文章呼吁中国学者在世界性的“后现代性”的潮流中，打破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控制、压抑和吸引，在巴赫金式的“对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2]34。吊诡的是，张文借用的理论资源恰恰是来自第一世界的美国文论家弗里德里克・杰姆逊的著名论文《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3]，换言之，作者是借用了来自西方“他者”的话语“发出自己的声音”的。但无论如何，上述两文为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语境中的后殖民转向埋下了伏笔。
作为一种学术话语，后殖民正式登陆中国语境是在两年后。1992年10月，《读书》发表了旅美学者刘禾的书评：《黑色的雅典――最近关于西方文明起源的论争》。作者介绍了其时走红欧美学界的马丁・波纳尔的新著《黑色的雅典娜》，描述了因此书的出版而引发的学术论争，以及国际学界对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霸权的批判，进而引出了后殖民主义理论。应当说，作者的态度是认真的，描述是客观的，对后殖民主义的学术背景和理论渊源的概括也是精到、准确的。作者在文章最后强调指出：“我认为，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是必要的，甚至是相当迫切的。但这种批判必须超越苦大仇深的境界，才能趋向成熟。”[4]8
然而，此番告诫似乎并未引起国内学者足够的关注。1993年9月，《读书》编辑部推出了三篇出自海外中国学人之手的文章――张宽的《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钱俊的《谈萨伊德谈文化》
为尊重历史和体现现场感，本文所用的后殖民理论家的汉译名不强求统一，均按原文译者所用的译名，如Edward Said，分别有“赛义德”、“萨依德”、“萨义德”等多种译法。和潘少梅的《一种新的批评倾向》，再次讨论了东方主义或后殖民主义问题。在这组文章前，“编辑室日志”以《他们文明吗？》为题，介绍了吕叔湘先生早年翻译的《文明与野蛮》一书，此书借美国作者的口说，“西方人自诩文明，动辄斥东方人‘野蛮’，这本身就已不文明”[5]158，编辑室的意图不言自明。按事后一位中国学者的说法，这本身就是在将后殖民理论往民族义愤的轨道上引导[6]107。
一时，后殖民批评及其相关的“东方主义”开始在国内学界热起来，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和争议。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部分师生就后殖民主义与当代文化热点问题召开了座谈会
详见杨乃乔《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中国文化――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部分师生座谈会纪要》（载《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第3743页）、吴戈《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底蕴及我们的态度》（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94年第5期，第3435页）、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当代文化热点问题的反思》（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94年第5期，第3233页）等相关文章和报道。。《天涯》、《原道》、《二十一世纪》，甚至《望》等期刊都卷入了这场论争。而其时正走红西方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则成了大陆学者试用后殖民批评利器的首个攻击目标。张颐武、戴锦华、孟繁华、陈晓明、王一川等纷纷撰文揭示张艺谋的“西方中心”叙事策略，认为他电影中的“隐含读者”不是处于汉语文化之中的中国大陆观众，而首先是西方的评论家，正是张艺谋为他们提供了“他性”的消费，一个陌生的、蛮野的东方，一个梦想中的奇异的社会和民族[7]21。
在此情势下，《读书》编辑部又不失时机地组织了王一川、张法、陶东风、张荣翼、孙津等学者座谈。从栏目标题来看，这个座谈一开始就预设了“边缘・中心・东方・西方 ”的二元对立框架。但总的来说，这场讨论还是以学理为主，比较客观、冷静的。讨论中有人提到：“中国学者对这个话题（按指东方主义――引者）的兴趣同样难以割开民族情绪。因为客居他乡的留学生总是比别人更容易产生文化恋母情结。”这是符合事实的
张宽后来承认，他那篇引发讨论的《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就是在美国制裁中国和北京申奥失利的情形下，带着某种激愤之情写出来，投寄给《读书》杂志的。“当时任执行主编的沈昌文先生收稿后立即补发拙文于该刊1993年第9期，加上编者按和钱俊、潘少梅的两篇相关话题文章一起推出，旋即在国内的读书界引起一场讨论，东方学也随之成为显学。”参见张宽《后殖民批评的吊诡》，载《万象》2000年第2期，第112117页。 。还有人指出：“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总是摆脱不了民族化与现代化的悖论性焦虑，对东方主义的声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部分知识分子的本族中心主义的情绪，它与最近几年来文化讨论中的文化保守主义、东方文化复兴论以及反西化思潮是有内在联系的。”[8]146
但这种理性、冷静的声音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最终还是淹没在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众声喧哗中了，以至于香港《中时周刊》一篇特别报道称，“中国大陆思想界，正在形成一股‘反西方主义’思潮”；1994年5月21日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也说，“反西方主义”的幽灵正在中国知识分子头脑里徘徊
转引自张宽《再谈萨伊德》，载《读书》2004年第10期，第814页。 。一些海外学者也以各种方式加入了国内的论争。赵毅衡断言西方的“后学”在中国引起了新保守主义的思潮[9]；徐贲则敏锐地注意到，一些知识分子发现了“本土”这个民族身份对于身份危机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增势”（empowerment）作用，并有意识地利用这种身份来提升他们的自尊心和社会地位，确立自己作为“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化利益”的代言人[10]199。
一些长期从事外国文学教学和科研的学者也很快做出了自己的回应。1994年，《外国文学评论》发表了易丹的《超越殖民文学的文化困境》。全文以三个设问式小标题贯穿成篇，语气咄咄逼人――“我们在哪里？”“我们用的是什么方法？”“什么是我们的策略？”凸现了一名外国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者的“角色困境”。作者认为，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扮演的是一种“殖民文学”或“殖民文化”的角色。“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从本质上看与那些外国传教士们所从事的事业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简直是完美的外国文化的传播者，是杰出的‘殖民文学’的推销者。”[11]112如作者本人所料，这一番偏激的“民粹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甚至“儒教原教旨主义”的言论伤害了大多数辛辛苦苦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专家，尽管作者一再声明，其撰文的目的“无非是要将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推到一个极端，以便从中发现一些平时隐匿在我们滔滔不绝的话语里的荒诞”[11]115，但易文还是遭到了国内同行的质疑和批驳
有关这方面文章请参见张弘《外国文学研究怎样走出困惑？――和易丹同志商榷》，载《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第122129页；赵炎秋《民族文化与外国文学研究的困境――与易丹先生商榷》，载《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第127131页。。
差不多同时或稍后出现的一些相关论文也间接地对易出了回应。它们巧妙地避开了纠缠不清的意识形态论争，试图将其引导到更具学理性的讨论上。在《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谈》一文中，黄宝生主要从方法论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从国内中外文学研究现状来看，似乎不存在外国文学的研究方法和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这样两种不同的文学研究方法。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只是研究对象不同，在研究方法上没有根本的区别。实际上，所谓中国和外国的文学研究方法也只是表现形态不同，本质仍然是相通的[12]123。
盛宁在《“后殖民主义”：一种立足于西方文化传统内部的理论反思》一文中，对“现在已经叫得很响的所谓‘后殖民’（postcolonial）的文化批评，究竟能否称得上一种‘思潮’，是否需要作如此大张旗鼓的讨论”，表示了适度的怀疑。在他看来，后殖民文化批评说到底仍是西方文化传统内部的一种自我扬弃和整合。“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应该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即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把西方‘后现代’文论家们的关怀，误以为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13]87王宁在其主编的《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的前言中也呼应了此前相关的论争，指出当前有两种危险的倾向值得警惕：以文化全球化来取代本土化只能导致中国文化特征的丧失；反之，过分强调文化的本土化，一味排斥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容易滋生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14]3。
二十年后，回顾20世纪90年代初短短五年间有关后殖民的讨论和论争，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是情景的错位与问题的误置：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后殖民知识分子在第一世界学术体制中对“少数话语”和“差异政治”所做的政治/文化诉求，在当代中国语境中被转译为对西方霸权主义的全面批判和清算。其次是理论的失语与声音的替代：大多数参与论争的学者感兴趣的不是后殖民批评本身的学理和逻辑，而是它对当下中国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讨论虽然激烈，真正的“对话”却没有发生。争辩双方大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和立场“独白”，避开或绕过了理论本身，既不关心“后殖民”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不关心其复杂的理论背景和问题意识；关心的是能否从这些时髦的舶来品中找到某些可操作的关键词用于当下的话语实践，掌握话语权和合法性；采取的是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态度。
从这两点来看，后殖民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旅行本身就是后殖民和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文化表征或文化症候，从中折射出当时中国社会和文化思想界的现状、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焦虑和身份困境，以及不同学术背景与价值取向的人文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和对话语权的争夺。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中期踏上改革开放之路不久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持续升温的文化热，包括文学中的“寻根热”、理论界的“方法热”、民歌中的“西北风”和电影中第五代导演的辉煌崛起等。错综繁复的文化支流背后则是拥抱“蓝色文明”的自由主义话语和坚守“黄色文明”的民族主义话语之间的张力性冲突。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及敌视更激发了民族主义情绪的激烈反弹，而后殖民主义的引入正好为这股涌动的“社会能量”提供了一个既适用又时髦的标签、一条既合法又合理的宣泄途径。
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15]10本土语境的“接受条件”（conditions of acceptance）[16]227不但决定了某种理论的流向和速度，甚至改变了它的话语方式和最终面貌。就像五四时代的“启蒙”任务因抗战的爆发而被“救亡”使命推延那样[17]，20世纪80年代中期匆匆进入中国语境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立足未稳即被后殖民话语所取代，来自第一世界的詹姆逊的名声很快就被来自第三世界的赛义德所压倒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于1985年9月到12月在北京大学讲演，之后他的讲演录以《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之名于1986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国内学界产生很大影响。然而，到1997年，按盛宁的说法，对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在当今文坛的上空划过一道圆弧之后，现在终于拖着长长的尾巴渐渐地远去了”。参见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页。。这就是后殖民理论在中国学界旅行的第一阶段的命运。
二、 编译、评述与“种子”的播散
按照赛义德的说法，“理论的旅行”要经过从“起点”、“穿越”、“接受”到“安家落户”等不同的阶段[16]226227。落实到话语操作层面，上述过程其实也是包括翻译、汇编、编辑和评论等在内的一系列重写[18]9。外来的理论只有在经历了“重写”或“改写”之后，才有可能转换为本土的资源，但此时它的基本精神可能已经与其源语地相去甚远。
1998年底到1999年间，可以初步确定为后殖民理论在中国语境旅行的第二阶段。一系列后殖民批评的代表性著作与选本在中国翻译出版了，初步改变了依靠二手甚至三手资料互相转抄、以讹传讹，进而导致情景错位与问题误置的现象。
（一） 经典文献的选编和翻译
1998年11月，英国学者艾勒克・博埃默的《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由盛宁和韩敏中翻译出版，填补了国内该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全书以“文化表征”（cultural representation）为认识前提，将1719年笛福发表《鲁滨孙漂流记》始、到1993年圣卢西亚诗人沃尔科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止发生的重要事件和文本全部囊括其中，展现了殖民/后殖民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宏阔视野[19]。可惜由于国内学界对相关背景的隔膜和众多作品的陌生，此书的观点和方法要多年后才慢慢产生影响。
1999年1月，张京媛主编的《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一书出版，收录了赛义德《东方学》中的章节《想像的地理及其表述形式：东方化东方》、斯皮瓦克的《三个女性主义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等后殖民批评的经典文献。编者在前言中对后殖民做出了简明的解释，认为postcolonial 或postcolonial 有两种含义：一是时间上的完结，即从前的殖民控制已经结束；二是意义的取代，即殖民主义已经被取代，不再存在[20]1。文章介绍了后殖民批评的几个关键词，如“东方主义”、“文化身份”、“族裔散居”等，指出后殖民批评的视野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文本中的“文学性”，而是将目光扩展到国际政治和多国、跨国公司、超级大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研究这些现象是如何经过文化和文学的转换而再现出来的[20]4。作者在前言最后一节“我们的处境”别强调：“当代文学批评话语并不是通用的、毫无民族区别的、非政治和中立的，不能简单地从一个语境移植到另一个语境。使用后殖民论述的术语与方法，也有复制或重复后殖民理论所批判对象的逻辑和认可其权力范围的危险。”“我们必须审视考察意义的生产和合法化的过程，选择我们自己的理论批评立场与途径。”[20]11
同年4月，罗钢、刘象愚主编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出版，在该选本前言中，编者全面客观地介绍了“后殖民”一词的内涵和外延，并根据不同的理论背景区分出三种流派，以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芭芭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流派，以莫汉蒂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流派，以阿赫默德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全书围绕“东方主义”、“文化表述”、“文化抵抗”和“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四个专题展开，试图“在推动中国思想界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姿态介入国际性的后殖民主义讨论，并进而在这场讨论中发出自己宏亮而独特的声音方面作出一点微小的贡献”[21]8。
相比于国内学者编选的后殖民批评论文集，1997年英国学者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编撰的《后殖民批评》涵盖面更广，收集的资料更丰富，除了精选的后殖民理论家和批评家的经典篇章外，书末还提供了一份详尽的“西方后殖民批评推荐读物”，弥补了国内学界在这方面的不足。杨乃乔等三位学者及时将此书译出，为拓展国内学界的后殖民视野做出了贡献。值得一提的是，译者之一杨乃乔写了一篇长达48页的序言，追踪了从殖民主义到后殖民批评的学缘谱系，指出了国内学界对“殖民”的误读，厘清了一些基本概念，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后殖民批评问题，一个潜在的症结就在于过于急功近利地把后殖民批评仅从概念的形式上拿过来，变化为本土的民族保守主义理论话语使用，没有在学缘谱系上反思后殖民批评在世界后现代文化上寓意更为深远的历史背景”[22]序，27。杨文视野广阔、引证丰富、分析精到，但遗憾的是，作者在最后提出“我们的后殖民讨论及后殖民文化批判所依据的学理背景，应该是以儒道释文化传统为宗教血脉的华夏东方，而不是赛义德们的伊斯兰情结之东方”[22]序，42，则又明显落入了他自己批评过的“民族保守主义”的话语中了。
（二） 经典代表作的翻译
1999年5月，萨义德的《东方学》中译本出版，填补了国内学界的一大空白。译者王宇根特别对Orientalism这个词的翻译做了详细的说明。为了完整地表述该词的多重含义，译者采取了变通的方式，将原文在学科意思上使用的Orientalism译为“东方学”，而将作为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的Orientalism译为“东方主义”[23]3。笔者认为，这种处理方法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因为它从学理上指出了Orientalism从知识到权力转换的历史线索。
同年8月，王逢振和希利斯・米勒主编的《知识分子图书馆》推出了《赛义德自选集》，收录了《东方主义・导言》、《世界・文本・批评家》、《文化与帝国主义・导言》等代表性论著；另外，还收录了1993年在多伦多召开的现代语言协会年会上，一些美国学者就《文化与帝国主义》展开的专题研讨会发言，为国内学界比较全面地了解赛义德的价值取向、学术思想和学术影响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1991年，王逢振等主编的《最新当代西方文论》（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中已引进翻译了赛义德的重要论文《世界・文本・批评家》，但未能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同年1月，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翻译出版。校订者郭英剑在出版说明中，赵修艺在《解读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中，都肯定此书既是“一本具有理论深度的著作”，又表现出了对于西方文化对中国渗透的忧虑不安[24]113。
（三） 相关专著
1999年，北京大学王岳川出版了《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此书被称为国内第一部专论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的学术专著。作者在前言中指出，在后现代和后殖民语境中，我们在研究各种西学“主义”时，有必要弄清其思想文化“语境”，即我们面对的是方法论问题还是本体论问题？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属于哪个层面的问题？是新问题还是旧问题甚或旧题新出？是西方的问题还是人类的共同问题？是民族国家的本土问题还是全球性问题[25]2？尽管从二十年后的眼光来看，此书资料不够丰富，论证也较为粗疏，但在当时情况下，它的出版毕竟为国内读者了解后殖民理论提供了一幅较为完整的视图。
同年10月，海外学者刘禾的专著《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在国内出版。该书虽然没有用后殖民这个术语来统贯全书，各章的论题似乎也有些分散，涉及“个人主义话语”、“国民性理论”、“民族国家文学”、“现代汉语叙事模式的转变”等，但作者用“互译性”这个大主题将各章有机地贯穿在一起，其实探讨了后殖民批评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即“理论的旅行”与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问题[26]。在之后另一本著作《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中，作者在导论中专辟一节，进一步阐释了“旅行理论与后殖民批判”的问题[27]2735。
集中出版于1998―1999年间的相关译著、选本和专著，虽然数量不多，但影响颇大。编、译、作者们主要是借助翻译和编纂这种琐碎细致的工作，从事着跨文化对话和交流事业。他们的意识形态立场并不明显，其学术观点大多暗含在所编译的正文之外的出版说明、译文注释、评点标注，或前言后记之类的“次文本”中，这些“次文本”之间虽未发生实际的争论，却形成了潜在的互文性关系，暗含了微型的或潜在的“对话”。编、译、作者们追求的是概念的明澈和学理的深入，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批评和意气用事的争辩，当然，也缺少了早期引介者们那种介入当下、关注“世事性”（worldliness）的热情。上述译/编著中暗含的问题意识和理论“种子”在世纪之交慢慢孕育、成熟、播散，而其成果则要在进入21世纪后的十几年间才逐步呈献。
三、 视野的拓展和问题意识的更新
进入21世纪后，后殖民理论在中国语境的旅行进入第三阶段，其学术影响主要表现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中国知网中键入“后殖民”和“外国文学”这两个关键词，共找到 10 407 条结果，从2000年到2012年间，共发表各类论文8 978篇，总体呈逐年递增趋势，12年间增长了5.3倍，如表1所示：
比论文数量扩张更重要的是视野的拓展和问题意识的更新。在后殖民批评影响下，21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逐渐走出了欧洲中心论的藩篱，扩展到亚洲、非洲、大洋洲、南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后殖民文学研究。研究对象上，从对后殖民批评“三剑客”理论的研究发展到对后殖民文学“三剑客”及其他少数族群作家和作品的文本分析；研究方法上，理性、客观、冷静的研究取代了早期那种姿态逼人而实绩有限的现象，显示了研究的成熟和逐步走向深入；问题意识上，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组关键词：
（一） 流散文学与文化身份认同
流散文学是后殖民批评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涉及文化无根、族群记忆、身份认同和民族叙事等后殖民和全球化时代的诸多前沿问题。从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始于21世纪初。张德明、生安锋、童明、陶家俊等分别以拉什迪、霍米・巴巴、斯图亚特・霍尔等后殖民作家/批评家的创作和理论为依据，探讨了该词深刻的文化内涵。虽然他们在翻译上差异较大，有“流亡”、“流散”、“散居”、“族裔散居”、“离散”、“飞散”等不同译法，但总体上均认为diaspora一词已超越了犹太意义上的集体流亡和回归家园之义，而“逐渐成为一种对当代后殖民文化与认同经验的总体解释”[28]63，是“表述当今知识特征的一个重要符号”[29]89，“为后殖民研究转向、为后殖民族裔散居认同的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提供了有力的支点”[30]3。流亡文学不仅仅是“纯”文学的表现，更是一种文学行动和文学展演，其背后体现的是一种要求得到“承认”的差异政治[31]61。
与流散文学和流亡诗学相关的另一重要关键词是文化身份。20世纪90年代初，identity一词尚未找到确切的汉语译名
钱俊在《谈萨伊德谈文化》中说identity“该词中文无确切翻译，善哉”，见《读书》1993年第9期，第16页。。但几年后，“文化身份”及相关的一系列词语，包括“文化无根”、“角色困境”、“身份危机”、“混杂或杂交身份”、“文学/文化表征”等，已经成为频频出现于国内学者笔下的关键词。对相关问题的探究突出表现在加勒比英语文学、非洲英语文学和印度后殖民英语文学中。上述不同英语区后殖民移民作家的共同特点是，均具有多重或混杂的文化身份，同时兼有东西方双重教育背景，因而能借助边缘/中心的双重视野（double vision）展开自己独特的观察，其书写方式是多元的、混搭的、解构的和反讽的。国内较早关注加勒比地区英语后殖民文学的有梅晓云、任一鸣、瞿世镜、张德明等。2003年9月，任一鸣、瞿世镜合著的《英语后殖民文学研究》出版，这是国内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涉及英语后殖民文学、流散族群和移民文学的著作，集中介绍了非裔英语、加勒比地区英语和亚裔英语后殖民作家作品，为其中一些重要作家做了文学史上的定位，并分别对不同作家独特的艺术风格做了简要的点评[32]。同年10月，梅晓云出版了《文化无根：以V.S.奈保尔为个案的移民文化研究》一书，这是国内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有关后殖民作家奈保尔的研究专著[33]。2007年，张德明的《流散族群的身份建构：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研究》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完整、系统地论述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的学术专著。该书在运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了国内外同行在相关课题上的最新研究成果，采用跨文化和跨学科的视角，从文化语境、语言表述、主题形象和叙事策略等四方面系统地追溯了加勒比地区英语文学的生成谱系。全书以文化身份的建构和文学叙事的关系为切入点，涉及现代性、大流散、殖民/后殖民、文化身份认同等诸多全球化时代的前沿性问题[34]。
在后殖民批评影响下，印度文学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石海军的《后殖民：印英文学之间》探讨了奈保尔、纳拉扬、拉什迪、吉卜林等多位具有印英双重文化身份的作家对印度的书写，突出了现代与传统、乡村与城市、民族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本土文学与流散文学、世界主义与文化“杂交”之间的张力[35]。尹锡南从2003年起在《南亚研究季刊》上发表了系列论文“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中的印度书写”，分析了福斯特、吉卜林等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作家的印度书写，以及奈保尔、拉什迪等具有印巴血统和东西方双重教育背景的作家的印度书写，涉及了历史叙事、英联邦文学、身份认同和文化冲突等诸多后殖民文学的问题[36]。
（二） 经典重读与表述困境
长期以来，西方文学经典一直是以普世价值承载者的身份，作为启蒙解放的工具被引进中国语境，得到翻译、研究和传播的。但后现代和后殖民批评视野的引入使国内学者逐渐破除了对西方经典的迷信，认识到经典的谱系是人为建构起来的，其中隐含着复杂的权力关系；西方经典的传播与欧洲帝国的扩张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借助福柯的“边缘阅读”策略和赛义德提倡的“语文学”审视，可以发现经典中被压抑的历史和被遮蔽的声音。21世纪外国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是从后殖民批评视野出发，重新解读从古希腊一直到近现代的西方经典
在中国知网中键入关键词“西方文学经典”和“后殖民解读”，共搜索到962条结果，且呈逐年上升趋势。2000年为16条，2012年为145条，12年时间上升了8倍。。众多经典中，首当其冲的是近代英语文学经典，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伊丽莎白和维多利亚这两个时期，这一点自然不难理解。因为英国是近代以来最大的殖民帝国，英语是近代以来最强势的国际化语言，上述两个时期既是英语文学最为繁荣的两大高峰，也是大英帝国建立和殖民扩张的两大转折点。莎士比亚、多恩、笛福、吉卜林、狄更斯、康拉德、福斯特、毛姆等经典作家，均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帝国主义的文本化”过程。21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很大的进展
有关这方面的专著、编译和研究综述主要有：褰昌槐《西方小说与文化帝国》，（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张中载、赵兴国《文本・文论――英美文学名著重读》，（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孙妮《英国经典文学作品的后殖民解读述评》，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5年第2期，第2429页。限于篇幅，解读具体经典作品的论文无法一一列举。。近年来一些后殖民作家创作的经典改写本，如简・里斯以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为本改写的《藻海无边》、库切根据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改写的《福》等，引发了国内学者解读和探究的持续兴趣。这种改写究竟是改写者向经典致敬的一种方式，还是解构经典的一种修辞策略？抑或只是后殖民作家借经典“上位”、从边缘进入中心的一种权宜之计？有论者从此类作品中发现了后殖民作家的文化身份危机和“表述困境”――既要借助经典的话语力量为自己增势，又试图通过颠覆经典形象、话语和结构模式来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由此形成后殖民作家与前帝国作家之间在话语权转让过程中既互相敌对又合作共谋、既商讨博弈又互相交换的复杂关系[37]66。
（三） 翻译理论与批评实践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是在后殖民批评语境下建构起来的一系列有关翻译的概念、判断及喻说，其知识谱系至少可追溯至萨依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也卓有建树。但作为一个命题的正式提出，应归功于20世纪 90年代后期的罗宾孙、巴斯奈特、坎泼斯等人。它主要关注翻译在殖民化过程中所播散的权力机制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抵抗的历史”、挪用的历史、间隙的空间、分裂的空间等[38]112。国内学界对后殖民翻译问题的关注可追溯到世纪之交海外学者刘禾在国内出版的两本专著：《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和《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作者的主要观点是，翻译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众所周知的本源语（source language）和目的语（target language）之间的语际互相作用，而是涉及一些更大的问题，如知识/权力关系等；“跨语际实践的关键不是去研究翻译的历史，也不是去探讨翻译的技术层面，而是对不同语言之间最初的语际接触所产生的话语实践进行研究”[27]36。吴文安在其专著《后殖民翻译研究――翻译和权力关系》中详细地介绍了后殖民翻译研究的学术谱系，区分了后殖民写作与后殖民翻译的异同，介绍了印度的翻译式写作，尤其是拉什迪的写作和翻译为反殖民和后殖民文化开拓空间上使用的语言策略[39]。
除了对后殖民翻译基本理论的引介之外，国内学界也把探究的目光放到对具体翻译文本的分析中。英译中国文学名著《水浒传》等成为从后殖民视角展开翻译研究的典型案例，其中赛珍珠翻译的《水浒传》成为争论的焦点。有不少学者将赛珍珠译本结合杰克逊、沙博里译本进行比较分析，借用霍米・巴巴等后殖民批评家的译论，认为赛译在对原作人物形象的再现和语言风格的把握上存在严重偏差，产生这种偏差的原因不是译者的语言功底，而是种族主义偏见在起作用。但也有学者通过细节分析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当赛珍珠用本该承载西方文化的英语去传达东方最古老的文化与文明的时候，她完全摈弃了东方主义者们所构建的话语霸权，而让汉语及其所代表的东方去主宰这两种相异文化之间的话语传递
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和专著有：胡天赋《从人物的再现看赛译〈水浒传〉的后殖民主义色彩》，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7983页；庄华萍《赛珍珠的〈水浒传〉翻译及其对西方的叛逆》，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9期，第114124页；张荣梅《赛珍珠〈水浒传〉译本的霍米・巴巴式解读》，载《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10期，第188189页；唐艳芳《赛珍珠〈水浒传〉翻译研究：后殖民理论的视角》，（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除了上述三个焦点问题外，后殖民语境中的非母语写作、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旅行文学和游牧性等主题也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显示了后殖民批评走向多元化和“块茎状”发展的趋势。
四、 学科的反思与前景的预测
作为一个话语事件，后殖民进入中国语境后引发的争论已经烟消云散。但是，作为一种理论视野、思考方法和文化批评/文学研究模式，后殖民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的学术能量尚未耗尽，并且还在不断增殖和播散中。“我们面临的不是什么样的语词可以准确地替换‘后殖民主义’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理论语词的大旗，不管是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后殖民主义’，都无法完全覆盖现今多元历史与多元权力的世界新形势”[40]93，而是如何借助其理论视野和问题意识，展开对本学科的自我反思和学术史的重构。
在全球资本市场扩张和互联网的影响下，国与国、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界线正在逐渐变得模糊；不同规模的移民群体在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双向对流正在消解着原先清晰的国界和民族文化身份。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潮流势必对我们原先设置的、带有强烈国族主义色彩的“外国文学”这个专业的合法性提出挑战；而与之相关的“比较文学”这个称谓也因文化/文学边界的日益模糊而产生了深刻的学科危机感。那么，有没有一个更具包容性和涵盖力的术语来取代它们？如何从学理上来论证传统学科分类的不合时宜和新的学科重组或调整的必要性？前不久，哈佛学者戴若什（David Damrosch）对“世界文学”做了新的定义――“穿越时空，能在远离本土语境之异域广泛流行的文学作品之集合”，这种作品的主要读者是以超脱于作品原始语境的视角、迥异于原作者所能设想之身份进行阅读和阐释的[41]。上述观点颇具启发性，或许能为下一阶段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展开一个新的视野。
在后殖民视野观照下，二十年来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虽然取得了不俗的实绩，但学者们辛勤研究的成果尚未被充分消化吸收，也未进入文学史的重写和文学经典的重编中，而这恰恰是欧美学术体制中的后现代和后殖民批评家们已经做到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美国学者就把“开放经典”变成了一种“学术事业”（academic industry），使之正式进入美国和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并乘了全球化的劲风，很快播散到东方和中国[42]1。但迄今为止，我国高等院校的外国文学教材基本上还是西方中心模式的一统天下，东方文学或亚非文学要么是作为点缀出现在世界文学史中，要么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游离于这个大框架之外；而众多的具有多元混杂身份的后殖民作家更是远没有进入世界文学或全球文学的交响乐队，奏响自己应有的声部。这种做法显然是不符合已经过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洗礼的世界潮流的。那么，如何从历史事实和现实要求出发，编纂出几部整合了东方/西方、殖民/后殖民、本土/全球等多元文化和多重视野的世界文学史及相关的经典作品选集，就成为下一阶段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最后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学术与社会、精英与大众的关系。众所周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立场，只有从学术精英扩展到大学校园，从大学校园普及到整个社会，才能转化为文化生产力，在启发民众、开发民智、培养健全的公民意识、建构和谐的公民社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后殖民批评的基本精神之一是对流散族群、少数族群的文化身份的关注，对“差异政治”和文化表述的诉求。在欧美等国，后殖民、女性主义和生态批评早已走出校园，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和行动准则。但后殖民批评进入中国语境后，似乎一直无法摆脱被误读和被“平移”
此处借用盛宁的说法：“‘话语的平移’主要是指忽略东西方之间在文化传统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所面临的问题的差异，把本来是西方的文化传统无条件搬到了东方，嵌入我们的话语系统。”参见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5页。的命运。如前所述，后殖民理论在中国旅行的第一阶段，从“起点”激进的文化批评转化为“目的地”的文化保守主义；在旅行的第二和第三阶段，它似乎摆脱了民族主义话语的思维定式，却又陷入了体制化的学术圈子，脱离了其应有的对“世事性”的关注，再次背离了后殖民批评的基本精神。众所周知，赛义德、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等的著述之所以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乃至突破欧美学术传统的藩篱，发挥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就是因为他们努力将广博的文化视野、敏锐的批评意识、深入的文本细读和缜密的学理分析有机结合起来，正确处理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美学判断和价值判断、文学的感受力和理论的洞察力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只有把这些精髓真正学到手，才能结合本国的实际，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进而在与国际同行展开学术对话时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最后这一点，无疑将成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在下一个十年或二十年中面临的最大机遇和挑战。
[参考文献]
[1]张京媛： 《彼与此――评介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文学评论》1990年第1期，第129134页。[Zhang Jingyuan，″Between Here and There：Review of Orientalism by Edward Said， ″Literature Review，No.1（1990），pp.129134.]
[2]张颐武： 《第三世界文化：新的起点》，《读书》1990年第6期，第2834页。[Zhang Yiwu，″The ThirdWorld Culture： A New Start Point，″ Dushu，No.6（1990），pp.2834.]
[3][美]弗里德里克・杰姆逊： 《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译，《当代电影》1989年第6期，第4157页。[F.Jameson，″The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trans.by Zhang Jingyuan， Contemporary Film，No.6（1989），pp.4157.]
[4]刘禾： 《黑色的雅典――最近关于西方文明起源的论争》，《读书》1992年第10期，第310页。[Liu He，″Blake Athens： Recent Debating on the Origi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Dushu，No.10（1992），pp.310.]
[5]《读书》编辑室： 《他们文明吗？》，《读书》1993年第9期，第158页。[Dushu Editors，″Are They Civilized？″ Dushu，No.9（1993），p.158.]
[6]赵稀方： 《一种主义，三种命运――后殖民主义在的理论旅行》，《江苏社会科学》 2004年第4期，第106110页。[Zhao Xifang，″Oneism， Three Kinds of Fate： Postcolonialism as a Traveling Theory across Taiwan Strait，″Jiangsu Social Sciences，No.4（2004），pp.106110.]
[7]张颐武： 《全球性后殖民语境中的张艺谋》，《当代电影》1993年第3期，第1825页。[Zhang Yiwu，″Zhang Yimou in the Global and Postcolonial Context，″Contemporary Film， No.3（1993），pp.1825.]
[8]《读书》编辑室： 《边缘・中心・东方・西方》，《读书》1994年第1期，第146152页。[Dushu Editors，″Marginal and Center， East and West，″ Dushu，No.1（1994），pp.146152.]
[9]赵毅衡： 《“后学”与中国新保守主义》，《二十一世纪》1995年第2期，第 415页。[Zhao Yiheng，″′Post′and the New Chinese Conservatism ，″ 21th Century， No.2（1995），pp.415.]
[10]徐贲： 《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Xu Ben， Towards Postmodern and Postcolonial，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1996.]
[11]易丹： 《超越殖民文学的文化困境》，《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第111116页。[Yi Dan，″Beyond the Cultural Dilemma of Colonial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No.2（1994）， pp.111116.]
[12]黄宝生：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谈》，《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第123126页。[Huang Baosheng，″On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Foreign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3（1994） pp.123126.]
[13]盛宁： 《“后殖民主义”：一种立足于西方文化传统内部的理论反思》，《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第8796页。[Sheng Ning，″Postcolonialism： A Theoretical Reflection Based on the Western Cultural Tradition，″ Tianjin Social Sciences，No.1（1997）.pp.8796.]
[14]王宁、薛晓源主编： 《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Wang Ning & Xue Xiaoyuan（eds.）， Globalization and Postcolonial Criticism， Beijing：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1998.]
[15][德]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曹典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K.Marx， Hegels Philosophy Comment Preamble，trans. by Cao Dianshun，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09.]
[16]E.W.Said，The World，the Text and the Critic，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17]李泽厚：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第749页。[Li Zehou，″The Dual Variation of Enlightenment and National Salvation，″Towards Future，No.1（1986），pp.749.]
[18]A.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London：Routledge，1992.
[19][英]艾勒克・博埃默： 《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韩敏中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E.Boehmer，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trans.by Sheng Ning & Han Minzhong，Shenyang：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20]张京媛主编： 《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Zhang Jingyuan（ed.），Postcolonial Theo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1999.]
[21]罗钢、刘象愚主编：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Luo Gang & Liu Xiangyu（eds.），Postcolonial Theo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1999.]
[22][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 《后殖民批评》，杨乃乔、毛荣运、刘须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B.MooreGilbert，Postcolonial Criticism，trans.by Yang Naiqiao，Mao Rongyun & Liu Xum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1.]
[23][美]爱德华・萨义德： 《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E.A.Said，Orientalism， trans.by Wang Yugen， 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1999.]
[24][英]约翰・汤林森： 《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J.Tomlinson，Cultural Imperi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trans.by Feng Jiansan，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99.]
[25]王岳川： 《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Wang Yuechuan， Literary Theory with Perspectives of Postcolonialism and New Historicism，Jinan： Shandong Education Press，1999.]
[26]刘禾： 《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Liu He，Translingual Writing： A Critical Outline to a History of Modern Thoughts，Shanghai：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1999.]
[27]刘禾： 《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Liu He，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ity Translated（China 19001937）， trans.by Song Weijie，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1999.]
[28]生安锋： 《后殖民主义的“流亡诗学”》，《外语教学》2004年第5期，第6163页。[Sheng Anfeng，″Diaspora Poetics of Postcolonialism，″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No.5（2004）， pp.6163.]
[29]童明： 《飞散的文化和文学》，《外国文学》2007年第1期，第8999页。[Tong Ming，″Diaspora Culture and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No.1（2007），pp.8999.]
[30]陶家俊： 《现代性的后殖民批判――论斯图亚特・霍尔的族裔散居认同理论》，《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第38页。[Tao Jiajun， ″Postcolonial Criticism on Modernity： On Stuat Halls Theory of Diaspora Identity，″ Journal of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No.5（2006），pp.38.]
[31]张德明： 《流浪的缪斯――20世纪流亡文学初探》，《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第5361页。[Zhang Deming，″Expatriated Muse： Diaspora Literature on 20th Century，″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No.2（2002），pp.5361.]
[32]任一鸣、瞿世镜： 《英语后殖民文学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Ren Yiming & Qu Shijing， A Study of Anglophone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hanghai：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2003.]
[33]梅晓云： 《文化无根：以V.S.奈保尔为个案的移民文化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Mei Xiaoyun， Cultures Uprooted： A Case Study of V.S. Naipaul on Immigrant Culture，Xian：Sh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3.]
[34]张德明： 《流散族群的身份建构：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Zhang Deming， Fashioning of Cultural Identity of Diaspora Ethics： On AnglophoneCaribbean Literature， Hangzhou：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2007.]
[35]石海军： 《后殖民：印英文学之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Shi Haijun， Postcolonial： Between Indian and English Literature，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8.]
[36]尹锡南： 《英国文学中的印度》，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Yin Xinan， India in English Literature，Chengdu： Bashu Publishing House，2008.]
[37]张德明： 《从〈福〉看后殖民文学的表述困境》，《当代外国文学》2010年第4期，第6673页。[Zhang Deming，″On Postmodern and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 of Representation in Foe，″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No.4（2010），pp.6673.]
[38]费小平：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权力与反抗》，《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4期，第112127页。[Fei Xiaoping，″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Power and Resistance，″China Comparative Literature，No.4（2003），pp.112127.]
[39]吴文安： 《后殖民翻译研究――翻译和权力关系》，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Wu Wenan， Research on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Power，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8.]
[40][美]安・麦克林托克： 《进步之天使：“后殖民主义”的迷误》，李点译，《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5期，第8993页。[A.McClintock，″An Angel of Progress：Fallacy of ′Postcolonialism′，″ trans.by Li Dian，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No.5（1995），pp.8993.]
[41]杨光烁： 《当代文化传播途径呈多元性中国文学需提升国际知名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3月24日， 第6版。[Yang Guangshuo，″Diverse Way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Transmission：Chinese Literature Needs to Enhance Its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Weekly， 20110324， p.6.]
种子市场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音乐批评；基础理论；实践成果；社会热点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08）02-
2006年度，在音乐批评的基础理论方面的成果是丰硕的，“丰硕”体现在研究成果的众多和涉及问题的广泛；在音乐批评的实践成果方面是平实的，“平实”体现在音乐理论、批评家以积极涉世的精神，对社会音乐生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展开文化的与审美的评价活动，在貌似平和的批评话语中，饱含了学术激情与文化动力；在音乐批评的社会热点方面是平和的，“平和”体现在争论热点虽然凸显，但是没有对社会音乐文化运行的整体构成不利影响。
作为当代中国音乐批评的主流学术平台――中国音乐评论网（；其中的“e”代表“e时代”，“cmcn”是中国音乐评论学会的英文简称；取“ecmcn”为域名，意指在于“e时代的中国音乐评论”）在2006年2月面世，她的出现使得中国音乐批评有了一个较为宽阔、迅捷的学术载体，为迅速、便捷、全面地展现当代中国音乐生活的现状，提供了一个新的渠道。
一．基础理论
居其宏 向首届中国音乐评论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这篇与会论文，针对音乐批评的当代性品格和当代音乐研究的批评性质素，提出了以“历史的批评”与“批评的历史”作为音乐批评与当代音乐研究的“基本支柱”的构想。基于此种构想，作者提出：“为了避免在专业学会方面的重复建设或留下盲点的遗憾，同时也从‘当代音乐研究’学科的长远建设着想，谨向有关方面建议：在成立音乐批评学会时把‘当代音乐研究’也纳入进来，将之更名为‘中国当代音乐研究与批评学会’。我以为，拟议中的这个新学会的新名称在团结相关学者方面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同时亦有利于其活动对当代音乐文化建设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关于音乐批评应当属于谁这个问题，梁茂春 的这篇文论给出了自己的回答：“音乐评论一点也不神秘”。“当然，写音乐评论也需要一些基本的条件，这些条件归纳起来有几点：第一是要有比较敏锐的对音乐的感受能力，这种能力简称为‘乐感’。第二是要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能够把你对音乐的感受用语言写出来，得于心而应于手。第三是要有一定的文化历史知识，这是你评价音乐的文化基础。第四是要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即能够将你对音乐的感受用一定的逻辑结构方式，在你的文章中表现出来。后3种都是中学生在作文课和其他文化、历史课中已经接受过比较充分的训练和准备的，而音乐感受能力则是你们在喜爱音乐和学习音乐的过程中接受过熏陶的。”“话还要说回来：音乐评论是人人都可以写的，但是，音乐评论家就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的。那是一门专门的学问，需要长年累月的学习和积累，需要高深的专业音乐知识和文化积淀。就拿耳朵来说，真正的音乐评论家就应该有一付‘天耳通’式的耳朵，能够听人籁，听地籁，听天籁，能够倾听大地的呼吸，欣赏高天的流云，聆听大海浪涛的涨落，那都是绝妙的自然音乐。”
田青 在其《音乐不仅是声音》中的片段被摘录出来，其中中西音乐比较的只言片语值得回味：“东西方的音乐，应该说只有传统的不同，方法的不同、审美习惯的不同，没有本质的不同。实际上东西方的音乐各有各的美的地方，各有各的好的地方。有些人认为中国传统音乐的表现力比西方音乐要差，这可能是他们对中国音乐的了解还不全面。许多西方人，一提起中国音乐，他们便会想起在‘唐人街’的中国餐馆里放的广东音乐。实际上广东音乐并不能说是中国音乐的代表。”“中国音乐中的即兴性、随意性的东西。这些东西暗含着的创作者对演奏家的尊重，给演奏者留有一定二度创作的空间。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中国音乐对世界音乐史和人类音乐的一个贡献。中国传统音乐强调演奏家二度创作的重要性，这其实就是给了演奏家很大参与的创作空间和对音乐的解释权。”
明言 的这篇词条，是为教育部“十五重大研究项目”《音乐百科全书》撰写的一级词条。作者首先对古今中外音乐批评的定义做出了全面的整理，写出了以下的定义：“音乐批评（Musical Criticism）就是以文化学、哲学、美学、社会学、历史学、工艺形态学等单纯或综合性理论的眼光，来审视音乐的现实事项与历史事项（理念、活动、听觉音响文本与视觉符号文本等），张扬主体意识的一种理性思辨活动。它是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应用于音乐审美评价、历史评价实践的一门应用性学科。从学科体系的角度上来看，音乐批评是艺术批评、文化批评的一个分支；从家族谱系来看，音乐批评也是音乐学的家族成员。与它类的音乐学研究（如音乐的民族学研究、历史学研究、哲学研究、形态学研究等）所不同的是：音乐批评在其理性的建构活动中，呈现出更多的是批评者个人对音乐的现实事项和历史事项的价值取向的认定、理想归属的表达、理论架构的整合。”
邹俊杰 从社会艺术生态平衡的角度上，对音乐审美问题做出探究，作者开宗明义的指出：“在音乐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汇，各种思想的侵入，艺术自身分裂出一种新的力量，这种力量有人说是积极的，也有人认为是异已力量。西方传统音乐体现为数理逻辑的平衡、对比、和谐、一律的音乐运动结构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音乐思维方式是一种具像的观念乐思，是以社会伦理、直觉把握、整体辩证及细节意义为标志。中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汇，使人感到艺术生态失去了往日的秩序和平衡，结果造成艺术的裂变再也不能先进的市场意识形态，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升华人的精神、平衡人类精神生态的障碍。艺术生态失序的实质是，多种思想碰撞后，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和技术中心主义对艺术伦理价值理念的僭越。”基于此作者从7个层面上提出了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尤国辉 对“艺术批评学”学科建设做出自己的探索：“艺术批评学在艺术活动领域尚属一门年轻的学科，虽然处在发展的雏形时期，但它却是门支类繁多、体系庞大的学科，有太多的空白领域需要开拓。艺术批评学在艺术活动领域内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共下设3个基础子系统，即艺术批评学的总论系统、艺术批评学的分论系统和艺术批评学的史论系统，这3个子系统相互联系但又相互区别。”在结论中，作者预言道：“艺术批评学在艺术活动领域中，与其它门类艺术相比，实在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即使是对于艺术批评学自身的建构来说，也仍然处于成长的童年时期，但即使在婴儿初长成的时期，也显示出了它顽强的生命力，就像一粒种子在它坠入泥上的那一刻起便预示着未来参天大树的枝繁叶茂一样，艺术批评学势必将会发展为一门体系庞大、支类健全的科学。”
钢琴家、作曲家储望华 客串音乐批评，针对周海宏 发表在《人民音乐》上的文论展开商榷。认为：“该文以深入浅出的话语文风列举的不少例子亦有失准确，学术上也不够严谨。”之后，便针对周文中的七个理论与实践命题展开解析。这种见仁见智的理论商榷与争鸣，对于音乐批评、音乐学术的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害”。
柯杨 对20世纪90年代盛行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阿多诺的批判现实主义的音乐美学思想做出了再度诠释，文论从几个层面上展开：在“阿多诺音乐美学思想的哲学、美学背景”中，认为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最鲜明的特征在于，对社会不合理现象持激进的批判态度”。在“阿多诺音乐美学思想”中，指出在阿多诺看来“真正的音乐应成为社会中不合理现象的批判者，成为‘否定性’的音乐”。“所谓否定性，即批判性”；“与否定性密切相关的概念是艺术的‘真理性内容’”。第三节“评阿多诺音乐美学思想”，是对以往阿多诺评价的梳理。在结论中作者认为：“任何一位学者如何选择自己的学术立场和言说姿态，这是他的自由。阿多诺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并坚定地捍卫了该选择，这是其学术勇气、风范之所在。而我们，作为阿多诺的研究者，我们的研究目的、价值立场、言说姿态到底是什么呢？或许，我们也必须做出选择。”
徐科锐 从精神和物质层面对音乐价值问题进行阐释，认为：“一部完整的音乐作品能够带给我们精神上的享受，我们从中也能感受到音乐的巨大魅力。如果对音乐的内在要素进行认知和分析，就会发现精神因索和物质因素的统一在音乐的创作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之间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对它们的分析，会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音乐作品的价值所在。”
针对音乐现实生活中音乐批评的现实生存问题，施雪钧 提出了自己的批评与讨论：“与当前活跃的影评、书评相比，音乐评论在中国很不走运。它仅仅被当作生活领域里的一门学问而从未受到过应有的重视。无庸置疑，只需查阅一下南北的报纸，无论是主流还是非主流，有几家媒体为音乐大众开设音乐批评的专栏和专版？”“我们的报纸除了会唱‘赞歌’，批评哪去了？文化经济发达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哪儿不是‘乐舞升平、评论闭嘴’？”“不能想象，一个少了批评监督的音乐市场，会是怎么样的。”所以“从这个社会意义上来说，音乐不能没有批评，音乐需要舆论监督！”
针对现代音乐批评实践中遇到的诸多理论问题，汪森、王少明认为：“传统对音乐美的理解错置在认识论框架下，偏音乐的可说性于一隅，从而遮蔽了音乐的不可说性，失去了对音乐美的原本精神体认。站在现当代美学特别是现象学美学视野，当把对音乐美的理解归位于本体论语境，就会深感其音乐美的魅力就在可说与不可说之间，而这恰恰是现代音乐所遭遇的必然境遇。”
钟子林 翻译的美国学者《西方文化中的音乐简史》中的部分文论，对于我们解读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音乐有着一定的参照意义。作者指出：约翰•凯奇“有人认为他是现代主义者，有人认为他是后现代主义者”。其实，凯奇是“最典型的现代主义者”，而后现代主义是“兼收并蓄的风格混合”。
修海林 在论及《声无哀乐论》的现代价值时，这样说道：“20世纪的近代中国，当人们在学习、研究了中国以及西方、东方的音乐美学思想之后，对《声无哀乐论》这一笔古代遗产的思想价值，不但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并且在对具有不同民族文化特征的音乐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中，看到了这一古代智慧的不朽。从其在思想史上的价值来看，《声无哀乐论》的思想，也为今天建设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音乐美学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之后，便从6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1、嵇康对儒家传统礼教叛逆的原因以及对其音乐观的评价；2、嵇康讲“声无哀乐”并非否认“乐有哀乐”；3、“文化差异”与“文化认同”作为不同的认识前提而导致认识上的差异；4、“《声无哀乐论》并不是中国的自律论音乐美学著作”；5、在“情之应声，亦止于躁静”的前提下，嵇康并为完全割断音声与情感之间存在的联系；6、有关嵇康“声无哀乐”在社会学方面的理论意义和相关评价。
徐艺 将德彪西作为一位批评家予以审视，她认为致使德彪西成为一位批评家的原因有两个：“在德彪西看来，为了更好地宣扬自己的音乐主张和更好地让民众理解自己，显然写一些音乐评论文章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另一方面，从1899年起德彪西就入不敷出，债台高筑，1902年甚至因无力还债而被告上法庭。因此写音乐评论既能公开发表其艺术见解又能得到稿费，对他困顿的生活不无小补，这对德彪西来说确实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作者将他的批评生涯分为4个阶段：1901年4月1日至1901年12月1日是第1个阶段，发表17篇文章；1902年4月至1903年6月是第2个阶段，发表43篇文章；1908年6月至1912年11月是第3个阶段，发表12篇文章；1912年1月至1918年去世是第4个阶段，发表23篇文章。“德彪西的音乐评论涉及的范围很广，从音乐观念到音乐创作，从音乐行政管理到音乐家等等，无一漏过他的笔端。”
显舟 的两篇短文，第一篇介绍的是英国文学家萧伯纳的音乐批评，第二篇介绍的是德国哲学家尼采的音乐批评。在前者中，作者认为“萧伯纳没赶上摇滚时代、碰巧赶上了收音机时代。他赞叹无线电普及传播音乐的力量，同时批评BBC‘最错误的是它对流行于公众的低劣音乐品位所做的让步，不论是对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这种品位，这些让步都是极其可怕的。’接着，他批评：BBC“最不能让人容忍的错误就是认为歌曲流行的秘密就在于它们的俗气”。在后者中，作者介绍尼采由一个瓦格纳的忠实追随者、崇拜者到反对者的转变过程，并指出出版、编译方面的一些错误。
二．史论探索
梁茂春 将贺绿汀在当代中国“”时期音乐批评“风口浪尖”的历险经历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认为：“1966年6月，贺绿汀就成为‘’初期在全国被点名批判的人物。他却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贴出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又在上海市的‘电视斗争大会’上与批判者针锋相对的‘电视大论辩’。在被投进监狱近五年间.他写了8O余万字的辩驳、申述材料，对所有诬陷不实之词，进行逐条逐款的批驳。从‘20世纪中国音乐大论辩’的视角来观察，‘’中存在着一场特别的‘大论辩’，这就是贺绿汀赤手空拳和、‘’及其爪牙们所作的斗争和辩驳。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特殊论辩，是为了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而进行的一场殊死搏斗。”之后，文论梳理出批判贺绿汀的部分言论和贺绿汀本人的反批判言论，以及电视批判会议上的部分言论和在狱中的申辩材料。在结论中作者指出：“‘’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是专制、镇压和谎言，它所最怕的就是讲真话。而赤手空拳的贺绿汀唯一的武器就是讲真话。贺绿汀的胜利再次证明了一个颠覆不破的真理DD凡是讲真话的，最后终将胜利。”周勤如 在与音乐学学生的通信中，立足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出：“论文写作的规范化与研究过程的科学化是互为表里、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范畴。‘规范’是学术界统一的标准操作系统，而‘科学’是与研究者个人的态度与素养相关的学术生产能力。所以，对音乐学术规范化、科学化的探讨不能在对论文写作规范化的初步讨论之后便停滞不前，继续深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仍有必要。”音乐学术研究如何秉承“科学”的规范与方法？这个问题是当代中国音乐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居其宏 通过对新发现萧友梅文献的解读，认为：“新近发现的萧友梅《理由及办法》一文，在音乐本质和功能问题上提出‘精神国防’之说，为使战时音乐教育适应抗日救亡紧急之需，在国立音专办学中推出一系列应对之策。从而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长期故意贬抑‘学院派’的某些成说，乃是一种历史谬误。”居其宏 还通过对新发现萧友梅相关史料的研究，写出了“史实第一性”的心得：在第一节“史实、史料、史作辨伪及搜寻”中，认为“史实囊括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所有具有史学价值的事实，是历史现象的原生态，它以无限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生动性而令人惊异，成为一切史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学术矿藏。”“我经常对自己的学生说，古代音乐史的新史料发掘是‘大海捞针’，而近现代音乐史的新史料发掘则应‘竭泽而渔’。现在看来，此事知易而行难。就以这次萧友梅一批珍贵史料的发掘为例――南京第二档案馆就在我工作单位附近，而这批史料却偏偏不是我和南京的同行而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者发现的。”在第二节“‘史实第一性’：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中，认为“‘史实第一性’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离开这个原则的史学研究和写作，便不成其为严肃的历史科学，因为它的记叙和结论，经不住史实的检验。” 在第三节“‘史实第一性’：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中，认为“研究50-60年代的音乐作品评论，仅仅把当时的批评文本当作论文的主要史料和立论依据来加以引述和评述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做其实是颠倒史实和史料的关系。因为，这些当时的批评文本只是严格意义上的史料，而且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主观性，即便作者对这些文献的搜集已然‘竭泽而渔’，也无法改变它们的史料性质。真正的史实是这些被评论的音乐作品本身和隐藏在这些作品及其评论后面的深层文化环境。”在第四节“‘史实第一性’：历史解读的唯一依据”中，认为“同历史研究及写作一样，历史解读也有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实际上，一种历史写作成果的出炉，也就提供了一种历史解读的范式和方法。对于同一段历史有不同的解读，不仅允许而且极为正常，因为它符合人类对历史现象和历史本质的认识论规律。”
陈煜斓 对学堂乐歌的史学评价，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在对学堂乐歌的历史地位进行评价时，作者认为：“学堂乐歌要比白话新诗早20多年实现现代化的转换。它以民主、科学的思想代替了专制、愚昧的思想，以现代的情调代替了陈腐的审美趣味，以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主旋律代替了古典词曲所依存的道德观念，题材、内容、境界也都得到扩大与超越；从音乐形式和歌词的语言等方面，建立了一种走向民众、走向现代的音乐文化模式。这种新的音乐文化代表了一种思想，反映了当时共同的文化态度和觉醒意识。但它对中国传统诗学的质疑与反抗并不像后来的白话新诗那样彻底。因此，它只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导，而不可能成为新文学发展的主导。”
冯长春 对20世纪30年代末期兴盛的“救亡音乐思潮”做出的考释，为这个时期新音乐理论基础的探究提供了历史平台。作者指出：“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前半期的‘救亡音乐思潮’，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激动人心、也是历史内容最为沉重的一股音乐思潮。九一八事变后，在经过30年代最初几年的力量积聚与思想准备之后，随着1937年抗战的全面爆发，这一思潮迅速成为抗战时期音乐发展中的最强音。救亡音乐思潮就像决堤的河水，一泻千里，不可阻挡。从左翼音乐运动到新音乐运动，从雨后春笋般的抗战歌曲创作到遍地开花的群众歌咏运动，无不是抗日救亡大潮的涤荡使然，是救亡音乐思潮具有最广大群众基础的鲜明体现。”之后，作者便从以下几个层面上予以阐述：1、音乐作为武器的功能观；2、为政治服务的创作原则；3、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4、大众化与民族化的美学要求。
美籍学者何稼书 的聂耳研究，将聂耳的歌曲创作放置到30年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大环境中予以审视，其研究过程及结果耐人寻味。他认为：“聂耳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作曲家，他的创作对于理解20世纪中国艺术与音乐的发展及其走向政治化的历程十分重要。探讨聂耳关于艺术的角色及现实对于艺术与艺术家之重要性的见解，讨论他的音乐如何传达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和革命精神，有助于理解中国的现代性与革命的共生关系，聂耳将不同的艺术观念综合一体，在吸收西方音乐技巧和创造中国新型革命艺术方面取得了成功，对聂耳进行研究可以为30年代中国左翼知识社群的意义和影响予以重估，他的创作一一无论是题材还是风格一一都代表着中国革命音乐的巅峰”。“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剑桥中国史》中认为，左翼作家的创作‘教条主义的批评有余，而有新意的好作品不足’。而在我看来，恰恰相反，聂耳的创作――无论是题材还是风格――都代表中国革命音乐的巅峰，并可为其后的几代歌曲作家充当样本”。
陈文红 通过“”钢琴音乐的研究，认为：“‘时期’，中国钢琴作曲家们在当时特定的政治历史背景下，利用中国音乐当时仅存的一点空间，借鉴前人的创作经验，坚持不懈地从事着钢琴音乐的创作。标题性的‘钢琴改编曲’是这一时期中国钢琴音乐作品创作的唯一形式，其创作技法与作品表现的思想内涵使我国的钢琴改编曲在当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使中国钢琴音乐风格的形成得到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一成就对中国钢琴音乐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一时期是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重要转折期。”褚灏 对黎锦晖在音乐教育方面的历史问题再度做出评价，认为：“黎氏倡导的音乐教育是纯粹的‘爱’和‘美’的教育，目的是通过充满爱和美的平民化、大众化、通俗化的音乐语言与形式，培养新的国民性。”
姬群 对20世纪初期诞生的《乐歌之价值》做出了自己的历史批评。认为：“在近代中国音乐教育思想发展史上，署名‘我生’的《乐歌之价值》是一篇从学理层而探询音乐教育功能的重要文献。它在不忽略音乐的社会和政治功能的基础上，又从音乐自身的视野对音乐对于身体生理机能的影响、对于人的美的观念的形成以及对于圆满人格的健全发展等层面作了详尽的阐发，显示了一代学人对音乐审美本质及其学理层而的自觉探求，客观上推动了中国音乐教育思想的健康发展。”又认为：“对音乐功能的认识并没有局限于社会和政治的层而，而是在不忽略音乐的社会和政治功能的基础上，又从音乐自身的视野对音乐对于身体的生理机能、对人的美的观念的形成以及对于圆满人格的健全发展等层面作了详尽的阐发。我生这篇论文所表达出来的音乐教育思想，较之前一个时期所倡导的音乐教育思想，己有明显的进步，且呈现出渐趋全而的发展态势。”无疑，近代音乐史料的研究还有许多尚待拓展的空间，该文的出现，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道路的论争，是世纪之交音乐史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时至今日热度逐渐开始消退。居其宏 以自己的史眼审视“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道路之争”中的是是非非，为当代音乐研究提供了一份该课题的研究报告。作者将这场论战分为以下几个回合：1、“兴城会议：第一回合”，“在1986年举行的‘兴城会议’上”，“一些民族音乐学家第一次把他们对于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道路与众不同的判断旗帜鲜明地提将出来，这一判断是从肃清‘欧洲中心论’的流毒入手的”；2、“《年鉴》会议：第二回合”1990年12月的这场会议“从整体看也未超出‘兴城会议’已经显露出的范围”；3、“‘U字之路’及‘主体性危机’说：第三回合”，“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沈洽为代表”；4、“《中国新音乐史论》（刘靖之）：第四回合”；5、“学界联合专题座谈：第五回合”；6、“《中国民族乐理》（）杜亚雄：第六回合”；7、“‘向西方乞灵’说（蔡仲德）：第七回合”。在对七个回合做出梳理以后，作者罗列出以下几个专题：1、人本与乐本：人与音乐的“元关系”；2、动态与静态：音乐发展的基本规律；3、自性与他性：中西音乐比较；4、现代化与文化多样性：迈入21世纪的中西关系；5、“后殖民”批判与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的新崛起。许康健 也以自己的文论参与到这个热点问题的解析中来。在“20世纪中国音乐是否走错了路？”的诘问中，作者认为：“20世纪中国音乐需要现代化，这种音乐现代化有助于建构一个更有利于中国人生存和发展的文化整体。而且，我们必须找到20世纪中国音乐现代化在理论构件上的合理性。”在“‘中国音乐文化主体性危机’还是‘理论危机’？”的诘问中，作者指出：“所谓‘主体性危机’实为理论危机”。之后，便引出了第三个诘问――“中国音乐文化出路：回到传统？西化？现代化？”作者回答道：“回到中国音乐文化传统，显然是不可能的”；“西化，或‘向西方乞灵’，也是不可能和不现实的”；“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无疑应该适应‘现代’‘中国人’的需要，这就是说，中国音乐需要现代化”。
高佳佳、徐天祥 对“刘雪庵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做出的综述，对于我们了解学术动态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文稿总结出纪念活动的13项特点及成果，并对刘雪庵的艺术成就与历史贡献做出了综述：“他是二十世纪中国音乐史上一位著名的作曲家和词作家，其创作生涯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爱国主义红线。在近八十年的生命中，刘雪庵在抗战歌曲、艺术歌曲、合唱作品、钢琴音乐、戏剧配乐、电影配乐、流行音乐等方面很有建树，留下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艺术作品。他的创作雅俗共赏，社会影响很广，在二十世纪中国音乐史上留下了多个‘第一’，并且在音乐作品民族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李淑琴 针对2002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刘雪庵作品选》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批评：1、“某些重要作品未收录”；2、“个别史料不够准确，标志不够统一”；3、“版本选择问题”还可斟酌。
余峰针对时下热议的“重写音乐史”话题，发出了自己的思考：“历史定论，过去我们并不想它对不对，但现在发现，有很多是可以怀疑的。基于此，本文与其说是以‘误释’的方式关照‘重写近代音乐史’思潮，倒不如说是以‘怀疑’的态度对待‘重写’个案。故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梳理叙述与追问。一，‘重写音乐史’的历史缘由――划定‘思潮’发生时限及‘弄潮人’；二，‘重写音乐史’‘亮剑’招招――就‘重写’个案现场做具体的另类叙述与交待；三，对‘重写音乐史’之误读――公开亮出自己对该‘重写’思潮个案的不认同，并追问道:‘重写’是带引号的‘重写’，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包有特定意识形态文化内涵的‘重写’，所谓‘重提’‘重写’不过是‘旧调重弹’，‘意识形态’反‘意识形态’，借‘重写’说上辈人的一段‘往事’而已。”
宋瑾 的两篇文论，前者是回顾、后者是展望。在回顾中，作者认为：“20 世纪中国音乐美学研究，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可大致划分为3个时期。一是19世纪末至1949年；二是1950年至1970年代末；三是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环境中，它们有不同的研究模式与研究范畴”。在展望中，作者认为：“从全球化问题探讨的当代学术语境出发，通过预测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趋势，指出‘多元音乐文化’在未来是西方化后期又经过后西方化整合发展最终出现的中性化环境的音乐生活样式，具有新的‘灰色背景’人工设置和维护的性质。并结合具体的西方化――后西方化――中性化的种种表现/征兆及产生原因、音乐新多元化的可能存在样态、音乐人文化身份变化等问题，提出了‘后西方化’、‘中性化’和‘中性人’的观念和概念”；试图“为构建全球多元音乐美学的设想铺设基础”。
祝伶 认为：“音乐艺术的发展跟整个政治、经济、文化、哲学思想的发展是有联系的。20世纪80年代，我国正处于全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开放初期，歌曲创作也在这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着转变。通过剖析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歌曲创作历程，不难发现这时期的歌曲创作在题材的选择、歌曲体裁的复苏、创作技法的探索这几个重要方面显示出的新发展。”王力 认为：“比较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东西方音乐文化的首次碰撞，可看出当时中国处在落后挨打、中国人民不能主宰自身命运的历史条件下一种被动的历史选择。而新时期的这场中西方音乐文化的再次撞击，是在中国人民充分掌握了自身的命运、清醒地认识到对外开放是中华崛起、祖国富强的必然需要的条件下一种主动的历史选择。新时期的中国音乐大踏步地走向世界，参与世界音乐的创造”。
三．“主旋律”批评
紫茵 这篇研讨会综述，汇集了京津地区音乐学家对鲍元恺《炎黄风情》首演15年后的感想与历史评价，指出：“管弦乐组曲《炎黄风情》，自1991年5月由王钧时指挥天津交响乐团以《中国民歌主题24首》首演，15年来创下中国当代管弦乐作品‘国内乐团上演频率最高’、‘国外舞台展示加演最多’的纪录，已成为北京人民大会堂新年音乐会的保留曲目，并入选国家教育部选订的新课标中学音乐欣赏和高校作曲专业教材。”将此成功的经验做出总结，对于当代音乐史的书写、音乐创作实践的批评，均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老一辈歌曲作家李遇秋 通过对《长征组歌》集体创作模式的探索，认为：“集体创作容易使作品形成‘多种风格中心，多个互相排斥的单元’的联合体。而《长征组歌》是‘一个风格中心，多个互相依存的侧面’的整体。所以集体创作不是任务平摊，应以一人为主，最好是全程的。如不可能，接力也可。”另老一辈歌曲作家晨枫 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的新中国歌曲创作简史性的评价论文，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在谈到“”十年中的儿童歌曲创作时，作者认为：“回顾那一段时期的儿童歌曲创作，其艺术生命力最为持久者当属《我爱北京天安门》”；“《火车向着韶山跑》，在当时也几乎是所有孩子人人会唱的一首。词、曲是那样如胶似漆融合为一体”；“在这种文化荒芜的特殊背景下，有两个意在专为少年儿童创作的小组，却分别在北京与上海悄然诞生了。在北京，一批作者在‘北京市少年宫儿童歌曲创作组’的名义下集合起来，为孩子们创作歌曲；而在上海，同样有些人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聚会，同样在为孩子们创作歌曲。今天的人们大约很难置信，三十余年前诞生的这类创作小组，其成员竟然主要是些业余的少年儿童词曲作者，尤以各个中、小学音乐老师为主。”
傅庚辰在自己的新书《难忘的五年》中，对中国音乐现实问题做出批评 ：“作品是时代的反映，同时时代选择了作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乐派”、“创作要做到‘两个吃透’即‘吃透作品的主题思想’、‘吃透作品的艺术风格和气质’等鲜明的观点”。他认为：“目前，中国的歌剧局限于古代题材，应该看到现代歌剧的发展前景；交响乐的创作一定要注意现代技法和民族音乐的结合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被观众接受和喜爱；通俗歌曲的创作不能爱情一统天下，虽然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但并不是惟一的主题，这类歌曲的创作也要充分接触社会生活；好的、流传性强的群众歌曲不多也是应该面对的问题。”
汪毓和 以当下时兴的“三贴近”的主旋律批评标准，对当下交响音乐创作做出具有主旋律色彩的批评。如何使调性和无调响曲的创作做到“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作者提出了如下建议：1、“我们在创作声乐作品方面的确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但如何将声乐的思维改变为器乐的思维，特别是乐队思维，应是进一步提高这类创作的一个关键”。2、“对于较多借鉴西方现代无调性创作技法的‘新潮式’的交响音乐创作，还是要关注更好地接近群众的问题（首先是接近乐器演奏者），努力创造出更多为群众喜欢的‘雅俗共赏’的乐队作品。因为，一部音乐作品的优劣归根结底必须由接受者来评定。”3、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音乐艺术的过程中，我们进行艺术创新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我认为是为了更好地创造出符合‘雅俗共赏’美学原则的、符合‘为人民服务’这崇高目标的艺术”。在结语中，作者提出：“如果我们承认艺术应该是时代的结晶，它的最终接受者是人民群众，作为艺术创造者的作曲家就应该主动地去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而不是要求时代、生活、群众来贴近自己。时代、生活、群众是不会来贴近你的，只能期望它们的承认，否则就必将为它们所抛弃！”汪毓和 的吕骥纪念文论，也是“主旋律”批评中的代表。在回顾了吕骥的生平以后，对吕骥的历史地位做出了以下评价：“如果说吕骥同志光辉的一生集中到一点，就是他始终一贯忠于党的革命文艺事业，始终勤勤恳恳忠于党所交付的建设和发展中国革命音乐事业的重任。他是党在音乐战线的最重要的音乐活动家，他在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表演以及理论批评和研究上的贡献，都紧密联系于党的人民革命文艺事业。”
参考文献：
1居其宏：《历史的批评 批评的历史――“当代音乐研究”学科构想之我见》，《中国音乐学》2006年第1期。
2梁茂春：《人人都可以写音乐评论――写在》，《音乐周报》2006年2月24日第5版。
3田青：《音乐的本质》，《小演奏家》2006年第9期。
4明言：《音乐批评》，《音乐探索》2006年第2期。
5邹俊杰：《艺术生态的平衡与音乐审美判断》，《青年文学家》2006年第9期。
6尤国辉：《论艺术批评学在当代艺术活动语境中的独立性建构》，《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7储望华：《对“‘高雅音乐’为什么是‘高’的质疑”――与周海宏博士商榷》，《人民音乐》2006年第4期。
8周海宏：《有关“高雅音乐”与“通俗音乐”审美价值问题的分析》，《人民音乐》2005年第11期。
9柯杨：《音乐：作为社会的批判者――阿多诺的否定性音乐美学述评》，《音乐研究》2006年第4期。
10徐科锐：《从精神因素与物质因素获得对音乐价值的深度认知》，《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11施雪钧：《音乐批评的“空间”与社会责任》，《世界》2006年第4期。
12马克•邦兹，钟子林（译）：《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人民音乐》2006年第3期。
13修海林：《有关音乐美学思想评价的若干问题》，《音乐研究》2006年第3期。
14徐艺：《作为音乐评论家的德彪西》，《黄钟》2006年增刊。
15显舟：《评论并不完美――萧伯纳写乐评之四》，《音乐周报》2006年2月24日第5版；《尼采写乐评：反对瓦格纳》，《音乐周报》2006年4月14日第5版。
16梁茂春：《“”中一场特殊的大论辩――回首“”中贺绿汀》，《黄钟》2006年第3期。
17周勤如：《提高学术水准的关键在于研究过程的科学化――关于音乐学术的通信之五》，《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18居其宏：《萧友梅“精神国防”说解读――兼评贬抑“学院派”成说之历史谬误》，《中国音乐学》2006年第2期。
19居其宏：《“史实第一性”与近现代音乐史研究》，《音乐研究》2006年第4期。
20陈煜斓：《近代学堂乐歌的文化与诗学阐释》，《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21冯长春：《新音乐的理论基础――以救亡歌曲思潮为背景》，《音乐研究》2006年第3期。
22何稼书，张静（译）：《聂耳的“新兴音乐”创作与30年代的中国革命》，《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23陈文红：《“时期”的钢琴音乐及其风格特征》，《中国音乐》2006年第3期。
24褚灏：《“爱”和“美”的教育――黎锦晖的音乐教育思想》，《中国音乐学》2006年第3期。
25姬群：《论》，《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26居其宏：《在历史与未来之间抉择――“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道路之争”论评》（上下），《黄钟》2006年第2、3期。
27许康健：《关于20世纪中国音乐文化评估的几个问题》，《黄钟》2006年第3期。
28高佳佳、徐天祥：《历史不会忘记他――“刘雪庵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综述》，《中国音乐》2006年第2期。
29李淑琴：《关于中的某些史料问题――在刘雪庵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中国音乐》2006年第1期。
30宋瑾：《论20世纪中国的音乐美学研究》，《黄钟》2006年第3期；《中性化：关于多元音乐文化新样态的预测》（引论），《交响》2006年第3期。
31祝伶：《试论20世纪80年代中国歌曲创作的新发展》，《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6年第2期。
32王力：《外来音乐推动本土音乐繁荣发展的历史条件分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33紫茵：《首演15周年启示录》，《音乐周报》2006年12月22日第5版。
34李遇秋：《众人拾柴一人点火――集体创作模式初探》，《音乐周报》2006年4月1、7日第5版（连载）。
35晨枫：《记忆的岁月在歌声中永恒――新中国歌曲创作历程回望》，《歌曲》2006年第10、11、12期连载。
36相关批评转引自：小裴《傅庚辰借直击中国音乐现状》，《音乐周报》2006年6月30日第1版。
37汪毓和：《交响音乐创作要更好地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人民音乐》2006年第10期。
种子市场论文范文第4篇
归来了，那曾经远射天狼星的焚鹤人。他说，西子湾是他最后的归宿。在那些铿锵的思维与文句垒迭起来的生命旅途中，余光中在中国文字的风炉里炼出了一颗丹。
少年轻狂，寻找精神上的家人
1928年重阳节那天，余光中出生于南京。九九重阳为清秋佳节，含有辟邪避难的象征。江南是个诗意丛生的地方，诗能浩然，自可辟邪，诗能超然，自可避难。这个“茱萸的孩子”在诗一样的江南诞生了。
母亲的家乡在常州武进，父亲的老家则远在闽南，大家很少回去。所以若是家里说要“回去”，那一定就是回常州，因此这个孩子也就“偏于江南”了。
九岁那年，余光中随母亲在高淳佛寺的香案下躲过日军的刺刀。
次年，随母避难上海，就读于醒华小学，后在重庆与父亲相逢。
在乡下住了七年，余光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和大自然亲近了许多。周遭大量的动植物使他的视觉、听觉等感觉变得相当敏锐，无意中为日后成为诗人播下了感性的种子。
1945年，抗战胜利，余光中全家回到南京。紧接着内战爆发。余光中说自己的前半生遭遇了两次战争，他认为这些痛苦是个人的，也是整个民族的――抗战也好，内战也好，都是不得不经历的劫难。都说 “国家不幸诗家幸”，在这样的不幸中，他的生命开始被文学点亮。
余光中是从十二岁开始跟从父亲和舅舅习读古文的。父亲秉承儒家载道的思想，喜欢教儿子《谏太宗十思疏》和《留侯论》。舅舅教的呢，都是《赤壁赋》《阿房宫赋》一类的美文。这些，一个孩子一旦喜欢上了，就再也放不下了。
余光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接触诗歌是在高中的教科书里。课后，他到处寻找诗歌来读，热情一发不可收。这个少年觉得文字有一种力量，“我愿意跟着它走”。
1947年考上北京大学后，因北方时局不稳，余光中选择在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就读。一个秋天的黄昏，这个少年坐在面向紫金山的窗前，写下一首诗：
星星不见了
大海不叫了
星星去睡觉了
海也睡着了
菲昂，永别了
希腊再会了
这便是二十岁的余光中创作发表的第一首作品《沙浮投海》，讲的是希腊女诗人沙浮被恋人菲昂遗弃后，抑郁投海自杀的故事。
两年后，因内战加剧举家避难厦门，余光中转到厦门大学就读。那一学期，余光中开始一心一意做一名诗人，为了浪漫，也为了有趣。
在一堂课上，外文系主任李庆云询问同学们未来的志向。轮到余光中时，他豪情万丈地说：“我将来一定要当作家！”
事实上，当时余光中已在南京、厦门两地初试啼声，至少发表过七八首诗和文学评论，表现不俗。年轻的余光中因此也相当自信，甚至想和雪莱、济慈一较高低。
整个青年时代，余光中热切寻找着一些“精神上的家人”，二三十岁就成名的西方浪漫派诗人济慈是他最喜欢的诗人之一。每到春天来临，他总会坐在韩国草（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上，在膝上摊开一本济慈的诗集，痴痴地读上一个下午。后来，他在自己的诗《吊济慈》中写下了对济慈的挚爱之情：
你在烽火遍地的人间
造一座幽邃的伊甸乐园
日落后我常去园中静坐
仰听那深藏的夜莺低啭
除了济慈，余光中的“精神家人”还有屈原、李白、杜甫、坡、雪莱、凡・高、王尔德等。值得一提的是，济慈的墓碑上刻着“他是名字写在水上的诗人”，而余光中却在一首诗中表示要将自己的名字“刻它在世纪的额上”。
1950年5月，余光中随父母从香港渡海来到台湾，9月，他同时考取了台大与台师大。余光中选择到台大外文系当三年级的插班生。在那里，他遇上了现实中的“精神家人”梁实秋。
当时梁实秋是台师大的老师，因为也在台大兼课，就成了余光中的老师。余光中回忆说，梁实秋一直对浪漫文学存有戒心，认为徐志摩他们太冲动了，他崇尚的小品是英国式的幽默，受王尔德的影响，也有点毛姆情结。余光中觉得听他说话很有意思，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说着玩儿的。比如台师大有个高才生，经常旷课，教务处警告那个学生不要再旷课了。等到放假的时候，教务处向梁实秋告状说，这个学生还是旷了三分之一的课。不料梁却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很有进步！”
余光中的大学时代，台湾军政很严，工商不繁荣，文学却很兴盛。毕业后，余光中出版了人生中的第一部诗集《舟子的悲歌》。1954年，他的“精神家人”又增添了一大批。余光中与覃子豪、钟鼎文、夏菁和邓禹平等人共创了“蓝星”诗社。在诗刊的版权页中，余光中的角色是发行人。
“蓝星”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组织。诗人痖弦回忆说，和他们这些把脚后跟磨破的人不同，余光中是个把袖子磨破的学者型的诗人。
作为一个文艺青年，余光中位于台北厦门街君子巷的家中藏有一百多张古典唱片。朋友们经常聚在一起听音乐：吴望尧喜欢跟着旋律打拍子，像个指挥家一样；周梦蝶是一副老僧入定的样子；覃子豪、钟鼎文、夏菁、郑愁予他们则喜欢去天井观星。总之当时每个人都气宇轩昂，踌躇满志，一见面就说我最近又写了多少多少――不是一首一首地写，而是一辑一辑地写。余光中很享受这种高朋满座的生活，他形容他家玄关的那些鞋子，就像威尼斯的船一样“停泊”在那里，却不知自己即将在命运的安排下进行一次远行。
毕业后没过几年，在梁实秋的推荐下，余光中被公费派去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当时梁实秋还十分“梁式幽默”地对他说：“你到美国去，不要认真读书，没什么了不起，你就到处玩玩。”
去美国留学其实是甩掉了余光中的一个心理包袱。那时台湾有一句流行语叫“来来来，来台湾；去去去，去美国”。在留的涌动下，左邻右舍的孩子都去留学了，所以吃饭的时候父亲就老说“张家的某某去留学了”之类的话，意思是你还待在台湾干吗？这对余光中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他就顶嘴说，要是去洗盘子打工，我是绝对不去的。想不到自己后来竟由梁实秋推荐去美国留学了，公费而且进的是写作班！
1958年的某一天，三十岁的余光中赴美。在西雅图机场入境的时候，他看到很多美国人都在朝一个方向看。循着他们的目光看过去，发现那里有只盒子。就这样，余光中第一次知道电视为何物，进而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他后来撰文感叹道：在中国人行路难的时代，我竟何幸，作异域的逍遥之游。事实上，这场“逍遥游”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逍遥。
留学美国，一块拒绝融化的冰
西雅图机场的电视只是一个开始。余光中到美国后发现，美国和台湾的现代化程度差别实在太大了。那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写文章，甚至会介绍什么叫超级市场。于是，余光中虽然对于西方诗歌很是热爱，但一想到美国人打心眼里就瞧不上台湾，心里就觉得委屈。加上那年家里也有大事发生：母亲去世，自己同妻子范我存新婚才两年，大女儿珊珊刚出生，似乎还没怎么看清楚这张小脸，自己就急匆匆地出发了。
当你不在中国的时候，你就成为全部的中国；当你走到异国之地，所有的国耻都会贴到你的脸上，中国的痛楚就是你的痛楚。这是余光中的真实之痛。
余光中渐渐在“国际的鸡尾酒”中变成“一块拒绝融化的冰”。每一个孤寂的长夜里，他都想回到台湾，回到“蓝星”诗社，和朋友们一起为中国的现代诗奋斗。爱荷华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冷酷的大冰箱。在美先修学后讲学的那段时间，余光中先后赴美三次，每一次对他而言都像是“一次生命的分隔”。
在此地 在国际的鸡尾酒里
我仍是一块拒绝溶化的冰
常保持零下的冷和固体的硬度
我本来也是很液体的
也很爱流动 很容易沸腾 很爱玩虹的滑梯
但中国的太阳距我太远
我结晶了 透明且硬 且无法自动还原
――余光中《我之固体化》
中国的太阳离他太远，这一时期余光中在他的诗里创造出了一种近乎英雄的幻觉。1961年余光中发表长诗《天狼星》，不料竟引发了与“蓝星”社友洛夫之间的一场新诗论战。
那时台湾写长诗的人还很少，洛夫说诗歌不能太具象。但在余光中看来，诗要是让人看不懂，所谓的自由就堕落了。于是，他和诗坛内外的人打起了笔战，他说：“如果必须承认人是空虚无意义的才能写现代诗，则我乐于向这种‘现代诗’说再见！”
1964年，三十六岁的余光中回到台湾，他质问自己，怎么都已经三十六岁了？！拜伦、凡・高、徐志摩，都在这一年结束生命；王勃、李贺、济慈，不到这年纪，便合上了诗集，竖起了石碑。死神在余光中三十六岁的那年也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余光中有四个女儿，唯一一个儿子出生仅三天就夭折了。丧子之痛加上诗人对于“我是谁”的质问，使他心力交瘁。是音乐，在一定程度上使他获得救赎。
余光中非常喜欢美国西部的民歌、南部的蓝调以及新生事物摇滚乐。特别是摇滚乐，甚至影响了他一个时期的创作风格。整个60年代，余光中在美国听了很多摇滚歌曲，有披头士的，还有从抗议歌曲起家的鲍勃・迪伦的，他觉得最摇滚的是1969年听到的朱迪・柯玲思的歌声。
他在散文集中大量介绍了西方摇滚乐，并将西方音乐的节奏融入诗中，借此抒发心中的很多不平。
连余光中自己也没想到，后来他的这些诗歌被杨弦拿去谱了曲，继而引发了台湾的第一波校园民谣风潮。
乡愁，催生台湾校园民谣风
20世纪70年代，台湾政坛发生了许多大事。先是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过世，后来美国和台湾断交，美丽岛事件发生。然而，这一时期大批国外留学生回台，却给台湾带来了一场在文学、舞蹈、音乐上的觉醒。
“给我一把吉他和一肩风里飘飘的长发……” 当时杨弦被余光中这些极富旋律感和节奏感的文字所打动，将《江湖上》等诗改编成歌曲，杨由此成为台湾的“校园民歌之父”。后来，李泰祥、罗大佑等人也开始效仿。
余光中回忆说，当时杨弦来找他，希望能授权他来谱曲，然后他就把余光中的八首诗谱了曲。不过罗大佑谱《乡愁四韵》时却没有征得余光中的同意。后来，两人也从没见过面，但余光中不以为意。就这样，余光中1974年出版的诗歌集《白玉苦瓜》中的许多作品，开始在台湾的大街小巷被传唱。如今最为海内外读者所熟知的《乡愁》也是其中之一：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1971年至1972年间，余光中在台湾写下了《乡愁》。他回忆说，当时二十分钟一气呵成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才思敏捷，而是因为离开大陆二十多年，这种感觉在心里也就酝酿了二十多年”，而诱导因素就是耳闻“”惨状，担心自己再也回不去大陆的愁思。
两年后，余光中去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大学位于沙田，离大陆比较近。校园里甚至有一个火车站，往北直通大陆。余光中就把这条九广铁路当成了自己诗歌中的一条脐带，与祖国母亲血肉相连。
事实上，《乡愁》之类的诗余光中至少写了二三十首。后来《乡愁》在大陆被选入教科书，电视台也用，很多人会背。
余光中自嘲说：“它好像变成一张名片，这张名片大到把我的脸遮住了。”在台湾，情况也差不多。
除了最早的杨弦，最近还有一位音乐人把《乡愁》谱成了南音，也有人将其谱成苏州评弹，算起来，《乡愁》竟有十几个以上的不同版本。
余光中认为，即便现在交通很发达，有高铁有飞机；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也非常方便，有手机有网络，但乡愁仍然存在，乡愁是自古就有的。将来即便人类移民到月亮，也会有另外一种乡愁，那时“李白诗就要倒过来写：举头望地球，低头踏明月” 。
在当时的环境下，余光中的这首《乡愁》简直就是华语诗坛上的一个绝响。对此，夏志清曾经在论文中如此解读：余光中所向往的中国并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而是唐诗中洋溢着“菊香与兰香”的中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乡愁无关政治，但政治却还是找上了乡土文学的麻烦。
狼来了，文学背后的政治激战
就在歌坛刮起唯美清新校园民歌风的同一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文坛则发生了一场关于乡土文学的激烈论战。这表面上是一场有关文学问题的论争，其实是一次由文学扩及政治、经济、思想各层面的反主流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决。迄今，它被誉为台湾当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论战。当时人在香港的余光中也被卷入其中。
1974年，余光中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赴港任教，几个千金也随父母同往香港念书。那段在香港“共聚一堂、共此灯光”的日子被余光中描述为“最美好的时光”。然而，风暴就是在一片祥和之中突如其来！
1977年，他写的一篇文章《狼来了》被指给乡土文学作家扣上了“左派”帽子，继而引发了徐复观、陈鼓应以及李敖等众多台湾文人与他的论辩。这些争论，直到今天亦未完全和解。
对此，余光中认为“狼来了事件”是个误会，因为“我只是写了一篇短文，并没有学术价值，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东西。那个时候，大陆‘’刚结束，班上家在广东的学生会给我讲那些知识分子被迫害的事情。所以我知道‘’是什么，而台湾那边其实完全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
当时香港有些知识分子的思想比较激进，就连香港中文大学的会议室里也经常能听见“左派”“”“港派”和“自由派”之间的吵架声。加上英国政府给予香港指示，要与大陆维持“最好的关系”，所以余光中在诗中批评“”，会招来香港“左报”“左刊”的围剿。某报就曾刊过一首长诗，有这么一句――工人一锤，你的白玉苦瓜就敲得粉碎！ 当时，攻击余光中的文字在十万字以上，使其心情相当孤愤。
对于质疑和谩骂，余光中并没有回应，而是继续写他的诗，教他的书。
西子湾，缪斯的守夜人
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
四十岁后还挺着一枝笔
已经 这是最后的武器
即使围我三重
困我在墨黑无光的核心
缴械 那绝不可能
――余光中 《守夜人》
1985年，余光中返台，接受中山大学邀请，在外文系任教至今。算起来，余光中在高雄定居已有近三十年的时光。对于背对高雄、面对海峡的西子湾，余光中很是喜欢，认为这就是他最后的归宿之地，他从没想过离开。
中山大学位于西子湾。因为和城里隔了一座寿山，隔了一个隧道，这里便另成了一个天地。
一开始，余光中住在教授宿舍四楼，窗外就是台湾海峡和高雄港，两边都看得到。他庆幸自己能面向西边的台湾海峡，而海峡的那边就是大陆，就是泉州、香港。
余光中认为，旅行也好，定居也好。这个地区你还没有写过文章，在某种意义上就不是你的。就像三峡属于杜甫，黄河属于李白一样。来高雄一两年后，他才算“就位”了，这个“就位”就是“这里的山水你有责任去题咏它”之意。他现在可以自豪地说：西子湾是我的。
西子湾在高雄岛北边的入海口，海里有一座灯塔，与余光中书桌上的台灯遥遥相对。到了下午6点以后，灯塔开始亮灯，而台灯也开始亮了，于是便有了那句绝妙的诗“桌灯是桌上的一座灯塔，灯塔是海上的一盏桌灯”。
不少台湾作家五十岁就封笔了。可是1988年，古稀之年的余光中却出版了第二卷诗选。他在“自序”中这么写道：一位诗人到了七十岁还出新书、刊新作，真可谓不识时务，倒像是世间真有永恒这东西一样。要诗人交还彩笔，正如逼英雄缴械。与永恒拔河，我从未准备放手，至少缪斯还在我这里。
余光中说自己写作是迫不得已，“就像打喷嚏，却凭空喷出了彩霞；又像是咳嗽，不得不咳，索性咳成了音乐”。也有人说，余光中驱遣文字犹如开车，刚猛迅速中带着风度翩翩。
《台湾文学史》作者陈芳明有次去西子湾探望余光中，余光中坚持开车送他去左营搭乘高铁。
高雄的道路笔直宽阔，适合一路疾奔，可左营站的下客处几多蜿蜒曲折，一般驾驶员都会缓行，一头白发的余光中却无所畏惧。陈芳明回忆道：“只见余老利落地转动方向盘，有着《咦呵西部》里的明朗畅快。”
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余光中说：“以前所想到能入诗文的题材比较少，我写的最热烈的诗文是自述，就是写我是什么样的人。以前我讲自己――你不知道你是谁，你忧郁；你知道你不是谁，你幻灭。整个中年几乎都在这两个状态之间寻寻觅觅，追求归宿。到了《白玉苦瓜》一诗，才算是――你知道你是谁，你放心。”现在，余光中已经脱离这三个情况了，写作的题材全凭缘分。
2000年，中山大学二十周年校庆，邀请余光中题两句话。他写道：“20岁的活力，2000年的新机。”后来，校方就把这句话印在T恤衫上。之前台东大学的墙上和垦丁公园里的环保袋和运动衫上，也有他的题词。
对此，余光中这样解释：雅俗共赏是一种乐趣。有人要我写点诗为实际用途服务，我也认为这是一种挑战。作为一个诗人，不要老是埋怨这个社会不读诗，不需要诗。问题是，社会需要你的时候，你能提供什么服务。在铅笔上，在运动衫上，我都把这种事情当挑战。诗可以实用，可是别商业化。古人也是到处写诗的，写在旅馆墙壁上，也写给歌伎。
逍遥游，他知道自己是谁了
如果你有逸兴作太清的逍遥游行
如果你想在十二宫中缘黄道而散步
如果在蓝石英的幻境中 你欲冉冉升起
蝉蜕蝶化 遗忘不快的自己
――余光中《逍遥游》
2009年，导演陈怀恩接拍余光中传记纪录片《逍遥游》。
陈怀恩坦言，和这位传主对话特别困难，“基本上他是严肃的”，因此所谓“闲谈”也必须在一定的学术范围内。当时剧组去拜访余光中的时候，开门接待的总是他太太范我存。余光中对于寒暄客套之类是能避则避，绝不闲聊。他也不喜欢自己的生活隐私被拍进电影曝光。
学摄影出身的陈怀恩原以为余光中的作品就是教科书和校园民歌里的那几首，可以拍成一部“诗V”。了解后才发现，五十多年来，余光中的著作累计有一千多部，他的诗集堆起来比他的人还要高！
对于一部纪录片来说，运用旁白来说明一切是最方便不过的，但在余光中面前，陈怀恩最不敢用的就是文字，无论找谁来写都不放心，最后定下一个原则，全部引用余光中自己的诗句和话语。影像上则用海边的栈板、枯树林和湿地的水来象征书、笔和纸。
每周三上午，余光中在中山大学要给学生上一堂课。于是，陈怀恩他们就去旁听了一堂，然后以六尺的距离尾随余光中，用摄像机跟拍了下课后的十分钟。他一手提着一袋学生作业，一手托着一只水杯，从三楼缓缓上到五楼，步入教授研究室，环顾堆积如山的书本，腾出手稍事整理下这个面海的书屋，再拿起水杯和作业，把门锁上，身影便消失在长廊的尽头。这条再平常不过的路径，他已走了二十五年。
同样令人感动的是，他与相濡以沫将近六十年的妻子范我存之间的深情厚谊。
每次朗诵《乡愁》的时候，只要范我存在现场，读到“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一句，余光中总会伸手指向观众席上的妻子。而妻子也会露出新娘般美丽羞涩的笑颜。
平时，余光中和其他先生没什么两样。早晨起来，会和太太一同散步，也会帮太太洗碗，驾车送太太去买菜，陪女儿逛商场。看到她们购物时看来看去都不能决定要不要买的时候，他站在旁边，也会和其他男眷一样不耐烦，手足无措。
不同的是，对妻子的爱激发出了诗人不少创作灵感。看到妻子腕上戴着的玉镯，余光中便写下了一首诗《问玉镯》――千年前是哪一位巧匠，不计夙夜挑剔又琢磨，将你雕成如此地倜傥……
他在结婚三十五周年之际写下的一首《红烛》，更是令人动容，尤其是最后设想大别之日的那段描写，读来更是叫人泪湿眼眶。
三十五年前有一对红烛
曾经照耀年轻的洞房
且用这么古典的名字
追念厦门街那间斗室
迄今仍然并排地烧着
仍然相互眷恋地照着
照着我们的来路，去路
烛啊愈烧愈短
夜啊愈熬愈长
最后的一阵黑风吹过
哪一根会先熄呢，曳着白烟
剩下另一根流着热泪
独自去抵抗四周的夜寒
最后是一口气同时吹熄
让两股轻烟绸缪成一股
同时化入夜色的空无
那自然是求之不得，我说
但谁啊又能够随心支配
无端的风势又该如何吹
在《逍遥游》这部七十五分钟的纪录片中，除了描绘如今的工作生活状态，在导演的安排下，余光中也携妻带女，故地重游了一番。
他来到无锡蠡湖湖畔用常州话说上一段绕口令，又跑去重庆用四川话朗诵了一段《扬子江船夫曲》，再来到垦丁练起了太极，又在徐霞客的墓前双手合十，最后登上了古运河的船，变回了最早的“舟子”，高歌一曲《赤壁赋》。
垦丁是余光中在台湾唯一写过游记的地方。于是，陈怀恩就设计余光中带着夫人故地重游。
余光中原本不太乐意，最后勉强答应。不料去了之后却很开心，不仅一路为夫人解释景物，还在海边童心大发，打起了水漂，并传授诀窍――石头要扁，形状要圆，出手要快，脱手要平稳而飞旋――出水为鸟，入水为鱼。
台南小学教科书收录了《雨，落在高雄港上》一诗，导演安排余光中去高雄三民小学听小学生读书。不料那天余光中的女儿遭了车祸。
行程既定，余光中无法随夫人赶往医院，心情郁闷。陈怀恩本想，今天肯定要毁了，怎料一听小学生读诗，余光中竟然又开心起来，还教他们该怎么念这首诗，念到“睡吧睡吧”的时候，声音轻柔，拍摄完后还乐呵呵地给他们签名。余光中让属龙的孩子们都举手，说：“我在你们那么小的时候，想做一个地理家，到处去看山水。”
最神奇的是，摄制组惊奇地发现，余光中那首《逍遥游》中的文字竟能和江南景色一一对应起来。最后陈怀恩就片子定名为《逍遥游》一事征询余光中的意见，他幽默地说：“我哪敢说同不同意？庄子同意就行了。”
说到幽默，余光中自有一番论调。他认为，所谓幽默，就是不正面迎敌，绕一个弯子去排解误解与痛苦。比如去看牙医，那么痛苦的事情，竟也被他写成了一首诗，内容就是自己躺在床上张开口闭起眼睛接受“磨难”，牙医的工具成了“一套精致的刑具”，舌头成了嘴里的“难民”。而牙医用工具在嘴里磨，竟能把“污秽”一并取出。
再比如，从“马屁诗人”到“文白之争”，李敖似乎一直在逗余光中和他对骂，但余光中就是不理他，还幽默地说：“李敖天天骂我，说明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在余光中的经验中，幽默其实要比愤怒有用。
当生命走到暮年，对于“我是谁”的问题，诗人早已不再质问，而是报以淡淡的微笑。
此岸和彼岸是一样的潮声
前半生无非水上的倒影
无风的后半夜格外分明
他知道自己是谁了
对着满穹的星宿
以淡淡的微笑
终于原谅了
躲在那上面的
无论是
哪一尊神
――余光中《后半夜》
深入生活越多，就越需要清静和一张干净的桌子。
如今，已经八十五岁的余光中依旧笔耕不辍。他喜欢在没人打扰的长途飞行中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作，也会在给学生监考的时候写诗。用他自己的话说，不碍事的，他们都以为我在监督他们呢。
以前写诗，他喜欢把中国文字压缩、锤扁、拉长、磨利，把它们拆开又并拢，折来且叠去。如今他却争取写、改、誊一次完成。散文的话，每页纸最多改一两个地方。尽管外文系毕业的他用英语写论文都不成问题，但他说自己在写诗和骂人这两件需要抒绪的事情上，是非得用母语不可的。以前他写在六百格的稿纸上，现在直接写在A4纸上，用笔写。
除了写诗，翻译也是余光中近年热衷的一项工作。他说：“我这风筝放得太远了，我要收线了。希望余下来的岁月可以再多写一些东西，多翻译一些东西，从容去推敲。”
种子市场论文范文第5篇
(一)中国贫富分化的现状
国际上衡量一国贫富差距程度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即基尼系数法、收入不良指数法和财产集中度法。以此分析我国的现状，不难看出我国的贫富分化已相当严重。
首先，从基尼系数看。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5，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其次，从收人不良指数看。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我国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人和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高达50%。最后，从财产集中度看。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05年6月份公布的统计数字，中国10%的富裕人口享有国家总资产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却只拥有总资产的1.4%。不仅如此，由于有关的让会经济政策及相应社会立法的缺失，我国贫富差距还在日渐加剧，这不仅影响到我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且这些不和谐因素又反过来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对此，我国的决策层也有清楚的认识，在2005年10月制定的“十一五”规划中，把目前中国日趋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作为党和政府今后五年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并提出扩大就业、增加就业岗位;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等保险制度，认真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问题;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人分配的力度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以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人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这意味着，在未来的几年里，在我国建立合理的社会法律制度体系尤为重要，而要真正使这些社会法律制度的设计实现矫正贫富分化的目的，就必须首先了解贫富分化的成因。
(二)中国贫富分化的成因
1.既有的观念:市场经济论与社会不公论
对于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的成因，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做了大量研究，可以概括为两类对立的观点，笔者称之为市场经济论与社会不公论。
市场经济论的主要观念是:中国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造成的。持此论的学者又有两种不大相同的观点:一种是一般市场论，着重于从市场机制本身说明，认为市场经济必然会产生贫富分化。其根据在于，市场的基本机制是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由于市场中的人所拥有的资源、个人察赋存在差距，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自然而然就会造成贫富分化。另一种是特殊市场论，着重于从我国市场经济的特性说明。因为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各个具体阶段，不同社会群体的获益程度很不相同。从某种意义上讲，谁能与市场化过程保持着同步的关系，谁就有可能率先富裕起来。加之我国经济体制处于转轨期，新体制的完善还需要一个过程，因此，难免出现一定的贫富差距。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贫富分化是市场化改革的代价。
不论按市场经济论的哪一种观点，其逻辑结论必然是:中国目前的贫富分化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因此，矫正贫富分化的关键就如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所说:“不应该有仇富心理”，不能采取“劫富济贫”的办法(如用高征税的方式缩小贫富差距)，而只能采取使穷人富起来的办法，或采取完善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办法。
社会不公论认为:中国贫富分化的主要根源在于社会不公。而中国改革和转轨过程中的社会不公体现在不同方面，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侧重，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是权力介人市场论，认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是等价交换，由于大部分人是平常人，差异不大，因此不可能造成大规模的贫富分化。相反，如果一个社会出现了大规模的贫富分化，则必定是由于存在大规模的不平等交易，一批人破坏了公平交易的原则巧取豪夺。而这少数人之所以能巧取豪夺，往往是因为有权力做靠山，即权力介人了市场竞争领域。第二种是机会不公平论。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认为，当前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悬殊的现象，主要是由机会不平等造成的。而机会不平等主要是由于一些掌控权力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营私。第三种是权利失衡论。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通过对北京出租车公司与司机之间的“霸王合同”的分析，说明在我国由于缺乏法律制度保障，往往使一些弱势群体的权利受到损害而难以得到救济。据此，他认为贫富分化的种种因素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
从笔者所阅读过的有关资料来分析，上述两派都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对方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也都把对方认为是根本的原因看作是次要原因，这使他们各自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政策法律措施的侧重点各自不同。
2.一种新的观点:中国贫富急剧分化的根源在于西方现代性在中国社会的推展
自从19世纪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大门后，中国的仁人志士就开始寻求强国富民之路，其结果是使我国逐渐走上西方式的现代化之路。
西方的现代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界定。就政治制度而言，主要采取的是自由民主加福利国家的政权形式。就治理方式而言，主要是以表现为形式理性的法律制度来治理。从文化上来界定，在思想体系和道德规范的领域，以个人主义形式存在的人道主义和以功利主义形式存在的理性主义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和主流思想倾向。〔2〕从思维方式上来界定，现代性是以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为特征的:主体与客体，个体与群体，精神与肉体，人类与自然等的分离与对立，都是现代性的表现。〔3〕概言之，西方现代性在思想根源上强调个人价值，并着重于形式理性的制度设计。其制度化于法律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对个体利益、个人权利的保护，在一方面，给个人以激励，使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得以发挥，推动了科学进步，带来了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个人对群体、对社会责任感的弱化和道德良知的普遍下降;对个人利益的过度追求，对他人的剥削及对自然资源的掠夺，这势必导致形式上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的人们之间，在形式合理的法律制度的保护下产生贫富分化，也会因以人类为中心而造成生态危机。因此，贫富分化及生态危机成为所有实施现代化国家的两大难题尤其是贫富分化问题，在后发实施现代化的国家中表现得更为严重，中国目前就面临此种情境。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是由以下原因所致:
第一，东西文化冲突，导致传统文化价值观“减震”功能丧失。在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基督教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基督教所强调的泛爱、和平及宽容等价值有利于人们慈善心性的养成，这对贫富分化具有一定的阻碍或减弱功能。比如教会就“在整个中世纪，为一切慈善行为打开方便之门，成为一切施舍的当然场所。”〔4〕而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思想界的主流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这样一种观念:儒家文化强调的团体主义、和谐主义价值以及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对亲情的重视是实现现代化的障碍，于是在不同程度上忽视本土文化精华在社会秩序整合中的意义，也就丧失了传统文化对贫富分化的减震功能。因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了较西方国家更为严重的腐败、缺乏市场道德、缺乏利他慈善行为等现象，从而加剧了贫富分化。
第二，暴发户心态。在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开始较早。在那一时期，由于科学及与之相关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人们所能掌握的竞争要素的差距亦有限，因此，贫富分化的形成经过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在这一长期的累积发展中，一方面，富人的消费观及对财富的使用日益趋于合理;另一方面，法制也不断完善，约束富人财富的获取趋于合法与合理。而我国是后发国家，在当前时代，全球化带来的科学技术及其他生产要素的迅速传播，使人们所掌握的关涉竞争成败的要素从一开始就出现巨大的差距，可以说许多竞争尚未开始就注定了成败。这就使部分人迅速暴富起来，而暴富者普遍容易产生“暴发户”心态。这种心态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鄙视穷人，甚至欺诈掠夺穷人。其二是财富的不合理使用，大把花钱来向世人展示自己的一夜暴富。如我国的富豪们宁可在澳门一掷万金，为一饱口福而大摆黄金宴，也不愿付给农民工该付的工钱，不愿给被拆迁户以合理的补偿，不愿为打工妹支付最低的福利保障，更不愿像比尔•盖茨等西方富豪那样，将个人资产的大部分注入社会慈善事业。这些不仅使贫富分化急剧发展，而且使穷人对贫富分化更丧失心理承受力。
第三，经济体制的转型与法律制度特别是法律理念的脱节，使许多非法行为没有法律约束或使既有的制度约束软化。博弈论及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只有自生自发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中国的一位社会哲学家对社会过程体悟后也说:“本来一个社会制度，就是为事实而想的办法，故必事实到了那一步之后，才能产生那新的制度。”〔5〕然而，现在的中国由于社会经济急速转型，不仅使制度大量缺乏，而且既有的许多制度也完全不是依事实想出的办法。反是忘记了自己的事实，尽看见他国的表面—如法律、制度，及一切完备之设施等—便想全盘采用，希望能突然涌现出新制度来。〔6〕可是作为制度根本的文化却不是短时期能够改变的，有的甚至是很难改变的。这样，许多不合理的经济行为要么因为没有法律调整而成为难以制止的灰色行为，要么因为缺乏文化根基而难以发挥作用从而使制度约束软化。这就放纵了各种非法和准非法的攫取社会公共财富或他人财产的行为，从而加剧了贫富分化。
(三)社会法——矫正贫富分化的主要途径
上述分析说明，源于西方的现代性及其制度本身就孕育着贫富分化的种子，只要实行了市场经济制度及相应的私法制度，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加之，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西方文化冲击使本土文化信仰和价值观念的约束力下降，社会法制度建设滞后和相对缺失，贫富急剧分化就成为必然。这已被中国20多年现代化的历程所证明。
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拒斥现代化。这不仅是因为我国已经走上了现代化道路，更重要的是现代性及其具体化的各种制度，如市场经济制度、私法制度、民主法治本身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的解放也有极其重大的积极意义。世界历史发展的经验已经证明，完全否定作为现代性表现的市场机制、形式理性化的私法制度以及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必定会给社会造成灾难。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贫富分化，而在于如何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贫富分化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
因此，对于贫富分化的矫正，只能从国人的文化信仰及价值观念的重建，以及法律制度特别是社会法制度的完善两大方面着眼。其中，文化信仰与价值观念的重建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法律制度的完善又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塑造人们的文化信仰及价值观念。因此，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特别是社会法体系，是当前弥补私法在财富分配中的不足，矫正贫富分化的主要途径。但需要说明的是，社会法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旨在遏制贫富分化的急剧发展、把贫富分化控制在社会成员可接受的合理范围内，而不是绝对地消灭贫富分化;否则可能抹煞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20世纪中叶以来发达国家、特别是福利国家社会立法的发展历程对此已有了说明。
二、矫正贫富分化的社会法理念
法律史研究告诉我们，作为一种制度，任何法都必须有其所依之意识和精神，“一项制度之创立，必先有创见这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一项制度之推行，也同样需要推行该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此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逐渐晦昧懈弛，其制度亦即趋于腐化消失。”〔7〕那么，矫正贫富分化主要制度的意识与精神应为何呢?
欲对此问题做出回答，我们不得不进一步追问法之意识与精神。对此历来学者们因社会观及人性观的不同而形成了诸多学说，大致可归为两种:一是以个体主义社会观为基础的“个人权利说”，另一是以整体主义社会观为基础的“社会权利说”。〔8〕而以哪一种社会观及权利说为基础构建矫正贫富分化的法制度，不仅关涉到法律制度设计的差异及对法律解释的不同思维方法，而且直接关系到对贫富分化矫正的效果。下面通过对这两种学说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人性假设、法律观念及制度逻辑等内容特征的比较分析，结合中国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文化传统和法律观念，说明要构建矫正贫富分化的社会法律制度，我们必须转变当前以权利为中心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法律观，树立以“社会权利”为中心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和法律观。
(一)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个体主义学说
1.社会经济背景和观念基础
自文艺复兴以来，以权利为中心的个体主义构成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9〕其生成于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还没形成发达的社会分工之时，个体经济自立性增强，个人意识觉醒。其基本社会理念是:社会是由完全独立的个人组成的复合体，并无自身的不可还原的存在。“并且，这样的个人能依自己的利益和愿望与其他人一再地达成社会生活所需的某种一致(秩序)。这样，社会只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工具。或只有工具性的价值。”〔l0〕据此分析，全部社会关系就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平等的、具有独立的自由意志的个人按自己的意志自由建立的。就像洛克所说:“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
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ll〕
2.个人主义的法律观
持此种观念的学者在具体的法律观点上虽存有分歧，但都具有以下共同的法律观念:人作为一种理性的存在，不仅本身就拥有某些同等的权利，即作为个人自然权利存在的主观权利，而且人生而是自由的。这就意味着人有行为自由的权利，同时又有获得这些行为所产生的结果的权利。同时，既然所有人生来就享有同等权利并应保有同等权利，社会又由个人组成，社会中的人组成国家(政府)就是为了保障个人的天赋权利，因此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及来源在于被统治者的同意。
这种个人权利学说在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中被明确地予以了表述。其核心包括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个人主义、先验主义、本质主义、冲突主义。〔l2]
西方社会的大部分法律制度都产生于这种学说，直到今天仍是如此。这也是目前我国主流法学的舶来之源，换言之，我国法学主流观念的基本方法论和价值观都是个体主义的。
3.个人主义法律观的制度逻辑
在个人主义法律观下，以其为基础建立的法律制度对个人及国家行为要求的逻辑必然是:其一，任何人在与他人的经济交往中，只要不采取欺诈、强迫手段，都可以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经济力量(如市场支配力)或信息优势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其二，除非出于自愿，使个人对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贫富分化问题承担更多的责任，如以社会立法的形式对个人所得实行累进税制、征收遗产税、使企业为职工承担一定的社会保险费用及给职工提供相应的福利等，就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其三，国家作为社会契约的执行机构，只有保护个体权利不受侵害的消极义务，而没有促进个体利益的积极义务。
这些在当今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公法及私法制度中都有体现，在私法中表现得尤为充分。这意味着以个体主义观念为基础的法律制度，特别是私法制度，不仅不具备遏制贫富分化的功能，反而还具有维护贫富分化的功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可能促使贫富分化。
(二)以社会权利为中心的整体主义学说
1.社会经济背景和观念基础
整体主义观念从源头上可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但真正在社会现实中立论则要到18世纪中叶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高度社会化形成发达的社会分工之后，而其对社会思想及实践产生广泛影响则是二战以后。
其基本社会观念是:社会不仅为一客观实在，而且如同人一样是一个有机整体。它在承认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有自己独立目的的同时，也承认作为构成社会基本要素的个人仍具有其个体特性和相对的独立性:“社会不是按机械原则构成的，而是一个不断成长的有机体，他由各个不同的部分构成，每一个部分都有其个体特性，但彼此又相互依赖不可或缺。社会由个体组成，但不可仅仅归结为个体;个人也不能仅仅被视为社会的一个被动的部件，因为个人有其独立的、不可还原的、不可取代的价值。”〔l3j
这种社会观对个人之间关系的基本看法是:人与人以及人和社会的关系是有机的相互依存关系。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不能完全否定存有冲突，但主要是功能互补的、和谐的关系。
2.“整体主义”的法律观
整体主义的法律观主要体现在各种社会法理论当中，其观点虽存有分歧，但核心是一致的，即“确认存在一条规则约束社会中的个人，个人的主观权利产生于社会义务;它肯定人是社会中的人，由此人应服从于社会规则，社会规则要求个人对其他人负有义务，个人权利只是其义务的产物，只是其必须自由和充分地履行义务的权利”。〔14〕换言之，这种学说的基本观念是:人在社会中并且只能在社会中生活;社会的存在离不开将其组成个体联系起来的相互关联性。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规则，就来自于社会的相互关联性，因此，法律规则兼具个人性与社会性。从其基础上来说法律规则具有社会性，只是因为人在社会中生活，它才得以存在。同时，法律规则也具有个人性，因为
它存在于个人意识中，它只适用于且只能适用于有意识和意志的个体生命体。
法律规则的社会性及人只能生活于社会的事实，决定了社会中的人要遵守下列行为规则:可以做任何本质上用于实现并发展相互关联性的事情，不能做任何损害社会相互关联性的事情。合理的人为法则应该是该原则的表述、发展与实施，由此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些逻辑结论:个人有权采取一切行为来遵从社会相互关联性;他也有权采取一切行为阻止其他任何人妨碍他完成这一社会责任。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拥有某些权利，但这些权利并不是天赋的、个人的、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它们也不是法律规则产生的基础。而是首先因为存在一条法律规则，该法律规则要求每个人承担一定的社会功能、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从而赋予每个人与其发挥社会功能相应的权利。
法律规则的个人性决定了法律规则是多样的。所以尽管从要求所有人遵从社会相互关联性的角度来看，法律规则对所有人是相同的，但是法律规则对每个人所要求的义务与责任又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的才干与具体情况不尽相同，所处的社会领域不同，其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功能各异，所以人们应以不同的方式来遵从社会相互关联性。
进一步，由于社会的相互关联性是建立在相似性和劳动分工基础上的，而这两种相互关联性所表现的形式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千变万化的，这就决定了法律规则的实施方式同样是多样的、可变的。因此，我们所构想的法律规则并不是完美意义上的理想规则，并不是人类不断努力以期日益接近的一种规则，而应该是一种多样的、可变的规则，法学家的任务正是要在各个特定的社会结构中确定适应于它的法律规则。〔15）
3.“整体主义”法律观的制度逻辑
在整体主义法律观下，以其为基础建立的法律制度对个人及国家行为规范的必然逻辑要求是:其一，任何人在与他人的经济交往中，不仅不能采取欺诈、强迫等手段直接侵犯他人利益，而且不能滥用自己的经济力量(如市场支配力)或信息优势，为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间接损害他人利益。其二，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决定了每个人在与他人的经济交往活动中不仅只是消极地不侵犯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要积极地对他人和社会承担责任。这样，以社会立法的形式对个人所得实行累进税制、征收遗产税、使企业为职工交纳一定的社会保险费用及给职工提供相应的福利等，就具有了合法性。其三，国家作为社会的代表，不仅负有不以公权力危害个人活动自由的消极义务，而且负有使用其所掌握的公权力服务于社会相互关联性的积极义务。因此，国家有义务制定能够保证每个人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可协同参与社会相互关联性的所有法律，例如制定法律保证人人都可免费接受最低限度的教育、给所有无法获得个人生活必需品的人提供保障、保证市场竞争等。
上述学说尽管在实证法中还没有系统的表述，但其基本观念，在二战后已以越来越强劲的势头体现于“私法公法化”、“公法私法化”的法律发展趋势中，并被直接规定在一些国际性法律文件（16〕和大量社会立法中。这意味着，在法律体系中最具遏制贫富分化功能的社会法应是以整体主义观念为基础的。
(三)中国的社会法与整体主义及个体主义
1.中国社会法的观念基础——整体主义
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各有其社会背景和对人性的基本假设，也各有其适于制度要求以及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不同领域。因此在我国，对于遏制贫富分化、建立和谐社会的主要法律制度—社会法应以何种观念为基础，我们还须对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人与人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特性、法律观念及社会立法现状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证才能做出说明。
第一，现代社会与人。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使现代社会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社会中的人不再像个人主义所假设的那样，犹如物质中的原子，是可以与其他人截然分开的、孤立的、本身具有某些特性及某些权利的理性的、平等的个人，而是在社会中扮演不同角色、具有不同社会功能的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个体。因此，虽然我们不能否认所有关于法的基础学说的出发点应该是自然存在的人，但自然存在的人并不是孤立和自由的存在。社会人类学和遗传学研究已经证明，人本身就是“社会人”。（l7〕而对这种“社会人”假设的认可则不仅意味着人与人的差异，还意味着人的理性不可避免地要打上社会的烙印，是一种演化的、情境的“社会理性”，〔l8）而不是抽象的理性。
第二，现代化与中国社会。经过几十年追赶西方的现代化历程，我国已经初步进入了现代社会。这不仅表现在我国的第二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远远超过第一产业(农业)，而且社会分工非常发达，经济活动的市场化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人与人及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任何人离开他人和社会都难于生存和发展，社会已经成为了有机整体。
第三，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整体主义文化，这决定了中国人具有情景中心的价值取向:“倾向于以怡然自在而又有区别的方式对待自己的社会。怡然自在是因为:在自己人的团体中，他具有安全感和稳定的位置。”〔l9)因此，中国人发展出相互依赖的世界观，倾向于在家庭这种人类原初社会团体中解决其生活中的问题。当他必须冒险离开家庭时，他依然会不断寻求并设法建立一种亲族性质的联结，以便根据他的位置和互惠原则，确立他的报酬和义务。（20）因此，尽管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已经有十多年，但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的许多方面仍强烈依赖于人际关系以及相关政府机关。当然，这既与现代政府广泛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现状有关，也与我国处于转
轨时期，政府机关掌握着大量的社会经济资源有关。
第四，中国传统法律观念与法律制度。目前，虽然西方法律观念在我国处于主流地位，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没有被完全消解，其必然对法律的运作产生影响，这是我国法律制度建设中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正因此，早在20世纪初我国著名私法学者史尚宽先生就提出:“我国历史上素重礼治，而礼与法皆以家族制度为中心……个人主义之立法向未之见，故现今之立法既不宜立足于家族制度，尤不宜袭取个人主义之糟粕，而应以全民族之利益为基础，注意农工业共进之民族经济关系……个人之利益于全民族之利益中，始受其保护。故既非从前家族本位之立法，亦非欧西个人本位之立法，而为全民本位之立法矣。”（21）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中国已经进人现代社会，这意味着，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的，在这样的社会中，法律对贫富分化的矫正就要求个人和国家承担起积极的责任，这也是世界各国目前的普遗傲法。加之中国具有整体主义的传统文化和法律观念，因此，在我国以整体主义为基姗构递蟒主贫富分化的社会法制度，不仅符合当今世界社会法的时代精神，也是法制本土化的必然要求。
2.整体主义在法学中应用的限度及对可能的咭难的回答
整体主义虽然体现了法的时代精神，对实证法的诸领域都产生了影响，但并不意味着其在法学中的应用没有限度。其限度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法律面对的社会关系领域，二是对整体主义本身理解的限度。
首先，就其面对的社会关系领域来说，社会既是生活世界又是系统世界。〔22〕在生活世界中，由于处于同一社会的人面临的是基本相同的社会环境，这意味着，社会对他们的意义是差别甚微的。因而，处理生活世界的关系，我们可以忽略个人的行为对社会的依赖和影响，而只考虑对他个人的影响。作为调整这一领域社会关系的私法的基本观念和方法论无疑应以个体主义为根本。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的一定程度的控制，使二者难以完全剥离，因此，对生活中一些问题的解决也可以适当地利用一些建基于整体主义观念与方法论上的法律制度作为补充。
而对有机的社会经济系统来说，由于社会分工使每个个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产生了人的功能分化，人愈益依赖于他人和社会。这意味着，个人的行为后果不仅取决于个人的努力，更与其所处的社会状况有关。〔23〕因此，处理社会经济系统中的有机关系时，我们就不能忽略个人的行为对社会的依赖和影响，当然也不能忽视对他人的间接影响。作为调整这一领域社会关系的社会法的基本观念和方法论无疑应是整体主义的。如果把个体主义用于这一领域将使问题过于简单化。
因此，整体主义在法学中的应用是有限度的，其只是社会法的基本观念和方法论基础，而不是整个法学的观念和方法论基础。这意味着在其它法域，如私法领域它只是起到辅助或补充作用。
这里的整体主义是合理的整体主义，而不是极端的整体主义。（24）尽管如此，由于我国传统文化中极端整体主义造成的灾难，我国多数学者往往把其与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相等同。认为整体主义追求的实质平等、实质正义往往会成为一些隐蔽性和欺骗性的美丽大词，其运用必定导致执掌权柄者以社会利益、公共福利之名对权力滥用，使个人财产和自由权利暴露在不受保护的状态中。〔25〕这正是我国法学界对整体主义的咭难之本。
我们不能否定这种担心或咭难用于私法领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不否定以整体主义为基础的一些社会立法已经具有或将产生上述弊端的可能性。但我们不能据此否定整体主义在社会法中的基础作用。对此，笔者拟从两点予以回答。
第一，上述咭难系基于对整体主义内容的极端化的理解，误以为整体主义就是对个人利益、个人自由的否定。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极端化的整体主义在政治、法律实践中的应用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性的结果。但同样，半个多世纪以来以整体主义为根基的社会保障法、劳动法、税法、环境法等大量社会立法及实践也证明，以合理的整体主义为根基的社会法制度对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发展、提高人民福利，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发挥着有益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因整体主义极端应用产生的弊端而对合理的整体主义也做出简单否定，正如不能因个体主义极端化导致贫富分化、环境恶化等弊端而简单否定个体主义一样。
第二，上述咭难根源于“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方式。由于对社会结构的演化缺乏历史的分析，因而缺乏对当今复杂社会不同领域的划分，即没有对社会生活领域与社会经济系统领域社会关系的区分，对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所处的社会领域的特性也就没有深刻的分析与划分。因此，对不同社会领域的法观念和所使用的方法论就不可能有所区分，往往认为在所有的法律领域要么以个体主义为根本，要么以整体主义为根本。其实社会是由不同领域构成的复杂体系，它是成长的、发展变化的而不是静止的。因此，“这种二分思考模式肯定过时了，现在新的思考模式是‘亦此亦彼’(BOth/And)。因为现在已经进人网络思维，而不是线性思维;不是简单思维，而是复杂思维。”（26）
这意味着，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领域的法律的理论根基或方法论基础也不可能是统一的和唯一的。
3.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冲突还是互补?
现代社会学、人类学和遗传学研究表明，人是独立的生物体，社会分工导致的个人功能分化也使个体有其独立性或个体特性，但人毕竟是政治动物、社会动物，它不能脱离类的整体—社会而存在，离开社会，个体就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社会性是人类个体的先验规定性和现实规定性。这就是说，人具有社会性与个体性两种属性。人不仅有独立性，而且有自主性，人是理智的动物、情感动物，它不仅构成社会，而且要作用社会并改造社会。社会就是人类个体互动的结果，没有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就没有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这意味着，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中，社会不是个体的简单集合，个体也不只是社会的构成要素，它们处于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关系中。
人性的两重性及人与社会的相互依赖关系决定了，虽然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观念处于对立状态，〔27〕我国法学界多数学者受非此即彼思维方式的影响，基本也持此种观念。〔28〕但这些内容各自经历了从绝对化到相对化的演变，现今已愈益呈现趋同之势。就个人主义来说，就连被西方世界称为“自由主义斗士”的哈耶克，也反对把个人视为孤岛的、极端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并称之为“伪个人主义”。（29〕在法学界，信奉个人主义者亦认为“个人主义无非代表此一意向，它并不是只觉有我而忘却团体，却是主张团体中的个人有其独立存在的性格，在个人利益的追求方面，当然仍须时时籍重团体的力量以达成目的。”〔30〕而整体主义诚如前述，应是合理的整体主义，承认在整体中个体不是被动的部件，而是具有自己的特性和独立性。另外在当今思想界，对于如何解决个人权利与人民的关系，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为基础，提出了“话语民主”理论，试图超越近于自由主义的康德与近于共和主义的卢梭的民主理论缺陷，（31〕在个人权利与人民之间架起桥梁。可见，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不应是冲突的，而是互补的。
从法律制度的功能和目的看，法律是为解决社会问题而产生或设立的。我们不能否认，个人主义所倡导的自由、权利和个人尊严等价值具有普遍的感召力，更不能否定建基于其上的法律制度对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但整体主义所倡导的义务、人类责任和共同体的利益等价值同样重要，建基于其上的社会法制度对公平、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建立，同样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不可或缺。因此，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可以相得益彰，“使我们在张扬个性精神的同时免遭社会解体的危险。鼓励人的责任意识与保障基本权利可以互为补充，这会在为人的思想和行动提供一个安全空间的同时不致威胁社会凝聚力的基础。在要求每一个行为为他人(共同体)负责的同时，承认并尊重每个人的同等价值，这会使我们在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中找到平衡点。”〔32）
从实证法律体系看，人性的两重性以及社会作为复杂的有机系统，决定了针对不同的社会关系领域法律必须分工调整，因此，整个法律是由不同法域构成的一个系统体系，各法域的功能是互补的，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法的运行产生的弊端或不足，需要建立在整体主义基础上的法来克服和补充，反之亦然。如以个体主义为基础的私法契约制度对市场交易的保护，从分配角度讲有利于资源公平、有效地配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但由于交易者所拥有的经济力量、谈判能力、信息等不同，交易结果并不一定公平，这靠私法自身是难以克服的，而必须借助以整体主义为基础的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等社会法来克服和补充。因此，在法学中，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主次性、互补性不仅仅局限于某一法城以何种观念与方法论为主次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分别以整体主义或个体主义为根本建立的不同法域的互补性问题。这意味着，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如果在某一法域中还有主辅之分的话，那么，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则不应有主辅之别。
由于个体主义倡导的自由、理性、权利等理念及其在实定法中的体现，已经在当代法学中得到了较多的研究，因此，本文更强调对整体主义的正义、社会利益、义务和责任等价值及其在法律制度中的表现的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笔者对个体主义法律观念在现代法中重要意义的否定。
三、整体主义在社会法中的呈现
世界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不论是从整个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还是从政治统治的维护，以及和谐社会的建立，国家有责任也有义务建立系统化的社会法律制度体系，把贫富分化控制在一个可以承受的动态合理范围之内。
根据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及其它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化过程中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立法实践，结合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立法实际，笔者认为，社会法规则的观念基础或基本方法论应是整体主义的，社会法对社会成员、社会利益、社会权利、社会责任等的强调，都是整体主义的直接体现。此外，社会法旨在实现的正义不仅仅是交换正义与程序正义，而且包括分配正义与结果正义，评判正义的标准也是一种较客观的价值标准，而非主观价值标准。
(一)社会性主体——“社会人”
作为法律不可能无视“人”，但社会法中的“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在社会中扮演着某一角色或处于某种境遇的社会群体中的一员，是按其功能或处境类型化了的“社会人”。这表现在所有的社会法中，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经营者与消费者”、中小企业促进法中的“中小企业”、劳动法中的“劳动者”、社会保障法中的“工伤残疾者、失业者、老人”等。〔33〕
因此，在社会法所设定的人像中，最基本的就是类型化了的具体的“社会人”，把人置于一种成长的社会有机整体中，根据其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处境分成不同的类群，对于不同类群的人给予不同的待遇(表现为不同的权利义务)。如税法制度中对于不同产业的不同税种、不同收人的不同税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经营者与消费者的不同权利义务;劳动法中对劳动者与雇利义务的不同规定;社会保障法中疾病、失业和伤残补贴制度等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人像设定。整体主义方法论在社会法中的铺陈就是以社会整体为起点，根据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功能和社会境遇进行其制度设计的。正是通过这些制度，为每一类人提供了其发挥功能所需的基本条件，（34）促成他们的功能互补，社会整体和谐运行。
(二)社会整体利益
不可否认.个人利益是个人行为的动因，对此马克思也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35〕但人毕竟是社会中的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说明，社会越发展，社会分工愈发达，人对其他人和社会的依赖则越强，因而在影响个人利益的要素中社会所占的权重就越大。对此，就连秉持个人主义观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也承认:“没有资本设备，没有丰富的资源，没有其他人的劳动，而更重要的，没有一代一代积累的技术知识，他个人能生产出多少东西?很显然，我们所有的人都从我们从来没有建造的经济世界中取得利益。”〔36〕这些不能归个人排他性地享有的、任何处于其中的人都可不需支付对价就获得的好处就是社会整体利益。可见，整体利益
是一种独立存在，并非只是当下社会中的人创造的，而是逝去的人与当下的人共同创造的，也不因当下人的享用而消失，它还可为未来的人所分享。
社会法就是以保护社会整体利益为目的的，正如庞德所言:“我们听到的法乃是为了维护一般安全，为了维护社会制度的安全以及为了保存社会资源而对人们行为的规定。”〔37)这在各国的社会立法中都有明确的体现。〔38)有关反垄断法的合并控制案中，并没有明显的直接受害者，之所以仍要对其做出控制是因为反垄断法“保护的是有效竟争格局而不是竞争者”，〔39〕而目前社会经济观念公认竞争状态是对所有市场主体都有益的，因此，保护竞争状态就是保护社会整体利益，“有效的竞争是一种应当保护的经济财富”;〔40〕而在循环经济及环境资源法中，其立法目的被明确表述为“确保现在和将来国民的健康和文化生活”、“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循环经济，保护自然资源，确保废物按有利于环境的方式进行清除”、“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环境，不得使其恶化或者对健康和安全造成危害，或者引起其他不良的和不应有的后果”等，〔41〕同样都是整体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从有关劳动法、社会保障法对最低工资的限制，对失业者的补贴、培训，对雇用伤残工人的优惠等制度规定中，所体现出的不仅仅是慈善，也不仅仅是法学界流行的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而是产业制度有效运行和社会存续之必需，因为产业制度的有效运行和社会的存续是社会利益的源泉和前提，可以说是最大的社会利益所在。当然，社会法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强调并不一定非得否定个人利益，有的社会整体利益可以直接为社会成员所分享，成为个体利益的构成部分，有的社会利益则可给个人利益的实现提供良好的外在条件和保障。
(三)社会规制
整体主义方法论者一般都秉持社会先于个人而存在这一观念，“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以及整个文明史上所知道的人，无论在现在和过去都一直是处在各种群体、集团或相互关系当中的”。(42)这意味着个人“天生就被置于其间的社会”，(43)此时，个人是诸多关系中的一员，关系确保了个人是拥有一定身份的人，身份意味着个人已经不是一个孤零零的人了，而是有着各种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社会成员。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个人的存在和追求无法突破关系网络的限制。(44)
人的这种社会属性决定了，在分工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类活动可能性的增加以及从事活动的人数的增加都要求增加对每一个人的限制以便别人都能够自由地进行活动这种限制由于它使社会分工成为可能，从而实际上也增加了个人有效活动的可能性。如果不是为了全体的自由而对每一个人的自由施加限制，分工就不可能存在。”〔45)这就要求个人“不得‘随意自决’。享受社会利益而不为此做出相应的贡献，这是有失公平的。‘安全和有狭序蜂车活，这种利益，只有在几乎所有人都遵守法律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每一个人，无论他是否邀寺法律，都可以获得这种利益。不遵守法律的人，就是处于‘随意自决’状态的人。”’（46〕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接受社会规制。例如每个经营者虽有自由定价的权利，但这种自由不是没有限度的，定价过高就构成暴利，将会受到反暴利法规的制裁;定价过低，则有可能构成掠夺性定价，将会受到反垄断法的制裁。再如契约自由在劳动合同中亦受到相当的规制。(四)社会责任与社会的责任
社会法中的整体主义不仅体现在对个体行为予以规制上，而且还体现在社会责任原则上，具体表现为社会责任与社会的责任。
社会责任是从个体对社会整体的角度来讲的，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责任。其基本要求就是，个人负有积极地促进他人及社会福利的责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整体主义看来个体的生存和发展不可避免地得益于社会及他人，因此，享受社会及他人的利益而不做相应的回报就有失公平。如现代公司法要求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47〕税法中的纳税义务，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社会承担的责任。而在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法中，保险基金主要来源于社会筹集，即由单位、个人和国家三方共同负担，而失业或工伤事故并不一定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因此，个人缴纳的这部分保险费既是对自己的责任，更主要的是对社会的责任。
社会的责任是从整体对个体的角度来说的，也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责任。其基本要求就是，社会负有对其成员提供生存、发展所需的基本物质条件的义务，即当社会成员依靠自身不能获取生存、发展所需的基本物质条件时，有权要求社会提供这些物质条件，社会也有提供这些物质条件的责任。社会之所以负有这样的责任，是因为在整体主义看来，个体是构成整体的基本要素，个体的生存和发展、以及个体能力的提高是社会存续和繁荣壮大的基础。社会的责任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法中，虽然社会保障资金采取的是国家、用人单位和社会成员共同负担的原则，将责任和义务分散到整个社会。但在其中的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优抚法律制度中，其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国家财政。而在笔者看来现代国家只不过是组织化了的社会，国家的财政资金也不仅仅由当下人缴纳的税金所构成，而且还包括国家征收的—上天恩赐于一个社会的—资源使用费，甚至还可能包括有前人缴纳的税金的积累。因此，可以说在社会法中社会对其成员的生存和发展承担着主要的责任。
(五)整体正义
正义是法律的恒久价值，正因此，法学被称为正义的科学。然而，人们的“正义”观念一直是在诸种不同甚至是对立的立场和解释中展开的。麦金太尔对西方“正义”观念的历史或传统的叙述表明，存在着多种正义而不是一种正义。〔48〕就法律中的正义观念而言，由于各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所处的社会领域不同，其正义观念也不同。(49)但总的来说可分为两大类，即局部正义与整体正义(或复合正义)。在笔者看来，私法、公法所追求的形式正义、程序正义都属于局部正义，而社会法所追求的是整体正义或复合正义。
这里的整体正义与罗尔斯所说的“社会正义”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50〕但我们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相对静态的社会结构中，而且还在动态的社会经济运行过程各环节中主要制度对权利义务分配所形成的划分社会合作产生利益的方式。据此，我们认为，社会法的正义或公平是由相对静态的结构公平(包括产业公平、区域公平、领域公平)与动态的环节公平(包括起点公平、交换公平、结果公平、代际公平)构成的结构体系。这些正义从属性上看，既有结果的、实质的，又有程序的、形式的，是诸正义的有机统一。因此整体正义是一种复合正义。〔51〕
从方法论来看，整体正义与从某种单一、抽象原则出发的局部正义几乎正好相反。它把人置于社会之中，强调人在社会不同行业、部门和区域，以及其所处的社会经济运行不同环节中因分配对象的不同而应具有的不同的分配原则和分配标准。换言之，社会正义不仅要考虑到人所处的行业、领域和区域，而且要考虑到人所处的社会经济运行环节和成长阶段。
从结构上来看，社会正义要求(1)人在所有行业、产业拥有同等自由进出的机会，在不同区域人们可以自由迁徙。在此基础上(2)投资于不同行业、产业或区域的同等要素要获得基本相同的收益，当然也不否定可以有一定的差异，但差异以有利于整体和谐发展为限。这些在产业促进法、落后地区开发法、以及财税法的转移支付法律制度和对不同产业、不同地区所设的税种、税率的差别中就体现出来。
从社会经济运行的环节和成长来看，社会正义要求(l)在初始的自然资源、社会角色(职位)的分配中，在机会平等的前提下，以业绩本位〔52〕为基准。这样就可实现起点正义，以此方式获得与持有财富也就是一种获得正义与持有正义。这在资源法中有所体现。(2)各人对持有之物的交换必须是自由的，合作及成果的分享必须按合作各方自由协议达成的分配程序来进行。因此，从人们获取所需物的过程来说，正义包括交换正义与程序正义。这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广告法等市场规制法中有充分体现。(3)个人的天赋才能和所处的社会条件的不同，使人们在自由地追求经济利益的过程中，获得的结果却并不一样，甚至形成严重的贫富分化，致使贫穷者难以生存与发展。这势必影响到社会整体的稳定与发展，因此，正义要求社会通过分配和再分配对其予以矫正。这可看作是结果正义，或者是分配正义或矫正正义。这些在社会保障法中有充分体现。(4)另外，社会中的人的处境不仅与当下的人有关还与前人给其留下的要素有关，同时当下人的行为又影响到其后代的境遇。因此，在如何利用资源方面存在代际公平，问题。这在环境法、资源法中有充分体现。
(六)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价值论
商品是市场经济中最常见、最大量的现象，是物质财富的存在形态。作为用来交换的物品，价值是商品的基本属性。于是“商品的价值由何决定”就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古老而重要的问题。对此问题的回答曾存在着三种观点，形成三种价值理论，即客观价值论、主观价值论及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价值论。客观价值论是19世纪末边际革命前的主流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或成本决定的，即劳动价值论或生产成本价值论。主观价值论自边际革命引入，其基本观念就是边际效用决定价值，即物品的价值是由其最后一单位给人提供的满足决定的。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价值论则是当前的主流观念，由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马歇尔首创，其基本观念就是，物品价值亦即均衡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两种力量在市场上共同作用达到均衡的结果。其中供给价格是由生产的边际成本决定的，是客观的，而需求价格则是由边际效用决定的，是主观的。不仅如此，在笔者看来，即使就需求来讲，价值也不是纯粹主观的。因为，市场社会中的任何一个需求者只是众多需求者中的一员，其对某一物品效用大小的评价必然受到社会多数成员评价的影响，具有社会性、一致性，是社会价值。可以说是一种客观化的主观价值。正因此，市场中的人购买同种物品的价格虽可能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差距不会太大。
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价值观是整体主体方法论在价值领域运用的结果。在社会法中，资源法中的资源使用费、劳动法中的最低工资、社会保障法中各种补贴、反垄断法中的掠夺性定价等标准界定，其实质就是对资源、劳动力、基本生活资料、特定市场中的商品等物品的价值的界定，其都是以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价值论为基础的。这意味着只有其标准与社会公认所涉物品的价值相当时才是公平的，而与具体个人的判断无关，因此，政府有关主管机关不能、也不得随意制定有关的收费、补贴标准，个人也不能随意改变这些标准而只能接受。从主观客观相统一的价值原则出发，社会法的任务就在于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由此决定的人们对各种商品公平价值的观念，制定一些标准，使资源、劳动力、公共物品等得到充分利用，防止代为社会掌管资源配置权的人滥用权力，造成资源、公共物品使用的浪费，以及防止个人滥用经济支配力把他人置于不利的境地。
四、结语
我国贫富分化问题的产生，既有与其它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这一问题的共性，更主要导源于现代性文化与我国传统观念冲突造成的价值丧失和社会法律制度建设的滞后与缺失。因此，矫正贫富分化，一方面必须重构我国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在现今法治社会里，更要建立和完善相关的社会法制度。
有效的社会法制度的设计需要正确的法律观念做支撑。虽然从形式上来说，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以及官方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都属于整体主义，但从实质来讲，目前我国的主流法律观念是个体主义的。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法学舶来于西方，而西方法学的主流是个体主义的。〔53〕另一方面，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及当时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律制度的私法的缺失，使私法成为当今中国法学中的显学，而私法的观念和方法论基础都是个体主义的。不可否认，个体主义作为私法的观念基础有其确当性，但以其作为社会法的观念基础则有不足，个体主义极端的使用还会导致许多社会弊端。因此，社会法的观念基础和根本方法论应是合理的整体主义，这并非笔者的臆断，而在20世纪中期产生的大量社会立法中，在西欧国家战后修订的宪法及若干国际宣言中都已有所体现。〔54]当然，整体主义在法学中的应用也不是没有限度的，这一限度不仅在于它只是社会法的观念及方法论基础，在私法中只起辅助作用，而且，即使在社会法中也不能对其做极端化的理解和使用。
总之，在笔者看来，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它们侧重于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和人的观察，事实上社会是由不同方面构成的多面体，同时人也有个体性与社会性两个方面的属性，而且这些不同的方面是相互渗透的。因此，在分析法的现象时，我们不仅要看到同一部门法中两种不同观念和方法论的互补，从而避免对一种观念的极端化使用，而且要看到不同部门法的互补，从而认识到一个部门法只能解决有限的社会问题，而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这也许就是整体主义思维对社会法甚至整个法学研究的意义所在。
注释
〔1〕由于人们最终所能得到的财富与其拥有的获取财富的能力和要素有关，而这些能力和要素取决于教育、自然等资源配置的制度，因此，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与分配有关的法律制度除社会保障法、劳动法、财税法等直接影响财富分配的制度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区域开发法、产业保护与促进法、反垄断法、教育法等也对社会分配有较大的影响。这些都属于广义上的社会法，即与私法、公法相对应法域意义上的社会法。本文的社会法就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
〔2〕参见夏光:《东亚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页。
〔3〕参见王治河:《<库恩与科学战>汉译前言》，载〔英〕蔡汀•沙达:《库恩与科学战》，金吾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2页。
〔4〕[德]格奥尔格‘西美尔:<宗教社会学》，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5〕梁漱溟:《人生的省悟》，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
〔6〕参见上引书，第90页。
〔7〕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15页。
〔8〕这里的“社会权利”中的“权利”，不是指与个体相对立的社会所具有的权利，而只是一种为使用方便的借用，意指个
体的权利源于社会，是社会赋予个体为其履行社会义务或发挥功能为社会服务而提供的保障，因此，最恰当的称谓应
是“义务权利”。
〔9〕撇开西方思想史上霍布斯、洛克、亚当•斯密、休漠、笛卡儿、康德这些大名鼎鼎的思想家都是个人主义者不谈，就以
当代西方思想界来说，影响巨大的罗尔斯、哈耶克、诺齐克等虽然观点分歧，但从根本上讲也都是个体主义者。
〔10〕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页。
[l1〕仁英〕洛克:《政府论》下卷，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9页。
〔12〕参见[美]贝思•J.辛格:《实用主义、权利和民主》，王守昌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不过辛格在
书中的表述是，现代权利理论都断言或假设了相互联系的四个原则:个人主义、先验主义、本质主义、对抗主义。
〔13〕前引〔10〕，于海书，第150页。
〔14〕〔法]莱昂•狄骥:《宪法学教程》，王文利等译，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7贞。
〔15〕以上关于“社会权利说”的观点主要源于狄骥，参见上引书，第7页以下。
〔16〕如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29条明确宣称:“任何人对社区负有责任”。
〔17〕人类学和遗传学研究证明，人类群组大都是文化的产物，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主要不是生物遗传上的，而是社会，诸如教育、就业和居住等环境造成的。参见〔美〕史蒂夫•奥尔森:《人类基因的历史地图》，霍达文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1、53页。
〔18〕所谓“社会理性”包含这样一些意蕴:其一，从认知理性角度讲，人的认知能力虽因遗传有一定的差异，但主要还是从社会中习得的，并且人的认知能力随社会的进化而提高。其二，从价值理性角度讲，什么构成“应当”更多地与人所处的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有关，即人的价值理性也是社会赋予的。其三，从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角度讲，人们为实现目的而选择何种行为具有合理性，也因社会不同而不同。因此，两种完全相反的行为，在不同社会可能都是理性的行为。如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在经济活动中虽然人们的目的都是追求“以最小的痛苦换取最大的满足”，但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却有两个相反的方向，西方人落脚在欲望的满足上，这是新教伦理在经济行为[的表现。中国人则落脚在避免痛苦上，这是与中国文化中的知足安分精神相一致的。参见费孝通:《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载《费孝通文集》第4卷，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以下。
〔19〕〔美〕许娘光:《宗族、种姓与社团》，黄光国译，台湾南天书局2002年版，第2页以下。
〔20〕参见上引书，第8页以下。
〔21)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22〕这里借用的是哈贝马斯的观点。他认为对社会可从两种不同的视角观察，即从社会之外的观察者的角度来看，社会就是一个系统，而从社会中的行动者的角度来看社会，社会就是生活世界。“生活世界(Lebenswelt)和系统(system)这两个范式都很重要，问题在于如何把它们连接起来。”〔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不过要补充的是，这里的系统在笔者看来是有机的系统，即是由处于社会历史中的、具有社会性的、扮演着不同社会角色的人构成的有机体系。它是成长的，而不是不变的。
〔23〕对此，霍布豪斯做了精彩的论述，他说:“那些认为他‘造就了’他自己和他的生意的产业组织者们会发现，在他手边的全部社会制度都是预备好了的，如技术工人、机器、市场、治安与秩序—这些大量的机构与周边的氛围，是千百万人与数十代人共同创造的结果。如果将这些社会因素全部去掉，我们……只是以树根、草果和鼠虫为生的的野人……我们不应当说甲依靠他自己的努力创造了若干财富，乙创造了若干财富，而应当说利用和借助现存的社会制度，财富的增加属于甲者比属于乙者较多或较少。如果只涉及甲和乙两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所增加的财富或许会成为决定报酬的基础，但如果涉及到甲或乙与社会之间，那么这个依据就不再适用。”〔英伦纳德•霍布豪斯:《社会正义要素》，孔兆政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
〔24〕极端的整体主义往往不是把个体看作整体的有机构成部分，而是把整体理解为一个外在于个体并与个体相独立的实体，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不是有机的相互依赖关系而是随机的机械联系，因此，个体与整体具有不同的利益。其虽不否定整体与个体利益存在某种一致性，但这种一致性就像不同个体间利益偶然的一致性一样。这两种利益关系的主流是冲突的。
〔25〕参见易军:《个人主义方法论与私法》，《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
〔26〕[美]杜维明:《对话与创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27〕在哲学中表现为古希腊的德行主义和快乐主义、中世纪的实在论与唯名论、近代的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对立等，参见江畅:《自主与和谐—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在近代以来的政治理论中表现为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在法学中则表现为个人本位法与社会本位法。然而，这两种观念各自都有其困境:立足整体，往往有反个体的倾向，而这与个体不同程度地具有独立自主性的事实相冲突;立足个体，往往有反整体的倾向，而这又与个体总是有社会性的事实相冲突。
〔28〕如我国台湾学者韩忠漠认为:“现代的全休主义可以说是个体主义的大敌”。参见韩忠漠:《法学绪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巧5页。我国大陆法学界对整体主义的话难，就源于这种对立思维。
〔29〕参见[英]F.A.冯•哈耶克:《个人主义:真与伪》，载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页以下。制度经济学家也持有此种观点，参见仁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和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0页。
〔30〕前引〔28〕，韩忠漠书，第153页。
〔31〕参见〔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3页以下。
〔32〕前引〔26〕，杜维明书，第60页。
〔33〕SeeP.Watson，SocialSecurityLawoftheEuropionCommunities，Oxford:Mansell，1980，1.
〔34〕这就是说社会权利是人发挥其社会功能的基本条件或担保，不仅如此，甚至连“私权”也是为此目的而存在的，有私法学者曾言:“原来孔德曾主张’人只有尽义务之权利’，Duguit则谓人在社会应尽一职，并无自由之权，惟有社会的行动之义务。即如所有权非为所有者之权利，不过为财货保持者之社会的权能而已。故法律不复保持所有者之权，惟担保财货保持人以行使社会机能之可能性而已。”前引〔21〕，史尚宽书，第20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
〔36〕[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下，高鸿业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689页。
〔37〕[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3页。
〔38〕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私法也有保障社会整体利益的功能，但它是通过迁回的方式，即经由保障个人利益而增进整个社会整体利益的，对此，哈耶克做了说明。SeeHayek，Law，LegislationandLiberty:RulesandOrder,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p.133.
〔39〕这是美国最高法院在1962年BrownShoe一案中率先提出来的，见BrownshoeCo.v.UnitedStates，370U.S.294(1962)，这一观念后来被广泛接受，演化成各国反垄断法的目的。
〔40〕孔祥俊:《反垄断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93页。
〔41〕这里的引语分别出自日本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第1条、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第1条，德国循环经济和废物清除法第l条，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第1条第3款。
〔42〕前引〔37〕，庞德书，第74页。
〔43〕AdamFerguson，PrinciplesofMoralandPoliticalScience，Edinburgh，1792，vol.I，p.262.
〔44〕参见米:《自由与秩序》，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
〔45〕前引〔37〕，庞德书，第78页。
〔46〕[英]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47〕即使在美国这样特别注重保护个人权利的国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也在判例法中确立了一些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则，如在1953年新泽西州的一个判决中法院认为:“现代形势要求公司作为其所在社区的一员，在承认和履行私人责任的同时，亦承认和履行社会责任”。SeeA.P.SmithManufacturingCo.v.Barlow，13N.J.145，98A.2d581，appealdismissed346US.86(1953);且几乎所有的州都制定了成文法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予以承认。SeePhillip1.Blumberg，CorprporateResponsibilityinaChangingSociety,BostonUniversitySchoolofLaw，1972，p.18.这也被我国立法所采纳。2005年新修订的公司法第5条明确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其理由诚如立法意见书所言，“由于公司作为现代社会主导地位的商事主体，其运作不仅关系到股东、职工等内部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也对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产生重要影响，故公司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参见桂敏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新旧条文对照简明解读》，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20页。
（48）参见〔美〕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万俊人等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此书全部就是围绕这一问题论证的。
（49）MichaelWalzer，LiberalismandtheArtofSeparation,PoliticalTheory12:3(August1984):315一330.
（50）[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51）在法学中公平与正义几乎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许多论文中往往把二者叠加为“公平正义”而使用。本文也是在同一意义上来使用的。对整体公平的详细论述可参见刘水林:《经济法基本范畴的整体主义解释》，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以下。
（52）任柯合作生产抖是从人员的分配开始的。为维持社会的功能性存续，在选择谁担任什么角色方面，有两个基准，帕森斯将它们称为业绩本位（achievement）和属性本位(ascription)。前者需要某种特殊的机能，是通过竞争和个人努力获得的地位二后者是个人气生俱来的熊力，与后天的努力无关，是因拥有某种属性而获得的地位。笔者认为，在资源和社会职位的分配中，抽象地讲是属性本位，而从实质意义上讲是业绩本位。
〔53〕诚如美国学者所言:“基于个人主义立场对人性基本认识的阐释仍然弥漫在现代法律制度中。”[美玛丽•安•格伦顿:《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周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