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义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3 15:06:07

语义学论文

语义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博弈论;语义学;逻辑哲学

贾可·辛提卡是当代著名的逻辑学家,他将博弈论与语义学直接结合起来,创建了博弈论语义学。辛提卡用博弈论的方法来处理命题,就是要确定命题的值,即命题的真或假。同经典逻辑一致,辛提卡预设了命题是二值的。辛提卡首先给出一个定义域D,任何名称都可以在这个集合中找到所指。博弈论语义学的核心是将量词短语看成专名,将句子看成语句函项,然后在给定的定义域D中选择相应的个体将句子中的量词短语替换,从而达到消除量词,找到原子句的目的。在方法上,辛提卡选择了博弈论,他将人们对句子的理解过程比喻为一个两人博弈,两个参与人分别为“我”和“自然”,每个回合必定要分出胜负,不容平局,那么对于一个句子S,根据规则,博弈双方轮流将S约化为S’、S’’,等等,直至最后使得约化的句子不再包含变量和连接词,即原子句,此时双方就可一决输赢。如果这个原子句为真,则我取胜,自然失败;如果这个原子句为假,则自然取胜,我失败。运用博弈论语义学,我们能够从大量的语言信息中得到最基本、最简化的语句,从而能够轻松地判定这些语言信息的真假。理解这一理论的关键是理解定义域D、原子句、博弈等概念。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可以说是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的综合:“语言博弈”概念源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语言游戏说,而它的理论核心则是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图象论。

一“图象论”与命题真值

维特根斯坦是学界倍受关注的大师,其前后期思想的迥异恰当地诠释了他的哲学主题:“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①有趣的是,辛提卡博弈论语义学所强调的也是动态的理解命题,这与维特根斯坦哲学在本质上殊途同归。

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就在于提出了著名的“图象论”。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和后期哲学的目的都在于通过研究语言的结构和界限来理解思想的结构和界限。维特根斯坦工作的基点,就是回到逻辑的出发点,即考虑命题的性质。这样,真的界限就构成了语言的界限,维特根斯坦所考虑的就是关于事实的话语。“人给自己造出事实的图象”②。维特根斯坦指出:命题是实在的图象,“图象是实在的一幅模型”③。“图象是一种事实”④。“图象所表现者即是其意义”⑤。“图象的真假在于其意义与实在的符合与否”⑥。维特根斯坦认为,图象与它所图示的事实之间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这种关系“由图象元素与物项的配合而成”⑦,这种关系本身也是一种图象;二是“凡图象,不论只有什么型式但要能表象实在———对或错———所必须与实在共有的东西,即是逻辑型式,亦即实在的型式。”⑧所以,“每个图象亦是一逻辑图象”⑨。“对象是简单的”⑩。“对象构成世界的本体。因此不能是复合的。”

一切复合物必然可分解到不可再分的部分,这就是绝对简单的对象,那么,这种绝对简单的对象是什么?很显然,维特根斯坦这一思想的形成深受罗素和弗雷格的影响。罗素对客体进行了区分,一类是亲知的客体,一类是描述的客体,通过“亲知还原”,描述的客体可以转化为亲知的客体,维特根斯坦对罗素的客体进行了扩展,认为属性和关系也是一种客体。语言中的一个名称来表示一个简单的客体,通过这些客体的结合方式,指称客体的名称可以相互组合成句子。对于简单的客体,我们无法定义它们是什么,我们仅仅能够指示它们,这样,我们也就无法言说这些客体是存在的,因为定义一个客体就是意谓着被定义项的存在。维特根斯坦的绝对简单的对象实质上是罗素亲知客体的变体,是经验的客体。图象论的主旨是说明图象如何具有命题的内容,图象可以看成一个句子,一个句子也可以看成图象,这对于解释最简单句子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如何处理复杂的句子呢?

维特根斯坦最开始的设想是用合取和析取处理一切复杂句子,这也是辛提卡采取斯科伦前束式处理量词句的直接思想来源,但是维特根斯坦后来采取了另一个思路,代之以集成的图象法,“凡对于复合体的陈述,都可解析成对于其成分的陈述,解析成一些把复合体完全摹状了的命题。”即一个复杂的表达式的真值取决于组成它的表达式的真值,即命题就是基本命题的真值涵项,这样,维特根斯坦就完成了语言的运作方式。维特根斯坦的这一思想源于罗素和弗雷格的启发,罗素和弗雷格两人都认为命题才是最基本的意义单位,主张将命题形式化,即用数学中的函数表示命题。维特根斯坦对这一思想的运用是水到渠成的。维特根斯坦认为,“命题是原初命题的真值函量”。“原初命题是命题的真值函目”。换句话说,“一切命题都是对原初命题做真值运算的结果”。“命题就是从一切原初命题的总和(自然也从其确是一切原初命题的总和)而得出的一切。所以,从某种意义可以说,一切命题都是原初命题的总括。”

命题与世界的图象论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图象的元素与事物之间具有对应关系;二是图象与事实之间具有相同的逻辑形式。由此,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图象是实在的一幅模型”,“图象是一事实”,“图象所表现者即是其意义”。

正是因为命题具有相同的结构,才使得我们可以将其形式化,并且可以进行变项替换。那么,图象如何与世界相联系?在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中,这种关系由名称—客体的关系来决定,但是名称如何与客体相联系?与其说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是对前期哲学的反叛,不如说是进一步的深入,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中,名称与客体的关系被受一定规则支配的人类活动所确定。在完成这个思想转变之后,维特根斯坦不需要图象论了,取而代之的是语言这种被规则所支配的特征。

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是将博弈的方法引入命题分析,他的研究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命题的构成和命题的真假,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命题的真假。第二个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其前期哲学为解决辛提卡的第一个问题提供了思想元素。命题是由概念构成的,而博弈语义学中的概念则直接对应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存在是与事实相对应的存在,是以现实世界为界限的,所以辛提卡用他的可能世界改造了维特根斯坦的客体。在辛提卡看来,很多情况下,人们的语言交流所涉及的客体多是描述的客体,这些描述的客体有些能转换为亲知客体,有些不能,如“结构为H3O的水”,但是人们在日常的交流中又会涉及这些概念,自然在定义域D中也就应该包含这些元素,可以看出,辛提卡的客体是对维特根斯坦客体的扩展。辛提卡的客体分为存在的和可能存在的两类,即在现实世界中存在和在可能世界中存在。而且很明显的是,辛提卡的存在概念不是语义学层面上的,而是语用学层面上的语义,这在博弈论语义学的操作性中得以体现。在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中,定义域D中的个体必须能与可能世界中的对象一一对应,脱离了这种对应关系,我们就不可能知道自己在言说何物,更不用说判定言说语句的真假。正如DanaScott所指出的那样,语义确定一个实现不是必需的,它应该为证实一个实现是正确的提供标准。

在确定了命题的构成之后,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命题真假的标准是什么。辛提卡认为,命题是有意义的,命题的意义就是命题的真假值。博弈论语义学的处理方法是找到一个体用概念的名称代入量词所约束的变元,即参与人“我”在定义域D中找到相关的个体以证实语句,而参与人“自然”则企图找到范例来证伪语句。那么,如何才是找到相关的个体呢?或者说,怎样才知道代入个体后的语句为真?如前所述,辛提卡在扩展了维特根斯坦概念的基础上明确了命题的构成问题,相应的,辛提卡的命题范围较之维特根斯坦就宽泛的很多。辛提卡将博弈论语义学称为“寻找并找到的”逻辑,寻找并找到了什么?就是找到一个适当个体代入后的原子句所反映出来的图象与现实世界相符合。这不仅直观,而且符合人们的日常交流。可见,在确定命题真假的标准上,辛提卡与维特根斯坦是一致的,就是采用图象论的符合标准。辛提卡自己也曾明确指出,“博弈语义学不排斥图示的(同形的)关系理论,图示的(同形的)关系理论在原子句和现实之间建立了联系。”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要确定命题的真值,只要将命题与图象做个比较就可以了。用辛提卡的话说就是,“名称-客体关系曾经被建立,仅仅需要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将原子句和现实相比较。”

辛提卡指出:“维特根斯坦的图像理论和逻辑语义学之间的相似性和非相似性更有趣。最重要的大范围相似性之一,就是在两个理论中,语言的基本元素和现实的特定方面之间的代表关系,用任何的方式都不能进一步的分析。”罗素指出,事实是意指那种使一个命题真或假的事物。而一个命题的本质就在于:它可以两种方式,即以人们所谓的真的方式或假的方式对应于一个事实。最基本的事实是原子事实,与原子事实相对应的是原子命题,它肯定某物具有某种性质或某些事物具有某种关系。原子命题的真假取决于它是否与原子事实相符合。在原子命题的基础上,借助逻辑联结词就构成了分子命题。分子命题的真假取决于组成它的原子命题的真假,是原子命题的真值函项。在分子命题的基础上,借助逻辑量词可以构成更高一级的概括命题。其真假最终也取决于原子命题的真假。维特根斯坦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任何复杂命题经过分析都可以还原为最基本的原子命题。辛提卡由此得出结论:“一个指示性句子的表达在通常的本质上不是这些语言博弈的一个回合,在这些语言博弈中,给出了几个构成成分的词语,并且因此给出了整个句子的内涵。”在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中,我们根据可能世界理论可以确定定义域D,根据维特根斯坦的图象论可以处理命题,并且将命题的具体处理方法转化为真值函项的求解,那么,接下来要考虑的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为真值函项求解,并且这个方法是否可以形式化。遵循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路,辛提卡找到了博弈论。

二“语言游戏说”与语义博弈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中的所谓“语言游戏”,实际上是把游戏当成是运用语言的比喻,即强调语言的使用,他指出:“我将把由语言和行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词的意义在于使用,运用语言是一种活动,我们使用的语词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意义,必须根据具体的使用环境才能确定语词的意义,试图通过孤立的逻辑分析来揭示语词的意义,结果只能误入歧途。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这种处理方法,实质上是从具体的语境动态地观察语词的用法,我们不能孤立地去问“什么是意义”这一类的问题,而应该说“什么是意义的解释”。弄清一个语词代表什么之前,必须首先掌握包括这个语词在内的那种语言游戏,一个词语的意义也就是它在语言游戏中的实际用法。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及其意义问题的思考,得益于一场足球比赛的启发,同时,相较于足球比赛,语言游戏也存在规则,在维特根斯坦看来,遵守规则是语言游戏的灵魂,也是一切人类行为的必要条件。维特根斯坦用了很多篇幅讨论规范和遵守规则。“遵守规则,做报告,下命令,下棋都是习惯(习俗,制度)。

“遵循规则类似于服从命令。人们是被训练这样做的;人们是以特定的方式对命令做出反应的。人类共同的行为方式乃是我们据以解释陌生语言的参考系。”可见,规则和遵循规则是人们在实践和交往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式。这种语言游戏所遵循的规则究竟是什么?是否就是逻辑必然性?“维特根斯坦最终在他的认识论斗争中失败了”。

其实只要留意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我们不难发现维特根斯坦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缺陷,维特根斯坦指出:“我的根本思想是‘逻辑常量’不代表任何东西。事实的逻辑不可能为任何东西所代表。”“没有‘逻辑的对象’、‘逻辑常量’(照弗雷格与罗素的意义),于此便显然可见。”虽然维特根斯坦不承认逻辑常项的存在,但是认为客体具有逻辑形式,这种形式使得客体能够聚拢。

辛提卡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受到博弈论的影响。“游戏概念的主要用法如此多地分享了像冯·诺意曼(vonNeumann)和约翰·纳什(JohnNash)那些数学家构建一个详细的游戏的一般理论的结构,那个理论旨在帮助科学家与哲学家理解有趣的问题的范围。它们甚至包括了真理与意义的问题(以及其他的语言—世界关系)以供讨论,维特根斯坦从中提出了他的语言游戏观念。”

与维特根斯坦相同,辛提卡在确立了命题和世界的图示关系之后,需要研究的就是这种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处于这些描述关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辛提卡看来,单纯的图像论已经不能解释这个问题了,图像论的任务是描述关系,那么对关系的关系的刻画,则需要另一个理论。辛提卡指出:比起那些为解释语言与现实结合所需要的思想,维特根斯坦经常包含更多的语言博弈思想。“为了理解(一个给定的一阶逻辑语句)F,我们显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记忆空间,事实上,我们对一阶语句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语句和世界的有限的逐步比较之上,而不是(潜在的)F的图像本质。”“有时语言博弈能够明显的被发现用于提供词语和它所刻画之间的关联”。

这里我想指出的是,或许我们用图像论处理语句理解的时候已经不足道了,但更为恰当。辛提卡认为自己受到“维特根斯坦有关思想的启发,强调受规则支配的人类活动,亦即寻求和发现语言游戏的重要性。”但是,辛提卡“比维特根斯坦走得远得多,因为后者的思想是轮廓性的且不系统。”“在我没有有效的方式找到我的下一步该如何行动时,我怎么可能在实践中采取一个策略?”

这里有几种选择。也许有人会像在非确定性证据系统内所做的那样提出某种思路,但是辛提卡建议把我的策略限制在递归中。这种限制的方法是非常精致的,它注意到了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游戏中实际可游戏性的思考。辛提卡坚持认为语言目标导向语言本质,这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处于维特根斯坦形式化时期的游戏概念的意义。当时,维特根斯坦使用“游戏”来指称目标导向的活动,诸如证实或者证伪的活动。辛提卡延用了这一思想,他说:维特根斯坦的“用法”概念强调的是一种活动,是一种构成一个词的自然环境并使该语词从中获得其意义的活动。超级秘书网

因此,在他的博弈论语义学框架下所研究的语义博弈,可以被看作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一类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认为逻辑常项不存在,在这点上,辛提卡与维特根斯坦所持的观点不同,辛提卡认为逻辑常项是存在的,并且将逻辑常项与博弈规则做了比较,认为逻辑常项等同于博弈规则。与经典逻辑一致,辛提卡认为逻辑常项与自然语言中的连接词是一致的。这样,辛提卡就为博弈论语义学找到了至关重要的一环———规则的确定。辛提卡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与博弈的数学理论概念直接结合,“其结果就是那个既适用于自然语言又适用于形式语言的最现成的语义理论”。辛提卡认为,与一个语词相关的语言博弈就是围绕该词发生的使该词活动意义的活动,语词的意义同样需要在相应的使用中才能确定。我们所言说的语句是可以分解简化的,而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用博弈论,通过将句子简化为原子句,再依据名称与所指的对应关系,我们就可以确定句子的真假。

语义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博弈论;语义学;逻辑哲学

一“图象论”与命题真值

二“语言游戏说”与语义博弈

其实[论/文/网LunWenNet/Com]只要留意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我们不难发现维特根斯坦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缺陷,维特根斯坦指出:“我的根本思想是‘逻辑常量’不代表任何东西。事实的逻辑不可能为任何东西所代表。”“没有‘逻辑的对象’、‘逻辑常量’(照弗雷格与罗素的意义),于此便显然可见。”虽然维特根斯坦不承认逻辑常项的存在,但是认为客体具有逻辑形式,这种形式使得客体能够聚拢。

语义学论文范文第3篇

产品语义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找出产品设计形式在传达过程中的规律性、内在解释、不同形式表号在语义方面的构成关系。20世纪以来，在结构主义理论影响下，产品语义学研究成为现代设计理念倾向于结构与功能体系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现代艺术设计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以德国艺术设计教育的核心基地——包豪斯学院为中心，现代主义设计理念在国际设计领域中崭露头角。随着国际主义的泛滥，以标榜“形式追随功能”的现代产品设计和建筑设计真正成为了艺术设计领域内的主导。通过产品语义学研究发现，设计是一个完整的“表达—传递—接受”的体系，设计师的语言或词义往往借助于符号或艺术符号传达给受众，而受众总是间接地领会符号的内涵，二者之间唯一的媒介就是“功能”。因此，结构主义产品语义学在包豪斯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包豪斯的创建者格罗佩斯曾说：“包豪斯深信，在家居用品以及家具之间，一定有着理性的联系，因此，我们试图通过在形式、技术以及经济领域里进行系统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从物品的自然功能与限制因素出发，创造出它们的形式。”包豪斯艺术设计教育体系建立在传达产品语义学基础之上，形式符号的研究基于培养学生理解功能意义的方面。由此可见，尽管当时的语义学研究仅仅涉及美学领域，但是以包豪斯为代表的现代艺术设计教育机构已经把设计视作一种语义，甚至是生活语言，其表达的主旨内容就是对功能的满足。因此，产品产品语义学是专门研究产品设计语言意义的学问。产品设计理论及其产品语义学研究架构始于战后对于包豪斯艺术设计教育体系的延续，在1953年德国乌尔姆造型学院出现的“符号运用研究”成为产品语义学的发端。乌尔姆造型学院的教育体系完全围绕产品设计在工业社会中的语义传达来进行，形成风靡世界的现性设计和功能设计教育观。在强调功能与应用为理念的教育体系中，科学与工程学成为设计学科的重心。譬如，战后德国布劳恩公司的产品设计便是学院师生共同设计实践的成果。

二、产品语义学对我国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意义

就当前的艺术设计教育来说，我国高等艺术院校所开设的艺术设计专业均采用基础原理与技能、设计理论知识和设计实践三个部分构建出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并以绘画基础课程群、设计专业基础课程群，以及设计实践环节课程群组成教学体系。但是，这种教学体系在教学过程中往往缺少文化内涵和现象分析的内容，使得学生一知半解，对很多内容的模糊和认识的不深刻。产品语义学研究的方法在这个方面可以有效地增强某些基础课或专业课程内容的人文性和知识性，为推动设计文化显露本土民族性的教育策略中起到推波助澜的效果；与此同时，产品语义学在传达产品的形式语义和设计符号的内容等方面对艺术设计教育教学体系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

三、结语

总而言之，产品语义学研究成果和研究方式对我国艺术设计教育体系构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为艺术设计教育本身将带来新的面貌，艺术教育就是产品语义学的内容，教育词汇、篇章构成、制度铭文等都是产品语义学分析的对象。而艺术设计专业中所设计的造型语言和形态符号也是产品语义学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当今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信息社会里，譬如新媒体艺术、电子艺术、虚拟空间、数码设计等词义和设计元素的出现，容易为艺术设计教育者带来新的思考。因此，如何正确理解这些新的词义和内容以及辨析，产品语义学可以为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带来全新的意义。

语义学论文范文第4篇

产品语义学是符号学理论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是符号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产品语义学中的“语义”实质上就是研究在产品设计中，设计符号与其象征意义之间的关系。在生活中，用于交流的语言、表情、神情和动作都被定义为符号。在语言交流中，声音作为语义符号传递信息;在视觉交流中，神情作为语义符号传递信息;操作机械产品时，部件、颜色、形状、质感作为语义符号传递信息。在产品设计中，关于产品的形态、色彩、质感、功能等都属于设计符号的范畴。

2趣味产品设计解析

现代社会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不仅限于基本使用功能，还包括了产品心理、精神层次的需求。趣味性的产品能打破产品带给人的单调、平淡、沉重、压抑的感觉，可给人带来丰富的情感体验，使人保持愉悦的心情，产生美好记忆的。一件好的产品会让人在使用过程中感受舒适、愉悦，给紧张的现代生活带来更多的乐趣。正如美国西北大学的计算机和心理学教授唐纳德－诺曼所说:“产品具有好的功能是重要的;产品让人易学会用也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这个产品要能使人感到愉悦”。

3产品趣味性语义分析

3．1产品语义的含义

产品语义强调的是人与物之间的一种交流，即通过产品的材料、形态、结构、色彩质感等视觉语言向使用者揭示或暗示产品的内部结构，使产品功能明确化，使人机界面单纯、易于理解。产品语义分为外延性语意和内涵性语意。外延性语意是更直接的语意表达，通过形态、构造特征等元素来表达使用目的、操作、功能等内容，使人能够通过产品的外形设计直观地明白产品的功能、用途和使用方法。内涵性语意是一种感性的认知，通常是指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文化和个人联想(如意识形态、情感等)。通过产品的造型形态喻示出使用者和使用环境，进而指示出使用者的社会地位、文化品位、价值观等象征价值。内涵语义以外延语义为前提，产生于特定的场合和环境中，依据用户的主观因素而随时变动。内涵语义比外延语义更多维，更开放、更深刻。产品设计基于用户的记忆和个人经验的联想，很容易引起用户的情感共鸣。趣味性语义属于内涵性语义的范畴，是产品语义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3．2产品趣味语义表达的分类

作为人的创造活动，趣味性设计在更深层面上体现出对人性的关爱和体贴，产品的趣味性语义即是通过产品的设计来表现某种特定的情趣，使产品富有某种情感色彩。产品的趣味性语义有多种层次，各自有侧重点，都是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通过趣味性造型符号和元素融入设计形体中，基于人的情感经验，做意象化的细节处理，给人带来惊喜。具体可分为生趣、机趣、谐趣等多种语义特征。生趣，从生动、灵活等方面来表达趣。大家都有捏泡泡的经历，气泡日历，将气泡纸覆盖到日历上，这样每天都可以捏响一个泡泡。创意小人灯，将插和拔的感觉结合在一起，不知道是要拔还是要插。机趣，从机智、灵巧方面表达趣，体现于结构设计的巧妙之处，借此反映设计者的睿智。“鲨鱼”迷你型老虎钳，不同以往的结构设计，符合人机原理，看着还很嚣张的样子。此类趣味产品多从产品结构、功能方面进行创新。谐趣，从诙谐、滑稽方面表达趣。该类产品具有幽默轻松的设计内涵，往往使人忍俊不禁。这类产品内涵语义丰富，让人觉得轻松幽默，身心放松，表情咖啡杯设计，杯子与杯垫组成各种喜，怒，哀，乐的表情。HumanCDHolder设计，动作和造型结合仿佛CD架真是重若千金，用不寻常的方式让人发笑，这类产品必将会给生活带来不少乐趣。雅趣，从雅致、意境方面表达趣，从产品的形体和质感中体现产品的典雅和格调，反映了设计人的艺术修养，表现出一种生活的精致、高雅和态度。时尚便携烟灰缸，外观看来精致无比和烟灰缸形状相去甚远，旨在说服人们不要乱扔烟头烟灰等。情趣，从人的情感出发，在情致方面表达趣。产品体现如爱情、亲情等情感，使人感觉到温暖、亲切。如图6荣获IF设计大奖的章鱼情人碟，将U盘视为可融入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小饰品，将消费者使用情境与外观设计结合，让U盘不只是U盘，而是个人风格及生活方式的一种延伸，体现多样化贴心设计与人文创意。

合家欢故事椅是一种亲情的体现。天趣，从自然天性方面表达趣。产品设计回归自然、天然，体现人与环境和自然的和谐。这类设计多从自然界中获得灵感，保持自然生物的灵动美感，让人在钢铁世界中感受自然的乐趣。“LeafLamp”灯，其主要的灵感来自大自然母亲对于人类的馈赠，根据树叶而设计，它可以被用作台灯，落地灯，以及学习用灯等，自然清新且功能完善。玻璃块冰淇淋设计，去除了各种色彩和形状，还原到原始的冰破碎的样子。理趣，从理智、聪颖方面表达趣，与情趣的感性相对，在理智和趣味表达中达到一个和谐，单纯的强调理会让人觉得单调乏味，过多的趣会杂乱无章，理趣是在规范的设计中体现情趣，窗帘设计，巧妙得利用磁石原理来收帘，通过规矩的磁石分布随机塑造多变的窗帘造型。童趣，从儿童的视角表达趣，反映了儿童的稚嫩天然的神态，造型多以形似为主，色彩以儿童喜爱明亮活泼色彩为主，功能要求简单易学。摇摇兔设计，这款可爱的兔子造型，兼具摆设及玩具功能，生动的表情，皮革材质的长耳朵，艳丽的红色，为童年回忆中的“玩具木马”做了新的诠释。“乌贼”香肠花型切割刀，憨态造型和艳丽色彩不禁让人跃跃欲试。拙趣，从憨态可拘方面表达趣。可从动物和孩童的动作及瞬间神态获得灵感，故意模仿往往缺乏传神的感觉，这类产品看似拙，其实反映了设计的深远意境，在使用中让人觉得亲切。笑脸盘，添加食物后表情生动，使人愉快进餐。奇趣，从奇、反常规方面表达趣。奇趣和谐趣都会有一种幽默滑稽的效果。但奇趣往往产生于逆向思维设计，打破常规，给人反其道而行之的感觉，让人感叹设计的巧妙和趣味。会走的闹钟，专为懒人设计的一款闹钟，响时会随意走动，如果你还在睡梦里，那就不知道它会在哪里了，直到没电为止。弯边盘子设计，翘起的弯边可以方便用勺子舀起食物，以节约每一粒粮食。通过各种富于趣味性的造型符号来传达丰富趣味语义，在满足产品功能使用的前提下，将各种幽默、活泼的元素融入产品造型设计中，使产品在某种层面上与人的情感产生共鸣，与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产生情感互动，无形之中趣味性加强并放大。经过设计师对情感细节造型等的夸张设计组合，使产品具有某种情感，传达某种情感，与消费者达到心理上的共鸣，唤起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

4产品的趣味化设计方法

设计师应在了解使用者的使用心理、情感需求的前提下，在心理层面上尽量满足人的情感需求，这样设计出来的产品不仅具有产品的功能，还成为使用者情感交流的媒介。好的趣味产品具有恰当的表达方法，从人的感知来分，分为视觉趣味设计，听觉趣味设计和触觉趣味设计三大类。

4．1视觉趣味设计

视觉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渠道据统计，人类有80%的信息来自视觉，并且主要的信息来自于生活的环境和大自然中的各种生物。

a)造型趣味设计德国著名设计大师路易吉•科拉尼曾经说:“设计的基础应来自诞生于大自然的生命所呈现的真理之中”。在众多趣味产品的设计中，形态设计是常用的一种设计方法。多反映在稚趣类产品的设计中，按照造型的外观形状可以分为具象形态的仿生和抽象形态的仿生两大类。具象形态的仿生指模仿自然界中各种生物的形态，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由于选择的具象形态生动、优雅、美妙的情趣性，是设计造型的基本途径，根据具象形态设计的产品消费者易于接受，这种设计手法多用在玩具、生活用品、工艺品中较多。水母灯，该有机形状有利于光线的软化和散射，并可以任意的摆放。水母吊灯，LED的灯源节能环保，飘逸的形态给家居装饰带来几分趣味。抽象形态的仿生是以自然规律或运动规律为基础，将具象的形态进行抽象提炼为基本的形态要素，进而表达生命的感悟。抽象后的形态多概括为点、线、面的形态组合，简洁、大方，和工业产品通过外观的现代感来表达产品语义的设计方法一致，被广泛应用在产品设计领域中。的拖鞋摇椅，简洁的曲线线条和舒适的人机曲线，是家庭生活必需。因为每个设计师的设计表现手法和生活经验的不同，就一种具象形态的抽象表达可以得到多种不同的抽象形态，另外消费者的生活经验不同，所产生的心理联想也会有千差万别，造成了丰富多彩的形态生命力。

b)卡通化趣味设计卡通化设计手法是一种混合卡通风格、漫画曲线来宣扬生活乐趣的一种特殊设计手法，把卡通形象或夸张变形的风格溶于产品设计中，通过造型来体现。市场上利用卡通形象的手法设计的产品多见于日用小产品和小饰品设计，现在逐渐地扩展到电子产品设计中，影响也逐渐扩大。兔子卡通开瓶器，小兔子张开大嘴巴，帮你解决开瓶的困扰。

c)色彩仿生趣味色彩具有直接表达的特性，一种色彩可以获得其具象联想和抽象联想，传达色彩的语义和情感，通过色彩的联想将色彩蕴含的含义附着于产品中，通过产品传达给消费者产品的暗示语义，这种设计手法为设计师所喜爱，将各种色彩运用在产品设计中，尤其在家庭日常用品，办公用品领域中，使生活的环境变得温馨，在紧张的办公节奏中感觉到清新自然，心情舒畅无形中提高了工作效率。烟灰缸设计，黄色和浅绿色的搭配在办公桌上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很难想象它是一个烟灰缸。

4．2听觉仿生趣味设计

听觉一般指人听到的各种声音，是人类最重要的感觉之一，它不仅为人们交流知识、沟通感情所必需，而且使人们感知环境，产生安全感，回归自然音箱，采用石头质量来调节音量等设置。

4．3触觉仿生趣味设计

触觉仿生是模拟生物表面材质肌理的一种表现方法，传达不同物体表面的质地、纹理和形态等的视觉、触觉和情感体验。设计师在设计中借鉴表面纹理和组织结构等内部特征。众多的肌理材质向人们传递着丰富的语义，将之应用于设计中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如蛇皮、蜂窝结构等。螺旋盘子的设计，很好地将鹦鹉螺曲线应用到了盘子的设计中去，从而达到一种奇趣的效果。

5结语

对于趣味产品设计来说，语义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具体的设计中又提供了多种设计方法，随着产品语义学内容的不断丰富和完善，产品的情趣化设计也会扩展到更多的设计领域，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乐趣，更好的满足人们在情感和精神上的需求。

语义学论文范文第5篇

一“图象论”与命题真值

二“语言游戏说”与语义博弈

辛提卡在吸取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提出了博弈论语义学,作为当代语义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博弈论语义学的运用并不仅仅局限于逻辑学的范畴,可以说,博弈论语义学的哲学意义与它的理论特征是密切相关的。理清其背后的哲学思想,不仅有助于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一理论,并且大大扩展了我们思考语言和世界关系的哲学和逻辑学空间。

[摘要]贾可·辛提卡是当代著名的逻辑学家,他创建了博弈理论语义学,用博弈论的方法来刻画命题理解,从而判定命题的真值。

语义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博弈论;语义学;逻辑哲学

贾可·辛提卡是当代著名的逻辑学家，他将博弈论与语义学直接结合起来，创建了博弈论语义学。辛提卡用博弈论的方法来处理命题，就是要确定命题的值，即命题的真或假。同经典逻辑一致，辛提卡预设了命题是二值的。辛提卡首先给出一个定义域D，任何名称都可以在这个集合中找到所指。博弈论语义学的核心是将量词短语看成专名，将句子看成语句函项，然后在给定的定义域D中选择相应的个体将句子中的量词短语替换，从而达到消除量词，找到原子句的目的。在方法上，辛提卡选择了博弈论，他将人们对句子的理解过程比喻为一个两人博弈，两个参与人分别为“我”和“自然”，每个回合必定要分出胜负，不容平局，那么对于一个句子S，根据规则，博弈双方轮流将S约化为S’、S’’，等等，直至最后使得约化的句子不再包含变量和连接词，即原子句，此时双方就可一决输赢。如果这个原子句为真，则我取胜，自然失败;如果这个原子句为假，则自然取胜，我失败。运用博弈论语义学，我们能够从大量的语言信息中得到最基本、最简化的语句，从而能够轻松地判定这些语言信息的真假。理解这一理论的关键是理解定义域D、原子句、博弈等概念。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可以说是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的综合:“语言博弈”概念源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语言游戏说，而它的理论核心则是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图象论。

一“图象论”与命题真值

维特根斯坦是学界倍受关注的大师，其前后期思想的迥异恰当地诠释了他的哲学主题:“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①有趣的是，辛提卡博弈论语义学所强调的也是动态的理解命题，这与维特根斯坦哲学在本质上殊途同归。

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就在于提出了著名的“图象论”。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和后期哲学的目的都在于通过研究语言的结构和界限来理解思想的结构和界限。维特根斯坦工作的基点，就是回到逻辑的出发点，即考虑命题的性质。这样，真的界限就构成了语言的界限，维特根斯坦所考虑的就是关于事实的话语。“人给自己造出事实的图象”②。维特根斯坦指出:命题是实在的图象，“图象是实在的一幅模型”③。“图象是一种事实”④。“图象所表现者即是其意义”⑤。“图象的真假在于其意义与实在的符合与否”⑥。维特根斯坦认为，图象与它所图示的事实之间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这种关系“由图象元素与物项的配合而成”⑦，这种关系本身也是一种图象;二是“凡图象，不论只有什么型式但要能表象实在———对或错———所必须与实在共有的东西，即是逻辑型式，亦即实在的型式。”⑧所以，“每个图象亦是一逻辑图象”⑨。“对象是简单的”⑩。“对象构成世界的本体。因此不能是复合的。”

一切复合物必然可分解到不可再分的部分，这就是绝对简单的对象，那么，这种绝对简单的对象是什么?很显然，维特根斯坦这一思想的形成深受罗素和弗雷格的影响。罗素对客体进行了区分，一类是亲知的客体，一类是描述的客体，通过“亲知还原”，描述的客体可以转化为亲知的客体，维特根斯坦对罗素的客体进行了扩展，认为属性和关系也是一种客体。语言中的一个名称来表示一个简单的客体，通过这些客体的结合方式，指称客体的名称可以相互组合成句子。对于简单的客体，我们无法定义它们是什么，我们仅仅能够指示它们，这样，我们也就无法言说这些客体是存在的，因为定义一个客体就是意谓着被定义项的存在。维特根斯坦的绝对简单的对象实质上是罗素亲知客体的变体，是经验的客体。图象论的主旨是说明图象如何具有命题的内容，图象可以看成一个句子，一个句子也可以看成图象，这对于解释最简单句子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如何处理复杂的句子呢?

维特根斯坦最开始的设想是用合取和析取处理一切复杂句子，这也是辛提卡采取斯科伦前束式处理量词句的直接思想来源，但是维特根斯坦后来采取了另一个思路，代之以集成的图象法，“凡对于复合体的陈述，都可解析成对于其成分的陈述，解析成一些把复合体完全摹状了的命题。”即一个复杂的表达式的真值取决于组成它的表达式的真值，即命题就是基本命题的真值涵项，这样，维特根斯坦就完成了语言的运作方式。维特根斯坦的这一思想源于罗素和弗雷格的启发，罗素和弗雷格两人都认为命题才是最基本的意义单位，主张将命题形式化，即用数学中的函数表示命题。维特根斯坦对这一思想的运用是水到渠成的。维特根斯坦认为，“命题是原初命题的真值函量”。“原初命题是命题的真值函目”。换句话说，“一切命题都是对原初命题做真值运算的结果”。“命题就是从一切原初命题的总和(自然也从其确是一切原初命题的总和)而得出的一切。所以，从某种意义可以说，一切命题都是原初命题的总括。”

命题与世界的图象论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图象的元素与事物之间具有对应关系;二是图象与事实之间具有相同的逻辑形式。由此，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图象是实在的一幅模型”，“图象是一事实”，“图象所表现者即是其意义”。

正是因为命题具有相同的结构，才使得我们可以将其形式化，并且可以进行变项替换。那么，图象如何与世界相联系?在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中，这种关系由名称—客体的关系来决定，但是名称如何与客体相联系?与其说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是对前期哲学的反叛，不如说是进一步的深入，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中，名称与客体的关系被受一定规则支配的人类活动所确定。在完成这个思想转变之后，维特根斯坦不需要图象论了，取而代之的是语言这种被规则所支配的特征。

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是将博弈的方法引入命题分析，他的研究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命题的构成和命题的真假，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命题的真假。第二个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其前期哲学为解决辛提卡的第一个问题提供了思想元素。命题是由概念构成的，而博弈语义学中的概念则直接对应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存在是与事实相对应的存在，是以现实世界为界限的，所以辛提卡用他的可能世界改造了维特根斯坦的客体。在辛提卡看来，很多情况下，人们的语言交流所涉及的客体多是描述的客体，这些描述的客体有些能转换为亲知客体，有些不能，如“结构为H3O的水”，但是人们在日常的交流中又会涉及这些概念，自然在定义域D中也就应该包含这些元素，可以看出，辛提卡的客体是对维特根斯坦客体的扩展。辛提卡的客体分为存在的和可能存在的两类，即在现实世界中存在和在可能世界中存在。而且很明显的是，辛提卡的存在概念不是语义学层面上的，而是语用学层面上的语义，这在博弈论语义学的操作性中得以体现。在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中，定义域D中的个体必须能与可能世界中的对象一一对应，脱离了这种对应关系，我们就不可能知道自己在言说何物，更不用说判定言说语句的真假。正如DanaScott所指出的那样，语义确定一个实现不是必需的，它应该为证实一个实现是正确的提供标准。

在确定了命题的构成之后，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命题真假的标准是什么。辛提卡认为，命题是有意义的，命题的意义就是命题的真假值。博弈论语义学的处理方法是找到一个体用概念的名称代入量词所约束的变元，即参与人“我”在定义域D中找到相关的个体以证实语句，而参与人“自然”则企图找到范例来证伪语句。那么，如何才是找到相关的个体呢?或者说，怎样才知道代入个体后的语句为真?如前所述，辛提卡在扩展了维特根斯坦概念的基础上明确了命题的构成问题，相应的，辛提卡的命题范围较之维特根斯坦就宽泛的很多。辛提卡将博弈论语义学称为“寻找并找到的”逻辑，寻找并找到了什么?就是找到一个适当个体代入后的原子句所反映出来的图象与现实世界相符合。这不仅直观，而且符合人们的日常交流。可见，在确定命题真假的标准上，辛提卡与维特根斯坦是一致的，就是采用图象论的符合标准。辛提卡自己也曾明确指出，“博弈语义学不排斥图示的(同形的)关系理论，图示的(同形的)关系理论在原子句和现实之间建立了联系。”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要确定命题的真值，只要将命题与图象做个比较就可以了。用辛提卡的话说就是，“名称-客体关系曾经被建立，仅仅需要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将原子句和现实相比较。”

辛提卡指出:“维特根斯坦的图像理论和逻辑语义学之间的相似性和非相似性更有趣。最重要的大范围相似性之一，就是在两个理论中，语言的基本元素和现实的特定方面之间的代表关系，用任何的方式都不能进一步的分析。”罗素指出，事实是意指那种使一个命题真或假的事物。而一个命题的本质就在于:它可以两种方式，即以人们所谓的真的方式或假的方式对应于一个事实。最基本的事实是原子事实，与原子事实相对应的是原子命题，它肯定某物具有某种性质或某些事物具有某种关系。原子命题的真假取决于它是否与原子事实相符合。在原子命题的基础上，借助逻辑联结词就构成了分子命题。分子命题的真假取决于组成它的原子命题的真假，是原子命题的真值函项。在分子命题的基础上，借助逻辑量词可以构成更高一级的概括命题。其真假最终也取决于原子命题的真假。维特根斯坦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任何复杂命题经过分析都可以还原为最基本的原子命题。辛提卡由此得出结论:“一个指示性句子的表达在通常的本质上不是这些语言博弈的一个回合，在这些语言博弈中，给出了几个构成成分的词语，并且因此给出了整个句子的内涵。”在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中，我们根据可能世界理论可以确定定义域D，根据维特根斯坦的图象论可以处理命题，并且将命题的具体处理方法转化为真值函项的求解，那么，接下来要考虑的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为真值函项求解，并且这个方法是否可以形式化。遵循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路，辛提卡找到了博弈论。

二“语言游戏说”与语义博弈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中的所谓“语言游戏”，实际上是把游戏当成是运用语言的比喻，即强调语言的使用，他指出:“我将把由语言和行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词的意义在于使用，运用语言是一种活动，我们使用的语词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意义，必须根据具体的使用环境才能确定语词的意义，试图通过孤立的逻辑分析来揭示语词的意义，结果只能误入歧途。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这种处理方法，实质上是从具体的语境动态地观察语词的用法，我们不能孤立地去问“什么是意义”这一类的问题，而应该说“什么是意义的解释”。弄清一个语词代表什么之前，必须首先掌握包括这个语词在内的那种语言游戏，一个词语的意义也就是它在语言游戏中的实际用法。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及其意义问题的思考，得益于一场足球比赛的启发，同时，相较于足球比赛，语言游戏也存在规则，在维特根斯坦看来，遵守规则是语言游戏的灵魂，也是一切人类行为的必要条件。维特根斯坦用了很多篇幅讨论规范和遵守规则。“遵守规则，做报告，下命令，下棋都是习惯(习俗，制度)。

“遵循规则类似于服从命令。人们是被训练这样做的;人们是以特定的方式对命令做出反应的。人类共同的行为方式乃是我们据以解释陌生语言的参考系。”可见，规则和遵循规则是人们在实践和交往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式。这种语言游戏所遵循的规则究竟是什么?是否就是逻辑必然性?“维特根斯坦最终在他的认识论斗争中失败了”。

其实只要留意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我们不难发现维特根斯坦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缺陷，维特根斯坦指出:“我的根本思想是‘逻辑常量’不代表任何东西。事实的逻辑不可能为任何东西所代表。”“没有‘逻辑的对象’、‘逻辑常量’(照弗雷格与罗素的意义)，于此便显然可见。”虽然维特根斯坦不承认逻辑常项的存在，但是认为客体具有逻辑形式，这种形式使得客体能够聚拢。

辛提卡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受到博弈论的影响。“游戏概念的主要用法如此多地分享了像冯·诺意曼(vonNeumann)和约翰·纳什(JohnNash)那些数学家构建一个详细的游戏的一般理论的结构，那个理论旨在帮助科学家与哲学家理解有趣的问题的范围。它们甚至包括了真理与意义的问题(以及其他的语言—世界关系)以供讨论，维特根斯坦从中提出了他的语言游戏观念。”

与维特根斯坦相同，辛提卡在确立了命题和世界的图示关系之后，需要研究的就是这种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处于这些描述关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辛提卡看来，单纯的图像论已经不能解释这个问题了，图像论的任务是描述关系，那么对关系的关系的刻画，则需要另一个理论。辛提卡指出:比起那些为解释语言与现实结合所需要的思想，维特根斯坦经常包含更多的语言博弈思想。“为了理解(一个给定的一阶逻辑语句)F，我们显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记忆空间，事实上，我们对一阶语句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语句和世界的有限的逐步比较之上，而不是(潜在的)F的图像本质。”“有时语言博弈能够明显的被发现用于提供词语和它所刻画之间的关联”。

这里我想指出的是，或许我们用图像论处理语句理解的时候已经不足道了，但更为恰当。辛提卡认为自己受到“维特根斯坦有关思想的启发，强调受规则支配的人类活动，亦即寻求和发现语言游戏的重要性。”但是，辛提卡“比维特根斯坦走得远得多，因为后者的思想是轮廓性的且不系统。”“在我没有有效的方式找到我的下一步该如何行动时，我怎么可能在实践中采取一个策略?”

这里有几种选择。也许有人会像在非确定性证据系统内所做的那样提出某种思路，但是辛提卡建议把我的策略限制在递归中。这种限制的方法是非常精致的，它注意到了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游戏中实际可游戏性的思考。辛提卡坚持认为语言目标导向语言本质，这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处于维特根斯坦形式化时期的游戏概念的意义。当时，维特根斯坦使用“游戏”来指称目标导向的活动，诸如证实或者证伪的活动。辛提卡延用了这一思想，他说:维特根斯坦的“用法”概念强调的是一种活动，是一种构成一个词的自然环境并使该语词从中获得其意义的活动。

因此，在他的博弈论语义学框架下所研究的语义博弈，可以被看作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一类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认为逻辑常项不存在，在这点上，辛提卡与维特根斯坦所持的观点不同，辛提卡认为逻辑常项是存在的，并且将逻辑常项与博弈规则做了比较，认为逻辑常项等同于博弈规则。与经典逻辑一致，辛提卡认为逻辑常项与自然语言中的连接词是一致的。这样，辛提卡就为博弈论语义学找到了至关重要的一环———规则的确定。辛提卡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与博弈的数学理论概念直接结合，“其结果就是那个既适用于自然语言又适用于形式语言的最现成的语义理论”。辛提卡认为，与一个语词相关的语言博弈就是围绕该词发生的使该词活动意义的活动，语词的意义同样需要在相应的使用中才能确定。我们所言说的语句是可以分解简化的，而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用博弈论，通过将句子简化为原子句，再依据名称与所指的对应关系，我们就可以确定句子的真假。

语义学论文范文第7篇

西方语义学思想传入中国始于1930年代。1930年，英国学者瑞恰慈（I．A．Richards，1893－1979）在《清华学报》《〈意义底意义〉底意义》，文中引入学科术语semasiology（意义学），成为中国引进现代语义学思想的开端。现代语义学思想在经历80余年的译介、引进和发展之后，到了该回顾和反思的时刻，以便发现和纠正学科发展过程中遗留的问题，同时也有助于梳理现代语义学思想在中国传播的轨迹，旨在为该学科今后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已做过现代语义学思想的梳理研究，如王秀丽（1996）的欧美语义学的历史、张家骅（2001，2006等）和杜桂枝（2006）等的莫斯科语义学派、李炯英（2005）的波兰语义学派、贾洪伟（2010a，2011）的西方语义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新时期中国语义学的问题与展望，等等。其中张家骅（2001，2006）、李炯英（2005）、杜桂枝（2006）等属于主题研究，王秀丽（1996）、贾洪伟（2010a，2010b）等属于通史性研究。纵观中国的语义学历史研究，我们尚未发现有关以苏联语义学在中国传播为主题的通史性研究。前人在中国理论语言学史（邵敬敏1991）、语言学典籍汉译史（姚小平2007）、苏联语言学典籍汉译史（贾洪伟2010b）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为苏联语义学思想在中国的发展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根据现有文献，本文拟从语言学史的角度，扼要梳理苏联语义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以相关历史背景和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为界对这段历史给予分期，总结苏联语义学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成因、阶段性特征及其对中国现代语义学发展造成的影响，以便为中国现代语义学史和中国语言学史的撰写提供史实参考。

二、历史回顾

西方语义学思想传入中国始于瑞恰慈于1930年引入semasiology（意义学）这一术语。同年，王古鲁以日本安藤正次著《言语学概论》（1926）为蓝本编译《言语学通论》，引入semantics（意义学，今称语义学），成为中国第一个以semantics与“意义学”对应的学科术语。后来，李安宅根据马林糯夫斯基（B．Mal－inowski，1884－1942，今译为马林诺夫斯基）、吕嘉慈和欧格顿（C．K．Ogden，1889－1957，今译为奥格登）诸位学者的观点编写《语言底魔力》，书中引进了语言哲学家弗雷格提出的“语义三角”理论（也称意义三角说）。尔后，因《语言底魔力》（1931）售罄，遂将其与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为《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九卷）》（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1933）所写论文Language的译文《语言的综合观》合并成《巫术与语言》（1936），促进“语义三角说”的普及。进而，李安宅在吸收和借鉴《意义底意义》的内容和框架基础上，编译出版中国第一本语义学专著《意义学》（1934），标志着中国现代语义学的建立。

1939年傅东华在《东方杂志》第21、22期发表《文法稽古篇》，文中出现“语义”这一表述。四十年代后期，高名凯先后发表《中国语的语义变化》（1947）和《中国语的语义变化与中国人的心理趋势》（1948），探讨汉语的语义变化及其语义变化与心理变化间的关联，系中国首次出现“语义学”代替“意义学”的现象1，为50年代出现的“语义学”定名奠定了基础。经不完全统计，从1930年吕嘉慈和王古鲁率先引进“意义学”术语及其相关知识到1949年，中国共出版译介语义学相关著作5部，发表学术论文6篇，但尚未发现有关苏联的语义学著述。经过考察，我们将1950年确定为中国引进苏联语义学思想的起始之年，到1991年解体为止，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共出版源自苏联的语义学著作一部，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参见附录）。下文专门讨论自1950年至1991年苏联解体期间苏联语义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中国现代语义学研究产生的影响。

三、历史分期

贾洪伟（2010a）将西方语义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史分为五个阶段：肇始期（1930－1949）、彷徨期（1950－1966）、复苏期（1978－1990）、拓展期（1991－2000）和新世纪的发展期（2001至今）。根据苏联语义学思想在中国的译介轨迹和文献，我们发现苏联语义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处在西方语义学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彷徨期”和“复苏期”，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政治外交关系紧密相关。为便于梳理苏联语义学思想在中国的影响，本文拟将苏联语义学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历史（1950－1991）给予单独分期处理，即：肇始期（1950－1960）、发展期（1961－1966）和终结期（1977－1991）。

1．肇始期：1950—196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随着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变，中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致使苏联语义学研究成为影响中国现代语义学的主流。自1950年开始，中国开始大量引进苏联语义研究的成果，甚至连讨论的问题也从苏联输入，这些成果有的单篇（部）出现，有的混杂在语言学的著作之中。现仅以代表性的著述梳理中国引进苏联语义学的大体走向。1950年徐沫翻译《马尔的语言学说》，在论述形态和意义问题时，作者认为“现在要谈到人类声音语底形态学（Morgologio）和意义学（Semantiko）了，首先，我们必需指出：雅弗语言理论在这二点上也探究出了一个源泉。这源泉不但预先规定了声音语底产生，并且也预先规定了它底外形（声音）和内容（意义）诸方面底进化。这源泉便是以一定的自然环境，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作为基础的人类底社会！”（徐沫1950：17）。该译著成为中国引进苏联语义学思想的开端。自此，苏联语义学思想不断地涌现于各类著述之中。

自1955年开始，学界将注意力从马尔语言学视角转向语义学在语言学科门类中的定位（如《语义学在语言各学科中的地位》，1955），进而批判和引进所谓“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流派”（吴富恒1955：62）的卡尔纳普语义学思想，最终转向以语言研究为核心的“结构语义学”和“普通语义学”的引进和探讨。

譬如，吴富恒肯定了“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所谈到的语义学”，并认为“那里的语义学是语言学里一个部门，……约相当于中国的训诂学”（吴富恒1955：62），批判美籍哲学家卡尔纳普的语义学是资本主义唯心主义的产物；尹仲贤从“美国的唯心主义语义学家切斯（Chase）所著的《词的暴虐》（Tyrannyof　Words）一书”为切入点，批判语义学是“欺人的语言魔术”（尹仲贤1956：170）；管士滨译《从逻辑经验论到语义学———对新实证主义的总清算》（1957）也对哲学语义学进行批判。

然而，随着批判的不断深入，1958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选译了“结构主义问题讨论专辑”，其中第五篇为列夫辛所写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意义学和词的研究问题》，针对卡尔纳普语义学思想的批判，提出了与大气候不相同的声音：“卡尔纳普的意义学思想，如同控制论一样，已经被宣布为唯心主义的、反动的疯话。从来没有人试图把‘普通意义学’（general　se－mantics）或‘意义哲学’的实证主义结构，或甚至不甚懂得语言本质的人的非科学的宣传性议论跟像卡尔纳普这样的学者的客观上有价值的、科学的方法区别开来。卡尔纳普的主要成就是建立抽象语言，它是科学研究上的良好手段。然而，它却常常被宣布为非科学的，唯心主义的，说它离开现实的语言的研究而跑到另外的方向去了。这当然是谬误的”（边兴昌1958：68），从而，扭转了对哲学语义学一度热批的状况，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使得中国语义学随着苏联语言学界的觉醒而回归正途。

纵观肇始期的语义学文献，该期共有语义学相关著作一部、论文19篇。可见，在苏联语义学传入的肇始期，中国引进苏联语义学的专门篇／著已有很多，可能与当时苏联语义学研究的队伍和著作数量有关，且对中国现代语义学研究的影响很大。苏联语义学带来的影响可归纳为：扭转了中国三、四十年代将西方语义学理论融入传统训诂学，将两者混为一谈的倾向，有了语义学研究和讨论的方向，开始思考学科本质和学科定位问题，向词义研究转向，纠正了对哲学语义学的错误认识。此外，在苏联语义学前期错误研究方向和后期“拨乱反正”学风的引导下，中国现代语义学界确定了正确的学科观念，将该学科正式定名为“语义学”，并得到广泛的认可。

2．发展期：1961—1966

从1961年到1966年，中苏关系恶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对苏联语言学的引进，但从现有语义学文献看，苏联语义学思想对中国现代语义学的影响依然存在，即在肇始期苏联语义学界提出的“拨乱反正”思潮。这一思潮致使中国学者认识到所谓资本主义语义学思想的参考价值，并开始引进相关的理论思想，进而造就了中国现代语义学“彷徨”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并未停止对苏联语义学思想的引进，只是引进的数量较少，主要是沿着苏联语义学的思想摸索前行。1961年，李振麟先后翻译卡尔纳普的《经验主义、语义学与本体论》和塔斯基的《真理的语义概念与语义学基础》，系统引进原汁原味的“普通语义学派”的理论。同年，吴棠翻译切斯（Chase）撰写的《柯日布斯基的普通语义学》，率先次引进美籍波兰语义学家柯日布斯基的普通语义学理论。1962年，尚英翻译阿普列祥撰写的《乌尔曼的结构语义学》，率先引进了“结构语义学”思想；次年，李锡胤发表《介绍乌尔曼新著〈语义学〉》一文，专门介绍乌尔曼出版的专著《语义学》一书；后有曾冲明翻译乌尔曼撰写的《描写语义学和语言类型学》（1965），系统地引进乌尔曼的语义学思想（从结构语义学到描写语义学），引导中国现代语义学研究走向深入发展的方向。据现有文献，苏联语义学思想影响的发展期共有文章七篇，其中翻译苏联语义学的文章仅有一篇。在苏联语义学思想的影响下，这个时期引进的完全是原来大加批判的英美语义学，其原因在于建国后中国语言学界顺应大的潮流，紧随苏联的步伐推崇、引进和批判马尔语义理论，批判美国为主的哲学语义理论，到斯大林下台后对普通语义学理论的充分肯定，导致直接翻译西方语义学著作数量的增加。此外，由于盲目的跟苏，该期的语义学成果中不免存在重复劳动的现象，比如卡尔纳普的《经验主义、语义学与本体论》（1961＆1964）。与肇始期相比，发展期的特点在于：随着苏联的步伐扩大了引进的范围，而且引进中伴随着批判和分析，锻炼了国人的专业思维；引进的学派范围更加广泛，从哲学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本体论到结构主义和描写语义学为主导的普通语义学。

3．终结期：1977—1991

1967年至1976年中国发生，中国语言学界几乎停止了国外语言学成果的引进。“从出版物的数量来说，中国语言学界几乎与苏联语言学界断绝了往来，使得苏联语言学的引进处于绝对的停顿时期，即这十年间，中国语言学界再也没有翻译发表过任何苏联语言学的成果”（贾洪伟2010b：73－74）。这段时间中国不但失去了苏联语言学界的指导，还使得整个科研处于瘫痪的状态，对中国语言学的整体发展影响很大。1976年中国结束了历时十年的，百废俱兴，语义学的引进工作也得以恢复。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急剧转变，苏联最终于1991年解体，标志着苏联语言学时期的结束，也标志着中国引进苏联语义学思想的终结。自1977年至1991年，中国共出版发表相关成果7篇，多出现在1980年代中后期，几乎都是俄语界学者受到苏联语义学思想影响而作，对推动中国语义学的应用发展影响较大（详见本文四）。该期仍沿着苏联语义学“拨乱反正”后提出的指导方向继续前行，进一步加大引进的力度和广度，以巩固西方语义学思想的消化和应用，进而促进西方语义学思想与汉语语义学应用领域的融合。

1983年李锡胤翻译《形式语义学和词汇语义学》，促进比尔维施（Manfred　Bierwisch）语义学思想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同年，王德春发表《词汇学、语义学和词典编纂———再评苏联〈英俄大词典〉》，从词汇、语义和词典的视角探讨词典编纂的得失，对语义学理论知识应用于词典编撰具有借鉴意义；1984年赵其吕翻译亚罗斯拉夫等的《音乐的语义学分析》，为语义学理论用于音乐分析开辟了新的途径，拓宽了国内音乐研究者的视角；1985年赤丹翻译苏联学者Ю．А．Сорокин的《篇章语义学及其形式化》，首次引进篇章语义学的思想，为日后篇章语义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促进了当时盛行的篇章研究理论的引进；1986年倪波发表《俄语语义学研究的对象与任务》，探讨中国俄语语义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等学科基础问题，促发了俄语语义学的学科意识；1987年出现两篇文章《关于语义学派批评》和《语义学与词典编纂》，前者反思语义学派存在的问题，后者继王德春之后深入探讨语义学应用于词典编纂的理论问题，促进了语义学理论在词典编纂中的思考和应用；随后顾柏林发表《新的语义学理论在词典编纂中的应用》（1988），进一步探讨语义学在词典编纂中的应用问题。

由上述可见，苏联语义学的影响业已延伸到篇章语义研究、音乐分析、词典编纂等领域，为日后中国语义学的应用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语义学与词典编纂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就语义学用于词典编纂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而言，中国俄语界受到苏联语义学、词典学和词汇学的影响较大，率先采用现代语义学理论编纂俄语词典，为日后语义学理论应用于词典编纂做出榜样。纵观中国现代语义学的发展史，苏联语义学时期尚处在大量引进西方语义学思想的时期，对中国引进西方语义学理论的方向、内容以及对语义学理论的思考、应用和学科的建立、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影响

纵观苏联语义学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四十年，我们发现苏联语义学思想对中国现代语义学发展的影响可归纳为如下：

（一）扭转了三、四十年代中国语言学界将现代语义学理论和方法融入传统训诂学，企图建立中国特色的语义研究学科的倾向，为中国现代语义学正名，从建国前提出的“意义学”和“语义学”名称到确定“语义学”这一学科名称，为中国语义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二）建国前中国从日本和英国学者处引进语义学思想，随着苏联语义学的传入和一统天下，从“唯物主义”的视角批评和批判西方所谓“资本主义语义学”的思想，到斯大林下台后对西方语义学“拨乱反正”，正视西方语义学思想的学科价值与地位，从而大量引进西方语义学理论，我们称之为“西方语义学引进的转向”；

（三）建国后，随着苏联语义学的引进和指导，中国语义学界经历了对西方语义学理论的“批判”到“借鉴”的思考转向；

（四）在语义学思考层面，中国语义学界借鉴苏联语义学中词汇语义的思想，将语义学理论应用于词典的编纂，为日后词典的编纂奠定了应用基础；

（五）随着苏联语义学的学科思考，中国语义学者思考了中国语义学学科的基本问题，为今日中国语义学的学科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学科基础。

五、结论

语义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语义学语用学会话含义常规意义互补性

引言

1938年，美国哲学家Morris在《符号理论基础》一书中首先使用“语用学”这一术语，到1977年《语用学杂志》在荷兰正式出版发行后，语用学作为一门新兴语言学科得到确认。语用学和语义学的界限自语用学诞生以来就很难划清。关于语用学与语义学的关系，有三种不同观点(Leech，1981)(转引自沈家煊，1990)：（1）语用学是语义学的一部分(Semanticism)，（2）语义学是语用学的一部分(Pragmaticism)，（3）语用学与语义学是两个独立而又互为补充的部分(Complementarism)。［1］我们倾向于第三种观点。我们将首先阐述语用学和语义学之间相关的理论基础，然后以格莱斯的会话含义理论为例，说明在具体语言分析中语用学与语义学的互补性。

一、语言学理据

Levinson(1983)在讨论语用学的研究范围及产生根源时指出，语用学中的许多概念都来自语言哲学，尤其是Austin、Searle、Strawson和Grice等与Chomsky的句法主义针锋相对地以语言运用为研究对象的理论。Strawson为了批驳Russell的理论专门发表了《论指称》一书，而且指出，语词本身不起指称作用，语言使用者可以在不同的场合使用语词来指称不同的对象。足见语境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2］Donnellan则发展了他的思想，提出在语境的基础上还应考虑听话人在决定指称对象中的作用。［3］Levinson本人则认为，语境和听话人的能动作用对于阐释意义和理解交际意图的决定性作用是现代语用学理论的核心。这些思想是在人类认知和研究意义的过程中萌发起来的，从一个侧面为语用学和语义学之间的互补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二、语义学与语用学的研究任务

传统的语义学研究主要局限在词汇意义的研究上，现代语义学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对语言意义的多层次考察。从语言结构层次来看，现代语义学家对语言意义的关注不仅从词汇扩展到了句子层次，而且从句子层次扩展到了话语层次；从方法论来讲，不但关注静态的词义描写，还关注组合关系中语法、语用因素的影响。Shalom Lappin在1996年编辑出版的《现代语义学手册》中指出现代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和层次：a.语言学中形式语义学，b.普通量词理论，c.句法与语义学接口，d.照应、话语与情态，e.焦点、预设和否定，f.时态，g.疑问句，h.复数，j.计算机语义学，k.词汇语义学，l.语义学与相关学科：逻辑与认知。［4］语言学家从各个角度提出了众多的意义理论，如命名论(naming theory)、概念论(conceptualist view)、指称论(referential theory)、刺激反映论(stimulus and response theory)、意念论(ideational theory)、语境论(contextualism)、真值条件语义学(truth-conditional semantics)和可能世界语义学(possible-world semantics)等等。语义学的发展又直接促成了语用学的诞生。也正是这两种学科之间的密切关系才引出了本文导语部分所说的争论。其实，语义学和语用学的任务和发展方向具有明显的不同。Morris当时就指出，语义学是研究符号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语用学则研究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换言之，是否把语言使用者纳入研究范围是这两个学科的主要区别点之一。Katz& Nagel认为，语言使用者一般具有某种语言能力，可以辨别同义、反义、蕴含、上下文、歧义、矛盾和预设等语义现象，又可以把词义按照句法结构合成语义。他们把语言使用者利用语言达到某种交际意图的言语行为称作语义应用。［5］Cresswel在阐释可能世界语义学时指出，语义功能是语言使用者“在面对某种条件下的句子时，辨别该句在此条件下真假与否的能力”。［6］而超越句子真值条件的分析(如Austin、Searle等人的言语行为理论和Grice的意义理论)均为语义运用的理论。由此可见，人们一般都认为，语义学是以语义表现力研究为中心，而语用学侧重语言运用规律的研究。这两门学科发生混淆，主要因为对“意义”这个概念存在不同的理解。Leech曾指出，“意义”在语义学中是二价的(bivalent)，而在语用学中就成了三价的(tribalent)。也就是说，语义研究的是“X的意义是Y”(X meansY)。例如：Donkey means“ass”。而语用学研究的是“说话者S通过话语X来表达Y的意思”(S meansY by X)。例如一个家庭主妇对仆人说：“Janet，donkeys!”的时候，单独从语义上看并没有明确的意思；但是从语用学角度看，女主人是想让Janet把驴子从草坪上赶走。［7］当然，两者的区分不能简单地以研究语言内部元素和外部元素来划分，因为语用学也涉及到语言内在的特性。

三、语义学与语用学的互补性

语用学从语言使用者角度出发，借助语境开展意义研究，是对传统语义学的发展和补充。一方面，语言具备对外部世界信息进行编码、表述认知或人类情感的功能。此时，语言元素与外部世界建立起一定的关系。这一层次上的意义研究可以不依赖语境，其研究对象主要限于字面意义，或独立于语境之外的意义。另一方面，语言具备交际功能，使得人际交流在一定的情境中发生并达到预期目的。这一层次的研究不仅涉及字面意义，而且包括许多语言之外的因素。因此，在语用学中，意义不再是个静止的系统，而是一种行为：说话人对听话人造成的一定影响。意义又是一种互动行为：说话人与听话人在共有知识基础上协调构建的意义。但是，传统语义学的意义研究也是必要的，因为语言作为交际工具首先是它可以表达对于该语言使用者来说约定俗成的意义(可以称为常规含义)，以区别间接言语行为或会话含义等语用意义。没有这种基本的常规意义，许多情形下就无法交流。譬如，Austin所说的言内意义(locutionary act)［8］，Grice的自然意义(natural meaning)［9］，以及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中的概念纯理功能，都相当于传统语义学所讨论的意义概念。常规意义对于交际者来说是交际意图的载体或出发点，对于理论研究者来说是其理论的基点。由此可见，语义学研究对于语用学的补充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可以借用Gazdar的著名公式来表达这二者的相互关系：Pragmatics=Meaning-Truth-condition。［10］

四、会话含义理论―――话语之义与话语之力

语用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注意区分二组概念：句子和话语(sentence and utterance)，话语之意与话语之力(sense of utterance and force of utterance)。其中，句子被看作抽象的实体，是语义学的研究对象，而话语是语境中具体化的句子，属于语用学的研究范围。话语之义是话语的概念和逻辑意义，或字面意义，相当于语义学研究的意义；话语之力是相关的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force)，即话语的语用意义，由语用学来研究。这二组概念表明，语用学对于话语之力的研究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是对语义学理论的补充。格莱斯于1975年提出含义(implicature)这个概念，是以话语之义和话语之力的分歧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人们说出来的和实际想要表达的意义之间存在差别。例如说It’s cold in here这句话时，可能并不是单纯陈述事实(常规意义)，它的话语之力更可能是请求或命令：请关上（或打开）窗户（或空调）。他的含义理论不能等同于逻辑语义学中的蕴含(implication)。蕴含指：“if p then q”or p-q，而non-p不意味non-q。但是，含义则是“if p then q；if non-p then non-q”。再如，母亲想让女儿帮忙洗碗，便对女儿说：“If you wash dishes，I’ll take you out to Mcdonald tomorrow.”这里，p：you wash dishes；q：I’ll take you out to Mcdonald tomorrow. If p then q.但如果non-p不意味non-q，那么母亲想引诱女儿帮忙的目的就无法达到。因此，含义理论与语义学中的蕴含还是存在密切关系。格莱斯在对生成会话含义的语用原则进行研究时，提出合作原则(包含四个准则)：质量准则(maxim of quality)、数量准则(maxim of quantity)、关联准则(maxim of relevance)和方式准则(maxim of manner)。其中，关联准则是最为重要的。他认为合作原则不是一种任意的规定，而是进行合作交谈的合理方法。他同时还指出，人们遵守合作原则并不只是停留在表层。在更多的情况下，表面上看人们违反了合作原则，但在更深的层次上人们仍然遵守这个原则。请看下例：

A：Where is John?

B：There is a yellow BMW outside Jane’s house.

初看，B至少违反了质量准则和关联准则，没有合作态度。但假设他是在更深层次上的合作，那么听话人就会把B所在地同黄色宝马汽车的位置联想起来，因而断定那人可能就在Jane的家。在此例中，只有把话语之义(常规含义)同话语之力(会话含义)联系起来分析，才能全面准确地判断回答的真正含义。另外，违反合作原则产生的含义还可以解释一些修辞现象，因为说话人蔑视这个原则是为了让听话人去寻找话语之义以外的意思，从而产生一定的附加含义。例如夫妻间的对话：

A：Let’s get the kids something.

B：Ok，but I veto I-C-E-C-R-E-A-M.

丈夫表面上违反了方式准则，即表达故意繁琐冗长，但他的真正意思是：不要在孩子们面前提起冰激凌，以免他们吵着要吃。Grice还归纳出会话含义的一些本质：可取消性(defeasibility)，不可分离性(non-detachability)和可推导性(calculability)。可取消性和可推导性说明了语境因素对语用意义的决定作用，而不可分离性则表明了语用意义对于常规意义的依附性。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到，会话含义是以常规意义为基础的，而常规意义则可能发展为会话含义。换言之，含义附着于表达的内容之中，而不是附着于语言形式之上。这反映了语用意义同语义意义的区别和联系，也就是语用学和语义学的区别与联系。

结语

尽管对语用学和语义学的划分仍然存在种种争议，但随着语用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原来的“杂物箱”已变得井然有序，对二者划分的讨论，其目的不是要争个谁先谁后或是谁是谁非，而是为了促使我们对各种意义的性质作更加深入的研究，从而加深我们对人类语言的性质和功能的全面深刻认识，更加客观地进行语言研究。

参考文献：

［1］沈家煊.语用学和语义学的分界［A］.中国语用学研究论文精选［C］.束定芳主编.2001：604-623.

［2］Levinson，Stephene.1983.Pragmatics.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3］Donnellan，1966；转引自Rosenberg and Travis，1971.

［4］束定芳.现代语义学的特点与发展趋势［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7)：28-32.

［5］Katz& Nagel 1974；转引自Mey，1994・Mey. 1994. Pragmatics. In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R. E. Asher(ed. ). Pergamon.

［6］Cresswel，l M. J. 1988. Semantics essays. Dordrecht/Boston/London：KluwerAcademic PressPublishers.

［7］利奇.语义学(中译本)［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454.

［8］Austin，J. 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2.

［9］Crice，H. P.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Cole，P. &Morgan，J.(eds.)，Syntax and Semantics，Vol.3，Speech Acts，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5.

语义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语义学，汉语歧义，歧义成因，消除歧义

一、文献综述

语义学是研究语言意义以及语言表达之间的意义关系的学科。语义学研究自然语言的语义特征；它把语义作为语言的一个组成部分去研究，探讨它的性质、内部结构及其变异和发展以及语义间的关系等。

“语义学”这一术语是由法国语言学家MichelBreal在1893年首先提出来的。1897年,Breal编著的《语义学探索》一书问世,标志着今天所理解的语义学开始逐步形成。1900年,这本书被译成英文,书名为Semantics:StudiesintheScienceofMeaning。这本书是第一部语言语义学著作,其研究的重点在词义的历史发展方面,兼顾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随后，语义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语义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50年代逐步显露发展势头,从70年代起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开始关注和研究语义学，发表关于语义学的著作，语义学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体系。

近十年来，现代语义学呈现出多学科、跨学科、多纬度和多层次的几个显著的特点。如果说传统的语义学研究主要局限在词汇意义层次的话,现代语义学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对语言意义的多层次的考察。笔者经过对近十年的文献研究发现，认知语义学和规范语义学是当代国际语义学研究的两大主流取向。认知语义学就是在认知学的框架内研究语义,对心智进行经验性的研究，它对传统形式语义学的外部缺陷有着深刻的认识，是当代一个热门的研究方向。规范语义学的核心概念是形式体系,即一种抽象的模型结构,模型的抽象性意味着广泛的语义空间,进而彰显出语义自身的自由度。从蒙塔古最初建立规范语义学到后来克里普克等人的继续发展,出现了诸如类型理论,模态理论范畴语法,博弈语义学等新的学说,特别是后来帕蒂等人对蒙塔古语义学的不断完善,充分表明了规范语义学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而国内近十年的语义学研究也遍布了语言研究的各个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向：对认知语义学的研究，例如张辉的《认知语义学述评》；对框架语义学的研究，例如陶明忠、马玉蕾合著的《框架语义学———格语法的第三阶段》；语义学在对隐喻的研究中的应用，例如于莹的《认知语义学框架下的隐喻研究》；对语义学与语用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例如康灿辉的《试论语义学与语用学的互补性》；对语义学的实际应用的研究，例如王向君的《浅谈语义学与语法教学》。而对于歧义现象的语义学研究主要是对英语中的歧义现象进行研究，例如高桂莲、陈颖、王海岩合著的《对英语歧义现象的语义分析》，却鲜有对汉语中歧义现象的语义分析。所以本文尝试从语义学角度对汉语中的歧义现象进行分析，对引起歧义的各种因素进行剖析，指出歧义在实际的语言应用中的影响，并提出一些消除歧义的手段。

二、歧义的成因

语言学家普遍认为,歧义现象是指一个句子的含义模棱两可,可以作两种或多种解释。语言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现象,而不是人们根据科学规律创造出来的,因此,不论哪种语言都存在大量的歧义现象。引起歧义的原因有很多，下面笔者将对歧义的主要成因进行分类和剖析。

（一）、语音歧义

汉语中的语音歧义多是由于汉语的一个音节可以对应多个不同的语素引起的，一般存在于口语中。语音歧义主要可以分成以下三种情况。

1、同音字引起的歧义

例句：甲：“请问您贵姓？”

乙：“免贵姓zhang。”

在这个例句中，zhang既可以是“张”，也可以是“章”。在汉语中，有很多读音相同但拼写和意义不同的汉字，因此容易产生语音歧义。

2、一词多音引起的歧义

例句：这个人好说话。

在这个例句中，“好”如果读作第三声的话，表明这个人好商量，不刁难人；如果读作第四声的话，表明那个人喜欢说话，一直说个不停。汉语中有很多词都有多个读音，不同的读音对应不同的意义，混淆读音就易产生语音歧义。

3、重音不同引起的歧义

例句：最好买一个。

在这个例句中，如果重音放在“买”上面，意思是指“要买一个，而不是借或其它的方式”；如果重音放在“一个”上面，则表示“只买一个就行了，无需多买”。在实际的语言交际中，不同的重音表达了说话人不同的含义，如果不能注意到这点，就会产生歧义。

（二）、词汇歧义

词汇歧义是指由于对句子中某一词语的意义有不同的理解而产生的歧义，一般这些词的不同意义是有联系的。这种现象在汉语中尤其常见，因为汉语中语素或词很多为多义。词汇歧义主要可以分成以下三种情况。

1、一词多义引起的歧义

例句：他已经走了。

在这个例句中，“走”可以有两种理解。一个是指“离开此处”，另外一个是“去世”，因为汉语中“走”可以作为“去世”的委婉说法来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词汇歧义。

2、同音异义引起的歧义

例句：这儿的人多半是大学生。

在这个例句中，“多半”既可以理解为“超过一半”，说明数量；又可以理解为“大概、也许”，表示推测。在这种情况下选用同音异义词易产生歧义。

3、同形引起的歧义

例句：（1）他参军去了。

（2）这个班级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

在例句（1）中，“参”读作“can”；在例句（2）中，“参”读作“cen”。这是

典型的同形字。如果读者不掌握同形字就不能理解句子，因而产生歧义。

（三）、语法歧义

语法歧义是指因语法关系或结构层次的不同而形成的歧义。语法歧义主要可以分成以下四种情况。

1、兼类词引起的歧义

例句：抽屉没有锁。

在这个例句中，“锁”既可以指实体的锁，也可以指动作“上锁”。一个词兼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词性,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难以确定是哪种词性，就会产生歧义。

2、结构关系不同引起的歧义

例句：这张照片里是小明和小刚的爸爸。

这个例句可以划分成不同的结构关系。一种是“小明和小刚的爸爸”；一种是“小明”和“小刚的爸爸”。不同的结构关系表达不同的含义，因此会引起歧义。

3、领属关系不同引起的歧义

例句：这是小明的照片。

在这个例句中，“小明的照片”既可以理解为照片是小明的所有物，又可以理解为照片上的人是小明。这是一种非常容易引起歧义的情况。

4、指向对象不明引起的歧义

例句：他刚转到这所学校，很多人都不认识。

在这个例句中，“不认识”的指向对象不明确。这句话既可以理解为他不认识很多人，也可以理解为很多人不认识他。这种句子不表述完整的话就会产生歧义。论文百事通

三、歧义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在言语表达中巧妙地利用歧义,无论是语音歧义、词汇歧义还是语法歧义,都可以具有含蓄、凝练、曲折、生动的表达效果,能使听者感到饶有风趣,余味无穷，因此歧义作为一种创造幽默效果的手段在各个方面被广泛应用。例如古代《笑林》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小伙子是睁眼瞎（不识字），跟人打官司，他自称是瞎子。审判官问道：“你一双明亮的青白眼，怎么说是瞎子？”小伙子回答说：“老爷看小人是青白眼，小人看老爷是糊涂的。”这两句话的本意是：“你看我看得清，我看你看不清。”但是，也可以这样理解：“你看，我是清白的；我看，你是糊涂的。”这个故事正是利用了歧义，达到了绝妙的讽刺效果。此外，在相声、评书、谜语等我国传统文化形式中，歧义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消极影响

事物都有两面，歧义固然有它的优点和用处，但是，歧义在实际的语言应用中也有其缺点。从表达的角度说,有歧义的语句容易引起误解,使交际受阻,甚至给表达者带来麻烦；从理解的角度说,有歧义的语句容易背离表达者的原意,使认识走样,给理解带来偏差。歧义的消极影响阻碍、限制我们的正常交际,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对歧义的分析和对其成因的全面探讨,把它的消极影响消除,使人们可以顺畅地进行交际。

四、歧义的消除

为了不影响人们的日常交际，我们必须对一些容易引起误解的歧义现象进行消除。具体的消除方法可以有以下几种。

（一）、句内调整

1、利用语音、重音

例如前文中给出的例子：这个人好说话。只要我们掌握了“好”的两种读音及其意义，在口语交际中根据需要采用不同的读音，歧义就可以被消除。同理，说话时重音放置的不同位置也可以区别语义、消除歧义。

2、利用停顿

就口语而言，停顿可以起到显示结构层次的作用。例如：我讲不好。这个例句可以有两种停顿方式。一种是“我/讲不好”，表明不自信、不愿的态度；另一种是“我讲/不好”，表明了身份不合适的意思。因此，停顿也对消除歧义有着显著的作用。

3、利用句式的变换

例如“他倒了一杯水。”是一个歧义句，既可以表示把水倒到杯子里，又可以表示把一杯水泼了。但是如果我们把这句的句式变换为“他把一杯水倒了。”，歧义就随之消失了。

4、利用语序的调整

例如歧义句“两个学校的学生”可以调整为“学校的两个学生”，这样句子就不再有歧义，意思表达地清楚明确。

5、利用词语的增换

例如：小明借了小刚一本书。这句有歧义，我们不能确定小明与小刚谁是书的借出者，谁是借入者。如果我们把这句加一个字，变为“小明借给了小刚一本书。”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

（二）、句外调整

1、利用上下文语境

例如“今天晚上不吃饭了”是有歧义的，因为在有的地区，饭指三餐；而在有的地区，饭特指米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上下文语境来消除歧义，譬如“今天晚上不吃饭了。中午吃多了。”与“今天晚上不吃饭了。吃点面食吧。”所表达的意思就是截然不同的。新晨

2、利用情景语境

例如“我今天要做手术。”这句有歧义的话结合不同的情景语境就会产生不同的交际意义。如果是一位医生说这句话，那他就是要给病人实施手术；如果是一位病人说这句话，那他就是要接受手术。这样，歧义就被消除了。

当然，笔者的考虑比较有限，还有很多其他的消除歧义的方法，在交际过程中我们可以采取合适的方式消除歧义，促进交流。

五、结语

歧义是一种普遍而且复杂的语言现象，引起歧义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本文尝试从语义学角度对汉语中的歧义现象进行了分析，概括了引起歧义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原因，指出了歧义在实际的语言应用中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提出了一些消除歧义的手段。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应该避免歧义的消极影响，同时充分利用歧义的积极作用，从而取得更好的交际效果。

参考文献

[1]高桂莲，陈颖，王海岩.对英语歧义现象的语义分析[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9(41).

[2]黄伯荣.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3]黄世平.汉语歧义现象分析[J].科技信息:科教视野,2007(35).

语义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语素义；义素；广义语义场；静态和动态

中图分类号：H1-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4-0075-01

《汉语语义研究》这本书是邱震强先生在其已发表的相关论文为主体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专著，主要集中了“现代汉语语素分析”“汉语语素义及其组合”和“广义语义场对语义的制约”三个课题的研究成果。

与《汉语语义学》相比，此书有以下三大特点：

一、为汉语语素义正名

邱先生认为，传统意义上的义素不是最小的语义单位，语素义才是最小的语义单位。这就与《汉语语义学》中提到的“义素是语义系统中的最小单位，是语义的基本要素”这一观点相左。贾先生认为“义素在职能上相当于音位学中的区别特征的说法只是一种比拟，不可将义素与音位的区别特征随便比附硬套。”理由是“义素本身就相当复杂，且数量相当大，特别是义素还是语义，语义单位，而音位的区别特征并不是语音，更不是语音单位，它仅仅是音的特征。”邱先生认为义素和音位的区别特征在职能上相当，并认为“义素只是语义特征，不能混同于语义单位”。“因为‘单位’和‘特征’是不同的概念，不可混淆。‘单位’是构成某一系统的元素，‘单位’本身又是一个小系统，由更小的单位构成，各级单位都呈现一些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自然并不是单位本身。”“因此，语义特征（义素）既不是单位，更不是最小的语义单位。”

从贾先生的叙述的理由来看，他是先设定义素是语义，语义单位。并且因为音位的区别特征并不是语音，更不是语音单位，仅是音的特征，进一步推导出“义素与音位的区别特征不可随便比附硬套”。更重要的是，义位是由一束义素构成的，义素是分解义位得到的，是义位的组成部分。义素分析法又是分析义位的基本方法，足见义素在语义系统中的地位之重要，并且义素又不可再分，因此将义素作为最小的语义单位。

邱先生在否认了义素是最小的语义单位之后，提出“语素义才是最小的语义单位”，“语素义是义位或固定义丛的构成单位”。他还认为“语素义有不可再分”，且“我们不能因为不少义位不是由构成它的语素义的简单相加，就否认语素义是义位的构成单位，正好像义丛不是义位的简单相加时，我们不能否认义位是义丛的构成单位，义句不是义位或义丛的简单相加时，我们不能否认义位或义丛是义句的构成单位一样。”他还建议“语素义”应改称“义素”，而现在一般所说的“义素”宜改为“语义的区别特征”。

在《汉语语义学》中，贾先生对语素义的叙述相对较少，认为“汉语的单纯词的义位与词根语素义相等，而在复合词和派生词中的语素义主要是提示义位或添加附加义”。因为贾先生认为义素是最小的语义单位，并且书中大量的篇幅介绍语素分析法，因而相对而言语素义的地位不高，相关叙述也较少。

事实上，两人关于义素和语素义究竟哪一个是最小的语义单位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语研究中对传统的“词本位”理论的颠覆，反映了汉语本体研究的一种回归，向以“字”为本体的回归。

可以用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词本位”理论研究，它就像是用西方“词模子”去套汉语的语言材料，将汉语的基本材料塑成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甚至颜色有别的砖坯，因而用这些材料构建的汉语研究的大厦，结果是千疮百孔，漏洞百出，外观上也是参差斑驳，不伦不类。现在汉语研究者们探索其中的原因，并试图改变这种现象，于是有些人就提出用汉语的“字模子”做出的砖去建构汉语的理论大厦，只有这样，才可以建得既结实又美观。

至于二人的观点，个人认为邱先生的论述更有说服力，但我认为书中的理由似乎还不够充分，还应进一步对语素义这一语义单位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和研究，以支持这一观点。

二、提出了“广义语义场”的概念

广义语义场是“制约语义输出和输入的各种因素的总和”，“是语义表达和理解的总和”。它与一般所讲的语义场有较大的区别。《汉语语义学》中的语义场是指义位形成的系统，其实这里的语义场相当于义位场，范围相对狭窄。邱先生认为“广义语义场是真正意义上的名副其实的语义场，而一般意义上的语义场即义位场，可以称为狭义语义场”。《汉语语义研究》主要分析了广义语义场的语义单位的组合关系、语义单位的聚合关系、各类语境、背景知识、思维能力、和语言能力六个方面对语义表达和理解的制约。书中对“广义语义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系统和理论体系。并且这部分内容是比较新颖的，这也是值得继续拓展的领域。

三、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研究语义

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研究语义也是比较系统科学地考察语义单位（语素义、义位、义句等）的研究方法。其实，吕叔湘先生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过要重视动态研究，而比较系统地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分析语义及动静态之间的转换关系还是不多的。这种研究方法也是以后汉语语义研究非常好的思路和方向。

以语素义为例,“静态语素义是指不考虑特定语义场时的某一特定共时平面的语素义”。也就是在字词典中归纳出的意义。而动态语素义是“真实的、现实的语素义，它和特定的广义语义场密切相关”。

以书中的观点认为不论是语素义、义位还是义句，它们的动态一般表现为对静态的选择，是静态单一化、具体化，而动态义可能朝静态义相似或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例如：

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吧。（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

加点的动态义位朝着与静态义位相似相关的方向发生变化。

刘秀英不知道他老实不老实？

何为老实！老实极了！是上海文攻武卫的这个（伸大拇指），专管抓人杀人！

（宗福先《于无声处听惊雷》）

这里加标点的“老实”的动态义朝静态义相反的方向发生了变化。“老实”由“诚实，规规矩矩，不惹事”变为它的反面“不规矩，惹是生非”。

《汉语语义研究》是以语素义、义位、义句三个语言单位为横轴，以静态和动态研究为纵轴分析汉语语义，并提出广义语义场理论及其对语义的制约。本书的主要优点是专题性强，每一专题都提出了不少独到的新见解。当然书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书中章节之间独立性过强，联系不够紧密；文中所举的例子不够普遍，特别是第二章第四节“专书特殊义位研究”中所举的例子是“《五灯会元》‘把’‘将’的研究”，《五灯会元》这是一本成书于南宋时的佛教禅宗语录，文中用语和当今汉语用语有较大差别，并且此节内容占了四十四页的篇幅，约占全书内容的六分之一。

另外，《汉语语义研究》书中虽有一节篇幅介绍汉语语素义的静态与动态，但仍显的内容不够，还需要介绍汉语语素义的构词方式和语素义对义位具体有多大影响，以进一步突显语素义的地位。

语义学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这就需要我们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语义研究，这本书体现了语义研究的一些新特点和新方向，为语义研究指出了新的研究思路，引发新思考，可以促使语义研究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汉语语义研究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贾彦德.汉语语义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31

[2]邱振强.汉语语义研究[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5-6

[3]邱振强.汉语语义研究[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9-11

[4]贾彦德.汉语语义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1

[5]邱振强.汉语语义研究[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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