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诗歌范文

徐志摩的诗歌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徐志摩诗歌“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

有着“现代柳永”之称的徐志摩,其诗歌总是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清新美感。他的诗歌主题多为歌咏爱情与理想,追求光明与自由,抒唱爱与美。徐志摩的诗歌之所以如此清新优美,一方面是因为他留学在外,两年的康桥留学生活形成了他独特的人生观,这一人生理想便是他对爱、自由、美的追求与信仰。另一方面,他深受前期新月派诗人闻一多所提出的“诗歌三美主张”的影响。徐志摩将自己的才华与“诗歌三美”深深地结合在一起,使其诗歌呈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笔者从以下几个角度浅析徐志摩诗歌中的美。

1.从语言上看,徐志摩受了三美主张中“绘画美”的影响

闻一多在诗歌三美主张中提出诗歌要讲究绘画的美,这主要是指诗歌的词藻要力求美丽,富有色彩,讲究诗的视觉形象和直观性。徐志摩的诗歌词藻华美,风格明丽,文词丰富,色彩斑斓。这些特点尤其表现在他的一些赞美爱情的诗歌中。如《她是睡着了》一诗中:“星光下一朵斜欹的白莲,香炉里袅起一缕碧螺烟,涧泉幽抑制了喧响的琴弦,奢侈的光阴,静,沙沙的尽是闪亮的黄金,醉心的光景,给我披一件彩衣,啜一坛芳醴,舞,在葡萄丛中颠倒,昏迷,静默;休教惊断了梦神的殷勤,神阙,安琪儿的歌,安琪儿的舞,可爱的梨涡……”在这首诗中,徐志摩连续采用星光下的“白莲”“香炉里的碧螺烟”“琴弦”“粉蝶”等一系列优美的意象,用优美的词语勾勒出优美的意境。

又如,我们所熟悉的《沙扬娜拉》:“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恰似那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沙扬娜拉!”全诗虽仅四句,但句句传神,仅以水莲这一意象就将日本女郎的容貌姿态等形象地描绘了出来,语言自然,感情细腻动人,读来有清新之感,显示出徐诗特有的柔婉情思。

在徐志摩康桥系列的诗歌中,“绘画美”尤其体现了这部分诗歌明显地带有抒情的神韵,同时又带有众多外国作家的影子,如《泰山日出》有泰戈尔诗歌的冥思闲适,而《海韵》《杜鹃》则与济慈的《无情女郎》《夜莺》神似。

总之,徐志摩的诗歌在语言方面是独特的,可以说,徐诗的语言是精挑细选而来的。

2.从音律上看,徐志摩受了三美中“音乐美”的影响

闻一多在三美主张中提出诗歌应该具有音乐的美。这里所说的音乐美是指诗歌音节和韵脚要和谐,一行诗中的音节,音尺的排列组合要有规律。我们从徐志摩的诗集中可以发现,徐诗韵律和谐,富有音乐感,读来优美动听。徐志摩自己也曾说过:“一首诗的秘密也就是它的内含的音节的匀整与流动。”纵观徐诗,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诗歌有很多都是以四行为一节,并且常常采用重复、排比等手法,形成一种重章叠唱的句式。如《雪花的快乐》:“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也不上荒街去惆怅,飞扬,飞扬,飞扬……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飞扬,飞扬,飞扬……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消溶,消溶,消溶……”在这首诗中就是采用了反复的手法,诗人以三个“飞扬”,三个“消溶”进行抒情,分别以五行为一节,相互押韵,节奏感十分强烈。

又如,在《为要寻一颗明星》中:“我骑著一匹拐腿的瞎马,向著黑夜里加鞭;――向著黑夜里加鞭,我跨着一匹拐腿的瞎马;我冲入这黑绵绵的昏夜,为要寻一颗明星,为要寻一颗明星,我冲入这黑茫茫的荒野。累坏了,累坏了我胯下的牲口,那明星还不出现;――那明星还不出现,累坏了,累坏了马鞍上的身手。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荒野里倒著一只牲口,黑夜里倒著一具尸首。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在这首诗歌中则采用抱韵的方式。韵律的和谐对于诗歌的节奏十分重要,我们在朗读徐志摩的诗歌时常常会有轻松明快的感觉,就是因为其诗歌的韵律使得其诗歌富有强烈的节奏感。

3.徐志摩的诗歌还具有“建筑美”

在诗歌三美主张中,诗歌的建筑美是指从诗的整体外形上看,节与节之间要匀称,行与行之间要匀齐,虽不必呆板地限定每行的字数,但是各行的相差不能太大,以求整齐。我们看徐志摩的诗,像《再别康桥》《爱的灵感》等长达96句,《翡冷翠的一夜》则是一节有74行,而《火车擒住轨》这首诗则一节只有两行。我们可以发现,徐志摩的诗章法整饬,灵活多样,这与徐志摩自身也是有一定影响的。他作为新格律派的代表诗人,十分讲究诗形和章法,在此基础上,他又受诗歌三美的影响,所以他的诗歌呈现形式多样的外在特征,但如同散文“形散神聚”的特点,我们发现徐志摩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不会因为诗歌的结构而影响主题,也不会因为主题而束缚诗歌的形式。总之,他十分讲求句式的整齐而又不拘泥一格,其诗的句法、节式、章法、韵脚等体现出灵活多样的体式。

当然,徐志摩诗歌的艺术特色并非只具有以上所讲的与诗歌三美主张相应的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他的诗歌构思精巧,想象独特,尤其是他的抒情诗,艺术造诣非常高。我们在阅读徐志摩的诗歌时总会被一种熟悉的气息所感染,与诗人的情感共鸣,体味出其诗的意蕴。

如散文诗歌《婴儿》:“我们要盼望一个伟大的事实出现,我们要守候一个馨香的婴儿出世:你看他那母亲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这母亲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但她还不曾绝望,她的生命挣扎着血与肉与骨与肢体的纤微,在危崖的边沿上,抵抗着,搏斗着,死神的逼迫;她还不曾放手,因为她知道(她的灵魂知道!)因为她知道这苦痛是婴儿要求出世的征候,是种子在泥土里爆裂成美丽的生命的消息,是她完成她自己生命的使命的时机……”

在诗中,诗人用一个临盆的产妇对腹中婴儿的期盼来表现出自己对理想的追求,在描写过程中,诗人注意节制与驾驭,并将它们转化为艺术情境和氛围,使之产生更大的象征力量和暗示性。在这里,诗人表现出了超越性的建构力与艺术技巧,有力地把握了读者的情感和联想。这种描写引起了读者的生理震颤,表面上写的是美的变形,其实是以丑写美,写美的转化和升华,写安详、柔和、瑞丽的优美,是一种义无反顾地献身的壮美,是一种更神圣、更接近本质的美。正是通过《婴儿》这种不同于传统的美感,我们既感受到“产妇”的崇高悲壮,又感受到“生产”的艰难。这首诗歌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中国人民自“五四”以来追求民主、自由、解放的悲壮曲折的历史进程。“这母亲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的形象,既概括了当时的时代状况,又是这之后境况的预言性象征。

又如,在《雪花的快乐》中,诗人将自己比喻成雪花,他借助扬的雪花来传达出追求真爱和理想的美好心声,意象鲜明,主题突出。

徐志摩在诗中,常常用白云、流水、大海、山川、星空、落叶、秋声、莲花等一些美好的意象组成一幅幅诗情画意般的图画,组成一首首动人心魄的诗歌。徐志摩的诗或精致,或精悍,或宏伟,或奔放,或清秀。他赞扬爱情,歌咏自然,以爱来调和一切,热烈清新,真挚自然,给人以美的享受。

语言优美,结构精巧,音律和谐,想象独特。徐志摩常常把自己热烈而真挚的情感融合到所创作的诗歌中去,并且他的创作总是灵活多样。所以他的诗歌带给读者的是一种独特清新之美。

参考资料:

徐志摩的诗歌范文第2篇

一、不竭的创作源泉

徐志摩与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一生对于“爱、自由、美”的顽强不悔的追求。纵观徐志摩短暂的一生，颇多传奇色彩：他生于富商之家，不继父业却成了诗人；放弃唾手可得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而离美赴英；一生谢绝旧政府的邀请不愿当官；与平民百姓交好甚至与乞丐做朋友；家中有楼房他不要住，偏要到穷山僻野的寺院中去住；与出身名门、贤淑端庄的张幼仪离婚，追求林徽因不成，后遇陆小曼两人爱得感天动地……凡此种种，无不表现出他至情真率的个性。他的这些石破天惊的举动，尽管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但都是他听命于心灵呼唤的自由选择。他正是想以自己的行动为表率，以抗衡恶俗，救助他人。他在写给张幼仪要求离婚的信中说：“……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在徐志摩看来，解除了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关系，就解除了痛苦。假如没有这种勇气，怎么能谈得上改良社会，造福人类。他的离婚、再婚，无非是想争取自己真正的恋爱，真正的幸福，真正的生命。

徐志摩最动人的特点，是他那不可信的纯净的天真，对他的理想的愚诚，对艺术欣赏的认真，体会感情的切实，全是难能可贵到极点。他站在雨中等虹，他甘冒社会的大不韪争他的恋爱自由；他常能走几里路去采几茎花，费许多周折去看看一个朋友说两句话；这些，还有许多，都不是我们寻常能够轻易了解的神秘。事实上他只是比我们认真，虔诚到傻气，到痴！那么，他真是个怪人么？不，一点都不是，他只是比我们近情、近理，比我们热诚，比我们天真。正是这近乎傻、近乎痴的求真精神，让我们认识了一位人世间极为难得可爱的真人――“就使打破了头，也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也正是这可贵的求真精神，使他始终保持旺盛的创作激情。没有激情的人作不出好诗，更不可能成为优秀诗人。徐志摩的感情岂止丰富，诗兴勃发时就像“山洪暴发，不分方向地乱冲”，“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其结果，自然形成了瑕瑜互见，良莠交织的“残破的花样”。这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有着他那样经历的诗人来说，是非常自然，不足为奇的。

二、虔诚的创作态度

徐志摩吸收和承继了英国浪漫派的诗歌艺术，为自己树立了理想目标。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徐志摩，他为自己确定的人生信仰而竭力地歌唱。胡适认为徐志摩的人生观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的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徐志摩诗中的恋爱，指的是这种对于单纯的信仰即理想的人生的虔诚追求。

徐志摩“爱，自由，美”的人生理想，“爱”是最核心的内容，有了理想的爱，人生才是美好的，也才是生命自由的真正实现。他认为世上并不是没有爱，但大多是不纯粹的，那就不值钱。须知真爱无罪，就怕爱而不真，做到真字的绝对义那才做到爱字。当一个人的心上还有上帝时，还觉着“怕”时，那他的思想就没有完全叫爱染色，他的情就没有到晶莹剔透的境界，那就好比一块光泽不纯的宝石，价值不高。“爱是人生最伟大的一件事实，如何少得一个完全：一定得整个换整个，整个化入整个，像糖化在水里，才是理想的事业，有了那一天，这一生也就有了交代了。”他是幸运的，因为他不仅这样全身心地爱过，而且他也得到了这样的爱。尽管当时他们的爱并没有得到世俗的理解，但对于他自己来说却有了交代。

“我没有别的方法，我就有爱；没有别的天才，就是爱；没有别的能耐，只是爱；没有别的动力，只是爱。我是极空洞的一个穷人，我也是一个极充实的富人――我有的只是爱。”在爱的理想王国中，他主张做精神的贵族，物质的平民。他认为在奢华的生活中难有真爱，在俭朴的生活中，爱是有真生命的，像一朵朝露浸着的小草花；在奢华的生活中，即使有爱，不能纯粹，不能自然，像是热屋子里烘出来的花，半天就有衰萎的忧愁。遗憾的是，徐志摩的对爱的这一番真情告白是在他去世之后才为世人所了解，否则他的离婚、再婚何至于遭遇诸多的非议与嘲讽？又遗憾的是，徐志摩生不逢时、生不逢地，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在盛行，婚姻与爱情无关，允许男人三妻四妾，却视徐志摩擅自离婚、自由恋爱为大逆不道。可以想象，在当时环境下诗人为追求自己的真爱、实现其真爱的理想是何等的艰难，真爱的孤帆需要何等的勇气才能破冰前行,而他居然做到了！《爱眉小札》是他的丰碑，他在书写他的爱的同时，也书写下他自己的尊严。在爱的领域里，他的确是一个至高点。尽管徐志摩反抗礼教，追求理想的真爱，从茫茫的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的努力，最后以不完美的情感悲剧而告终，但他的爱情历程见证了真爱的痛并快乐着，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困惑和悲哀。

徐志摩的爱情诗为他的诗名争得了很大的荣誉，但这类爱情诗又使他遭到更大的误解。艾青说他“擅长的是爱情诗”，“他在女性面前显得特别饶舌”，就体现了批判的意向。徐志摩江南才子型的温情在他的爱情诗中有鲜明的展示。但对此理解若是过实了，难免要产生误差。好在人们对此均有不同程度的警觉。朱自清说：“他的情诗，为爱情而咏爱情，不一定是现实生活的表现，只是想象着自己保举自己作情人，如西方诗家一样。”茅盾讲：“我以为志摩的许多披着恋爱外衣的诗，不能够当作单纯的情诗来看的；透过那恋爱的外衣，有他的那个对于人生的单纯信仰。”这些评论都精辟地指出了徐志摩的“假想”的恋爱。

三、善与美的创作主题

徐志摩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只是一团同情心，一团爱，从没有疑心，从不会妒忌，他是朋友们的链锁，谁也不能抵抗他的同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的粘着性。如果说爱是他的出发点，那么善与美便是他理想的终点，是他创作的主旋律。徐志摩与林徽音、梁思成的莫逆之交是最令人感动的。当徐志摩不顾一切地听从心灵的呼唤，追求他心目中的女神时，林徽音这位留过洋但又不失传统理性的才女，因不愿破坏他人的幸福、承受第三者的罪名，而听从父母之命，选择了梁思成，留给徐志摩一生的思念，造成了徐志摩不可弥补的终身遗憾。自己心中的恋人却成了他人的妻子，尽管心在滴血，尽管泪往心流，尽管难以忘怀，尽管情不自禁，但诗人尊重她的选择。他把自己的感情深深地埋在心底，并化作最真挚的友情，以兄长般的情谊无私地照应着他们的生活。梁思成与林徽音，曾经的情敌与恋人，终因徐志摩的真心相待、坦然相处而成为日后最好的朋友。

更为可贵的还有徐志摩对女性的尊重与关怀。在那男尊女卑、三妻四妾的社会，有的是道貌岸然的所谓君子，他们把女性视为他们的“战利品”、“”和“家奴”，女性在他们面前谈不上人格，更没有尊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徐志摩对纯真爱情的大胆追求与赞美便显得弥足珍贵。他不仅把女性放在了平等的地位，而且他还大声呼吁女性应与男子共同继承并且继续生产人类全部的文化产业；给“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一句造孽的格言以报复，并给男性一个不容否认的反证；同时期望女性把温柔都给了她的郎的同时，她的天才她的能力却得贡献给社会与人类。这样的呼吁与期待，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无疑是黑夜烛光，沙漠甘露，寒冬炭火。这样的换位思考，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对于女性是何等的真！何等的诚！何等的善！可见真、善是他一生孜孜以求的理想所在，也是贯穿其作品的不变主题。

有些人虽有长长一生，灵魂中因失去了真，生命如同一段朽木，一潭死水，一片荒漠！徐志摩的一生短暂得如同一缕飘向天空的轻烟，甚至没来得及领略中年的成熟便消失了，但他却被长久地谈论着而为人们所不忘。做人，率性天然；论爱，晶莹剔透；待友，以心换心；为文，至情至善。真是他的魂，他的梦，他的根,也是徐志摩创作个性的最本质特征。

徐志摩的诗歌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云意象 爱 美 自由

“意象”是诗歌的审美范畴，有“象”的具体可感性，由想象力所形成的一种超越于物的形象化显现，它要表现的是一种内心的东西，是对“意”的主观创造性的表现，“意”与“象”的关系，亦即“情”与“景”、“心”与“物”的关系。

诗人意象的选择凝聚着诗人对生活的独特认识、思考和感受。阅读中国古典诗歌中，我们就会发现，“云”是诗人笔下经常运用的一个意象，文人墨客用 “云”表达了自己或孤傲、或思乡、或自由、或超脱等多种情怀。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最善于捕捉意象、最擅长运用意象来抒发思想感情的诗人之一。“云”是徐志摩诗歌中反复出现的意象，综观徐志摩的诗歌，有大约三分之一的诗歌选用了“云”意象。但徐志摩借用“云”这个“象”所表达的“意”却和古典诗词中的不尽相同，却又有相通之处，下面我们略加分析。

一、 古典诗词中的“云”意象

云是一个普通的自物象，但形状、色彩、动态又显示着丰富的美。古往今来，云自然随意、孤高、闲适自由的特征被无数文人推崇，他们赋予了云特定的内涵，有的诗人是单纯对自然景象的赞美，例如：李白的诗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王维的“隔窗云雾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镜中”等；有的用云来表达孤独寂寞的心情，例如：李白在《送友人》一诗中写道：“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浮云”象征“游子”，浮云无根，让人深深地体会至游子的孤寂。还有人用云来寄托美好的理想，表达世事无常等。

二、徐志摩诗中的云

每个诗人的笔下都有一个常用的意象，艾青曾深沉地歌咏大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而艾青对于光明、理想和美好生活的热烈追求，常常借助太阳这一意象得以表现。徐志摩的诗歌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意象就是云，既有“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然》），又有“在夏荫深处，仰望着流云”（《杜鹃》），还有“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再别康桥》）等等，徐志摩大约三分之一的诗歌选用了“云”意象，诗人选用“云”表达着自己对单纯信仰“爱、美、自由”的执著追求。

1、对爱的追求

“爱”是徐志摩的灵性，“爱”也是徐志摩写作的动机，徐志摩的爱情诗歌注重真挚、热烈情感的抒发，浪漫、优美情调的表现，诗歌写作手法变化多样，其中有一些爱情诗选用了“云”意象。

《偶然》是一首爱情诗，语言优美，“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这首诗以“偶然”这个抽象时间副词为题，使诗歌充满情趣哲理。“云”这个意象表现了情人见面时内心的澎湃、轻柔，也说明爱情来得突然，在诗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爱情走进了他的心里。

2、对美的追求

在《康桥西野暮色》中，开头就提到了“紫云绯云褐云”，第二节又把云彩比喻成一块大琥珀，非常新颖别致，云将康桥郊外的黄昏美景完美地表现出来了。除了康桥之外，徐志摩还有许多描写大自然的诗篇。例如《夏日田间即景（近沙士顿）》，这首诗歌描绘了田野里的南风、柳林、豌豆、杨梅、麦浪，阳光，还有满天的白云黄云，整首诗歌语调轻快活泼，于描写自然美景的同时也充满着浓浓的抒情意味。

另外“云” 这个汉字符号具有“ 神彩” 美，云是飘荡而有色的， 在视觉上，云既给人流动感， 同时也给人色彩纷呈感， 不显单调， 有诗意， 有韵味。徐志摩是“ 三美” 主张的倡导者，要求诗歌语言具有绘画美，“云”意象能更好地表现徐志摩对诗歌艺术上的美的追求。

3、对自由的追求

云在外在形态上轻盈、飘动，而内在特质则蕴含着自由、潇洒轻松的特点，因此，云又成为徐志摩寄托自由理想的载体，比如《再别康桥》，诗人反复同“云彩”作别，这里的云彩实际象征着民主自由，诗人作别的其实是心中英美式的自由、民主，而这种民主自由是作者内心渴望又不能实现的。

徐志摩用“云”诠释着他对“爱、美、自由”的追求，“爱、美、自由”就是徐志摩的理想主义，当他的爱情陷入了瓜瓜葛葛、是是非非时，当他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的时候，“云”较好地表达了他寂寥的心情、对社会的不满和对理想的渴望。当他“独坐在半山的石上， 看峰上白云蒸腾” 时， 又怎能不对云自由、轻松、自然的“丰姿” 产生共鸣与渴望？ “我亦爱在白云里安眠不醒”， 这正是徐志摩对扼杀个性的黑暗社会的无声抗议。然而，个性自由失落的困扰只是他痛苦的一半，另一半则是他政治理想的破灭。徐志摩最有兴趣的就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然而当他19 22 年回国以后， 中国的现实没有办法让他的政治理想实现，他不得不“怅望云天，泪下点点”。从这方面来看，徐志摩笔下的“云”和古典诗词中的“云”又有了相通之处，即用“云”来寄托理想，表达寂寥，抒发对社会和现实的不满。

总之，徐志摩的诗歌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是用心与爱吟唱的人生乐曲，让我们化作天空的一片云，和徐志摩一起细细品味人间至纯的爱、美、自由。

参考文献：

[1]徐志摩. 志摩的诗[M]. 百花文艺出版社，

[2]胡适. 追悼志摩[J]. 新月， 1931. 12

徐志摩的诗歌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徐志摩 江南文化 自然美 水性情怀

地域文化是一个地区民情、民风的积淀，对作家的精神品格、个性气质会产生潜在影响，从而促进作品意象的传达和作家风格的形成。徐志摩的诗歌便具有地域文化的审美色彩。

在徐志摩研究领域，目前多侧重于其诗歌创作和康桥经历的关联，一般认为拜伦、哈代和惠特曼的诗歌影响使得他的诗歌充满着欧洲特征。那么，在英美诗歌的强烈影响背后，生养他的浙西文化对他又有着怎样的影响？他的诗歌以及为人又是怎样诠释江南文化的呢？

一、常用词汇与故土情怀

吴其昌在《志摩在家乡》一文别提及徐志摩与乡里人的讲话，说有一次他妻子在乡间碰到徐志摩，志摩开口问的是：“上坟呢啥？那（你们）还弗曾上好（完）？我拉（我们）早上好哩（了）”。［1］这简单的问候，饱含着乡土气息，听起来很俏皮，却显示出他醇厚深切的故土情怀。

在徐志摩散文中，可以发现不少方言词。《巴黎的鳞爪——徐志摩回忆录》里有诸多海宁方言词的自如运用，如《孩提时顶怕的两件事儿》里的“顶怕”、“剃头”、“捉牢”、“适意些”，其他散文里则有“辰光”、“品林嘭朗”、“坐定”等词。［2］这些方言词固然简单，但哪一个不出自一片故土牵挂呢？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徐志摩还时常运用乡土话语在诗歌创作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一条金色的光痕》，诗中硖石土白比比皆是，如“格位”、“特为”、“伊拉”，又如“是欧”和“乡下来欧”的“欧”字，其他如“眼睛赤花”的“赤”字，“我拉埭上”的“埭”字，还有“老阿太”、“事体”等名词的使用，［3］整首诗几乎都由方言词构成，腔调、语序也颇有海宁人日常讲话的样子。这首诗歌或许可以用普通话来表达，但他偏偏用了硖石土白，在对家乡的深情外，也可见对穷苦人的深刻同情。

语言是行为和思维的符号或者说媒介，它作为符号大大超越了思维以及行为本身的心理内涵。吴语具有江南的柔美性，浙西方言甜美柔软，更体现出浙西的文化韵味以及其独有风情。浓厚的故土气息是徐志摩诗歌风味的一个层面。语言作为一种载体，它熔铸着、承载着徐志摩浓郁的乡土情怀。徐志摩对方言词的使用透露出江南文化对他的重要影响，这种地域性已经弥漫到了他的灵魂深处。

只有一种语言和文化长期埋藏在一个人的心中，久而发酵，变得醇厚。徐志摩将海宁方言运用到诗歌中，显示了他内心对于海宁文化的眷恋，反之则是海宁文化对他的影响。

二、浪漫主义诗魂与故土情怀

大多数人认为是英国康桥的生活开启了徐志摩的诗人生涯，说他的诗歌创作和康桥的浓厚氛围有关，这还只是从内容角度的审察。

不可否认，康桥是徐志摩诗歌创作重要的转折点，但也应重视他出生和生长的环境，因为“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自然界环绕着他，人类环绕着他；偶然性和第二性的倾向掩盖了他的原始的倾向，并且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在影响事物的本质时，起了干扰或凝固的作用。”［4］

（一）自然的诱惑。

徐志摩出生成长在浙江海宁的小桥流水人家中。尽管在他一生中，多种文化冲突和碰撞都留下了印记，但故土文化是深深烙在他血脉里的。徐志摩的灵魂深处总是萌发着“性灵”的生机。

徐志摩大约有15年时间是在硖石小镇上生活的，在他走出去的年月中，也常常回到这里，在“三不朽”寺里创作了不少诗歌。《东山小曲》中流露了对家乡东山秀丽景色的深情，抒发了天真、纯朴、浪漫的性灵。《雨后虹》中袒露了他的心声，即在自然界中得到感官的满足最可贵。

荣格认为有多少典型情境就有多少原型。可以说，家乡的田野、云彩、晚霞、花鸟等，这些典型的情景，给徐志摩的不仅是灵感，还有拥抱这纯美的大千世界的胸襟。他诗歌中那些特定的意象以及衍生意象，都隐含着“水”、“飞”的原型。

《浙江潮》载匪石一文称：“东西浙之各自殊尚而已……浙西以文，浙东以武，浙西之人多活泼，浙东主人多厚重”［5］，因此“吴文化”圈的浙西文人身上都弥留着浙西的“水性”特征，他们温婉、柔软而飘逸，在他们的作品中尽是浪漫主义流动的气息。徐志摩出于海宁这片山水富饶的土地，其作品蕴涵着江南的柔情，水性的温纯和生命的灵动性，堪称“水性”作家的典型代表。

（二）赤子之心。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诗人也要有一颗“赤子之心”，要性情真，就像李后主一样持有孩子般的“天真与崇高的单纯”。［6］郁达夫在《怀念四十岁的志摩》中说：“志摩真是一个淘气，讨爱，能使你永久不会忘怀的顽皮孩子……他所给我的却是一个永远不会老去的新鲜活泼的孩儿的形象。”［7］这种淘气的性格，是单纯的。这种单纯，就像是王国维所述的“赤子之心”，使他的诗歌意象和风格带着儿童般的天真。

这首先来自家庭的赋予，“良好的家境与顺利的生活使徐志摩乐观向上，自由任性，充满浪漫情怀，很自然地接受人道主义、民主主义、个人主义思想，追求个性发展，这些思想因素构成了志摩思想的内核。”［8］而祖母和母亲倍加关怀，必然影响着徐志摩的诗歌情感方向，具有女性的柔美和妩媚。传统的私塾教育，则将中国古典文化和江南的水文化印刻在了他内心上。

三、水性情怀的流淌

徐志摩的诗歌意象可概括为三类：一是飞升的意象，是他对爱、自由、美的追求。二是水的意象，体现了女性情怀，体现了柔美的丝动；三是花的意象，是美感的上升。［9］

徐志摩的诗歌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徐志摩 爱情 诗作 影响

徐志摩是中国现代诗坛上屈指可数的大诗人，是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盛极一时的“新月派”主将，是一个传奇似的人物。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为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诗是中国语言的结晶，是世界文学的瑰宝。

徐志摩一生都在不停地追求真、美和自由。他的诗清新美妙，通俗易懂。诗作字句清新，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同时具有浪漫和唯美主义色彩。他的《偶然》《再别康桥》等许多名篇传世，深受人们喜爱。

一、徐志摩于二十岁前与诗歌无缘

人们也许不曾想到，徐志摩在二十岁之前，却与诗歌无缘，一是无家族渊源，二是无个人癖好。可是，在英国康桥大学留学期间，他却一反常态，不写则已，一写惊人，形成了他诗歌创作的爆发期。这时的他为什么像着了魔似的写诗，还怎么会爆发诗情呢？我认为，美丽的爱情是促使他写诗、成为大诗人的“功臣”。

二、徐志摩创作诗歌的根本原因

爱情在徐志摩的人生中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徐志摩曾说：“爱情和婚姻是人生中唯一的要事。”尽管他自己说：“在二十四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但他一旦拿起笔来，佳作便犹如山洪暴发一般涌现出来。徐志摩在婚姻的低潮期写下名诗《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其实他一生的风基本来自三个方向，也就是性格完全不同的三位女性：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是这三位不平凡的女性以她们的美丽、睿智、卓越的才华给诗人无限的灵感，是她们的深沉的爱给诗人无穷的动力。徐志摩的诗深受她们的爱情的影响。在热恋中，他的诗歌充满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在失恋时，他的诗却充满悲哀与对世界的失望与厌恶。如果没有美丽的爱情，可以说徐志摩就不可能写出如此感人肺腑、意境优美、神思飘逸的诗。

三、张幼仪与徐志摩的爱情及对其诗作的影响

张幼仪，是张家璈、张君幼之小妹。张家璈是当时中国金融界的巨子，张君幼是当时中国政界的显赫人物。徐家为能攀附这门贵亲，逼着志摩最终忍痛接受这门婚事。1915年10月29日，志摩与幼仪结婚。

婚后两个人没有一丝感情。张幼仪深受旧式中国礼教的束缚，个性沉默坚毅，举止端庄，料理家务、养育孩子、照顾公婆，打理财务都甚为得力。她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秀外慧中。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不会有春花秋月的浪漫，也不会有卿卿我我的爱情。她不似林徽因高雅不俗、灵气逼人，也不像陆小曼璀璨艳丽，令人无法自拔。她就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平凡得让人心酸。在徐志摩遇到的几个女人里，最爱他的大概就是张幼仪。她的自立自强赢得了徐志摩的尊重，却始终无法得到他的爱。

1922年3月，徐志摩和张幼仪在德国柏林离婚，给他们的悲剧婚姻画上句号。徐志摩送给张幼仪女士一首诗，对他们不幸的婚姻作了全面的概括和诠释，诗为：《笑解烦恼结——送幼仪》［1］：“这烦恼结，是谁家扭得水尖儿难透？/这千缕万缕烦恼结是谁家忍心机织？/这结里多少泪痕血迹，应化沉碧！……“徐志摩是个悲剧式的诗人，感情是他的信仰。他认为两个不爱的人不能一起——“这结里多少泪痕血迹，应化沉碧！/忠孝节义——咳，忠孝节义谢你维系/四千年史髅不绝，/却不过把人道灵魂磨成粉屑”。徐志摩石破天惊的离婚，挑战了中国的封建婚姻制度。在他眼里，这场婚姻是“盘糊涂账”。所以张幼仪在离婚书上签字后，徐便掩饰不住狂喜——“如今放开容颜喜笑，握手相劳；/听晚后一片声欢，年道解散了结儿，/消除了烦恼！”

四、林徽因与徐志摩的爱情及对其诗作的影响

林徽因，当时十六岁，在伦敦一所女子中学读书，长得像花一般娇艳，文学修养又好。她既有中国传统闺秀的遗颜，又有西方女子落落大方大方的风度，在当时被称为“中国第一才女”。她与徐志摩一见钟情，双双坠入爱河。林徽因很佩服徐志摩的学识，从心底爱慕徐志摩，也被他渊博的学识、风雅的谈吐、广泛的兴趣、潇洒的举动、英俊的外表所吸引住。徐志摩也佩服林徽因的博学多才与美貌，他用诗歌来与林徽因沟通，向林徽因表达他的爱。他在追求着一种理想的人生，他感到生命似乎受到“伟大力量的震撼”，他要抒发。因此，像《情死》《月夜听琴》《青年杂咏》《清风吹断春朝梦》等表现爱情和人生理想的诗歌应运而生。

当徐志摩决定与张幼仪离婚时，而林徽因却经过痛苦的思索，与徐志摩不辞而别。徐志摩的妻子——张幼仪的影子在她心中总是挥之不去。徐志摩写给林徽因一首《偶然》：“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2］这是徐志摩对林徽因感情的最好自白，一见倾心而又理智地各走一方，这就是世俗所难理解的一种纯情。

当徐志摩回中国找到林徽因时，她已是老师梁启超的儿媳。林徽因在徐志摩与梁思成之间犹豫了许久，最终选择了梁思成。徐志摩与林徽因的恋爱彻底破灭，这使徐志摩忧郁、苦闷，他的诗篇也蒙上了悲凉的氛围，成了“苦闷愤怒的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3］这种消极悲观的思想情绪在那些小诗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如《消息》《一星弱火》《问谁》等，他的诗歌产量也剧减。

五、陆小曼与徐志摩的爱情及对其诗作的影响

爱情是徐志摩的精神支柱和动力，失去了爱情的徐志摩只是一具躯壳。1925年，徐志摩在北京认识了美女陆小曼。她与林徽因不同，她精通文学，会创作剧本，跳舞很棒。舞会上，一个是窈窕淑女，情意绵绵，一个是江南才子，风度翩翩；一个是含露的玫瑰，一个是抒情的新诗。那时，徐志摩正处于失恋的痛苦中，急需爱情的滋养。陆小曼与丈夫王赓没有一丝感情，也需要爱情的温床。这一对苦命鸳鸯一碰，便擦出了感情之花。徐志摩这样描述当初他为陆小曼而受到心灵震动的事：“今晚在真光，我问你记否去年第一次在剧院，觉得你发髻擦着我的脸？”徐志摩在与陆小曼恋爱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爱情诗句，如《花的快乐处》《春的投生》《一块晦色的路碑》等。第二本诗集《翡冷翠的一夜》，使他进入了创作第二阶段。这个时候，陆小曼几乎成了徐志摩的诗源。徐志摩说：“我的诗魂的滋养全得靠你，你得抱着我的诗魂像母亲抱孩子似的，他冷了你得给他穿，他饿了你得喂他食！”陆小曼爱好文艺，对徐志摩这样一位才情横溢的诗人自然十分敬仰。徐志摩也为她打开了一扇美丽的窗——一个能写浪漫爱情诗篇的诗人，能读懂陆小曼内心痛苦而深沉的世界。两人不顾一切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并于1926年结婚。婚后两人生活美满幸福。在陆小曼的帮助下，徐志摩的诗歌产量惊人，接连发表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和《猛虎集》等诗集。

徐志摩是个梦的追逐者，是自由、爱、美的追逐者。1928年，因不满陆小曼的生活作风，徐志摩再次出国。这一年他写下《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4］“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轻波里依徊/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她的温存，我的迷醉/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甜美是梦里的光辉……”在这梦一般的意境里，诗人要表达的情感非常朦胧而模糊。徐志摩曾认真地说：“没有女人，哪有生活，没有生活，到哪里寻找诗、寻找美？……”

六、徐志摩死后对深爱他的女性的影响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在一次飞行中丧身，结束了他短暂而又辉煌的一生，时年36岁。林徽因在失事现场捡了一片碎片，挂在自己的房间，一直到她1954年去世，说明她心里还是爱着徐志摩。林徽因是徐志摩一生中真正喜欢的女人。而陆小曼知道徐志摩的死，她是有责任的，后来她努力将徐志摩未发表的手稿整理成著作、诗集等。

徐志摩潇洒的外表、飘逸的风姿、热情的性格和浪漫的诗作感染了无数的有情人。而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三位女性与他的美丽动人的爱情，给他带来了无穷的创作灵感，成就了徐志摩这一伟大的诗人。可惜徐志摩英年早逝，一如他在《再别康桥》这首诗中写的：“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5］

参考文献：

［1］刘汉.徐志摩情诗精选.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1989，（10）.

［2］徐志摩.偶然.原载晨报副刊·诗镌，1926-5-27：9.

［3］茅盾.徐志摩论，1989.

［4］韩石山.徐志摩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

徐志摩的诗歌范文第6篇

一、徐志摩与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文学因缘”

徐志摩不仅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翻译家，他曾经翻译过众多英美诗人的作品。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歌他共翻译过两首:《歌》(“Song”)和《新婚与旧鬼》(“TheHourandtheGhost”)。徐志摩开始发表新诗时恰逢中国新诗从自由体向格律体转变时期。是时，自由体新诗把中国诗歌从古典诗词的“泥潭”中拯救出来的使命已经完成，用白话文写诗开始受到质疑。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国新诗进入了一个更加关注艺术性问题的时期。如果说之前的中国新诗是“为人生而艺术”，那此时的中国新诗就是“为艺术而艺术”。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就是中国新诗发展到这一阶段的代表。正是在“为艺术而艺术”思想的影响下，徐志摩开始引介、翻译和模仿创作大量西方的诗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艺术流派拉斐尔前派(Pre－RaphaeliteBrotherhood)的成员。该流派不仅以纯艺术和反商业化的姿态自居，更是英国唯美主义的先声。其成员对维多利亚时期教条和机械化的艺术形式提出质疑，主张回归到文艺复兴初期充满真挚情感和质朴表现力的艺术风格中去，并渴望解放压抑已久的人性。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歌受到徐志摩的青睐，主要是因为他们有着近似的艺术追求和理念，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歌不仅符合了当时国内流行的诗学理论标准，更符合新月派的文艺思想———纯美主义和人本主义:他们都追求艺术纯美，都倡导人性，都强调情感的真实流露。②徐志摩认为，诗歌应该是有节制的情感宣泄，所以他的诗歌总给人以“甜蜜的忧伤”感觉。无独有偶，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歌也以“含蓄”称著，且诗风清新，这在拉斐尔前派中也不多见。故而，徐志摩选择翻译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歌，还是因为拉斐尔前派对纯文艺和人性的追求符合了新月知识分子的文学文化理念。

二、徐志摩的两首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译诗

对于诗歌翻译，徐志摩有自己的看法。他曾在《一个译诗问题》一文中说:“翻译难不过译诗，因为诗的难处不单是他的形式，也不单是他的神韵，你得把神韵化进形式去……有的译诗专诚拘泥形式，原文的字数协韵等等，照样写出，但这来往往神味浅了;又有专注重神情的，结果往往是另写了一首诗，竟许与原作差太远了，那就不能叫译。”③由此可见，徐志摩追求的是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结合。不仅如此，新月派倡导的“三美”诗歌创作原则也在他进行诗歌翻译时被其奉为圭臬。徐志摩译的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歌》基本上遵循了其诗歌翻译原则。首先，译文的结构十分工整，由两个整齐划一的段落组成，且句节之间都很均齐，具有“建筑美”。其次，徐志摩的译文能给人以视觉上的联想和感应。原诗第二节中没出现过“甜蜜”、“黑夜”和“歌喉”等词汇，但徐志摩的翻译可以让人联想一副对比强烈的画面:露珠滚落青荫，悄无声息却卓有生气;暗夜夜莺悲戚啼鸣，残音震心，死寂沉沉。甜蜜与悲啼的对比，生气与死寂的对比，会给读者在视觉和听觉上以震撼。此外，整首译诗还充满音韵上的和谐。最好的证据莫过于罗大佑在半个多世纪后把徐志摩的译诗谱了曲，成了流行歌。如果说《歌》的翻译做到了形神兼备，且遵循“三美”原则，那《新婚与旧鬼》的翻译则是一次练兵，没有完全遵守其诗歌翻译原则，却影响了他日后的创作。《新婚与旧鬼》原诗中有新娘、新郎和鬼(新娘的旧情人)三个人物，并以三人轮流吟诗的方式讲述了负心新娘在婚礼中摇摆于新旧情人间的故事。徐志摩曾强调过分专注于神情的翻译是写了另一首诗，但他也没能逃离这种命运。整首诗虽有贴切的直译，但读者能发现多处改写。例如“……Hebidsmyspiritdepart/Withhimintothecold:－/Ohbittervowsofold!”①徐志摩译为:“他指着那阴森的地狱，/我心怯他的恫吓－/呀，我摆不脱曾经的盟约!”②显然，第二行是添加的。这句可译为:“他邀我的魂灵/与之回到阴冷的地狱/哦，还有那旧时的盟约!”这种改写虽有悖于徐志摩的诗歌翻译原则，但却从另一方面促进了他的诗歌创作，让其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充满创造性和互动性。

三、徐志摩对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译诗的模仿以及再创作

如前所述，徐志摩选择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歌进行翻译是因为他们对艺术美和人性美有相同追求。徐志摩不仅把新月诗人视为圭臬的“三美”创作原则加以改造，同时加入带有个人色彩的改写，从而将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歌融入了自己的新诗创作，进一步丰富和推动了中国新诗和本土文学的发展。《偶然》就是基于译本再创作的最好例证。诗中:“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③一句，可谓对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歌》的改写。在《歌》中，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主人公用超然含蓄的态度来表达对爱人的感情。临终时她不强求两人能记得对方，只说:“假如你愿意，请记着我，要是你甘心，忘了我。/……我也许，也许我记得你，/我也许，我也许忘记”。④两首诗不论在结构抑或风格上都十分相像。徐志摩把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式的“含蓄”平添了几分徐志摩式的“甜蜜的忧伤”，才最终成了他的《偶然》。除此以外，《偶然》和《歌》一样，表达的是抒情主体经历美丽邂逅后对客体离别时的恳求。这种别离时的忧伤还可以在《再别康桥》和《云游》中窥见一斑。徐志摩的另一首译诗《新婚与旧鬼》则从形式和内容上催生了他的两首新诗。《人种由来》是徐志摩根据圣经故事改写的新诗。诗中有夏娃、亚当和蛇三个角色，整首诗由三个角色各吟一段的形式写就。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新婚与旧鬼》。同是三个角色，同是通过三个角色轮流吟诵的方式来推动故事发展。虽然《人种由来》在形式上和《新婚与旧鬼》很契合，但它只是徐志摩初写新诗时的练笔，整首诗显得稚嫩和粗糙。所以，对形式的模仿不足以成就一首好诗。而《新催妆曲》就是徐志摩根据《新婚与旧鬼》的内容，借用中国古代催妆诗的题材创作的新诗。催妆是中国古代缔婚的前奏。催妆诗的内容多是赞美新娘的貌美如花，表达催促新娘出嫁的心情。徐志摩的《新催妆曲》一反催妆诗传统，对一个迟疑新娘的心理进行细致刻画，让其内心挣扎之痛和婚礼之喜形成鲜明对比，反衬新娘的愁苦。这在古体催妆诗中是鲜见的，也因此让这首诗有别于传统催妆诗，成为徐志摩所创作的新诗代表。可见，徐志摩的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译诗不仅为其进行本土化创作提供了养料，而且更直接催生了他众多优秀的中国新诗。这种翻译文学和本土文学之间的互动不仅让异域文本在陌生国度能健康成长，更让该国的文学乃至文化体系得到了极大发展，并呈现出多元的形态。

四、结语

徐志摩的诗歌范文第7篇

Abstract: Xu Zhimo in the literary arena has been the writer who quite receives disputed, relies on its talent creation inspiration, created the excellent work which enjoyed great popularity. This article in grows the background to Xu Zhimo to carry on the summary analysis in the foundation, unifies Xu Zhimo's individual work, proposes some own viewpoint and the view regarding the Xu Zhimo poetic composition.

关键词：徐志摩 诗歌翻译 诗歌创作

Key word: Xu ZhimoPoetry translationPoetry creation

作者简介：李悦，女，汉族，吉林财经大学信息经济学院计算机系辅导员

一、徐志摩诗歌创作的经历

徐志摩，现代诗人、散文家。作为深受大家喜爱的诗人，徐志摩在诗作上具有天才般的造诣。徐志摩曾在英国留学多年，对于英国文学的典籍颇有研究，回国以后，他又在众多知名学校任教，主要教授英美文学.可以看出，徐志摩的中英文功底都是非常深厚且对于文学创作是颇有造诣的。

在英国，徐志摩不仅成长为一个颇具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性格的知识分子，同时由于受到19世纪英国浪漫派诗人的很多作品的影响，在诗作上给徐志摩极大地启发。其中对徐志摩影响最为深刻的，具有代表性的浪漫主义诗人就是英国的雪莱、拜伦和华兹华斯。徐志摩在诗作中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对新诗体的实践与改革。他说，“明白了诗的生命是在它的内在音节的道理,我们才能领会到诗的真实趣味；不论思想怎样高尚，情绪怎样热烈，你得拿来彻底的‘音节化’(那就是诗化)，才可以获得诗的认识，要不然思想自思想情绪自情绪，都不能说是诗”。正是出于这样的思维方式，徐志摩在诗作过程中尤为重视诗句的旋律美、节奏美和诗形的美，从而他的事总给人以甜蜜、轻盈的美感。

在徐志摩十几年的创作生涯中，先后创作了诗集《志摩的诗》、《猛虎集》、《云游》和《翡冷翠的一夜》以及散文集《巴黎的鳞爪》和《落叶》等作品。在其众多的作品当中，最具影响力的还属他的诗歌。人们在提起徐志摩的时候，总是把他与新月派联系在一起。其实，这是由于新月派从开始形成直到消亡的期间，都与徐志摩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创作也充分体现出了新月派的鲜明特征。

二、对于徐志摩诗作的评价

虽然徐志摩是一个现代资产阶级学派的代表人物，但是在今天我们应该把他的诗看作是文学上的一种文学现象来加以分析，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其作出客观的评价。即使是对于徐志摩作品极其反感的那些人，在多年以后对那些作品进行重新批判的时候会发现徐志摩的作品“该到，还没有倒吧”，倘若真的“该倒，但又持久不倒”，难道这其中没有一定的原因吗？

一个作家的创作，一定与其自身所成长的环境和在成长过程中所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理念相融合，其作品也或多或少体现出作者自身的主观思想。著名作家卞之琳曾对徐志摩做出过评价：“做人第一，做诗第二”，诗成以后，却只能就诗论诗，不能以人论诗。我们分析诗的时候，不能把对诗人思想的分析作为主流进而忽视了对诗本身的分析。应该从诗的本身出发，适当结合作者的思想。

文坛里为什么会有众多学者对于徐志摩的评价褒贬不一，众说纷纭呢？我们以徐志摩翻译布莱克的作品《猛虎》这首诗的第一节为例，原文是：

Tyger！Tyger！Burning bright

In the forests of the night，

What immortal hand or eye

Could frame thy fearful Symmetry？

徐志摩的译文是：

猛虎，猛虎，火眼似的烧红

在深夜的莽丛，

何等神明的巨眼或是手

能擘画你的骇人的雄厚？

同样的一首诗，由现代作家飞白翻译之后的版本与徐志摩相比则逊色很多，他将Symmetry这一单词直接翻译成“匀称”，而整段翻译成：

老虎！老虎！火一样辉煌

燃烧在那深夜的丛莽

是什么超凡的手和眼睛

塑造出你这可怖的匀称？

相比之下，徐志摩翻译的诗句无论从意蕴上还是从音韵中，或是从诗的整体性上看都要比飞白翻译的要好的多。他用生动的语言把自己对于诗句本身的灵通性发挥的淋漓尽致。

但是我们仔细分析《徐志摩诗全集》中的一些译诗可以发现，失范者还是占多数的。徐志摩作为一名诗人虽然能够在翻译过程中能够体现神来之笔，但是他始终与原文的结构、韵式和原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有很大的出入，同时还存在一些主观增减原文或粗心大意之处。此外，在选择翻译诗歌的主题上，徐志摩也过于简单化、主观化和随性化。3、对于徐志摩诗作的总结

但是我们知道，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诗派的宗旨是使诗的形式和内容都表现出美得力量，进而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朱湘、闻一多等诗人都对于新诗格律化与形式美进行了尝试，他们都强调诗体本身的内在协调，同时也强调艺术形式上的创新。而徐志摩医生在诗歌艺术上也在不断地进行探索追求创新，为新诗的开拓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因此，本文通过对于徐志摩的成长背景的简要分析以及其翻译一首诗歌的一部分简析中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徐志摩诗作的评价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于徐志摩的文学贡献加以肯定，同时，也要秉持无产阶级的文艺观点对其进行扬弃。

参考文献：

[1]陈从周.徐志摩年谱[M].上海书店, 1981.

徐志摩的诗歌范文第8篇

关键词：徐志摩；诗歌；意象

意象凝聚了诗人的人格特征，是其创作灵感和个体生命经验的体现，它们在营造氛围，揭示主题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徐诗意象的分类

（一）描写性意象

诗歌意象的获得大多数来源于大自然当中的客观事物，因此，诗人需要与大自然近距离接触，仔细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倾听大自然的声音。正如宗白华所言：“诗的意境，就是诗人的心灵与自然的神秘互相接触映射时造成的直觉灵感。”①

描写性意象在徐诗中主要表现为自然意象的运用，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比如：山脉河流，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等，都为徐志摩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并激发出他对生命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徐志摩在诗歌中绝不是简单的堆叠意象，而是寄予意象深刻的内涵，从而表达自己丰富的思想感情。

（二）象征性意象

象征性意象的使用，使诗歌含蓄而不浅显，意味深长。比如在徐志摩诗歌当中，“白云”的意象通常是诗人自我性格的象征，云在天空中轻盈的飘来飘去，和徐志摩洒脱的个性气质极度相符。对于《黄鹂》一诗，我认为可以看作是徐志摩人生轨迹的象征，诗中的黄鹂用尽全部力量，冲破层层迷雾的阻隔，变成一朵云彩，飞向遥远的地方。徐志摩一生不为社会常规所束缚，是追求自由之人的典范，无奈最终不幸遭遇空难，令人扼腕。

二、徐志摩诗歌的意象美

新月派强调诗歌的语言和格律，在此影响之下，徐志摩在创作时，也格外注重诗歌本身的辞藻，句式和韵律，呈现出独特之美。

（一）音乐美

受古典诗词以及西方自由诗体的影响，徐志摩格外重视诗歌的音乐感。徐志摩的诗歌带给人们的节奏美感，与他重视诗歌的音乐性相关，他认为诗歌的真谛不在于字义，而在于诗歌音节的整齐和流动性。童庆炳说：“在各种文学样式中，诗最强调音乐美。”②徐志摩诗歌的音乐美首先表现在意象的重复上面，如《雁儿们》，全诗前四节第一句都在重复，看似非常嗦，实际上诗人正是通过这种重复的形式向读者传达一种迷惘，不知所措的情感状态。

除了意象的重复，徐志摩诗歌的音乐美还得益于句式和韵律两个方面。在句式方面，诗歌主要是运用长短不齐的语句来形成一种交替错落之感。徐志摩还在韵律方面做了尝试，韵律，简单说来，是指诗歌的押韵，成功的押韵可以使诗歌读起来朗朗上口，与白话诗过于散文化的形式相比，押韵可以让诗歌结构更加整齐。

（二）动态美

徐志摩的诗歌里面大量运用了富有生命力的意象，一切动态的事物都能激发出他诗歌创作的灵感，从而传达给我们一种动态美。风掠过的痕迹，白云飘过的影子，低头娇羞的少女，都被他贴切地应用在诗歌当中。如《黄鹂》，诗人眼中的黄鹂美艳，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它迅速的飞上树梢，霎时又展开翅膀，冲破浓密，飞走了。徐志摩多动者的性格使他释放出充分的创作热情，积极地面对一切，他暴风雨式的感情，使他在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偶像时都表现出义无反顾的力量，其过度的精力使他不断地往生命的顶峰攀爬，最终在命运的烈焰中死亡。

三、徐诗意象的人格体现

意象带有诗人的主观感彩，由于每个诗人的个性不同，其在创作中运用的意象也不尽相同。因此，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特意象，我们可以以意象为中介，来窥探徐志摩的人格特征。

（一）皈依自然

皈依自然是诗人获得生命力量的不二法则，徐志摩在大自然当中寻找自己的理想，充实他空虚的心灵。徐志摩的诗歌大体表现出积极乐观向上的特征，但细细阅读，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一种失落悲观的情绪。在《月下雷峰影片》一诗中，徐志摩为读者营造了一个与人间截然不同的虚幻世界，让读者沉迷于其中，不断的去幻想，于是一种超现实气息向我们扑来。中国当时压抑的社会环境，道德的沦丧堕落，使徐志摩无力面对现实。大自然则为徐志摩提供了一个心灵庇护的场所，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他忘记了尘世的烦恼，并以此来安放自己无所依靠的灵魂。

（二）追求爱的理想

梁实秋曾经说过徐志摩毕生的时间都在为实现一个单纯的理想而努力，即不断地追求浪漫的爱。对徐志摩而言，生命的意义在于爱情，爱情的成功，意味着生命的成功；爱情的失败，意味着生命的结束。爱情伟大神圣，不可冒犯。阅读徐志摩的诗歌，我们可以体会到，徐志摩眼中的爱常常是跟死亡联系在一起的，死亡才是爱的最后归宿。如在《翡冷翠的一夜》一诗中，徐志摩明确的表达到，爱情的强大魅力让他无法呼吸，几乎快要走向死亡。这首诗歌展现的是处于热恋当中女人的自我独白，她完全沉浸在炙热的爱情当中。为了爱情，她放弃一切，即使与当下社会格格不入，跟随心上人进入地狱，也要不断地抗争，勇敢地维护自己的爱情。

注释：

①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21

②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171

参考文献：

[1]陆耀东.徐志摩评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2]韩石山.徐志摩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

徐志摩的诗歌范文第9篇

【关键词】徐志摩诗歌 开创精神 格律 意境 性灵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1-0053-02

徐志摩在诗歌方面的创作成就与性格经历是密不可分的。纯净、真实、热情的他具有了天才诗人所具有的一切气质。他从小生活富足，虽然以后家境慢慢衰落，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也就是少时的无忧无虑造就了他的性格，再加上传统的教育和留学的经历都为他在诗国的腾飞插上了翅膀。反过来说，他归国后的生活轨迹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他的性格体现在他的行动之中，徐志摩的所做所为就如他的诗歌一样惊世骇俗。而徐志摩对爱情的执着就注定了他的痛苦。而这种痛苦使他在诗歌里得到了充分的宣泄，也成就了他的诗名，也是他诗歌中成就最高的。

一、从形式上看徐志摩诗歌具有内在外在高度统一的美感

他遵从了闻一多的三美的理论，即所谓的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但又有自己独特的实践，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各种诗体的尝试，他认为每一种诗体都有其最合适的内容来填充。其中最典型的是他对十四行诗体和散文诗体的尝试及突破。徐志摩诗歌的很多方面的发展都是很有创造性的，他敢于突破古典的抒情方式，并糅入西方的各种思潮，还大胆的创造新的体式，敢为新诗开拓新的格律，意境优美、唯美。

二、格律方面，徐志摩的探索阻止了新诗过于散漫、内容流于肤浅空泛之弊，从而使内容更有节制、思想更有深度

闻一多讲诗歌格律时谈到了三美，在徐志摩的诗歌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和贯彻。茅盾曾批评徐志摩的诗歌《不知道风在哪一个方向吹》中说到：“我们能够指出这首诗歌形式上的美丽，章法很整饬，音调是铿锵的。但是这位诗人告诉了我们什么呢？这就是很少一点了。”但是诗歌并不是以传达内容的多少、优劣论成败的，作者在这首诗歌里更多的是表达了一种心情，这是一种感情的传达。诗歌所承载的内容应该是多方面的，特别是抒情诗，对感情的传达的丰富程度和真实程度反而是一首诗歌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准。

先来看徐志摩的外在形式，主要是谈格律方面的创新，徐志摩诗歌的格式简单但却变化多端，从而衍生出了许多的美感。

徐志摩在诗歌的结构上是独具匠心的，撇开内容单从形式上看，他的诗歌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比较整饬的方块形，这一点上与闻一多是一致的，闻一多的诗歌体式结构绝大多数都是严整的豆腐块，这可能是他们受古典诗词的影响，讲求句式、字数的整齐划一。再一种就是长节的矩形块，隔行退格的形式（或多行退格），一般退一格或者两格。第三种是每行齐头，只是从后面看多有参差，形成一个错落的美感。第四是每句均后错一字，形成倒阶梯状。

三、徐诗的意境无疑是美轮美奂的

从整体上看，徐的每一首诗都是一个鲜活的形象，而这个形象，或传达了一种感情或象征了一种精神或者势力。但无疑都是美好的意境空明清新而深远，这就使得他的多数作品都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共鸣属文学理论的范畴，是文学接受的最高阶段，是作者、作品与读者一种心灵的契合，从而体现作品的力度，使人的人格实现提升，而徐的诗的意境就拥有这种强大的力量。他的诗歌不单单是所谓古代诗歌中的情景交融和虚实相生，而更多的是渗进了一种强烈的抒情，其有很强的抒情感染力，读后韵味无穷。

四、“性灵”是徐志摩诗歌中的一种气质和内蕴

往往那诗人头脑中的灵光一闪，经过诗人的加工之后，便会成为一首绝唱。徐志摩同泰戈尔一样崇尚性灵。徐志摩的性灵还体现在他的文章中冥冥中像是个预言，让人感到惊讶。死亡是每个诗人都深深思考过的一个永恒的话题，但是徐志摩这样能在生前绘声绘色的描写自己死亡的人，还是不曾见到过的。

徐志摩的诗歌在白话诗歌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某些方面具有开创之功，首先是在诗歌格律方面，很多都是值得现代诗人去借鉴和学习的，在一些方面，让后辈是无法企及的，在当时倡导诗歌的格律对于防止诗歌的散文化，寻求新诗歌在中国的发展道路方面功劳是不可磨灭的。还有他的诗歌的优美意境，唯美的追求，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美的遗产，他有才华，他的诗歌充满着性灵，但是他并不放纵自己的才华，他只是尽情的去展示，并且有节制，放开但又不放纵。他就是这样创造着美的遗产，那一首首优美的诗歌就这样如溪流般的不经意间已在你的胸膛里流成了河流。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相信他的诗歌一定还能够继续流传下去，成为近代文学宝库中璀璨的明星。

参考文献：

1.范中胜.诗歌特色初探.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3）

徐志摩的诗歌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英语世界 徐志摩 述评

徐志摩（1896-1931）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和翻译家，也一直为海外学界关注研究。本文整理徐志摩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翻译现状，研究以英语为载体发表的、以徐志摩其人其作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包括专著、传记、学位论文、期刊论文及书评等），即所谓的“英语世界的徐志摩”。英语世界的徐志摩研究有助于了解他者视野从而给国内的徐志摩研究、中国现代新诗研究等提供启示和借鉴;对此论题近三十年的情况作出综述，亦可使我们把握该论题在学界的研究动态、研究特点和问题所在，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近三十年“英语世界的徐志摩”译介与研究的发展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一是徐志摩作品被译介程度的增强与影响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二是研究范围有所拓展;三是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更趋多元化，出现了一些对徐志摩作品颇有新意的评价和诠释。

一、徐志摩作品英译及影响研究

作为著名作家，徐志摩的作品当然会被译介到西方。早在1936年哈罗德・爱克顿（Harold Acton）便与陈世骧合编了Modern Chinese Poetry（《中国现代诗》），该书是中国第一部新诗英译选集，里面选译了徐志摩的十首诗。此后在Robert Payne、许芥昱（Hsu Kai-yu）编译的诗集中也收录翻译了徐志摩的部分诗作，不过此类诗集为数寥寥。但是在1984年后这种情况出现了改观。据本人不完全统计，1984年后收录徐志摩诗歌的汉诗英译诗集数量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路易・艾黎（Rewi Alley）于1984年编译的Light and Shadow Along a Great Road： An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大道上的光影：中国现代诗选》）中收录了徐诗《五老峰》（“The Five-old-man Peaks”）;1992年奚密（Michelle Yeh）在其编译的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中国现代诗选》）中收录翻译了徐志摩的《哀曼殊斐儿》（“Elegy for Mansfield ”）等十首诗;另外庞秉钧、闵福德和高尔登在1993年编译的《中国现代诗一百首》（100 Modern Chinese Poems）、2008年编译的《中国现代诗选》（Modern Chinese Poems）中分别收录徐诗三首和两首，并且这两本书都是汉英对照版;1995年Joseph S. M. Lau与Howard Goldblatt在编选的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收录徐诗三首;1998年中国文学出版社编的汉英对照版《中国文学：现代诗歌卷》（A Retrospective of Chinese Literature）收录了徐志摩的《沙扬娜拉》（“Sayonara”）和《再别康桥》（“ Saying Goodbye to Cambridge Again”）;2007年Jason Steuber在China： 3000 Years of Art and Literature（《中国三千年文学与艺术》）中收录了徐诗一首;2009年唐建清、李彦选编的《中国文学选读》（Chinese Literature： A Reader）中收录了英汉对照的徐志摩诗三首;特别要提及的是张梦井、杜耀文编译，加拿大学者Sandy Elsdon 校勘的汉英对照版《中国名家散文精译》（Translation of Famous Chinese Essays），里面收译了徐志摩的散文名篇《翡冷翠山居闲话》（“Digression of Life in the Feilingcui Mountains”），通过该书徐志摩的散文首次被译介，可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由上述可见，西方与中国的学者都为徐志摩作品的译介做出了努力。近三十年徐志摩作品至少在九本诗选或文选中被译介，与1936至1984年这约五十年间仅有三本形成鲜明对比;并且近三十年徐志摩作品中除了诗以外散文亦被译介推出，这是徐作英译的新动向，不同体裁的徐志摩作品在英语世界传播，有利于许多国外的研究者加深对徐志摩的了解――徐志摩不仅是知名诗人，也是一位散文大家。

1984年前论述徐志摩受到西方作家影响的论文主要以美国著名汉学家白之（Cyril Birch）在1977年发表的“Hsü Chih-mo’s Debt to Thomas Hardy”（《托马斯・哈代对徐志摩的影响》）为代表，白之认为谒见过哈代的徐志摩“从哈代的榜样中吸取了巨大的力量――不停地运用各种格律和诗体形式进行试验”[1];徐诗中的某些意象、事件及忧郁格调也可见哈代影响等。此论一出，应者颇众。但近三十年来，一些学者发出了新的“影响论”。

譬如著名瑞士汉学家冯铁（Raoul David Findeisen）在其1997年撰写的“Two Aviators： Gabriele D’Annunzio and Xu Zhimo”（《两位飞行家：邓南遮与徐志摩》）中论及两位作家：曾在一战中任飞行员的意大利著名诗人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和经常在作品中表达想飞欲望、在现实生活中也爱乘坐飞机的中国诗人徐志摩。该文列举徐志摩曾将邓南遮的戏剧《死城》等作品部分译成中文、并曾撰写一系列评论邓南遮的文章的事实，并援引细节证明徐志摩的戏剧《卞昆岗》显然以邓南遮的《死城》为模本，且《卞昆岗》中也融合了邓南遮另一部戏剧《杰奥康德》的主题;徐对邓南遮《死城》的兴趣还促成他写成自己的小说《死城》。

又如美国学者格洛丽娅・ 比恩（Gloria Bien）在其专著Baudelaire in China： A Study in Literary Reception（《波德莱尔在中国：文学接受研究》）中用了一小节的篇幅探讨法国著名诗人波德莱尔对徐志摩的影响，认为“波德莱尔作品的两方面：同情穷人和在丑中发现美出现在徐志摩的作品里”[2]，并举例说明徐诗《叫化活该》让人想起波德莱尔的《穷人的眼睛》，认为两首诗中都存在着穷与富的对比;徐诗《古怪的世界》令人想起波德莱尔的散文《寡妇》。我们知道波德莱尔是徐志摩钟爱的作家之一。徐志摩曾翻译波德莱尔的诗《死尸》，并发表《波特莱的散文诗》对波德莱尔大加赞赏，所以说徐志摩受到波德莱尔影响确实并非无稽之谈。但是格洛丽娅・ 比恩仅把徐志摩的个别诗篇与波德莱尔作品相提并论，所作的可谓浮光掠影式的研究。

Ersu Ding在“Repositioning William Wordsworth in Contemporary China”（《在当代中国重新定位威廉・华兹华斯》）中论及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对徐志摩的影响，徐志摩本来也曾翻译过他这位英国同行的诗;认为华兹华斯诗中对个人情感的表达、日常语言的使用、对平常事物的表现这些特征也折射到徐志摩的诗中。香港中文大学Xiang Liping的硕士论文“Hsü Chih-mo's indebtedness to Katherine Mansfield”（《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对徐志摩的影响》）探讨英国著名女小说家曼斯菲尔德对徐志摩的影响。上述学者撰文探讨西方作家对徐志摩的影响，是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经典成果。

二.徐志摩诗文翻译研究、身份研究及其他

以往的学者常对徐志摩的生平、思想及交游进行介绍考证、或对其诗作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虽然近三十年来学者仍持续开展这两方面的研究，但徐志摩研究的领域已经扩大，并且一个显著的特色是许多论者开始重视徐志摩也是一位翻译名家的事实，大力开展对徐志摩之诗歌翻译的研究，特别是本世纪以来，涌现了较多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博硕士学位论文。如张振林的“ The Translator’s Creativity in Xu Zhimo’s Poetry Translation”（《徐志摩诗歌翻译艺术创新性》）等。

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期间的系列演讲词均由徐志摩翻译。赵晶的“On the Realization of Metafunctions in Xu Zhimo’s Speech Translation”（《论徐志摩演说词翻译中语篇元功能的实现》）从系统功能语法的元功能理论角度切入，分析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在徐志摩演说词翻译中的实现。很多论者在讨论徐志摩翻译时都以徐志摩翻译的诗歌为研究对象，赵晶此文探讨徐志摩翻译的泰戈尔演说词，便突破了这种局限。

近三十年来学界对徐志摩的身份研究主要聚焦的是他中西文化交流大使的身份及作用，此方面的代表有美国学者帕特里西娅・劳伦斯（Patricia Laurence）的专著Lily Briscoe’s Chinese Eyes： Bloomsbury， Modernism， and China（《丽莉・布瑞斯柯的中国眼睛：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现代主义与中国》），在该书第三章中劳伦斯论述了徐志摩与布鲁姆斯伯里的重大联系、徐志摩与英国著名学者狄更生的交往。1925-1926年徐志摩还与闻一多等人一起成立了被称为“中国的布鲁姆斯伯里”的新月派。劳伦斯铺叙细节、强调了徐志摩在中英现代文学互动中的积极作用，凸显了徐志摩的文化交流大使的身份。学者刘洪涛说劳伦斯并未在徐志摩部分提供新的研究材料，但劳伦斯将徐志摩的贡献提到一个新高度：“在她（帕特里西娅・劳伦斯）的描述中，徐志摩是布卢姆斯伯里集团三代人与中国诗人、作家、学者长达60多年交往的始作俑者。正是经由徐志摩、凌淑华、萧乾等中国作家的旅行和交际，英中现代主义文学实现了互动。”[3]

新加坡学界的陈志锐（Chee-Lay TAN）和吴丽丝（Lai-Sze NG）在 “Two Tiers of Nostalgia and a Chronotopic Aura： Xu Zhimo and his Literary Cambridge Identity”（《两重怀旧和一种时空氛围：徐志摩和他的文学剑桥身份》）中认为徐志摩的留学剑桥促使他对剑桥经历怀旧，在1922年回国后由于际遇不顺又对在剑桥时潇洒、无拘无束的自我怀旧――即论文所谓的“两重怀旧”;徐志摩在其写剑桥的作品中创建了“文学剑桥”（literary Cambridge），并使之成为中国读者向往的“理想世界”（dreamland），徐志摩也因此拥有了一种“文学剑桥身份”。

徐志摩原配夫人张幼仪的侄孙女、美籍华裔作家张邦梅（Pang-Mei Natasha Chang）在1996年在美国出版了根据张幼仪的讲述写成的Bound feet & Western dress（《小脚与西服》），其中描述了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婚变。徐志摩在张幼仪怀上他的第二个孩子时态度冷漠、不辞而别，在张幼仪独自生下小孩后回来也只是为了办理离婚、对这个不满三岁便早夭的儿子彼得也从未尽过丝毫责任，不禁令读者叹息。不过张幼仪说在离婚后徐志摩与她反而相处得更好，徐志摩也写过一篇散文《我的彼得》以表达自己的失子之痛。这是继梁锡华在1972年为徐志摩写的英文传记后的又一部让人深入了解徐志摩其人的著作。

三.研究方法的多元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近三十年“英语世界的徐志摩研究”的发展还体现为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的出现。文学理论的发展开拓了研究者的视野，也为徐志摩作品的诠释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有的论者从文化研究立场进行研究。如Li Zhimin在 “ The One-Way Model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Literary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Cambridge”（《文化交流的单向模式：中国与剑桥之间的文学互动》）中认为，鸦片战争后在西方的压力和影响下，中国丧失了自身的文化独立、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也呈现出一种被动接受的单向模式，这种特征可通过曾居留剑桥的中国诗人徐志摩的情况来说明。徐志摩因着要“拯救”中国的时代热情去美国学经济学，却终在英国剑桥大学被激发出诗才，成为一代诗人。并且徐志摩也与许多时人一样，是急于吸收西方文化价值观以取代中国的价值观的。作者援引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为例，认为这首名诗的成功因素之一是徐志摩采用了英语谣曲中的abab模式，并且“《再别康桥》的流行揭示出当时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中国民众对于西方的钦佩赞赏，当然赞赏的原因并非是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或是与西方人的友谊，而是因为中国已被打败，且常被羞辱。”[4]袁佳仪的 “A Cultural Comparison of Female Metaphors in William Wordsworth’s and Xu Zhimo’s Poems ”（《威廉・华兹华斯和徐志摩诗作中女喻的文化比较研究》）深入挖掘徐志摩诗作背后的文化蕴涵。文化研究方法的使用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如宋延辉在 “ On Xu Zhimo’s Translation of English Poetry in Light of Field-habitus Theory ”中以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the field-habitus theory）为指导分析徐志摩诗歌翻译的选材偏好、翻译策略及翻译接受问题。此外文学理论的发展亦为论者提供了许多新的解读渠道和理论支持。如李劲超的 “ The Influence of Xu Zhimo’s Poetry Translation on His Poetry Writing ― a Functional Stylistic Perspective ”即《功能文体学视角下徐志摩诗歌翻译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研究》等。

回顾近三十年英语世界的徐志摩研究，我们可见徐志摩作品在英语世界被译介程度的增强;研究者的队伍日益壮大、研究的范围和方法有极大拓展的可喜状况，但是也不能忽视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徐志摩散文及其他体裁作品研究、徐志摩总体研究的缺失。

徐志摩不仅是著名诗人，也翻译了许多国外的诗作，同时还是一位散文大家，并创作了戏剧、小说等其他文体的作品。近三十年英语世界的徐志摩研究侧重研究其诗歌创作及翻译活动，对其散文、小说等其他体裁作品的研究则几乎为零。也鲜见对徐志摩进行总体研究的作品。这些研究缺失也是有待大力弥补的研究空白，或许会成为未来英语世界的徐志摩研究的走向。

[本文基金项目：2014年度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英语世界的徐志摩研究（G14- ZX23）”。]

参考文献：

[1]Birch， Cyril. “Hsu Chih-mo's Debt to Thomas Hardy”. Tamkang Review： A Quarterly of Comparative Studie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8.1 （1977）： p.9

[2] Bien， Gloria. Baudelaire in China： A Study in Literary Reception.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2012 p.99

[3] 刘洪涛.徐志摩与剑桥大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84

[4] Li Zhimin. " The One-way Model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Literary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Quarterly 3（ 2012）： p.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