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代表作范文

时间:2023-10-06 11:14:58

徐志摩的代表作篇1

关键词: 徐志摩 爱情 诗作 影响

徐志摩是中国现代诗坛上屈指可数的大诗人,是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盛极一时的“新月派”主将,是一个传奇似的人物。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为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诗是中国语言的结晶,是世界文学的瑰宝。

徐志摩一生都在不停地追求真、美和自由。他的诗清新美妙,通俗易懂。诗作字句清新,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同时具有浪漫和唯美主义色彩。他的《偶然》《再别康桥》等许多名篇传世,深受人们喜爱。

一、徐志摩于二十岁前与诗歌无缘

人们也许不曾想到,徐志摩在二十岁之前,却与诗歌无缘,一是无家族渊源,二是无个人癖好。可是,在英国康桥大学留学期间,他却一反常态,不写则已,一写惊人,形成了他诗歌创作的爆发期。这时的他为什么像着了魔似的写诗,还怎么会爆发诗情呢?我认为,美丽的爱情是促使他写诗、成为大诗人的“功臣”。

二、徐志摩创作诗歌的根本原因

爱情在徐志摩的人生中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徐志摩曾说:“爱情和婚姻是人生中唯一的要事。”尽管他自己说:“在二十四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但他一旦拿起笔来,佳作便犹如山洪暴发一般涌现出来。徐志摩在婚姻的低潮期写下名诗《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其实他一生的风基本来自三个方向,也就是性格完全不同的三位女性: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是这三位不平凡的女性以她们的美丽、睿智、卓越的才华给诗人无限的灵感,是她们的深沉的爱给诗人无穷的动力。徐志摩的诗深受她们的爱情的影响。在热恋中,他的诗歌充满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在失恋时,他的诗却充满悲哀与对世界的失望与厌恶。如果没有美丽的爱情,可以说徐志摩就不可能写出如此感人肺腑、意境优美、神思飘逸的诗。

三、张幼仪与徐志摩的爱情及对其诗作的影响

张幼仪,是张家璈、张君幼之小妹。张家璈是当时中国金融界的巨子,张君幼是当时中国政界的显赫人物。徐家为能攀附这门贵亲,逼着志摩最终忍痛接受这门婚事。1915年10月29日,志摩与幼仪结婚。

婚后两个人没有一丝感情。张幼仪深受旧式中国礼教的束缚,个性沉默坚毅,举止端庄,料理家务、养育孩子、照顾公婆,打理财务都甚为得力。她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秀外慧中。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不会有春花秋月的浪漫,也不会有卿卿我我的爱情。她不似林徽因高雅不俗、灵气逼人,也不像陆小曼璀璨艳丽,令人无法自拔。她就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平凡得让人心酸。在徐志摩遇到的几个女人里,最爱他的大概就是张幼仪。她的自立自强赢得了徐志摩的尊重,却始终无法得到他的爱。

1922年3月,徐志摩和张幼仪在德国柏林离婚,给他们的悲剧婚姻画上句号。徐志摩送给张幼仪女士一首诗,对他们不幸的婚姻作了全面的概括和诠释,诗为:《笑解烦恼结——送幼仪》[1]:“这烦恼结,是谁家扭得水尖儿难透?/这千缕万缕烦恼结是谁家忍心机织?/这结里多少泪痕血迹,应化沉碧!……“徐志摩是个悲剧式的诗人,感情是他的信仰。他认为两个不爱的人不能一起——“这结里多少泪痕血迹,应化沉碧!/忠孝节义——咳,忠孝节义谢你维系/四千年史髅不绝,/却不过把人道灵魂磨成粉屑”。徐志摩石破天惊的离婚,挑战了中国的封建婚姻制度。在他眼里,这场婚姻是“盘糊涂账”。所以张幼仪在离婚书上签字后,徐便掩饰不住狂喜——“如今放开容颜喜笑,握手相劳;/听晚后一片声欢,年道解散了结儿,/消除了烦恼!”

四、林徽因与徐志摩的爱情及对其诗作的影响

林徽因,当时十六岁,在伦敦一所女子中学读书,长得像花一般娇艳,文学修养又好。她既有中国传统闺秀的遗颜,又有西方女子落落大方大方的风度,在当时被称为“中国第一才女”。她与徐志摩一见钟情,双双坠入爱河。林徽因很佩服徐志摩的学识,从心底爱慕徐志摩,也被他渊博的学识、风雅的谈吐、广泛的兴趣、潇洒的举动、英俊的外表所吸引住。徐志摩也佩服林徽因的博学多才与美貌,他用诗歌来与林徽因沟通,向林徽因表达他的爱。他在追求着一种理想的人生,他感到生命似乎受到“伟大力量的震撼”,他要抒发。因此,像《情死》《月夜听琴》《青年杂咏》《清风吹断春朝梦》等表现爱情和人生理想的诗歌应运而生。

当徐志摩决定与张幼仪离婚时,而林徽因却经过痛苦的思索,与徐志摩不辞而别。徐志摩的妻子——张幼仪的影子在她心中总是挥之不去。徐志摩写给林徽因一首《偶然》:“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2]这是徐志摩对林徽因感情的最好自白,一见倾心而又理智地各走一方,这就是世俗所难理解的一种纯情。

当徐志摩回中国找到林徽因时,她已是老师梁启超的儿媳。林徽因在徐志摩与梁思成之间犹豫了许久,最终选择了梁思成。徐志摩与林徽因的恋爱彻底破灭,这使徐志摩忧郁、苦闷,他的诗篇也蒙上了悲凉的氛围,成了“苦闷愤怒的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3]这种消极悲观的思想情绪在那些小诗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如《消息》《一星弱火》《问谁》等,他的诗歌产量也剧减。

五、陆小曼与徐志摩的爱情及对其诗作的影响

爱情是徐志摩的精神支柱和动力,失去了爱情的徐志摩只是一具躯壳。1925年,徐志摩在北京认识了美女陆小曼。她与林徽因不同,她精通文学,会创作剧本,跳舞很棒。舞会上,一个是窈窕淑女,情意绵绵,一个是江南才子,风度翩翩;一个是含露的玫瑰,一个是抒情的新诗。那时,徐志摩正处于失恋的痛苦中,急需爱情的滋养。陆小曼与丈夫王赓没有一丝感情,也需要爱情的温床。这一对苦命鸳鸯一碰,便擦出了感情之花。徐志摩这样描述当初他为陆小曼而受到心灵震动的事:“今晚在真光,我问你记否去年第一次在剧院,觉得你发髻擦着我的脸?”徐志摩在与陆小曼恋爱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爱情诗句,如《花的快乐处》《春的投生》《一块晦色的路碑》等。第二本诗集《翡冷翠的一夜》,使他进入了创作第二阶段。这个时候,陆小曼几乎成了徐志摩的诗源。徐志摩说:“我的诗魂的滋养全得靠你,你得抱着我的诗魂像母亲抱孩子似的,他冷了你得给他穿,他饿了你得喂他食!”陆小曼爱好文艺,对徐志摩这样一位才情横溢的诗人自然十分敬仰。徐志摩也为她打开了一扇美丽的窗——一个能写浪漫爱情诗篇的诗人,能读懂陆小曼内心痛苦而深沉的世界。两人不顾一切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并于1926年结婚。婚后两人生活美满幸福。在陆小曼的帮助下,徐志摩的诗歌产量惊人,接连发表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和《猛虎集》等诗集。

徐志摩是个梦的追逐者,是自由、爱、美的追逐者。1928年,因不满陆小曼的生活作风,徐志摩再次出国。这一年他写下《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4]“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轻波里依徊/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她的温存,我的迷醉/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甜美是梦里的光辉……”在这梦一般的意境里,诗人要表达的情感非常朦胧而模糊。徐志摩曾认真地说:“没有女人,哪有生活,没有生活,到哪里寻找诗、寻找美?……”

六、徐志摩死后对深爱他的女性的影响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在一次飞行中丧身,结束了他短暂而又辉煌的一生,时年36岁。林徽因在失事现场捡了一片碎片,挂在自己的房间,一直到她1954年去世,说明她心里还是爱着徐志摩。林徽因是徐志摩一生中真正喜欢的女人。而陆小曼知道徐志摩的死,她是有责任的,后来她努力将徐志摩未发表的手稿整理成著作、诗集等。

徐志摩潇洒的外表、飘逸的风姿、热情的性格和浪漫的诗作感染了无数的有情人。而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三位女性与他的美丽动人的爱情,给他带来了无穷的创作灵感,成就了徐志摩这一伟大的诗人。可惜徐志摩英年早逝,一如他在《再别康桥》这首诗中写的:“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5]

参考文献:

[1]刘汉.徐志摩情诗精选.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1989,(10).

[2]徐志摩.偶然.原载晨报副刊·诗镌,1926-5-27:9.

[3]茅盾.徐志摩论,1989.

[4]韩石山.徐志摩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

徐志摩的代表作篇2

关键词: 徐志摩 江南文化 自然美 水性情怀

地域文化是一个地区民情、民风的积淀,对作家的精神品格、个性气质会产生潜在影响,从而促进作品意象的传达和作家风格的形成。徐志摩的诗歌便具有地域文化的审美色彩。

在徐志摩研究领域,目前多侧重于其诗歌创作和康桥经历的关联,一般认为拜伦、哈代和惠特曼的诗歌影响使得他的诗歌充满着欧洲特征。那么,在英美诗歌的强烈影响背后,生养他的浙西文化对他又有着怎样的影响?他的诗歌以及为人又是怎样诠释江南文化的呢?

一、常用词汇与故土情怀

吴其昌在《志摩在家乡》一文别提及徐志摩与乡里人的讲话,说有一次他妻子在乡间碰到徐志摩,志摩开口问的是:“上坟呢啥?那(你们)还弗曾上好(完)?我拉(我们)早上好哩(了)”。[1]这简单的问候,饱含着乡土气息,听起来很俏皮,却显示出他醇厚深切的故土情怀。

在徐志摩散文中,可以发现不少方言词。《巴黎的鳞爪——徐志摩回忆录》里有诸多海宁方言词的自如运用,如《孩提时顶怕的两件事儿》里的“顶怕”、“剃头”、“捉牢”、“适意些”,其他散文里则有“辰光”、“品林嘭朗”、“坐定”等词。[2]这些方言词固然简单,但哪一个不出自一片故土牵挂呢?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徐志摩还时常运用乡土话语在诗歌创作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一条金色的光痕》,诗中硖石土白比比皆是,如“格位”、“特为”、“伊拉”,又如“是欧”和“乡下来欧”的“欧”字,其他如“眼睛赤花”的“赤”字,“我拉埭上”的“埭”字,还有“老阿太”、“事体”等名词的使用,[3]整首诗几乎都由方言词构成,腔调、语序也颇有海宁人日常讲话的样子。这首诗歌或许可以用普通话来表达,但他偏偏用了硖石土白,在对家乡的深情外,也可见对穷苦人的深刻同情。

语言是行为和思维的符号或者说媒介,它作为符号大大超越了思维以及行为本身的心理内涵。吴语具有江南的柔美性,浙西方言甜美柔软,更体现出浙西的文化韵味以及其独有风情。浓厚的故土气息是徐志摩诗歌风味的一个层面。语言作为一种载体,它熔铸着、承载着徐志摩浓郁的乡土情怀。徐志摩对方言词的使用透露出江南文化对他的重要影响,这种地域性已经弥漫到了他的灵魂深处。

只有一种语言和文化长期埋藏在一个人的心中,久而发酵,变得醇厚。徐志摩将海宁方言运用到诗歌中,显示了他内心对于海宁文化的眷恋,反之则是海宁文化对他的影响。

二、浪漫主义诗魂与故土情怀

大多数人认为是英国康桥的生活开启了徐志摩的诗人生涯,说他的诗歌创作和康桥的浓厚氛围有关,这还只是从内容角度的审察。

不可否认,康桥是徐志摩诗歌创作重要的转折点,但也应重视他出生和生长的环境,因为“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自然界环绕着他,人类环绕着他;偶然性和第二性的倾向掩盖了他的原始的倾向,并且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在影响事物的本质时,起了干扰或凝固的作用。”[4]

(一)自然的诱惑。

徐志摩出生成长在浙江海宁的小桥流水人家中。尽管在他一生中,多种文化冲突和碰撞都留下了印记,但故土文化是深深烙在他血脉里的。徐志摩的灵魂深处总是萌发着“性灵”的生机。

徐志摩大约有15年时间是在硖石小镇上生活的,在他走出去的年月中,也常常回到这里,在“三不朽”寺里创作了不少诗歌。《东山小曲》中流露了对家乡东山秀丽景色的深情,抒发了天真、纯朴、浪漫的性灵。《雨后虹》中袒露了他的心声,即在自然界中得到感官的满足最可贵。

荣格认为有多少典型情境就有多少原型。可以说,家乡的田野、云彩、晚霞、花鸟等,这些典型的情景,给徐志摩的不仅是灵感,还有拥抱这纯美的大千世界的胸襟。他诗歌中那些特定的意象以及衍生意象,都隐含着“水”、“飞”的原型。

《浙江潮》载匪石一文称:“东西浙之各自殊尚而已……浙西以文,浙东以武,浙西之人多活泼,浙东主人多厚重”[5],因此“吴文化”圈的浙西文人身上都弥留着浙西的“水性”特征,他们温婉、柔软而飘逸,在他们的作品中尽是浪漫主义流动的气息。徐志摩出于海宁这片山水富饶的土地,其作品蕴涵着江南的柔情,水性的温纯和生命的灵动性,堪称“水性”作家的典型代表。

(二)赤子之心。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诗人也要有一颗“赤子之心”,要性情真,就像李后主一样持有孩子般的“天真与崇高的单纯”。[6]郁达夫在《怀念四十岁的志摩》中说:“志摩真是一个淘气,讨爱,能使你永久不会忘怀的顽皮孩子……他所给我的却是一个永远不会老去的新鲜活泼的孩儿的形象。”[7]这种淘气的性格,是单纯的。这种单纯,就像是王国维所述的“赤子之心”,使他的诗歌意象和风格带着儿童般的天真。

这首先来自家庭的赋予,“良好的家境与顺利的生活使徐志摩乐观向上,自由任性,充满浪漫情怀,很自然地接受人道主义、民主主义、个人主义思想,追求个性发展,这些思想因素构成了志摩思想的内核。”[8]而祖母和母亲倍加关怀,必然影响着徐志摩的诗歌情感方向,具有女性的柔美和妩媚。传统的私塾教育,则将中国古典文化和江南的水文化印刻在了他内心上。

三、水性情怀的流淌

徐志摩的诗歌意象可概括为三类:一是飞升的意象,是他对爱、自由、美的追求。二是水的意象,体现了女性情怀,体现了柔美的丝动;三是花的意象,是美感的上升。[9]

徐志摩的代表作篇3

这份“证婚词”,便是梁启超在其爱徒——中国近代著名诗人徐志摩的婚礼上当众讲说的。

梁启超“8岁学为文,9岁能缀千言”,16岁中举,18岁拜康有为为师并参与“百日维新”,23岁发起“公车上书”,后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兼京师图书馆馆长。身为新月诗派代表的徐志摩对梁启超极为崇敬,便拜梁启超为师。

梁启超虽爱才如命,但却性格刚耿,率真诚挚,他喜欢爱徒徐志摩,但却看不惯徐志摩的私人生活。徐志摩留学英伦期间,结识了好友林长民的女儿林徽因。徐志摩对林徽因一见钟情,便向发妻张幼仪递交了离婚通知书。

梁启超闻讯后,写信对徐志摩的草率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但徐志摩离意笃定,一句“我将于茫茫人海中寻找我灵魂唯一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便将恩师的规劝置之脑后。

后来,因林长民父女均对徐志摩的人品“表示疑虑”,林徽因便嫁给了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徐志摩随即转而追求京城有名的交际花,北京大学教授王庚的妻子陆小曼。

徐志摩经常陪陆小曼出入灯红酒绿的场合或游山玩水,一来二去,两人便产生了感情。陆小曼为了徐志摩而与王庚离了婚。不久,陆小曼便同徐志摩举行了婚礼。

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坚决不同意儿子娶陆小曼。一是他不喜欢陆小曼,认为这样的女人品行轻薄;二是觉得儿子离婚已属大逆不道,再娶一个有夫之妇更是有辱门风。

后经胡适、刘海粟等人斡旋,徐父才勉强同意儿子再婚。但他提出:婚礼必须由胡适做介绍人,梁启超做证婚人,否则不予承认。

1926年10月3日(农历七月初七),中国的“情人节”,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京北海公园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婚礼上,梁启超霍然站起,宣讲了有史以来“最坦诚、最直率、最另类”的证婚词:

“我来,是为了讲几句不中听的话,好让人们知道这样的恶例不足取法,更不值得鼓励——

徐志摩,这个人性情浮躁,以至于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你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

陆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恪遵妇道,检讨自己的个性和行为,离婚再婚都是你们性格的过失所造成的,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和自误误人。

不要以自私自利作为行事的准则,不要以荒唐和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不要再把婚姻当做儿戏,以为高兴可以结婚,不高兴可以离婚,让父母汗颜,让朋友不齿,让社会看笑话!

总之,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祝贺。——我说完了!”

徐志摩的代表作篇4

一、诗歌的康桥情结

康桥,即剑桥,是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所在地。1918年,徐志摩赴美留学,梦想着要做一个理想中的政治家,只可惜最后事与愿违。庆幸的是,他在这里结识了很多名人名流,并与他们有着深入的交流。1920年,徐志摩因追随大哲学家罗素而从美国来到康桥,从此开始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康桥之旅。

在这里,徐志摩逐渐安定下来,每天和老师一起交流,在康河河畔畔流连忘返,他的情感世界也变得逐渐丰富起来。尤其是在1920年的冬天,徐志摩在康桥是遇到了林徽因,,遇到了他一生当中最为重要的女人。他和她一见钟情,无法自拔。徐志摩是林徽因第一个爱上的男人。徐志摩虽已结婚,但同样是第一次爱上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女人。才子佳人,情定康桥,那一场风花雪月的倾城之恋,成为了康桥永久的佳话。同时,也使得因包办婚姻给徐志摩带来的痛苦和束缚变得烟消云散。

在康桥的两年,是徐志摩一生中最快乐,最为充实的日子,也是徐志摩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转折点的时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康桥是他人生里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条在他心目中最美丽的康河,就像母亲河一样,给了他最美的印象,也是他写作的灵感源泉。徐志摩对康桥有种特殊的感情,有种特殊的爱。这种感情,这种爱,我们可以称之为康桥情结。这种情结对他一生所产生的影响极为深刻,对徐志摩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康桥,徐志摩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学习,接受着康桥文化的洗礼,还可以在与罗素、狄更斯、曼斯菲尔德等名士的交往中,汲取自己的营养,陶冶自己的情操,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同时,康桥的那绝美的风景也洗涤了徐志摩的心灵,让他的心更加贴近自然,贴近自己的灵魂。他把大自然的美,以及自己对大自然,对人生,对理想的追求融入到写作当中去,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情感丰富,语言轻灵,追求自然美,音乐美的写作风格。

徐志摩短暂的一生,一共有三次康桥之旅,第一次是求学之旅,时间最长,经历也最丰富,也是他最快乐之旅。第二次时间最短,犹如惊鸿掠影,除了写下《我所值得的康桥》之外,没有值得纪念的地方。而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却是他的失意之旅,寻求安慰之旅。那时的徐志摩,经历了事业和感情的双重打击,正是人生最时的时候。这一次归来后,他便写下了这首著名的《再别康桥》,从此,直到他生命的终结,他再也没有去过康桥。再也没有见过他魂牵梦绕的地方。他挥一挥衣袖,作别了西天的云彩,作别了梦里的康桥。

二、《再别康桥》的音乐之美

徐志摩是新月诗派的重要代表。新月诗派的前身是胡适,梁实秋,闻一多等人创设的新月社,后来因为徐志摩等一大批很有才华的青年诗人的加入,最终形成了新月诗派。新月诗派以严格的格律著称,所以又称格律诗派。在新月诗派的发展壮大过程中,闻一多在理论方面提供了较多的帮助,他曾系统地提出了新格律诗的理论,认为诗是“做”出来的,主张戴着格律的脚镣跳舞,并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1],徐志摩对闻一多的这种理论相当的推崇,并力行实践。《再别康桥》就充分的体现了“三美”主张,尤其是那齐整的节奏,优美的旋律,极富音乐美,也很有感染力。

这首诗一开篇,就连用了三个“轻轻的”,气息悠悠绵长,音节抑扬顿挫,旋律轻灵明快,充分体现了格律的特点。全诗分为七节,开头几句除了应有的变化之外,几乎没什么不同,这种重复造成了全诗的一种回环往复的韵律之美,并构成了主题的回旋。这七节诗,每节又分四行,每行两顿或三顿,不拘一格而又法度严谨,在韵格上严守二、四押韵,抑扬顿挫,朗朗上口。

再加上徐志摩很善于叠字的运用,“轻轻”“悄悄”等叠字的反复运用,增强了诗歌轻盈的节奏。就如李清照的《声声慢》一样,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七节诗错落有致地排列,有一种独特的审美。整首诗就犹如一首美妙的小曲,极富音乐感染力。

记得胡适曾经说过:“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徐志摩的一生就是这三个字的真实些照。他对爱的不懈追求,对自由的无限向往,对美的努力实践,在他的诗歌写作生涯中一直没有放弃。

真正伟大的名作,是经得起时间的打磨的,《再别康桥》无疑就是这样的作品。它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情感的表达上,又或是在语言的运用上,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不论时间有多久远,不论经历多少风雨,它的光辉和灿烂,都不会被历史的长河所淹没。

徐志摩的代表作篇5

[关键词] 徐志摩;偶然;张力结构;人生感叹

一、引言

徐志摩作为我国新月派代表诗人,“爱”、“自由”和“美”成为了他诗歌永恒的主题。美国和英国的留学经历,让他的诗歌受到了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擅长赞美大自然、歌颂爱情,其代表作有《沙扬娜拉》、《再别康桥》、《雪花的快乐》等,很多作品都被初、高中语文教材所选用。徐志摩的诗歌与他的爱情生活永远都无法分开,他对完美爱情的追求,导致他一生与三位女恨纠葛,特别是和林徽因的感情更是曲折微妙。《偶然》一诗是徐志摩写于20世纪20年代,1926年5月27日在《晨报诗镌》上发表。这首诗短短的两节结构巧妙、语言自然、意象精微,是徐志摩诗歌创造道路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二、张力结构在诗歌中的体现

诗歌只有短短的十句: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在徐志摩大量的经典名作中,很多人偏爱《偶然》,它表现了诗人对生命和生活的感悟,给读者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这首诗歌的奥妙在于内部充满使人不能察觉的“张力结构”,主要表现在语言、结构、情感、意象等方面,表现出了诗人始终追求唯美的目标。徐志摩短暂一生无数的偶然和无奈,却始终没有改变诗人对爱、对自由和对美的追求,并把瞬间的感悟和体验凝聚在了这永不褪色的诗篇里。

1、结构完美

《偶然》是一首音韵起伏、节奏感强、画面具有流动感的结构完美的诗歌,强烈的动态格律对立统一,张力动态平衡,构成了新和谐的凝固效果,充分表现了徐志摩诗歌特有的美感。徐志摩的学生卞之琳说:“《偶然》这首诗在徐志摩老师诗中是在形式上最完美的一首”。在对徐志摩诗歌的演绎时,主要通过抑扬顿挫的节奏和变化的音韵来表现出诗行的参差不齐,类似起伏的音乐,富有流动美,体现着“一唱三叹”的回环感。《偶然》这首诗歌采用的是三行韵,音韵委婉,浅唱低吟;奔放高昂,激情无限。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音韵交替起伏,抑扬顿挫,使诗行整饬有变,富有强烈的节奏感,充分的展现了《偶然》一诗的音乐美和节奏美。

2、意象精美

意象表达了诗人内心的情感,是诗人的主观感受。徐志摩诗歌中的意象选取得奇巧而又贴切,每一个意象都展示了诗人了情感渗透和精神品质。有的研究学者认为,《偶然》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的很淡,飘忽无迹;把火热的生命力都化作轻烟。这种看法其实只是停留在了表面,《偶然》是深层信息其实传达了一种飘逸、轻淡的人生失落感,是诗人灵魂瞬间弹出的心音。在诗歌短短的两节中,徐志摩用单纯的意境,点化了一个朦胧、小巧、晶莹的世界。这些意蕴充分体现了诗人淡淡的伤感情怀、甜蜜而又忧伤的爱情、逍遥洒脱的性灵,这些都寄托着诗人对纯美人生理想的追求。你与我、云与水、黑与光都在《偶然》一诗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动与静、甜蜜与忧伤对立统一,增强了诗内在的弹性,形成一个艺术渲染力强的诗美境界,让读者充分的体会到了清新明丽、逍遥易逝的生命追求,感受到了诗人的性情与品质。

3、情感活跃

有人说偶然是一个完全抽象化的时间词,其实偶然就是不期而遇。徐志摩在诗歌《偶然》中,表达了和“你”偶然相遇时的时间、地点、情景和心境等,使双方体会偶然的感悟和品位,如惊讶、悲凉、欢喜、热烈、哀叹等。在人生漫漫长路上,有多少偶然的交会,大街上的会心一笑,旅途中的三言两语,或许都是昙花一现,因此“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方向,偶然的相遇,又匆匆分别,永无再见的希望,这种无奈的失落感“记得也好,最好忘掉”。诗中“你”“我”的不确定性,使诗歌的情感活跃起伏,张力充沛,不同的读者产生不同的情感,给人以微妙细小的回味。

4、言简意赅

爱情可能是刹那间的情感波动,因为那回眸一笑偶然产生。人们中的偶然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妙感受,或感动、或惊喜、或哀伤、或热烈……体会生命中的偶然,感受那道不清、说不明的朦胧美好。一次次浪漫的邂逅,“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虽然说有永无再见的无奈失落感,但是这简单的词句表达出了偶然韵味深长的内涵。这短短的两节诗歌,让读者体会到了诗人言简意赅的语言特点和魅力,感受到了徐志摩深厚的语文功底。就这样的一段小诗,一种情调就把读者内心最深处的情感挖掘出来,实在是令人感叹啊!

三、解读诗歌《偶然》,体会生命中的偶然与无奈

梁从诫在《悠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中提到:“徐志摩那首著名的诗歌《偶遇》是写给母亲林徽因的。”从诗歌的内容和写作时间来看,1926年正是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之际,加上诗歌流露出对爱情的悲伤和无奈之情,那么梁从诫的说法应该是正确的。《偶然》一诗就是写给徐志摩一度苦苦追求,但是始终未能获得芳心的才女林徽因的。

徐志摩的代表作篇6

大约五年前吧,在绍兴的咸亨酒店,有一干人围桌而坐,喝着黄酒闲聊。文人的嘴有时说的比吃的多,话题在各位的嘴上不断游走。聊到20世纪的中国自由主义时,我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徐志摩在自由主义上要比胡适更地道更纯粹。话刚说完,其中一位用眼神和鼻子很不屑地表示了否定,那意思是他怎么能和胡适比?

这不屑如果是对徐志摩,那可有点对他不公。

说到徐志摩,一般人的眼里,也就是个诗人和情人。长期以来,徐志摩的这一形象,在人们眼里几乎定格为他的全部。但,事实并非如此。他把他自己给遮蔽了,用他自己的诗、情辉光,当然也加上后人的渲染。其实,在诗人和情人之外,徐志摩还有少为人知的一面,这一面是他的思想和政治识见。如果书写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大事记,20年代那一段,是不应该略掉徐志摩的。我甚至偏颇地认为,徐志摩的诗才其实一般。第一次读《再别康桥》就没觉得怎样。什么我轻轻地来了,又轻轻地走。又不是猫,那么轻干啥。何况此诗在遣词造句上也有点让人发“腻”。至于做情人,弄得鸡飞狗跳不说,还把自己的命给搭了进去。

在他的诗、情之外,比如比诗才更好的思才,比情商更佳的智商,徐本人似乎并未经意,给我却印象很深。20年代的徐志摩,有两件事让人刮目。一是他去英国途经莫斯科后写下的《欧游漫录》,一是回国后负责《晨报副镌》时所主持的关于苏俄问题的讨论。这两件事都有关苏俄,而苏俄在当时的中国直接影响国共两党,也同时影响中国知识界。1921年陈独秀成立的政治组织乃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1924年孙中山召开一大,会上所确立的新三民,第一条就是“联俄”。当时,包括后来的知识界,对苏俄大都抱有一厢情愿的热情。鲁迅被誉为迄今思想最深刻的人,你可以去看看他在30年代对苏俄令人咂舌的一边倒。胡适,这个被视为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对苏俄的态度,20年代也是那么依违不定。可是,作为诗人甚至有点滥情的诗人,徐志摩对苏俄的看法,激浊扬清,眼界远在胡鲁之上,更无论那些组织。

1925年,徐志摩所以要在《晨报》发动苏俄讨论,是出于他自己的一种预感:中苏之间“说狭一点,是中俄邦交问题;说大一点,是中国将来国运问题,包括国民生活全部可能的变态”。诗人的感觉没错,眼光更高明。苏俄对中国的影响,“始终是不曾开刀或破口的一个大疽,里面的脓水已经痈聚到一个无可再淤的地步,同时各地显著和隐伏着的乱象已经不容我们须臾的忽视。”这是那个时代的警世通言。这时的胡适庶几还在夸赞苏联人为了理想“干干干”呢,徐志摩颇反感这个“干”,认为“不雅”。然而国人的干劲也不弱,这场讨论不到两个月,一场大火冲天而起,烧掉了晨报馆,也烧掉了这次讨论。纵火者是由国共两党发起游行的学生与民众,他们不满《晨报》所秉持的反苏立场(尽管它也编发拥苏的文章)。于是,这场讨论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断章”。

徐志摩去过苏俄,就像胡适后来也去过一样。但这两个自由主义者对苏俄印象大相径庭。胡适对这个国度有所好感,亦正如徐志摩对它满是质疑。这质疑来自他诗人般的感觉。我很奇怪,这感觉在诗上表现一般,为何在思想、社会及政治诸问题上却如此出色。莫非诗人本色是思人。

读读他的《欧游漫录》吧,那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游记之一,有文字,有性情,有思想,有识见。在莫斯科参观过列宁遗体之后,徐志摩这样评论苏俄人散布到中国来的那个主义:“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以血海的方式完成一种主义,是人类的福音还是灾难?换用后来哈耶克的表述:通往天堂的路往往是用地狱铺就的。因此,西行途中的徐志摩发出这样的吁请:“旅行人!快些擦净你风尘眯倦了一只眼,仔细的来看看,竟许那看来平静的旧城子底下,全是炸裂性的火种,留神!回头地壳都烂成齑粉,慢说地面上的文明。”

徐志摩以诗人的眼睛洞穿了苏俄的主义,也忧心于它对国运的影响。后来历史亦未出于他的意料。这个人不仅是诗人,是情人,也是优秀的思人。如果按其优秀排序,把诗、情、思给倒过来,我看更合适。

徐志摩的代表作篇7

2012年6月10日,不曾想在这深街雨巷,我邂逅到一群特殊的访客:徐志摩的长孙徐善曾、其夫人包舜、一位拍过电视片《泰戈尔在上海》的印度朋友。

邂逅在深街雨巷

“请问先生,我们能不能去您二楼的房间,从窗口拍对面徐志摩先生的旧居?”未待我作答,那位中年女士立即补充道:“我们刚从美国来上海不久。”她吃力地说着我很难“破译”的汉语“密码”。这时,邻居走过来轻声地对我说:“那胸前挂相机的男士是徐志摩的孙子。”听罢,我先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继而惊喜又愕然,我下意识地端详起这位身材高大、面容清秀的男士,回想起书本上徐志摩戴圆形无框眼镜的照片,眼前的这位男士和徐志摩的确有几分神似。尽管无情的岁月距诗人“轻轻的我走了”已逝去了80多个春秋。

原来,几天前的6月4日,徐善曾应邀参加2012年中国济南徐志摩研讨会,会议甫一结束,徐善曾夫妇便带着强烈的探知欲,继续赶到上海寻求答案。那天笔者刚刚回家,邂逅了这位著名诗人的后代、神似祖父的徐善曾先生。口谈无效,手谈、笔谈过后,我们一见如故。

我介绍说,现在我住的这个亭子间书房正是著名作家巴金先生八十年前居住过的地方,他在此也有著作发表问世。听罢,他们饶有兴致地参观了我的“陋室”。几番交谈后,徐善曾博士央求我前去说服现住在徐志摩旧居的房东,能否让他们一行进去拍照留念。从来文人孕盛事,时下,自旧居外墙钉有铭牌后,前来瞻仰拍照想入室参观的中外游人络绎不绝。或许该屋主人给足了我的面子,破例允许并接待了这非同寻常的海外来客。他们寒暄之后,便诚邀房东合影。然后,在男主人的陪同下,从底层至三楼逐一参观并拍照。对此厚待,徐善曾一行很是兴奋,身临这座祖父及“像一朵高爽的葵花”祖母陆小曼的旧居,他们感慨万端。我思忖,作为徐志摩的孙辈,远居他乡的徐善曾夫妇虽然了却了心愿,但内心可能是五味杂陈。他们似乎看到了诗人生命中辉煌的义学之旅、诗人和娇妻“眉眉”(陆小曼)携手创作并同台演出剧本《卞昆冈》、以及月光下两颗灵魂的细语……

作别时,他希望我们日后多联系,并留下了他在美国的通讯方式,从此“伊妹儿”将地球“缩小”,并将这地球两端连成了一个微笑。我想赋小诗一首《弄堂邂逅有感》致赠徐先生:

不知多少年后/他从地球另一面/匆匆归来/任怎么端详/都像个不慎走失的孩童/于弄堂前后/弄堂深处/眼睁睁地等待/快来人认领/一述衷肠……

他希望我能提供有关书籍、素材、旧居照片,也想听听我对他祖父的看法。我想告诉他们,徐志摩是一位新月派的诗人和领袖人物,同时又是一位爱国者。尽管他从英国回国后一帆风顺,但从他的作品中还是能反映出诗人生前身后的精神困境。从《这年头活着不易》等忧愤的诗歌中,不难见他无处安身的绝望;在令人窒息的生存环境中“我只要一分钟,我只要一点光,我只要一条缝”(《阔的海》),可现实却是“在妖魔的脏腑里挣扎,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生活》)。面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现实,他感到无望与不满,他的诗句、散文、书信等不断流露出对一种新的社会和现实的向往。他不但敢于公开拒绝为官,且还发誓不和官僚政客往来,然而,却又找不到驶向光明的道路,于是长期陷于彷徨苦闷之中,以致有时产生消极悲观的情绪。作为那个时代的人,徐志摩做到了一个普通知识分子能做的一切,他在追求自身幸福的同时,也对民族命运有过深刻的思考。

长期以来,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故事传颂不倦,在诸多文学作品中几乎已被渲染得扑朔迷离。作为名门之后,徐善曾先生将那段曲折又美好姻缘的故事,以他自己的思维方式、独特的视角表达出来,这岂不是对祖父母最好的告慰?

追寻祖父的异域履迹

徐善曾先生说起,徐志摩和原配夫人张幼仪生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夭折,大儿子徐积锴于2007年在纽约去世,享年90岁。他自己1946年出生在上海,幼年时,由祖母张幼仪抚养,6岁时跟母亲辗转从香港来到美国,和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父亲徐积锴团聚。虽然祖父是著名的诗人、作家,但自己常年旅居国外,现在除了能听懂几句上海方言、俚语,基本上不会讲中文。以前,徐善曾先生和三个姐妹都不太在意这位文化名人祖父。他每天都从祖父那穿着长袍马褂的照片前走过,可并不知晓祖父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只感觉祖父代表的文化和美国穿牛仔裤、T恤衫的文化大相径庭。先生从小便跟着奶奶张幼仪长大,他认为祖母心中始终爱着徐志摩。两人有着7年的婚姻,她“对祖父徐志摩有着很深的感情”。是的,张幼仪说过:“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自徐善曾经常回国后,对祖父的往事分外关注了许多。徐志摩的后人中,仅有徐善曾的女儿从事电影研究工作,几乎无人写作诗歌。但多年来,他总是不时地听到有关祖父的故事,他十几岁的时候就知道祖父是位著名诗人,但没想到祖父对中国文学有过的深远影响。上大学的时候,曾听一位同学聊起诗歌,同学提到近代中国有两位令他仰慕的诗人,其中一位就是‘东方的拜伦”徐志摩。后来徐先生看到一些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论文,不断看到祖父的名字。他逐渐意识到继承祖父文化遗产的必要性、重要性,从此他开始潜心研究祖父的生平,在美国的留学情况,回顾家人所走过的心路历程。

于是,徐善曾奔走于徐志摩当年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终于从该大学社会学系的档案中,查到徐志摩《中国妇女的地位》的硕士论文。尔后,徐志摩“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头衔的引诱”,去英国向哲学家罗素“认真念一点书去”。

“一代诗魂”徐志摩的诗歌佳作成为祖国各地及海外文化界、诗歌朗诵会上的保留节目。徐志摩逝世80周年时,美国有关组织策划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华美人文学会、哥伦比亚大学中华法律协会和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举办了一次诗歌朗诵会,联合国工作人员、华美协进会博物馆馆长、节目主持人、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等参加了此次活动。徐善曾先生说,谁也未料到祖父的精神遗产能够传承到今天,还能活在他的母校,活在像纽约这样的现代都市。

奔走在“回家”途中

徐善曾早年在密歇根大学修读电气工程,获得理工、哲学、电子工程等学位,后来在耶鲁大学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多年来任职科技行业,近些年开始从事创业投资方面的工作。重返故乡,重回上海追梦、寻梦,徐善曾充满了期待。

我曾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徐善曾来上海寻梦的散文,他的朋友将我的文章转发给他。他发来邮件说,如果有个英文版的文章传给他,他会很有兴趣读一读我的文章。考虑他很忙,为慎重起见,我特请几位英语专家将我的文章多次译校,将最后的英文稿传给他。收阅后,他立即回信致谢。我替他补拍了徐志摩旧居门前的铭牌彩照,徐善曾说,铭牌上很多字已模糊不清,难以辨认,很是遗憾。

徐善曾先生到过祖国的许多城市,也先后去过英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家,追寻祖父在异域他乡的故事。“诗人的天职是还乡”,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理应属于自己隐秘的精神领地,都有一个精神的故乡。当他们带着丰沛的想象,一次次从远方归来奔走在“回家”的途中寻梦,可是,我们的城市却在每日整容,他们还能寻到先辈的根吗?

一个有魅力的城市,应该是一个有难忘故事的城市。文化代表了这座城市的精神高度,是这座城市的灵魂和心脏。愿我们为民族、为城市保留一些个性,存留城市独有的精神生活。

徐志摩的代表作篇8

凌叔华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仕宦和书画世家,从小就生活在大观园似的豪华庭院里的她,是名副其实的大家小姐。尽管如此,凌叔华立意要做一位“将来的女作家”。1920年,凌叔华考进燕京大学。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凌叔华作为欢迎的学生代表,结识了负责招待的诗人徐志摩和陈西滢。相较话语不多的陈西滢,也许浪漫的徐志摩更能吸引一个24岁女生的心,可当时,徐志摩正沉浸在与林徽因轰轰烈烈的爱情中,根本无暇顾及其他。时间久了,凌叔华的心慢慢聚拢到陈西滢身上。

后来,在徐志摩和梁思成之间,林徽因选择了后者,失恋的徐志摩急需一个倾诉的对象,凌叔华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在此期间,他们频繁通信,随着交流日深,徐志摩内心的情感也不由自主地向凌叔华流淌。可很快,空虚的徐志摩就一头扎进了交际花陆小曼的怀里,即便如此,凌叔华依旧没有中断和他的来信。

在两个女人之间,徐志摩极力周旋,直到有一天,他同时收到两封信。当时,徐父很喜欢凌叔华,徐志摩为了让父亲高兴,就随手把凌叔华的信件交给父亲看,没想到,父亲看到的竟然是陆小曼的信。因为陆小曼的已婚身份,徐父觉得很丢人。这件事曝光后,陆小曼不得不下定决心和丈夫王庚离婚。消息传到凌叔华这里,她心痛极了。

也许年轻气盛的凌叔华不想让自己沦为被人耻笑的第三者,也许是赌气,1926年7月,她选择和陈西滢结婚。同年的农历七夕,徐志摩和陆小曼也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自此,在大众面前,凌叔华一直否认和徐志摩的这段暧昧岁月,而徐志摩也声称她为“真朋友”。虽然凌叔华和陈西滢的婚礼并没有徐志摩和陆小曼的轰轰烈烈,但在外人看来,他们也算是天作之和。可对于亲近的朋友们看来,他们的婚姻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幸福。就连后来他们的女儿陈小滢回忆说,父母的爱情从根本上就是一个悲剧。

1929年,陈西滢到武汉大学任教,凌叔华作为家属随往。陈西滢希望凌叔华成为“贤妻良母”的家庭主妇,但凌叔华志不在此,她很想当教授,更想在写作上创作出一片天地来。

1935年10月,英国年轻诗人朱利安・贝尔受陈西滢聘请来到武大。为了迎接新来的客人,凌叔华陪他买生活用品,挑选窗帘,布置宿舍。偶尔,她还饶有兴致地去旁听朱利安的课。朱利安喜欢凌叔华的作家气质,并展开了积极的追求。凌叔华一开始有意疏离,可越是远离,她心里越对这个异国漂亮的男诗人充满好奇。于是,两人相识仅一个多月,朱利安就写信向母亲宣布,他已经和心仪的中国女作家恋爱了。

在不断约会中,他们越陷越深。可很快,敏感的凌叔华就发现了朱利安给母亲信件中关于自己的露骨描写,她大为恼火,并威胁要中断他们的关系。可朱利安已完全离不开凌叔华,于是吵架后,两人密谋去北京幽会。在武汉,他们小心翼翼,可到了北京,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甚至,凌叔华竟然带着朱利安去拜访了自己的很多作家和画家的朋友。

可再炙热的恋情总有面对现实的一天。朱利安从小生活在英国的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他的开放让他在与凌叔华热恋时,还与另外的女性关系匪浅,这让凌叔华难以接受。后来,他们的绯闻在武大的校园里被传得沸沸扬扬,而朱利安明确表示不打算结婚,凌叔华处境尴尬。随着甜蜜而来的是无止尽的争吵,凌叔华甚至以死抗争。无奈,朱利安开始筹划他们的未来,比如离开武汉。可计划还未实施,陈西滢终于知道了妻子的外遇。权衡再三,凌叔华决定放朱利安走。这一次,又一个诗人远离她的生活!

1937年7月18日,29岁的朱利安在西班牙前线阵亡。在朱利安事件后,凌叔华和陈西滢尽管又走到了一起,但他们貌合神离地生活着。1946年后,陈西滢常驻巴黎,而凌叔华带着女儿,住在一海之隔的伦敦。晚年的陈西滢沉默寡言,有一次,女儿问他:“为什么还要和母亲生活在一起?”陈西滢说:“她是才女,有她的才华。”说完,便默默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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