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高消费申请书范文
时间：2023-03-02 11:34:34
限制高消费申请书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反倾销调查； 调查申请书； 太阳能级多晶硅案例； 会计管理
一、太阳能级多晶硅反倾销案件的缘起
太阳能级多晶硅是制造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的主要原料，在中国市场太阳能级多晶硅主要应用于光伏太阳能领域。“十一五”末期，我国硅电池占太阳能电池总产量的95%以上，太阳能级多晶硅产业的发展直接决定着整个光伏产业的发展。
我国多晶硅市场长期以来由进口产品所垄断，进口的多晶硅主要来源于美国、韩国、德国、日本和中国台湾，5年前进口依赖度一度达到95%①。近年来，国内产业开始发展壮大，产量由2008年的4 685吨增长到2011年的82 768吨，市场份额由2008年的28%上升至57%。
2008年开始，原产于欧盟、美国和韩国的太阳能级多晶硅的进口量逐年大幅上升，进口绝对数量在4年间增长了376% （如图1所示）；进口量占中国总进口量的比例也呈明显上升趋势，由2008年的66%上升至2011年的83% （如图2所示）。
2008年到2011年期间，原产自欧盟、美国和韩国的太阳能级多晶硅的进口价格逐年降低，从2008年每公斤1 378元大幅跌落至2011年的每公斤376元，降幅高达73%。2011年以来，太阳能级多晶硅价格下跌更为严重，2011年1—6月，平均进口价格为每公斤462元，但2012年1—6月的价格已降至每公斤174元，一年内的降价幅度高达62%。
原产自欧盟、美国和韩国的太阳能级多晶硅进口价格的持续下降大幅压低了国内同类产品价格。2008年到2011年期间，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逐年降低，4年间的价格分别为每公斤1 923元、445元、378元和320元，4年间的整体降幅达83%，如图3所示。
2011年以来，由于受到进口产品大幅降价的影响，国内同类产品价格下跌情况更为严重。2011年1—6月，国内同类产品的平均价格为每公斤410元，但2012年1—6月的平均价格已降至每公斤146元，一年内降价幅度高达64%，如图4所示。
太阳能级多晶硅进口量的大幅上升和价格的大幅下降挤压了国内产业的利润空间，导致了国内同类产品的利润率和投资收益率的大幅下降，如图5所示。
2011年以来，太阳能级多晶硅的进口与国内产业受到的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表现更为明显，2011年以来，国内多晶硅产业陷入了大规模停产的境地。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统计，在A板上市的7家多晶硅企业中3家已经停产。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在已投产的43家多晶硅企业中，仅剩七八家企业尚在开工生产，其余的企业均已经关闭生产线，停产率超过80%。2011年12月，国内出现了第一家破产的多晶硅企业——成立于2008年、投资过亿的浙江协成硅业有限公司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到2012年第二季度，洛阳中硅高科技有限公司和江西赛维LKD光伏硅科技有限公司已经接近完全停产状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2年7月2日，江苏中能硅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西赛维LDK光伏硅科技有限公司、洛阳中硅高科技有限公司和大全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代表国内太阳能级多晶硅产业提交书面申请，请求对原产于美国和韩国的进口太阳能级多晶硅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同年9月17日申请人请求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太阳能级多晶硅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2012年11月1日商务部对原产于欧盟的太阳能级多晶硅产品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并将该调查与2012年7月20日商务部已发起的对原产于美国和韩国的进口太阳能级多晶硅反倾销调查及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太阳能级多晶硅反补贴调查进行合并调查，累积评估上述三国（地区）进口被调查产品对国内产业造成的影响，确定倾销调查期为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产业损害调查期为2008年1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从被动挨打到企业主动采取反倾销手段维护自身利益，这不仅对我国太阳能级多晶硅产业的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也是我国企业维权意识的觉醒。
二、太阳能级多晶硅反倾销案件的运作程序
WTO《反倾销协定》第2条规定：如一产品自一国出口至另一国的出口价格低于在正常贸易过程中出口国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即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则该产品被视为倾销。2002年我国新实施的《反倾销条例》中提到企业提请反倾销申请，应满足3个基本条件：（1）国外进口产品存在倾销，即在正常贸易过程中进口产品以低于其正常价值的出口价格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2）国内相关产业遭受损害，即指倾销对已经建立的中国国内同类产品的产业造成损害或者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建立国内同类产品产业造成实质阻碍；（3）倾销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即指“一般因果关系”。我国的上述规定与WTO《反倾销协定》的规定也是相一致的。在我国，商务部主要负责倾销与倾销幅度的调查，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是商务部具体负责反倾销调查的部门，海关总署是我国反倾销措施的具体执行机关。我国企业提请反倾销申诉的基本程序包括：递交反倾销调查申请书；商务部初步审查与立案公告；调查与调查期限；初步裁定与临时反倾销措施；价格承诺；最终裁定和反倾销税；行政复议，如图6所示。关于太阳能级多晶硅反倾销案件申诉基本流程②，如表1所示。
从表1案件进程及所对应的内容可以看出，反倾销的申请、填写产业损害调查问卷以及实地核查等过程都与众多会计问题相关。
三、反倾销调查申请书的构成要件及会计功能分析
反倾销调查申请书是商务部决定是否立案的重要证据，分析反倾销调查申请书的构成要件及所涉及的会计问题对企业从会计战略视角提高应对反倾销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反倾销调查申请书的构成要件及所涉及的会计问题
根据我国反倾销法律的规定，反倾销调查申请应以书面形式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书作为调查机关决定是否立案的主要法律文件，反映了申请人的主张、证据以及相关必要的信息，是反倾销立案的证据，也是反倾销申诉程序启动的源泉和关键。通常情况下，申请书中会涉及大量的商业秘密材料，因此，企业所递交的申请书有申请书保密文本和公开文本两种版本，受获取信息来源的限制，这里主要以太阳能级多晶硅反倾销申请书的非保密文本作为分析对象。
反倾销调查申请书（非保密文本）主要包括申请书正文、保密申请、确认书和附件清单四个部分。其中申请书正文是最主要的部分，包含了申请人的主张、证据以及相关的信息，是商务部决定是否立案调查的重要依据。申请书正文部分包括：（1）概述；（2）申请人的情况及国内产业介绍，涉及申请人提出反倾销申请的资格问题以及对太阳能级多晶硅市场情况的简介；（3）申请调查产品及国内同类产品的情况，主要是对被调查产品的范围进行具体描述，阐述国内同类产品和被调查产品的相似性和可替代性，以及被调查产品的生产商、出口商和进口商；（4）倾销，这部分主要对太阳能级多晶硅产品的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进行调查，进而确定美国、韩国和欧盟的倾销幅度；（5）补贴；（6）损害，这一部分申请人利用太阳能级多晶硅产品的销量、销售收入、价格、市场份额、利润、现金流、投资收益率、就业与工资、库存、劳动生产率和投融资能力等指标证明原产于美国、韩国和欧盟的太阳能级多晶硅产品的进口对我国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同时通过对美国、韩国和欧盟产能和库存的分析证明来自美国、韩国和欧盟的被调查产品的大量进口对国内产业造成了明显可预见和迫近的实质损害威胁；（7）因果关系，这一部分申请人在综合考虑国内市场需求、被调查产品的进口数量和价格，以及国内产业各项经济指标在调查期内的总体走势和在各时间段中的相互对应关系的基础上，确定被调查产品进口与国内产业受到的损害之间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8）公共利益考量；（9）结论与请求。
由太阳能级多晶硅产品反倾销调查申请书内容分析知，申请书的核心内容是围绕倾销是否成立的三个基本条件展开的，如太阳能级多晶硅产品的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对我国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的市场份额、利润、现金流、投资收益率、就业与工资等证据。这些都需要申请人根据既有的财务会计数据进行相应调整，定量分析美国、韩国和欧盟太阳能级多晶硅产品对我国的倾销幅度以及对我国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企业会计管理工作和所提供的会计信息证据，对企业提起反倾申诉至关重要。
（二）反倾销调查申请书中会计功能定位
反倾销不是普通的法律诉讼，而是一个经济问题，它是发生在既定法律程序下的会计计量和会计核算纠纷。从以上太阳能级多晶硅反倾销调查申请书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会计在企业向商务部提起反倾销申请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把握提起反倾销的时机
从申请书的正文部分可以知道，实际上从2008年开始，原产于美国、韩国和欧盟的太阳能级多晶硅产品的进口量大幅上升，进口价格逐年降低。2008年至2009年，被调查产品的价格降低了64%，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降幅达到77%，实际上已对我国太阳能级多晶硅产品市场产生不利影响，而我国企业直至2012年才提起反倾销申请，此时作为申请人的洛阳中硅高科技有限公司和江西赛维LKD光伏硅科技有限公司已经接近完全停产状态，太阳能级多晶硅的进口已对我国企业造成严重损害，企业也错过了提出反倾销申诉的最佳时机。
虽然影响企业提起反倾销申请的因素是复杂的，但会计信息是企业判定是否提起反倾销的最直接的依据。企业提起反倾销申请时不仅要了解国内本行业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还需要掌握国外竞争对手的生产能力及库存情况，其商品在国内市场以及第三国市场销售的价格和数量，其商品在我国市场销售的价格、数量及其变化等相关会计数据。动态地把握这些信息，企业才能及时发现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的倾销行为，把握好提起反倾销的时机。
2.证明申请人的主体资格
根据我国反倾销法律的规定，我国反倾销调查程序关于申请人主体资格的确定，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申请人的产量占到国内同类产品总产量的50%以上；（2）申请人的产量占国内同类产品总产量不足50%时，则要视支持反倾销调查申请的生产者的产量而定，如表示支持申请和反对申请的国内生产者中，支持者的产量占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总产量的50%以上，并且表示支持申请的国内生产者的产量不低于国内同类产品产量的25%。因此对自身产量以及行业中其他企业的产量的正确核算和记录是企业提起反倾销申请的前提。通过太阳能级多晶硅产业申请人的产量核算可以看出其同类产品产量占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总产量的比例超过50%，具备提起反倾销申请的法定资格。
3.为计算倾销幅度提供服务
倾销幅度的计算是判定倾销是否成立的重要依据，倾销幅度的多少主要涉及对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的比较，以计算美国的倾销幅度为例，在比较过程中为了尽可能将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在出厂价的水平上进行比较，需要合理扣除被调查产品从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各种环节的费用，包括境内外的运输、保险费用、关税、增值税、佣金、信用成本、仓储、商检费等各种费用。因为申请人无法通过公开渠道了解美国境内环节的费用，所以根据2011年5月到2012年4月国内同类产品的境内销售、运输、保险等费用占销售收入的平均比率，推定美国境内环节费用占其销售价格的比例为2%，该项费用应从调整前的出口价格中扣除。
而对于正常价值的确定，因为申请人无法通过公开渠道获得美国多晶硅生产企业的生产成本、合理费用和利润，因此采用美国被调查产品的同类产品出口到第三国的价格作为正常价值，申请人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统计的FAS贸易条件下，2011年5月到2012年4月美国向日本出口多晶硅的价格作为被调查产品的调整前正常价值，在此基础上对销售条件、条款、税收、贸易环节、数量等方面进行调整，得到调整后的价值。从以上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的确定可以看出，倾销幅度的确定并不是对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进行简单的比较，因为两种价格产生的方式不同，产品的销售和价格受到市场环境、价格条件、运输成本、消费方式、消费时间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计算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时需要据此进行会计调整。
4.为评估损害提供证据
进口产品对国内企业的损害评估是采取反倾销措施的重要条件，对损害的评估主要包括被调查产品对国内产业造成的实质损害和实质损害威胁。从申请书的内容可以看出，申请人主要通过销量、销售收入、销售价格、市场份额、利润、现金流、投资收益率等财务指标的分析对原产于美国、韩国和欧盟的太阳能级多晶硅产品进口对国内产业的损害情况进行评估，并且从保密文件的摘要可以看出申请人同时提供本企业生产经营和财务数据等。对于实质损害威胁的判断，申请人主要是对美国、韩国和欧盟的被调查产品的产能和库存情况进行分析，认定原产于欧盟、美国和韩国的太阳能级多晶硅的大量倾销进口共同对国内产业造成了明显可预见和迫近的实质损害威胁。因此，完整准确的会计资料是企业评估损害的重要证据。
四、结论与启示
反倾销调查申请书是提起反倾销能否立案、反倾销能否胜诉的关键，关系着我国应对反倾销战略的实施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从会计战略视角看，至少应当关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建立对外反倾销会计信息平台
反倾销会计信息平台的搭建主要包括两方面的信息，一方面是国内生产者的信息，包括企业产品的生产、销售和利润等指标信息；另一方面是国外生产者、出口商的信息，包括出口产品的数量、价格、生产能力、库存以及出口到第三国的价格等。各个相关企业可以根据进口产品价格、数量等变动趋势以及对企业同类产品的生产、销售和利润等指标进行监控，及时对产业有否造成损害和损害程度进行预警，进而把握提起反倾销的时机。
（二）完善企业的会计核算管理工作
1.改善企业现有的会计核算方式
会计核算方式的改进并不是要完全按照反倾销调查的模式来设计，特别对于有相当多产品的企业更加不经济。理想的改进模式是在不增加企业核算成本或尽可能少增加核算成本的情况下，就能够基本满足企业反倾销申诉的需要。可行的方法是在企业现有的会计核算管理系统中嵌入反倾销导向的会计管理工作。企业通过反倾销会计信息平台的搭建应识别外国可能对我国倾销的与本企业生产的同类产品，进而在日常的会计核算管理中进一步细化会计科目、账簿，从会计科目的编制、报表的生成等方面入手设置相关产品二级科目或更为细致的明细科目，以便需要时可以迅速、准确地找到调查产品信息，降低反倾销信息收集的成本，提高申请准备工作的效率。
2.加强企业会计活动的控制
在反倾销申请中，申请人通过企业的生产、经营财务数据评估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和实质损害威胁。商务部在对申请书及证据材料签收之日起60天内，将对申请书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对案件立案调查，所以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直接关系到申请是否能够立案。因此企业在日常的会计基础工作中，要实现精细化，从基本的会计账簿认真做起，企业要依据《会计法》和会计准则，制定适合本单位的会计制度，杜绝会计造假和记账的随意性，保证会计资料的完整真实可靠；明确会计账簿、财务报告的处理程序，强化会计档案的管理工作，以便会计人员及时提供反倾销申请中所需的会计信息和相关资料。
（三）加强对外反倾销的会计人才的培养
因为反倾销案件的特殊性和专业性，实践中反倾销调查申请书的起草工作主要由律师在企业的配合下完成，企业在提起反倾销申请之初，一般会授权律师事务所作为其委托人，参与反倾销调查的申请及调查工作，而企业则主要是配合委托人书写申请书。因此，一方面，培养具有反倾销法律知识的人才十分必要；另一方面，对于企业而言，企业会计人员在提起反倾销中所需能力的培养也十分关键。通过对申请书内容的分析可知，申请反倾销所需的会计信息资料和企业日常核算所形成的会计资料有一定的区别，企业的会计人员需要按照国家反倾销法律规范进行必要的会计调整，而这需要企业的会计人员对反倾销知识有全面的理解，因此企业在日常的会计人员再教育管理中，应不断加强会计人员反倾销意识的培养，同时通过参加WTO的技术培训、到国外进修、组织专家讲座、建立反倾销教育和奖励基金的方式不断提高会计人员在对外反倾销中所需的能力。
（四）加快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养
反倾销措施只是一种在一定时期、一定限度内的保护手段或补救性措施，与此同时可能会产生增加下游产业成本、提高消费价格水平等不利影响，甚至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报复，这种报复也可能以非反倾销的形式出现。因此我国企业必须加速提高技术水平和商品质量，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生产效率，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样才会在面对日趋激烈的国家竞争压力时，处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 米家龙，侯杰，郭双焦.中国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制定的完善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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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高消费申请书范文第2篇
关键词：小额贷款公司 借款人 个人破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借贷的活跃，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也如火如荼。从法律的公平原则出发，我们不仅要保护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益，也要从制度层面考虑保护投资失败的小额贷款公司借款人的利益。由于市场经济活动存在较大风险、投资方向错误、经营不善等诸多原因，小额贷款公司的借款人可能无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如果一味强求借款人必须无限期无条件归还其所借款项，则有违背法律的公平精神，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活跃，而且很容易催生暴力收贷等违法行为的发生。
鉴于我国已经建立了法人的破产制度，但由于个人破产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要求，个人资产征信系统不够完善等诸多原因，对于个人破产制度尚无相应的制度设计，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深入，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有助于防范个人债务风险，有助于增强金融体系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因此，设立我国的个人破产制度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当然为了预防小额贷款公司的相对人利用个人破产制度进行虚假破产，逃避债务，从而损坏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益，应当考虑建立小额贷款公司借款人的有限个人破产制度。
对于个人破产制度，让我们从香港艺人钟镇涛的破产事件谈起。1988年，香港艺人钟镇涛和章小惠结婚，二人婚礼极尽奢华，轰动一时。1996年钟镇涛夫妇借款1.5亿港元炒买豪宅。不料，此时香港楼市正处在顶峰，两人不知不觉中站在了楼市的高岗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香港楼市泡沫破灭，钟镇涛夫妇所购各项目大幅度贬值，而所余贷款本息滚至2.5亿港元。2002年7月钟镇涛申请破产，同年10月法院裁定钟镇涛破产。按照破产法规定，破产期间钟镇涛赚来的收入都要上交香港破产管理署，破产管理署按照其生活所需给予生活辅助后将其余收入用于还债。钟镇涛在生活上受到的限制包括：每月的置衣和剪发费用为500至800港币、饮食2000至3000港币、住宿4000至8000港币、每天交通费为20至30港币等等。①2006年10月17日破产令终于到期解除，无债一身轻的钟镇涛向媒体宣布"终于可以娶老婆了！" 个人破产制度在香港已经成为屡见不鲜，它作为针对民事债务免除的一种制度安排已经为广大香港民众所接受和认可。
1.香港个人破产制度简介
（1）个人申请破产的条件
对于大多数债务人来说，申请破产是万不得已时的下策。如果打算申请破产，债务人要向香港高等法院提交"债务人破产呈请书"和"资产负债状况说明书"，使法院相信其无能力偿还债务。需要说明的是，申请破产也是需要支付"成本"的。申请个人破产者需要向破产管理署缴纳8650港元，支付因管理破产案件导致的各项费用及开支，还要向高等法院支付法庭费用1045元。如果破产申请人聘请律师的话，还需付律师费。除债务人可以申请破产外，债权人也可以向法院提交申请，要求宣告债务人破产，以将其资产收集和变现从而追回欠款。一旦高等法院向债务人颁布破产令，破产人就必须立即将其所有的资产交给受托人（一般为破产管理署）管理。破产人必须披露全部财产及债权，包括动产、不动产、现金、有价证券、知识产权等等，不得有隐瞒、转移等行为，也不得在破产前后携带财产离开香港，否则都属犯罪。破产管理署（或受托人）会保证破产人获得收入后，保留足够应付其本人及家庭合理需要的部分，包括：住房、饮食、衣服、教育、交通、医疗、所得税等开支，法定的强积金供款等。
破产人的生活还将受到诸多限制：不准有较高价的物品，须变卖豪华家具，改用普通家具；不能购买房屋；不能有奢侈性消费，如乘坐出租车、出国旅行、到高级餐馆吃饭、买名牌衣物、出入娱乐场所；不能申请信用卡；100港元或以上的信贷，事前都必须披露破产身份等等。为监督破产人是否违规，破产管理署的职员还会到其家中视察。虽然受到诸多限制，但与被人一天到晚追债相比，个人破产后的处境要好得多，因为有破产管理署负责处理债务问题。不过破产对个人声誉可能产生损害，一些对个人道德操守要求很高的职业更不允许破产的人影响行业的形象。很多专业行业不允许破产人继续持牌执业，如律师、会计师、地产、证券交易商、保险等。破产人也不能担任公司董事或参与公司的管理工作，不能担任太平绅士。
（2）东山再起的破产人
如果破产人在4年期间遵守有关规定，那么一般在破产日后4年，破产令便可自动解除。如果以前曾有过破产经历，则需5年。如果破产人没能与破产管理署或受托人充分合作，或遵守有关规定，其破产期最多可延长到8年。当破产令解除后，旧债就可以一笔勾销，个人就可以重新建立信用，开始正常生活。按照法律规定，个人在资不抵债时，除了可以选择破产外，还可以通过"个人自愿安排"解决债务问题。所谓"个人自愿安排"是指债务人向法院和债权人提出还款建议，在利率和还款期限方面向债权人争取较宽松的安排，然后继续清偿欠款。债务人提出的个人自愿安排方案，必须在债权人会议上获出席和投票的债权人以大多数通过（即占出席及投票债权人所持债款总值75%以上）。采用个人自愿安排的方法解决债务问题，可使债务人避免背负破产的不良名誉；不用冻结资产，可以避免破产后受到的种种限制；对某些债务人来说还可以保住其高薪工作。②
2.建立我国大陆地区的个人破产制度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香港的个人破产制度对于我们建立大陆地区的个人破产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需要一套完备的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和社会信用制度完善基础之上。
为了防止个人破产制度成为某些人逃避债务，虚假破产的工具，应当对个人破产制度进行严格的限定，必须符合法定情形的条件才可以实行个人破产。具体到建立小额贷款公司借款人的个人破产制度上，可以考虑如下的制度设计：
（1）严格限定小额贷款公司借款人申请个人破产的条件
由于借款人投资方向错误、经营不善或者发生巨灾等情形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向法院申请个人破产。
（2）小额贷款公司借款人申请个人破产的程序
债务人要向小额贷款公司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个人破产申请书"和"资产负债情况表"，使法院相信其无能力偿还所欠小额贷款公司的债务，法院经审查认为借款人符合个人破产条件的依法宣布其破产， 并对其财产进行清算和分配，对其债务进行豁免以及确定当事人在破产过程中权利义务关系。对于个人破产的，法院可以限定债务人在一定的期限内，不得进行高消费，不能购置房产、汽车等高档物品，甚至对日常的生活标准也可以作出严格的限制，并在进行消费信贷时给予更严厉的条件。
3、针对小额贷款公司借款人假借破产名义逃避债务实行恶意破产给予法律惩戒
将其虚假破产的行为录入公民个人征信系统，原则上以后无法从任何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包括各种贷款公司申请贷款。对于构成犯罪的，建议可以将虚假破产罪的主体扩大到个人，即公司、企业、个人通过隐匿财产、承担虚假债务或者以其他方式转移财产、处分财产，实施虚假破产，严重损害债权人和其他人利益的行为构成虚假破产罪。
注释：
①韩冰：《香港地区关于个人破产制度的法律规定》，。
限制高消费申请书范文第3篇
一、加强班子自身建设，集体凝聚力和战斗力显著增强。强按照“科学管理、和谐发展”的企业重要思想要求，党总支坚持把“团结、务实、创新、廉洁”作为领导班子建设的总要求，不断加强领导干部理论学习、强化民主集中制建设、抓好党风廉政教育、切实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不断加强班子建设，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和组织能力，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随着安装二分公司的设立与组建，分公司和各项目部领导班子9人分别来自公司不同的单位，新的组织结构运行有一个磨合阶段，如何缩短磨合期，是班子运行、班子建设以及完成年度管理目标的关键。在日常工作中，有针对性的找中层管理干部谈心，摸清思想动向，进行领导层心交心，真心实意地交谈，解除部分思想“疙瘩”。基本上做到了党政一心，遇事勤沟通；并深入了解职工群众的思想动态，及时掌握职工在想什么、做什么、最关心的是什么。通过和职工的多次谈心，把职工最关心的问题列出来，随时和行政领导沟通，化解了一些工作中的矛盾。党总支根据群众反映的问题及项目领导班子存在的问题，及时召开项目班子成员交心通气会，提高了项目班子成员自我分析、管理、约束的能力，促进了班子、员工的和谐。
二、加强分公司党组织建设和宣传思想政治工作，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突出。2007年，总支把工作重点放在生产经营、职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党建工作上，不断融合、创新、探索有效的方法和途径，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充分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我们在湘钢项目部，设立了“共产党员挂牌上岗”，表现出了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高尚风格，为项目员工起到了表率作用；在杭钢项目部，开展了党建促团建，项目党支部根据团员青年活泼好胜的特点，在烧结工程中建立了以生产经营为中心的三个青年突击队，激发了青年健康向的劳动热情，促进了工程管理目标的实现。一年内，发展党员5名，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的5人，确定入党积极分子4人，拟发展党员4人，有1名预备党员年内转正，党的队伍在不断发展壮大。
三、落实一岗双责，抓好党风廉政工作。按照公司党委、纪委的要求强化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总支与项目部党支部签订了廉政建设责任书，认真贯彻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做到了党风廉政建设与生产经营同布置同落实。根据总支的安排，实施了分公司全面预算管理、财务管理、重要物资采购、工程分包的效能监察与流程的审议，并设立了分公司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及合理化建议电子意见箱》，采纳了党员和员工的意见，归纳整理完善了施工项目在经营、物资、工程、综合等4大部分30个业务管理流程，促进了党员和管理人员能力和态度的平衡发展，提高了团队查找差距、自我诊断、改善工作绩效的能力。如在杭钢烧结工程的内部5项标的为591万元的大宗材料采购招标中，通过效能监察，降低成本31万元。在日常工作中分公司领导成员能够坚持自查自纠，保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状态，实事求是，坚持按制度办事；没有化公为私，假公济私行为；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和亲戚朋友牟取不正当利益；没有送收各种“红包”、有价证卷、礼品、礼金；没有接受可能影响企业的宴请；没有组织和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各种高消费活动；没有讲排场、摆阔气、铺张浪费等现象发生。
四、加强综合管理，营造项目文化氛围。在公司“制度有限，管理无限”的企业理念指引下，党总支配合行政，围绕着企业规模、效益、人才实施了一系列管理措施，加强和改进了分公司思想政治工作，营造了较好的项目文化气氛。
一是站稳湘钢攻克杭钢，确保产值上规模。本人与班子成员一道紧紧围绕公司的年度总目标，认真实施公司分解分公司年度产值1个亿目标的组织管理，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今年施工生产任务繁重、困难巨大的情况下，能够积极主动，迎难而上，打破“3.19”事故以及工程场地、工序、资金、设计、图纸、甲供等影响与限制，采取专业队作业承包、部门管理目标责任制、全员劳动竞赛等绩效考核措施，充分挖掘了全体员工的内在潜力，实现了杭钢烧结工程步步跟进、湘钢工程没有条件创造条件的生产势头。全年可完成工作量1.1亿元以上，产值目标提前实现全年任务。湘钢工程的劳动竞赛被评为集团公司的先进集体，由此本人被评为集团公司优秀工会工作者。
二是抓项目班子管理，促效益增长。围绕着工程的人、机、料等环节，积极推行项目经济责任制，不断完善项目班子岗位职责，有效地促进了项目成本管理，提高了班子的管理能力。通过合理的施工组织与方案优化，发挥了人、财、物的最大效应，且以最低的投入满足合同要求。尤其是在杭钢和江阴工程的签证与结算中得到了最佳体现。剔除杭钢“3.19”事故的效益磨损，分公司仍将完成公司年度费用的上缴。
三是抓人才培养，优化人才配置。在今年分公司总量不断扩张的情况下，造成了分公司人才的紧缺，本人与班子成员一道及时建立了人才的能力导向、业绩导向、成就导向机制，把内部有能力、有潜力、品质好的人才发掘出来，加以重用。大胆启用已经发展成熟的青年人才，使7名青年人才进入项目重要管理岗位挂职锻炼，成为分公司独当一面的中坚力量；分公司四个重点项目由他们组织施工，均实现了预期的工作目标。从而增强了项目班子、项目质量、项目安全、项目诚信的可塑性，为全面实现分公司年度目标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四是认真总结杭钢“3.19”事故的经验和教训，在全分公司狠抓了安全管理，完善了内部安全管理职责，制订了员工安全管理手册及现场防护与应急预案，充分利用影视、板报、知识问答等宣传媒体，织就和营造了安全教育、安全防范、安全监督三重网，提升了施工项目全员安全管理意识。
限制高消费申请书范文第4篇
关键词：消费信贷 制约因素 信用评估 信用评分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0-0063-02
引言
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大，各种信贷活动将越来越多，消费者参加的信贷活动将进一步扩大，消费者信用问题也将更加突出，为保证中国金融秩序的稳定，结合各种新技术、新思想提出行之有效的消费者信用评价体系，对为决策者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及时识别消费者信用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目前来看，中国金融界和理论界对消费信贷风险管理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宏观上的、定性分析为主，微观层次上的应用研究很少，定量分析模型在实际业务中的应用还须加强和推广。中国消费信贷起步较晚，早期一般用判断式信用评分，银行通过借款申请人在申请书上填写的内容来判断贷与不贷，贷款多少，长短期限等，是一种经验式的、人为因素较多的判断方式。至于个人信用评分，在中国商业银行中，有些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有些还刚刚起步。中国现有的消费者评分体系主要是借鉴国外银行的消费者信用评分体系，在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调整后形成本系统的评分体系。由保障支持、经济支持、稳定情况和消费者背景四部分内容组成，采用百分制。消费者信用评分体系的推出，使银行能够更快更准确地评价贷款人的信用，促进了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并能有效地规避放贷风险，提高资产质量。但目前中国这一体系的建立是基于传统的分析模型，没有借助一些量化的数学模型，不具备对新知识的获取能力，不能完全满足信用风险决策的需要。本文对中国消费信贷的发展作出了客观的分析，提出了初步建设思路。
一、中国消费信贷发展的现状
计划经济时期，受薄弱的经济基础和历史条件限制，中国政府在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结构中一直强调“重积累，轻消费”。在当时的就业制度和分配制度下，居民既无提高消费水平的动机，也无能力和手段，消费信贷几乎是空白。改革开放后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更为重要的是居民消费开始出现个性化趋势，一些不受传统观念约束的消费者开始不满足于自我积累、渐次提高的消费习惯，希望能借助于消费信用来获得超前消费的享受，在这种背景下，消费信贷呼之欲出。
随着20世纪80年代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进，中国开始探索住房消费信贷，耐用消费品的信用消费也在一些地方自发地出现。国内消费信贷发展的最初形式是由工商企业向居民提供的分期付款，但不久就发现这种做法反而加剧了企业资金流动的困难，因此，中国企业畸高的资产负债比例状况迫使消费信用的实现形式由商业信用转向银行信用。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出现了对购买大宗耐用消费品提供分期付款的金融机构（如上海银通信托公司）。1998年以后，商业银行的消费信贷业务进入了一个较为快速的发展阶段，具体表现为市场参与者迅速增加，业务量稳步提高，消费信贷的涉及面也由一般大件商品扩展到汽车、住房甚至高等教育。可以这样说，当前中国消费信贷业务的市场框架已初步建立，形成了以商业银行为主体，能提供一定规模和品种信贷资金的市场格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和各金融机构为了配合国家启动消费的宏观经济政策，大力发展消费信贷业务，消费贷款实现了较快的增长，已形成了以住房贷款、汽车贷款和教育贷款为主的消费信贷体系。
中国消费信贷的迅速发展，不仅发展、壮大、活跃了中国信贷市场，而且对启动消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1999年，中国消费市场开始出现转旺的势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0.1%，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7%，拉动经济增长5.5个百分点。2000年前三个季度，中国消费品市场出现稳定增长态势，累计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 335.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9%，增幅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还促进了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对银行来说，消费信贷业务的开展扩大了银行信贷业务领域，改善了银行资产结构，增加了银行业务收入。
虽然发展迅速，但中国的消费信贷市场发育仍然不足。尽管中国金融机构发放的消费信贷总额到2000年6月已达2 500多亿元，但消费信贷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中所占比例仍不到3%。1999年，全国贷款购车的数量仅30 000多辆，与当年180多万的汽车销售量比，微乎其微。即使在消费信贷最旺的上海市，近两年来新增的25 000多辆私车中，仅有1/3左右是通过银行贷款支付的。消费信贷不仅比重偏低，而且发展极不平衡，消费信贷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广东等省市。2000年6月末，上海市个人消费贷款余额已达427亿元，占全国消费信贷总额的17%。
二、中国消费信贷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中国消费信贷发展的制度约束分析
1.收入分配政策不合理。分配结构失衡是制约中国消费信贷发展的根本因素。众所周知，消费取决于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消费倾向。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长期实行的是“高积累，低消费”的大分配政策，积累一般在35%左右，这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分配政策向居民倾斜，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近些年来，居民收入增长趋缓，1994―1998年城乡居民收入增幅分别为8.8%、4.9%、3.3%、3.3%和3.1%，呈持续下降态势。另外，由于收入分配不公造成收入差距过大，居民总体消费倾向偏低。
2.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居民预期支出增加，是制约中国消费信贷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中国居民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福利制度受到极大的触动，在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完善的条件下，居民收入预期下降明显；与此同时，住房、保险、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改革的持续进行，导致居民支出预期大幅度上升，这必然使居民压缩即期支出，增加储蓄，居民的消费倾向进一步下降。
3.个人信用制度尚未建立。消费信贷的成本过高，抑制了消费信贷的需求。在中国，直到现在还未确立科学的个人资信评价体系，个人信用度很低。各家银行在推进消费信贷业务的同时，无法采取有力措施来控制信贷风险，银行对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疑虑重重，为尽可能地规避风险，不得不设置严格的条件和烦琐的手续。我认为，中国消费信用发展的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之一就是信用制度不健全。消费信贷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信用，如果一个社会缺乏信用，消费信贷是不可能发达的。一项研究显示，消费者破产档案记录中总体债务的平均挽回率仅为25%。资产评估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采用一些信用风险分析方法对消费者的信用进行评估，成为抵御严重的信用损失的第一道关隘。
4.有关消费信贷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当前涉及消费信贷的法规有：《商业银行法》、《担保法》、《借款合同条例》、《票据法》、《贷款通则》、《合同法》、《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个人定期储蓄存款存单小额抵押贷款办法》、《商业银行自营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等。这些法律法规有的层次较低，有的是为生产性信贷而立，有的已不适应发展变化了的形势，这就导致消费信贷在实际操作中无法可依，随意性很大，出现很多问题，如金融机构业务运作较紊乱、消费者在消费信贷中处于不公平地位、消费信贷的担保机制发育严重不良等。
（二）居民传统的消费观念制约的分析
中国消费信贷的障碍和制约因素从消费者来看，首先是其消费观念问题。受传统文化和消费习惯的影响，不少人觉得借钱消费总不踏实；相当多的家庭对消费信贷的经济承受能力还较弱，人们对未来的收入预期还不乐观。据统计，在城市家庭总数中，收入最高的家庭占10%，他们承受150 000元以上的消费信贷；高收入家庭和中高收入家庭占30%，他们能承受50 000元~150 000元的消费信贷；余下约40%的家庭基本不具备承受消费信贷的能力。现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正进入攻坚阶段，住房、医疗、就业、养老、教育等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改革措施相继实施。虽说部分家庭有些积蓄，但一想到今后的买房、医疗费用支出、孩子的教育投资以及自己的养老等就不可能随便花钱了。办理消费信贷需要严格的条件和烦琐的手续，也使想利用消费信贷的人望而却步。
另外，消费需求结构与产品结构脱节也制约着消费信贷的发展。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显示，中国城镇居民二十年可承受的贷款本息情况为：占城镇居民10%的最高收入户能承受10万元以上的消费贷款；占城镇居民20%的中等收入户能承受5万元以上的消费贷款。但是，一方面，长期以来，住房、汽车的购买主体是单位，在公款消费的巨大购买力支撑下，商品房、汽车的价格居高不下，大大超过普通家庭的购买力。另一方面，中国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技术体系，自主开发能力弱，能够吸引居民消费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很少，导致市场有效供给不足和企业产品积压并存，进而导致市场消费无热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居民消费潜力的发挥。
结语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信用消费已逐步浮出水面，住房按揭、汽车贷款、教育贷款、信用卡等各种个人消费贷款的规模在迅速扩大。在消费信贷热不断升温的形势下，各商业银行均把发展零售业务作为未来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对零售业务的风险管理水平较低，管理手段与方法均较落后，其中缺乏一套有效的个人信用评分方法是阻碍个人消费信贷业务进一步开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国虽然在金融业实行了资产负债管理制度及风险管理制度等，但金融诈骗还是时有发生，各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重都较大，存在着较大的金融风险。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大，各种信贷活动将越来越多，消费者参加的信贷活动将进一步扩大，消费者信用问题也将更加突出，为保证中国金融秩序的稳定，实行消费者信用评分制度，为决策者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及时识别消费者信用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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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丽红.个人信用制度建立的障碍及对策[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1，(9).
[3]信用消费比较研究课题组.借鉴国际经验推动中国信用消费发展[J].财贸经济，2000，(11).
[4]马洪，王梦奎.中国经济形势与展望:1999―2000[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
限制高消费申请书范文第5篇
关键词：第三方支付；预付卡；法律制度
Abstract：In 2010，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PBC）issued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or the Payment Services Provided by Non-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it regulates that issue of multi-purpose prepaid card must obtain administrative permit. However，the legal system of prepaid card is not complete in our county.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law of funds settlement in Japan，which issued in 2010，and describes the regulations of definition，issue，registration，industry self-regulation about prepaid card. According to the legal system of prepaid card in Japan， it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and considerations to regulate prepaid card in our county.
Key Words：third-party payment，prepaid card，legal system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2）10-0056-04
一、日本预付卡立法情况
在日本，预付卡使用非常广泛。早在1989年，日本就出台了《预付票证管理法》，对预付卡的登记、发行、保证金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规范。2010年4月，日本出台《资金结算法》，代替了《预付票证管理法》，支付服务协会的职责进一步明确。日本预付卡管理法律体系包括《资金结算法》、《资金结算法实施条例》、《预付卡管理条例》、《金融工作指引·预付卡部分》，其中主要内容由四项制度组成：登记制度、保证金制度、监督制度和支付服务协会自律制度。
（一）定义
日本对预付卡有着严格而明确的定义，日本法律上将具有预付卡性质的券卡统称为“预付手段”或“预付卡”。根据《资金结算法》第三、第四条的规定，预付卡指发行者发行，消费者同意支付对价购买，通过票证、电子或其他方式记载有金额、商品或服务，并能兑付的产品，包括纸质、磁条卡、IC卡等形式。但政府明确的车票、门票、政府或特设的公共福利组织发行的预付卡、政府明确的专为企业内部职工使用而发行的预付卡、正常的商业预付款等不适用预付卡相关法律。
（二）预付卡分类
预付卡按发行和兑现方式分为两大类：单用途预付卡（自家发行型）和多用途预付卡（第三者发行型）。由于两者使用流程的显著差别，法律分别对两者有不同的规定。单用途预付卡是指仅能在发行者处使用的预付卡。多用途预付卡指可以在发行者以外的商品、服务等的提供者处使用的预付卡，消费者使用后，再由发行者和特约商户结算。
（三）登记制度
日本在预付卡发行上，对单用途预付卡实行事后报告制度，对多用途预付卡实行事前登记制度。申报与登记都法定由首相受理（注：实际授权金融厅处理，由于日本特殊的金融监管体制，部分职权金融厅又委托财务省在各地的财务局或支局受理，下文“金融厅”均包含金融厅及其委托的地方财务局）。
1. 单用途预付卡发行。单用途预付卡事后报告制度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准日余额申报制度。即指在计划发行或正在发行预付卡时，若在“基准日”之时（3月31日和9月30日）未使用的余额在法定金额（1000万日元）以上的发行者，必须在该基准日次日之后的两个月内，将发行情况报告金融厅，包括发行人名称、注册资本、住所、高级管理人员、预付卡未使用的余额、预付卡名称、金额、期限、投诉方式、加入支付服务协会的名称等情况。第二部分是对已申报的单用途预付卡发行者，出现前述申报内容变更的，应及时向金融厅报告。单用途预付卡的申报书只要符合基本的格式和内容要求，不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但是，法律规定申报后的单用途预付卡发行人同样有支付保证金、提交业务报告书、随时接受主管机关检查的义务。
2. 多用途预付卡发行。与单用途预付卡发行相比，多用途预付卡的登记制度要严格得多。法律明确规定，多用途预付卡只能由获得金融厅批准的法人发行，其登记制度程序为申请—审查—登记—公开。欲获批准的法人首先须递交申请书。其次，金融厅对申请人资格进行审查。审查是整个登记制度的核心程序。在审查时，遇到以下情况可以拒绝批准：（1）不具备法人资格；（2）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违反公序良俗原则；（3）申请者欲使用的商号或名称与其他多用途预付卡发行者正在使用的商号或名称相同或相似，有被误认的可能；（4）根据法律规定被取消登记后不满3年的法人；（5）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处罚金，执行完毕或刑罚消灭之日起不满3年的法人；（6）负责人中有不符合法律规定任职条件的人；（7）经确认没有足以完成多用途预付卡发行业务的财产基础的法人（全国范围的总资产1亿日元，地区范围的总资产1000万日元）。
法律除了对申请法人的经济实力等的审查外，对负责人行为能力、个人信用和守法情况也给予了明确的规定，这显然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消费者的权利不受不法分子的侵害。对符合上述要求的法人予以登记，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法人不予登记。金融厅将登记文本公开，以便民众在消费之前确认发售者的合法身份。在经过以上四个步骤后，法人才获得发行多用途预付卡的资格。当多用途预付卡发行人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要重新报金融厅登记。预付卡发行资格不是永久性的，发行人可以申请撤销，在一定情况下金融厅也可以行使监督权取消登记。
（四）保证金制度
保证金制度是日本预付卡管理的特色之一。为了减少消费风险，保障预付卡所示债权的实现，法律特设保证金供托制度。所谓预付卡发行保证金的供托，就是依照法律规定，预付卡发行者在基准日之际，所发行的预付卡基准日未使用余额超过法定金额（1000万日元）的，应在该基准日的次日起两个月内将相当于该基准日未使用余额1/2以上的金额作为发行保证金，委托距离主营业所最近的供托所（一般为辖区内的法务局）保管并向金融厅报告。预付卡所有者与预付卡有关的债权在发行保证金范围内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受清偿。供托作为一种债的担保与质押有类似之处，但也有明显区别，即质押财产归中立机关（地区法务局）占有。
除了供托之外，法律还允许发行者根据规定与第三者签订“保全契约”，约定第三者在必要时代为承担缴付部分或全部保证金的义务，以此方式代替供托。其性质类似于我国民法中的保证责任，签订“保全契约”的第三者必须是银行、信用金库、保险公司、信托公司或其他有供托能力的法定机关。由于“保全契约”涉及到公共利益，缔约人应将契约详细内容告知金融厅。
在发行者或保证人交付保证金之后，如保证金额超过了基准日未使用余额的1/2的，可依法取回全部或部分保证金；如保证金额不足基准日未使用余额的1/2的，应补足缺额部分并报告。保证金可用国债证券、地方债券或其他法定有价证券充抵（不同债券充抵保证金金额的比例不同，为100%—80%）。出现用保证金清偿预付卡债券的主张时，在确认保证金清偿事由（发行人丧失偿还能力等）发生后，应对所有权利人公示（具体程序由地方财务局负责），在一定期间内（60日以上）不主张债权的应视为自动退出债权清偿程序。
（五）监督制度
对预付卡管理的监督职责由金融厅承担。监督权具体体现为报告书审查权、检查权、责令整改权、取消登记权和行政处罚权。预付卡发行人应于基准日次日起两个月内向金融厅提交业务报告书，详述发行额和未使用额等预付卡业务具体情况，金融厅应对报告书进行审查。检查权允许监督主体在法律施行的必要限度内，对预付卡发行者的营业所或事务所有关业务、财产状况、账簿文件或其他物件进行检查，并可以对相关者进行讯问。金融厅发现有侵害预付卡消费者利益的情况发生时，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在必要的限度内，可以命令发行者采取必要措施改正有关业务方式，改善有关业务的运营状况。金融厅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取消多用途预付卡发行者的登记，或命令在一定期间内（6个月以内）全部或部分停止预付卡的发行业务。违反预付卡管理法律规定的，可根据相关法律给予行政处罚。
（六）日本支付服务协会的主要职责
日本支付服务协会前身是日本预付卡发行协会，根据《资金结算法》变更为日本支付服务协会。协会旨在促进预付卡行业、支付结算业有关业务规范实施，并保护相关消费者的利益。
《资金结算法》第五章专门对日本支付服务协会的宗旨和工作职责等相关内容作出规定。就预付卡方面而言，协会吸收各类预付卡发行人入会，并开展以下业务：
1. 开展预付卡发行业务时，通过指导、劝告等形式提醒会员遵守相关法律和法令，根据自主规制规则对会员进行自律管理。
2. 在会员发行预付卡时，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对于其契约内容的规范性及公平合理性进行必要的指导和劝告。
3. 根据《支付结算法》第十三条第三项的规定，对于预付卡票面表示事项，如预付卡名称、发行人姓名或商号、住所或营业所、预付卡额度、使用期限、余额查询方式、投诉电话等，在协会进行公示。
4. 解决消费者针对会员发行的预付卡的投诉。
5. 预付卡发行人可以经由协会向财务局报送通知报告。
6. 为发行人提供预付卡审批咨询和服务。
7. 向预付卡发行人、消费者宣传或提供其他必要的信息和服务。
其中，解决投诉是协会的重要职能。2010年7月1日—2011年6月30日，日本支付服务协会共处理消费者预付卡咨询656起，正式投诉2起。协会根据预付卡消费者对于会员的投诉，通过沟通交流的方式，一方面给予投诉人必要的建议，另一方面在调查事实真相的同时将投诉内容通知该会员发行者，以寻求事件纠纷的迅速处理和解决。协会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作出的决定，会员没有正当的理由不能拒绝执行。协会在事件解决后应将投诉及其解决结果告知所有会员。支付服务协会是具有一定强制约束力的自律组织。
日本支付服务协会在预付卡体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成为预付卡发行企业、金融厅、消费者之间的桥梁。为预付卡发行企业审批提供咨询和服务，递交相关通知及报告；加强自律管理，传递监管信息；扮演消费者纠纷解决中间人的角色，具有中立性和协调性。
此外，《资金结算法》还对预付卡票面记载事项，预付卡企业分立合并、市场退出、清算程序，预付卡赎回手续等问题予以规定。
二、日本预付卡相关法律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2006年以前，我国预付卡行业一直处于“灰色地带”，被视为“代币票券”，2001年国务院纠风办、国家经贸委、中国人民银行曾联合下发《关于严禁发放使用各种代币券（卡）的紧急通知》，叫停预付卡的发行。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购物返券有关问题的意见》（银办函[2006]39号）将“代币票券”定义为在一定范围内强制使用代替人民币流通的票券。商业企业发行的购物券（卡）属于债权凭证，是商家的一种促销手段，不属于法律禁止的代币券（卡）的范畴。商务部、国家纠风办在后续规定中都遵从了这一解释，将预付卡身份扶正，摆脱了非法的困扰。此后，预付卡行业快速发展，中国人民银行2010年出台《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将发行多用途预付卡企业纳入审批范畴，截至2012年7月20日，共向119家企业发放了含预付卡发行业务的《支付业务许可证》。
但是，目前我国预付卡管理专项配套立法仍然欠缺，日本相关立法对我国有以下借鉴意义：
（一）出台预付卡专项管理规范，并提升其立法层级
截至目前，针对预付卡管理层级最高的规范仅是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但是其内容较为简单，操作性不强。
《中国人民银行支付机构预付卡业务管理办法》①出台在即，但由于其法律层级仅为规范性文件，在预付卡机构审批条件、备付金及孳息归属、预付卡机构市场退出、备付金的别除权、行政处罚上限等方面立法上均存在困难。
在日本，对于预付卡的管理，有专项的法律、行政法规。鉴于预付卡的特殊性，我国应当尽快出台《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条例》，提升预付卡管理的立法层级，加强对预付卡企业的管理力度，对前述问题作出更合理的规定。
（二）加强对预付卡信息的公示
日本《资金结算法》第八条、第十三条、第二十条对预付卡的发行、变更、卡面表示事项、退出需公示的内容均作出规定。预付卡的发行、变更和退出要在日本金融厅公示，预付卡的卡面记载事项要在日本支付服务协会公示。消费者可以通过官方网站，查询了解预付卡相关信息。
通过公示制度，消费者可以全面了解预付卡企业及其发行的预付卡信息，知晓合法的预付卡发行企业及信息。建议我国建立预付卡公示制度，将合法的预付卡发行方、备付金情况、余额查询方式、投诉渠道等相关信息通过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网站进行公示，便于消费者了解合法的预付卡信息，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三）研究设立预付卡保证金制度
在预付卡备付金管制方面，名义上我国比日本更加严格。我国规定预付卡发行企业收取的备付金不属于预付卡企业财产，不得挪用。但是备付金管理的规定实施起来有一定的难度。由于备付金专用存款账户仍属于预付卡企业，银行对该账户内的资金流向控制力有限，除非企业将预付卡受理系统与银行对接或者为每张预付卡单独开立一个支付结算账户，禁止企业主动划转账户资金，仅能靠特约商户发起贷记业务支付账户内资金，否则，备付金仍存在被挪用的风险。此外，目前的备付金管理政策无法解决预付卡发行企业备付金被司法机构查询、冻结、扣划的问题。
按照目前预付卡管理的思路，我国拟从预付卡备付金利息中计提10%作为备付金的风险准备金，按此方法计算预付卡备付金的保证金最多不过为备付金的5‰左右，这一金额难以覆盖备付金损失的风险。既然我国规定备付金不属于企业所有，可以考虑将部分备付金交由第三方作为保证金，企业只要一直在发行预付卡，其备付金是滚动增加的，定期将一定的备付金缴存第三方机构并不会影响其日常结算。为此可以参考日本立法，研究在第三方机构设立专门的托管账户，规定预付卡发行企业每年6月和12月末备付金余额超过100万元的，其中1/2上交托管，或者由银行、保险公司为预付卡企业做出相同额度的担保。同时适当放宽对备付金的使用限制，增加预付卡企业的盈利空间，将备付金管理的“堵”变为“导”，使得预付卡回归到通过预存资金促进销售和消费、提高消费者忠诚度、加快结算速度、掌握顾客消费习惯并改善销售的功能。
（四）加强行业自律组织对预付卡的自律管理
在预付卡管理方面，日本支付服务协会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可以参照日本模式，建议预付卡行业的自律组织——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加强对预付卡发行企业的自律管理，监督预付卡企业执行法律法规，负责预付卡信息公示及统计，对预付卡企业风险情况进行评估及认证，处理预付卡消费者投诉并保证处理意见得到有效实施。
（五）完善预付卡发行机构市场退出程序
预付卡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存在主动关闭或由于经营不善等原因而市场退出的可能。2010年4月—2012年2月，日本金融厅公示已经有159家预付卡企业终止预付卡业务。由于预付卡企业的特殊性，应当建立相关制度保证其正常的市场退出。
我国可以在设立预付卡保证金的基础上，明确预付卡企业的市场退出机制。预付卡企业的市场退出应当由其自身负责，但相关信息需要公示。预付卡企业因经营不善而破产的，备付金应当明确规定不属于预付卡企业破产财产，保证金及备付金应按照规定程序清退，以将不稳定因素降至最低。
注：
①该办法已于2012年9月27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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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高消费申请书范文第6篇
【关键词】中专生；思想教育；实效性
现在的中专学生大部分是“90后”的青年，他们活泼好动，思想活跃，有很好的发展潜力，思想积极，不少学生向党组织还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绝大多数学生都是共青团员。我们在看到中专学生蓬勃向上主流的大前提下，也必须看到他们身上所存在的一些弱点与不足：理想信念存在一定程度的淡薄与迷茫，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及课程有抵触情绪，认为抽象的大道理不解决实际问题。在价值观上，自我中心主义与功利主义色彩特别浓，认为在竞争社会就是要高扬个性，市场经济就是讲功利与效益，甚至认为只要达到成功目的，手段并不在乎。人生观上，怕竞争，不思进取，抱着“无所谓、无兴趣、无意义”的心态对待学习生活乃至人生，得过且过，随波逐流，无所事事，虚度光阴；他们认为现实世界冰冷无情，还是虚拟世界有所寄托，于是沉缅于网络游戏等难以自拔。实践表明，当代大学生不少问题是心理思想问题。他们大都是独生子女，一旦离开父母和家乡，来到相对陌生的生活与学习环境中，面临专业学习的竟争压力、人际关系的建立与情感的处理，再加上有些学生生活自理能力较弱，或家庭经济条件差，生活负担重，较容易产生思想波动、心理失衡甚至心理疾病，引发诸如厌学、萎靡不振、自暴自弃等偏激行为，这些现象不能得到及时的关怀、疏导和化解，后果将很严重。也有的学生家庭经济条件好，却滋长了炫耀摆阔心态，在生活上追求高消费、讲究高标准，学习上却不思进取，日趋退步，甚至难以完成学业。这些问题的出现不仅会影响学生自身的发展，还会影响到校园文化的建设，甚至是未来社会文明的进步，所以加强中专生的思想教育课程建设尤为重要。现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中专生思想教育课的现状及初步的解决方法。
一、中专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部分现状
（一） 中专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识和重视不够
大部分中专学生重专业，轻素质，轻思想，对理论课漠不关心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他们认为毕业后从事的工作和思想政治没什么关联，只要学好专业知识就已经足够了，有着熟练的技术和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就业也就不用担心了，何必浪费那个时间来学什么思想政治，况且思想政治的东西对他们以后的专业发展方向没有多大用处，因此，在学习上也只是为了应付考试，没有深入的去理解其中的真正含义，对于该课程甚至有找借口找理由请假、逃课等现象出现，学不到理论，进而自身素质也得不到提高。
（二） 中专生思想政治教育课形式呆板，教师自身素质有待提高
作为教师要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以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风范来影响和教育学生。教师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当中起着引导和促进的作用，一言一行都是学生模仿的对象，都会直接影响到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学习，教学效果如何都将会直接在学生身上得到反应。如果教师的个人素质得不到提高，对艺术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不重视，那么教学的质量永远都得不到提高。至于目前的教学形式，大部分教师都是用传统的教育方法给学生讲授课本内容，照本宣科，到考试就给学生划分考试内容或重点，让学生在短时间内去复习，去记忆以便应付考试，而有些教师则存在着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而去上课，没有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去设置课程内容和形式，枯燥无味提不起学生的兴趣，对教学、对学生及不负责任，达不到教学目标的要求。 采用机械的灌输和简单的说教，往往服从于政治宣传和政策解释，难以深入大学生的灵魂，缺乏学生的自我参与、自我教育。因此造成学生对该门课程不重视，课堂上出现看小说、打瞌睡等现象屡见不鲜。
二、针对中专学生他们个性比较突出，思想特别活跃，表现欲强的特点，通过更新观念，转变教学方式等方法和途径，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课的实效性。
（一）、重视共青团工作在中专生思想教育中的重要性
共青团组织在学校的重点工作就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宿舍团小组，班级团支部、部门团总支等组织机构，开展有目的有针对的活动，例如开展文明礼仪校园行活动，开展关注地球，爱护环境活动，开展爱国教育等活动潜移默化地进行思想品德方面的教育。让学生参与活动，感受真、善、美，引导同学们的思想向积极的方向发展。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创建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校园精神氛围对学生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可以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思想，提高他们的素质。
（二）、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结合
除正常的课堂知识讲授外，课余时间可以根据课程内容的需要，带学生到校外参观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陵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学生进一步了解政治情况，提高思想教育的实效性，教学并不一定局限在课堂上，应适时改变一下教学方式，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多增加同学们参与社会公益劳动的机会，通过切身的参与感受引导他们树立高尚的人格和品质。
（三）、通过网络载体展开沟通交流
上网已成为青年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学生中出现的某些倾向和问题，进行正确的引导，可以提供平台，让学生们把平时在老师面前不表达出的一些问题说出来，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思想教育。
（四）、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教学方法的多样化和教学手段的多样化极为重要。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案例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模拟教学法、情境教学法、发现式教学法、自主学习法等都是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思政教师要能根据教学的内容加以灵活和熟练地运用。在教学手段上，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多媒体技术在教育、教学上的应用，使得现代化教学手段正在取代传统的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手段生动、形象、感染力强，它通过音、像形式传送各种信息、资料，内容丰富、信息量大、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能使学生对教材内容充分感知，并能将抽象的概念、理论加以具体化、形象化，易于学生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掌握。因此，教师要不断地加强学习，尽可能地在课堂教学中运用这些现代化的教学手段。
中专生的思想教育特殊而重要。随着时代的进步， 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发展，思想品德教育并没有过时，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提高思想品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强中专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面临一系列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从而保证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时效性、针对性，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理论课的兴趣，是我们必须要认真加以对待和研究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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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高消费申请书范文第7篇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电商平台；分期付款；消费；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6）10-0059-06
一、引言
2015年是互联网金融发展元年，“互联网+”概念席卷神州大地，国内产业格局被互联网产业逐渐颠覆，互联网金融获得快速发展①。与此同时，伴随着国家鼓励消费政策的推行②，互联网金融发展为消费提供更灵活的资金支持，国内消费信贷规模逐年攀升③，消费金融服务的提供者也从传统的银行和新兴的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逐步扩展到互联网企业，其中电商平台依靠其较早从事互联网业务及因此而积累的海量消费数据的优势，围绕国内中低收入群体消费需求，利用分期付款形式为广大中低收入群体提供消费信贷服务，逐渐在消费金融领域立足，尤其是针对大学生、蓝领等消费群体的电商分期平台出现，有效地弥补了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对中低收入群体消费信贷支持的空白，大大提高了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率先占领互联网消费市场。然而电商平台为居民提供消费信贷业务导致了传统金融秩序的变化，电商平台分期付款的形式本身也存在诸多的法律争议。本文拟探讨上述法律争议，并结合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和电商平台分期付款的主要特点，提出有针对性的监管对策。
二、电商平台分期付款兴起的原因分析
尽管银行仍提供国内绝大多数的消费金融服务，但因为电商平台分期付款的强势冲击，银行纷纷效仿互联网电商，依靠作为金融机构的优势建立了自身的电商平台④，消费金融公司、P2P也均瞄准这一互联网金融的“新蓝海”。笔者以为，电商平台分期付款模式之所以风靡国内，除了其能极大满足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外，还有以下三个主要原因：
（一）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驱动
电商平台分期付款的发展离不开互联网金融体系，此种消费模式是在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形成并发展壮大的，其风险和管理模式构成了互联网金融的一环，包含在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之中。因为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围绕消费而提供金融服务产品和增值服务增多，“消费”+“互联网金融”使消费更加便捷化和网络化，消费金融创新产品也层出不穷，极大提高了人们的消费能力，消费金融在互联网金融发展中逐渐占据一席之地。由此，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概念逐渐流行。2015年十部委联合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指出，互联网消费金融属于互联网金融的组成部分，业务由银监会负责监管。
《指导意见》本意是希望通过规范消费金融公司利用互联网从事消费金融业务的行为。然而，最初通过互联网从事消费金融服务的并非银行和消费金融公司，而是最早从事网络购物的电商平台（包括B2C、C2C等），例如京东商城于2014年推出“白条”系列消费金融产品，率先进入消费金融领域，阿里集团也较早布局，随后推出“花呗”系列分期付款服务。自此，电商平台分期付款模式风靡了互联网消费市场，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也不得不寻求改变。
（二）我国消费金融需求的必然要求
电商平台分期付款属于消费金融的重要一环。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猛增，特别是耐用消费品、旅游等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消费需求不断增加，甚至大学生这样暂无经济能力的消费群体的消费需求也日益显现，但国内金融体系却很难满足上述消费需求，受限于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传统银行的小额信贷和消费金融公司的消费贷款通常把这类潜在消费群体拒之门外。另外，为有效控制信贷风险，银行和消费金融公司仍遵循着传统的信贷审批制度，手续烦琐，条件苛刻，灵活性不足，覆盖人群有限。
相对而言，电商平台依托长期从事互联网服务的优势，紧紧抓住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痛点”，为他们提供专门的消费信贷支持。仅就互联网消费金融服务的规模和用户数量来看，目前电商分期付款平台的市场占有率是消费金融公司以及银行在互联网消费领域所无法比拟的。
（三）电商平台分期付款本身的优势
电商平台分期付款的形式有着银行消费信贷、消费金融公司小额贷款等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消费“脱媒化”，电商平台分期付款可以做到所有消费信贷流程均可以在互联网终端上完成，不受时空的限制。第二，利用“大数据、云计算”进行征信，控制风险。电商分期付款平台依靠自身积累的强大互联网数据的支持，建立精准的风险控制模型，可有效减少线下审批环节，极大降低成本。第三，消费群体“草根化”，电商平台分期付款向所有互联网用户开放，中低收入群体被纳入消费金融体系。第四，分散、小额、无担保，电商平台分期付款布局诸多的消费场景，大到房屋装修，小到购买生活消费品均可以使用互联网分期付款产品，即使没有担保也能通过分散且小额的消费信贷模式有效降低违约风险。
三、电商平台分期付款主要的法律争议
依靠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电商分期付款平台获得爆发式增长，诸如“白条”、“花呗”、“任性付”、“分期乐”等分期付款产品已是许多年轻消费者的首选。然而，电商分期付款平台作为互联网消费领域的“领头羊”却游离在国家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之外，扩张式增长背后却是平台质量参差不齐、盲目贷款，消费者盲目消费、电商平台不正当竞争等问题频发。其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电商平台分期付款的形式存在诸多法律争议，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讨论。
（一）电商平台分期付款性质界定模糊
电商平台分期付款产品正在抢占传统银行信用卡分期消费市场份额，涌现出诸如京东租房、旅游“白条”、蚂蚁“花呗”等支付产品。然而，有些银行开始暂停京东“白条”业务的信用卡还款通道，认为京东“白条”是京东商城提供给客户的一款贷款产品，不属于信用卡消费的范畴，所以用信用卡“以贷还贷”不合法律规定。京东金融则认为该产品为京东的应收账款。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有些学者认为京东白条已具备了授信、透支、还款、分期等实际功能，可以认定其为类似贷款或信用卡之类的产品，不能将其简单地定性为赊销。融360理财分析师刘银平则指出如果用京东白条延迟付款后再用信用卡还款是一种“用信用还信用”的行为，这种行为确实违规，虽然还没有被监管层明令禁止，但却是游走在灰色地带。本文亦认为京东“白条”系列产品不能简单定性为赊销。
（二）电商平台易扰乱金融秩序
从银行和电商分期平台为消费者提供的消费模式来看，两者均是在消费者进行消费时，电商平台或银行提前替消费者把货款支付给零售商，消费者嗣后再向银行或电商平台分期偿付；在消费模式上，两者提供的产品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别。然而，电商金融平台的出现会在一定程度上扰乱金融秩序。同样以京东“白条”为例，消费者对京东“白条”还款是通过绑定银行信用卡来实现的，一旦消费者不能还款，风险就转嫁给银行，与此类似，其他类型的消费信贷产品最终的风险亦由银行承担。其次，京东除向消费者提供自营的产品外，还提供京东租房“白条”、分期乐等产品，涉及零售商、京东与用户三方主体，京东等电商平台事实上充当了银行的角色，涉足了金融机构的业务。最后，从两者的法律地位来看，信用卡分期还款业务是银行作为金融机构而推出的一种小额贷款产品，仍属于消费信贷的一种类型，银行从事消费贷款业务属于银行业法定的业务范围，而电商平台并不具备从事金融业务的资格，无论从金融监管角度，还是法律合规的角度，电商分期付款平台并不能从事与银行信用卡贷款一样的业务。鉴于电商平台分期付款的交易模式类似于消费者向银行偿还信用卡项下欠款，已超出了《合同法》的规制范围，也超出了普通消费者和电商平台（商家）二者之间的关系，如果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范围之外，会扰乱正常金融秩序、诱发金融风险。
（三）电商平台作为征信主体的合法性存在争议
上文提到电商平台分期付款“涉嫌”为消费者提供消费贷款的争议，因而电商平台面临与银行信用卡消费贷款一样的风险――能否收回提前为消费者支付的货款，其关键在于风险控制模型的准确性，基础就是征信。目前我国已出台了《征信业管理条例》（下称“《条例》”）、《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法》”）及《征信机构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等与征信有关的法律规范。考虑到个人信用信息的敏感性和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对个人征信涉及重大社会公共利益，上述法规均对于个人征信机构的设立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条件，包括准入条件、行为准则、法律责任等。基于上述法律的规定和银行业风险控制的要求，笔者发现，电商平台建立的征信体系是否符合上述法律和标准的规定存在一定的争议。
我们知道，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建立风控模型是电商平台从事分期付款消费的主要特点和其竞争优势所在，某些电商甚至还建立了自己的征信体系或互联网信用数据库（如蚂蚁金服旗下的“芝麻信用”，京东的“天网”系统），这种通过互联网建立的征信体系也可称作民间征信体系的组成部分。但电商企业的征信面对的质疑从未停止过，大数据产生的金融信息的使用及监管等方面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
一方面，电商平台征信机构不能搜集消费者的所有信息，《管理条例》对个人信息采集施加了限制，“采集个人信息应当经信息主体本人同意，未经本人同意不得采集”⑤，加之《管理条例》“禁止征信机构采集与个人、基因、指纹、血型、疾病和病史信息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采集的其他个人信息”⑥。现实情况是依靠大数据征信的电商平台搜集的信息“五花八门”，只要用户在平台上留下的痕迹，都被网络数据所记录⑦，通过此种形式搜集的信息，是否包含上述敏感信息或者收集信息是否征得用户本人同意，也就存在很大的争议。
另一方面，根据《条例》第七条⑧以及《管理办法》第五条⑨之规定，民间征信机构要从事征信业务必须经央行批准以及满足注册资本等其他相关强制性规定。虽然已有电商取得了征信主体资格⑩，如“芝麻信用”独创的“芝麻信用分”逐渐向线上和线下推广使用，但现实中，较多电商平台仅仅是依靠着长期从事网络服务而积累的用户信息而设计征信系统或模型，并未依法去申请征信“牌照”（如京东、分期乐、趣分期?等）。因此，大多数电商平台征信并不符合法律规定。
四、电商平台分期付款市场的监管对策
前已述及，国内的金融体系不能与快速增长的消费需求相匹配，尤其是对中低收入群体的信贷支持仍比较滞后，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存在较大差距。而电商平台分期付款形式恰恰能为居民消费提供较为灵活的信贷方式，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金融体系的不足。但电商分期付款平台不属于现行金融法律的监管范围，金融机构无权从正面对其电商平台分期付款进行监管。此外，电商平台利用互联网的涉众性使分期付款面临的信用风险要比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的消费信贷的风险要高，电商分期付款平台的野蛮生长，对于我国构建健康、安全的消费环境极为不利。对此，本文结合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主要针对上述的争议问题，试图从市场监管法律制度层面提出相应的监管对策。
（一）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创新监管的原则
根据十部门共同颁布的《指导意见》?，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应该坚持“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分类监管、协同监管、创新监管”的原则。随后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下称“《新动力指导意见》”），强调要为扩大国内消费建立配套的制度，进一步鼓励消费形式创新。为贯彻落实《新动力指导意见》，2016年3月央行联合银监会共同颁布了《关于加大对新消费领域金融支持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进一步提出积极培育和发展消费金融组织体系，加快推进消费信贷管理模式和产品创新。
从上述系列文件意旨可以看出，国家鼓励互联网消费金融领域的创新，只要是对消费市场有提高的互联网消费金融模式，监管当局都应持鼓励和宽容态度，坚持对互联网金融“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分类监管、协同监管、创新监管”的监管原则。前已论述，电商分期付款平台虽不属于金融机构，不受国家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但《指导意见》指出电商企业属于互联网金融的从业机构之一，电商平台分期付款属于消费金融的重要部分，是在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产生并发展壮大的。并且电商平台分期付款形式能补充我国金融体系的不足，提高消费水平，电商平台分期付款的市场价值已经显现。因此，对于电商分期付款平台的监管，应在明确电商分期付款平台的法律地位基础上，给予适当的发展空间，明确并坚持“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创新监管”的原则。
（二）完善电商平台分期付款市场的监管法律制度
电商平台虽然不属于金融机构，不受央行与银监会的监管，但电商平台仍受传统民商事法律的约束，其行为要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对于现行电商分期付款平台质量参差不齐、市场秩序混乱的现象以及电商平台分期付款引起的法律争议，本文提出以下完善电商平台分期付款市场的法律监管制度：
1. 完善电商平台从事分期付款业务的市场准入制度。
（1）明确规定经营范围。电商平台分期付款业务与银行信用卡分期消费业务都是为消费者提供消费借贷，但两者的主体地位差别很大，电商平台并不具备金融机构的主体资格，不能从事金融业务。然而，根据上述一系列指导意见精神，电商平台要想从事小额消费贷款业务，可以成立消费金融公司，取得金融机构牌照。然而，消费金融公司的准入条件较高，限制较大，很多电商平台较难符合《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的准入条件，面对电商分期付款呼唤监管的现实状况，笔者认为应首先明确电商平台分期付款的法律性质，在此基础上对电商平台的经营范围进行明确，对电商平台从事分期付款业务的经营资格进行认证。此外，在实际操作层面，工商登记机关应该对此类电商企业的设立和变更登记做好相应的配套工作。
（2）设置行业从业门槛。银行和消费金融公司从事消费信贷业务的工作人员除了取得相应的学历资格外，还要经历一系列的职业前培训和相关的资格考试，严格按照银行业监管法律规范和银行内部业务操作规程开展消费信贷服务。目前电商平台分期付款业务的操作流程主要在网络上完成，但是分期付款产品的研发、推广、销售等均依赖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网络化的审核和产品的推广离不开较高的职业道德要求。因此，要针对电商平台消费分期付款业务设置一定的从业门槛，对从业人员进行系统的职业培训和严格的职业考核。
（3）引导电商平台建立内部控制制度。电商分期付款平台从事消费信贷业务，风险控制离不开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对于电商平台而言，银行的内部控制制度有许多可供借鉴之处。在借鉴银行内部控制制度的基础上，电商平台也应积极利用自身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优势，在实现对消费者网络化授信的前提下，设计并运用一套科学合理的互联网实时审贷分离的模型工具，对每一笔分期付款服务进行严格的检验并建立预警机制。此外，在完善合理的消费授信模型下，秉持审慎放贷的原则，建立科学的在线消费金融服务审批流程，最大限度地控制和防范风险。
2. 完善我国征信法律制度。鉴于我国目前的征信体系，法律应适度放宽征信主体市场准入的标准，为互联网征信机构提供制度供给，以便与民间征信机构实现信息共享和沟通渠道，增加我国信用信息的来源，完善征信机构的信用评价标准。
在电商平台取得合法的征信主体资格之后，电商分期付款平台若要实现有效控制风险的目的，电商企业间还必须建立相互之间的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在此基础上，央行信用数据库要逐步实现与电商平台信用数据库的有效对接，打破单打独斗、各自为政的状态。央行需要逐步使全国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向广大的电商企业开放，两者间形成相互参照和补充，使信用信息适应全民消费的需要，争取形成以央行为主导的、各民间机构为补充、电商平台为有机组成部分的征信体系，三者形成有效的信用信息共享机制。
在建立有效的信用信息共享机制的过程中，电商分期付款平台应逐渐改善信用评价标准。大数据、云计算对于客户的信用分析应转化为“厚数据”。具体而言，电商平台应该在网上建立与消费者的互动，在不增加成本的前提下，完善对消费者身份情况的调查机制，比如借鉴证券开户时验证身份的方法，保证消费者申请授信的真实性。同时综合对于消费者过往的消费行为数据的分析，对消费者的信用进行准确的判断。
（三）建立电商平台分期付款产品的信息披露制度
结合我国目前的信用和制度建设尚不完善的情况，消费者步入消费过度负债的可能性较高，例如由于此前监管当局叫停了大学生信用卡业务，对于有着较强消费需求而没有消费能力的大学生群体，分期付款平台打着“低首付，零利息”等广告，使很多不具备经济能力的大学生有了过度消费的途径，但实际上大学生分期付款平台的利率比银行信用卡要高出5%左右，并且最近由于大学生分期付款平台的发展，高校之中产生了严重泄露大学生相关信息的现象。因此，要建立电商平台分期付款产品的信息披露制度，保障电商分期凭条充分向消费者披露分期付款产品的风险，同时规定电商分期平台不得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与此同时，法律应规定电商平台对消费者提供用于申请授信额度的信息以及注册账户等信息要尽到合理的保护义务。
（四）创新纠纷解决机制
对于电商平台分期付款的消费者而言，在享受便捷的互联网消费的同时，也希望因网络消费而产生的纠纷能够快速、方便地解决。因此，电商分期付款平台也应该参照《指导意见》规定，建立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或者与互联网金融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相互配合，统筹建立在线解决争端的机制（ODR），利用互联网技术优势，以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包括在线仲裁、在线调解等），搭建电商平台与消费者纠纷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
加强互联网消费者的保护力度，并不是仅通过强调服务提供者的义务来保护消费者，消费者也要养成理性消费的习惯，切忌冲动消费、过度消费。另外，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和相应的消费知识储备也是消费者保护的重要方面。因此，我们要积极引导消费者学习和储备互联网消费金融的相关知识，培养理性消费文化，特别要引导不具备超前消费能力的消费者强化理性消费意识，尤其是对大学生消费群体的宣传和教育。
五、结语
电商平台分期付款形式灵活地补充了现行消费金融体系的不足，也符合国家挖掘消费的政策导向。伴随着国内金融体制的改革和银行等金融机构涉足互联网消费金融，电商平台类分期付款的产品将不断涌现，电商平台与银行的竞争将异常激烈。但电商平台在尚未取得合法金融机构地位之前，其发展也受到较大的限制，在与银行的竞争中无疑处于劣势地位，这与电商平台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地位极不相称，国家政策层面已经放松，但法律制度方面仍比较滞后。面对电商平台上述问题，亟须法律层面的应对，以保障互联网消费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
注：
①2015年十部门联合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认为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以下统称从业机构）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互联网与金融深度融合是大势所趋，将对金融产品、业务、组织和服务等方面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
②2016年3月24日，央行联合银监会了《关于加大对新消费领域金融支持的指导意见》。该《意见》从积极培育发展消费金融组织体系、加快推进消费信贷管理模式和产品创新、加大对新消费重点领域金融支持、改善优化消费金融发展环境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金融支持新消费领域的细化政策措施。
③据艾瑞咨询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消费信贷规模达到13万亿，同比增长24.7%。艾瑞咨询预计，2014―2017年中国消费信贷规模依然将维持20%以上的复合增长率，预计2017年将超过27万亿，相较于2007年将增长7.4倍。
④例如工商银行的融e购、建设银行的善融商务、交通银行的交博汇等。
⑤参见《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三条。
⑥参见《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四条。
⑦电商平台希望尽可能搜集用户信息，目的就是为了分析用户消费偏好和还款意愿，设计风险控制模型，以便分析授信风险。
⑧《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七条规定，“申请设立经营个人征信业务的征信机构，应当向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提交申请书和证明其符合本条例第六条规定条件的材料”。
⑨《征信机构管理办法》第五条，“设立个人征信机构应当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⑩2015年1月，央行印发《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允许芝麻信用、腾讯征信等八家机构涉足个人征信业务，以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芝麻信用”）为例，该公司依靠阿里集团及关联企业的信息积累，迅速发展壮大，现“芝麻信用”的数据来源并不局限在阿里体系内用户在阿里相关网站上留下的各种信息，还包括用户自己提交的信用信息，甚至还包括公安、法院、政府数据及商户回流的数据。然而，2015年12月通过全国企业信息信用公示系统的查询，由蚂蚁金服出资成立的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其经营范围并不包括个人征信业务，仅仅包括企业征信业务、企业管理咨询等。
?需要说明的是，“趣分期”和“分期乐”主要针对大学生消费群体，为控制风险，它们的征信较为保守，采用“网络+地推”模式，建立校园，以便核实大学生身份。
?《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把互联网金融分为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七个方面，明确肯定了互联网消费金融作为互联网金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消费者保护的规定，提出构建在线争议解决、现场接待受理、监管部门受理投诉、第三方调解以及仲裁、诉讼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明确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会同有关行政执法部门，根据职责分工依法开展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和投资者权益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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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finance，the installments products of e-commerce platforms rapidly occupies the internet finance consumption market，which brings a huge impact on the traditional consumption finance market order.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installments on the e-commerce platforms，legal problems such as fuzzy boundary definitions and disputes over the legal existence as the credit subjects arise. In order to build up a fine online consumption environment，the installments on the e-commerce platforms should be legally，moderately and innovatively supervised. The supervision legal institutions，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should be improved.
限制高消费申请书范文第8篇
遗产税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和一定的财政意义，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法制建设加强的表现，因而成为各国普遍征收的一个税种。
中国在20世纪40年代曾经开征过遗产税。
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曾经设立过遗产税，但是由于条件不具备而没有开征。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重新开征遗产税的条件逐步成熟。为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有利于调节个人财产的分配和遵从国际税收惯例，中国应当尽快开征遗产税。同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开征此税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从政策上、技术上加以妥善解决。
一、中国遗产税的起源
遗产税是一个古老的税种。据专家考证，早在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帝国时代就曾经开征过遗产税，其主要目的是筹集战争经费。近代遗产税起源于荷兰，时间是1598年。英国于1694年开征，法国于1703年开征，意大利于1862年开征，日本于1905年开征，德国于1906年开征，美国于1916年开征。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征收遗产税。与古代遗产税相比，近代和现代遗产税主要是作为调节社会成员财富分配的一种手段，而取得财政收入的作用则大大地减弱了。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中国税收的历史从夏代算起已经有四千多年之久。但是，中国古代并没有遗产税，只是到了近代，开征遗产税的问题才被提出。
据有关专家考证，中国的遗产税思想最初萌芽于孙中山先生的“节制资本”思想。孙先生认为，可以通过征收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节制私人资本。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军政开支很大，财政非常困难。因此，有人建议仿效英、美等国创办所得税、遗产税等税种，以增加财政收入。
1912年9——10月间，北京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向参议院报告财政施政方针时提出了开征遗产税的主张。
同年11月，北京政府实行第一次税制整理，即将遗产税列为拟新设立的税种之一。
1913年11月，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熊希龄向国会报告财政施政方针时再次提出了开办遗产税的主张。
同年11月22日，北京政府公布《划分国家税地方税法（草案）》，其中将拟开征的遗产税划为国家税。
从1912年至1914年期间，外国顾问铎尔孟提出了《遗产税说帖及略例》，北京政府财政部次长章宗元拟出了《遗产税征收条例（草案）》。
1915年夏，在北京政府召开的总统府财政讨论会上讨论通过了倡办遗产税一事，并参照章宗元拟出的《遗产税征收条例（草案）》，拟定了《遗产税条例（草案）》。
当时倡办此税的主要理由有两条：第一，遗产不是劳动所得，富家子弟继承遗产，丰衣足食，容易养成依赖性，并且经常发生遗产继承方面的纠纷。第二，各国早已开征此税，可以取得大量的财政收入（如英国的遗产税年收入为1600万英镑，日本的遗产税年收入也有400万日元），如果中国开征此税，收入也不会很少。
《遗产税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是：
1.纳税人。以嗣子为纳税人。凡无子立嗣者，由嗣子在继承遗产的时候纳税。
2.减免税。继承遗产1000元以下者免税，将遗产捐赠给公共慈善机构或者合族义庄者也可以免税。
3.税率。继承遗产1000元以上的，按照5％的税率纳税；继承遗产10万元以上的，按照10％的税率纳税（实为两级累进税率）。
4.纳税方式。由当事人报告官署核定应纳税额以后，购买印花税票，粘贴在继书、遗嘱或者继承协议、分家书上，送经官署验明盖印方为有效。
参议厅在审议通过上述条例（草案）的时候提出了以下修正意见；开办遗产税应当遵循各国普遍遵循的两条原则：一是近亲的税负应当轻于远亲，二是大额遗产的税负应当重于小额遗产的税负。具体修改意见是，对于亲生子的继承也要征税，征税的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对未成年继承人的教育、结婚等费用可以酌量扣除，免税额定为3000元，采用1％——9％的累进税率。
以后此事交财政部核办。由于当时政局不稳，战争频繁，此事便搁置起来。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在整顿财政、税收制度的时候，再次提出了开办遗产税的问题。同年7月1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国民政府财政部划分国家收入地方收入暂行标准案》，其中将拟开征的遗产税划为国家收入。
同年8月，财政部提出《遗产税暂行条例意见书》，并参照1915年拟定的《遗产税条例（草案）》，拟定了《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及其施行细则（草案），报中央政治会议审议。经中央政治会议讨论，考虑到《继承法》、《户籍法》、《财产登记法》等相关法律没有公布，开征遗产税困难很多，决定暂缓施行。
1928年7月，《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及其施行细则（草案）被提交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讨论。经议决举办，但是没有公布施行。
同年11月22日，国民政府公布《划分国家收入地方收入标准案》，其中将拟开征的遗产税的收入划为国家收入。
1929年6月中旬，召开第三届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的政训时期国民政府施政纲领中包括推行遗产税的内容。
1930年2月26日，国民政府公布《财政收支系统法原则》，其中规定拟开征的遗产税为共享税。
同年10月，以美国顾问甘末尔为首的财政部设计委员会提出，中国现在不宜开征遗产税，其理由有两条：第一，西方国家的遗产科以家族财产与其继承为根据，而中国不是这样。父母死亡以后的子女，无论是其对于此项财产的依赖程度，还是其对于此项财产的管理和使用，其身份并不因其父母去世而有所改变。第二，西欧各国征收遗产税的理由通常是说，继承者一旦骤增产业，补助国家的能力当然增加，所以可以征收遗产税，但是中国没有或者很少有这种情况。中国关于家族和商业的观念、习惯以及产业登记制度均与西方国家不同，即使中国开征了遗产税，也不会有什么成效。
这些意见一度对于政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几年之内再也没有人提议开征遗产税一事。
二、中国遗产税的开征
1934年5月，鉴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日益紧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财政部考虑到战时财政的问题，再次提出了开征遗产税的建议，并拟定了《遗产税法（草案）》，提交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议决。
1935年7月24日，国民政府公布《财政收支系统法》，其中将拟开征的遗产税列为中央税。
1936年2月，财政部根据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的决议，拟定了《遗产税原则》和《遗产税条例（草案）》，报行政院审议通过。
同年12月2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遗产税原则》：
1.遗产税按照遗产的总额征收。遗产总额超过5万元的，就超过部分另征超额遗产税。
2.遗产总额不超过5万元的部分实行比例税率，超过5万元的部分实行累进税率。
3.下列情况免征遗产税：遗产总额不满5000元者；军队官兵、公务员战时阵亡或者由于战地服务受伤致死者的遗产；遗产中的文化、历史、美术物品，经继承人向税务机关申明保存登记者（但是继承人转让此类物品的时候要补缴税款）；捐赠给各级政府的财产；捐赠给教育、文化、慈善、公益事业的财产（以50万元为限）；被继承人的著作权、学术发明的专利权和自己创作的美术品。
4.遗产中的土地由继承人自己继续耕种的，可以减半征收遗产税。
5.被继承人去世3年以内分析或者赠与的财产，应当视为遗产征税。
6.在计算被继承人遗产的时候，可以扣除下列费用：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捐和罚款；被继承人去世以前没有偿还的债务；管理遗产和执行遗嘱的必要费用；农业用具和从事其他各业的工具，价值不超过500元的；依法不得采伐或者不到采伐年龄的树木。
7.已经缴纳遗产税的遗产，在3年以内再次发生继承情况的，在已纳税额的价值范围以内，可以免于再次征收遗产税；在3年以上5年以下者，可以减半征税。但是，遗产总额100万元以上者不适用于此项规定。
8.被继承人的配偶、子女特有的财产，经过登记或者有确实证明的，可以不计入被继承人的遗产总额缴纳遗产税。
9.征收遗产税应当先经过调查评价。
10.对于缴清遗产税的人，应当发给证书，作为承受遗产的证据。
此后，中央政治会议将上述原则和行政院通过的《遗产税条例（草案）》一并送国民政府，提交立法院审议。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和抗日战争的爆发，立法院停会，开征遗产税一事再次搁置。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日本侵略者迅速占领了大片的中国领土。由于沦陷区多为富庶之地，国民政府收入锐减，支出猛增，财政状况非常困难。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许多专家、学者建议扩大直接税体系，让有钱的人多出钱，以支援抗战。因此，开征遗产税一事再次列入议事日程。
1938年7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决议促请政府从速完成遗产税立法。财政部根据1936年中央政治会议确定的原则重新拟定了《遗产税条例（草案）》，送行政院转立法院审议。
同年9月30日，立法院通过了《遗产税暂行条例》。
1938年10月6日，国民政府公布了《遗产税暂行条例》，自1940年7月1日起施行。此后，还陆续公布了《遗产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遗产评价委员会组织规程》、《遗产评价规则》和《各地乡镇暨警察机关向遗产税征收机关填报人口死亡暂行办法》等配套法规。
至此，酝酿了28年的中国遗产税终于付诸实施了。
据1940年8月26日《中央日报》报道，早年跟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的同盟会会员、原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先生于当年8月1日去世，其子马保之主动到广西直接税办事处桂林区分处申报缴纳遗产税。这是中国历史上征收遗产税的第一个案例，马保之先生成为中国遗产税的第一位纳税人。
关于遗产税收入的分配办法，1941年1月国民政府规定，按照省、市、县每年遗产税的纯收入，中央分享60％，分给省15％，分给市、县25％，并规定以其分得收入的40％作为教育经费，其余作为保育救济事业和乡镇生产基金。1946年7月规定，遗产税收中央分享55％，分给省15％，分给市、县30％。
三、中国第一个《遗产税条例》及其配套法规的基本内容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由于中国没有实行财产登记制度，遗嘱制度也没有普遍实行，为了控制税源，简化手续，节约经费，便于征收管理，遗产税采用了总遗产税的征收模式，即按照被继承人的遗产总额征税，不考虑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关系及其继承数额的多少。
1.在税收管辖权方面，采用了居民管辖权与地域管辖权相结合的做法，即除了中国人在中国境内的遗产要征收遗产税以外，在中国境内有住所而在中国境外有遗产者也要征税。
为了避免发生国际间对于同一项遗产的双重征税，规定了以下扣除办法：国外遗产所在地国家的遗产税税率低于中国的遗产税税率的，可以从按照中国税法计算的应纳遗产税税额中扣除国外遗产税的税额以后纳税；国外遗产所在地国家的遗产税税率高于中国的遗产税税率的，应当就其遗产总额，按照中国遗产税的税率，计算其国内财产的遗产税税额。
2.遗产税的征税范围包括被继承人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有财产价值的权利（主要包括债权；物权，如典权、抵押权、永佃权等；无形财产权，如商标权、特许权等）。此外，被继承人死亡以前3年之内分析或者赠与的财产，视为遗产征税。
在计算应纳税遗产的时候，可以扣除以下项目：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罚款，被继承人死亡以前没有偿还的债务，管理遗产和执行遗嘱的必要费用，农业用具或者从事其他各业的工作用具价值不超过500元的，依法不得采伐或者没有达到采伐年龄的树木。
以评价决定的遗产总额，减除评价决定的扣除金额和符合免税、减税规定的遗产额，加被继承人在继承开始之前3年以内分析或者赠与的财产总额，即为应纳税遗产总额。
遗产税的起征点为5000元。遗产总额达到5000元以上的，按照1％——51％的17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遗产税。其中，遗产总额在5000元以上而不超过5万元者，适用于1％的最低税率；遗产总额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适用于51％的最高税率。
3.遗产税的免税项目有：遗产总额不足5000元的；军人和公务员战时阵亡或者由于战地服务受伤致死者的遗产；遗产中有关于文化、历史、美术的图书作品，经继承人向税务机关申明保存登记者（但是继承人将其转让的时候必须补缴税款）；捐助各级政府的财产；捐赠教育、文化、慈善公益事业的财产，不超过50万元的；被继承人的著作权、学术发明的专利权和自己创作的美术品。已经缴纳遗产税的遗产，在3年以内再次继承的，已纳税的价值可以免税。此外，被继承人的配偶和子女的特有财产，经过登记或者有确实证明的，不列入被继承人的遗产总额计税。人寿保险约定于被保险者死亡的时候支付给规定的受益人或者继承人的金额，免征遗产税。
4.遗产税的减税项目有：已经缴纳遗产税的遗产总额不足100万元者，在3年以上5年以内再次继承的，可以减半征税；遗产中的土地为继承人继续自耕者，土地部分应当负担的遗产税税额可以减半征收。
5.遗产税的征收程序分为四个步骤：
（1）死亡报告。被继承人死亡以后遗有财产应当征收遗产税的，纳税人、遗产管理人或者遗嘱执行人应当于10日以内将被继承人死亡事实和财产概况向遗产所在地税务机关报告。此后，负有报告义务者应当自死亡报告之日起3个月以内，将遗产清册一次或者分次提出，并附扣除金额明细表。
（2）调查评价。税务机关收到遗产清册以后，应当立即调查、估计遗产价值，提交遗产评价委员会，评定遗产总额。遗产评价委员会设委员5——7人，除了遗产税征收机关1人为当然委员以外，当地司法机关、地政或者民政机关、财政机关、教育或者文化机关、地方自治机关或者团体各推定代表1人，地方公正人士1人。
遗产的调查可以采取税务机关直接派员调查、委托其他机关代为调查和辅助调查3种形式。
遗产的估价方法为：
①遗产价值的计算，以继承开始之日为准。赠与财产的价值，以赠与之时为准。
②凡是有市价的财产，应当以继承开始之日的公平市价为估价标准。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的评价，如果不能按照继承开始之日的市价评定，应当就其租金按照12％的周息还原计算其价值。
③所有动产、不动产和其他有财产价值的权利所发生的收益，截至被继承人死亡之日止，其应得的租金、利息等，都应当列入遗产以内。
遗产评价委员会的主席应于接到税务机关提交的遗产评价案件之日起5日以内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委员不超过全体委员的半数不得开议，没有出席委员半数以上的同意不得决议。如果该委员会对税务机关提交的遗产调查估价报告有疑义，可以向税务机关和纳税人调查或者询问。该委员会应当于遗产价值评定之后3日以内，将评价清单移交税务机关，核定应纳税额。对于该委员会的决议，税务机关不得有任何改动。
（3）纳税。税务机关应当根据遗产评价的结果，核计应纳的遗产税税额，并通知纳税人在1个月以内缴纳。遗产税应当一次缴纳，但是有正当理由，经过税务机关核准的，也可以分期缴纳。
（4）复决、鉴估和诉讼。纳税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对遗产评价委员会的评定结果不服的，可以于纳税决定书到达之日起30日以内，向税务机关申请交由遗产评价委员会复决或者鉴估。税务机关应当于接到纳税人提交的复决或者鉴估申请书之日起10日以内，提交遗产评价委员会复决或者鉴估，遗产评价委员会应当于接受申请书之日起5日以内开会复决或者鉴估，会后由税务机关将复决或者鉴估决定通知申请人。纳税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对复决或者鉴估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讼。在复决、鉴估或者诉讼的过程中，不停止遗产税征收的执行，但是应当按照复决、鉴估或者诉讼最后决定的税额办理退税或者补税。
6.遗产税的违法处罚规定有3项：
（1）纳税人、遗产管理人或者遗嘱执行人不按照规定报告死亡事实、提交遗产清册的，可以处50元以下的罚金。
（2）为了不缴或者少缴遗产税而隐匿遗产的，除了照章补税以外，并处所隐匿税额1——3倍的罚金。
上述两项罚金均由法院裁定。
（3）超过规定期限不缴清应纳税款、不照章补税的，税务机关可以申请法院扣押其财产。
7.1945年2月17日，国民政府根据几年来经济情况的变化（特别是物价水平的变化）和遗产税的征收情况，对《遗产税暂行条例》及其《施行条例》作了以下修正：
（1）将免税额从不足5000元提高到不足10万元，将各类工具的扣除额从不超过500元提高到不超过1万元。
（2）对税率表中的前三个级距作了调整，降低了税负。其中，遗产总额在10万元以上至20万元的部分，税率为1％。
（3）将分析、赠与财产的征税时间由3年延长为5年。
（4）将不按照规定报告死亡事实、提交遗产清册的罚金从50元以上提高到1000元以下，并进一步规定：法院在扣押财产以后，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标卖其一部分，以清偿应缴未缴的税款。
四、中国第一部《遗产税法》的出台
（一）1946年公布的《遗产税法》。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政府为了将战时财政逐步转为平时财政，开始修订各项税法。财政部在《遗产税暂行条例》的基础上草拟了《遗产税法（草案）》，报经行政院转送立法院审议，完成立法程序以后，国民政府于1946年4月16日公布《遗产税法》，即日起施行。与原《遗产税暂行条例》相比，《遗产税法》主要作了以下修改：
1.调整免税额。基本免税额由原来的不足10万元提高到不足100万元。原规定军人和公务员战时阵亡或者由于战地服务受伤致死者的遗产免税，现改为上述人员的遗产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税。原规定捐赠给学校、医院、图书馆的财产不超过50万元者免税，现提高到不超过200万元。
2.调整免税和扣除项目的范围。原规定的已纳税遗产可以享受免税、减税者仅限于遗产总额不足100万元者，现提高到不足1000万元。原规定各类工具的扣除额为不超过1万元，现提高到不超过10万元。原来没有将被继承人的丧葬费和子女教育费列入扣除范围，现规定，必要的丧葬费用可以从遗产总额中扣除，但是不得超过100万元；被继承人的未成年子女和正在受教育的子女，每人可以按照遗产总额扣除5％免征遗产税，且每人的扣除额以10万元为限。
3.调整税率。将原来的17级超额累进税率改为18级超额累进税率，最低税率仍然为1％，适用于遗产总额在100万元以上至200万元的部分；最高税率从原来的50％提高到60％，适用于遗产总额超过1亿元的部分。
4.改进征收程序。针对原来规定的申报期限过紧、评价手续复杂的问题规定：
纳税人、遗产管理人或者遗嘱执行人应当于继承开始之日起2个月以内，将被继承人死亡事实和遗产清册向遗产所在地的税务机关报告。税务机关应当在接到上述报告以后1个月之内进行调查、估价，决定应纳税额，通知纳税人在1个月以内缴纳。（为了使税款尽快入库，财政部于1948年12月规定，以后凡是依法申报的遗产税案件，可以按照申报的遗产价值先行计税，并在填发的缴款书上注明“暂缴税款”字样，尽快催缴入库。同时，继续调查，重行估价。经过调查原申报与实际相符者，即发给纳税证书，少报者则要依法补缴税款并处以罚款）
纳税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不服税务机关所决定税额的，可以在接到纳税通知书以后15日之内向税务机关申请复查。税务机关应当在接到申请复查书以后15日以内予以复查决定。
纳税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不服复查决定的，应当在接到复查决定书以后15日之内缴纳应纳税款的1／3（不按此规定纳税者，没有申请审查权），然后向遗产税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设在各地遗产税征收机关，设委员5——7人。除了遗产税征收机关1人为当然委员以外，当地司法机关、地政或者民政机关、教育或者文化机关、财政机关、地方自治机关或者团体各推定的代表1人，地方公正人士1人）申请审查。遗产税审查委员会应当于接到审查申请书以后15日之内予以审查决定。
纳税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不服审查决定的，可以依法提讼。
后来，为了进一步解决遗产的估价问题，在遗产税征收机关内部设立了遗产估价审议委员会，并制定了有关制度。
5.调整罚则。将不按照规定报告死亡事实、提交遗产清册的罚金从1000元以下提高到5万元以下；并进一步规定，自超过规定的纳税期限之日起至缴纳税款之日止，按照应纳税额和5％的年利率加收利息缴入国库。
《遗产税法》公布以后，由于内战加剧，货币发行量过大，法币急剧贬值，物价持续大幅度上涨，人民怨声载道。为此，国民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宣布改革币制，即日起发行金元券，以取代法币和东北流通券。
为了适应物价上涨和币制改革以后的情况，国民政府于同年8月26日公布了《整理财政补充办法》，对遗产税的免税额、费用扣除额、税率级距等作了相应的调整。但是，这次币制改革仅仅搞了10个月就彻底失败了，随着金元券出台而修改的遗产税法也成了一纸空文。
由于政治、经济局势不稳，金元券不断增发，物价飞涨，内地各省多使用以前铸造的银元，沿海大城市则大量使用美元、港币等外币，还出现了许多以纸记数加戳代替货币的现象，中国的币制紊乱到了极点。为此，国民政府于1949年7月3日公布了《银元及银元兑换券发行办法》，规定废止金元券，以金元券收兑银币，各种税收也以金元券折合银元计算征收。
（二）1949年公布的《修正遗产税法》。
为了适应银元本位制，国民政府于1949年9月7日公布了《修正遗产税法》。这次遗产税法修正的主要内容有3项：
1.将起征点定为银元5000元。
2.将原来的18级超额累进税率改为11级超额累进税率，遗产总额达到5000元至1万元的部分适用于1％的最低税率，遗产总额超过50万元的部分适用于50％的最高税率。
3.罚金原来由法院决定，现在改由税务机关决定。税务机关可以酌情规定期限，命令受罚人缴纳罚金和滞纳税款，逾期不缴者移送法院强制执行。如果受罚人对此不服，可以先依法缴清税款，然后在法定期限以内提讼，并根据诉讼结果决定是否应当退税或者补税。
这项法律公布以后仅24天，政府即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彻底。
五、对旧中国遗产税制度的简要评述
20世纪40年代中国遗产税制度的建立是中国税制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重要事件，许多经济界人士为此积极呼吁，财税界专家为此精心设计了税制和许多相关的配套措施。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政治黑暗，政府腐败，穷人没有纳税能力，而富人却可以逃避纳税，遗产税形同虚设，只有徒有其名而已，从以下事例可见一斑：
1940年（即中国开征遗产税的第一年）中国（指政府统治的地区，下同）的遗产税收入预算为200万元，而实际收入只有1900元，不足预算的1‰。
1941年，中国各地直接税局查征遗产税案件的数额，以甘宁青新直接税局最多，共83件；以下是浙江局52件，江西局48件，广西局32件，陕西局26件，川康局23件，其他各局都不到20件；全年遗产税收入超过了20万元，虽然比上年增长了很多，但是仍然不足预算的4％。1942年中国的遗产税收入近300万元，不足预算的15％。
1943年，中国的遗产税收入达到4940万余元，总算基本上完成了预算。从1944年到1946年，由于抗日战争胜利而收复大量失地等原因，中国的遗产税收入连续3年大幅度超过预算。其中：1944年收入1.4亿元，超过预算近1.9倍；1945年收入3.6亿元，超过预算80％；1946年收入37.7亿元，超过预算44.4％。
从1947年以后，中国的遗产税收入又开始完不成预算。其中：1947年的收入为179.1亿元，不足预算的60％；1948年的收入为236万余元，只完成预算的77％；1949年9月政府即告，就更谈不上完成税收预算了。
至于遗产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就更是微不足道了。
财政部在1947年3月发出的一份文件中承认：遗产税自1940年开征以来，迄将七载，规模虽已粗具，而绩效终未大彰。一般人民对于此税尚无深刻认识，致推行困难，事倍功半。
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曾经作过这样的分析：按照一般的推测，中国的人口为8000万户。按照60年新陈代谢一次，则每年应当有遗产税纳税人130万人。而现时的纳税人不过1‰左右，相差甚远。
遗产税征收的困难首先表现在遗产的调查和评价方面。虽然国民政府公布了《姓名使用限制条例》，规定每个人只能使用一个姓名，并用于财产的取得、转移和变更，但是实际上没有执行。因此，遗产的调查极为困难。陕西省宝鸡直接税分局在一份报告中说：中国遗产税之调查，不仅有势力者无法进行，即便一般遗产之调查亦感困难。如都市方面，虽税源较集中，但以户政之未严密，财产之未登记，实毫无办法。至乡镇方面，税源散漫，所有死亡单位，非处山陬，鞭长莫及，即零星散漫，耳目难查。就连上海这样的中国最发达的工商业城市，遗产税的征收工作也非常困难。上海直接税局曾在一份报告中称：遗产税之推动，与人口调查、地籍整理、财产登记等项相辅而行。在以上三项要政未经有关机关切实举办以前，对于人口之死亡、户口之异动、土地之估价、财产之调查等，颇有无从下手之感。
再拿遗产的评价来说，虽然有关于召开遗产评价委员会会议等具体规定，但是由于战争不断，各方面工作繁忙，交通不便，空袭又多，很难召开此类会议。即便开会，也往往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特别是在受到地方势力影响的情况下）。
从税务机关内部来说，由于机构设置、人员、经费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也影响了遗产税的征收。例如，上海直接税局在一份报告中称：遗产税征收人力不足，出勤旅费无着，致困难重重，难收速效。汉口直接税局在一份报告中称，遗产税分布散漫，人员、经费两缺，实在难办。重庆直接税局在1947年10月的一份报告中称，该局在当年4月以前，经办遗产税的人员只有4人，从8月起新增5人。但是，该局所辖地域纵横数百余里，大部税源散在乡村，以有限的人力控制庞大的辖区颇为困难。
税务机关更加难以对付的是当政权贵和地方豪强无视税法，拒不依法纳税。例如，1943年8月1日，生前曾经大力宣扬遗产税的国民政府原主席林森死亡，重庆直接税分局为此于同年10月6日专门请示财政部直接税处称：林故主席逝世，按照《遗产税法》应当征收遗产税。但是由于事关国家元首，未敢轻举妄动，请钧处转函治丧委员会商洽办理。同年10月26日，财政部直接税处奉命转达了该部的批示：依法固不应免，惟此问题，似可暂缓提出。此后，重庆直接税分局便不再提及此事。
另外一个典型案例是：贵州省威宁县土目（少数民族首领）安晦生拥有大量土地、房屋、牲畜等财产，跨越云南、贵州两省四县，纵横数千里，其中以安的住所地贵州省威宁县境内的财产最多。安晦生死亡以后，其继承人安祖荫等人密不申报。1946年7月，贵州区直接税局毕节分局威宁查征所根据举报材料核定对安晦生的遗产征收遗产税两亿多元。但是，安祖荫等人先是向其佃户强行摊派遗产税税额数千万元，却拒不纳税。佃户们虽然不堪承受，但是慑于安家的世代权威，敢怒不敢言。后来，安祖荫等人为了避重就轻，于同年10月向云南区直接税局昭通分局谎报安晦生在云南、贵州两省的遗产总额为2100万元，并借助当地势力威逼昭通分局从轻征收遗产税499.2万元作为搪塞。后经财政部直接税署严令贵州区直接税局派员查办，由于安祖荫拥有人、枪数百，避而不见，查办人员无法与之接触。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税务机关只能将此案移交当地政府和司法机关法办。但是，由于安家权势太大，当地政府和司法机关虽然有心协助，也苦于无能为力。
六、新中国遗产税制度的曲折发展过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全国统一的新的税收制度建立以前，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和稳定经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老解放区的人民政府暂时可以继续按照自己制定的税法征税，来不及制定新税法的新解放区则可以暂时沿用原政府实行过的一些可以利用的税法征税，其中包括遗产税。
1949年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召开的首届全国税务会议上，重点研究了新中国的税制建设问题。在1949年11月底至12月初召开的首届全国税务会议上，确定了统一全国税收制度、税收政策的大政方针，提出了设立14种税收的方案，其中包括遗产税。
1950年1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了新中国税制建设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规定全国设立14种税收，其中包括遗产税。
在同年6月召开的二届全国税务会议上，决定遗产税暂不开征。
1953年8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总理在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上总结报告（此报告经过中共中央主席多次修改）中提出：遗产税应准备在适当的时机征收。
1955年12月30日，中共财政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工商税制建设和对国营企业推行周转税等问题的请示报告》。该请示报告中提出：遗产税应当在1956年内开征。后来，该请示报告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原则同意，并由国务院第五办公室转发，征求中央和地方有关方面的意见。
在1956年1月底至2月初召开的全国财政厅（局）长、税务局长会议上，再次研究了是否开征遗产税的问题。结论是：对于财产的继承、赠与可以采取征收公证费的办法，以不开征遗产税为好。这个意见上报中央以后，得到了中央的同意。
在后来的1958年、1973年、1984年3次重大税制改革中，遗产税都没有被列入计划。至今中国仍然没有开征此税。但是，也并非中国所有的税收法规对于遗产都没有涉及。例如，在中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规中，有关于个人遗作稿酬征税的规定；在契税法规中，有关房屋、土地权属赠与征税的规定。
中国50年来没有开征遗产税，可能主要有4个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原因：
1.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特别是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前的30年间，人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普遍很低，个人财产很少。例如，一般干部、职工每个月的工资只有几十元，高级干部的月工资也不过从一百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一般家庭微薄的收入只能用于吃饭、穿衣、子女上学和赡养老人，如果能够省下一些钱买上“三大件”（即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就算是小康之家的财产了。
2.中国长期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严格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个人的经营性财产很少。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非公有制经济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不足1％。由于没有证券市场，个人也没有股票之类的金融资产，连国债也一度停止发行。甚至某些本应属于个人消费品性质的财产（如个人住宅、家具之类）也被纳入了公有制的范围。
3.由于长期实行平均主义加供给制式的分配制度，从表面上来看，人们拥有的收入和财产差别不大，而实际取得的收入和占用的财产却有很大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又是无法通过税收加以调节的。
4.由于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和前苏联财税理论界“非税论”的影响，社会主义条件下税收的地位和作用一度受到严重忽视，遗产税问题自然就更摆不上议事日程了。
此外，基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在华的外商投资和中外人员交往都十分有限，外国公民继承被继承人在中国境内的遗产和中国公民继承被继承人在中国境外的遗产的情况都非常少。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结构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开征遗产税的条件逐步成熟，不仅理论界和税务部门的许多有识之士不断呼吁此事，而且社会各方面的认识也日趋一致。
1980年9月，在中国研究开征个人所得税的时候，曾经有人提到过这样一个典型案例：1979年底，加拿大公民卡特去世。该公民于1951年在中国天津市某银行存在存入人民币6万多元，到其去世的时候本息共计人民币16.3万元，全部由其夫人继承，并汇出中国境外。由于中国没有遗产税，所以，明知按照国际惯例此类遗产应当征收遗产税，也无法征税。因此，有人建议，在遗产税立法以前，可以先按照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征税项目中的其他所得项目对遗产征收个人所得税。但是，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1985年4月10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王汉斌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继承法（草案）》的说明中说：“过去一般遗产不多，没有征收遗产税。现在有些遗产数额较大，而且有增长的趋势，征收遗产税问题需要研究，如果要征收遗产税，可以另行制定有关税法。”
此后不久，余双人先生在《税务研究》1985年第三期上发表了《各国遗产税简介和我国开征遗产税浅见》一文。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较早研究遗产税问题的一篇重要文章，其中有许多见解至今看来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原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税务局开始提出研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问题，并逐步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
1987年12月5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局长金鑫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税制改革问题时，第一次提出要对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可行性进行调查研究和论证。
1990年春，国家税务局提出了《关于今后十年间工商税制改革总体设想》，其中正式提出了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设想。这个文件得到了原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的肯定。
同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其中提出要通过遗产税和赠与税等税收对于过高的收入进行必要的调节。
1991年3月25日，原国务院总理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和同年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采纳了中共中央提出的上述建议。
在1992年2月国家税务局制定的《税收工作十年规划和“八五”时期计划纲要》、同年7月国家税务局提出的《关于近期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1993年4月国家税务总局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所作的工作汇报、1996年7月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税收工作“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等重要文件中，都提出了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设想。
1992年12月29日，原国务院总理在全国财政会议上讲话，在讲到运用税收手段调节个人收入问题时，专门讲了征收遗产税的重要性问题。
1993年8、9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审议并通过了国家税务总局起草的《关于税制改革的实施方案》，同年11、12月间，国务院最后通过了国家税务总局起草的《工商税制改革方案》。在上述方案中，都列有开征遗产税的内容。
1993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该决定中提出：“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
同年12月15日，国务院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其中将遗产和赠与税收入划为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
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纲要中提出：“逐步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利息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
1997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调节过高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开征遗产税等新税种。”
1998年3月5日，原国务院总理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要开征遗产税，并得到了会议的批准。
1999年3月6日，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财政预算的报告中提出，要抓紧起草《遗产税法》，并得到了会议的批准。
1999年7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财政部在研究经济形势和对策的时候提出，为了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差距，要在适当的时机开征遗产税，并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同意。
2000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其中提出要通过开征遗产税等措施强化国家税收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
近几年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一直在研究起草遗产税的有关法规，组织了多次国内调查研究、论证和出国考察，并多次将其草案报送国务院审阅。遗产税的开征已经列入了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计划。
七、中国开征遗产税的现实条件、意义和困难
（一）目前中国开征遗产税具有的有利条件。
1.由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并存，个人收入渠道多元化，个人拥有的财产也随之大量增加。在中国的许多地区，已经有一部分人率先走上了致富之路，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这些人包括拥有巨额收入、财产的企业家和承包经营者，高级职员，科技、文艺、体育界人士，城镇个体经营者，农村专业户，股票、期货、债券、房地产经营者，从中国境外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取得巨额收入、财产的华侨和香港、澳门、台湾同胞等。他们所拥有的个人财产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工薪收入者的财产。这就为中国开征遗产税提供了一定的税源。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有专家作出过“百万富翁过百万”的估计，现在有人估计中国的百万富翁已经超过1000万人。
从居民收入和储蓄存款的增长情况来看，1999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859元，比1957年的235元增加了23.9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205元，比1957年的73元增加了29.2倍；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59622亿元，比1957年年末的35.2亿元增加了1692.8倍；个人手持的现金据测算也有5717亿元之多。实际情况是，少数人拥有储蓄存款和现金中的绝大部分（据有些专家估计，3％的高收入者拥有全部存款的47％）。
从个人拥有的经营性资产的发展情况来看，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充分肯定了个体、私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宪法相应修改以后，中国的个体、私营经济有了更快的发展。1998年，个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已经达到3744.4亿元，比1980年的119.0亿元增加了30.5倍。一批个体工商大户和私营企业的资产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例如，1999年，全国已有私营企业150.9万户，注册资金共计10287.8亿元，平均每户注册资金68.2万元。其中，注册资金100万元以上者为19.8万户，比上年增加了58.8％。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作出的关于调整国有经济战略布局的重大决策，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将更加广阔。随着公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中持有股份的职工也在大量增加。
从个人拥有的其他金融资产的发展情况来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在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迅速增长。据有关专家测算，1999年中国城乡居民持有各类债券8984亿元、股票和其他股权4900亿元。一批人已经通过证券经营进入了富人的行列。
从个人拥有的房地产的发展情况来看，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房地产管理制度的改革，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购买了住房。1998年，个人购买商品住宅7792.6万平方米，比1986年的256.1万平方米增加了29.4倍。1999年，个人购买商品房的金额又比上年增加了30.4％，当年商品房销售额中个人购房所占的份额已经达到74.4％。农村居民的住房情况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城乡各地都有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们建造或者购买了豪华的或者具有较高标准的住宅。而且，一些人买房已经不再仅仅是为了自家居住，而是为了出租或者出售以取得收益。
从个人拥有的无形资产的发展情况来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科技、文化的进步，个人拥有的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商誉等无形资产的财产价值已经初步得以体现，并将越来越充分地体现出来。例如，湖北大学的张廷璧教授已经凭借知识产权成为亿万富翁。
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个人拥有的汽车、船舶、贵重珠宝、首饰、字画、古玩等财产也在大量增加，私人飞机也出现了。
此外，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外商来华投资不断扩大（近年来每年达到400多亿美元，到2000年8月末累计金额已经超过3300亿美元），来华工作、生活的外籍人员越来越多，由此形成的外国人的在华财产数额（包括不动产和动产）也已经相当可观。
2.近代遗产税已经有了四百多年的历史；当今世界有许多国家开征这种税收，其中既有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这样的发达国家，又有菲律宾、巴基斯坦、安哥拉、赞比亚、巴西、智利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开征过这种税收，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至今仍然征收此税，从而有比较丰富的国际、国内经验可供中国借鉴。
3.由于中国税制建设和税收工作的不断加强，公民的税法观念也在逐步增强，依法纳税的人越来越多。例如，一度被认为很难征收的个人所得税经过20年的艰苦奋斗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公民的纳税习惯逐渐养成，管理工作逐步走向规范，收入逐年大幅度增长。
4.税收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中国税务机关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加强，技术手段逐步改善，征收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5.随着中国法制的逐步完善，与征收遗产税相关的法规、制度（如继承、公证、金融、保险、证券、房地产和车辆管理等）已经初步建立，有助于遗产税的开征。
6.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开征遗产税给予了很大的重视和支持，相信这件事也会得到各级地方党委、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和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7.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具有独立自强、艰苦奋斗、勤劳致富、扶困济贫的光荣传统和优良美德，这样就有利于开展遗产税的宣传工作。
（二）目前中国开征遗产税的积极意义。
1.开征遗产税，将一部分富人的遗产转为国家所有，用于社会需要，有利于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缓解贫富悬殊的矛盾。虽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的收入和财产状况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也确有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但是1999年农村中还有3400万贫困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城市里也有一批生活困难的下岗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国家应当采取各种方式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征收遗产税就是有效措施之一。
2.通过征收遗产税，可以为政府增加一定数量的财政收入。遗产是一项新的税源，虽然目前可能征得的税款不多，但是对于一些财力并不宽裕的地方政府来说也不无小补。另外，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遗产税将是一个税源稳定、具有一定增长潜力的税种。按照国际上的情况，如果此税每年的收入能够达到中国税收总额的0.5％——1％，就可以达到50亿——100亿元以上，远远超过目前中国许多小税种的收入（1999年，在中国开征的23种税收当中，有10种税的年收入不足100亿元，其中土地增值税、牧业税等税种的年收入均不足10亿元，筵席税的年收入不足4000万元）。
3.开征遗产税有利于对外交往中维护中国政府和中国公民的权益。目前的情况是，一些征收遗产税的国家对中国公民在其境内的遗产和本国公民在中国境内的遗产征收遗产税，而中国没有开征遗产税，等于自动放弃了对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外的遗产和外国公民在中国境内的遗产的税收管辖权，将中国政府应征的税款无偿奉送外国政府。这种不平等的状况是不合理的，也不符合国际惯例。
4.开征遗产税可以填补中国现行税制中的一项空白，有利于完善中国的税制。就遗产税本身的特点而言，这种税可以说是所得税的补充或者延伸——对以往征税不足的弥补（出于经济效率和与外国税制接轨等方面的考虑，中国的所得税不能实行过高的税率；又由于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分配关系的不规范和征收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所得税的征收不足是难以避免的），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所得税——对遗产所得的征税，还可以说是财产征税制度的完善。应当说这样征税是合情合理的，也是与纳税人的负担能力相适应的。
5.开征遗产税可以产生一些积极的社会效应：有利于增强人们的法制观念；鼓励勤劳致富，限制不劳而获；增强人们的社会公共意识，鼓励人们向社会公益事业（如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民政等）捐赠；等等。
但是，笔者不同意某些人提出的把开征遗产税作为扩大内需（包括刺激消费和投资等）、推动经济增长和增加财政收入的重大措施的主张，因为这种税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这不仅是中国的现时国情使然，而且国际上也无此先例。富人们不会由于害怕遗产税而在生前拼命花钱（况且消费、特别是高消费也是要纳税的，投资形成的财产也是不能免于征税的），更没有听说过哪个现代国家的政府是依靠征收遗产税来促进经济发展和解决财政困难的。
虽然在中国开征遗产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有利条件，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在中国开征遗产税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三）中国开征遗产税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1.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们的收入和拥有的个人财产普遍不多，可以征税的遗产是十分有限的。目前中国有1.2亿工薪收入者、8000多万个体工商业劳动者和数亿农民，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不可能也不应当成为遗产税的纳税人。
2.虽然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拥有大量财产的人，但是这些人和他们的财产很分散，而且许多财产是很隐蔽的（特别是没有彻底实行实名制的金融财产）。从年龄结构来看，这部分富有的人大多数在30——50岁之间，谈及遗产税为时尚早。
3.许多公民依法纳税的意识还不强，加之中国的遗产税已经停征五十多年之久，绝大多数的人没有缴纳这种税的概念和习惯，这种税在开征之初可能不大容易被人们接受。例如，当有些新闻媒体报道了政府将要开征遗产税的消息以后，就出现了有些人误以为每个人的所有遗产都要缴纳遗产税，因而大发不满的笑话。
4.由于目前中国没有建立全面的财产登记制度、财产评估制度、彻底的储蓄存款实名制等与征收遗产税密切相关的制度和个人收入、财产监控体系，税务机关对遗产税税源的控制能力是十分有限的。
退一步说，即使是在发达国家，由于公民的厌税情绪、富人偷税手法的多样化和税收管理方面存在着薄弱环节，遗产税的偷漏情况也是很严重的。例如，有人估计，在美国，申报征税的遗产总额可能只有实际遗产总额的10％。
5.在上述情况下，税务机关的征收管理力量和技术手段相对薄弱，与各有关部门的协作也有一定的困难。加之此税收入数额比较少，管理工作（包括申报、登记、调查、评估等）比较复杂，对于从事此项工作的税务人员的素质要求也比较高，征税成本也将是比较高的。据介绍，日本的遗产税收入仅占该国税收总额的3.5％，而从事遗产税管理工作的人员却占该国税务人员总数的6.5％。
因此，可以设想，目前在中国开征遗产税的阻力是比较大的，困难是比较多的，要打开局面必须有坚强的决心，并付出巨大的努力。
八、关于在中国开征遗产税的初步建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根据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税制建设的需要，中国应当积极地借鉴国内外遗产税建设的经验，尽快建立起一套既符合国际惯例、又适合中国国情的遗产税制度。
具体建议是：
1.中国征收遗产税的主要目的应当是调节社会成员个人之间的财富分配，征税的主要对象应当是最富有的少数人的巨额遗产。因此，征税面（即死亡人数中遗产征税者的比例）宜窄不宜宽。
目前各国遗产税（指中央政府征收的遗产税，下同）的征税面一般为2％——5％，如日本为5％左右，英国不足5％，美国不足2％。由于中国中低收入者人数众多而且所占比重很大，遗产税的征税面似可以考虑暂设定在1％——2％的范围以内，即以个人拥有80万元或者100万元以上财产的1000万——3000万富人为征税对象。这样，既可以达到重点调节的目的，又可以照顾一般公民的利益，同时可以简化税务机关的征收管理工作，提高效率。
2.在税收管辖权方面，为了有利于妥善处理国际间的税收关系，中国的遗产税应当遵从国际惯例和中国的一贯做法，奉行居民税收管辖权和地域税收管辖权双重税收管辖原则，即既对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境外的全部遗产征税，也对外国公民在中国境内的遗产征税。对于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外的遗产已经向外国政府缴纳的遗产税，允许抵扣应当向中国政府缴纳的遗产税，但是应当以按照中国税法计算的应纳税额为限。同时，通过与外国政府签订税收协定以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在这个问题上，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有关做法可以借鉴。
3.在税制模式方面，为了便于征收管理，并考虑到中国家庭财产共同性普遍比较强的特点，中国遗产税的税制应当从简，有利于加强源泉控制。因此，可以考虑参照美国、英国、印度、韩国等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实行总遗产税制（即按照被继承人的全部遗产征税，而不是按照每个继承人分得的遗产征税），并将赠与税与遗产税合为一体，以防止偷漏税和税负失衡。赠与人死亡以前5年之内赠与他人的财产应当按照遗产征税。
4.在税基和税率方面，为了体现合理负担的原则和达到必要的调节力度，中国遗产税的计税依据和税率表应当合理设计。
就税基方面来说，应纳税遗产应当尽可能地包括被继承人的各项可以并且值得征税的不动产和动产，前者主要包括厂房、设备等生产资料和住宅、轿车等生活资料；后者主要包括现金、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金融资产，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商誉等具有财产价值的无形资产，以及贵重珠宝和首饰、字画、古玩等财产。被继承人的一般日常生活用品（如服装、用具、家具、电器等）可以不计入应纳税遗产总额。
考虑到纳税人的不同情况，可以不设统一的起征点或者免税额，而采取规定扣除项目和对某些项目规定扣除限额的方法。
应当设立的扣除项目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被继承人的丧葬费用，生前所欠税款、债务、遗产管理费用；第二类是被继承人的配偶、子女等继承的遗产和取得的有关保险金（如人寿保险金），其中对配偶、未成年人、老人和残疾人应当予以特别照顾；第三类是按照被继承人的遗嘱捐献或者继承人主动捐献给政府和教育、科技、文化、民政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的遗产。
为了避免或者减少征收遗产税对于纳税人的生产、经营和就业的影响，对于厂房、设备之类的遗产，在征税的时候可以考虑予以适当的照顾。例如，规定一定的免征额；减征一定比例的税额；如果纳税人在短时间内缴纳税款确有困难，允许其在规定的期限以内（比如5年或者10年）延期纳税。
鉴于无形资产价值的特殊性，要求继承人在继承的时候纳税可能有一定的困难，也应当规定妥善的处理办法。例如，某公民继承一项专利权，但是其价值暂时无法估价，该公民也无钱纳税。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允许该公民在有偿转让该项专利的时候按照转让该项专利取得的收入纳税。
就税率方面来说，可以考虑实行10级以内的超额累进税率，最高税率定为50％。笔者不赞成某些人提出的将最高税率定为70％、80％甚至90％的主张，因为这种近乎于没收财产的政策很可能达不到多收税从而调节财富分配的目的，只会引起纳税人的反感，并诱发大量的逃税。笔者也不赞成某些人提出的“低税”主张，因为那样做也会使遗产税调节财富分配的作用大打折扣，遗产税毕竟是一种富人税，不存在照顾困难户的问题。
5.在立法权和管理权方面，考虑到遗产税涉及国家，纳税人遗产分布的复杂情况，税收政策的统一性，并参照国际惯例，中国的遗产税应当由中央立法。从有利于征收管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提高管理效率考虑，此税的征收管理工作和取得的收入可以交给地方（国外也有此类做法，如德国）。
6.在实施步骤方面，考虑到中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开征遗产税的工作可以逐步推进。例如，先在大城市开征，后在中、小城市，县城，农村开征；先在富裕地区开征，后在一般地区开征，等等。
7.要多方面做好与开征遗产税相关的配套工作。例如，要适时地对《继承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作必要的修正，建立、健全财产登记、财产评估和储蓄存款实名制等制度，地方政府对征税工作要大力支持，各有关部门（特别是工商行政管理、金融、房产、车辆、公证管理等部门）要积极配合。
8.为了保证遗产税税法的有效实施，税务机关在征收管理工作中应当广泛、深入地开展遗产税的有关宣传工作，积极推行纳税人主动申报纳税和有关部门之间的信息传递制度。同时，要大力加强稽查工作，严厉打击偷漏税等不法行为。
9.关于遗产税的出台日期，笔者主张尽快立法实施，并且在实践中逐步完善，不宜久拖不决。等待各种条件都成熟以后再出台的主张固然比较稳妥，但是旷日持久的等待也许会使我们失去许多本来可以得到的东西。况且综观中国二十多年来的税制改革，恐怕没有哪一项改革是在100％的理想状态下出台的。
限制高消费申请书范文第9篇
【关键词】农林高校 艺术类大学生 教育管理 新思路
Brief analysis of the way and method of the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colleges managing the students majoring in art
Wu Yang
【Abstract】The educational management of arts students is a common difficult problem in the university, however the problem is even more severe in the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universities. As the management of this group of arts students is becoming a difficult problem in the university, is that the students’ own problem or is that our epistemic consciousness difference? With this “problem consciousness”, this articl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the commonness of arts students, specially illustrated the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arts students in the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universities. After discussing the reason of this problem, it proposed new thoughts towards the educational management of arts students.
【Keywords】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Universities Arts students Educational Management New Thoughts
随着高校的扩招和社会对艺术类人才的广泛需求,艺术类学生的招生比例在逐年增加,近年来,全国各大高校都在深入探讨如何开展和实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思路和新措施,特别是大力加强艺术类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已成为高校教育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艺术类学生是当代大学生中极具鲜明个性的一个群体,个性鲜明也就意味着在教育管理中会出现很多的特殊问题,怎样提高艺术专业学生的管理工作水平,变难管为易管,笔者认为必须充分研究艺术类学生的个性特点,了解他们的优势和劣势,有针对性的做好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才能趋利避害,引导艺术专业的学生健康向上地成长。
1.农林类高校艺术生的特点。
1.1 高校艺术类学生共有的特点:
1.1.1 学业成绩“先天不足,后天发展失衡”。客观而论,相当一部分艺术类的学生并非因为自身具备相当的艺术天赋或从小接受扎实的艺术基础训练而选择艺术类作为自己的专业,而是在应试教育考试机制下选择的一条通往大学的终南捷径。一些学生是在高中分科后甚至高三时考量权衡发现走常规的文化课考试难以进入理想的大学,才决定转变升学战略,参加各类艺术考试培训班,说白了就是短期速成班,来达到升学的目的。艺术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以其特长加试为基础,分别参加了专业课考试和文化课考试两次考试,文化课的录取分数线要比非艺术类专业的学生低得多。相比普通考生,艺术类学生文化课基础比较弱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缺陷造成了艺术类学生文化课成绩的先天不足,成为他们基本素质构成的短板,决定着学生大学里学习的基本模式和路径。
在大学里,艺术类学生普遍忽视基本文化课程的学习,加上文化课知识基础本来就弱,因此,艺术专业学生基础知识不够扎实,人文素养薄弱,很多的艺术类学生直至大学毕业,英语四级都不能通过。与此同时,艺术类学生又十分重视自身专业的学习,学生普遍认为“没有专业就没有饭碗”,于是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艺术专业的学习上,表现出了很强的专业学习忘我精神,对专业知识的投入学习挤兑了本来应该用于加强文化课程学习的时间。艺术类学生高度重视专业技能训练,轻视文化素养和基础知识,与我们艺术教育领域存在的功利性和浮躁风气不无相关,过分追求专业技巧而忽视人文素养,所培养出来的是缺乏人文素养的纯技能型人才。由于忽视对整体素质和艺术修养的提高,学生对艺术领悟的深度和广度很狭隘,严重制约了他们专业水平的发展空间,更进一步限制了艺术类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
1.1.2 个性张扬,倡导独立自由。艺术研究与钻研是天马行空的创造过程,讲究标新立异、推陈出新、不拘一格,张扬自我。专业学习的特点深刻影响了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使得他们比非艺术类学生更加注重个性的张扬和自我发展,集体主义观念、团队协作意识相对薄弱,在行为上往往表现出较强的个性及以自我为中心的散漫和较大的随意性,充满了浓郁的自由主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气息。
艺术类学生价值取向呈现多样化。抽样调查显示,在人生选择上,对待“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生活”问题,有26.5%学生回答“为了理想而奋斗”,有23.6%的学生选择“充实而积极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好坏无所谓”,“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占24.3%,“人生在世及时行乐”占25.6%。日常生活中,有的艺术类学生喜欢穿奇装异服,喜欢追求个性、凸显自我,在集体活动中,缺乏全局和大局意识,团队协作精神不强,纪律观念淡薄,甚至对集体活动漠不关心,缺乏合作意识,以自我为中心。政治生活中,由于艺术无国界性和近年来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盈漫,许多艺术类学生政治意识淡漠,理想信念模糊,对于政治理论教育无甚兴趣,认为对于自己以后的专业发展没有太多的建设性作用,因而艺术类学生的党建、团建工作也由于学生的热情匮乏而较难开展。调查结果显示:仅有30%的艺术类学生递交入党申请书和参加党课学习,远远低于同年级其他专业的学生。保有个性、有自我主见是艺术类学生难能可贵的专业品质和创新精神,但任何事情过犹不及,不良生活、学习方式,缺乏自律性,法纪观念淡薄,生活作风懒散,学习纪律松弛等现象不能不引起高等教育管理者的高度重视和深刻思索。
1.2 农林院校的艺术类学生独有的特点: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高等艺术教育也逐渐呈现从艺术精英殿堂走向普及化、大众化的趋势,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数十家家重点农林院校也增设开办了艺术类专业。除了作为艺术类学生共有的特点外,农林高校的艺术类学生又具有独特的校际特点。
1.2.1 学校专业性不强,学生缺乏归属感和成就感。我国当代高等艺术教育在经济利益驱动和社会升学压力下,正在以独有的中国方式高速运转。艺术类考生急剧增加,越来越多没有艺术教育传统的高校纷纷趋之若鹜,开办了艺术教育,许多学校本不具备过硬的师资力量和艺术氛围,如此建制使本就薄弱的教育教学质量和教师科研水平令人担忧。在农林高校内,不论是硬件的基础建设和教学设施,还是软件的师资力量以及文化沉淀,都偏重于农理类,艺术专业在这里往往显得不够专业,相应的教学和科研实力都显薄弱。再者正如前文分析的走艺术道路作为很多考生和家庭圆大学梦的捷径,学生根本就谈不上对艺术的热爱和对艺术追求的炙热情怀,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校教学质量和整体科研学术水准如何能保证,令人深感疑问。因此,农林高校中的艺术类学生总会有各种心理上的困扰和担忧,“名不正言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这里很难找到实至名归的归属感,难以得到高水平的培养与训练。
1.2.2 就业形势严峻,学生就业压力较大。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当前社会普遍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每年不断攀高的应届大学生和上一届未就业的大学生人数使得大学生就业面临日趋严峻的形势。而在此严峻形势下,艺术类学生就业的特殊困难又成为就业难问题中的焦点。本属于冷门学科而又在农林院校的艺术类专业,其学生面临的是更加激烈的就业市场的竞争与挑战。面对这种困局,艺术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观,就业期望值都没有很好的适应就业市场的现状,而且就业竞争的激烈程度也会不断加大,这就导致艺术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压力大,很多学生对未来充满悲观与担忧。
1.2.3 消费过高,经济压力增加心理压力。艺术专业本身就是一个高消费的专业,一般艺术类高校学费每年均在一万元左右,加上学习阶段价格不菲的专业学习工具开支,花费远远超出一般专业数倍。以西北农林科大2007级学生为例,该校普通农科类专业收费是每年3025元,理工科收费是每年4950元,艺术设计(艺术类)专业却高达每年9900元,加之专业作图高档配置的计算机,作业所需画笔、颜料、特种纸张等花费,每名学生每年平均承受近2万元的日常开销。农林类高校艺术生大多来自农村或者中小城镇,许多家庭不堪重负,很难满足该专业的高额支出,再加上很多的艺术类大学生追求个性张扬和自我标新立异,期望各方面的消费都能够引领校园潮流和时尚,许多经济不宽裕的贫困生会产生自卑感和焦虑感,这使得贫困学生经济压力更大,思想“包袱”较重。
2.艺术专业学生群体问题的成因分析。
2.1 艺术专业教育内在特殊要求。艺术教育特别强调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注重创新和突破,倡导对学生创造性思维和个性化的培养,学生思想活跃、敏锐而富有创新精神,个性化的尊崇使得学生情感丰富,富有浪漫色彩,情绪易受外界环境的干扰和影响,感性大于理性,在考虑问题时容易脱离现实基础。艺术专业的学习也要求学生必须具有敏锐的感知力、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创造力,从而完成具有创意的艺术作品。艺术教学很注重个性化发展,强调创作的灵感,因此,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学生们往往表现为强调自我,我行我素,因而容易养成一切从个人实际出发,从个人才能的发挥、个人利益的获得、个人价值的实现等方面考虑问题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敏感唯学,崇尚自由和创新,情感丰富,喜欢无拘无束的学习、生活方式,进而滋生以自我为中心,以实现个人目的与价值为取向的个人主义思想。
2.2 外在环境影响。教育(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一直存在环境决定论和环境无用论的长期争论。环境决定论认为,环境决定了人的思想的产生,环境的变化也必然引起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在批判环境无用论的同时,也批判了机械的环境决定论。马克思主义坚持人与环境、教育与环境关系的唯物辩证论,既承认环境的决定作用,更强调人对环境的能动作用。教育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各类环境因素对艺术类专业学生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受市场经济的冲击,社会上一些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错位思潮对艺术类学生影响很大,一些学生自控能力较差,辨别是非的能力不强,不具有很好的审美和批判能力,片面追求自我个性另类发展,无视校规校纪,这也成为大学生管理工作中的难题。
3.艺术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的新思路与新举措。
3.1 以人为本,保护个性与教育管理相结合,树立新的教育理念。时展到今天,尊重个性、关注个性,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需求。在艺术类学生教育管理中,我们应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学生个性发展,遵循艺术教育的规律,注意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和创作灵感,为他们营造一个宽松、自由、关爱的氛围,让他们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树立有利于艺术类学生成才的新理念,要有能够容得下艺术专业学生某些个性和异端的雅量,从大处着眼,从培养学生做人的高度要求学生,塑造学生高层次的人格思想,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创新意识。同时,在此基础上注意严格管理,完善规章制度,强化集体意识和纪律观念教育,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开展工作:①建立一支强有力的管理干部队伍。②管理工作要做到突出重点,强化定量管理。③建立一套科学、规范、完善的管理制度,统一学生思想,规范学生行为。对学生中出现的问题,要严抓严管,决不姑息,充分发挥制度对学生思想和行为的规范、激励、制约、导向作用。④坚持公正、公平、公开,奖惩分明。在对学生考核、评奖、评优等关系到学生切身利益的工作上,要细致入微,按制度办事,做到奖得有理、罚得有据。⑤注重人性化管理,强调情感交流,最大限度地弥补和消除制度管理所带来的不足,以人性的弹性弥补制度刚性的不足。
3.2 内心激励与外部引导相结合,创立新的教育机制。先贤孟子有言“恻隐之心,羞耻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的内心是需要鼓励与赞扬的,激励手段的使用有助于帮助艺术类学生了解他们自身的优势,发扬他们各自的优点,最大限度发挥个人人性向善的潜能和每个人渴望成才成就自我的强烈愿望。艺术创作中普遍采用个别指导和小组教学方式,师生之间更易沟通交流。因此,要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言传身教教育学生,有效发挥外部引导作用。教师的言行对艺术类学生直接起着示范作用,教师要用自身的知识、能力和道德品质、行为风貌等作为教育手段直接影响和感染学生,成为学生的榜样楷模,从而达到教育和感化学生的目的。而学生的学习态度、思想动态、道德风貌等往往在教学过程中能充分体现,因此,教师更易了解学生,把握学生的思想脉搏,做到寓思想道德教育于艺术教育之中,潜移默化,润物无声,通过内外联动的新机制,化他律为自律,变强制为自制,通过个人的自我修养、自我教育和自身的不断实践,把外在的影响内化为自己的品质,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3.3 加强职业规划教育,找到教育新的切入点。“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有完善职业规划和明确人生追求的学生必将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稳步走向成功。理想是人生的灯塔,拥有远大人生理想和追求的人永远不会迷茫和迷途。人生的追求具体体现于人生的职业规划中,拥有合理而崇高的职业理想的人永远会保持昂扬向上的生活状态,志存高远而又脚踏实地,努力实现每一个职业目标和人生理想。艺术类大学生的管理者应把职业生涯规划作为教育新的切入点,帮助学生认清就业形势,全面正确认识自我,理性分析自身优劣条件,主动走近未来职业市场,准确人生定位,合理职业预期,制定完善的职业规划,从现在、现实做起,努力奋斗,刻苦求知,创造辉煌人生。
3.4 创新“两课”教学手段,更新教育的主载体。思想品德课和政治理论课(简称“两课”)的教学,担负着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历史重任。在加强“两课”教学的同时,使其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更好地发挥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教育管理者应当针对艺术类学生的形象思维特点,与时俱进革新教育手段。运用影视资料开展电化教学,开展课堂主题辩论、演讲、小组讨论等丰富而生动的形式,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集体主义意识。“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以创新教育为载体,不拘一格,不固形式,使“两课”教学既内涵深刻,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又有充分的说服力、导向性,在形象感触中引发学生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高层次的人生追求,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民族忧患意识,成为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
3.5 营造人文环境,开拓教育的新境界。一是加强学生人文素质教育。针对艺术类学生人文素质普遍较低的状况,应适量增设文学、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课程,有计划地举办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等人文讲座,开展读书活动,弘扬人文精神,通过人文知识渗透、人文知识剖析、人文风格熏陶,帮助他们通过正确判断、理性选择,提升人生境界。二是构建高雅的校园文化氛围。浓郁的文化氛围以及和谐的校园环境对学生优良学风的培育和学生人格的塑造是不言而喻的。教育管理者要充分利用艺术类学生的专业特长组织开展学生社团活动和各类文艺竞赛,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活跃校园文化,营造健康向上、高雅和谐的校园氛围,开拓教育的新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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