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文化论文范文

所以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一、以文采吸引人

语言要生动形象，句式要善于变化，巧用修辞手法，适当使用描写。

1、以文采醉人之首尾篇

（1）引入生活细节，对所论述的话题作形象的描述，诠释话题内涵。如：

幸福，时时刻刻围绕在你身旁。如果你从母亲手中接过饭碗，心存温馨，那就是幸福；如果你在灯下读着朋友的来信，品味友情，那就是幸福；如果你独坐一隅，静静听歌，凝神遐思，那就是幸福。 （开头）

（2）借助诗文，描绘画面，创造意境。如：

曾在翻译诗里爱过希腊废墟的蔓草荒烟，曾在风景明信片上爱过夏威夷的明媚的海滩，

曾在线装书里迷上“黄河之水天上来”，曾在江南的歌谣里想自己架一叶迷途于十里荷香的小舟……而半生碌碌，灯下惊坐，忽然发现魂牵梦萦的仍是中央山脉上那只我未曾一睹其面的鹰鸟。（《情怀》开头）

（3）运用比喻、排比、拟人、设问等多种修辞，使语言形象生动，富有文采。如：

在生命的天平上，有人选择个人的荣辱得失，但更有人选择个性的无碍释放、国家的繁荣太平、民族的坚贞气节。而往往是后面这些人，托起了生命的天平，紧握永恒的绳索，在生命与永恒的拔河中，探索永恒的答案。（《与永恒拔河》结尾）

2、以文采醉人之正文篇

（1）正文——精设分论点。要求：①与话题命题观点相联；②以三个为宜；③定要精炼简短；④一般工整对称；⑤语言必须优美。 创设情境式，如：

分论点一：踮起脚尖，向窗外洞察绿意，遥看生活的希望。 分论点二：踮起脚尖，叩响门铃，探索生活的成功之门。 分论点三：踮起脚尖，让我们目光放的更远，将人生的道路走的更完美。 《踮起脚尖》

修辞式，如：分论点一：洪战辉把自己雕琢成责任的天使。

分论点二：徐本禹把自己雕琢成报恩的天使。 分论点三：李春燕把自己雕琢成执着的天使。《心有天使，诗意人生 》

正文的写法有多种形式，我只举一个例子，不是给作文一个限制，而是强调语言有文采的重要。

（2）正文——形象生动的叙述角度。如：（例一）鲁迅一个漫长的拯救，一段思想的斗争。一双眼看透世态炎凉，一支笔写尽悲

情苦难，一身青袍衬出他的颀长傲骨，嘴角的烟斗，悠悠冒出的丝丝缕缕，让沉默不再是沉默。

分析：运用排比句式，抓住人物特征，以凸显个性的细节勾勒，突出鲁迅思想者的形象。

（例二）卡夫卡，你漂泊流离，毫无根基的你默默承受着父亲的飞扬跋扈，静静面对着

社会的暗无天日。你把忧愁，犹豫和软弱埋藏心中，泻于笔端。《变形记》终的格利高尔何尝不是你深受工业社会负担的写照，《审判》终的儿子又何尝不是你面对父亲时那个惊惶的身影。你超现实的文风，不为当时接受，然而在你去世后，却掀起了世界文坛的汹涌波澜。我多想穿越书本，让你看看，多少人与你正唱着同一曲叹歌。

分析：运用第二人称写法，与人物饱含深情的对白，亲切自然，很有感染力。

二、以思想警人

文词是件华丽的外衣，思想才是文章的灵魂，作文应该承载思想。当今的中学生作文，

大部分不是事例的堆砌，就是华丽的空洞，缺少内涵，思想贫乏。散文式议论文，除语言形式的优美外，更要注重内容的丰厚，有文化内涵，有思想底蕴。

作文要做到有思想性，就要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能知因溯果，有个人独到的见地。而散文式议论文，就要求用生动的语言，用多样手法把深刻的思想形象地表达出来。

1、独到的见解，让人耳目一新。如：

战胜对手，成，如朗月照花，深潭微澜，是无论顺逆无论成败的超然，是扬鞭策马，登高临远的驿站；败，仍滴水穿石，汇流入海，有“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傲岸，有“穷且益坚，不坠青云”的倔强；荣，仍风采犹然，沧海桑田，熟视岁月如流，浮华万千如过眼烟云；辱，胯下韩信，雪底苍松，知暂退一步，养精蓄锐，奋起直追，不达目的誓不休。

分析：成功、荣耀历来为人羡慕，失败、屈辱常常让人懊丧，作者立意新奇——失败亦可“不坠青云”，屈辱犹可“养精蓄锐，其傲岸与智慧令人赞赏，也是一种成功。可谓思想独到！在形式上使用整句，整齐有致，比喻、引用，形象生动，让人赏心悦目。

2、具有思辨色彩。如：有人的心原是虎穴，的几朵蔷薇免不了猛虎的践踏；有人的心原是花园，园中的猛

虎不免给那一片香潮醉倒。所以前者气质近于阳刚，而后者气质近于阴柔。然而踏碎了的蔷薇犹能盛开，醉倒了的猛虎有时醒来。所以霸王有时悲歌，弱女有时杀贼。（余光中《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

分析：这比喻实在是太独特了！把阳刚者的心比作“虎穴”，因为“的几朵蔷薇免不了猛虎的践踏”，所以往往缺少阴柔；把阴柔者的心比作“花园”，因为“园中的猛虎不免给那一片香潮醉倒”，所以往往缺少阳刚。而事物又具有多面性，人也一样，所以阳刚者也有柔情，阴柔者也有时刚烈。深刻的哲理用诉诸形象独特的语言，让人拍案叫绝。

3、抓危害，究实质。如：手写书信所附带的传统的元素文化价值，稍不注意就有被泡沫般的网络所湮灭的危机。是的，科技解决了符号传递的问题，但是还是没有解决真正交流沟通的问题。因为“如果意义不在词语里，而是在脑子里或是在对客体的参照里，那么，什么东西也不能保证，意义可以跨越两个脑子而成功迁移”。假如我们缺少了等待与珍视，我们注定是不能“心连心”的人，我们发出的电子信号最终消散在茫茫太空，我们从未知之中来，又往未知之中去。（《交流的无奈》）

所以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日中交流 研究 思潮 规律

文章编号 1008-5807（2011）03-088-01

一、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以“日中”为关键词，在日本最权威的学术网站之一：CINII上搜索文献，把搜索出来的从1961年到现在的共295篇论文制作成论文目录表格，按照从古到今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序，然后分类。共分为7大类“文化”“法律”“特集”“人物”“文学”“区系文化”“语言”“其他”。以各类别出现的先后顺序调整类别顺序。因为此文是为了探讨日本国内的关于中日两国交流的研究现状。所以文中出现“日中”，而不是“中日”。明确此问题是很重要的。

二、 研究目的

探讨日本国内对于日中交流研究的情况，从中寻找规律。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三、日中交流研究的发展规律

经过对日本国内的50年来有关日中交流的论文分类整理，可以发现，关于“文化”的研究是最多的，占到了30%。可见关于日中文化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关于文化的研究出现的最早，而且从未间断过。这说明日本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是从文化开始的，并且一直以文化为主要内容。日本学者如此关注中国文化，其意义何在，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关于中国文化的最早的一篇论文是“鲁迅序说”，作者是西尾健吉。鲁迅的文学成就在日本也引起了广泛关注，所以日本学者开始研究鲁迅，以此作为突破口，探索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这是一种以小见大的方法。选取一个典型的中国作家，从他的作品来研究中国，能够看的更直观、更具体。

1969年开始出现了关于法律的研究，虽然出现的很早，但是研究成果很少。可见法律领域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有待进一步深入。法律是中日交流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由于中日两国政治体制不同，其法律必定有很多差异。但是法律的制定是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目的。两种不同体制的国家也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使自己的法律更加完善。

1972年开始出现了特集，特集的出现可以被认为是日中交流研究的转折点。1972年正好是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这一年。特集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中产生，可见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现实的需要。特集的出现说明了日本学术界开始重视中国，想对中国进行更深入系统的研究。2004年特集显著增多，更说明了日本学术界对中国的重视逐渐加深。近50年中共出现了31个特集，其中几个典型的特集是关于“长江文明”和“良渚文化”的。

1977年发表的一篇“雨森芳洲文库目录稿”拉开了人物研究的序幕。这个时期的人物研究以近代人物为主。其中较典型的论文有臧世俊所写的“康有为的日本观”，文中论述了康有为眼中的日本的样子。由于康有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位，他的日本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出了近代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

关于文学的研究论文出现于1995年。其中有关于“八景诗歌”“杜诗”“汉诗文”“楚辞典籍”等等。还有关于紫式部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对比的文章。另外，比较典型的论文有八木泉所写的“横光利一‘上海’文学地图”，清水基吉所写的“我的横光利一时代”，王述申所写的“我的日本研究、日本近代文学和我”。这些论文的理论水平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可见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已经到了比较深的程度，研究的范围也很广。

区系文化的首次出现是在1996年，一篇“彝族生命之神的崇拜”的文章拉开了区系文化研究的序幕。从这以后，关于区系文化研究的论文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关于区系研究的论文也占到了16%，其数量仅次于文化。区系文化由区文化和系文化组成。关于区文化，研究的主要区域是中国、亚洲、日本。关于系文化，主要是对中国彝族文化进行了研究。区系文化研究的出现标志着日中交流研究的成熟。关于区系文化的研究具有一些特征。最开始是关于少数民族彝族的研究，后来发展到对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的研究（西域），再后来就回归主流，开始研究中国整体的文化。由少数民族地区移向了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开始关注中国的水系，如长江。可见区系的概念发生了改变。时间上也发生了变化，由当代中国转向了古代（秦汉）中国，然后又回到清代，1999年底又回到当代中国。2004年，关于区系研究就中止了。

关于语言的研究相对较少，但是在这些论文中可以发现其中一个典型的研究方法就是比较，如“汉语的借用语和日语的借用语”“汉语的比喻和日语的比喻”“日语的音读和汉诗的韵律”等等。这些论文通过中日语言的比较，寻找其中的规律，以此来指导语言的教育。由于这些语言的研究还处在一个较浅显的阶段，所以语言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关于其他的研究包括教育、交流、艺能、民俗、经济、美术。在这些方面，发表的论文很少，远没有达到成熟的程度，这是将来的发展方向。今后的学者如果能以此为突破口，必定会有所收获。

所以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民俗民间体育；武术；文化人类学

百年来，东西文化的交融和论争日益频繁，包容着历时和共时性特征的民族传统体育正趋向跨越民族属性的方向发展。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扶植，以及民族间的文化扩张和移植将是涉及到一个民族在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涡流中是否能得以文化认同的问题，更是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文化安全问题。对于具有丰富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华民族来说，要想在世界文化艺苑中占据一隅，必须诉诸对本土文化的发展规律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把握，而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文化人类学将首当其冲地充当重要角色。由此，全面理顺有关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进展，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学科建设、科研导向、人才培养机制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文化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分支。“人类学”，英文为“Anthropology”，是由德国学者享德于1501年首次使用的。享德界定其是研究人的表现特征、体质的构成、肢体部位和结构要素等为对象，相当于今天的体质人类学。历时四个世纪，经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和泰勒等的倾力建构，人类学遂于19世纪中叶日臻完善，被确定为一种科学。其研究对象由最初人类的体质研究拓延到人类“文化”研究。研究方法是以独特的田野操作法为主要方法，同时还与社会学、历史学、生理学等学科方法紧密相关。1901年美国考古学家霍姆期率先使用“文化人类学”一词。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引入中国。

上世纪初，德国威尔、罗伯特等人把人类学引进到了体育领域。亚洲的日本首先于1988年成立“体育人类学专门科学会”。90年代初，日本早稻田大学寒川桓夫来华（上海体育学院）进行学术访问，“体育人类学”被带入了中国，并作为研究体育领域的方法之一。实质上体育人类学是以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为重要资源，所以往往将两者统一看待。

1有关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人类学或体育人类学研究的计量分析

截至2011年11月10日，检索了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其中来源率为99%，文献产出起迄1915年，文献量27622166篇，文献收全率为99.9%，具有较高的参考范围），共检索到以人类学研究体育的期刊论文、硕博士论文有330条（中国期刊网的论文成果均含附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当中），点击“文化人类学”和“传统体育”信息，并经梳理、甄别，获悉“文化人类学”和“传统体育”的科研成果86篇。点击“文化人类学”和“武术”信息，并经梳理、甄别，发现以文化人类学理论研究“武术”的论文有13篇。

1.1核心作者人群的计量分析

作者群的分布是指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较多、影响较大的某作者的集合。作者群的分布特征可以反映出相关学科或研究的团队情况。依据美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普赖斯（price）所提出的核心作者计算公式M=0.749×，公式中M为确定核心作者的论文篇数，Nmax为最多的作者的论文数量，由此可以认定数在M篇以上（包含M篇）的作者被称为核心作者。据对体育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研究民俗民间体育的成果统计看，胡小明教授是此方面作者群中最多的一位（12篇）。按迹探求，M=0.749×=0.749×=2.592，采用四舍五入的方法，M值取为3。统计整体研究成果，还有一位核心作者是饶远教授（9篇），其它作者的相关科研论文均没有达到3篇。这说明此类研究的核心作者极少，该学科的理论研究和人才梯队有待于引导和培养。

依据此法，以体育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审视武术的核心作者M值，即M=0.749×=0.749×=2.7，采用四舍五入的方法，M值取为3，也就是发表3篇相关论文的作者均为核心作者，从整体情况，达到3篇论文的作者只有吉灿忠博士1人，他发表了《传统武术‘文化空间’委顿与雄起》、《文化人类学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的应用》、《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进展》、《传统武术‘文化空间’遭遇的抵牾及其理论调适》和《竞技武术‘文化空间’之研究》5篇论文，均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和文化人类学理论为视角，透析了中国武术诸多文化形态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的当下所产生的问题，并从不同的层面对所产生的问题进行了理论调适。而其他作者也只是发表了1篇，没有见到后续性的成果出现，足见这类核心作者较少，而且群基数较低。这说明将体育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引入武术研究的作者较少，还没有形成规模，但较之数年前相比发生了较大的改观。

1.2论文研究者学历、职称的计量分析

随着国家人才培养体制日趋成熟，众多高学历、高职称人才投身到民俗民间体育和武术方面研究中去。

1.2.1论文作者学历的计量分析

图1显示，从文化人类学或体育人类学角度来研究民俗民间体育的作者中，博士或博士生的12篇人，占13.95%；硕士的44篇人，占51.16%；本科的14篇人，占16.28%；学历不详的作者16篇人，占17.44%。研究武术的作者中，博士或博士生的9篇人，占69.23%，硕士的3篇人，占23.07%，本科的1篇人，占7.70%。

而实际研究民俗民间体育的作者群具体情况是：有博士或博士生6人，硕士25人，本科7人，学历不详的8人，共计46位作者，占该项篇数总量的95.83%；实际研究武术的作者群具体情况是：有博士3人，硕士4人，本科1人，共计8人，占该项篇数总量的100%。从统计数据（见图1）可知，研究武术的作者中拥有硕士和博士的比例（92.30%）比研究民俗民间体育的作者硕士和博士比例（64.15%）高出28.15%。

从数据上看，以体育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研究武术的作者虽然人数较少，但高学历占比大。这说明：第一，一部分掌握文化人类学理论的高素质人才正走向成熟，虽然以武术为主干研究方向的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结构没有产生太大的变化，但得到了较快地发展。第二，高学历研究工作者更能准确地把握研究视角。从近年来研究者能力看，他们具有更广的研究视野，具备宽泛的理论知识和研究能力，但硕士作者们仍囿于传统的理论研究方法。第三，关于武术方面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作者士人数最多，占该项总人数的55.55%，这可能与近年来博士生培养方向或论文导向存在一定关系。

1.2.2论文作者职称的计量分析

一般来说，研究人员的职称结构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作者的研究水平和认识程度。

由图2可知，研究民俗民间体育的论文作者中，教授职称的有8篇人，占9.30%，副教授有7篇人，占8.13%，讲师有45篇人，占52.32%，助教有5篇人，占5.81%，中学初教职称的有2篇人，占2.33%，职称不详的19篇人，占22.09%。研究武术的论文作者中，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职称的分别有1篇人、6篇人、4篇人和2篇人，分别占同类论文总数占7.69%、46.15%、30.77%和15.39%。考虑到一人多稿的现象，其实际研究民俗民间体育的作者群情况是：教授4人，副教授4人，讲师27人，助教3人，不详10人，共计48人，占该项篇数总量的90.56%；实际研究武术的作者群情况是：教授职称的0人，副教授职称的2人，讲师职称的4人，助教职称的2人，共计8人，占该项篇数总量的61.54%。

从这两组数据对比情况可知，两组数据分布比例大致相似，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工作者投入到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当中，讲师职称的研究工作者所占比例最高，但高级职称的人员所占的比例较低。研究民俗民间体育和武术的人群中拥有高级职称的比例分别为16.98%和25%。这可能是限制高层次的科研成果见世的原因之一。

1.3年代、期刊的计量分析

1.3.1论文刊录年代的计量分析

20世纪90年代之前，部分科研工作者已不经意地采用人类学特有的田野调查法开展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之后，中国引入体育人类学，而今各方学者逐渐认识到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尝试研究传统体育。

从图3可知，1992年有旷文楠的《华夏人格与中国传统体育》和饶远等人的《民族体育走向世界的文化动因浅析》两篇发表，1993年只有李连友的《朝鲜传统体育的尚武特色及其成因》一篇发表。1994-2002年此类科研成果中断，只有1998年的龙明莲《体育的文化人类学试探》一文发表。真正迎来人类学研究热的是从2002开始：2002年有1篇，2003年有4篇，2004年有4篇，2005年有2篇，2006年有4篇，2007年有11篇，2008年有19篇，2009年有16篇，2010年有15篇，2011年有10篇（截至2011年11月）基本呈现出攀升趋势。其原因：

第一，可能是由于与人类学在中国各学科中的发展与应用密切相关。比如自2007年筹备的2008年中国昆明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研究第十六届世界大会，因故推迟到2009年7月的召开，前后历时三年之久，带来了一定学术空气。

第二，可能与我国西方开发的发展战略紧密相关。这无形中为各期刊的刊载科研成果提供了刊载导向。

年代分布

对比上图中研究武术和民俗民间体育的成果发现，两者动态基本一致，只是有关武术方面的研究似乎稍晚，具体情况是：2004年、2006年和2008年各1篇，2007年2篇，2009年2篇，2010年3篇，2011年3篇（截至2011年11月）。

1.3.2论文刊录期刊的计量分析

为便于研究，我们对文化人类学或体育人类学研究民族传统体育的科研成果进行了梳理、归类，发现中文体育核心期刊载录的论文呈现一定规律。

由图4可知，有关民俗民间体育的体育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主要刊登在体育文化导刊、西安体育学院学报、体育学刊、武汉体育学院学报和体育科学5家学术期刊上，共计20篇，占核心期刊论文总数的86.95%，其中体育文化导刊上刊登论文量最多，有6篇，占总核心期刊量的26%。这与该期刊的学术载录主题相一致。其次，西安体育学院学报和体育学刊各4篇，分别占核心期刊量的17.39%，说明两家刊物易收录人文社会方面的研究成果。

相比之下，有关武术的体育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的学术论文有13篇，刊录此方面研究成果的期刊相对较为分散，除西安体育学院学报和武汉体育学院学报各刊录了2篇论文外，体育文化导刊、成都体育学院学报、体育科学、广州体育学院学报、北京体育大学学报、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科版）、天津体育学院学报、中国体育科技和上海体育学院学报8家核心期刊各刊录1篇，且天津体育学院学报、中国体育科技和上海体育学院学报都是在2010年和2011年刊录了“有关武术的体育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的学术论文”，这说明此方面的理论成果亦不断得到各自学术期刊的认可。

2结语

近年来，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科学研究领域逐步拓宽，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学科交叉不断深入。以往依赖于人文社会学科理论方法的研究局面，开始趋向人文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的理论方法研究同时并重的研究方向移位。这为我们全面、立体地认识民族传统体育提供了桥梁，但运用文化人类理论方法进行民族传统体育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对武术学科方面的研究更为鲜见。

参考文献

所以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一、文风的含义

文风就是文章所体现的思想作风，或文章写作中某种倾向性的社会风气。人们在某一方面表现出来的一贯态度和行为叫作风。撰写毕业论文也有个作风问题，我们在毕业论文写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作风就是文风。人的作风与世界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毕业论文中的文风也不例外。一个人有怎样的思想、立场、作风，就表现怎样的文风。明朗人冯时可在《雨航杂录》里说：“文如其人哉!人如其文哉!”就是说为人怎样，就写出怎样的文章。如果思想正确、态度鲜明、作风正派，写出论文来就有一定的准确和鲜明性；如果朝气蓬勃，思维敏锐，写出论文来就可能生动活泼；一个作风浮华的人，写出论文来决不会朴实；一个思想贫乏的人，写出论文来一定空洞无物。文风不是个别的文章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性和倾向性的文坛风气。毕业论文的文风应该是一定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尚在论文中的反映，应该是一些有着相同或相近世界观、思想作风、思想方法的人，在论文写作中的一贯表现。

文风和风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等同。论文文风是论文的作风。论文的风格是指论文的特色和气派。我们可以要求论文作者树立良好的文风，因为这是对论文作者最起码的要求，但却不能要求每个论文作者具有同样的风格，因为风格是论文作者创造性的表现、成熟的表现。我们要求每个论文作者树立良好的文风，摒弃不良文风；但风格却鼓励多样，提倡风格百花齐放。

二、文风的表现和要素

(一)文风在论文中的表现

1．文风在论文内容上的表现。

优良文风和恶劣文风在论文内容上的表现，突出地反映在三个方面，即真实与虚伪，充实与空洞，新鲜和陈腐。

①真实和虚伪。

真实，就是论文的材料既具有客观实在性，又能体现历史必然性。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只有“从事实的全体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事实才是“胜于雄辩的东西”；但是如果事实“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这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因此，构成论文的材料必须既是真实、可信的，又是能体现历史的必然性的。

虚伪，就是与必然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事实相背离，论文的材料违背事实。

②充实与空洞。

充实，就是内容丰富。充实以真实为前提，翔实地表述真实的事理。马克思说，充实的文风要“三多”：“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撰写毕业论文时应做到明确地提出问题，具体地分析问题，合理地解决问题，力求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空洞，就是空虚，言之无物，在文辞中没有内容或不切实际。同志曾把“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列为“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

⑧新鲜与陈腐。

新鲜，是指论文主旨正确有新意，论文材料新颖别致，不搬弄前人之说，也不套袭旁人之文思。毕业论文要求多种多样，新鲜别致，每个人的毕业论文应力求有新意。

陈腐，是指毕业论文陈旧荒谬，材料雷同不新鲜。陈腐文风传播陈腐的思想观点，毒害人们的思想、意识，造成颓废风气，压抑人们的创造力。

2．文风在论文形式上的表现。

形式受内容制约，而又影响内容的表达。文风在论文形式上的表现反映在三个方面。

①新颖与老套。

新颖的形式式有助于毕业论文充分表达新鲜的内容，新鲜的内容则要求新颖的形式来表达。我们所说的力求新颖，并不是矫揉造作，而是以自然为基础，顺应新鲜的内容。

老套，是陈旧的东西。雷同老套的论文形式，不能表现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大干世界。者套的形式总是与陈腐的内容相结合，而与新颖的内容相冲突。

②质补与浮华。

质朴，就是朴实不浓艳。浮华就是艳丽而不实在，专门追求华丽的词藻，不讲求实际的形式。

②精当与冗长。

精当，就是以尽可能省俭的文字表达尽可能多的内容。撰写毕业论文要求做到要言不烦，言简意赅，“文约而事丰”。冗长就是以偏长的篇幅表达偏少的内容。用刘知己的话来说，就是“虚益散辞，广加闲说”。

(二)论文文风形式的话要素

1．文风的时代特征。

论文的文风是一定的时代精神、社会风气在论文上的反映。它总是当时政治生活的产物，是受政治情况的决定和制约的。换句话说，在文风上总是打着时代的烙印的。以“五四”的文风为例。从清末到“五四”，文章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用白话代替了文言。这次文风的变革，是巨大的空前的。其主要原因，是精神的解放。当时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思想自由，学术民主，精神得到了大大的解放。从另一个角度说，文风也会对政治思想、社会风习有反作用，它能够直接、间接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在“”时期，“帮八股”极为流行，作用极坏，这也从反面说明了文风对于时代的巨大影响。那一段时间“帮八股”文风的流行，产生的 恶劣影响，对于政治生活、社会风气，都有极大的坏作用。

2．文风的个人风格。

文风的形成，对于个人来说，又是作者自身的立场、观点、思想作风、精神面貌、文化修养以及写作的目的和态度等因素在论文上的综合体现。古人说的“文如其人”和“以文知人”都是这个道理。所以文风离不开个人风格。

3．文风的民族特色。

所以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文风就是文章所体现的思想作风，或文章写作中某种倾向性的社会风气。

人们在某一方面表现出来的一贯态度和行为叫作风。撰写毕业论文也有个作风问题，我们在毕业论文写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作风就是文风。人的作风与世界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毕业论文中的文风也不例外。一个人有怎样的思想、立场、作风，就表现怎样的文风。明朗人冯时可在《雨航杂录》里说：“文如其人哉!人如其文哉!”就是说为人怎样，就写出怎样的文章。如果思想正确、态度鲜明、作风正派，写出论文来就有一定的准确和鲜明性；如果朝气蓬勃，思维敏锐，写出论文来就可能生动活泼；一个作风浮华的人，写出论文来决不会朴实；一个思想贫乏的人，写出论文来一定空洞无物。文风不是个别的文章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性和倾向性的文坛风气。毕业论文的文风应该是一定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尚在论文中的反映，应该是一些有着相同或相近世界观、思想作风、思想方法的人，在论文写作中的一贯表现。

文风和风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等同。论文文风是论文的作风。论文的风格是指论文的特色和气派。我们可以要求论文作者树立良好的文风，因为这是对论文作者最起码的要求，但却不能要求每个论文作者具有同样的风格，因为风格是论文作者创造性的表现、成熟的表现。我们要求每个论文作者树立良好的文风，摒弃不良文风；但风格却鼓励多样，提倡风格百花齐放。

二、文风的表现和要素

(一)文风在论文中的表现

1．文风在论文内容上的表现。

优良文风和恶劣文风在论文内容上的表现，突出地反映在三个方面，即真实与虚伪，充实与空洞，新鲜和陈腐。

①真实和虚伪。

真实，就是论文的材料既具有客观实在性，又能体现历史必然性。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只有“从事实的全体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事实才是“胜于雄辩的东西”；但是如果事实“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这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因此，构成论文的材料必须既是真实、可信的，又是能体现历史的必然性的。

虚伪，就是与必然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事实相背离，论文的材料违背事实。

②充实与空洞。

充实，就是内容丰富。充实以真实为前提，翔实地表述真实的事理。马克思说，充实的文风要“三多”：“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撰写毕业论文时应做到明确地提出问题，具体地分析问题，合理地解决问题，力求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空洞，就是空虚，言之无物，在文辞中没有内容或不切实际。同志曾把“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列为“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

⑧新鲜与陈腐。

新鲜，是指论文主旨正确有新意，论文材料新颖别致，不搬弄前人之说，也不套袭旁人之文思。毕业论文要求多种多样，新鲜别致，每个人的毕业论文应力求有新意。

陈腐，是指毕业论文陈旧荒谬，材料雷同不新鲜。陈腐文风传播陈腐的思想观点，毒害人们的思想、意识，造成颓废风气，压抑人们的创造力。

2．文风在论文形式上的表现。

形式受内容制约，而又影响内容的表达。文风在论文形式上的表现反映在三个方面。

①新颖与老套。

新颖的形式式有助于毕业论文充分表达新鲜的内容，新鲜的内容则要求新颖的形式来表达。我们所说的力求新颖，并不是矫揉造作，而是以自然为基础，顺应新鲜的内容。

老套，是陈旧的东西。雷同老套的论文形式，不能表现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大干世界。者套的形式总是与陈腐的内容相结合，而与新颖的内容相冲突。

②质补与浮华。

质朴，就是朴实不浓艳。浮华就是艳丽而不实在，专门追求华丽的词藻，不讲求实际的形式。

②精当与冗长。

精当，就是以尽可能省俭的文字表达尽可能多的内容。撰写毕业论文要求做到要言不烦，言简意赅，“文约而事丰”。冗长就是以偏长的篇幅表达偏少的内容。用刘知己的话来说，就是“虚益散辞，广加闲说”。

(二)论文文风形式的话要素

1．文风的时代特征。

论文的文风是一定的时代精神、社会风气在论文上的反映。它总是当时政治生活的产物，是受政治情况的决定和制约的。换句话说，在文风上总是打着时代的烙印的。以“五四”的文风为例。从清末到“五四”，文章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用白话代替了文言。这次文风的变革，是巨大的空前的。其主要原因，是精神的解放。当时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思想自由，学术民主，精神得到了大大的解放。从另一个角度说，文风也会对政治思想、社会风习有反作用，它能够直接、间接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在“”时期，“帮八股”极为流行，作用极坏，这也从反面说明了文风对于时代的巨大影响。那一段时间“帮八股”文风的流行，产生的恶劣影响，对于政治生活、社会风气，都有极大的坏作用。超级秘书网

2．文风的个人风格。

文风的形成，对于个人来说，又是作者自身的立场、观点、思想作风、精神面貌、文化修养以及写作的目的和态度等因素在论文上的综合体现。古人说的“文如其人”和“以文知人”都是这个道理。所以文风离不开个人风格。

3．文风的民族特色。

所以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柳冕；文章本乎教化；美学意义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2-0149-02

据《全唐文》，柳冕传下来的文章只有十四篇，而以“论文”名者仅六篇，其余除《青帅乞朝觐表》、《皇太子服纪议》、《请筑别庙居献懿二祖议》、《请定公主母称号状》四篇应酬或公事文字外，亦都实质是“论文”之文。他的文论，最要者有三点：情道一元论、文教论和才与气论，其中阐述最多的则是文教观，即“文章本乎教化”论。

一、柳冕“文章本乎教化”论之理论内涵

柳冕现存的文章多数是以书信体写的，他是一个鼓吹古文的理论家。他以为文章宜本于教化，他说：“故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则是一技耳。……非夫两汉近古犹有三代之风乎？惜也系王风而不本于王化！”（《谢杜相公论防杜二相书》）“昔尧、舜殁，《雅》、《颂》作；《雅》、《颂》寝，夫子作。未有不因于教化为文章以成国风。”（《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与徐给事论文书》）以教化为标准，所以攻击今文而推崇古文。这种提倡古文的论调，便是韩、柳的先声。

以教化为标准，柳冕提出文道合一的主张。“夫文章者本于教化，发于情性。本于教化，尧、舜之道也；发于情性，圣人之言也。……圣人之道，犹圣人之文也。学其道不知其文，君子耻之。学其文不知其教，君子亦耻之。”（《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盖言教化发乎性情，系乎国风之道，故君子之文必有其道。……苟文不足，则无人取焉。故言而不能文，非君子之儒也；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也。”（《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这种论调被韩愈继承发扬，他在文章形式上已摆脱骈文形式，精神实质则是儒家文化。

他的理论是纯儒家的文学理论，主张文道结合，反对“道不及文”、“文不知道”。针对当时“文多道寡”的现实情况，他更为强调“道”，但他以为最理想的还是文道结合。如他在《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中云：“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知道则气衰。文多道寡，斯为艺矣！语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兼之者斯为美矣。昔游夏之文章，与夫子之道通流，列于四科之末，此艺成而下也。苟言无文，斯不足征。小子志虽复古，力不足也。言虽近道，辞则不文，虽欲拯其将坠，末由也已。”这类论说在其他的文章中也反复申述过。

然柳冕所倡导的“道”是纯粹的儒家之道，合乎他标准的古人很少。《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曰：“文而知道，二者兼难；兼之者大君子之事。上之尧、舜、周、孔也，次之游、夏、荀、孟也，下之贾生、董仲舒也。”而在《与徐给事论文书》中，屈、宋、扬、马、曹、刘、潘、陆等，一概都被否定了。

他的主张是彻头彻尾的教化主义，他以为“尊经术则教化美”，尊经术即是教化的方法，而教化之所由能美即在于“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他又以为“教化美则文章盛”，教化既美则变易其心，即所谓“君子之儒必有其道”也。教化美而文章盛，又所谓“有其道必有其文”也。他又以为“文章盛则王道兴”，盖“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所以文章既盛，则王道自兴。待到王道能兴，则文章之作用始显，而同时便收到教化的效果。此所以慨然地说“文章风俗其弊一也”；此所以以为“如变其文即先变其俗”也。

二、柳冕“文章本乎教化”论之美学意义

（一）柳冕“文章本华教化”论之思想渊源

“教化”意识在中国源远流长，而较早提出此观念的，则应推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孔子对文学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他对《诗经》的评价上。孔子从政治伦理教化的角度来审视《诗经》，他提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以“礼”的标准来评价诗之内容，其中既蕴含了他评价文学作品内容和艺术表现方式的价值观念，也表现了将文学与伦理教化、政治兴衰密切相连的功利主义文学观。“不学诗，无以言”，孔子把学诗用诗提到了一种治国经邦的高度来体认。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温柔敦厚”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论述，都是从伦理道德教化的角度来阐述诗之作用。

而汉代经学著作《毛诗序》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明确地提出诗是实施教化的工具，它的本质就是教化。所以“先王以是经夫妇，成教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第一次用“教化”这个概念来阐释文学的社会功能，首次将中国古代文学“教化论”赋以了明确的理论形态，使得“教化”成为后人解说文学社会功能最常用概念之一。

而柳冕所倡导的“文章本乎教化”论，正是继承了儒家之“教化”观念。他重新举起儒家文教观的大旗，以伦理道德教化作为文学之目的，为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开了先声。

（二）柳冕“文章本乎教化”论之美学意义

柳冕是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的先驱之一，古文运动使得骈文的发展暂时沉寂，出现了一批古文作家。他的文教观是儒家思想的继续，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新阐释，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白居易的文学艺术理论，但同样适用于柳冕德“文章本乎教化”论。强调文学要反映现实生活的喜怒哀乐，表现对社会现实的关怀和干预，摆脱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的消极处世态度，主张积极投入社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文人应以文学为手段，发挥文学批判社会现实的作用，宣扬儒家政治道德标准，加强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因此，在柳冕看来，文学必须要有强烈的社会干预作用，文人不应仅表现个人得失，而应胸怀天下。如杜甫从自己身处饥寒交迫中，想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陆游至死不忘恢复失地，“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范仲淹更是形象地概括了古代优秀文学家的崇高精神境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对柳冕“文章本乎教化”论的最好阐释，也是柳冕文教观在文学创作和文人精神境界的深刻体现。

第二，他认为文教应当合一，对中唐古文运动乃至后世文学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就历史而言，三代是文教合一的，自屈宋至梁陈是文教分立的。对于唐代文学，希望“兴三代之文”，就是仍返于文教合一。他主张文道并重，尊经崇儒，认为“经术尊则教化美，教化美则文章盛，文章盛则王道兴”（《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公书》），而对屈原以来的辞赋，则持论偏激，斥为“亡国之音”，“魏、晋江左，随波而不反”（同前）。这是中唐古文运动的宗旨。他论文又强调“气”，即社会的风气、作者的志气、作品的生气（《答杨中丞论文书》、《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是韩愈论气的先导；又主张“陈诗以观人风”（《答杨中丞论文书》）,“文生于情,情生于哀乐，哀乐生于治乱”(《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阐说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后世白居易在阐述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就深受柳冕的影响。

然柳冕的“文章本乎教化”论是有其局限的，这并非柳冕一人的局限，而是文学“教化论”在整个文学史上的表现。它将人文精神限制在忠君爱国、功名抱负的理想范畴之中，因此，其对社会苦难的关注，对黎民百姓的同情，对国家命运的忧患等是与对君主的忠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忠君”意识，妨碍了文学中人文精神的深化，使得文学作品止于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道德义愤，却很少思索社会黑暗的根源，缺乏一种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

参考文献：

[1]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唐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3]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林庚.中国历代诗歌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所以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文学地理是人文地理的一个重要分支，1865年法国批评家丹纳的《艺术哲学》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个方面出发来建构艺术哲学，他认为因为气候和自然形势的选择，会影响到风俗习惯和时代精神等精神的气候。1927年出版的德国地理学家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一书，就辟有“美学地理学和作为艺术的地理学”专章，厘定美学地理和艺术地理性质的学科性质，他认为美学地理学“从某种意义说它是美学的一个分支，把美学的观点运用到地理学的事实上”。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积蓄了丰富文学地理传统，形貌各异的文化地域景观蕴含着无穷的文学资源，《诗经》和“楚辞”分属北南文化地域的既成事实，就标领了我国文学的地理学的考察脉络。从汉代司马迁的《史记》至明代王士性的《广志释》，隐含着一条潜在的文学地理链条，遑论卷帙浩繁的方志之中诸多隐而未彰的文学篇什。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率先拈出“文学地理学”一词，拓新了文学和地理的研究领域：“然则以数量庞大、种类丰富、民族众多的中国历史文学资料为基础，‘中国历史文学地理’学科的创建，是有可能的。”“中国历史文学地理以其研究对象为文学，所以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则以场景还原和版图复原为理论构架，显示了文学地理的深度融合和集大成姿态。?

文学地理学根基于文学，形成文学与地理学的交融，它展示地域观照视野下的文学演变趋势和文学人文的脉络。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云：“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有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清晰地确认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本位，凸显了基于文学本位的文化地域考察视野。作家的艺术个性和创作风格，是地理文化的形象显示。罗根泽的文学地理观恪守文学本位，特别是强调以文学家为考察中心，这种研究视野的确立客观体认和展示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基础。就诗歌而论，罗根泽在梳理汉赋作家的评论之时，就清晰地意识到地域民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宋玉的《九辨》云：‘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当然是引用的《诗经•魏风》所谓‘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但较北方学者，如孔、墨、孟、荀的服膺《诗经》，相差甚远。”在他看来，屈原、宋玉等楚辞作家很少甚至不征引《诗经》的文学现实，正标举了中国文学起源中的《诗经》和“楚辞”两类地域文化脉络。罗根泽在《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中论述“诗格”之时，援引《文镜秘府论•论文意》所云“司马迁为北宗，贾生为南宗”之说，确立了散文的南北分野。文学地理所蓄积的文化张力，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会引发文学革新思潮。罗根泽追究古文运动的成因，有意从地理视角切入和突破，其云：“而唐代的有名的古文家，除陈子昂外，又大半是北人；就中的元结独孤及，不惟是北人，且是胡裔；所以古文实兴于北朝，实是以北朝的文学观打倒南朝的文学观的一种文学革命运动。”以文学地理来为古文运动号脉，已触及古文运动勃兴的地域背景，这种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往往离不开原生环境的影响，区域文化所积蓄的能量形成革新思潮对守成观念的大面积释放。他进而断论：“古文运动所以肇端于北朝者，最大的原因由于南朝的地方经济不同；而北朝多胡汉杂种，胡人固厌薄文丽，当亦是原因之一。唐代的古文家不惟多是北人，若独孤及与元结，更直是胡裔，此种消息，不难窥知了。”地域经济的繁荣，直接影响文学的发展，同时又隐含着因循守旧的经验思维。沾溉北方文学的场域特质，豪放求新之气驱使文人以复古求革新。缘于地域文化而引发的文学革新，形成根基于地理文化之上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心理的嬗变，姑且不论这种分析是否命中古文运动爆发的关键，但这种另辟蹊径的文学创新思维倒是值得称颂的。?

地理环境对于中国文学、中国文论的影响是持续而深刻的，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使得文学发展的多样性成为可能。罗根泽的文学地理观兼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色彩，推举自然地理作用下的文化习俗的能动作用。其在考察中国文学批评的“时代意识”之时就论：“横的各国文学批评异同，大半基于空间关系；纵的一国文学批评流别，大半基于时间关系。所以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我们归之地理的自然条件。”以空间与时间的演奏来把捉古代文论的特点，甚至直言自然地理之于中国文学批评特质的关键作用，强化了文学研究的人文地理特色。文如其人，作为创作主体的文学家总是一定文化区域的社会人，相应地域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性情总会或隐或显在其文学作品中流露出来，从而形成相对固定的文学风格。罗根泽属意时空维度来考察文论特点及其嬗变的思维方式，展示了朴素的文学地理意识。在此统摄视野下，罗根泽援引魏征《隋书•文学传》和李延寿《北史•文苑传》的相关知识，推举地理因素为形成中国文论特点的根本原因之一：“此中原因甚多，最重要的当然是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罗根泽肯定了地理因素打造了中国文论的多样类型的可能，但又绝非简单的地理决定论者，显示其求真的学术识见。这样，经由文学家这一中介，文学或文论因地理之异而形成不同的文学类型和区域特色。在中西文化的对比研讨中，罗根泽将二者细论为以海洋文化为表征的欧洲文明和以平原文化为特质的中华文明，侧重文化地域生态来考察二者文化差异：“中国的文化，发源于寒冷的黄河上游，经济的供给较俭啬，平原的性质较凝重，由是胎育的文化，尚用重于尚知，求好重于求真。”属意中华文明发祥地的地域生态，强化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尚用色彩，“中国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理论，与西洋之偏于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者不同。”就中西不同文化生态环境而论，建构了地域文化基础上的思维演变，培植了不同文化区域背景的文化生活格局，罗根泽明显认识到中西文论的相对独立性，而这种相对自足的文论体系恰恰又是建立在人文地理基础之上的，从而呈现与西方大异其趣的艺术追求和批评趋尚。这种旁借异域，注重从地理因素来横向比较的文学眼光，展示罗根泽开放的学术路径，罗根泽独到的文论思维洞悉了文学地理学的?装隆＊?br>转贴于中国论文联盟

中国论文联盟民族文化精神的发扬往往根基于民族文化生活土壤，受文学地理的制约，中国文论往往形成多样多色的潜质。文学的空间分布呈现相对的独立性，但并不排斥区域文学的互相渗透和彼此影响。按照梅新林的文学地理学建构，文学地理是作家籍贯、作家活动、作品描写和作品传播四个层序的动态综合。山川和水文等自然环境的差异往往会导致南北文学不同的审美风格，罗根泽认为“中国南北的地理风土不同，因之人民的习俗和学艺也不同。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历史发展的不平衡，而民族因素和学术因素，也有关系。晋室南渡，‘过江名士多于鲫’，可见故家大族率迁于南朝；而留在北朝的当然大半是乡闾平民。”就文人的迁徙来分析南北朝文学的不平衡，罗根泽的考察范围涵盖了作家活动和作品传播等领域，显示动态考察的特色。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区域圈，往往有中心地带、边缘地带的分野，传统的华夷之辨表现在文化上便是文野之争，民族融合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文学中心的迁移。罗根泽客观体认了文人迁徙之于文学风格和文学发展的巨大作用，文学核心时有迁移，恰好形成中国文学吸纳异质的开放气概。鲁迅先生《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所论“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也客观体认区域文学的相互交流和影响。风土习性的差异，融化在民族文化血液里凝固成一种民族文学生态，波及文学形貌的存在和发展。罗根泽说：“南朝的文人大体都是自中原移来的贵族华人；北朝的文人，虽则未必渗入了胡人之血，但胡人的质俚朴素，总会使他们的观感改变，而汉制于胡，又会使他们发生报仇的意志。这也会使南北两朝，对文学的要求不同。”作家活动区域的更替，往往会刷新文学要求，罗根泽敏感于地理环境之于作家风格的影响，文风的雅俗之辨更多时间是后天学习和效仿的结果。汉人重经验思维，所以易因循守旧；胡人勇于开拓，敢于创新，胡人的刚健质朴熏染了北朝文人的清新自然之风，汉人的经验思维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胡人的文化意识，如此循环往复的影响，才能永葆中国文学的生机和活力，作家活动区域的更替打破了文学区域阻隔的现实，北方文学的壮美和南方文学的秀丽构筑了多色复杂的中国文学，一部中国文学史正是包括南北方文学在内的各区域文学相对自足又相互影响的文学交流的结晶。罗根泽认为地理上南北差异，造成爱美与尚用的审美趋向，而拓宇于楚辞的汉赋批评允符了这种需要，“汉代所演唱的本来就是一幕‘南北合’的滑稽剧”，汉赋批评意在调解南北的不合，立足于南方，则偏于爱美，根基于北方，则趋向尚用。?

罗根泽的文学地理学观显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草创时期的学术求新趋势，他强烈的史学意识，铸造了他由空间趋向时间的演变趋势，达成对时空风格更高层次的延伸和超越。文学地理学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事因难能，所以可贵，其不拘成法的学术视野招致了一些訾议之声。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就以此反驳：“持论之士，或以南北文化对称，而尊颜之推为北方文章宗主，已与南方文士对抗，质之事实，固为当矣。”在具体阐释之时，朱东润更以萧梁一代的文学现象为例质疑罗根泽：“然萧梁之初，昭明简文，议论悬殊，即分两派，皆性习使然，不关地域之南北也。”即使作《南北文学不同论》的刘师培明确体认南北水土之于南北文学的关系，又在《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一文中强调“论研究文学不可为地理及时代之见所囿”，“倘能于古人文字精勤钻研，无论何人均不难趋步，士衡入洛，子山入周，南北易地，各能蔚成文风，然则，文学奚必有关地理哉？”显然是非议文学与地理的单向对应。倒是刘麟生之论颇为中肯，其在《中国文学概论》中云：“可是文章是公物，北方的作风，如果是好的，南方作者也要仿效起来。反之，南方的作风，受环境与体裁等等的支配。所以地理对于作风，不无相当的影响，但是不可刻舟求剑的去研究咧。”总的说来，文学地理学是文学外部研究的一个有待深入挖掘的领域，罗根泽虽敏感于文学地理学的强劲生机，却碍于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未能深入下去，其文学地理观亦多是就南北区域而论，未能全面涉及东西方文学地理，甚至还未论及区域地理之于文学流派的关系，研究文类亦定格于诗文层面，但其就文学地理的孜孜耕耘实绩和发凡起例的学术识见，的确成为后来学者超越的一个逻辑起点。?中国论文联盟

所以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摘 要 通过对2001年―2013年有关马球运动的专著、期刊、硕士论文以及博士论文等文献进行分析，文章以文献述评为基础，概述了马球运动研究涉及的领域，本论文对古代马球运动在唐代的兴起与衰落作了概述，希望通过了解唐代马球运动中得到启示，以丰富在该领域的研究内容。

关键词 马球运动 研究述评

马球在古代又称“击球”或“打球”，是骑在马上用杖击球的一种运动。这项始于中国汉代的运动经过唐代盛行后，最终随着时代的更替，而消失在历史的舞台。在欧美绕了一圈，戴上“贵族运动”头衔后，如今正卷土重来并迅速发展。国外的马球俱乐部已经遍布各个州，而在中国也已有数家马球俱乐部并深受“贵族”们的青睐。

一、马球运动科研成果概况

（一）科研成果的刊发量

经统计，2001年―2013年在体育专业期刊上公布发表的有关马球运动科研论文17篇，其他一般性期刊也发表了13篇有关马球运动的文章，共计30篇。除此之外，还有博士论文1篇，硕士论文3篇，对马球运动的传承和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为了研究成果的连续性以及方便统计，本研究在数量统计中只对期刊论文进行了分析。从科研成果数量的变化曲线看，13年马球运动的发展波折浮动较大，但总体成上升趋势。从各年论文数量的分布来看2005年（3篇）、2009年（3篇）、2010年（5篇）、2012年（11篇）论文比较多。从的数量上可以看出2011年发表的论文量较多，笔者分析可能由于考古发现的马球文物增多，给研究者更好的启示。

通过对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学者们对唐代时期马球运动关注度较高。主要集中在：1.马球运动在唐代时期的兴起与发展；2.马球运动的起源说；3.马球文化在唐代文化中的作用等几个研究领域。本文主要对马球运动的兴起、衰落做了概述。为马球今后的发展提供借鉴。

（二）科研成果的期刊分布

通过2001年-2013年马球运动科研成果的期刊调查得知，有关马球运动论文在体育核心期刊中占总数的57，其他刊物占43。在体育核心刊物中，发表数量排在第一位的是体育文化导刊，其次是成都体育学院学报。在其他刊物中，占比重较大的是考古类文献资料（敦煌研究、兰台世界等），可见，马球运动不但是体育研究工作者研究的重要课题，更是考古学家级史学家的热衷研究对象。

二、马球运动在研究中的热点述评

（一）古代马球运动的起源说

韩丹（2010）在马球运动起源于波斯考中提到通过史料可以说明：第一，由于中亚养马业比较发达，由古代波斯（现今伊朗）人将养马业集中进行发展、普及。并且成为养马活动的中心，所谓波斯马球。第二，由于波斯本民族特点，酷爱骑马这项刺激的游戏，大量文献记载，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6世纪，波斯民族是世界上马球史料最多、最丰富的民族[1]。

李秀梅在对我国古代马球起源分析中指出：关于马球起源于吐蕃说（现今）[2]。我国著名藏学家王尧先生在他的《马球（polo）新证》一文中曾提出说：“马球最早是起源于吐蕃，逐步西传到达中亚乃至欧陆。”著名学者阴法鲁先生在《唐代马球戏传入长安》一文中也论述了马球源于的观点。

小结：不论马球运动起源于何时、何地。它都是历史演变的产物。沿着我国东汉时期丝绸之路去寻找国外古代马球运动的踪迹，虽然时过境迁，但我们如果仔细搜寻仍可找到古代马球运动的足迹、踪影。

（二）马球运动在唐代盛行与衰落的原因

1.马球运动在唐代的盛行

刘吉峰（2012）在唐代马球兴盛与衰落的原因探析中指出：马球在唐代盛行的原因：（1）政治原因：由于唐朝是我国古代政策开明、民间习武风气鼎盛，使得马球运动在唐代盛行[3]。（2）经济原因：马球运动是一项贵族运动的项目，普通老百姓是没有经济能力支付的。李唐王朝将马球作为一种军事训练的手段和唐代兴盛的文化特征。

小结：通过梳理可以看出，经济的繁荣昌盛是马球运动兴起的重要物质基础；政治稳定是马球运动发展的重要后盾；文化开放与繁荣是唐时期马球运动的精神支持，笔者认为在唐代马球运动主要还是适应于军事训练需要，如果将马球推广为体育娱乐项目，因群众基础薄弱，难以普及。

2.马球运动的没落

惠弋（2012）在唐代马球的非民俗性――兼历史视域的民俗体育观中论述：由于唐代马球的设施、制度及观念都是上层统治者为了其统治而制定，因此，马球运动并没有在民众间普及。唐代马球兴盛的场所多集中于宫廷、内苑与军中，其活动的主体为皇上及其身边的文臣武将。所以马球走的是“贵胄”阶级的路线[4]。

综上所述：马球运动从兴起就属于“贵族运动”，没有良好的群众基础，经济的发展使得马在人们中的比重日益减少。即使在善骑射的游牧民族也“在劫难逃”。

三、结语

通过对马球运动起源及其兴盛与没落，可以看出，马球运动在中国古代不论是经济还是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个国家马球运动的兴衰，与该国科学文化和经济的发展程度以及政治的稳定与否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在马球运动卷土重来的今天，我们应该虚心学习，努力提高马球的质量及缩小运动员与国外的水平。以崭新的姿态，将马球运动再次推向高潮。

参考文献：

[1] 韩丹.马球运动起源于波斯考[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10（05）：3.

[2] 李秀梅.对我国古代马球起源分析[J].文史天地.

[3] 刘吉峰.唐代马球兴盛与衰落的原因探析[J].兰台世界.2012.

所以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是以家族为视角探讨“文学的家族”与“家族的文学”的历史发展、家族个性、家学本质和社会地位的文学研究。其学术范式或者以文化为本位，或者以文学为本位。前者立足于家族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文学世家是家族文化研究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后者立足于文学世家的特定性研究，家族文化作为文学世家的重要背景而受到重视和研究。两种学术范式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但都强调“家学”独特性的择微，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并没有优劣之分。不过就文学学科的属性来说，采用以文学为本位的学术范式更为切合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文学世家研究是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西化”反思和学术创新需求的结果，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话语回归和学术范式创新。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从以个案研究为主走向以朝代为主、区域为主和专题为主的多样化研究。以汉族文学世家研究为主体，也有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的研究。

1.个案性研究成果

文学世家的个案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六朝、宋代和明清三个时段上。六朝的个案研究，主要聚焦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琅琊颜氏，东海徐氏等。其中陈郡谢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有程章灿《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周昌梅博士论文《六朝陈郡谢氏家族文学研究》等论著。宋代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昭德晁氏，东莱吕氏，临川王氏，鄱阳洪氏，墨庄刘氏，眉山苏氏，浙东高氏，四明史氏等。其中昭德晁氏文学世家研究最显著，有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李朝军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滕春红博士论文《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等论著。明清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吴江沈氏、叶氏，常熟翁氏、冯氏，海宁查氏，三山叶氏，滨州杜氏，临朐冯氏等。其中吴江沈氏和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前者有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等著作，后者有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朱萸《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等著作。个案研究以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较有代表性，该著未停留在家族血脉关系、家族文化和作家作品的简单梳理上，而是注重从家法意识、家族成员主观性和后天因素不确定性等方面来探讨世家文学发展的继承性与变异性，同时又重视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分析来探讨世家文学的典型性及与时代的联动性，对“个体—家族—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研究有着较为自觉的意识。

2.断代性研究成果

此指对某个朝代的文学世家作整体的断代研究，以六朝和宋代的研究较突出。前者有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论著，后者有《宋代文学家庭》、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刘学《词人家庭与宋词传承》等论著。其中，对宋代的研究较突出，王著对宋代二代至十代以上的文学世家都作了梳理，有较强的资料性；两部张氏著作都注重从宋代的时代变迁、地域文化、政治党争、科举制度和家学意识等方面来探讨，基本上揭示了宋代文学世家发展的时代特征；刘著则重典型文体与典型家庭关系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3.区域性研究成果

此指以某个地域为主的文学世家研究，其中江南地区是最突出的区域，时间跨越六朝至清代。主要成果有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邢蕊杰博士论文《清代阳羡文化家族文学活动研究》、顾世宝博士论文《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等论著。由梅新林、陈玉兰主编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已于2010年陆续出版，计划出书50种，其中有不少是江南文学世家研究的成果。此外，中原、关中、河东、山东、江西、广西等地文学世家也受到一定关注，有相关文章发表。区域性研究普遍存在对文学世家的地域性特征揭示不够的缺憾，往往是某一区域内文学世家个案的“组合体”。

4.专题性研究成果

此指围绕某个专题内容对文学世家进行研究，包括政治、经济、科举、出版等专题，都有相关文章发表。其中，女性专题研究最突出，一些论著往往会涉及到，如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都设有专章来论述世家女性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创作。此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如陈水云、王茁《文学女性从闺内到闺外———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为例》等。徐雁平编著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广涉资料，对清代文学世家姻亲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是专题研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以上主要是汉族文学世家的研究情况，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研究也开始涉及。如刘达科《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探论》、杨镰《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陈友康《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李小凤《回族文学家族述略》、王德明《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特点及其意义》等。

二、学术检讨与未来前瞻

经过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涉及的家族数量，还是家族时空分布的广泛性，古代文学世家研究都取得极为突出的成就，呈繁荣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地方。

一是重个案研究轻系统考察。个案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并且有些家族还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典型者如六朝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和颜氏，宋代昭德晁氏和东莱吕氏，明清吴江沈氏和叶氏等都有多部研究论著或博士论文。但对特定区域、特定时代或通代文学世家的系统研究则较少。个案研究固然是基础，但只重个案而轻整体，往往会挂一漏万，见木不见林，且易造成研究模式化和雷同化。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和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等在系统考察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前两部论著重横切面的系统研究，紧密联系时代社会、地域文化来研究文学世家；后一篇长文重纵向性的系统研究，对中国文学世家的“经学—文学世家”、“门阀—文学世家”、“科宦—文学世家”前后相承的三重形态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历史还原，气势宏阔而又鞭辟入里。

二是重南方家族轻北方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所涉及的家族绝大部分是以江南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的文学世家研究更是如此。这与古代江南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和家族兴盛有着密切关系，因而易为研究者所关注。但北方同样也不缺文化望族，而且历史更为悠久，缺少北方家族的参与，对于完整的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来说是一个残缺，也不符合古代文学世家的实际情况。

三是重汉族家族轻少数民族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汉族文学世家当中，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研究只有廖廖几篇论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大量的文学家族诗书传家外，也有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留名青史。只有把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也纳入到研究视野内才能真正完整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世家，并且激发杨义所说的“边缘活力”的少数文学世家研究。

四是重作家梳理轻作品辨析。由于作家是文学世家的主体和核心，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当中，一般首先关注的是对家族中具有文学特性的成员进行梳理，由此构建起具有血缘关系的文学世家网络，而作品附属于作家分布在网络各个节点上。这一方面有利于快速建立起文学世家网络图，但另一方面也舍弃了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阅读和文意理解的文学本位研究。这种文学世家研究既偏离了回归文学本位的学术反思和要求，也不利于对家族作家及其文学的深入研究。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应该加强作品的考辨和分析，并坚守文学为本位的多元化研究。

五是重现象探讨轻理论归纳。由于只重作家梳理而缺乏作品考析，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只能对以作家活动为中心的文学现象进行探讨，简单地勾勒出文学世家成员血缘关系的网络图及其文学世家的表面性比较，而难以对文学世家传承的深层规律与外部影响、传承共性与个体变异、成员特性与家族共性等一系列文学现象作出理性描绘和区分，并作理论上的阐释和研究，从而影响文学世家的深层研究。同时又由于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的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学界虽然有所关注，但总体上还很欠缺，这也必然也影响到文学世家的深化研究。所以，无论是内在理论归纳还是外在理论指导，文学世家研究都显得缺乏而又迫切需要。

六是重家族封闭考察轻家族开放关注。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总体上来说是局限于家族内部考察，包括家族内部成员关系的梳理、家族作品的排列和文学世家现象的描绘等内容，而很少以开放态度和视角来考察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这种封闭性的文学世家研究势必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很难看出研究对象在特定局域或整体文学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也势必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学术作用和社会效果。

鉴于以上的学术检讨，未来的文学世家研究在强调个案研究的同时也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拓新和深化。其一，加强贯通性研究。贯通性研究包括时代贯通、地域贯通和民族贯通，时代贯通是对特定时代或通代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地域贯通是对特定区域或整个中国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民族贯通是对特定少数民族或所有少民族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其二，加强文学性研究。文学性研究包括文学世家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理解和文化分析。文学性研究的强化既可以深化作家主体意识、家族独特个性和文学传承基因等文学世家深层次内容的研究，也符合文学本位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需求。其三，加强理论性研究。理论来源于学术实践又指导学术实践，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对于文学世家的学术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指导作用和意义。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一方面要对个体、局域和整体的文学世家发展的内在规律、特定内质和发展动态作理性归纳和升华，以突显“文学的家族”和“家族的文学”的独特个性和整体共性；另一方面则要从哲学层面探讨文学世家的概念、内涵、范畴和研究方法等抽象的理论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其四，加强开放性研究。开放性研究就是要跳出封闭的家族内部，放眼于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同时在文学本位的基础上重视文学世家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所以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三毛这位风靡华人世论了文学批评的现象，借由“三”文学现象的国各地涌现“三毛热”的文学现象。本文在论述三毛文学及其引发的文学现象后，重点讨，重点探讨作家、评论者和读者之间应该建立的正确三角关系.

“现象学”是二十世纪一种哲学运动的名称，其开创者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一1938)主张“面对实事本身”，摆脱传统和权威的束缚，搁置已有的知识和信念，直接审视我们所看到的问题本身，从而获得哲学研究的全新对象、全新视角和全新方法。现象学一个研究的基本法就是’‘还原”，亦即’‘现象材料的还原、本质的还原和先验的还原。”现象，或者说“文学的现象与研究”，不是文学的独创，而是文学对哲学的借助。而“文学现象”就是作家与作品呈现的各种现象，它往往包容与反映了相当丰富的内涵，又因时代思潮的变迁，多元的文学现象随之兴起，而多元的文学现象又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属干创作;一类属于批评。而“文学现象”通常是由于“作品”、“作家”和‘.读者”三者关系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现象”意味着作家的创作具有独特的个性，展露出独异的风格，从而构成独有的历史存在，在历史上发挥相当的影响力。我们通常所称“三毛热”、‘.三毛震撼”的文学现象，是指三毛其人其文所引起的各种不同的评价以及由此产生的热烈讨论，亦包括了对三毛本身文品和人品的评价。从推出《撒哈拉的故事》之后，声誉日隆，颂扬四溢相继而出的<雨季不再来》《稻草人手记》等著作。三毛不断以其特殊生活经验，加上其特有的人格风格，在作者与读者的心灵上找到了契合点，受读者的肯定与支持，在大陆地区，包含港台拥有巨大的读者群，文艺界出现了“三毛热”的现象。与此同时，文艺批评对人品和作品的批评和非议相继出现，并日益增多，日渐深化。因此“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两者密切联系起来，以文学的研究作为文学批评的真正基础，而以文学批评来辅导，甚至指导文学研究的进行。而众多批评家们的文学批评，都是“三毛热”文学现象反思的一个起点。

在文学批评的现象中，借由.‘三毛热”的探讨，将“作品”、“作家”和“读者”三方面的研究做紧密的结合，找出作家、评论者和读者之间应该建立正确的关系。

首先，读者对作家作品的广泛接受，因而出现“畅销现象”。作家有感于读者之热情与支持，更努力于从事创作，期以更新、更好之作品回报于读者。对三毛来说，她的作品所以受人欢迎，和她的人格与风格是分不开的。三毛漂流异域、远走他乡，去了许多中国人从没有到过的地方，洞开了异域文化，她在文化上满足了大家探视异域的好奇心。所以，她的第一部作品《撒哈拉的故事》深受观众喜欢，风靡一时，读者遍及台、港、澳、星马、欧美各地。

其次，是评论者。当作家多方受到社会大众肯定，受到媒体的青睐，评论者亦鱼跃而出。有一部分的评论者从作品的本身出发，做出评论，肯定作家作品的特色，评论者从艺术欣赏或理论分析的角度解析三毛的作品，客观地做出具有文学批评价值的评论。;有一部分的评论者由社会文化现象的层面解读，认为作者作品之畅销，是经媒体炒作，名不副实，浪得虚名，出现以严厉批评的审视方式，甚至跳脱三毛作品转向对其文品及人品的批评，并以高标准的要求做出评论。若是如此，这评论就不具价值。以近代文学研究的情形来看，文学原理的建构、文学主义的演进、文学史料的整理，文学与其他的艺术逐渐融治，许多文学作家作品价值的提高与影响层面的扩大，这一切的一切都可说直接或间接受到“文学批评”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