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与文化论文范文

服饰与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红楼梦 服饰 研究综述

国内有许多学者都潜心研究《红楼梦》，他们从历史背景、社会生活、文学艺术等方面进行研究，成果卓著。近年来，《红楼梦》服饰文化方面的研究也逐渐成为热点。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在《传柬议“红楼”》中便收录了《红楼服饰屑》一文，认为红楼服饰绝非摹拟戏装，而基本以写实为原则，不过是夹带一点点“障眼法（荒唐言）”。天津工业大学华梅教授在《华梅谈服饰文化》中也谈到了《红楼梦》服饰，她联系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社会地位，着手分析《红楼梦》服饰。从文献考证《红楼梦》人物服饰是郭若愚，他从清代记录服饰的文献着手，如李斗的《扬州画舫录》、《清稗类钞》等，逐个分析《红楼梦》主要人物服饰的具体造型、材料、色彩、配饰甚至详细列举了各种毛皮的种类及主要特征，最后得出了《红楼梦》人物服饰可以认为是研究清代初期服饰的可靠资料这一结论。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里亦有考证，他认为《红楼梦》人物服饰形式面料详实可靠，均能在故宫藏品中找到原形。

综上所述，国内专家学者从历史背景、文献考证、文学欣赏等不同角度分析《红楼梦》服饰，给我们带来了关于《红楼梦》服饰文化的启迪和思考。不过，研究《红楼梦》服饰的专著还不够丰富，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季学源所著《服饰鉴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该书将叙、考、论和鉴赏熔于一炉，将书中有关服饰的情节和重要细节，按先后顺序加以梳理、叙述并进行考证，对一些重要人物的服饰形象和一些独具特色的服饰物品进行鉴赏和论析，为红学研究者和服饰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线索和资料。

单篇论文则较为丰富，据笔者统计，自1982年以来，三十年间共有63篇论文对《红楼梦》服饰进行了专门探讨，本文经过梳理，将其归纳为七类，包括《红楼梦》服饰宏观研究、文化研究、色彩研究、人物及个案研究、具体物件研究、翻译与比较研究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研究。现分类总结如下：

一、宏观研究：

总计9篇。这些论文从各个角度切入，采取多种研究方法，对《红楼梦》服饰描写取得的艺术效果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其中钟兆祥《〈红楼梦〉服饰初探》一文值得关注，该论文从民俗学的角度，在分析《红楼梦》这部古典小说巨著中某些服饰的典型意义的同时，对作家如何运用服饰细节刻画人物个性和表现人物的心理状态进行了探讨。结合文本，条理清楚，论述有力，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刘晓枫、崔荣荣《从〈红楼梦〉人物服饰看“意境美”的表达》一文从《红楼梦》中典型人物的服饰着手，联系审美艺术的“意境美”，论述了《红楼梦》一书通过人物服饰美所营造出的“虚”“实”相映、“情”“景”相生、“天人合一”的艺术氛围。文章观点新颖、立论独特，但论述简略，略显粗陋。颜湘君《论〈红楼梦〉的服饰描写艺术》则专门针对前八十回，具体分析了《红楼梦》人物服饰描写的三种艺术手法——重点描写个体、全面展示众人、略貌取神的刻画。论述具体详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此外，曾慧《小说〈红楼梦〉服饰研究》是七篇论文中最为全面详尽的一篇。该文采用历史文献研究法、归类法和综合研究法，将《红楼梦》服饰分为女性服饰、男性服饰两大类，分别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进而分析了小说中人物的性格特征及身份地位与服饰的关系。结合文本、举例丰富、论证有力，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二、文化研究

总计11篇。探讨《红楼梦》服饰与满族服饰文化关系的论文为数众多，成为这一类论文的主流。王云英《从谈满族服饰》是三十年来最早对此进行探讨的论文。作者从文本入手，对比清代满族服饰特点，从发式、箭袖袍子、坎肩、佩饰四个方面深入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中的人物服饰是不折不扣的清代满族时装。朱华《从〈红楼梦〉中服饰描写看满族服饰文化》涉及满族剃发留辫习俗、旗靴文化、满族服装里的箭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全文涉及广泛、条理清晰但材料不够丰富，论述略为浅显。陈东生、甘应进、周丽艳、覃蕊的《清代满族风俗与〈红楼梦〉服饰》和《清代满族服饰制度对〈红楼梦〉服饰的影响》吸收了过往论述的成果，结合满族风俗习惯，探讨了清代满族服饰对《红楼梦》里人物的穿着习惯、材料、纹样、色彩以及服饰配件各方面的影响，同时还探讨了满族风俗对现代服装设计的重要影响。论述全面，材料丰富，对我们研究清代满族服饰文化有一定的帮助。

孙斯提《〈红楼梦〉与清代服饰文化》、李泽静《从〈红楼梦〉中看清乾隆时期上层社会的服饰文化》以及陈东生、甘应进、周丽艳、覃蕊的《解读〈红楼梦〉服饰的社会制约因素》三篇论文将《红楼梦》服饰置于清朝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结合清代等级制度、服饰政策、文学政策、清代家庭排场、传统戏曲服饰以及社会礼仪制度等多种因素对《红楼梦》服饰的面料、款式、纹样、色彩、工艺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并对《红楼梦》中服饰与人物个性的契合进行了品读，多角度地研究了《红楼梦》中服饰文化的独特内涵。

三、色彩研究

总计9篇。相对于《红楼梦》索隐、考证、文本细读而言，有关《红楼梦》色彩意义的研究较为不足，尤其是具体到服饰这一细微方面，相关研究则更是少见。上个世纪90年代有章方松《〈红楼梦〉服饰与色彩的艺术意味》，从大的方面探讨了《红楼梦》服饰与色彩的象征意义，曹雪芹的身世与服饰、色彩审美观以及服饰、色彩与文化氛围及艺术表现等问题，对后来《红楼梦》服饰色彩的研究有很大影响。同时，该文还就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薜宝钗、贾母这五位主要人物的服饰特点，阐述了服饰、色彩与人物个性、审美的关系。举证丰富，有一定的理论支撑，不失为一篇好的论文。此外还有李立新《试论〈红楼梦〉文学作品之服饰色彩》、邓笑雪《关于〈红楼梦〉中服饰色彩的审美意蕴》、以及马东煜《〈红楼梦〉人物服饰色彩审美形态微探》等文，从《红楼梦》服饰入手，对清代服饰特点和社会阶层情况进行了分析，这些论文大多从宏观角度把握《红楼梦》色彩意义研究，较少探析服饰色彩的细微之处，略显空泛。

此类论文中，李立新《〈红楼梦〉服饰色彩语文论谈》一文，通过对《红楼梦》描写人物服饰色彩的语言进行赏析，揭示了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在特定情景中的人物内心情感，对于读者讲解《红楼梦》独特的色彩语言，理解《红楼梦》刻画人物的过人之处，都有一定的帮助。陈东生、甘应进、覃蕊、王强的《服饰色彩探析》则吸收了之前的研究成果，在研究了当时的社会制约因素、清代服饰风俗的基础上，着重从《红楼梦》中的服饰色彩搭配入手，揭示了不同服饰色彩所表现出来的独特象征意义，从而分析了服饰色彩与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之间的内在联系，论述深入具体，条理清晰，行笔流畅，是这方面论文的集大成之作。崔荣荣《服饰色彩仿生的文化解读》则运用了仿生学的理论，对《红楼梦》服饰色彩的命名进行了深入分析，观点新颖，角度独特，令人耳目一新。

四、 人物及个案研究

总计10篇。这些论文又可分为宏观研究服饰与人物特点和具体研究某一人物服饰特点及其内涵两大类。

宏观研究服饰与人物特点的论文共有五篇，包括朱华《谈〈红楼梦〉精雕细画、须眉尽现的服饰描写与性格彰显》（《辽宁丝绸》2006年第4期）、朱华《〈红楼梦〉服饰描写的点睛之笔对人物性格特征的彰显》（《辽宁丝绸》2007年第1期）、朱琴《〈红楼梦〉中服饰风格与人物整体形象设计的研究》（《名作欣赏》2011年第11期）、崔荣荣《解读〈红楼梦〉服饰与人物地位之渊源》（《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7期）、司真真《论〈红楼梦〉中人物的服饰与地位》（《名作欣赏》2009年第9期）。涉及服饰与人物性格、服饰与人物形象、服饰与人物地位三方面的问题。朱华的两篇论文分别以尤三姐、史湘云和贾宝玉、王熙凤为例，赏鉴了《红楼梦》中通过人物服饰来彰显人物性格的“精雕细刻，着笔须眉”的表现手法。两篇文章篇幅短小，且多有雷同，并无新意。朱琴《〈红楼梦〉中服饰风格与人物整体形象设计的研究》一文则不仅探讨了不仅对《红楼梦》进行了探讨，更从《红楼梦》中服饰与人物形象设计的关系出发，探求了当今时代的服饰风格搭配与人物塑造，探源溯流，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另外两篇论文则从服饰的构成要素入手，以服饰的色、质、饰、画、形为切入，探讨了《红楼梦》中人物服饰与社会地位的关系，两篇文章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论述具体，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具体研究某一人物服饰特点及其内涵的论文有朱华《第三回中贾宝玉的满清服饰分析》（《辽宁丝绸》2007年第3期）、李祝喜《〈红楼梦〉服饰人生意象论——以晴雯为个案》（《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3期）、沈奕君、梁惠群、王开玲《〈红楼梦〉中薜宝钗服饰与传统审美哲学》、季学源《“脂粉英雄”王熙凤的服饰——〈红楼梦〉服饰研究系列之一》（《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以及郑重《浅析〈红楼梦〉中薜宝钗的服饰特点与象征意义》（《艺术与设计》2012年第6期），共计5篇。这些论文都从书中主要人物的典型服饰入手，对人物的性格特点、命运路途以及当时的服饰文化、审美情趣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其中最值得加以关注的是李祝喜的《〈红楼梦〉服饰人生意象论——以晴雯为个案》一文。《红楼梦》的服饰是揭示人物命运的主要意象之一，其中凝结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有着独特的审美意蕴，具有多重叙事张力，是对才子佳人小说“信物”符号功能的全方位超越。作者以《红楼梦》中服饰意象最为突出的女性--晴雯为例，以“撕扇”、“补裘”与“赠袄”为线索，在“空”的世界、“情”的世界、“色”的世界的多重比对中，诠释了晴雯生命存在的复调性，凸显了曹雪芹的传神文笔，拓展了读者阅读审美的空间。文章有一定的理论支撑，条理清楚，论述有力，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参考意义。

五、具体物件研究

三十年来，对《红楼梦》服饰具体物件进行论述的作者主要有陈东生、周丽艳、斯迈、黄凌云等人。其中以陈东生、周丽艳等人著述最多，涉及问题最广，分析最为全面。主要论文有陈东生、甘应进、周丽艳、覃蕊《〈红楼梦〉人物上装分析》（《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11期）、《浅谈〈红楼梦〉中人物的佩饰艺术》（《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红楼梦〉服饰纹样探究》（《纺织科技进展》2007年第2期）。这三篇论文分别从《红楼梦》人物上装、人物佩饰和服饰纹样入手，探讨了服饰与人物行为、服饰与清代等级制度、满汉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同时还探究了红楼服饰对中国传统服饰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对现代服装设计的启发意义。三篇论文相互引鉴，互为补充，论述全面周到，形成了一定的红楼服饰研究体系。此外，周丽艳、孙伟《〈红楼梦〉中的丝织物分析》（《纺织学报》2008年第8期）一文通过分析《红楼梦》中对丝织物的细致描写，从丝织物的色彩运用、穿着特征和纹样的运用入手，通过对原著场景的再现和归纳分析，研究了明末清初的服饰特征及其文化内涵，从而揭示了各类丝织物及其纹样的发展状况和文化内涵。这篇论文对于我们了解清代纺织业的发展状况、服饰制度和文化特征提供一定的帮助，有助于挖掘和弘扬传统的丝绸文化，同时为现代丝织业的发展以及纺织材料的研究提供帮助。在此之前，黄凌云《云锦——〈红楼梦〉中追忆往昔的符号》（《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2辑）一文，就对《红楼梦》中的云锦服饰所蕴涵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进行了挖掘，该文条理清楚，论述深入，对后人的研究有很大帮助。斯迈也有四篇文章对《红楼梦》中的具体物件进行了探究。包括《〈红楼梦〉中的风雨衣》、《〈红楼梦〉中的红睡鞋》、《〈红楼梦〉中的汗巾》、《〈红楼梦〉中的裙子》均见于《宁波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其中值得关注的是《〈红楼梦〉中的风雨衣》一文该文通过对风雨衣的分析，探究了风雨衣与人物表现的关系，从而分析了其所表现的时代特征和审美理想。相比其它三篇，这篇文章略有深意。

六、 翻译与比较研究

总计11篇。古今中外，致力于《红楼梦》翻译的译者不乏其有，时至今日，《红楼梦》已经有十余种外文译本，但是其中仅有两个全译本，即杨宪益夫妇的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以及大卫·霍克斯和约翰·闵德福合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这两个译本也是众多《红楼梦》译本中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在11篇论文中就有7篇论文是以杨译本为蓝本进行研究，这些论文或从有关服饰的颜色词入手，或以具体人物的服饰翻译为例，或从整部作品的服饰翻译着眼，采用多种翻译理论进行研究，几乎都探讨了文化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从而分析了不同翻译策略在名著翻译中的运用。相对来说，翻译理论的研究较为深入，对于《红楼梦》的译介与传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此外，有三篇论文对杨译本与霍译本的服饰翻译进行了比较研究，包括石文颖《略谈服饰的英译》（《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梁书恒《中的服饰文化与翻译》（《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杨春花《不同的译者，不同的服饰美--以第四十九回为例》（《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7期）。三篇文章或宏观或具体，都对比了两种译本在服饰翻译时采用的不同的方法和技巧，探讨了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其中值得关注的有梁书恒《中的服饰文化与翻译》，该文通过对两种译本服饰文化部分译例的对比，分析了杨译本主要采用直译，而霍译本主要采用意译的原因，从而分析了不同的译者翻译目的、文化取向和文化背景的不同。文章举证丰富，对比清晰，论述深入，对于研究《红楼梦》服饰翻译有很大的帮助。

顾鸣塘《〈源氏物语〉中的唐锦与〈红楼梦〉中的云锦》（《红楼梦学刊》2009年第3辑）则将《红楼梦》与日本名著《源氏物语》进行比较，对作为织物的“唐锦”和“云锦”在两部作品的事件进程与人物刻画中所起作用进行了考察，比较了两部作品中锦的用途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从而探究两国传统审美观念和作者主观创作意图的不同。文章视角独特，立论高超，参考了众多的文献资料，论述清晰透彻，是《红楼梦》服饰研究中不可忽视的论述。

七、对后世的影响研究

总计2篇。包括罗袆乂《“红楼”服饰与时装设计的思考》（《南昌高专学报》1996年第3期）、甘应进、陈东生、王建刚、覃蕊《浅析〈红楼梦〉服饰对现代服饰的影响》（《厦门理工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两篇文章从面料、图案、色彩、服饰配件、美感神韵等元素着手，论述了《红楼梦》服饰对现代服饰的深远影响，分析了红楼服饰对现代时装设计的启示意义。

综上，三十年来，相对于《红楼梦》索隐、考证、文本细读而言，关于《红楼梦》服饰的研究较为不足，虽然63篇论文从民俗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各个方面对《红楼梦》服饰进行了分析研究，但综合来看，这些文章都比较平实，所用理论和方法都比较陈旧，与当前文学研究的学术发展水平尚有一定差距。如何运用叙事学、心理学、比较文学等新兴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红楼梦》服饰进行新的分析和考察是当下值得我们关注的课题。此外，随着大量红楼影视作品的出现，如何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既有本有据又不拘于泥，对红楼服饰进行再创造，给以艺术的展示以至市场的开发，从而弘扬中国服饰文化，提高当代人的服饰审美修养，也是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思考的。

参考文献：

[1]季学源.《红楼梦》服饰鉴赏[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2]王云英.从〈红楼梦〉谈满族服饰.红楼梦学刊[J].1982，第1辑

[3]章方松.《红楼梦》服饰与色彩的艺术意味.红楼梦学刊[J].1994，第1辑.

[4]韩梅.浅析《红楼梦》中人物的服饰及其时代特征.明清小说研究[J].1999（3）.

[5]颜湘君.论《红楼梦》的服饰描写艺术.中国文学研究[J].2002（2）.

[6]黄凌云.云锦——《红楼梦》中追忆往昔的符号.红楼梦学刊[J].2006，第2辑.

[7]陈东生，甘应进，覃蕊，王强.《红楼梦》服饰色彩探析.红楼梦学刊[J].2007（1）.

[8]顾鸣塘.《源氏物语》中的唐锦与《红楼梦》中的云锦.红楼梦学刊[J].2009（3）.

[9]梁书恒.《红楼梦》中的服饰文化与翻译.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J].2009（6）.

服饰与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非言语交际 中日对比 体态语 客体语 环境语

非言语的Nonverbal一词，是指在交际过程中，为更好地达到交际目的而伴随言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用的不属于有声语言和文字语言范畴的方法和手段。 又被称为“不是语言的语言”。非语言交际指不需要使用言语就能发出和接收信息的行为，这种行为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不像语言只分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非言语交际（Nonverbal communication）这一概念属于社会心理学，指人在传达讯息时，会使用如肢体语言、面部表情或音调等语言、文字以外的媒介来辅助说明。非语言交际就是交流的双方利用身体的特征或者自然环境给交流对方传递特定的意思，表示言语之外的情感。在交流中言语表达终有不足，所以我们会额外在意对方的非言语表达，这有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对方的情绪、态度、个人特质等，甚至是内心真正的意图。

对于非语言的分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分类方式。例如美国的玛娇丽・F・瓦格斯把非语言分为9类，分别是人体（身体特征、皮肤、体形等）、动作（手势、姿势等）、眼睛（视线、眼神等）、副语言（声音的高低强弱等特点）、沉默、体触行为（接吻、拥抱、握手等）、对人空间、时间、色彩等。显然，玛娇丽・F・瓦格斯的这种分类归纳并不能完全涵盖非语言的范围。纳普（M・knapp）将非语言分为7类，分别是人体的传递行为（例如表情、视线、手势、体势等）、身体特征（体形、肤色、毛发等）、 触摸行为（握手、拥抱等）、副语言（如声音的特征、咳嗽、哭声、发话间隔等）、空间因素（如体距）、个人物品因素（如服饰，化妆，随身物品等）、环境因素（如家具、灯光、温度等）等。美国的K.W.back将非言语交际分为两大类，分别是静态无声的非言语交际、动态无声的非言语交际以及有声的非言语交际等。毕继万将其分为4大类，将姿势、身势、面部和手部动作、体触行为等归类为体态语；将沉默、话轮转接、非言语声音等归类为副语言；将化妆、衣着、肤色、个人用品的交际作用等归类为客体语；将空间，时间、距离、灯光、颜色、标志等归类为环境语。

非言语交际的方式有很多，人们的面部表情、身体动作、衣着服饰、声音暗示等都能表达一定的意思，都是非言语交际的有效手段。例如人们高兴时会眉飞色舞，忧伤时会愁眉苦脸、悲痛时会嚎啕大哭等等，这些情绪都是通过非言语手段表达出来的。又例如我们在说话时往往同时会借助身体动作来表情达意，有时这种动作会起到强化言语信息的作用，有时则起到弱化言语信息的效果。例如你送给小孩礼物时，他若真的不想要，就会说不要，同时也会伴有摇头、扭身、眼神漠视等行为；而若他很想要却碍于大人的说教，虽然嘴上说不要，但是眼睛会一直盯着看，并使劲扳着手，这就是弱化了他的言语内容。所以非言语交际在交际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它可以使言语信息更加鲜明突出，也可以弱化或补充言语信息的内容，还可以代替言语手段来表达信息。西方学者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对非言语交际的重要性做了研究，伯德惠斯特尔认为：文化背景相同的两个人在交谈时，言语手段传达的信息仅占35%，非言语手段传达的信息占65%。梅拉比安也认为，两人在交谈时，非言语占93%，语言本身仅占7%。由此可见，在交际中，仅靠语言文字来传递信息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也往往需要非语言手段来增强语言效果，正确地理解和运用这些非语言手段，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与他人交流，减少交流障碍，促进交流顺利进行。

非言语交际一词来源于英语中的“nonverbal communication”，对非言语交际的正式研究普遍认为始于达尔文，他在《人类和动物的表情》（1872年）一书中，对人类与动物的情感表达方式和各种心理活动进行了系统详细的研究。此后，逐渐出现了大量研究非言语交际的作品。例如伯德惠斯特尔的《身动学入门》（Introduction to Kinesics）、霍尔的《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戴斯蒙・莫里斯的《人类行为观察》（Man Watching）、洛蕾塔・A.马兰德罗和拉里・巴克的《非言语交流》（Nonverbal Communication）和朱利叶斯・法斯特的《人体语言》（Body Language）等。而关于跨文化非言语交际的研究，可谓始于美国的莱克・布罗斯纳安著的《中国和英语国家非言语交际对比》，它第一次直接对中英国家的非言语交际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对比研究。

在中日非言语交际的对比研究方面，代表作为李庆祥主编的《中日非语言交际研究》（2008），它是研究中日非言语交际的前沿丛书，其中收录了25篇论文，内容分为概论篇、分论篇、音声语篇和教学篇等。关于中日非言语交际对比方面，概论篇中有卢涛的《日本非语言交际研究概述》、毋育新的《中日非语言交际行为的比较研究》和吴宏的《日本人的非语言交际行为与日本文化――兼谈中日非语言交际行为之差异》等论文；分论篇中主要关于手势、表情、副语言等方面的论文，其中关于中日对比的有倪秀梅和姜峰的《中日手势文化比较――以手指动作为主》；教学篇中有赵春利的《对非言语行为的调查研究》和樊军的《日本文化中的非言语交际与日语跨文化教学》等论文，主要是关于日语语言教育中非言语交际的重要性。另外，有王秀文著的《日本语言 文化与交际》（2007），主要论述了中日文化差异与体态语的表达方式、副语言及交际功能等。铁军编的《中日色彩的文化解读》中，以五种基本色为中心进行了中日对比。

另外，关于体态语对比研究，期刊论文方面有孙鹏的《从体态语看中日两国文化差异》（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15（4））；有桂玉植和倪秀梅的《跨文化交际中的中日体态语对照研究》（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5（3））；王连娣的《跨文化非语言交际视角下的中日手势语》（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5））； 林燕燕的《体态语语言表现之中日比较――以“喜”的面部表情为中心》（华北科技学院学报， 2013（2））；赵平的《从灾难中的笑容看中日非语言交际》（日语知识，2012（09））；张晓梅的 《论中日手语中表情与口形的作用》，（才智 ，2011（19））；张淑婧的《关于中日谈话节目中附和表现的使用实态》（2010）；王冠华的《关于面部表情描写的中日对比研究――基于语料库所进行的调查》（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4））； 程放明、刘旭宝的《体态语的中日语言表述异同》（日语学习与研究，2005（4））； 硕士论文方面有李江冰的《“肢体语言”的中日对比》（2009）、向金枝的《中日体态语对比研究与对日汉语教学》（2016）等。

在服饰色彩方面，有马兴国的《中日服饰习俗交流初探》（日本研究，1986（3））；张祝平的《中国国服丧失原因浅探――从近代中日服饰变化比较说明》（历史教学，2002（11））；钱国英的硕士论文《从文化的角度看中日颜色词的异同》（2005）；刘容的《中日跨文化交际中色彩使用的差异――以服饰、礼品为例》（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6（4））；李的《日本服饰搭配中日对照》（1-8），（日语知识，2008（10-12）、2009（1-4））；杜君林的《中日空间概念中“内”与“外”的对比分析》（科技风2010（6））；魏娜、蒋翔云的《浅析中日两国的传统服饰文化间的差异――以旗袍和和服为例》（学理论 2012（21））；白玉兰的《中日时间观念的差异及其对文化交流的影响》（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12））；苗M的硕士论文《中日服饰文化对比研究》（2014）；陈颖超的《中日两国“白色”异同研究》（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4（1））；谷秋实、吕园园、王芳的《小议中日服饰色彩禁忌》 （萍乡学院学报，2015（2））；张欢的硕士论文《中日英における空gを表す方法の照研究D「在、「で、「onを中心にD》（2015）等。

综上所述，我可以看出，关于中日非言语交际的比较研究在我国已初具规模，研究的时间分布主要集中在2000年以后，无论是期刊还是硕士论文数目都不算多，相关的著作更是少之又少，并且各年份的论文分布相对分散，规模较小。从研究的内容来看，中日非言语交际的对比研究的重点在体态语对于和服饰色彩的对比，主要是关于姿势、身势、面部表情和手势动作的对比研究，还有关于中日服饰色彩方面的比较研究。少数文章关于副语言的比较研究，但是论文数量非常少。其他方面的中日非言语交际的对比研究基本是空白的。总之，关于中日非言语交际的对比研究还有很多需要发掘的内容，研究对象和范围也需要进一步扩展，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也亟需进一步构建，中日非言语交际的对比研究的发展和完善还需要学者们今后长期的努力。

参考文献：

1.陈原.《社会语言学》[J].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杨全良.非言语交际简述[J].外语研究，1990年版。

3.杨平.非语言交际述评[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版。

4.毕继万.《跨文化非语言交际》[J].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

服饰与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普米族；民族服饰

中图分类号：J5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4-0154-02

一、普米族服饰研究概况

1.现代专著。目前尚无关于普米族服饰的专著，相关内容仅在个别书中的某一章节有较短篇幅的描述。1981年出版的《西南少数民族风俗志》中对普米族服饰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包括男子的上衣、长裤、领挂、裹腿和佩饰的材质等并提到大多男子赤足，有时穿自制的半筒猪皮鞋。妇女服饰则按地区分别论述，宁蒗、永胜的普米族妇女穿大襟衣、百褶长裙，束腰，包大头帕，用牦牛尾和丝线编发，并象纳西族妇女那样披羊皮；兰坪一带服饰的款式、色彩、纹样受当地白族影响较深。另外还提到了四川地区普米族人的服饰接近当地藏族，还单独介绍了未婚普米族女子的装束。解放后随着生活水品的提高，“普米族人民穿麻布衣、跣足的状况已经成为历史……民族特色并没有改变，只是他们的衣服色彩更加艳丽，款式更加新颖，种类更加繁多了。”①

1986年出版的国内第一本普米族专著《普米族》中对服饰的描写是现有书籍中最具体、最全面的。作者认为，由于“受所在地其他民族的影响，造成各地服饰略有不同，但基本特征是相同的”②。文章把男女服饰按儿童、青年、成年、老年进行分类描写，首次介绍了13岁前儿童服装、发型、帽子和首饰式样，并配有图片。文中对比了某些装束古代与现代的区别，如儿童过去常戴大耳环，现在改为以“彩线穿耳、下系碧玉”；上衣布料由麻布改为棉布；青年妇女过去多喜欢白色，现在还增加了红黑等；提出大包头非普米族原有装束，是受周围少数民族影响的产物。此外还把服饰与民族文化相结合，挖掘了服饰中蕴含的文化内涵。如百褶裙中间的红色绣线“纳珠”代表了祖先迁移的路线，人死之后要沿这条路寻找自己的归宿；女孩帽子上装饰的银质菩萨是祈求保佑吉利平安之意。另外还介绍了被褥等床上用品。1988出版的《普米族简史》中提到了“宁蒗地区保留民族传统较多”、“因妇女不会做鞋，大多赤足”③，其他对服饰的描述与《普米族》书中的几本一致，2009年的修订本中明确了男子裹腿的名称为“考皎”，长约2米，宽10厘米，删除了描写床上用品的部分。

1999年出版的《普米族文化大观》与2007年出版的《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丛书.普米族》由于是同一作者所著，故文字内容基本相同，但2007年出版的书中印有20余张普米族服饰相关的彩色及黑白照片，提供了珍贵的图形资料。在“兼收并蓄而特色鲜明的服饰”一节中着重叙述了普米族服饰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现象，认为普米族“为了便于在生产生活中与其他民族的交往，自然吸收了当地处于主体民族的服饰文化”④，如男子头戴藏地出产的大便帽，脚穿丽江产的鞋底有圆形铁钉的圆口皮鞋，身穿汉式绸、布做的长衫；脚穿丽江、永胜制的皮布鞋；部分服饰别与白族和纳西族姑娘相同。但“这只能说是在服装、服饰式样上的吸收.而在其原料的来源上，除了向藏族购买他们自制的便帽和道德布外.普米族也和其他民族一样，向汉民族的商人购买棉布、首饰和学到服饰加工技术”⑤。此外还提出毛麻混制的短上衣的名称为“楚巴布”。

2.期刊论文。在CNKI数据库中输入关键词“普米族”和“服饰”进行搜索，共有18篇相关的期刊论文。《普米研究文集》中收录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写的民族识别调查报告中，提出了普米族服饰与周围民族服饰相近的观点，“衣、食、住方面与周围各民族如纳西族、藏族、白族、傈僳族等相互影响很多，已没有本民族显著的特征”⑥；“衣、食、住生活方面，与周围各民族相互影响很多，永胜与傈僳族相近，丽江与纳西族相近”⑦，但没有描述普米族服饰的式样。尹素卿的《普米族服饰》⑧和罗玉山的《山花红艳的普米族服饰》⑨分别用千字左右的篇幅介绍了普米族男女的服饰，指出妇女的服饰在款式、色彩、配饰等方面存在地域差别，而男子服饰的差别并不明显。殷海涛的《普米族服饰》⑩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详细地描述了普米族服饰传统的穿着习俗，包括男子的帽子、上衣、裤子、佩饰，女子的发型、头饰、上衣、裙子、配饰和儿童服装的样式和穿戴方法。以上3篇文章对服饰的外观和穿着形式进行了描述，让读者对普米族服饰有了直观印象。

熊永翔和殷海涛的《普米族宗教祭司的法器与服饰艺术》{11}一文介绍并分析了普米族祭祀坛场的法器和“韩规”做法事时所着法衣、法帽的样式及其文化内涵，配有图片，是仅有的一篇专门描写作为某种用途服饰的文章。陈瑞金在《谈普米族服饰的形成》{12}中从族源、迁徙路线、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分析了普米族服饰是如何产生、形成并发展的，作者认为民族服饰要经历产生、形成、发展三个阶段，与民族的生产、经济文化关系密切，体现了普米族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变迁。文章中引用了历史文献中对普米族人服饰的记载，还分析了周边少数民族给普米族服饰带来的影响，是一篇对普米族服饰文化研究较为深入的文章。彭红所写的《普米族与纳西族摩梭人服饰现象探析》{13}一文采用比较法，从服饰、族源、地域和文化等方面对普米族和纳西族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同宗同源”是两族群服饰类同的根本原因，密切的地缘关系也使得服饰形态趋同这一现象得到长期保留，为民族融合提供了可能。

此外，《云贵高原民族服饰习俗文化类征》{14}把属于氐羌族系的普米族归为为御寒保暖或披羊皮毡，或穿坎肩的“披毡民族”；《云南少数民族服饰中的部分图腾文化遗迹》{15}中分析了普米族服饰尚白的原因；《论中国少数民族服饰与原始文化遗存的关系》{16}描写了普米族巫师做法时头戴插有鹦鹉羽毛的尖嘴帽，身披红皮且扎艳色腰带的行头和以白虎为图腾的尚白风俗。

二、普米族服饰研究存在的问题

1.数量较少。目前为止，国内外没有普米族服饰相关的专著，仅在书中某一章节对服饰进行篇幅较短的描述。文字类的有《普米族》第八章第一节、《普米族简史》第八章第四节、《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丛书普米族》{17}“古朴淳厚的民间习俗”一章中“兼收并蓄而特色鲜明”一节等。图片类的有《云南少数民族图库普米族・水族・布依族》{18}、《中华民族服饰结构图考少数民族编》{19}等，专门研究普米族服饰的期刊论文也只有6篇。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存在着资料陈旧和反复利用的问题，几乎所有文章对服饰样式的描写都大同小异。而苗族、彝族、藏族、蒙古族等民族服饰的专著数量则较多，期刊论文更是数不胜数。这说明目前我国对人口较少民族的服饰研究不到位，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空间。虽然普米族服饰的纹样、色彩与款式并不丰富，但也有自己独特的符号，其文化资源的价值尚未得到充分的揭示和挖掘。在时间的流逝、市场和当代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普米族的传统文化正面临消失的威胁，留给后人保护和传承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急需展开对普米族服饰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

2.深度不够，受重视程度较低。专著和论文中对服饰的研究多为介绍性、描述性、资料性的，即使涉及到与本民族相关的族源、迁徙问题和受其他民族的影响，也只是一语带过，没有做深入的分析，缺乏严谨的、系统的论述，用一个或几个自然段就完成对服饰的分析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与普米族历史、宗教、信仰、习俗和仪式的研究相比，关于服饰、建筑、乐器的研究数量少得多。一方面，我国对人口较少民族的研究开展较晚，民族识别是最基础的工作，因此必然要把历史文化作为研究重点；另一方面，由于资料的匮乏，普米族对服饰、建筑的研究必须通过田野调查取得一手资料，拍摄大量实物图片，与当地人民进行访谈，确实有一定困难。

三、普米族民族服饰研究的发展趋势

1.由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发展。应用是传承保护民族服饰最有效的手段。以2000年7月在云南昆明召开全国首届少数民族服饰博览会为标志，我国对民族服饰的研究开始从基础理论研究转向应用研究，应用的领域以设计学为主。如《少数民族服饰在现代服装设计教学中的应用初探》{20}一文认为民族服饰对现代服装设计而言是一种“生命力”，民族服装的色彩搭配和装饰图案值得借鉴，在教学中运用现代化手段综合传统元素，设计出流行并独具特色的服装。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成为了不可再生的重要文化资源。少数民族服饰所具有的民族特色和文化特征，决定了其在现代化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开发利用价值。内蒙古自治区标准化院为了“真正发挥作为文化符号、民族特色的传承和弘扬作用”{21}，主持起草了《蒙古族服饰》系列地方标准，规定了服饰的设计原则、号型规则、服饰的分类、式样、制作工艺和装饰特点等，提炼出蒙古族服饰的基本元素，创造性地把“标准化”应用变为可能。由此可见，对普米族服饰的研究将从过去仅停留在表面的、资料性、描述性的基础理论研究，转向更加深入的、可行的应用研究，挖掘普米族民族服饰的内涵并找出代表性元素，运用到设计中去。

2.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应多元化发展。过去以民族以省为单位一个个分别进行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尤其是在各民族交错的地方，几种不同的文化相互交融、关系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针对其中某一个对象进行研究是片面的。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的发言中首次提出了“藏彝走廊”这一民族学概念。费先生认为“中国少数民族有它的特点，就是相互关系深得很，分都分不开”，因此主张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进行研究。这条走廊历史上被称为羌、氐、戎等民族活动的地区，现在生活的民族有藏、彝、羌、傈僳、白等。云南省境内位于“藏彝走廊”中的有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丽江市，其中包含了普米族聚居的大部分地区。

过去对少数民族服饰的研究基本上定格在民俗学或民族学的范围内，研究方法与思路相对固定，现在随着文化人类学、文化生态学、民族社会学、服饰文化学、服饰民俗学和的不断发展，跨学科研究成为了民族服饰研究的必然发展趋势。高志英所著《藏彝走廊西部边缘民族关系与民族文化变迁研究》是具有创新性的代表作之一，走出了多年来仅针对单一民族进行研究的思路，具有区域性多民族群互动历史的研究竟义。书中采用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用文化变迁理论对藏彝走廊西部边缘地区从唐代到民国年间的族群迁徒、交往及其文化变迁的历程进行了跨区域、跨民族的综合系统性研究。作者认为“元代进入藏彝走廊西部的西番（普米族）同时兼受吐蕃文化和麽些文化的影响，向时兼有‘藏化’和‘纳西化’趋势”。此外，将民族服饰划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进行研究也是发展趋势之一，重要的是服饰文化中传统手工艺技能的保护有了理论支持，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注释：

{1}《思想战线》编辑部.西南少数民族风俗志[M].昆明：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

{2}严汝娴，陈久金.普米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3}严汝娴，王树五.普米族简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4}{17}杨照辉.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丛书・普米族[M].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7.

{5}杨照辉.普米族文化大观[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

{6}{7}胡文明.普米研究文集[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8}尹素卿.普米族服饰[J].现代服装，1987（02）.

⑨罗玉山.山花红艳的普米族服饰[N].中国民族报，2001.

⑩殷海涛.普米族服饰[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02）.

{11}熊永翔，殷海涛.普米族宗教祭司的法器与服饰艺术[J].民族艺术研究，2011（03）.

{12}陈瑞金.谈普米族服饰的形成[A].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学术会议论文集[C].1998.

{13}彭红.普米族与纳西族摩梭人服饰现象探析[J].艺术设计研究，2010（04）.

{14}陈晓红.云贵高原民族服饰习俗文化类征[J].民俗研究，1995（01）.

{15}刘佳云.云南少数民族服饰中的部分图腾文化遗迹[J].民族艺术研究，1995.

{16}祁春英.论中国少数民族服饰与原始文化遗存的关系[A].民族服饰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国民族学学会2004年年会论文集[C].2005.

{18}周文林.云南少数民族图库 普米族 水族 布依族[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4.

{19}刘瑞璞，何鑫.中华民族服饰结构图考 少数民族编[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3.

{20}李广松.少数民族服饰在现代服装设计教学中的应用初探[J].世界家苑，2014（03）.

服饰与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凉山；彝族；图纹；本体论；符号学；图像学；艺术人类学

凉山彝族服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色，尤其是服饰图纹凝聚着彝族人民千百年来形成的美学、宗教、政治、哲学及文化习俗等方面的传统观念，是窥见彝族历史、生活的画卷。通过搜索与整理，关于凉山彝族服饰图纹的文章共有119篇左右，其中多数文章运用艺术本体论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图纹起源色彩，有些文章也运用了符号学、艺术本体论、图像学等方法来阐述。通过对以下几篇文章进行分析概述来阐述凉山彝族服饰图纹，从而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其深层意义。

《彝族服饰图案元素在现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来自于《东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作者邓军文。文章运用艺术本体论、人类学以及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对彝族服饰发展的历史沿革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对彝族服饰图案进行分类研究以及服饰图案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文章第四、五章阐述了彝族服饰图案元素及文化寓意以及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基于图案与服装风格及审美意趣塑造的内在联系性，对不同类型彝族服饰图案元素的应用方法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并以实例加以说明。

来自于《四川戏剧》的文章《凉山型彝族服饰中的蕨笈图纹探源》，作者：李莹莹，张苏。文章运用艺术本体论、图像学的研究方法系统地介绍了蕨笈图纹的来源及构成方式及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引用了历史文献及传说故事来阐述他的观点，作者认为蕨笈图纹带有宗教色彩，由逍喂雇肌⒕衡对称、植物模拟形组成的构图方式，是彝族人民对美的追求和渴望。

《凉山彝族毕摩与苏尼的宗教服饰》来自《中国民族报》，作者王桦。文章运用了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介绍了毕摩和苏尼的服饰特点，凉山彝族宗教服饰是其原始宗教的载体，如“虎眼神笠”和毕摩佩戴的鹰爪直接反映了凉山彝族以虎和鹰为图腾的图腾崇拜。

《凉山彝族服饰图纹类型及宗教内涵》来自于《大家》，作者刘海燕。文章运用艺术本体论、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介绍了凉山彝族服饰图纹有植物类图纹、器物类图纹、动物类图纹、自然现象类图纹四种纹样类型在服饰中经常综合使用，其宗教内涵有植物崇拜、自然崇拜、动物崇拜。作者认为“服饰图纹与原始有关，将大自然中的物象以图符物化的形式移植于他们的服饰，将其传统的原始宗教观念融汇于此，其丰富的宗教内涵使彝族服饰成为本民族的一个重要标志”。

《凉山彝族服饰设计符号研究及传承与利用》来自《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作者冯燕。本文用西方的符号学来梳理比较彝族服饰中的传统符号，并分析其形式、意义，引入了符号学的概念，以设计符号学的理论对彝族服饰设计符号进行分类研究，提出了彝族服饰设计符号及面临的问题和对彝族服饰设计符号的传承与应用进行了探索，有利于在现代设计艺术中进行应用、传承和发展。在第三章的部分作者运用符号学的理论分析了彝族服饰图案设计，可以把彝族服饰图纹看成是一个独立的视觉符号群系，这个独立的符号群系是彝族主观思想和客观的自然与社会交互作用的特殊表现，它是彝族历史、文化的结晶。

《民族艺术的活化石――凉山彝族服饰探析》来自《黑龙江民族丛刊》，作者马山。文章提到依诺地区男人上衣饰的花纹、图案纹样与色彩与女人的不同之处。作者指出可以从服饰图案纹样、色彩的搭配及款式等方面反映了彝族人对自然的理解和崇敬。

《彝族服饰中刺绣纹样艺术特点及美学价值》来自于《学术论坛》，作者是杨渝坪。作者运用艺术本体论、艺术人类学、图像学等研究方法从刺绣的类型、艺术特征和美学价值上探讨彝族服饰刺绣图纹的文化内涵，按图案探讨其中典型的马樱花、四方八虎纹、马牙裹布绣等所特有的象征意义。这些服饰图纹反映出彝族“特殊的祖先崇拜和先民图腾崇拜及朴素的哲学观念”，刺绣纹样多层次地折射了彝族特有的审美观和民族文化心态。

《凉山彝族服饰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来自《浙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作者尤伶俐。这篇文章主要针对的是凉山彝族自治州境内的凉山型彝族服饰进行探讨，主要从设计艺术学、符号学、服饰美学、服饰心理学、民俗学等多角度，进行综合性的、交叉性的理论研究。文章的第三部分运用图文结合的方式以及归纳法总结了凉山彝族服饰图纹的特点，具有直观性，将部分典型图案进行阐述。

来自《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的文章《彝族服饰图纹类型、艺术特点及美学价值》，作者范例。文章介绍了彝族服饰图纹式样分为“几何型图纹，图腾式图纹，花卉、鱼虫图纹、自然景物图纹”等四种类型，其艺术特点是“融入外族及现代艺术成分、崇拜性思想的反映、以自然美作基调、多元化的整体美”，其美学价值主要从记录彝族的历史、文化习俗反映融会在宗教、信仰中的哲学思想和具有超越时空的衡定性艺术魅力上得到体现。作者认为服饰图纹彝族主观思想和客观的自然与社会交互作用的特殊表现，它是彝族历史、文化的结晶。

《凉山彝族服饰文化的符号学研究》来自于《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作者周丽华。这篇文章从人类文化学出发的符号学方法论，来梳理凉山彝族服饰这一符号文化形态，并深入分析组成服饰符号形态的下级各类符号，比如服饰色彩、服饰图案、服饰配饰、服饰工艺和布料等，以及各类符号的形式、意义。透过对服饰符号系统及组成符号的深入研究，了解彝族服饰的发展历程，解读服饰所隐藏的历史文化，探寻凉山彝族独特的审美意识，体会凉山彝族服饰的博大内涵和独特魅力，以引起社会对凉山彝族服饰的关注和重视。第三章主要介绍了凉山彝族服饰中各种图纹符号的类型来源及其构型原则，从中发现凉山彝族极力追求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美。

《彝族服饰的符号构成与语义分析》来自《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作者黄俊敏，杨兆麟，徐人平。基于彝族服饰的款式、色彩、装饰与纹样、面料、工艺五个方面的符号构成，作者从符号语义的角度分析，彝族服饰具有指示性语义和社会文化语义双重语义功能，指示着人们性别、年龄、身份、职业的差别和季节变化，也指示着其民族标志与信仰图腾。文章提到了彝族服饰上的图案或纹样是分析彝族服饰文化内涵的活化石。

《彝族服饰的神话象征艺术》来自于《南京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作者焦萍。文章从神话角度入手，运用艺术本体论、符号学、象征艺术理论对彝族服饰进行分析研究，阐述了纹样和色彩在彝族服饰上的应用，并从彝族服饰的神话符号思维模式探讨其独特的艺术特色，以期清晰地了解彝族服饰上神话的真正内涵，更好地体会彝族的艺术才能。文章提到了彝族服饰纹样的神话意象，这些随身穿戴的神话，渗透了彝族整个民族意识的“原始心象”，同时也形式化、凝固化在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约定俗成的彝族服饰造型、纹样和色彩中，成为一种美丽的意象文化，一件象征的艺术作品。

服饰与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新时期我国对非洲雕塑艺术的介绍和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在非洲艺术类型学中最为显着。这一方面是非洲大陆雕塑艺术最具特色,是非洲古代文明发展的历史印迹;另一方面,非洲雕刻深刻地影响着西方现代艺术文明的进程,对刚刚迈开改革开放步伐的新中国无疑具有重要启示价值和意义。首先,这方面重要的编着有:(一)李淼、马晓宁的《黑非洲雕刻》,瑐瑧该书选有非洲二十多个国家各个时期创作的二百六十多件代表作品,分三类:雕像、面具和头饰、器具和装饰物。(二)黄维中等编绘的《世界面具》,瑐瑨这是一部包括了非洲部分的汇集世界各大洲面具艺术的作品集。(三)缪讯、南风编着的《非洲雕塑》,瑐莹该书概述非洲雕塑艺术中诺克文化、伊费艺术、贝宁艺术、萨奥文化、西部地区雕塑、中部地区雕塑、南部地区雕塑、东部地区雕塑、现代雕塑艺术的文化特征。(四)吕品田、苏冰等编选的六卷本非洲艺术书系,主要介绍了非洲国家扎伊尔的雕刻艺术;尼日利亚的雕刻艺术;以坦桑尼亚的雕刻作品为主导,还包括马达加斯加的木雕、南非的石刻、津巴布韦的木雕、乌干达的陶艺等;喀麦隆的雕塑艺术;象牙海岸的雕刻作品为主导,还包括加纳的木雕和陶艺,利比里亚的木雕,塞拉利昂的木雕和金属制品;马里、布基纳法索、几内亚、比绍几内亚、赤道几内亚和撒哈拉六国的木雕、陶艺、石刻等雕塑艺术作品。其次,论文有定良的《树千年间石刻林》,杨起、梅贻白的《扎伊尔雕塑家李耀楼》,俞跃良的《萨卢姆和他的木雕》,先让的《非洲马康得木雕艺术》,张有浩的《阿伊———多哥着名雕塑家和画家》,李松山的《坦桑的马孔德雕塑艺术》,曾印的《非洲神像与面具》,孙滋溪的《非洲雕刻欣赏》,李荣启的《人类艺术的瑰宝———迷人的非洲木雕》,刘梦熊的《非洲乌木雕》,夏晨的《非洲雕刻艺术的魅力》,江村的《狮身人面像》,宋天仪的《赞比亚的钢版画和硬木雕》,裴建国、刘振林的《津巴布韦的绍纳雕塑》,邱松的《南非石雕艺术瞥》,段圣君的《非洲雕刻艺术的特点》,尹寿松的《黑色风情说不尽———来自刚果共和国的乌木雕刻艺术》,乔桑的《贝宁象牙雕刻艺术》,朱孝岳、胡潮明的《扎伊尔的王室与民间艺术》,郑文的《折射———南非的雕塑》,阿彬的《触摸非洲雕刻的脉搏》,蒋晓红的《古代非洲贝宁青铜雕像艺术特点》,李卫的《雕刻者的艺术———非洲木雕形式语言初探》,任玉的《非洲雕刻装饰艺术对现代艺术的影响》。综合上述成果,主要是对非洲雕塑的总体介绍、一些黑非洲国家的雕塑艺术赏析(如扎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南非、刚果、贝宁等国),或者是文章作者亲历非洲的写生感悟。

非洲设计艺术

新时期我国非洲设计艺术(即工艺美术)方面的成就主要涉及陶瓷、服饰、岩画和其他工艺。(一)中国陶瓷在非洲的发现与非洲陶瓷艺术的研究瑑瑦既是中非文化艺术交流的历史见证,也是进行比较文化研究的基础。这方面的研究尽管严重缺乏,但意义非凡。马文宽、孟凡人主编《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瑑瑧并撰文瑑瑨对中国陶瓷在北非和东非的发现及其原因作了探讨。中央美术学院刚果籍留学生卡拉拉?巴卡吉卡2004年申请硕士学位论文《非洲艺术与浮雕艺术的陶瓷表现性研究———兼论陶瓷浮雕与环境的关系》,主要讨论非洲艺术与浮雕,陶瓷浮雕的概念及表现性,艺术家与浮雕,陶瓷浮雕与环境的结合几个方面。(二)服饰是黑非洲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了解它们意味着是对非洲民族身份的识别。服饰方面的编着有杨阳、马路的《非洲民族服饰》,瑑莹编译了非洲传统服饰,分为:东部非洲———艺术化的人体;赤道非洲———发达的商业与精美的手工艺品;古老的非洲———传统的孤岛;热带稀树草原———风格的交汇处;撒哈拉———严酷苛刻的沙漠;北部非洲———马格里布;非洲之角———联系东方的纽带;南部非洲———传统的保持与演变。该书采用大量文字来描述非洲不同地区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以此作为文化背景来烘托服饰文化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论文有《趣谈非洲服饰》、《非洲黑人的服饰》、《马格里布的传统染织艺术》、《美丽,从头开始———看尼日利亚妇女头饰》、《尼日利亚的面痕文化》、《尼日利亚的“1004”面具市场》、《非洲饰物种种》、《非洲人体装饰艺术》、《非洲妇女的发型艺术》、《非洲发式之谜》。瑒瑠(三)非洲岩画的发现和研究大大提前了人类艺术史前史,在艺术发生学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岩画及其他绘画瑒瑡研究成果有《解开撒哈拉岩画之谜》、《非洲岩画》、《塔希利岩画群考察》、《非洲史前岩画的世俗性审美初探》、《坦桑尼亚的石器时代绘画》瑒瑢等。(四)其他工艺方面论文有《北非明珠手工璀璨》、《西非贝宁的葫芦文化》、《闻名世界的突尼斯镶嵌画》、《突尼斯的手工艺品》、《圣城非斯的光和彩》、《北非毯艺》瑒琐等。(五)在非洲设计艺术概论性编着方面有赵莎飞的《非洲美洲工艺美术卷》,瑒瑶概述了古代西非诺克、伊费、贝宁、象牙海岸、马里,北非埃及、中非扎伊尔,以及非洲其他地区的工艺美术。张少侠《非洲与美洲工艺美术》瑒瑥的非洲部分,介绍了埃及宗教工艺、石器、陶器和其他工艺,西非的工艺美术。

非洲新媒介艺术

服饰与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国画 仕女画 唐代 研究综述

仕女画是中国画的画种之一。“仕女”之称历经万变，从先秦的士、女分指男、女，到之后专指女子，再到后来指称佳丽美人，对此单国强先生在其《古代仕女画概论》一文中有详细论述[1]。仕女画的发展经历了春秋六朝的肇始、隋唐的成熟、五代两宋的拓展和元明清的消长诸阶段。

有关唐代仕女画研究的基本状况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辉煌时代，也是仕女画发展的高峰时期。唐人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载，有唐周P、张萱、陈闳等人皆工“士女”画。之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又以嫔嫱、绮罗、妇女等替换之，譬如记韩嶷“工妇女杂画”，沈粲“笔迹调媚，专工绮罗”，刘“画嫔嫱，当代第一”[2]。可见，于有唐之时仕女画盛行。根据《历代名画记》以及《宣和画谱》所录，唐代擅长仕女画的画家有13位。这一时期也产生了包括《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簪花仕女图》、《挥扇仕女图》等流传百代的经典仕女画作，成为整个国画发展史上瑰丽重要的章节。关于仕女画的研究是中国画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建国以来有关仕女画的研究文章有1104篇之多[3]，学位论文102篇，期刊论文1002篇。对唐代仕女画的研究，从1980年以来发表的有关唐代仕女画的专题研究论文244篇，其中学位论文30篇，期刊论文214篇。针对目前唐代仕女画的研究状况，笔者就此进行了理论综述。

卅年来唐代仕女画研究的重点内容

1.研究解析唐代社会生活

由于唐代与我们相去甚远，关于唐人的头饰、服饰等生活习俗只能通过考古、文献等资料去发掘梳理。仕女画虽然是艺术作品，作为人物画却有实录的意味，可以从一个侧面、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民风、民俗和民生，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涉及研究唐代的服饰、妆容、头饰等方面。杨树云认为绢画《引路菩萨图》中仕女的广眉、大发、大袖衫襦、胸下夹缬、长裙曳地的时世妆，表现了唐天宝年间上层贵族的奢华生活[4]。徐书城基于对《纨扇仕女图》、《簪花仕女图》的实证研究，结合田野考古发现以及历史文献资料，提出初唐到盛唐流行服饰襟袖窄小，中唐至于晚唐则是宽服大袖，对斯坦因就《簪花仕女图》产生于五代的说法提出质疑，证明了其产生于唐代[5]。黄小峰将《虢国夫人游春图》与《捣练图》，放置到仕女画的发展长河中，综合大量的画作、馆藏、考古、诗歌、文献研究分析，认为画面人物与其地位无干，主题都是季节题材，前者以春游表现春季，后者则以捣练熨烫表现秋季[6]。缪哲将《虢国夫人游春图》与北斗星图文化作了关联研究，认为该画是讽喻画，包含了“天将大警于陛下”、“朝廷渐渐由女子”的政治寓意。是游仙诗蕴藉了西王母与昆仑、妙见菩萨、步虚的宗教意义[7]。

2.研究探讨唐代女性美

环肥燕瘦成为唐代女性美的鲜明符号，那么究竟这种雍容、富丽、高贵的女性美如何被今人形象把握和感性理解，有唐一代仕女画为研究其时的女性美提供了重要素材。李杰指出，唐以前绘画和雕塑展示的女性主要是平胸，但唐代仕女画则以凸胸为显著特征，并以田野考古发现佐证其观点，认为这是艺术家以女性视角表现身体美感，究其原因在于武则天当政以男性为主体的审美观念改变，胡风影响女性始以肥为美，或为吸引男性[8]。王宗英在其论文中对隋唐五代仕女画有一节论述，将当时仕女画中的女性形象归纳为丰肥腴丽，认为画面中的贵族女性雍容富态，健康自然，肌胜于骨，以丰肥为美[9]。朱继美编著的《唐代仕女画》一书以为，唐代仕女画展示的女性形象，绝不仅仅是体态肥瘦，穿着遮露，认为这是唐人积极的审美理念，体现了女性美上的盛唐气象，体现了力量型、开放兼容的文化视野[10]。

3.研究归纳唐代仕女画艺术成就

对于绘画作品的本体研究是美术研究的重要方面，唐代作为仕女画发展史上的重要时间节点，归纳提炼这一时期仕女画的艺术成就，是准确描述仕女画发展全貌的必要工作。王家英将张萱、周P两人及作品对举比较，在人物刻画方面，《虢国夫人游春图》悠闲从容、泰然自若，《捣练图》专注投入、神态各异，周P塑造人物形情兼备;在设色方面，张萱承袭阎立本之古雅大气，不失活泼柔丽，周P则浓烈大胆，艳而不俗。黄培杰认为唐代工笔仕女画是健雅文化的产物，显示了女性本体意识觉醒，体现了至高无上的审美理想，认为唐代工笔仕女画是谢赫“六法论”较为全面体现的典型性绘画，又以笔色论、热逸观作了技术性探讨[11]。

4.研究观照仕女画艺术家创作

对艺术家个人及代表作品的研究，历来是艺术研究领域的重点。因传世画作及古籍记载多寡影响，学者研究主要集中于张萱、周P两人。有关张萱的专题研究论文25篇，徐正欣的硕士论文以《捣练图》为对象，研究观照张萱作品表现的世俗劳作生活题材，并将其表现手法归结为绢本材质的运用、横向长卷的画面形式、现场实景的取舍提炼、布局的匠心独运、画面的赋色、成熟的线条造型以及诗意氛围的营造等因素[12]。关于周P的研究论文有46篇，王杨的硕士论文重点研究张萱仕女画作的艺术特点，认为张萱的仕女画作品代表了唐代仕女画的独特风格，形成了曲眉丰颊、丰肌肥体、衣裳劲简、彩色柔丽的鲜明画风，并将之归结为“六法论”，并认为周P仕女画具有形似神合、含蓄劲简、传神状物、明丽富贵、移步换景等五个方面的典型艺术特质[13]。黄培杰的博士论文除关注张周两人及其作品外，也研究了《送子天王图》、《树下美人图》等工笔仕女画作品[14]。学者在有关唐人仕女画具体作品研究方面，对《捣练图》研究文章有37篇，《虢国夫人游春图》研究有46篇，《簪花仕女图》研究有61篇。

5.研究迁移唐代仕女画的现实应用

一些学者结合自己的专业学科特点，在对唐代仕女画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期望将其表现手法、呈现技巧甚至画面内容，移植和引申到某些艺术实践中去，实现理论研究成果的现实转化。张云霞着重探讨了唐代仕女画展现的仕女服饰对现代服装设计的启示，值得当代服装设计师借鉴继承和改良应用[15]。陶艺工作者何叶以为，唐代仕女画中的造型艺术值得在紫砂设计和制作中借鉴推广[16]。

唐代仕女画研究综述结论

1.研究的不足

通过以上对近30年来唐代仕女画研究情况的梳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是30年来对唐代仕女画的研究不够充分，体现在研究成果数量上。初步统计可以看出，已发表的有关唐代仕女画的研究论文（含学位论文）仅占整个仕女画研究成果的22.1%，与明清仕女画研究成果数量相比悬殊，这与唐代作为仕女画发展史的高峰的地位不够吻合。其次，30年来对唐代仕女画的研究不够深入，体现在成果质量上。发表在具有较高专业影响力期刊的论文数量稀少，仅有20余篇，尚占不到成果总数的六分之一。大多数文章发表在影响力较弱的期刊上，且质量良莠不齐。再次，30年来对唐代仕女画的研究时域不够宽广，体现在研究方向上。以针对画家的个案研究来看，现有成果主要是研究张萱和周P，至于其他画家很少涉及，即使涉及也都一言蔽之。以针对画作的个案研究来看，无外乎前文述及的《簪花仕女图》、《挥扇仕女图》、《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等，而关于《引路菩萨图》专题研究论文有7篇，《树下美人图》1篇，《送天子图》9篇，《宫乐图》5篇等。研究素材的重复导致为数不少的论文重复相同或相近的观点、论据和结论，削弱了成果的价值。

2.研究的展望

由于唐代仕女画流传至今的画作为数有限，且有一些作品的出处存在争议。有关这些画作的本体研究已经比较充分，实现研究工作的跨越，应该从以下方面多做功课。首先是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可囿于针对作品和艺术家的个案研究，或可采用比较方法，就艺术家或作品作跨国界、跨文化、跨时空的对比研究，这一点已经引起了有的学者关注。比如杨钰在其学位论文中，将唐寅仕女画与唐代仕女画的整体比较研究，阐述唐寅对有唐仕女画继承、发展和创新[17]。其次，开展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拓展研究视野。近年来，女性主义、文化生态学等视角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特别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女性主义、文化生态学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通过女性主义、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我们既可以观照唐代女性较高的社会地位、唐代开放包容的文化环境等内容，也可以为整个女性主义、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提供重要佐证资料。最后，将迁移研究到现实应用，也就是将唐代仕女画与现实的、当代的艺术创作结合的问题，比如在剪纸、泥塑、刺绣、木版年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中，对唐代仕女画的传承，可以丰盈这些工艺美术作品的表现题材和呈现技巧。陕西凤翔木版年画有“十美图”题材，就有对仕女画的吸收和借鉴[18]。在陶瓷制作、服饰设计等领域，也可以为这些工艺品和实用物增色不少。

参考文献：

[1]单国强：《古代仕女画概论》，《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第1期，第31-45页。

[2][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第158、115-116页。

[3]数据统计来源中国知网www. ，数据有效性截至2014年8月。

[4]杨树云：《从敦煌绢画〈引路菩萨〉看唐代的时世妆》，《敦煌学辑刊》1983年，第92-97页。

[5]徐书城：《从〈纨扇仕女图〉〈簪花仕女图〉略谈唐人仕女画》，《文物》1980年第7期，第71-75页。

[6]黄小峰：《四季的故事：〈捣练图〉与〈虢国夫人游春图〉再思》，《美苑》2010年第4期，第72-83页。

[7]缪哲：《〈虢国夫人游春图〉》旁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34-42页。

[8]李杰：《唐代仕女的凸胸特例》，《陕西教育（高教）》2013年第9期，第10-11页。

[9]王宗英：《中国仕女画艺术史》，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第25-45页。

[10]朱继美：《唐代仕女画》，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第20页。

[11]黄培杰：《唐代工笔仕女画研究》，《美苑》2007年第1期，第51-54页。

[12]徐正欣：《世俗的升华》，西安美术学院，2012。

[13]王杨：《浅析周P仕女画的艺术特点》，吉林大学，2012。

[14]黄培杰：《唐代工笔仕女画研究》，南京艺术学院，2005。

[15]张云霞：《唐代仕女服饰在现代服装中的应用》，《艺术科技》2014年第4期，第146页。

[16]何叶：《唐代仕女造型在宜兴紫砂造型设计中的运用》，《陶瓷科学与艺术》2012年第1期，第54页。

[17]杨钰：《唐寅仕女画与唐代仕女画比较研究》，苏州大学，2011。

[18]邰康锋：《凤翔木版年画吉祥植物纹样研究》，西安美术学院，2014。

服饰与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为庆祝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文化博物馆开馆三周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博物馆为中外观众奉上了“雪域瑰宝━━文物联展”，并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精美图书《雪域瑰宝在北京：2013年文物联展》。该图书由熊文彬、曲珍主编，已于2013年2月出版，定价280元，ISBN：9787802534629。

该书分为两部分内容，一部分为联展精品文物图解，另一部分为文化研究论文。第一部分从文献典籍、造像、法器、唐卡、面具、擦擦、传统服饰、生活用具等八个方面对175件精美展品进行详细介绍，展示了高原民族的精神生活和审美情趣，同时也反映了藏传佛教文化艺术与内地的文化交流。从精美的藏传佛教造像到色彩艳丽的藏族服饰，从古老的贝叶经《般若八千颂》到罕见的虎皮三彩多穆壶，从藏族医学巨著《四部医典》到藏医药唐卡，无不折射出藏族人民的智慧和藏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而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物更体现出汉藏文化的交流及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第二部分收录了文化艺术方面的专家论文，共九篇。内容涉猎唐卡艺术、佛教造像、藏族饰品、古塔形制、明清汉藏器物交流等，深层次、多角度的选取论点向读者介绍独具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例如研究唐卡艺术的论文，唐卡是绘画中独特的表现形式，有记录藏传佛教和各种神灵的宗教唐卡，有反映历史事件的史料唐卡，有反映自然科学成就的藏医、藏药、天文历算唐卡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风土、藏传佛教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堪称是形象的百科全书。又如研究藏传佛教造像的论文，通过研究本土造像艺术流派和外来异域造像流派对藏传佛教造像的影响，来看清其背后蕴含着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每一种造像流派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佛教文化的艺术再现和佛教历史的真实见证。再如研究藏族饰品的论文，藏族人有佩戴饰品的习惯，无论是男性饰品还是女性饰品，都具有寓意深刻、样式多、体积大、色彩艳丽、价值珍贵等特点，体现出了藏族独特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标准。无论贵族还是平民，人们都认为佩戴饰品有携福的作用，同时，藏族饰品的设计与其信仰的宗教和生产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举办这次展览和发行此书，不仅是向观众和读者展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多姿多彩的雪域风情，更重要的是让大家通过这些文物，了解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缔造过程中所处的重要历史地位和做出的贡献。这对弘扬优秀文化、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服饰与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楚文化；西汉长安；陵墓；墓葬；出土资料

中途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本文所涉及的考古资料简介

1.西汉长安中小型墓葬

就中小型汉墓，韩国河先生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他将西安地区的中小型汉墓分为三类，并根据随葬品将其分为四期。[1]

第一期：墓葬的时代当在秦末汉初， 最晚至文帝时期。

第二期：文帝以后到武帝时期。

第三期，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的年代当在武帝后期至宣帝前期。后段根据其器物组合以及墓葬形制推断的年代大体在宣帝后段及元帝时期。

第四期，也分前后两段。前段墓葬的年代当在元帝以后至新莽之前而后段墓葬的年代当在新莽时期或更晚一些。中小型墓葬多采用竖穴墓道土洞墓和竖穴土圹墓， 大型墓葬多采用带斜坡墓道的土圹墓。

本文所讨论的时代范围应在第一二期，中小型墓葬多采用竖穴墓道土洞墓和竖穴土圹墓，大型墓葬多采用带斜坡墓道的土圹墓。

2.西汉帝陵概况

西汉总共有十一个帝陵，有九个位于渭河北岸的咸阳塬上，两个（文帝霸陵、宣帝杜陵）则在渭河以南的长安城东南一带。西汉的帝陵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中变化最为明显的应为陵庙和陵邑制度的变革。汉代普遍实行陵旁立庙的制度，这一制度在元帝以后有所改变，把庙改建在都城之内。西汉从高祖长陵到宣帝杜陵，普遍在陵墓附近设置陵邑，并迁徙各地富人、豪强到陵邑居住。而这一措施也是在汉元帝时才宣告结束。

依据当时的祭祀制度，西汉初期举行的祖先祭祀活动中，其中重要一项就是在陵庙中举行的“月祭”。而且“月祭”每年共有二十五次，即所谓“庙岁二十五祭”。[2]P2331所以，汉初把诸帝的庙造在陵园附近，主要就是因为当时人相信衣冠上依附着主人的灵魂，为了便于在每月举行祭祀典礼时，把陵寝中的衣冠送到宗庙去游历，让灵魂接受祭祀。

本文主要想要探究西汉初期的墓葬中所体现出的文化因素，因而着重关注西汉早期的中小型墓葬以及汉武帝之前的陵墓。

二、楚文化

1.楚文化的界定

研究楚文化之前得先知晓“何为楚文化”，已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过界定。

苏秉琦先生认为：“楚文化有四个相互区别又联系的概念”即地域概念、国家概念、民族概念和文化概念。[3]

夏鼐先生认为：楚的含义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楚地”，只要是楚地范围内的文化都为“楚文化”但具体到某一时代，楚地的范围是不同的；二是“楚国”；三是“楚民族”无论什么时期，只要是楚民族的文化都为“楚文化”；四是“文化”名，即考古发现所显示的文化面貌。[4]

由于楚文化的时间跨度大，地域分布广，文化特征复杂，因此楚文化有狭义和广义，典型和不典型之分。[5]

由于楚文化的持续时间特别长，较为复杂，西北大学的胡刚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基于大量的考古学资料对其进行了梳理。并认为西周早中期楚文化比较接近关中周文化风格；西周晚期-春秋早期楚文化已形成独特的楚式风格，而与关中周文化的差别较大。[5]

2.汉代服饰中所见的楚文化元素

在上一个小节中似乎无法看出楚文化与西汉初期的文化有关联，但是由于西汉的统治者多来自楚地，一种文化的传播，领导者，特别是封建社会的领导者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刘邦、樊哙、曹岑等皆为徐沛之人，而徐州曾是楚国的辖属之地，因而很有可能将楚地的一些习俗带于此，这在考古学中有一些体现。而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汉代早期的一些服饰，则明显蕴含有楚文化元素。

（1）汉代之前服饰发展简史

服饰文明是中华古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服饰既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又是人类文明的物质载体之一。服饰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的审美取向、发展潮流、开放程度，工艺发展状况、文化交流情况等方方面面的因素。

关于我国服饰起源常与传说联系在一起，而与中国其他远古事物的发明一样，也被归功于三皇五帝。而较为流行的说法则在《吕览》、《世本》以及《淮南子》中有所记载，尽管有所差别，但其相同之处在于均为“黄帝”时开始制衣。

当代考古学的成就， 已经把服饰文化的源流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18000 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出土了一枚磨得很细的骨针。说明此时先民已掌握了原始的缝纫技术。[6]P2

千百年中，每一个时代的服饰都有其独到之处，然而尽管历代服饰千姿百态，但从其形制上来讲不外乎两大类型：上衣下裳制与衣裳连属制。在西周以前，主要采取“上衣下裳制”，衣服一律做成两截，上面的称“衣”，下面的称“裳”。以后的“襦裙”、“裤褶”都是从这种形制演变而来的。直至春秋战国，出现了上下连为一体的服饰，称为“深衣”，后世的袍衫等即在此形制上演变而来。

自商周起，中国就形成一套系统的服饰制度，并且日趋完善。

在深衣出现以前，服饰主要由衣、裳和里面的裤组成，三者各司其职。 当时人穿的裤皆无裤裆，仅以 “蔽膝”遮挡阴处。

到周代，曲裾深衣出现，取代了外衣而起到遮挡的作用，具备了遮挡和便于行走的双重功效。这两种衣服形式并存千年。

汉代的朝服为袍（深衣制）。 不论冬服还是夏服，多为上衣和下裳分别剪裁后缝连为一体，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

从西汉初年始，汉人贵族妇女的礼服也采用深衣制，以衣服的颜色、质地、纹样以及佩饰等区分着衣者身份的尊卑。

从这个发展简史中，似乎汉代服饰与楚文化的服饰毫无关系，但是通过考古资料的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2）从汉阳陵出土的陶俑所见西汉中前期的服饰特点

汉阳陵出土的陶俑分为着衣式彩绘俑和塑衣式彩绘俑、骑兵俑和着塑结合式彩绘俑四种。[7]由于本文在此处研究的内容重点为陶俑的服饰，故只着重关注保存有服饰的陶俑，具体到汉阳陵应为塑衣的彩绘陶俑。

塑衣式彩绘文吏俑（如图一）：为男性，其头部戴冠帽， 着三层衣均为立领， 外衣为宽袂长袍并腰系彩带。身穿白彩或者黄彩服饰， 衣领、袖口较暴露。

塑衣式彩绘侍女俑： 两种形态， 一种是站立彩绘侍女俑（如图二），着三层长裙，且裙为立领右衽， 喇叭状下摆，腰系彩带。服饰颜色为白色， 衣领、袖口皆较暴露。俑以白彩为主。另一种是站立持慧彩绘女俑 ， 身着及膝长襦，腐朽无存，不能作为研究资料。

塑衣式彩绘踞坐俑（图三、图四）： 根据手形不同，分为三种。第一种俑着三层立领右衽长裙，喇叭状下摆， 腰系彩带， 衣施黄白为女性形象。第二种俑为男性， 头戴帻， 着三层立领右衽广袖黄色长裙， 喇叭状下摆， 腰系彩带。第三种持物俑， 以女性为主， 面施白彩， 身穿三层立领喇叭状右衽长裙，腰系彩带， 衣服的彩绘颜色有白彩、紫彩、黄彩。

（3）楚墓中所见楚服特色

许多学者都认为西汉主要流行的服饰“深衣”受楚文化影响较深，是由战国楚服发展而来的。[8]

观察上图（图六、图七），可以发现，楚服亦流行“深衣”，而这一点汉服很有可能是继承而来。图六展示的是楚墓中的服饰而图七展示的是西汉时楚地的汉服，而二者之间除了后者领口较低可以看到里面的多层服饰，袖口较宽大，装饰纹饰没有前者复杂外，此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图七所展示的楚地汉服又与图一、图二所展示的汉阳陵的陶俑所穿服饰差别不大，因而我们似乎可以据此推测，长安地区西汉早中期服饰是对楚地服饰有一定继承的。

3.从色彩看楚文化对秦汉文化的影响

色彩在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化中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蕴含着严格的等级观念在政治上象征着权利、尊卑，在医学里与人的各个器官联系在一起，甚至与自然界的金木水火土联系在一起。

因此从服饰的色彩变化中似乎也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文化对色彩的偏好。

以黑色为例：《诗经・郑风・缁衣》中有记载“缁，黑色，卿士听朝之正服也。”黑色在周代被作为官僚士子的服装颜色；秦根据“五德始终说”（即以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来说明王朝更替的规律） ，认为自己为水德，“秦得水德而尚黑”，因此以黑色衣服为高贵。西汉初期继承秦制，然而发展到后来黄紫等色相继升位“红衣为上服，青绿较次，吏卒衣黑，平民衣白，罪犯衣赭”。[9]黑色的地位一落千丈，仅成为级别较低的小吏的服装颜色。

在汉代及汉代以后的人对于黑色的态度上，我们不难看出，这其中必然受到了一些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尽管这样的转变可能极其缓慢，但我们无法否认汉代服饰颜色逐渐趋于多元这样一个结果。

《礼记・月令》中记载：“是月也，命妇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无以差贷； 黑、黄、仓、赤，莫不质良，毋敢诈伪。以给郊、庙祭祀之服，以为旗章，以别贵贱等级之制。”这段记载说明，祭服的颜色和图案花纹都有贵贱之别。衣服上的纹饰也是显示等级的一个标志。

楚地服饰的一大特色为轻丽华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随葬织物对此有所佐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丝织业已经在各国中处于领先地位，达到了一个较为发达的程度，其丝织品质地精良、花样纹饰亦有其独到之处。色彩纷繁、图案绚丽更使其服饰的精美程度达到一定境界。

相比之下，秦的服饰则逊色不少，从色彩到图案均不及楚地。而到了西汉早中期，尽管部分继承了秦代的制度，但是服饰色彩却有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而这正与楚文化一直以来的特征相类似，让人很难不将二者联系在一起。

三、结语

尽管秦始皇统一之后采取了一系列促使文化一元化的政治手段，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楚文化的发展甚至有将其打压消灭之势，但是并没有阻止其在消亡的过程中逐渐融于秦汉文化。并在服饰色彩与图案方面对汉代的影响极为明显。

由于西汉的统治者以及很多高层领导者多来自楚地，使得楚文化的特色在西汉初期较为高等的墓葬中有较为明显的体现。而这些楚文化元素也证明了汉文化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兼收并蓄了多种文化因素之后才最终成型的。

参考文献：

[1]韩国河，张翔宇.西安地区中小型西汉墓的分期与年代研究[J].考古学报，2011，（2）.

[2]汉书・卷七十五・韦玄传[M].中华书局，1992.

[3]苏秉琦.从楚文化探索中提出问题[J].江汉考古，1982，（1）.

[4]夏鼐.楚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江汉考古，1982，（1）.

[5]胡刚.楚文化的初步研究[D].西北大学博士毕业论文.

[6]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7]石宁.汉阳陵博物馆藏陶俑概述[J].文博藏品鉴析.

[8]郑蕊.汉代妇女服饰的考古学观察[D].郑州大学硕士论文.

[9]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服饰与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服装；专升本；培养目标；课程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20-0094-02

专升本教育一般是指学生在专科教育之后继续进行专业提升的一种学历教育形式，其在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位置。同时，专升本教育在人才培养上更加注重学生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本文通过进行本校服装与服饰专业专升本人才培养模式的课程体系建设的探索与研究，期望对专升本教育的专业培养、改革与研究具有广泛的意义。

一、服装与服饰专业专升本培养目标的定位

一个专业的培养目标是该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重要依据。本校服装专业专升本培养目标是在本专业专科培养目标的基础上提高其培养的层次，同时以本专业本科的培养目标为参照，并根据专升本学生具体的基础知识及专业素养等特点来进行制订的。（1）服装与服饰专业专升本人才和本科人才的培养目标。服装与服饰专业专升本人才的培养是适合首都经济与社会发展需求的，因此其一般要求其人才的培养目标为基础知识扎实，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良好的高素质应用型技术人才；而服装与服饰专业本科人才的培养目标为：具备服装设计历史与文化和服装基础理论的能力，具备独立进行服装设计思维与方法和成品实现的能力，具有较强的服装设计工程与技术的能力，掌握服装设计经济与管理的能力等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2）本校服装与服饰专业专升本人才与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的比较。本校服装与服饰专业“专升本”和“本科”人才的培养目标同是培养服装与服饰专业的高素质人才，但二者的培养定位略有不同。本校服装与服饰专业专升本人才培养的是高水平的应用型技术人才，强调的是技术人才；而本校服装与服饰专业本科人才的培养目标是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强调的是应用型。同时，对于学生知识能力的掌握上也有所区别，其中专升本人才的培养目标要求是基础知识扎实，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良好，而本科生人才的培养目标要求是具备较强的服装历史与文化和服装基础理论的能力。此外，本校在服装与服饰专业本科生人才的培养目标中更注重理论知识及人文素养的学习与储备，而专升本人才的培养目标中更强调的是其有扎实的专业基本功。在准确区分二者的培养目标定位差异的基础上，本校服装与服饰专业进行了相应的“专升本”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为首都培养不同层次、不同方向的服装行业的专门人才提供了一定的服务。

二、设置服装与服饰专业专升本课程体系需要考虑的相关因素

服装与服饰专业专升本课程体系的设置，应以本科生服装与服饰专业的培养方案为参考，再充分考虑专科与专升本课程体系之间的衔接，专升本学生的学源结构、文化素养、专业基础、“专升本”和“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的区别等因素来加以综合确定。（1）服装与服饰专业专科与专升本课程体系的衔接因素。在进行服装专业专升本人才课程体系设置时，首先要考虑学生在专科学习时原有的知识结构，做到承上启下、合理衔接，避免课程设置的重复性。服装与服饰专业专科教育课程设置上的主要内容是服装设计类的服饰色彩、服饰图案、服装画技法、专题设计等；服装技术类的有工艺基础、服装结构设计与工艺、服装立体裁剪、服装CAD等。而服装与服饰专业专升本的课程设置是在专科的课程体系和知识结构上进一步深化，同时参照本科的课程体系建设，加入服装设计方法、服饰配件设计、面料纹样设计、手工印染等课程，拓宽学生的专业知识视野，并注重对其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2）服装与服饰专业专升本学生的学源结构因素。专升本学生的学源结构不统一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难题，在专科时是本专业的在一个专升本班占比不超过25%，这部分学生在专业技能上已经达到中级熟练水平，接下来的专升本教育要做的就是进一步提高专业技能以便可以达到高级水平。但这样的课程体系设置对于以前不是本专业的学生来说难度很大，例如：立体裁剪课程，在专升本阶段如果直接安排立体裁剪礼服，专科不是本专业的学生就会感到吃力，在实际的教学中就会出现：任课教师在授课的深浅程度和进度上很难把握，总是感觉有基础的同学“吃不饱”，没有基础的同学“消化不了”，因此，服b与服饰专业专升本学生的学源结构因素是我们在专升本课程体系设置时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3）服装与服饰专业专升本学生的文化素养及专业基础因素。服装与服饰专业专升本学生的基础教育程度较之本科生而言相对薄弱，而这对其综合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会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因此，在专升本教育阶段要注意补充并设置相应的知识内容和课程体系，同时服装与服饰专业专科升上来的专升本学生往往普遍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特别是专业实践技能，他们更多更早地接触到了服装与服饰专业实践和社会实际，因而他们更适合培养成具有就业创业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技术人才。综上所述，在专升本培养阶段课程体系的建设要根据其专业基础的特点和培养目标而扬长避短、合理定位，以便使他们在专科学习时所掌握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在专升本阶段得到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

三、服装与服饰专业专升本人才课程体系设置方案

服装与服饰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为应用型技术人才，专业特色为立足北京的文化传承，培养理念是学生通过两年的专升本教育，能够始终保持对服装与服饰相关知识的兴趣，能够具有掌握新知识的能力，能够具有自我完善的愿望，从而使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能力。（1）课程体系的平台建设。服装与服饰专业专升本人才的课程体系是依照人才培养的能力需求依托这个平台来进行建设的，具体内容包括：基本素质教育平台、专业能力培养平台、实践技能训练平台和职业能力拓展平台。其中，基本素质教育平台主要包括通识教育必修课程，课程的设置由学校分类指导、统一管理，共计10.5学分；专业能力培养平台，专业必修课是学生修读该专业所必须掌握的知识和能力，课程设置包括：服装设计方法、服饰配件设计、面料纹样设计、服装专题设计（Ⅰ）、（Ⅱ）、（Ⅲ）。专业选修课程主要是一些服装与服饰专业的拓展和前沿性课程，要求学生必须选取14学分，课程设置包括：时装摄影、服饰图案、服装陈列设计、民族服饰整理与设计、时尚买手、形象设计等课程，鼓励学生跨专业选修课程；实践技能训练平台，考虑到专升本学生已经具有一定的基础实践能力和专项训练能力，因此实践训练必修课设置着重点放在对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的训练上，课程设置包括：服装结构设计（Ⅱ）、服装工艺与制作（Ⅱ）、立体裁剪（Ⅱ）、服装CAD等，同时与毕业设计（论文）有效衔接。本校的实践训练项目一般采用实践专题的方式来进行教学，鼓励学校与企业共同开发综合技术应用训练项目；职业能力拓展平台，职业能力拓展必修课主要指与服装与服饰专业实践密切相关的各类教学活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专升本学生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拓展能力，课程设置主要包括：网印技术、民族服饰采风、手工印染、毕业设计（论文）、专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等课程。（2）深化专业教育、加强实践教学。本校服装与服饰专业专升本人才在课程设置上以培养专业能力的专业必修课程为架构，以专业选修课程为辅助，以大量的实践训练课作支撑，强调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锻炼和培养，以服装产业需求和工作过程相适应的学习方法，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学习能力、就业能力和综合素养为目的，拓展实践项目种类，加大实践课程的比例，着重培养体现行业岗位群关键技术、技能的就业能力，体现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拓展能力，为加强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本校往往鼓励专升本学生参与各种专业协会、行业协会及学校的专业设计比赛、艺术活动、论文写作、科学研究等活动，如取得一定的奖项或成果，按不同等级可以折算为具体的学分以替代相应课程的学分。同时，在课程设置上还增加了教育部信息中心的CAXC项目，为专升本学生取得职业证书折算为创新实践学分开辟了一条新的渠道，也为专升本学生的就业打下基础。

服饰与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现代服装设计；中国元素；传统文化

“中国元素”指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底蕴及独特的民族特色的设计元素，其中包括面料（如：丝绸、棉、麻等）；色彩（如：红、橙、黄、绿蓝等）；装饰纹样（如：牡丹花、龙、凤等）；款式（如：旗袍、中山装、立领等）以及镶嵌和刺绣等中式工艺。然而中国元素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在现代服装设计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也是表达美的重要途径。因此，在现代服装设计中设计师最爱从传统的中国元素为出发点，并使中国元素成为其设计过程中取之不尽的材料和为其提供服装设计时的灵感。随着设计师对中国元素的不断运用与挖掘，出现了很多具有民族美和现代美的完美服饰，并充分体现了“中国风”这一时尚领域的民族特色。然而在现代服装设计的时尚领域中，由于外来文化和精神的不断冲击，使人们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不断发生改变，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及民族特色在不断地被人们遗忘。因此，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运用，笔者作为一名现代服装设计师，对现代服装设计中结合中国元素，使现代服装具有传统性和时代性综合的特性服饰设计，并实现现代服饰与中国元素相结合，充分体现中国元素的魅力。

一、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价值

1.1传统文化与服饰艺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有“衣冠王国”的美称，不同时期的服饰都有着突显时代的典型设计和民族风俗。在古代中国，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服饰的设计被刻上了儒家的“烙印”。然而儒家的思想指的是礼仪仁道，并讲求中庸之道，在这种思潮之下，中国人的服饰都有着平等、美好、整齐、含蓄、端庄的民族特点。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孕育着典型的中国文化，服饰艺术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犹如一个多姿多彩的生命体，传达出时代的灵魂，并且能清晰明亮的反映着历史文化。服装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每一件衣服的图案、布料以及款式不仅能反映出各种各样的民族风情、不同的民族文化以及不同的，还能提相处中国传统文化的个性与特色。因此，现代服装设计中运用中国元素，已成为现代服装设计师的宝贵素材，并能充分体现传统文化与服饰艺术相融合的个性，以便用服装反映中国的灿烂的历史与丰富的文化。

1.2传统服饰的历史内涵。中国传统服饰往往有一种含蓄、端庄、典雅的美感，其与西方服饰的风格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原因往往是由于历史、文化等因素引起的。中国传统服饰风格通常是强调对称、强调线形、手工纹饰，为了突显中国人的含蓄、内敛的性格所导致的。中国传统服饰还体现一种自然和谐的美感，从各个方面充分体现出当时中国人民对大自然的热爱与追求，并讲究服饰和季节、环境等因素相协调。同时，服饰的款式调配应与衣服的面料、色彩以及图案和谐匹配，并充分体现出穿衣者的身份、地位。中国传统服饰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内涵和历史意蕴，并在中国服装的历史上发挥着重要的意义，其中中服饰设计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智慧的结晶，并在历史的长河中触发着“礼仪之邦”的中国蓬勃发展，为下现代服装设计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特点

2.1色彩明快对比又和谐统一。色彩是刺激视觉神经的重要指标，鲜亮明快的的色彩搭配不仅能体现出穿衣者的个性与气质，还能体现穿衣者的审美能力以及配饰能力。色彩犹如一个聪慧的人一样，不同的色彩表现出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性格特点（如：大红色代表着激情、勇敢、爱心；紫色代表着高贵、富裕；绿色代表着充满生机、环保、青春等等）。中国服饰色彩是源于传统的无色，是民族文化色彩的继承和发展。在现代服装设计中，充分利用传统的色彩，搭配出独特、优雅的现代服饰，既能充分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和民族的精神以及民族的风俗习惯，还能实现色彩明快对比又和谐统一的理念。

2.2图像特征。传统中国的图案特征主要从两方面突显，一方面是从其内涵来说。传统的图案都有一个共同点，体现民间的风情、民族的和谐统一以及人类与大自然的友好相处，都表现出了人们心灵的最深情感的真实性和抽象性。无论是八吉祥、暗八仙还是民间的吉祥图案，从其形式来看，他们的形象不但具有原有的自然景象，还有抽象的符号特征，其成为了人们抒发内心情感的一种标志和人们灵魂和精神的寄托；另一方面从其内容来说。传统的图案在服饰上都会用线条描绘和色彩渲染，使其形成一定的规律和款式的图样花纹。图案源于生活，因此，为在生活中挖掘丰富多彩的图案，设计师可以利用自然、人物形象以及植物动物来取材，并结合自己主观的意象来创造出更美的图案。

三、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运用

3.1中国传统色彩带给现代服装设计的惊艳。色彩最能吸引人的眼球，不同的色彩能体现出穿衣者的独特个性，更能传达其内心的情感。民族色彩则是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文化以及审美的重要体现，能直观地表现出一个民族服饰的特色蕴含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可见，中国元素中色彩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运用，设计师不仅要把民族色彩作为一门语言融入到其设计中，更要巴民族色彩的精神以及灵魂更生动形象的体现在现代服饰中，从而达到中国元素的传播以及民族文化内涵的传递，让人们在选择服装的时候能感受到中国博大精神的民族文化，体现其个性的同时表现其爱国之心。如：大红色被广泛的使用在服装设计中，其红色不仅能体现出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热情，当今社会提倡人们实现“中国梦”的激情，还暗含着中国人民对喜庆、吉祥的追求，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审美特点与心灵真实的情感的特征。

3.2中国传统面料的运用。面料是服装的基础，面料的好坏直接影响服装设计的风格和款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纺织技术也得到了充分发展，形形的面料供现代服装设计选择，但是也无法抵挡传统的中国服饰面料的魅力，如：丝绸、棉、麻等传统面料都有着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并在现代服装设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现代服装设计增添浓厚的民族风情与丰富的民族文化，增强现代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有利于弘扬传统的中国文化。大部分现代设计师都喜欢运用丝绸和棉等面料，其能充分体现中国人民的朴素美，以及对服装设计的创新，并造就一批既时尚又具创新的民族特色的中国现代服装品牌（如：木真了、江南布衣等时装品牌）。

四、结语

中国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运用，通过现代服装设计师的充分融合，使其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和延伸。本文主要阐述了传统服饰的文化价值以及特点，对中国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运用进行了探讨，并论证了中国元素给现代服饰带来的巨大影响与成就，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得到了发扬和传承，让现代服饰在赶上潮流的同时，更具文化性与社会性。（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服装学院）

参考文献：

[1]期刊论文.浅谈中国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运用-现代商业-2010（36）

[2]期刊论文.传统民族元素在服装设计图案美中的运用-大江周刊（论坛）-2011（2）

[3]宋津津.蛹到蝶的美丽蜕变――看中国元素在中国时装设计中的运用沿革[期刊论文]-工会博览・理论研究20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