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散文范文

沈从文散文范文第1篇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算得上是中国乡土文学的大师，他的文学创作主要取材于两个方面，一是湘西生活，一是都市生活。对比是其文学作品中较为常见的艺术手法，本文就是来探讨沈从文散文中的对比艺术。

关键词：沈从文；散文；对比；艺术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物研究学者，他的一生饱经沧桑，在文学方面的才华对他的人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他的代表性作品《边城》、《长河》等，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较高。《边城》的创作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京派小说的代表性作品。而他的散文《湘行散记》等颇具艺术特色，采用了多方面的对比的手法，包括人物的对比、场景的对比、古今的对比等，使得散文的创作同样大放异彩。

1. 沈从文及其散文创作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出生于1902年的湖南凤凰县，只有小学学历，却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中国文学史上较有影响力的作家。是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以及文物研究学者。他的一生跌宕起伏，丰富的人生经历，加上在文学创作上的才华，使得低学历的他也取得了和当时文学大师平等对话的权利，在胡适的帮助他，他后来顺利成为学校低年级的文学讲师，并与挚爱的妻子张兆和过着幸福的生活。他的代表性作品是他的小说《边城》，《边城》描绘了美好的乡土生活，突出了美好良善的人性，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其散文的创作也是有其艺术特色，呈现出作家内心深处灵心性的美好。这样的一种美好，在中国文学史上像温暖之风，温暖了冰冷的现实社会。

沈从文的散文创作与其小说创作一样，充满了温馨和谐之感，语言质朴真诚，直触人的心灵深处，语言的描写单纯而自然，充满了湘西特色，充满了对湘西乡土地区人们生存状况的哲学思考。代表性散文作品主要收录在他的一些散文集里。散文的创作中采用了大量的对比手法，对比的运用，从正反两面表现出文章的主题，对人物的刻画，以不同身份人之间的语言、思想的刻画来突出主要人物的人性特点，更多的是对于场景的对比，在其散文中是比较普遍的一种对比，这样的对比使得不同场景的湘西境况表现的淋漓尽致，而古今的对比也是一大特色。比较有代表意义的散文《湘行散记》就能够看到其中的对比艺术手法。

2. 沈从文散文创作中的对比艺术

沈从文的代表性作品是小说《边城》，而他的散文也是颇具有其特色，《湘行散记》就是其中的代表，除此之外的《箱子岩》、《鸭窠围之夜》等也是散文作品中的经典之作。这些散文创作的一大特色就是对比艺术手法的使用，这些对比的手法，使得展现在我们读者面前湘西的各个方面经历不同时期的不同变化，充满了温馨的人情美。

首先就是人物的对比，出现在沈从文散文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充满了对美好事物的理想情怀。不同人物的不同对比，效果深刻，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艺术感染力更强。在其散文作品《箱子岩》中的人物就有着鲜明的对比，两个人物形象的对比，一个是革命意识较强的，一个是无所事事的兵油子，两相对比，一下子突出了的人格的伟大，“那跛子年纪虽很轻，脸上却刻划了一种兵油子的油气与骄气，在乡下人中仿佛身分特高一层。把灯搁在木桌上，大洋洋的坐近火边来，拉开两腿摊出两只大手烘火，满不高兴的说：‘碰鬼，运气坏，什么都完了。’”这一段对于兵油子的描写，简单直接，却将兵油子的性格表现的淋漓尽致。表达了他对乡土的挚爱，对故土故人生活中的痼疾与污秽的痛心，深情地呼唤湘西人民用划龙舟的精神与热力，把生活装点得更加美好。

其次是场景的对比。场景的对比在沈从文的散文中也是可以见到的。在《湘行散记》中有这样一段“到城里时，我们所见到的东西，不过小摊子上每样有点罢了！这里可就大不相同。单单是卖鸡蛋的地方，一排一排地摆列着，满箩满筐的装着，你数过去，总是几十担。”这里就有一种场景的对比，这里的场景与城里的比较，特色明显。

再有就是古今的对比。古今对比表现了作者的历史观，在散文的行比中，能够用看到作者对于现在与历史的看法，作者往往喜欢借用历史中的人物以及事情来表现现在的情况，对湘西的现状有自己的想法。在《箱子岩》中有“二十年前澧州镇守使王正雅部队一个平常马夫，姓贺名龙，兵乱时，一菜刀切下了一个散兵的头颅，二十年后就得惊动三省集中十万军队来解决这马夫。谁个人会注意这小小节目，谁个人想象得到人类历史是用什么写成的！”就能够看到一种古今的对比，这样的对比从侧面表现出的英勇。

总体上来说，作者的散文创作中善永对比，对比从一种程度上表现了湘西的人情美、自然美的同时，也有一定的对现实批评的现实意义。

3. 结语

沈从文是中国文学史上颇具影响力的作家，他的关于乡土文学的创作，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他的散文创作中较常采用的艺术手法对比，加上语言的简练、真诚，使得其散文作品颇具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范本林.论沈从文散文的对比艺术[J].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04）.

[2]陈德锦.沈从文乡土散文的美学意识[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05）.

[3]陈瑶.论沈从文的散文艺术[J].黄石教育学院学报，1999（01）.

沈从文散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沈从文；散文；《湘行散记》；《湘西》

许多读者认识了解沈从文以及他的作品都是从《边城》开始的。翠翠纯洁、美好的形象以及湘特的地域文化，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并以此为开始，深入了解，逐渐喜欢上了沈从文以及他的作品。我也喜欢他的作品，特别是他独特的创作风格和他所描绘的神秘的湘西，深深的吸引着我。作家的创作风格是与他的生活经历和性情分不开的，而一个人的性情，或者说性格的形成与他所生长的环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紧密相连的。“一个好事人，若从一二百年前某种较旧一点的地图上去寻找，当可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发现一个名为‘镇m’的小点。那里同别的小点一样，事实上应当有一个城市，在那城市中，安顿下三五千人口。”沈从文就是生活在这个名为“镇m”的地方。

一、独特的写作题材

由于生活经历和生活环境的影响，沈从文的创作素材有异于其他作家。他的散文扎根于湘西这块偏远、落后、不为人知的神秘的地方。“他把地方风情写得很迷人，是评论家和读者一直在争辩他的乡土文学作品有多少真实性”。沈从文4岁时母亲就开始教他认字，入学之前已经认识了很多字。在私塾和小学读书时，老师所教的东西，远远不能满足他的兴趣，于是他把注意力转移到校门外广阔无边的社会生活。而这段生活经历无疑形成了他一生的性格与感情基础，并为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沈从文对周围世界的异常敏感又天性好奇。他观察宇宙万物细致入微，他的术天才一部分来源于此。”那熙熙攘攘的大街小巷，叮当作响的铁匠铺，挂满各种颜色布匹的染房，屠户的肉案桌，扎冥器的铺子，还有那长满花木的青山，游鱼嬉戏的小河，果实累累的树木……都令他神往。

（一）湘西的自然风景。

在作家的笔下，故乡的山，仪态万千，清奇秀美。故乡的水，波光潋滟，清澈见底。白河是“夹河高山，壁立拔峰，竹木青翠，岩石黛黑。水深而清，鱼大如人。”辰河“沿河两岸连山皆深碧一色，山头常戴了点白雪，河水则清明如玉。”作家观察入微，不同的景色，描写绝不雷同。景色在作家描写下，表现出不同的形态，逼真秀美，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并对湘西充满了向往之情。在湘西的自然风景中，最具特色的莫过于两岸高处去水三十丈的吊脚楼了。在这里，我把吊脚楼也归入到自然风景中，因为吊脚楼在时代的长河中，早已与山、与水融为了一体，成为了湘西最具特色、最具代表的风景。沿河两岸的吊脚楼，在河水的映衬下，显现出古老、纯朴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二）湘西的民族风俗。

湘西的民族风俗，最具代表的就是端阳节的赛龙舟“那一天正是正月十五，河中人过大端阳节。箱子岩洞窟中最美丽的三只龙船，早被乡下人拖出浮在水面上。船只狭而长，船舷描绘有朱红线条，全船坐满了青年桨手，头腰各缠红布。鼓声起处，船便如一支没羽箭，在平静无波的长潭中来去如飞。河身大约一里路宽，两岸皆有人看船，大声呐喊助兴。”除了端阳节的赛龙舟，还有二八月农事结束时的木傀儡戏，冬天腊月要唱酬傩神的愿戏等等。

二、独特的文体特征

《湘行散记》和《湘西》，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湘西的地理、民俗、传说、风景、人事、史实等，错综交杂在一起，组成了一幅湘西水墨画。作者能够把如此繁多的人、事、景、物等写的有条不絮，则得力于作者对不同文体的驾驭能力。

读过沈从文散文的人，最大的感受便是：初读似小说，但仔细一辨却又是散文。这便是沈从文散文的独特性，即集小说、散文于一体的文体特征。沈从文将小说、散文合而为一，吸取了两种文学体裁的长处，形成一种新的散文样式。其中，小说更注重人物和情节描写，游记式散文结构全书，写景状物，抒情叙事。

作者两次回家乡，都是由沅水溯流而上。作者以这条绵延千里的沅水及沅水两岸的社会生活，引出各种人物的悲欢离合，以及湘西的自然风景和民俗风情。例如《湘行散记》首篇《一个带水獭皮帽子的朋友》，就写“我”由常德过桃源时，一位老朋友伴“我”过桃源，由此而引出的这位朋友的一些趣事。《湘行散记》、《湘西》字里行间无不体现作者对家乡的喜爱之情。作者对家乡的风景、风俗、生活等作了细致的描写。在作者的笔下，家乡的风景秀丽、如诗如画，家乡的人憨直、率真、豪爽、慷慨。就连这一被人唾弃的职业，在作家的笔下也没有批判，却充满了深切的悲悯之情。《湘行散记》、《湘西》全书都是作者的回乡路途上的所见、所闻、所感，从而形成了取材范围广泛、描绘自然风景、记录风俗民情、反映湘西生活面貌，并表达作者感情的游记式的散文。

三、独特的艺术风格

艺术风格是作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是衡量作品在艺术上的成败、优劣的重要标准和尺度。作家风格和作品风格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由于作家的世界观、生活经历、性格气质、文化教养、艺术才能、审美情趣的不同，因而有着各不相同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形成各不相同的艺术风格。沈从文以其独特的生活环境、人生经历、艺术创造能力等，形成了独具魅力的艺术风格。

（一）结构。

《湘行散记》、《湘西》这两部作品是作者两次回乡，沿沅水溯流而上，对沅水两岸的风景、人物、社会生活的描写。这种结构方式，仿佛一棵大树，在长长的主干上，交错长着长短不齐、大小不一的树杈，而这些树杈又必须依附着这根主干，这种结构方式就显得条理明晰，脉络清楚。例如《湘西》，作者先从沅水下游第一个主要城市常德说起 ，谈常德的船 ，接着是写沅陵的人 ，接着是白河流域的几个码头 ，再接着是泸溪、浦市、箱子岩 ，然后是辰溪的煤 ，沅水上游的几个县 ，最后是凤凰 ，各篇都有所侧重 ，在突出重点的同时 ，融进地理物产、山光水色、历史遗迹、风俗民情 ，又旁及各种乡村人事 ，这样结构全书 ，就使读者对湘西30年代的社会风貌、风土人情等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了解 ，这是《湘行散记》、《湘西》的一种表层结构 ，而深层的结构方式 ，是以作者的思想感情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全书 ，每篇里都有一个“我”。以“我”为线索，由于写的都是“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侃侃而谈，自由畅达，使读者觉得更加真实可信、亲切感人。

（二）语言。

散文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最根本的也莫过于语言、抒情和审美三个方面。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抒情是散文的本分，散文是作家最深切的人生体验和真情实感的表达，而这种表达必须借助于语言。语言形式和抒情内容的结合，才谈得上审美。所以，对于散文来说，语言是基本，也是最为重要的。

1.语言简洁，典雅与粗俗并存。

沈从文的散文，记人叙事，勾勒山水，或表现作者内心，均简洁明快，一语中的，绝不拖沓。尤其是《湘西》中九篇作品，几乎无一笔空疏，每字每句都是贴切的描写，以最少的篇幅包含了最多的内容。“他借湘西边地风情而对中国古典诗意的卓越再造”。在遣词造句方面，沈从文是受古典文学影响很深的作家。《湘行散记》中多着意于凡人琐事，文中多次记述水手相互间的辱骂，粗语脏字脱口而出。但作者不改动，不修正，照本铺陈。因为“他们并不是吵架，不过在那里‘说话’罢了。这些人说话照例永远得使用几个粗野字眼儿，也正同我们使用标点符号一样，倘若忘了加上去，意思也就很容易模糊，不清楚了。这样粗野字眼儿的使用，即在父子兄弟间也少不了”。作品要展露的正是这种生命的本相，展露他们为人的简单和简明。爱恨都张于外，不掩藏，不伪饰，心口如一。

2.语言的幽默性。

当我提及幽默时，大多数人都表现出惊讶、不解，他们的思维定式中认为这降低了沈从文的艺术品位。对沈从文全面价值的衡量的重大缺漏便是对他的幽默性的挖掘。而沈从文散文的幽默性，体现为将情与智相结合张弛自如发散的幽默，以丰富的情感为基调，以别致的幽默为文眼，令人笑中流泪，泪未尽而又笑，有时则表现为或上升为更为强烈的讽刺性，而这一切都来源于故事之中。沈从文的幽默中比别人更多了些悲哀，愤世嫉俗的情感因素，他之所以叙写故事，之所以力求形象生动，并不是为了纯粹给人幽默，而更多的是让自己在幽默中发泄不快。总体的感觉上，表现为一种幽默、一种微笑、一种诧异和滑稽的风度。

总之，沈从文所描写的湘西的自然风景、民族风俗以及湘西的人民，是其他作家的笔没有触及到的。沈从文创造的这种集小说、游记、散文为一体的新的散文样式，为其他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借鉴，并为文体的发展与创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沈从文独特的艺术风格，使他的作品散发出纯朴、优美的艺术气息。湘西的独特与神秘，加之沈从文的艺术个性，使湘西这一不为人知的地方放射出特异的光芒，也使他的作品产生了神奇而隽永的魅力。湘西塑造了沈从文，沈从文再现了湘西。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九卷.散文，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2]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3]刘洪涛 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李生滨.沈奈挠刖┡晌娜说镊攘.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沈从文散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湘行散记；沈式语言；绚丽的感官；丰厚的诗意

中图分类号：I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1-0012-01

《湘行散记》这个散文集出版于1936年，一共收散文十一篇。它是1934年作者回故乡湘西时作的游记，展现了湘西迷人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风土人情，以及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自发的抗争。语言清丽，描绘出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湘西世界。笔者以风景描写为契入点，分别从语言特色、丰富的感官契入以及丰厚的诗意的呈现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分析。

一、独特的“沈式语言”

首先，写景语言质地简洁而澄明。散文与小说不同，尤其是乡情散文，山水人事皆为实在，皆与作者生命相连，魂魄相依。十六年后，在透骨的相思里翻越烟雨关山再度重逢，“一个生命，两个天地，十六载似水年华，脚一踏上乡土，心中多少感慨！”一颗心澄澈如沅水，自由舒放。加之沈从文秉性醇厚，心根正直，能始终正视国族苦难，能关注广大遮蔽下的种种生命在欢喜和忧愁，笔墨书写均出自心源，出自人的至性常情，所以，磊磊落落，澄澄明明。

其次，景物描写运笔走势轻捷而灵动。沈从文曾苦练过书法，深研过传统绘画，深知运笔走势的精妙所在。所以将其精妙转为文字描写，“他能不着痕迹，轻轻的几笔就把一个景色的神髓，或者是人类微妙的感情脉络勾画出来。他在这一方面的功夫，直追中国的大诗人和大画家。现代文学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上他”。曾深受沈从文影响的贾平凹说过：“语言中多用动词，用常人不用的动词，语言就有了场面感，有了容量和信息，有一种质的感觉。”

第三，描写风景用语典雅与土俗并存，富丽与朴素同在。沈从文曾在写给青年作家的一封信中说道：“兼叙人事的散文……容许你在景物印象、语言对比、观念诠释、人事发展上作各种不太谨严的拼和，涂金绘彩至于奢侈，素朴无华近于贫俭，粗俗中增饰妩媚，庄素中注入了点点幽默。”这是沈从文给青年作家的指点，也是他自身语言表达的写照。他把古典词汇中典雅、高贵、精致、飞扬的一面，经过心灵的筛选和内化、编织和组装，幻化成它独特的现代散文语言。

二、绚丽多姿的感官世界

沈从文所写的风景常未必是“眼见的状态”，即不是视觉性的、绘画性的，而是感觉性的，更多的是官能的感受、回忆甚至梦幻。沈从文曾说“用各种官能向自然捕捉各种声音、颜色同气味，向社会中注意各种人事。脱去一切陈腐的拘束，学会把一支笔运用自然……在现实里以至于在回忆同想像里驰骋，把各种官能同时并用，来产生一个作品。”体味沈从文散文中的景物描写读者要充分调动五官，刘西渭就说过“灵魂微微一颤，好像水面粼粼一动，于是读者打进作品，成为一团无间隔的谐和……”。

沈从文在文章中经常会调动视觉、嗅觉、触觉在大自然中体味并捕捉图像、气味，再加上奇幻的想像，将景物描写和人事相吻合，使白燕溪的香草香花各依其性自主呈现，有了独特的身份和绝对的个性，呈现出本然的美。他散文中比较少很大的声音，沈从文更常写的是细碎人语声、野莺画眉鸟的唠唱、松鼠在树枝间的惊窜跳跃、虫鸟搏翅声等比较微弱的动态和声响，对我们的视听不会造成强烈冲击，使人振聋发啧，而是带给我们清静和理性，使得我们能够让自己清净、平和下来，用心去和自然对话。

三、风景描写的丰厚诗意呈现

在《湘行散记》中，沈从文凭借敏锐的感觉、出色的取景能力和抒情的表呈,构建了别样的湘西世界。在这个沈从文眼中恒久美丽的世界，沈从文用自己的画笔将它们永远定格，赋予了无穷无尽的诗意的魅力。

沈从文的湘西风景诗意的呈现,更多的时候体现出的是日常的、寻常的、普通的特质。沈从文每天在河滩河街上闲逛和“看”,用他的眼睛搜寻和收藏一幅幅日常景象。观察他的整个少年时代,我们发现,他喜欢到处闲逛、喜欢看一切,他是一个逃学的顽童和一个在沅水流域流转流浪的少年兵,一个在大自然中游走的乡村抒情诗人。沈从文用收藏家一般热烈的眼光搜寻和欣赏日用品的生产过程。在他的眼里,那些日用品具有神奇的灵光,他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自己对于那些日常物件的印象。他看见了,他记住了,他(在回忆中)给予了它们生命。这样,物质的短暂性获得了一种隽永的表达,因而逃过了沦为现代弃物的命运。

沈从文以绵长厚重的主体情怀去拥抱他心中的圣殿，去镂刻定格如诗如画的湘西世界，展现出了湘西童话仙境般的自然景观、朴素天然的原生态，为现当代文学的地图开拓了一片疆域。

参考文献：

[1]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昭明出版社，1978 年版.

沈从文散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在对沈从文进行深入的阐释与研究中，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无疑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重心。与整个沈从文研究的发展相应，人们对“湘西”世界的认识与理解也呈现出一个不断深入与丰富，多元与复杂的状态。

沈从文研究从其创作伊始到21世纪的今天，可谓几经曲折变化。时至今日，沈从文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日渐成为了一门显学。沈从文研究呈现出日渐完备成熟，多元丰富，不断推进的良性状态……

而在对沈从文进行深入的阐释与研究中，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无疑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重心。具体而言，对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的认识呈现出几种这样的态势。建国前，人们多注重肯定其湘西世界所特有的朴质自然、和谐优美的人生情趣与牧歌风味。同时，也注意到湘西世界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建国后到新时期，其湘西世界与沈从文整个创作一块归于另类而湮没无闻。新时期以来，随着沈从文热的悄然而起，人们对“湘西”的认识与理解、阐释与发掘则呈现出多元丰富，不断深入的状态。首先，是沈从文创作中“湘西”与都市相对而在的意义与价值的发现。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作为国内第一部对沈从文创作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就将湘西作为与“沉落的都市”而对立存在的“生命多方的乡村世界”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对沈从文创作的总体框架和基本特点做了整体性的把握，并充分认识到了“湘西”世界构成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他认为，那里不仅“跃动着的原始生命活力”，而且呈现了“与世沉浮的乡村灵魂”；不仅悲悯着“巨压下的性格变异”的苦难，而且也在积极地“向生命的神性凝目”。同时，凌宇还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与生存视阈中，对湘西世界中所独有的苗族文化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特殊语境中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进行了发掘与精辟的分析。与对沈从文文学创作中“湘西世界”的生活构成进行分析不同，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中赵园的《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不仅将“湘西世界”予以特别抽取，将其视为一种文学现象，而且对其“湘西世界”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意义与审美价值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认为“湘西世界”呈现出三个层面的意义与价值：一是“展示着健全的生命形态的湘西”，二是“体现着文化批判倾向的湘西”，三是“包含着重建民族的愿望的湘西”。论述有着独特的价值理念与较为完整的层次体系，但这只是对其可能价值的一种静态分析与共时性审视，对其可能的负面因子与其演变的具体进程缺乏应有的把握。随后，对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的“优美、健康、自然，不悖乎人性的生命形式”进行论述的文章不计其数，或说其中的人性人情之美，或说其中的风俗民情之美，或叙述其中的自然风光之美，但从其所达到的深度与所涉及的层面来看，都无法超越上述两者所进行的建构。与对沈从文进行整体的共时态把握不同，王晓明把沈从文文体的变化与其创作心态进行了一种历时性把握，认为文体的变化源自创作主体心态的变化。与之相应，“湘西世界”也呈现出一种变化的状态。并认为以1935年为界，前期以散文笔调歌咏纯朴的湘西风情，后期牧歌情调则被现实阴影所代替。文章极富新意，但却并未将湘西世界作为考察的重心，虽然提到，但湘西世界只是文体的辅证而已，难于游离其应有的主旨作纵深的分析。

1990年代以来，人们对“湘西世界”的关注在前一时期研究的整体框架内不断填充和丰富。具体来看，有四种不同的走向：一是从主体的创作心理出发去分析湘西在沈从文创作中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杨洪承在《民族品格的重造与审美品格的追求——论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中指出，湘西世界是沈从文以“被动式、逆向型思维方式”对自然人性的爱，同时也是以“防御性心理机制”表达了他对现代都市扭曲人性的憎。罗成琰也认为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实际上是其对抗都市而建立的一个平衡自卑心理的世界，在将自己作为“乡下人”的心理劣势转化为一种精神道德与文化心理的优势。二是从文学史意义上去认识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对中国形象塑造所具有的意义。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刘洪涛的论文《〈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在该文中，刘洪涛认为，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不仅巩固和深化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抒情模式，而且继鲁迅的《阿q正传》后，重新塑造了中国形象。三是从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出发，去分析与认识湘西世界的独特性所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刘洪涛的《沈从文小说新论》，刘洪涛在著作中认为，沈从文对自我苗族族属的公开，是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是在借助苗族资源。但后来，这种民族身份意识逐渐被国家认同感所取消。向成国的《追寻历史与回归自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则对沈从文与湘西社会与文化的种种关系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周仁政的《巫觋人文——沈从文与巫楚文化》，则从文化人类学出发，探讨了湘西巫楚文化与沈从文文学视野中的“自然”、“神”、“人”的关系。四是从其散文创作来看其笔下的湘西世界。对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早在1930年代，刘西渭就曾论述其小说中的湘西世界与散文《湘西》、《湘行散记》中的湘西的不同形态与景观，认为作者在此处“人在里面活着，他不隐瞒，好坏全有份，湘西像一个人”，其创作动机在于“透破乡土的囿见，促成民主的精神的团结”。

新时期以来，于永祥《一轴色彩斑驳的湘西历史生活画卷——萍沈从文描写湘西社会生活散文的思想倾向》（《湘潭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王继志《论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和〈湘西〉》（《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都是较早力图从新的视角与思维方式对沈从文散文中的湘西世界进行认识和把握。但却很少讲散文中的湘西与小说中的湘西进行相应的比较，更没有对两者之间的区别所呈现的复杂原因进行应有的分析。

可以说，湘西不仅是沈从文生命的起点，而且是其文化精神与审美心理构成的源头；不仅是其文学世界得以建构的依托，而且是其自然人性赖以建基的根本；不仅是其文学创作意义与价值得以生发的根本场域，而且是重塑中国社会与民族根性的希望与可能，对其进行深入的认识与把握，不仅是理解沈从文文学世界与艺术创作的重要内容与根本契机，而且是了解整个现代文学发展的复杂多元与丰富多样的重要组成。但综观近六十年的沈从文研究，人们虽多关注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的特殊性与丰富性，但人们很少将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放置于作家创作的整个流变中进行具体把握，也很少对其不同时期的具体形态进行应有的甄别；不仅没有对湘西世界的生成情境进行细致的分析，也对湘西世界在主体生存境遇中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缺乏相应的阐释；不仅对湘西世界的凸显、消隐与解构缺少深入的理解，也对湘西世界中所出现的矛盾与冲突，复杂与多元的内在根由缺少实质性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叶德政. 从凝固走向开放——对于国内现代文学史教材有关沈从文评论的嬗变轨迹的述评[j]. 吉首大学学报, 1989(1).

[2] 苏雪林. 沈从文论[j]. 文学, 1996,3.

[3] 凌宇. 从边城走向世界[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5.

[4] 王晓明. “乡下人”的文体和城里人的理想——论沈从文的小说创作[j].文学评论, 1986,6.

[5] 杨洪承. 民族品格的重造与审美品格的追求——论沈从文的小说创作[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1990,4.

[6] 刘西渭. 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沈从文散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沈从文；小说语言；独特，艺术美

语言的艺术是心灵的艺术，对于优秀的作家，读者往往可以从他们的语言特色上分辨出其创作的独特性。只有语言艺术出色，作品才能体现出它的文学艺术价值。沈从文崇尚一种恬淡、含蓄的语言美，这是他在自己的小说中一直的美学追求。他倾向于表现纯朴、健康、自然、优美的人性，并用最符合人性的自然方式表达美的意境和人生，创作手法独到，极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方式，这在其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中表现突出。沈从文小说的语言艺术在现代文坛独树一帜，质朴而又含蓄，采用抽象抒情的方式，用富有意味的诗化、散文化叙述形态，融写实、象征于一体，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显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

一、用质朴含蓄的语言唯美地表现人性的自然之美

沈从文小说质朴含蓄的语言是他对自然质朴人性的向往和尊重的体现，又成就了沈从文的健康、高雅、优美的艺术追求。可以说沈从文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无处不在地实践着他的艺术美学追求。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小说风格，用最简单的语言打造最美的东西，让最简单的技巧焕发恒久的生命力。

读沈从文的小说，无时无处不让人感觉到他炉火纯青的炼字本领，无论是小说中的背景环境还是人物形象，他都能用最简练的字词语句进行勾勒。这种炼字的能力即使是在繁华极盛的现代文坛上也是相当有代表性的。

背景环境的描述极尽精炼是他小说语言的一个鲜明特点，同时也是他文学艺术美学追求的体现。沈从文的对小说中的背景环境的描述是十分简明的，他通常在描述事件之前用不加任何雕饰的语句先将环境构建清楚，既体现沈从文式的田园牧歌世界，也表现沈从文自然清新质朴含蓄的美学追求。他的短篇小说《柏子》这样写道：“把船停顿到岸边，岸是辰州的岸。”这样一句话简洁明了地将读者引入沈从文式的湘西水乡风情中，奠定了全文自然质朴的基调。类似的环境描写沈从文的小说中随处可见，优美的风景、质朴的心灵、凄美的命运、高贵的人性在这个环境中交融并得到升华，用简单明了的语句表现这样的意境，实现了对质朴的美的含蓄传达。

沈从文无论对人物的整体形象塑造还是对人物语言的描摹都是惜墨如金，在精炼的笔触中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这种简朴刻画人物整体形象的语言，通常是用直接叙述的语气、清新质朴的简洁语言塑造人物形象。《龙朱》中这样描写龙朱这个人物：“族长儿子龙朱年十七岁，为美男子中之美男子。这个人，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逊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几个简短的比喻，一个完美的龙朱的整体形象就出来了。在人物语言中，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对话通常仅限一行，但往往是个性化的、人性化的、意在言外的。沈从文对人物语言精练的处理，对于读者了解人物性格，理解人物话语之外的意义有益。这样唯美含蓄的人物对话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比比皆是，连人物的名字也极尽简略之能。通常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连个名字也没有，“妇人”“男子”“兵”“女孩”“绅士太太”，要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他不给人物取名字。即使取名字也都是质朴的不能再质朴的“三三”“翠翠”之类的名字。

沈从文选择用一种含蓄无华的语言把生活和人生中美的部分表现得合人性、把人性中的自然之美唯美地表现出来。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小说风格，用最简单的语言打造最美的东西，用最简单的技巧焕发恒久的生命力，用最质朴的语言感召最质朴的人性所具有的美好情感，这是沈从文小说语言的高明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简明平实的小说语言风格正是形式服从内容的艺术典范，质朴含蓄的语言也恰好体现了沈从文一生对纯真人性之美的追求。

二、双重思维下的抽象的抒情

抽象的抒情是文学创作的原则之一，它是艺术思维与理性思维的融合，在本质意义上它实现了对自我、现实和人生超越，使文学创作走向自由的广阔空间。沈从文认为生命在发展中，变化、矛盾、毁灭是常态，它需要借助文学艺术将某一种形式或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的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这种凝固转换生命形式的文学艺术就是一种抽象的抒情。

抽象的抒情是艺术思维和理性思维的融合，抒情是属于艺术思维的范畴，抽象是属于理性思维范畴。他的作品呈现出艺术思维和理性思维的融合，他的小说很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抽象意识，在语言上带有感悟式的哲理意味，给读者以审美愉悦的回响。沈从文抽象思维表现为思想散步和情绪的宣泄，从现实的存在中运用思维的模式将客观赋予人的情感通过人的各种行为呈现出来。但抒情不能只停留在艺术思维的层面，它还必须上升到理性思维的层面，即上升到抽象的抒情层面，才会获得完整的美学意义，只有如此作为重要的创作原则才会显示出它对文学的普遍性价值。因此说，抽象的抒情在创作中是一种极高的美学创作思维。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位独具特色的浪漫抒情作家，他把对文学虔诚的宗教情绪与对生活热情的浪漫情绪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情深意切、联想奇特的抒情风格；同时他也是一位理性深沉的作家，以深沉的理性思索将深刻的思想赋予形象的描写之中，向纯生命文学的深层掘进，成就了他小说的抽象抒情风格。就像小说《边城》，二十一节一气呵成，而各节又自成一体，像一首首圆满的散文诗，在结构上不是严谨的而是疏放，风格上不是浓烈的而是清淡，意境上不是现实的而是超脱，气势上不是博大的而是精致。《边城》的语言充满诗意、质感和痛感，如“老船夫做事累了睡了，翠翠做事倦了也睡了。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蹿过悬崖半腰――去做什么呢?摘虎耳草!”，作者能够真实展示情窦初开的翠翠的美妙情怀，源自作者高超的抽象抒情技巧，使深刻的思想融入形象的描写之中，使他的作品不只停留在思维的层面，而是上升到抽象抒情的层面，呈现出艺术思维和理性思维的完美融合，获得了完整的美学意义。

三、富有意味的诗化、散文化叙述形态

沈从文突破传统的小说创作手法，并不着力构筑完整、生动的故事情节，而是在小说语言的运用中将诗歌的抒情和散文式的叙述导入其中，以清新、自然、隽永的语言创造一种诗意抒情的表达方式，用一种清淡的散文笔调，将浓郁的边地风情和秀丽的山川景物融为一体，实现情感思维的流动，奏出轻柔和谐的田园牧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探索生命、寄寓理想，刻画他所熟悉的性情人格、所默想的人生事理、所企求的理想人生形式，从而在叙述形态上呈现出独特的个性。

沈从文小说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他高度重视情感在 创作中的作用，强调表现作者对人生的诗化感觉，使小说浸透了一种“乡土抒情诗”氛围。他在《边城》《长河》等小说的创作中着意描绘湘西的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历史沿革，烘托故事氛围，把自然景物与人物故事联系起来，不仅为人物提供活动背景，且为作者内心情绪表达提供寄托，抒发作者对湘西自然美、人性美、生命美的赞颂之情。用自然流畅的抒情方式，通过描摹、象征、比喻、暗示等方法创造出风格各异的意境，寄寓着人物现实的人生情绪。

沈从文小说富有意味的诗化、散文化叙述形态在语言上还表现为炼字炼句。他的小说读来不失韵味却很少使用过分修饰的语言，写景写人极少用形容词而是较多地使用实词，用最平实的词语描述传达出贴切而富于诗情画意的美感，使读者产生意想不到的艺术美感和阅读。如《边城》中的“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做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小溪既为川湘来往孔道，水常有涨落，限于财力不能搭桥，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这渡船一次连人带马，约可以载二十位搭客过河，人数多时则反复来去。渡船头竖了一枝小小竹竿，挂着一个可以活动的铁环，溪岸两端水槽牵了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船上人就引手攀缘那条缆索，慢慢的牵船过对岸去。”整个自然背景描写中仅出现了“静静的”“清澈透明”“慢慢的”三个普通的形容词，更多的是平实的客观词语，以兼具抒情诗和散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小溪边所见到的风物人情。沈从文小说中诗意、散文化的语言对水乡意境的描绘是他艺术美学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字成为沈从文小说语言艺术的特色。

四、在象征手法的创新运用中领会永恒的无限意义

在沈从文的语言艺术追求中有一点值得重视，那就是他在小说中对于象征手法的创新运用。他在继承和发展我国传统象征手法的同时大胆地吸取、借鉴了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将“象征”这一概念应用于小说的整体，强调读者要通过联想和想象，从作品有限的、瞬间存在的形象中领会永恒的无限的意义。沈从文善于驾驭纷繁复杂的象征表现手法，各种象征手法在他的小说中表现得相当充分。

沈从文小说的象征手法主要体现在景物象征、生活场景象征和人物形象象征上。凡是沈从文小说中带有象征含义的自然景物，都凝聚着某种人格力量。他让这种人格化的自然景物观照人物命运的发展，使作品的情感蕴含更为深厚。如《八骏图》中的大海显示出一种活力，象征着符合自然、蕴涵了无尽活力的人生；《边城》中的渡口象征着翠翠和老船工的世界，充满了仁爱、幻想和纯真；而《菜园》里的关联着人物的命运，它们都是客观景物的自然存在，但其中蕴涵着深层的寓意，这种自然物一旦成为象征意象就显得特别深远悠长。

沈从文在小说中通过象征使生活场景隐示出一种更为深广的美学意境。在《边城》里，人物活动的环境处于原始民风与封建宗法关系交结的状态。清越的牧歌声里夹朵着不和谐的现代杂音。横在翠翠和摊送之间的那座碾坊，凝聚着封建买卖婚姻关系的本质，人物命运的演变在骨子里反映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的现实人际关系。在《牛》中，农民大牛伯和他的小牛之间充满谐趣的友情真挚动人，然而人性的温情只能在和牛的友谊中得到表现和获得满足，更显示出大牛伯处境的可悲和生活的孤苦寂寞。

沈从文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运用了象征的表现手法，使作者不仅着眼于人物的栩栩如生，更借他们表达了自己对世界、人生和民族文化意识的哲理性思考。他笔下的湘西少女、阿黑、三三、天天们如乡僻地方的一汪碧水，自由自在地无所思虑地流淌着，人物在自然而然和对于爱的执著中显现出真实的美。作者的叙述在哲学的抽象和生活的具体所感之间充满了生命活力，充满了和谐、宁静的审美情趣。

沈从文散文范文第6篇

摘 要：沈从文对生命的探索与讴歌传达出其审美理想的独特性，蕴涵着他对人生内容与生命形式的深沉思考，生命信仰在沈从文的全部创作中具有统摄性意义，本文从“美在生命”这一美学思想入手，切入文题，分别从小说、散文诠释他对生命极致的抒写和生命意识的独语，最后阐释沈从文对待生命独特的视角和意义所在。

有人说，一个能和时代风格相抗衡而独立于世的作家必定是大家。在当时那一派峻急、坚硬、浮躁的白话“国语”的主流中，沈从文的从容沉静和纯美诗意的创作尤其显得卓尔不群。美在“生命”是沈从文最富有魅力的个性化表述，作品中独到而深沉的“生命”意识传达着对生命的热望和敬慕。

一、美在生命的诉求

现代作家中，没有谁比沈从文更为关注生命。他曾说:“我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在沈从文的眼中，生命是人生价值至高无上的尺度。他的《烛虚》《水云》《绿魔》《黑魔》《白魔》等文论中几乎都贯穿着对“生命”的思考，他的作品更是对“生命”的讴歌。

首先，他认为人生是由“生活”和“生命”两部分构成的。沈从文眼中的“生活”与“生命”有着特定的含义：所谓“生活”，是指衣、食、住、行以及男女之间的等人的基本需求。人需要“生活”，但如果只有“生活”，便与动物无异，是一种“生物学上的退化现象”。所谓“生命”，是指超越“生活”层面的属于人生高尚理想与情操的活动，也就是说“人必须摆脱金钱的奴役，保有淳朴的人性，并对自己的命运具有符合理性的自我认识与自我驾驭。并将这种对人生的认识推及自己经验范围以外……为人类的向上做出不懈的努力”。沈从文眼中的“生活”与“生命”又是根本对立的: “生命具神性，生活在人间。两相对峙，纠纷随来。”（《潜渊》）由此可见，“生活”与“生命”构成人生不可调和的两个基因，而沈从文把造成都市人生堕落、腐败风气蔓延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为生活其间的人不愿对“生命”与“生活”做出区别。

他认为“生命”的基本属性是对抽象的“爱”与“美”的执著追求。在沈从文看来，生命力根于爱，抽象的爱是牺牲精神的源泉。依沈从文之见，生命不在于追求名利和金钱，也不应受宗教和功利的支配，生命的意义在于对美的追求。他曾说过:“美固无所不在，凡属造形，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即无不可见出其精巧处和完整处。生命之最大意义，能用以对自然或人工巧妙完美而倾心。”（《潜渊》）他生命哲学中的美，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美丽，即生命的种种形式，用沈从文的话来说就是“光影形线”“世之光影”等等。其二是人类未来的理想，这是沈从文创作中最富有社会性内容的抽象美。其三是美的人性。人性美是生命哲学中抽象美的核心内容，也是沈从文在创作中要表现的主题。他在理论上一贯主张文学只有表现人性，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他确信：“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

在《生命》一文中，沈从文写道：“每个活人都像是有一个生命，生命是什么，居多人是不曾想起的，就是‘生活’也不常想起。我说的是离开自己的生活来检视自己生活这样事情，活人中很少那么做，因为这么做不是一个哲人，便是一个傻子了。”这里沈从文对生命的思考已经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上了。现实生活正是“安于习惯的常常被称为聪明人，怀抱理想的却成了愚蠢的家伙”。

沈从文是乐于做“愚蠢的家伙”的，世俗中以为傻的，在他，却有另一番理解。有学者将沈从文对于生命形式的探索理解为：人之为人，就在于人在求生和繁殖外，还必须保有理想和幻想之苦，这才是“生命”。而沈从文心甘情愿为他生命的理想受苦，只因为它是美的。

有了这样的认知，便能理解，在沈从文对翠翠们描写的时候，虽然她们的生存环境是贫乏甚至落后的，而在这些背后，才是作者真正用心的地方：展现顽强存在于这些恶劣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的“生命”，展现真正美的灵魂！

沈从文用文字表达着自己，而且引导人们摆脱仅仅为“生活”的人生态度，去在精神层面上建造一个家园，完成一个生命真正的绽放。

二、小说：生命纯美的极致

对人性美的追求与抒写，对理想生命形式的审美观照，贯穿在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中，成为其创作最鲜明的标志。他在上世纪年代中期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时，曾谈及自己的创作追求:“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重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1934年发表的《边城》在沈从文的整个创作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标志着其“人性神庙”的基本完成。

《边城》是一曲理想生命之歌，寄托着沈从文对理想生命形式的热切期望，在艺术上也臻于化境，代表沈从文创作的高峰，从这一意义上说，《边城》是沈从文理想生命的艺术之峰。在谈及 《边城》时他这样指出:“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 ‘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边城》不仅在沈从文的笔下充满葱茏的诗意，而且包容着广泛而深远的生命美学意蕴，代表着沈从文对理想生命形式的理解与看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湘西题材小说中沈从文还塑造了一群个性鲜明，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温柔清丽，纯真善良，乖巧多情，充满幻想的少女形象。她们正处于豆蔻年华，窈窕的形象如清风、如洒落在荒凉土地上的屡屡阳光，并且她们都做着同一个梦——生命的情爱。

湘西优美的自然风光，淳朴的民族风情，再加上少女们人性中固有的一种自然情怀，沈从文抓住少女们日里的行为和思想，结合她们的意识与潜意识，于是一系列女儿梦就上演了。

湘西中的少女都有一种自然天性，她们纯真无邪，纯情稚嫩，她们“怀了不可言说的温暖”，其人性的善良与纯朴总闪烁着别样的光辉。在沈从文先生的“湘西世界”中，这些翠翠、三三、萧萧们变得梦一样美丽，像阳光下的植物般可爱。她们是“爱”与“美”的化身，其人性的善良纯朴总闪烁着耀眼的光辉，表现出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她们没有经受过“文明”的污染，她们生活在善良朴素的人群里，自由自在地徜徉在青山绿水之间，保留了天性中最纯良天真的一部分。平时也几乎没有太多的想法，只要允许去赶一场热热闹闹的集、看一出社戏、买个红头绳、换条扣花绊的新围裙、见到碾房旁的鱼聪明地脱出鱼钩逃了命……也就十分快乐了。她们是那么不起眼，就像扔在墙角的一颗种子，没有人留意，一下子就长成了一棵枝叶丰肥的小树，在风中愉快地舞动着身子，吸引住了大家的目光。但由于身世和具体环境的不同，她们又是各自有自己独特个性的人生形式。无论是蒙昧的三三，自在的萧萧，还是执著的翠翠，她们平凡多样的人生历程中，都一样洋溢着生命的热情、自然和庄严。在这个充满生命活力、人性美、和谐宁静的世界里，她们都依然的走进了那个朦胧的梦境中。

翠翠、三三和萧萧——她们以特有的风格气质，安静自然地生活着，用自己的生命历程来演绎生命的极致。它们的少女之梦在即将形成时，却又进入了艰难曲折之境，但是她们没有失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静默的守望。虽然梦不能圆，但至少是因为那个梦，她们的生命获得了存在的意义。他以一种悲悯的情怀来观照万物生灵中的个体形象——小女儿，力求寻找能稳定自己奔放生命的奠基石，于是在他的小说中创设了自然人性中每个人都不绝望的命运存在形式——对梦的守望、对生命之美的倾心和恋慕。

沈从文曾说要在生命的空隙处“种一点花，种一个梦”，这是他对美、爱以及生命之美追寻的期许。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他通过这些少女们对女儿梦的执著追寻来宣扬：“奔放的生命要不断燃烧，梦想的热情永不能停止。”

三、散文：生命意识的独语

应该说，散文是最能表现一个作家个性的。沈从文曾在散文《水云》中写道：“我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这也是他一生所追求和守望的独白。

“真正的信仰必是从智慧中孕育出来的，任何一种信仰倘若不是以人的根本困境为出发点，它作为信仰的资格也是值得怀疑的。”周国平的话让我们更容易去理解沈从文对“生命”的信仰。正是由于他看到了生命的美好与限制，对于生命的不完美无能为力，尽管“人性”和“生命”都应该是完美的，但完美的意义并不等于完整。沈从文的散文，渗透了这种流光溢彩的生命思考。

沈从文的一些富有人生思辨色彩的散文，如《水云》《绿魇》《黑魇》《白魇》等，都表明这些思考在不断深入。这些充满哲思的作品反映出沈从文以生命为核心的人生观的基本脉络。在《水云》中他写道：

“为什么要挣扎，倘若那正是我要到的去处，用不着使力挣扎的。我一定放弃任何抵抗的愿望，一直向下沉，不管它是带咸味儿的海水，还是带苦味儿的人生，我要沉到底为止。这才像是生活，是生命。……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遍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我处在一种极其矛盾的情形中，然而到用自己的那个尺寸来衡量时，却感觉生命实复杂而庄严。尤其是从一个‘偶然’的眩目景象中离开，走到平静自然下见到一切时，生命的庄严或有时竟完全如一个极虔诚的教徒。谁也想象不到我的生命在一种什么形式下燃烧。”

散文《烛虚》中写了几类看似完美实际上却庸俗的女子，她们的特点是：“生命无性格，生活无目的，生存无幻想”，他将这种性格特点看做是生物学上的退化现象。沈从文对她们的态度是明显的，批评这种态度其实也是在宣扬真正的生命应该是有性格、有目的、有幻想的，沈从文表达了自己的信仰和对于生命的态度，强调了他内心存在的“生命意识”。

四、独特的生命视角

康德认为“美是对无限的眺望”。人如果失去对于美的敏感，就无法超越生活的有限达到生命的无限，生命价值的实现就无从获取超越性意义，也就不能达到沈从文所神往的“向人生远景凝眸”。

沈从文对于美有比常人更深一层的感触，把美视为生命的一种本质性规定，上升到生命本体的高度，认为生命中如果不存在美，失去美的品格，生活如果失去对于美的观照，生命就会沦为一具徒有物质性的“空壳”，完全失去其生存的意义。从这种观念出发，他主张“一切由庸俗腐败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都可以用文字作为工具，去摧毁重建”。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正如他所说的，“我们当前便需要一种‘清洁运动’，必将现在政治的特殊包庇性，和现代商业的驵侩气，以及三五无出息的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变相鬼神迷信，于年青生命中所形成的势利、依赖、狡猾、自私诸倾向完全洗刷干净”，以恢复他们 “应有的纯正与清朗，来认识这个世界，并在人类驾御钢铁征服自然才智竞争中，接受这个民族一种新的命运”。在这里显示出沈从文对于生命价值判断的深刻性，在他看来，生命价值的实现不仅关乎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而且关乎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他要求青年人“明白国家的需要和生命的庄严”，“把自己生命看得庄严一点，思索向深处走”，并且“向一个人类庄严道德原则追求”。从根本上说，沈从文张扬“向人生远景凝眸”的生命理想，是肯定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并最终指向生命的终极存在与终极意义，从中可以发现沈从文对生命价值的独特思考。

沈从文的作品甚至是不能从一般道德观念上分析的。即便是写，沈从文也没有厌恶和反感的描写，他只在客观地叙述着，一切留给读者去评判。赵园在《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中写道：“对于辰河上的水手和吊脚楼的女人，他压根儿不打算作伦理的度量，而只去写那生命力的恣肆迸溅处。他甚至把残酷也写得极美丽，为了不让‘文明’、‘愚昧’这类历史文化判断妨碍了自己的审美判断，破坏了对于美的沉醉——有意的忽略中正有着伦理的自觉。”《丈夫》中写船上的，说她们都是“做生意而来的，在名分上，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不与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沈从文对于的评价可以看出他没有丝毫贬低的意思，但是从正常的角度上来看，的生存方式确实是畸形的，她们麻木于这种畸形的生活，也是人性的一部分。用常识来分析，说她们不违反健康等话显然是不正确的，但是前提是“她们是做生意而来的”，这时，她们的生活被赋予了另外一种眼光，沈从文不用伦理道德，摆脱了世俗的眼光将她们看做是“生意”人，“”也不过是一种称呼罢了。倘若这些女子在当时当地的环境中并不为自己营生的方式感到羞耻，也不认为有什么违反常理，那么，对她们而言，“”的名称也不那么可鄙、可厌！如果把沈从文的这种评价看做是不完整的道德观念而脱离了时代和地域的背景，不去深入地探寻，则是对沈从文的误解。

五、结语：生命抒写的启悟

一个游子，一个精神的游子是永远无故乡可回的，就像一条从雪山之巅走下来的河，从他出走之日，就再没有回家的路了。做为湘西之子沈从文，在凤凰城长到十五岁，而后从军，又在沅江、辰水之间浪迹五年。此后，湘西的山水就再也关不住一个年轻人的心了。可这湘西成了沈从文文学创作的源泉，他那些最美好最深沉的生命抒写都是从湘西的江河里涌流出来的。

这个没有上过大学，没有留过洋，没有任何文凭学位的湘西之子，竟然做成了一件伟业：他用湘西的河水点润了在一派刚烈的“革命”“西风”中枯萎的文坛。人们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里又找到了久违的温爱和纯美，现代文学又有了一片美丽的“森林”。

生命信仰在沈从文的全部创作中具有统摄性意义，在他所关注的所有问题中，生命问题是最为核心的问题，他所谈及的问题往往最终总要归结到生命问题上来。阅读沈从文，是一种享受，因为他的创作给我们拨开生活中的迷障，让我们去发现凌然于人类个体之上的生命之美。

请相信，总会有越来越多精神纯美的寻觅者，读懂一个悲悯智者的生命抒写；总会有越来越多崇尚生命的精神成熟者，读懂沈从文以传奇的一生和丰厚的作品诠释的对生命的仰慕……

参考文献：

[1] 吾人选编,《倾听沈从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1月版。

[2] 王珞编，《沈从文评说八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1月版。

[3] 凌宇选编，《湘西——一个传奇故事》 《沈从文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 凌宇著，《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文学评论》，2002年版。

[5] 赵园著，《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文学评论》，1986年版。

[6] 程光炜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沈从文散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自然景物的描写，现代化散文小说，沈从文、郁达夫、萧红

中图分类号：I29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1

汪曾祺在谈及现代小说散文化的问题时曾指出：“所谓小说的散文化，即不是写人物的部分，不是直接写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有时只是一点点气氛”。情绪如何酝酿，氛围怎样营造，首当其冲的便是对自然景物的描写。

一、作家、大自然和文学创作

就小说而言，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从一开始就自然而然的将自然景物描写融入到了叙事之中。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把自然景物描写融入小说创作的作家也不胜枚举，尤其是沈从文、郁达夫和萧红作品中的自然景物描写更加具有个人特色，而且，他们对大自然和文学都有自己独特的体验和领悟。

屠格涅夫是世界著名的风景描写大师，他在文中表现出的那种自然与人相契合而散发出的浓郁的诗意，激发了沈从文创作的冲动，又因为湘西山水自然的孕育，使沈从文建构了他的湘西世界，并且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以清淡的散文笔调抒写自然之美。沈从文在《长河》的题记中也曾说：“在素朴自然景物下衬托简单信仰蕴蓄了多少抒情气氛。”崇尚自然，表现人性之“常”是其创作宗旨。郁达夫是我国现代浪漫抒情小说的开拓者，抒情当然离不开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他推崇卢梭“返归自然”论，赞赏其作品中自然描写的精美。郁达夫在《小说论》中说：“小说的背景中间，最容易使读者得到实在感觉又最容易使小说美化的是自然风景和天候的描写。”在其《闲书》中也有许多论及人与自然的观点。在小说中描写自然景物是郁达夫自觉的审美追求。萧红从小就亲近自然。家里后花园中生机勃勃的景物引起了萧红对生命、自由、美好的向往，是其热爱自然的最初根源。长大后，萧红对文学创作有了自觉的探索。她曾说：“有一种小说学说小说一定要写的像契科夫、巴尔扎克，我不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生活就有各式各样的作家，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反映其艺术上独特追求。”忠于自己体验和感觉的萧红在许多作品中都以其故乡为背景、以自己的经历为素材表现普通人民的生活。正是有了自觉的文体意识和对东北自然风情的独特描绘，才让我们看到了萧红异于他人的那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歌之间的独特文体。

在沈从文、郁达夫和萧红的文学创作中，自然景物被赋予了无限生机和活力，拥有了各种思想和灵魂，寄托了他们复杂情感和思想。同时，他们也因出色的自然景物描写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二、散文化小说中景物描写的类型

现实主义者描写的风景大都是他们亲眼目睹过的，并且他们会对这些自然景物作客观、细致的描绘，使得作品中的风景充满了质感。沈从文的小说创作虽然有意识的淡化时代背景，但从其文学创作宗旨和结果上看，沈从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只不过他坚持的现实主义是努力感受天地自然的运作规律。因而，在其笔下，大多是对自然状态的现实的民间生活的书写。在《边城》中，沈从文对茶峒山城及其码头、沿河的吊脚楼、方头渡船、白塔、碧溪的竹簧等都作了细致的描绘，精心勾勒出一幅湘风俗画面，表现出一种未受现代文明浸染的边城整体风貌。

浪漫主义者在小说中对景物的描写注重的是一种格调，有浓重的的主观色彩和抒情性。自然万物皆可与人对话、交流。就像郁达夫在《沉沦》中写的“他看看四边，觉得周围的草木，都在那里对他微笑。看看苍空，觉得悠悠无穷的大自然微微的在那里点头。”自然景物可抚慰心灵感伤的人，可感知人的愉悦情绪，而人也能细致入微地体会着自然景物的常与变。浪漫主义者在描写自然景物时，还特别注意景物随人物心境的变化而变化，即便是同一景物，在人物的不同情绪下，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他们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不在意自然万物的有形之体，而在意自然万物的无形之灵。”

无论是现实主义作家还是浪漫主义作家，他们对自然景物的书写都不是对自然景物的纯粹描摹。小说中色彩斑斓的自然画卷背后蕴含着作家对大自然和人的命运的沉思。风景是一种象征。萧红在小说中对东北自然风景的描绘体现了她对生活和生命的独特领悟。我们在《生死场》中看到的“坟场、屠宰场、旷野、狂风、暴雪、野狗、蚊虫……”这些粗犷、恶劣的自然景物，不仅是当时的东北人民日常生活中需要面对的自然环境，它们也象征了那时的社会环境。通过这些残酷自然景物的衬托，使读者更能深切感受到当时东北人民乃至全国普通人民生存的悲惨。无怪乎鲁迅在《生死场》的序言中说：“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郁达夫因其诗人的本性，在《迟桂花》中，他满怀深情的赞颂桂花和山中景物，深蕴了对人生和人性的思考。文中有言：“桂花开得愈迟愈好，因为开得迟，所以经的日子久。”历久才能弥香。“但愿我们都是迟桂花”是郁达夫对己对人的深切期望！

三、自然景物之于散文化小说的意义

任何一部成功的散文化小说都应该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氛围，否则，难以感染读者。出色的景物描写可以营造非同一般的艺术气氛。萧红后期的作品几乎都以荒凉为主题，以凄美为基调。这种感觉的形成与她对景物意象的选择和描写有密切的关系。《呼兰河传》的第四章，萧红反复写到“我家是荒凉的”。满院子的蒿草，一到了夏天就长没我的头顶，夜里一刮起风来就刷刷地响，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不仅如此，院子里的其它东西也都毫无生机。就算飞来不少的蜻蜓和蝴蝶在那荒凉的一片蒿草上玩闹着，也不让人觉得繁华，反而更显荒凉和寂寞。这种死寂的景物意象与院子里冷清的人气两相映照，使读者更能体会荒凉的气氛。

散文化小说还有一大特点，即是追求意境之美。成功的意境往往能使人物、景物和情感融会贯通，产生虚实相映的效果。沈从文是描写自然景物的高手，读他的作品就会使人感到强烈的意境之美。如《边城》中的自然景物描写用笔很浅很淡，但就是这种自然状态的描写，才会形成翠翠自然的形象。如同山间的日月一样明净，好似清澈的溪水那样柔美，宛若雨后的青竹一般富有生机。翠翠不仅是翠翠，她跟整个自然界是气脉相通的，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文学作品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感悟，是他们心灵的反映。散文化小说因其“散文化”的特点，不易集中思想，又因其小说文体，要有一定的人物形象，因此，作家在行文前总要精心选择一定的自然景物以符合人物的情思和心境，并把它们融入作品的整体构思之中，来表现他们心中的所思所想。这样，散文化小说中的自然景物不但参与了作品主题的表达，而且还使原本松散的结构有了内在的统一性。在《沉沦》中，郁达夫对烟雨迷蒙的江南天候和封闭的书斋生活的描写，既交代了人物多愁善感、敏感忧郁的渊源，也为他以后眷恋自然作了铺垫。其它的诸如田园风光的安宁，山中梅林的幽静等自然景物也都是为了适应“他”不同程度的忧郁情绪和孤寂心境而设置，从而使人、物相得益彰，不但弥补了散文化小说常因事件的单纯而容易造成人物性格的干枯，而且增强了小说的意蕴。

参考文献：

[1] 曹文轩.小说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2] 刘洪涛 杨瑞仁.沈从文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3] 王自立 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

[4] 单元.走进萧红世界[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沈从文散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俗气 沈从文 自然融合 出路

人们谈起沈从文的《湘行散记》，总是赞不绝口，称其和《边城》《从文自传》共同“标志着沈从文创作的完全成熟”[1]（P193），和《从文自传》《湘西》共同“构成了沈从文散文艺术殿堂的支柱”[1]（P196），并且《湘行散记》研究的视域往往被限定在其对湘西这一特定地域自然生命和历史文化景观的建构上，目的在于彰显湘西的地域性、文化性。[11]但事实上并不仅仅如此，《湘行散记》创作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1934至1935年，体现了沈从文对彼时“当下中国”的现实关切，“湘行”其实是一组系列镜头，如实地记录并反映了中国底层社会的真实生活情景，这是一个开放的地理空间，并非是为了对应都市社会而重塑的想象空间，与“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追求也相去甚远。1935年3月沈从文在《水星》杂志上发表《风雅与俗气》一文，明确表示反对那些“与当前实际社会拖开一点”的“风雅”的幽默小品文，赞同“在卫道致用方面”有所建树的“与实际问题接近”的“俗气”的文章。[1]（P35-36）我们认为沈从文创作《湘行散记》实践了“俗气”的散文理念，并有意识地与当时流行的“雅致”的小品文以及带有战斗性质的杂文分道扬镳，从而确立一种新的散文范式，在1930年代独树一帜。为此，本文将重点讨论《湘行散记》的“俗气”是如何体现的，何以形成“俗气”局面，这样的“俗气”出路在何方？

一、“俗气”如何体现：“我认识他们的哀乐”

沈从文在《湘行散记》里关注的中国社会现实最直接地体现为底层人民的生存境况。这沉默的大多数，皆在自己的有限生命里为“求生”这一最自然不过的需求努力挣扎。这些人的生活轨迹是一个封闭的圆，百年前或百年后乃至四五千年前，如此一成不变，却又如此剑拔弩张，永远处在不停地为生存而战斗的环形跑道中，始终走在生老病死的路上。《桃源与沅州》记载了桃源县的“后江”住着不计其数的，这些妇女不囿于年龄长幼的伦理道德秩序，为生存认真经营这份工作。她们竞相学习烧鸦片烟、唱流行小曲、唱军歌党歌来服务军政各界、烟贩、木商、船主、出差的过路人等。她们不把病放在心上，一旦严重了，就打针勉强维持;实在病入膏肓了，便叫人将其隔离直至生命终结。水手更是处于赤贫的尴尬局面。《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和《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中有着一连串触目心惊的数字：一位七十七岁的老人，仅仅为了多得一分钱便与其他水手展开对骂，条件谈判好后便赶忙弓着腰拉绳，然后坐在石头上神气地一五一十地数钱。沈从文乘坐的辰河上的小船，其中舵手每年二百四十吊钱，一个月有两块三角钱;拦头的上行一次两块六角钱，下行免费;小水手十个铜子一天。为了这份微薄的收入，水手必须得“从天明起始到天黑为止，做他应分做的事情。遇应当下水时，便即刻跳下水中去。遇应当到滩石上爬行时，也毫不推辞即刻前去。在能用气力时，这些人就毫不吝惜气力打发了每个日子，人老了，或大六月发痧下痢，躺在空船里或太阳下死掉 了，一生也就算完事了。这条河中至少有十万个这样过日子的人。”（《辰河小船上的水手》）这些人占据了中国的大部分空间，并不思索“这人为什么而活下去”[2]（P99）的抽象问题，但对于寒暑和四时的交替，都本能地严肃处置，绝不推脱。

《湘行散记》里洞察的不仅是生活的艰辛，还有一部分人随着生活处境的每况愈下，纷纷陷入精神的迷惘和困顿之中。人们生活的处境以浦市为例，这个至少供养了当地人三十多年的昔日繁盛的地方如今“早已破败不堪”，经济陷入枯竭中，“除了有一只船载运了方柱形毛铁，一只船载辰溪烟煤，正在那里发签起货外，其它船只似乎已停泊了多日，无货可载。”（《辰河小船上的水手》）面对如此不景气的地方经济，人们便试图改善自己的处境，于是“跛脚青年人们”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后回到家乡，以“什长”“伤兵”的名义做生意―――“有人可以赚钱，有人可以犯法，政府也设局收税，也制定法律禁止，又可以杀头，又可以发财那种从各方面说来都似乎极有出息的生意。”毫无疑问，这个生意便是贩卖鸦片。滕回生堂这个沈从文曾经很满意的桥头，是“一个社会的雏形”，如今“这桥上一共有十家烟馆，十家烟馆里还有三家可以买黄吗啡。此外又还有五家卖烟具的杂货铺。”（《滕回生堂的今昔》）沈从文后来回忆此次“湘行”目睹的现状时如是说：“一九三四年我初次回去时，看到的地方变化，是烟土外运已改成吗啡输出，就在桃源县上边一点某地设厂，大量生产这种毒化中国的东西。这种生财有道的经营，本地军阀不能独占，因此股东中还有提倡八德的省主席何键，远在南京的孔祥熙，和上海坐码头的流氓头子。这个毒化组织，正是旧中国统治阶级的象征。”[3]（P211）由此可见，湘西虽只是中国的狭小一隅，但它的处境是整个中国“合谋”的结果，而其实“人是被处境规定的存在者，因为任何东西一经他们接触，就立刻变成了他们下一步存在的处境。”[4]（P3）在经济瓦解、政治堕落，有些人通过、僭越法律的途径横征暴敛时，必然会看到更多的人为此行为买单，受其迫害。我们看到了沈从文的“老伴”赵开明和女儿在店铺里度量带子，安于现状，靠鸦片烟打发日子;那个爱洗鼻子的朋友印瞎子想从事他先前否定的文学职业，写点小说，可事实是他“六年来除了举起烟枪对准火口，小楷字也不写一张了”。（《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更有一些人心灵受到腐蚀，陷入“精神上的营养不良”，在长沙有五个青年皆想做“诗人”，“一面正被‘杀人屠户’提倡的读经打拳政策所困惑，不知如何是好。一面且受几年来国内各种大报小报文坛消息所欺骗，都成了颓废不振猥琐庸俗的人物。”（《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

二、“俗气”的形成：“固执的单调，单调的延长”

和《湘行书简》这个属于私人空间的有直接抒情对象（即张兆和）的“底稿”相比，《湘行散记》中直白的情绪隐匿了，取而代之的是经验化的面向公共社会领域的冷静客观的抒写。无论是湘西社会千年不变的“常”，还是一直“下沉”的“变”，沈从文并没有以“常”为价值判断来审视“变”。他能够“使自己灵魂在人事中有种‘调和’，把哀乐爱憎看得清楚一些，能分析它，也能节制它”，就“中国人目前大多数人的挣扎”，能够“客观一点开看看。”[5]（P45）所以其实沈从文在体认中国当前状况时，立足于“人”自身，探究造成此局面的形而上层面的因素。

以湘西为例，当时中国“真正的多数人”的生存现状与人们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取向密切关联。人们虽然生活在这用文字写成的官方直线型历史之外，健康和财富皆得不到保障，然而他们秉持着与“自然融合”的朴素人生观，自给自足，乐天知命地存在于既有人伦秩序中，趋向于对传统价值的肯定。皮匠街的水手被问“家里有的你让别人用，用别人的你还得花钱，这上算吗？”时，给出的洒脱回答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本人正在沅州”“离桃源远过六七里，桃源那一个他管不着”（《桃源与沅州》）的潜在回答，认同了以平等、独立的行为方式维系男女双方的关系，这样“并不引起人对于生命的痛苦与悦乐，也不表现出人生的绝望和希望，它有的只是一种境界。”[6]（P88）这实际上“同‘自然’融合，很从容地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箱子岩》）小水手刚到船上时除了学习划船本领外，还要“学习挨打挨骂，尽各种古怪稀奇字眼儿成天在耳边反复响着，好好地保留在记忆里，将来长大时再用它来辱骂旁人。”（《桃源与沅州》）这种水手之间即便父子弄船也不例外的互骂，长大后不做思考就将这一处置方式施与旁人，实际上是对从祖先以来的一种惯例的传承与接受，并将其视为典范。“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在叙述和代表着我们的认同，并借助公共习语和我们掌握的手段来再生这些代表。”[7]（P29）水手之间的粗犷的语言正代表了他们的生存和生活方式的理念，并将之传承给后辈。

然而，在时代和战争的侵袭下，人们所受的物质折磨和精神麻木又不得不让沈从文质疑这些人坚守的价值立场。在《湘行散记》中到处回旋着回忆的音调：“十三年前我同他在一只装军服的船上”“原来我离开这地方已十六年。十六年的日子实在过得太快了点”“十五年以前，我有机会独坐一只小篷船，沿辰河上行，停船在箱子岩脚下”“十七年前的七月里，我带着‘投笔从戎’的味儿”“民国二十二年旧历十二月十九，我同那座大桥分别时将近十八年”。作者采取了今昔对比的模式，旨在体会这些人“现在”的生存状况。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如今开着杰云旅馆，爱玩字画，实际上也是个不懂艺术鉴赏的准绅士;浦市地方的胖子屠户如今骨瘦如柴，就货物的轻重分量与买家争持不下;“老伴”如今成了鳏夫，已认不出我的模样，印瞎子和许多其他青年如今选择“投戎从笔”。还有一批人趁着国家危难之时，大发横财，如跛脚青年从事非法生意，做“什长”;保林二哥成了王村禁烟局长，在乡下又买了七十亩田，做了员外。总之这些与自然协调的人，对“这个民族，在这一堆长长日子里，为内战，毒物，饥馑，水灾，如何向堕落与灭亡大路走去”（《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便也没有担负，责任和担当意识。那些见利忘义的商人群体，自己眼前找到了出路，但却没有思考国家的明天和希望。他们没有对国家的“明天”产生惶恐，没有意识到国内还有其他一些人，与他们不一样，自觉承担着“救国”的使命，试图改变历史，创造历史，对自然决不妥协。“有一类回忆过程，人们大多将它们同个人，即同了断自己个人历史的自我联系起来，这类回忆过程也在文化层面上发生。”[7]（P28）因此沈从文发出长长叹息的回忆其实是在重新考量这些人的文化观念和价值确立，他们只是将自己的生存本能地消融在自然的秩序中，而不自省这种与自然共生的观念在当时是否正确，是否要暂且抛却了断这种既定秩序。

因此，沈从文在此次“湘行”中，理性地剖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文化价值因素，对其客观对待，充分呈现了其利弊兼有的复杂性。他并不是文化复古主义者，更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他刻画了这种文化价值认同在普通人面对国家、社会、战争、自我这些层面时显示的具体成效是重叠交叉的。大多数人在它的召唤下将每一个日子“也无风雨也无晴”地打发下去的同时，却也无意识中给整个民族带来了更大的潜在破坏与创伤。

三、“俗气”的出路：“对于那个明日必需如何安排？”

与当时贴近现实的“俗气”的杂文创作相比，《湘行散记》作为一种散文范式，它的“俗气”不仅体现在对国家现存状况的描摹与追溯上，更有对国家明天的焦虑。“一切人生活习惯，又如何在巨大压力下失去了它原来的纯朴型范，形成一种难于设想的模式！”（《辰河小船上的水手》）那些在现实笼罩下的身体健康的青年们毫不掩饰自己的苦闷，对于明天覆灭的忧虑，会迫使他们在无路可走时在灭亡和生存之间做出选择，乃至愿意接受一个幻想的指导，可是另一方面“这些人平时也看报看杂志，因此到时他们也会自杀，以为一切毫无希望，用颓废身心的狂嫖滥赌而自杀！”（《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

意识到明天的危险，那么如何建构那个明天，“为后来者设想，使他们活在这片土地上更好一点，更像人一点！”[8]（P81）沈从文思索了两个可能的方式：一是像虎雏：这样血气方刚的少年，或许可以成为民族生命力强劲的支柱，但虎雏的表现却让这一念想有所动摇。作者劝告虎雏：“应把生命押在将来对外战争上，不宜于仅为小小事情轻生决斗。”“想要他明白私斗一则不算脚色，二则妨碍事业。”（《虎雏再遇记》）然而虎雏在认真聆听了教诲后，却仍然按捺不住性子趁天黑时把与他有过节的军人狠狠打了一顿，把军人的嘴巴打歪，并差点把他胳膊弄断。这样过早把自己强劲的生命力用在对待身边的事情上是不是太冲动？在这样的“小事”上消耗太多精力，万一失手，民族未来的大事如何去效力？二是自然恢复。国家目前的状况如同生了一场大病，可以按照治疗疾病的方法来拯救。“生硬性痈疽的人，照旧式治疗方法，可用一星一点毒药敷上，尽它溃烂，到溃烂净尽时，再用药物使新的肌肉生长，人也就恢复健康了。”（《箱子岩》）如此一来，让民族继续往堕落糜烂深处下陷，直至衰败到承受的最高点后再来治理，这种“以毒攻毒”的办法也许行得通，但风险太大。难度就在于只能实验一次，成功则令人欣慰，一旦失败则国家直接灭亡，后果不堪设想，这种念想终究只是“一种幻想”。因此沈从文并没有给出具体可行的方案：“希望到这个地面上，还有一群精悍结实的青年，来驾驭钢铁征服自然，这责任应当归谁？一时自然不会得到任何结论。”“有什么方法，可以改造这些人的狂热到一件新的竞争方面去，可是个费思索的问题。”“我关心的是一株杏花还是几个人？是几个在过去生命中发生影响的人，还是另外更多数未来的生存方式？等待回答，没有回答。”[9]（P298）对于国家明日的出路，无论是具体可行的方案规划，还是抽象的理念设想，沈从文都没有给出合理的构想，但这其实恰恰体现了沈从文在面对中国社会现实时的严肃性，对国家、政治、战争、社会、民族这类宏大的语词的尊重与责任意识。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是诚实而细心，且奇特的能辨别人生理解人心，更知道庄严和粗俗的细微分量界限，不至于错用或滥用。” [10]（P286）

注释：

[1]糜华菱：《沈从文年表简编》，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3期，第193-196页。

[2]沈从文：《风雅与俗气》，《沈从文选集》（第五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36页。

[3]沈从文：《一点回忆一点感想》，《沈从文文集》（第十卷・散文、诗），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211页。

[4]王寅丽译，[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5]沈从文：《给某作家》，《沈从文选集》（第五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

[6]沈从文：《绿魇》，《沈从文文集》（第十卷・散文、诗），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88页。

[7]季斌，王立君，白锡乙耄[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28页。

[8][10]沈从文：《云南看云》，《沈从文文集》（第十卷・散文、诗），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81-286页。

[9]沈从文：《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沈从文文集》（第十卷・散文、诗），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298页。

[11]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有凌云岚：《“去乡”与“返乡”――沈从文地域文化观的建构》，湘潭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赵顺宏：《<湘行散记>的审美意蕴》，求索，2003年，第4期;张军：《爱与美的人生――沈从文<湘行散记>散论》，社会科学家，2002年，第1期;姚矗骸堵<湘行散记>中的风景描写》，文学评论丛刊，2011年，第2期等。

沈从文散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潜在写作 沈从文 背景原因 精神历程

一、“潜在写作”的基本内涵

“潜在写作”这个词最早由陈思和先生在1990年代提出来的，它的提出对当代文学史研究有重要意义。陈思和定义“潜在写作”为：“1949年到1976年期间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有许多被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力的作家（也包括许多普通的文学爱好者）在聋哑的时代里，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挚爱和创作的热情，他们写作了许多在当时客观环境下不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1]与当代文学的传统观念不同，他认为潜在写作是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是相对的，但是两者有共同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整体。潜在写作者不被时代的批判标准所限制，其中一些人用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当代文学史上创作了有独特美学意义和独立价值的作品。如沈从文的《从文家书》、无名氏的《无名书》、陈寅恪的学术著作《柳如是别传》等。

二、沈从文：潜在写作之流的滥觞

其实潜在写作在每个时代都是有存在的，只是在1949年到1976年这个特殊时期，公开发表的作品相对贫乏而且写作形式比较单一，所以潜在写作的意义表现得更加重要，更能引起注意。在1949年前后，随着新的国家体制的建立文学创作被要求纳入新的体制内，用政治化方式进行正面规范当时文化语境，通过写作“样板”的确立加以规范引导。在文学创作上，在题材、主题、人物类型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而且经常以政治斗争的形式进行文艺批判运动，极大地限制文学创作的多样性。

沈从文以前的文学创作屡次遭受到严厉的批判使他对未来的创作陷入迷茫和恐惧之中。沈从文于1949年5月30日写下了一篇名为《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的手记式散文，这篇文章用作者在病中的“呓语狂言”来展现一个崇尚自由写作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大转型时期的真实精神状态。其实这时的沈从文不仅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现在的处境，而且在文章中隐秘地表达了他对未来文学道路的自主选择，为其后来离开文坛，从事历史文物研究埋下了伏笔。这篇散文已经暗暗预示着沈从文潜在写作的开始。其实这不光代表沈从文个人的选择，也预示着一批崇尚自由写作的作家的共同选择，这些作家便是1949年到1976年这一时期进行潜在写作的第一批作家。陈思和认为这一时期潜在写作的开端就是沈从文这篇散文《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而沈从文的这篇手记，应该是这股潜在写作之流的滥觞。”[2]

三、沈从文的潜在写作

沈从文最终走上潜在写作的道路，自觉离开喧嚣的文坛与社会，以一个文物研究者的身份来尽一个知识分子的义务，不仅仅是由那个文化生产“计划化”的时代造成的，这与他本人的文学理想和自身的性格特点也密不可分。

沈从文一直追求的自由写作的理想与时代的文化政策是截然对立的，他认为文学需要的是自主性，不被政治所束缚，用文学的发展来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从而促进民族的进步，而不是把它作是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对于时代的巨大变化他也曾经想满腔热情地去参与，但是他的种种努力最后都失败了，这个一直坚持自己的文学创作者早已被排斥在时代之外。沈从文始终有一个重构民族文化的文学理想，并且不断通过文学创作为他这一思想提供和创造资源。沈从文的这种思想触及的正是1949年到1976年中国文化界最严峻的问题，他的这种理想在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沈从文很难适应时代的变化，遵守规范化写作与继续走自己的路这两种不同的思维使沈从文在1949年以后公开发表作品的努力一次又一地宣告失败，无法适应时代的转变，无法满足新时代的写作要求。从1949年以后，沈从文主要以文物研究者的身份存在，有时会通过书信、随笔等方式来继续写作一些文学性作品。如从后来被整理并发表出来的《从文家书》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真实的灵魂在时代转变的过程疯狂、奋起、挣扎到超越的精神历程。

沈从文作为在1949年到1976年这一期间，第一批走上潜在写作的自由派作家，展现了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当代中国作家对创作的一种坚持，他们用潜在写作的方式来抒写着那个时代带给他们的感受，表达他们对时代、生活和文学的理解。这些写作更真实地表现了时代的复杂变化，知识分子精神追求的多样性，这种方式的写作更能代表当时文学创作的真正水平，这些创作也更具有文学价值。沈从文虽没有完成他的文学理想，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从未停止“创作”。“从沈从文人格的发展来看，一个人已经真正完成，其实在写作与不写作之外，这个‘人’才真正是他的‘潜在写作’。而这个‘潜在写作’，实在弥足珍贵。”[3]

注释：

[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66.

[2]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30.

[3]刘志荣：《潜在写作：1949―197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55.

沈从文散文范文第10篇

从沈从文发表第一篇小说伊始，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沈从文热，再到如今新媒体众声喧哗的时代，沈从文研究热就一直处于高烧态势，论及沈从文作品的研究成果数不胜数，但不管是对其作品的整体评价，还是对其文本个案的深入挖掘，研究成果都已彰显不同程度的诠释深度。这些成果，一方面让人或多或少地了解到沈从文的人生历程及其文学创作道路，包括沈从文小说的思想性、艺术特质等等；另一方面，它也给后来的研究者树立了研究高度，并设下了一道道无形的门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我读到吴正锋的《沈从文小说艺术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时，有一种惊喜，这本散发着油墨的新书对沈从文的研究站在客观、全面、理性、公正的维度上，吸取前人研究的学术观点，推陈出新，达到了一个新的研究高度。

从我对沈从文小说的阅读经验来看，我总是习惯于以一个欣赏者的眼光来看待作品中的故事和人物，例如，沈从文小说中翠翠她们的纯真情感，龙朱他们对于爱情的神圣性膜拜，柏子他们对于生活的率性与麻木。通过这种阅读，我常常能从中找到让我产生各种情愫况味的因子，我为书中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感叹不已，但是，我仅仅是感叹而已，却一直未以研究者的身份来诠释、透析过这些作品及其沈从文为什么要创作这些作品。读完吴正锋的这部研究专著，我再回过头来品读沈从文的作品，将小说内容与其评论相对比，竟发觉别有一番韵味。

《沈从文小说艺术研究》这部著作不仅仅历时/纵向地介绍了沈从文文艺思想的形成，而且还共时/横向地拿他与国内外的文学大家们相比较，从而使得读者能更加清晰的了解到沈从文文艺思想与当时主流文艺思想的审美差异。作者在著作中详细介绍了沈从文的小说观及其创作渊源，提到了沈从文是承接了鲁迅先生乡土小说的理念，发扬了郁达夫和废名的小说风格，认为沈从文在写作诉求上与周作人对文学的看法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同时明确指出沈从文把小说定义为“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是现实与梦两种成分的混合，这也为后文分析其小说“诗化”“散文化”奠定了论述基调，也由此排列了在当时的社会境遇下人们对于沈从文的各种评价并非空穴来风。作者大量列举了不同时期的文学史上人们对于沈从文作品的不同看法，一一对比，且先后对此做了一些原创性的简短评价，这种评价是基于人们对沈从文小说的优劣评价，既从中吸取养分，为我所用，又找到一些研究的漏洞，以实现自己的创新。

因为沈从文的小说观念是现实与梦幻的结合，沈从文作品就显现似诗似散文的风格状态。作者结合沈从文的创作实际，对其小说文本做了细致而全面的分析，从小说的“诗化”、“散文化”、“戏剧化”以及各种文体综合形式各个方面做了生动具体的详尽解读。在现实的基础上做梦，在梦里回归部分现实，在文字里“注入诗的抒情”，也就使得小说“更近于小品散文”，而对于作者来说，写沈从文小说的诗化与散文化并不是个突破点，然而，他在大家都普遍赞扬的这一点上拓宽了其诗化的范围，或者说不是他拓宽了，而是他更小心地发现了更多的诗意。关于沈从文作品中湘西题材的诗意，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所以作者也无须过多强调。作者的创新之处恰恰在于，他不仅指出了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诗化的变迁过程，而且将沈从文诗化的眼光转向了都市题材的作品，这些明显带有郁达夫式的伤感也被作者赋予了一定的诗意，特别是作者指出：“《篁君日记》堪比《少年维特之烦恼》”，称之“甚至于达到神化的处理”。这也算得上是具有新意的比较。不过，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将《龙朱》、《神巫之爱》等作品拿出来放在湘西题材之外，而归纳进其他题材里，我认为这类反映苗族男女的爱情等生活习俗的作品也是湘西世界的组成部分，拆除了这一部分神性，湘西这块厚土也就没那么完整且神秘了。另外，作者还指出其小说还具有“戏剧化”，是“莎士比亚”戏剧式小说，甚至用“三一律”戏剧理论来贴合沈从文的小说，找出小说中出现的类似戏剧的科白等方面，都是具有新意的地方。

著作还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沈从文的小说作品，较为新意地拿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结合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发掘出作品中人们的潜意识，从而体现出掩藏在人们行为深处的率真人性。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作品里人物的一切内心活动都暴露于人前，将每个个体潜在的野性生命力彰显无疑，这不得不说是该书一个新的阐释视点。作者用他敏锐的艺术感知神经细心捕捉沈从文小说出神入化的人物表现方法，对人物的梦境、性征象、变态行为以及有声的对话与无声的交流等方面作了十分深入细致的分析，给人耳目一新的认识，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

著作在小说的叙事部分也突破了以往题材叙事的解释，作者运用了叙事学理论，按照小说中沈从文“自己的成分”的多少来划分叙事视角，从“有我”“无我”的分离，到叙事主体“我”　的退隐，深入地分析了沈从文叙事的渐变成熟的过程。这一论述非常具有学术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填补了沈从文小说叙事艺术研究的一个空白。且作者在关于沈从文小说复调叙事与客观叙事，叙事的结构安排与时间处理等方面的分析论述都有其闪光之处，凸显了沈从文先生独有的写法，这也是作者在沈从文研究方面提出的一个新的视点。

看完这部厚厚的论著，我认为此书最大的特点便是，作者一直在将沈从文的小说观念、艺术发展，以及小说作品艺术特征与西方相联系、再比较，无论是其与伍尔夫类似的理念，还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应用，抑或是“莎士比亚”戏剧式的小说文体，以及沈从文关于湘西乌托邦的想象与古典希腊理想化的比较，这无一不在体现着沈从文在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以及沈从文具备了与世界文学大师对话的资本，这是值得肯定的。

总的说来，这部著作是厚实的，它为那些希望品读沈从文作品的研究者和读者构建了一套系统且全面的知识框架，尤其给还未读到沈从文作品的人们以明晰清醒的思路，也让读过沈从文作品的读者获得一种新的审美体验。整部著作思路清晰，语言传达准确贴切，只是著作的名称为《沈从文小说艺术研究》，但个别地方又涉及沈从文小说的思想内容及其意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不足与遗憾。

值得一提的是，乌托邦世界是每个人心中都曾出现过的一个梦幻，每个人都曾为自己构想的乌托邦而奋斗不止。在中国，桃花源曾是一代文人苦苦追寻且守候的一块净土，而对于当今世界，湘西这块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渐渐在沈从文的笔下呈现出世外桃源的品格，让人神往。正是这片土地为沈从文作品供给了无限的关于生命滋养的成分，让他在这片热土上构筑了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在现代的人们心中生生不息。而这，也是吴正锋的这部论著让我产生的另一种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