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会员代表发言稿范文

商会会员代表发言稿范文第1篇

大家好！

今天，承蒙代表们的信任、工商界人士的支持，我荣幸地当选为XX商会玩具礼品分会会长。在此，我谨向各位代表，并通过你们向全XX的会员和工商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向参加大会的各位领导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加上之前的人民币升值效应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涨，玩具礼品行业形势并不乐观。特殊的经济和行业形势，更需要玩具礼品分会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平台，使大家团结起来，共渡难关，共同发展。此时此刻此景出任这个分会的会长，我感到担子很重，但我也真切地感到了行业的需求和大家对本协会的期望。

分会会长既是荣誉，更重要的是责任，既然组织上和广大会员把我推到分会会长这一岗位上来，我就要对这一职务负责，就要尽心尽力地去履行职能，以勤奋、务实的工作作风来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

现在，我代表商会玩具礼品分会分会的领导班子表个态：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规范行业行为，为行业服务，使行业健康有序地发展。对即将到来的2009年，我们目前有如下的工作设想：

一、严格遵守玩具礼品行业生产经营法规，搞好行业自律，政府指导，社会监督，开展玩具礼品生产企业的质量诚信资质评定工作，实行动态管理；

二、积极向政府反映玩具礼品行业和企业的合理诉求和发展现状，做好政府制定加强玩具礼品行业管理，促进玩具礼品行业健康发展政策的参谋和助手；

三、为保护行业内公平有序竞争，组织行业内企业配合物价管理部门制定XXX玩具礼品造价的市场指导价。在此基础上搭建玩具礼品企业相互合作的平台即玩具礼品技术服务中心，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四、组织玩具礼品行业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推广，搞好品牌建设，促进玩具礼品新产品、新技术进入市场；

五、分会将努力营造“创新”、“和谐”的工作氛围，在分会内部弘扬崇尚学习的精神。通过邀请更多学术界的知名学者、经济界成功人士举办经济、管理、法律等方面的专业讲座，提升会员专业素养。通过举办一系列考察、访问、交流等形式的活动，促进会员之间的认识与了解，从而增进会员对商会的亲和力和归属感；

六、帮助企业了解政府的导向政策，及时掌握市场发展动态，抓住商机，减少损失。

七、办好分会的玩具礼品网站建设，为行业发展提供快捷的平台；

八、加强和兄弟协会的交往与合作，开展国际间的业务合作；

九、维护会员企业合法权益，使分会真正成为企业权益的代表，积极向会员提供法律支持和服务；

十、分会要积极引导会员企业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发展壮大自身企业的同时，也要为XXX、为社会的慈善事业做出贡献。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体现玩具礼品分会的社会价值。

我本人虽然被选为分会会长，但我知道我只是分会的代言人，是民主决策的的一员。在这里，我谨代表玩具礼品分会，诚挚邀请业内企业的战略加盟，也真切地希望各位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和会员，都能够积极参与玩具礼品分会的工作。

朋友们，分会的各会员单位就是协会的主人，企业的任何正当诉求我们都会认真对待并积极向政府反映，我们要让每一个会员都有这样的感觉：回到了分会就是回到了家！

我们相信在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下，在各兄弟协会的帮助下，在各会员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在我们分会全体同仁的努力下，XXXX商会玩具礼品分会一定会越办越好！

最后祝各位合家欢乐、万事如意、生意兴隆、发大财！

谢谢大家！

商会会员代表发言稿范文第2篇

秀才的“立宪”梦

吴荣萃，江苏六合县人，自幼聪明好学，1901年19岁时不仅考取了秀才，还因成绩优秀作为贡生选送到北京国子监去进修。

在国子监学习期间吴荣萃结识了一位恩师，此人即江苏南通人张謇，曾任翰林院修撰，是慈禧太后亲点的清末状元。他善文笔、懂经济，是当时知识界中突出的新派人物。在他的指点下，吴荣萃在国子监选择了进修法律。

由于清末维新浪潮的推动，这批青年学子很快被分派到各国去留学。吴荣萃分到日本明治大学去学法律。当时在日本东京聚集着梁启超、杨度等人，他们大力宣传“君主立宪”思想，对吴荣萃有很大的影响。他归国后担任过山西榆次等县的知县，积累了一些行政管理的经验和能力，同时还加入了同盟会。

当时清政府迫于全国要求实行新政的压力，同意在各省成立“咨议局”。吴荣萃在张謇的帮助下回到家乡当选了江苏省咨议局的议员。议员们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不在各省而在于国家的封建制度，必须早开国会、早立新政才能解决。但清朝廷不愿放弃皇权，找各种借口拖延国会的召开。

1909年底江苏咨议局牵头联络了全国16个省的咨议局，聚集在上海选出了吴荣萃等33名各省代表进京请愿，要求朝廷早开国会制定宪法。

请愿团到了北京先将“请愿书”交给了都察院，都察院见是涉及皇权的大事不敢做主。当时小皇帝溥仪尚年幼，朝政皆由其父摄政王载沣主持。请愿团便来到摄政王府递交了请愿书要求面见摄政王，东三省立宪请愿团也来增援。摄政王仍坚持“9年筹备再开国会”。随后10多个省的巡抚也来奏请早开国会以顺民心。摄政王考虑到这些巡抚都是朝廷的台柱不可得罪，终于作了让步，决定将原9年筹备期缩短为5年，请愿团才欢呼胜利散去。吴荣萃看到清政府的腐败，不久就参加了。

这时孙中山主张“民主共和”的革命力量不断壮大，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并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一方面准备北伐清政府，同时为了避免大规模内战也派人去策反袁世凯，只要他赞同“民主共和”迫使皇室退位，孙中山情愿将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袁闻讯欣然应允，一方面缠着绷带向隆裕皇太后哭述：自己为了保卫朝廷险些被革命党炸死；另一方面又暗示各路将领逼清帝退位，并向太后保证只要同意退位，一定亲自去和孙中山谈判力争皇室的优厚待遇。太后无奈只好同意张謇写好的“退位诏书”。袁即向南京发电表示“永远拥护共和政体”。孙中山力排众议，由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为了去掉临时大总统的“临时”二字，袁世凯决定尽快选出“参、众两院”成立正式国会。31岁的吴荣萃以其留学的学历、县长的经历，在江苏当选为国会的“众议员”。

袁世凯精心选定：在1913年10月6日召开国会，以便在10月10日这个“十全十美”的日子隆重举行大总统的就职仪式。

10月6日这天北京西城区的国会会场彩旗飘飘、鼓乐喧天，老少议员鱼贯而入。想到中国两千年封建帝制从此结束，民主共和的议会制就要成立，吴荣萃怀着兴奋的心情进入了会场。在休息室内，吴荣萃和两个江苏众议员议论这次选举的形势：袁世凯要当正式大总统就要在“参、众两院”拿到过半的票数。但在国会中的议员占有绝对多数，他们对袁世凯独断专行的军阀作风不满，再加上宋教仁被暗杀一案，很多迹象表明最大的幕后黑台就是袁世凯，估计很多的议员不会投他的票，选举结果很难预料。

当选票发到吴荣萃手中时，他不断地问自己：“作为员能选一个幕后凶手和大独裁者当总统吗？”他毅然投了反ζ保又在“补选人”处写了“孙文”两个字。他觉得自己这样投票是慎重的、问心无愧的。

时针从9点半转到了11点半，议员们多有些倦意。其实选票早已统计好了，大会秘书长正向袁世凯汇报：“计票结果出来了……不够法定人数”，袁闻言大怒。秘书长忙解释道：“按选举法还可以再选第二轮。”副总统候选人黎元洪说：“现在是午饭时间是不是吃完饭再选？”袁世凯面色铁青说：“一个上午选个总统都选不出来，选完了再说。”说罢转身离去。天渐渐地黑了，大门外面一些议员的家属听说选不出总统不散会、不吃饭、不给回家，一个个都手提饭盒要冲进会场送饭，却被大批身穿便衣的大汉拦住，这些人身后的红幅上写着“袁大总统助选团”，他们嘴里喊着口号：“拥护袁大总统！”“袁大总统当选！”一些议员家属提着饭盒往里冲，与“助选团”发生冲撞，秩序十分混乱。

选举很不顺利，经过3轮选举直到晚上快10点钟，袁世凯和黎元洪才得到当选的消息，立即来到会场。秘书长正式宣布：“经过了3轮、10个小时的选举，由票数超过半数的袁世凯当选为大总统，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

1913年的10月10日上午9点多，北京故宫内外人山人海，特别是在太和殿前面的广场张灯结彩，挤满了前来参加总统就职典礼的外国使节和省部级官员。袁世凯身穿总统新装和黎副总统就位，各部的总长也都分列大殿两旁，司仪宣布就职大典开始，接着鼓号齐鸣，鞭炮、礼炮响成一片。但国会议员们却被安排在离太和殿最远的两侧朝房里。吴荣萃等人说：“我们这里既听不见又看不着！大总统对国会是真不重视啊。”另一议员回道：“你们两轮选举都通不过，没解散你们就不错了。”果然，袁世凯会后不久就下令解散了这个令他厌恶的国会。

袁世凯当选大总统后，执政仅仅两年多。就在这短短的两年多时问里却干了3件不得人心的事：一是当选大总统后立即取缔了，解散了国会，实行独裁；二是与日本签定了21条卖国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三是在大儿子袁克定和保皇派杨度等人的怂恿下，宣布废除共和复辟帝制。特别是复辟帝制违反了历史潮流，促使云南、贵州起兵讨伐。之后袁因心情郁闷一病不起一命呜呼，实为不识时务、权力膨胀所致。

袁死后由副总统黎元洪接任总统、段祺瑞担任总理。段祺瑞是皖系军阀的头子，哪里看得上黎元洪？两人争权夺利造成了总统府和国务院矛盾的尖锐化，历史上称之为“府院之争”。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在争取国会的支持，于是议员们的民主气氛又开始活跃起来。

1917年4月初，参议员胡祖舜前来会见吴荣萃。二人谈及上海《申报》披露财政总长、次长联手收贿贪腐之事十分气愤，约了数位议员进行详细调查，并联名提出对国务院进行质询的议案。数日后，总理段祺瑞被邀请到国会来应对质询。吴荣萃首先提问：“据了解厂商张兴汉为了申办炼铜厂和购置矿山，赠给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殷汝骊一张锦生堂的巨额银票，请问此收受贿赂之事是否属实？”段祺瑞答道：“这事我已派人去调查，据了解送银票是有的”。议员胡祖舜站起追问：“此事涉及财政总长、次长，总理难道不需要亲自过问吗？”段答日：“上周在国务会上我也曾问过此事，据财政总长陈锦涛说此事仅是殷次长一人所为。”议员张伯烈站起追问：“何以证明陈总长就未曾受贿呢？”段祺瑞答曰：“陈总长出示了一份厂商张兴汉写的证明，说总长未曾受贿。”吴荣萃又问道：“总长既未受贿就应坦然面对调查，自己找厂商出具证明则有欲盖弥彰之嫌。财政部执掌国库财权，一旦落入贪官之手则后果不堪设想！望总理速断速决惩前毖后。”段祺瑞最后表态说：“关于陈总长、殷次长贪污受贿一案，我们一定抓紧办理，我保证数日之内必有结果通报国会。”议长忙问：“好！各位议员满意吗？”多数议员点头表示满意。议长又总结道：“这次会议开得很好，议员坦诚质询，总理果断担当，结果大家满意……”果然，数日后该总长、次长均被撤换、法办。

此后吴荣萃还反对过曹锟贿选，最后因X溢血去世。

吴荣萃膝下二男、三女，二女儿吴中莼一家则是以下要介绍的两代人。

立委的“民主共和”梦

黄梦飞，安徽绩溪人，是吴荣萃的二女婿。年青时曾在安庆省立第一师范任教，并兼任《安徽通俗教育报》总编。他因崇拜孙中山的革命理念早年参加了。当时孙中山国际上倾向苏联，国内依靠工农群众和共产党；而中另一派势力则国际上亲日亲美，国内依靠大地主、大买办。因此孙中山在1924年初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为了扼制内的势力，大会还作出了“改组”的决议。当时在上海求学的进步青年王步文、王同荣等人回到安庆，力促黄梦飞出来发展的地方组织。因为黄的党龄长、年纪轻，又多年从事教育与知识青年有广泛联系，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他们成立了安庆市党部，并迅速在30多个县里成立了党组织。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因病去世。就在1925年底，林森等一批的分子在北京的西山非法聚会，宣布共产党“非法”，开除、等共产党人的党籍。而自称是孙中山先生忠实学生的，正是这些活动的军事后台。

1925年底，黄梦飞被选为“二大”代表参加大会。会后，中央即指派光明甫、周松圃、朱蕴山、沈子修、常恒芳、史恕卿、黄梦飞、薛卓汉、周范文9人为安徽省党部临时筹委会的执行委员，黄梦飞分管宣传，共产党员柯庆施为秘书长。

1927年初，牢固地掌握了军权。为打击共产党和中的左派、扶植，3月16日蒋在南昌用武力解散了左派的市党部，17日又到九江市纠集了青洪帮暴徒捣毁了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打死4人、重伤多人。20日下午，从九江来到了安庆。当时安徽省党部正在安庆召开首届“党代会”，出于礼节省党部于21日在黄家操场举行欢迎总司令大会。由光明甫致词，黄梦飞代表省党部发言。二人在发言中都对的一些分子另立山头的行为进行了批判，听后大为不满，会没开完就走了。

次日省内党、政、军要员都在省政府迎接，一批右翼分子和流氓冒充工人说省党部的光明甫派人摘了他们工会的牌子。这时光明甫刚好来见，在门口就被这群流氓打伤。他带伤要求惩办暴徒，却明显偏袒势力。事后蒋对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说：“安徽人顶拆烂污。你信不信？他们还是要打的。”果然，回到行营就指使特务头子杨虎收买了100多名流氓分子，在3月23日制造了一起反革命暴力事件。

3月23日，郭沫若叫总政治部辛科长秘密来到安徽省党部告诉黄梦飞等人赶快撤离，免遭暴徒毒手。省党部的人闻讯刚刚撤走，一批地痞流氓便手持棍棒冲进省党部一阵打、砸、抢，打伤了留守的工作人员，洗劫了省党部的设备、财物。之后他们又赶到党代会的会场高喊：“捉拿光明甫，枪毙周松圃，打死黄梦飞……”并将未能及时撤退的泗县代表严子敬、贵池县女代表刘剑冰都打成重伤。特务头子杨虎还带领一批便衣军警对省工会、省妇联也进行打、砸、抢，使安庆市沉浸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3月下旬上海工人在的领导下武装起义，赶走了北洋军阀，建立了民主政权。立即带领白崇禧及其部队赶到上海，纠集了以黄金荣、杜月笙为首的青洪帮打手，杀害了大批共产党员、工人纠察队员，活埋了工会主席汪寿华，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四一二反革命事件。这时的已成为彻底背叛孙中山的“新军阀”，黄梦飞从此建立了牢固的反蒋情结。

此时，共产党和中的革命人士都深深认识到：对待蒋、汪这批投机政客只有一条道路，就是联合起来武装斗争。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进行武装起义，并团结中进步的军、政人员共同行动。安徽省党部的执委们得到这一信息后研究决定：年龄较大的执委留在省内发展党务，年龄较轻的朱蕴山、黄梦飞、童汉璋则去南昌参加起义。

7月下旬，朱蕴山、黄梦飞、童汉璋来到南昌。起义前夕还成立了由中的共产党员和左派组成的中国革命委员会，童汉璋和黄梦飞分在郭沫若负责的宣传委员会工作。黄梦飞长期从事教师和编辑工作，对于新闻采访，撰写文稿、传单、标语等宣传工作很是得心应手。

起义军在为首的前委领导下作了充分准备，起义只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于当日清晨6时许就控制了南昌全城，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但是蒋、汪立即派遣嫡系人马围剿南昌，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中央指示起义军南下向广东转移。9月30日，起义军失守潮州。在前有大海后有追兵的情况下，黄梦飞、童汉璋带着宣传队员向西往揭阳、普宁方向撤退。10月3日到达了普宁县的流沙镇。当天下午，以为首的起义领导人在普宁县的天后庙内开会。会议决定：武装部队由、、叶挺等带领北上，到赣南、湘西与地方革命力量结合建立革命根据地；文职人员由海陆丰经香港回内地伺机发动城市革命。黄梦飞与童汉璋等在敌军追击下辗转到达神泉港，租用民船经香港转回安徽。

九一八日军占领东三省后，“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张学良、杨虎城迫不得已发动西安事变，迫使作出了团结抗日的承诺，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共赴国难”的口号下成立了抗日的“全国总动员委员会”，黄梦飞担任该委员会的计划委员，负责研究和制订抗战的动员计划。

1936年急着要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选他当大总统。黄梦飞为了取得左派发声的平台，决定在徽州选区竞选“国大代表”。他在徽州的许多学生有的当了县长或县里的骨干，还有一些教育界的朋友帮忙。中央组织部为保证蒋嫡系代表占有绝对多数的席位，派出了同是徽州绩溪人的组织部处长胡梦华与黄梦飞竞选，还派人到徽州各县去帮胡拉选票。这场选战俨然成了左、右两派在徽州地区的争夺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厉生还亲自找黄梦飞谈话，劝黄弃选。当然，论势力、论财力黄都难以和嫡系的CC派对抗。但他下定决心绝不退让，依靠学生、朋友的帮助，依靠家乡父老的信任最终打败了CC嫡系，取得了竞选的胜利。这次国民代表大会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直拖到抗战胜后才正式召开。

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返回南京后，1946年11月国民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当时，安徽的老百姓对桂系阀李品仙的长期统治不满。在国大会议期间黄梦飞会同其他代表面见了，要求撤换李品仙安徽省主席的职务。责成陈立夫出面解决。后因陈立夫不愿得罪桂系军阀，此事未能彻底解决。

1948年初按宪法规定又要进行第一届立法委员选举，黄梦飞感到国大的作用较空、有被立法院取代的趋势，就决心参加立委的选举。蒋嫡系则派出了有势力的候选人来竞选，其中有交通部次长、有李品仙的亲信、有CC派的骨干，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中央党部和省政府撑腰。不料想，黄梦飞竟又取得了选举的胜利。于是中央派国大秘书长洪兰友打电话给黄梦飞：“根据总裁的意思希望你将立委让出来，我们给你安排一个次长（副部长）职务你看怎么样？当然啦，你竞选是要花钱的，这好办，只要你报个数字就行了”。黄梦飞当即回答说：“这个立委是家乡父老选的，黄某有什么权利拿它来做交易呢？日后我又何以做人呢？还望兄台谅解！”当场婉言谢绝。从此，黄梦飞与CC派更是水火不容。

1948年7月，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迫害”游行示威活动。十分生气，命令北平政府宣布令。北平军警则有恃无恐地开枪镇压，学生死伤多人。黄梦飞等立委在立法院即时提出“临时动议”，指出总统不经过立法院擅自宣布令是违宪的，针对此事通过了对总统的“质询案”。当然不肯来，委派何应钦到立法院答询。何应钦本是武官出身不善言辞，加之立委们围绕着“擅自违宪”和“开枪射杀学生执法过度”等问题穷追不舍，搞得何应钦理屈词穷、十分狼狈。迫于压力只好撤销令，并将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撤职作替罪羊了事。

1949年初局势对蒋十分不利，蒋决定“迁都”台湾。他下令：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必须到台湾去，他们要机票给机票、要船票给船票，谁要是不去就用宪兵把他们押到台湾去。

黄梦飞在范治农等中共地下党员的劝说下，和妻子商量坚决留在大陆迎接解放。为了躲避特务的搜寻，他把家眷从南京送到上海亲友家中暂住。他们50多名不去台湾的立委由邵力子牵头公开登报申明脱离政权，影响很大，受到等人的赞扬。

解放以后黄梦飞回到了南京，暂住在妻弟家中并和柯庆施同志取得联系，不久芜湖市长江靖宇亲自来南京看望黄梦飞，希望他回去担任芜湖明远电气公司的董事长，尽快增加发电量以促进当地工业的发展。黄梦飞看到江市长很诚恳就欣然接受，举家迁往芜湖。不久各地纷纷成立工商联合会，那时芜湖最大的企业就是明远电气公司，黄梦飞被选为芜湖市工商联主委，并参与民主建国会地方组织的筹建工作。

之后，中共安徽省委为了加强省工商联领导班子建设和筹建省民主建国会的工作，将黄梦飞调到合肥担任省民建和省工商联的副主委，兼任全国工商联执委和省政协常委。他本来可以在这个更大的平台上做更多的工作，但是1957年一场反右斗争的风暴袭卷而来，“”的帽子戴到了他头上。除保留省政协委员外，他被撤去了一切职务。1969年黄梦飞因患食道癌病逝，终年75岁。1979年中共安徽省委对黄梦飞等7位厅局级“”进行了彻底改正。王光宇副书记代表省委发言，说黄梦飞“是与我党长期合作共事的亲密朋友，他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是值得人们怀念的……”

黄梦飞有四子一女，皆受过高等教育、学有所长并获高级职称，且都子孙满堂。

政协委员的“社会主义梦"

黄梦飞的第四个儿子黄舜，解放后随父在芜湖一中读高中后，考取了上海财经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的前身）企业管理系。

1954年黄舜大学毕业时，正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前两年。东北工业基地迫切需要大批科技和管理人才，黄舜作为一名共青团员第一志愿就填了东北，实际分配在齐齐哈尔市铁道部所属的机车车辆厂计划科，从事全厂的计划编制工作，后逐渐成了业务骨干。1963年，黄舜获经济师职称。

1970年中苏边境冲突加剧，铁道部搞“三线建设”，在四川山区筹建一个新的车辆厂，黄舜与妻子商量后决定报名参加。山区建厂条件十分辛苦，出门是“头顶蓝天、脚踏荒山”，回家是“土墙、草棚、泥地”。建厂缺少红砖，黄舜就根据半自动化的“隧道窑”图纸组建了一座现代化砖厂。不仅提供了建厂的需要，而且降低了煤耗，改善了劳动条件，解决了大量职工家属和当地青年的就业。直到工厂基本建成、部分投产时，黄舜因父亲去世、母亲年老有病无人照顾，由中共安徽省委统战部出面联系调回合肥工作。他先在某中型企业生产科和企管办工作，不久省经委听说黄舜是学企管的又有20年的实践经验，就把他要到省经委企管处工作。当时全国企业管理协会从日本请来专家到合肥市针织厂搞“企业诊断”。黄舜代表省企协去协助工作并学习这些诊断方法。他按省经委的要求把该专家的诊断技法编写成书面教材，为省经委举办的几期“企业诊断培训班”讲课，还为合肥工业大学的管理系作了“企业诊断”的专题讲座，并被聘为合肥市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当时安徽大学的经济系急需企业管理专业教师，黄舜觉得教学科研更为单纯，就走上了教学生涯。

1980年安大经济系只有3个教研室：对外贸易、企业管理、宏观经济，黄舜担任企业管理教研室主任。由于善于理论联系实际，黄舜很快受到了学生的欢迎，还获得了学校颁发的教学和科研两项奖状。

1982年他在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全省第一本企业管理的专著，头版只发行了3000册，出版后立即被省经委确定为全省经济管理专业职称的考试用书。由省经委增订1万册发给全省企业管理层。1983年他根据自己20多年在企业提出的改革经验，上升到理论写出了《论综合管理及其体制》一文，发表在《安徽大学学报》上，很快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刊载全国发行。

1984年秋，《安徽大学学报》上又刊登了黄舜的另一篇论文《社会管理学初探》。该文因思路新颖被《新华文摘》及时转载，也让他在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今后一定要写一本社会管理学专著。1985年他在安大等到了职称评定的机会，顺利评聘为副教授。

那时正值各派恢复与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民主建国会是个经济界的党派，需要在高校经济学科中发展一批会员、建立基层组织。省市一些老会员就积极地发展黄舜参加了省民建。

1987年黄舜被选为省工商联的兼职副主委。1988年省民建与工商联分署办公，为了便于民建省委会加强和经济界知识分子的联系，组织决定将黄舜调整到省民建担任常务副主委，兼任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常委和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此后他经常被邀请参加省委召开的民主协商会，且都能充分准备、积极发言。1995年在省委、省政府制定全省“九五规划”草案征求党派意见时，黄舜准备了10余条修改意见。例如文件中有一句话是：“要提高广大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黄舜提出：“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不只是群众要提高，干部更需要提高，否则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建议在‘广大群众’的前面加上‘党政干部和……’5个字，以体现干部和群众共同学习、共同提高”。后来在正式文件中不仅加了那5个字，而且还强调了“特别是领导干部要……”

黄舜从1988-1992年连续5年代表民建省委会在省政协全委会上作大会发言。他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对国企改革、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整顿经济秩序、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等方面建言立论。发言中不仅提出问题、分析原因，而且提供措施，他深入浅出的发言风格深受委员们的赞赏。

1995年他针对当时统计工作中“估报、虚报、瞒报”等不良现象，在全国政协提出了《尽快修订统计法、切实提高统计质量》的提案。国家统计局对此评价很高，在提案上批注：“为今后统计法的修订，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意见。”这份提案还被评为第八届全国政协的优秀提案。

为了响应全国政协提出的“建言立论”要求，黄舜更注重“书面发言”的议政方式。每年他都提前两三个月进行选题、调研、收集数据、撰文稿，做到观点明确、论据充分、建议可行，使每篇发言稿都是一篇精干的论文。

1996年国家提出了“九五计划”和到2010年的远景规划，其中突出了“科教兴国”的方针。黄舜仔细研读这两个规划后发现：在“科教兴国”的章节里都忽略了“社会科学”的内容。于是他就向全国政协提交了《要重视社会科学、全面贯彻科教兴国》的大会发言稿。文中指出：科学包括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诚然发展生产力是基础、是第一位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必须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建设，否则生产力也会受到制约。建议在规划中增加支持发展“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和措施。此文一出引发了社科界的热烈响应，《经济日报》《光明日报》连续3天刊登了黄舜及社科界委员这方面的意见。《工人日报》还重点对黄舜的建议作了正面的评论，从而促进了两个规划的完善。

1997年黄舜提出了《要重视“政风”建设》的书面发言。他认为：政府掌握着人、财、物、文、政等巨大资源支配权，这些权力被用于私利就是“政风”问题。群众反映有些政府部门“门难进、话难说、脸难看、事难办”等也都是政风问题。“党风”不能代替“政风”，不能做“政风”的挡箭牌和避风港。他提出：党要督促政府部门端正权力观，树立服务意识、敬业意识、改革意识，努力提高行政管理水平。两年后，全国各省市都根据中央的部署召开了“政风建设大会”，黄舜应邀参加了安徽的该会。会后他深有感触地说：政协委员的建言立论有的立竿见影，有的则要经过时日的考验，绝不是“说了也白说”。

2001年初，经济界对国有企业“进与退”的问题争论不休，在各大媒体甚至党政文件中经常有“国有企业要从竞争领域中退出去”的提法。黄舜针对这种论点写了一篇《国有企业怎样有进、有退》的发言稿。全国政协会议上民建界别召集人认为这个文稿内容很专业，就问：“明天中央领导来参加民盟和民建的联组会，你愿意发言吗？”黄舜说：“我就是为参政议政来的，当然愿意。”第二天联组会委员长和成思危等副委员长悉数参加，当时统战部的刘延东副部长也在座。黄舜第二个发言，他说：国有企业的“进”不一定要表现在投资规模、产品数量上，更重要的应体现在产品质量、管理水平、职工素质、企业效益等方面的进步。至于“退”，现在流行一种要“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中退出去”的舆论是不对的。这种提法既无理论依据也不合实际情况，希望党政文件和宣传媒体对这种提法要慎用。并希望人大能早日出台国有资产管理法，防止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发言得到了在场委员的热烈掌声。会议结束时，委员长对黄舜提出尽快出台国有资产管理法的建议解答说：“可以先搞一个地方性的法规，成熟后再纳入国家法制”。对此回答，黄舜很是满意。回到合肥不久，在省里出台的文件中又有这个不当的提法，征求派意见时黄舜也说明了原由立即得到删除。

在从事参政议政的3届15年中，黄舜还有许多有创意的发言，在此不能一一列举。

黄舜70岁退休后，当年在高校打算写一本社会管理学专著的心愿有时间来实现了。经过3年努力，他完成了专著《中国社会管理研究》，于2007年1月在北京正式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