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3 01:24:38
一、总体思路
坚持新闻宣传、社会宣传、网络宣传、理论宣传、文艺宣传“五宣联动”，综合运用新闻报道、展板专栏、微信公众号、理论宣讲、志愿服务、文艺演出等形式和载体，不断扩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覆盖面，全面营造浓厚的扫黑除恶氛围，切实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知晓率和参与度，鼓励群众敢于同黑恶势力做斗争，踊跃提供线索、揭发检举，掀起全民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高潮。
二、宣传重点
1、党中央作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大决策的重要意义。
2、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
3、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举措。
4、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重要领域的进展。
5、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主要工作亮点。
6、人民群众正面评价和积极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三、宣传形式及职责任务
（一）新闻宣传
1、积极向电视台报送专项斗争中的创新方式。
2、深挖新闻线索，精心确定选题，围绕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客观分析、明确观点、体现思想、强化引导。
3、其他报道把握尺度。加强审核把关。所有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报道，特别是侧记，反响报道等，不对尚未审结的案件作定性报道，不泄露政法机关侦查手段，不渲染涉黑恶犯罪暴力场景。
（二）社会宣传
1、城镇宣传。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创建省级文明城市社会氛围营造，突出打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社会氛围营造“三个系列”，综合形成全方位立体体系。电子可视系列：充分利用辖区内各类电子大屏、电子牌显示标语口号、公益图片，开展宣传；户外广告系列：充分利用小区宣传板开展宣传；活动宣讲系列：结合“公益”活动，广泛发动辖区内各行各业志愿者进楼入户，发放传单、宣讲政策。
2、重点人群、重要领域宣传。与辖区内的第四小学、第八中学、第十中学充分沟通协调，结合未成年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以校园广播、国旗下讲话、主题班会、发放致家长一封信等形式做好面向青少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宣传。创新方式方法，做好团结广场、住邦商场、骆驼岭大型超市、百佳锦华大型超市等人流密集场所的针对性宣传。
（三）网络宣传
1、网络媒体。参照市级网络媒体方式，以转载推送中、省级、市级宣传报道为主，结合实际，在和社区微信公众账号、微信群固定推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知识、报道、公益广告，着力扩大宣传覆盖面。
2、其他网络媒体。向市级网络自媒体报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举报信息、重点新闻报道等其他形式的网络宣传产品。
（四）理论宣讲
1、“大宣讲”讲好“大道理”。和社区开展集中宣讲，向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和群众宣讲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知识。
2、“互联网+”传播“好声音”。充分发挥新媒体方便快捷、覆盖面广、互动分享的特点，以手机微信平台为依托，在微信群发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理论学习，提升“微学习”传播力和引导力。
（五）文艺宣传方面
1、强化扫黑除恶文艺作品创作。策划编排一批反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小品、快板、舞蹈等文艺作品，在组织的“五一”、“十一”等文艺汇演上表演。
2、开展扫黑除恶文化活动。以文艺精品巡演、书画摄影作品展播等多种形式。开展不同层次的文化活动。
四、工作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精神，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理念，扎实推进卫健系统平安创建工作，努力营造“关注健康、珍爱生命”的社会氛围，提高安全防范能力，形成健康、有序、安全、和谐的社会卫生大环境，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
二、基本原则
1.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强化“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卫健工作宗旨，坚持群众路线，加强标准化建设，推进规范化管理，提升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公共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各类对象的服务需求。
2.重在基层、全民参与。始终把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扫黑除恶的重心和着力点放在基层一线，按照全县整体部署，扎实开展卫健系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努力形成社会管理人人参与、共管共享的良好氛围。
3.统筹协调、源头治理。建立健全源头治理、动态协调、应急处置相互衔接、相互支撑的机制，从源头上、根本上解决问题、减少矛盾。
4.立足实际、改革创制。积极稳妥地推进卫健系统社会管理理念、制度、体制、机制、方法创新，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5.依法管理、综合施策。加强卫生健康领域执法调查、扫黑除恶工作研究，综合运用法律法规、经济调节、行政管理、道德约束、心理疏导、舆论引导等手段，通过平等沟通、协商、协调、引导等办法解决卫生健康领域管理工作中的问题，妥善化解医患矛盾纠纷。
三、工作目标
以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为基本任务，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以开展平安建设和平安医院创建活动为载体，以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为核心，以落实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各项措施为抓手，深入开展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加强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加强与县直各单位协调配合，认真做好联系点工作，总结经验，改进不足，提高工作水平，推动平安创建活动深入开展。进一步明确各单位、各部门预防化解工作任务，协调指导好医患纠纷预防、调解处理工作及扫黑除恶工作的开展，制定行之有效的工作措施和对策。
四、重点任务
1.建立健全综治工作制度。进一步落实社会管理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目标管理责任制、一票否决制。明确综治工作责任，真正把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实际情况与干部考核、任免、奖惩挂钩。进一步加大领导责任追究力度，加强日常监控和督查工作，切实做到考实评准，推动各项工作全面开展。
2.开展“星级平安医院”创建活动。建立健全“星级平安医院”创建组织，研究制定和细化工作任务，明确各部门和单位的职责要求，深入推进“星级平安医院”创建活动。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把“星级平安医院”创建活动与其他卫健工作同计划、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切实抓出成效。
3.加强卫健系统安保工作。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做好重点部门、重点单位的安全保卫工作，防止重大人员伤亡事件和恶性治安案件发生。切实做好设备、特殊药品、麻醉精神类药品和医用放射源及实验室生物的安全管理工作，落实安全管理各项措施、全年无因特种设备、特殊药品、麻醉精神类药品和医用放射源管理不当所造成的失窃、滥用、不安全等行为；结合“星级平安医院”创建工作，进一步规范诊疗活动，提高医疗质量。结合实际，制订单位职工综治管理、安全知识和技能培训计划，电梯、锅炉和其他高温高压等特种设备操作人员要按照规定持证上岗。邀请公安、消防、质监、安全等部门专家开展专题讲座，并适时开展联合排查和整改，做到排查不留死角、整改规范到位。对发现的一般性问题要及时整改，对一时难以整改到位的，要根据专家建议妥善做好相应的防护工作，避免事故发生。严厉打击各种偷盗、抢劫、入室盗窃等犯罪行为，增强群众的安全感。坚持领导带头，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带班和值班制度。定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进一步完善内部安全检查及扫黑除恶制度，每月开展一次内部安全检查和扫黑除恶排查工作，重点部位定岗、定人、定责，做到每日检查；认真总结排查整改工作经验，针对发现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及时修订、完善内部规章制度，严格落实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台帐资料整齐、规范。
4.加强专项整治活动。积极参与整顿和规范医疗卫生市场秩序，深入开展关系人民健康和国计民生的医疗、公共场所卫生专项整治和打假活动，打击商业贿赂等违法犯罪行为。落实防范措施，加强消防、禁毒工作，抓好各类专项整治行动。做好节庆日和重大活动场所的安全保卫工作。集中开展好排查调处矛盾纠纷、排查整治治安问题“两个排查”活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认真研究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有效方法，不断总结经验，因地制宜，讲求实效，使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的政策、措施切实得到落实。健全工作制度，完善工作机制，明确职责任务，加强信息和通报工作，促使矛盾纠纷排调处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要接照“主管领导、部门负责、群众参与、齐抓共管”的要求，坚持集中排查调处与经常性排查调处相结合，努力把各种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切实做到“事故纠纷能解决，问题矛盾不上交”。
5.加强消防安全管理。按月组织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切实消除隐患，做到全年不发生消防安全事故；切实加强消防“四个能力”建设，确保按期通过验收。配备与承担保卫任务相适应的保卫力量，做到单位内部职工管理有序，情况清、底数明；建立单位从业人员中外来暂住入口和对外出租房屋的管理制度，明确专人管理；本单位不发生影响政治、治安稳定问题，无集体、越级上访情况发生。
五、工作措施
1.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成立卫健系统平安创建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的总体协调和日常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职责：负责组织、领导卫健局机关平安创建工作；负责制定平安创建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负责与县直各单位签订《平安创建目标管理责任书》并督促落实；负责按时上报月、季、年度总结及相关工作材料，组织落实上级有关部门安排的相关工作；组织参与各种宣传月、宣传周、纪念日宣传活动；定期安排检修和更换局机关内部防盗监控、消防设备等。
2.精心组织，狠抓落实。各医疗卫生单位要建立由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各相关科室部门和人员合力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综治工作机制，并将综治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年度工作要点和考核范围，与有关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落实，进行常态化管理，确保组织领导有力、隐患排查治理到位、安全防范措施落实。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承担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亲自抓，负总责，积极实践探索，研究新情况，协调解决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3.层层发动，全面动员。各医疗卫生单位要广泛开展综治工作宣传，积极发动群众，努力营造群防群治的综治工作氛围。要充分利用宣传橱窗、电子显示屏、院刊院报等宣传阵地，加大综治工作宣传力度。单位内部尤其是科室内和重点部位要张贴宣传标语和安全警示标志，切实增强职工综治工作和安全生产责任意识。
4.加强协调，形成合力。各医疗卫生单位要针对新形势下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积极研究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通力配合，密切协作，努力提升社会管理综治工作水平。
5.强化督导，实施考评。卫健局将落实平安创建工作任务纳入年度责任考核体系，作为对相关单位、科室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卫健局平安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将加强协调指导和督促检查，对工作扎实、成效显著的给予通报表彰，对落实不力、成效不大单位的将予以通报批评和问责。
关键词：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单位犯罪 财产刑 资格刑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涌现，犯罪率也急剧上升。与犯罪率急剧上升相对应，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也日益猖獗并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随着我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全国范围内的深入开展，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也日益面临一些棘手的问题：黑社会性质组织应该如何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应该如何区分？怎样才能真正有效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肯定会影响司法机关打击该类犯罪的效果。鉴此，笔者下面拟结合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一些个案对这几个问题作些探讨，以期对完善我国的刑法学理论与指导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如何界定
根据199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294条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指“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组织。笔者认为，该定义最大的缺陷是过于笼统，没有充分揭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基本特征。具体而言：（1）该定义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的描述过于抽象，特别是以“有组织”一词来描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既违反了下定义的基本原则，也缺乏可操作性；（2）该定义没有充分揭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难以准确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犯罪集团等之间的界线。（3）该定义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的描述过于简单，未能充分体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基本性质。
鉴于1997年《刑法》第294条的定义存在上述明显的缺陷，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第1条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应具备以下特征：“（1）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2）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3）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4）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与1997年《刑法》的规定相比，《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进行了明确化、细致化，有利于打击我国港、澳、台地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渗透到祖国内地的犯罪活动。但是，《解释》仍然存在明显的缺陷，特别是其中的所谓“‘要有保护伞’的规定”，⑴极大地制约了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力度，甚至造成司法纷争。⑵为此，2002年4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又进行了立法解释，明确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四个特征：（1）形成了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2）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3）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4）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与《解释》相比，上述立法解释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明确规定“有保护伞”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选择性特征；（2）进一步明确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3）新增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控制性或影响性。
不过，随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形式和手法发生新的变化，立法解释的缺陷也逐渐显露出来。有学者指出：“在各级政法机关持续不断的严打高压下，黑恶势力不断翻新犯罪手法和组织形式以逃避打击。他们更多使用言语恐吓、电话滋扰、聚众摆势等‘软暴力’行为来达到目的，采取围而不打、打而不伤、伤而不重的手段逃避打击。组织头目趋于‘幕后化’，
不直接参与具体犯罪。一般成员趋于‘市场化’，临时雇佣社会闲散人员实施威胁恐吓行为。一些黑恶势力以合法的公司、企业等实体作掩护，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这些新手法、新形式，都加大了政法机关对黑恶势力的打击难度。”⑶特别是在我国掀起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高潮后，全国各地的公安、司法机关普遍反映如何理解和认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比较困难，从而影响到办案的效率和效果。那么立法解释的缺陷又表现在哪里呢？以下详述之。
1．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的规定不妥当
这里所说的不妥当具体是指：（1）立法解释将“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明显欠妥。一般而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要成员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密切合作、荣辱与共的关系，并且骨干成员比较固定，但也存在例外情形。在重庆市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警方发现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增强隐蔽性往往采用各种手段制造“人员频繁更替”的假象，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要成员并非基本固定，而是不定期的变换，这往往给司法机关认定其犯罪的性质带来很大的困难。例如，重庆市的女“黑老大”谢才萍在庭审中曾对公诉人指控的罪名提出了异议，在庭审过程中人们对谢才萍是否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也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立法解释将“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并不妥当。从字面上讲，“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是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成员基本上稳固、确定，不经常变换，而这与“有骨干成员”的要求不同。“有骨干成员”是指只要拥有骨干成员即可，至于骨干成员是否经常变换、是否基本固定可以在所不问。从“谢才萍案”看，虽然其骨干成员时有变动，但始终存在骨干成员，至于一般成员则趋于“市场化”。其实，只要有骨干成员就有可能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至于其骨干成员是否经常变换并不影响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结构及运作，也不会影响该组织对社会的危害性。由此可见，将“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不仅没有实质意义，反而给公安、司法机关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带来困惑。（2）立法解释忽略了犯罪组织存在的期限性。稳定本指“稳固安定”，⑷侧重于揭示犯罪组织成员之间内在的关系，而并非期限本身。由于立法解释忽视了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的期限性，因此难以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犯罪集团等区别开来。根据1997年《刑法》第25条的规定，犯罪组织具有稳定性以及成员具有固定性是犯罪集团的基本特征。由此看来，强调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的期限性很有必要。其实，强调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期限性，既是外国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经验总结，也是我国扫黑除恶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例如，日本1991年《暴力团对策法》第2条第2款规定：“暴力团是指有可能助长其团体的成员（包括这个团体的构成团体的成员）的集团性、长期地进行暴力型不法行为的团体。”⑸德国由司法界和警界共同组成的“组织犯罪的刑事追诉”研究小组的专家也认为：“有组织犯罪是追求利润或追求权势的有计划的犯罪活动，组织犯罪两个以上的参加者，长期或不定期在下列的情况下分工合作：（1）运用营运或类似商业的结构；（2）使用武力或其他足以使人屈服的手段来影响政治、公共行政、司法或经济”。⑹总之，不管是何种黑社会性质组织，它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首先便是有组织，虽然内部结构的严密程度高低不同，但一般具有存在的持久性”。⑺从我国扫黑除恶的司法实践看来，几乎所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都存续了一定的时间，少则一、二年，多则十几年，因此，如果不强调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期限性，那么很容易出现将犯罪团伙或犯罪集团等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后果。
2．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特征的规定不科学
这里所说的不科学具体是指：（1）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来源的揭示不准确。立法解释强调黑社会性质组织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而且这种经济实力是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手段获取的，这就将本来就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后来又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手段获取更大利益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排除在外，因而失之片面。从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结果看，黑社会性质组织敛财的方式往往具有多样性，既可能通过实施、敲诈、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攫取经济利益，又可能通过开办公司、企业等方式“以商养黑”、“以黑护商”。此外，还有一些单位是在从事合法经营获取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再转变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如重庆市原大正集团董事长马当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就属于此类。由此可见，任何犯罪组织无论其财产是通过非法手段聚敛的还是通过合法方式获取的，只要其将其中部分或全部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维系犯罪组织的生存、发展，就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2）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追求的目标限制过窄。立法解释将黑社会性质
组织追求的目标限定为“获取经济利益”，这一限定过于绝对。从司法实践看，获取权势等社会资源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追求的目标。例如，在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抓获的“黑老大”黎强，原系重庆渝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强公司”）董事长。在警方公布的67名黑恶团伙首犯及骨干分子中，黎强所具有的头衔就非常多。其实，获取权势等非经济利益往往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追求的目标，这从外国的立法例中也可以看出。例如，《意大利刑法典》第416条一2第3款规定：“当参加集团的人利用集团关系的恐吓力量以及从属和互隐条件，以便实施犯罪，直接或间接地实现对经济活动、许可、批准、承包和公共服务的经营或控制，为自己或其他人取得不正当的利益或好处，意图阻止或妨碍自由行使表决权，或者意图在选举中为自己或其他人争取选票时，该集团即为黑手党型集团。”⑻由此可见，将黑社会性质组织追求的目标限定为“获取经济利益”并不利于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3．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的规定不合理
立法解释第3项本来是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的，可是其又在后面添加了结果要素——“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这样的解释既限制了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又有画蛇添足之嫌。“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是一种纯粹的结果，并非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再说也不是所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都必须出现上述后果才能成立。从司法实践看，也存在一些在非法获取公共资源和利益后从事慈善事业、资助一方穷苦百姓以欺骗不明真相群众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综上所述，为了适应新形势下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需要，笔者认为应当根据以下几个特征来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1）形成较稳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以及骨干成员；（2）以一定的经济实力为支撑，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获取经济或其他利益；（3）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4）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如何区分
（一）新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引发的困惑
目前不少人都感觉如何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比较困难，这主要是因为在新的形势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些“公司型”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以合法的公司作掩护，以暴力、暴力相威胁或腐蚀为手段，以一定的政治身份或背景为“护身符”，进行合法经营、非法经营与违法犯罪相交织的活动，让人难辨“黑白”。有学者通过对重庆市22个涉黑案件（不含岳林涉黑案、龚刚模与樊奇杭涉黑案、王兴强涉黑案）进行分析发现，50％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都拥有合法的公司。⑼由此可见，利用合法的公司作掩护以获取经济利益或者其他利益，成为目前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最主要和最高级的犯罪形式。
在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曾出现过是单位犯罪还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争议，而这样的争议则主要体现在“黎强案”中。黎强在庭审中辩称，“渝强公司”成立合法，根本不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渝强公司”与其他公司的矛盾属于经营纠纷；“渝强公司”所进行的车辆运营及房地产开发业务都有政府的批文，不应该算非法经营。⑽显然，黎强是在狡辩。黎强的辩护律师、西南政法大学赵长青教授在辩护时曾提请法官注意四个界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做大做强”的民营企业违法犯罪的界限、组织行为与公司行为的界限、组织经济利益与公司经营利益的界限、一罪与数罪的界限。⑾虽然赵长青教授的辩护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但这也说明要准确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不可否认，“公司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确实存在许多相似之处。我国权威的刑法学家认为，单位犯罪的成立除了应具备法定要件（单位主体与刑法明文规定）外，还应当具备如下两个要件：（1）体现单位意志；（2）为单位谋取利益。⑿笔者认为，仅根据单位犯罪的上述成立要件，仍然难以区分单位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理由如下：（1）虽然单位犯罪的主要特征是体现单位意志、为单位谋取利益，但体现组织意志、为组织谋取利益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主要特征，因此，当合法成立的单位异化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时，两者之间的界线就很难划清。（2）合法的企业或单位等市场主体具有严密的组织性、经济性等特征，而这一特征黑社会性质组织同样具备。（3）单位是合法成立的组织，很容易利用或得到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纵容，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很容易形成控制力量或重大影响，而这一点黑社会性质组织也具备。（4）根据199
7年《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我国单位犯罪的范围十分广泛，因此，很容易造成单位犯罪与纷繁复杂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相混淆的局面。正因如此，我国有学者指出：“在认定本罪时，应当特别注意那些以公司、企业形式出现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些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公司、企业为依托，以经济活动掩饰犯罪活动与犯罪所得来源，以获取的经济利益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经济能力与基础，以贿赂等手段腐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求得政治上的保护，具有严密与稳定的组织结构，因而具有极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与危险性。”⒀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的区分
由于“公司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存在较多的相似之处，因此，要划清二者的界线就必须结合刑法、有权解释的相关规定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进行综合判断。如果公司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基本特征，即便是合法成立的公司实施的犯罪，也应当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如果公司不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基本特征，即便是其犯了罪，也不能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而只能认定为其他共同犯罪或单位犯罪。一般而言，可以根据以下几点来判断某一犯罪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还是单位犯罪。
1．看从事的犯罪活动是否具有长期性
如前所述，犯罪具有长期性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依法成立的单位实施的犯罪通常带有暂时性。因此，如果某一单位实施的犯罪活动具有长期性，那就表明其经营活动主要不是通过合法的形式来进行的，而是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来进行的。也就是说，其合法经营已名存实亡或者沦为辅助形式，这样的单位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已没有本质区别，将这样的单位实施的犯罪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也是名至实归。
2．看从事犯罪活动时是否具有暴力化倾向
虽然采用暴力手段并非所有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犯罪的必备手段，但也是其比较突出的一个特征。正因如此，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的刑法在界定有组织犯罪时都特别强调暴力手段在该类犯罪中的作用。例如，《法国刑法典》第431—13条至第431—21条规定了组织、参加或重建武装小集团罪。其中，第431—13条规定：“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之外，持有或掌握、得到武器、具有组织特征、足以扰乱公共秩序的任何团体，均构成武装小集团。”⒁在我国，虽然暴力手段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犯罪的唯一手段，但仍然是其重要手段。我国有学者指出：“在有组织犯罪集团（黑社会组织）那里，我们也看到了多种形式的有组织暴力，它们是一些分散的、零散的、粗糙的犯罪集团……一般来说，暴力与组织的结合越完美，形成的权力越强大有力，就越少直接使用暴力。国家如此，有组织犯罪集团和黑社会组织也如此。”⒂一般而言，如果某一单位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那么即使其实施犯罪也很少借助暴力形式，更不会非法拥有枪支、弹药、管制刀具等凶器。因此，是否非法拥有枪支、弹药、管制刀具等凶器并体现出暴力倾向，可以作为区分单位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重要标准之一。
3．看实施犯罪成员范围的大小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所有成员都是犯罪分子，他们都清楚自己参加的组织是何种性质的组织，也理解自己加入犯罪组织后将要实施的行为；而单位犯罪通常是由代表单位意志的决策者或执行者实施的，其实施犯罪的成员范围非常有限。因此，根据实施犯罪的成员范围的大小来区分单位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4．看犯罪分子追求的目标与危害程度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不管是通过暴力、威胁手段实施还是通过组织的势力和影响对他人形成心理强制或威慑、凭借所谓的“谈判”、“协商”、“调解”等非暴力手段实施，其目标通常不是为了获得某一具体的利益或影响，而是为了在一定区域内或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而单位犯罪只是为了取得某一具体的利益或影响，不管其实施犯罪的次数有多少，都不会在一定区域内或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也不会对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罚如何配置
（一）我国刑法在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刑罚方面存在的缺陷
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一个类罪名，它集中体现在1997年《刑法》第294条的规定中，具体包括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从我国当前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司法实践看，我国刑法在规定该类犯罪的刑罚时主要存在以下缺陷；
1．法定刑的幅度过小
从1997年《刑法》第29
4条的规定看，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都只有一个法定刑幅度，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有两个法定刑幅度。显然，这样的刑罚配置不能适应新形势下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需要。具体而言：（1）过小的法定刑幅度难以适应惩罚具有不同犯罪规模、不同社会危害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需要。目前，我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已经进入高发期，形形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层出不穷。例如，在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重庆市警方掌握的各种黑恶势力团伙就有104个。⒃这些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规模大小不一，有的人数多达数百人，有的则只有数人、数十人。另外，这些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非法获利的数额也有很大的差异，少的仅数十万元，多的则达数十亿元。黑社会性质组织规模大小、获利多少的差异决定了其社会危害性有所不同，而这些在刑罚的配置上应该得到体现。（2）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组织程度非常严密，分工也非常精细，过小的法定刑幅度难以适应惩罚不同犯罪分子的需要。例如，在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落网的陈明亮、龚钢模、陈坤志、岳村、黎强、王天伦等重大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均是某公司、集团或夜总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他们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起着组织、领导作用，而其手下的许多成员则在他们的授意下实施具体的犯罪。对这些分工、作用不同的犯罪分子进行惩处时，过小的法定刑幅度显然难以体现量刑的公正性。（3）没有考虑对涉案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别制裁。例如，重庆市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揪出了以文强为首的一大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他们充当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保护伞，其社会危害性及影响不亚于首要分子，但是，1997年《刑法》对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共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却没有规定相应的从重处罚条款，这显然是一大漏洞。
2．刑种的配置没有充分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
这一方面的缺陷具体表现在：（1）法定最高刑偏低。根据1997年《刑法》第294条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最高刑为10年有期徒刑。虽然第294条第3款规定了“犯前两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但这样的刑罚配置仍不合理。诚然，如果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实施了其他犯罪如故意杀人、抢劫等罪，那么依照数罪并罚有可能对其判处无期徒刑、死刑，但问题是，这种借助严重暴力实施犯罪的初级形态在当今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所占比例已逐渐降低。目前许多黑社会性质组织更多的是采用言语恐吓、电话滋扰等“软暴力”来实现其目标。这样一来，即使根据其实施的其他犯罪实行数罪并罚也很难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首要分子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等重刑。事实上，较之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实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借助“软暴力”实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有时由于组织程度更高、犯罪更隐蔽，其社会危害性并没有减小。（2）财产刑缺失。1997年《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没有配置财产刑，应该说是一重大失误。目前，无论是《刑法》、司法解释还是立法解释均将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重要特征之一，并且获取经济利益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犯罪的核心目标，而刑法对该类犯罪未配置财产刑不能不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有学者指出：“有组织犯罪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蔓延甚至持续猖獗，与其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不无关系。仅仅规定较重的自由刑，并不足以从根本上给有组织犯罪以致命的打击，要想彻底摧毁有组织犯罪，必须从削弱和剥夺其经济基础着手。”⒄其实，给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配置财产刑早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惩治该类犯罪的通行做法。1970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的《有组织犯罪控制法》中就规定对黑社会犯罪处以高额罚金并没收犯罪全部所得；法国、意大利、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⒅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根据1997年《刑法》第64条追缴违法所得和没收财物之规定也可以削弱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经济基础。⒆但是，笔者并不赞同这种观点。这是因为，一方面1997年《刑法》第64条是追缴犯罪所得的财物、没收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规定，不属于没收财产的刑罚；另一方面，如果说将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所得的财物（暂称“黑色财产”）按该规定予以追缴还能成立的话，那么对其以其他手段获取的利益，如黑社会性质组织利用其强势地位和影响而敛财所得、组织者、领导者、成员自身积攒的钱财或合法经营获取的财物（暂称“灰色财产”）等，简单地归入“个罪”处罚并予追缴没收，这在法律与实践上并不可行。⒇（3）资格刑的配置不合理。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对组织、领导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中危害较重的组织者、领导者和积极参加者没有规定剥夺政治权利，反而是对危害较轻的其他参加者规定了剥夺政治权利。2）对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没有规定剥夺政治权利。3）对资格刑的配置没有细化，如
没有区分政治权利、营业资格等。
3．1997年《刑法》总则未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罚裁量、执行制度作出针对性的规定
当前，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越来越猖獗，社会危害性巨大，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而惩治该类犯罪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充分运用各种刑罚裁量、执行制度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在这个方面，我国刑法在制裁其他犯罪时曾作出了特殊的规定，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如1997年《刑法》第81条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但令人遗憾的是，1997年《刑法》总则却未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作出类似的针对性规定。
（二）完善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刑罚立法的建议
1．加大法定型幅度，提高法定最高刑
目前，外国刑法在这方面有很多经验值得我国刑法借鉴。例如，为了适应惩罚不同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需要，《意大利刑法典》根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组织规模、成员的分工与作用以及武装情况等直接关系到社会危害性的因素，在第416条、第416条一2规定了轻重不同的法定刑幅度。其中，该法典第416条规定的法定刑幅度有：1—5年有期徒刑、3—7年有期徒刑、5—15年有期徒刑。如果集团成员的数量为10人或10人以上，刑罚予以增加。(21)该法典第416条—2规定的法定刑幅度有：3—6年有期徒刑、4—9年有期徒刑、4—10年有期徒刑、5—15年有期徒刑。(22)这种根据不同的情形配置不同的法定刑幅度的做法，显然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其实，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对恐怖主义犯罪刑罚配置的成功经验来看，也可以考虑将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罚设为“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三档。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法定最高刑提高到无期徒刑很有必要。其原因在于，当前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数量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危害十分严重，对社会稳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而过轻的刑罚显然不利于预防和惩治此类犯罪。
2．增设财产刑，同时酌情设置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法对有组织犯罪配置的财产刑都包括罚金型和没收型两类，其中尤以对前者的适用最为普遍。有鉴于此，我国刑法在设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罚时也应当配置财产刑。在刑罚的具体设置上，可以考虑规定对所有犯罪成员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至于罚金的数额，一般宜大不宜小，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例如，1998年《德国刑法典》第43条第1款就规定了一种特殊的罚金刑，罚金总额依照犯罪人财产价值的总额为上限而宣告。不过，这一规定只适用于重大的组织犯罪，大多为集团性的重大犯罪行为，如伪造货币、贩卖人口、媒介娼妓、集团盗窃、洗钱等。(23)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鉴于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公司型”黑社会性质组织越来越多，而这些犯罪组织的合法财产与非法财产往往混合在一起，很难作具体的区分，要求公诉人举证证明哪些财产是可以追缴或没收的非法财产非常困难，因此，对诸如“公司型”黑社会性质组织追缴或没收财产时，不宜采取传统的由公诉人举证的做法，而是应当特别设置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即由犯罪分子自己举证证明哪些财产属于免于追缴或没收的合法财产；否则，视为举证不能，其所有财产将被推定为非法财产而予以没收。
3．完善资格刑的配置
为了预防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利用其政治影响实施犯罪，在设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资格刑时，应当规定“剥夺政治权利”，同时应当将现行刑法对相关犯罪剥夺政治权利的“单处”规定修改为“并处”规定。此外，对于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前科的犯罪分子以及作为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要特别慎重对待，最好在适用资格刑时从严，可规定较长的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以防止其利用政治影响再次实施类似犯罪。
4．增设国家工作人员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从重处罚的规定
我国当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具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国家工作人员参与其中的现象比较普遍。有学者指出：“一些有组织犯罪能够持续存在达数年甚至数十年之久，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有组织犯罪向政治领域渗透，以及对官方特别是对警方的腐蚀、渗透，并与其相互勾结，而主要手段是贿赂、收买官员，寻求保护伞。事实证明，这是有组织犯罪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黑白勾结，警匪一家，决定了有组织犯罪发展的规模、速度以及存在时间的长短
。”(24)在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文强、彭长健、张?|、乌小青、王西平等大批涉黑官员的落网也证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一般而言，如果没有国家工作人员的撑腰，那么黑社会性质组织就不可能长期存在。因此，要想彻底消灭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就应当将那些参与谋划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为之提供帮助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规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共犯并予以从重处罚。
5．针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增设特别的刑罚裁量、执行制度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成员中不少人都具有犯罪前科，因此，对之适用缓刑、减刑、假释等刑罚裁量、执行制度要慎之又慎。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治蓝皮书》课题组对重庆市发生的22个案件的统计，组织领导者有犯罪前科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有7个，占31.8％。另外，重庆市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要成员以“两劳”释放人员和受过打击处理的惯犯为主，而其基本成员大多为无业、失业青少年和闲散农民。(25)由此可见，对于这些具有劣迹、前科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分子，应当严格限制适用缓刑、减刑、假释制度，在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不适用这些制度。当然，考虑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隐蔽性高、组织纪律性强、侦破难等特点，为了分化瓦解黑社会性质组织，对涉案犯罪分子也不宜一律从严。换言之，具有提供分化、瓦解黑社会性质组织有利的事由，如检举、揭发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的犯罪行为、行踪及活动、提供侦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线索、提供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财务状况或武器装备状况经查证属实的等，对行为人也可以根据相关的规定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李洁：《打击有组织犯罪法律适用中的难点及其消解途径》，《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⑵参见卢建平：《中国有组织犯罪相关概念特征的重新审视》，《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⑶潘科峰、孙雪梅：《黑恶势力犯罪正处活跃期 扫黑除恶是长期任务——全国“打黑办”有关负责人详解〈纪要〉出台背景9，《人民公安报》2010年1月14日。
⑷参见胡裕树主编；《新编古今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962页。
⑸转引自冯殿美等：《全球化语境中的有组织犯罪》，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⑹转引自李芳晓：《国外有组织犯罪的概念与特征》，《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⑺储槐植：《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
⑻(21)(22)参见《意大利刑法典》，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第125页，第126页。
⑼参见于振华：《重庆惊现新“黑五类” 专家直言四大“死穴”》，http：／／nv．qianlong．com／33530／2010／02／25／1640@5525561．htm，2010—02—26。
⑽⑾参见康宇：《黎强庭审连说“对不起”》，《辽沈晚报》2009年11月1日。
⑿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236页。
⒀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15页。
⒁《法国刑法典》，罗结珍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页。
⒂何秉松：《中国有组织犯罪研究》第1卷，群众出版社2009年版，第233页。
⒃参见邓全伦：《重庆打黑风暴》，http：／／www．time—weekly．com／2009／0820／zmmd awmdawmzmzmq．html，2010—06—11。
⒄卢建平、郭理蓉：《有组织犯罪刑罚之比较研究——兼论我国刑法关于有组织犯罪刑罚规定的完善》，《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2期。
⒅参见罗锦桂：《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应增设财产刑》，《人民检察》2002年第7期。
⒆参见马长生、彭颖等：《我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及其刑法规制——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为视角》，载《首届全球化时代犯罪与刑法国际论坛论文集》，河北廊坊，2009年10月，第33页。
⒇参见姚毅奇：《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附加刑之完善——以“反黑”司法实践为视角》，《犯罪研究》2009年第5期。
(23)参见王世洲：《德国经济犯罪与经
济刑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8页。
(24)康树华：《我国有组织犯罪的现状及其治理》，《法学家》2008年第3期。
(25)参见宋正发：《2010年法治蓝皮书披露重庆涉黑组织内幕信息资料》，http：／／www．suilinlawyer．cn／e—readnews id＝447，2010—06—13．
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是中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惩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方针之一，是我国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的首要环节，也是邓小平民主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83年8月开始第一次严打斗争到现在，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开展了三次“严打”整治斗争（第一次“严打”时间为1983年8月至1987年1月底；第二次“严打”开始于1996月4月；第三次“严打”从2001年4月开始，为期两年）。当前正在进行的“严打”，以有组织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盗窃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为重点打击对象，采取了“严打”与整顿市场秩序相结合、“严打”与查处腐败相结合的主要做法。此次“严打”开展以来，在“严打”的强大攻势下，一批为非作歹的黑恶势力被摧毁，一大批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处，社会治安形势开始有一定的好转。这充分说明了“严打”方针的重要意义和实际效应。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严打”毕竟是在特殊时期针对某些特定的严重犯罪采用的特殊手段，如果过高地估计“严打”的实际效能，可能会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乃至在根本上违背“严打”的初衷。
因此，从“严打”的政策意义角度，必须对“严打”的政策定位予以理性的分析和界定。从“严打”的司法实务贯彻方面，本文选取了“严打”中刑法适用的两个重要方面的问题进行重点剖析：一是“严打”中刑法基本原则的贯彻。选择此问题主要是因为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的精神和灵魂，是刑事立法和司法的指导、统帅。执行“严打”政策必须站在全面贯彻执行刑法基本原则的高度。二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法律界限的把握，着重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与相关概念的界限进行了分析。这是因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点是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打击，而是否成立黑社会性质组织则是开展此项斗争的关键。科学、合理地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概念和特征，对于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及其相关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二、“严打”的正确定位
“严打”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其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从法理的角度，必须对“严打”的政策予以恰当的定位，既不能夸大其在打击犯罪中的作用，同时又要处理好“严打”政策与执行法律之间的关系。
（一）“严打”与依法治国方略的关系
依法治国，是党的十五大确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的长期的方略。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是坚持人民民主的重要保证，它要求各政党、组织、国家机关与公民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严格依法办事，而绝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严打”作为中央针对特定严重刑事犯罪而提出的一项重要刑事政策，应当在社会主义法治的轨道上进行，必须符合国家依法治国方略的长远目标和内在要求。“严打”作为一项刑事政策，它与刑事法律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作为国家法律实务部门的具体行动，刑事政策活动必须遵循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法律为政府的活动预设了许多限制，政府不能突破法律、违背法律而另搞一套。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国历次“严打”都强调“依法从重从快”。也就是说，这种“从重从快”，不是可以突破法律的界限，任意多捕、盲目从重，甚至对犯罪分子随意加重处罚；也不是可以超越法律程序，剥夺犯罪嫌疑人应有的诉讼权利而草率行事、随意从快。这种“从重从快”，仍须以危害事实为依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对犯罪分子确定刑事责任、适用刑罚，仍须严格遵守刑法总则与分则的各项规定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越是在“严打”期间，越应强调“依法办事”的重要性，越要重事实、重证据，遵循法定程序，严格执行办案法纪，确保办案质量，使所办的每一个案件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只有这样，才能既不冤枉无辜，又不放纵犯罪，才能给各种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以毁灭性打击，达到“严打”的目的。离开法律的准绳，不仅违法，也违背“依法从重从快”的“严打”方针本身。
同时，也只有使“严打”方针的具体操作符合依法治国这一长远的治国方略的内在要求，才谈得上“严打”方针是依法治国在现阶段贯彻实施的具体体现，也才能对依法办事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由于法律本身有其局限性，它虽然在整体上设定了必要的框架，但其不可能告诉政法部门在特定时期犯罪的具体态势、应予打击的重点及具体的行动方案。政法部门如何有效地使用其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有效地打击、预防犯罪，就不仅成为法律领域内的问题，同时也是刑事政策领域的重要问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为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严打”方针，也是依法治国方略在现阶段的实施过程中所允许的。但在“严打”过程中，对这一方针稍有执行不当，即有可能背离依法治国的要求，甚至出现以政策代替法制而破坏法治的现象。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在总结严打整治斗争的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即曾明确提出：“只有在取得严打法律效果的同时，才能取得严打最佳的社会效果。损害法律效果的社会效果，实际上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也是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真正拥护和支持的。”这一论断对正确处理“严打”与国家法治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
（二）“严打”与刑罚的功能和效益的关系
“严打”的基本内容就是适用刑罚的“从重”和刑事程序上的“从快”。这两项基本内容的正确实施，必须对刑罚本身的功能和效益予以恰当的认识。
现代刑法理论认为，犯罪是生理、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综合导致的，在某一时期可能表现为某种“症状”比较明显、严重，刑罚的抗制则如同强心剂，虽确有缓解阵痛之效，但因难免有负面影响而不能滥用，用之过多，其负面影响就显著。刑罚功能的充分发挥，主要的不在于其严厉性和残酷性，而在于刑罚的不可避免和及时性。因而贯彻“严打”政策必须坚决摈弃刑罚万能理论和刑罚工具主义，刑罚的功能及其发挥均是有限的，必须在坚持人权保障的理念下对刑罚合理运用。
从法律经济学角度分析，刑罚就好比犯罪分子购买犯罪的支付价格，犯罪数量将随着预期刑罚的上升而下降，预期刑罚的强化将制止更多的犯罪。而“严打”在战略上具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罪犯”的特征，在战术上具有强化舆论宣传、发动群众参与的特征，兼顾了立法、司法、执法的各个环节，从而有力地提高了组织效率和犯罪侦破率，其取得的刑罚效益是巨大的。但从经济学角度看，其取得的刑罚效益又不是无本万利的，而需要一定的成本支出。在犯罪率由高到低的减少过程中所支付的成本却是递增的。当“严打”通过声势浩大的集中严厉打击活动使犯罪相对减少而使其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削减犯罪可以增加社会的总效益；但当其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时，削减犯罪就会得不偿失。此时如果再一味地进行“严打”则是不利的，只有停止“严打”或降低打击力度、缩短时间、减少规模才是有利益的。这恰恰说明了为什么“严打”初期犯罪率会显著下降，而到“严打”后期或“严打”持续很长时间时犯罪率下降趋缓甚至不降反增。由此得知，对“严打”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严打”并不是次数越多越好、时间越长越好，只有保持以最小的刑罚成本将犯罪最大限度地控制在社会所能容忍的限度内的“严打”才是合理的、科学的。
从刑罚的效益角度看，“严打”中的“从重”也必须有一个限度，不能一律“顶格判处”。一方面，惩罚不断升级，往往会增强受罚者对重刑的耐受度，使受刑体验抑制受刑人再次犯罪的能力减弱，刑罚处罚的边际成本不断地提高；95一方面，过分严厉的刑罚会使公民对刑罚的公正性和合理性怀疑，从而削弱了一般威慑的效果。因此，“严打”政策中的“从重”价值尽管不能轻易地予以否定，但也不宜予以过高的估计。
就“严打”中的“从快”方针而言，在保证办案质量的前提下，及时地审理、审结案件，保障刑罚适用的及时性，则是值得肯定的。这完全符合刑法的公正和功利价值。刑法启蒙思想家贝卡里亚即曾明确地指出，“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他认为，“说刑罚的及时性是比较有益的，是因为：犯罪与刑罚之间的时间间隔得越短，在人们心中，犯罪与刑罚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就越突出、越持续。因而，人们就很自然的把犯罪看作起因，把刑罚看作不可缺少的必然结果。”因此，刑罚的及时性对于刑罚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功能的发挥均具有积极的意义。就“严打”中的“从快”方针来说，其对于提高司法机关办案效率，纠正长期存在的超期揭押、拖延办案，维护司法公正具有积极的正面意义。
但这种“从快”，不能违背法律的规定和当事人诉讼权利保障的需要。对于法律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而规定的一些期限，司法机关不能任意突破，将其缩短。例如，不能将刑事诉讼规定的犯罪嫌疑人的上诉期限和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期限-10天予以缩短，在1983年的“严打”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曾经作出将几类重要犯罪的上诉期限改为3天的决定。在此种立法背景下，虽然对于司法机关而言，缩短上诉期限有法律上的明确依据，但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这种决定本身的公正性乃至必要性，都是值得怀疑的。现行刑事诉讼法已对此予以纠正。而且，这种从快“应当是在达到法律规定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基础上的”从快“，要受到这两个条件的制约。
三、“严打”中刑法基本原则的贯彻
维护公平与正义是作为保障人权、保护社会的基本法律-刑法的终极价值之一。为充分实现其保护社会、保障人权的功能，我国刑法典不仅在总则中确立了罪刑法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和罪责刑相适应等三大原则，而且明确了对于犯罪分子确定刑罚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来判处的量刑原则。我们认为，“严打”政策应当切实贯彻刑法基本原则，即必须以维护刑法的实体公正为原则，在此前提下才谈得上“严打”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问题。
（一）“严打”中罪刑法定原则的贵彻
作为现代刑法的首要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是以人权保障为核心内容，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制度如类推定罪、重法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不定期刑、习惯法、模糊用语等，均绝对排斥。我国1997年刑法典摈弃了类推制度、重法溯及既往等一系列不利于人权保障的规定，于第3条正式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被认为是中国刑法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表明了我国刑法由偏重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向保护社会整体利益与保障个人权利并重转变的价值取向。
“严打”中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刑法的这一首要原则。为此，司法运作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几点：（1）必须严格遵守此次“严打”的对象要求，不能超出此范围而将不属于此次“严打”对象的犯罪作为“严打”的犯罪而予以从重处罚。前已指出，此次“严打”的对象只限于三类犯罪，即有组织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盗窃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当然，上述三类犯罪在具体外延上还存在不明确之处，至于除了爆炸、杀人、抢劫、绑架还有哪些严重暴力犯罪应包括在内，除了盗窃还有哪些犯罪属于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还需要结合本地情况具体划定。但这种不明确性正如同刑法条文中的有些规定一样难免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和包容性。关键是要从立法精神和“严打”的精神出发对之进行合理的界定。我们认为，对上述范围的界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综合考虑：首先，过失犯罪不应包括在内。有的地方甚至将交通肇事犯罪也纳入“严打”范围，这是极不恰当的。其次，结合已经列举出的犯罪的法定刑及其行为方式特征等，从犯罪的法定刑方面加以考虑。严重暴力犯罪的范围，把握为该种犯罪在暴力性特征上、法定刑幅度上与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相当。对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应注意从多发性和严重影响群众安全两个角度，对除盗窃之外的其他犯罪进行合理的界定。（2）刑法中一些具体的制度、规定必须严格执行，不能因为“严打”而突破法律的界限。例如对符合死刑缓期执行条件的，不能因为“严打”而一律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2刑法关于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的规定，也必须严格执行；刑法中规定的减轻、从轻情节、免除情节必须得到贯彻。实践中，有的地方司法机关规定于某时间前向当地司法机关投案自首的，可以予以从宽处理3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将依法予以更加宽大的处罚。这种规定虽然对于在规定时间期限内自首者的处理，符合刑法的规定；但其言下之意甚为明显，即对没有在规定时间及时投案自首的，刑法中的自首规定将不再适用于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就显然违法悖理。 （3）对具体犯罪的认定，必须坚持刑法规定的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不能将本属一般违法性质的行为认定为犯罪。（4）司法解释也不能因为“严打”而超越法律的基本精神而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解释，甚至进行越权解释，作实质上的类推解释。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界定的司法解释是比较科学、合理的，较好地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对此后文还将具体论述）。
（二）“严打”中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贯彻
刑法典第4条明确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此即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的原则，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法治一般原则在刑法中的具体化，同时亦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
应当承认，虽然法律条文明确规定了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的原则，但要在刑事司法中切实贯彻却并非易事。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现阶段我国社会还存在相当程度的妨碍公正、平等执法的现象。在“严打”过程中，贯彻这一原则尤应注意两个问题：
其一，司法机关应坚持在量刑上平等地“从重”适用刑罚，避免同罪异罚、轻重悬殊的现象。
其二，由于“严打”是一项特殊时期的特殊刑事政策，该政策的贯彻执行应有一定的时限。就此次“严打”而言，自2001年4月开始，为期两年。因而上述三类犯罪发生在上述期间之前，而审理发生于“严打”期间，或者案件发生于“严打”期间，而审理却发生于“严打”期间结束之后，那么，对上述犯罪能否适用“严打”的政策呢？这主要涉及因审理时间的不同而影响到是否适用“严打”，从而涉及是否影响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问题。对此问题，理论上和实务中存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观点认为。“严打”虽是一项刑事政策，但涉及刑法轻重这一关涉行为人的人权保障之重大问题。虽然刑法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所引申出来的“重法不溯及既往”是就新旧法律而言的，但从刑法规定这一原则的根本精神出发，对上述问题也应参照刑法的从旧兼从轻原则。即根据此精神，只有犯罪行为发生在“严打”期间而且审理也发生于“严打”期间的，才能适用“严打”的“从重”精神。除此之外（包括行为发生于“严打”前、审理于“严打”期间和行为发生于“严打”期间而审理发生于“严打”）的情形，均不应适用“从重”政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如果按照上述处理方法，则有违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的原则；从而主张无论是行为发生于“严打”前，还是发生于“严打”期间而审理却发生于“严打”之后，均应适用“严打”的政策。
上述问题的确值得探讨。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的出发点均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都走向了极端而均有失偏颇。理由是：就第一种观点而言，我国刑法典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明确指出是就新旧法律而言的3而“严打”中的“从重”尽管也涉及实体的处罚轻重问题，但其毕竟不是法律，而只是政策，二者不能混同。在“严打”集中统一行动前后刑法本身并未作任何修改变化，打击犯罪的精神仍然一贯，因而没有刑法中从旧兼从轻原则适用的法律依据。就第二种观点而言，其不妥之处有二：首先，上述问题无论处理结果如何，与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并无必然的关联。因为即使不是“严打”政策，换作是法律，在行为时是重法而新法为轻法的情况下，共同犯罪中的一人因在重法适用期间被抓获、被审理，从而适用重法；但共同犯罪中的另一人因逃跑未能在重法适用期间被抓获，审理时恰巧轻法适用，则本着从旧兼从轻原则，对后者则适用轻法。不能因为二人一起实施犯罪一人按重法处理、一人按轻法处理就认为是违背了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的原则。其次，有些案件虽然发生在“严打”期间，但案件的侦破、审理却发生在“严打”集中统一行动之后，此时已失去“严打”从重处罚的政策依据，因而若仍然按照“严打”的政策处理是不妥当的。再者，“严打”中“从重”、“从快”的方针是相辅相成的，对于发生在“严打”期间的案件如果因为司法机关的工作关系而未能在“严打”期间及时审结，“从快”方针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则“从重”的精神也难以合理、有效地得到遵守。
因此，我们认为，对上述问题的合理解决，应当从“严打”政策提出的初衷和精神角度出发。“严打”是针对特定时期特定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而作出的一项政策，“严打”的提出本身就具有对当前社会治安形势估计之后再作出决定执行的滞后性，但其提出却针对的是“严打”确定执行之日前以及在“严打”期间“顶风作案”的特定犯罪分子。因而只要案件的审理发生在“严打”期间，犯罪行为属于“严打”的对象范畴，则就应当执行“严打”的政策。再者，从司法实践来看，由于工作流程的关系，到法院审判的案件，多数是在“严打”统一行动重点打击对象公布之前发生的案件，因而如果将发生于“严打”执行之日前尚未审理的上述特定犯罪排除在外，则“严打”的初衷就会落空。至于发生于“严打”贯彻执行期间而于“严打”期间过后才审理的犯罪，虽然这类案件也属于“严打”期间“顶风作案”的犯罪，但因“严打”政策执行的特定期间已过，失去继续执行该政策的依据，因而不能再执行“严打”政策而进行从重处罚。这时必须按照有关的法律标准对案件进行妥当的处理。不过司法机关也可将该类案件毕竟发生于“严打”顶风作案期间作为一种酌定考虑的因素，在罪责刑相适应的范围内，具体考察这种因素是否切实影响了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而决定是否酌情从重处罚。以上处理思路只是笔者的初步考虑意见，在此权作引玉之砖，希冀引起注意与研究。
（三）“严打”中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贯彻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由罪刑相适应原则演化和进步而来。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和强调客观主义的刑事古典学派曾力倡罪刑相适应的刑法观念。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作为一项进步的法律成果，罪刑相适应被贯彻于其刑法之中。传统的罪刑相适应原则，以客观主义的犯罪观和报应主义的刑罚观为基础，机械地强调刑罚与已然之罪的相适应，因而从19世纪末期开始，随着刑事人类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的倔起，其内容已逐步得到重大修正：从单纯的强调刑法与已然之罪相适应，发展为刑法之运用兼顾已然之罪与未然之罪，同时注重刑罚与犯罪行为及犯罪人的个人情况相适应。这样，罪刑相适应原则就演进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这是现代刑法思想和刑法原则的一项重大合理化变革。我国刑法典第5条对该原则作了明确的规定。
那么，“严打”期间要求“从重处罚”是否有违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呢？对此要有正确的认识。我们认为，从刑事法治的要求看，即使在“严打”期间，仍需恪守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对特定犯罪实行从重处罚，仍是责刑相适应的结果，不能造成适用刑罚的不公正。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内涵是：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及其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为做到这种相适应，刑法还专门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当然，罪责刑的相适应并不是凝固不变的，刑罚之轻重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形势的影响。具体到司法层面而言，司法机关在运用刑法时，可以在法律规定的具体犯罪的量刑幅度内，考虑治安等社会形势变化对刑罚适用的要求，根据不同社会形势和社会治安的需要，确定对犯罪处罚的轻重。学界一般认为，刑法规定的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时应当考虑其社会危害程度的内容，实际包括了特定社会治安形势而给社会危害程度带来的影响这一因素。如有的学者指出，“量刑考虑形势需要，正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刑罚的预防目的。如果量刑根本不考虑形势，无论治安形势好坏，量刑始终如一，这样机械地适用刑法，根本无法实现刑法的应有效益，也根本就谈不上一般预防与个别预防目的的实现。”从惩罚的根据角度，决定对某一犯罪轻重的主要根据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又“牵涉到整个市民社会的观念和意识”，而这种观念和意识必然要受到社会当时形势的影响。因而对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判断，也当然地与当时的社会形势有关系。“严厉的刑罚不是自在自为地不公正的，而是与时代的情况相联系的。”“法律是以社会为基础的，而非社会以法律为基础。”因此，对同一类犯罪、同一种犯罪，在不同时期，根据当时的社会形势尤其是治安形势，而决定对其处罚的宽严，是符合犯罪特征的。这也是我国“严打”政策提出的重要理论依据。而“严打”确立的对特定犯罪从重的方针，也正是根据特定犯罪态势居高不下给社会治安带来严重危害的严峻形势作出的。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正确理解与合理限定的“严打”之“从重”方针与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并不违背。相反，从一定意义上还可以说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内在要求。
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适用密切相关，在执行“严打”“从重”方针时不能背离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的要求。众所周知，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一直是党和国家的基本刑事政策，同时，也是我国刑法所着力贯彻的重要原则。在执行“严打”“从重”方针的过程中，绝不能不考虑对犯罪分子宽大和教育的一面而一味地从重；相反，在“严打”期间，司法机关更应重视对犯罪分子的分化、瓦解和合理惩处，对具有自首、坦白。情节，社会危害性不大的，毫不犹豫地予以从宽处理，以达到迅速结案、提高司法效率之功效。
因此，“严打”方针中的“从重”原则，应当是在不背离刑法中罪责刑相适应基本原则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的前提下的“从重”。对这里的“从重”，我们以为，应当作如下理解：（1）“从重”必须是在法定范围内的从重，是相对于该种犯罪在一般情况下不从重而言的。不能突破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而加重处罚。（2）法律明确规定的从轻、减轻情节，在执行“严打”方针过程中，必须得到完全的遵守。不能因为有“从重”方针，而对于刑法明确规定的予以从轻乃至减轻的情节不予以考虑。只是在犯罪人具备法定的必须“从轻、减轻”情节时，从轻、减轻的幅度可以比平时小一些；在具备法定的“可以从轻、减轻”情节时，一般不予从轻、减轻处理。（3）在具备法定的应当从重的情节时，从重处罚幅度要大一些，但绝不能升格处理；在具备法定的可以从重的情节时，一般则应予以从重处罚。（4）应注意从重处罚的幅度。罪行有轻重之分，从重的处罚幅度也应有所不同，不能不论犯罪情节、危害程度、悔罪表现等一概从重，也不能一概地顶格处理，即不能对犯罪分子一律判处该量刑幅度内的最高刑罚。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市县委新要求新部署，紧紧围绕县委“六件大事、六件急事、六件难事”工作安排，扎实推进全镇重点项目进程，为加快建设“五个”注入强劲动力。
（二）基本原则
1.围绕中心原则。实施“项目建设攻坚年”是全年的一场硬仗，必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必须全员上阵、突破突围，在全镇形成“坚定不移抓项目、全力以赴促发展”的良好氛围。
2.创新驱动原则。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围绕乡镇机构改革，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加快转型升级，推动镇域经济跨越发展。
3.保障运转原则。要通过聚力项目攻坚，强化发展支撑，切实增加镇级财政收入，确保基层有人干事、有钱办事，全力保障机关高效有序运转，全力推动民生实事落实落地。
4.发展优先原则。要坚定不移地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引导全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把思想和精力集中到发展上来，做到“一切为了发展、一切围绕发展、一切服从发展、一切服务发展”。
5.强化服务原则。要持续深化开展“三创四建”活动，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优化服务环境，提升服务质量，做好服务保障，确保项目建设顺利进行。
6.民生托底原则。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民生连着民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统筹做好各项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织密编牢民生保障网。
二、主要任务
认真对标县“三个六”工作安排，紧扣我镇“1333”工作布局，2020年重点攻坚“六类项目”。
1.资产盘活项目。梳理与天铁及其下属企业相关合同，坚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对划拨建投等国资平台管理的国有资产强化管理，参照县隆盛公司、城投、水投等平台做法，搞好国有资产的开发和利用，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积极筹措资金，增加镇级财政收入，确保全年刚性支出；加快东郊田园综合体建设进度，与周边又上、南池等未开发土地统筹协调、共同发展，力争打造县城郊野最休闲、最浪漫、最生态的“美丽田园”。
2.旅游发展项目。6月底之前完成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大洼村的景区打造；6月底之前实现江家龙观台对外营业；6月底之前完成后何、前何、江家等村景观节点的提升打造；9月底之前完成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南漫驼村的保护项目申报工作；加大张家庄花灯非遗申报、宣传、推介力度，让花灯产业尽快形成富民带动力；加强与新天钢天铁公司的对接，打造4A级工业旅游区；加大九峰山、南洞招商引资力度，力争取得实质性进展；加强吕祖祠管理，规范景区秩序，美化周边环境，提升景区品位。
3.基础设施项目。配合好234国道和将军大道东延建设；积极对接自然资源和规划、住建、交运等部门，全面落实征地拆迁政策，最大程度保障群众权益；按要求完成红线内拆迁任务，加快安置房建设进度，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4.招商引资项目。优化镇域营商环境；加大项目谋划、包装、宣传、推介力度；组织精准招商活动；帮助落地项目跑办手续、协调关系、解决难题；全年新落地项目不少于5个，新增规上企业不少于5个。
5.农业农村项目。完成春季、雨季造林绿化任务；配合有关部门完成太行山高速绿化任务；完成美丽乡村项目的申报、实施、验收和审计；完成财政一事一议项目的申报、实施、验收和审计；完成扶贫项目的申报、实施、验收和审计；完成小流域治理项目的申报、实施、验收和审计；完成安全饮水项目的申报、实施、验收和审计；完成土地复垦项目的申报、实施、验收和审计。
6.民生民心项目。谋划实施好民生民心项目，解决好群众养老难、上学难、就医难、住房难、就业难等问题；全年实施民生民心项目不少于10个；加大“扫黑除恶”力度，搞好“平安”建设。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三、保障机制
（一）建立领导分包机制。成立由镇党委书记任总政委，政府镇长任总指挥长的项目建设总指挥部，切实加强对各个项目的组织领导。总指挥部下设六个分指挥部，相关领导任分指挥长，点对点、实打实推进项目进程，解决好项目谋划、项目推进、现场协调、政策落实等方面的困难。
（二）建立工作下沉机制。各项目分指挥部要“挂图作战”，按照项目工作进度，把控关键节点，倒排月度工作计划。项目分管领导要靠前指挥，率先垂范，下沉一线，现场办公。强力推行“责任在一线压实、队伍在一线锻炼、办法在一线寻找、作用在一线发挥、服务在一线体现、成效在一线检验”的“六个一线”工作法，全年在一线的工作时间不能少于三分之二。
（三）建立竞赛拉练机制。坚持“周调度、月观摩”。总指挥部要定期组织镇村干部对各项目推进情况进行观摩互评打分。项目和项目之间要进行横向比较，同一项目之间要进行纵向比较，着重看哪个项目推进快、措施实、成效显，哪个项目进展差、推动难、效率低，并将打分结果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通过竞赛拉练，在全镇范围内形成比学赶超、追赶跨越的浓厚氛围。
（四）建立“四色管理”机制。按照绿白黄红四种颜色，每月对各个项目进行综合评价，即：建设进度较快、能够超计划推进的项目为绿色；建设进度正常、能够按计划推进的项目为白色；建设进度较慢、未按计划推进的项目为黄色；建设进度非常慢或基本停滞、无法完成项目建设计划的项目为红色。总指挥部每月通报各项目“四色”管理结果，把黄色和红色的项目列为重点督导项目，逐一分析，查找问题，制定推进措施。
（五）建立容错纠错机制。进一步强化为创新者容、为担当者容、为实干者容的鲜明导向，营造宽容失误的干事环境。鼓励镇村干部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瞄准方向、保持定力,深化改革、破解矛盾。对在项目攻坚中因缺乏经验出现探索性失误或未达到预期效果的，对因大胆履职、大力推进出现一定失误的干部，镇党委、政府将旗帜鲜明地予以保护，同时在年度评先评优上予以倾斜。
关键词：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社会原因；政治原因；犯罪亚文化
中图分类号：DF6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8-0255-03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有组织犯罪已经成为犯罪的典型代表和高级表现形式；同时，有组织犯罪本身也逐渐从依靠简单暴力的犯罪形式向更隐蔽、更狡猾的黑社会组织犯罪形式转变。黑社会组织犯罪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面临的最为严重的犯罪活动，其危害让人触目惊心。早在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大会就宣称：“黑社会犯罪已成为世界三大犯罪灾难之一”。我国的有组织犯罪团伙虽然同国际有组织犯罪集团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但其组织犯罪在国内的迅速滋生和发展，对我国社会经济秩序和公共安全以及对良性公民社会的建构都造成了严重威胁。我国目前对这种犯罪称之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基本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4条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指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以暴力、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的《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一般应具备以下四个特征：（1）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2）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3）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4）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中国刑法第294条第1款在称谓上规定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而不是“黑社会组织”。之所以把它规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为了强调它是低级的、未成熟的状态，而并非指没有或者不可能发展为高级阶段的、成熟的黑社会组织。事实上，它与黑社会组织并无根本质上的区别，目前我国在某些地区已出现了黑社会组织，而且，今后还可能继续出现更多的黑社会组织。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产生的原因
随着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日益猖獗，越来越多的人关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原因，以求找到一个遏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万全之策。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我们制定打击、预防和控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方针、政策、策略的重要理论基础。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特殊类型的犯罪，它具有与一般犯罪不同的特殊性质和特点。并且黑社会性质组织在我国尚处于低级的、未成熟的特殊形态。这些都源于我国特殊的环境，决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不同于他国的原因。笔者将从社会、经济、政治、犯罪亚文化以及外来影响五个方面展开阐述。
（一）社会因素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的深刻根源就在社会之中
首先，社会人口膨胀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提供了充足的主体资源。人口膨胀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膨胀导致人口增长速度与社会发展和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不相协调、不相适应。人口膨胀与经济增长缓慢的矛盾必然导致粮食短缺、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从而造成人们在吃饭穿衣、住房交通、人身安全、接受教育、劳动就业、恋爱婚姻、生儿育女、疾病医疗和文娱休闲等方面得不到满足，使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系日趋紧张，容易引起社会关系的失调和犯罪的生成。
其次，大量的人口流动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动态温床。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引发大量“民工潮”的出现，为推动社会进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给拥挤的城市带来了很多问题：城市居民抱怨失去了以往的生活安全感；劳动部门抱怨外来人口的涌入抢去了他们原本就不怎么富裕的饭碗；公安部门抱怨流动人口使城市治安形式变得相当严峻。由于社会流动猛然间出现，持续时间又是经久不息，因而给各种犯罪，包括黑社会组织犯罪带来了犯罪机遇和机会。
再次，由于城乡之间差别巨大、失业率的不断增加、收入差距的巨大悬殊以及竞争的不断加剧，一大批不幸的人们被沉淀下来，形成一个最低下的社会阶层。他们离财富、权力最远。他们收入低、素质低、社会地位低、受教育水平低、缺乏谋生技能、生活长期得不到保障。因此，这个阶层的成员一般悲观消沉，愤世嫉俗，对现实强烈不满，甚至敌视社会和。在这样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些大批外来流动人口就会自发的组织起来，用非法的手段或路径来改变自己的恶劣处境，于是以扒窃为主的“新疆帮”，以诈骗为主的“贵阳帮”、“安徽帮”，以盗窃为主的“苏北帮”，以抢劫为主的“东北帮”，盗卖车船的“温州帮”应运而生。这一阶层就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产生的社会基础。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萌生和发展的社会原因是十分复杂的，这种复杂性更表现为它与经济原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经济原因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经济因素
从经济上看，大量财富外露，导致经济犯罪诱因增多。随着中国经济的空前繁荣，社会财富大量增加，尤其是由于商品经济流转属性的作用，致使大量财富暴露于外，引起一些人物欲恶性扩大，滋生了高消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作为一种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的群体犯罪现象，经济原因是其产生的最基础的原因。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不仅仅是以暴力犯罪为主要活动形式来获取经济利益，而且他们已经将黑手伸进了歌舞、洗浴等娱乐休闲场所和餐饮服务业，以及建筑、运输、商业批发等各类市场，有的甚至还渗透到金融、能源领域。纵观近年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破获的案件，其中拥有合法经济实体的占大多数，这就说明我国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已经有了企业化的趋势。“以商养黑，以黑护商”这个恶性循环必将给我国法治社会的政治、经济、治安秩序造成极大的破坏。由此可见，经济利益的驱动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形成的重要原因。
（三）政治因素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并没有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而远离我们的生活。究其政治根源，腐败、“权利寻租”难辞其咎。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和渗透进了一定的政治势力。这种犯罪组织制度健全严密，犯罪能量大，犯罪手段职业性强，技巧化和智能化程度较高，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如何逃避法律打击。这样，寻找保护伞和庇护所就成为当务之急，关系网和保护伞对黑社会稳步发展，扩大势力，避免受到社会制裁至关重要，也是形成“气候”的必要前提。于是，他们便用经济手段换取政治权力，利用巨额黑钱贿赂并伴以色相等手段勾引、拉拢、腐蚀司法干部、政府官员，使政府中少数公职人员成为黑社会的政治保护伞和安全网。
一些地方的黑社会一方面打入权力机关、要害部门,拉拢腐蚀核心人物,通过这些机关、部门和人员,或通过商贸活动,接触不同层次人员进行渗透,另一方面与腐蚀的司法部门和政府机关的有关人员勾结起来,非法实施偷税漏税、暴力抗法、故意杀人、私藏枪支、强迫交易、洗钱等犯罪。据2002年2月《法制日报》报道：湖南省永州市检察院就该市东安县蒋齐心、蒋齐贤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团伙一案对25人提起公诉，充当该团伙“保护伞”的东安县原县委副书记胡纯栋等16名国家工作人员因涉嫌受贿等罪也被提起公诉。辽宁省“1・05”专案打掉的李庆友、董宝军两个黑社会性质组织，涉及党政干部60余人，其中公安民警37人。
有人指出：“有组织犯罪能够从小到大，发展成为典型的黑社会犯罪，并能够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社会生活中存在和发展下去，主要是靠收买政府和司法官员，使权力腐败。”一个社会中黑社会势力的猖獗程度与政治中的腐败程度是呈正相关的。
在我国，腐败现象的根源来自于几千年来的“官本位”、“权本位”。有组织犯罪集团正是顺应官、权至上的时代要求，通过掌权者手中权力的特殊威力,采取政治渗透的方法，在“敌官”、“对手”中寻找靠山、保护伞和同路人，扩大犯罪活动的“自由空间”，以便肆无忌惮疯狂作案。在实际生活中，一些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和执法官员，忽视思想改造，经济上贪得无厌,生活上腐化堕落,走上了一条贪污受贿、暴敛钱财、追求女色的腐败之路，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也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生存提供了可乘之机。
反黑斗争的实践证明,凡是黑社会猖獗一时的地方,必定有政法和其他政府机关的败类在为其张目。我国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成为了滋生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肥沃的土地，也成为中国社会对犯罪控制效能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深挖“保护伞”、加大反腐败的力度、铲除黑恶势力存在的基础，是“打黑除恶”斗争成败的关键。
（四）犯罪亚文化
每一个复杂社会都包含着许多的亚文化。犯罪亚文化与犯罪同步产生和发展，并伴随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会形成相对于整体结构较小的文化群体。这类群体包括一些松散的成员，也包括一些组织严密、目的明确、有共同道德标准的犯罪群体。而这些共同道德标准的犯罪群体存在和发展无不直接学习和继承犯罪亚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组织形式等文化内容。在中国，犯罪亚文化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中国传统的以游民文化为中心的犯罪亚文化；其二是暴力和色情为中心的当代犯罪亚文化。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作为一种犯罪群体与犯罪亚文化有着直接的联系。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传统的以帮会文化为中心的犯罪亚文化与以暴力和色情为中心的当代犯罪亚文化往往交织在一起，成为一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意识形态，可以不夸张地说，任何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都有着深刻的犯罪亚文化的烙印。
（五）国外及港澳台地区黑社会组织的渗透及影响
中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从一开始就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境内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滋生，二是国外及港澳台地区黑社会组织的渗透。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共同促进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发展。而国外及港澳台地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对中国大陆的渗透活动，则是大陆出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重要原因。
当今中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在沿海开放地区和经济特区首先出现并延伸到内地的。这些组织的形成，与国外及港澳台地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渗透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港、澳、台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就不断变换手法对我进行渗透。广东、上海、福建以及开放程度较高的省、市，成为境外黑社会渗透的重点地区。
目前，很多内陆省份也发现境外黑社会成员活动。境外黑社会成员入境后，一方面，照搬境外传统的犯罪手法，如以娱乐场所为平台，组织非法看场、控制妇女、赌马、贩卖，等等。另一方面，将境外一些新的犯罪手法输入内地，如经营非法金融业务、秘密开设地下钱庄、洗钱、利用互联网有组织地进行网上及贩毒、非法从事国际电信业务等。此外，近年来，一些中国籍不法分子在国外形成犯罪组织，从事抢劫、绑架、敲诈勒索、组织偷渡、贩运等犯罪活动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这些犯罪组织与国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与国内的黑恶势力联手，从事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后果将十分严重。
三、预防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原则
由于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厚而无形、黑而无色”，关系网盘根错节，因此，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一场特殊斗争，在工作措施上必须打破传统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一切从有利于打击犯罪的角度出发。然而，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需要有针对性的研究预防策略。笔者认为应把握好以下几个原则：
（一）提高犯罪成本
我们着重探讨影响犯罪成本的关键因素―惩罚成本。具体分析惩罚成本，就要从惩罚的法定性、惩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三方面考虑。我国《刑法》第294 条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不同情形规定了不同的法定刑，从立法上确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违法性、应受刑法处罚性和量刑标准，使得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惩罚法定化。我国应在打击黑恶势力犯罪的同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量刑幅度，适度增加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行为的惩罚力度。
（二）减少犯罪收益
我国“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最大的目的，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为核心。当一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占据垄断地位之后，要想直接控制其巨额收益是不可行的。所以，我们要以增加合法活动的收益来侧面减少犯罪收益的办法。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如果在正常的社会生活环境中依靠合法方式，凭借自己的才能就会有着各种发展机会，并能取得较高的收益，必将比之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有着更大的吸引力，最终就必然削弱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社会基础，国家也较易达到遏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目的。
（三）加大犯罪风险
加大犯罪风险，最重要的是提高案件的侦破率。犯罪的低风险，滋生了一些人犯罪的欲望，催生了一些有犯罪动机的人去实施犯罪。同时在犯罪方式上，由于趋利避害的心理，致使犯罪分子采取不被发现和揭露的方式进行。因此，加大犯罪风险，可以降低犯罪率，减少犯罪。
（四）完善体制，加强预防
遏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除坚持以上基本原则之外，我们还应当同时采取更加主动的防控措施，以期达到更好的防控效果。笔者认为应做到如下几点：
1.全面完善各项制度，缩小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生存空间，为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提供制度保障；
2.坚持反腐败斗争，打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保护伞”，是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必由之路；
3.加强社会控制，落实综合治理，是预防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基本保障；
4.加强区域合作，形成打击合力，是有力、全面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的重要保障。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客观、清醒地认识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其存在和发展是必然的，并且也有其自身形成、演变的规律和特点。但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可以控制的，这就为我们打击和预防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提供了信心和理论武器。把握与黑社会性质犯罪斗争的上述原则，才能有效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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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全县村级组织换届工作动员大会，是县委、县政府决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目的就是贯彻落实昨天召开的省、市村级组织换届工作会议精神，全面总结望松乡换届试点工作经验，全面部署我县村级组织换届工作。全县各级各部门特别是各乡镇、村要切实按照本次会议的部署和要求，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做好村级组织换届工作，确保选出好干部，选出好班子，选出好氛围。根据会议安排，我讲四方面意见：
一、充分肯定望松乡换届试点工作的成绩
这次望松乡试点工作非常成功，得到了省委、市委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反映也很好。老百姓讲得很实在，他们说：“过去选举选出冤家，这次选举选出和气，选出了好干部。”这是对试点工作的最高褒奖，说明真正选出了大家信任的好干部，选出了群众满意的当家人。关于望松乡试点工作的经验，刚才祖权同志已经作了介绍。望松乡试点工作的成功，关键是做到“导向正、把关严、措施硬、工作实”四句话。首先是“导向正”，这个导向就是坚持“德才兼备、事业选人”，选会干事业的人，选甘于奉献的人，选品德高尚、德才兼备的人。导向明确了，工作起来就有方向。哪些干部能干事，哪些干部没本事，先把业绩拿出来“晒一晒”，公示出来让群众来评议、作比较；参加竞选的人，也把竞职演说稿公示出来，让大家看看你当选之后想干什么事、能干什么事。这样比一比，大家就很容易分出高低优劣，该选什么人、不该选什么人，投票时就有标准。其次是“把关严”，严格把好候选人资格条件关。把候选人资格条件，7种“不得”等等，都写进《村级民主管理公约》、写进《选举办法》，编成“十选十不选”顺口溜，规定得清清楚楚，让群众明明白白。同时，严格按照要求进行人选把关，不符合条件的及时约谈劝退，从源头上保证了村干部的素质。再次是“措施硬”。主要硬在三个方面：一是宣传硬。专门给党员干部、候选人上警示教育课，用反面典型案例教育人、警醒人，明确要求每个村必须张贴80张公告、80张标语，挂2条横幅。这些措施很具体、也很管用。二是投票硬。让候选人先投票，然后集中隔离回避，严格实行秘密写票制度，最大限度减少了干扰，保障了选民权利，让大家放心投票，选出满意的好干部。三是纪律硬。谁违反纪律就处理谁，谁贿选就取消谁的竞选资格，坚决打击黑恶势力、宗派势力干扰破坏选举，旗帜鲜明、处置果断，确保了选举风清气正。最后是“工作实”。乡党委敢于领导、善于领导，全体党员干部敢于深入群众、善于教育发动，县选举办精心指导，一天一次选情分析会，一个村一个村分析选情，一个村一个村组织选举，严格依法依规进行选举，保证了选举过程民主规范，选举结果公正公平。这些成功经验做法，各乡镇要认真学习借鉴。
二、深刻认识村级组织换届工作的重要意义
关于村级组织换届工作的重要性，中央、省市都有重要论述，我也在多个场合重点过。经过以往几次换届选举，大家也有切身体会。概括起来，无非有两个方面重要意义：
从大的方面讲，村级组织换届关系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法规，最终要靠村级组织宣传贯彻到群众；上级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最终也要靠村级组织执行落实到基层。村级组织战斗力强，和党委政府同心同路，各项政策法规和决策部署就能够贯彻到位，农村改革发展就能够推进，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就牢固；相反，村级组织涣散、战斗力弱，必然导致政策法规执行不到位，工作落实不到位，必然严重影响农村改革发展，削弱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这是大的道理。
从小的方面讲，村级组织换届直接关系农村事业发展、关系群众切身利益。这几年来，大家都有切身感受，“选好一个人，兴了一个村，富了一方人”的例子比比皆是，“选错一个人，毁了一个村，害了一方人”的例子也不少见。村级组织选得好、村干部能力强，农村事业就发展得好，办的实事就多，旧村改造就推得进，村风村气就和谐，各级部门也乐意为这样的村办实事、办好事，老百姓得到的实惠就多、增收就快。村级组织涣散的村，特别是村干部不会干事业，打小算盘损公肥私，村里什么项目都要捞着自己干，从中占点小便宜，或者搞内耗斗来斗去，甚至违法乱纪的村，不仅村里事业发展不起来，还败坏一个村的风气，影响一个村的稳定，各级部门也不会为这样的村办实事，最终影响的是农村事业的发展，损害的是村集体和全体村民的利益。这几年，有的村旧村改造开展得好，茶叶、香菇、香榧、油茶等产业发展得好，老百姓个个建起了新房、增加了收入；有的村旧村改造迟迟推不进，产业发展不起来，甚至村干部违纪犯法被处理，村庄面貌还是“散乱脏差”的老样子，老百姓得不到实惠，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今后几年是*加速崛起的关键时期，发展形势很好，发展任务更重。要实现*加速崛起，基础在全县401个行政村。全县401个村的村级组织班子选好了，401个村的事业都发展起来了，全县发展就有更加坚实的基础，*加速崛起就有更加坚强的保证，人民群众奔小康就有更加有力的保障。今后几年，农村改革发展面临着大好形势，农村要办的实事更多。特别是省委省政府连续三年每年2亿元的重点欠发达县特别扶持政策，绝大多数项目要落实到农村。能不能把省委省政府的特别扶持，转化为新农村建设的实际成效，转化为农民群众增收致富奔小康的实际成果，真正让广大老百姓得到更多更好的实惠，关键在于选好这一届村级组织班子、选强这一届村干部。县委、县政府有一个基本原则：哪个村的村级组织选得好，村干部干事创业意识和能力强，党员干部群众团结干事的氛围浓，就给哪个村优多安排项目、多给扶持资金；哪个村村级组织选不好、拉帮派、窝里斗、闹矛盾，不仅不能安排项目，还要进行整顿。希望全县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各乡镇、村的广大党员干部，切实按照县委、县政府的部署要求，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发动好广大群众，组织好换届选举，共同选好自己的当家人。
三、扎实做好村级组织换届工作
县委要求，各乡镇、村务必要把村级组织换届工作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重大政治责任，作为当前农村工作的头等大事，加强领导，明确责任，集中精力，精心组织，狠抓落实，确保村级组织换届工作圆满成功。重点要抓好四方面工作：
1．准备工作要充分。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前期准备工作充分，换届选举成功就有保障。各乡镇一定要把工作做在前面，把准备工作做全面、做充分、做扎实，真正做到底子清、情况明，切实增强工作预见性，掌握工作主动权。一是宣传教育要充分。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村级组织换届是一项重要的群众思想工作，必须把宣传教育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在宣传教育内容上，要重点突出“用人导向、资格条件、选举纪律、正确行使民利”的宣传教育。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德才兼备、事业选人”的导向，大张旗鼓地宣传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省市的有关规定，把候选人资格条件、7种“不得”、“十选十不选”以及“十条禁令”等宣传广、宣传透，让党员群众都清楚“该选什么人、不选什么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特别要广泛宣传省市关于7种不得确定为村级组织成员候选（自荐）人的新要求，即被判处刑罚或者刑满释放未满5年的，解除劳教未满3年的，违反计划生育未处理或受处理后未满5年的，涉黑涉恶受处理未满3年的，未满5年的，期满未满2年的，以及丧失行为能力的人员，以及“不符合候选（自荐）人资格条件的人员当选的，当选无效”的新规定，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和群众积极参加换届选举，正确行使民利，敢于同一切拉票贿选行为作斗争，敢于同一切干扰破坏选举的行为划清界限，不贪小便宜，不做老好人，当好主人翁，选好当家人。在宣传教育形式上，要广泛推行望松乡的成功做法，树立一批干事能力强、奉献精神好、群众公认的村干部和村两委班子典型，组织村干部和候选人集中开展反面案例警示教育，每个村张贴不少于80张公告、80张标语，悬挂不少于2条横幅，传单发到每家每户。坚持领导包片、干部包村、党员包户，挨家挨户做好教育引导工作，充分调动党员群众积极性，充分发挥党员群众主体作用。二是选情分析要充分。要充分利用“民情地图”，一个村一个村地排摸分析选情，对每个村的党员、选民、村民代表、集体经济和村两委班子情况进行全面排摸，对每个村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归类分析，切实掌握选情动态，摸清干部底细，明确意向人选，预测当选人员，筛选后备人才，排摸干扰人员，有针对性地制定方案措施，建立工作台账。特别是村级组织涣散、村干部违法乱纪的后进村，一定要选派得力干部组成工作组住进村里，重点排模、重点分析、重点整顿，切实把问题和矛盾的症结找准，把换届工作方案制定周密，为换届工作奠定基础。三是业务培训要充分。村级组织换届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各乡镇党政一把手要带头学习政策法规，组织全体乡镇干部、农村工作指导员和网格服务团队成员集中培训，全面掌握换届工作政策要求，提高依法依规办事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重点环节要把严。重点要严把四个关口：一是严把选人导向关。导向就是方向，导向正才能选好人。在导向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坚持“德才兼备、事业选人”的导向，理直气壮地倡导选听党的话、跟党走、和党委政府同心同路的人，选会干事业的人，选德才兼备、甘于奉献的人，选能够带领群众致富的人。对上一届村两委班子中的那些讲政治、能干事、肯奉献的干部，要积极动员和鼓励他们参加竞选，帮助他们实现连选连任；对那些不干事、谋私利、道德败坏、违法违纪、捣蛋破坏的人员，要坚决淘汰出局。二要严把资格条件关。要把“德才兼备、事业选人”的导向落实到候选（自荐）人资格条件上，坚决执行资格条件联审制度。各乡镇党委要严格把好资格初审的第一道关口，严格执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省市关于候选（自荐）人资格条件的新规定，坚决防止近年来有违法犯罪和违纪行为、参加组织和非法活动、道德品质低劣、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在群众中影响较坏的人被推荐为候选人。对不符合资格条件参加竞选的人，乡镇党委要严肃态度、及时约谈、坚决劝退，当选的要依法宣布无效。对少数没有合适人选，特别是村党支部书记没有合适人选的后进村、乱村、散村、烂村，各乡镇要果断介入，选派得力干部到村任职，依法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鼓励优秀大学生村官参加竞选，强力推进后进村整顿转化。三要严把人选结构关。认真把握候选人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文化程度关，实行女村民代表、女委员专职专选，确保妇女代表占村民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每个村两委班子都至少有1名女干部。特别要严格按照省委的“七升一降”的要求，鼓励素质好、能力强的党员积极竞选村民代表和村委会、村监会、村经济合作社成员，大幅度提高党员担任村民代表、村委会主任和委员以及村监会、村经济合作社成员的人数和比例。四要严把选民登记关。要尊重法律、尊重传统，认真做好选民的资格确认、审核和登记，做到不错登一人，不漏登一人，不重登一人，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保障选民合法权利。
3．选举秩序要规范。村级组织换届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重要政治活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必须依法依规、民主规范、严肃庄重。一要严肃规范选举程序。要深入发动全村党员干部群众，一个村一个村地认真指导制定《选举办法》，切实把选举方式、操作流程制定详细周密、简便易行，把任职条件、选举要求、责任追究和每个环节的工作内容制定清楚明确，确保换届选举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的工作都严格依法依规进行。二要严肃规范投票秩序。要进一步规范投票选举秩序，在党支部投票选举时，开始前全体党员要集中唱《国歌》，结束时要唱《国际歌》，村委会投票选举时要播放《运动员进行曲》，营造严肃庄重的选举氛围。要大力推行村两委竞选任期目标承诺制，村两委成员特别是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候选（自荐）人，在正式投票选举前要公开发表竞职演讲，任职目标、办实事计划和具体工作措施，签订《竞职承诺》、《廉政承诺》、《辞职承诺》，当选后要签订《创业承诺》，防止选前乱承诺，选后乱作为、不作为的现象。在投票选举时，要严格实行候选人集中回避制度。由候选（自荐）人先投票，然后集中隔离回避，上交通讯工具，等计票结果出来后才能回到现场；每个村要设立秘密写票室，严格实行“一人一票一室”的秘密写票制度，确保党员和选民能够独立自主行使民利，表达真实意愿。三要严肃规范委托投票行为。村委会换届选举委托投票，只能书面委托本村候选（自荐）人以外的有选举权的近亲属代为投票，每位选民接受委托投票不得超过3人，委托人和受委托人名单要在选举日前公告。户内也要按照有关规定严格办理相关手续。
4.选举纪律要严明。严肃选举纪律，是村级组织换届工作的重要保证。一要严格执行选举纪律。要深入开展“扬正气、清风气”主题教育活动，严格执行“十条禁令”，全面落实村级组织换届纪律，严禁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离退休人员干涉村级组织换届工作，对插手干涉、干扰破坏、参与或者怂恿他人违法违纪的人员，坚决按照党纪政纪严肃处理。对拉票贿选、干扰破坏行为知情不报、瞒报漏报的，要严肃追究责任。二要严肃查处非法选举行为。要严格把握竞选活动中合情合理与合法合规的界限，明确规定送现金、有价证券或存款；送实物；赠送或转移无形资产支配权；突击性为选民交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水费、电费、电视视听维护费等；借节日、喜事等名义，送钱物；口头承诺选举后给予某些利益；以贿赂方式妨碍选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及破坏选举等“八种行为”都属于贿选，送一包烟也是贿选。对拉票贿选的行为，不论情节轻重，发现一起，严肃查处一起。对参与或指使他人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票、虚报选举票数等违法手段参选的，一经查实立即取消参选资格，已经当选的，其当选无效；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要严厉打击黑恶势力、宗派势力影响破坏换届选举。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扫痞、无痞治乱，重拳打击涉黑涉恶涉霸的人和事，重点治理黑恶势力干扰、社会治安混乱的村，重点整治黑恶势力、宗派势力影响破坏换届选举，确保换届选举平稳有序进行，确保风清气正。
四、切实加强村级组织换届工作的领导
开展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全县各级各部门务必高度重视，切实把村级组织换届作为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推动*加速崛起的重要基础工作，作为当前的重大政治任务，集中精力、全力以赴抓紧抓实抓好。县四套班子全体领导要按照县委、县政府统一部署，深入到联系乡镇、联系村，和乡镇党委、政府一起研究制定选举方案、一起研究解决问题、一起审查候选（自荐）人资格条件，全程参与、指导和协助联系乡镇、村开展工作。县村级组织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全面负责换届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统一协调，定期研究分析和部署推动换届工作，确保责任、精力和时间到位。各乡镇党委、政府要把村级组织换届工作作为检验执政能力、改进群众工作的重要实践，乡镇党委书记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做到敢于领导、善于领导，对每个村的换届工作必须做到直接抓、直接管、直接负责，特别是后进村换届选举，乡镇党委书记必须亲自抓、亲自介入，亲历亲为，一抓到底，集中力量打好歼灭战。对换届选举中出现的不正当行为、发生的问题，要做到一不害怕、二不掩盖，及时介入，敢抓敢管，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约谈、第一时间处置；情节严重的要及时报告、及时查处。全体乡镇干部、农村工作指导员和网格服务团队成员是联系负责村的“直接责任人”，必须深入到联系负责的村，全面排模分析选情，全程参与和指导换届工作，全力做好党员群众教育引导工作。每个村必须有1名乡镇班子成员联系负责，选派不少于3个人的工作组。县直机关部门单位要积极主动协助联系乡镇、联系村开展换届工作，选派得力干部住进农村、深入农户，集中精力全程参与联系乡镇、村的换届工作。县委、县政府督查室、县选举办要把村级组织换届工作作为督点，切实加强督查指导；各乡镇要组建巡视观察团，加强对换届工作的现场观摩监督。公检法等政法各家要全力维护村级组织换届秩序，依法查办非法竞选和干扰破坏换届选举的行为，深入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深挖严打村霸地痞，确保换届选举依法依规、平稳有序进行。宣传部门、新闻媒体要广泛宣传村级组织换届的政策法规、成功经验、正反典型，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形成浓厚的舆论氛围。同时，要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制，对村级组织换届工作责任落实不到位、工作不实、处置不力，造成重大问题和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追究联系领导、联系部门、有关乡镇、有关人员的责任。
一、总体要求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统筹谋划、精心组织、有序推进，高质量完成换届工作，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为实现“建设开放经济型经济强镇，全力打造一流生态乡镇”的目标任务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二、基本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发扬民主、依法办事有机统一，强化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和把关作用，把党的领导作为一条红线贯穿换届工作始终；广泛发动群众，扩大有序政治参与，保证正确行使民利；严格依法依规办事，确保换届在政策框架和法律法规范围健康有序进行；严肃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严明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风清气正。
三、时间安排
按照先村（居）党组织、后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顺序进行。2021年1月底前完成村（居）党组织换届选举，3月底前完成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同步完成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推选工作，健全村（居）团组织、妇女组织等配套组织。
四、选优配强村（居）“两委”班子特别是带头人
1.严把人选标准。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突出“双好双强”，选拔思想政治素质好、道德品行好、带富能力强、协调能力强，公道正派、廉洁自律，热心为群众服务的优秀人员进入村（居）“两委”班子。村要注重选拔致富带富能力强、敢闯敢拼、能推动乡村振兴的干部，居委会要注重选拔治理和服务能力强的干部。
存在以下十种情形之一的，不能提名为村（居）“两委”换届候选人：
（1）政治上“两面人”，政治觉悟不高、组织观念不强、法治意识淡薄的；
（2）受过刑事处罚、存在“村霸”和涉黑涉恶问题，加入组织、组织或参与非法宗教活动的；
（3）因涉黄、涉赌、涉毒或聚众斗殴、敲诈勒索、非法拘禁等受到行政处罚的；
（4）不担当不作为，长期不履职，近3年有考核不称职或被评为不合格党员的；
（5）近3年受过撤销党内职务及以上党纪处分、撤职及以上（政务）处分，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立案审查调查的；
（6）有严重危害集体利益和群众合法权益行为的；
（7）有严重违法用地、严重违章建房、严重损害生态环境、严重失信等行为尚未整改的；
（8）非法组织参与集体上访，影响社会稳定的；
（9）道德品行低劣、群众普遍反映不好的；
（10）有拉票贿选或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被查处未满5年，或以暴力、威胁、贿赂、欺骗等手段破坏或妨碍选举的。
各村（居）要结合实际，对照“十不选”细化具体情形，将村（居）“两委”候选人的具体条件写入选举办法，提交党员大会或村（居）民（代表）会议通过后，严格执行。
全面落实村（居）党组织书记县级党委组织部门备案管理制度，对村（居）党组织书记换届候选人，要结合“十不选”情形和村党组织书记县级党委组织部门备案管理办法明确的人选条件，严格把关。对现任村（居）“两委”干部，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坚持高线标准，坚决把不适应不符合的调整下去；对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和诫勉处理尚在所受处分影响期内的，不能高于其原任职务提名；对适用容错纠错情形的，在换届提名过程中，由镇党委提出申请，经镇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并报市委组织部审核同意后，方可列为正式候选人。
严格执行村（居）“两委”候选人资格条件县、乡两级联合审查制度，做到“一个不漏”，防止“带病参选”。镇党委负责对村（居）“两委”候选人资格条件进行初审，市委组织部、民政局会同纪委监委、政法、、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建、农业农村、卫健等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进行联审。要用好扫黑除黑专项斗争、农村发展党员违规违纪问题排查整顿等工作成果，坚决把不符合资格条件的人员挡在门外。
2.突出配强书记队伍。村（居）党组织书记应当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具备团结带领农村党员群众推动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及服务凝聚辖区党员群众的能力素质。要严把年龄、学历关，实现村（居）党组织书记队伍“两升一降”目标，即与换届前比，村（居）党组织书记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比例、致富能手比例提升，村（居）党组织书记平均年龄降低，村（居）书记大专文化程度达50%、致富能手比例达到76%，平均年龄不超过46岁。对超过60岁（计算时间截至2021年1月，下同）、身体状况良好、表现优秀的村（居）党组织书记，由镇党委报市委组织部研究，经上级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同意后，可继续留任。对本村（居）暂时没有党组织书记合适人选的，不能降格以求，可从上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优秀党员干部中选派，鼓励符合条件、有担任村（居）党组织书记意愿的驻村（居）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担任，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跨村任职。
3.积极稳妥推行“一肩挑”。在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推行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简称“一肩挑”），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对于本村暂时没有合适人选、由下派干部担任村党组织书记的，一般不实行“一肩挑”。上级党组织和下派干部要着力为本村培养帮带出今后合适的村党组织书记人选。符合条件的居委会党组织书记应当通过法定程序担任居民委员会主任。
4.优化“两委”班子结构。按照精干高效原则，依法依规严格控制村（居）“两委”班子职数，村（居）“两委”班子成员总数一般3至7人，全面推行“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一肩挑”的村（居）可设党组织副书记，村（居）党的支部委员会设纪检委员。新进村（居）“两委”班子的，注重选拔45岁以下且具有高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员。原则上每个村（居）“两委”班子中至少有1名35岁以下且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成员，各村（居）“两委”干部平均年龄不超过45岁。要支持和引导符合条件的大学生专职村干（党建宣传信息员）参与村“两委”换届选举，可不占村“两委”班子职数。坚持“专职专选、定位产生”，原则上村民委员会成员中至少有1名女性成员，力争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比例和村“两委”班子中女性成员均超过30%，女性正职比例达到6%。实行村（居）“两委”成员提名人选近亲属回避制度，提名人选之间具有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等近亲属关系的，应予回避。
5.拓宽选人渠道。在鼓励支持符合条件的现任村（居）“两委”干部积极参选的同时，打破职业、身份、地域界限，统筹各方面人才资源，注重从本村致富能手、外出务工经商返乡人员、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中选拔一批，从优秀退役军人、本乡本土大学毕业生、大学生专职村干（党建宣传信息员）、农村专职党建宣传员、“一村一名大学生”中选拔一批，从村医村教、农村“法律明白人”、社会工作者中选拔一批，还可以从本村（居）在外的机关企事业单位退居二线或退休公职人员中回请一批。注重把脱贫攻坚、扫黑除恶、市域社会治理、疫情防控、防汛救灾、复工复产等重大任务中表现突出的人员选拔进村（居）“两委”班子。结合实施“新时代赣鄱乡村好青年”选培计划，大力推进“引才回村”行动，对优秀的外出务工经商人员，摸清情况、主动对接，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采取登门拜访、座谈联谊、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等方式，动员他们积极参选，为选拔村“两委”干部注入源头活水。
五、认真做好换届准备工作（2020年12月16日至2021年1月10日）
我镇换届选举的准备工作从2020年12月16日起，至2021年1月10日完成。主要做好以下工作：
1.成立工作机构。成立镇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任组长，镇长任第一副组长，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组织员、分管民政领导任常务副组长，其他班子成员为副组长，纪委、组织、宣传、政法、人大、民政、财政、自然资源、农业农村、卫健、扶贫、共青团、妇联等相关同志为成员，各村（居）要依法推选产生选举委员会，保证换届选举依法依规有序进行。
2.开展全面摸排。挂点班子带队，组织镇换届办相关人员采取个别访谈、实地了解和民主测评等方式，对村（居）逐一摸排，做到“八个摸清”，即摸清村（居）基本情况、摸清班子运行情况、摸员队伍现状、摸清后备力量情况、摸员群众思想动态、摸清换届合适人选、摸清换届不利因素、摸清可能出现的矛盾问题，并针对各种干扰风险、矛盾风险、舆论炒作风险、疫情风险制定相应的预案。
3.进行分析研判。镇党委要重点分析研判换届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人选年龄学历及“一肩挑”等结构性要求，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和换届人事安排初步方案，形成专题报告，按时提交镇换届选举工作领导（指导）小组研究。对落实换届政策和结构性要求情况，特别是不能落实年龄学历要求、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无法实现“一肩挑”等情况，要形成专项说明，于2021年1月10日前报市“换届办”。
4.整顿重点难点村（居）。要将选情复杂特别是宗族势力干扰、宗教势力渗透蔓延、矛盾突出等可能影响换届正常进行，以及上次换届曾经出现过不良事件、造成不良影响的村（居），列为换届重点难点村（居），按照“一村（居）一策”的要求，要逐一建立工作台账，明确整顿的工作目标、工作要求、整顿措施和责任人，由乡班子成员驻村实行挂牌督战、集中攻坚，整顿不到位的不换届。选情特别复杂的，报请镇换届领导小组批准并报市“换届办”备案后，可暂缓换届。定为暂缓换届的村（居），由挂点市领导牵头，镇换届督导组抽调人员联合驻村进行整顿，整顿完成后再进行换届。
5.制定工作方案。各村（居）要根据集中排查和分析研判情况，结合实际研究制定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方案，明确政策要求、程序步骤、时间节点，细化操作流程和具体要求，确保每个环节、每个步骤工作有序推进。有换届选举重点难点村（居）的要紧密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制定更为积极稳妥的实施方案，确保换届选举平稳有序开展。各村（居）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方案要报镇“换届办”审核备案。
6.做好离任审计。各村（居）要配合乡财政线对现任村（居）“两委”成员全面开展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对村（居）财务进行集中清理。重点审计“三资”管理和村级重要事务、重点工程、重大支出等项目，以及党员群众反映集中、强烈要求审计的内容，公示审计结果，接受党员群众监督。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要按有关规定从速处理。审计结果分村装订成册，并上报镇“换届办”。
7.加强教育引导。要坚持先培训再换届，要对镇领导班子成员以及负责换届选举工作人员、村（居）“两委”干部等进行全员培训，重点培训换届选举工作有关法律法规、章程条例以及换届选举的工作步骤、操作程序、工作要求等，提高换届选举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要编印操作规程、指导手册，确保换届工作人员全面准确掌握中央、省委、市委有关政策要求。要在党员群众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换届政策法规、党员公民义务权利教育，引导依法依规、积极有序参与换届选举。镇党委与所有现任村（居）“两委”成员进行一次谈心谈话，“两委”正职由党委书记和组织委员一起谈，引导正确对待进退留转，带头支持换届选举，严格遵守换届纪律，维护换届良好风气。
六、严格换届选举工作程序和要求
1.村（居）党组织换届选举阶段（2021年1月底前完成）
一般采取党员推荐、群众推荐和党员大会选举的“两推一选”方式进行。
（1）产生候选人初步人选。村（居）党组织分别召开党员大会和村（居）民（代表）会议，组织对新一届委员会委员进行全额推荐，并根据推荐情况按照不少于应选人数的1.5倍，研究提出候选人初步人选。
（2）进行资格联审和考察。候选人初步人选产生后，按照镇初审、县级联审机制进行资格审查。村（居）党组织书记候选人初步人选，由市委组织部门联合换届选举工作领导（指导）小组成员单位、镇党委组织实施考察，其他人选由镇党委负责考察。
（3）确定候选人预备人选。村（居）党组织根据审议结果，研究确定新一届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的候选人预备人选，其中，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按照比应选人数多1人的差额确定，并报镇党委批准。
（4）党员大会选举。村（居）党组织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召开党员大会，差额选举产生新一届委员会。委员会的书记、副书记由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
2.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阶段（2021年3月底前完成）
镇党委和村（居）党组织要发挥领导作用，确保村（居）民委员会选举工作依法有序进行。
（1）依法推选村（居）民选举委员会。村（居）民委员会的选举由村（居）民选举委员会主持。各村（居）要按照《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省社区居民委员会选举规程》的有关规定，推选产生村（居）民选举委员会。选举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委员共3人至7人组成，以奇数为宜。村（居）民之间有近亲属关系的，不宜同时担任村（居）民选举委员会成员。依照法定程序，将村（居）党组织书记推选担任村（居）民选举委员会主任，同时精心选配党员骨干担任副主任，村（居）党组织书记被提名为村（居）民委员会主任候选人后，由副主任主持好选举工作。
（2）依法做好参加选举的村（居）民登记工作。严格依法做好选民登记工作。做到不错登、不重登、不漏登。参加登记的村民应年满18周岁，村民委员会选举前，应当对下列人员进行登记：①户籍在本村并且在本村居住的村民；②户籍在本村，不在本村居住，本人表示参加选举的村民；③户籍不在本村，在本村工作或居住1年以上，本人申请参加选举，并且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同意参加选举的公民。已在户籍所在村或者居住村登记参加选举的村民，不得再参加其他地方村民委员会的选举。选民登记工作中，外出村民明确表示不参加本届村民委员会选举，或在规定期限内逾期未作出书面表示的，经村民选举委员会确认，可以不列入本届参加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村民名单。村民选举委员会应当对登记参加选举的村民名单进行审核确认，并在选举日20日前公布。在社区居民委员会选举前，应当对下列人员进行选民登记：①户籍在本社区，并在本社区居住的；②户籍在本社区，但不在本社区居住，本人要求参加本社区选举的；③户籍不在本社区，但在本社区有合法固定住所且居住满1年，本人要求参加本社区选举的；④户籍和居住地均不在本社区，但在本社区工作的社区专职工作者，要求参加本社区选举的。选民不得在两个以上社区重复登记。
（3）依法推选产生候选人。村民选举委员会应当根据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的职数，拟定候选人名额，候选人名额应当多于应选名额。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由登记参加选举的村民直接提名，根据拟定的候选人名额，按照得票多少确定。候选人中应当有适当的妇女名额，没有产生妇女候选人的，以得票最多的妇女为候选人。居民委员会选举，实行有候选人的差额选举。居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从登记的选民中产生。居民选举委员会应当将候选人的资格条件与居民委员会成员职位、职数和提名方式一并进行公告。要严把候选人的资格审查关，对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人选，按村（居）、乡镇、县级联审程序进行资格审查，并由镇党委进行考察。
（4）依法组织投票选举。召开选举大会实行集中投票，居住分散的村可以设立若干投票站，严格控制流动票箱的使用范围。因老、弱、病、残等原因不能到选举大会会场或者投票站投票的，经村民选举委员会提出，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可以设立流动票箱投票。村民选举委员会应当张榜公布使用流动票箱投票的村民名单。全面设立秘密写票处，确保村（居）民在无干扰的情况下，自主表达选举意愿。严格执行委托投票有关规定，禁止投票现场临时委托。投票结束后，要将所有票箱集中到选举大会会场，把选票混在一起，由选举工作人员逐张检验、清点选票总数后，统一唱票、计票，经村民选举委员会确认后，当场宣布选举结果。对通过另选他人当选人员，需经资格联审后予以确认。推行居民委员会成员直接选举，大力提高居民委员会成员“本社区化”比例，条件不成熟的可采取户代表或居民代表选举方式产生。
3.同步推选产生村（居）务监督委员会（2021年3月30日前完成）。村（居）务监督委员会一般由3至5人组成，设主任1名，主任原则上由村（居）党组织纪委书记或纪检委员担任。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成员由村（居）民会议或村（居）民代表会议推选产生。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成员要有较好的思想政治素质，遵纪守法、公道正派、坚持原则、敢于担当、群众公认，具有一定的政策水平和依法办事能力，热心为村（居）民服务，其中应具备有财会、管理知识的人员。村（居）民委员会成员及其近亲属、村会计（村报账员）、村文书、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不得担任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成员，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成员。推动建立基层纪检监察组织与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有效衔接的工作机制，形成监督合力，提升监督效能。
4.加强配套组织建设（2021年4月10前完成）。推选产生村（居）民委员会下属委员会，调整充实人民调解、综治、公共卫生和物业环境等村（居）民委员会下属委员会。加强村（居）团组织、妇女组织建设和人员配备，提倡“两委”中年轻干部兼任团组织负责人，原则上由“两委”中的女性成员兼任妇联主席。按照有关规定推选村（居）民代表，代表中党员应当占一定比例；推选产生村（居）民小组长、村妇女小组长、村（居）民理事会成员，提倡村党小组长兼任村民小组长，配强村民兵组织负责人。
5.做好后续相关工作（2021年4月10日前完成）
（1）有序完成班子交接。镇党委指导村（居）“两委”新老班子做好公章、文档、“三资”移交等工作，指导新一届村（居）“两委”班子制定任期目标，明确工作任务，提出具体措施。其中村（居）党组织要在党员大会闭幕后7天内、村（居）民委员会应当自新一届村（居）民委员会产生10日内完成移交。做好离任、落选干部的思想工作，引导他们理顺心气、打开心结，支持新班子工作。认真做好换届选举工作有关文件资料整理归档工作，及时建立选举工作档案，妥善保管。上级民政部门将统一组织变更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特别法人信息，并换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2）建立完善相关机制。新一届村(居)“两委”要制定任期工作目标，健全完善村（居）组织运行机制、村(居)“两委”议事规则、村(居)民(代表)会议、村(居)民理事会、村(居)民主协商等制度。全面落实村（居）重大事项决策“四议两公开”、党务、村（居）务、财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村（居）务监督委员会等制度，加强对村（居）干部考核管理。
6.加强教育培训工作（2021年9月30日前完成）。镇党委将对村级相关组织成员分期分批开展培训，其中村（居）党组织书记、主任和村（居）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将参加1次县级以上集中培训。教育培训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党的五中全会精神和党规、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内容作为重点，教育引导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提高政治素质、履职能力、服务能力，锻造优良作风。
七、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
1.严肃换届纪律。坚持把换届纪律挺在前面，注重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严肃查处各类违纪违法行为，以严肃认真的纪律搞好换届。广泛开展换届纪律教育，使党员群众普遍知晓换届纪律要求。突出抓好重点对象纪律教育，做到乡镇和村（居）党组织书记签订换届纪律责任书、候选人签订换届纪律承诺书、换届工作人员签订换届纪律保证书“三个100%”。以“零容忍”态度严肃查处拉票贿选等违纪违法行为，凡经查实的，是候选人的一律取消参选资格，已经当选的一律宣布当选无效，是党员领导干部、国家公职人员的一律严肃处理。
2.加强全程监督。紧盯选民登记、候选人提名、竞职演说、投票选举等节点，通过设立选举监督委员会和邀请党员群众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担任换届监督员等方式加强监督。继续全面推行换届选举“三项承诺”（就遵守换届纪律作出竞职承诺，就任期工作目标和举措设想做出任职承诺，就当选后不认真履职作出辞职承诺）制度和选风选纪群众监督员制度。畅通监督举报渠道，开通举报电话、信箱等，重视群众来信来访，及时受理反映违反换届纪律问题举报。
3.强化风险防范。对“村霸”等黑恶势力、家族宗族势力、宗教势力、敌对势力干扰破坏选举的，要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对选情复杂、矛盾突出的村（居）要派驻工作组实地指导，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防止出现集体访、越级访、缠访闹访等问题，防止发生。要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加强舆情监测和应对，落实“24小时盯网制”，及时处理有关负面舆情，防止炒作换届负面新闻、不实信息和突发事件。换届工作有关信息由市“换届办”负责统一。
八、加强组织领导
1.压实领导责任。要把村（居）“两委”换届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来抓，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指导，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顺利进行。镇党委负直接责任，党委书记是直接责任人，要亲自参与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精心组织换届选举。村（居）党组织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要把村（居）“两委”换届工作，作为镇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的重要内容、作为镇换届干部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对换届工作重视不够、落实不力、出现问题的地方，要及时约谈相关责任人；问题严重的，要严肃问责追责。
2.加强部门协作。建立党委统一领导，有关部门站所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的工作格局。镇组织线要发挥牵头协调作用，加强对换届选举工作的组织和指导；民政线要发挥职能作用，加强对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组织和指导；纪委监委、政法、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狠抓选风选纪，查处拉票贿选，打击黑恶势力，维护选举秩序和社会稳定；宣传线要加强对换届选举政策宣传和网络舆情监测引导；财政线要根据有关精神足额落实换届选举相关工作经费，保障选举工作正常进行；农业农村、扶贫、卫健、共青团、妇联等站所要积极参与，主动配合，形成工作合力。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要积极协助做好换届选举工作。
3.注重工作指导。镇换届选举工作领导（指导）小组要加强对换届选举工作的督促指导，紧扣换届关键节点，深入基层及时了解掌握工作进展，加强选情分析研判，研究解决突出问题。建立镇、村两级上下通畅、反应及时的换届信息报告制度，全面掌握换届工作动态，及时上报换届引发的重大事件。建立换届工作联系指导制度，镇领导班子成员包干一个村（居）。要针对疫情防控形势，督促指导在组织换届选举中，严格执行各项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一、上半年工作小结
1、努力抓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工作。2020年全县夏收小麦142万亩，亩产在410公斤以上，其品质、单产比上年显著提升。全县水稻种植面积288万亩，杂粮面积25万亩。受旱情影响，计划水稻改种面积44万亩。我县上半年累计蔬菜种植面积达到20万亩，累计产量达到30万吨，累计产值达到8亿元。都市圈合作共建供肥蔬菜基地项目全县新建供肥蔬菜基地947.5亩，明确10家蔬菜种植基地，已经完成企业申请、村乡核实并与财政部门联合下达实施方案。
2、努力抓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2019年高标准农田项目省下达我县治理面积13万亩，2019年10月份陆续开工建设，截止到6月底全部完成建设任务，当前正抓晴好天气组织乡镇、施工单位逐标段验收，市农业农村局已组织专家对我县验收，等待批复。2019年农田建设“最后一公里”项目省厅安排计划19万亩，现已全面施工，竣工时间计划在11月底。2020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建设12万亩安排在9个乡镇18个村，投资18040万元，目前已经完成初步设计、市级批复，等9月份水稻收割完成后即可开工建设。2020年“最后一公里”省农业农村厅安排我县17.49万亩任务，涉及16乡镇21个项目。目前项目初步设计已经经过专家评审，完成县级批复，7-8月份完成招标工作，计划9月开工建设，11月底竣工验收。
3、努力抓好现代农业发展。2020年10家企业被认定为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通过复审的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49家，新认定的市级龙头企业18家，新认定的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5家。31家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94个品种获得“绿色食品”认证；10家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12个品种获“无公害食品认证”；5家企业12个品种获“有机食品”认证；“虾田米”获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认证入选“中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产品；30万亩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水稻）标准化生产基地续报获得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批复，期限5年。
4、努力抓好特色种养业扶贫工作。对建档立卡贫困户逐户摸排，精准界定确定具备实施农业特色产业扶贫条件的贫困户。把是否具备产业扶贫条件，具备哪类产业扶贫条件作为脱贫大数据平台中贫困户的基础信息之一。目前共摸排4.2万户对象户，已完成在省办系统内标注，全县第一批产业到户奖补共打卡发放了5755.9万元，涉及20449户。
5、努力抓好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大力开展了“干净整洁迎新春”行动，全县出动清理车辆2.3万台次、出动人工8万人次、清理垃圾4.3万吨、清理沟塘河渠2.9万米、清理草堆杂物2.7万处、清理乱搭乱建1883处、清理废弃广告牌4045处、清理无功能建筑1177处。积极开展国务院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大检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制定下发了《国务院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大检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方案》（霍农工组〔2020〕6号）文件，对全县厕所进行摸排登记整改，目前对59403户厕所进行了排查，排查出42285个问题，已经基本整改完成。
6、努力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特色农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全面谋划、统筹部署，转变工作思路方法，更加注重质量提升，坚持扶优扶强，促进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内强素质、外强能力，抓好规范提升各项任务落实落地，加快提升发展质量。抓好试点示范。开展国家、省、市、县级示范社四级联创，今年上半年，全县新培育市级农民专业合作社7家，家庭农场11家，省级示范合作社3家，家庭农场5家。下半年力争培育部级示范合作社1--2家。深入推进联合与合作。在继续培育壮大一批单体新型经营主体的基础上，引导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依托选定的县级产业发展带头人、乡镇级产业带头人，充分利用我县农业特色产业资源优势，开展多元融合发展，实现优势互补，构建利益共同体，培育一批产业竞争力强、区域知名度高的品牌联合社。
7、努力做好农村改革试点工作。结合“两项改革”集中整治行动，切实落实好市级抽查反馈的问题。全面完成2018、2019年度清产核资工作任务。完善“三资”平台管理。结合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三资”管理专项行动为契机，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专项清理整治，继续严查“三资”引发的腐败问题。对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的内容、范围、方式、责任等方面进行细化和规范，建立健全简单明白、突出重点、注重实效的“三资”管理权力运行流程，做到让基层干部会操作，让农民群众看得懂。加大农村财务审计监督力度，特别要对“三资”管理混乱、群众反映强烈村进行专项审计。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管理与改革，深化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健全宅基地管理体制机制，完善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改革，推进建立依法取得、节约利用、权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有序、管理规范的农村宅基地制度体系，为乡村振兴提供制度保障。
8、努力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提档升级。2020年我县起草了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明确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推进服务标准、服务质量、服务主体名录、服务事项清单、服务主体信用等行业管理制度建设，加强服务价格指导，鼓励充分竞争，形成合理价格，保障农户利益。加强服务平台建设，用信息化手段实现更大范围的服务供给与需求线上对接，推动我县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信息建设，全县60家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主体实现注册登记。
9、努力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目前农产品快速检测已完成8695个，完成率57.6%；农产品追溯体检建设已完成45家。规模以上农产品生产经营单位入驻国家或省追溯信息管理平台已有47家企业入驻国家平台，92家企业入驻省追溯平台.
10、努力抓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2020年全县计划培训新型职业农民800人，其中经营管理型培训600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550人，产业扶贫带头人50人），专业生产型培训50人，技能服务型培训150人。培训合格率达到90％以上。按照省市有关文件要求，我县通过公开招标，遴选了县水产站等五家培训机构承担培训任务，目前全部开班，9月底完成全部教学任务。
11、努力推进基层农技推广项目。组织全县农技推广部门和农技人员，一边战斗在抗疫一线，一边进村入户指导农业生产：截止到2020年6月24日，全县各级农技推广部门各类技术指导意见630次，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媒介开展宣传360余次；全县共遴选261名农技指导员，他们通过广播、电视、网络、微信、QQ、中国农技推广APP等媒介，开展线上技术指导服12560人次，接受电话、微信等各类技术咨询14280人次；通过开展包村联户服务，深入田间地头，线下实地指导服务23650人次，印发明白纸、科技政策等资料8.9万份。全县共遴选1305名农业科技示范主体，通过他们带动26000多户农户发展生产；农技指导员帮扶指导522户贫困户，帮助他们通过发展产业实现脱贫致富。
12、努力推进信息进村入户工程。按照县2019年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益农信息社）建设整县推进实施方案（霍农工组办[2019]14号）要求，上半年已完成第二批289个益农信息社及信息员的摸底统计工作下步准备，联系四创公司对289名信息员进行益农信息平台操作培训。届时，全县共建益农信息社320个，行政村覆盖率达到80%。做好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系统填报工作，力争7月初完成数字填报并通过上级部门审核。配合百食轩有限公司申报“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试点工程申报。
13、努力抓好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制定2020年全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明确重点工作，落实秸秆产业化利用项目，拟定奖补范围和资金标准。及时兑付秸秆收储场（中心）建设奖补和运费补贴，协调秸秆收储主体与外地生物质电厂签订购销合同，签订数量达8万吨。督促各收储实体做好小麦秸秆收储工作，全县午季秸秆收储量达6万吨。着力提高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率。及时启动中央财政2020年秸秆综合利用试点项目，目前已完成项目投资600多万元；加强秸秆综合利用“五化”利用奖补力度，制定优惠政策，全县已发展秸秆能源化利用企业9家、原料化3家、肥料化3家。大力推进秸秆机械粉碎还田。加强农机作业管理，全县统一要求小麦收割机械必须加装秸秆粉碎装置，留茬不得高于15cm。
14、努力抓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工作。以创建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标准化建设示范单位为切入点，全面深入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体系规范化建设。充分发挥县级仲裁庭、乡镇调解庭和农村调解小组的作用，依法、公正、及时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上半年共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仲裁案件达58余件，结案33件。（受疫情影响，很多案件刚刚送达，还没有开庭）有力的保障了我县农业农村和谐稳定。
15、努力抓好各项重点工作。一是努力抓好党建工作，认真统筹谋划，研究制定局从严治党工作要点和政治理论学习计划，召开专题会议，讨论研究党建工作。落实党建主体责任，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推动主体责任落实。强化政治理论武装，推进学习常态化，认真开展“三个以案”警示教育活动，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全面完成县委巡察整改工作任务，推动工作高质量完成。加强对党员教育管理，加强对各党总支，支部党建工作业务指导，认真抓好党员发展工作。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制定一岗双责责任清单，细化工作任务，制定2020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点，防微杜渐，警钟长鸣，应用四种形态，共提醒谈话8人。做好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提拔使用股级干部7名。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细化工作责任，突出教育管理。做好文明创建和双拥工作。二是努力做好新型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成立以党组书记、局长闻庆东为组长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组，加强对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积极做好局机关工作人员及全体站、所、场、公司人员自身疫情防控工作，全局未发现一例感染病例和疑似病例。强化小区包保和办公室值班，包保城关镇阳光名苑小区，每班实行领导带班24小时在岗在位，确保疫情期间信息畅通，安排部署落实到位。加大对龙头企业、新型经营主体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的疫情防控，特别是对畜禽养殖企业，印发明白纸和一封信，确保经营人员和养殖畜禽的生产安全。加强企业复工复产，确保全县菜篮子和米袋子安全。粮油、蔬菜、肉蛋等食品市场供应充足，确保疫情防控期间社会稳定。保障防控物质供应，局党组积极筹措资金，及时购买口罩、消毒液、消毒酒精等必需防控物质和用品，及时购买生活必须品确保阳光名苑小区包保人员值班值守。积极做好绿色通行证发放工作，主动配合交通、经信部门，确保疫情防控期间农资物质储备、蔬菜、粮油运输配送，春季农业生产物质储备充足，市场供应畅通。加强疫情期间农业特色产业扶贫工作，扎实开展农业特色产业对象摸排统计工作，积极帮助带贫主体复工复产工作，及时协调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精心组织安排为贫困户购买鸡苗工作，迅速开展产业发展指导服务。三是努力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及时贯彻传达国务院、省、市县会议精神，研究制定2020年局安全生产工作要点和工作计划，制定网络与信息安全、渔业船舶水上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村环境污染、农业重大有害生物及外来生物入侵、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农业地震、农业重大自然灾害、水产品质量安全、农作物种子突发事件、非洲猪瘟疫情、农机事故应急等12个应急预案。加强安全生产督查检查，对龙头企业和家庭农场、合作社生产管理、农田建设现场安全管理；重点行业安全管理，农药、化肥使用安全等上半年督查检查20余次，上半年未发生一起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四是做好维稳工作，对重点单位重点人员明确包保人员，确保“两节”期间和“两会”期间无越级上访事件，主动接触矛盾，真心真情化解。五是做好扫黑除恶工作，针对原茧丝绸公司王永明强占集体公房，局已按程序进行，案件在推进中。六是抓好民族宗教工作，认真做好局宗教联系马店镇马店教堂工作，配合乡镇做好非法传教点普查工作。七是推进招商引资工作，2018年引进的方硕食品有限公司二期项目2020年投资一条小龙虾冷冻包装生产线3000万元已完成。2019年引进鑫淼橡胶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投资1.145亿元，截止目前已完成投资9000万元。2020年引进北京西拓联合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沼气工程和固化有机肥1.3亿元项目和深圳中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8940万元项目正在深度洽谈中。八是推进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工作，对潘集农场、十里井棉种场、户胡农场、冯井农场、茧丝绸公司、种子公司等经营性事业单位进行改制，目前已完成资产登记，征求意见、职工签字等工作。加强推进统筹解决县属困难企业和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工作，认真落实霍政办秘[2020]62号通知精神。
县农业农村局上半年工作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还存在困难和问题，一是农业产业化生产水平不高，虽然是产粮大县，但一产比重低，农产品加工产值负增长；二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太多，虽然每年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水利最后一里公项目建设，极大地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但由于面小，加上乡镇缺乏有效的设施监管，前修后毁，象今年前期的干旱和目前的雨水重大水灾渍害等，造成一定的农田损毁，影响农作物收成。三是环境整治工作任务重困难多，特别是农村改厕工作，由于前期所建厕所标准不高，质量不高等，造成现在整改困难特别大，加之农户使用保养不到位，省市督查多次发现问题，前面刚改好，后面就出现问题。四是农村宅基地改革工作，过去的业务在自然资源局，没能很好的沟通与对接，责、权、利不明确，造成农户分户、办宅基证等困难问题。五是机构改革后，业务量增加巨大，而人员年龄结构老化，知识面断层等，造成部分工作应付多，顾此失彼，重点工作不突出，常规工作亮点少。六是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的数量多质量低，没有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科技水平不高，现代农业发展慢，由于多种因素影响，传统农作物会出现增产不增收现象，缺乏市场竞争力。针对以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局党组高度重视，并将在今后工作中认真加以解决。
二、下半年工作安排
1、加强水稻等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技术指导，防控重大病虫害发生，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粮食生产目标责任，确保全年粮食收获面积稳定在465万亩以上，总产量稳定在180万吨以上。
2、年底完成2020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任务80%以上，11月底前全面完成2019年度和2020年度农田水利最后一公里建设任务，并完成县级验收。认真谋划2021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田水利最后一公里建设计划和实施地点。
3、按时完成今年“三品一标”任务17个。下半年继续申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努力打造我县农产品品牌。继续培育壮大我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规模，培育5亿元以上行业领军骨干企业3家，亿元以上龙头企业10家。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做精做亮小龙虾产业，优化提升皖西白鹅产业和朗德鹅产业，加强“三品一标”认证。
4、全面完成脱贫攻坚农业产业扶贫任务，完成2020年贫困户产业奖补打卡发放工作。
5、继续做好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全面完成年度工作任务。
6、进一步做好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工作，提高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动力。
7、切实巩固好农村“两项改革”成果，深化村级“三资”管理平台升级工作，在全县范围内建立健全微权利E监督系统及农村产权交易平台系统。
8、加快农产品检测速度，力争超额完成50%以上。继续开展追溯体系建设。再完成5到10家。继续推动规模以上农产品生产经营单位入驻国家和省追溯管理信息平台。完成种植养殖生产经营单位名录信息化数据库建设，继续推动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实施。
9、督查新型农民培训工作，按照省市有关要求，加强对各培训机构工作指导和监督，确保9月底全部完成教学计划，10月底全部完成验收、总结、财务审计工作。
10、全面落实秸秆综合利用“五化”利用项目建设，确保序时进度加快中央财政2020年秸秆综合利用试点项目实施进度。
11、推动乡村治理试点工作，认真总结经验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