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贵资本范文

权贵资本范文第1篇

东亚金融危机后的一系列研究表明，这场金融危机从某种意义来看是“东亚模式”或“权贵资本主义”的危机；权贵资本的为所欲为，直接或间接引发金融危机并导致相关国家经济与社会的持久动荡。

二战后，东亚威权主义者为确立自己的权威，纷纷把经济增长作为执政的第一要务，让百姓从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以便增强执政基础。由于保持了政治稳定，采取专家治国和出口导向战略，东亚迅速摆脱了经济落后的状态，大大推进了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由威权主义而生成的“裙带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商界和政府合作固然可以把整个国家的力量引到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途径上，但随着日积月累，它会造成监管不力和贪污盗窃的“道德风险”。在一些国家，“权贵资本主义”集中体现为与政府领导层有密切联系的利益集团控制着经济命脉，一些家族或财阀依靠与政府的密切关系牟取暴利，从而妨碍了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在很多东亚国家，由于政府垄断了庞大资源，对整个国家的生产、投资、税收、货币、信贷、贸易都有控制权，企业或机构为获取资源的优先分配或各种类型的经济优惠，便千方百计贿赂行政官员，由此引致日盛一日的钱权交易。政府对与政客们有裙带关系的银行、企业提供各种隐性担保，增加了金融中介机构和企业的道德风险，由此生成的不良资产则体现于政府的隐性财政赤字。政府主导经济增长而引致的政企勾结，使企业不注重经营管理，不注重经济效益，只注重与政府官员拉帮结派，只注重市场和资本份额的最大化而盲目扩张。相关利益集团的生成，使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变本加利，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成为腐败现象滋生的温床。这一点在韩国最为典型。

由于对权贵资本长期实行“金融倾斜”和优惠利率政策，为企业过度投资和盲目扩大规模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政府对银行的保护，银行倾向于扩大贷款规模而忽视对贷款的风险管理，信贷过度膨胀的结果必然造成经济“过热”，在缺乏政府有效监管的情况下，这不仅造成低效益产业的过度扩张和股市房地产业的持续膨胀，也加剧了两极分化、危害了社会稳定――马来西亚20%最富有人口的财富与20%最贫穷人口的财富比率达11.7倍、印尼苏哈托家族与极少数华商控制着国家70%以上的财富，就是最好的例证。

两极分化的加剧与暴富的少数和贫困的绝大多数的对立，产生了严重负面效应，即“人们第一次表现出一种对抗心理，甚至藐视现存权威”。这开始动摇社会稳定的基础，使市场经济秩序极度混乱。权贵资本还在国家经济岌岌可危之际最先感知危机的来临，由此大量向境外转移资产，导致“羊群效应”，直接引发金融危机，或加速金融危机的到来。

由于东亚国家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因此以政府力量主导经济发展有其必要性；但当经济发展取得阶段性成功后，政府应“激流勇退”，减少对经济的干预，让市场充分发挥调节作用。然而，一些东亚国家由于相关利益集团的生成，使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变本加利。诺贝尔奖得主戈里・贝尔指出：“因政府介入了经济，才衍生了腐败。限制越多，贪污贿赂就越严重。”、裙带关系在很多发达国家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但没有造成东亚国家那样的危害，主要是政府的权力受到多方约束与监督。

而东亚国家严重滞后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不可能为制约权力提供广泛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缺少合法制约途径时，民众倾向于暴力对抗政府权力。这又反过来导致政府为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政治集权和经济控制，结果形成恶性循环。

目前在境外的压力和境内的好大喜功下，我们的金融业也在加速开放，此举令诸多国际经济学家感到吃惊，这点与1997年金融危机前的一些东亚国家非常相似。在开放过程中，一批境外投资者是“请进来”的，还有一批我们不让它们进来，但通过乔装打扮也“混进来”了，不只是一般理解的“热钱”，如一些以投行等形式进入，进来后“演变”成为对冲基金。因此，来的并非都是想分享中国金融改革盛宴的“客人”，也有来者不善的危险“嗜血者”。这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加强对金融的监管。然而从近年来的金融改革与开放实践看，金融监管者的自负与实际能力委实让人惴惴不安。

东亚金融危机有着深刻的启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当被有效限制，行政权力运用应当被充分监督，公民社会的建设应当被高度重视。但是，反思东亚金融危机，除了权贵资本的祸害之外，值得警醒的还有很多，这些反思的核心是，中国应当从东亚金融危机学到些什么，以免重蹈覆辙。

世界大国在经济发展与崛起过程中都跌过跟头，很多还不只一次，唯独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没有，但对此不能麻痹大意。10年前在我们“家门口”爆发的金融危机，应是活生生地给中国上了一课。但是迄今我们没有认真评估那场危机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更没有认真细致地反思中国为什么能避免那场灾难。从很多研究来看，东亚金融危机给中国造成的损失非常巨大，而且由此背上了“大国责任”的沉重政治包袱；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因资本账户管制而侥幸躲过金融飓风的冲击，而我们的一些官员与学者却深信，是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卓越的宏观管理能力而抵御了那场危机，并据此乐观地认为，经过1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实力更加强大，宏观管理能力更加卓越，由此可以抗击范围更大、强度更烈的金融冲击。

权贵资本范文第2篇

强大利益集团孳生常常是一个国家从兴盛走向衰落的转折点，更是后发国家丧失“赶超”希望的根源，因为这样的利益集团绑架国家政权，使之沦为为小集团私利看家护院的“家丁”，扼杀平等公正……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因国内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市场太小而无法取得规模效益，在开放市场的竞争中难以立足；即使主政者有心保护国内市场，为本土产业创造发展空间，但掌握了绝大部分财富并因此在政治和舆论上势力强大的高收入群体也有能力扼杀这类政策，以求满足自己对外国时尚、高档、优质消费品的消费需求。

一般而言，适度的本币贬值能兼顾促进出口和抑制进口的双重目标，对本国经济增长有正面作用。因此，自主性较强的国家往往诉诸本币贬值手段以刺激本国经济，国际收支压力较大、对出口产业依赖性较高的国家此种动机更强，经济危机也常常会强化各国本币贬值动机，以至于1930年代大危机时期形成了各国竟相实施“汇率倾销”的全面货币战；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后，“货币战争”一词也一炮而红，风靡世界。

然而，就是这样一件公认为有利于本国经济的政策工具，1968年的秘鲁政府和1971年的加纳政府实施未久，自身便宣告。之所以如此，原因是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精英群体日常生活消费高度依赖于进口消费品，本币贬值政策虽然有利于国民经济整体，却导致进口消费品价格上涨，损害了这些群体的短期狭隘利益，他们便运用自己的政治经济影响力颠覆了政府。

一个被利益集团绑架的权贵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注定缺乏行动能力，财政动员能力虚弱；因为这个小小的权贵群体有能力制定和推行有利于自己的财税制度，而其他普通居民又无法提供足够的财政收入，而一个财政动员能力虚弱的国家无法有效应对各类经济和社会冲击，使本土现代产业的发展环境因此进一步恶化。面对外敌入侵，这样一个国家也注定无力招架，因为敲骨吸髓的剥削者不仅不可能有效动员起被剥夺压榨的大众，反而往往惟恐被剥削的大众在反抗外敌入侵的过程中组织起来而夺取其政治经济权利，因而常常愿意丧权辱国割让利权，乃至为外敌充当统治的傀儡，只求能保住自己已有的剥削压榨特权。晚清和旧目的中华民国便是这般景象。

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即使许多一度爆红的发展中国家也不例外，如20世纪初的阿根廷、二战后初期的菲律宾。须知1910～1930年间的阿根廷发展程度比加拿大还好，二战后初期的菲律宾曾经是东亚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只能瞠乎其后。即使是在引领世界的大国，尾大不掉的利益集团也会扼杀公正和发展的希望。昔日的世界帝国西班牙就是这样没落的，今天的美利坚“帝国”同样面临这样的风险。次贷危机和由此发展而来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金融体制的深层次问题，但致力于推动金融改革的奥巴马却因开罪华尔街利益集团而付出了重大政治代价。2010年9月上旬，奥巴马在一次演讲中说：“很长时间以来，一些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一直主导着华盛顿的议事日程，他们谈论我的时候就像在谈一条狗一样。”在该年年末的中期选举中，奥巴马果然惨败。

在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体中，国有经济私有化是分利集团快速形成并膨胀壮大的最重要渠道，因为财富再分配、特别是掠夺财富永远比创造财富更为迅速快捷。在1980年代以来的拉美私有化进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而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私有化进程中，这一点更是暴露无遗，它造就了俄罗斯目前已是根深蒂固的权贵资本主义，哺育了一批企图或曾经左右政局的寡头。尽管普京上台后强力整肃，但权贵资本主义病根已经深入俄罗斯肌体，难以根除。

俄罗斯私有化造就企图操纵政权的寡头

在苏联废墟上建立的俄罗斯叶利钦政权企图通过大规模私有化迅速制造出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俄罗斯私有化之父”丘拜斯后来与前总理基里延科谈话时对此直言不讳：“在质押拍卖(指俄罗斯1995～1996年的国有资产质押拍卖)中完成的惟一任务是促成产生大的资本家，以防止社会主义重归俄罗斯。这个任务95％是政治性的，只有5％是经济性的。它是借助于质押拍卖完成的。”殊不知此举却造就了在相当程度上凌驾于这个政权自身之上的操纵者。在收买大资产阶级政治支持的交易中，近乎无偿地掠夺了巨额资产的大资产阶级、俄罗斯新贵们并无义务急于支持养肥自己的人；而大力推行私有化的盖达尔政府由于此举大大削弱了政权自身的资源，并将绝大多数国民推向自己的敌对面，反而极度削弱了自己的“谈判地位”。结果，新生的俄罗斯大资产阶级开始萌生操纵政权的野心。

苏联刚刚解体，新生的俄罗斯大资产阶级中就有人开始显现出操纵政治的野心。俄罗斯寡头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最近20年里，除了商界，政府不可能从任何其他地方挖掘到得力的干部。任何一个30～35岁年龄段上的政府工作人员，如果没有经过在商海中的磨练，在国家的岗位上会无所事事。”

在1992年出版的与其副手涅乌兹林合著的《操纵金钱的人》一书中，他更写下了这样的自白：“几个月前我们还认为不影响我们这些商人利益的政权是最好的。就这一点来说，戈尔巴乔夫政府是最理想的。在当时那个阶段，这已足够。现在，当商人阶级的力量在积蓄，而且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发展进程的时候，我们对政权的态度开始改变。政府对我们采取的中立态度已不能使我们满足。现在需要遵循‘谁有钱谁说了算’的新原则……我们商人不需要被收买的政府，我们将促成个人利益与我们一致的那些人以民主选举的方式掌握权力。这样的政权不仅能得到我们的拥护，也能得到我们的经济支持。如果(现在的政权)不能胜任，就需要采取相应的步骤，让那些与商人志同道合的人上台。”

霍多尔科夫斯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攫取了尤科斯石油公司控股权和管理权之后，他同时向政治立场迥然对立的“亚博卢”集团、右翼力量联盟和俄罗斯共产党提供政治捐助，企图先在国家杜马中获得“拦截股”，进而取得“控股权”。

以1996年初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和当年俄罗斯总统大选为标志，俄罗斯“寡头资本主义”正式诞生。在当年年初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12个与会的俄罗斯巨商(主要是银行家)决定集中所有人力、财力、物力去帮助叶利钦竞选连任成功。叶利钦如愿以偿成功连任，寡头们也如愿以偿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国家政权，他们不仅向政府重要位置安插了自己人，有时还亲自披挂上阵，在国家机构中占据了几个高级职位，最典型的莫过于控制奥内克苏姆银行的寡头波塔宁出任联邦政府第一副总理。别列佐夫斯基的做法更迹近操纵政权。当初极力推行私有化、希望借此造就一个大资产阶级作为政权支持基础的丘拜斯刚刚提出“企业家的活动对国家的影响过大”，就立马遭到别列佐夫斯基的迎头反击，后来又预言丘拜斯在政府的日子屈指可数。1998年3月22日，他

在独立电视台的“总结”节目上断言切尔诺梅尔金总理不可能成为叶利钦政策的继承者，次日切尔诺梅尔金就被解职。

别列佐夫斯基这样概述自己的主张：“资本应该拥有高水准的独立_生，并不受来自国家的干扰。企业家的活动应该加强其在国家中的作用。今天，俄罗斯国家政权最强大的支柱是大资本”；“作为国家，有责任听取企业家们的意见，而无权给他们穿小鞋。”“寡头资本主义”一词就是俄罗斯媒体概括他的主张而提烁出来的。

实际上，这些寡头所要求的“企业独立性”不过是主张资本可以收买政权，但政权不能调控、节制资本。长距离输油管道工程在任何国家都是牵涉国内乃至国际政治经济的大事，但2003年4月尤科斯、西伯利亚两大石油公司合并后，霍多尔科夫斯基受到普京接见，他要求政府允许铺设私有输油管道，还在事后用挑衅的口吻评论这个问题：“当我制定好自己的计划后，不需要有人再对我们说该往哪一条输油管投资。”而在霍多尔科夫斯基控制的梅纳捷普银行和尤科斯石油公司中，多年来要谋求高级职位的必要条件就是在政府里有个人联系，能够接近政府高官或者本人就是政府高官；公司高管中也有人后来出任政府职务。在梅纳捷普银行和尤科斯石油公司担任过高管的前高官有：

卡加洛夫斯基，梅纳捷普银行第一副行长，1992～1994年俄罗斯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盖达尔班底”一个积极有影响的成员。

伊瓦年科，尤科斯石油控股公司副总裁，原西拉耶夫政府的安全部长。

萨姆谢夫，尤科斯石油控股公司副总裁，曾在盖达尔、切尔诺梅尔金两届政府担任燃料动力部副部长，后任财政部长。

格鲁舍温科，尤科斯石油控股公司副总裁，曾于1992年担任燃料动力部第一副部长。

涅乌兹林，尤科斯集团第二把手，1997年9月担任俄通社一塔斯社副社长，同时保留在梅纳捷普集团的职位。

沙赫诺夫斯基，在涅乌兹林出任俄通社一塔斯社副社长后，接任俄罗斯工业一尤科斯联合董事会负责对外联系(面向国家机构、社会团体、大众媒体)的副董事长，原在莫斯科市委主管内务，1996年是叶利钦竞选总部成员。

……

俄罗斯“民主”政体下的媒体――资本掌控的工具

媒体既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公共权力，在市场体制下又能成为一种营利工具，志在操纵政权的俄罗斯寡头们自然不会放过。1990年代，以桥银行总裁、桥集团总经理、俄罗斯实业界圆桌会议联合协调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弗拉基米尔・科斯季科夫・古辛斯基为先锋，新出现的金融工业集团寡头们相继插手俄罗斯大众传媒领域；到1990年代后半期，俄罗斯大多数大众传媒已经落入他们的控制之中。《消息报》等部分媒体一度独立运营，但为时不久便不得不纳如资本麾下。在掌握媒体的寡头中，古辛斯基最为突出。旱在1993年，桥集团就创建了一个“独立”的电视频道独立电视台，古辛斯基个人掌握其77％股份；1997年初，桥集团控制下的大众传媒机构合并成一个独立的控股公司“梅地亚一桥”集团，古辛斯基自己领导并持股Y0％，为此他不惜放弃了在其创立的集团里担任其他职务。当年7月，1992～1994年担任叶利钦总统新闻秘书、后出任俄罗斯驻梵蒂冈大使的科斯基科夫出任“梅地亚一桥”集团副经理。

在鼎盛时期，“梅地亚一桥”集团下属媒体包括：

七日出版社，出版俄罗斯最受尊重的自由派报纸之一、发行星10万份的《今日报》(最初系桥一银行集团自行开办)，以及发行量375万份的《七日报》；

《综述》杂志，发行量55万份；

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每天在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有258万听众；

独立电视台控股公司，为“梅地亚一桥”集团下属子公司，当时是俄罗斯最有名气的电视台之一，覆盖俄罗斯欧洲部分、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约12亿观众，以及独立电视台附加台(有5个频道进行卫星电视转播，连接了22万台电视机)。

此外，在古辛斯基势力范围内的媒体还有《莫斯科共青团员报》、《莫斯科真理报》、《莫斯科晚报》、《自鸣钟》、《文学报》和莫斯科的电视频道莫斯科电视银屏。此外，古辛斯基还曾经提出以16亿美元收购莫斯科电影制片厂49％股份，以及企图收购俄罗斯通讯公司25％股份，但未能成功。

古辛斯基对大众传媒的投资，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在俄罗斯特殊条件下对政权的投资――这句评语不仅是对古辛斯基的准确评价，也是对其他寡头传媒投资的准确评价。经营传媒本身就是件难事，在1990年代俄罗斯混乱的经济环境中，要想循正常方式经营传媒更是难上加难；这些传媒本身并不盈利，而是亏损的，寡头们之所以要控制这些传媒，目的不是追求商业利润，而是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目标，其由低到高主要如下：

――捅出败坏自己竞争对手声誉的各种黑材料，封锁对本公司不利的消极报道。在某些时候，这种权利还时常被用于敲诈勒索。寡头古辛斯基控制的“梅地亚一桥”集团当时被认为是俄罗斯最有保障的大众传媒，其员工的薪酬、稿酬均属最高，下属独立电视台的办公和摄影设备均优于国有的俄罗斯电视台。但这家公司经营高度依赖于来自西方和国内大公司的贷款，其中数目最大的贷款有几亿美元，是俄罗斯灭然气工业公司借给该集团的，而且已经超期；俄岁斯灭然气公司列姆・维亚希列夫承认，之所以“借给”梅地亚一桥集团如此巨款且从中不获得任何商业利润，“只是为了让他能保持安静，小来干扰公司运作罢了”。

――左右社会舆论和政治精英的情绪，促使政府通过对本公司有利的政治和经济决策，以及在国家机关中为自己的利益游说。

――帮助对某一集团友好的活动家进邦和地方各级政府领导层，阻止对本集团不利的政治家上升。如独立电视台台长马拉申科曾被正式编入叶利钦的竞选班子。

正因为如此，2000年3月总统大选及国家杜马选举后，俄罗斯政治局势趋向稳定，大商人对大众传媒的投入也相应锐减，因为政权争夺战业已或正在接近尘埃落地，新总统普京地位稳固，而且消除了叶利钦时期寡头们左右政局的局面，继续向媒体投入大笔资金就纯属浪费了。

权贵资本主义注定不能形成稳定的政权和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稳定环境

假如能够形成稳定的政权，进而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必要的稳定环境，那么无论俄罗斯私有化及其造就的寡头群体有多少原罪，倒也不失为“逆取顺守”之举。但事实证明，私有化造就的俄罗斯寡头们注定不能形成稳定的政权，遑论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稳定环境了。

事实上，随着寡头们的势力兴旺壮大，他们开始具备条件实践霍多尔科夫斯基的上述思路，寡头内部确实也出现了组织“影子政府”把持国家政权的想法。1997年，寡头中的“思想家”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提出，大资本家应当联合起来，将国家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换言之，就是国家应由高级官员和大资本家“共同拥有”。然而，尖锐激烈的利益冲突使得大资产阶级们天然难以联合起来。另外一个寡头、

首都储蓄银行农工银行总裁斯摩棱斯基曾得到波塔宁的帮助，1996年8月时还极力推崇波塔宁，称他是他们这群志同道合者中最适合担任第一副总理的人选，但两人为争夺西伯利亚石油公司而翻脸，后来波塔宁被迫离开政府时，斯摩棱斯基却如此尖刻评价他：“他没有学会把自己的这张皮和国家那张皮剥离开。”

不止一位观察家指出过，俄罗斯大商人缺乏良好的组织性。最典型的表现是，一直到2000年夏，大部分俄罗斯大资本家才决定加入阿尔卡季・沃尔斯基领导的俄罗斯企业家和工业家联盟，而此时普京已经竞选获胜，并且从代总统转为正式总统，开始整治寡头了；领导俄罗斯企业家和工业家联盟的阿尔卡季・沃尔斯基最初步入政坛是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的助手。俄罗斯新生资产阶级队伍内部无法自行产生一个领袖人物，而需要借助这样一个与苏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才能多少凝聚起来，充分显示了这个群体何其缺乏凝聚力，而一个自身就缺乏凝聚力的集团是无法担任整个社会凝聚核心的。

同时，按照一个社会领导集团所必备的标准衡量，俄罗斯大商人的致命缺陷是没有任何传统，也缺乏社会责任感。2000年6月，俄罗斯著名寡头、梅地亚桥集团公司总裁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受控非法侵吞价值1000万美元的第11电视频道国有资产而被捕后，别列佐夫斯基给俄罗斯企业家和工业家联盟写了一封公开信，即使在这封主题是为古辛斯基辩解的公开信中，别列佐夫斯基也不得不写道：“我们之间的内讧突出地反映了自己的傲慢、没有相互听取建议的愿望、没有经验，而最主要的是――这是一个缺乏远见的新阶层，没有能力抓住主要问题，尽管它拥有了巨大的财富，但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社会都缺乏一种责任感，这让俄罗斯付出了高昂代价。”

也正是由于缺乏社会责任感，以及依靠攫取而不是创造的发财历史，俄罗斯新贵们常常傲慢地无视大众，把自己放到大众对立面。2003年4月，与普京会面之后，霍多尔科夫斯基公开呼吁普京“应该依靠国家少数具有创造力的群体，依靠高智商的精英。我们的成功是我们的大脑积极运作的结果。”这样的一个群体，注定无法充当凝聚一个大国社会的核心力量。

更糟糕的是，俄罗斯新生权贵阶层负有深重的“原罪”。虽然表面上气壮如牛，但1992年出版的、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和涅乌兹林合著的《操纵金钱的人》一书中，仍然流露出依靠非法手段致富者内心深处的胆怯：“在做任何事之前，我们都无法摆脱这样的龌龊感觉：门即将开启，我们听到有人说，‘商人?请进监牢吧!’最富有经验的律师也无法保证我们能顺利离开被告席，因为被告与法官都将以法律为准绳采取相应的行动。”

俄罗斯共产党主席根纳季・久加诺夫、自由派政治家鲍里斯・涅姆佐夫、美国政治学家李・沃洛斯基、著名货币投机商乔治・索罗斯，这四人的政治立场完全背道而驰，他们分别发表言论文章的《苏维埃俄罗斯报》、《共青团真理报》、美国《外交》季刊、英国《卫报》的立场和背景差异巨大，但他们谴责俄罗斯财阀、寡头的措辞则几乎完全一样，思维如出一辙。

2001年1月17日，对普京并不友善的意大利《共和国报》如此评价：“许多观察家们认为，作为总统的弗拉基米尔・普京所取得的最主要成就是战胜厚颜、无法无天的阴谋家――即人们口中的‘寡头’，这些人一度牢牢地控制住了权力。与此同时，这些人还创建了一个并行的权力机构，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却能对俄罗斯国家政策和社会发展施加影响。普京非常善于管制这些凭借在苏联和俄罗斯国家财产私有化的过程中使用骗术不费吹灰之力、没冒任何风险就捞取了巨额财富的人。”

俄罗斯私有化急先锋支持者几何?

正由于俄罗斯私有化对该国经济社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对推动俄罗斯私有化发挥了关键作用的人物在俄罗斯社会声名狼藉，甚至曾经吹捧他们的西方势力最后也背离了他们，最典型者莫过于“俄罗斯私有化之父”丘拜斯。此人1991年11月任俄罗斯联邦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席，1992年6月1日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政府负责经济和财政政策的第一副总理，同年领导俄罗斯联邦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制定了私有化方案和实施计划。

充满腐败和掠夺的俄罗斯私有化把亿万俄罗斯平民推向贫困深渊，俄罗斯经济蒙受毁灭性汀击，经济下降幅度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令丘拜斯在俄罗斯民间饱受唾骂。老百姓憎恨丘拜斯，称他为“大骗子”；反对派指责丘拜斯的私有化只是廉价拍卖国家财产，使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丘拜斯所擅长的就是将国家财产挪来挪去，并不能给俄罗斯带来经济增长。多年的民意调查都显示，他是俄罗斯最不受欢迎的政治家，“这是丘拜斯惹的祸”在俄罗斯成了一句家喻户晓的谚语。有一次，丘拜斯的哥哥伊戈尔到医院做腿部手术，医生检查时得知他姓丘拜斯后，竟马上厉声说：“如果你是‘那个人’的亲戚，我绝不为你做检查!”2005年3月17日丘拜斯遇刺，嫌疑人克瓦奇科夫在案发后第8天(3月25日)就被检察部门认定并提讼，但受到了社会的强力支持。2010年8月20日莫斯科州法院再次宣告克瓦奇科夫无罪时，旁听席上一片欢腾，“乌拉”声响彻法庭。但西方在政治上对丘拜斯却大加褒扬。1997年，《欧洲货币》(Euromoney)杂志将其评为年度“年度优秀财政部长”，但他直到这一年的3月7日才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政府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11月份就被解除了俄罗斯联邦财政部部长职务，保留政府第一副总理虚职。

尽管西方政界和舆论界、某些俄罗斯知识分子可以出于政治目的而大肆吹捧这个毁灭了本国国民经济的人，反正他们无需自己去冒险；但对于需要用自己的钱去承担风险的投资者而言，他们就不会乐意在市场上支持丘拜斯了。即使在通常被认为是丘拜斯私有化受益者的俄罗斯商界，对丘拜斯的支持也很少。丘拜斯在俄罗斯统一电力公司总裁任上时，打算借鉴备受质疑的美国加州电力改革经验推行电力体制改革，希望在该领域吸引外资，提高其效率和竞争力。但丘拜斯刚一宣布进行改革，统一电力公司股价立刻暴跌2／3，公司资产大幅度缩水，迫使俄罗斯国家杜马实质性地改变了电力系统的改革方案和时问。

更令丘拜斯之辈丧气的是，随着时间流逝，连西方社会舆论对他的抨击也与日俱增。早在1993～1996年间，就开始有一些很有影响的美国报纸将阿纳托利・丘拜斯称作“卑鄙、伪善的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则称盖达尔和丘拜斯为“货币主义杂种”，意思是说这两人的经济和思想理论非常肤浅。

充满欺诈的中国私有化主张意欲何为?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明文规定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大规模私有化无异于宪法，对中国社会和政权稳定_生的威胁可想而知。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近年流行的某些私有化舆论充满了欺诈，最常见的就是把国企与公众利益对立，在“增进公众利益”的旗号下鼓吹实际上只能令少数人得利而剥夺大众利益的举措。

如以“国有垄断企业”分红少、损害了公众利益为由主张私有化，且不说前些年国企分红少系1990年代国企极度困难时期的遗留问题，我们不能竭泽而渔，这种逻辑总结起来就是“因为国企暂时分红少，普通公众受惠少。所以，为了让普通公众增加受惠，应当把国企改为私人所有，让利润进入少数私人私囊，从而剥夺普通公众从中受惠的可能”……这是什么样的逻辑?我几年前读过一篇某知名评论家谈论民营资本进入教育领域的文章，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因为其论证逻辑实在太过强大。那篇文章逻辑可归纳如下：

“教育收费高昂、全社会怨声载道，必须改变――教育收费高昂是因为投入不足――为增加教育投入，应吸引民营资本进入――为吸引民营资本进入，应取消对教育的价格管制，准许提高教育收费!”

类似的忽悠做法同样也体现在关于财政问题的争议上。主张私有化的人多数也指责中国财政规模过大；事实是中国财政占GDP比例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我们需要澄清某些被搅混的事实。

美籍经济学家陈志武《中国政府规模有多大》一文流传甚广，此文指责中国财政规模过大，声称2007年中国财政收入5.1万亿元，占GDP的21％，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中国政府规模大于美国。其实，这篇文章是把不同口径财政数据放到一起比较了，因此结论只能是误导。

无论是按照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中央财政占GDP比重还是按照财政供养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衡量，中国政府规模都小于美国政府；陈志武文章中引用的中国财政收入是包括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在内的全部收入，但陈志武用以与之比较的仅仅是美国联邦财政收入，而美国财政包括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三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2007年中国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总额51321.78亿元，陈志武文中这一数据大体正确；2007年美国GDP为138112亿美元，根据我查阅的美国国会预算署统计数据，2007年美国联邦财政收入25682亿美元，经济统计局报告提供的当年美国州政府财政收入约20190亿美元，两项合计45872亿美元，占当年美国GDP的33％，尽管州以下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尚未纳入计算，但这个比例已比中国同年全部财政收入占GDP比例高出12个百分点了。若按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衡量，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资料，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历年这项指标都相当于中国的2倍左右。

这些本来是经济学界的常识，身为知名美籍经济学家的陈志武在《中国政府规模有多大》一文中作出如此驴唇不对马嘴的对比，是因为真的不知道，还是明明知道这些常识却故意拿不同口径数据对比?他这样做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权贵资本范文第3篇

而由于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公开的市场制度环境中并不允许存在，亦非一个公开舆论场中能公然展开的话题，因此所谓围绕权贵资本主义的探讨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疑似权贵资本主义”展开，而所谓“疑似权贵资本主义”就是指在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中不会公开宣示，而在实际运行中又似乎为数不少的靠显赫家庭政治背景和人脉关系，来获取相对优越的政经资源和营商条件的一整套行为机制。

关于毛晓峰的问题相关部门尚未给出结论，坊间已经出现了N种解读，最离奇的说法包括为安邦“让路”和与安邦“勾结”两个版本。由于事件发生在安邦强势入主民生之际，且安邦式狂飙突进正引发诸多猜想，两相叠加无形中为坊间的种种传言提供了发酵与流散的温床。其后公众情绪虽经人民网等强势官媒发表力挺安邦的评论而有所平复，但疑虑尚存，估计要等相关事件有了结论才能暂告尘埃落定。

以上情势其实正折射出围绕“疑似权贵资本主义”的种种非议的杀伤效应。相关优势资源的暗中加持，固然有利于把生意迅速做大，且在一段时间内回避舆论的关注，但一旦背负“疑似权贵资本主义”的名声，所谓的财技、经营管理才能、把握时机的眼光和资本市场纵横捭阖的能力等等都会被投以怀疑的目光。

在一个法治市场经济体中，恶意并购也罢，两情相悦也罢，只要合乎法律规定，履行相关法律程序即可。而在一个“疑似权贵资本主义”的氛围中，即使表面程序并无大的瑕疵，也即符合程序正义，人们也会以目的正义对之进行消解。

而反过来说，所谓打破盘根错节的既得垄断利益集团需要强有力的突破，因此就需要有与强有力势力结为奥援的说法，在舆论场中也很难站住脚，因为人们此时又会以程序正义方面的缺陷来消解其目的的正当性，逆取终至难以顺守。

说到底，相对于权贵资本主义，人们对“疑似权贵资本主义”似乎更不宽容，因为前者虽然有明火执仗之嫌，但至少不会过于“潜规则”。而对于“疑似权贵资本主义”，由于其种种云山雾罩，种种神龙见首不见尾，人们反而更倾向于加以过度解读，更关注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在这种情境中，比事实更重要的是人们倾向于相信什么是“事实”。

因此，人们最近不仅不再相信寒门还可以出贵子，而且还“变本加厉”地怀疑那些寒门之子要么是伪寒门，要么入赘了豪门，要么俯身权贵，总之，上进之途中肯定走了攀龙附凤的捷径或歪路。比如人们开始怀疑一切的并购背后都有着看不见的翻云覆雨手，那些台面上的人物要么是白手套，要么是虚张声势的棋子。

这种选择性判定真伪的惯性思维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直接导致对我们的社会经济赖以运行的基本规则的解构，而这种解构又导致基本秩序的失范，因而格外令人感到沮丧。然而更应该被指责的肯定不是有着这种惯性思维的民众，正是“疑似权贵资本主义”内在的政经杂糅，反过来导致人们不能以纯乎经济的眼光来观看经济行为。当代表着规则与秩序的建制性主体中的关键阶层习惯于视制度为道具，为工具，为私器，为武器时，又怎么能指望芸芸众生对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抱怀有虔敬之心，并进而以戒慎恐惧之态加以执行呢？换言之，当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率先选择放弃操守玩世不恭时，整个社会便会在犬儒主义的道路上加速狂奔。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要防“右”，但主要是防“左”。而为左派势力提供充足弹药资源的，恰恰是“疑似权贵资本主义”，因为左派所擅长发动的民粹主义，最容易为“疑似权贵资本主义”所激发。十年前因国企改革大潮中泥沙俱下而导致的改革正当性危机殷鉴未远，所有有志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大业的健康力量应携手早为之计。要防左，釜底抽薪之计即在于及早终结“疑似权贵资本主义”。

法治市场经济强调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而中国梦的最大感召力亦在于让每一个公民都有实现自己梦想的权利与自由。一部中国改革史，就是不断打破各种双轨制的历程，从要素价格双轨制，到利率双轨制，到政策待遇双轨制，到资源平台双轨制，一路攻坚克难，方才取得斐然成就。

眼下中央正提倡全民创新，而一个创新型社会的养成尤须各种资源平台的开放透明。只有彻底终结“疑似权贵资本主义”，才能真正破除各种维度的双轨制。

权贵资本范文第4篇

由于前苏联和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所导致的权贵资本主义给中国的国企改革形成的阴影，以及中国在国企改革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国企的私有化改革一直是一个敏感话题，以致于国企改革的方向在六七年前出现了方向性调整。然而随着“国进民退”和国企垄断地位日益增强，要求改革国企的声音日渐响亮，国企的产权改革已经无法回避。国企近年来形成的诸多弊病以及对国民经济的严重负面影响，使得众多学者和企业认为，国企的私有化改革不会导致权贵资本主义，相反，国企本身就是权贵资本的典型，消除权贵资本主义恰恰需要对国企进行改革。改革的路径有多种，核心的思想在于还富于民，鼓励竞争，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真正实现市场经济。同时，要保证改革取得较好的成效，还需要同时对政府职能进行改革。

高盛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表示，国企的私有化不会导致权贵资本主义，恰恰相反，他认为国有企业如果私有化，会逐渐开始接受高度竞争，效率不断增大，并且将会逐步学会如何更好地利用资本。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陈志武认为，不存在私有化是否会造成权贵资本主义的问题，因为国有企业还没有私有化，中国就已经滑入权贵资本主义，国企的存在恰恰是权贵资本主义滋生的温床。“实际上，保留国有企业反倒更方便权贵资本主义的快进，因为国企集中了社会资源，给权势阶层提供了更大的方便。”陈志武对《环球企业家》表示。

著名精品投行美驰集团（Moelis & Company）中国区总裁周凡的观点与陈志武相似，周凡曾任国内某大型国企首席财务官，对于国企改革有很深的体会。他认为，权贵资本已经形成，和私有化与否没有必然联系。“公有和私有的问题核心是其实质，而非形式。治理权贵资本关键是如何将钱和权分离，而许多国企恰恰就是钱和权的结合体。”

陈志武认为：“国企变成真正的商业企业的唯一办法是它们不再是国企；只要国企还是国有的，就不可能改革成真正的市场化商业企业，国企的最好定位是让自己尽快退出。”

去年两会前夕，天则经济研究所曾发表一份名为《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的报告。该报告的执行负责人赵农研究员表示，只有让经营性的国有资本从营利性行业当中退出来，政府才能实现对公益事业和公益行业的国有资本进行更好的监管或者如何处理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国有资本在营利性领域的营利行为，居然已经被法制化和制度化。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几乎全都认为，国企改革的关键的问题已经不是是否应该私有化，而是如何私有化的问题，或者说如何去国有化。由于苏联和俄罗斯私有化改革的前车之鉴，“私有化”在中国仍然是一个具有别样政治含义的词。陈志武用“民有化”这个词来替代“私有化”，也有学者用“社会化”来替代“私有 化”。

在霍德明看来，国企根本不符合标准的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即使考虑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对国企进行改革也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应该清晰地界定只有某些特殊的行业才能由国企主导，其他行业均向民营和私人资本开放，同时将这些行业的国企进行私有化或社会化改造。第二，严格限定国企的业务范围，以防国企的触角到处伸展，携垄断优势与民争利。如此一来，央企中大约有一二十家得以保留，其余的都应该转换身份。

《2030年的中国》报告认为，大型国有企业在中国的能源、交通运输和自然资源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并常常拥有房地产和其他业务。这类国企应该交由专业资产管理公司来运营，资产管理公司负责出售国有企业的无关业务，并对企业进行商业化管理。

该报告的主要撰写人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对报告的观点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过去30多年的经验教训充分说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不能回避。改革的路径应该是，将中小型国有企业整体出售，在大企业和特大型的企业中实行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而对于一些自然垄断、关系国家安全、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承担普遍的国有企业，暂不适宜产权改革，但应该着力于加强政府监管和改善公司治理。

与8年前相比，中国经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可以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可以到国外去收购跨国公司，如吉利收购沃尔沃，怎么就不能收购国企呢？”张文魁反问。在他看来，现在国有产权转让的技术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政府依法办事，严格监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防止国资流失和产权改革中的腐败。

关键的问题在于，国企的私有化或者民有化改革必须有政府职能改革与之相配套。无论是国企主导还是民企主导，如果政府的权力不受约束，都可能导致权贵资本主义。因为力主市场经济改革而被称作“吴市场”的经济学界泰斗吴敬琏认为，“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蜕变恰恰是因为行政权力不肯退出市场，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而一旦路径被锁定，就会像诺斯(Douglas North)所说，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很难退出。

权贵资本范文第5篇

影响中国何去何从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舆论界普遍认为是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我认为,这些仍然是现象。收入差距是各个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如果机会公平、程序公平、结果公平,弱势群体也会接受收入差距,至少不会上升到质疑改革发展正义性的程度。我认为,导致人们质疑改革发展正义性的根源是日愈凸现、日愈壮大的“权贵经济”,是产生“权贵经济”的二元经济体制形态。

“权贵经济”是权贵者借助经营者实现权力寻租,经营者依傍权贵获取超额利润,彼此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高速敛聚财富。财富来得容易,自然挥金如土、骄奢淫逸。据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商业蓝皮书:中国商业发展报告(2009-2010)》报道:截至2009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已增至94亿美元,全球占有率为27.5%,并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然而,中国人均GDP却仍在百位之后,中国内需严重不足,不仅有2000万绝对贫困人口,还有数以亿计的人群背负住房难、看病贵、学费高等新“三座大山”。同一片蓝天,冷暖迥异。“权贵经济”挥金如土、骄奢淫逸的行为,刺激并激怒广大遵纪守法者。 “权贵经济”不仅正在加重社会民怨,改变改革发展的性质,而且正在挑战我们党驾驭全局的执政能力。如果“权贵经济”继续泛滥,必将否定改革的正义性、否定经济发展的正义性,进而动摇我们党的执政地位。

那么,权贵经济从何而来?如果将“权贵经济”的出现和泛滥归咎为改革,归咎为选择了市场经济,就本末倒置了。放眼世界,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将权力关进“笼子”的市场经济国家,难以形成严重的“权贵经济”。我认为,“权贵经济”不仅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刚好相反,“权贵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最大破坏者。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市场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而“权贵经济”是抓住配置资源的权力不放;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强调市场规则,而“权贵经济”蔑视市场规则,在“权贵经济”的冲击下,按部就班遵循市场规则依法经营者往往举步维艰,通过向权力行贿可获得超常规的高额回报,“不找市场找市长”成为普遍存在的“潜规则”。“黄光裕现象”就是对依傍权贵可富甲天下、一步登天的最好说明。所以说,“权贵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最大破坏者,它迫使经济活动遵循约定俗成的“潜规则”。

实际上,“权贵经济”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期间,两种经济体制同时存在而形成的产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渐进过程,但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还未完结,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还顽强存在。所谓计划经济,就是政府权直接介入经济活动,政府权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所谓市场经济,就是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资本的天性是,只要有300%的利润,就敢于冒上绞架的风险。由于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在增量方面,即培育市场经济,通过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来培育和保证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对存量方面的改革还处在攻坚阶段,政府权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还冠冕堂皇地存在,并且,由于对存量的改革涉及政治领域、涉及改革执行者自身的利益,存量方面的改革必然艰难。在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存的二元经济,政府的职能就是二元经济政府职能。

二元经济政府职能使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在市场经济环境里有更多、更大的寻租空间。在这种环境里,很容易孳生“权贵经济”,即中纪委曾经指出的“权力三化”: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商品化。腐败屡禁不止,就是因为政府权在两种职能并存的情况下谋取部门利益、个人利益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权力一旦异化为资本,面对300%的超额利润,权力资本就利令智昏了,即使法纪严密、重拳出击,仍然是“一个倒下了,千百个站了起来”。为什么?归根究底,就是体制在做祟。这个体制,既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也不是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处在过渡时期,政府权介入经济活动(计划经济体制)与利益最大化(市场经济体制)这么一种混合体制。

权贵资本范文第6篇

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共成立80周年大会上,时任总书记提出,要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并强调“绝不允许,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在此之后,“既得利益集团”或曰“既得利益阶层”问题成为重要话题。我想在此扼要地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既得利益阶层”问题,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大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探讨,由于种种复杂原因未能真正展开和深入下去,以致迄今众说纷纭,分歧较大。因此,当务之急和最为重要的是运用科学方法,深入而系统地进行调查研究。

第二,对于“既得利益阶层”这一词语和概念,给予合理的界定和把握。按照权威辞书的解释,“既得”即“已经得到”或“已经成为事实”,“利益”即“好处”,“阶层”即“根据社会经济地位不同而划分的层次”。综合起来,所谓“既得利益阶层”,应该是“已经得到利益或好处的阶层(或群体、团体)”。这就表明,“既得利益阶层”作为一个属概念或上位概念,内涵丰富,外延宽广。其中包含着作为其下位概念的“权贵(资本)阶层”,但这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有些论者在批判和谴责祸国殃民的“权贵(资本)阶层”时,往往用“既得利益阶层”概念来表达,有失严谨。实际上,在“权贵(资本)阶层”之外,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也逐渐产生了广泛而众多的其他“既得利益阶层”。在“既得利益阶层”之外,还形成了某些“利益受损群体(阶层)”。这种利益受损阶层以及弱势群体(阶层)之所以利益“受损”和成为“弱势”,或许有其本身的种种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与“权贵(资本)阶层”在现行体制下无限扩张而得不到制度性的约束、制衡有紧密关联。因此,对“既得利益阶层”问题,必须当作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加以研究和解决,顾及各个方面、各个类型、各个层级及其错综复杂的关系,切不可顾此失彼。

第三,当前“既得利益阶层”的现实状况如何?是否已经形成或发展到什么程度?有人认为,在我国,它不仅现在没有形成,将来也不可能形成。这未免太武断了。依我看,当前的“既得利益阶层”,一般地说,不仅已初步形成,而且还处在继续发展过程中,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不断分化而走向多样化、多元化的必然结果。现在的问题是,必须对其利益之取得是否合理和合法(取之“有道”还是“无道”)作出基本的分析和辨别,分清哪些是合理合法的,哪些是不合理不合法(违法的)。

当前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强势的“权贵(资本)阶层”不但已经形成,而且似乎正在从“自在阶段”向“自为阶段”过渡或转化。反腐败斗争难以真正深入,政治体制改革难以有实质性进展,主要根源也就在此。

权贵资本范文第7篇

院属系所就是原来的系属教研室，它不属于一级行政单位，系主任就是教研室主任，也没有任何行政级别，从来不是由学校来任免的，而是由学院领导班子任免。当初，张鸣教授就是这样被任命为系主任的。现在，根据实际情况，免除他的系主任职务也是完全符合程序和学院的规定的。

2007年3月12日，张鸣在自己的博客专栏发表《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一文，称自己得罪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也许将“被赶出人大”。3月16日，张鸣被撤消政治学系主任一职。之后，李景治在由他自己掌控的学院官方网站发表四封公开信：《团结奋进，努力建设和谐国际关系学院》；《谁要“逼”走张鸣教授？》；《国际关系学院是怎么评职称的》；《讲话要有根据，做事要讲原则，待人要与人为善》。以上所摘是李院长在第二封信中的一段话。

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东亚金融危机后的一系列研究表明，这场金融危机从某种意义来看是“东亚模式”或“权贵资本主义”的危机。权贵资本的为所欲为，直接或间接引发金融危机并导致相关国家经济与社会的持久动荡。裙带严重、、、集体腐败，是东亚权贵资本的四大典型特点。

《望》杂志最近刊载江涌的文章《防范权贵资本祸害》以纪念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文章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值得中国汲取的教训甚多，但从我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看，最应该提及的当数权贵资本的危害。

陈永贵（原国务院副总理）

全国学大寨那些年，我带着大寨、昔阳的干部大干，真是累死了！苦死了！全国学大寨的先进单位的那些干部、社员也都像大寨、昔阳的干部、社员一样，累死了，苦死了！我还到处批斗人家，批斗来批斗去，全国的农业还是个上不去!我们这些人自己也苦死啦，累死啦，啥办法都使啦，十八般武艺都使上了，就是没办法把农业闹上去！可你看现在，不搞运动啦，不批啦，不斗啦，可一搞“包产到户”，生产呼啦上来了！市场上吃的用的，啥也有了！我这个人最认实。我咋不服气哩？我现在高兴着哩！

新华社高级记者陈大斌最近撰写《最后一次看望陈永贵》的文章，回忆了1984年11月下旬他最后一次看望陈永贵的经过和谈话记录。从谈话中可以看出，陈永贵真诚拥护包产到户，但同时他说他“对现在的形势也有意见”，陈永贵毫不隐讳地说道：“现在有些领导干部搞特殊化，群众办事太难”。

李毅中（国家安监总局局长）

没有不受监督的部门。从安监系统的实际情况看，违纪违规的现象是存在的，要虚心接受监督，包括媒体监督。媒体不是中央纪委，媒体不是审计署，媒体不是调查组，你不能要求他们每句话都说得对。只要有事实依据，就要高度重视。

权贵资本范文第8篇

关键词 金融工业集团 国家政权 依附性

金融工业集团曾经在俄罗斯极盛一时，然而，宛如昙花一现，在普京政府强有力的规范整顿下，又很快走向了衰变。金融工业集团对国家政权有着极强的依附性。是国家政权将其催生，也是国家政权促使其壮大发展，最后，同样也是国家政权将其送上了逐渐衰变的道路。国家政权是金融工业集团兴衰变异的决定性力量。

一、政权的衍生物

金融工业集团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平地崛起。然而，溯其源头，其萌生的基础则是苏联社会晚期形成的官僚权贵阶层。金融工业集团一开始就表现为政权的衍生物，苏联社会晚期的权力与政治腐败正是其滋生的温床。许多俄罗斯金融工业寡头就是由原苏联的官僚权贵演变而来的。

苏联社会后期，官僚权贵阶层已经孕育成熟、羽翼逐渐丰满。在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官僚权贵阶层以集权的方式支配国有财产的途径十分方便，借口也堂而皇之。官僚权贵阶层作为实施集权制度的主体，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财产的国家所有实际上变为自己支配。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是官僚权贵阶层得以发展并取得财产支配权的基础。有了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官僚权贵阶层可以利用部门和行业的超常集中程度，甚至代表国家以所有者的面目出现，直接支配所管辖范围的巨大国有财产。同时，由于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国家对财产的所有权抽象化。官僚权贵阶层在国家的名义下取得的对国有财产的支配权实际上已逐渐演变为隐性的占有权。在苏联晚期，官僚权贵阶层利用职权竟相暗中积聚个人资本，几乎已是路人皆知的事情。到解体前夕，许多官僚权贵已经实际上占有了巨额的社会财富。

苏联解体宣告了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历史终结。但是，苏共、联邦国家的解体并没有使原苏联官僚权贵阶层沦为阶下囚和贫困阶层，相反，大部分前苏联官僚权贵成了从社会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质变性转轨的直接受益者。他们中相当多的人仍是俄罗斯现实社会的主人翁。据俄媒体报道，至1996年，前苏联官员出身的人员比例，在总统周围占75%；政党领袖中占57.1%；地方精英中占82.3%；政府中占74.3%；经济领域中占61%。这些人士中来自原苏联经济部门的官员在政府中占42.3%，在经济领域中占37.7%。[1]

由于国家解体，国有财产的所有者一时空缺，甚至原来抽象意义上的所有者国家也归于消失。而且，前苏联社会制度对官僚权贵阶层的约束也消失了。官僚权贵阶层开始公开地以实实在在的所有者面目自居，把原来对国家财产的隐性占有合法地转化为私人所有。转瞬之间，不少原官僚权贵就变成了拥有千百万财产的俄罗斯富豪和金融工业寡头。以国家解体为契机，官僚权贵阶层迅速地完成了自身阶级角色的置换，由原来的官僚权贵阶层变成了俄罗斯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

而接下来的俄罗斯政府，又明确摒弃苏联制度模式。为了加速社会制度转换，确保社会转轨不会“倒退”，新政府把由官僚权贵阶层转化而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当作社会的支柱和构筑政权的阶级基础。叶利钦明确提出，要缔造千千万万的所有者。1992年俄罗斯开始的私有化运动实际上就是从法律上、政治上承认官僚权贵阶层对国家财产的事实私有。在新政府政权和法律的保护下，具有浓厚官僚资产阶级性质的金融工业集团及金融工业寡头很快就顺利生成了。

二、借助政权支持，迅速壮大发展

政权的支持是金融工业集团迅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说，没有俄罗斯政权的大力扶持，金融工业集团的产生与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俄政府扶持金融工业集团的初衷最主要的有两点：首先是政治考虑。试图培育促进经济转轨的中坚力量，形成一个与改革利益相关的社会阶级或群体，推动社会改革，以保证社会制度转换不可逆转的进程。其次，是经济考虑。培育带动经济走出危机进而推动经济发展的经济组织，使这些组织凭借政府的支持和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把资金投入到发展经济的优先领域，用金融资金保障工业和科技进步，发挥集团优势进入国内和国际市场，提高出口潜力和竞争力，做适应市场、启动经济增长的排头兵。为此，俄罗斯通过总统令、政府条例和立法等手段大力促进金融工业集团的发展。

1993年12月5日，叶利钦颁布了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鼓励创建金融工业集团的2096号总统令。与总统令同时出台的还有《关于金融工业集团及其建立程序》的临时条例。正是依据这个条例，开始了建立金融工业集团，一般认为，1993年俄罗斯建立了符合这个总统令和条理规定的第一个金融工业集团。

为了扶持金融工业集团，俄罗斯政府以政令开路，为其提供种种政策优惠。在早期出台的政策中，国有资产委托管理制度是最重要的一项优惠政策。该项政策规定：国家可将金融工业集团组成企业中的国有股转交给金融工业集团或其成员企业进行商业管理或委托管理。这是一条金融工业集团有效扩大自身资本的重要途径。金融工业集团利用国有资产进行生产和商业运作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1995年1月16 日，俄罗斯政府又了《关于促进建立金融工业集团的纲要》。接着，1995年11月30 日，叶利钦总统签署了《俄罗斯联邦金融工业集团法》，进一步放宽和简化金融工业集团建立的程序和条件，特别是取消了对加入金融工业集团企业国有股比例的限制。金融工业集团发展的政策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一些赫赫有名的大型股份制企业集团，如：天然气工业总公司、俄罗斯统一电力系统、俄罗斯电信投资公司、鲁克石油集团公司、尤克斯石油集团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石油产品运输集团公司、石油管道运输公司、诺利里镍金属股份集团等都加入到了金融工业集团的行列。金融工业集团的队伍迅速壮大起来。

随后，1996年4月1日，叶利钦了《关于鼓励金融工业集团建立和活动的措施》的第443号总统令。1997年俄政府又通过了《关于对金融工业集团法的修改和补充》的规定。不断加大对金融工业集团的支持力度和政策倾斜，进一步提出了一些刺激金融工业集团发展的办法。俄政府在税收、投资、资金等方面都对金融工业集团给予优惠。国家为金融工业集团实施的项目提供投资贷款和其他财政援助，还为其发行的有价证券提供担保。

在政府扶持金融工业集团的各项举措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全权委托银行制度。即由国家指定金融工业集团的私人或股份制银行充当国库角色和履行中央银行的某些职能。全权委托银行可利用预算资金进行经营性甚至投机性业务。同时，全权委托银行也类似国家机构，政府将支配预算的职能也交给了委托银行。

有了国家财政的注入，金融工业集团在市场操作上几乎没有风险，而且，利用国家资金生财，获取了丰厚的利润。据资料显示，俄全权委托银行进行市场炒作所用的资金90%时无偿来自预算。1996年受财政部委托发放的预算贷款折合50亿美元，而金融工业集团的全权委托银行还经常以高出中央银行利率一倍以上的利率放贷。[1]许多金融工业集团在国家银行的职能与业务中，迅速实现了资本扩张。例如：截止1997年1月1日，曾为第一副总理的波塔宁领导的私人银行——奥涅克西姆银行中的国家预算资金总额甚至超过国有的俄罗斯储蓄银行的一倍，该行经营国债一年，就获利10亿美元。仅1996年一年时间，该行经营的国际海关委员会的资金就达46万亿卢布。[2]利用国有资金扩张自有资金，成立只有两年的奥涅克西姆银行很快就一跃而成为俄罗斯第三大银行。

金融工业集团的绝大部分金融资本是在为国家项目服务、履行国家委托等有利可图的业务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政权及政策的扶持是金融工业集团赖以发展的土壤。由于政策的大幅倾斜和政权的精心培育，金融工业集团只在短暂的几年之内就迅速发展起来。1993年只有1个金融工业集团；1994年增加到7个；1995年底发展到27 个，吸纳了446个企业和组织；1996年达到45 个，包括600多家企业和组织；1997年金融工业集团数目已超过60家，参加的企业达1000余家，金融信贷机构90 多个。[3]仅在1995年至1996年一年的时间内，金融工业集团的生产规模就从26万亿卢布增长至100万亿卢布，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也从2.5%猛增至10%。[4]

借助政权的大力支持，金融工业集团在市场机遇面前无往而不利，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很快就迅速壮大发展起来了。

三、问鼎国家政权，走向发展极盛

资本急剧膨胀以后，金融工业集团的触角很快就开始伸向国家政权。1996年，1997年，这段时间里，金融工业集团成功地实现了问鼎国家政权，达到了其发展的极盛。

1996年，俄罗斯总统换届选举，面对共产党候选人久加诺夫上台的威胁，各金融工业集团在别列佐夫斯基的撮合下，联合起来支持叶利钦竞选，并进而推动叶利钦连任成功。为了答谢金融工业集团在其竞选总统的关键时刻施以援手，叶利钦在作出涉及经济政策和政府人事调整等重大问题决策时，每每听取金融工业寡头的意见。而且，论功行赏，1996年8月14日，叶利钦总统任命年轻的私人银行家波塔宁为俄罗斯第一副总理。1996年10月29日，又任命金融工业集团的代表别列佐夫斯基为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负责经济问题。金融工业集团的代表进入到了国家的核心领导层，开始了对国家决策的直接参入与制定。对此，别列佐夫斯基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公开表示：“……必须参加政府以保护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商界认识到，如果商界得不到巩固，如果我们不是强大和果断的，就会丧失机会，要让市场过渡自动地去进行，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运用我们的权力去实现这一过渡。”[1]波塔宁在担任第一副总理以后，也毫不掩饰地表示：“请大企业家进入政府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步骤，因为这可以带来具体的好处。并且在任职期间打算依靠商界同行的支持。”[2]金融工业集团明确把入阁参政，参入决策当成了维护其自身利益及需要努力争取的重要目标。由官僚而来，羽毛丰满后又再染指政权，回归官僚。由权力衍生资本，资本扩张后又插足政治，攫取权力。金融工业集团的这种发展路径充分地体现了其官僚资本主义的色彩。

走进政权为金融工业集团立即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以波塔宁为例，其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的消息公布的当天，仅几小时之内他所经营财团的企业股票暴涨，抵押给波塔宁财团的诺利里斯克镍厂的股票上涨4.6%，全天上涨8%。其他金融工业集团的股票也紧随上升。[3]叶利钦还签署总统令向波塔宁财团所属的诺利里斯克镍厂提供税收优惠和6.9万亿卢布的财政支持。波塔宁进入政府后，其财团在所谓的“投资竞标”中，设置障碍，排除他人，连续以低廉的价格取得了诺利里斯克镍厂38%的股份、“辛丹卡”石油公司34%的股份。[4]波塔宁的奥涅克西姆银行获利更多，不仅成为国家许多部门的银行，掌握国家预算和外贸资金，而且参入武器进出口的业务。从1996年8月波塔宁当上第一副总理至1997年3月被解职，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奥涅克西姆银行资产急剧扩张，在俄罗斯各大银行中从排行第五一跃上升为排行第三。

进入政权也给别列佐夫斯基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俄前第一副总理涅姆佐夫就指出：别列佐夫斯基进入政界就是为了使自己的“帝国”兴旺发达。[5]当所有其他企业进口汽车设备受到禁入关税限制压力的时候，别列佐夫斯基的罗戈瓦斯汽车公司却得到了关税优惠权。[6]别列佐夫斯基的个人财富也迅猛增长，在世界最有名的杂志《福布斯》1997年评选的200世界富翁排行榜上，别列佐夫斯基名列第97位 ，他拥有私人财产30亿美元。[7]1997年1月，别列佐夫斯基进入俄罗斯10大政治家行列。1997年10月美国一家杂志评选世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俄罗斯只有总统叶利钦和别列佐夫斯基榜上有名。[8]其他金融工业集团也因接近政权而左右逢源，大受其益。

在1996年，1997年两年的时间里，金融工业集团在俄罗斯社会呼风唤雨，纵横捭阖，走到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

四、遭受政权排斥，开始逐渐衰变

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持续不断，与此相应，俄罗斯政府也几度改组：切尔诺梅尔金政府被解散；基里延科政府执政120天夭折；普里马科夫再组新内阁。而且，每一界政府都奉行不同的方针。这种政权危机对金融工业集团打击比金融危机还大。政府频繁更迭与政府方针的重大改变意味着金融工业集团与之生成和发展的政治关系网络断裂。

其实，早在1997年金融工业集团发展还是最鼎盛的时候，要求对金融工业集团进行约束的声音就已经出现了。1997年5月12日，叶利钦了《关于加强对联邦预算资金使用的监督措施》的总统令，要求改变全权委托银行制度。而后，俄罗斯紧急事物委员会又决定从全权委托银行制向执行联邦预算的国库制度过渡。1997年8月28日，俄政府再次提起全权委托银行制度，并且通过了《关于加快向执行联邦预算的国库体制过渡的措施的决议》，要求严格执行收入和预算资金的国库制。为此，俄中央银行宣布，为海关委员会提供帐户服务，撤消其以前在私人商业银行的帐户。这对12家掌管海关委员会资金的银行，特别是波塔宁的奥涅克西姆银行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仅1997年11月从奥涅克西姆银行转往中央银行的海关资金就达3万亿卢布，1997年12月又有1.7万亿卢布转往中央银行。[1]

而且，俄政府也越来越不能容忍金融工业集团对政府的决策指手画脚，切尔诺梅尔金以后的几届总理、第一副总理包括基里延科、丘拜斯、涅姆佐夫、普里马科夫等，都提出要理顺政府与金融工业集团之间的关系。要求对金融工业集团在政治领域中的扩张进行制约。丘拜斯指出：“国家决不应成为企业集团的附庸。”[2]当别列佐夫斯基被解除安全会议副秘书职务的时候，涅姆佐夫称这是政府摆脱寡头资本迈出的重要的一步。[3]

叶利钦也逐渐不能容忍金融工业集团插足政权。在解除了波塔宁的第一副总理职务以后，他又先后解除了别列佐夫斯基的安全会议副秘书和独联体秘书长的职务。而且一再警告说，金融工业集团可以指望与总统和政府合作，但不要幻想凌驾于政权之上。[4]

但是，给金融工业集团以决定性打击，结束俄罗斯寡头时代的，还是普京总统。执政一开始，普京就表示：要疏远寡头，要同寡头划清界线，保持距离。此后，金融工业集团就一直麻烦不断，其行动也开始完全处于政府的严格管制之下。国家的几大强力部门同时向金融工业集团出手干预，俄罗斯总检察院和联邦税警先后向波塔宁、古辛斯基、阿列克佩罗夫、维亚希列夫和伏尔加汽车厂总经理卡丹尼科夫提出诉讼，指控他们有侵吞国家财产和偷漏税等不法行为。

尤其是桥集团总裁古辛斯基，先是2000年5月其公司被联邦安全局搜查，尔后，2000年6月古辛斯基本人被逮捕。被释放后，2000年7月19日，俄总检察院又冻结了其在俄国内的财产。2000年12月4日俄总检察院又宣布在全球范围内通缉古辛斯基，12月12日古辛斯基被西班牙警方逮捕，等待与俄方商议引渡。庞大的桥集团也被宣布倒闭破产。

面对国家的强力，金融工业集团一时整肃。加之金融工业集团早已实力锐减，再无力量与政府分庭抗礼，而且，在诸多方面都需要仰仗政府支持，于是纷纷对政府俯首贴耳。经过一年强有力的规范与整顿，今年初，普京宣布，俄罗斯的寡头时代已经结束。寡头政治终于走向了没落。金融工业集团开始了逐渐向常规民族资本转化。

在金融工业集团由兴盛到衰变的过程中，国家政权的作用是极其关键的。政权的作用作为主导性的因素贯穿着金融工业集团发展的全过程。政府的更迭，政策的取向直接牵动着金融工业集团的兴衰变化。是国家政权让金融工业集团兴盛起来，同样，也是国家政权让金融工业集团逐渐走向衰变。金融工业集团对国家政权有着极强的依附性。

注释:

[1] 俄罗斯《消息报》1996年1月10日。

[1] 李建民《俄罗斯金融寡头暨官僚资本主义探源》，《东欧中亚研究》1997年第5期。

[2] 俄罗斯《今日报》1997年8月7日。

[3] 《欧亚社会主义研究》1997年年刊第10页。

[4] 俄罗斯《消息报》1996年11月2日。

[1] 英国《金融时报》1996年1月1日。

[2] 俄罗斯《每日商报》1996年8月16日。

[3] 俄罗斯《每日商报》1996年8月16日。

[4] 俄罗斯《苏维埃俄罗斯报》1997年12月5日。

[5] 法国《解放报》1997年9月26 日。

[6] 俄罗斯《公共周报》1996年11月14 日。

[7] 俄罗斯《时代报》1997年7月18 日。

[8] 俄罗斯《总结》杂志1997年11月11日。

[1] 俄罗斯《莫斯科新闻》1997年10月10日。

[2] 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报》1997年12月9日。

[3] 俄罗斯《新报》1997年11月24 日。

权贵资本范文第9篇

关键词：学术权贵；学术权力；垄断；治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1]，实际上既是在为中国高等教育深化改革提供方向和思路，也是对破解大学权力配置难题作出的积极回应，即通过政府的简政放权和优化办学自来推动大学权力的健康运行。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当前我国大学的学术权力是在政府试图为大学创造一个非行政化的外部环境中来运行，但实际却胶合着大学组织内部的行政权力的强力作用，这极易使得基于学者权威和学术组织为基础的学术行为活动产生权力变种，学术权贵就是其中一种颇为隐秘且典型的代表。剖析和治理学术权贵问题，不仅是优化大学学术生态的着力点，同时也可为大学权力分类、规范大学权力运行以及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提供现实素材参照。

一、学术权贵探视：一种学术权力的乱象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多个相对独立的场域，比如文学场域、艺术场域、宗教场域、大学场域等等[2]，尽管任何一个场域都受到元场域（如权力场域）的制约与影响，但基本都会经历一个自主斗争以摆脱受制于政治经济权力的历程。无论是中世纪大学积极寻求逃离教会控制，还是德国洪堡试图走出国家权力干扰，都彰显了对大学场域学术独立性的根本诉求。由此可以断定的是，任何一个场域越是具备自主性，其内部的逻辑越能得到共同体的遵守，外部权力越难以渗透。

然而反观当下中国的大学场域，尽管政府在逐步地给大学赋权，但是行政权力延伸和转移的性质决定了无法形成真正独立意义上的大学逻辑。相反，这些改革还形成了新的困境：由于长期受到政治经济逻辑的制约与影响，我国大学组织内部缺乏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理念，加之权力运行的机制不健全，自身“发育未足”的情况下若再承接过多的自力，很容易形成权力乱象。现实中的一些知识精英成为权势和资本的附庸，甚至主动投怀送抱，把学术作为利益交换的砝码，由此所产生的基于“知识积累―权力集聚―资本集合”的过程，成为了学术权贵化的重要表征。那么，学术权贵的特质到底是什么？有学者则指出，“学术权贵是指那些占据学术系统的要津，对学术资源具有分配权和对学术活动具有主导权的学者”[3]。从本质上而言，这是一种大学权力“变种”后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混合体，看似行政权力被削弱，学术权力被强化，实际上削弱的是无关紧要的“权力转移”，强化的则是无关痛痒的“权力承接”，诸如官学互动、学商协同之类的在程序合法、制度合理外衣下的“权力变种”过程，即所谓的学术权贵化特征倾向。

显而易见，学术权贵并非独处于大学权力场域，这种权变型的学术权力是依附于政治经济权力逻辑而存在的。更为严重的是，当学术权力接受行政权力“供给”演变到学术权力“反哺”行政权力时，学术权贵必将以更隐秘的方式渗透到大学的权力决策系统中去，进而以非正常的手段挤占学术空间，攫取学术资源，最终会弱化和碎裂学术共同体。因此，厘清学术权贵的不同存在形式，揭示其形成的不同路径，是匡扶学术生态、避免学术生存两极分化以及优化学术权力健康运行的前置性条件。

二、学术权贵形成：学术权力的寻租垄断

・教育管理・1大学学术权力的垄断及其治理通过上述ρ术权贵内涵及本质的分析，我们可以在现实大学场域中梳理出学术权贵成长的路线图：例如一个较有潜力的青年学者，破格晋升职称的同时，由于年龄的优势，他很自然当选各类人才，即入了“学术圈”；正由于有这样的资本，他比其他同事更有资格成为“政府津贴享受者 ”等特殊人才，更容易推举为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进而成为校（院）系领导、甚至成为国务院或部委某个专家委员会的委员，学术或行政位置“通吃”，各种项目经费和“成果”也在不断地交替式向其涌来，此时，假使他利用所掌握的资源来扩大在学术界的影响力，那么形成学术权贵和学术贫民的强弱壁垒是非常简单的。应该说，这是一个常规或比较简单的知识精英积累、吸纳、独占资源发展成学术权贵的过程。从一个更系统、宏观的视野来看，学术权贵的形成，其脉络彰显了学术权力异化变迁的五个闭合逻辑：学术圈子江湖化、学术位阶行政化、学术管理市场化、学术资源私利化以及学术风气庸俗化（见图1）。本部分将详细阐述从知识精英到学术权贵是如何完成“知识―权力―资本”胶合的。

（一）学术圈子江湖化：从知识外溢到利益结盟的网络效应

学术圈子的形成路径比较复杂，最初是与知识的外溢及链接有一定的关系，比如不同学者们依托一定的学术观点及共同学术志向而形成学派，或者师出同门同宗，也比较容易形成小圈子。尽管最初各不相同的学术圈之间的“争鸣”也关涉利益之争，但大抵还是围绕学术问题而进行的。随着一部分学术圈学术声誉的提升，学术行业的圈层生态显现出来：类似于其他行业的上中下层人那样，学术界自然就产生了诸如“著名学者”、“普通学者”等等的划分和评判，如此基于不同知识禀赋的学术精英和学术大众相应地就形成了不同的地位和权力。假若这些知识精英是以尊重学术领域独特的师承与马太效应为己任，那么形成的必然是良性循环的学术生态。但很多现实情境却恰恰相反，一些学术权威没有以学术责任感为导向，却是通过“学术结盟”的形式来获取更大的学术话语权，以垄断学术资源获取更多利益。于是，缺乏监督、竞争单一以及赢家通吃的特性直接导致了学术资源分配的计划性[4]，基于学术权贵为内核的学术圈便以网络更多的知识精英加入学术江湖为目的，从而形成更大更强的利益同盟。显然，从本质而言，破除学术圈子江湖化的核心就在于知识精英如何去伪精英化。

（二）学术位阶行政化：从学术趋附到行政赋权的实然取向

相较于其他场域，大学场域、特别是学术组织是一个弱势领域，它通常极易受到政治经济领域的干预。特别是在当前的中国语境下，学术场域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体制性学术和非体制性学术两类，前者可以看作是官方学术，后者则可以称之民间学术。体制性学术包含了符合现行体制运行“逻辑”的各种因素，而非体制性学术则意涵民间的产生和认可。最初的知识精英往往具备非体制学术的共同特征，但随着学术派别的确立以及界限的显现，一些知识精英为了维护“小团体”的利益，尽管是“小无私却大自私”[5]，却逐步把学术作为牟取小团体利益的工具。相应地，体制性的力量也借助此“机会”，合法合理地将各种“诱饵”或“自”赋予了非体制性学术主体，现实大学场域中的知识精英被吸纳进院长、处长乃至校长岗位上的“螺旋式上升”图景，完美地诠释了行政体制影响学术力量成长的深刻性。值得指出的是，非体制性学术的核心并不是处于体制之外，也并不在于其非官方性，而是在于其“趋附不规矩”，不是遵照通行的学者学界“评判逻辑”，学术权贵正是在这样一种疏离体制通行规范甚至“越轨性”的学术行为下应运而生。可见，学术去位阶化的关键是如何构建非依附式的独立学术评价系统。

（三）学术管理市场化：从资源排他到交换分配的现实诉求

在学术场域，信息的非对称性是普遍存在的，大多数情况下知识精英比一般学者拥有更多的学术信息资源，再加上学术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受益的非排他性特征，也就意味着从技术层面来看不可能将拒绝为它支付费用的个人或购买者排除在学术成果受益范围之外，特别是当前中国学术资源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各利益相关者极容易“助推”学术成果投向市场。就如同社会理论所指出的“市场病态型”那样，即“试图为一切事物定价的社会”[6]。显然，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下，对每一位学者和每一个成果必定都会采取“定价”数量化的评价方式来衡量其价值，而且这种“定价”也如同市场为商品定价那样具有“效率”以及形式上的“公平”。特别是近十余年的时间里，尽管学术监管体制在进一步完善，但学术腐败的惩罚成本依然很低，以至于利益驱动不断倒逼学术“资源定价”：现实中的职称评审“关系价”、学术大咖“走穴价”、项目评审“分成价”、学历学位“购买价”等等，知识精英们把“学术”嵌入到“市场”的倾向愈演愈烈。质言之，在当今中国大学与市场、社会关系越来越密切之时，要形成一条隔断知识精英发展成学术权贵的“屏风”来破除学术的市场化管理，前提就在于找出学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真正链条。

（四）学术资源私利化：从精致利己到权力变种的利益驱动

一般而言，绝大部分学术资源是呈现一种公共产品的形式向整个社会供给的，严格来说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够共同享用其效用，这与消费私人物品时各自分割享用其效用是完全不同的。既然是向社会全体成员提供的公共产品，那么学术资源的边际成本为零，就意味着每增加一个学术资源的消费者，其生产成本并不会因此而相应地增加。换言之，当某个人或群体在享用这种资源时，既不排斥他人对其的享用，也不减少他人享用该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更不会影响他人从学术资源中受益，理论上受益对象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关系。现实中恰恰相反的是，迫于学术资源的紧缺而导致的资源供不应求状况时有发生，特别是一些独特性的学术资源往往引发各类冲突关系：高级别项目遴选、特殊人才争夺、权威刊物发表、重要岗位竞争，等等，这些现象远远冲破了学术资源消费的非竞争性特征，其内在的资源分配逻辑是：一部分知识精英在接受或“索取”政府赋权后，往往以化解学术利益冲突分享学术资源效用为名，将让渡给学术组织和专业群体的“集体自”精致包装成“个人支配权”，进而把大多数学术资源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据为己有。可以预见的是，揭开知识精英精致利己“外衣”必然是斩断其成为学术权贵的一把“利剑”。

（五）学术风气庸俗化：从追名逐利到协同应然的悖论逻辑

尽管近年来对优化学术环境和净化学术风气的呼吁与日俱增，但行政权力仍然是学术资源分配的实际主体，特别是在行政权力攫取资源隐性化的情况下，各种学术权力的“变种”行为时有发生。尤其是一些不学无术、钻营有道的知识“精英”混混，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混迹于学术界，慷国家之慨以换取个人名利，不仅严重侵犯了学术公正和学术的纯洁性，更污染了年轻学者的学术良知[7]。现实中学界的知识精英不仅以会议学术、职称学术、项目学术、媒体学术、关系学术、泡沫学术来勾连学术、政治、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8]，更甚者则通过“邪术”成为学术资源的管理者后，处处拉帮结派形成利益共同体，并采取各种手段阻挠学术资源配置的合理化改革，以达到防止资源分配格局的调整伤及自身利益的目的。实际上，学术行政化还不仅仅是学术权贵形成的唯一要素，特别是当道德情怀、法治观念与制度约束失效时，学术风气的庸俗才是“驱动”学术权力异化发展的内在因素。上述种种现象恰恰说明学术权贵的理念和行为逻辑是：学术资源不仅成为其“私人物品”，甚至还通过“知识匹配―权力结盟”的协同共生模式不断形成固化利益链以致集体垄断资源。诚然，破除“潜规则运行支配下的明规则运行机制”对于倡导民主自由独立的学术风气很有必要。

三、学术权贵规约：学术权力的多维治理

基于以上对学术权贵表现及形成路径的剖析，可以看出知识精英对学术权力的垄断主要存在两种特性：一是某些其实还没有进入学术状态的或早已过时的“学者们”欲通过知识与权力的交换占领学术制高点，进而“合情合理”形成学阀、学霸乃至学术寡头；二是各类行政官员或权力“变种”的学术官员通过“合规合法”途径获取学术支配权以谋求更多的学术资源。这表明，当前大学组织内现行的制度和规则试图与外部（行政）权力相结合而对学者及其学术活动施加规定的诉求，不仅容易给遵循自身运行逻辑的学术场域引入“异性要素”（如权力变种），而且还会为其他权力（如行政权力）干预甚至破坏学术活动打开方便之门。如同《科研道德：倡导负责行为》中所指出的那样：“规章管理模式若不加限制就容易强化科学的行政化色彩，徒增成本而未必见成效，还有可能减少学术机构和研究者面对研究机遇时的灵活性。”[9]其实，学术权贵的产生和发展绝不仅仅源于外部性的权力，而且还源于学者个人对它的承认，以及学术共同体对违背这些制度和规则的行为所实施的道德谴责和惩罚效度。这同时也意味着，单以管理制度来治理以学术权贵为代表的学术滥权行为，还存在一定的限度和边界，因此基于学术权贵的多样化特征，有必要设计多维路径，走出学术权力运行的“制度性困境”（见图2）。

（一）以增加利益相关度来合理分配学术共同体之间的学术权力

现代大学囿于学科分化、学术功能复杂以及学术单位多元的因素，实际上仅仅依赖于学术委员会的集权式管理已经很难实现学术治理的全部职责，在学术治理体系中将学术权力分化为专门的委员会是必然趋势。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学术权力在学术组织结构中的分配主要有四种形式：纵向完全分权模式、横向完全分权模式、完全集权模式和统分结合模式[10]。因此从总体上来看，当前我国大学应该以扩大学术治理基础为出发点来增强师生利益相关程度，比如在大学治理结构中增设学生代表和普通职员代表来进一步巩固学术共同体，强调从单一的教授治学、教授治校转化为民主参与及群体共治。而关键的前提还在于，需区分不同类型、层次、规模以及学科的差异来分类定位学术共同体的功能和职责，通过制度建设和统分结合及细化需求模式来增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相关度，以满足不同学术主体的学术利益诉求，规避学术权贵垄断风险，从而提高学术治理绩效。

（二）基于优化学术架构和合理遴选成员促进学术权力的组织形态科学化

学术权力的运行归根结底落实在学术成员的行为活动上，因此学术载体的建立和学术成员的遴选是关键前提。大学的学术自由理念和组织结构特性决定了大部分学者都是集中在组织的“底层”，也就是说应该对这个“层级”赋予更多的学术权力，因为这才是大学组织中最接近知识探索的场域。所以，从减少行政对学术干预以及隔离学术“趋权”倾向的角度看，应从学校章程上明确下移权力重心，逐步增强基层学术组织的学术话语权和学术资源调配权，斩断科层式学术治理模式的结构链条。此外，大学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成员已经不可能再独守象牙塔，不可避免要与其他社会组织进行交流与合作，也就是说如果平衡双肩挑的学术成员是学术权力组织必须考虑的“数量要素”外，那么基于坚守学术组织的理念来遴选学术成员就是更为重要的“质量要素”。特别是当前学术组织所面临的知识生产功利化、学术利益本位化、学术权力同盟化等复杂情况，在遴选学术成员进入学术权力组织时，除了要考虑学术声誉、学术成果、学术成就外，还应该对学者自身所处的内部学术组织口碑和其外部学术组织公共空间中的信誉做出综合评价，确保从输入端增强学术肌体的纯洁性。

（三）推动学术权力运行过程制度化以程序制约权力“变种”

托夫勒曾指出：“经济的快速发展，新时代浪潮的形成，关键不在科技、不在于人，而在于制度。”[11]对于学术组织而言，学术权贵的形成与发展，受权力干预等外部环境因素和学术主体价值异化的影响，制度的缺失或不足则进一步加剧学术不良行为的产生。因此，从制度上来进一步细化学术权力运行的程序化，不仅是固化权力地位，抵制行政权力过度干预的前提，同时也是是防范学术滥权的有效手段。例如，对不同层次、类别的学术权力组织配套自身相应的章程规范，在保证学术权力的法律和W科的合法性以及学术决策公平公正基础上，明确学术权力的步骤、方式、顺序和时限等要素，适度扩大师生参与面，以程序公开求实效，增强学术权力组织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特别是要为学术权力弱势群体维权开辟申诉和仲裁渠道，对越界的学术行为进行相应惩戒，建立学术称谓或学术声誉的“学术身份退出机制”，开展学术权力异化风险评估，从制度上杜绝学术权力“变种”。

（四）从法理上规制学术权力及规范学术权利综合矫治学术精神回归

学术风气的庸俗与学术精神的异化紧密相关，尽管法律只能规范或调整人的行为，但其可以通过改变或培养人的意识来影响人的行为。换言之，由于学术权力和学术权利亦属于法律范畴，也就可以通过法治层面建立相对独立的学术评价体系对学术行为进行“监督介入”。例如，就学术权力规制而言，可以在全国层面成立一个独立的学术托管机构，具体承担学术资源的配置职能，并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对学术行为规范和学术滥权制裁方面进行立法，切实改变当前学术立法主体分散、立法效力不高以及协同联动机制不力等格局，从管理和服务上为学术权力的健康运行提供外部环境；就学术权利规范而言，首先在立法层面整合目前零散的有关学术法规资源，形成国家层面的学术准则，其次可以在国家逐步下放大学自的背景下，高校在不违反上位法的原则基础上，制定自身的学术规则，以解决大学内部学术权力和内部行政权力关系重构，防止权力越位，同时，在省级层面可以考虑成立专业独立的学术监管机构，目的在于防范大学背离学术精神、学术权贵滥权、学术权力“同盟”等问题，为规范行使学术权利保驾护航，以不断优化学术生态。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

[2][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著.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邓正来，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34

[3]聂保平.学术权贵是如何产生的[J].理论参考，2015（6）：63.

[4]许纪霖.计划学术何时休？[J].中国新闻，2009-10-22.

[5][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M].蒋庆，等译.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123.

[6]汪丁丁.教育与医疗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A].汪丁丁.跨学科教育文集[C].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281.

[7]蒋寅.治理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的思路与对策[J].社会科学论坛，2009（17）.

[8]王海光.学术江湖杂谈[N].学习时报，2006-11-13.

[9]美国医学科学院，美国科学三院国家科研委员会.科研道德：倡导负责行为[M].苗德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5.

[10]杨开忠.深化高校学术委员会改革的几点思考[J].中国高等教育，2014（8）：21-24.

权贵资本范文第10篇

原苏共权贵之所以未加任何反抗地接受了苏共政权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及时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关系，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条件下，悄然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好处

20多年前，一场由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运动引发了苏联社会的剧变，结果导致苏共、苏联解体，原有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被抛弃，社会改变了方向，政权改变了颜色，其影响犹如改朝换代一般。20多年过去了，革命的硝烟渐渐散去，俄罗斯民主选举层出不穷，政权更迭不断，新老政治精英交替登场，然而官场生态难改，政权生态依旧。不仅西式民主法治没有实现，苏联时期政治的效率和秩序也已丧失殆尽，于是形成了一种奇怪的“非东方、非西方”、“非资、非社”的政治生态。

精英阶层，层层阶梯

“精英”一词原本是一个传统的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的概念，其被很多俄罗斯学者及一些西方学者用来研究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演变问题。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俄语中的“精英”一词带有褒义，而当今的俄罗斯上层并非真正的社会精英，因而不配使用，主张以“新阶级”、“新权贵”、“官僚阶层”等词语代替。无论演变至今“精英”概念的具体涵义如何，追根溯源，它都是苏联时期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的产物。在苏共精心构筑的权力体系中，苏共最高领导层端坐于“金字塔”的顶端，构成了社会精英阶层的核心。有关报道曾透露，在原苏联有一份列有各类最高级职务人员姓名的秘密名册，涉及到苏共、最高苏维埃，以及政府的经济、外交等各部门，甚至波及到了一些军事和社会群众组织，总计11000个领导职位。而占据这些重要职位的领导人，毫无疑问地被认为是社会的“执政精英”或“权贵阶层”。另据一些研究俄罗斯精英问题的专家测算，苏联时期联盟和地方两级的权贵阶层约75万人，若加上他们的亲属，则有大约300万人，占居民总数的1.5％。

苏联时期精英阶层不仅数量庞大，且等级分明，要想当官必须沿着由苏共设计的“独木桥”，爬过层层阶梯，方能步入“精英”的序列。而这一阶层内部通常又分为14级，各级的任命程序都有严格的规定。内部更新换代要按照特定的程式和原则，且一般情况下排除家庭继承或子女世袭。在苏共内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高级干部子女不就高位，尤其不允许继承父辈的职位，他们大多被安排到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工作。

通常情况下，每个总书记的更替都伴随着高层干部的大换班，并在随后的两到三年内形成自己固定的亲信班子，如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第涅伯河帮”。受严格的程式与阶梯的约束，很多人往往等到踏着人梯，成为“人上人”之时，业已精疲力竭，步入古稀之年。明显的例证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苏联政坛上一批老朽的“政治精英”的存在。其造成的压抑和沉默的政治氛围，如一位俄罗斯社会学家所言，正是这些老态龙钟的苏共领导带领苏联提前完成了“5年中为3位总书记送终的国家计划”。

“改革”过后，“精英”更迭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大搞政治改组和干部撤换。一方面他希望借此培植和安插自己的同盟者，另一方面则幻想通过人员变动推动改革。因为在他看来，改革之所以停滞不前，是由于社会中存在着庞大的“阻碍机制”，而维持这种机制的关键就是“官僚机关”。于是，在其带领下，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的苏联社会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官僚机关”、反“阻碍机制”的改革浪潮。在“民主”和“公开性”的旗帜下，政治改组成为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改革的主要内容，也为以后政治进程埋下了不少陷阱。

政治上的风云突变，打破了原来封闭的权贵体系，在“民主化、公开化、反特权、争独立”的呼声中，“反精英”势力也呼之欲出。结果原来属于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的年轻政治精英走上前台，获得了执政大权，成为独立后俄罗斯政坛上的主宰。叶利钦便是他们中的“旗手”和领头人。而原加盟共和国则在苏联解体后借机独立、自成一统，其第一书记也随之摇身一变，成为国家“总统”。

由此，原苏联政治精英集团四分五裂，纷纷自寻出路。有的改头换面或改弦易辙，成为民主浪潮的弄潮儿，如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利钦；有的适应了新的权力体制，且占据了权力的巅峰，如原政治局委员，并先后担任过苏联联盟院主席、俄罗斯外交部长、政府总理的普里马科夫；也有的从此步入商界，及时将权力和关系变为资本，成为商界名流，如前莫斯科市领导人塞金等。

在一般人的眼里，革命意味着“刀光剑影、你死我活”，有时甚至会造成血流成河。不过这种情形在原苏联各国并不多见。在这里，人们看到的只是一部分较为“激进”的精英夺取了另一部分较为“保守”的精英手中的权力。或者说是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的精英排挤了老精英。与权力更替相比，意识形态、政权形式显得并不重要，不过是手段而已。

“新精英”，旧生态

当今的俄罗斯政坛好像出现了一些“新面孔”，但细心的人们发现，同过去相比，俄罗斯精英阶层的核心以及权力的性质并未改变。权力斗争的冲击波过后，政治生态如旧，俄罗斯人对权贵的“政治感受”依然如前，而新老当权者之间的差异只是在年龄、出身等方面。

一份被广泛引用的俄罗斯科学院的调查材料显示，新的精英中，“前朝遗老”的比例竟超过了70%。而在俄罗斯地方政权中，保留下来的旧时精英比例就更高，约占80%以上。1992年底的一项对地方领导人的调查也表明，民主浪潮对苏共地方党委书记们并没有多大的冲击。这正像一位作家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那样：德意志皇帝没有了，而德国将军们却留了下来。

经过了几年的激烈民主化和市场化改革以后，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人们发现叶利钦周围75％的亲信来自原党政经权贵，在政府中比例也高达74％。实际就连叶利钦总统自己也有着长达30年的苏共党的工作经验。叶利钦于1976－1985年曾担任苏共州委第一书记，1985－1986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5－1987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86－1988年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东欧和西方国家的学者在对俄罗斯和其它东欧国家1989年以后精英变动情况作比较研究后也得出与前述相同的结论。1993－1994年间，一个由美国和几个东欧国家社会学家组成的课题小组对俄罗斯以及波兰、匈亚利等5个东欧国家的精英情况进行了调查。他们通过对40000多人的采访和2000多名精英人员的访谈后得出结论，即与东欧一些国家相比，俄罗斯老权贵更成功地维续了他们原有的权力或影响。

精英蜕变，弊端丛生

近几年，俄罗斯每每出现30岁左右的“后生”担任部长、副总理甚至总理要职。虽然“少壮派”在政坛上有时只是昙花一现，但与苏共时期不同的是，此时政治上的失落，并不意味着仕途的终结。辞职后仍可东山再起，或干脆步入商界。与过去相比，当今俄罗斯政坛的开放性、流动性都有了增强。组织政党、参与竞选、经商、专家咨询等都可以登上政治“金字塔”顶端的大门。但是，精英阶层外表的光鲜依旧遮不住内部生态的恶化与蜕变。

首先，权力万能，腐败成风。在俄罗斯，为何有这么多的人热衷于当官，原因就在于权力万能。俄罗斯私有化的实施，让官员能够及时将手中的权力和关系转化为所有权，并使之合法化。权力万能、权力本位现象十分严重，掌握权力成为社会成功的重要标志。叶利钦总统恢复沙皇时期的官衔制度，级别分明，并几次提高薪俸。不过，这并不能阻挡官员们不时伸出“第三只手”。在俄罗斯官场，贪污受贿盛行，为此俄罗斯连续两年被西方商界评为“世界官场最黑暗10国之首”。俄罗斯报刊透露，组织一次与副总理的“会见”，好处费可达几千甚至上万美元。记者采访、拍照均“酌情收费”。描述私有化内容的手稿尚未面世，作为作者的一些政府高官却各自收取稿酬达45万美元。俄罗斯政治捐助盛行，商业利益、金钱与权力日益结合。上层政治斗争甚至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味道，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小集团或派系之间的利益纷争或权力之争。叶利钦先后换了4任总检察长，而其中有的总检察长也是由于贪污或其他丑闻下台。

其次，机构臃肿，效能低下。俄罗斯新政权机构臃肿，越减越膨胀，官员队伍达700万。苏联时期平均每10万人工作可养活1000个管理者，而1994年的俄罗斯平均每10万人则要养活1500个管理者，到了1996年，这个数字膨胀到了1700－1800个。1995年底俄罗斯中央执行机构的改组人员为33800人，计划利用半年的时间精简15％，结果却增加了1000多人，致使总数达4万人。新权力机构招牌常换，但内部工作人员几乎是原班人马。为官的风气和道德水准每况愈下，俄罗斯政权机关继承了苏共时期的官僚遗风，效率低下、文牍盛行，普京总统将之比喻为“一台生锈的、呼哧作响的破旧机器”。

第三，任人唯亲，自私自利。大多数研究精英问题的俄罗斯学者对这个阶层的评价都不高，他们认为其特点是：小集团利益盛行，忽视公众利益；专业水平低，缺少有才干的领袖人物；官僚文牍主义，脱离多数百姓；缺少为官之道，贪污普遍；实用而短视，缺乏战略和理论思考；缺乏团结和全民动员力量。除此之外，还应补充一条“任人唯亲、帮派盛行”。

第四，院外游说盛行，寡头政治出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家经济控制能力削弱，资本高度集中，金融势力急剧膨胀。在政治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压力集团”、“院外游说”大步走上政治前台。新生的金融资本“爆炸”式的裂变，积聚了强大的实力，捞取经济利益和待遇。1995－1997年间，为瓜分国有资产，争抢“最香的肥肉”，部分俄罗斯财团和寡头不惜血本，相互攻讦。以政治家为旗手，构成了由政治家－政党－政治派别－财团－院外游说团体－新闻媒体－保安机构等组成的多层次政治实体。影子政治现象十分明显，政治生活中“非正式因素”的作用增强。

最后，权力资本，交相融合。人们发现，俄罗斯“新贵”的发迹史与经济改革的轨迹几乎同步。早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苏共一些权贵便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积累财富。而叶利钦时期经济改革和私有化将“权力变为资本”的过程合法化。在公司化、市场化的浪潮中，原经济部门的管理官员们已伺机行动。他们凭借手中的权力，深深地潜入新的经济体系。于是，管理者变成“占有者”，“管理权”变成了“所有权”。私有化使他们的行为合法化，他们一方面是苏联中央机构的“掘墓人”，一方面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财产的“继承者”。而原苏共权贵之所以未加任何反抗地接受了苏共政权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及时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关系，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条件下，悄然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好处。摆脱了党的纪律的监督，抛弃了意识形态约束，大批原苏共官员积极投身于自由市场的浪潮中，正是在这种“蜕变”的过程中，俄罗斯的商界精英也诞生了。

可见，俄罗斯10年的市场化进程为权力演化成资本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市场化、民主化不仅并未给原苏共官员和管理层带来灭顶之灾，相反他们却利用手中的资源获得了新生。厂长经理们变成了“红色资本家”，“共青团干部”则早已成为金融资本的代表人物。社会舆论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俄罗斯居民认为当今俄罗斯是少数人统治的社会。由掌权精英操纵的上个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改革，最终使得占人口比例不到2％的精英阶层获得了最大的利益，他们代表的是俄罗斯社会极少数人的利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