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贵资本范文

权贵资本篇1

关键词：产业政策；权贵资本主义；经济政策；政治效果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0-0008-02

一、产业政策的两个重要属性与权贵资本主义

江飞涛认为，中国产业政策具有强烈的直接干预市场的特征，对于微观市场的直接干预是中国产业政策的主要手段。江飞涛等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扰乱了市场机制的正行运行，应全面反思产业政策的必要性。林毅夫赞同产业政策的必要性，但认为产业政策应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换言之，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同时坚定不移地实施产业政策。江小涓最早将公共选择理论应用于产业政策分析，她认为，产业政策所追求的“全局利益”可能无法被很好地界定和计算。

循公共选择与利益集团理论的思路，张许颖指出了产业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三个博弈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史铭鑫也构建了一个产业政策制定的博弈模型。但以上分析中的模型均集中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企业尚未进入博弈模型；其次，均选择了单次博弈，而事实上，产业政策的制定显然是多次博弈。

就激励类产业政策而言，这一类产业政策以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为主要思路。显然，当激励类产业政策出台时，企业应十分欢迎。我们再假设该类产业政策本质上符合公共利益，然而，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官僚机构或官员本身也是一方利益集团。在此情况下，官僚机构或握有实权的官员可以借故取消该类产业政策或降低补贴力度，强迫企业向官僚机构或官员输送利益，并借此获得相应产业政策的继续支持。再考虑限制类产业政策的情形：一般情况下的限制并非“一刀切”的限制，政策中保留的机动性，主要体现为产业政策语言措辞的模糊性。由于模糊性的存在，官僚机构或官员便可以实施自由裁量。笔者曾专门分析制度模糊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官僚机构或官员通过模糊的政策语言继续对企业施加影响并获取利益。

综合上述两种情况，官僚机构或官员可以通过操纵产业政策的两种重要属性以便在博弈中获取自身利益，这两种重要的外部属性就是：政策时效的易变性和政策操作标准的模糊性。已有的文献大多集中于产业政策内容的分析，而如果仅从基本内容上进行分析，很可能只看到产业政策的公共利益属性。事实上，正如本文以上分析所显示的，官僚机构往往并不是通过产业政策的内容本身，而是通过产业政策的时效性和操作属性来对企业施加影响，或者与资本结盟形成权贵资本主义。简言之，在某些情形下，尽管政策的内容完全是公益的，然而在经过多次博弈之后，对于企业而言，其最佳选择就是与官僚机构或其人建立权贵资本主义联盟。

权贵资本主义是吴敬琏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在国有经济的改革和放开搞活中小企业的过程中，会出现掌权者或掌权者的亲信或关系户蚕食和侵吞公共财产的问题。事实上，权贵资本主义主要反映资本与官僚机构或官员结盟的问题。吴敬琏提出的权贵资本主义产生很大的舆论影响，但关于权贵资本主义的相关形成机制仍局限于“设租”“计划与市场双轨”等传统理论，较少涉及到资本“为何以及如何”与权贵结盟的问题，几乎没有人研究转型期间的经济政策与权贵资本主义的问题。

二、经济政策的政治效果分析

传统上，经济政策通常有三种基本功能：资源配置优化、宏观经济稳定与收入再分配。其中，收入再分配肯定会产生相应的政治效果，然而，基于资源配置优化与宏观经济稳定的政策其政治效果经常被忽视。公共选择理论注意到利益集团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但是其观察视角通常是单向的，也即利益集团对政策制定的影响，而较少注意到经济政策本身如何形成利益集团及维持其存在。

在本文看来，利益集团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影响关系是循环往复的：利益集团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经济政策反过来又有利于特定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经济转型国家中的经济政策，其政治效果非常重要，有必要进行认真的分析。以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的政策争论而言，主流经济学理论有关于二者利弊的详尽分析，然而政策实施情况相当复杂，尤为重要的是，二者都有可能被利益集团所操纵。如果奉行强烈的国家干预政策，很可能形成官僚机构利益集团；如果奉行自由放任的政策，市场很可能被垄断资本所把持；如果取二者之折中，则可能形成资本与权贵相勾结的权贵资本主义。

基于此，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的传统争论仅仅只是转型与发展问题中的一个侧面，利益集团问题在某种程度而言更为重要。因此，相关研究应该更重视经济政策的政治效果，包括商人与企业家政治地位、阶层地位的变化以及权贵资本主义问题，这一分析对于转型国家尤为重要。

三、治理体系异化与发展治理的核心

治理介于自由放任与传统管理之间。何增科认为，国家治理指的是国家政权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等多元行动者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其目的是增进公共利益维护公共秩序。从理论上说，国家治理过程是国家治理体系中各类国家治理主体有效履行自身功能的过程。

在国家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治理体系很容易被利益集团所把持，显然，这并非是国家治理体系设计的初衷，这是因为每一个体或阶层都有其独特利益，它们与公共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当然这不并意味着我们要一概排斥利益与利益集团，然而一家利益集团独大或者利益集团结盟的情况则必须避免，本文将一家利益集团独大或者利益集团结盟的情况称为治理体系异化。

一个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允许利益集团的存在，但必须有一种稳定性机制保证各方利益的协调、保证治理体系本身的稳定；其次，一个好的治理体系必须以发展为着眼点。换言之，好的治理体系首先应稳定、协调，其次应促进多方利益的共同增长：基于稳定协调的治理与基于发展的治理同等重要。若只考虑稳定与协调，国家治理很可能陷入发展能力陷阱或发展能力瓶颈。发展治理要求国家要能够整合、创建、重构国内外资源，从而在变化多端的外部环境中不断寻求和利用机会，形成国家发展的动态能力。在发展治理中，发展始终居于目的和中心的位置，而治理只是发展的一种手段。

四、结语：从利益集团现象看人治与国家干预中的“术”

法家理论最为人所诟病的可能是“术”。韩非认为：“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可见，“术”从其根本含义而言，与欺骗无关，而更着重于手段、策略。为何法家要发展出一套“术”的理论？这是因为法家深刻地认识到治理国家不能只依靠君主一人，国家的治理还必须依靠一个廉洁、高效的官吏阶层，这个官吏阶层由于自身握有巨大的权力，因此对于他们的考察、任用便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而在法家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便是“术”。

今天民主社会中已不存在皇帝，当然也不存在皇帝与官僚之间的“欺骗与利用”。然而，现代民主社会中利益之间分歧以及利益集团现象更加普遍，其中一些利益分歧很难用“法”或“法治”来解决。事实上，现代社会中法的本身便是各方妥协的产物。换言之，“法”本身不是万能的，当然，“法治”也不是万能的。由此，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适时强调人治是正确的。

权贵资本篇2

【关键词】 矿业权 市场建设 贵州

长期以来,我国矿业权的取得是采取行政授予的方式,无偿取得矿业权,主要矿业由国家垄断经营、无偿开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先后建立了矿产资源有偿开采制度和矿业权有偿取得、依法流转制度,提高了市场有效配置矿产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而在矿业市场中矿业权的出让和转让活动是最基本的内容,矿业权是矿业市场中最活跃、最核心的组成,它在市场上的流转和增值,推动了整个矿业市场的发展和繁荣,因此大力培育和显化矿业权市场显得日益重要和紧迫。首先,矿业权市场建设是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矿业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其次,是国土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发展、建立新型资源管理观和国土资源参与宏观调控的现实选择。第三,是使矿产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的特殊要求。

一、贵州省矿业权市场建设的基本概况

贵州是矿产资源大省。矿产资源种类繁多、分布比较广泛、储量丰富,在已探明储量的76个矿种中,有40种保有量居全国首列,其储量潜在经济价值3万多亿元,全国排名第九,尤以铝、煤、磷最具优势,矿业经济总产值对GDP的贡献高达50%,经济发展对矿产资源的依赖较强,丰富的矿产资源为贵州省经济社会快速健康持续发展发挥了巨大资源支撑和保障作用。

近年来,贵州省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矿业权市场建设,积极探索规范矿业权出让、转让、加速矿业资本市场建设的新模式和推动矿产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综合利用,成效显现。

1、出让市场平台已基本建立,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贵州省矿业权市场建设大致分两个阶段:2003―2005年为探索阶段,2006年以来为快速推进阶段。先后出台《关于印发贵州省招标拍卖挂牌出让采矿权暂行规定的通知》、《关于贯彻执行国土资源部〈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的意见》、《关于规范地(州、市)、县国土资源行政管理部门报请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审批的若干规定》、《关于进一步做好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工作推进我省矿业权市场建设的通知》、《关于贯彻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出让管理的通知的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并成立贵州省矿权储备交易局,为矿业权招拍挂出让制度的实施,搭建了矿业权出让、转让平台,积极稳妥全面地推进矿业权市场建设工作,一级市场平台已基本建立,但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见表1、表2、表3)。

2、转让市场平台处于起步阶段,正大力推进

转让市场建设处于起步阶段,正在大力推进。自矿权储备交易局成立后,一方面为矿业权一级市场进行有效矿业权储备;另一方面大力推进矿业权二级市场建设。先后出台《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州省矿业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黔府发[2009]1号)、《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贯彻落实〈贵州省矿业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意见》、《关于矿业权转让有关税费征收管理问题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稳步推进转让市场平台建设。已出让探矿权12宗、采矿权5宗,出让价款达4.34亿元。

总之,贵州省矿业权市场建设的基本概况是以资源合理开发、高效利用为目的,必要宏观调控为手段,按照“三分一统”(分类管理、分级管理、分出让方式管理、全国统一配号)的原则进行的矿业权出让市场已基本建立,但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转让市场平台建设处于起步阶段、有形矿权交易市场已初步建立,成效较为显著。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出让市场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

从一级市场的探矿权出让情况看,以招拍挂方式出让的比例较低,仅占出让总数的1.6%;从采矿权出让情况看,以招拍挂方式出让的比例虽高,占出让总数的近80%,但主要集中在县级国土资源部门出让的砂石、粘土等简单矿种,而省国土资源厅以招拍挂方式出让的采矿权比例却较低,只占出让采矿权总数的9%。

贵州省一级出让市场招拍挂方式出让矿权比例较低,严重弱化了对矿产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造成大矿小开、资源开采浪费、综合利用率较低、小矿林立并加重地方保护主义,致使一级市场对矿产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有待进一步发挥作用。

2、二级市场虽初步建立,但亟待规范,矿业资本市场投融资不发育,缺乏对二级市场有效支撑

贵州省矿业资本市场没有充分发育,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尚缺乏可供矿业企业投融资平台,而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源价格持续上扬,各类资本鱼贯涌入矿业开发领域,催生矿业投资热,但却没有解决困扰资本市场上矿业发展的“向地下资源要资本”的良性开发机制问题。一是在勘探领域:勘探开发机制较弱,缺乏面向资源、以资源为本的资本良性循环机制。由于矿业资本市场不发育,缺乏风险投资的融资平台,企业探矿融资相对困难,而探矿成本过高,导致民营投资勘探只能采取“以采代探”的方式,小矿林立,探矿采矿效率不高,资源浪费和安全环保问题突出。二是在开采领域:矿业企业缺乏通过勘探增加储量,进而增加企业资产总值,给予企业融资扩股能力,更加合理开发资源的良性开采机制,导致一些矿业权人为了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置社会效益于不顾,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采用杀鸡取卵、涸泽而渔掠夺性、破坏式的方式开发矿产资源,破坏生态环境,引发诸多的矿政、矿群矛盾,也大大降低了资源综合利用率。

矿业权转让市场虽初步建立,但是亟待规范。一些相关规定不严谨,致使非法交易现象严重。一是《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对探矿权、采矿权的转让条件作了限制性规定,但转让条件很笼统抽象,相关规定不严谨,不便于操作,例如:矿业权转让的必须变更,但矿业权变更的不一定是转让,使矿业权的一些转让情形可通过变更方式规避。造成事实上矿产资源法“禁止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的规定几乎是形同虚设。于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对矿产资源的刚性需求,矿产资源价格长期高位运行,受利益驱使,导致矿业权人非法规避、隐形交易、非法转让炒卖矿权现象严重。二是矿业权中介服务机构有待进一步发展。目前尚缺乏综合性的中介机构,专业性中介组织的建设也有待完善,社会化的矿业权中间机构很不发达,严重制约矿业权交易市场的发展。

3、矿业权市场监测监管服务功能有待强化

矿业权市场监测监管服务功能是确保矿业权市场有序、有效供给和市场良性发展的重要抓手,但是总体监管乏力、监测服务功能没有充分发挥,需要进一步强化。一是“家底”不清,矿业权出让申请在先和招拍挂“双轨制”的客观存在,使某些统计指标和数据不能真实反映矿业权的市场供需形势,监测相应失衡,并由此产生研判错位。二是矿业权发证和监管部门权限脱节,上级发证机关与下级监管机关不能有效衔接,监管体制缺位。

三、启示和建议

1、规范、优化矿业权出让市场,提高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

规范、优化矿业权出让市场,在矿业权出让特别是探矿权出让中既要遵循地质找矿的客观规律,又要通过市场机制有效配置矿权,同时强化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有效规避矿业经济泡沫,促进经济健康发展。贵州省要因地因时制宜,合理减少按申请在先方式出让探矿权类矿产,或适当按招标方式出让;而对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矿产地,实行以招拍挂方式出让采矿权,不允许以行政审批或协议出让方式配置采矿权。

2、积极培育、显化矿业权二级市场

积极培育、显化矿业权二级市场建设,构建统一竞争开放有序的交易平台和完善的市场监管机制。一是促进矿业权合理、合法、有序流转,通过完善的市场平台实现转让,规范矿业权转让行为,既保证国家资源性资产权益,又维护矿业权人的根本权益,并促进矿产资源优化配置。二是降低交易风险,提高可交易矿权的合法性,通过最大限度的信息披露和共享,规范信息内容、渠道、时间、指定媒体等,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潜在风险,并将矿业权转让环节科学合理划分为预审、交易和变更三个阶段,保证可交易矿业权的合法性。三是有效指导、监控矿业权评估、储量评审等矿业权中介技术服务机构,制定统一的评估行业规范和技术标准,建立健全以诚实守信为核心的中介服务体系。四是努力探索矿业资本及矿业权金融衍生品市场,随着资源全球化配置显化,矿产资源资产资本“三位一体”管理趋势明朗,矿业权的资产、资本、金融衍生功能也已初显端倪。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推进,顺应新型资源管理观和国土资源参与宏观调控的现实选择,要努力探索矿业资本和矿业权金融衍生品市场建设。

3、推进矿业资本市场建设,积极探索风险勘查新机制

推进矿业资本市场建设,适时推出风险勘查资本市场机制,适当鼓励矿业企业完善“向地下资源要资本”的机制,提高企业发现资源的能力,运用市场机制通过认可地下资源的价值,提高企业发现新资源的积极性,形成通过勘探增加储量,进而增加企业资产总值,给予企业融资扩股能力,所获资金投入勘探领域,通过资源增加而增加企业融资能力,并获得新的资本,发现更多资源的资本良性循环,既能提高资源发现速度和利用效率,也可以在保护环境的条件下合理开发资源。

4、完善矿业权市场制度建设、强化市场有效监管

必须逐步建立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及其他配套政策,才能保护市场参与各方的利益,使探矿、采矿、用矿单位和投资机构之间能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中进行交易和合作。一是完善矿业权出让、转让、交易、监管等相关法律制度,并与土地、煤炭、森林、草原、水利、环保、安监等相关法律法规充分衔接,使权责利相统一,构建出让有序、转让合理、交易规范、监管有效的矿业权市场制度。二是清理陈旧法律法规,及时修订和规范。对于沿用以前的行为规范,国土部应该尽快清理及时修订,设置规程规范时,应有所依据,根据实际情况。实际操作中,根据实际区域、环境,制定相应细则,按实际情况加以规定,统一进行修订后。三是强化市场有效监管。监测和合理分析国内外经济运行形势,科学预测和展望,并积极构建矿产资源监测预警机制和系统,并充分利用全国矿业权核查成果,作为基础信息平台,实现部、省、市、县四级联网,对矿业权市场实施有效监测监管和信息服务;合理调整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管理职能,做到权责统一;加强基层矿政队伍建设,提高政治水平和业务素质;加强市场风险防范,建立有效的市场风险防范机制。

【参考文献】

[1] 贵州省矿权储备交易局:矿业权市场建设及地质勘查基金(周转金)项目管理文件选编[Z].2009(12).

[2] 何艺林:打造矿业权转让的统一平台[DB/OL].国土资源网,2010-06-02.

[3] 干飞:我国矿业权交易市场建设与发展分析[J].当代经济,2009(1).

权贵资本篇3

贵阳市作为全省工业发展尤其是新型工业化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火车头”和“发动机”，面对转与赶的挑战和机遇，积极实施“科技金融”行动计划，多方整合资源搭建科技企业投融资服务平台，构建科技风险投资和科技贷款体系，初步形成了科技投融资服务新机制。

贵阳市科技金融的探索与实践，引起了有关国家部委、研究机构及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近日，由中共贵州省委当代贵州杂志社(当代贵州期刊传媒集团)、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财经学院联合主办，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协办，贵阳市科技金融服务中心承办，贵州省委政研室、省发展改革委员会、省科技厅等12家单位共同支持的“科技金融创新与新型工业化”贵阳研讨会在金阳新区举行。

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克志欣悉此次研讨会召开，分别寄语表示祝贺。在寄语中对贵阳市的科技金融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这“对壮大全市科技实力，推动高新技术及战略性新兴产业跨越式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希望参会有关部门和同志“通过与学界专家、业界专家的求教、交流，进一步开阔思路、提高水平，为促进更多的科技资源、金融资源汇集贵州，使贵州早日崛起为新一轮产业创新的高地作出应有的贡献”。

赵克志省长在寄语中认为贵阳市“着力构建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投融资服务体系，有效解决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形成了银行、创投机构、担保机构、保险机构、企业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这是科技与金融结合的有益探索和创新实践，值得认真总结”。希望研讨会“立足贵州，放眼全国，为科技金融创新助推我省新型工业化多提好思路、多出好点子，让创新的思维、创新的活动、创新的人才充分活跃起来，让一切科技创新的源泉充分涌流，为全省加快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作出更大贡献。”

来自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中国创业投资专委会、贵州省科技厅、省金融办、贵阳市政府等有关单位的60余名领导、专家、学者及贵阳市有关金融机构、科技型企业、创投机构代表认为，贵阳市的探索实践，不仅为加快区域高新技术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注入了生机与活力，而且为全省有效发挥科技对产业的支撑引领作用、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点燃了加速“引擎”。

科技与金融互动“联姻”“量身”打造科技贷款平台

一边是迫在眉睫的技改和新产品开发，另一边却是1000多万元启动资金缺口，就在贵州中泉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为此一筹莫展之时，贵阳银行白云支行主动向其伸出了援手，提供了1300万元的无抵押贷款。

据了解，大多数科技型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因产权不够清晰、财务不够规范、缺少固定抵押物，而知识产权、股权、订单等软资产又难以成为银行贷款抵(质)押物，长期处于“告债无门”的困难境地。一些成长性高、收益性好的企业难以做强做大，甚至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倒在发展，半路上。贷款难已成为科技型企业尤其中小企业发展路上最大的“拦路虎”。

为此，2011年3月以来，贵阳市科技局通过积极沟通协调，与贵阳银行、重庆银行贵阳分行、浦发银行贵阳分行、中信银行贵阳分行、招商银行贵阳分行、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先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搭建起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企业贷款合作平台，并与贵阳银行开展了4家“科技支行”试点。截止11月底，贷款合作平台对贵阳科技企业授信总额共35亿元，为20余家科技企业提供贷款近7亿元，有力地促进了贵阳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培育和发展。

同时，贵阳市科技局与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联合有关商业银行、评级机构、担保公司共同实施“贵阳市星级信用科技企业培育计划”。该计划实行“五星级”动态管理，即在满足“星级信用科技企业基本条件”的基础上，对第一次参与培育计划的企业，评定为“一星信用科技企业”，以后每完成一个贷款周期的按时履约，则增加一个星级，最高可达到“五星信用科技企业”。企业星级越高，获得信贷和政策扶持力度越大。

“科技成果转化也好、科技引领支撑产业发展也罢，如果没有有效的资金支持，‘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贵阳市分管科技工作的副市长翟彦认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是科技引领和支撑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只有切实搭建平台，为其提供行之有效的资金扶持，使其迅速发展壮大，才能使更多的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不断孵化出更多的“绿色产业”，加速推进贵阳市乃至全省的新型工业化进程。

聚合资源构建“创投链”创新方式编织“担保网”

“在科技基础、金融基础相对发达地区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要加快科技创新步伐，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在科技与金融的结合上走出一条新路，尽快取得突破。”贵阳市科技局局长胡永佳认为，在省、市领导多次强调科技创新要为“两加一推”和调结构、转方式提供有力支撑的大背景下，充分发挥有限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整合科技与金融资源，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参与到推动科技进步的事业中来，具有很大的必要性、紧迫性和政策环境的可操作性。

近年来，贵阳市将目光锁定到建立健全科技创业投资机构及服务体系上。市科技局成立了贵阳市科技金融服务中心，同时每年投入1500万元，加大对省市共建的贵州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的支持和培育力度。截止2011年11月，依托省风险投资公司、市科技金融服务中心，引进省内外社会资金4.8亿元，共同组建了12家科技金融服务机构，累计为中小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服务金额近18亿元。

2011年4月份，按照省领导关于设立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加快引进和培育创投机构的重要指示，贵阳市快速行动，设立总规模为2亿元的贵阳市科技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积极引进国内外优秀创业投资机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在贵阳设立或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目前已与北京富汇创新投资公司共同设立规模为1亿元的贵阳市科富创业投资中心，这是我省第一支有限合伙制创投基金；与深圳中嘉兴投资公司发起成立的贵阳市科技成果转化基金，规模为5亿元，为加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吸引省内外优秀成果到贵阳进行转化和产业化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科技“创投链”及服务体系逐步成型的同时，科技贷款担保创新也在加速推进。据了解，贵阳市科技局正在加快科技担保公司和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的组建步伐，天信科技担保公司、贵阳高新万融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已正式挂牌，火炬科技担保公司、火炬小额贷款公司以10％左右的国有资本投入，吸引和带动了90％左右的社会资本参与，目前即将完成审批程

序。

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实施知识产权质押、股权质押、应收账款质押、未来收益权质押、其他权益抵(质)押等贷款担保方式，鼓励民间资本进人科技担保领域。2011年12月，贵阳市科技局委托贵阳火炬高新技术企业服务中心联合贵州技术产权交易所、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等共同出资成立贵阳科技成果评估交易中心，为各类科技成果、技术产(股)权、知识产(股)权的转让交易提供服务。

投入“以小搏大”激发多方合作动力

2011年3月，贵阳市科技局与财政局联合出台了《贵阳市科技金融专项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截止到12月，共为19家企业、金融机构发放专项补助资金606万元，在科技企业和各类投融资服务机构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效地激发了多方互动、合力助推“科技金融”计划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胡永佳表示，此举是为了有效引导创投机构、有关金融机构、具有投资功能的中小企业服务机构向科技企业开展投融资和上市辅导等服务，引导合作银行对科技型企业贷款提供优惠利率和开通“绿色通道”，鼓励各类担保机构给科技型企业提供贷款担保。

根据相关规定及标准，市科技局对提供科技贷款的银行，给予贷款金额1％的风险准备金补助，对接受科技企业以知识产权、股权、订单、应收账单等作为质押提供贷款的银行，给予贷款金额2％的补助，每家银行每年补助总额不超过100万元。白云支行行长助理李松芸认为：“这笔资金对于银行来说是一份‘额外的奖励’，激发了银行主动与科技企业发生业务往来的动力，增强了银行贷款扶持科技企业发展壮大的信心。”

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获得贵阳市科技金融计划投资保障补助的首家企业。公司总经理黄国宏感慨地说：“科技部门不仅给予我们重大科技专项支持，而且还兑现了50万元的投资保障补助，加上其他部门的支持，对我们降低上市财务成本很有意义，充分体现了政府服务职能转变和扶持科技企业做大做强的决心。”

在启动实施科技金融专项补助的背后，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方式特别是科技资金使用方式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贵阳市科技局科研条件与财务处处长杨小宁分析说：“科技金融新机制不仅发挥了财政投入的引导和放大作用，带动了大量民间资本投入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而且，由于创投资本选项目、银行贷款选项目都是市场化机制，其选优扶强效果比过去单纯采用专家评审项目、财政无偿扶持的方式要好很多，对企业的帮助也要大得多、切实得多。”

对于银行、创投、担保等金融机构来说，政府搭建平台引导其与科技企业发生业务往来，解决了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长期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解决了资金长期找不到好项目的难题；对于科技企业来说，“科技金融”既解决了其融资无门之难、担保抵押之困、疲于奔波之累，又节约了其融资的直接和间接成本。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呈现出“共舞多赢”的格局。

申报国家试点“科技金融”创新

据了解，目前贵阳市正积极申报国家“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拟通过三年左右的时间，建立健全以“五公司、一中心”为引领，“五平台、一通道”为支撑，“五补助、一补充”为保障的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投融资服务体系。

在此基础上，不断构造及完善包含种子期、初创期、成熟期各成长阶段的科技企业，覆盖从创业到上市全过程，跨越资本市场和资金市场，统筹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的综合性投融资服务供应链，力争把贵阳建成中国西部地区科技企业家创业的摇篮、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的重要基地。

既大胆探索，又稳控风险，这是贵阳市科技金融工作的又一特色。据了解，前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是搭建贷款合作平台和创业投资平台，下一步，要大力推进科技企业集合票据和集合债券发行、科技保险等工作的实质性进展，努力形成“无偿财政扶持+天使资金+贷款+创投+保险+私募股权投资+债券+上市融资”的比较完整的科技企业融资服务体系。

权贵资本篇4

关键词：经济管理自治权 民族自治地方 宏观经济环境 市场制约

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步确立，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立法也逐渐展开，大量的适合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要求的法律法规、条例相继出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效地保障了少数民族的经济权利。

一、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的概述

(一)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的内涵

经济管理自治权在有的教材中被称为经济发展自，。这个概念的核心就是“权”字，“权”可以解释为权利或者权力，是以义务或责任相对应的概念，在这里一般指权力，是法律赋予一定主体行使某项职能的依据，其外在表现为某种职能，内在是一定的法律依据，经济管理自治权是一种经济权利，是多民族国家依照法律的形式确认和保障的，少数民族在特定经济关系中享有的正当的利益、主张、资格、力量或自由。

（二）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实施的法律依据

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具有相应的法律依据，这些依据是经济管理自治权实施的权力来源和法律保障。

1.依据国家法律法规

主要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

2.依据自治条例

主要是依据贵州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州自治条例和自治县自治条例

3.以政策措施作为补充

除了自治条例以外，有对经济建设的意见和建议，也有一些相关的政策措施。

二、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实施存在的问题

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存在许多优势，但同时存在许多不足。

(一)政府行政方面所面临的问题

1.行政效率有待提高、行政管理尚待完善

2.对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所面临问题的认识有待深入

3.各项政策有待于更加深入开展落实

(二)贫困问题与扶贫问题

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贫困有其深刻的根源，更有其特定的机理特征，人力资本严重不足，自然资源虽然丰富，但利用效率低下，经济发展的资本也不足。

虽然贵州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中有关于扶贫的规定，并且各地也有相应的政策措施，但扶贫是一个长期的工程，不能一蹴而就。并且实施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所以，贫困问题和扶贫问题是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实施存在的一个问题。

(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问题

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补偿问题是矿产资源开发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各种资源丰富，矿产资源的储存量也很大，但人均获得量还是严重不足，所以矿产资源开发后的补偿问题必须严格对待。

(四)生态环境保护问题

贵州民族自治地方有很多地方是还没有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原生态自然风景区，对于这些地方的保护尤其重要。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应当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在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生态环境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许多地方都存在污染现象。并且更为严重的是在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后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在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也有补偿机制，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三、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的充分实施

（一）充分实施经济管理自治权所需解决的问题分析

要合理定位 “民族乡”的角色，要加强科学研究，要抓住各种机遇，要认清客观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要认清客观的各种制约因素，要认清贵州民族自治地方的地方性差异。

（二）充分实施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的方法

1.完善宏观经济环境

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宏观经济环境良好，但这个宏观经济环境在不断的变化，还存在一些漏洞，这些漏洞如果没有得到及时和完整的修复，将极大的影响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微观经济发展，从而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环境的正常运。

2.消除市场制约

政府要主动管理市场经济，但不能强行干预经济的运行，而应监督市场的发展，引导市场向着良性循环的结构发展，消除市场制约现象。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各自治

州政府之间、各自治县政府之间以及县与州政府之间要相互协助和配合，不能相互排斥、相互设置障碍，要共同努力为经济管理自治权的充分实施创造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3.注重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

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有其客观必要性，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存在各种环境问题，能源消耗大，能源利用效率低下，在此情况下，必须充分调动当地人们的积极性，形成循环发展与低碳发展的观念，加强技术创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也有必要进行制度创新。这样才能将贵州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起来。

4.完善贵州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完善贵州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必须做到确定可行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目标，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选择适合贵州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模式，并选择适当的财政转移支付方式；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内部结构，统一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总结

充分分析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实施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和充分论证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也是必不可少的，在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解决贫困问题、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和矿产资源开发问题更是迫在眉睫。使民族自治地方所享有的经济管理自治权力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发展形势下与贵州省客观实际相结合，也是贵州省经济腾飞的一个契机。

参考文献:

[1]宋才发:《民族区域自治法通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页。

[2]宋才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法通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宋才发、潘善斌：《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及其法律保障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高韫芳：《当代中国中央政府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关系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3月，第12页。

[5]韩彦东：《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人口较少民族地区扶贫开发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5月，第51—64页。

[6]胡献旁：《法治视野下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权贵资本篇5

关键词：民族文化企业；融资机制；贵州

2012年1月12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即国发2号文件。文件指出贵州作为我国西部多民族聚居的省份，贵州要依托多民族文化资源优势，把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国2号文件的提出，为贵州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许多挑战。贵州省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就是面临融资难问题。从而构建适合贵州省民族文化产业的融资机制，应是促进贵州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和促进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中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一、贵州省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概况

根据2011年贵州省文化产业统计结果显示：贵州省现有文化产业机构2075家，从业人员14945人。文化产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100万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金额1382万美元。相比其他产业而言，大大低于平均水平。

2011年贵州省文化产业增加值140.23亿元，占贵州省GDP比重2.46%，增加值比上一年增长24.97%，纵向比增速明显，但无论从规模还是质量看，与全国横向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同时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这意味着到2020年文化产业产值要占到同期GDP的5%。

二、贵州省民族文化企业融资现状及融资难的成因

2.1贵州省民族文化企业融资现状

贵州省文化产业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且针对民族文化企业而言，当地的旅游市场的繁荣程度也影响着民族文化企业的发展。以民族文化企业为例，普遍的存在首先发展历史大多数较短、规模绝大多数属于中小型企业规模偏小、没有具有较强实力的旗帜性企业、信用等级偏低等情况，当前的民族文化企业，与本省传统的工业企业比较起来，文化层面的无形资产偏多、而土地厂房等能做抵押的不动产偏少，核心资产基本都限制在知识产权领域，这就导致抵押担保不足、贷款难的问题。而在当前市场条件下，无形资产的流转并没有健全的市场桂策约束，就算现在开始建设，依然存在周期长、后期效益不明显等问题，上述问题严重约束了文化企业的发展，导致文化企业与资本市场之间互通性低、相互了解少，也导致了文化企业想要快速融资变得非常困难。

贵州省现有的民族文化企业融资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政策融资，政策融资模式主要是利用专项资金投融资。截至目前，贵州省累计获准使用中央文产专项资金1.36亿元，同时投入省级文产专项资金1.7亿元，共扶持项目建设332个。

（2）资本市场融资，资本市场融资又包括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股权融资模式的主要方式有股权出让、增资扩股、产权交易、杠杆收购、风险投资和上市六种。尽管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2月成功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成为登录资本市场的贵州省文化企业第一股。但对于大多数民族文化企业而言，吸收直接投资较少。目前大多数民族文化企业最常见的融资方式是银行贷款、民间借贷、信用担保这三种。

（3）风险投资，虽然我国的风险投资目前已形成年投资额100亿人民币左右的规模，对于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大多数民族文化企业都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利用风险投资较少，因此民族文化企业仍然融资困难。

（4）内源融资，内部融资主要是指企业从其内部充分挖掘资金利用潜能，利用自身的信用、折旧、票据、固定资产等因素来谋求企业发展资金的融资行为。民族文化企业常见的融资模式有两种：留存盈余融资和内部发行股票融资。

2.2融资难成因

1、产业原因。贵州大多数民族文化产业及其产品都呈现着典型的“无形资产比重大”“轻资产”、“重特色文化”特征，可抵押的有形资产较少，担保能力相对较差。因而其融资模式也更多地表现出“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型融资模式的特点。

2、企业原因。民族文化企业缺乏足够的固定资产进行融资担保。无论是金融机构的借贷还是民间借贷，都需要足够的有形资产担保。在现有借贷机制下，民族文化企业其难以获得间接融资。

其次，中小文化企业自身内部管理不科学影响融资。当前的民族文化企业，由于成立时间短暂，往往不会具备规范有序的内部管理体制。在内部管理上具体体现为不够透明和制度不健全，其中最为影响融资的，在于大多数民族文化企业因为规模本身，不会聘请相对专业的机构审核财务，那么自然无从提供金融机构需要的信用证明文件。

3、制度原因。现有金融机构缺乏专门为民族文化产业服务的金融产品。现有金融产品主要是针对传统产业开发的，重视企业的有形资产，而文化企业资产多以无形资产形式存在，无法达到贷款对于资产抵押和风险控制的要求。大多数金融机构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缺乏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

再次，在资本市场中，民族文化企业大多属于中小企业，仅有可能在中小板和创业板发行上市，但是由于资本市场准入门槛过高，大多文化企业仍达不到要求。文化产业基金体系尚未完全形成也影响了民族文化企业融资。2013年4月虽成立了贵州省首个文化产业基金，但首期募集资金规模仅为4.5亿元，难以填补民族文化企业巨大的融资空缺。

此外，文化产业版权评估体系、保险市场等均未完善。轻资产的民族文化企业实现融资离不开评估、担保、保险。

三、解决民族文化企业融资难的相关建议

民族文化企业融资难是产业、企业和制度等多重因素决定的必然结果，破解这一难题，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1）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引导成长性好、帮助有一定规模的民族文化企业做好在中小板上市准备，对于尚不具备上市条件的民族文化企业，政府应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帮助他们创造条件，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力争在创业板市场融资。对于达不到在创业板上市的民族文化企业，也可引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2）政府要建立集多种投融资服务于一体的公共服务平台，并积极推动金融机构与这个平台开展对接。

（3）建立和完善贵州省文化产权交易市场。制定和完善无形资产评估、质押、登记、流转和变现的管理办法，为文化产权交易提供优质的服务。同时，完善二级产权交易市场，为金融机构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4）建立民族文化产业信用担保体系。建立信用担保机构，把政策导向、财政投入与信用担保结合起来，是破解文化产业融资难的现实途径。

（5）政府应适时建立场外股权交易市场，积极引导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对民族文化企业的股权投资。

（6）最后，不断完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具有普适性，降低民族文化企业税费成本，减轻民族文化企业的负担，对提升整个民族文化产业的竞争力有很大作用。

（7）民族文化企业本身应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提高管理水平以增强融资可得性。现代金融信贷，很大程度上企业自身的管理水平是决定融资成功率的重要因素，能否建立科学规范的规章制度、流程制式化的内部管理、真实合法的会计信息，逐渐成为金融信贷的基础。这就决定了，当前的民族文化企业，必须改变自身财务观念、增强自身财务可信度，才能有效的解决掉资金来源问题。

四、结束语

民族文化企业由于历史短，规模偏小、实力不强、信用等级低等问题造成了这类企业严重的融资难问题，应根据民族文化产业的特点，建立文化产权交易市场、文化产权信用担保，政府应完善税收政策和积极引导各类社会资本、企业本身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以形成多元化的融资格局，更好地促进贵州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和促进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本文属于贵州财经大学2012年度在校学生科研资助项目

参考文献：

[1]齐勇锋.创新和完善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J].中国金融.2011

[2]王凡.我国文化企业的融资机制研究[J].宁夏大学学报.2011

权贵资本篇6

打破国企改革停滞困局

：国企改革向来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在改革进程中，特别是近10年来，出现了不少争议。你怎么看待之前的国企改革局面？

王江平：国企改革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来路、去向都明确，但历程相当复杂和艰巨，可谓“路就在脚下，但寸步难行”。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改革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也一直在不懈探索把国企培养成真正的市场主体。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主要内容改革方向，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当下，打破停滞不前的平静，是我们共同的改革追求。除了要解决真改还是假改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探索怎么改。

：贵州国企发展面临的是怎样一个历史状况？

王江平：贵州国企大多数是依托于“三线”建设发展起来的，产业结构粗放，加之地处西南，长期思想僵化、人员冗余、活力和竞争力弱，改革历史欠账较多，是“改有困难，不改困难更多”的典型。因此，改革已成为企业生存的必经之路。今天的改革较以前虽然有了一定基础，但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压力丝毫没有减轻，越往前走，人们的期待越高，遇到的困难越多，需要支付的成本也越高。

：贵州新一轮国企改革正在行动。《贵州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三年行动计划》已经向社会公布，外界对此反响热烈。你怎么评价这个“三年行动计划”对贵州改革以经济发展的意义？

王江平：实施《贵州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三年行动计划》，是贵州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部署，“三年行动计划”将从深处着力，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国资监管企业全面改革，通过改革释放更多红利，充分激发各类所有制经济活力。

贵州省以改革、开放、包容的姿态，启动贵州省国资监管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向外推介贵州省国资监管企业合资合作项目，旨在让社会各界了解、关注和参与贵州国资监管企业改革，吸引各类资本汇聚贵州、助力贵州、发展贵州，实现各方互利共赢。

由于历史原因，贵州省经济发育很缓慢，但是我们沉淀了很多优秀的国有企业，沉淀了许多优秀的可以流动的上市资产和资源，所以不管做实业还是做金融，投资者从“三年行动计划”以及相关政策、信息中，应该都能寻找到宝藏和成功的喜悦。

“三年行动计划”释放出许多改革机遇，希望企业家抓住这些机遇，充分发挥每个企业独特的优势，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进一步提高企业的活力和带动力，开辟更加美好的未来。

：国企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启动国企改革也是回应社会关切的重要举措，因此贵州省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的决策背景不难理解，也可说是水到渠成、顺势而为。

王江平：中共贵州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指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关键在市场主体是不是充分发育、是不是充满活力。国资监管企业是贵州省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国资监管企业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全省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

去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多次研究贵州省国有企业改革工作，我们提出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提出了“一条底线、两个目标、三个关键”的工作思路，并制定了《贵州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三年行动计划》，解决国企改革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具体问题，确保国企改革可行、可操作、能见实效。

创新思路推进国企改革

：在“三年行动计划”启动暨推介会上，很多人对“一条底线、两个目标、三个关键”这个思路很感兴趣。“一条底线”是指“坚守保护职工权益的底线”，以此作为国企改革的底线，其依据何在？

王江平：国企改革过程中，职工权益问题是最复杂的问题，职工权益的保护是我们必须要坚守的底线，把职工权益研究透、保护好，国企改革的方案才有可能落地、推行。

以前提到国企改革需坚守的底线，大家的第一反应，通常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但从实际推进和操作看，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有较为完善的监督体系，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还是在于如何有效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贵州省计划3年完成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时间紧、任务重，涉及职工人数多、历史遗留问题多、改革成本筹集难等复杂问题。如果不坚守这一底线，改革将只能停留在口号上、文件中，甚至会产生新的“包袱”，引发“旧病”。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围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想办法、出思路、定政策，确保国企改革又快又稳进行。

：“两个目标”是指“增强企业活力、提升企业带动力”，有的放矢推进国企改革，确保贵州省国企改革的方向。请谈谈这“两个目标”的具体内涵。

王江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企改革要增强国企的竞争力、控制力、影响力，对贵州省来讲，由于省属国有企业更多属于消费品领域，所以贵州国企最迫切需要的是活力和带动力，要通过改革提升国有企业活力；另外，由于贵州省经济总量比较小，特别是我们市场主体总量小、结构单一，贵州现在有136万户市场主体，其中80.6%是工商个体户，也就是不到20%的市场主体是企业，这说明市场主体的结构是单一的。通过国企改革，把国有企业拥有的一些资源、一些配套变成市场主体，挖掘市场机会，带动更多市场主体的发育，从而带动贵州经济总量的提升。

现在，贵州省启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对各类资本全面开放，对竞争性国企，国有资本持股比例不设限制，引进战略投资者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增量补充资本，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探索员工持股制度，希望以此全面提升国企的活力和带动力。

：“改革成本筹集、职工分流安置和社会职能移交”是需要抓住的“三个关键”。贵州省在新一轮国企改革中，如何解决这三个关键问题？

王江平：国企改革涉及重大利益调整，点多、面广，改革成本筹集、职工分流安置和社会职能移交是不可回避的问题。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原有改革改制的支持政策，已不能满足现有改革成本支付的需要。抓住“三个关键”，创新思路推进国企改革，就显得十分必要。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国有企业基本已经和市场融在一起了，现在来看，国有企业改革的这三个关键问题，随着时间推移、时代变化，也产生了一些不确定性因素，迫切需要对这三个问题有很好的研究与回答。

在贵州“三年行动计划”中，对三个问题作了很好的回应。我们省属国有企业改革成本的筹集渠道，可以是建立改革、改制平台，开发和利用金融工具，放大现有改革、改制资金规模和政策功能。解决成本筹集问题，也能强化、保障“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底线的能力。

职工到哪里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国有资本如果退出，不能完全把职工推到社会上去，要让职工有选择，要让职工的权益有保障。我们的思路是，围绕劳动关系接续和职工合法权益保障，探索建立竞争性职工利益保护机制，供分流职工选择安置路径，统筹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和本轮改革的职工分流安置。

第三个关键问题是社会职能怎么移交？这实际上是全国性问题，在过去20年的国企改革中，社会职能移交，有些做得很好，有的做到一部分，有的还没有做，这个问题很困扰新一轮国企改革。我们将积极探索市场化移交社会职能，探索与地方政府建立社会职能市场化服务机制，将社会职能分离计入改革成本，向第三方购买社会职能服务，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职能移交问题。通过第三方服务来解决社会职能移交，是一个全新选项。

权贵资本篇7

关键词 现代化 经济决定论 法国大革命 农民

中图分类号：B032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经济基础在现代化社会演进中起主导作用

巴林顿·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它立足世界各国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的时代背景，通过对英、美、法、中、日、印等国现代化历程的史学比较，勾勒出通向现代社会的三条政治道路——资产阶级革命、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

摩尔运用阶级分析法去剖析社会结构得出了结论——“土地贵族和农民对于农业商品经济的响应成为左右政局的决定性因素”。有学者认为摩尔的史学思想是一种“社会结构决定论”。 但摩尔在分析旺代省反革命爆发的原因时明确提出“社会结构的特殊性与革命动乱爆发这两者之间是缺乏清晰的联系的” ，所以所谓的“社会结构决定论”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在现代化社会演进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摩尔的多线性流变历史观将众多变量（特别是政治性因素）引入到历史解释法中，使得这一问题又蒙上了一层迷雾。通过对《起源》一书的仔细阅读，笔者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才是对上述问题的回应。这里的“经济决定论”不是僵化的教条主义，而是经辩证地批判过的“经济决定论”。前者是摩尔批判的对象，也是目前学者得出摩尔的多元化历史观否定马克思“经济决定论”这一论断的由来，而后者却是对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正确阐释，也是被摩尔所肯定的。真正的“经济决定论”是在生产力发展的最高水平的基础上对现代社会人们实际生存状况起主导性影响作用的总体结构 。一般唯物主义地认为物质经济生活是全部社会生活的永恒基础、前提和最终发展动力机制是错误的，“经济决定论”并不决定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切因素，而是对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和社会结构中的核心关系起到主导作用。在下文中，笔者将由此出发，结合《起源》第二章对法国发展道路和大革命的剖析，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论证经济基础在现代化社会演进中的主导作用。

二、“经济决定论”在英法两国现代化社会演进历程中的宏观体现

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贵族与农民之间的生产关系以及农产品的分配关系构成了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 从宏观上看，英法两国经济基础中的异同决定了两国资产阶级革命路径的差异和革命成果的类同。

其一，英法两国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农产品的特点上存在差异，这种经济基础上的差异决定了英国和法国的现代化演进路径必然不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源泉来源于羊毛贸易的不断发展，畜牧业的发展要求更广阔的牧场，土地的交易制度逐渐确立起来，圈地运动如火如荼，丧失生产资料的农民成为了雇佣劳动力，工业革命带来的跨越式发展的生产力也为纺织业的兴隆奠定了基础，这一切使得资本主义蓬勃发展，资产阶级逐渐掌控了经济大权并要求封建王权的桎梏以谋得不受限制的运用个人财产发家致富，而上述先进的生产力、土地私有制的确立、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普及塑造了一个强势的英国资产阶级，它能够以本阶级的强大实力通过“光荣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政权，迈入现代化社会。而与之相对的，法国生产力要相对落后，几乎没有什么重大的技术革新，继续还保留着中世纪的农业生产技术。并且从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起，封建土地的租佃制度就逐渐兴盛，封建贵族越来越依赖对农民的税收。但生产商品粮获益的并非土地贵族，而是富裕农民，老贵族在金银价格飞涨的时代逐渐丧失了经济基础，这为专制王权的加强提供了可能性。而法国专制王权通过售官制度将穿袍贵族接纳进特权阶级，资产阶级反而成为了维护王权统治的中坚力量。并且与英国的羊毛贸易不同，占法国农业主体地位的葡萄酒业对土地资本和设备资本的需求要小，没有引起类似“圈地运动”的浪潮，不能像羊毛生产构成纺织业的基础，其所要求的是大量的熟练农民劳动力，由此法国贵族更倾向于将农民拴在土地上以榨取更多的农产品。落后的生产力、封建租佃的生产关系和富裕农民在农产品分配中获利最多的现实使得法国资产阶级反对王权专制缺乏底气和动力，最终法国资产阶级必须借助城市平民的激进力量和农民的反封建革命力量作为主要的推动力登上历史舞台。

其二，英法两国经济基础上的共同点决定了英法两国最终都要确立起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在英国，一方面专制王权维护财产所有权的禁令以及它的行政司法权与顽固不化的象一只沉重的巨手压抑着人们的自由竞争，另一方面羊毛贸易的扩大化所要求的土地集中，前提是必须打破封建土地所有制并确立起对土地私有制的保护。而在法国，传统的封建租佃制度和官僚政治下的售官制度以及官僚腐败正当化的现实成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18世纪的法国向着商品化和工业化迈进的步伐加快了，并在经济上取得了重大的进步，法国王室开始试图尝试积极的政策以推动发展，但这些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并引发了强烈的反弹，旧秩序的恢复和因商业化而带来的物价上涨导致对城市平民和农民压迫的加重，最终引发了激进运动和农民的反资产阶级暴乱，在这纷乱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逐渐放弃了实际收益不大的封建特权转向争夺法国大革命的领导权以进行政治改革的尝试。法国历经频繁的政权交替最终还是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其原因还是在于之前失败的尝试源自于法国生产力仍相对落后并且资产阶级不够强大，不能确立起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经济基础，而是要兼顾城市激进派和农民平均主义的利益，而三者之间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些失败的尝试都是摩尔所说的“在初期阶段未能找到农业商品化的适当形式”，但法国“仍然会有通往现代化民主体制的其他道路可供选择”——以大革命的形式开辟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大革命之后的法国资本主义逐渐发展到能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足以独担大任，法国资产阶级也最终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抛弃了封建形式的发展模式，而采用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随着生产力发展到与英国初期相似的水平，工商业的崛起促成了两国经济基础的相似，基于这种相似，英法从不同的历史起点出发，最终都确立了类似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

三、“经济决定论”在法国现代化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微观体现

在法国现代化演进的过程中，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与土地贵族的生产关系、农产品获利的分配关系等经济基础中的核心要素对王权、旧贵族、资产阶级、城市贫民、农民之间的关系起到了决定性影响，而这些关系间的连锁反应左右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

（一） 封建土地所有制决定了旧贵族的式微与王权专制的加强。

在法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本特征是封建地主将尽可能多的土地出租给农民（包括能经营大片土地的租地农和耕作小块土地的农民）。封建地主的收入主要依赖于农民的交租。农产品商业化并没有引起封建地主的响应，谷物贸易的获益者主要是富裕农民。这使得在16世纪金银价格上涨的时期，很多收入有限的封建地主陷入了经济危机，特别是那些军功显赫的老贵族更是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贫穷的贵族不得不出卖土地以维持生计，结果在城市里发了大财的资产阶级购买了土地，而旧贵族则丧失了经济基础。旧贵族的式微使得君王和大臣们能够比较容易地强化王权，专制王权在路易十四漫长的统治期间达到了顶点。如果没有封建租佃制度和生产力发展背景下的物价上涨，那么上述过程就不会发生，而强大的专制王权则又成为影响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 农产品利益的再分配决定了资产阶级的封建化。

售官制度是王权将资产阶级纳入特权阶级的手段，这使得贵族化的资产阶级成为了专制王权和封建特权的拥护者。这一制度存在的前提和产生的原因都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官位出售的根源在于国王对贵族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存在的前提就是专制王权的强化，强化专制王权的过程本来就是由上述封建土地所有制决定的。而之所以国王要设立售官制度，原因在于要支付官僚机构成员的薪水，其实质是对农产品利益的再分配，售官制度是农产品分配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使得资产阶级成为新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意识到获取农民的劳动成果（实物租税）要比控制农民土地更为重要，资产阶级直接获得农产品并利用特权垄断农产品的商业化以谋求更大的利益，这使得其越来越有动力去维系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来榨取更多的劳动成果，这种模式带有明显的封建主义色彩。这样的做法使得法国资产阶级无法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坚定地反对王权，对封建主义特权的依赖使得法国资产阶级并没有成为法国革命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也是英法两国资产阶级革命差异的根源所在。

（三） 封建租佃制度激起了农民起义的浪潮。

资本主义在法国披着封建的外衣向农村渗透，其结果是资产阶级取代了旧贵族，继续与农民维系着封建租佃的生产关系，但不同的是，随着商业化的加深，资产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力度也日益加大，无地、少地的农民数量不断增多，沉重的赋税激起了农民的强烈反抗，平均主义的思想得到了贫民的拥护。类似的情况在中国、俄国也发生过，原因都在于地主在租佃关系中对农民的剥削，这都印证了生产关系对农民革命的决定意义。

（四） 农产品分配上的矛盾决定了法国革命能走多远。

激进的城市贫民和农民是法国大革命的主要推动力量，摩尔称“无套裤汉是革命的动力，而农民则成了决定革命能走多远的缰绳”， “无套裤汉的愿望同农村那些拥有财产的农民要求相抵触时，这种激进的动力就会枯竭，他们在城市中的残存力量就很容易被镇压下去。”在二者相互配合的时候，法国革命就能积极地向前推进，当二者相互对立之时，法国革命就不得不陷入停滞。二者之间存在的核心矛盾体现在向城市供应粮食这一方面交换关系的恶化，城市贫民要求粮食能更多的供应到城市和革命军队，而农民则认为将粮食高价出售才是更好的选择，特别是在1793年-1794年的冬天，这种矛盾上升为公开、直接的对立。这一矛盾的爆发使得城市贫民的激进主义失去了农民的支持，从而法国的激进革命就完结了。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2011级硕士研究生）

注释：

倪学新：“摩尔史学思想初探”，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

权贵资本篇8

十年来，在西部大开发的风云激荡中，贵州专利、商标、版权、地理标志、传统知识等各项工作全面推进，知识产权事业在促进贵州省创新体系建设、引领和支撑贵州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知识产权创造，驱动创新成果产业化

十年西部大开发，贵州快速发展的轨迹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样一条规律：科技创新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知识产权支撑创新和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或许，数字最能说明一切：2000年，贵州省专利申请量仅为986件；2009年，专利申请量达到3709件，授权量达到2084件，全国排名从第26位上升到第24位。

更重要的是，在贵州省知识产权申请、授权（注册量）数量持续增长的同时，质量也在稳步提高。据统计，贵州省发明专利申请量占当年申请量的36%，职务发明申请量占当年申请量的69.7%，这一数据已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我省职务发明专利的转化实施率超过70%，授权专利维持率、长期维持专利平均年限等指标在全国排位靠前。

专利申请量不断刷新纪录的10年，也是贵州省许多企业逐渐成为专利大户、成为自主创新主体的10年。

以发展最为典型的贵州药业为例。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9年底，全省中药行业的专利申请总量达到了2700余件。贵州省中药行业初步形成了“凡药皆专利（网）”的良好局面。2009年，我省有28户企业进入医药企业500强的行列，贵州益佰、贵州神奇、贵州百灵制药还进入全国中成药工业企业50强。

在攻关技术、申请专利的同时，贵州地区企业在商标、品牌方面也在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

十年来，贵州省商标申请量已累计达21804件，获准注册17204件，版权登记量累计达366件。在标志着我省产品信誉度和可靠度的知名品牌方面，我省的著名商标、驰名商标、地理标志、中国名牌获得量更是取得了较大成效, 全省累计认定著名商标284件，全国驰名商标20个。

同时知识产权的产业化、资本化，充分证明了知识产权的财富创造能力。

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的专利申请量连续四年保持“一天一件”，到2008年底，该院专利申请1721件，名列全国两万多家科研院所第一位。2008年，该院完成产值4.24亿元，同比增长37%，其中“铝电解槽不停电开头装置”、“石墨化阴极”技术、“三度寻优”控制技术、“新型烟气净化系统”等专利技术成功转化实施，仅专利独占许可使用就创收数百万元。

2010年3月，副省长孙国强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与贵州省人民政府知识产权工作第一次合作会商会议上慷慨陈词：“这些年，贵州人终于知道什么叫知识产权，什么叫知识产权战略；知道需要具备知识产权意识，也需要去做知识产权工作。这个转变，是个历史性突破，意义非常重大。”

知识产权运用，助推贵州特色经济发展

十年来，知识产权工作紧密结合贵州实际，已逐步融入到贵州经济、社会、科技、文化、贸易发展的方方面面，促进了贵州特色经济的快速发展。

为全面推进县域经济的知识产权试点工作，省知识产权局与各区县政府签订合同，以10万元作为专项资金促进各项工作开展，并采取“一人一县、包干到底”的做法，抽调业务骨干作为知识产权强县工程工作负责人。

省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蒋天才介绍说，知识产权服务县域经济发展，要依据各县发展的优势进行分类指导和试点。在经济基础较好的县区，主要是通过专利战略，促进重点产业的转型升级；传统知识资源丰富的地区，主要推进传统文化保护的研究与实践；农产品产业化较发达的地区，主要通过地理标志和商标战略；综合发展的区域，则需要综合运用上述战略。

地理标志是一个商品与其产地密切关联的独特品质的证明。贵州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农特产品地理标志普查工作，在此基础上草拟、印发的《关于加强农特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工作大力促进我省农特经济发展的意见》，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地理标志工作统筹协调机制。

年利税上百亿的贵州茅台酒，年产值几十亿的“老干妈”辣椒酱是贵州特色经济的两大品牌，也是省知识产权局从省情出发，大力实施地理标志保护发展特色农产品的鲜活实例。至今，全省已有40个产品获得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分析这些战略的出台，不难发现省知识产权局的思路与打算：灵活运用知识产权，充分挖掘贵州资源，保护贵州省丰富宝贵的传统知识，促进传统知识利益分享机制的实现，以更好地促进贵州社会经济发展。

2009年，台江。蒋天才两次和国家、省、州知识产权局领导到这里进行传统知识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研，进一步明确了运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与开发非遗资源的思路。

“推进知识产权强县工程为贵州丰富的农特产品资源开发带来了机会。我们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利用知识产权分类引导，保护和利用非遗资源，利用地理标志和商标制度，开发农特产品。”蒋天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自2005年起，贵州省就开始着手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工作，草拟了《贵州省传统知识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立法文本，并进入省政府法制办、省人大的立法调研计划。同时，还制定出台了《贵州省旅游产业知识产权工作意见》，这是全国第一个针对旅游产业发展出台的政府知识产权工作意见。

正如蒋天才所说，贵州有神奇秀美的自然资源，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要将这些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的产品优势，就需要大力转变传统发展方式，要有新思路、新举措，要有大投入、大推动。其中，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刻不容缓。

知识产权战略，促进工业强省

2006年8月，《贵州省知识产权战略纲要（2006-2015年）》颁布实施；2008年9月，《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实施。

近年来，我省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00年至2010年间的整整10年，贵州在近200家企事业单位开展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参加知识产权试点示范的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申请数量快速增长，质量显著提高。

以2007年启动的第二轮试点示范单位来看，试点单位共完成产值269.4亿元，实现销售收入312.8亿元，利税34.9亿元；其中，专利产品产值完成69.7亿元，实现销售收入55.8亿元，上缴税收近7.8亿元，分别占产值、销售收入、利税的26%、18%、23%。

企事业试点示范工作的深入开展，使得贵州省中药业、铝磷工业、航天、航空以及烟酒工业等部分重点行业和支柱产业初步形成了一定的知识产权优势，出现了贵阳铝镁设计院等一批专利申请的龙头企业。

自美国政府第一次将知识产权战略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以来，人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知识产权制度有力推动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并使得知识产权日益成为行业高生产力、企业高竞争力、产品高附加值的重要因素和手段，成为世界各国增强国家经济、科技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维护本国利益和经济安全的重要战略资源。

2010年8月。省知识产权局、省经信委共同启动实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工程，将用5年时间培育形成20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优势的中小企业集聚区，培育100户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优势的示范性中小企业，建立10个满足中小企业创新发展需求的知识产权服务辅导机构，并培训1000名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工作者和管理人员。

2010年10月。省知识产权局、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省经信委等15家重点骨干企业启动实施了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培育工程，提出了培育的方式和政策措施，将用5年时间培育50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具有国际国内竞争力的大型龙头企业。

从贵州省4000万人殷切瞩目的下一个5年愿景来看，无论是发展新能源，还是高新技术产业，无论是发展工业园区还是重大工程建设，无不需要知识产权助力，知识产权工作承载了更多使命，也面临着更好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