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家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8 20:37:33
齐家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安特生 彩陶 文化西来说
基金项目：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项目“仰韶文化彩陶蛙纹、鸟纹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08JK110）。
安特生发现彩陶
1921年4月，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的灰土中发现了彩陶片及石器，撰《中国远古之文化》一文，肯定了中国石器时代的存在。1920年《中国新石器类型的石器》一文，是所知安氏最早的一篇考古学论文。[1]他发现“河南与亚诺石器相比较，有其相似之点，既多且切，实令吾人不能不起出于一源之感想。”[2]他曾征求过当时大英博物馆的中国陶瓷专家郝博森和德国考古学家、安诺遗址的发掘者施密特的意见。郝博森的观点和安特生的猜想一致。 [3]
于是，安特生选择去新疆至河南的通道甘肃地区考察。根据安特生发表于1925年的《甘肃考古记》“此次甘肃考古为期两年（1923-1924），足迹所涉，几及甘省大半”[4]。此次考察让安特生确定了自己的猜想，“谓中国人民乃迁自中国土尔基斯坦，（即新疆）此即为中国文化之发源地。但受西方民族之影响。[5]”在这种结论下，处于中西交通要道上的甘肃地区，必然有早于处于中原的河南地区的彩陶文化类型，当他发现没有彩绘的齐家文化类型陶器时，便认为它早于仰韶期，把他在甘肃考察中所见到的六种彩陶类型顺序定为“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辛店期、寺洼期、沙井期。”[6]并把半山期的彩陶归为葬地用器。
中国彩陶研究的权威
根据尹达于1955年发表的《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关于安特生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理论的分析》中“我国部分的历史学者以为安特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权威’，因之信而不疑”[7]。
我们采用安特生由这研究而编成的甘肃仰韶文化年代表作为讨论的出发点。[8]虽然1931年春，梁思永已经发现后冈遗址中“上层所包含的是白陶文化的遗物，中层所包含的是黑陶文化的遗物，下层所包含的是彩陶文化的遗物”[9]。梁思永还是在安特生所列年代表的基础上出发，足见他对安特生的信任。
吴金鼎在1938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陶器》中，已经正确分析出不招寨属于龙山文化遗存，也认识到仰韶村遗址可能分属两个时期，但却只是把它看成同一文化的延续，没能突破安特生的窠臼。这其中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对安特生的信任。[10]这些足以说明，在20世纪的20-30年代中国学术界，安特生基本处于中国彩陶研究的权威位置。
中国学术界对安特生所持观点的质疑
1927年西阴村发掘后，李济在研究报告中对仰韶文化的流向发表过与安特生不同的意见。[11]尹达写于1937年发表于1947年3月《田野考古报告》第二册的《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也对安特生的分期说有所怀疑。
20世纪40年代，考古资料已经明显能够证实安特生在分期上的错误。1945年5月，夏鼐在甘肃宁定县半山区洋洼湾发现了两座齐家墓葬，第一次准确无误地证明了安特生把齐家文化当成仰韶文化第一期的错误。[12]1947年裴文中调查甘肃史前遗迹，他认为就地层及所采陶器之观察，皆不能证明齐家坪遗物代表彩陶文化系统中最早的一期。[13]1948年荆三林又在《大中华》发表《安特生彩陶分布说之矛盾》一文。
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 20世纪40年代安特生的权威地位已经动摇。他自己在1943年出版的《史前中国之研究》一书中，也写道：“当我们欧洲人在不知轻重和缺乏正确观点的优越感的偏见影响下，谈到什么把一种优秀文化带给中国统治民族的时候，那不仅没有根据，而且也是丢脸的。”[14]
对于安特生的“住地”和“葬地”说，安志敏于1956年发表《甘肃远古文化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提出半山、马厂代表着不同的时期，安特生“住地”和“墓地”的分法是缺乏根据的。[15]1962年，杨建芳又发表《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社会分期》，否定了“住地”与“墓地”陶器不同的说法。[16]1963年在兰州青岗岔遗址发现了半山的房子、窑址、窖穴等遗迹，彻底纠正了半山无住地之说。
1965年，苏秉琦先生通过研究仰韶文化彩陶花纹的变化指出：“仰韶文化遗存在甘肃境内的移动方向是自东部到中部。”[17]1978年，严文明就甘、青地区彩陶的源流，不同时段的花纹特征及风格流变等作了细致的梳理和深入讨论，初步归纳出，中国西部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是从东向西不断扩散的，年代学的检测结果亦证实“西渐说”是可信的。[18]
“文化西来说”批判之矛头所向
随着裴李岗、磁山等早于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安特生的“仰韶文化西来说”及其他不符合事实的观点被。1948年贾兰坡在世界日报撰稿《彩陶文化东来西向，甘肃考古获得结论》[19]；尹达发表于1955年的《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关于安特生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理论的分析》也明确把矛头指向“文化西来说”[20]。1959年10月出版《梁思永考古论文集》，在《小屯龙山与仰韶》一文的后面，专门增加了编者后记“我们知道这表是建立在安特生的那一张表的基础上。安氏的表是凭着主观的唯心主义的观点制造出来的”[21]。安志敏在发表于1972年的《略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问题》中有“仰韶文化的发现，宣告了为殖民主义服务的‘中国无石器时代’谬说的破产，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国资产阶级反动学者又转而推迟仰韶文化的年代，妄图为反动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寻找新的理论依据[22]”。
不难看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安特生的观点成为众矢之的。加上其中掺杂了意识形态的问题，安特生一度成为矛头所向。1977年半坡博物馆编《中国原始社会》，前言部分就有“如瑞典人安特生在20世纪20年代仰韶文化发现之初，就主观虚构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谬论，为我国原始社会史的研究造成了很大混乱”[23]。一直持续到80年代安特生还被很多人所排斥。
尘埃落定后的重新评价
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与仰韶彩陶相关的很多问题有了基本清晰的脉络，同时意识形态的问题在中国学术界也相对放松，对安特生开始倾向于重新给予评价。陈星灿在1991年撰写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985-1949》中，肯定了安特生“对仰韶文化性质的判定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假说，具有重要的意义”[24]。对安特生所提出的“仰韶文化西来说”他认为“这与其说是安特生和阿恩的错误，还不如说是那个时代的错误”[25]。
2007年2月2日安特生博士纪念馆在甘肃天水成立，2月7日《天水日报》公开报道，对安特生的评价是： “1921年底，他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掘了我国史前彩陶，否定了当时国外‘中国无石器时代’之说。这些陶器的发现，把中国历史推前了千余年。受时代局限，安特生在学术上也曾出现过失误，并多年受到非议，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当今考古学家严文明说：‘对安特生在中国从事的考古工作，应该进行实事求是的全面分析，给予应有的评价。’[26]”不论是学术界还是通俗的报刊都开始站在历史的角度给予安特生以公允的评价。
惊弓之鸟——安特生对目前中国彩陶研究的影响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术界已经普遍认识到安特生对中国彩陶的研究是受到历史局限的。然而在彩陶研究中，仍然还存在很多顾忌。尤其是跟美术史相关的彩陶纹饰研究，在涉及到不同文化时，总是显得谨小慎微。
以我国彩陶纹饰中常见的蛙纹为例，汤惠生在《青海史前彩陶纹饰的文化解读》一文中，就马家窑文化彩陶中的蛙纹在世界范围内找取资料。“在法国南部三兄弟洞穴发现的镌刻在动物骨头上的图案中，便出现了蛙形人。在法国南部凡泰尔也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刻在骨头上的蛙形人形象。”[27]该文中提到的不论是写实的蛙纹还是蛙形人纹饰在中国的彩陶纹饰中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纹饰，对这两种纹饰进行探讨的文章有很多，在内涵上有过不同的观点，在形式上有过不同的分类，然而从世界范围内进行探讨的文章却是比较少见的。
自从安特生“仰韶文化西来说”被批判之后所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来看，很少有人把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再放到世界范围研究，似乎确定中国彩陶文化自成独立体系之后，即使跟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史前文化有相似之处，也很少有人去做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研究。而另一方面，我们面对彩陶纹饰，可以产生很多联想。
新石器时代彩陶研究中这道大家都有意回避的鸿沟不能不说是安特生对目前中国彩陶研究仍然存在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年）[J].生活·读书·新知，1997，6：87-88.
[2]刘大有，刘晓龙.安特生评传[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2：37.
[3]安特生.中国远古之文化[J].地质汇报（第五号），1923：25.
[4]安特生著.乐森璕译.甘肃考古记（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2-3页.
[5]同[4]，36页.
[6]安特生《黄土的儿女》，转引自刘大有 刘晓龙编著《安特生评传》，文物出版社2008年2月，，19-20页.
[7]尹达.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关于安特生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理论的分析[J].考古学报，1955，10：1-12.
[8]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5年1月，555-568页.
[9]梁思永.后冈发掘小记[R].安阳发掘报告，4：，609-625.
[10]同[1]，282页.
[11]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1927年.
[12]同[1]，295页.
[13]同[6]，295-296页.
[14]李水城.半山马厂彩陶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12：5.
[15]安志敏.甘肃远古文化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J].考古学报，1956，6：9-19.
[16]杨建芳.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社会分期[J].考古学报，1962，1：49-80.
[17]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J].考古学报，1965，1：51-82.
[18]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J].文物，1978，10：62-76.
[19]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0：595.
[20]尹达.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关于安特生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理论的分析[J].考古学报，1955，10：1-12.
[21]同[8]，91-98页.
[22]安志敏.略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问题[J].考古，1972，6：35-44.
[23]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编.中国原始社会[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2：6.
[24]同[1]，116页.
[25]同[2]，132-133页.
[26]同[2]，76页.
[27]汤惠生.青海史前彩陶纹饰的文化解读[J].民族艺术，2002，2：143-156.
齐家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本文以畜种结构为切入点，通过与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间的比较，探讨了羌人（本文主要指汉以后之羌）独特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组织，并分析了其部落未能崛起直至一蹶不振的原因。
“羌”最早以文字形式见于商甲骨文中，①曾有学者释为“羁縻”，②或解为“商人以羌俘虏作牺牲品”。③至汉，对“羌”字的解释增多，如《说文•羊部》：“羌，西戎羊种也。从羊，儿羊亦声。”《风俗通义》：“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古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可以看出，羌人的主要生产方式为牧羊，实际上这也符合商人心目中羌人的概念。除以上对“羌”字本义考释外，祭祀中羌人也以羊作为主要牺牲对象。《北史•宕昌传》、《隋书•党项传》及近现代地方志、民族学都有大量记录羌人“杀牛羊以祭天”的文字。甚至在一些特定场合，羊还可以替代万物之灵的人类。④当人生病时，比治病最普遍的方法为“羊替人命”，也就是用草制成人的模样，让其身着病人的衣物，牵羊一头与草人一并送到墓地，杀羊焚草，释比祷告……⑤另外，人死之后，羌人还相信通过解剖羊，能够准确地了解死者的病因。⑥
以上文献、地方志及民族学对羌人生产、生活经营方式的考证，在考古学上也可找到证据。远在商以前，孕育着羌文化因子的齐家文化遗址，即普遍发现用羊胛骨随葬的习俗，如甘肃灵台桥村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羊、猪肩胛骨较多，共有17片，均在灰层中发现。⑦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中出土卜骨14块，都是羊的肩胛骨……此外，在f12石圆圈遗迹旁边，还发现有3块未经灼过的羊肩胛骨……⑧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有卜骨3块，都是羊的肩胛骨……⑨特别到齐家晚期，随着一次降温少雨气候异常事件的发生，甘青地区经济形态渐变为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小规模农业。考古发掘证明，以随葬羊骨代替猪骨已是当时一个明显的变化。这对于以游牧为业的羌人来说，所提供的生存空间更加广阔，文化也走向繁荣。继齐家后代之而起的考古学文化如四坝、卡约、寺洼、上孙家寨、辛店等（族属上属于羌），它们的经济形态都以畜牧业为主，其所养对象也以羊为主。例如在火烧沟四坝文化墓地中，普遍发现随葬羊骨的习俗。
概而言之，羊不仅在羌人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在宗教祭祀等精神领域也占有神圣的地位。当然这一切都需要占相当比例的养羊业得以维持其生产和经营。不过羌部落作为一个复杂而古老的社会群体得以延续和生存，绝不仅仅依靠养羊来保障其运营，这里以两汉时期史书记载汉羌战争中汉军虏获羌人牲畜的记录，来参考羌部落的畜产构成：
从上表统计可以看出，汉军三次所虏获羌人牲畜有牛、羊，无马；另一次有马，无牛、羊。此或反映羌人牛、羊与马是分开牧养的。在大华中庄遗址中，男人随葬马骨，女人随葬牛骨，进一步显示出羌人放牧两性分工的明确。而表中所虏获牲畜几乎全部都有马、牛、羊的记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的畜产构成。
下文主要以马、牛、羊三种动物的属性为基础，通过与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的比较，分析羌部落独特的游牧经营模式。
马为单胃室动物，对食物的消化不甚彻底，肉、乳产量及生殖率低，但其对主人效忠、驯服，移动性强，可作载物及坐骑之用。因此，它对于牧民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躲避自然或人为危机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
牛为反刍性动物，耗水量大，因此水源匮乏的地方不宜养牛。牛不易在冰雪覆盖的冬天去觅食，需人力提供草料，但牛对食物消化彻底，无需长时间、大范围地去觅食，能较好地保护自己，牧民所花人力较少。牛有极强的耐力，可辅助马在迁徙时以作载物牵拉之用。
羊为反刍性动物，分山羊和绵羊，高乳产量（特别是山羊），高繁殖率，但由于其喜啃草被根部，对植被资源破坏严重，而且相较马、牛来说，自保能力差，需大量的人力来照看。
承上对马、牛、羊三种动物属性特征的简要分析，结合羌族部落以养羊为主，马、牛辅的畜产结构，可以有如下认识：草原是一个低能量的生态环境。有学者曾以牛的饲养来作过统计，认为1平方公里的草场只能喂养6～7头牛，在20～25年就将耗尽一个草场，而一个草场复苏则需要50年的时间。汉时的西羌部落所居河谷地带，本身植被资源匮乏，而其养羊业的偏重，又进一步加剧了植被的恶化。另外，羌人马、牛相对作为其辅的产业，造成部落群体移动迁徙能力的降低，而危机性却大大提高，因此固有的草场成为了羌部落之间你争我夺的主要财富对象，各部落分立，彼此抢夺攻伐，内不能行统一。正如《西羌传》里的描述：“种类繁炽……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
更相抄暴，以力为雄。”对外，因各部落之间缺乏彼此间的相互信任及依赖，在对付汉帝国时，他们都先以“解仇、交质、盟诅”为手段，组建一个松散被动性的联盟。而且更重要的是，其缺乏北方游牧部落（如匈奴、鲜卑）灵活的机动性，在他们与中原帝国之间的掠夺战争中往往是败多胜少，而外来物资（掠夺）的稀缺，使得各领导阶层的权威性不高，更缺乏像匈奴冒顿一般的英雄领袖式的人物，这也就是华夏帝国对这样的人群颇有讽刺味地描述为“无君”。在调动各部落之间来掠夺中原王朝的物资或是抵御外来势力入侵时，政令不得统一，往往又趋于分裂，陷入其内不行统一、外不御强敌的怪圈。这也印证了巴菲尔德在其著作《危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中的说法：“北方草原游牧部落帝国的凝聚，极依赖他们与统一中原王朝政权间的互动；一方崩溃，另一方也随之解体。其缘由是，草原游牧帝国凝聚需要有外来物资的挹注，外来物资在游牧政权中的层级分配，可强化各层级的领导权威。”
再来简要分析匈奴和鲜卑两部落的畜产经营模式。从斯基泰文化中汲取营养成分的匈奴民族，继承了斯基泰人对马的情有独钟，配种、驯马及其精湛的骑马术和马具的广泛使用，使其战斗机动性大大提高，同时各部落之间的政令、信息能够迅速传达。另外，也提高了其躲避各种危机的能力。在与华夏帝国之间的掠夺战中，往往获益颇丰，对其掠夺而来的贵重物品（如丝绸）的分配，强化了各领导阶层的权威性。所以，自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匈奴贵族墓时有发现，而西羌部落所谓的贵族墓在这一时期甚少发现。对比例同样较大的养羊业，其人力资源的不足，匈奴部族往往通过与华夏帝国战争的手段掠夺来补充，“苏武牧羊”即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但这也绝不是孤例。
从东北山林狩猎而出的鲜卑民族基本摒弃了北方游牧民族养羊的固有习俗，以养马、养牛著称，这以《后汉书》里记载作为参考：汉军由鲜卑那儿虏获的牲畜记录中只有马、牛，而无羊。这样的结果，其不再裹足于养羊所带来的小集团利益，养马、养牛其移动迁徙的能力大大增强，使得鲜卑各部族之间的联系较之匈奴更加团结紧密。例如鲜卑部落中的慕容部和拓跋部的交流，其互动不仅在物质层面，如拓跋鲜卑标志性的陶器——夹砂敞口长腹罐出现在慕容鲜卑墓葬中，⑩精神层面亦有体现，如“毁器”葬俗即为例证。亦正因如此，这种部落间的频繁互动使得鲜卑民族的自觉意识大大提升，为他们后来的强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也就是为什么匈奴、鲜卑等民族都能组织强大的部落联盟甚至问鼎中原，建立王朝，而羌民族却一直未能崛起的原因。当然，其封闭的地理环境也是造成羌民族一蹶不振的原因之一。
［注释］
①另有学者认为，“羌”字最早可能形成于夏代晚期。
②李文实：《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③康殷：《文字源流浅说•释例》。
④⑥耿少将：《羌族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⑤胡鉴民：《羌族的信仰与习为》，《边疆研究丛刊》。
⑦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甘肃灵台桥村齐家文化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齐家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当时，只是关注经过河西走廊一带向中原传播输送的物质文化因素，如小麦、黄金、家马和马车等，对齐家玉器起源的外来影响因素估计不足。学界目前的看法是，齐家文化的前身马家窑文化并没有玉礼器生产的传统，应该是接受中原龙山文化的影响，才有齐家玉器的规模性生产和使用情况。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根据史前玉器下料切割的技术分析，认为片切割技术是从山东的大汶口文化起源，经过中原龙山文化和陕北的石峁文化，逐步传播到西北的齐家文化的。换言之，史前玉礼器文化及其加工技术是自东向西传播的。
与此相对，还存在一条反向的文化传播之路，即中原玉文化建构所需玉料资源自西向东的传播。考古发掘表明，中原地区缺少玉矿资源，中原地区以南的河南南阳地区虽有独山玉矿，远古时却很少为中原文明玉礼器生产所使用。从二里头和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大量玉器标本看，只有一两件玉器能够确认是用独山玉制作的。受到这种物质条件的限制，使得距今7000～5000年前中原地区影响力最广大的仰韶文化都不能像同时期或稍晚的中原以外文化——如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那样，发展出规模性的玉礼器生产传统。迄今见到的仰韶文化玉器大都属于玉制的工具或小件装饰品等。直到距今4000多年前的山西襄汾的陶寺文化、临汾下靳村和芮城坡头村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以玉璧、玉琮为代表的大件组合性玉礼器体系，方才第一次登场中原地区。随后又有更加成熟多样的玉礼器体系出现在中原腹地——距今3700年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玉器，使得50多公分长的大玉璋和60多公分长的大玉刀首次在中原的国家政权所在地登场，并通过二里头文化的承上启下作用，建构出夏、商、周三代一脉相承的玉礼器传统。
二里头玉器生产的玉料来源是怎样的？专门研究二里头玉器的学位论文《二里头文化玉器的考古学研究》认为：“二里头遗址附近并无玉矿，制作玉器的玉料需从远处输进。”但是，究竟从何处输进的问题却始终悬而未决。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山西襄汾陶寺文化玉器的材料来源，以及临汾下靳村墓地和芮城县坡头村墓地的玉器材料来源。有一点大致能够推测的：五六十公分以上的玉礼器制作需要耗费相当大体积的优质玉料，目前看来，惟有甘青地区出产此类玉料的可能性最大。1974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梯形四孔玉刀，长54厘米；2002年，青海喇家遗址出土齐家文化三孔大玉刀，虽已残缺，仍有33厘米长，推测全长达66厘米。这表明甘青地区出产的所谓“祁连玉”材料，真正具有供应大件玉礼器生产的充足条件。如果从鉴玉的感觉经验看，二里头和陶寺玉器（包括下靳和芮城的史前玉器）原料，从色泽和纹理特点上确实近似祁连玉。
陶寺遗址的发掘者之一、考古学者高炜分析指出：陶寺遗址墓地已发掘的1309座墓中，共发现有随葬玉石器的墓200多座，各类玉石器800多件。据中国地质科学院闻广教授做的矿物学鉴定，其中真玉（透闪石—阳起石系列软玉）有98件，占比不到1/10；半玉和假玉（似玉美石）439件，约占半数，包括大理石、蛇纹石、滑石、白云母，石英岩、绿松石等。从玉料来源看，环顾晋南地区及黄河中游地区，迄今未见出产软玉的报道。关中的蓝田玉是蛇纹大理石，南阳独山玉是黝帘石化的钙长石。陶寺用玉的产地还是一个有待探索的课题。中原玉礼器生产的原材料来源悬而未决，但是有关中原玉礼器形制的和攻玉技术的来龙去脉却有较为明确的文化传播论观点：来自山东大汶口文化和东南方的良渚文化，在玉礼器器形上影响到陕西关中的龙山文化以及甘肃齐家文化。高炜的判断是，在可判明的陶寺文化早期墓葬中有钺，但迄今未发现璧、琮。比较可靠的说法是：玉璧大量出现并用于随葬；琮的出现，是陶寺文化晚期（公元前2300年以后）的事，尚无明确证据能再提前。
考古发现还表明，逾往西，璧、琮的出现时间逾迟。华县梓里的两个碳14数据高精度校正年代分别是公元前2335～前2044年和公元前2011～前1794年，从而可知该遗址璧、琮的时代同陶寺晚期相当。临潼康家遗址出土的玉璧也大致同时。宝鸡石咀头东区M2出土的残璧，从共存的单把鬲、双耳或三耳陶罐看，应与陶寺文化最晚阶段的遗存或齐家文化的年代相当。神木石峁玉器的年代，如前所述，约在公元前2000年或更晚些。至于甘肃永靖秦魏家、武威皇娘娘台和青海柳湾齐家文化中钺和璧（以石璧为多）大致应属于公元前2000～前1600年间的遗存。黄河中上游地区玉器出现的时序，大致可标示出自东部沿海地区向西传播的轨迹。这一观点和考古学界认为齐家文化族属人口自东向西运动的观点，似乎有不谋而合之处。齐家文化先民的族属，一般认为和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先民一样，属于氐羌族群。
我国史前玉文化传播的路线图是由东向西，以陶寺文化为中转站，继续向西传播，一直到达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玉器，似乎是玉礼器传播全过程的一个终点站，因为在齐家文化之后就再没有出现过地方性的规模化玉器生产情况。齐家文化以西地区也没有发现过玉琮、玉璧组合的文物体系。从各史前文化的绝对年代上看，玉器生产伴随这样的东西向传播轨迹而依次出现，不是偶然的。不过文化传播往往不是单向的过程，西部接受东部传来的玉器加工技术的同时，也能够为东部源源不断地提供更加丰富的玉料资源。目前需要弄明的是，西部玉料在何时，通过何种路径，输送到中原地区的？
齐家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齐家文化作为西北地区最重要的玉文化近年来越来越受到考古理论界的重视。本文试从齐家玉琮的形态特征、典型器物分析及实际用途上对其做出一定的分析比较。通过分析得出齐家玉琮来源、用途有其独特性。
关键词：齐家文化；玉琮；来源；用途
甘肃一直被视作中国彩陶文化的故乡，在漫长的新石器时代甘肃出现了大量的彩陶而在同时期晚期的齐家文化中的玉器却常常被人们忽视。如今，越来越多的考古工作者注意到了齐家文化玉器的重要性。齐家文化是继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玉器和长江流域良渚文化玉器之后出现于黄河上游一带的一种重要的新石器时代玉器文化。其分布地域十分广泛，大致在东起泾、渭河流域，西至甘肃河西走廊及青海湟水流域，南达白龙江流域，北入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的范围。其年代距今4000年左右。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铜石并用时代的过渡文化。而玉琮作为我国古玉系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器型一直被研究者们所重视。不仅因为琮的历史非常久远，但在文明时期却又很早地消失，更因为琮的奇特形制，和其原始含义及功用。齐家玉器中的玉琮器型与特点又与常见的良渚玉琮差异很大，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齐家玉琮的形态特征
琮是外方内圆中通的方柱体，圆管两端突起于方廓的部分被称作“射”。而方廓有方有圆；柱体有的低矮单节，有的高而分多节；玉面有的雕有纹饰，有的遍体素面。与人们熟知的良渚玉琮不同，齐家玉琮多为低矮单节且无纹饰而全身素面。当然，这其中也有例外。如在甘肃省静宁县治平乡后柳沟村出土的“静宁七宝”中的四件玉琮。1984年治平乡后柳沟村民挖出了一个齐家文化祭祀坑，从中出土了三璧四琮。其中四琮高12.8-16.7厘米，宽7.2-8.3厘米，质地近和田青绿玉，均外呈方柱体，内穿对钻圆孔，两端突射，射口平齐而圆。中部凸出四棱，棱角磨圆，浮雕四组蚕节纹。1996年，杨伯达先生在甘肃省境内进行国家一级文物鉴定过程中，在静宁县博物馆看了齐家玉器三璧四琮后，万分激动地说它们是“齐家文化最优秀的玉琮和玉璧”，并把这批玉器称为“静宁齐家七宝”。
二、浅析齐家玉琮的来源
在之前对于齐家文化玉琮的来源的论述中人们很多认为齐家玉琮是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良渚是新石器时代玉琮发现最多、器型种类最多的文化类型，考古工作者的这种猜测不无道理。但是，笔者以为从齐家文化玉琮自身的差异上就不能把所有齐家文化玉琮的来源一概而论。毕竟如果说到良渚文化对齐家文化的影响，其时间上还是太过漫长。而与良渚文化不同，与齐家文化时间上跨度不大的龙山文化更有可能是齐家文化玉琮的主要来源。
编号 高度（厘米） 出土地 特征
1 3.4-3.5 甘肃省天水市赵村遗址 浅黄绿色、素面
2 3.7 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 黄绿色青玉，通体表面打磨光滑
3 2 甘肃省甘谷县渭水峪 黄绿色青玉，制作较粗糙
4 8.8 甘肃省临洮县 一般呈青色，一半为浅赭色，磨制精致
5 4.1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内官营镇清溪村 青色，光素无纹
6 5.6 甘肃省临洮县李家坪 青玉质、光素无纹
7 3.2 甘肃省定西市团结乡高家村 黄绿色玉、抛磨光润
8 14.7 甘肃省静宁县治平乡后柳沟村 青色、器体打磨精致
9 16.7 甘肃省静宁县治平乡后柳沟村 青绿色，器体打磨精致
10 16.7 甘肃省静宁县治平乡后柳沟村 湖绿色，器体打磨精致，光素无纹
11 12.8 甘肃省静宁县治平乡后柳沟村 青玉质，打磨精致，光素无纹
从上表可以看出，收录在《中国出土玉器全集》中的几种齐家玉琮是有差异的。在静宁县治平乡后柳沟村出土的四件玉琮与其他玉琮在形制上有极大的差别，这四件玉琮高度全部超过十厘米且在器体表面的做工上明显精细许多。从玉琮高度来看，这几件玉琮更像是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但其表面的纹饰又与良渚的玉琮又是大相径庭。
左图是甘肃省甘谷县渭水峪出土的典型齐家玉琮，右图是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II区22号墓出土的陶寺文化玉琮。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受龙山文化影响巨大的陶寺文化玉琮，在其形制、高度、素面特征甚至玉质等方面同大概几百年后在甘肃齐家文化中出现的玉琮十分相似。从出土情况来看，龙山文化玉琮与齐家文化玉琮多为低矮型。说明当时的制玉水平还处在初级阶段，良渚文化中常见到的高且多节的玉琮并不多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齐家文化玉琮应该是更多受到与他时间间隔不远的龙山文化影响。如上所述，典型的齐家玉琮并非高且多节的玉琮，那么在后柳沟村发现的这四件玉琮的来源就更值得人们思考了。
左图是甘肃省静宁县治平乡后柳沟村出土的齐家玉琮，右图是陕西省长安县张家坡32号墓出土的西周时期的玉琮。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从两个玉琮整体的形制上可以看出是相似的。作为窖藏器物的“静宁七宝”是否在时间上比其他齐家玉器更晚，笔者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作为西北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齐家文化的时间延续到距今3500年并且直接影响到了先周、先秦的文化。我们还是从大量发现玉琮的良渚文化来看，早期的良渚文化玉琮都是低矮型，后来逐渐出现分节、加高的趋势。齐家文化玉琮应该也经历的相同的发展期，生产力的发展与制玉水平的提高积极地影响了齐家玉琮的制作水平，最终才会出现诸如后柳沟村出土的高、多节玉琮。
三、齐家玉琮的用途
与龙山文化同时期的齐家文化所处的时期是中国国家文明正式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是一个对后世有着巨大影响的时期。而玉琮在这一时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一）玉琮是神器：玉琮源于原始崇拜，玉踪是原始宗教中沟通天地的中介， 它体现了以神崇拜为核心的神权，拥有琮就代表神权。玉琮的拥有者凭借神的力量建立和加强自己的权势和威严， 支配人间的生死和财富。玉是巫献给神的礼品， 巫是神的意志体现者。因此玉又是神在人间的代表。这种崇拜来自原始思维，不过人的要素已经开始侵入，人们开始用自己的形体来塑造神。这种自然力量的人性化正是原始宗教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
（二）玉琮是礼器：玉琮由神器成为礼器正是中华文明由神权时代走向王权时代的体现。作为六器之一， 玉琮最重要的作用是礼地。六器祭祀天、地、四方之神。在玉种、色彩和器形方面， 规定非常明确和严格。《周礼》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 以苍壁礼天、黄琮礼地、青圭礼东方、赤璋礼南方、白琥礼西方、玄璜礼北方”。六瑞是周王朝正式建力的国家典章制度。六瑞标志官职高低。据《周礼考工记》记载，从的大小规格与其主人地位相配称，可知为古代礼仪之器。《周礼》“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壁，男执蒲壁。” 至此可以看出新石器时代晚期齐家玉琮的功能变化正是随着这一时期文明发展而发展的。
对齐家文化玉琮来源的判断有一定的复杂性，从其典型器物来看在其形制特征与龙山文化的联系更为紧密。而甘肃省静宁县治平乡后柳沟村出土的几件玉器在时间上很有可能大大晚于其他齐家玉琮。而处在国家文明形成时期的齐家玉琮其用途也正经历着由神器到礼器的转变，这种用途上的转变也许正是齐家玉琮器型产生变化的根本原因。（作者单位：兰州大学）
参考文献：
[1]谢晓燕：《齐家文化玉器研究》，中国知网，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5月.
[2]祝中熹：《玉琮浅说》，中国知网，2002年11月第一版.
[3]杨伯达：《中国古代三大玉板（版）块论》，《上海博物馆集刊》，2002年第00期，
[4]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第八卷、第十五卷，科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一版，
[5]李晓斌、张旺海：《甘肃齐家文化玉器研究》，陇右文博， 2009年2月第一版.
[6]李天明：《齐家玉器遗珍―“静宁七宝”》，静宁博物馆文物专辑，2008年.
齐家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齐家文化；玉器；分区研究
齐家文化是继马家窑文化之后的分布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文化遗存，年代与中原地区夏文化相当，约在公元前2183年～前1748年间。1923年至1924年间，由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发现。齐家文化分布以甘肃省兰州市一带为中心，东至陕西渭水上游，西至青海湟水流域，北至宁夏和内蒙古。目前，随着更多测年数据的公布及考古资料的积累，考古界倾向于将齐家文化作为与夏王朝共存的周边文化来认识，这就打破了以往把它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认识的局限性，所以在新的国家文明背景下，重新研究齐家文化玉器就有了新的意义。
目前，经调查发现的遗址计约1450余处，统计发现的玉器的地点近50个，出土玉、石器3500余件组。谢端琚先生曾于《甘青地区史前考古》一书中将齐家文化各遗址划分成东、中、西三大区域。考察各地玉器出土情况发现，笔者也认为齐家文化玉器传统在整个甘青地区是极具差异性的。
一、东区类型
这一类型齐家文化主要指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地区，分布在渭河上游、泾河流域以及白龙江流等地。出土玉器包括生产工具及礼仪器，如琮、璜及由璜组成的围圈等，仪仗类的玉钺仅见于此区；弦纹玉琮等一批制作精美的齐家玉器精品也多出于东区；选材以软玉类玉材为主。东区齐家文化主要继承由客省庄二期文化，同时受到了西部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类型的影响。玉器出土情况如下：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店河墓地发现绿松石饰1件。原州河川乡上台村征集三璜连缀围圈1件，发现玉铲1件。隆德县页河子遗址文化层内发现玉锛1件，灰坑内发现玉1件，另有1件玉璧出土位置不明。西吉县白崖乡征集玉琮1件。
甘肃灵台县桥村遗址发现玉锛1件。师赵村遗址墓葬中出土具有礼器性质的软玉质琮1件，璧1件，文化层中出土软玉质玉环2件，璜10件。临渊磨沟遗址墓葬中出土绿松石珠2颗，滑石珠2颗。武山县傅家门遗址墓葬内发现石璧2件。此外，平凉静宁县后柳沟村、李店村、晨光梁；灵台县大王、上梁三村；庄浪县良邑乡、水洛镇、南坪乡、阳川乡等。出土玉器近百件，种类包括玉璧、琮、环、璜、箍形器、铲、凿、钺等。庆阳华池县乔川乡、五蛟乡、玉嘴子乡及镇原县大塬村等，但多数玉器为采集品或征集品。种类有玉璧、环、锛、凿、钺等。
二、中区类型
中、西两区文化面貌接近于马家窑文化。中区主要指甘肃中部地区，包括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流域。出土玉器以珠管等小型装饰品较为常见，同时璧、环类玉器也发现较多，还包括少量生产工具及璜和琮的礼器，选材多绿松石、石质等一类假玉材料。玉器出土情况如下：
甘肃永靖张家嘴遗址文化层中均发现绿松石珠3颗。大何庄墓葬出土绿松石珠20件，玛瑙珠2件。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出土于墓葬绿松石珠40余件，石璧1件；文化层出土石璧1件，另有石璧3件位置不明。新庄坪遗址采集到石璧9件均为圆形，中间有穿孔。最大者直径19、厚0.6厘米。最小者直径4.3、厚0.4厘米。其中一件为半成品，周边呈不规则方形，未经磨制，直径22厘米。绿松石珠169粒。多呈不规则的圆柱形，个别的为扁圆形，中间有穿孔。兰州青岗岔遗址房址内发现绿松石饰4件。榆中县征集璧、环、腕饰、铲等，定西内管营、三十里铺、渭源县七圣村、会宁县老鸦沟村、牛门洞遗址、团结乡高泉村。出土玉璧、环、璜、琮、铲、刀、管等60余件。
三、西区类型
西区主要指甘肃西部及青海东部地区，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大通河流域。玉器以璧为主，珠管一类的小型玉器仍然数量庞大，而璜、琮等器物少见。选材以玉质为主，仍有绿松石等假玉材料。玉器出土情况如下：
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墓葬中出土绿松石珠数枚、玉斧及石璧。第四次发掘中发现有24座墓随葬玉、石璧，少者1件，最多83件，一般都放置在髋骨及腰部上下，也有和小石子堆放在一起的，个别的在胸部、肘部、头下和手的部位。有20座墓随葬绿色或白色的小石子和粗玉石片，小石子一般都和陶器堆放在一起，个别的在头部上方和手旁堆放的，粗玉石片一般垫在骨架的肩、腰部之下。小石子大部分是粗玉和大理石料，都是经过人工打击的，粗玉石片一般都有截锯的痕迹，是制作石璧剩下的废料。海藏寺玉石作坊发现玉璧37件，镯1件，工具类玉器8件，玉料161件。古浪县朵家梁遗址发现璧、斧等。峡口遗址发现玉刀。新鲜公社四队发现玉斧。安西潘家庄墓葬中出土绿松石块1件。
青海乐都柳湾齐家文化366座墓葬资料进行整理。发现玉锛1件（1325号齐家文化中期），石壁1件（1046齐家文化晚期），软玉制玉璧1件（980号齐家文化晚期），玉斧1件（264号齐家文化晚期），绿松石饰34件。互助土族自治州总寨遗址墓葬中发现玉斧1件，玛瑙珠及绿松石珠若干。大通黄家寨遗址墓葬内发现玉纺轮1件。孙家寨墓葬出土四孔玉刀1件。西宁沈那遗址发现玉璧、绿松石饰、玉凿、玉锛等。喇家遗址内采集到玉锛、玉刀各1件，玉斧2件，玉璧2件；房址内出土玉璧3件，玉料2件；墓葬中出土具有礼器性质的玉璧4件，玉环1件，玉锛1件，玉管2件，玉片1件，玉凿1件，玉料1件，玉璧芯2件。尖扎县直岗拉卡遗址发现绿松石饰若干。
结语
通过以上统计发现，齐家文化玉器多以玉质、大理石质、绿松石等为治玉原料，形制包括装饰用坠饰、珠、环、璜等；工具类斧、刀等；礼器性质的璧、琮、钺等。具体看来，东区类型多出精品，以琮、围圈等为代表；中区为马家窑文化腹地，绿松石等装饰品较为发达；西区类型公布的发掘资料较为充分，在数量上占多数，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青海乐都柳湾遗址、民和喇家遗址、宗日同德遗址等都是大宗玉器出土地点，出土玉器以璧类为代表。
由此可知，璧类器物无疑是齐家文化玉器代表，但观察崇“璧”的习俗在各个遗址内却又有不同的表现。以武威皇娘娘台及民和喇家遗址为例：
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经四次发掘，墓葬内共出土玉石璧近300件，多置放人骨架胸腹部，这与同时期陶寺遗址内玉璧多做臂饰、腕饰的使用传统是大不相同的，却与良渚文化大墓内列璧习俗有相似之处。石璧多采用近玉质的绿色石料精工而成。每座墓葬中玉石璧的出土数量从一件到八十余件不等，男女长幼均可拥有，只能观察到财富占有的多寡，没有明显的等级差别，所以推测此处崇璧习俗极有可能是崇“币”的表现。
但是，同处西部分布区的大型环壕聚落遗存―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内出土的玉璧就具有一定的宗教祭祀性质。于编号为F4的宗教或集会性质建筑的东壁北段，一处二次重砌的凸出墙面下，发现平铺玉璧2件，玉璧外侧各有玉石1件，盛于敛口瓮中的玉璧1件。此处墙面本为白灰面，后又均匀涂有一层黑色涂层，玉璧、玉料和石矛均集中放于黑色壁面旁。又于人工堆筑覆斗状祭祀土台顶部发现男性仰身直肢葬木棺墓一座，编号M17。遗址内其余墓葬大体都朝向M17，尤显墓主人身份尊贵。全墓共计出土玉器15件，另有1件猪下领骨放置在棺外左侧。于套口的填土中出土6件玉器，包括三璜合璧、锛、玉料、璧芯、三角形玉片和小璧芯各l件，摆放位置讲究。长方形竖穴墓口的填土中发现三璜合璧及璧芯各1件。墓主身上还有7件玉器，包括璧2件、管2件、环1件、纺轮（或为小璧）1件，均堆置在头颈部，另在右侧足端发现凿1件。
综上所述，极具差异的齐家文化玉器展现了其融合东部中原文化与西北文化的独特发展模式，形成了发达的装饰用玉传统、统一的崇璧传统以及与东方文化息息相关的琮、璜、钺等一类礼玉传统。高度发达的玉文化在所谓的“玉器时代”可谓大放异彩，对蜀地三星堆文化及中原二里头文化玉器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谢晓燕：《齐家文化玉器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2]胡晓军：《尖扎县直岗拉卡乡齐家文化遗址发掘简报》，《青海文物10》，1996年。
[3]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宁小桥沈那齐家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1993、1994》。
[4]王国道、崔兆年：《青海齐家文化玉器研究》，《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齐家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60分）
《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苏格拉底说：“我试图说服你们每个人不要更多地考虑实际利益，而要更多地关心心灵的安宁和道德的完善，更多地考虑国家的利益和其他公共利益。”
读了以上材料，你有哪些感悟或联想，请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写作指导
第一则材料是《大学》中的一段话，强调明德、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等;第二则材料是苏格拉底的话，强调一个人应该关心个人的心灵安宁与道德完善，关心国家与公共利益。综合两则材料的共同之处，材料无疑强调的是个人修养与国家、集体、公共利益间的关系。
立意中二者兼顾最佳，如写“修心正己，报效国家”“以天下为己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但写作时也可以就其中一则重点阐述。
如写“提升个人修养”“道德完善”“正确处理个人集体的利益”“爱国、忧国”等，也可视为符合题意。如写“诚信”“坚守个性”“心态”“细节”“献出爱心”“舍生取义““从小事做起”等。
若写记叙文，要通过对具体事件的描述，展现自己的心理和情感，融自己的思考于其中，不能缺少细节描写。若写议论文，要根据自己所写的内容提炼观点，并在多角度的深入分析中有条理地议论自己的观点。
一类文
责任之花，开在修身枝头
孙琪淇
《大学》中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齐家、治国是每个人的责任，正如苏格拉底所言，每个人不要更多地考虑实际利益，而要更多地关注道德的完善，“更多地考虑国家的利益和其他公共利益”。要做到这些，空谈高喊没有用，我们应从修身做起。
修身，并不是只顾个人利益，而是将家国之责践行到完善自己中去。张居正，宰相中的翘楚，他奋起于寒微，却刚毅深沉，多谋善断，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家国之责在他身上得到完美践行。归于平淡，他依然是位衣着考究、一丝不苟的美髯公，居处一尘不染，行事从不拖沓。生活的细节尚是如此苛刻，政治上的担当严谨自然情理之中。
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修身，当以家国为己任。“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是霍去病掷地有声的誓言。齐家之责，治国之任，兀然地矗立在生之彼端。在那个刀光剑影、血色阑珊的年代，因为胸怀家国，肩负责任，所以他有了生擒罗姑比，直捣胡人军营的勇气;因为执国为念，心系社稷，所以他不愿因与皇族的“血亲”而独享殊誉，而是驰骋疆场，与士兵并肩作战，将家国之责化为磨练自己的动力。
修身，需要不忘家国之责，需要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将生命的本分发挥得淋漓尽致。实，因感受民族命运的召唤，毅然辞去陕西作协的职务，悄然收拾行囊，重回白鹿原老家，不接受任何采访，不参加任何应酬。冬天一只火炉，夏天一盆凉水，伏在小桌上，践行着作家的本分。四年的寂寞坚守，换来了《白鹿原》的亮丽绽放。修养身心，让他甘于寂寞;治国齐家，让他一肩担起揭示民族历史的责任，寂然辉煌。
现代社会，我们见惯了浮夸功利。但总有人，也需要人，以家国为责任，前进在完善自我、充实生命的路上。于敏在执着科研的空白中奋蹄不倦，“隐身”追求，名就“两弹一星”功勋;农民诗人余秀华不屈服于残酷命运，砥砺身心，充实自我，终于“穿过大半个中国”惊艳诗坛。
孔子有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青春不朽，年轻的我们是未来国家民族的策划师，我们如何修身，修身的结果如何，将是未来的风标。
因此，我们要像苏格拉底所说的那样，“多考虑国家和其他公共利益”，不断砥砺身心，完善自我，让家国责任之花，绽开修身枝头。
评点
分析材料，能够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然后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责任之花，开在修身枝头。这种观点既令人深思，又令人联想。思考问题，切中要害，这种“责任” 是基于修身，是将家国之责践行到完善自己中去。最为可贵的，既就事论事，又联系当今社会弊端，爱之深痛之切，透彻说理中，或引用张居正对比说理，或援引霍去病、实纵深剖析，我手写我心，文章洋溢着以国家社会为已任的青年激情。
评分：内容20分+表达19分+发展等级19分=58分。
二类文
完善自我，报效祖国
侯艺辰
孔子有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位卑未敢忘忧国”，以报效祖国为己任，岂非任重而道远？然而只有将自己融于社会，我们方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亦只有不断完善自己，方能更好地报效祖国。
儒家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彰显欲“平天下”先自我“修身”的理念。纵览历史，杜子美有国忧方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感慨，纵自己是一叶孤舟，也要一只瘦笔唤醒衰戚的大唐;辛弃疾心中有国忧方能“渡江天马南来”，问一声“几人真是经纶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文能安天下，武守一方土。能文能武，完善自我，只是为了“了却君王天下事”。范希文两字关情，道尽忧乐;三闾大夫一纵汨罗，分辨清浊……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历史所铭记的这些人物，莫不是在不停完善自我，或秉忠诚，或修文武;莫不是怀一颗报国之心，或征战疆场，或杀身成仁。不曾有人失其本心，为名利浮云遮望眼。任风云变幻，波起云涌，仍不断完善自我，成为报国的中流砥柱。
试看今朝，物欲横流。有些人任名利的车轮从自己的额上碾过，于是他们化作了尘土。香港传媒人梁文道曾说：“浮躁是这个时代的集体病症”。然而却仍有人坚守自我，完善自我，诚其意正其心，从容将名利抛开，坦露出报国赤子之心。
“才道霓虹君已去，英雄长存海天间。”沈飞的大门不曾扩建，但它的发展却日新月异。当“歼15”着舰的那一刻，世界瞩目，举国欢腾。而为此付出了极大精力与心血的罗总，他正强撑笑颜，克制痛苦，不愿因为自己的疾病影响大家。但他最终没有撑住，倒下了……罗阳的生活简朴，沈飞人都知道。他坚守着一颗赤子之心，用道德和知识完善自己，因为他想看到祖国国防的新貌……
反观天下，当“郭美美”等人哗众炫富，当“干露露”们唯财是举，大好青年的诚意正心都去哪儿了？梁任公曾借《少年中国说》疾声呼吁“少年强则国富”，亦奋笔慨言 “今日的中国，我们的中国。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身为当代青少年，我们更应该坚守道德底线，用知识和道德完善自我。
康德说：“社会是个人的交集”。假使每个人在一时无法改变的现状面前，能够坚守底线，能将自己变得更优秀、更为独立，那么，积水成渊，何愁我们的社会没有发展，国家没有进步？
改良社会，改造世界，应先锻造自身;放眼未来，报效国家，必先达己善我。
评点
识见要在流动的思考中表露出来，要建立在对历史、社会、文化的辩证把握基础上。文章围绕“完善自我，报效祖国”这一主旨，运用了充分的事理材料加以论证。杜子美、辛弃疾、罗阳等例证，既彰显了主旨的普遍意义，也凸显了其现实价值。儒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追求，孔子、康德的名言，这些道理论据或引发思考，或印证主旨，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加诸喧嚣红尘中“郭美美”“干露露”等反面素材的巧妙映衬，文章材料使用可谓错落有致，裁剪得当，显示作者较深厚的积淀和使用论据的能力。
此文不足之处在于囿于思维“成式”，苦心“斧凿”，文思规范有余而灵动不足，加诸过于追求文化作文的“厚重”，在一定程度上也钳制了思想深度的自由挖掘。倘能洞开天目，神游万仞，自会再上台阶，更上层楼。
齐家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一,世界史专题
1,尼罗河流域文明
2,两河流域的政治与经济
3,佛教
4,略论旃荼罗笈多
5,梭伦改革和克里斯提尼改革
6,雅典民主政治
7,希腊神话
8,基督教
9,格拉古兄弟改革
10,东西方上古史政治制的异同
11,克伦威尔
12,近代美国对华文化渗透
13,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
14,法国大革命
15,拿破仑战争
16,《1787年宪法》
17,新航路开辟
18,明治维新
19,俾斯麦
20,彼得一世改革
21,美国邦联制与联邦制的转变
22,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23,文艺复兴
24,二月革命
25,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战后国际格局
26,关于德国的战争责任与战后补偿
27,凯末尔改革
28,1939年苏联外交选择
29,国际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30,中,美,俄,日,欧相互关系研究
31,巨变
32,民族主义与全球化趋势
33,两岸关系谈
二,中国史专题
1,孔子
2,孔子教育思想的特色
3,周公与西周文教制度
4,百家争鸣
5,儒家思想与和谐社会
6,秦律
7,秦汉政治
8,春秋政治
9,南北朝
10,汉武帝
11,汉代政治与汉代学术
12,三国人物评价
13,唐代政治,经济与文化
14,唐代对外文化交流
15,北宋政治,经济与文化
16,元代
17,明清政治,经济与文化
18,《红楼梦》与清代学术文化
19,胡适与现代中国
20,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再认识
21,鸦片战争
22,太平天国
23,洋务运动
24,辛亥革命
25,新文化运动及
26,国共合作
27,抗日战争
28,解放战争
29,1959年庐山会议研究
26,1957年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左倾错误的发展过程及其教训
27,三大改造改造历史经验
28,关于三面红旗(总路线)评述
29,与""的发生与发动
30,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
31,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意识的转变的历史经验
32,北洋军阀
三,邢台地方史专题
1,简论邢文化的历史地位
2,祖乙都邢考辨
3,论石勤的历史地位
4,简论后赵文化与民族融合
5,隋唐邢窑的历史地位
6,略论后周太祖郭威
7,后周世宗评价
8,元初"邢州大治"的历史作用
9,郭守敬的历史地位
10,刘秉忠的历史地位
10,邢台古代历史文化及人物研究
四,历史要籍专题
1,《周易》中的德治思想及现代价值
2,《左传》中的民本思潮与现代人本管理
3,《吕氏春秋》中的管理思想
4,"三纲五常"新论
5,传统"孝德"与和谐社会
6,儒家经典中的人本精神与人本管理
7,"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现代意义
8,《淮南子》中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
9,《管子》中的法治思想
齐家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我们的考察活动整体秉持着“新探索新发现，重讲中国故事”的宗旨，在新学科“文学人类学”的学术背景下展开。主要理论是将文化分为两个传统，即没有文字的大传统和由文字记载的小传统。文字的东西毕竟只有2000～3000年的历史，而在这个大地上生息的人类则有数百万年的历史，因此，我们不应该用2000～3000年的文字来限制探索人类发展源流的目光。大、小传统理论的重点就在于重新认识没有文字记载的大传统。认识的方法主要在调查，我们需要依靠文物、实物来重新解读历史。相对应的新方法就是“四重证据法”，分别为一重证据――传世文献;二重证据――出土汉简、甲骨文、金文等没有进入图书馆、《四库全书》的出土文献;三重证据――民间的、口头的文化，如在我们本次考察过程中，采访、收集到的由老驼客口述的文献中没有记载的驼道等;第四重证据――文物，包括出土文物、博物馆藏文物以及实地考察发现的文物。四重证据法需要重新进入文化背景，与我们过去的读书识字，从书本中找学问、找历史，在境界上有很大的区别。
这五次考察的项目背景有二，分别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2011～2015）和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草原文化研究”子项目“草原玉石之路”。前者是文科建设中具有先锋作用的新学科，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为什么是中国，中国是如何形成的，其多民族文化是如何聚合的。考察后，我们发现了某种被神圣化了的，需要远距离开采、运输的物资形成了华夏王权的概念，也就是“玉石（之路）”。后者是今年立项，并委托给内蒙古社科院的项目。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进行的这几次调查都是由高校（上海交通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与科研院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地方政府协同创新，共同实施完成的。
关于“玉石之路”研究的源起，最早要追溯到1989年我们在西安召开的“长安-东亚-环太平洋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家的13个特区都分布在东部沿海，鉴于此种偏见，文学人类学派的西部青年学者提出了“重开丝绸之路”国家战略构想。2005年，我受聘为兰州大学讲席教授，同年，文学人类学派启动了西部文化的田野调查。2008年，我根据前几年的调查结果完成并出版《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一书，批判了几千年来的中原中心主义，揭示出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的因果关系。
中国神话是文学、历史、哲学共同的源头，都围绕着圣山“昆仑”展开。昆仑山，被认为是天神降临人间的第一站――帝之下都（《山海经》），而昆仑的特点就是出美玉。众所周知，中国人向往昆仑。那么，昆仑神话是如何将自身与中原王权联系起来的？找到了这个突破口，也就是找到了研究华夏之所以为华夏的关键门径，即广泛分布于西部地区的齐家文化。考古发现，齐家文化在距今4000年的时候发展出了庞大的玉礼器体系，并被后来的夏商周承袭。但是，中原王朝中心主义传统根深蒂固，中原以外的西域很少被提及，尤其是无文字以前的齐家文化、寺洼文化时代，我们除了考古发掘一无所知。因此，这些新的发现让我们认识到其与华夏文明源流的关系。也正是根据这些研究，我们提出了文化大、小传统的理论，也就是2013年出版的《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一书。用甲骨文记载的华夏文化的源流大约是3000年，用玉礼器表达的华夏文明的源头大约是8000年，因此我们认为，文字的是派生的，玉石雕刻则是先行的。2015年新出版的《图说华夏文明发生史》解读了8000年来玉文化延续不断传承发展的现象。同时，2013年在陕西榆林召开的“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研讨会”的论文集《玉成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探源》也已于2015年4月出版。榆林石峁遗址距今4000年，面积达400万平方米，其建城的石头缝中穿插着玉器，这是超乎想象的。这些没有文字记载的大传统霞光已经照亮了我们未来探索的方向。
接下来就是“2014～2015中国玉帛之路系列考察”。
第一次调查了最早的文献中关于玉石之路的记载，那就是从《战国策》到《史记》中记载的关于古代玉石进中原的第一站关口――雁门关，即2014年6月玉石之路山西道调研。《穆天子传》在中国文学中被当做小说看待，它记载了西周第五代君王前往昆仑山寻找西王母和美玉的历史。根据其他典籍记载显示，周穆王所走的路线（向东走，先到河南，越过黄河，过三门峡，到山西，绕过五个盆地，出雁门关，然后去河套）并非虚构，从《战国策》到《史记》都有“昆山玉路”的记载。我们在那里做了比较详尽的田野调查。周穆王所走的这条路也就是今天被叫做“走西口”的路，即山西北部的农民们背井离乡，先到河套，后向西行，一部分走草原路，一部分进入河西走廊。张掖大佛寺旁有“山西会馆”，新疆昆仑山下有道光时期的碑刻，记载了山西忻州人王某来此采玉，不幸遇难的历史。所以说，晋商走西口的传统从大传统来看应该与4000年前从昆仑山向中原运玉有关系。雁门关道与黄河道的主要路线是大同-代县-忻州-太原-兴县-北京。
第二次是2014年7月，沿着河西走廊所作的调研。调研的主要对象是齐家文化，以及大约与其同时的沙井文化、四坝文化。路线是兰州-民勤-武威-高台-张掖-瓜州-祁连山-西宁-永靖-定西，全程大约4300公里。这条路也是唐玄奘道。此次考察成果包括：标本采样、考察报告、纪录片、报告文学、丛书、《丝绸之路》专号（2014年第19期）。上述成果已经陆续或即将出版面世。
第三次考察是2015年2月，由《丝绸之路》杂志社进行的玉帛之路环腾格里沙漠道（原州萧关道、灵州道）3600公里路网考察。从地理书上看，中国第四大沙漠――腾格里沙漠是无人区，但是从老乡口述中我们知道了有一条路能够从民勤直接通到阿拉善左旗，然后到包头，进入河套地区。
第四次是2015年4月，在广河齐家文化研讨会筹备会过程中进行的旨在考察齐家文化所用玉料来源的调研，即玉帛之路与齐家文化考察。这次考察中，通过民间向导，我们找到了马衔山玉料，并推测它就是齐家文化玉器最近的用玉源头。考察主要路线是兰州-广河-临夏-积石山县-临洮马衔山-定西。
第五次是2015年6月进行的“2015’草原玉石之路考察”，也就是此次活动。路线是从兰州出发，前往齐家文化源头地区西海固，然后折向丝绸之路北道，穿越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再前往额济纳旗和马鬃山。马鬃山在2011年被申报为甘肃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此次考察的目的地。这里发现了从战国到汉代的玉矿，这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座古代玉矿。一般人都认为古代用玉均来自新疆和田，现在看来，马鬃山玉矿的发现打破了这一认识。通过考察，我们针对甘肃境内的玉文化资源，提出“玉出二马岗”的概念。古代玉矿关注焦点从独尊和田玉转向注目甘肃玉的过程是重新认识古代玉矿的原点。
玉矿一旦被发现，就能够还原史书中没有记载的内容。通过数次考察，我们对玉源的认识从过去的一元一路转变为现在的多元多路，并厘清了大约200多万平方公里的西部玉矿资源区。其最西端是新疆喀什（维吾尔语意为“有玉石的地方”），向东延伸到和田、若羌、鄯善，最东部为甘肃马衔山，东西长约2000公里，北边是马鬃山，南边是青海格尔木和马衔山，南北宽度不足1000公里。其中，马鬃山是天山余脉，马衔山是祁连山余脉，格尔木是昆仑山余脉。如果我们将古代玉文化分布区与齐家文化分布区勾勒出来，齐家文化正好分布在西部玉矿资源区的东部。如此，也就能解释齐家文化玉器、玉料多样性的原因――“近水楼台”。中原地区古代很少发现玉资源，需要从西部运输，这些运输通道的形成就构成了玉石之路。沿着晋陕大峡谷两岸，就是中原大规模出现玉礼器的地方，包括石峁遗址、延安玉礼器、陶寺文化、清凉寺文化、安阳殷墟文化等。家马是3000多年前商代时期进入中原的，说明了史前玉路不可能走陆路，而主要靠水路，如果我们将玉矿资源区与中原玉文化消费区都在地图上标示出来，就可以看出，黄河承担了西玉东输的媒介，也就是说，黄河及其支流充当了西玉东输的主渠道。
2015年4月，我们在临夏博物馆看到了优质透闪石制作的黄玉玉琮。在从古到今的市场上，白玉最贵，黄玉由于产量少，价格也是紧逼羊脂白玉。齐家文化所用的青黄色的玉到底从何处来，过去无从知晓，现在大致可以看明白，在马衔山采到的黄玉籽料，就是齐家文化用玉的本地玉料。齐家文化用玉量大，主要就地取材优质玉料。
“2015’草原玉石之路考察”的第一站会宁，我们看到了长达54公分的玉璋，其最薄部位仅有1毫米，厚的地方也只有2毫米。玉璋质地非常脆，我们无法想象4000年前的古人是如何制作精细化程度如此之高的玉璋的，这也是齐家文化先民留在西北大地的文化之谜。会宁大玉璋发掘于80年代，整体呈青黄色，其玉料来源尚不可知。它不仅是齐家文化最精美的玉器，也是中国史前玉器中的极品，我们斗胆将其命名为“玉璋王”。
朱F基总理有一句名言“居延海连着中南海”，2015’草原玉石之路考察团在额济纳旗居延海考察了黑城遗址。中国历史上，王权都集中在陕西到河南之间，统治者都关注昆仑山，它被称为“昆仑圣山”。过去，我们读《诗经》不知道陕西的终南山如何得名，现在看来非常清楚，就是从新疆昆仑一直延伸到八百里秦川的一条龙脉。明朝建都北京后，为了延续龙脉，请来客家风水师选址，先建景山（时称万岁山），再建紫禁城。所以说，古代昆仑山始终连着最高统治者的王权核心。我们在马鬃山当地看到了汉代灰陶，史前文化红陶、夹砂陶。如果能够证明马鬃山玉矿属于距今4000年的四坝文化，则河西走廊以北的这条路其意义和价值将更加明显。
通过这几次调查，我们认识到，过去说的丝绸之路三线基本上都是运送玉石的路线。丝绸之路是1877年德国人李希霍芬命名的，命名的依据在于，丝绸在罗马市场贵于黄金，而西方人不知丝绸从何而来，当他们一旦得知河西走廊能够运输丝绸，就将这条路命名为丝绸之路。对华夏来说，古代将丝绸称为“帛”，而“帛”永远是玉的陪衬，所以有“化干戈为玉帛”之说。丝绸之路的三条线今天大致可以看清楚了，分别是丝路北线――玉石之路草原道：哈密-明水-马鬃山-额济纳-阿拉善-包头-大同，这条路也是雁门关道、晋商之路（走西口道）;丝路中线――玉石之路河西走廊道：于阗-龟兹-玉门关-嘉峪关-民勤-固原-平凉-长安;丝路南线――玉石之路青海道：喀什-于阗-若羌-阳关-德令哈-西宁-临夏-中原，其中进入中原的部分就是唐蕃古道。
中国考古学界认为陶鬲是华夏文明的标志性陶器，我们在草原丝绸之路调研过程中发现了分别出土于彭阳、阿右旗、额济纳旗的陶鬲，其下端有三个乳足，有学者认为是用来盛饭的，也有学者认为是游牧民族用来盛奶、煮肉的。另外，如果将彭阳、阿右旗、额济纳旗三地连起来，草原之路基本上就画出来了。
众所周知，世界几大古文明大致都分布在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没有超过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因此，关于中国为什么是中国的问题，主要就集中在其版图面积为什么如此巨大的问题上了。历史上，兰州以西的地方都是汉武帝时期开辟的，也就是张骞的“凿空”之功。白登山是汉高祖被围困的地方，也就是说，雁门关以北的地方正好是我们说的草原丝绸之路。从秦到汉，中国的版图几乎扩大了1.5倍，到达了新疆、中亚地区。《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通西域主要是为了寻找黄河与昆仑美玉的源头，也就是昆仑山。李希霍芬看着玉石叫丝绸，因此我们今天就将这条路称为丝绸之路。
马鬃山以西接近新疆哈密的地方有汉代古城。古城没有人保护，当地边防派出所官兵自发捐资将其保护起来。这里是大汉王朝最西北的军事据点，守护的是草原之路，是通往马鬃山、额济纳的道路。
除了上述已经结束的五次考察外，我们计划中的还有第六次（玉帛之路陇东道）、第七次（玉帛之路河套道）考察。
齐家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这一地带，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说是“农牧交错带”。其经济形态自古以来时农时牧，不断发生变化。按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所记，匈奴是“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多则马、牛、羊……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的典型游牧经济。既然战国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按：指秦、赵、燕）边于匈奴。”则那时长城以北的地区已是游牧人活动的地区了。
司马迁的《匈奴列传》是综合了大量先秦时代有关北方长城地带的文献记载写成的，有整理和保存重要史料方面功不可没。但是，他和当时许多汉族的知识分子一样，认为先秦文献中活跃在北方长城地带的戎狄，与秦汉时的匈奴、东胡等游牧民族属于同一族群。从而造成了两个相互关连的历史误解：一、先秦的戎狄就是秦汉时的匈奴、东胡的前身，二、北方长城地带自古以来被游牧民族占居，后来才被中原农业居民向北方的拓展而逐步排挤到更北的地区。
这种观点不仅长期影响了中国史的研究，而且对中国北方地区的考古研究也有很大影响。例如，1994年出版的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中仍然声称：“分布在西周北部和西北部的各族是一些游牧部落，……尧舜时代的薰育、商代的鬼方，西周时代的鬼戎、昆夷、混夷、畎戎、串夷、犬戎、?狁，春秋战国时代的戎、狄，秦汉时代的胡与匈奴，实际上都是指的同一族类，只是由于时间、地点、音译、诬称以及个别支派之不同，而异其称而已。”[1]上个世纪以来，中国北方地区不同于中原型式的青铜器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成为研究先秦时期北方长城地带历史的重要依据之一。但由于这些青铜器和欧亚大草原上古代游牧人的青铜器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在中外考古界都加强了北方长城地带早就是游牧地区的印象。以1997年由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印行的《大草原的骑马民族——中国北方的青铜器》图册为例，就把中国北方青铜器的分布图名之为“中国北方游牧民关系图”。[2]
其实，从日益积累的北方长城地带田野发掘资料出发，结合环境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可以看出，先秦文献中的戎、狄，和战国才活跃在北方长城地带的东胡、匈奴并非同一族群。北方长城地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基本上是农业地带，它之变为游牧人往来驰骋的地带，是文化、生态环境、族群等变动的因素交互作用下形成的一个复杂过程。在这种新认识下对先秦的原始文献（包括地下出土的文献）作重新分析，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印证。现择要列论如下：
一、 从最近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成果看“戎狄非胡”
认识北方长城地带先秦史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时代，这个地区是否始终为同一族群所占居。
按司马迁的说法，“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匈奴列传》）则北方长城地带的居民是和中原的夏人有血缘关系的同一族群。这种观点究竟是汉代人出于大一统的流行观念而作的大胆想像，还是真有其事，这是须要今天科学研究的检验的。然而，司马迁在中国传统史学中有很大的权威性，所以直到1997年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上，居然还有一个既对考古资料没有实际了解，又不懂体质人类学常识的人，试图论证匈奴在文化和人种上都起源于中国中原的夏文化（二里头文化）。[3]这种谬论并没有严肃的学者会认真看待。
但是，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狁考》中基本是凭文献考出的结论：“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在宗周之季则曰?狁。入春秋后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后又称之曰胡，曰匈奴。”在史学界和考古学界仍被多数人奉为信条。上引《中国通史》的说法实本诸王说。在考古学界，像田广金主张商代以来的所谓“鄂尔多斯青铜文化”遗存均属早期匈奴遗存。[4]靳枫毅坚持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东胡遗存。[5]其实都基于北方长城地带不同时代的遗存均属于同一大族群的信念。
1992年夏天，我在呼和浩特和石家庄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先后宣读了《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6]和《东胡与山戎的考古探索》[7]两篇论文，主旨都是批驳把东周时期北方长城地带的考古遗存笼通地与史籍记载的匈奴、东胡混同起来。1995年又专门写了一篇《戎狄非胡论》[8]。以上三篇文章虽然有很多方面在分析各种文化现象，其实立论的基本出发点是，在当时已经收集和鉴测过的古代颅骨资料表明，战国晚期以后的北方长城地带的主体居民在人种上是不同于战国早期以前的主体居民的。但是，当时一方面受到古代颅骨资料相对贫乏的制约，另一方面还受到陈旧的分析方法的局限，还不能把问题说得很清楚。
过去我们分析古代颅骨标本的人种特征，一般把它们与现代人种各类型在若干项颅骨特征上的相应变异范围进行比较。结论往往是把某一批古代颅骨样本判定为属于某一现代人种类型，如东亚蒙古人种、南亚蒙古人种；或判定兼有两种以上现代人种类型的特点。例如说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各组颅骨材料中含有较多的接近现代南亚人种的因素，同时又和现代东亚人种有某些相似性。正像朱泓所说：“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是用现代人的分类法去套古代人，其结果往往会给人们造成许多误解，以为某某古代民族中含有现代若干区域性人种的多种因素，似乎在那个时期就已经存在着很明显的现代各人种成分的混杂现象。而事实上恰好相反，现代各人种的形成通常是各古代群体混血的结果，而古代居民的种族类型才是他们自身体质特征的真实反映。”[9]举例来说，我在1992年的一篇论文中谈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人种问题时，根据公布的敖汉旗大甸子墓地的颅骨鉴测数据，采取了这样的表述方式：“大甸子Ⅰ组是比较纯的东亚（蒙古）人种，大甸子Ⅱ组是混有北亚（蒙古）人种成分的东亚（蒙古）人种。”[10]而且，我就此进一步推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原有居民是定居的东亚蒙古人种，其北亚蒙古人种成分的出现，是由于和流动性大的北亚蒙古人种有接触，吸收了北亚人种加入自已的族团所致。这种推论的前提是，现代北亚蒙古人种和现代东亚蒙古人种都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代业已形成，但历史实际却并非如此。现代北亚蒙古人种（俄国人类学界习称为蒙古人种的“西伯利亚类型”），是以低颅、短颅、高面、阔面相结合为典型特征的人群，现代蒙古族即为代表。但公元1世纪生活在外贝加尔和蒙古的匈奴人，虽在低颅这一特征上是和现代北亚蒙古人种一致，但却是中长颅和低颅[11]的结合。可见现代北亚蒙古人种的形成是晚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因此我那种推论的前提并不存在。
在中国考古的古颅骨资料不断积累的基础上，朱泓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起，广泛调查、收集和鉴定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数十份古颅骨标本，经过反复比较、分析和思索，从反映先秦时期各地居民实际体质特征的角度出发试图区划不同于现代的古人种类型，从而提出古中原类型、古华北类型、古华南类型、古东北类型和古西北类型的新分类方案。他用这种分类观点来重新分析北方长城地带新石器时代到战国早期的古颅骨资料，所得结论大体是这样的：[12]
该地区已发现的先秦时代古颅骨资料可分为三个古代人种类型：古华北类型、古东北类型和古西北类型。
古华北类型的主要体质特征是高颅窄面，较大的面部扁平度，同时还常常伴有中等偏长而狭窄的颅型。它和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接近程度很明显，但在面部扁平程度上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有较大的差异，这恐怕并不是与更北地区的人群混血的结果，而是本地固有的体质特征。它是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一个重要源头。目前已发现的察右前旗甸子沟新石器时代的一份标本，即属此种类型。庙子沟文化广布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是中原仰韶文化农人沿黄河河谷北上开拓新的农田，与河套地区原有居民混合共存的结果。[13]庙子沟的古颅骨和中原仰韶文化居民确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仰韶居民的低面、低眶、阔鼻倾向十分明显，且有中等的面部扁平程度，而庙子沟居民却有中等的上面高度、偏低的中眶型和中鼻型，很大的上面扁平度，这些与仰韶居民不同之点，恰恰也就是古华北类型和古中原类型在种族特点方面主要的区别。推测庙子沟居民的这些相异于仰韶居民的体质特点，就是内蒙古中南部早于庙子沟文化的原住民固有的性状。
从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的考古发现来看，古华北类型的中心分布区大概是在内蒙古中南部到晋北、冀北一带的长城地带。重要的有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夏至早商的标本，凉城县毛庆沟和饮牛沟墓地的春秋后期到战国前期的标本，张家口市白庙墓地春战之际的白庙Ⅰ组标本。这种类型还辐射到东北地区，重要的发现有彰武平安堡遗址的夏代纪年内的标本，康平顺山屯遗址的商周之际的标本，赤峰红山后、夏家店、宁城南山根、小黑石沟、克什克腾旗龙头山五个地点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西周晚期至春秋前期）的标本。
古东北类型的主要体质特征是颅型较高，面型较宽阔而且颇为扁平，它和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接近程度也较为密切。所不同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主要是颧宽绝对值较大和较为扁平的面形。该类型的中心分布区在中国东北地区。在北方长城地带范围内，属于古东北类型的先秦时代居民的代表有：翁牛特旗大南沟新石器时代墓地的标本，敖汉旗大甸子墓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到早商）主要居民（大甸子第二、三分组合并的大甸子Ⅱ组）的标本，敖汉旗水泉墓地战国时代居民的一部分标本，张家口市白庙墓地春战之际的白庙Ⅱ组标本。
古西北类型的主要体质特征为：颅型偏长，高颅型和偏狭的颅型，中等偏狭的面宽，高而狭的面型，中等的面部扁平度，中眶型、狭鼻型和正颌型。它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中的华北类型显得颇为相似。该类型的先秦时期居民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上游的甘青地区，向北可扩展到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居延地区，向东在稍晚近的时期可渗透进陕西省的关中平原及其临近地区。在西北地区属于该类型的古代居民主要包括：菜园墓地的新石器时代居民，柳湾墓地的半山文化、马厂文化和齐家文化居民，杨洼湾墓地的齐家文化居民，阳山墓地的半山文化居民，火烧沟墓地、干骨崖墓地和东灰山墓地的早期青铜时代居民，核桃庄墓地的辛店文化居民，阿哈特拉山墓地的卡约文化居民等。至于青海湟中李家山组和新疆哈密焉不拉克M组的基本种系特征与“古西北类型”的其他居民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不同的也许是面宽值略大一些或颅高值偏低一些，或许反映的是一种较之其他“古西北类型”居民保留了更多原始特征的地方性变体的性状。除此之外，在西北地区的蒙古人种资料中还有两个比较特殊的颅骨组：宁夏固原彭堡组和青海大通匈奴组。这两组居民的年代普遍偏晚一些，前者为东周时期，后者为东汉时期。他们的种系特征与“古西北类型”差别较为明显，在不同程度上都带有某些与现代北亚蒙古人种接近的体质因素。他们的种族类型似乎与分布于内蒙古长城地带蛮汗山北麓的凉城县崞县窑子东周时期居民具有一定的联系。
但进入汉代以后，北方长城地带的居民体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已经过鉴测的几批资料：察右后旗三道湾汉代鲜卑墓地、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汉代鲜卑墓地、辽宁朝阳地区魏晋时期东部鲜卑墓地、察右前豪欠营辽代契丹墓地、宁城山嘴子辽代契丹墓地，都呈现显著的低颅性质，并伴以短阔的颅型，宽阔而扁平的面形，明显属于现代北亚（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的范畴了。外贝加尔的匈奴人，也是低颅的，但是是中长颅型和低颅的结合，俄国人类学家都认为属于蒙古人种的古西伯利亚类型（即“贝加尔类型”）。[14]杜门认为蒙古境内的匈奴人与外贝加尔的匈奴人在人种类型上是一致的，只是蒙古的匈奴人的面高略高一些。[15]在我国的北方长城地带，这种低颅和长颅结合的颅型，目前仅在战国的凉城崞县窑子墓地的颅骨标本中见到过唯一的一例。
总之，从现代人种学的观点来看，不但司马迁的匈奴为夏后氏后裔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前期生活在北方长城地带的均属高颅的古华北类型和古东北类型的居民和均以低颅为特征的汉代匈奴和鲜卑显属不同的种系。所以我们应该从“戎狄非胡”这个基本出发点来考察北方长城地带的游牧化过程。
进入汉代以后，北方长城地带的居民体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已经过鉴测的几批资料：察右后旗三道湾汉代鲜卑墓地、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汉代鲜卑墓地、辽宁朝阳地区魏晋时期东部鲜卑墓地、察右前豪欠营辽代契丹墓地、宁城山嘴子辽代契丹墓地，都呈现显著的低颅性质，并伴以短阔的颅型，宽阔而扁平的面形，明显属于现代北亚（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的范畴了。另外，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一座东汉晚期墓葬中出土了一枚“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墓主人应属东汉时期内附的南匈奴贵族。该墓中共葬有三具尸骨，一男二女。从体质特征来看，该组头骨体现了比较混杂的种系成分。总的来说，多数特征可能和现代北亚蒙古人种相似，但另外一些性状，如较高的颅高和较小的鼻颧角等则不同于北亚蒙古人种而接近于东亚蒙古人种。
应该指出的是，就现有考古资料来看，北亚蒙古人种在北方长城地带的出现是战国前期。宁夏固原彭堡组（彭堡于家庄墓地）的种系特征与“古西北类型”差别较为明显，带有与现代北亚蒙古人种接近的体质因素。[16]内蒙古蛮汗山北麓的凉城县崞县窑子墓葬的种系特征与“古华北类型”差别也较明显。
外贝加尔的匈奴人，也是低颅的，但是是中长颅型和低颅的结合，俄国人类学家都认为属于蒙古人种的古西伯利亚类型（即“贝加尔类型”）。[17]杜门认为蒙古境内的匈奴人与外贝加尔的匈奴人在人种类型上是一致的，只是蒙古的匈奴人的面高略高一些。[18]在我国的北方长城地带，这种低颅和长颅结合的颅型，目前仅在战国的凉城崞县窑子墓地的颅骨标本中见到过唯一的一例。
总之，从现代人种学的观点来看，从新石器时代到春战之际生活在北方长城地带的均属高颅的古华北类型、古东北类型和古西北类型的居民，和均以低颅为特征的汉代匈奴和鲜卑显属不同的种系。所以我们应该从“戎狄非胡”这个基本出发点来考察北方长城地带的游牧化过程。
二、 夏代以前北方长城地带农业的兴起
全新世的大暖期使整个北方长城地带都开始被农业居民所占居。但由于这个自西向东绵延几千里的广阔地带，生态地质环境并不一致，所以农业发展的情形也有不同。
在西部，距今6000-4000年期间大部分地区是一个湿热同步的气候最适宜期。以旱作农业为主要生业的仰韶文化的分布，有了很大的扩展，典型遗址有秦安的大地湾、天水的西山坪、师赵村、礼县的高寺头、庆阳的南佐疙瘩梁、平凉的庙庄等。在青海东部的循化县也发现了庙底沟因素的遗存。西进的仰韶文化人群在湟水和大通河流域创造出以精美陶器为特色的马家窑文化。代表马家窑文化晚期最高发展水平的马厂类型，向西分布到河西走廊西端的酒泉、安西等地，甚至向北分布到腾格里沙漠和额济纳旗地区。在甘肃东部、中部的仰韶文化母体中则孕育、产生出齐家文化。齐家文化的墓葬中除以大瓮装粟外，还随葬猪下颌，表明在农业的基础上养猪业开始发达。
总之在西部的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以种粟为主的旱作农业文化呈持续的逐步发展状态，在甘肃东部农业聚落的分布到齐家文化前期已经有相当的密度。在甘肃的中西部和青海东部，受复杂多变的地形的影响，聚落较小，且较分散。[19]
在中部，情况略有不同。
在大暖期到来之际，中原的农业居民从不同的通道进入这片变得适宜于旱作农业的地区。先是后冈一期文化居民从冀北、晋北进入岱海地区，再向西进。而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居民则沿着黄河溯流而上，在河套地区互相碰撞而产生了以阿善一期为代表的遗存。随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居民继续北上，使内蒙中南部地区的庙底沟文化因素越来越显著。在岱海地区及其东北方，以庙底沟为主导因素，在东方的红山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庙子沟类型；在鄂尔多斯高原东部和南流黄河的东岸地区，在庙底沟类型的基础上，吸收了陇东地区马家窑文化的影响，形成了海生不浪类型（或称白泥窑子类型）；在河套以北、大青山南麓的狭长地带，则形成了有前两种类型过渡性质的阿善类型。[20]这三个类型的分布区的气侯条件有差别，海生不浪类型的分布区相当温湿，最有利于农业发展。庙子沟类型的分布区降水量虽更高，但气温较低，故农业文化不如前一地区发达。阿善类型分布区的温度虽比海生不浪类型分布区更高，但降水量很少，也不利于农业文化发展。[21]王明珂曾指出，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细石器占有一定比例，说明该地区居民比中原同期居民更依赖畜牧或狩猎。套北地区的细石器比例比其东其南地区更大，河套以西地区的细石器最。发达，说明该地区农业在生业中占的地位是由南往北、由东向西递减的。这种观点是值得重视的。[22]只是细石器究竟是和狩猎还是畜牧相联系，尚需更多的考古发现来证明。
在这个地区大约距今5000年时开始的龙山时代，气温和降水量都比仰韶时代下降了，以岱海地区为例，年平均气温从3ºC下降到0ºC，降水量由每年420mm上升到650mm又下降到250mm。但在气侯逐渐恶化的情况下，岱海至套北山前台地一线的农业文化仍然存在，即所谓老虎山文化。而且可能因为资源竞争的加剧，出现了不少石筑的城堡。[23]
在研究得比较充分的岱海地区，可能是因为维持早期农业的水热条件比较脆弱，而季风尾闾的作用又使该地的气侯发生周期性的波动，所以农业文化呈现“间歇期”的现象。据田广金的研究，在距今6000-5800年间的突然降温事件使该地区出现了约200年的文化空缺现象，然后便是庙子沟类型（他归属于“海生不浪文化”）的兴起。在距今5000年前后又发生了一次突然降温，又出现一次200年的文化空缺现象。然后便是老虎山文化的兴起。在距今4300年又发生一次降温事件后，老虎山文化在原分布地就衰落了。[24]
在北方长城地带的东部，情况又不一样。
现在考古界一般的观点认为，西辽河流域的原始农业萌始于有较多石耜的赵宝沟文化，（大约始于距今7000年），这种文化明显植根于当地的以采集、狩猎为主要生业而有大型围濠聚落的兴隆洼文化（大约始于距今8000年），但吸收有来自河北的后冈一期文化的因素。到了大约距今6000年开始的红山文化时期，既有发达的石耜，又有发达的石刀（?），表明农业有新的发展。据敖汉旗的调查资料，红山文化的聚落也激增为兴隆洼文化的4倍。这时已出现了中心遗址和聚落群，有坛、庙、?V为标志的宗教中心。而从大约距今5000年起的小河沿文化，却呈明显的衰退现像。从敖汉旗的调查资料看，小河沿文化的遗址数仅为红山文化遗址的1/5。而且在大约距今4000年夏家店下层文化兴起之前，似乎还存在一个文化间歇期。
关于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这次全面衰退的原因，目前尚无普遍接受的解释。
宋豫秦推断是红山文化的大范围犁耕引起的沙漠化所致。[25]李水城则根据科尔沁沙地在距今5000-4000年有一次扩展，认为引起沙地复活和扩大的气候恶化，导致农业的迅速衰落。[26]
总之，从现有的考古知识来看，夏代以前的北方长城地带已经遍布早期农业居民，但受气候或其他因素的影响，各地的农业在生业中占的比重不一，有的地区农业的发展很不稳定，甚至有间歇的现象。西部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养猪业的明确证据。中部和东部的畜牧业证据还不充分。
三、 夏代经济形态的转变和双向的文化影响
夏代始于大约距今4000年之际，那时北方长城地带的气候已经开始由温湿向干冷转化。这导致文化上的一系列变化
在西部，对陇西的葫芦河流域的考古和地理的综合考察表明，该地在距今4200-4000年（齐家文化后段）是气温和降水量快速下降的阶段。距今4000-2100年则是气温和降水量继续匀速渐降的阶段。[27]这使本来分布很广的齐家文化在其晚期呈现衰象，首先表现在聚落缩小，且分布密度降低。到齐家文化之后，这些表现愈发明显了[28]
但是在甘肃西部，大体和中原夏王朝在时代上平行，分布着一种四坝文化，这种文化可能是由河西马厂类型演变为“过渡型遗存”再发展变化而来的。从墓葬中随有穿孔石刀、环状穿孔石锄、铜镰等农具，又普遍殉牲（羊、牛、马、狗、猪）来看，可能是半农半牧式的经济。家畜以羊为主，墓中常见成对的羊角、羊腿、羊胛骨。火烧沟墓地曾发现有贮存粟的大陶罐。[29]东灰山遗址四坝文化地层中则采集到很多的炭化小麦、大麦、黑麦、黍、稷、高梁籽粒，进一步证明了农业的存在。[30]
在中部，上节已经谈到了大约距今4300年的突然降温事件，使河套以北和东北方的老虎山文化像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一样衰落了。但是据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所获的有明确层位的孢粉资料分析，在套内的鄂尔多斯地区，朱开沟遗址第一段的时期，仍属森林草原景观，水热指标仍在适宜于农业生产所需的变异范围内。到第三段时期（即约距今4000年前），已属灌木草原影观，气候已向更为干冷方向发展。到第五段之时，已接近于典型的草原景观。当地居民的生业，也相应地从以农业为主而向半农半牧发展。从畜牧业的内部结构来说，第一段猪、羊、牛骨的比例是1；0.45：0.36，到第四段时（相当于夏代后期）已变成1：1.15：1.15。[31]
东部地区也和中西部一样经历过急剧干冷化的时期，这从距今4000-3800年渤海有一个明显的低海面时期，可以为证。[32]但在距今约4000-3400年间，西辽河流域却存在一种相当发达的农业定居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据敖汉旗的调查，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址数比红山文化要多五倍。据最近在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该文化中、晚期8个单位所取土样做的孢粉分析，可认为当时努鲁儿虎山以西的区域是属于针阔叶混交林草原景观，反映气候温暖较湿，[33]这和遗址中发现的动物骨赂中有狍、鹿、兔和斑鹿（药王庙）可互证。对该文化的居址发掘表明，早期的半地穴式住房后来逐渐向地面式过渡，这大概也是气候逐渐转暖的反映。
王立新的研究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是由豫北冀南的后冈二期文化因遇突发事件而居民运距离迁徙到西辽河流域，吸收当地原居民的文化成分而产生的。[34]当这批来自南方的农业居民到达此地时，当时的水热条件应该仍能支持种植业的最低需要。后来气候的逐渐转向暖湿，则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该文化遗址面积大，堆积有厚达5-6米的，而且常见设防的城堡和位于山顶的祭祀场所，成群的聚落分布表明社会组织的发展。
在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出土的磨制石器中，适于中耕除草中的有肩石铲占1/3以上。收割用的石刀也常见。灰坑壁上每能见到木耒留下的齿痕。说明农业的发达，特别是精耕细作的发展。很多遗址中都发现了谷粒，经鉴定，主要品种是稷和粟。
大山前遗址1996-1997年发掘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单位中出土的2145块可鉴定动物骨骼中，猪、牛、羊、狗占的比例为48%、24.3%、15.3%、10.9%，敖汉旗大甸子墓葬中殉牲多为猪和狗。
综上所述，距今4000年前后开始的气候干冷化过程，并没有马上导致北方长城地带农业文化的全面衰退，在某些地区仍存在着农牧相结合的经济形态。尤其是西辽河流域的农业发展很突出。这个地带在夏代已知养猪、牛、羊，东部以养猪为主，中西部则养羊发达。不过这时还没有发现驯养马的确切证据，所以即使是在中、西部地区，养羊为主的牧民虽可能在一年之内就数易牧场。却不可与后来专化的游牧业混为一谈。
四坝文化、朱开沟第三、四段遗存和夏家店下层文化都已进入了青铜时代，北方系青铜器在这个时代已经出现于北方长城地带了。我在1982年提出“北方系青铜器在二里头晚期已经存在，而且对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产生了影响”时，还带有相当大的推理性质，[35]由于近年来不断公布的新资料，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证实。[36]
夏代的北方系青铜器是在本地的文化基础上，吸收了南方的黄河流域文化和北方的欧亚大草原文化的双向文化影响而形成的。例如，辽宁锦县（今称凌海市）水手营子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中随葬的连柄铜戈，[37]（日本京都藤井齐成会有邻馆收藏一件相似的戈[38]）显然是中原二里头文化铜戈影响的产物。北方长城地带地受中原影响喜爱用戈的传统从长代即已开始。又如，四坝文化墓葬中出土的一种套管式铜锛，[39]曾发现于俄国西伯利亚托木斯克地区的楚雷姆河上，[40]蒙古的肯特省[41]以及东哈萨克斯坦。[42]这种锛的较原始的形式在西伯利亚的塞伊姆—土尔宾诺文化[43]和卡拉苏克文化中也有发现，[44]应是起源于西伯利亚地区的。在我国，和哈萨克斯坦交界处的塔城曾发现过这种铜锛，[45]所以这种铜锛很有可能是通过新疆传到甘肃西部的。在更东的鄂尔多斯地区也有发现，[46]早年滨田耕作也收集过一件。[47]可见这种锛在北方长城地带曾有较广泛的分布。今后应给予特别的关注（图一）。过去我曾提出过夏家店上层文化（包括后来分出来的大坨头文化）中流行的喇叭口形耳环，渊源于安德罗诺沃文化。[48]埃玛·邦克在没看到我的文章的情况下发表了同样的见解。[49]现在由于在四坝文化中出土这种形式的耳环，[50]朱开沟遗址也采集到喇叭口作实心体的变体[51]，大大增加了这种见解的可信度。应该强调指出，安德罗诺沃文化喇叭口形耳环都是圆喇叭口，而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这种耳环都是扁喇叭口的。然而，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1997-1998发掘季度发掘的寇泽尔布拉克Ⅰ、Ⅱ号墓地中，耳环都是既有圆喇叭口的，又有扁喇叭口的。[52]可见喇叭口形耳环也是从哈萨克斯坦经新疆传入北方长城地带的。这种扁喇叭口耳环在北方长城地带的东部一直延续到西周早期，，多有金质的。成为一种有代表性的传统装饰品。
过去有不少学者把特定式样的刀子和短剑作为中国北方系青铜器的代表性器物。但认为其出现年代不早于商代。现在在西部的四坝文化和东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都已发现了柄身连铸但有明显分界、刀背起脊、环形柄首的刀子，说明这种和西伯利亚的塞伊姆—土尔宾诺文化的青铜刀子相似的器物，在夏代已经出现于北方长城地带了。新公布的四坝文化的铜器中还有饰四个羊首的权杖头，连珠状饰、各种泡、扣等，使我们得以把本来以为出现甚晚的北方系青铜器都提早到了夏代。所以我们有理由期望北方式的短剑将来也会在长城地带的夏代遗存中出现。
总之，欧亚大草原地带对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文化影响早在夏代就已经表现出来了，但当时北方长城地带的居民并不是游牧人，因此我们必须把文化影响和经济形态的转变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分开研究，不可混为一谈。
四、商至春秋北方长城地带的考古学文化和族属
有人认为四坝文化可能结束于距今3500年，即已经进入商代早期。[53]朱开沟遗址的第
五段遗存中存在商代二里岗文化的铜鼎、铜爵、铜戈、陶鬲、陶豆、陶簋、陶盆等，时代至少晚到二里岗上层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结束时代也和朱开沟第五段差不多。
在这之后，北方长城地带的文化发展脉络并不很清楚，在考古上存在很多空白的时段和地区。从现有的考古知识归纳，在这一时期内从西到东大概有以下一些考古学文化和尚未命名为“文化”的遗存。
西部地区
在甘肃西部，晚于四坝文化有分布于玉门、酒泉一带的所谓“{善}（左马右善）马类型文化”[54]以及在安西、敦煌发现的所谓“兔葫芦组”遗存。[55]前者无鬲 而后者有鬲，究竟是同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墓地所出和居址所出以致不同，还是两种不同的考古文化，因为发现材料不足，尚无法断言。遗存年代均应在公元前1千纪范围内。
齐家文化之后，甘肃中部和青海东部有几百年的考古上的空白。在兰州附近、洮河和大夏河流域后来兴起了辛店文化，其早期为山家头期，接着是姬家川期，然后是张家嘴期。辛店文化的形成与齐家文化晚期的分化发展可能有一定的因果关系。[56]辛店文化是有鬲的文化，可能始于于早商，结束于距今2800-2600年。
在青海东部的黄河沿岸和大通河、湟水流域，和辛店文化平行发展着卡约文化。卡约文化可能进入夏，下限可能晚到距今2600-2500年。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都可能是从齐家文化晚期的一种地方类型演化而成。[57]卡约文化在发展中又进一步分化为不同的地方性类型，这反映了西部地区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卡约文化的墓葬中不随葬鬲，但居址中发现过不完整的鬲。
甘青地区的“唐汪式陶器”自被发现以来有不同的认识。或把唐汪式陶器和辛店文化乙组（即张家嘴类型）合并为“唐汪文化”。[58]或认为唐汪式陶器应归入辛店文化张家嘴类型。[59]或认为唐汪式陶器是承卡约文化而发展来的，应属卡约文化系统。[60]或认为，唐汪式陶器是直接从齐家文化的大夏河类型和湟水类型两方面影响下产生的独立存在的一支文化，经历了与辛店文化及卡约文化大体一致的时间，与两种文化都发生过联系。[61]
在甘肃东部和陕西，齐家文化和客省庄二期文化结束后，也存在一段时间的考古上的空白。其后出现了相当多的文化类型。考古史上最先提出的是寺洼文化，后来甘肃省又提出了“安国式陶器”，或将寺洼文化分为寺洼类型和安国类型，视为同一文化早晚不同的两个类型。[62]或认为，寺洼山的遗存年代较早，时代较晚的遗存建议分别命名为栏桥—徐家碾类型和九站类型。[63]该文化的鬲比较发达，从鬲的制法上反映出和齐家文化的渊源关系。[64]寺洼文化形成于商代中晚期之交，下限已进入春秋。[65]
所谓“董家台类型”已零星发现于甘谷、武山、榆中、民勤一线，绵延500公里，不限于甘肃东部。李水城认为它的年代可能和辛店文化山家头期接近，源于齐家文化晚期阶段有圜底彩陶的分支，向西发展而成为沙井文化之源。[66]
分布于甘肃中部的沙井文化发现很早，但一直工作不多，从已有的发现来看，年代或有可能早到西周，晚到春秋晚期或战国。也是有鬲的文化。[67]
在甘谷毛家坪发现了和秦文化共存于一个聚落内的以铲形足根袋足鬲为特征的“毛家坪B组遗存”。在该居址中的毛家坪B组遗存的年代可比定为春秋中晚期至战国。铲形足根袋足鬲在甘肃的天水、平凉和庆阳地区，宁夏的固原地区、陕西的宝鸡地区都有发现，并出于战国秦墓中。这种遗存可能和寺洼文化有继承关系。[68]
作为周文化形成的两个主源之一的刘家文化，分布在甘肃东部和陕西的渭水流域，现在不少研究者认为所谓“石嘴头—晁峪类型”是早期的刘家文化。其年代早到殷墟文化二期以前。[69]从它的典型器物袋足分裆鬲来看，也和齐家文化有渊源关系。在陕西还存在着和刘家文化有相同之处而又有一定区别的碾子坡类型和其他类型。[70]
最后还应该提一下在青海湖西侧柴达木盆地东北部的诺木洪文化，1959年发掘这种文化的搭里他里哈遗址。[71]。其年代上限应该在距今3000年以前，下限可能在前1千纪的下半叶。文化上保存有齐家文化的因素（陶器上的横篮纹），从陶器和青铜器上看和卡约文化有联。
从上面简单的概述可以看出，整个西部地区在齐家文化衰亡后，有一个相当广大的考古空白区，但随后兴起的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等都延续到东周，不再有空白期段。即使是齐家文化后的空白期，似乎也不应理解为该地居民的撤离和文化的中断，而应设想为，居址变小和密度降低到目前田野考古尚不易发现的程度。否则继而兴起的文化就不会都表现出和齐家文化的不同程度的渊源关系，都使用双耳罐、袋足分裆鬲。构成一个大的文化系统。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该地区在夏商以后的文化发展是一种分化的态势。从统一的齐家文化分化为各个互不相同的考古学文化，这是一个层次的分化。而每种文化又区分为不同的地方性类型，这是又一个层次的分化。
俞伟超已经指出，甘青地区的这些商周时代的文化，是史书上称为“西戎”和“羌”的人群所遗留。[72]中原民族把非华夏血统的好战的异族统称为戎，是从西周开始的。“西戎”是对西方之戎的统称，主要构成就是羌人。《说文》：“羌，西戎牧羊人也。”强调他们是从事牧羊业的。其族称大概也是得名于此。西部地区在大暖期结束后养羊业发展起来。已经发掘过大批墓鲽的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中，都有殉牲习俗，且都以羊为主，[73]就说明了这一点。就是在商代后期东进到关中地区的碾子坡类型的遗址，也出土大量的牛、马、羊骨，而农业生产工具数量少而简单。[74]青海湖以西的诺木洪文化遗址中，出大量的兽骨和毛皮制品，晚期还发现大型圈栏和稗牦牛陶塑。说明该地不仅饲养山羊、绵羊，还饲养藏牦牛。牧业很发达。不过，目前还没有从考古上确定西部地区何时开始有骑马术。《诗·?》；“古公??父，来朝走马”如为史实，则推测西部地区可能在商代也已知骑马术，再加上墓葬殉牲中常见的狗，养羊业应该有长足的发展。不过，考古学文化上的分化趋势，和《后汉书·西羌传》记戴的“戎本无君长”，都说明他们社会发展的滞后和组织的分散，自然会限制畜牧业的规模和发展速度。而且，如果相信《后汉书·西羌传》所载，羌无弋爰剑在秦厉公时（前580-573年）由秦国亡归诸羌中，“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 又《左传·襄十四年》载原居瓜州之姜戎氏被秦人所逐而归晋，晋惠公。（前650-637年）赐以南鄙之田。“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不侵不叛之臣。”则羌人到春秋时还未必有专业化的游牧业。
殷墟甲骨文中常见商人对羌作战和俘获羌人，并以为人牲的卜辞。这和殷墟时期商文化和刘家文化同时分布到关中地区是相应的。羌人在周人的形成和建立王朝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和周人的关系很密切，在西周前期，一方面可以看到像宝鸡竹园沟那样的有很强寺洼文化色彩的西周贵族墓；[75]另一方面可以看到进入寺洼文化分布区的周人墓。[76]但到西周晚期，是姜姓的申侯联合了西戎中的犬戎攻杀了周王，“居于泾渭之间”（《史记·匈奴列传》）迫使周的重心东迁到洛阳地区。这是西戎对中原最富攻击性的时期。后来秦国在西戎中兴起，逐步征服了一部份西戎，使甘肃东部的毛家坪秦人聚落中和宝鸡地区的战国秦墓中都出现了显然是戎人的铲足根袋足鬲，这表明西戎的一部分在春秋以后融入了秦人之中，而河湟地区的保持独立的羌人（应该还有氐人，但在考古学文化上还不知如何区别），仍分为多部，不相统属。所以《西羌传》记秦孝公时使太子驷率戎狄朝周显王，竟有九十二国之多。
这个时期这个地区的青铜器仍是受到两方面的影响。来自中原的以青海西宁朱家寨卡约文化遗址发现的二里岗上层的铜鬲[77]和甘肃庄浪徐家碾寺洼文化墓葬中出土的西周早期的戈、镞、三角援戈[78]为代表。北方系青铜器已发现的还不多，但很有特点。如多矛、多管銎阔体战斧，有造型奇异的多孔“钺”，[79]都不见于其他地区。表明本地应有自身的铸造业。
中部地区
在中部，朱开沟遗址结束后当的土著文化也一个“间歇期”，北上的商文化随之也急剧南退了。随之而发生的是北方系青铜器在北方长城地带的中部和东部有了很广泛的分布。[80]前一种情况或许可以用气候的干冷化使从事农业的居民不得不向南退走来解释，但我们还必须解释那些遗留下北方系青铜器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田广金曾经设想，“朱开沟文化晚期（距今3500年）出现了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之后，这个农牧结合型文化便开始向东南方向移动，发展成陕西北部的李家崖文化。”[81]但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否如此，还未经类型学的严格论证。1997年在内蒙古的清水河县西岔村的发掘，发现了年代上和李家崖文化大体相当的遗址和墓葬（该遗址第三期遗存，而层位上早于此的第二期遗存可归属朱家沟文化），而有“西岔文化”的提出。[82]在清水河县的老牛湾村、埋坟焉村和碓臼沟也发现了西岔文化的遗存。[83]既然在南流黄河的东岸和西岸一样存在着晚商到西周的另一种文化，而且西岔遗址的陶器和生产工具和房址表明居民仍是定居并有农业的。朱家沟人向南移动成为李家崖文化的设想可能过于简单化了。
西岔文化的青铜器是墓葬中出土的，加上采集品，已发表了管銎斧、刀子、銎内戈、空首斧、锥、耳环（弹簧式和一端砸扁式两种）、扣七种（图二），而且还在一个灰坑中发现了一批陶范，可辨的器形有管銎斧、短剑、空首斧等。这对弄清这一地区北方系青铜器的文化归属有重要意义。李家崖文化过去发表的发掘简报中没有北方系青铜器的报导，[84]吕智荣在一篇论文中提到过在李家崖古城遗址中发掘的一批墓，绝大多数无随葬品，有三座墓各出一件兵器。[85]但语焉不详，至今也未发表器形。现在从西岔文化的情况来看，过去清涧和绥德一带收集到的商代北方青铜器，[86]比较肯定应属李家崖文化。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在清涧的张家孤和解家沟发现的直线纹青铜簋[87]和中原商周铜簋形式不同，而是和李家崖文化中的高圈足敞口陶簋[88]相似。从西岔的情况来看，李家崖文化的居民也有自行铸造青铜器的能力。
李家崖文化在陕西分布的南界还不清楚，在甘泉史家湾的发掘表明，这里的“西周遗物”（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早到商代）已经不属于李家崖文化了。[89]
山西过去发现过很多和绥德、清涧很相似的混有殷墟式青铜器的北方系青铜器，李伯谦据以提出了“绥德—石楼类型青铜文化”的概念。并将这些青铜器分为五期，年代自盘庚至帝辛。[90] 山西吉县上东村的青铜器是明确出于墓葬中的。[91]吕梁县桃花庄的青铜器据报道也出自墓葬，“墓只留下竖穴腰坑残迹，还见到两尸骨”。[92]石楼县义牒发现的青铜器也伴有人骨，应出于墓中。[93]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在太谷白燕发掘时曾发掘过一座已盗的墓，残存一件一端为云形片状的金耳饰。[94]但是只在义牒的发现伴有一件树皮般浅乱绳纹的陶罐，不足以判定在山西境内的“绥德—石楼类型青铜文化”是否也属李家崖文化。虽然，石楼后兰家沟[95]、永和下辛角村[96]、吕梁片罗村[97]都发现和清涧寺焉[98]相同的金质云形耳饰；石楼桃花庄出土的直线纹簋[99]与清涧张家孤和解家沟型式相同；柳林县高红（山）H1出土的陶器和李家崖、薛家渠相似；[100]都可以作为山西境内的“绥德—石楼类型青铜文化”也属于李家崖文化的间接证据。但金质云形耳环在陕西淳化的黑豆嘴也出过，那里的陶鬲就显非李家崖文化的。[101]所以，毕竟需要做更多的田野考古工作才能弄清历史的真相。
从文献史料看，春秋时代的中国北方戎狄非常活跃。《左传》中“戎狄”是一个泛称，而在陕、晋、冀地区主要是指群狄。狄又有白狄、赤狄、长狄之分，赤狄又有?Z咎如、潞氏、甲氏……之分，不相统属且彼此攻击，但对华夏诸国有很强的侵略性。伐邢、入卫、灭温、伐郑、败周师、侵齐、侵鲁等记载不绝于史。晋国处于群狄围绕的形势，所谓“狄之广漠，於晋为都。”（《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故对狄战争尤为频繁。到前594-593年灭了今晋东南地区的赤狄黎氏、甲氏等国，前541年在今晋北“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才取得了对狄的决定性胜利。对狄战争的重心转向河北北部的鲜虞（白狄之一支）。白狄本来分布在南流黄河以西，所以晋国对秦国国君说：“白狄及君同州”（《左传·成公十三年》）而曾流亡于狄地十二年的晋文公重耳自述曾“从狄君以田渭滨”（《左传·僖公十四年》）。其远抵冀北是春秋晚期之事。
史称“狄，隗姓也”（《国语·周语中》富辰语），重耳娶?Z咎如之女称“季隗”亦可为证。以周之姜姓源于商代的羌人，羌方为例，则周之隗姓源于商代之鬼方。从《易·既济》：“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和武丁后期卜辞结合分析，鬼方被征伐后已加入商王为首的军事联盟。鬼侯成为纣的三公之一。[102]
周人在商代对鬼方采取过军事行动，故《古本竹书纪年》称“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隗姓的狄人一部分在周初的大征服中降伏于周，故封晋国始祖唐叔时曾分予“怀（即“隗”的假借字）姓九宗”（《左传·宣公四年》）也就是很多隗姓的宗族。而西周时北方的狄人仍是周王及其诸侯的重要军事对手。河北元氏县出土的西周初的臣谏簋铬文：“唯戎大出[于]氐，邢侯搏戎。”以春秋初年狄伐邢而导致邢国迁徙来推测，周初封邢是抵御狄人的重要据点，邢侯所搏之戎就是隗姓的狄人。[103]著名的小盂鼎铬文记载了周初一次伐“鬼方”的战果：“获或四千八百十二或，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俘马匹，俘车卅两，俘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卅十八羊。”可以看出鬼方的马、牛、羊并不比华夏各国多，显然不是专化的游牧部族。
现在有不少研究者认为李家崖文化（或包括全部的“绥德—石楼类型青铜文化”）就是鬼方遗存，但特别难解的是山西全境的“绥德—石楼类型青铜文化”从来没有发现和西周礼器、兵器共生的例子。而且，山西也没有发现过一个西周至春秋的狄人的遗址或墓地。这说明现在在这个时段中的山西考古工作还有很大的缺环。目前可以作为线索的只有两项资料，一是1963-1987年在侯马上马墓地发掘的千余座两周之际到战国中期的墓葬中，出土了数量不太多的非晋式陶器。[104]另一是在灵石县旌介村殷墟式与北方系青铜器共存的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非商式陶鬲（M2；4）。[105]这件鬲实际可以和晋中地区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时期的杏花村六期二段陶鬲（如H309；1），相当于殷墟早期的杏花村墓地的某些鬲（如M4：1）排成一个演进系列。[106]而和上马墓地的部分非晋式鬲连接起来（图三），这种鬲显然和李家崖文化的代表性的鬲不属于同一个系统。所以我设想，在山西的中南部其实存在一个和李家崖文化平行发展的考古学文化。当然，这须要今后田野工作来验证。
关于白狄，《潜夫论·志氏姓》“亘姓白狄”，亘是恒字用于“恒娥”一词时的异体写法，非姓氏。而《谷梁传·昭公十二年》范宁注：“鲜虞，姬姓白狄”，《潜夫论》中的亘字很可能是姬字传写之误。同为姬姓之周人在起源上和李家崖文化起源上有无某种联系，是一个饶有趣味的研究题目。
有两秕遗存应予特别重视。一批是1984在陕北米脂张坪发掘的四座墓。[107]都是仰身直肢，头北。其中有随葬陶器的三座墓都是鬲、豆、盆、罐的周式组合。但鬲绝非秦式，而和上马墓地的晋式鬲相近，罐却瘦高不似晋的罐。参照上马墓地的分期，三墓约为春秋早期到中期。可定为春秋中期的M2中既出中原式的圭道戈，又出北方系的带扣和三棱镞。当时陕北既非秦地，亦非晋地，则这种既有周系文化色彩、又有地方特色的遗存的族属，很值得玩味。
另一批是1998年在内蒙清水河县西麻青村发掘的19座墓。[108]仰身曲肢为主，仰身直肢次之。头北。殉牲现象普遍，一般用羊肢骨。陶器为鬲、罐、盆的组合，鬲和张坪相似，而年代稍早。罐形特殊而有的肩有小双耳。墓中出北方系铜带扣和弹簧式耳环，料珠项链、骨簪等。这批墓看来和张坪不是一个文化类型，而是年代上大体平行的另一类遗存。
这样的遗存启发我们：狄文化并不一定是和周文化全然相异的文化，本来李家崖文化和西周文化就有相通之处的。而且不能把狄文化想像为只有白狄、赤狄两支，他们可能和西方的羌人一样，也是多分支的。
东部地区
燕山以北努鲁儿虎山以东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结束，伴之以距今3400-3300年达来诺尔湖的湖面缩小，湖滨发育的地层中夹有风砂透镜体。[109]由孢粉分析得知草本植物占优势而木本植物只有松属[110]。宋豫秦推测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大规模农垦导致了西辽河流城的沙质荒漠化[111]，这可能是使努鲁儿虎山以西的地区在夏家店下层文化衰退后文化遗址十分稀少的原因。但这个地区的赤峰牛波罗[112]、克什克腾旗天宝同[113]、翁牛特旗头牌子[114]都出过殷墟式青铜礼器，而且还有商代晚期到周初的北方系青铜器及其石范发现于赤峰地区。[115]它们是何人所遗，尚待探究。
经过了大约400年的间歇期，生态系统大概逐渐得到自我恢复了，距今3000年左右夏家店上层文化在此兴起。这种文化在人种和文化因素上都有源自东方下辽河地区的高台山文化的迹象[116]。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一种半农半牧经济所支持的定居文化。但遗址的规模、房址密度和文化堆积的厚度均不如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农具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一样有清理林木用的石斧，翻耕用的木耒（灰坑壁上的痕迹）和收割用的石刀，但中耕工具很少，农业显然比夏家店下层文化粗放。除建平水泉遗址中的一个窖穴中残存0.64米的炭化谷物（鉴别出粟、稷两种），[117]在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和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中均发现保存炭化谷物的祭祀坑[118]。家畜以猪为主。大山前遗址所获的162块可鉴定动物骨骼中，猪占599%，狗12.96%、牛12.96%、羊11.73%，马和马鹿各一例。[119]可见畜牧业并不是很发达，更非游牧。该文化已知骑马术并已掌握马车。
夏家店上层文化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出现了像小黑石沟石椁墓这样的大墓[120]随葬400多件（组）器物，其中中原式青铜礼器就有商末周初到西周晚期的共15件。其中还有许季姜簋。该地这样的大墓不止一座，还收集到有长铭的懿王时期的师道簋，[121]应该也是大型墓的随葬品。这类墓在规模上不亚于同期中原中小诸侯的墓。
夏家店上层文化很早就被误认为东胡遗存，虽然越来越多新出的证据表明这种见解的荒谬，但先入为主的成见仍影响着考古界和史学界的不少人。其实，夏家店上层文化应该是山戎的遗存。[122]这种文化在春秋早期后明显的衰退，应该和齐桓公北伐山戎的军事行动有关。
在努鲁儿虎山以东，夏家店下层文化结束后，生态环境变化辐度可能不是很大，故继而即有魏营子文化兴起。这种文化主要分布于大小凌河流域，年代相当于商代后期到西周前期。这种文化既有从夏家店下层文化继承的方面，又有来源于高台山文化的成份，又有来自朱开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影响。北方系青铜器也屡有发现。[123]在大小凌河流域发现过二里岗上层的商式青铜器，[124]究竟是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还是属于魏营子文化的还不清楚。但多批晚商至西周前期式样的中原式青铜器的发现[125]无疑表明魏营子文化是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
西周晚期至战国，大小凌河流域又兴起了以东北系铜剑为重要特征的凌河文化[126]。即朱永刚所谓的“大、小凌河流域含曲刃短剑遗存的考古学文化” 。[127]这种文化是在魏营子文化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辽东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原文化等多方面因素而形成的。
这两种文化目前的考古发现不多，遗址发掘尤少，所以对其经济类型仍欠了解。在魏营子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工具，有开辟耕地用的石斧和收割用的石刀，不见中耕用的石铲，可能农业较为粗放。墓中殉猪（前腿）、殉羊（头）各一见，无从推定畜牧业的发达程度。墓葬有随葬青铜车马器者，恐怕只限上层人物使用。凌河文化的情况无大不同。墓葬中流行用铜斧随葬的现象说明砍伐工具进步了，可能反映生产力的提高。墓中出现殉牛，晚期的墓葬有殉马坑，随葬车马器的墓也多了。
关于凌河文化的族属众说纷纭，尚无统一见解。但可以肯定，靳枫毅把凌河文化合并于文化面貌全然不同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而都当成东胡，是十分错误的。我认为，魏营子文化和凌河文化乃是先秦史上很著名的“貊”人的遗存[128]，并相信会有新的考古发现不断证实这一点。
总之，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的努鲁儿虎山东西两侧，文化发生了分化，但这种文化是在反映不同民族传统的器物特征方面，在经济形态方面都是农牧兼营的定居文化。
在燕山以南地区，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平行发展着大坨头文化[129]，如果要进一步细分，冀东滦河流域以唐山大城山T9②、T4②为代表的夏代遗存既不同于大坨头文化，也不同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应另立一个类型[130]。桑干河流域的同期遗存也自有特点，可考虑另立一个类型。
大坨头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基本上是同时结束的，但大坨头文化之后并没有出现一个文化间歇期，继起了所谓“围坊三期文化”。围坊三期文化有继承大坨头文化的一面，但是是大坨头文化受到多种外来文化冲击而形成的。它有上文已提到的来自陕西先周文化的分，还有其他来自西方的成分，而其引人注目的乃是在滦县[131]、迁安[132]、等地随葬围坊三期文化陶鬲、陶罐的墓中，每有殷墟式青铜礼器和北方式青铜器共存。这同样也反映该时期文化的多元性。李伯谦主张把围坊三期文化合并到时代更晚的“张家园上层类型”中[133]。实际上这是相当于中原商代后期的一个独立阶段[134]。房山镇江营的发掘也证明它可以单划为“商周第二期”[135]。京、津、唐地区的围坊三期文化和大小凌河流域的魏营子文化是大致同期的，但比魏营子文化看来更兴盛。
继围坊三期文化兴起的张家园上层文化，是在围坊三期文化的基础上又吸收了新的外来文化成分而形成的[136]。随着燕国建立而到来的西周文化对围坊三期文化有很大的冲击。初期的燕国是在围坊三期文化的分布区内的殖民地。张家园上层文化存在的主要时段是西周，这时在唐山地区也许可以单独划出一个“古冶类型”[137]。随着燕国的发展，本地文化的原有居民逐渐被融入燕文化之中。但是东周时期燕山山地的河谷中仍不断有东来的人群活动，使冀北地区的文化呈现万花筒的格局。
[1]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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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靳枫毅：《夏家店上层文化及其族属问题》，《考古学报》1987年2期。
[6] 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考古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初载于《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1、2期合刊，后收入《林?V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7] 在第四次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初载于《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5年。后收入《林?V学术文集》。
[8] 林?V：《戎狄非胡论》，《金景芳九五诞辰纪念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
[9] 朱泓：《建立具有自身特点的中国古人种学研究体系》，《我的学术思想》，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
[10] 同注7。在后来正式发表的这批颅骨的研究报告中，潘其风对此表述为：前一组接近东亚蒙古人种。后一组的“主要种族成分也与东亚蒙古人种接近，但……表现出存在着北亚蒙古人种的基因成分。”（潘其风：《大甸子出土人骨的研究》，《大甸子》附录一，科学出版社，1996。）
[11]在体质人类学上，从颅高和颅长的比值把颅型分为"低颅（或称圆颅）"、"正颅"和"高颅"，从颅长和颅宽的比值把颅型分为"长颅"、"中颅"和"短颅"，从颅宽和颅高比把颅型分为"阔颅"、"中颅"和"狭颅"。
[12] 朱泓：《内蒙古长城地带的古代种族》（2001年8月在长春举行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青铜时代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
朱泓：《中国西北地区的古代种族》（未刊稿）
[13] 严文明：《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的有关问题》，《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
[14] （俄）捷别茨：《苏联古人类学》，1948，莫斯科
（俄）戈赫曼：《外贝加尔古代游牧人的人种特点问题》，《苏联民族学》第6期，1967
（俄）马莫诺娃；《外贝加尔匈奴人的人种学》，《民族史中的人种演进过程》，莫斯科。1974
[15] 杜门：《蒙古匈奴人的人种特征》，《蒙古的古代文化》，新西伯利亚，1985。
[16] 韩康信：《宁夏彭堡于家庄墓地人骨种系特点之研究》，《考古学报》1995年1期。
[17] （俄）捷别茨：《苏联古人类学》，1948，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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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杜门：《蒙古匈奴人的人种特征》，《蒙古的古代文化》，新西伯利亚，1985。
[19] 水涛：《甘青地区早期文明兴衰的人地关系》（发表于2000年），《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1
[20] 田广金：《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时代文化遗存研究》（发表于1989年），《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
魏坚：《试论庙子沟文化》，《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二十周年考古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
[21] 田广金、史培军；《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的环境考古研究》（1989年发表），《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
[22] 王明珂：《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专化游牧业的起源》，《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五本，第二分本，1994。“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混合经济聚落”一节。
[23] 同注16。
[24] 田广金：《中国长城地带农业—畜牧业—游牧业的发展模式》，1994年9月在天津召开的第五次环渤海考古学术讨论会上宣读，后以《中国长城地带における农耕—牧畜—游牧三段阶发展说试论》为题，用日文发表于日本大手前女子大学文学部《游牧骑马民族文化の生成と发展过程の考古学的研究》报告书，1998。
[25] 宋豫秦：《西辽河流域全新世沙质荒漠化过程的人地关系》，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1995。
[26] 李水城：《西拉沐沦河流域的古文化、古环境与人地关系》，在2001年长春举行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青铜时代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
[27] 李非、李水城、水涛：《葫芦河流域的古文化与古环境》，《考古》1993年9期。
[28] 同注14，“甘青地区文明因素的衰退及其原因”一节。
[29] 李水城：《四坝文化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93。
[30] 李曙等：《甘肃省民乐县东灰山新石器遗址农业遗存新发现》，《农业考古》1989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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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郭素新：《再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1、2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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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张景文等：《C14年代测定与中国海陆变迁研究的进展》，《第一次全国C14学术会议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84。
[33]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齐乌云博士鉴定，研究报告待刊。
[34] 王立新等：《夏家店下层文化渊源刍论》，《北方文物》1993年2期。
王立新等：《再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源流及其与其他文化的关系》，《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二十周年考古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8。
[35] 林?V：《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1982年在火奴鲁鲁召开的商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宣读，后发表于会议论文集，即Lin Yun A Reexamina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Bronzes of the Shang Culture and of the Northern Zone ? Studies of Shang Archaeology,Yale University Press,1986.
[36] 林?V：《北方系青铜器的开始》。
[37] 齐亚珍等：《锦县水手营子早期青铜时代墓葬》，《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1期。
[38] 同注2，图3。
[39] 李水城、水涛：《四坝文化铜器研究》，《文物》2000年3期。
[40] А.И.Мартынов Лесостепеая тагар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79. 图版31：18
[41] В.В.Волков Бронзовый и ранный железный век сеаерной Монголии Улан-батор 1976 图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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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О.Н.Бадер Д.А.Крайнов М.Ф.Косарев Эпоха бронзы лесной полосы СССР М. 1987 图42：21、图4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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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龚国强：《新疆地区早期铜器略论》，《考古》1997年9期，图二：15。
[46] 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图二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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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林?V：《东胡与山戎的考古探索》，《环渤每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6年。图一。安德罗诺沃文化的耳环采自：Н.А.Аванесова Сериги и височиные подвеск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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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Emma C. Bunker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Tarim Basin Vicinity and Its Impact on Ancient Chinese Culture”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Volume Ⅱ.1998. 611页，图11-16。
[50] 同注34，图二：13。
[51]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朱开沟》，文物出版社，2000。图版三三：5。
[52] А.Н.Марьяшев А.А.Горячев Памятники кульсайского типа эрохи поздней и финальной
бронзы Семиречья —История и археология Семиречья. Алматы 1999. 图9：1-4，11，12，16。
[53] 水涛：《甘青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结构和经济形态研究》，（1993年定稿），《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1。
[54]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
[55] 李水城、水涛：《公元前1千纪的河西走廊西部》，《纪念宿白先生80寿辰文集》（未出版）。
[56] 张学正、水涛等《辛店文化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三，文物出版社，1993。
[57] 许永杰：《河湟青铜文化的谱系》（1978年吉林大学硕士论文），《考古学文化论集》三，文物出版社，1993。此文认为辛店文化的产生与齐家文化的“大夏河类型”的消失有关；卡约文化的产生与齐家文化“湟水类型”的消逝有关。
[58] 安志敏：《略论甘肃东乡自治县唐汪川的陶器》之补记，《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
[59] 同注49。
[60] 南玉泉：《辛店文化序列及其与卡约、寺洼文化的关系》，《考古类型学的理底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
[61] 同注52。“唐汪式陶器的谱系研究”一章。
[62] 同注49。
[63] 赵化成：《甘肃东部秦和羌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考古类型学的理论和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
[64] 南玉泉等：《寺洼—安国系统陶鬲的序列》，《文物》1987年2期。
[65] 同注48，第二章之3、寺洼文化。
[66] 李水城：《论董家台类型及相关问题》，《考古学研究》三。
[67] 同注48，
[68] 同注58。
[69] 同注48，第二章之7、先周与西周文化。
孙华：《关中商代遗址的新认识——壹家堡遗址发掘的意义》，《考古》1993年1期。
[70] 刘军社：《水系·古文化·古族·古国论——渭水流域商代考古学文化遗存分析》，《华夏考古》1996年1期。
[71] 青海文物管理委员会等：《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里他里哈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1期。
[72] 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学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1979），《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
[73] 高东陆：《略论卡约文化》，《考古学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93。
又同注48，第四章之2、畜牧经济的形成及其发展。
[74] 胡谦盈：《陕西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发掘纪略》，《考古学集抻》第6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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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三宅俊成：《中国古代北方系青铜文化の研究》，国学院大学大学院，1999。
[80] 林?V：《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商文化之北界”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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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考古实习组等：《陕西绥德薛家渠遗址的试掘》，《文物》1988年6期。
（薛家渠M1是当地农民先已挖出两件铜器的墓，关于这两件铜器的报导见马润臻：《绥德发现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4年2期，是銎内戈和锛，但无图，北方系的特点不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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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考古实习组等：《陕西绥德薛家渠遗址的试掘》，《文物》1988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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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谢青山、杨绍舜：《山西吕梁县石楼镇又发现铜器》，《文物》1960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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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发掘报告待刊。
[95] 郭勇：《石楼后兰家沟发现商代青铜器简报》，《文物》1962年4、5期合刊。
[96] 石楼县文化馆：《山西永和发现殷代铜器》，《考古》1977年5期。图五。
[97] 谢青山、杨绍舜：《山西吕梁县石楼镇又发现铜器》，《文物》1960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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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马墓地》，文物出版社，1994。见第三章“随葬陶器”的乙种陶鬲和未分型、式陶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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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国家文物局等《晋中考古》，文物出版社，1998。图一三?：1，图一三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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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文物考古工作总结》I打印稿]，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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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2015年6月8日晨，考察团从兰州出发后的第一站是甘肃会宁。期待中的考察重点是会宁县博物馆珍藏齐家文化玉璋。玉璋是史前至夏商周时期标志性的重大玉礼器，曾经在没有文字的时代流行过1000年之久，商周以后逐渐失传不用，却在古文献置留下千古余响。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大璋，中璋九寸，边璋七寸，射四寸，天子以巡守。”这表明玉璋是上古社会最高统治者必备权力象征性器物。在文学语言中有“弄璋”和“弄瓦”对言的典故。生男孩叫“弄璋之喜”，生女孩子叫“弄瓦之喜”。该典故出自东周时期的《诗经・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再参照古人常说的成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璋和瓦的强烈对比可以突出贵贱分明的价值观，体现华夏父权制文明的男尊女卑偏见。
按全世界的博物馆作息制度，周一都是法定的休息日。虽然事前已经通过中国甘肃网联系疏通白银市和会宁县有关方面做出接待安排，但我们还是忐忑不安，生怕在周一造访博物馆时吃闭门羹。皇天不负有心人，在县委宣传部郭副部长和会宁博物馆马馆长的特意安排下，考察团经过一番周折，得到特殊礼遇，全体进入文物库房，上手观摩和拍摄馆藏玉器。其中最令人振奋的就是在1976年头寨子镇牛门洞遗址出土的大玉璋。该玉璋长达54.2厘米，宽为9.9厘米，厚度仅为0.1～0.2厘米，是齐家文化玉器中尺寸最大的重器之一，仅有青海喇家遗址出土的大玉刀比它更大一些。玉璋为青黄色玉质，在光线暗淡中呈现为黑色，用光照则显现为黄色。表面有明显的土沁色斑。玉璋下部分别有三个单面穿孔，中部残断后修补。阑部有凹槽，一端两小牙，一端一小牙。通体打磨抛光精细，因为极薄，好像一大刀片，应该是齐家文化玉器中仅见的玉璋精品，级别之高，罕有其匹，称为齐家文化玉璋王，一点也不夸张。誉之为中国史前文化玉璋王，从尺寸、玉质和工艺三个方面指标看，也是名副其实的。目前所知陕西石峁遗址采集的龙山文化玉璋最大者长49厘米。河南二里头遗址有一件大玉璋，也是54厘米，但其年代较晚，玉质也不通透。 在2005年出版的15卷本《中国出土玉器全集》中，收录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区的齐家文化玉器108件，却没有一件玉璋，一般的专业研究者也不大知道会宁出土的玉璋，以至于形成一种偏见，认为齐家文化没有玉璋。我们在网络上搜索会宁玉璋的信息，也是没有丝毫结果。真可谓“养在深闺人未识”。目前的研究认为，玉璋分布在自山东半岛至甘肃东部的大半个中国，最南端到达香港和越南。但是其起源地在何处，传播路线如何，还是悬而未决的疑问。可以预期，会宁大玉璋的再认识和深入研究，将会改写中国玉文化史，对于考察团近年提出的“玉文化先统一中国”说，也是一个生动的证据。
夏地密码：六盘山之龙兴
6月8日下午，从会宁到隆德，即穿越甘肃宁夏省界。大家一路上议论着：拥有夏河和临夏的甘肃，和拥有西夏国都的宁夏，为什么在古代中原人眼光中都属于“夏”地？近年的图书市场上早有人写出畅销书《藏地密码》，有谁能够依据陕甘宁的山河风水秘密，写出新兴的“夏地密码”？
6月9日晨，考察团按计划从隆德县出发，前往彭阳，不料刚走出县城不久，前面的山道上就遇到停靠路边的车队长龙，大约绵延数公里，下车细问才知道是前面堵车塞路，已经4个小时。不得已改道而行，先去伏羲崖一带仿古。在六盘山上周旋了大半日，充分领略了这座西北名山的风采。
六盘山坐落在陕甘宁三省区的山川交汇之地，位于西安、银川、兰州三省会的三角地带中心，海拔高度2928米。习惯上又名“大陇山”、“鹿盘山”、“鹿攀山”等，后两个名称显然都与“六盘”谐音。其主峰在宁夏固原、隆德两县境内。其山体南北走向，200多公里，与东西向纵横千里的祁连山、昆仑山相比，显得小巧秀气。但其南北向延展的山脉，犹如在陕西黄土高原和陇西黄土高原之间标出一道分界，又是渭河与泾河的分水岭。对应着成语“泾渭分明”，自有一番风水上的奥秘。据民间说法，要经过六重盘山道，才能登上山顶，故得名“六盘山”。我们50后这一代人对六盘山的认知经验，基本上是由伟大领袖的《清平乐・六盘山》塑造而成的。其中的名句“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加上“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化用宋代刘克庄《贺新郎》中的三行：“问长缨，何时入手，缚将戎主？”带有使得工农红军辗转2万里后，转危为安，起死回生的“龙兴”之地意味。
回味着昨日在会宁，如同朝圣一般见到齐家文化玉璋王的那份惊喜之情，考察团中几位成员在昨夜都兴奋失眠。今日盘旋在六盘山巅，才逐渐体会出龙兴之地的潜在文化意蕴。伏羲崖代表的是华胥氏的神秘生育神话，难以考证;超级大玉璋的出土，则是4000年前齐家文化的王者龙兴于此的物证！秦始皇开创统一大帝国的第二年就西巡陇西，眺望六盘山;李元昊据此地龙兴称王，建立约200年的西夏王朝;成吉思汗六攻西夏未成，在六盘山休养;借歌咏六盘山的机缘，预言红军最终战胜白军的龙兴宏图！午后，看完闻名遐迩的固原博物馆，考察团驱车再入六盘山。不料途中被导航仪误导，经过3个小时的山顶盘旋，终于在夜色降临前抵达彭阳文物管理所，又一次深入文物库房中，见到齐家文化玉器中较为罕见的精美玉琮和玉璧。好像距离破译“夏地密码”的宏愿，更贴近了一步。
西吉凤纹大玉琮之谜
6月10日是考察团行程第3日，白天先按计划完成对西海固地区的史前文化考察，赶夜路北上银川。一大早从固原出发西行，沿着六盘山脉的西边余脉，先到西吉，专门拜谒齐家文化先民留下的又一件国宝级玉器――刻凤纹大玉琮，访谈西吉文物管理所的专家;午后翻越月亮山、南华山，抵达海原，考察菜园文化和齐家文化的遗址及文物，希望进一步认识北方史前文化的源流关系与地域关系。西海固一带是整个齐家文化分布的北部边缘地区，又是先于齐家文化的菜园文化中心地带，地理位置属于丝绸之路原州道的重要驿站，因为受到东西文化交汇大通道的作用，历史积淀厚重而特色鲜明，近4000年来一直是玉石之路的主要支线。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齐家文化发源于宁夏西海固的菜园文化，这个观点对于研究齐家文化源流来说，就像给考察团的行程预设出必不可少的“规定动作”，也带来大家的期待。
果不其然，这一天考察的兴奋点，还是聚焦在西吉县文管所库房的大玉琮。它的特征是上窄下宽，略成塔状，青玉质，受沁后整体呈现为灰褐黄色，中央对钻斜孔，孔径比一般的玉琮要小，1980年由代县文物工作者在白崖乡农民家收购而来，据文管所郭菲说是用一袋尿素换来的。因为其出身的神秘性，还因为它特有的凤鸟纹饰，引发学界的持久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它是齐家文化玉器;另一种观点认为是西周玉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齐家文化玉器的传世品，在民间传承了4000年，明清时代才有好事者在上面雕刻出凤纹。
考察团经过特别请示，获准打开玻璃展柜，近距离上手观测并看其光照效果。大家的鉴定意见一致：这是一件标准的齐家文化玉器。理由是：其一，玉琮用料是齐家文化玉器中常见的带有深色斑纹的青玉，光照下呈亮黄色，表明其玉质优良，吻合齐家文化的玉料特征。其二，40倍放大镜观察其表面和孔内的加工痕迹，符合齐家文化制玉工艺。其三，玉琮的形制对钻斜孔，都属于典型的齐家文化玉器风格。我们认为它之所以不是西周玉器，是因为玉琮的一个平面上雕刻的凤纹，形象清晰，但是不属于西周玉器的阴刻线工艺（一面坡），其凤鸟形象刻画的随意性，也与西周玉器上常见的模式化凤鸟截然不同。至于为什么西周人喜欢在玉器上镌刻出鲜明的凤鸟形象，我在新出版的《图说中华文明发生史》一书的最后一章“凤鸣岐山”中，已经做出学理上的说明。下午的一路颠簸，考察团有成员开始晕车。跋涉270公里，抵达银川。晚上10点半用完晚饭，在银川下榻的酒店与宁夏文保中心主任马建军和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薛正昌等专家座谈。原来马主任就是第三种观点的代表。对考察团成员来说，这次深夜访谈，更增加了凤纹玉琮的传奇色彩：一件4000年前的齐家宝玉，在齐家古国覆灭之后，就像秦始皇传国玉玺那样流离失所，几经沉浮，一直在西吉民间雪藏不露。直到数百年前的明清时代，才有哪位西周人的后裔，敬慕古风，追慕周人的凤鸟图腾，在上面加刻出凤鸟形象！又过了几个世纪后，恰逢改革开放，才终于被文物工作者用一代尿素化肥，换到西吉文管所库房里来！2500百年前，孔子追慕西周文明的辉煌，曾经感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如今，考察团居然在西海固的边地山区巧遇“凤鸟至”的神话圣境。这是何等的幸运？
阿拉善采玉日 ――玛瑙神话谈
6月11日，晴，考察团出发以来第4日，跨进第三个省区――内蒙古。清晨在街上匆匆用过油条豆浆，便从银川出发，翻过巍峨的贺兰山，先到阿拉善左旗，考察博物馆和奇石市场后，又驱车538公里，经过夕阳染红的曼德拉山和雅布赖山，在夜幕中赶到阿拉善右旗，已经是晚间22点。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今日横穿腾格里沙漠，进入巴丹吉林沙漠的这趟行程，才算踏上真正的草原玉石之路。
国人崇奉的四大名贵玉石种类，玛瑙位列其中。玛瑙是玉髓类的矿物。阿拉善戈壁，素来以出产玛瑙而闻名。今日从北京到广州，各地的玉石市场和古玩市场上，随处可见出售阿拉善玛瑙的店家或摊位。8000年的玉文化所拉动的新兴产业，借助的是中国人崇玉又赏石的深厚传统力量，其往往被外国人所不理解。草原玉石之路的调研，当然也应包括玛瑙文化的传播路线。从文字记载的小传统看，玛瑙进入汉语文献的时间较晚。玛瑙在古书中又写作“码瑙”、“马瑙”、“马脑”等。后者才透露出古人命名这种坚硬而彩色石头的联想原型：它的形状和颜色非常类似马的脑子。从取名上看，先有对马的认识，才会有“马脑”这样的神话想象名称。目前的考古知识表明，马是商代时候才引入中原国家的，所以国人所认识的玛瑙，显然要比其它玉石晚许多。但是要从先于文字的文化大传统看，玛瑙进入人类文化的时间早在旧石器时代，是用来制作工具的原料。玛瑙的硬度达到7～7.5度，明显高于一般的玉石（软玉），所以古人又常用玛瑙工具来加工玉石。所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说法，“它山之石”中就一定包括玛瑙。
玛瑙和绿松石一样，是世界性的宝玉。关于玛瑙的神话很多，各国都有。最著名的是希腊神话，认为玛瑙是爱与美之神阿佛洛狄忒的指甲所化成，偶然飘落到大地上。拥有红色玛瑙可以强化爱情。中国古书《太平广记》中则有玛瑙为鬼血所化的说法。可见古人对玛瑙的神圣化和神话化联想，异曲同工。
在阿拉善博物馆中看到数百万年前的三趾马化石，知道马科动物在大陆上的生存，与人类进化的漫长历史相伴随。该博物馆中还陈列着大批新石器时代的工具，其中就有玛瑙制成的刮削器、尖状器和镞。可见，玛瑙的使用与攻玉治玉的历史相伴，甚至还要更早一些。这样的文化积累，使得世界的五大古文明中都有玛瑙制成的宝物。中国史前文化中已经有玛瑙类装饰品出现，如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西周时期在王室贵族间更是流行红玛瑙珠，常用作玉组佩的组成部分。有学者认为“琼”所指的红色玉就是红玛瑙。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一件唐代玛瑙兽首杯，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被评为国宝级文物。
满怀着邂逅玛瑙的期望，考察团在下午初进阿拉善右旗的公路边休息。采玛瑙，一时间成为自发的群体活动。先是有人捡到一些杂色的小块玛瑙，大家一阵兴奋，流连忘返。临上车前，我在一土堆表面看到一件暗红色的石头，捡起来擦拭几下，露出红玛瑙的脑状外形，原来竟然是一块鹅卵大的红玛瑙！
这是对考察团初访阿拉善之日，最好的天赐礼物吧。
阿拉善的陶鬲
6月12日，晴间多云，考察团出发后第5日，早7点半在金沙酒店旁的拉面馆用完早餐，即前往旗文管所考察文物，有范局长等热情接待，仔细介绍当地的古代遗址和文物情况。由于旗博物馆建筑临时翻修而停业撤展，范局长指示工作人员，从库房中的文物箱子里一件件地搬出史前陶器等，让考察团近距离观摩和拍摄。据范局长介绍，阿拉善右旗从来没有展开过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总面积7万多平方公里，比宁夏自治区的面积还大，却没有过一次正规发掘，所有文物都是在普查和田野调研时采集、征集来的。
第一个搬出来的是一件三足大陶鬲，器形硕大，三乳状的足极为饱满，规整中透露着威严。鬲被视为汉族先民煮饭用的炊器。一位外国学者曾经撰文提出，鬲的发明代表早期萌生的游牧民族煮奶用的奶锅。著名历史学家剪伯赞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就在论文中提出，华夏文明是鼎和鬲相结合的文明;这两个词在英语中都是音译的Ding和Li，显然是西方文化中所没有的器物，能够凸显中国文明的特色。中国考古学的权威学者苏秉琦早年专门研究宝鸡斗鸡台遗址的陶鬲，他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把鬲视为华夏国家形成期的标志物。最早的鬲出现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老虎山文化，距今4500年前后。此后，陶鬲这种器物沿着黄河和太行山传播，南下中原，在夏商周时期成为中原文明的标志性器物。陶鬲之后，还派生出铜鬲。西北的齐家文化以双耳罐形陶器为特征，晚期也有少量传播来的鬲。6月9日，考察团在彭阳县文管所杨宁国所长的电脑里看到最近在打石沟遗址发掘的陶鬲、陶鼎和双耳罐，可视为龙山文化与齐家文化相互交汇的物证。阿右旗这件异常饱满乳足形的大陶鬲，或为西周时期的成熟形制，这是笔者所见到的国土最西端的陶鬲，可以透露中原文明与西蒙的草原戈壁地区之间早有文化交流。
傍晚17时50分，考察团驱车480公里，途径酒泉航天城，抵达额济纳旗，靠检查站搭顺车的工作人员引路，第一时间赶到额济纳博物馆参观，已经到闭馆时间。因为预先得知次日当地要停电一天，无法参观博物馆。夕阳照射下，灰白色的博物馆大门已经关闭。幸好有考察团成员包红梅的舅舅及时赶到，随后旗副书记也赶来迎接，才破例让博物馆延长时间接待我们一行人。在史前展厅的展柜里，又一件大陶鬲，静静地等待着赏识它的远方来客！
这件文物的解说词为“夹砂红陶鬲”。三乳足看上去异常硕大饱满，鬲身几乎被压缩得看不见了。真是一件形式变换神奇的鬲。笔者在中原地区看到的出土陶鬲，多为灰陶的或黑陶的，用夹砂红陶工艺制作的鬲，或能代表来自中原的器形与来自西部四坝文化、沙井文化惯用的制陶传统的有机组合？完成这种结合的主人，不就是我们要寻找的活跃在草原之路上先民吗？
策克口岸的蒙古国玛瑙
6月13日，额济纳，多云，考察第6日。考察团住在天赋酒店。今日停电，早上找到一家自备发电机的牛肉面馆用餐。在总人口1.8万的额济纳旗用早餐，居然也要排队。据说，这里每年到9、10月份胡杨树层林尽染，有数十万中外游客蜂拥而至，将一座边境小镇拥挤得水泄不通，人满为患。不知修筑中的京新高速公路通车以后，这里的旅游接待能力能否迅速跟上。
早餐后，驱车从达来呼布镇出发，沿着新修的高速路向北疾驰60公里，9点到达中蒙边境的策克口岸。这是内蒙古自治区继满洲里和二连浩特之后，新开辟的第三个中蒙贸易口岸。从策克口岸的中蒙边境界碑处远远望去，一望无际的空旷原野，点缀着一字排开的小山，肉眼看不到什么人烟。据了解，这里主要的进口贸易产品是蒙古国的煤炭。巨大的洗煤厂，几乎占据整个口岸建筑群的半壁江山。不过，这两年煤价下跌使得进口煤炭的利润大打折扣，许多大投资者在此遭遇滑铁卢，折戟沉沙。口岸路边上有几十家新开的商铺，其中不乏主营玉石玛瑙贸易的商家。考察团成员在一位呼和浩特小伙子开的铺子里，买到四件产于蒙古国的南红玛瑙标本。
南红是近年玉石市场上最热门的玛瑙品种，因原产地为云南保山，又称保山玛瑙。云南保山是我国自古以来就闻名天下的红色玛瑙主产地。由于21世纪以来在四川凉山新发现了类似保山红玛瑙的矿脉，玛瑙的生意像遭遇爆炒的普洱茶一样，一时间如火如荼。这也使得南红的美名迅速传播，成为今人热烈追捧的玉石种类。又加上近5年来举国上下的珠串热，鲜艳亮眼的红色玛瑙更是无可替代，使得南红的价格一路攀升，堪比和田玉和缅甸翡翠。
古语云：乱世藏金，盛世藏玉。蒙古国的南红玛瑙，在戈壁中沉睡了千百万年后，如同俄罗斯玉、巴西水晶、波罗的海琥珀一样，在这场空前高涨的全国收藏热潮驱动下，被点石成金一般提升为拥有巨大利润的贸易商品。我们从店家那里打问到，目前优质的蒙古国南红进口量已经日益减少，玛瑙贸易也随着国内经济的起伏而由热趋冷。策克口岸的玉石商铺中，除了进口的玛瑙，也出售额济纳本地产的各种玉石和玛瑙，其中一种黄绿色、带错落斑纹的玉石，产自小马鬃山。6月12日傍晚，在额济纳旗博物馆大厅左侧看到的那一件迎宾用的大山子，原来就是小马鬃山玉料。外观上比较接近祁连山玉。从小马鬃山新开发的玉矿到大马鬃山新发现的古代玉矿，华夏文明相伴随4000年之久的“西玉东输”路线图，正在得到根本性的改写和路网细部的重构。
这或许就是草原玉石之路考察团此行的重要收获。
重走周穆王之路――从额济纳到马鬃山
6月14日，多云间晴，考察第7日，迎来极富探险性的一天。因为考斯特中巴车无法在额济纳到马鬃山的土路行驶，考察团只好兵分两路，一路让考斯特车承载包红梅、金琼和秦斌（《人民画报》摄影师）绕道酒泉、嘉峪关，用2天时间赶到马鬃山镇;其余6人外加一位资深向导――“老舅”色音，临时租用两辆四驱越野车，计划一日内横绝800里无人区，向西走直线到肃北马鬃山镇。一想到这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作者斯文・赫定率领的西北考察团在上个世纪初所走过的路线，大家就不免心情激动。再一想这条路也可能是周穆王西巡之路，更是古代民间沿用数千年的驼队之路，今人习惯上称为的丝绸之路北线。
一大早，在霞光初照时赶写出昨日的考察笔记，并从手机中拷下照片，配完图，我们就来到昨日早餐的那家拉面馆集合。见到两位魁梧健壮的蒙古族司机，大家心里踏实了许多。7点58分，从达来呼布镇出发，至晚上19点30分抵达马鬃山镇，400公里的路途竟然用了11个半小时。原因是后半程路况极差，车辆在驶离内蒙古界山时误入歧途，辗转曲折，有一两个小时是在没有路的戈壁和丘陵中挣扎着开出来的。
上午9点30分来到一个岔路口，路牌上标明南向地名酒泉，西向地名“多金属矿”，后者真是闻所未闻的奇特地名。《山海经》讲到每一座山时都要说明其物产情况，一般情况是出金之山也出玉石。去年在瓜州调查的大头山石英岩白玉，旁边就是金矿，看来今年的考察经验同样如此，终于让我们看明白《山海经》作者的真切功夫。这部书和《穆天子传》一样在历史上被当成子虚乌有的小说，实在太可惜。11点15分，到“三个井”沙场，旁边就是金矿。此后1个多小时，越野车开上为建造京新高速路而开辟的临时便道，在颠簸中艰难前行。
12点45分，到达黑鹰山，里程过半，大家下车，在山坡碎石上席地午餐：两块面饼，一包榨菜。饭后匆忙采集几块玉石标本，再踏征程。一上午平坦无垠的大戈壁结束了，进入丘陵沙地，高低起伏不定。有一段路是似凿山而成的，路两侧的山崖如同山门。走了大半天，竟然没有看到一只飞鸟，应验了唐诗中柳宗元名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感叹黑鹰山不见黑鹰。唯有“老舅”色音捕捉到的一只蚂蚱，强有力地证明着戈壁荒野中生命的无限顽强。
穿越丘陵区之后，走出一座山口，前方出现一片大旷原，在白云蓝天照映之下犹如神幻一般奇崛壮美。我顿时想起那个曾经让周穆王心旷神怡的大旷原。易华兄不断吟诵着周穆王与西王母唱和的《白云谣》：
白云在天，丘陵自出。
道里悠远，山川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