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家文化论文范文

齐家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北齐；文学；综述

        北齐是一个战乱中的短命王朝，但是文学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在诗歌、散文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著名作家。但是就北齐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学术界有着一定的分歧。有些人认为北朝是没有文学的，南北朝的文学也就是南朝文学。有些人给予了北朝文学积极的评价，认为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并且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新时期以后，随着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全面展开，北齐文学也逐渐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对其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学术界对北齐文学的研究主要从北齐文学兴盛的原因、北齐文学作品、北齐作家、北齐文学的影响等各个方面展开了对北齐文学的研究，下面我就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进行一个简单综述，以期有利于研究者的研究之用。

        北齐文学兴盛原因综述

        吉定在《北齐文学兴盛及其原因初探》中指出，北齐文学的主要成就在诗歌、骈文、辞赋、民歌等方面，而北齐文学兴盛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北齐统治者的重视；文林馆的创办；北齐文风的“南化”；南北文士的交流。他认为北齐文学在模仿南朝文学的同时，保持北方文学的贞刚之气、开阔境界是北齐文学的一大特点，在哀婉之情的抒发中,包蕴了一份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 ,折射出南北分裂 、融合时期动乱现实给士人心态造成的精神失落和特殊人生的深悲沉恨 ,这一点部分地继承了汉魏风骨 ,是北齐文学的又一特点。

        陈娟、徐中原在《东魏北齐散文发展的动因及其表现》中也指出，东魏、北齐的散文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一方面是受到北魏的影响，另一方面，北齐统治者的重视和文士自身审美意识的增强也是出现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东魏北齐不管是在作家、作品数量还是在作品题材、艺术性方面都比前代有了一个重要的发展，并且开始出现了散文的文学流派，这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文林馆的设立，是北齐统治者重视文学的一个重要表现，它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出现了多篇单篇研究论文。如宋燕鹏在论文《北齐的文化著述机构——文林馆》中就考证了文林馆设立的时间、执掌与成员人数、成就与撤销时间等一系列问题。他认为文林馆设立于武平三年（572年），颜之推、李德林、张景仁执掌文林馆，经过考证得出文林馆实际有68人，并且整理和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和集子，随着北齐政权的灭亡而消失。魏宏利《北齐文林馆的设立、构成及其历史意义》也认为文林馆的设立时间应当在武平三年（572年），待诏文林馆的人大都富有才华，待诏文林馆的大都是北方的汉族士人，出身于不同的阶层，年龄结构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预示着北方文学新的创作高峰的到来。王允亮《北齐文林馆考论》经过研究史料认为北齐文林馆的真正建立时间应当在武平四年（573年），建立之后主要由颜之推、李德林负责，文林馆的主要职责是编纂书籍，编辑了大批类书，文林馆作家创作了大量诗歌。文林馆的建立在南北方文学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还对以后朝代相应官职的设置产生了一定影响。石美莹在论文《试论北齐文林馆设立的意义与作用》中着重论述了文林馆设立的意义，她认为文林馆的设立标志着北齐文坛实现了“文学的自觉”，北朝文学开始追赶南朝文学，对南北文风的融合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还培育了一大批新锐作家。

        北齐主要文学成就研究

        由于文献资料的散失，北齐文学一直为学术界所忽略，直到近些年，收集到一些散佚的作品，例如严可均辑佚的《全北齐文》，逯立钦编辑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等，基本上反映了现存的北齐文学的整体状况。随着这些辑佚作品的出现，学术界也逐渐开始重视北齐文学的发展，逐步肯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985年，张皓在论文《北朝诗风刍议》中肯定了北朝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通过对北朝诗歌的进一步分析，他认为北朝诗歌应当分为三种：汉魏遗响，燕赵悲歌；民族交融，乐府新声；南北初融，寒木春华。

        曹道衡先生在论文《论北齐诗歌的历史地位》中肯定了北齐的诗歌创作，虽然现存数量不多，但是却代表了北朝文学比较繁荣的一个阶段，与北魏、北周相比，诗歌创作在数量上明显要多，就创作技巧而言，相比北魏时期也是比较成熟的。由于地理、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北齐诗歌呈现出不同于南朝的特色，数量上也无法与之相比，但总体来说，北齐诗歌是代表着上升的趋势。当然，北齐也是在借鉴南朝诗歌的经验，体现了南北文风的大融合。

        刘怀荣在《北齐、北周及隋代的歌诗艺术考论》中看到了歌诗在三代中的繁荣发展，王室、贵族和文人们阶层对歌诗艺术的喜爱，极大地促进了歌诗艺术的发展，而这些喜爱歌诗艺术的文人大多都是歌诗的创作者。胡汉音乐交融，南北歌诗融合，使得歌诗艺术的创作和消费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胡大雷的论文《南北朝外交场景中的诗人诗作》论述了南北朝诗人在外交场景中的诗歌创作。因为外交使者的形象、口辩、风度、才学都与国家的形象、威严紧密相连，所以才学俱佳的诗人就成为了外交场景中的常客。文学作品也承担起了外交往来的重任，双方有往来必有赋诗，这也成为一种定例，包括使者的以诗相会，对自己使节生涯的吟诵等等，这也表明，南北统一已经成为一种大趋势。

        北齐诗歌与同时期的陈朝相比，有着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上也有自己的可取之处。

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还是相对薄弱的，没有对北齐文学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这还有待于后来者进一步开掘。

       北齐具体作家研究

        由于大量文学作品的散佚，北齐的作家也有不见于史料者，现在学术界所见的大都是《北史》，《北齐书》等所记载的，也逐步开展了对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并取得了初步成就。

        孔毅在《东魏北齐的文士及其命运》一文中指出，在东魏北齐活跃着一个文士集团，在两朝政治、文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隋唐人对这个文士集团有高度评价，但是近些年又受到忽视。他们编修了大批书籍，如《魏书》、《修文殿御览》、《文林馆诗赋》等，对后代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文士大都才华卓著，富于辩才，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外交领域也占据着重要地位。

        李少雍的论文《史传文学家魏收》对魏收的文学和史学创作进行了总结。他通过研究的出，魏收的诗作目前现存16首，大多是模拟南朝诗人的作品，但也有少数诗歌体现了北朝浑厚的诗风。魏收推崇并模拟南朝梁昉，并以散文创作见长，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收录了魏收13篇散文。魏收最著名的是他编写的《魏书》，尽管颇受争议，但仍然代表了魏收创作的高度。

        徐中原《邢邵散文略论》一文集中论述了邢邵散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他的散文现存28篇，风格不同，以文采见称，其思想内容涉及佛学、文学思想等等。他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被南朝人成为“北间第一才士”。

        钟素梅在论文《颜之推入北后的文化反思》中阐述了颜之推在出使北朝后的思想变化。她指出颜之推出身南朝高门，曾受南朝皇帝大恩，所以入北之后对故国怀有依恋之情，加之北方文化的变化和政局的动荡，使得他不得不小心从事，在北方儒家讲耕读的质朴刚直的文化氛围中，颜之推重新审视自己所依恋的南方文化时，发现了腐化堕落的一面，又反过来批判南方文化。

        王允亮《颜之推与南北文学交流》一文，指出了颜之推在南北文学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中涉及到南北方文学风貌的不同以及他对于文学创作的一些深邃见解。颜之推的文学创作受到家世影响，有着浓厚的儒家气息，入北之后对于推动南北文学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颜之推还将南北方的典籍、文风、士风等进行对比研究，促使他对文学创作提出了许多切实的见解。他比较重视文学功利性的一面，认为文章应该“不失体裁，辞意可观”，同时还强调文学的艺术性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文学作品的创作离不开具体作家，所以研究一个朝代的文学就必须要研究这个朝代的作家。北齐的作家载于典籍的并不多，对于北齐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尚有许多作家没有人进行研究，还期待以后的研究者可以做出更多研究，以完善研究资料。

        北齐文学影响研究

        北齐文学创作虽然不如南朝各代丰富，但是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上都对后代文学产生了积极影响。

        杜晓勤在论文《北齐文学传统与唐初诗歌革新之关系》中指出，活跃在北齐，活跃在周隋易代之际的卢思道、薛道衡等人，对唐初的革新派诗人的诗风和思想内容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在南北朝向唐朝诗歌艺术的转变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卢思道、薛道衡等人的文学创作已经表现出地域特色和艺术个性，这些对初唐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陈子昂、王绩、初唐四杰、魏征等人在改革初唐绮靡诗风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都直接或间接收到了卢思道等人的影响。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北齐文学发展的时代背景、具体原因、北齐文学作品、北齐作家以及北齐文学对后世的影响做了具体阐述，并且进一步朝着深入方向发展，让我们对北齐文学的整体状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但是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对于北齐文学的研究仍然存在着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对北齐整体文学的研究不够深入全面，许多作家的研究还呈现出空白的状态，北齐文学的辑佚工作做得还不够，对于具体作家的研究只限于影响较大的几位，对北齐文学的地位和影响的研究也不够深入。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后来的研究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我们期待着更多的研究者投入到北齐文学的研究当中，使得北齐文学的研究取得更为深广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吉定.北齐文学兴盛及其原因初探.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

  【2】陈娟、徐中原.东魏北齐散文发展的动因及其表现.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3】宋燕鹏.北齐的文化著述机构——文林馆.兰台世界，2006,24.

  【4】魏宏利.北齐文林馆的设立、构成及其历史意义.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5】王允亮.北齐文林馆考论.长沙大学学报，2006,6.

【6】石美莹.试论北齐文林馆设立的意义与作用.宿州学院学报，2010,12.    【7】张皓.北朝诗风刍议.江汉论坛，1985,8.

  【8】曹道衡.论北齐诗歌的历史地位.社会科学战线,1992,3.

  【9】刘怀荣.北齐、北周及隋代的歌诗艺术考论.齐鲁学刊，2004,1.

  【10】胡大雷.南北朝外交场景中的诗人诗作.文学评论,2008,5.

  【11】孔毅.东魏北齐的文士及其命运.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1.

  【12】李少雍.史传文学家魏收.古典文学知识，1999,3.

  【13】徐中原.邢邵散文略论.五邑大学学报，2008,4.

  【14】王允亮.颜之推与南北文学交流.中州学刊，2010,3.

齐家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 大众传播;蹴鞠;符号意义

在中国文化的传播过程当中,文化产品层经遭遇过多次大的人为的破坏。其中最典型的,一次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一次是上世纪的。前者是对文化的压迫,后者则是一次文化的集体大摧毁。

但是齐地居民以及齐文化的赞同者形成的这种“集体无意识”并没有使得齐文化因此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荣格认为“人生下来并不像洛克所说的那样一块白板,而是先天遗传着一种‘种族记忆’”。由此可见,这种集体无意识是源于人的社会属性,关于齐文化的具象化的外在体现就成了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精神载体。在齐文化的传播过程当中会发现,齐文化的精髓已经以一种意念化的方式植于部分民众的心中。大众传播过程中,具象化的符号价值体现比理论性的说教以及灌输更容易产生较好的传播效果。蹴鞠则是在我国的传统文化的传播中起着一个重要的作用。

在职业联赛的市场运作与大众媒介的推动下,现代足球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体育竞技项目。进入大众传播领域的足球,在文化工业的流水线生产和标准化操作下,更成为一种大众文化和娱乐性产业。其实早在齐国时期,在足球还是被称为“蹴鞠”的时代,它就已经是一种普遍流行于民间的大众文化和娱乐方式了,这种“蹴鞠精神”在当代仍可以找到它的符号意义。

2004年6月9日至11日,足球起源专家论证会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成功举行。36位国内体育文史专家和齐文化研究专家以古代文献史料和考古学资料为依据,对中国古代蹴鞠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进行了多角度的论证,并达成一致结论:中国古代足球(蹴鞠),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都临淄。据《战国策・齐策》载:苏秦做了赵相,为赵合纵,联齐抗秦,他出使齐国对齐宣王说:“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 《史记・苏秦列传》也有类似的记载,苏秦对齐宣王说:临淄城就有七万户,人民富庶殷实,其民无不以“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鞠者”为乐。

由此可知,距今2300年前,战国时期齐宣王时,在齐国都城临淄,蹴鞠就已经广泛开展,有了相当成熟的赛制、规模和群众基础,已初步形成一种运动项目。在现代广告传播当中,体育一度被称作是第五媒体,西方的古希腊奥林匹克传达着和平、力量的奥运普世价值。现代足球竞技的传播学价值就在于它体现了力量的释放,团队的协作和球场上的雄性美。蹴鞠从它起源来说,决定了它的市民性和娱乐性,从这个层面上来讲,蹴鞠更多的是偏重于娱乐功能。现代人对蹴鞠的解读,总是试图通过“足球”鼻祖来增加其知名度。

在齐国,市民广泛地进行蹴鞠运动,将其作为生活中一种重要的娱乐活动方式,民众在蹴鞠活动中得到了自我对体育精神的需求,那时的蹴鞠于民众而言,并不存在所谓职业联赛、世界杯等概念,这只是他们生活中调剂身心、为他们带来娱乐、锻炼身体的一种形式,这样的体育运动更多偏重生活方面,是广大人民的一个享受的过程。通过这样自发的群体性的蹴鞠活动,民众既从中得到了心理上对蹴鞠所带来的合作、娱乐等体育精神的需求,又是一种对他们自我能力的实现。用马斯洛需求理论来理解齐国民众从蹴鞠中得到的满足,即蹴鞠活动的进行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求与自我实现。

为了探究蹴鞠在民众当中的美誉度,对一百个样本随机抽样调查,样本包括50位淄博市民和50位外地市民。调查结果显示:在50位淄博市民中,有90%的被调查者表示知晓临淄是世界足球的发源地,并对蹴鞠这项运动有较好的印象以及一定的兴趣;而在50位外地市民中;有72%的被调查者表示不了解临淄是足球的发源地,但对蹴鞠这项运动;有30%的被调查者表示知道蹴鞠这项古时的体育活动,并对这项活动有一定的兴趣去了解。

从这个简单的调查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文化的本土化情结和文化传播过程中以及受众的地域文化素养的空间差异性对于文化物种多样性的普及是有一定制约的,要想消除或者减少这种差异性,就应该寻找蹴鞠这一文化符号中的USP――娱乐本位。

齐文化传播最直接的目的是使更多的受众对该文化有自己的认识,无论是对文化本身学术知识的了解还是对传播符号的感知,都是要使受众形成自己对齐文化独特的意识。传播的最终目的是希望通过这种文化所具有的普世价值及民众对文化的认知,对其在社会发展中所引导的能够与时俱进的思想内涵充分进行挖掘,借助民众的认同感将传播符号的生产、呈现与解读过程完善化,使文化最终服务于社会发展,让齐文化变成生产力,发展文化产业,促进文化和经济共同发展。蹴鞠作为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一个符号,也应该积极参与并营造这种大众传播的传播场域。

齐家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乌鲁木齐，中学，校本课程，多元文化音乐教育

 

随着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三级课程管理体系”的施行，校本课程开发成为当前课程改革研究关注的一个热点。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开展,音乐校本课程开发深入到全国各城镇中小学,面对主流文化占据学校主要课程教材的现实,实行音乐校本课程开发,把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纳入课程不失为上策。本文在分析乌鲁木齐少数民族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现状的基础上,对多元音乐文化背景下音乐校本课程开发进行初步研究,并对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实践策略提出建议。，多元文化音乐教育。

1　乌鲁木齐多元音乐文化背景

新疆地处亚欧腹地,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古代的塞、月氏、羌、汉、乌孙、鲜卑、柔然等民族,都曾在这一广阔舞台上上演过有声有色的历史剧。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形成了东西文化碰撞、多民族文化共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织以及共享文化与个性文化并存的多元文化典型格局,并成为当今人类文化学、民族音乐学等诸多学术研究领域所关注的热点。乌鲁木齐音乐文化在多元文化背景的照映下更是呈现出多姿多彩的交融局面,从文化体系分类上看,新疆文化生态即包括西域本土多民族混交的草原文化,也包括中原汉民族的农耕文化、还包括东西方贸易交往中的商业文化;从音乐体系的分类上看,分为中国音乐体系、波斯—阿拉伯音乐体系与欧洲音乐体系。而乌鲁木齐作为新疆的首府，各种音乐元素在这里交织，多元文化格局下的音乐文化体现的更为明显。

2　多元音乐文化背景中乌鲁木齐中学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必要性

2．1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在乌鲁木齐发展的必然趋势

多元文化教育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英、美等西方国家首先兴起并迅速在全球普及的一种思潮和社会与学校教育改革运动。该运动力图通过教育改革而使来自不同民族、不同种族和社会各个阶层群体的学生能够享受平等的教育,并以此来保持和发展各民族文化,反映民族的多样性与平等性。当今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提法及其相关理论在美国音乐教育界广泛接受,在其他欧美国家已得到确立和发展。我国对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虽然刚刚起步,但对其理论是支持的,并逐渐付诸于实践,国家教育部在2001年颁布的《音乐新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尊重艺术,理解多元文化是义务教育阶段的音乐课程目标之一,要求通过学习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作品,感知音乐中的民族风格和情感,了解不同民族的音乐传统,热爱中华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的音乐。从乌鲁木齐多元音乐文化的背景来看,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的差异性决定了乌鲁木齐音乐教育的定位必须是构建多元音乐文化背景下的音乐教育,因而多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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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音乐教育是乌鲁木齐音乐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2．2音乐校本课程开发是传递民族文化的纽带,实现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必要途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从2004年起就启动了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乡土音乐教材,这套教材分为汉、维、哈文三套独立的试行部分。教材中,加入了一定比例的本民族民歌与民族乐器的教学。这一步代表了基础音乐教育对民族传统文化和多元音乐文化的重视。，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但是乡土音乐教材在试行的过程中出现很多避免不了的问题。首先,在乌鲁木齐的市区与郊区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乡土教材在推行上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其次,乌鲁木齐基础教育阶段主要使用的是人民音乐出版社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音乐教材,而地方教育部门在订阅教材时只能有针对性地订阅一个版本的教材,这就使得乡土音乐教材作为辅助作用而被忽视。再次,在乌鲁木齐中学里面有各民族的学生，他们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民族、不同家庭，存在很大的差异。而乡土音乐教材在内容上只能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典型音乐,因而音乐风格的多样性受到了局限。本人认为：中学音乐校本课程开发可以成为民族音乐文化的传递纽带之一和实现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途径之一。课程的价值观来自文化,具有承载文化和传递文化的功能。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对文化的传承具有一定的宏观性,只有校本课程,是学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开发的,最能体现民族的不同音乐文化,能够更好的来传播和继承音乐文化。

3　在乌鲁木齐中学开发音乐校本课程的实践策略

3．1　音乐校本课程开发与学校教育宗旨的一致性

首先中学音乐校本课程目标的确定要以国家基础教育阶段音乐教育目标为基准,同时音乐校本课程的开发也要依据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培养目标和国家、地方的课程计划,积极开发实施适合中学生的音乐校本课程,并对国家、地方课程过于强调统一性、缺乏灵活性的现状进行弥补。中学音乐校本课程的开发是国家音乐课程、地方音乐课程的延伸和发展。，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其次中学音乐校本课程的开发要体现本校的教育哲学和办学宗旨、每所中学必须立足于自身的人力资源、教育资源、学校环境及办学历史与旨趣,确立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发展方向。

3．2　依托乌鲁木齐多民族音乐文化开发音乐校本课程

以乌鲁木齐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为课程资源是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重要摘要充分利用本校的音乐文化资源,体现不同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征。

3．3组建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行动队伍

国外课程研究与实践证明,保证音乐校本课程顺利开发的关键就是建立课程行动研究的行动队伍。(1)在乌鲁木齐多元音乐文化背景下开发中学音乐校本课程,在行动队伍的成员填充和分工上有一定的特殊性。由于乌鲁木齐民族音乐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学校首先要向当地师范院校或艺术院校的课程专家和民族音乐学者寻求帮助,争取在他们的指导下确立开发意向和项目,奠定校本课程开发的理论基础;同时学校应与乌鲁木齐的文化、音协和民委等部门开展协作,将一些民族性强、欣赏价值高、易于开展普及的少数民族音乐加以整理开发成为服务于中学的校本课程教材。其次要通过民间艺人的参与获得第一手的民族音乐课程资源,这主要源于口传心授是少数民族音乐最普遍的一种传承方式,没有乐谱记载,依靠师承关系和社会民俗活动进行音乐传承。(2)在乌鲁木齐开发音乐校本课程对音乐教师的专业化有着更为实际的要求。一般对音乐教师专业素质的要求主要通过专业知识、教育理论、课堂教学技能、教学研究能力、终生学习意识等方面来评价的,是作为音乐教师应具备的基本能力。以弘扬民族文化做为课程开发的目的,需要音乐教师不仅要具备教师专业化的基本素质,还要在多元音乐文化的社会氛围中,树立民族音乐审美观念,培养民族音乐的审美情感和提高民族音乐审美能力。，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综上所述,作为课程改革重要部分的音乐校本课程开发是国家及地方课程的重要补充,是民族文化发展的迫切需要。，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将乌鲁木齐多元音乐文化的资源优势转化为课程优势与各地方和学校实际相结合,别具地方特色的民族音乐校本课程,对于丰富学校音乐课程、传承少数民族文化,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起到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吴福环,郭泰山.新疆通览[M].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6.

[2]周黎藜,新课改视阈下中学音乐教学现状的分析与思考[J].艺术教育,126

[3]段风琴.新疆少数民族音乐教育展望[J].乐府新声, 1999(3): 70-74.

 

齐家文化论文篇4

【论文摘要】齐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许多精华，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优秀思想，对现代化建设事业有许多借鉴和启迪意义，需要深入挖掘。

齐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我国古代社会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它的许多优秀成分，已经超越了时空，历久弥新，对今人依然有许多启迪和借鉴意义。

一、建设现代化应该借鉴齐文化中的优秀政治思想

重视人才，选贤任能，是齐国政治思想的重要特点。在齐国政治家和开明君主看来，“争天下者，必先争人”…，要“霸诸侯，一匡天下”就要培养造就人才，大胆启用人才。立国之初，姜太公就制定了“举贤而上功”这一基本国策。齐桓公时，又发扬光大这一重用人才的优良传统，并进一步提出了关于用人的 “三本”、 “四固”原则和学说，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用人标准 、选拔措施和考核办法。齐桓公大义相管仲及设庭燎招士、齐威王用人不疑、齐宣王礼贤下士等尚贤重才的做法，也都集中反映了齐国对人才的重视。

崇尚法治，依法治国，是齐国政治思想的又一特点。齐国当时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法治体系，但统治者已认识到了法的重要性，主张用法治代替人治，用法来规范臣民的行为，把法看成是行政施令的法宝，开始运用“法”这个工具为自己服务。《管子明法解》认为：“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君主治国要以法律、制度为准则，实行法律化、制度化。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齐国统治者特别强调法律先行，重视立法，并认为立法应遵循以下五条原则：一是顺天时，法自然；二是因时而变，顺乎民情；三是令于民所好，禁于民所恶；四是重安居，利耕战；五是慎其立，严其行。不仅强调要法律先行，搞好立法，而且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为依法治国要贯穿于君、臣、民之中，法律一经制定出来，“君臣上下贵贱皆发焉”。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此外，《管子》还认为，执法必须从严，执法必须 “公正”。《管子·版法解 》日：“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则听治不公。听治不公，则治不尽礼，事不尽应。”《管子》对法的论述，体现了齐国以法治代替人治，用法来规范百姓行为的治国思想。虽然齐国的法治思想尚处于初级阶段，很不系统 、全面，但却起到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先行作用。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 ，治国必须依靠法治，而不能靠人治；越是经济发展，越要加强法制建设；发展市场经济，必须依靠法制作保障。

以廉为本，反对奢侈，是齐国政治思想的另一特点。齐国的政治家从治国安邦 、维护 自己的统治出发，强调统治者要 “薄于身而厚于民”，并以此为指导思想，制定了许多为政清廉的具体规定和措施。如《管子·八观》中说：“山林虽广，草林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公室必有度。” 《管子·权修》又说 ：“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 ，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此外，还主张对官吏实行严罚重赏。齐威王时，即墨大夫由于治理有方，百姓富庶，被 “封之万家”；阿大夫因欺压百姓 ，收受贿赂 ，被 “烹”之。齐国不仅有廉政措施，而且还涌现出许多勤俭持政的官吏。晏婴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晏婴身为齐国宰相，历仕三朝，却始终过着清贫的生活：穿缁衣，吃粗粮，驾驽马，居陋室，并多次谢绝君主赏赐的封邑、新宅、美女、车马和衣裘，堪称廉洁楷模。不管齐国统治者倡导廉洁勤政出于何种 目的，客观上却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启示：要想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实现现代化，就要惩治腐败，保持廉洁。

二、建设现代化应该借鉴齐文化中的优秀经济思想

齐国之所以在诸侯纷争中成为大国、富国、强国，关键在于其重视发展经济。姜太公初封齐国时，齐地如《汉书·地理志》所记载，乃“负海渴卤，少五谷而人民寡”，地薄人少，百姓贫困。然而，齐国却背山面海，有山木鱼盐之利。根据这样的国情 ，齐国因地制宜制定了优先发展工商业的建国方针，使齐国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并在春秋战国时期一直领先于其他诸侯国，成为经济大国、军事强国。建设现代化，也要牢固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大力发展生产力，以生产力的大发展促进经济的大发展。重视农业，以农为本，是齐国的一贯经济主张。齐国重视农业主要体现在既抓粮食生产 ，又注意发展多种经营，做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管子·臣乘马》日：“彼王者不夺农时，故五谷兴丰。”《管予匡君小匡》又说：“无夺农时，则百姓富。”而且还颁布禁令以保证农时，“无夺农时”，其目的是为了搞好粮食生产，使百姓有足够的食物。为保证粮食生产，促进粮食生产，齐国推行了“相地而衰征”的政策，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 “均地分力”，按劳动力平均分配全部耕地；二是 “与之分货”，即在 “均地分力”基础上实行按产量分成的实物地租制。为发展粮食生产，还大搞农 田水利工程和防洪抗洪工程建设 。

齐国不仅重视粮食生产，而且注意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如鱼盐生产，太公时就 “便鱼盐之利”，桓公时又 “设轻重鱼盐之利”，并对煮盐业实行国家专营的政策 ，使齐国鱼盐业 “通输海内”。又如畜牧业生产，《管子·山权数》说： “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对六畜的饲养实行保护政策，反对对饲养六畜征收赋税。再如林业生产，主张大搞植树造林，严禁乱砍滥伐，并实行 “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 的奖励政策。齐国坚持以农为本、发展多种经营的经济思想，使其成为经济大国。在我国这样人 口众多的农业大国，要牢固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既搞好粮食生产，又注意林木副渔各业的协调发展。

重视工商外贸，是齐国经济文化的又一重要内容，并因此而形成齐国经济文化的特色。与当时其他诸侯国相 比，齐国手工业和商业外贸都是非常发达的。齐国一直有手工业生产传统。建齐之后，又设“工正”、“工师”、 “铁官”等官来负责手工业的管理，因而齐国在制铜、治铁、纺织、制陶等行业的生产能力、技术水平都获得空前提高，对此，《考工记 》作了详细记载。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再加上便利的交通优势，齐国的商贸业也越来越活跃。为促进商贸业的更加繁荣，齐国采取了 “驰关市之征”的政策，并强化市场管理，改善服务，以吸引更多的商人到齐国从事商品交易。齐国重视工商贸易的传统和精神，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加快工业现代化的重要性、必要性。这是因为，看一个国家是否富强，工业化是重要标志。没有发达的工业 ，就没有市场经济的繁荣，也就没有国家的富强。

齐国经济思想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既重视市场作用，又重视宏观调控。《管子·乘马》说：“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认为市场虽然不能使商品的数量在流通中增加，但却可以通过市场刺激消费，影响商品的生产。因此，《管子·揆度》强调说“千乘之国，中而立市。”这不仅强调市场的作用，而且主张国家要利用行政手段来干预商品价格，调节生产，实现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管子》既重视市场作用，又重视宏观调控的理论，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一定的启迪价值。

三、建设现代化应该借鉴齐文化中的优秀军事思想

齐国的军事理论，主要包括在《六韬》、 《管子》、 《孙子兵法》、 《孙膑兵法》、 《司马兵法》《子晚子》 (后轶 )等古籍中。另外，《左传》、 《国语》、 《战国策》、《史记》等典籍中也记录了齐国王公将相的一些军事言行。齐文化中的军事思想内容丰富，对后世影响深远，对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国防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齐兵学主张慎战。《孙子兵法》日：“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认为战争涉及到国家的存亡、百姓的生死，因而主张要慎重从战，不可轻易用兵。 “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 ，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齐国的这种战争观，与我们倡导的积极防御，并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处理问题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是一致的。实现国防现代化是为了更好地防御外侵，维护国家利益。“积极防御”，就是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稳定为目标来加强军队的建设 ，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去侵略别国。 “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处理问题”，就是以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为目标，力求避免和制止战争，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努力创造和维护良好的国际环境。

齐兵学主张强化军训。《孙子兵法》提出对部队的教育训练标准要高、要求要严 、教导要明，使部队行军宿营、攻防追退做到 “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绝不允许 “弛、陷、乱”现象发生。 《管子·幼官》也规定了对士兵进行教育训练的内容，包括 “动慎十号，明审九章，饰习十器，善习五官，谨修三官”。没有严格的军训，部队就没有战斗力。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人才培养是关键。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军队主要是靠教育训练提高战斗力，必须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来认识。军事训练是部队经常性的中心工作，要以提高战斗力为标准，加强对高科技知识的学习，注重合成作战训练，特别要训练干部学会指挥现代战争。

齐兵学重视武器装备。《管子·参患》说：“故凡兵者有大论，必先论其器”，把武器装备看作是战争胜败的重要原因。还提出了制造精良武器的三条措施一是 “聚天下之精材”；二是 “来天下之良工”；三是进行严格的试验、检查和保管，做到 “春秋角试，以练精锐为右。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藏。”武器装备现代化，是军队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主要标志之一。

为此 ，要制定装备发展的战略目标，贯彻突出重点、少而精、质量第一的方针，坚持在自力更生、搞好科研的同时，注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先进装备和先进管理办法，着力改善军队的武器装备。

齐兵学重视后勤供应。后勤供应能否及时，直接关系着战争的胜败。古代战争的后勤供应主要是粮食。有了足够的粮食，部队才能坚持战斗。孙武提出了著名的 “因粮于敌”的主张。 “因粮于敌”就是从敌国取得粮食。这样做，可以避免远距离运输而带来的民困国穷。 《孙子兵法》重视后勤供应的思想，对军队后勤现代化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现代战争靠的是强大的后方供应，在一定意义上是 “打后勤仗”。因此，要从现代战争着眼，努力加快后勤供应的现代化建设。

齐兵学强调要依法治军。齐国的军事思想家都主张要严肃法纪，执法如山。《孙子兵法·行军篇》指出： “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主张对军队严格管理。孙武斩美姬和司马穰苴斩庄贾都生动地体现了这种以法治军的思想。穰苴治兵，首先是严明军纪，树立军威。他初次出征时，就斩杀了误期失约的监军、齐景公的宠臣庄贾。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重点同样是要坚持从严治军，依法治军，大力加强军队的法制建设。要根据新时期军队建设的规律、特点和环境，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严格按条令条例和法律法规办事，用法规制度把军队的行动统一起来。

注释

[1]《管子·霸言》

[2]《论语·宪问》

[3]《汉书·地理志》

[4]《管子·任法》

[5]《管子·匡君大匡》

[6]《孙子兵法·计篇》

[7]《孙子兵法·火攻篇》

[8]《孙子兵法·军争篇》

齐家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克罗齐；艺术即直觉；概念主义；直觉外射物；文类；直觉品再造

[作者简介]陈军，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流动站博士后，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江苏扬州225000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4-0099-07

在西方文类理论史上，作为“近代最有影响的批评家之一”的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显然是一位承前启后的枢纽式人物。前此，没有一位美学家像他这样以集束性方式反思、批判和否定以往美学理论传统。他否认天才说、“艺术是实践”观、艺术界限说，重释“模仿说”、“为艺术而艺术”说，反对德国古典美学的艺术观、艺术史观，批评诸如“审美判断”、人体美、自然美之类的用法，等等。前此，也没有一位美学家像他这样以毅然决然的态度反对文学分类。他义正辞严地指出：“就各种艺术作美学的分类那一切企图都是荒谬的。”“讨论艺术分类与系统的书籍若是完全付之一炬，并不是什么损失”。在反美学传统的剧烈风暴里。克罗齐亦将文类理论传统推进了绝地。克罗齐为何如此排斥文学分类？客观存在的标以各种文类名称的文学作品与其美学理论构架之间具有何种联系？对于克罗齐难免极端的文类观该如何加以辩证分析？它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有益启示？历史影响如何？本章试对此逐一予以回答。

一、克罗齐美学理论构架之勾勒

踵步德国古典美学对于感性认识的强调，克罗齐继续声讨着重理性而轻感性的偏颇认识论。他不无遗憾地感慨道：“直觉的知识在日常生活中虽然得到这样广泛的承认，在理论与哲学的区域中却没有得到同样应得的承认”；“研究直觉知识的科学却只有少数人在畏缩地辛苦维护”。理性知识”只是悭吝地让她处于侍婢或守门人的卑位。没有理性知识的光，直觉知识能算什么呢？那就是没有主子的奴仆。“他强烈谴责和抨击笛卡尔等理性主义者”为了推崇理性，而践踏了想象，把诗当作牺牲去供奉数学和形而上学。于是他极力排斥错误艺术观的诋毁，认为把艺术视为”不是一种重要的认识作用，而只是一种娱乐，一种多余的而且轻薄的东西”的态度，着实是一种莫大的“误解”；正是那些“轻率的家伙”，才将艺术置于遭人歧视的附庸角色：“艺术，对于伦理学是女仆；对于政治，是部长夫人；对于科学，是女翻译。”

为此，克罗齐提出，美学就是研究直觉知识的科学，并像康德一样，试图以此来协调感觉与心灵、感性与理性、个性与普遍等系列之间的对立关系。于是，“表现”范畴应运而生。“表现”即指感觉的心灵化、心灵的感觉化；个别的感觉、感受、印象等物质经心灵的想象作用而被赋予形式，产生出“意象”或“表象”、“形象”、直觉品，有别于尚无形式化的物质。“表现”即告完成，故而“直觉的知识就是表现的知识”。因为充当内容的物质是多变的，而心灵的形式化活动则是“常住不变的”，最终这个或那个直觉品也就具有了“一般的个别化”、“特殊化的普遍”性质，每一个直觉品打上了与众不同的个别性印记。当然，出于情感动机而综合杂多的物质为整一性直觉品的、沟通感性与理性或个性与共相的心灵的想象活动，如同在康德那里一样，也是先验性的，是“先验的审美综合”。

面对“直觉即表现”，克罗齐进一步提出“艺术即直觉”、“美即表现”的命题。他认为，“审美的事实在对诸印象作表现的加工之中就已完成了。我们在心中做成了文章，明确地构思了一个形状或雕像，或是找到一个乐曲的时候，表现品就已产生而且完成了，此外并不需要什么”。艺术的直觉与一般的直觉只存在“量”的差异且无法具体划定这种“量”的界限，直觉在艺术家那里“到了一个极高的程度”，直觉知识的“最崇高的焕发”、“光辉远照的最高峰”即艺术。艺术是直觉知识的完美代表，是美学的主要对象。艺术与直觉知识由此实现了统一，意象也因此成为艺术独特的身份标志，成为艺术寻求独立的重要基石。另外，如果说美即成功的表现，而不成功的表现又不是表现，那么，可见美即表现，“美并没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丑才会有程度上的差别。“诗的素材可以存在于一切人的心灵，只有表现，这就是说，只有形式，才使诗人成其为诗人。”当“表现”成为语言学与美学相同的研究对象之时。克罗齐又提出“语言学与美学的统一”论，审美即在形式，艺术即形式。

作为知识的另一极，作为美学的姊妹科学。研究理性知识的逻辑科学着眼共相、诸个别事物之间关系的研究，产生出的是概念。哲学是其完美代表。艺术和哲学构成了认识的，心灵的两种纯粹性的知识形式；而实践的心灵从意志出发，又划分为经济和道德两种实践活动形式。于是，从艺术、哲学到经济、道德，完成了克罗齐关于其心灵系统的描述。至于此心灵系统，克罗齐认为存在两种值得注意的关系：一是不管是在认识活动中，抑或实践活动里，两两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双度”关系，即表现可以离概念而独立，而概念不能离表现而独立；经济可以离道德而独立，但道德不能离经济而独立。二是从整个心灵系统来看，认识活动可以离实践活动而独立，而实践活动不能离认识活动而独立；表现可以离开概念、经济、道德而独立，而概念不可离表现而独立，经济不能离表现、概念而独立，道德不能离表现、概念、经济而独立。如同表现是先验的审美综合一样，概念在此是先验的逻辑综合，经济和道德则是先验的实践综合。

不止于此，克罗齐还利用维柯的“循环”概念，让这四个实质上无法区分开的心灵的四个阶段的秩序进一步理想化。心灵在表现阶段于意象中得到了满足的同时又滋生出新的需要；在概念的知觉阶段，心灵在综合了意象及其概念之中满足了这种需要之后，又诞生了对于实践（行）的渴望；而当心灵发展到实践阶段，并不意味着结束，因为实践此时又会刺激生成新的感情、欲望、意愿、激情，化为新的物质诱发出新的直觉、新的艺术。如此一来，心灵系统的四个阶段得以首尾相连，循环一体，周而复始，发展更新。

关乎发展问题，克罗齐还指出。一切文学传统都是以重新化身为印象材料，以物质的状态服务于新的艺术作品的产生。那么如何复现业已诞生的那些艺术作品呢？这就涉及到独特的“刺激物一再造”的心理机制以及“历史”的概念。一般来说，意志担负着照管业已诞生出来的表现品的任务，但是难免有失，于是心灵就必须寻找备忘工具来帮助我们回想或再造表现品。此备忘工具为何呢？就是对于表现品的实践外射物，即实际存在的、经文字物化后的艺术作品，它扮演着刺激物的角色。而要达到数次的回想或再造，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刺激物不变，二是当初主体在表现印象时的心理情况如何，当下的主体也要恢复和维持同样的心理状态。第一个工作由对于表现品外射物的考订修补与还原者完成，第二个工作则由文学与艺术的历史研究担当。在克罗齐看来，审美判断其实也是尽量揣摩、还原出文学与艺术创造者的心理状态，借助外在的物理刺激物，重走一次表现之路。所以，克罗齐认为，审美判断与审美再造是统一的，亦即鉴赏力与天才是统一的。

克罗齐在心灵系统中，恢复了直觉的知识这一“更简单更初级形式的自”，以“艺术即直觉”的定义以及繁复的双度关系确认了艺术作为直觉知识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地位，即“艺术是认识的破晓时的形式，没有这个形式就无法理解以后更加复杂的诸形式”。艺术从而以意象性构筑了属于自身的独立天地，以美学研究直觉知识的科学这一独立地位宣示了艺术对于曾经被哲学、历史、宗教、道德等侵占的地盘的。但是又不容否认的是，或许是因噎废食，从艺术的地盘被其他知识或实践侵占到追求艺术独立，原本无可厚非，而将艺术独立仅仅绝对地基于直觉知识一端。认为艺术只是想象而与理智等绝缘，不免在艺术独立化之余又将艺术简单化、幼稚化。降格以求的独立，还是别种在艺术为何的独立化道路上的迷失。

二、克罗齐反文类观之探析

正是在直觉主义美学架构过程中，克罗齐展开了对于文类及其相关论题的否定与批评。总体说来，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直觉主义美学的提出与摆脱包括文类规范、规则在内的概念主义泥淖关系紧密。根本上说来，克罗齐的“艺术即直觉”说或直觉主义美学的提出，实质是提供了一种关于艺术应该独立、艺术如何独立的理论模式。他不满于艺术被哲学、科学、道德等所殖民，沦落为哲学、、道德等的附庸，他把艺术比作“一座被人长期争夺的小山”。导致“美学对整个艺术特征的认识方法并不令人满意。众所周知，它把艺术同宗教、哲学搅在一起”。

对此不利现状，克罗齐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让艺术从这些概念性的、实践性的“混淆”、“侵占”中抽身。强调艺术的非逻辑、非理智特点，立身于直觉知识的疆域。以心灵纯粹的精神性活动作为自身独立的基石，拨乱反正，回击以往的“混淆”与“侵占”。例如他在反思近代以前不存在美学科学时，就认为其中原因即在于没有把艺术视为一种精神性活动，缺乏“精神哲学”。“过去有物理学和形而上学，有自然科学和神学，或此或彼，或同时具备。然而完全没有精神哲学。……因而诗和艺术的理论成了空洞的‘物理学’。”同时他认为美学研究的困境也是在于没有把握住艺术的精神性本质，他说：“艺术的科学——美学——之所以不能阐明艺术的真相，和艺术在人性中的真正根源，其主要原因就在把艺术和一般的心灵生活分开……美学只有一种，就是直觉（或表现的知识）的科学。这种知识就是审美的或艺术的事实。”因此，作为直觉知识的产物——意象成为了艺术独立的最高、最醒目的标志，据此，“把直觉和概念区别开来，把艺术和哲学、历史区别开来，也把艺术同对一般的肯定及对所发生的事情的知觉或叙述区别开来”。

不难发现，克罗齐一边责怪和批评哲学、道德、科学等概念或实践活动对艺术特性的极大漠视，一边极力主张艺术应该作为一种纯粹的精神性心灵活动而获得独立性的认可，两相比照，此间透露出来的在概念或实践活动与心灵的精神活动之间、感性与非感性之间、非逻辑与逻辑之间诸如此类的对立昭然。故而我们可以继续推论说：尽管克罗齐只是间接地指责已有的美学将艺术与精神生活、心灵活动分开，尽管克罗齐将文学种类说作为理智主义者的概念主义错误大肆抨击，尽管克罗齐没有将上述两者明确加以勾连贯通，但是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揭橥出一个这样的事实，即克罗齐提出直觉主义美学与反文类规范、规则的概念主义做法密切相关。从古希腊以来，围绕文类理论的是非纷争不断，由理智而来的概念性的各种文类规则、规范占据了美学及文艺理论的很大一部分空间，甚至出现“都把艺术史或文学史当作体裁史来对待”的较为普遍的现象。“在评判艺术作品时，批评家们总是不能彻底抛弃那种习惯，即根据种类或艺术形式来判断艺术作品究竟应该属于哪一类；他们不明确指出一部艺术作品是美的还是丑的，却首先讨论他们的印象，说某部作品很好地遵循了或错误地违背了戏剧的或小说的、绘画的或浮雕的规则。”克罗齐对这种司空见惯的做法深恶痛绝，斥之为“糟糕的”“偏见”。此外，我们从克罗齐论著里出现频率较高的诸如“史诗或悲剧的规律”、“法则”、“清规戒律”、“体裁和规则”、“种类的法则或规律”一类的词汇中，从诸如“理智主义者的最大错误在艺术的和文学的种类说，这在文学论著中仍然风行。使批评家和艺术史家们都迷惑了”以及“有一个时代（这是否真正过去了呢？）人们由于这些偏见（指种类说，引注）”一类的表述中，会极其自然、极其容易地想象出克罗齐著书立说时所要面对的沉甸甸的美学及文论发展传统。身处具体社会进程中的克罗齐着实无力选择避开美学及文论长河所指定的历史性课题。排斥和否定纷繁多样的文类规则、规范此类的概念物什，正是克罗齐直觉主义美学创立之绝大动力源泉之一。

第二。艺术直觉品的特性与文类划分、文类等级及“三一律”批判。艺术直觉品由心灵的想象活动综合杂多的感受、印象等物质，赋予形式而得。心灵的形式化过程即表现。之所以心灵能够综合杂多为一个直觉品，原因在于情感，是情感的动力使得综合杂多的行为具有了整一性、完整性。由于构成表现材料的感受、印象等物质倏忽易逝、瞬息万变，极具个性和差异性，故而使得心灵形式化的直觉品之间不可重复。用克罗齐的话来说，这就决定了艺术直觉品的整一性、不可分性、个性。他说：“物质，经过形式打扮和征服，就产生具体形象。这物质，这内容，就是使这直觉品有别于那直觉品的：这形式是常住不变的，它就是心灵的活动；至于物质则为可变的”；“每个表现品都是一个整一的表现品”、“一个不可分的整体”。

正是因为艺术直觉品具有如此独特性质，克罗齐指出了文类划分及区分文类等级的不可能性、不现实性。他如此说道：“每一部艺术作品表现心灵的一种状态，而心灵的状态是独特的，而且总是新的，所以直觉就有无数个，不可能把它们放进体裁种类那样的鸽棚里去，除非有无数个鸽棚，可这样一来，就不是体裁种类的鸽棚，而是直觉的鸽棚了。”艺术直觉品的强烈个性性相与概念的共相之间形成了尖锐冲突，直觉与概念之间的格格不入使得具体文学作品的归类成为枉然。文类划分的不可能性不仅在于艺术直觉品的独特个性和差异性，还在于其自身的整一性使然。由于整一性，就会使得我们传统上将一个艺术作品分为诸如情节、结构、人物等构成元素的做法，变成对整一性的破坏，是“毁坏作品，犹如分有机体为心、脑、神经、筋肉等等，就把有生命的东西弄成死尸”。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文类划分曾经采取的标准的合法性。

复就文类等级而言，同样，艺术直觉品的个性使得每部作品之间不再具有可比较性，区分文类等级是对审美的悖反，这不仅是因为“诗感与艺术感喜爱每部作品本身，把作品当作一个活的东西来喜爱，每部作品是独特的，不可比拟的，有其独特的规律和其完整的不和不可替代的价值”，还因为美即表现，“美并没有程度上的差别”，“一首小诗同一首长诗，在审美意义上说是平等的”。正为此故，克罗齐以不无幽默甚或夹杂些许讽刺的口吻说：“在这种情况下，种类或等级只有一个，即艺术本身或直觉。”而既然美无差等，传统上的艺术之间的界限或联合说便在克罗齐眼中变得毫无意义和可能性。“既然每一种体裁、每一类艺术都分配到一块确定的领地，那么哪一种体裁或哪一类艺术更优越呢？绘画优于雕刻，还是戏剧优于抒情诗？还有，既然这样分解了艺术的各种力量，那么假如能把这些力量重新集中于某种艺术作品的类型，使它能象联军赶走孤军那样把其它力量赶走，岂不更可取？比如，可把诗、音乐、舞台艺术、装饰艺术集于一身的作品难道不会比歌德的歌曲或列奥那多·达·芬奇的画产生更伟大的美的力量吗？这些问题、区别、判断和定义破坏了诗感与艺术感。”这就引发了对于传统文类等级命题之一的“案头曲”与“场上曲”优劣的评论。

在克罗齐看来，既然凡是艺术直觉品本身皆具审美齐一性，那么不论是案头阅读还是场上表演都对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独立性无补。换言之，剧作品只有一个，即表现或直觉；而不存在优劣纷争不断的“案头曲”与“场上曲”之别。艺术直觉品的特性又消解了它们之间的等级划分行为。基于艺术直觉品的特性，克罗齐在否定文类划分、等级问题之际，还对戏剧“三一律”进行了批判。正如前述，杂多不一的感觉或印象等物质之所以能被综合表现为一个整一性的、不可分的、有机统一体的直觉品，原因即在于情感。正是艺术生产主体的情感赋予直觉品最终的“活泼轻盈之感”，确保了“艺术作品的生命、完整性、严密性和丰富性”，克罗齐称之为真正的艺术的直觉、真正的艺术表现品，是灵魂所采取的“完善的幻现形式”。而对戏剧“三一律”的批判正与另一种“不真实的直觉”或心灵的“虚假的、不完善的形式”说相关。在这种情形下，组构心灵表现内容的感受或印象之间尚未获得统一，“只是意象的堆积，这些意象或是由于游戏，或是由于计算，或是为了某种实际的目的被放在一起”，“这些意象的结合不是有机的而是机械的”。它们之间缺乏和谐统一性的组合关系或方式，只能靠“作者的意愿来获得表面统一”，更多的是依赖逻辑的力量或实践的力量而非内心深处的情感之力来实现意象的整一。总之，这些分散的意象并非源于作者心灵活动的真正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戏剧“三一律”而论。戏剧是力图希望靠这些概念性的律条来达到戏剧作品的统一，而非戏剧创作者纯粹的心灵活动。克罗齐说：“戏剧或小说中的人物如果摆脱与其他人的关系、摆脱与总的活动的关系，那么这个人物成了什么呢？如果这种总的活动不是作者心灵活动的一部分，那么它还有什么价值呢？有关戏剧统一的长期争论，在这点上是有趣的；当这些争论在关于时间和地点的表面定义中产生时，这些争论首先在‘动作’的统一中得到应用。最后，‘动作’的统一也应用于兴趣的统一，而这种兴趣的统一应融合在被理想所激励起来的诗人的心灵兴趣之中。”

所以。由“三一律”造就的戏剧作品的统一性在克罗齐看来，无异于虚假的心灵形式、不真实的艺术直觉，是一种机械的统一。

第三，心灵活动四阶段说与缺类现象及文类规则的批判。为了反对艺术领地的被侵占，寻求艺术的独立自治，克罗齐规划出循环性的心灵系统的四阶段说，即直觉、逻辑、经济、道德。心灵实质上不可区分，四个阶段说只是经验性的划分，四者之间界限赫然，不容逾越，而且在彼此关系上，“这四个阶段都是后者内含前者：概念不能离开表现而独立，效用不能离开概念与表现而独立，道德不能离开概念、表现与效用而独立。如果审美的事实在某一种意义上是唯一可独立的，其余三者都多少有所依傍；逻辑的活动依傍最少，道德的意志依傍最多”。如此一来，正像克罗齐反对诸如“历史规律”、“审美的概念”、“审美的判断”之类词语用法是将第二阶段逻辑学与第一阶段美学不恰当地联结于一体、“实在就是自相矛盾的名词”一样，“审美规律”、“文学种类”的说法本身按此已经失去效用。文类理论之错误正是在于“没有认清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分别，因为实已站在第二阶段而自以为仍在第一阶段”，“一个人开始作科学的思考，就已不复作审美的观照”，从审美者转变为了逻辑学者。具体表征为“想从概念中抽绎表现品出来，从代表者之中找出所代表事物的法则”。“缺类现象”说就是前者的集中体现，即用逻辑思考的产物——抽象的各种文类名称作标准，衡量在克罗齐看来本为纯粹直觉品的文学作品；换言之，即命令纯粹艺术直觉品听从第二阶段逻辑知识的摆布而非心灵审美综合的号令。因此，克罗齐认为“意大利没有悲剧”、“法国没有史诗”之类的缺类现象说只是错误的偏见，是罔顾心灵系统四阶段中前两个阶段的不同而得出的“离奇论调”，而作为具体表征的后者则与一系列所谓文类规则的秉持相关。克罗齐指出：“如果把一些附加的东西除开，把文艺的种类说化成一个简单的公式，它所提出的就是这样一个荒谬的问题：‘家庭生活，骑士风，田园，残酷之类的审美的形式是什么呢？这些内容应如何成为表象呢？’凡是寻求种类的法则或规律，都要归结于这个公式。家庭生活，骑士风，田园，残酷之类。并非一些印象而是一些概念。它们并非内容，而是逻辑审美混合的形式。形式是不能表现的，因为形式本身就已是表现。”

不顾直觉与逻辑两个阶段之界限，妄自在直觉知识领域搜求概念。肆意将概念混同表现之物质。殊不知，“艺术是直觉，直觉是个别性相，而个别性相向来不复演”；而概念则是关乎共相。可见每一个真正的艺术直觉品都是与众不同的“这个”或“那个”，每一个真正的艺术直觉品都以其独创性“破坏了某一种已成的种类，了批评家们的观念”。文类规则说“硬去确定本是无法确定的东西”，终究只是痴人说梦而已。例如克罗齐在分析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霍布士、康德等人的喜剧观后，批评说包括喜剧在内的概念在这些定义之后，“仍是一些含混的字眼，要看所指的某某特殊的喜剧的事实，以及说话人的心理状态，才能见出几分意义”。他进一步举例证明说：“（两幅画中，一幅没灵感，呆笨抄袭实物；一幅有灵感，但是不像实物，于是分别有人称之为写实的与象征的之分；另外一个场合。表现日常生活的、生动的画叫写实的，而枯燥的寓意画叫作象征的）：在前一例中，‘象征的’显然是指‘艺术的’。‘写实的’是指‘不艺术的’；后一例却恰与此相反。难怪有些人热烈地主张真的艺术形式必是象征的，写实的就不艺术；另一派人却作完全相反的主张。我们只好承认双方都对，因为每方用同样的字，却用不同样的意义。”“关于‘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大争辩也往往起于这种字义的暧昧。有时‘古典的’是指在艺术上是完善的，‘浪漫的’则缺乏平衡，不完善；有时‘古典的’是指枯燥的、做作的；‘浪漫的’则为纯粹的、温暖的、有力的，真正富于表现性的。因此，站在‘古典的’一边反对‘浪漫的’，或站在‘浪漫的’一边反对‘古典的’，都很可能同样有理。”因此，克罗齐认为赋予作品的文类概念只是经验性的，其内涵必须附着于具体作品对象，“随当前的时宜，适应当前的目标”；而常见的错误在于。“每一定义总是暗中针对某一个别事实，本来只是当时注意所及的特殊对象，却被提升到一个普遍类型的地位”。

对于曾经颇有影响力的文类规则上的观众决定论，克罗齐同样从心灵系统的四阶段说加以否定。他认为艺术直觉品既然作为纯粹的心灵想象活动，属于感性认识范围，也就应该严格恪守于此探究艺术的本质、特点与方法。艺术和道德分处直觉知识和实践两个不同心灵阶段，切不可将“实践的事实”外加到“审美事实”之上，以实践阶段的要求钳制直觉意象的显现。因此他批评文学创作中“逢迎读者的不健康的趣味”的行为就“像不道德的投机者”，此早已跨越出探讨纯粹艺术本身之阶段，而进入到了道德实践的范畴。用克罗齐的话说，审美阶段“与作者作为实践者的道德是毫不相干的”。其次，艺术直觉之所以为纯粹的心灵活动，正是在于综合表现的纯洁性，正是在于艺术主体情感的纯洁性，亦即“消除了威胁这种纯洁性的丑的东西”。纯洁性有效保证了艺术直觉品的整一性、完善性。而在克罗齐看来，文类规则上的观众决定论就是“一只眼睛盯着艺术，另一只眼睛盯着观众、出版者、乐团经理”，就属于威胁表现纯洁性的丑的范围，会“妨碍艺术家孕育并顺产其意象表现，妨碍诗人写出不同凡响的诗篇”。

第四，文类概念经验层面的实践效用的认可。虽说“艺术即直觉”，艺术在“心中”，但是面对客观存在的数不胜数的各类文学作品，克罗齐显然无法全然否认文类概念的实践效用。而且这种实践效用皆与艺术直觉品密切关联。文类概念在经验层面的实践效用主要表现为：一是着眼于艺术知识和艺术教育之目的，借助文类概念来采集、限制和管理实践中的直觉外射物，或是为了提供“一份最重要的艺术作品的索引”，或是为了提供“一批艺术实践认为是最重要的消息”。由于这种概念的使用过程“消除了妄想充当评判艺术的哲学原则和标准的种种企图”，所以是“有益无害”的。克罗齐在他处的一段话，即“谈到悲剧、喜剧、戏剧、传奇……之类，如果用意只在使人粗略地了解某一类作品，或是为着某种原因，要引起人对于某一类作品注意，这在科学的观点上也并不算错。运用术语并不是制定规律和界说”。内旨互通，可作参证。二是直觉外射为实践中的各类文学作品，可作为备忘刺激物服务于直觉品的再造。尽管艺术作为直觉品一经产生即不可死亡，但是由于意志看管的疏漏、遗忘或消逝在所难免，因而要回忆甚至多次回忆起曾经产生的直觉品，就需要进行审美再造。而审美再造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即作为实践刺激物的恒久不变以及复原直觉品起初产生时的心理情形。后者依靠文学或艺术的历史研究的方法，而前者在克罗齐看来，“那些叫做诗、散文、诗篇、小说、传奇、悲剧或喜剧的文字组合，叫做歌剧、交响乐、奏鸣曲的声音组合，叫做图画、雕像、建筑的线条组合，不过是再造或回想所用的物理的刺激物”而已。

三、克罗齐反文类观之影响及反思

克罗齐的直觉主义美学在追求艺术独立性、审美形式化的道路上，比起康德等德国古典主义美学前贤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艺术独立性在康德那里还以“天才”说给予了文类适当的生存空间，把文类规则的运用与体现先验化，那么在克罗齐这里，艺术独立性以直觉或意象为标志，直接将文类概念排除在外，全然否定了文类概念在艺术领域的效用性。如果说审美形式化在康德那里是其主观唯心主义先验美学的必然结果，“审美形式的合目的性”、“主观合目的性”此类的先验美学范畴推动了康德美学理论视域里的审美形式化这一结果，那么到了克罗齐，打出“美即表现”的口号，在西方美学及文论史上，将古老的、几近自生自灭的“美在形式”命题再一次轰轰烈烈、旗帜鲜明地提出，审美即形式、艺术即形式诸说大张旗鼓，占据美学高地。“语言学与美学的统一”、“研究美学的问题，也就是研究普通语言学”在1902年这新旧世纪之交的特殊时刻被凝定为时代主旋律，有力推动了现代美学的大转型。当然，克罗齐直觉主义美学的内在运思仍烙有康德美学的很深痕迹。这不仅因为克罗齐将康德视为维柯之后欧洲思想界“第二位高度思辨的精华”，“视为发现、解决或接近带来解决美学科学问题的人”，加以精神上的崇拜，在具体细节上，例如康德的无功利、无目的的美的本质观与克罗齐提出的心灵系统四阶段理论不能不说具有一种渊源上无法否认的神似性。无论是康德抑或是克罗齐无不倚重作为感性知识的想象元素之于艺术本质的巨大作用。克罗齐眼中作为艺术直觉品的意象性质是“一般的个别化”，贯通了对立的理性与感性、主观与客观，亦与康德“审美的合目的性”的意图相同；又比如两者都认为鉴赏力（审美判断）与天才两相统一，等等。所以，尽管克罗齐对德国古典主义美学不乏微词，例如康德的天才观、喜剧观，谢林和黑格尔的艺术观及艺术史观，但是似乎仍然无法阻挡我们倾向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克罗齐直觉主义美学是康德美学的意大利修订版。这就无怪乎有学者如此认为，克罗齐“集康德、黑格尔以来的美学的大成”，“建立了在现代比较最完满的美学”。“一般人把克罗齐称为新黑格尔派，其实他的美学思想更接近康德”。“当我们在克罗齐的艺术哲学殿堂内寻幽揽胜时，我们时时会感觉到康德的影子若隐若现，触摸到他那精致的思维，我们甚至会领会到，就艺术哲学而言，克罗齐在内容上更接近康德”，“在康德美学的研究中，我们也确实发现了克罗齐精神哲学的序曲和预演”，“克罗齐对艺术的康德式阐释，为艺术的独立性、自主性提供了理论依据”，等等。

就克罗齐直觉主义美学架构自身来说，反文类观是其有机组成部分之一。以艺术本性的纯感性、心灵化对立于理智与实践，彻底否决了过往纷纷扰扰的文类规则之争，以一种不免极端的姿态化喧嚣为虚无。这无异于文类理论世界的一次超级大地震，无异于文类理论世界的一次集体性瞬间休克。但是，克罗齐的主观唯心主义美学体系也同时注定了从中呈现给我们的文类理论大厦崩塌的废墟场景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景。正如前面所述，将感性与理性绝然对立，将艺术基于直觉获得独立之际，又把艺术幼稚化、神秘化、简单化了。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这种美学观点剥夺去艺术的一切理性内容和一切实践活动和社会生活的联系，把艺术降低到最单纯的最基层的感性认识活动”，“艺术不能有什么思想或意义。这一切都无异于宣告艺术的灭亡与美学的灭亡！”以这样的艺术本质观来达到文类概念的非法化，纯属无稽。然而，毋容置疑的是，反文类的幻景之所以出现在世人面前，自有其合理所在，这正是有待我们进一步反思和总结之处。幻景自有其现实的影子，比如我们的文类规则观，是否有以规则压制个性的偏颇？是否有机械搬套规则的简单化、粗鲁化？再比如我们是否在使用文类理论过程中，同时参照了历史因素的坐标，力争让文类理论的效用性基于具体的历史语境，还是超历史地迷信文类规则的永恒价值？诸如此类的反思，当是克罗齐反文类观的幻景提供给我们的最大遗产。

老子日：“反者道之动。”虽说“如果从十八世纪以来唯心主义美学发展趋势看克罗齐的直觉说，我们可以说克罗齐从康德和黑格尔所达到的地方倒退了一大步”，但是仅就文类理论史而观，克罗齐的反文类观终结了古典主义文类理论的最后一丝气息。这种前无古人的彻底性带给我们的是对于文类理论未来的无限憧憬，文类理论的崭新世纪即将拉开它的帷幕。

[参考文献]

[1]贝尼季托·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M]。王天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2]朱光潜全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

[3]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M]，朱光潜，等，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

[4]张政文，从古典到现代——康德美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5]陈元贵，浅论康德对克罗齐的影响[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2）.

齐家文化论文篇6

齐世军，汉族，1960生于中国甘肃静宁。出身君安证券。上海国际金融学院客座教授，作家。人生主要观点：“我们的宇宙，看似随机，实则有序”。提出时空是物质的哲学观，认为《道德经》中的“非常道”就是解决随机问题的“非常规”，由此进入．经过三十多年的潜心研究，完成了解决随机性问题的“时空叠加周期理论”。

今年六月以来，A股市场罕见的断崖式下跌让我们了解了一位用中国文化元素创立经济周期理论的大家，他就是经济学家一大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齐世军先生。

齐世军先生在2015年1月2日就对2015年6月的股灾提出了预警。股灾发生后，中国证券报在2015年6月27日第一时间以《国学蕴含周期模型，高手精准预判A股》作了报道。之后，齐世军先生还专门写了题为《中国经济需要周期理论的预瞽》的文章，对他的时空叠加周期理论做了阐述。该文发表在《中国经济周刊》2015年第29期。以上两篇文章。本刊在上期（10月刊）也转载了。

六月股灾发生后，201 5年7月4日中国证券报又采访了齐世军。齐世军指出．“七月多空博弈，空方力量渐弱。”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当时很多人认为急跌急升，各种渠道询问齐世军先生。于是齐世军先生在2015年7月7日写了一首小词发在微信朋友圈。小词指出：投资者不要急，要守，要等到满山红叶的时候股市才能稳定，才会好。齐世军生活在北京，红叶自然是指香山红叶，香山红叶从十一就开始了，十月中下旬是最佳季节。市场果然如期应验了齐世军先生的预判。我们回过头来再读《七月多空博弈，空方力量渐弱》，发现齐世军先生在采访中坚信牛势没有结束，并讲了三个理由。把小词和这个采访稿联系起来看，您就会明白未来的A股是怎样走的了。

文／大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齐世军

6月15日以来．A股市场的跌势在A股历史上罕见，市场信心遭受重创。大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齐世军在2015年1月2日就对A股市场在今年1月、4月和6月的调整做出了准确的预警，并特别提示．6月和7月利空将会持续发酵并形成明显的调整，对调整时点的把握也十分精准。在中国证券报刊发相关报道之后，引发了诸多读者的兴趣，就齐世军的预判模型、对下跌的解读和对后市的看法，中国证券报记者再度对齐世军进行了专访，他表示7月利空继续发酵，不过处于多空争夺、空方逐步减弱的周期中，表示牛市并未结束，并提出避免利空继续发酵的诸多建议。

中国证券报：7月行情已经来临，市场延续了6月下半月的下跌态势，这种调整会持续多久？

齐世军：我之前在5月底就指出“6月26日利空凸现，并表示7月利空还会持续发酵，形成牛市中较为明显的调整态势”，现在继续维持这种判断，7月A股的利空性继续发酵，多空双方争夺中空头势力会逐渐减弱并走向消亡。从周期模型来看，宏观经济转型的大格局没有改变，宏观经济向好的趋势正在逐步实现。这次股市大幅下跌是股市与宏观经济的一种相背离，这在时空叠加周期理论中规律明显，因此在2015年元月2日就提出了六月的预警。

中国证券报：你是如何判断出6、7月份A股市场的大幅调整？怎样看待市场各种传言？

齐世军：我是一个经济学周期理论的研究者，在研究西方经济周期理论的过程中，吸收了中国文化精髓《道德经》、《黄帝内经》等国学中的科学营养，归纳总结出了独创的“时空叠加周期模型”，用科学的眼睛看，“我们的世界，看似随机，实则有序”，时空叠加周期理论的数学模型，融时间、空间和物质于一体，创立了先进的科学算法。正是这种算法，通过数学模型进行的计算，描绘出了这次周期性波动的曲线。这是一种预警。对经济周期提出预警，是经济周期理论的终极使命。

正如《道德经》所言，“嗅终如始，则无败事”，如果能够慎终，也就是能够预见周期性结果，那么就能够通过预警矫正，防止像周小川所说：“坚守不发生系统性区域金融风险底线”。大到宏观经济、小到股市运行。因此，我只是通过时空叠加周期理论来研究发现其周期规律，提前提出预警，并不关心风险发生后的传言。风险发生后，需要的是应急的措施。

中国证券报：从您的理论框架来看，本轮市场调整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牛市根基是否动摇？

齐世军：理论与数学模型中并不能明确原因。我个人想从三方面理解：一是，“背离”，这种背离并不是指涨跌意义上的背离，作为投资者，由于赚钱效应被吸引到了市场中，并参与到各种概念的火爆炒作，应该为数不少。而对中国经济正在进行的全面转型并没有深刻的认识，而是认为中国实体经济十分薄弱．对于转型及转型达到的未来成效并没有前瞻性。

我个人认为，这一届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睿智地采取了中国文化中“以虚就实”的战略性做法。应该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一带一路”、“互联网+”和“中国制造2025”等在内的多个转型战略，是一种新经济革命。有淘汰才有新生。有人担忧实体经济会拖垮股市，正是对淘汰与新生的辩证关系和新经济革命的认识不足。只有激活资本市场“以虚就实”．转型才能很好地实现。这种战略对未来中国的发展益处很多。因而牛市不会结束。

二是，金融体系规模较小，规则尚存改善空间。我国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金融体系却与经济体量不匹配，不管是股市、汇市还是期市，均规模偏小、发展不够成熟、监管也尚在摸索之中。而金融业正在逐步与世界接轨，此时市场多空博弈的参与者，已经是世界性的，这种趋势会越来越明显。如果市场开放但是交易规则不完善存在漏洞、体量又小，就很容易遭遇恶意投资者的袭击。近期，央行行长周小川指出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怎样才能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我以为首先要用科学的方法对经济周期的风险预瞀。其次对已发生的风险要有应急措施，并亡羊补牢不为晚，风险源于系统，就得完善交易规则。风险源于认识，开展教育的同时，也要完善交易规则，让我们的市场进入真正的投资时代。

齐家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朝鲜族；民俗文化；齐齐哈尔市；多元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5 — 0089 — 02

有着“世界大湿地，中国鹤家乡”美誉的齐齐哈尔市近几年来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发展成就。如何使齐齐哈尔市更好更快地发展下去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竞争发展激烈的当今社会，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越来越成为判断一个国家或是一个地区经济是否发达的重要依据。因而以弘扬民俗文化为核心的特色旅游产业逐步兴起，并为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潮流，发展以朝鲜民俗文化为核心的特色旅游产业将成为推动齐齐哈尔市发展的不二选择。以朝鲜民俗文化为核心的特色旅游产业将为受淡季制约的齐齐哈尔市旅游业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当今社会民俗文化越来越吸引人的眼球，这也正是文化力量的体现。以弘扬民俗文化来推动经济的发展是纯绿色无污染的健康的发展方式，也是切实可行的发展方式。打破了季节性限制的齐齐哈尔市旅游业一定会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以弘扬朝鲜民俗文化为核心的特色旅游业也将成为推动齐齐哈尔市多元化可持续化发展的必经之路。

一、齐齐哈尔市发展以朝鲜民俗文化为核心的特色旅游业的迫切性和可行性

（一）齐齐哈尔市发展以朝鲜民俗文化为核心的特色旅游业的迫切性

近几年来齐齐哈尔市各个方面发展势头都比较强劲，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就旅游资源发展来说，齐齐哈尔市作为“鹤都”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然而旅游业发展速度并不是特别突出。一方面原因是旅客停留时间短；另一方面原因则是旅游业受淡季旺季影响较大。齐齐哈尔市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之一，各少数民族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朝鲜族作为齐齐哈尔市聚居的少数民族中人口数目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无论是在衣、食、住、行上都有着自己民族的特色，这也成为了齐齐哈尔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因此发展以朝鲜民俗文化为核心的特色旅游业无论是从发展经济、政治还是文化方面都是势在必行的发展方案。经济上，不仅可以弥补齐齐哈尔市在旅游业发展上的不足，而且也可以带动齐齐哈尔市朝鲜族的发展，提高其他民族发展的积极性；政治上可以促进各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协作，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文化上，不仅可以使朝鲜族特色民俗文化得到弘扬和传播，也可以团结少数民族，发展“家文化”。综上所述，发展以朝鲜特色民俗文化为核心的特色旅游业推动齐齐哈尔市大发展是一种迫切可行的途径。

（二）齐齐哈尔市发展以朝鲜民俗文化为核心的特色旅游业的可行性

齐齐哈尔市朝鲜族作为齐齐哈尔市聚居的少数民族之一，形成的民俗文化具有一定的齐齐哈尔市地域特色，是其他地区的朝鲜民俗文化不可替代的。因此在齐齐哈尔市发展以朝鲜民俗文化为核心的特色旅游业前景十分广阔。在齐齐哈尔发展特色旅游业，可发展的项目众多且无需从外界引进，还可就地取材、包装和发展，既节省了人力、物力又节省了财力。当今社会，仅仅是物质方面的发展已经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在物质财富迅速发展的今天，更多的人追求的是一种精神方面的满足。民俗文化是依托各民族精神财富形成的有形的物质财富。这种民俗文化恰巧迎合了人民对精神文化追求的心理，从而吸引更多的游客。在传播朝鲜民俗文化的同时，为齐齐哈尔市的发展创造更大的平台，以获取更大的利益。这种将民俗文化和旅游业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具有就地取材，就地发展，纯绿色无污染，且投资少见效快的特点，是新时代值得推广的发展模式。综上所述，齐齐哈尔市发展以朝鲜民俗文化为核心的旅游业是投资少、收益大且集众多优点于一身的切实可行的发展模式。

二、齐齐哈尔市发展以朝鲜民俗文化为核心的特色旅游业的建议实施方案

（一）打响朝鲜民俗文化为核心的特色旅游品牌

当今社会一提起旅游业，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美丽的风景和舒适的服务。如今这种传统的旅游方式已经令人们感到有些视觉疲劳，看惯了名山大川，吃遍了各种美味，再让人们体验一种新的特色的民俗文化，将会产生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然而这种以民俗文化为核心的特色旅游业并不为人们所熟知。因此为了顺利发展以民俗文化为核心的特色旅游业，首先要将这种新颖的特色旅游模式推广出去，先把品牌打响，让人们熟知。要知道一件商品销售业绩的好坏，与其广告宣传力度有很直接的关系。旅游业作为一种集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于一体的产业，与商品是一样的，也需要做好宣传，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在旅游业上消费。打响朝鲜民俗文化为核心的特色旅游品牌可以从几方面入手：制作宣传片，有利于让人们对朝鲜民俗文化产生好奇心并为朝鲜特色民俗文化所吸引；在齐齐哈尔市内可以开展大型的展示活动，从服饰、饮食到礼仪，让人们更加了解朝鲜民俗文化，对民俗文化有一种向往；在当今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媒体及网络成为传播信息速度最快的方式，可以将宣传片和大型展示活动的视频到网络上，这样不仅使国内人民甚至是国外的人民都能看到并了解朝鲜民俗文化，并通过报纸、宣传单、广告牌来辅助传播，扩大影响力。让人们了解并渴望体验朝鲜民俗文化这便是齐齐哈尔市发展以朝鲜民俗文化为核心的旅游业要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二）以朝鲜民俗文化为核心的特色旅游业发展方向

传统的旅游业主要是以餐饮、服务、娱乐三大方面为主要发展方向。朝鲜族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服饰特色、饮食特色、礼仪特色还有娱乐特色等，这些都可以作为齐齐哈尔市特色旅游业新兴的发展项目。这些特色项目一定会充分吸引游客的目光，这将成为继传统旅游业之后，一种给人以全新的感受的休闲娱乐方式，这种特色的旅游方式将成为人们享受过物质大餐后的文化视听盛宴。

1.服饰

不仅是中国，世界上大多数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朝鲜族也不例外，有着代表自己民族特色的服饰。朝鲜民族服饰样式独特且色彩多样，与其他的民族服饰截然不同。这种丰富多彩的民族服饰，是朝鲜族人民思想意识和精神风貌的体现。将服饰作为特色旅游业发展项目之一，将会激起人们的购买欲望。这既可以使朝鲜族服饰文化得到推广又可以使人们感受到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旅游业的文化价值。

2.饮食

“民以食为天”饮食文化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重视，朝鲜族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色的饮食文化。朝鲜族的饮食具有清淡粘辣的特点，其主食以大米、小米为主。饮食中各类糕类以打糕著名，朝鲜族的冷面更是清凉爽口，享有盛誉。绿豆饼、糖豆、合饹面等也更是别有民族风味。

副食以各种辣椒酱、咸菜、小菜，大酱汤为主，其中白菜泡菜独具特色。生拌鱼、烤牛肉、明泰鱼、海带汤等，都是具有民族风味的佳肴。“花菜”为一种民间自制清凉饮料，广为食用，被称为“汤中之王”。酒类则以“清酒、米酒”最为流行。

吃过了各地的特色小吃后，再领略一下民族特色饮食，这绝对是一种特殊的享受。这也很符合人们求新、求异的特点。因此，齐齐哈尔市发展特色旅游业将朝鲜族特色饮食作为发展项目，这将成为吸引更多游客的一大亮点。

3.礼仪

众所周知，朝鲜族是一个讲礼仪的民族，有些礼仪已经成为传统美德。在各种礼仪中，家庭礼仪最为严格。朝鲜家庭中长幼有序，饮食起居，男女有别，礼不少缺。老人单独饮食，以示尊敬，与长辈同席，晚辈不能与长辈对面饮酒，饮则举杯背饮，以示尊敬。朝鲜族不但礼节周到，也很注重语言沟通。对长者不能直呼姓名，如必须称名，要在字后面加先生、老人或职称。家庭中男女老少之间说话应该注重分寸。

朝鲜族的一些风俗礼仪反映了朝鲜族人民朴素、豁达、憨厚与爽朗的性格。朝鲜族的这种礼仪充分地展现了一个民族良好的风尚，开发学习朝鲜族礼仪的文化旅游项目，有利于传播朝鲜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有利于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和素质。

4.娱乐

朝鲜族体育游艺活动如今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民俗活动，充分表现了朝鲜族鲜明的民族特点，如秋千、踏板、摔跤等游戏是比较传统的民族游戏。这些游戏中既有益智类游戏，也有协作类游戏。团体类游戏有利于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这是锻炼人的思维和协作能力的较好的方法。

以上只是对朝鲜族民俗传统做了粗线条的描述，但我们仍然能从中看出朝鲜族民俗具有悠久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特色。因此，齐齐哈尔市开展以朝鲜民俗文化为核心的特色旅游业，开展以上的旅游项目是正确的选择，一定会给成为备受追捧的新型产业。

（三）创新型发展方式

传统的旅游业都是以服务至上为原则，顾客们大多都是享受，这就显得有些被动。现在人们在享受的同时，更追求一种过程，因此齐齐哈尔市在发展以朝鲜民俗文化为核心的特色旅游业时，可以为游客提供一个亲身体验过程的平台：在游客感叹朝鲜服饰刺绣精湛的同时，也可以学一学刺绣工艺；在享受朝鲜族饮食的同时也可以享受一下制作的快乐；还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学习朝鲜族礼仪，让孩子从小接受各种优秀传统礼仪的熏陶，健康成长；和孩子一同做团体游戏，从小教会孩子团结协作的重要性。

总之，齐齐哈尔市发展以朝鲜民俗文化为特色的旅游业是一种双赢的选择。这不仅能使朝鲜民俗文化得到继承与发展、丰富旅游文化的内涵、吸引世界人民的目光，还能从一定程度上推动齐齐哈尔市经济、政治、文化多元发展。

〔参 考 文 献〕

〔1〕金正熙.朝鲜族传统风俗〔J〕.满族研究，1992，（01）.

〔2〕龙茂兴，张河青.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解析〔J〕.旅游学刊，2006，（09）.

〔3〕刘德谦.关于乡村旅游、农业旅游与民生旅游的几点辨析.旅游学刊，2006，（03）.

齐家文化论文篇8

一、齐国农业历史文化的积淀

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齐国地处黄河下游，境内错落有致地分布着比较广阔的平原，有山麓堆积平原、胶莱平原、黄河三角洲冲积扇等。这些平原地势平坦，土层深厚，蕴水丰富，是齐国农业发展的理想场所。先秦时期，齐地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属于暖温气候(1)，具有发展农业的优越条件。境内水利资源丰富，潍河、济水、大沽河、弥河等河流经境内，丰富的水利资源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齐国东有黄海，北有渤海，南有泰山，西有清河，四面都有天然屏障，堪称"四塞之国"，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足以保护其发展中的农业不致遭到扼杀，为在列国割据兼并的年代里发展经济和文化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环境。齐国正是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来发展农业生产的。

现今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早在远古时代齐国就有原始居民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并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远古文化，这就为齐国的建立、富强以及农业科技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目前在齐地发现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为距今四五十万年前的"沂源猿人"遗址(2)。此后，在旧石器时代的各个时期，齐地都有原始人类活动。人们在长期的采集实践活动中，逐渐认识了一些植物的生长规律，于是就尝试在居住地附近将采集来的这些植物的种子、果实种在土里，以期待它们发芽、生长、开花、结果。这个过程大约经过几十万年的漫长时间。到距今约一万年左右，随着全新世暖期的到来，齐地原始农业便在这种有利条件的孕育下得以诞生。齐地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文化有后李文化(3)、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后李文化距今为8500～7700年，其出土的生产工具有石铲、蚌铲、蚌镰、石磨盘、石磨棒等，说明当时的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其陶器上粟作遗痕的发现，表明了齐地是我国最早产生粟作农业的地区之一。北辛文化的年代约为距今7300～6300年，出土的生产工具有石铲、石刀、石磨盘、石磨棒、蚌铲等，主要为农业生产或粮食加工用途，其中石铲数量最多，为主要生产工具，标志着农业的发展。大汶口文化时期和龙山文化时期，齐地的原始文化获得更大的发展，其发掘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粟作遗存就表明了这一点。龙山文化时期，在齐地的原始农业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稻作遗存(4)，表明当时齐地人民还掌握了种稻技术。历史发展到夏商时期，齐地农业有了进一步发展。此时期所发现的生产工具比原始社会时有了明显的进步。岳石文化时期（时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王朝）不仅出土有比龙山文化数量更多的石质、骨质、蚌质的铲、镰、刀、锄，而且也出现了更适合农耕的新型农具方孔石锄和弧面石刀(5)；商代的农具中则出现了青铜斧、镰、犁等(6)。西周时，太公以功封于此地，建立齐国。他一方面因地制宜，"劝其女工，极技巧，通鱼盐"(7)，发展工商业；一方面也极其关注农业的发展，《六韬》中载太公之言，认为社会经济生活中农、工、商为"三宝"，缺一不可，"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8)。但同时他又把"大农"放在"三宝"之首，认为农业的发展应放在工商业之先，可见太公在发展齐国经济时并未忽视农业。有的学者认为太公时的齐国，不具备发展农业的条件(9)。其实则不然，从齐国盐碱地的分布情况看，主要集中在齐国北部今惠民、东营一带，而齐国中部地区，尤其是临淄附近，土地还是相当肥沃的(10)。所以说，太公当时推行重农政策完全是可以行得通的。以上论述表明，齐地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发展，奠定于石器时代，积聚于夏商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农业的兴盛，可以说就是得益于史前的肇基与商周的发展。长期农业历史文化的沉积，使齐人积累了丰富的农作经验，这为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农业科技的振兴奠定了基础。

二、开明的民族政策

齐地自始以来一直为东夷人所居之地。太公就国时，就遭到了东夷人的强烈反对。史载：太公受封后，"东就国，……夜衣而行，黎明至国"，一到营丘，立即与东夷人（莱夷）发生争夺营丘之战，"莱夷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11)面对东夷人的挑战，太公如何应对呢？史书记载，太公采取"因其俗，简其礼"(12)的建国方针。这就是说，太公采取的措施是因袭东夷人的传统文化、生活习俗、礼仪制度等等，不采取行政手段去变革它。这种民族平等的开明政策的推行，使得刚刚建立的齐国与当地土著东夷人之间不会发生较大的冲突，有助于保持齐国境内社会秩序的稳定，不致引起较大的社会动荡。这样，齐人就能与当地的土著东夷人进行交往、融合，而民族融合有利于双方的科技文化的交流。众所周知，自新石器时代起，东夷人就有着发达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手工业生产技术，尤其在纺织、金属冶炼、天文历法、陶器制造、生产工具制造等方面，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13)。通过双方的文化交流，齐人就吸收了东夷人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包括农业科技），从而为齐国农业科技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有生力量，促使其在春秋战国时期得以快速发展。三、统治者实行重农政策恩格斯曾经说过，"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14)。它可以为人们提供衣食所需要的原料，是富国富民的主要途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源泉，而且农业还能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是夺取战争胜利的保证。正是基于对此的认识，古代社会的历代统治者都对农业生产高度重视，齐国统治者当然也不例外。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就颁布了一系列政策，以促使农业生产发展。

首先，管仲改革，实行四民分业的定居政策。管仲提出四民分业论，将全国人民按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主张"处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士井"、"处农就田野"，"勿使杂处"。并且四民的职业世袭不变，即"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15)。这样，由于同一职业的人居住在一起，有利于彼此之间交流经验，提高生产技能；同时，四民长辈的经验、技术、技能很容易就传授给下一代人，而下一代人也不需要经过严格的教育，便能自然而然地学会生产技术，提高劳动技能。这种政策就有利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生产技能的长进。

其次，齐国统治者实行奖励专门人才的科技政策。《管子·山权数》篇记载："民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育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疾病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知时，曰’岁且阝厄’，曰’某谷不登’，曰’某谷丰’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此国之大者也。"奖励范围包括农业、畜牧业、林业、园艺、医药、时令、蚕桑七个方面，基本上囊括了大农业的整个领域。像这样全面而具体的奖励政策，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从这些材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国家不仅奖励科技人才，而且还要求人们向他们学习科学知识，免去他们的兵役，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研究。同时，还把奖励科技人才的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显而易见，这种政策的推行对齐国农业科技的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第三、设置农官。为了有效地促使农业生产的发展，齐国设置了各种农官，从《管子·立政》、《度地》等篇可知，当时设有虞师、司空、司田、乡师、工师、水官等。同时在给这些官职选配官员时，要求官员们具备相应的科技知识。比如说，主管水利的司空要懂得"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臧，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禾分获"(16)。就是懂得排水、通渠、筑坝、蓄水，以保证农业丰收，也就是需要具备水利方面的科技知识；主管农业的司田要懂得"相高下，视肥硗、观地宜，明诏期，前后农夫，以 时钧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17)。就是要懂得土壤的地势高低、土质肥瘦，适宜种植何种作物，并懂得何时种植何种作物，以便对农业生产做出安排，也就是需要具备农业方面的科技知识。农官的设置，使得有关的农业科技技术工作成为一项稳定的社会职业，保证了农业科技工作能够持续、系统地发展。同时，选拔具有科技知识的人才担当相应的职务，可以使得他们在国家财力、物力等各方面的支持下，安心地从事科技研究。此外，还能积累相应的农业科技资料。总之，农官机构的建立为科技取得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尊贤重士的政策和自由争鸣的学术气氛

科学是脑力劳动的产物，因此科学的发展与知识分子有着密切的关系。知识分子在古代被称为士。对士人的重视，齐国开始很早。齐恒公时就设立"庭燎之礼"，广纳贤士。延至战国，田氏家族在取得齐国政权时非常清楚士的作用，深知"得士则昌，失士则亡"的道理，于是创立稷下学宫，召天下贤士。稷下学宫可以说是战国中后期的学术交流中心，容纳了众家学派，如儒家、法家、道家、墨家、阴阳家、名家等。而且各家各派的著名代表人物都在稷下学宫呆过，如孟子、荀子、慎到、田骈、环濮、邹衍、邹等(18)。正如侯外庐先生所说："’稷下’是兼容并包的，在那里战国各派大小学者都可以参加。"(19)齐国统治者不仅给贤士们以优厚的待遇，提供优越的环境，"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20)，而且还给他们崇高的社会地位，"为上大夫"(21)。稷下学者在这优越的环境里广研学术，各显所长。他们既研究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方面的问题，也探讨天文、历算、舆地、医药等自然科学知识，如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就因为经常谈论天文星象，所以被称为"谈天衍"(22)。这种自由的学术气氛，就直接推动了齐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促进了科技的兴盛。当时齐国在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化学、动植物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23)，并领先于其它诸侯国。如《考工记》就堪称是我国最早的手工业百科全书，里面详尽地记述了三十种手工业生产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从运输、生产工具，到兵器、容器、玉器，以及皮革、染色、建筑等，全面反映了当时技术发展的卓越水平。《甘石星经》可谓天文学研究的奠基之作。正是由于稷下学者们的著述，使得由齐国劳动者在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得到总结和整理，使得先秦时期的一些科学成就得以流传至今。齐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整体提高，相应地也带动了农业科技的发展。

正是在以上诸因素基础上，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农业科技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齐文化的大花园中大放光彩，在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注释：

（1）宣兆琦：《论自然环境对齐文化的影响》，《淄博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

（2）《山东沂源县发现猿人化石》，《人民日报》1982年5月7日。

（3）济青公路文物考古队：《山东临淄后李遗址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11期。

（4）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山东杨家圈遗址发掘简报》，《史前考古》1984年第3期。

（5）高广仁：《岳石文化的社会成就与历史地位》，《海岱区先秦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82页。

（6）山东省博物馆：《山东长清出土青铜器》，《文物》1964年第3期；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第8期；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勘查纪要》，《文物》1959年第11期。

（7）《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8）《六韬·六守》，《四库全书·子部·兵家类》第726册。

（9）宣兆琦：《试析齐国经济思想发展的主要阶段性特点》，《管子学刊》1994年第3期。

（10）张光明：《淄博地区先秦文物考古的发现与研究》，《管子学刊》1993年第3期。

（11）（12）《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

（13）逄振镐：《东夷及其史前文化试论》，《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一辑，三秦出版社，西安1980年版。

（1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6页。

（15）《国语·齐语》。

（16）（17）《管子·立政》。

（18）《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19）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页。

（20）《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

（21）《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22）《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