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结构范文
时间：2023-03-02 09:18:33
年龄结构范文第1篇
摘要:
本文中,我们将人口年龄结构引入经典的Solow-Swan模型,探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比较定理证明当人口趋于稳定的人口结构时刻划模型的微分方程的解是渐近稳定的.通过数值仿真,我们看到经济增长在少年抚养下降时加速,在老年抚养上升时减缓.在人口转变时期存在“人口红利”,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人数占人口的比重下降会使经济增长减缓甚至下降.
关键词:
Solow-Swan模型;微分不等式;渐近稳定性;人口年龄结构;数值仿真
1引言
近年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引起了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广泛重视[14].Bloom等人[57]作的经验分析表明当少年抚养比下降而老年抚养比上升之前存在“人口红利”.Wei与Hao[8]建立一个计量模型探讨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Blanchard[9]构造一个最优经济增长模型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政府赤字的动态影响.Hippolyted’Albis[10]给出一个连续世代交叠模型探讨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而,在文献[9]和[10]中,人口结构年龄结构是稳定的,即不随时间而变动.这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实际的变动情况是不相符合的.在经济增长的文献中,人口增长率通常简单地假设为一个常数或随时间单调下降的函数[1112].本文中,我们将随时间变动的人口与劳动力人数引入经典的Solow-Swan模型,探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导致的人口与劳动力人数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比较定理证明当人口与劳动力人数趋于稳定时,刻划模型的微分方程的解是渐近稳定的.通过数值仿真,我们看到经济增长在少年抚养下降时加速,在老年抚养上升时减缓.在人口转变时期存在“人口红利”,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人数占人口的比重下降会使经济增长减缓甚至下降.
2模型的建立
假定生产函数为F(K(t),L(t)),满足新古典主义生产函数的条件,其中K(t),L(t)为t时刻的总资本和劳动力人数.设储蓄率和资本折旧率分别为s和δ。
3比较定理与收敛性
由假设1和假设2,人口增长率n(t)和劳动力人口占人口的比重在[0,∞)上有界.记则由引理1和微分不等式[13]。
4数值仿真
人口转变时期总出生人口变化的显著特征为由低出生人口转变到高人口出生,然后下降的过程.当高人口出生时期人口进入生育期后会出现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因而,通常总出生人口数在呈现出两次生育高峰后才进入一个稳定的状态.为此,我们用分段函数B(t)对人口出生过程进行数值仿真(表达式见附录).其图形见图1.为了反映人口存活率随时间增长的过程,我们首先给出基准的人口存活率L(a)=l(60,a),即t=60时的人口存活率.其中,a为年龄.L(a)的函数表达式也由分段光滑函数给出(表达式见附录),其图形见图2.t时刻的人口存活率设为l(t,a)=L(a(1h(t)).对于给定t时刻的总出生人口函数B(t)与人口存活率函数l(t,a)得出t时刻年龄为a的人口数为p(t,a)=B(ta)l(t,a).人口年龄结构图见图4.对于上述指定不同时刻的存活率,人的最大寿命小于Ω=130.因此,t时刻的人口总数与劳动力人数。生产函数给定为Cobb-Douglas生产函数AKαL1α.经济的初始资本、储蓄率、技术水平、资本份额和资本折旧分别设定为K0=1,s=0.3,A=1.2,α=0.25,δ=0.05,则由(2.1)和(2.2)式分别得到资本与人均资本的随时间的增长过程(见图13与图14).
5结论
由定理2,当人口年龄结构趋于稳定,进而人口增长率与劳动人数占人口比重趋于稳定时,经济增长最终也趋于稳定.而由数值仿真我们看到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增长率的变化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的劳动人数占人口比重的变化使得经济增长出现波动.比较图1、图4与图5,我们看到,随着总出生人口数经历一次高峰及后续的次高峰后,人口总数的增长达到一个高峰出现下降.图6显示的人口增长率则由加速增长转变为低速增长,最后出现下降.但总人口的下降则较为缓慢.这是人口存活率上升的结果(见图3).
随着高人口出生时期人口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年龄人数呈现快速上升的情况,但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显著地先于人口总数的下降,下降的幅度也大于总人口的下降,这是由于生存率上升导致的人口老龄化产生的结果.相应地,高人口出生时期的人口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少年抚养比下降,劳动力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快速上升,经济出现了一个“人口红利”时期.随着高出生人口进入老年,这一比重开始下降,最后渐近地趋于稳定(见图8).
对应于人口出生高峰与跟随其后的次高峰,少年人口数也出现高峰和次高峰,其后少年人口数下降并趋于一个稳定的水平(见图9).少年抚养比呈现出类似的形态(见图11).老年人口的迅速上升则是高出生时期的人口进入老年时开始的，随着人口存活率的上升,老年人口总数快速上升,最后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见图10).老年抚养比在经历了一短暂的下降后也呈现出类似的形态(见图12).
通过数值仿真我们看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与存活率的上升对经济增长有着本质的影响.在经典的Solow-Swan模型中,人均资本随着人口增长率下降是上升的.其原因在于模型中将经济中所有人口当作劳动力考虑的,没有区分劳动年龄人口及他们占总人口的比重的问题.而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及存活率上升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数和他们占总人口的比重的变动引入经典的Solow-Swan模型后,情况则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在“人口红利”时期,总资本和人均资本都迅速上升,伴随着总出生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波动变化,人均资本也出现波动的变化,并在人口老龄化严重的时期出现下降(见图14).
年龄结构范文第2篇
一、指标设计与数据选择
选用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为人口年龄结构指标，鉴于居民消费支出及房价时间序列波动会受到物价、收入等共同因素影响，为了客观反映居民消费及房价，本文选择居民消费支出倾向、居民消费率、恩格尔系数反映居民消费，住宅商品房房价收入比反映房价相对波动和泡沫，相关研究变量如表1所示。样本为2000—2011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其中城镇少儿抚养比、城镇老年抚养比是根据城市和镇的相关人口调查统计数据汇总计算得到。
二、广西城镇人口年龄结构、房价与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1.灰色关联度分析时间序列的回归、格兰杰检验、协整等传统方法对样本量要求较高，而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要求样本容量可以少到4个，对非平稳序列及无规律数据同样适用，为此，本文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广西城镇人口年龄结构、房价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实证。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思想是：确定参照数列（被解释变量）以及被比较数列（解释变量），将指标原始观测数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计算关联系数、关联度以及根据关联度的大小对被比较指标进行排序，与参考数列关联度越大的被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系越紧密，一般认为分辨率为0.5时，关联度大于0.6则被比较序列与参照序列有显著关联，越接近1则被比较序列与参照序列的关联度越强，因素影响越大。本文以人口抚养比、房价收入比为被比较因素数列，用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倾向、恩格尔系数代表居民消费参考列，各序列关联度如表2。老年抚养比显著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率，而城镇少儿抚养比及房价收入比影响不显著；少儿抚养比及房价收入比显著影响居民消费倾向，而老年抚养比无显著影响；少儿抚养比及房价收入比也显著影响恩格尔系数，老年抚养比影响不显著。考虑到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理论，选择以房价收入比为参考列，计算其与人口抚养比的关联度如表3，少儿抚养比显著影响房价收入比，而老年抚养比不显著。由此可见，房价收入比与少儿抚养比一致表现为对居民消费倾向及恩格尔系数的显著影响，一定程度上也源于少儿抚养比与房价收入比的显著关联。
2.时间序列分析本文对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对数处理以克服异方差性，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仅居民消费率与少儿抚养比是平稳序列，但上述关联度分析已显示二者无显著关联，故不再继续分析。居民消费倾向、恩格尔系数、房价收入比、老年抚养比为一阶平稳序列，且老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倾向、恩格尔系数、房价收入比无显著关联，也不再继续分析，而房价收入比与居民消费倾向、恩格尔系数有显著关联，采用EG两步法做协整分析，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与房价收入比的协整关系不显著，而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与房价收入比则存在显著协整关系，且模型拟合效果好，房价收入比对居民消费倾向有长期正影响，房价上涨体现了显著的财富效应，房价收入比的短期变化对居民消费倾向正影响不显著，居民消费倾向实际值与长期均衡值的差距有70%得到纠正。在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机制方面，广西少儿抚养比与房价收入比的显著关联，但二者不是同阶单整，而老年抚养比与房价收入比无关，表明住房需求对房价的影响机制显著，生命周期假说关于老年抚养比对房价的负影响机制不显著，这是因为小孩多的家庭可能会有更多住房需求，而老年人较少以房养老。
在房价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方面，广西房价收入比对城镇居民消费倾向有长期正影响，即房价相对上涨1%则会刺激居民消费倾向增长0.67%，居民财富效应及抵押效应显著，且房价收入比与恩格尔系数有关，则房价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显著。在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方面，老年抚养比与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及恩格尔系数均无关，但与居民消费率有显著关联，这与生命周期理论是一致的；而少儿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无关，但少儿抚养比与居民消费倾向、少儿抚养比与恩格尔系数有显著关联，这可能因少儿抚养比通过影响房价从而影响消费。从上述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及居民消费的影响来看，由于居民消费率反映了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可知人口老龄化已对广西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而少子化则未影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可能影响房价和居民消费倾向及恩格尔系数。
年龄结构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人体器官；年龄变化；健康状态
1. 器官是人体构架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从小就接触了生理发育的课程，课本中简洁的介绍了我们人类重要器官，从骨骼到脉管，从呼吸到消化各个系统，有些初步的了解，这些从小到大的器官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
从我们生长发育时，器官就随着我们在不断变化，从婴儿时期到老年时期，人的身高、体重、长相，这些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当然，每个人的变化不是完全一致，这些变化都有很多方面的因素，环境因素、个人习惯以及其他的原因，同时男女也是有不同的，各个人的形态发展方向都会遵循一定的方式。
骨骼系统是人体运动的关键，它和其他系统相辅相成完成人体系统的运行，它“支”起了人体，承担了人体中支柱作用，它按照一定的方式组接，用它较为坚固的结构来完成保护体内系统，让一些内部器官不至于杂乱无章，有规律地运行，避免外在的一些作用力。这是骨骼最主要的作用之一。其次它是一个储物间，它为机体提供钙质和磷，同时还参加了造血还有免疫。肌肉帮助关节达到一定的稳定性，它和骨骼有着相似性就是起着一定的支撑性，保护性，它通过发热提供了能量，它也是人进行运动的重要推动系统。消化系统分为很多枝节，大的部分由口腔和食道组成，口腔又分为嘴唇、牙齿、舌头等几个部分。嘴巴这个部分就是口腔的始端，通过和食道的配合来完成整个消化系统，同时和鼻腔等一起参与呼吸，口腔还是发声的载体，食道将食物等进行“加工”活动，让食进的东西进入胃中完成消化。韧带是重要的连接物，它让一些骨头连接起来，当肌肉进行拉伸的时候，到一定程度它就发挥作用了。呼吸系统也是有两大部分组成，我们在与外界进行接触，我们吸入氧气排出二氧化碳然后连接着肺部进行呼吸。泌尿系统也是个复杂的系统，肾脏产生尿液，排除了体内代谢物通过输尿管到膀胱再通过尿道排出。脉管系统就是负责管道功能，也就是“搬运工”将营养物质运输到需要的组织并将代谢出的废物运输到泌尿系统，分布比较广，完成内部的循环活动，心脏、静脉、动脉、毛细血管、承接了各个部分的循环，来完成新陈代谢。人体就是通过这些器官的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来完成人的发展。每一个器官都不是单独存在的，每一个器官也都有它特殊的作用，一个人负责一部分共同合作使机体正常运作。
2. 器官随年龄变化反映生理年龄
老年人很容易出现骨质疏松，在我们周围，当然也不一定是老年人容易出现这类型的问题，有一些年轻人也会出现这种状况，人们都会羡慕年轻时候，有不错的身体体质，花样年华，能蹦能跳，身体机能达到人生顶峰，骨骼处在发育阶段，生产阶段，骨骼中钙质也是比较多的，人在生长发育的时候，骨骼储存的钙质就和一些矿物元素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人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就不会在生长，骨骼到达成熟的阶段，钙质也会相对减少很多，这时候就容易出现骨质疏松，还有在年龄大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骨质增生的情况，一些组织出现功能退化，小时候，我们都吃一些补钙的食物，来促进骨骼的发育，在老年人中发生的比较多的骨质疏松和骨质增生，大多采用贴膏药的方式，适当的锻炼也是有好处的，所以现在很多老年人也都有平时锻炼的时间，骨质疏松可以在任何年龄段发生，它主要是骨组织的减少造成。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肌肉组织也是慢慢发达到一定程度呈下降趋势，人锻炼得多，肌肉越发达，但是随着年老肌肉会出现萎缩减少，很明显的就会体现在脸部，脸部肌肉开始出现松弛现象，身体也会出现这种症状，肌肉松弛，加强对肌肉的运动是对健康有好处的，这样也能延缓它的松弛，而且如果是长期都没有达到一定的运动，肌肉也很容易萎缩。人在一定年龄阶段对食物的要求也不同，当然个人都有个人的口味和喜好，在正在生产的阶段，人体各个器官运行发达，也需要更多的能量补充，新陈代谢加快，到了一定年龄，味觉系统有所下降，可能比较偏爱重口味的食物，盐分多、油分多、糖分多的食物，这又会加重胃部的负担。小孩容易患呼吸系统疾病，他们的呼吸系统比较敏感，对外界的免疫力不够强，主要是身体机能处在一个脆弱的阶段，还有到老年的时候发生支气管炎、哮喘等几率加大了，肺部会发生一些变化。还有就是孕妇在生完孩子后身体器官也是有所变化的，主要体现在生殖器官的变化，随着年龄结构的变化，人体器官呈现山形变化，在青年时期都是最盛时期，初期都是在发展，到后来就开始退化，也就是老年人和小孩体弱多病的原因了，到老年，血管也会变硬变得脆弱，心脏功能，肾功能，泌尿系统都是有所减退的，这也就是冠心病、中风、高血压、糖尿病等比较常见病的发生了，都是器官功能发生衰退。当然，人体在幼儿期和老年期患病的几率比较大，但是处在正发育时期的青年也是容易患一些病，比如，现在越来越常见的近视眼、胃病、心脏病等等。这些与自身生活习惯有关，在我们这个阶段，我们的视觉系统是处在一个发育的敏感时期，很容易受外界环境的而发生变化。还有些不良习惯比如说吸烟，中年到老年的吸烟人群可能比较大，最明显的器官变化就是人的肺部，因为烟是直接通过呼吸系统进入人体的，进入肺部，不吸烟的人群明显要比吸烟的人群肺部功能好得多，而且，吸烟的人患冠心病的几率也要高很多，并且对神经系统有损坏。女性在怀孕前后的器官变化也是比较明显的，血压会升高，但是下降后还会比平时稍低，子宫收缩，肾脏等受到的压迫会减小，腹腔壁的松紧度会有降低，这时候内部运转可能不是很畅通，脉搏跳动会稍稍加快。人体的器官都反映了人的健康状态，反应了人的生理年龄，健康的饮食习惯和健康的行为习惯都能够加强器官的功能，促进人体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袁床成.人类器官强度的老化、生理年龄和寿命.[J]辽宁体育科技.1985（04）
[2] 陈子为.老年的体质变化.[J]医师进修杂志.1983（03）
年龄结构范文第4篇
【关键词】 人口年龄结构 标准消费人 消费函数 人口老龄化
消费是总需求的主要部分之一，研究消费是由什么引起的、决定消费的因素是什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低消费、高储蓄的现象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而他们所研究的大多是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中国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中国的传统习惯等等，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消费的影响没有过多关注。
2000年，我国老年人的比例是7%，而武汉市已经达到了8%。2013年2月18日，武汉市老龄办对全市人口比例变化进行了分析，指出老龄问题日益严峻。武汉市老龄委通报的数据显示，从1993到2012年，武汉市老年人口逐年递增。老年人口的增加则意味着老龄问题日益严峻，需要解决的问题增多。鉴于武汉市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强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将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分析武汉市当前的消费情况。
一、理论基础
根据凯恩斯（J.M.Keynes）的绝对收入假说，影响个人消费的因素是比较稳定的，消费者的消费主要取决于收入多少，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也增加。在这一理论假设下，可得到如下的个人消费函数：
Ct=b0+b1Yt+ut （1）
其中，Ct为第t 期的消费支出，Yt为第t期的绝对收入，b0表示自发性消费，b1为边际消费倾向，0
本文将人口年龄分为少年人口（0―14岁）、成年人口（15―64岁）、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三个年龄组。
二、建立模型
1、直接引入人口年龄结构的消费函数
在给定消费水平条件下，最终的消费函数为：Ct=ctPt （2）
其中，Ct为消费总额，ct为人均消费水平，Pt为总人口。
从上式来看，影响总消费水平的因素有人口总数和人均消费水平，而影响人均消费水平的因素有很多，如人均收入水平、人口年龄结构等，直接引入人口年龄结构变量可得到：
Ct=a1+a2yt+a3agedt+a4cht+ut （3）
以下本文将用ch、l、aged分别代表少年人口、成年人口、老年人口的比重。
2、间接引入人口年龄结构的消费函数
该模型的建立主要是通过引入标准消费人的概念，将社会总人口折算成总标准消费人数。将此概念运用到绝对收入假说和相对收入假说中，可得到排除了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的消费函数模型。最后再将以人口年龄结构表示的标准消费人带入模型中，可得到总消费函数。
（1）得出标准消费人。假定武汉市总人口P中，少年人口有Ch，成年人口有L，老年人口有Aged。假设少年人口平均消费水平相当于成年人口的？琢倍，老年人口消费水平相当于成年人口的？茁倍。因此，将所有的人折算成标准消费人――以成年人消费水平作为标准。则在人口为P的情况下，共有标准消费人SCP。
（2）将标准消费人引入消费函数。根据标准消费人的计算，可知标准消费人的消费水平是排除了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的指标，因此决定消费水平的因素剩下了人均收入水平、消费习惯等。再根据绝对收入假说，就可建立引入标准消费人的消费函数为：
SCt=a1+a2y+ut（5）
其中SCt是t年标准消费人的消费水平。
以上两式是消除了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水平影响的消费函数，通过数据估计就可得出函数的参数，即可通过预测得到未来标准消费人的消费水平。
（3）将人口年龄结构间接代入消费函数。将消费函数式（5）两边同乘以标准消费人总数SCP得到总消费函数：
通过标准消费人的应用，即可成功地将人口年龄结构代入消费函数。对上式进行简单地分析，可以知道，老年人和少儿的消费水平与成年人也就是标准消费人的消费水平越接近，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水平的影响就越小，反之越大。
三、数据整理
1、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水平数据
根据武汉市历年统计年鉴中有关GDP、人口、消费以及各类数据资料可以计算得到GDP和人均消费水平的可比价格的数据。
2、标准消费人及消费水平数据
假设以一个15―64岁的成年人为一个标准消费人，将成年人的消费水平作为标准消费水平。然后按一定的比例把少儿和老年人折算成标准消费人。因为在目前的研究中，关于少儿、成年人、老年人的消费系数（即消费比例）没有权威统一的数值，且大多数学者认为老年人和少儿消费量要低于成年人消费量，因此为了使模型更具有代表性和研究的方便，赋予该消费比例（少儿∶成年人∶老年人）两组数值：0.7∶1∶0.7；0.6∶1∶0.8。据此我们将2000―2011年期间武汉市人口换算成标准消费人。
如果将老年人和少年儿童的消费系数定为0.7，得出的数据显示，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断上升，每100人的标准消费人由2000年的92.42上升到2009年的94.07，到了2010年又开始下降，下降到2011年的93.82。
如果把老年人的消费系数增加到0.8，而儿童的消费系数下降为0.6，则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数据显示每100人的标准消费人由2000年的91.49上升到2009年的94.07，到2010年又开始下降，下降到2011年的93.82。
四、模型的检验―消费函数分析
1、对直接引入人口年龄结构变量的消费函数模型的检验
根据上文所阐述的理论以及假设和函数模型，我们用2000―2011年间的有关数据对人口结构、人均GDP、消费的关系模型式（3）在Stata中进行回归分析，可得以下结果：
Ct=-5964.601+0.137yt-151.344cht+1597.091agedt（8）
t值：（-0.80） （3.96） （-1.80） （1.86）
p值：（0.447） （0.004） （0.109） （0.099）
同时，R2=0.9953，校正后的R2=0.9935
由该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人均GDP和人均消费之间呈强显著关系，而少儿比重与人均消费之间关系不显著，且基本上不具有相关关系。然而，在该模型中，不能反映老年比重和少儿比重对消费是否也有显著影响，即不能准确反映年龄结构对消费的影响。所以，引入标准消费人的概念，再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与检验。
2、对采用标准消费人消费水平的消费函数模型的检验
（1）利用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即消费系数：少儿∶成年人∶老年人=0.7∶1∶0.7），对不考虑消费习惯影响的模型（5）进行回归分析得：
SCt=3666.383+0.2486yt （9）
t值：（9.98） （24.52）
p值：（0.000） （0.000）
同时，R2=0.9836，校正后的R2=0.9820
由回归结果可知，当消费系数为0.7∶1∶0.7时，人均GDP对于人均消费是有显著影响的，由此可见，该模型高度拟合武汉市2000―2011年期间消费水平与人均GDP水平的关系，该模型总体显著通过检验，且解释力较高，各参数也显著通过检验，因此该模型可用来进行未来的预测和分析。
（2）利用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即消费系数：少儿，成年人，老年人=0.6，1，0.8），对不考虑消费习惯影响的模型（5）进行回归分析得：
SCt=4919.116+0.1440yt （10）
t值：（8.03） （8.51）
p值：（0.000） （0.000）
同时，R2=0.8788，校正后的R2=0.8666
由回归结果可知，当消费系数变为0.6∶1∶0.8时，人均GDP对于人均消费仍有显著影响，同时前期消费水平对当期消费也存在显著影响，上述模型同样也被证明是拟合了武汉市2000―2011年期间消费与人均GDP、前期消费水平的关系，且也是显著通过检验的，同时解释力也比较高，各参数也显著通过检验。
综上可知：两组数据所得的拟合优度都符合要求，上述所建立的模型可用来对未来消费趋势进行预测。
以消费系数比0.6∶1∶0.8所得模型为例，将估计得到的模型参数代入式（9），即a1=3666.383，a2=0.2468，α=0.7，β=0.7，可以得到含人口年龄结构的消费函数：
Ct=3666.383+0.2468yt-0.3（3666.383+0.2468yt）agedt-
0.3（3666.383+0.2468yt）cht （11）
从式（11）可以看出，随着人均GDP的提高，老年人比重对消费的边际影响会上升，即老龄化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将变大。同时，由于年龄结构变动的影响，人均GDP提高所带来的人均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减小为C't=0.2468-0.07404agedt-0.07404cht，反映了年龄结构对于消费的影响。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逐渐减小，最终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
五、结论
本文引入标准消费人概念，间接地将人口年龄结构变量引入消费函数，通过对武汉市2000―2011年期间居民消费变化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以下几个结论。一是通过模型分析可知，直接将人口年龄结构引入消费函数，模型得出的结果与经济理论不相符，所以不能反映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均消费水平的影响。而通过标准消费人概念，间接地将人口年龄结构引入消费函数，即可较好地反映出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均消费水平的影响。二是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规模将对总的消费量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由于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低于标准消费人，因此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未来的总消费和消费率水平会相对降低。三是消费的增长率趋向平缓并有下降的迹象，人口年龄结构对拉动家庭消费存在重要的影响作用。要进一步促进消费增长，应当对人口结构变化产生的社会文化与个体经济背景变化给予充分的重视。
总之，提高武汉市需求水平不仅需要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福利水平等，同时也应根据人口年龄结构的需求结构相应调整消费结构。
（注：本文系湖北省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大学生科研B类项目“武汉市人口年龄结构现状分析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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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结构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力供给；人口红利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058-02
人口的年龄结构是指人口的年龄分布状态，以按年岁顺序各年龄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率来表示。通常分为年轻型人口、成年型人口和老年型人口。其划分指标主要有老年人口系数、少年儿童人口系数、老化指数和年龄中位数等。
人口的年龄结构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很大。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年型人口结构或年轻型人口结构，则劳动力供给短缺，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人口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老年型人口结构，加重了国家财政支出，使每一劳动力的人均负担加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人口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处于年轻型人口结构，导致劳动力不足，在社会保障不健全的情况下，每一劳动力的负担很重，不利于经济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后，非洲大部分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依然呈现年轻化趋势，劳动力供给短缺和资本不足成为非洲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而亚洲和拉丁美洲等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结构由青年型转向成年型人口结构，使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得到缓解。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口结构由年轻型转向成年型人口结构，这一时期，由于劳动力供给旺盛，刺激经济发展，使失业规模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而今，中国进入了老年人口结构，每一劳动力的人均负担不断加重，劳动规模又呈现相对缩小趋势，经济发展速度将会受到一定限制。
一、贵州省人口年龄结构现状及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贵州省人口增加的特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进入了和平时期，国民经济各项事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在这种大的环境下贵州省的人口总量从1949年的1416.40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3475万人。61年间人口增长了2倍多。其中3年经济困难时期，由于历史等各种原因，人口出现了负增长。1975年是贵州省人口增长的一个高峰期，净增长人口数达到了历史最高峰，与此相对应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着转变。2000年以来，贵州省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提高，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总抚养比下降的特点。
1.根据五普与六普数据比较贵州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
根据2010年与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0年间贵州省人口总量由2000年的3525万人，减少到2010年的3475万人，减少了50万人，减少1.43%；年平均减少5万人，年平均减少0.14%。而在人口年龄构成方面（如图1），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2010年0～14岁的人口为876万人，占总人口的25.22%，比重下降了5.07个百分点；15～64岁的人口为2300万人，占总人口的66.21%，比重上升了2.29%；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298万人，占总人口的8.57%，比重上升了2.78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未成年人口比重的下降以及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小幅上升，说明我国人口持续老化，但我国的劳动力总量目前仍然处于“红利”阶段。
2.根据全国人口年龄结构比较贵州人口年龄结构构成
与全国相比，2010年贵州少儿人口比重比全国的16.6%高8.62个百分比，老年人口比重比全国的8.87%低0.3个百分比，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比全国的74.53%低8.32个百分点。说明贵州人口比全国年轻，潜在的人口增势也比全国大。但少儿比重显著高于全国，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又明显低于全国，导致贵州人口负担重于全国。同时贵州总抚养比比全国的34.18%高16.86个百分点，其中少儿抚养比高15.81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高1.05个百分点，说明了总抚养比下降，但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
3.人口年龄金字塔呈不规律形状
人口年龄金字塔是对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的形象刻画，在金字塔图形中，各年龄组由低到高、自下而上排列。纵轴的左右两边分别表示各年龄男性和女性人口所占的百分比。
从2010年贵州人口年龄金字塔图形中，可以看出有3处明显的凹陷，分别是底部0～9岁凹陷，反映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效果，表明人口出生率逐步下降，中部20～34岁凹陷体现了青壮年人口大量外出省外务工，中上部50--54岁凹陷是1960-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出生人口骤减形成的。该金字塔结构顶部收缩主要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前高死亡水平的作用。
人口经济学家认为，生育率下降，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在逐步向人口老龄化发展和少儿抚养比例逐步下降的同时，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劳动年龄人口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期，这个时期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称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当前贵州省正处于这一发展时期。
二、贵州省劳动力供给现状及存在问题研究
1.贵州省劳动力供给现状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贵州省人口年龄结构中老年人口比重上升，未成年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这将对劳动力供给产生极大的影响。因为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在总人口中未来15～24岁和25～54岁青壮年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比重将有降低趋势，与之相对应的未来55～64岁的相对高龄从业人员和65岁及以上老年从业人员的比重将会有所提高，根据人的生理变动规律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规律，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总人口中的青年劳动力的减少和相对高龄劳动力的增加，将对生产率水平及未来从业人员的素质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新增劳动力减少，生产所需要的新技术结构的劳动力主要来自对增加劳动力和老龄劳动力的培训，但由于高龄劳动力的自身生理因素和其他方面原因如区域流动性差、重新培训的费用高、接受新技术速度慢，难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造成社会的结构性失业，其带来的后果将可能是社会失业率的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社会总产出下降、经济发展速度减缓，这将是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
2.思考与建议
一是现阶段贵州省人口正处于劳动力资源较充足的时期，因此要抓住机遇，快速发展经济，实现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向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阶段发展靠拢。要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就要求有一个合理的产业结构，就是要能够取得最优的人口经济效益。因此可以利用现阶段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资金，由当前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资金密集型产业转变，加快资金的积累，提高劳动力素质，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困境提前作好准备。
二是加快经济发展努力创造就业机会。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必要条件。加快经济发展首先要调整经济结构，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从而增加就业机会。同时要进一步加大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增加对企业技术改造、加大对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科技企业的信贷支持，使之真正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要载体。
三是加强对人才的培养，促进人才区域流动。人才的培养与区域间的流动将有效解决劳动力素质偏低的问题。一般而言，作为第一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农业，它对人力资本要求比较低，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大多属于现代化的经济部门，对人力资本要求较高。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将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和非农业部门。因此，需要加强对农村教育和培训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三、结论
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人口结构的优势趋于减弱。因此应对人口年龄老龄化这种危机我们应该采取积极的就业政策，提高劳动力资源的使用效率，增加劳动岗位，减少劳动就业制度障碍，促进人才在区域之间的流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从而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来发展就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现阶段处于人口红利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人口红利时期之后，应该注意因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而出现的人口缩减。目前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众多，对经济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在此之后，这些劳动年龄人口会进入老年，人口的总抚养系数会随着老年负担系数的变化而变化，尤其是随着高龄老人的增多，这些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很重的负担。为了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应该采取相关措施加强社会保障。因此，为了更好营造有利于就业的环境，相应国家、政府、企业、社会、个人必须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政府提高对就业的重视、保证区域和谐发展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消除制度壁垒和保证必要制度的到位、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转变劳动者就业意识、加大城市化的力度，从而促进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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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结构范文第6篇
【关键词】 人口年龄结构 居民消费 人口红利
一、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之理论探讨
凯恩斯消费理论是现代消费理论的起点。按照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总消费只是总收入的一部分，它是一个短期静态的消费理论。如果从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的角度来看，凯恩斯的理论是关于就业人口或工作人口的消费理论，因为它没有涉及青少年和老年人的消费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它是一个宏观总量消费理论。
直接涉及到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理论是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和布卢博格（Brumberg）的生命周期假说（1954）。按照该假说，消费者按照效用最大化原理，将一生的预期总收入在不同年龄阶段进行最优配置。年轻时，由于没有收入，消费来自父母，因此，这一阶段是负储蓄；而进入工作阶段后，由于要赡养孩子和抚养老人，这一阶段工作人口的收入除了自己的消费外，还必须储蓄一部分给孩子和老人；而老年人则主要靠子女或自己的储蓄来支撑消费。因此，从静态的观点来看，一国青少年和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越高，消费需求也相应越大，而储蓄率也就越低。相反，如果一个社会成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越大，该国的居民储蓄率就越高。
但生命周期假说忽略了一些影响居民消费或储蓄行为的重要因素。例如，退休人口可能会遗赠一部分财产给子女；他们还会保留一些储蓄以应付未预期到的支出，因此，遗赠动机和谨慎动机会部分抵消因老龄人口上升而引起的总储蓄率的下降。相反，如果工作人口比例的上升伴随着长期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人们可能会因为预期到将来的收入增长而增加消费，这会部分抵消因劳动人口上升而引起的总储蓄率的上升。
与生命周期假说基本相似的理论是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弗里德曼将收入分为两部分：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他认为消费者收入中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的构成决定了消费水平。对于一个预期的收入的持久增加，消费水平会持久增加。而对于一个暂时的收入增加，消费也会增加，但暂时的收入增长诱致的消费增量小于持久收入增长诱致的消费增量。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都认为长期收入水平决定了消费，但二者之间的差异在于：生命周期假说强调预期支出对消费行为的影响；而持久收入假说强调预期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从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的角度看，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与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有相似的结论。
在生命周期理论之后，还有其它一些微观模型也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家庭储蓄需求模型将孩子和储蓄等都看成是家庭所拥有的不同形式的商品，它们的经济功能是相同的，都是养老的一种工具，因此，孩子数量和储蓄数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家庭孩子数量较多时，可以相应减少作为养老保证的家庭储蓄；孩子数量较少时，增加储蓄（或减少消费）以防老。
另一种与家庭储蓄需求模型类似的理论将分析重点放在家庭孩子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上，该理论不是强调孩子数量和储蓄数量之间的替代关系，而是强调孩子数量和孩子质量的替代关系，家庭孩子数量增加时，在既定收入下，父母可用于每个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会下降，从而减少消费。如果孩子数量减少，家庭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会增加。
许多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对生命周期理论予以修改或补充。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老年人口的储蓄或消费行为的修正。例如，老年或退休人口可能会遗赠一部分财产给子女；由于死亡时间的不确定性以及疾病的可能性，老年人还会保留一些储蓄以应付未预期到的支出，遗赠动机和谨慎动机会部分抵消老龄人口上升而引起的总储蓄的下降。但是，如果下一代预期到上一代的遗赠，则下一代可能会减少自己的储蓄，增加消费。遗赠动机对居民消费的净影响可能是不确定的。不过，有研究表明，遗赠动机其实是很小的,并且常常是非自愿的和偶然的。消费或储蓄行为更多地受到个体死亡风险的信念的影响，而不是群体死亡风险水平的影响。除了遗赠动机和谨慎动机之外，流动约束也会导致老年人口储蓄的增加，因为退休人口必须更多地储蓄，以应付未预期到的支出。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流动约束的作用可能比较大。
二、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之实例分析
现有实证文献大多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专门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实证文献比较少。但是，经济增长通常伴随着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水平的上升。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之间存在着间接的关系。另外，根据Modigliani和Brumberg（1954）的生命周期理论，人口年龄结构会影响到居民储蓄率的高低。而储蓄和消费实质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因此，按生命周期理论，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还是直接相关的。
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经济快速增长时，这些国家或地区也正在发生人口转型，因此，它们成为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经验关系的合适的例子。王德文（2006）对此有一个全面的分析。他分别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例，解释了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奇迹背后的人口因素。他的分析也有助于理解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
日本经济起飞的时间（1950－1973年）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29％。与此同时，日本正经历人口转型，人口生育率和死亡率同时下降，日本的抚养系数从1950年的68％下降到1970年的45％。王德文因此认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导致日本经济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经济增长带来了人均收入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的上升。日本的经历表明，人口年龄结构成年型产生“人口红利”，长短期内都会带来居民消费的增长。日本在1989年经历股市泡沫之后，陷入连续10年的经济低迷期。有人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来解释，认为日本的“人口红利”期是1950－1990年，持续了约40年，而1989的股市崩溃正是因为日本“人口红利”期已经结束。与此相伴随，日本的居民消费也是一蹶不振。
日本经济繁荣期（1950－1989年）和萧条期（1990－2000年）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变化轨迹初看起来确实如生命周期理论所预言的：人口成年型时期，经济和居民消费增长；人口老龄化时期，经济和居民消费低迷。但是，其中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证实。至少有三个问题尚未得到明确的解决。第一，日本的国内市场狭小，一直依赖外需维持经济增长，居民消费并不是驱动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1989年的日本股市崩溃并不一定导致了日本的居民消费低迷。所以，还不能确定是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引起了日本的居民消费不足。第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6－1964年）出现了所谓的“婴儿潮”（Baby Boom），日本也同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类似的“婴儿潮”（在日本称为“团块世代”）。两国都经历了同样的人口转型，但在美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为什么没有引发类似日本一样的经济变化――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第三，日本的经济增长确实在股市泡沫之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同时，日本的人口也在下降。如果将人口因素考虑进去，日本人均GDP的增长并不如日本的GDP增长那样差。
在日本之后，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也经历了类似的人口转型和经济发展过程。其中中国台湾在1962年时总抚养系数高达94.1％，到1995年时已经下降到了45.8％，下降幅度超过一半，同期经济增长约6％左右。韩国从1961年开始控制人口，该国总抚养系数从1965年的88.3％下降到了1995年的41.4％，下降幅度超过了一半。而韩国同期人均收入增长年平均约6％左右；人均GDP在1962年时只有83美元，到1995年时已经超过了一万美元；居民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王德文认为，韩国有效利用了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是取得“汉江奇迹”的重要原因。
三、是否存在“人口红利”
有许多研究认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Bloom 和Williamson，1998；王德文，2006）。但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有效利用了当时的国际产业转移机会，实行外向型经济。可能是政策而不是人口因素促进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另外，亚洲“四小龙”都是人口规模很小的经济体，把它们的经济崛起归功于人口转变没有普遍的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也伴随着人口的急剧转型。1978年到2005年，中国经济保持着年均9.7％的增长率。也正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加上经济的因素，中国开始了人口转型的过程。1982年，中国总抚养系数高达62.6％，而到2005年，总抚养系数已降至38.88％。蔡的研究正是表明了这一点（蔡，2008）。以“总抚养比”做人口年龄结构指标进行研究发现，1983年至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在26.8％，并且，抚养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中国人均GDP则上升0.116个百分点，反之相同。
曾经有关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预测认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最高、增长最快，而且可以一直增长到2030年。蔡的研究与此项结论大相径庭。他认为中国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如下：人口总量2030年到达最高点14.06亿；劳动人口在2020年左右达到顶点9.23亿；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现在已经开始以极快速度下降，并将一直下降到2013年。同时，研究还发现，中国的劳动人口平均增长率并不像人们一贯认为的那样很高，今后一段时间内，甚至不如发展中国家的1.1％的平均增长率，仅仅是0.4％。同时，在人口结构中，儿童比例将会一直下降，而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会一直升高。
根据蔡的预测，伴随着人口扶养比的增高，到2013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转变为人口负债。他认为，当我们有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增长模式――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供给和资本积累时，就应当充分利用这一发展模式，保障最大化就业。根据东亚各国的经验，以劳动力优势促进经济发展最终是可以过渡到以技术进步促使经济发展的道路上的。到2050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接近倒金字塔形，中国会成为典型的未富先老社会，而且会越来越明显。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居民消费之间是否确实存在稳定的相关性？人口年龄结构是否确实是中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注意到这些国家都在亚洲，生命周期理论所预言的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更广泛国际数据的支持，因此，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经验关系尚待进一步检验。
【参考文献】
[1] 王德文：人口转变与东亚奇迹：经验与启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 蔡：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结束[D].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演讲，2008-3-24.
[3] Bloom，D.E.and Williamson,J.G..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98,12.
年龄结构范文第7篇
关键词：消费率 少儿抚养比 老年抚养比
我国实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GDP取得高速增长，人均收入和国民储蓄总量不断增加，与经济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即居民消费率却呈长期下降趋势。特别是在2000年之后伴随着我国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居民消费率却以年均1.4%加速下降。过低的消费率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结构失衡的问题，受到经济学家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对我国居民消费率较低的原因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过大的收入差距，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强导致收入中预防性储蓄动机加强等。除此之外，我国居民消费率还会受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影响，不同年龄阶段人口的消费倾向和消费能力是不同的，变化的人口年龄结构不论对家庭消费还是整个国民经济中消费所占比例都会有影响。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本文以抚养比作为反映人口年龄结构的主要指标。包括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和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指0-14岁的少儿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百分比，老年抚养比是指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百分比，少年抚养比加上老年抚养比就是总抚养比，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年龄人口需要负担的人口数量。如表1所示，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少儿抚养比明显减小，老年抚养比逐渐缓慢增加，总抚养比呈现下降趋势。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开始，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结构。2013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0243万人，占总人口的14.9%，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161万人，占总人口的9.7%，到2017年，将超过10%。2030年到2050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
消费率是居民消费绝对数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因此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消费率的影响的时候要考虑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微观角度主要体现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微观经济主体消费行为即消费倾向的影响上；宏观角度主要体现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如何影响国民总产出和国民总储蓄率上。
（一）少儿抚养比下降对我国居民消费影响
低出生率引起了我国少儿抚养比迅速下降。少子女化对中国家庭储蓄会带来影响。首先，中国家庭一直有养儿防老的观念，家庭储蓄和子女数量可以看做是养老两种形式。在高出生率下，父母对养老保障预期乐观，就会减少储蓄增加当前消费。当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或者没有孩子的时候，父母的养老预期会变得不明确，六普显示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18。很多父母在40岁左右或就开始增加养老储蓄，养老储蓄上升消费率就会降低。同时，在家庭中子女数量和质量存在替代关系，低少儿抚养比的情况下父母会增加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入，尤其是营养、教育方面的支出。但是在受教育年限普遍延长的情况下，子女抚育消费（如接受高等教育、结婚买房、成家立业、出国深造）的高峰期实际上发生了后移（18-28岁）。适应子女消费变化趋势，家庭在资源的即期消费与远期消费选择上倾向于远期消费。而远期消费的即期行为就是增加当前储蓄。在现实中的表现是，为了孩子的长远发展，大多数家庭勤俭节约。从以上两个方面来说，少儿抚养比的上升会增加储蓄，减少居民消费。
（二）老年抚养比上升对消费的影响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对一国来说，如果一个国家老年人口的比重上升，可以预期该国消费率会提高。老年抚养比上升预示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并没有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上升。从微观家庭角度分析，中国老年人的退休后收入与消费行为与西方人有所不同，很多中国老年人会在退休前积攒足够的养老金，并且大部分老年人退休后不会选择出国旅游休闲度假的高消费生活方式，他们会省吃俭用减少开支，仅仅依靠微薄的退休金就可以度日，储蓄率下降不会很快。另外一方面，中国人有强烈的遗赠动机传统，遗赠储蓄动机会影响居民的消费和储蓄决策。有研究证明收入分配越不均衡，财富越向少数人集中，整个社会的遗赠储蓄倾向就越高，储蓄率也就越高。我国自1986年以后基尼系数加速增长，目前已经超过0.47。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速导致整个社会的遗赠储蓄增加，引起总消费不振。
（三）总抚养比下降对消费率的影响
总抚养比下降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加。从宏观来讲，一方面劳动供给的增加会降低实际工资率导致居民消费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按照新经济增长理论，当劳动年龄人口增加时，人均资本存量下降，产出减少，会降低居民长期消费；但是总抚养比的下降会抵消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对人均资本存量的稀释作用。如果将总抚养比下降所形成的剩余产出用于弥补资本存量的不足，此时社会人均资本存量并不一定会稀释。在我国的情况是人均资本存量较为稀缺，总抚养比下降使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
综上所述，从长期来看，老年抚养比上升和少儿抚养比下降会降低我国居民当前消费率，我国目前处于人口年龄结构较优时期，总抚养比达到最低点，人口老龄化趋势初现，出现储蓄率的上升和消费率的下降。在一段时间内这种状况不会有较大改善。
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协整技术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两种计量分析方法，利用中国1978-2011年人口年龄结构变量和居民消费率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居民消费率的长期关系进行回归研究。本节将利用协整理论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率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分析。假设回归方程为：CONS= +1YD+2OD+ε。
CONS：居民消费率，是居民消费总额与GDP比值。YD：少儿抚养比，即0-14岁少儿人口数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OD： 老年抚养比，即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选取1978-2011年间我国居民消费率和人口抚养比的时间序列数据来进行分析，样本期为32年。居民消费率数据和人口抚养比数据分别取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历年人口统计年鉴，并通过计算整理。
（一）协整分析
平稳性检验。由于本文所涉及的时间变量有可能是非平稳的，若不加检验地进行回归分析，有可能出现谬误回归。本文采取ADF检验方法来判断数据的平稳性。其检验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这些变量在5%的显著水平上都是非平稳变量，而其一阶差分后的ADF值小于5%水平的临界值，说明一阶差分后的数据都是稳定的I（1）时间序列，因而可以进一步对各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
协整检验。通过上面的平稳性检验，我们得知各序列之间可能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约翰森检验结果见表3。协整回归结果：在95%的置信水平下拒绝无协整的假设，CONS、YD和OD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居民消费率与人口年龄结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对它们的回归不是虚假回归。通过协整回归结果如下：CONS =62.38+0.11*YD-2.35*OD。
回归方程表明：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有促进作用，但是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少儿抚养比每下降1%，居民消费就会减少1.1%。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老年抚养比每上升1%，居民消费率就会下降2.35%。处于少儿阶段的居民消费倾向要高于其储蓄能力，处于老年阶段的居民消费倾向要低于其储蓄能力，并且相比较而言，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抑制作用要大于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提升作用。
（二）因果检验
对各变量的因果关系检验如表4、表5所示。
从表4和表5可以看出，在5%显著性水平下，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即解释变量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是造成消费增长的原因，居民消费率、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并且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更大。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继续，消费率在一段时期不会明显上升。
结论和建议
本文主要探讨抚养比的变化对我国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利用协整回归的方法对1978-2011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少儿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具有弱显著的正影响，而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率有中等显著的负影响，与生命周期理论的结论相反。生命周期理论是建立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在这些国家完善的社会养老制度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家庭养老制度，因此储蓄用于老年消费是平滑一生消费的惟一途径。而我国的老龄化背景是家庭的养老功能弱化，完善的养老保障模式还没有建立，再加上改革、通胀等预期，老龄化强化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的增加。
完善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就应该适当提高居民消费率。从上述结论可知，提高国内需求水平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此改变消费预期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此外，还应进一步调整消费结构，积极发展老年产业和老年消费场。最后鉴于边际消费递减规律和我国独特而强烈的遗赠动机，还应该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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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结构范文第8篇
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居民消费；协整；VEC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7-0008-03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并且在2010年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中国经济的增长大多是由进出口和投资拉动的，消费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始终动力不足。目前，国内学者们主要从收入分配不均、收入的不确定性或谨慎动机等两个角度对居民消费不足问题进行探讨。然而这些研究却忽略了由于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所引起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因而，深入研究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二、变量选取与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
本文使用的是我国1978―2011年的人均居民消费（cons）、人均GDP（agdp） 、少儿抚养比（yd）与老年抚养比（od）的时间序列数据，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以1978年为基期用相应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对有关名义数据进行调整，以消除物价变动的影响。同时，为使模型的设定更合理并消除异方差现象，这里对人均GDP、人均居民消费两个变量取自然对数。本文选取人均居民消费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人均GDP作为解释变量。相关指标解释如下：
人均居民消费。在大多数学者的相关研究中，通常使用居民消费总量或居民消费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考虑到我国区域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区域之间收入差距较大，本文选取人均居民消费对数作为因变量以期消除收入差距带来的模型误差。
人均GDP。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人均GDP作为人均收入的替代变量。
少儿抚养比。指某一时点的人口总体中，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数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
老年抚养比。指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中老年部分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用以表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年人。
（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1978―2011年的人均居民消费（cons）、人均GDP（agdp）、少儿抚养比（yd）与老年抚养比（od）的时间序列数据，数据均来自我国统计局网站，并经过计算整理。各变量的主要含义和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三）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
由于本文利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容易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在进行计量分析之前，首先需要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本文利用计量软件Eviews6.0进行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下页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变量lncons、lnagdp、yd、od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4个变量变成平稳序列，即这4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2.协整分析
由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变量lncons、lnagdp、yd、od是一阶单整序列。在此基础上我们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验证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无论是协整检验的特征根迹检验还是最大特征值检验，其对应原假设至多1个协整向量的检验统计量均小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这意味着可以在95%的置信水平下接受至多1个协整关系的假设。说明lnc、lnagdp、yd、od这4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协整检验方程如下：
由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可知：第一，模型中有人均消费、人居收入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的差分项，人均消费的增幅与上期人均消费、人均GDP、少儿抚养比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07、0.18、0.01。说明消费的变动不仅与上期消费有关，还与收入、少儿抚养比的增长有关，并且收入增长对消费的影响作用更明显，人均消费的增幅与老年抚养比呈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05，说明消费变动与上期的老年抚养比下降有关。第二，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0.072。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数，表示前一期人均消费出现下降变动时，误差修正机制将促使当期人均消费呈现上升的变化趋势。第三，误差修正模型反映的是变量之间的短期关系，误差修正项反映的是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本文中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不仅出现在误差修正模型中，还出现在误差修正项中，说明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对人均消费的影响既有长期影响又有短期影响。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利用我国1978―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和VAR模型分析方法研究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协整分析表明，人均收入水平是影响人均消费的重要变量，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分别对人均居民消费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并且少儿抚养比的变化幅度小于老年抚养比的变化幅度；误差修正模型分析表明，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对人均消费的影响既有长期影响又有短期影响。
（二）建议
第一，增加居民收入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由各种消费理论和实证分析可知，收入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因此增加收入是提高居民消费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收入分配不均，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失业、下岗等因素，使居民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居民消费就变得更谨慎。此时，政府应该调整收入分配差距，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保证居民可以得到稳定的收入，从而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第二，适时适当地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由实证分析知，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有促进作用，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有抑制作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导致人口出生率加速下降，少儿抚养比加速下降，老年抚养比逐渐上升，人口年龄结构发生改变。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使得其对消费的抑制作用更严重。因此应该有选择地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同时考虑到每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不一样的，每个家庭的抚养负担也是不同的，所以适时适当地放宽生育政策，有条件地允许部分家庭计划之外的生育将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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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结构范文第9篇
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影响
Abstract: The changing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has many effects on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changes in Haian County ten years, master the county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Key words: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influence
中图分类号：Q945.48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分析人口的年龄构成，对掌握人口发展的趋势，积极应对今后发展中可能出现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现实意义。本文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海安县常住人口年龄结构的现状、特点以及其影响进行简要分析。
一、常住人口年龄结构现状
海安县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常住人口86.63万人，其中，0-14岁的人口为8.97万，15-64岁的人口为62.33万，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5.34万，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特征。峰值人口年龄组由第五次人口普查的30－34岁演变为第六次人口普查的40－44岁，达9.95万人。
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特点
1、少年儿童人口减少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 0-14岁人口为8.97万人，占全县常住人口的10.35%，比全省同年龄段人口比重低2.66个百分点；比全县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减少7.08万人，比重下降7.06个百分点。
从表1中可以看出，全县少年儿童人口各个年龄组人数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都呈递减趋势。其中0-4岁人口减少0.93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0.84个百分点；其中5-9岁人口减少2.3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2.33个百分点；其中10-14岁人口减少最多，达3.8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3.89个百分点。这一结果表明，十年来，全县计划生育工作成效突出，人们的生育观念也有了很大改变，符合生育政策选择不生现象显露，已进入超低生育水平的发展阶段。
表1: 海安县0-14岁人口分年龄组变化情况
2、青壮年劳动人口比重略有上升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县15-64岁人口为62.33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71.95%，比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减少2.39万人，比重上升1.75个百分点。但分年龄组看，25-54岁劳动适龄人口中，除40-54岁组人口增加3.13万人，占比提高5.14个百分点外，其他年龄组均有不同程度下降，25-29岁减少1.97万人，下降1.87个百分点；30-34岁减少5.24万人，下降5.36个百分点；35-39岁减少2.41万人，下降2.2个百分点；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同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25-54岁人口减少6.5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4.29个百分点。这一结果表明，全县劳动适龄人口中，青壮年人口减少，而中老年人口增多。
表2: 海安县15-64岁人口分年龄组变化情况
3、老龄化程度明显加深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全县60岁及以上人口为21.65万人，占总人口的24.99%，比全省平均高9个百分点；比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增加5.19万人，比重上升7.13个百分点。全县65岁及以上人口为15.34万人，占总人口的17.70%，比全省平均高6.82个百分点；比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增加3.91万人，比重上升5.3个百分点。按照国际上通用的标准，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以上，或者65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7%以上，人口年龄结构进入老年型。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全县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
三、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主要影响与对策
1、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再生产的影响
从人口再生产的角度看，15-49岁是女性的生育期，她们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是影响全县人口生育态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假定妇女生育率基本一致的条件下，生育期妇女人数与近期人口出生率高低成正比例关系。0-14岁和50岁及其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大小，则是制约未来人口再生产规模的重要因素，直接决定今后总人口变动的方向和发展态势。根据国内人口学界最常用的瑞典人桑德巴氏的人口再生产年龄结构划分类型（见表3），海安县人口再生产年龄结构在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为减少型；到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已转变为强减少型（减少程度进一步加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同第五次人口普查比，全县处于生育旺盛期（20-29岁）的妇女减少1.49万人，处于育龄期（15-50岁）的妇女减少3.14万人，此外，10-14岁女孩减少1.86万人，因此，“十二五”期间，面临低生育水平的人口发展现状，保持一个适当的人口更替水平值得关注。
表3 海安县人口再生产年龄结构类型
2、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人是消费者，随着人口年龄构成的变化和人均收入的增加，消费规模将随之扩大，消费结构将发生变化，消费水平将相应提高。消费需求的变化对组织生产和流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县未成年人口（0-15岁）比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减少6.8万人，这一年龄段对基本生活消费品的需求必然减少。但随着独生子女的增多、未成年人的平均消费水平上升，对消费品质量的要求提高，消费结构也发生变化。如城市中，对培养少年儿童智力的消费支出大大增加。同时，由于经济的发展、劳动收入的增加和负担系数的降低，使人民的生活消费水平提高。加之社会进步和消费观念的改变，生活消费的结构发生变化，使恩格尔系数降低，而文化娱乐、旅游消费、高档耐用消费品和住房消费等支出增加。全县老年人口大量增加，使老年人基本生活消费和学习、娱乐、医疗、保健等消费支出增加，消费结构也发生变化，这将促进为老年人服务的产业发展。要根据人口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满足各年龄组人口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3、人口年龄结构对教育事业的影响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全县适龄学龄人口比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减少6.42万人，各适龄学龄组人口发生了很大变化（见表4）。
年龄结构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高校教师 年龄结构 现状 中美比较
一、概述
由于不同年龄的人在学识、经验、精力、能力、敏捷性、创造力等方面表现不同,因而师资队伍的年龄构成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教师队伍教学、科研的活力和兴衰趋势。为了对我国高校师资的现状作一个深入细致的调查,我们查阅了国内外大量资料,并访问了国内外百余所大学的网站,对有较详细资料的学校的教师情况进行了搜集整理,确定了十余所有代表性高校作为抽样样本,对样本进行了认真仔细的统计分析,结合国家教育部的教育统计资料,较为客观、全面地了解我国高校的教师群体结构现状。对高校教师队伍现状的了解和分析是进一步开展高校教师群体结构研究的基础,我们利用实证研究方法,通过多种途径进行了资料的收集工作,获取了大量的教师资料并进行了整理,针对教师群体的年龄结构等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了当前教师群体结构存在的问题,分析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由于当前我国对于高校教师队伍还没有一种公布机制,全面和详细的教师资料或统计资料难以获取,这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增加了不少的困难,为了能使研究结果反映出我国高校的真实情况,我们基于如下原则选择抽样的高校。
(1)资料真实可靠。必须是来源于该校的公布资料。其他来源的资料不予收集。
(2)该校或该校部分学院或系有较详细的教师资料。
(3)选取的高校应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够反映出当前高校的教师队伍的基本情况。
(4)能获取详细资料的个体样本大于30个。资料应是最近进行过更新的。
(5)所选择的高校应有较广泛的地域分布。
(6)各个层次的高校均应有选取。应有一定的部委属高校和地方高校。
二、高校教师队伍年龄结构现状
基于高校抽样原则,我们确定了9所高校的17个院系为研究对象,对各个年龄段教师的人数统计,所占百分比,以及平均年龄的统计研究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1 高校教师年龄结构统计分析表
从统计分析的结果看,不同的高校,其教师年龄结构存在较大差异,相比较而言,重点大学的教师平均年龄较大,普通大学和专科院校的教师平均年龄较小。在这几所重点大学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属于研究型大学,这并无多大的争议。从上述统计结果看,这几所高校教师的平均年龄分别是: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均为48岁,清华大学为49岁。与国际上研究型大学比较来看,以信息科学研究为主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教师队伍的平均年龄为49岁;加利弗尼亚大学九所分校的教师平均年龄为50岁,其中教师平均年龄最大的San Francisco分校为53岁,最小的Riverside分校和Santa Cruz分校均为48岁,其他如Berkeley、Davis Irvine、Los Angeles等分校教师平均年龄均为49或50岁。众所周知,加利弗尼亚大学为美国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其九所分校几乎都排名在全美前五十位之内。因此,我们认为对于我国研究型大学来讲,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是比较合理的。另两所重点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的平均年龄均为42岁,明显低于前面三所重点大学,但又比普通大学教师的平均年龄高一些。从普通大学来讲,四所普通和专科学院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均占教师队伍的60%以上,教师平均年龄也都在40岁以下。
三、高校教师队伍年龄结构分析
从全国高校教师的统计结果看,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占总数的63.8%,说明我国高校的教师队伍总体上来说十分年轻,全国的统计结果没有给出教师平均年龄。但是我们可以假设各个年龄段教师数量呈均匀分布,从各年龄段来讲,30岁以下青年教师由于研究生毕业,一般为25岁,考虑最近各高校都以引进研究生学历以上教师居多,不失合理性,可以假设30岁以下教师平均年龄大约为28岁,30―40岁年龄段教师平均年龄35岁,40―50岁年龄段教师平均年龄45岁,考虑有部分60岁以上教师,50岁以上年龄段教师平均年龄设为57岁,则可得出全国高校教师的平均年龄为39岁。与抽样统计的占我国高校大多数的普通院校和专科学校的教师平均年龄比较一致。关于教师队伍的平均年龄,国内有学者(母国光)认为应在40岁左右为宜。根据国外的一些统计数据分析,1992年美国全国高校教师的平均年龄为48岁,1986年日本大学专任教师的平均年龄是45.2岁,比我国教师队伍平均年龄大7―10岁。这说明目前我国高校教师队伍还很年轻,距离一支成熟的高校教师队伍还有一定距离。
但是,平均年龄并不一定就能说明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是合理或不合理,还应该注意年龄结构的分布状态。从美国1992年教师年龄分布情况来看,30岁以下仅有1.3%,30―39岁为18.7%,40―49岁为35.4%,50―59岁为31.4%,60岁以上教师占13.3%,其中以年龄为45―54岁阶段为主,占36.7%;1998年的统计,35岁以下为9.8%,35―44岁为25.1%,45―54岁为35.3%,55―64岁为22.7%,65岁以上为7.0%,平均年龄为49岁,表明美国高校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以中年教师为主,并保持相对稳定。根据我国1998年的统计,35岁以下教师占52.25%,35―44岁为23.31%,45―54岁为13.02%,55岁以上为11.42%,说明我国高校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以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为主,教师队伍并不稳定。
由于不同年龄的人在学识、经验、精力、能力、敏捷性、创造力等方面表现不同,因而师资队伍的年龄构成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教师队伍教学、科研的活力和兴衰趋势。人的旺盛精力和创造力是在学术上取得较大成就的基本条件之一。组成一个单位的成员一般总是有老、中、青,教学科研群体也不例外,这是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也是事业发展的需要,是保证事业连续发展所必需的。从系统观点看,老、中、青的组合也有一个合理比例的问题。年纪大的人,富有阅历和经验,能传、帮、带;中年人的智能较全面,有很强的创造力;年轻人富有开拓精神,应变能力强,所以群体的年龄结构得到优化,就可以使群体发挥出更大的效能。
四、结语
高等学校师资队伍的年龄结构应是有利于保持旺盛的精力和较高的创造能力,以中年教师为主体,老中青教师具有合理比例,形成持续成长的梯队的综合体。我国高校教师目前平均年龄偏小,一方面是因为造成了人才断层,使得中老年教师数量相对不足,另一方面也因为近几年的高校扩招又促使高校补充了很多青年教师,降低了教师的平均年龄,为了保持教师队伍合理年龄结构的稳定平衡,必须认真采取流动措施,进行有计划的师资流动、调整与补充等。
注释:
①全国统计数据来源: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高等教育统计数据,/gdjy_9344/.
②数据来源: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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