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会会议记录要范文
时间：2023-02-28 23:20:38
年会会议记录要范文第1篇
会议记录的要点和内容1
会议记录有关内容与涉及要点内容如下：
一、概念：会议记录是开会时当场将会议基本情况和会议报告、发言、讨论、决议等内容如实记录下来的文书。
二、特点：一是真实性，是对会议情况的客观记录。二是资料性，是分析会议进程、研究会议义程的依据;是编写会议简报和撰写会义纪要的重要资料;还可以作为原始资料编入档案长期保存，以备需要时查阅。
三、结构：标题+正文+尾部
1、标题
(1)会议名称+文种。如“温州市市点秘书事务所廉政监督员年会会议记录”。
(2)文种。如“会议记录”。
2、正文。正文的构成是：首部+主体+结尾
(1)首部。会议概况，包括会议名称;会议时间;会议地点;会议主席(主持人);会议出席、列席和缺席情况;会议记录人签名等。以上6项应在主持人宣布开会前填写好。
(2)主体。会议内容。包括：
①会会议议义题。如果有多个议题，可以在议题前分别上序号。
②发言人及发言内容。记录每人的发言时都要另起一行，写明发言人的姓名，然后加冒号。
③会议决议。决议事项应分条列出。有表决程序的要记录决的方式和结果。
(3)结尾。另起行，写明“散会”并注明散会时间。
3、尾部。右下方写明“主持人：(签字)”、“记录人：(签字)”。
会议记录的要点和内容2
会议记录的主体部分主要有会议议题、领导人的报告、讨论情况、形成的决议和主持人的总结几项基本内容。
会议主体部分的记录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详细记录;一种是摘要记录。
1、详细记录。详细记录主要用于重要会议。重要会议讨论、研究的问题比较复杂，要求尽可能地记下发言者的原话，即怎么讲的，就怎么记，特别重要的发言，不仅要完整无遗地记录发言内容，而且最好要记下发言者的语气姿态。
重要会议的详细记录，记录人必须把握以下三点：一是记载会议中有争议的问题和分歧意见时，应将争议、分歧的焦点及有关人员发言争论的观点，详细记下;二是记录会议中的关键问题、要害问题时，应将有关人员的发言详细记下;三是记录会议决议时，应详细记录表决情况，对异议、弃权等情况要予以实录，以备考查。对会议的决议性内容，在会议结束前，记录人应念给与会人员听，以便对决议事项推敲得更准确。有些详细记录，必要时会后应加以整理，尔后记录人送会议主持人审阅并视情公布和印发，但原记录不得毁掉，应全文存档以备核查。
2、摘要纪录。摘要记录主要用于一般会议。在没有分歧和争议的情况下，只需摘记关键内容和重点发言，如在会上报告了什么事情，讨论了什么问题，做出了什么决议，哪些人发了言，等等。
会议纪要的基本内容，除了保持会议记录的基本要点外，还必须突出三个方面：(1)会议概况。一般包括会议的宗旨(目的)、时间、地点、参加会议的单位和人员、召开会议的单位或主持人;会议的主要议题，专门会议还要写会议的简要经过，对会议所作总的估价等等。(2)会议的成果。按照议题的层次，包括会议当中与会者对哪些问题展开了讨论，讨论气氛和情况如何，哪些问题取得了一致认识，并得出了什么结论，提出了什么意见和建议，哪些意见和建议需要与会者回去传达、贯彻等等。(3)遗留问题。这部分包括会议涉及到但未得到彻底解决的问题和应该涉及但未来得及讨论研究的问题。写遗留问题是“会议纪要”与“会议决议”不同的一个表现，可以说这是会议纪要的内容特点。“决议”中所写的内容必须是取得一致意见并得出一致的结论的问题，而纪要则不然。凡是涉及的问题，特别是重要问题，不论是否被讨论，也不管是否取得一致意见，一般应该在纪要中扼要记下。当然，有的纪要是不记遗留问题的。
年会会议记录要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公司法；股东知情权；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2.291.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3-0287-02
一、概论
（一）股东知情权的概念
股东知情权，是指公司的股东或投资人，对关系其自身重大利益之事项而要求公司通知和公开的权利。股东知情权是股东所享有的影响极其重要的权利，股东知情权的行使，不仅直接关系到股东自身权益的事先，而且与公司管理能否规范化的问题紧密相连。
“知情权”作为股东知情权概念的基础，其基本含义是权利主体有权知道其应该知道的事情，而国家应当最大限度地确认和保障公民获取、知悉信息的权利[1]。在国外，类似的权利成为“咨询权”，虽然国内外学界对于这一权利的名称有所差异，但其权利内涵和其内在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
（二）股东知情权的内容
股东知情权不是一个抽象的权利，而是由一系列的具体权利构成，一般来说包含查阅权、质询权、选任请求权，其中查阅权是股东知情权的核心。
1.股东查阅权
当公司股权分散时，就会产生公司所有者与公司经营者之间的问题[2]。而公司股东作为公司的所有者，只有对公司的情况有所了解，才能在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上做出符合自己真实意思的决定，并直接关系到股东与公司经营者的信赖程度。而查阅权就是公司股东获取公司信息的最佳方式，因此股东查阅权是股东知情权制度的核心。世界各国也普遍赋予公司股东查阅公司相关文件资料的权利，同时也规定股东查阅权不能被公司章程所限制或剥夺，股东查阅权作为股东的一项基本权利，主要包括财务报告查阅权、账簿查阅权和公司决议查阅权。
现代公司由于股东人数众多，绝大多数的股东并不直接管理公司，而通过财务报告查阅权，股东可以很便捷地了解公司的营运状况，从而实现对公司的间接控制，我国《公司法》34条赋予了我国公司股东查阅财务会计报告的权利。
公司进行决策、管理执行等事务，都是直接通过股东会和董事会来进行的，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的会议记录，直接体现了公司日常的运营状况，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查阅公司记录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一个直观的了解，并对公司高管进行监督，我国公司法也是赋予了股东的这项权利。
2.询问权
当股东出于正当目的想了解上述文件中没有说明的问题时，股东应当有权就相关的问题向董事及相关经营人员进行询问。我国公司法第98条规定，股东有权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第151条第1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要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并接受股东的质询。而旧公司法没有相关的规定。需要指出的是第98条是针对股份公司做出的，第151条是针对所有公司股东做出的规定。
3.股东检查人选任请求权
股东的检查人选任请求权，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有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的现象，股东根据正当理由提出质疑，并申请法院选任检查人调查公司的业务和财产状况的制度[3]。这一制度可以通过由法院选任专业人士调查的方式弥补法院对公司业务不精通的缺陷，有助于法院在做出裁判之前，全面客观地了解公司经营运作状况，从而有效地保护股东的利益。
关于这项权利，英国1985年《公司法》441条有相关规定——“在公司拥有股份资本的场合，国务秘书应200名以上股东或持有股份达到1/10以上的股东请求，可以指定一名或多名检查人对公司的事务进行调查，并安其指定的方式将调查内容向其汇报……”在德国的《股份法》、韩国的《韩国商法典》都有类似规定。而在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关法律规定这种非诉讼的救济方式。
（三）我国股东知情权的保护现状
1.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知情权保护
我国《公司法》34条赋予了股东查阅权和复制权。明确了股东查阅、复制文档的范围包括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在股东查阅会计账簿上也做了程序性的规定：首先，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提出书面请求，并说明目的；其次，公司如果拒绝股东查阅，应该说明理由；第三，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
2.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知情权保护
我国《公司法》第98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知情权，该规定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股东享有查阅权，其查阅的范围包括股东名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等，并且股东有权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质询。
3.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的股东知情权保护
我国《公司法》151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要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会议并接受股东的质询。《公司法》第166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依据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将财务会计报告送交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在召开股东大会年会的20日内前置备于公司，供股东查询，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公告其财务会计报告。
二、我国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的规定存在的不足
首先我们应当承认我国2005年新修订的《公司法》与之前1999年的《公司法》相比，在股东知情权方面，规定的知情权范围有着明显的扩大，这无疑是一大突破和进步。但现行《公司法》对于股东知情权方面的规定还称不上完善，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啊，如对知情权的规定不明确、没有明确股东行使公司知情权的条件等，综合而言，存在着以下不足。
（一）股份有限公司知情权问题
通过《公司法》34条和98条的规定，我们不难看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在股东知情权方面的规定是不同的。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当股东向公司要求查阅遭拒时，可以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而对于股份有限公司则没有类似规定，当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过程中，遭拒时并无相应的法律救济措施。立法者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考虑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人数众多，出于股份公司效率的考虑或预防个别股东的恶意，而没有赋予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同有限责任公司同等的知情权，但应对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的法律救济有一个较为基本的保障，可以在其股东主张权利之前设立一些先决条件，这样既达到了立法者的初衷，又保障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的行使。
（二）无限制的股东查阅权
《公司法》虽然规定了股东的查阅权，但并没有规定股东查阅所需具备的条件以及查阅次数的限制，对会计账簿以外的文档，似乎任何股东都可以无限制地查阅。权利是一把双刃剑，法律赋予权利主体行使其权利的自由，同时也需要求权利人不得滥用权利。而且，我国《公司法》对查阅权行使的正当目的的标准也没有界定，这也影响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稳定性[4]。
1.查阅权的行使方式问题
股东在行使查阅权时，应当遵循何种方式？是否允许复制？我国《公司法》在此问题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不仅关系到股东权利的正确行使，也涉及到了公司利益问题。公司法一个档次对股东查阅权的行使方式有一个统一的规定。
2.质询权的内容范围
我国《公司法》对于质询权的内容范围并没有相关规定。参考各国立法，一般都以概括的方式规定股东行使质询权的特定事项，并局限于股东大会议题的有关事项。对此问题，学界有很多学者都曾提出过相关建议，如刘俊海曾在其著作中指出：质询权的内容应与股东大会议题和议案直接相关，并且为充分理解议案的内容，正确形成自己应有的赞成与否决意见所必须，至于其他内容的质询则不在质询之列[5]。
笔者认为，如同前文提到的查阅权的行使应进行适当限制的理由一样，对于股东的质询权的行使也应当予以适当限制，对质询权的范围应该有一个规范。公司事务范围极其广泛，如果允许股东对公司所为的任何事项都提起质询，则极容易造成股东权利的滥用。
三、股东知情权的完善
（一）细化股东知情权
股东知情权的行使主要是通过查阅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等会计文件或董事会会议记录、制作财务会计报告的原始资料及其它重要信息等账簿文件来实现的。在查阅权的自由度方面来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应当区别对待。由于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数少的特点，其查阅权可相应扩大；而股份公司股东人数较多，且有相对的不特定性，可对其查阅权作相应的限制。如规定只有当持有公司股份达到一定比例的股东才能享有相应资料的查阅权，或是当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公司控制人有非法行为时可以不受上述条件的限制等。
（二）对股东查阅权进行适当限制
对于查阅的文档，亦应当根据查阅文档的不同类型进行区别对待，一些类型的文档，股东可以随意的查阅，无须证明其正当目的，如会议记录、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等。而对于有些文档，如涉及商业秘密的文档等，股东查阅时应当说明目的。
在账簿查阅权的行使方式方面，笔者认为也应当区别对待。业务较为简单的公司，简单的抄写或浏览就可以达到查阅权的充分行使，如无特别原因并无复制的必要。但对于规模较大，业务繁多的公司，如果不允许股东进行复制，股东的查阅权就很难实现。因此，应尊重股东的意愿，让其自主选择，但在保护股东权利的同时，也应当兼顾公司利益的维护，公司应当结合股东行使查阅权的目的来决定是否允许股东通过复制的方式行使查阅权，对于不涉及商业秘密的文件，公司应当允许股东进行复制。
对于股东查阅方式的规定，不妨借鉴一下模式：首先，由股东决定采取何种方式行使查阅权；其次，公司根据文件的性质判断股东的查阅形式是否合理；最后，为股东设定司法救济途径。通过这样的方式，达到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均衡。
（三）检查人选任制度的引入
对于检查人选任制度，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已经有所介绍，我国目前尚没有引入这一制度。检查人选任制度主要针对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这种制度在实际意义上属于将股东知情权转让他人代为行使，这种代为行使只要符合正当要求，是可以充分保护股东权益的。毕竟有更为专业的检查人为股东查阅相关资料，会使股东有效地了解到公司的运营状况。而且，如果多个股东选任一个检查人行使知情权，更有利于效率，因此，笔者认为这种制度是十分可取的。
纵观世界各国，检查人制度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审计员年制度；二是以英国为代表的代表人制度；第三种是以德国为代表的特别调查员制度[6]，综合这三种制度，现提出以下检查人选任模式，可做参考：
第一，当一定持股比例或一定数量的股东有正当理由认为公司的经营管理重大违法或违法章程或公司的决议严重违法，可以将这一理由和请求提交股东大会，若持股比例和人数达不到要求，则应当提供担保。第二，股东大会经半数股东同意，可以聘请律师、会计师或审计师担任检查人。第三，检查人依法拥有调查权，在股东大会所赋予的权限范围内独立履行调查职责，并将最终结果向股东大会报告，因检查人过错而损害公司或董事利益的，则有检查人个人承担责任[7]。
四、结论
对于股东知情权的保护，在世界各国公司法都是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我国《公司法》对于股东的知情权已经有了相关的规定，但同国外的现今立法相比，仍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还存在着进一步完善的空间，目前的相关法律规定仍然较为粗犷，不够细致，希望在日后的《公司法》修正案中能够完善股东知情权方面的规定，若本文能够为股东知情权的保护尽一份微薄之力，乃本人莫大荣幸。
参考文献：
[1] 谢鹏程.公民的基本权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 王文宇.公司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3] 王志会.论股东知情权[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7.
[4] 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5] 王志会.论股东知情权[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7.
[6] 梅慎实.现代公司机关全力构造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年会会议记录要范文第3篇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经济运行方面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这种经济管理体制决定在很长时间内，企业的形式仅限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等公有制形式，而关于公司制度的实践和理论长期处于空白状态。随着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中，以多数投资主体为主要特征的公司制度开始发展起来，并且越来越成为经济体制中的主力军。当然，我们要建立现代成熟的公司管理制度，就必须制订一套完整科学的公司法制度来规范公司制度的发展。现实的公司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公司法制度的建立决定着我们必须对公司法理论展开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使这种理论反过来指导和服务于现实的公司法的建设中去。但由于受到这种现实的国情的限制，中国的公司法理论和公司法的制定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先天不足的感觉，这决定着我国公司法在对包括公司知情权在内的股东权的规范方面存在严重不足，甚至给人一种含混羞涩的感觉。而关于公司知情权规定的不足导致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解决股东对公司知情的相关问题缺乏有效的措施。
（一）我国目前有关股东的公司知情权的立法规定的情况。
在中国的立法体系中，关于股东的公司知情权的立法规定是由公司法来予以规范的。严格意义上讲，根据公司法的立法渊源，公司法应当从两个层次上去理解。第一个层次即为形式意义上的公司法，该公司法的界定标准是狭义的，仅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93年制定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个层次即为实质意义上的公司法，该层次是从广义上来界定公司法的范围的，即凡是有关公司制度的设立、规范的所有法律规范的总和，包括《民法通则》、《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证券法》；国务院制定的相关配套的行政法规，如《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原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依照公司法进行规范的通知》等；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部门规章，如国家体改委制定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中国证监会制定的《上司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而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上述列举的相关公司法律规范，对公司知情权都有一些规定。如《公司法》第32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权查阅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第111条规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地的经营提出建议和质询；第176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将财务会计报告送交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在召开股东大会年会的20日以前置备于本公司，供股东查阅，以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必须公告财务会计报告。《证券法》第三章第三节对上市公司的持续性信息的公开作出了规定，如上市公司有义务公开公司的章程、公司的财务报告、公司相关人员等与股东权益相关的信息。此外，《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也对公司知情权作出了一些规定，如《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第41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纪要、会议记录和会计报告，监督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质询，《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第20条规定，股东有权了解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最高人民法院和证监会的一些规定要求上市公司应当按照法律和法规的规定真实诚信的披露相关应当公开的信息，否则要承当相应的法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中将公司知情权明确列为一种独立的股东权利。
（二）我国法律对公司知情权规定存在的不足。
上述介绍了目前我国有关公司知情权方面的立法状况。我们认识到，由于中国公司法理论发展的滞后和公司法立法技术上的不成熟，导致我国公司法对公司知情权的规定缺乏规范的逻辑体系，同时对公司知情权的设置、内涵、分类、保护等方面均缺乏相关制度方面的建设，相关规定显得过于简陋。具体阐述如下：
首先，公司法关于公司知情权的规定不明确，而且缺乏逻辑性。《公司法》在总则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这是我国公司法对股东权的概括性规定。这种规定显得过于简陋，因为我们知道在现代公司治理中，股东权是一个十分丰富的权利体系，除了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外，还应当包括公司知情权、股利分配请求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建设利息分配请求权、新股认购优先权、股份买取请求权、转换股份转换请求权、股份转让权、股票交付请求权、股东名义更换请求权和无记名股份向记名股份的转换权、表决权、代表诉讼提起权、股东大会召集请求权、提案权、质询权等。面对一个如此复杂的权利体系，笔者认为公司法不应“厚此薄彼”，即将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权列在公司法总则中规定，而将其他权利散落于其它各章中，例如，公司法在32条和111条分别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公司知情权进行了简单的设计。公司法的这种立法方式，忽视了各项股东权利本身的平等保护性，不利于人们从法律层面上全面的掌握股东权，容易使股东忽略自己享有的权利的保护和行使。权利的特点在于法律的明文规定，这是权利与合法权益的区别。因此，笔者认为为明确和保护包括公司知情权在内的各种股东权利，必须在逻辑上从新设计公司法关于股东权的设置问题，即在公司法的立法结构中，在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章中单独设立“股东”一节，全面细致的罗列各项股东权利和股东义务，即明确规定股东享有某项权利，如明确规定股东享有“公司知情权”，同时在相关章节对各项权利的内容进行阐释。这样就能高层建瓴的明确各项股东权，以便于司法实践中对各项权利的行使和保护。
其次，《公司法》第32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权查阅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第111条规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公司法对公司知情权的规定过于简陋。表现在：1、该规定没有认识到公司知情权的内部分类，如，没有区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公司知情权与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公司知情权、上市公司股东的公司知情权之间的区别；没有区分多数股股东与少数股东之间公司知情权的区别。因为，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在股东人数、资本构成与来源、公司治理上存在着较大的区别，这样不同种类的股东之间的公司知情权就有较大的区别；同样控股股东与少数股股东对公司知情权的要求也不同。2、该规定没有明确股东行使公司知情权的条件。权利的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即法律要求权利主体合法行使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也要求权利人不得滥用权利。因此，这必须要求法律对行使权利的条件作出规定。3、该规定对公司知情权的权利内容规定的不够丰富。公司法仅规定股东行使知情权的手段为“查阅”，而查阅的对象仅为股东会议记录、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等。很显然，从实现知情权的手段和对公司的知情对象上看，公司法的规定距离公司知情权的丰富内涵都有很大的差距。同时，与国家体改委先前颁布的《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相比，公司法的规定是一种倒退。《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第20条规定，股东有权了解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从此推定，该规定赋予的股东的公司知情权是全面的，根据此规定，股东有权对公司知情，其实现权利的手段没有受到限制。相反《公司法》的规定限制了公司知情权的范围，与此规定相比是一种倒退。
二、公司知情权产生的现实和理论基础；
上述对我国有关公司知情权的立法情况进行了介绍，可以看到我国公司知情权的立法十分不成熟，因此深入研究公司知情权理论就显得十分必要。作为一种权利，其产生必然要有现实和理论基础。研究权利的本身，首先要寻找产生权利的根原，为这种权利的存在披上“合法”的外衣。
(一)资本的社会化与现代公司的飞速发展是公司知情权产生的现实基础。
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现代经济的日新月异的进步，其背后的原动力即为资本，而通过资本的社会化的整合，资本的推动作用变得异常强大而有力，正是这种整合下的资本原动力促使着社会以全然不同以往的变化速度和规模飞速的前进着。早期的资本大多是通过暴力血腥的掠夺积累起来的，资本的控制主体为操纵国家政权或与国家政权紧密联系的资本寡头手里，这种资本的特征是血腥，资本控制者为牢牢控制资本并攫取利益，常常“身体力行”亲自经营资本，并且恐惧外部资本的介入，常常对外部资本加以排斥，这种情况决定了资本主体的单一性和经营主体与资本主体的合一性。这种特征决定着市场中还没有现代意义上成熟的公司制度，自然也就没有所谓的知情权的问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投资者来说，由于其对企业的高度控制和对企业的实际经营，其对企业的状况是十分清楚的，法律没有必要赋予股东的公司知情权。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现象变成为市场竞争中最普遍的局面了。哪些资本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占有主动，其利用极强的资本实力，在材料、技术、人才和市场开拓方面均占有优势，并逐渐排斥、兼并资本实力比较小的企业。在这场竞争中，使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要想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不被击败，不被兼并，就必须握有一个最至关重要的砝码-资本，因此获取足够多的资本便成为各个企业主绞尽脑汁思考的问题。当然，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社会环境的变化，哪种充满血腥的掠夺式的原始积累的方式很显然已经不适合市场经济中的资本融资要求。因此，各个企业主便不得不寻求新的融资方式。而在这场融资大战中，除了向银行贷款外，企业并购和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吸收他人入股成为市场经济中融资的主流。企业并购中合并和成立股份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实现了资本的社会化，即企业的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于是以有限责任和资本社会化、投资主体多元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公司制度便应运而生。资本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营利性，这一特征使得哪些拥有财富，但由于实力不够或者不懂经营的人，将财富投入企业中通过与他人联合组成公司，完成了财富到资本的转变。资本的营利性促进了现代公司制度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制度产生发展，并促使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将手中的闲置资本投入公司中而成为公司的股东。这样，一个公司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其投资主体即股东的数量是惊人的，在这些众多的股东之中，由于其掌握的公司资本的数量的差距，其所享有的权益是不同的，对公司的经营管理的影响是不同的，大股东通过享有的表决权对公司股东会的控制和利用董事身份对公司董事会的操纵，导致很多中小股东不能对公司的经营作出有实质性影响的举动，因此，很多中小股东的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便渐渐分离，其对公司的经营状况渐渐陷入模糊不清的状态中。由于投入公司的资本安全性和投资收益与自己密切相关，这些中小股东对公司的经营状况的了解是十分迫切的。但由于中小股东“位低言轻”，在大股东对公司垄断经营的情况下，无法真正采取有效手段了解公司的内情。因此，中小股东为满足自己对公司知情的要求，同大股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强烈要求享有对公司知情的权利。资本的社会化使得社会中享有“股东”地位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股东权益越来越重要，他们的呼声越来越值得注意。同时，大股东的不受约束的垄断行为也严重危害社会和公司制度的发展。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小股东争取对公司知情的权利逐渐被法律所确认，这样股东的公司知情权便作为一种重要的股东权利产生了。
公司资本的社会化促使了现代公司的产生和公司知情权产生，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进步，现代公司也以全然不同于往的速度飞速的发展着，公司逐渐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体。首先，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公司的经营范围也越来越复杂，公司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面对着日益复杂的公司经营业务和激烈的市场竞争，管理和经营公司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于是作为公司投资者的股东必须要聘请专业的管理人才来经营和管理公司，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空间越来越大。随着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空间加大，这样不仅使原来无法参与公司经营的中小股东进一步远离公司的管理，而且使原来对公司亲自经营的大股东对公司的紧密控制愈加松动。公司的所有股东都面临着对公司的具体经营状况不知情的“窘态”，享有公司的知情权也逐渐成为大股东的要求。其次，现代公司的投资主体进一步多元化，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进一步发展，逐渐演变进化为上市公司，公司股东的数量大大突破以往的规模，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股东少者几千人，多着上万、甚至几十万人。而且，随着国际融资市场的发展，股东往往超越国别和地域的限制。很显然，面对上市公司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众多中小股民为维护自己投资的安全和获取投资利益，必然要充分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这些中小股东对公司了解的愿望愈加强烈。因此，法律要求上市公司必须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向社会尤其是股民披露公司的经营信息，来满足广大股民对公司知情权的要求。又次，公司在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体后，公司的社会责任感便愈来愈大，公司的有效运行可以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即可以为职工提供就业机会、为政府提供税收来源、为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但相反如果公司不能有效运营，却会给社会造成危害，有时这种危害是巨大的，如震惊世界的“安然公司”倒闭案，“巴林银行”倒闭案。这些案件均对美国、英国的相关产业造成深远的影响。透过这些案件的背后寻找原因发现，导致这些公司倒闭的主要因素在于公司的经营信息的封闭、公司长期处于没有监督的状态下。而监督公司的主体除政府等相关部门外，最有力的监督主体应当为公司的广大股民，因为公司的发展直接与自己的利益挂钩。但是，股民要想有效监督公司，必须要了解公司的内情，而现实中上市公司虚假信息、做假账的现象层出不穷，广大股民的信息知情权常常受到侵犯。出于公司对社会的强烈的责任感，法律从股东的监督主体地位出发，也必须要赋予股东的公司知情权、并加以有效的救济。
（二）公司知情权产生的理论基础。
首先，股东的公司主人翁地位要求法律赋予股东享有公司知情权，并决定公司知情权在股东权利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的作用。公司作为一个享有独立人格、独立存在的经济法人实体，其合法产生和存在的基础是是由各个股东投入的资本。作为公司的投资者，股东才是公司真正的主人，其自然要为自己的利益而设置公司的运行机制，而维护股东的相关合法利益的实现，法律或者通过股东之间的约定要赋予股东享有实现其利益的相关权利。这些通过法律设定和股东约定的相关权利构成一个权利体系，即股东权。股东权是一个包含诸多子权利的庞大权利体系，在这个权利体系中，股东作为公司的主人和从投资的获益性的根本目的出发，股东享有最直接的资产受益权。但是股东的资产受益权是法律赋予股东的一个宣示性的权利，其要真正实现必须要有其他相关权利予以保障，如股东有选择公司管理者的权利、有对公司的经营和发展决策的权利，有表决权、股东大会召集请求权、提案权、质询权等等。但是，这些权利的行使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即股东对公司的经营状况和相关财务信息必须是清晰的，只有股东真正了解公司，才能正确的行使各项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如股东只有知道公司的股本构成的成分、比例后才能正确行使表决权；只有了解公司的资产负债比例、公司有无重大担保后等情况后，才能判断投入资本的安全性；只有了解公司的成本利润率、股票的市盈率等相关财务指标后，股东才能对公司的利润分配情况进行决定，股东并以此决定为依据主张利润分配请求权，并通过对公司获利能力的分析，决定是否增加对公司的投资；股东只有了解公司的相关市场行情后，才能正确的选择管理者、决定公司的经营思路，才能正确行使提案权；股东只有了解公司的治理结构状况后，才能主张股东代表诉讼权、建议监督的权利。由此可见，股东权中的资产受益权的实现需要其他股东权的保障，而其他股东的行使和实现均要求股东必须对公司“知情”，因此，法律赋予股东的公司知情权是客观必需的，而且公司知情权在整个股东权利体系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是其他股东权实现的前提。
其次，股东法律地位的平等性要求法律赋予股东公司知情权。公司股东虽然在出资比例、对公司的实际影响控制上有较大的区别，但股东作为公司中的一员，其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即股东的权利受到平等的保护。法律和章程不得因为股东出资的多少而对股东权利的保护厚此薄彼，即不得对在公司中只保护大股东的利益，而忽视小股东利益的保护，相反，也不能“劫富济贫”，过分苛责大股东，而不切实际的对小股东加以保护。法律和章程在保护股东利益上必需恪守公正，要严格按照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设定股东权利和股东义务,如我国公司法中同股同权和同股同利（第130条）、一股一表决权（第106条）、按股份分配剩余财产（第195条）的规定等。股东法律地位的平等决定各个股东无论“贫富”，均是整个公司大家庭中平等成员，其有权按照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平等的行使各项股东权。我们已经阐述过，公司知情权在整个股东权利体系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是其他股东权实现的前提，因此，股东地位的平等，首先要确认股东有权对公司信息进行了解和知悉，而且这种知情权的平等具有很大的绝对性，尤其在有限责任公司中，无论股东的投资比例占多大，一般来说所有股东的对公司信息的知情权应是绝对平等的，即每个股东都有权了解公司的全部经营信息。这与其他的股东权的平等性有很大区别，因为其他的股东权的平等性具有相对性，一般仅指法律对权利的保护是绝对平等的，但在权利的范围和影响力上是不平等的，如各个股东的投资份额不同，其所享有的表决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的内容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出资越多，其所享有的表决权就越大，其能分得的利润就越大。因此，公司知情权最能体现股东的平等，同是公司知情权也是股东平等地位的本质要求。
再次，股东的利益的相对冲突性要求法律赋予股东的公司知情权。股东通过出资或者购买股份（股票）组建公司或者加入公司中成为公司整体机构中的一员，整个公司在法律上和市场竞争空间中被视为一个独立人格的法律主体和经济利益主体。为使公司做大做强，使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在市场中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各个股东要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同公司之外的市场主体展开激烈的竞争。为此，各个股东要对公司奉献，对公司的发展献言献策，为公司的市场、人才、技术、管理等方方面面的需求贡献力量。这表明各个股东之间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具有紧密的关联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股东为公司奉献，固然有一定的公司荣誉感，而最本质的根源在于股东本身利益的要求，换句话说股东是在为自己奋斗，因为，股东向公司投资的根本目的在于股东要借助于资本生息的天性获取投资利益。但股东要想得到投资利益，有一个前提是公司必须在市场中获取利益，这才是股东对公司奉献的根源。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公司在市场上获取的利益是有限的，有时甚至无法得到任何利益。但股东获取利益的欲望是无限的，而有限的公司利益和无限的股东欲望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各个股东之间的利益产生了冲突。当然，股东在分享公司利益时固然要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力求公平，如要按股分利。但在公司中，各个股东由于对公司的投资不同，其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是明显不同的。这样，控制公司的股东便常常在游戏规则之内或者之外侵吞中小股东的利益。当然，大股东的明抢明夺必然要激起中小股东的强烈反对，因此，大股东采用的最多的办法是制定公司的虚假信息，隐瞒公司的真实经营信息来蒙蔽中小股东。这种获取公司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中小股东的利益即使受到侵害，其一般是毫不知情，或者是不知自己的利益究竟受到了多大的侵害。因此，公司中这种股东利益的相对冲突性必然要求股东要享有对公司知情的权利。
最后，公司的社会责任要求法律赋予股东的公司知情权。在现代社会中，对社会最有影响力的经济主体就是公司，一个国家的公司制度的发展水平决定着这个国家经济水平甚至政治力量。公司的社会责任的问题越来越为广大学者研究的重点。但我认为，公司的社会责任的研究必须要解决公司的治理问题，“一个成熟的企业家，是国家的财富”的说法反映出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影响问题。现代公司由于在经营理念不成熟和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导致公司在创造财富的同时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比较典型如公司经营对环境的破坏，公司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和潜在股东（打算购买公司股票的人）利益的损害。要想克复这些公司经营的弊端，在加强政府监督的同时，必须强化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不仅要设计出高效科学的管理体制，而且要强化公司的内部监督，最重要的是要加强中小股东对公司的监督。中小股东在行使监督权的同时，必须要使股东首先了解公司，知悉公司的经营信息。因此，公司的社会责任，要求公司必需诚实守信的公布应当公开的信息，要求赋予公司股东的公司知情权。
三、公司知情权的产生渊源
首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是公司知情权产生的法律渊源，并且公司法是股东公司知情权产生的最主要的法律渊源。关于公司知情权的法律渊源问题，我们已经在本文的开头部分阐述我国有关公司知情权的立法现状时对我国目前公司知情权的立法现状进行了叙述，对立法缺陷进行了分析。因此，在此就不赘述此问题了，只是在此从文章的逻辑和结构上阐明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是股东公司知情权产生的法律渊源。
其次，公司章程是股东公司知情权产生的法律外渊源。从法律规范的角度讲，公司法是一部强行法与任意法的结合体。从法律的本性和公司所肩负的社会责任感出发，公司法在设计规范时，对有些问题的规定必然属于强行法规范，如设立公司的种类、公司的股东人数、公司的法律责任等。但是，公司的产生首先是由众多股东经过协议、磋商后产生，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要受到各个股东个人意志的制约和影响，因此，法律必须给与他们一定的意识自治的空间，以协调个人意志与整个社会意志的矛盾与冲突，这要求公司法的规范要有任意性、倡导性等非强制性的特点；同时公司作为社会经济生活最重要、最为活跃的主体，数量众多、形态各异、从事的经营范围更是千差万别，因此，作为法律来说，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公司的条条块块均完全罗列，此外，市场经济千变万化，要求公司要能根据形势来规范自己的治理结构，以提高效率和公司竞争能力，这要求公司法必须给与公司意志相对自由的空间，不能僵硬的事事强行令之。上述分析表明，公司具有一定的契约性，公司法具有任意性。而在现代公司制度中，公司章程是公司的契约性和公司法规范任意性的最集中体现。公司章程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范的情况下，经公司股东按法定程序合意制定，是公司这一具有独立人格的团体的大，是公司治理的最高行动指南，其各条规范对公司的所有成员具有约束力，其包含的各项制度应当为各个股东所绝对遵守。公司章程的制定，一般会包含以下三种方式。第一种是，严格遵守公司法的强行性规范的规定，将其吸纳为章程条款，如股份有限公司应当设立股东会、董事会，股东的出资方式不能为公司法规定之外的方式；第二种是，在公司法的授权下，制定不违反强行法的章程条款，如公司法规定，对有限责任公司来说，在每届任期不超过三年的情况下，公司章程可以规定本公司董事的具体任期时间，也可以规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产生办法；第三种是，公司章程在不违反强行法的情况下，可以对公司法相关规定予以限制和扩张，如在章程中规定，股东在一定期限内不得转让股份，对公司经理权予以扩张。我们在分析我国的公司知情权的立法现状时，阐述我国公司法对公司知情权的规定过于简陋情况下，公司极有必要在公司章程中对此予以细致规范。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权查阅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这一规定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公司股东在根据此条行使权利时往往受到限制，但也可能存在滥用诉权的情况，有关机关在解决此问题时也会感到无所适从。凡此种种的问题存在决定公司章程要对公司法规定予以具体化、明确化。如细致规范公司知情权的主体、行使的方式、知情权知悉的范围等。公司章程在完成上述使命后，便自然成为公司知情权的非法律性渊源。
需要注意的是，在规范公司知情权的两种渊源上，要平等对待，不可偏废。公司法作为法律来说，在规范知情权时要高层建瓴，规范科学。同时要对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予以克制，防止大股东或者对公司起实际控制作用的股东利用制定公司章程的优势，限制中小股东的公司知情权，近而损害他们的合法权益。而公司章程要在公司法的指导下完善公司知情权的规定，使其适合本公司的本身利益和股东利益的保护。因此，科学完备的法律规范和公正、现实的公司章程的制定是股东享有公司知情权的必然要求。
四、法人治理结构下公司知情权的规范运作
从公司知情权产生的现实和理论基础推出法律赋予股东公司知情权的必要性，从现实对公司知情权的法律规范和产生的渊源出发认识到我国股东公司知情权在设计上的缺陷与现实中的无所适从，而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总结的目的在于合理设计、规范股东公司知情权的体系。现代公司的科学运作要求公司必需完备的法人治理结构，科学规范的公司知情权体系的运作是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必然要求。权利的规范设计、行使自然要从权利的主体、权利的内容、权利的行事方式、权利的救济等方面着手，本文就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下的公司知情权的规范运作。
（一）公司知情权的权利主体问题探讨。
1、公司知情权的权利主体是公司股东，在我国的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并没有明确的公司知情权的概念，因此，有些人会认为任何有权知悉公司相关经营管理事务的主体（如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公司监事等）均是公司知情权的主体。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从公司法的理论上讲，公司知情权的本质是股东权体系中的子权利，公司知情权的主体为唯一主体即公司股东，公司知情权严格来说应当称之为股东公司知情权，但由于在现代公司法的理论中，股东公司知情权简称为公司知情权已经成为一个约定成熟的说法。股东权按照股东行使权利的目的不同，分为自益股东权和共益股东权。公司知情权作为股东权中的一个基础性的权利，其具有共益股东权的特点，因为，股东在行使公司知情权的时要求公司公开或者纠正一些经营管理信息，这就客观上促进了公司管理的透明化，便于公司监督主体对公司展开必要的监督和促进公司本身的决策管理主体自省，以促进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其最终结果必然是促进公司的整体进步，使公司的其他股东受益。
2、按照权利主体的不同，探讨公司知情权的不同分类问题。
首先，按公司类别的不同，可分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公司知情权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公司知情权。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在公司的成立方式、股本来源、公司的组织管理等方面存在很多差别。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与资合的特点，并且，首先是人合，其次才考虑资合。其人合性表现在股东人数有限，公司的成立在于各个股东之间要综合考虑彼此的信誉的基础上，俗说“要合得来”，如果股东之间的信赖基础很差，或存在彼此的茅盾与隔阂，那么他们组成公司的可能性就不大。这种人合的特征使得股东之间一般要彼此宽容与忍让，要彼此尊重各方的权利，要求彼此都要诚信，这样股东对公司知情权的要求是迫切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的出资比例差别远没有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那样大，其股东的出资利益一般关系着他个人的全部财产利益的基础，因此，股东对公司知情权的要求就显得更为重要。同时，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规模一般比较小，而且各个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机会都比较大，因此，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实现公司知情权要比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少数股股东容易一些。
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分为上司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公司，这两种公司形式决定他们的股东的公司知情权也是不同的。非上市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主要源于发起人和有限社会主体（一般为公司内部职工）的认购，股东数目有限，其股东享有的公司知情权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公司知情权比较相似。但上市公司的股东成分是非常复杂的，一般来说，上市公司的股份均应在证券市场上合法流通，均为流通股，但我国的上市公司中存在着70%的非流通股（包括原发起人持有的尚未上市流通股份、非发起人持有的尚未上市流通股份）。因此，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就存在流通股股东的公司知情权和非流通股股东的公司知情权之分。同时上市公司股份之中既有记名股票也有不记名股票，因此，就存在记名股东与无记名股票股东的公司知情权之分。关于这些股东的公司知情权的特征和设计问题将在探讨公司知情权的范围、实现等问题时予以讨论。
其次，按照持股比例的不同，可分为少数股股东的公司知情权和多数股股东的公司知情权。一般来说，股东按照持股比例享有对公司管理的权利的份额。持有少数股份的股东一般对公司控制力比较弱，其权利比较容易受到大股东的侵害，因此，他们对公司知情权的要求显得比多数股股东要强烈和迫切。相反，多数股股东对公司知情权的要求要弱一些。但是，在现代公司管理体系中，随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的加大，董事会、经理等相关管理机构的权利越来越大，股东会的权利渐渐萎缩，大股东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因此，多数股股东的公司知情权同样不应当忽视。
（二）公司知情权权利内容?从知情权范围的层次上探讨。
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的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由此可见，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知情权的范围很窄，只限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股东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这种范围的狭窄极大的限制了股东的公司知情权。但从公司知情权的本质出发，一切承载公司经营信息的载体均应当成为公司知情权的权利知悉范围。一般来说，这些载体有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记录、公司章程、财务会计报告、原始会计凭证、注册会计师对公司财务的审计报告、监事会的检查报告、相关公司工商注册信息等。这里要重点探讨几个问题，第一、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知情权知悉的范围是否适当，第二，股东是否有权检查财务会计账簿，第三、对于涉及公司商业秘密的相关资料，股东在行使知情权时是否受到限制。
首先，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知情权知悉的范围是否适当。
笔者认为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知情权的范围过窄。法律赋予股东公司知情权的目的在于股东能够全面深刻的了解公司的经营管理信息，近而为自己投资的利益分配和资本安全性判断提供合理的决策依据。在现代公司管理体制中，董事会的权力愈加膨胀，事关公司经营发展的很多决议都是由公司董事会做出的，而法律又没有董事会会议必须公开的要求，而且董事会的召开往往没有少数股股东，因此，少数股股东对董事会会议记录情况比自己亲自参加的股东会作出的决议的情况了解的愿望要强烈的多。这说明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知情权的范围狭窄。同样注册会计师对公司财务的审计报告、监事会的检查报告、相关公司工商注册信息也应为股东公司知情权的范围。
其次，关于股东是否有权检查财务会计账簿、凭证的问题。
公司的财务信息对于股东来说是最为不容易知悉的信息，记载公司财务信息的载体有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对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报告、监事会的检查报告、公司的财务会计账簿。但是，在上述载体中，前三种载体受人为因素的影响比较大，在加入控股股东的意志后，上述载体反映的信息往往是虚假的，股东在了解上述信息时，公司知情权的实现没有保障。而最能客观反应公司财务信息的公司资料是形成公司财务报告的各种财务会计账簿、凭证。这些帐簿、凭证客观直接的反应公司地情况，因此，从满足股东公司知情权的角度来说，股东应当有权检查公司的财务会计账簿、凭证。但是，我们知道公司财务会计账簿、凭证对公司管理、公司的管理机关等来说也至关重要，因此，要对股东检查公司财务会计账簿、凭证要求一定的资格、对方式要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下面探讨公司知情权的实现时予以阐述。
再次，对于涉及公司商业秘密的相关资料，股东在行使知情权时是否受到限制。
法律赋予股东的公司知情权，一般来说，股东有权知悉公司的一切信息，包括管理信息、经营信息。在这些信息中，往往会包含能够为公司带来利益、并且不为公众知悉的商业秘密。那么这些秘密是否应当为公司股东所知悉？对于这个问题，要区别对待。对于有限责任公司来说，股东与公司联系的非常紧密，股东参与公司管理的可能性比较大，一般来说，股东利用公司商业秘密的损害公司的可能性比较小，相反，如果公司受到损害，受害的主体范围也比较狭窄，因此，从社会价值比较的角度讲，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切财务信息都应当为各个股东平等知悉，如果有个别股东利用公司的商业秘密损害了公司利益，应当通过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来予以救济。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结构比较复杂，股东人数比较众多，尤其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其流通股股东不仅人数众多、持股比例小，而且转换频繁，每个股东与公司的利益联系比较小，不像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与公司那样联系的紧密。因此，作为与社会成千上百股民的利益相关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来说，其商业秘密不应当为所有流通股股东所知悉，否则，公司的商业安全和经营利益将非常容易受到侵害。因此，对于非流通股股东的公司商业秘密的知情的资格要从其持股比例、持股时间上进行严格限制。非流通股东的知悉秘密的资格也应当从股权比例上加以限制。
（三）公司知情权的实现。
实现公司知情权必须平衡股东利益与公司利益，即要充分保保护公司知情权，同时又要对股东行使公司知情权方式等问题加以明确，防止股东滥用公司知情权妨碍对公司的正常经营管理。公司知情权的实现，需要股东的主动行使和公司的义务两个方面的规范，我们就从下面两个角度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股东正确行使公司知情权的方式。
股东在知情权受到侵犯时，可以要求查阅公司的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记录、公司章程、财务会计报告、原始会计凭证、注册会计师对公司财务的审计报告、监事会的检查报告、相关公司工商注册信息。为防止股东滥用公司知情权侵害公司的利益，应当作出几点限制：1、在公司向股东公布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记录、公司章程、财务会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对公司财务的审计报告、监事会的检查报告后，股东没有证据表明上述文件是虚假的或者公司对上述文件进行过修改，股东一般不得主张对上述文件要求查阅；2、对于法律和公司章程没有规定必需向股东公布而又事关股东公司知情权实现的资料，公司对股东的查阅的次数要适当予以限制；3、股东查阅上述材料的地点应当在公司指定的地点，不得带出指定地点外，造成公司材料的不当泄漏。4、对于上市公司流通股股东、无记名股票股东的查阅权要作出适当限制，法律应当规定只有这些股东持股达到一定比例，或者联合持股达到一定比例，并且连续持股达到一定日期，才赋予他们的查阅权。
股东在查阅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报告后，有充分证据证明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报告内容虚假或者公司没有对公司的财务进行审计的情况下，其有权主张对公司的财务账簿、凭证进行查阅或者进行审计。公司的财务账簿、凭证数量巨大、对公司和相关主管机关来说意义重大，是公司最为重要的财物资料，应当安排专人保管，防止丢失。针对这一情况，要对股东的账簿、凭证查阅权进行适当限制。同时为了真正保护股东的公司知情权，在公司控制股东出具虚假的财务报、审计报告，或者公司不能形成审计报告的情况下，法律应当赋予其他股东有对财务账簿、凭证重新进行审计的权利，并由公司称承担费用，这样有助于打击控股股东故意侵害少数股股东权益的行为。
股东在行使查阅权和对公司账簿、凭证进行审计时有权聘请专业人士予以辅助。现代公司的经营治理结构非常复杂，公司的经营业务和财务信息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股东一般紧紧依靠自己的了解和判断往往并不能真正知悉公司的状况，甚至不能看破控制股东设计的骗局，因此，为了应付这种局限性，真正保护股东的公司知情权，法律赋予股东有权聘请、选任专业人士辅助自己。
其次，公司要按法律和章程的规定向股东公开公司信息。
年会会议记录要范文第4篇
如果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时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那么中国在 21 世纪头 20 年,至少到现在,由改革所带来的红利以及社会生态变化亦有如资本主义在其不到一百年间所刷新出的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不可思议但又如此真实。我国劳动法制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不管是立法上、还是理论发展抑或学术科研教学,皆有长足进步,亦非昔日能及。“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社会法学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这些贡献主要体现着劳动关系契约化理论、劳动者弱者理论、劳动权范畴论、劳动合同立法论、社会保障制度构建论、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改革论和非典型劳动关系规制论等诸多理论层面。”这个过程中劳动法是遵循什么样的方法完成如此巨大的知识积累和理论革新乃至制度建构,通过分析 2003-2012年 10 年间年会综述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劳动法学知识的创新运用了一条与现实同步的道路,但理论的创新和知识的积累并没有呈现出一条法学方法论指导下学术规范化道路。笔者认为,如果继续沿此道路发展,劳动法学真正树立自己的话语体系或许还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2].
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对社会法学会自 2003 年以来 10年的年会综述和学术研究回顾进行分析和归纳,在此基础上归纳我们文献综述中已经实然存在的方法,同时比较学习经济法学及其他部门法学方法论的运用及其对学科知识进化的贡献,结合劳动法学与社会保障法学的社会法属性,提出构建劳动法的方法论体系,用以指导劳动法学在自身社会法属性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中发展的经验下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构建自己的制度。
劳动法作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一个独立的重要组成部分,调节所有劳动者的劳动关系,保障其权利实现,关乎社会和谐与稳定。于此意义上,劳动法理论发展及知识积累以及方法论的应用显得尤为重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的法律依据是法律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相对应于劳动法律学科来讲,内容的独特性和研究方法的体系性则彰昭了劳动法学科的独立地位[3].
二、分析材料的说明
考究一个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我们可以时间为线串出一条学科发展简史。如今一个再微不足道的话题都会充斥着数以千百计的所谓文章来阐释,即便是可以称道的期刊和论文集中亦不免有伪科学、伪命题出现,如何选定可靠可信的资料素材以便进行我们的研究,在当前社会的的确确给我们提了一个问题。
关于 30 年回顾展望的文章不在少数,亦不乏大家手笔,但学术事业非一家之言,为了保证客观,照顾到学术共同体的参与面,我们选择以年会会议综述或者会议纪要/记录作为分析文本,社会法年会是社会法学界的盛会,最能代表劳动法学知识权威和研究动态,其主导了劳动法和劳动法学的话语权,同时也是劳动法学发展的先锋,引领了中国劳动法学发展的方向和话题[4].
基此,我们选择将中国目前最大的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CNKI)---作为数据来源,搜索自 2003 年至 2012年 10 年的年会综述。进入中国知网页,在“社会科学第 I辑”范围内进行,检索项定为全文,检索词分别为“劳动法”、“社会法”进行检索,之后再一次输入“综述”或者“会议记录”、“会议纪要”进行二次检索,之后按年份逐一查询每一年的文献综述或者会议记录、会议纪要。因为没有搜集全面,再一次搜索,步骤同上,不过不再进行二次搜索,只进行一次搜索之后便逐一排查,以免漏掉任何一个文献综述,在此一过程中有部分劳动法学的回顾与展望出现。
即便如此,在反复检索之后,仍不能全面搜集到全部文献综述或者会议记录、纪要,如此便只有借助公共网络,在互联网中输入百度,在百度搜索项里面输入“社会法网”(社会法网是中国社会法学会的官方网站),之后进入“社会法网”主页,点击“学界动态”,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在此我们找到 2008年至 2011 年的年会预通知,其中 2009 年年会预通知标有题目但是内容缺失;同时还在“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网”中进行检索,其中检索到 2006 年到 2012 年的年会预通知,但其中 2011 年年会预通知阙如,其中列有年会的主题,为我们研究年会综述作了一个指引。最终检索结果见表 1.
起初本文意欲以 2003-2012 年 10 年的年会文献综述为分析样本,然而收集到的年会综述仅有 3 篇,劳动法学和社会保障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只有 1 篇文章,劳动法学和社会保障法学学术研究回顾也限于 3 篇文章,并且年会预通知(我们搜集年会预通知的目的是年会预通知里面会预告当年年会的主题和分论题,这有助于我们沿着每年年会的主题和论题进行研究)也没有网罗全部,仅限于 2006 年到 2012 年 7 年间。面对这些零碎的资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仅仅依靠这些零散的资料我们的研究还能继续进行下去吗?”答案是肯定的。这些资料的不全面会给我们的研究造成很大的困难,使得我们不能很顺利的像我们所预设的那样在年会综述全面的情况下顺利的进行研究,资料不全面时有些侧面的信息不能反馈给我们,但我们紧紧抓住另一个侧面,再进一步扩大搜集资料的途径范围,再进一步补充,抓好一个侧面对于我们的研究就是有莫大助益的,我们就牢牢抓住了年会主题这么一个线索,从中窥见一斑,以求全貌。见年会主题(表 2)
三、文献知识的解读
研究年会综述所体现的知识结构我们可以看出:有些知识为劳动法学多次于年会上进行研究讨论。这或许说明此类知识或理论还不成熟或未完善,需要多次讨论研究;或许说明实践中出现新情况,需要从理论上作出解释,而没有知识或者现有知识已不能满足需要,需要及时更新。对我们从历届年会中总结出的年会论题所论及知识(表 3)分析:(表3略)
具体来看,关于社会法的基本理论的研究探讨共有 5 次,这可能是因为社会法属于公法和私法之外的第三法域,较公法和私法来讲属于新的法学领域,而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又属于社会法,所以在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和社会法的关系上可能还存在一些未澄清的地方需要解释,并且当新的问题或者话题出现的时候需要我们从社会法的角度予以解释。在劳动法的基础理论方面对劳
动关系的讨论共有 5 次,显然劳动法律规范和劳动法学都是以劳动关系为中心的,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劳动关系的内涵和外延也是在适时变化的,厘清劳动关系是我们学习劳动法学和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前提和基础,重要性自不待言[5].劳动法主体理论研究有 4 次,劳动者是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劳动关系也是发生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没有劳动者就没有一切劳动关系得以承载的主体。劳动关系的主体有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两个,加强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以及凸出劳动者的地位同时也是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 关于教学与科研的讨论共有 3 次,从学界对于教学科研的重视程度可以看出学界对于知识的生产和传承的重视,这也是社会法学界年会的一大特色。在劳动法律制度层面,研究较多的是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制度,并且近两年集中研究,这跟劳动关系的变化有直接关系,劳动合同作为劳动法律关系固定化的形式和载体,劳动关系的变化必然导致劳动合同的变化;另一个是劳动基准,劳动基准主要包含了工资、工时、劳动安全卫生等,与每一个劳动者密切相关。并且近来社会上发生了很多患有职业病的案例,劳动者的权益得不到很好的保护甚至得不到保护都给劳动法和劳动法学提出了质问。还有就是劳动争议的处理,在我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颁布实施以后,如何实施以及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予以探讨。在劳动法范围内,综合近来年会的主题,我们发现劳动法制的论题主要集中在社会法理论、劳动法主体、劳动关系、劳动合同、劳动标准、劳动争议处理方面[6].
细致研究劳动法年会的主题就会发现,劳动法的发展是两条腿走路的,一方面有自己知识产生的轨迹和进路,沿着这条路劳动法学完成自己的知识生产和理论创造。如 2004 年关于劳动法主体的讨论,2005 年关于劳动合同的讨论,2007 年关于社会保障的讨论。这一条路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我国劳动法一开始便具有了一种“色彩”,而要完成“色彩变换”和知识更新以致进一步的积累,需要几代劳动法学人的努力,此理论一方面可以归结为规范法学意义上的劳动法;相应地,另一方面可以归结为实证法学意义上的劳动法或者称为非规范法学意义上的劳动法,其意为劳动法与现实生活、现实问题的结合,如 2006 年劳动基准的研究,虽涉及理论问题,但背后突显的却是当前法律对工资工时的规范和规制,2007 年的和谐社会建设与社会保障法,2008 年的改革开放与劳动保障法制 30年,以及 2012 年的社会体制改革,均关联社会实践的实证法学属性,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直接回应当年社会争议案件,从劳动法理论和学理上作出相关案件的劳动法解读,二是与当前社会政策和中央决定相联系,体现出劳动法与时事的紧密沟通,以证明劳动法是个开放的学科,非封闭与落后的学科。总体来看,劳动法“两条腿走路”不仅能够使得其理论有源头活水,也能够使其检测理论的适用性和实用性,调整发展方向,为现实提供智力支持,实现理论持续再造和更新[7].劳动法学以其体系性的知识与现实生活中突显出来的劳动法相关问题全面接触深度耦合,完成一次劳动法学与现实世界的全面互动,这似乎才是结构上完整的和逻辑上顺序的。
然而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年会没有那么多的经历去做一次劳动法学与现实世界的全面回应,即便经历和条件是允许的,那么如果每次年会都把工作放在回应现实世界上,那历次年会就会变成程式化的毫无新意的劳动法理论对现实的宣讲,而完成劳动法学知识的创造和知识理论的沟通也就成为不可能。如果说每一次年会的论题都不同于或不完全同于上一次的论题直至所有论题都被在年会中探讨,那么劳动法学中的各项理论知识和制度都有机会在年会中“一展风采”,如此,历次年会的主题和分论题所铺展开来构成的乃是劳动法学盛艳的知识图景。然而这显然又是不可能的,这跟知识的属性和适用价值有关联。从劳动法 10 年文献综述中可以看出这么一点,即劳动法学年会的主题在基础理论的基础上联系实证问题,并且每隔几年便会再一次把相关理论问题作为年会主题或分论题,理论与实际联系紧密。社会法概念出现多次,自2002 年至 2012 年 11 次年会共出现 6 次之多,可见学界把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定位为社会法的意思以及社会法与劳动法的联系。就这样一方面遵循着现实而抽象出学理上劳动法律关系成立、发展与解除或者消灭等的逻辑进行理论澄清、发展和知识生产,另一方面回应社会热点问题,彰显劳动法的与时俱进,争得劳动法在法律领地的话语权。
在我们社会法年会如火如荼的时候,我们或许忘了“法学方法论设计到法学本身所具有的使命和法学学科本身的独立性问题一直处于法学研究的核心领域”.同时,社会法学的发展和研究多采用什么方法,社会法学的知识生产又采用什么方法,劳动法学和社会保障法学又各自采用什么样的方法,社会法学有没有自己特定方法抑或与其他部门法共用一套方法,社会法学的方法有没有体系,这个体系又是什么样的?
应当讲“,方法论是一个二元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其中最常用的有两对方法论范畴,即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诚然,翻阅我国大陆地区的教科书,不管是最近的还是上个世纪的教科书,多没有关于方法的论述,即便在前言或者序言部门亦没有关于方法论的哪怕一种法学方法的论述。年会主题中没有方法或方法论的研讨,分论题也没有列明有方法论相关。而较之同为第三法域之下的经济法,几乎每次年会都会专门对法学方法问题进行探讨,这或许与经济法学研究中“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显性相关联,而劳动法作为一门老学科发展到今天也同样因为方法的不统一而存在着“问题”或/与“主义”的争执,但我们并没有从方法论的角度试着作出一些努力,以期能在统一结论的前提下兼容并包,向其他部门法或者其他学科借鉴吸收,完善劳动法的知识体系和内容,提升劳动法的话语权。王全兴教授在经济法理论研讨会上指出“:经济法学作为新兴的法学学科,需要重视传统法学方法的运用和多元研究方法的优化组合。”遵循这样一种逻辑:
即法学各学科都需要遵循一定的法学方法完成自己知识体系的构建和内容的完善以至进一步发展;并且经济法学与劳动法学同属第三法域之下的部门法,不仅都需要强调方法对本体的贡献,在某些方面甚或需要采相同或者相似的方法,我们认为劳动法学同样要重视传统法学方法的运用和多元研究方法的组合。如果说由于方法的混乱或者不当,甚至没有方法而出现了伪命题和伪科学,那么有方法而方法各自不统一则造成了学科概念和理论的不统一,甚而“问题”或/与“主义”的论争,这显然不利于学科领域内知识的统一和发展进步。虽然我国劳动法学有了一定的知识积累,但学科体系还未完善,知识沉淀还未完全稳固进而又面临着知识更新和学科转型,此时学界应该建立和完善劳动法学的研究方法,促成在转型时期劳动法学的稳定和劳动法学知识的及时更新、转型。
四、结语
方法论的重要性并非在于要我们在每一个知识点之后缀以相应方法,不
可能也没必要。此时它更像一个幽灵,在不知不觉中到了每一个知识产生的过程中。然而我们现在并没有认识它的重要性,更没有给予其应有的重视。这导致了我们的学者在劳动法知识体系尚未完善,知识尚未成熟牢固的情况下进行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产生路径依赖,常依习惯行事。导致了不论在适用标准还是在劳动法的知识层次上都有一定的差别,进而产生“问题”和/或“主义”之争。这不免分散我们的精力、延迟我们重塑话语权的进程。 沿着 10 年综述的最核心内容---主题---进行探索,发现了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学在理论创造和知识积累过程中的一个路径:以劳动法的社会法属性为前提条件,在定位劳动法社会法属性的前提下,逐步提出现实生活热点话题,从学理上进行解释和理论完善,一步步丰富自己的理论,在理论积淀的基础上不断回应现实,并不时的回顾自己的理论,作出修正和完善;也即一条在基础理论发展之上回应现实、照应现实并不抛弃理论的理论现实“两条腿走路”的模式。这样不仅使得我们的理论和学科建设有了发展所需的素材库,而且也验证和纠偏了我们理论的发展。
年会会议记录要范文第5篇
大学副班长年终总结1
由于当了一年的班委，对班委的工作比较熟悉，这次竞选副班长的初衷是在为同学服务的同时，锻炼下自己的能力，特别是人际交往能力。
本职工作小结：
对副班长来说，最主要的工作是管理班级同学们的出勤情况。刚刚开始接手工作的时候，就有几个同学说，对出勤情况要松点，不要太严格。但我觉得，松也不能太松，毕竟辅导员强调过，出勤这方面还是要严格点。
在这学期初的课堂出勤的点名接交工作的时候，有时会出现一些情况，比如有个别的同学没来上课，但却没有及时地说明情况，像这些同学，我就发飞信询问其原因，原因合理的话，之后再帮其把假条补上。但之后，通过开班会，将一些出勤的情况讲明了，第一次，就给其警告，若下次再犯同样的错误，就直接以旷课记录了。之后，就没人再没说明原因而直接旷课了。这种现象在学期后期就极少出现了。
本学期，由于小甜吃了“培乐斯”面包，而中毒住院，在这段时期，班级的出勤情况稍有变动，但去照顾小甜的同学都有坚持来上课，有时候，早上一二节有课，有的同学(照顾小甜的)还是急急忙忙地赶回来上课，有个别的同学实在是太累了，就让其休息一节课，这也是情有可原的。
本学期班级同学除了吴蔚外，没有人旷课。同学们最低的课堂出勤率为97.61%。早操出勤率最低为98.46%。值得表杨的是，我们班级有到场参加《第二届国际模糊数学年会讲座》的24位同学，都坚持到了会议最后，没有人中途退场。
大学副班长年终总结2
作为班委之一，就必须配合好其他班委的工作。由于上学年担当学习委员，对学委这方面的比较了解。在学委需要帮忙时，帮忙整理了下数分的知识点整理，有时帮学委收发作业，或者发一些学习资料，在学习方面提点意见等。这些都是必须的。在这方面配合得还可以。
偶尔和生活委员一起去男生宿舍检查卫生，这样更助于男生注重自己宿舍卫生的打理，也有助于同学们之间的交流。
开学初，由于班两委比较忙，就稍微帮忙整理下评奖学金所需要的一些资料等一些杂事。每周负责班级情况登记册的填写，总之配合好班级的工作的进展。
计划：
下学期的班级的出勤更要严格要求大家，上课不许穿拖鞋(特殊情况除外)，不准迟到或早退。因为上学期在这点做得不是很好，有一些同学迟到了，虽然为下雨天，但最好还是不要迟到。
要加强和老师及同学的交流，积极主动帮助班委做些该做的事情。
及时地负责好每周负责班级情况登记册的填写。
每周抽点名5次。
做好班会会议记录
大学副班长年终总结3
在我青春的纪念册里，大学为我谱写了华丽的一章。在老师和同学的期望和支持下，我继续连任班级的副班长。大二，同学们对大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学习和生活上都有了新的体会和目标，在班级工作和与同学们相处之间，也显得更加成熟，想问题也更加全面。在上一个学期中，我们0802班的学习和活动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每个同学都表现出了积极向上的态度。作为副班长，我仔细分析和总结了自己这一学期的工作，找出自己的不足和值得发扬的地方。并和其它一部分同学进行了交流和沟通，力争在新的一学期得到更好的改善。
1、努力做好了班级的学期工作和计划。
2、负责管理课堂和晚自习的纪律状况，临时发生的
3、帮助班长做好晚自习的签到工作，协助班长转达上级领导的指示。做好学校、学院一些活动的安排的组织工作。
4、是班中一部分稿件撰写的负责人，一部分对外稿件有我撰写。
5、协助班主任抓好宿舍的纪律情况，是宿舍生活变得更加和谐。
6、检查督促其他委员的工作(学习、卫生、文体等)
在上学期的工作过程中，我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积极配合辅导员和班长的工作。努力做到带头。对临时出现的状况和错误及时加以改正。
但是，在上学期的工作中，我们仍有很多的不足之处。例如：在学习和工作上没有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也没有严格的约束自己等等。在新的学期里，我们会去掉工作中的不足，对班委的工作进行更加彻底的改善。更好的做到辅导员和同学们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努力完成作为一个班委的职责。希望能得到老师和同学的监督。同时也希望他们能给我多多的提一些意见，让我在工作和学习中不断的成长。
年会会议记录要范文第6篇
2009年4月29日，富通集团股东大会通过了集团拆分协议――先前媒体、股东等对富通违背“公司治理的基本规则”的指责可谓声势浩大。富通到底违背了什么样的公司治理基本规则？违背了谁的公司治理基本规则？股东中国平安的什么权力受到了损害？也许需要我们先仔细地看看富通遵循的是哪个国家的公司法和公司治理规则，作为富通股东拥有什么样的公司治理权力，才能作出理性的判断，总结出一些有用的教训。
孪生股票原则：富通集团独特的股东结构与股东会议
富通控股（Fortis Holding）在法律上实际上是被称作“母公司”的两家公司：比利时富通（Belgian Fortis SA/NV）和荷兰富通（Dutch Fortis N.V.），同时受比利时和荷兰两国的公司法管辖，要遵守这两个国家的公司治理原则。
两家母公司以50%对50%拥有两个集团控股公司（Group Holding Companies）――富通布鲁塞尔（Fortis Brussels）和富通乌得勒支（Fortis Utrecht）。为了保持最大的透明度，两个母公司不能持有它们分别在两个集团控股公司所持股份之外的任何资产。
构成富通集团的两个母公司和两个集团控股公司虽然法律上是四个独立的公司，但实际是作为一个单一实体来运营的。四个公司中每个都拥有董事会、CEO和执行委员会等公司机关，但是它们的人员构成和权利都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四个公司在董事会、CEO和执行委员会三个层次上都是“一套人马”。母公司和集团控股公司作为一个整体时统称“富通集团母体结构”（Fortis Parent Structure）。
股东每购买一股富通股票，相当于同时购买了比利时富通和荷兰富通的各一股普通股。富通股票发行的数量总是等同于比利时富通的股票发行数量，也等同于荷兰富通的股票发行数量。富通这一独特的孪生股票原则意味着一个富通股票单位代表着在两个法律实体中的一股，各自有其国籍。股东拥有在两个母公司的投票权，可以选择完全从比利时或者完全从荷兰获得分红。
富通的股东年会通常在每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举行。上午时段（比利时富通）在布鲁塞尔，下午时段（荷兰富通）在乌得勒支。在董事会认为有必要时可以举行临时股东大会，代表超过10%股份的股东可以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在比利时富通和荷兰富通这两个股东大会上讨论的议题原则上是相同的，只会因为法律规定而有微小差异。
富通集团的董事会：构成、会议与委员会
除由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由股东决策的事项之外，董事会是富通的最高决策机构。董事会的基本义务是为富通提供战略指导和监督富通的事务。
富通董事会的构成。董事会最多可以由17人构成，实际人数由公司需要而定。董事会成员的多数要是非执行董事，至少有2位执行董事（CEO和副CEO）。在董事任期未到辞职导致成员空缺的情况下，根据比利时法律，余下董事可以任命一位新董事替补，该任命将由下一次股东大会进行确认。荷兰法律中则没有类似的程序，任命董事总是要召开股东大会。
董事会的会议。富通的董事会会议总是一件“二合一”事项。任何富通的董事会会议都是董事在一个单一的会议上讨论和作出有关富通的决策。但是从法律角度看，是两个会议在一体化地举行。通常每年举行8次董事会例行会议。出于公司业务事项的具体需要，可以以适当的通知在任何时间召开“额外的”董事会会议。2008年富通董事会实际举行了25次会议。
董事原则上应该现场出席会议。特殊情况下，董事长准许一个或所有董事通过电话和视频会议方式出席会议。董事可以通过签署信件或传真方式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一个董事代表其他董事委托的数量不能超过2个。董事会可以通过所有董事书面一致同意的方式、不实际举行会议形成董事会决议：这种做法只能在状态特殊、事项紧急并为公司利益所要求的情况下采用。
董事会的委员会。为了有效地完成董事会的职责，富通董事会设立了提名与薪酬、风险与资本、审计等三个委员会。各个委员会都由非执行董事组成，最少3人，最多5人。2008年9月26日，因金融危机陷入困境之后，另外成立了一个董事会的特别委员会，主要负责建立一个有秩序的危机管理流程及与有关权威部门沟通等， 12月2日该委员会解散。
富通集团的执行管理层：CEO与集团执行委员会
富通的执行管理层由CEO和集团执行委员会组成。董事会决定CEO的义务、权力和职责，并批准由CEO提议的集团执行委员会的义务、权力和职责。
CEO。富通的CEO有代表母公司和集团控股公司的双重身份，但是在所有有关日常管理及董事会委任的具体事项上，都是作为一个实体的行为。董事会提出CEO人选，由股东大会正式任命。
CEO要清晰地界定和传播富通价值观；研究、定义并向董事会提议公司的战略选择，执行和落实董事会的决定。主持、组织和领导集团执行委员会，就集团执行委员会的组成、权力和职责向董事会提出建议，并就执行委员会的绩效对董事会负责。
集团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由CEO和执行管理层人员组成，董事会任命执行委员会成员，并任命副CEO。CEO是集团执行委员会的负责人，领导委员会的组织与运作，就委员会的权力行使与职责完成对董事会负责。副CEO在所有的日常事务上协助CEO。同时，副CEO负责集团人力资源管理。
集团执行委员会作为一个小组来运作，同时每位成员也都有具体的职责领域。集团执行委员会中包括业务部门的CEO（零售银行部、商人银行部、私人银行与资产管理部、保险业务部），集团的首席财务官、首席风险官、总法律顾问和首席运营官。
通常，集团执行委员会每两周召开一次会议。应CEO或两位委员会成员的要求，可以在任何时间额外召开会议。一半以上或者代表一半以上投票权的成员参加，构成有效的集团执行委员会会议，每一次会议都要有会议记录。
富通集团管理：法律、运营和区域三个维度的组织结构设置
法律结构
集团控股公司（富通布鲁塞尔和富通乌得勒支）是运营公司和服务公司的股东。所有与保险相关的业务均组织在富通保险公司之下，所有与银行相关的业务（包括银行、租赁和资产管理等等）均组织在富通银行之下。
业务和支持组织
整个富通分为四大业务板块。每一个板块都是跨国并按统一线路向集团执行委员会报告的。一个业务板块中包含瞄准特定顾客区间的相关业务活动组合，按共同的目标和战略进行运营，由一个以一位集团执行委员会成员为主席的管理小组负责。这四大业务板块分别是：零售银行，商人银行，私人银行与资产管理，保险。
这些业务由几个职能部门提供支持，每一个职能部门由一个管理小组负责，该小组负责人要向一位集团执行委员会成员汇报工作。
区域/国家组织
富通组织结构的第三个维度是国家和区域性的，按国家和区域建立管理平台，把所属区域内的所有实体的关键经理人员集中到一起，以确保区域内各种业务之间的协调，以及适当的当地代表性。这一平台通常是按国家来建立的，从而成为国家管理小组，由一位国家经理担任主席。国家经理向富通集团副CEO汇报。
平安―富通之争的启示：事后维权不如事先行权
富通集团曾是欧洲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富通已经发生了“全变态”。在荷兰的银行和保险业务被荷兰政府收购，其他银行业务被比利时政府收购，并与比利时保险业务一同被巴黎银行收购。
综观富通集团“明文规定”的治理结构，除了奇特的法人身份上的“双重国籍”和公司机关设置上的“三层四位一体”之外，与中国公司治理规则上最大的不同就是“董事会会议”。中国公司法规定董事会会议要提前10日通知，而根据荷兰和比利时公司法运作的富通公司并没有明确的董事会会议提前通知天数规定，而是“可以以适当的通知在任何时间”召开董事会。这样，中国媒体广为传播的指责富通“违背公司治理基本规则”的重要一条――2009年1月31日，北京时间凌晨3点通知一小时后召开董事会会议，平安方面的董事根本来不及拿出意见，更来不及参加董事会现场会议――也就没有了“实际治理规则”上的依据。在富通的公司治理规则上，有关于保证平安持股份额的条文（在遇其他股东增持股份的情况下，帮助平安相应增持股份以保持持股比例，以及在平安持股比例保持在4%以上的情况下给予一个董事会席位），说明平安对富通的公司治理规则制定施加了影响。但是，考虑到中国与欧洲的距离及时差，完全可以进一步在富通的章程和公司治理规则上对董事会会议作出规定，比如，要求至少提前三天通知，以使平安方面的董事能够有时间研究，能够来得及实际参会。
年会会议记录要范文第7篇
【关键词】 审计委员会 有效性 委员会成员
审计委员会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提高财务报告的真实性以及外部审计的独立性等。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规定，审计委员会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1）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2）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3）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4）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5）审查公司的内控制度[1]。
但是审计委员会制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财务舞弊行为仍旧是上市公司频繁出现的重点监管问题。因此，不论是监管部门还是学术界都应对审计委员会职能难以发挥作用及其监管有效性不足的问题加以分析，并寻找深层原因。在国际上有关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披露和内部控制信息的真实度都很大程度上依赖外部审计师以及公司独立董事的监管。然而在我国，由于公司在选取外部审计师和独立董事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难以维持其客观公正的独立性。而针对上市公司的“圈钱”行为，中小投资者又缺乏话语权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监管与保护，这些情况都导致了我国股市目前出现的严重信息不对称、以及扭曲的资本市场状态[2]。新兴的审计委员会很难达到其原设定的目标，其失效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该进行哪些改革以及努力才能保证其行使职权时遵守成立目的和独立性，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不成为另一个形同虚设的“监事会”，就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
为了改进审计委员会制度，使审计委员会发挥到最大的功效，既可以从企业的角度出发，也可以从国家的角度采取一些措施。企业和国家政策制定部门应该一起，为审计委员会的改进做出努力。
1 企业改进办法
1.1 规范审计委员会制度
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2008年由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制定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规定“企业应当在董事会下设立审计委员会”[3]。这些规定都没有强制要求企业成立审计委员会，只是“可以”、“应当”，而不是“必须”。审计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由公司的独立董事构成。目前有关独立董事的规定仅见于中国证监会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等的有关规范性文件中，并且多为选择性条款，导致审计委员会目前仍是一个建设性机构的局面[4]。也由于很多企业出现观念性错误，认为审计委员会的设立仅仅是加强社会对上市公司管理处的监督，甚至认为审计委员会履行职责是给管理当局制造“麻烦”，揭企业的“短处”，于是很多企业对于审计委员会的成立不关心，也不支持审计委员会的工作。
因此企业必须有明确的规章制度来确定审计委员会的职能、制度、权力范围。对于我国的双层公司治理机构，企业还需严格区分审计委员会与监事会的责任，避免审计委员会与监事会职能的重叠。对于股权分散的公司，可以不设置监事会，但必须保证审计委员会的必要工作时间以及畅通的信息来源。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本市场的进步，审计委员会将发挥更广大的作用，以审计委员会作为一种主要的监督模式将会成为一种必然。根据马克·S.比斯利（Beasley，2000）的实证研究，63%的无不实财务报告企业设有审计委员会，其比率高于不实财务报告企业的41%[5]，由此可见设立审计委员会对企业的重要性。
同时应该明确审计委员会对内部审计的直接领导地位，注重审计委员会在沟通内外部审计中应发挥的作用，让其成为内外部审计沟通的一个桥梁。企业还应该制定相关的关于审计委员会会议制度的条款，明确规定审计委员会一年开的会议次数，于每年年初制定当年的详细会议日程，并由专人进行会议记录，每次的会议记录都应该进行保留，并由所有与会人员进行签字确认。
1.2 增强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质量
即使拥有无可挑剔的控制框架，实际执行的人员的素质不足等因素也可能导致内控失败[6]。在过去，大量的精力都放在了对流程和控制的确认上，很少有人去关注委员会成员个人的行为、能力和职业道德。很多审计委员会成员没有相关的财务、会计方面的知识，对于企业也不了解，只是一个挂名的独立董事，没有花费时间和精力在企业监督方面，没有很好的履行其自身的职责，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名誉而做独立董事。亦或者某些独立董事与某些管理层串通舞弊或对于存在的内控漏洞进行隐瞒，这些都会导致审计委员会形同虚设或影响其有效性。
作为公司审计委员会成员，首先必须是公司的独立董事。对于独立董事人员不够在专业委员会里进行分配这个问题，公司应该完善独立董事的提名机制。采用累积投票制，把投票权让给股东大会，让中小股东有参与公司治理的机会，选取的独立董事不再是大股东的发言人。
其次审计委员会的成员应该加强其专业素养，具备相关的资格证明和从业经验，熟悉公司业务流程，具备公司法、投资管理及风险管理知识；具备一定的领导经验和管理水平。在审计委员会成员选取的时候应该考虑不同素质的成员，尽量使委员会成员的专业素养水平多样化，才能够实现技能的平衡性，做到从不同角度去思考问题。审计委员会应该同时具有商业经验、知识技能、并且理解审计人员的角色，这样才有助于发挥审计委员会的效应。
最后应该为审计委员会成员设置合理的薪酬机制，可以包括基本报酬和奖励报酬。其中的奖励报酬可以使委员会成员发现了公司治理过程中的重大漏洞或不足，并及时提出了改善措施，避免了公司遭受重大损失，亦或是公司当年的业绩的分红。这些报酬机制可以很好的激励委员会成员，让其更加忠实于公司，花更多的心思在公司内部控制上面。
2 政府应做的努力
2.1 制定关于审计委员会的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关于审计委员会制度的相关规定主要来自于《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而这个准则的法律效应较低，执行力度不够。其中对于审计委员会的成立也不是强制性的，因此我国可以修改公司法，或者制定一部特定的关于审计委员会的法规，在其中加入关于审计委员会设置、成员任职要求等相关规定。同时还应该规定上市公式审计委员会制定的披露，让公众和相关利益者可以明确了解公司审计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其职能的履行情况，对于失职的人员，企业应该制定惩处措施。
此外，在对审计委员会立法的过程中，应尽量使法律法规直观具体、详细并有针对性，而不是仅仅提供原则性的指导，因此需要尽快对审计委员会的具体运作和检验标准进行研究，颁布有关审计委员会制度的实施细则，明确审计委员会的运作方式，制定规范的审计委员会章程并保证实施[8]。
2.2 加强理论研究及与实践的结合
审计委员会制度在实施中遇见的问题，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所以首先应该加强理论的研究，借鉴国外一些好的发展经验和规定条例，如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中的一些有利于我国审计委员会发展的经验和规定，以此来完善我国的审计委员会。同时审计委员会的发展也离不开注册会计师协会，因此需要加强对审计委员会的研究工作，注重实务界和理论界的共同联系，并且加强其与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合作，共同致力于提高财务报表质量和独立性的研究[9]。必要地时候，加强行业内部自律管理也是一种辅助手段，适当的时候还可以在我国证监局的领导下建立审计委员会协会，制定一些行业内部规范，明确规定审计委员会的职能，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从而规范审计委员会的执业能力。
3 结语
我国的审计委员会这个概念提出的时间还不长，还有许多不够完善的地方，但是由于审计委员会的制度有其优越性，所以必须政府和企业还有公众一起努力，尽量让这个制度能够广泛的推广，高效的运行，让其更好的发挥对公司进行公正有效的独立监督，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帮助企业规避风险，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参考文献：
[1]《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国证监监督管理委员会，2002.
[2]李孟青，李秋燕，金鲜花.《审计委员会设立目标演变及其启示》[J].会计之友，2010，（01）.
[3]《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中国人民财政部，2008.
[4]毕新雨.《审计委员会运行现状及对策分析》[J].时代经贸，2012年1月.
[5]曾小青，《公司治理、受托责任与审计委员会制度研究》[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6]肖竞.《2011年IIA年会情况报告》[J].中国内部审计，2011年9月.
[7]韩传模，刘彬.《公司治理中审计委员会制度有效性研究》[J].会计之友，2009，（04）.
[8]王成勇，《完善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制定的建议》，会计之友，2009，（05）.
年会会议记录要范文第8篇
关键词：高校；二级教代会；民主管理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4）26-0014-02
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校实施了校院二级管理，工作重心的下移，学院的人、财、物等办学自和管理权限不断扩大。因此，必须建全和加强二级教代会制度下的学院民主管理体制，提高学院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1]增强教职员工主人翁意识，努力打造“党委领导、院长负责、教授治学、教代会监督”的二级教代会体制下的民主管理模式。
一、明确功能定位
建立二级教代会制度是加强和改进依法治校、科学决策和民主管理的教职工管理体制之一，是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反对“”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按照《高等教育法》规定的保障教职工参与学院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权力，维护广大教职工合法利益的基本形式。然而就目前而言，部分高校二级教代会建设仍然存在如下问题：第一，思想认识不到位，认为教代会只是形式；第二，工会一级组织缺乏“权威性”，只是发福利、组织教职工文体活动等，不能发挥代表教职工权益的作用；第三，教代会代表履职的缺失性，不能正确行使和履行合法权益；第四，在具体制度和程序规范方面仍然存在不平衡现象，导致二级教代会职权难以全面发挥。随着对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必须探索和建设一套适合学院特色的二级教代会制度下的管理模式，明确各种职权功能定位，真正落实二级教代会体制下的民主监督与民主管理、瓜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因此要处理好二级教代会制度、教授委员会制度、党政联席会议制度三项制度之间的关系。
学术性是现代大学组织的基本属性，而教授委员会是学院学术权力机构。在高校内部的权力运行中，通常形成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并存的二元权力结构体系。从我国长期以来的大学内部管理实践看，行政权力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学术权力缺乏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存在着明显的学术权力弱化现象。因此，建立教授委员会制度，提高学术权力的地位，充分发挥学术权力在我国大学管理改革中的应有作用，健全教授委员会制，发挥他们在学术管理与学术决策中的作用，是科学管理与科学决策的重要体现。
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是对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的发展与完善，在学院管理中应发挥导向功能、规范功能和聚合功能。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对于整合高校政治资源、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发挥党委和行政两个系统的积极作用，最终落实民主管理和科学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也对人才培养和学院的科学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要进一步理顺党组织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民主管理权力之间的关系，使学术权力和民主管理权力能够得到强化，形成院系党政、学术、民主管理相互协同的权力配置机制，真正落实教授治学，民主管理，发挥教职工与专家学者的重要作用。确保在党政联席会议制度下“四权”统一的工作运行与决策机制。[2]
二、确定组织形式及议事规程
1.教授委员会的组织形式及议事规程
（1）教授委员会的组织形式。二级学院教授委员会设立的宗旨是促进院系的学科建设，规范院系科研和教学工作，促进与保护科学研究的权利和自由。教授委员会的本质是教授治学，充分发挥教授在学院发展中的主体性作用，赋予教授参与学术事务的决策与审议的权力，紧紧围绕学院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建设等四个方面的功能，对学科和专业建设、职称评定和教师队伍建设、学术规范和实验室建设等涉及到学术问题的事务进行科学决策，是教授代表参与学院学术管理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
教授委员会的主要职权范围是对学术事务进行咨询、评估、审议和决策，包括讨论和审议院系的发展规划（学科建设、教学计划、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学生培养方案、教学与科研组织形式及奖励政策、学术资源配置和实验室建设规划，教职工年度工作考核评价的标准和劳务分配方案，以及审议院长的年度工作计划和年度工作汇报等，此外还要审议和讨论院长或教授委员会主任提请审议的其他重大问题或重要事项。
（2）教授委员会的议事规程。教授委员会作为以教授代表为主体的民主决策和咨询机构，在职权行使的过程中要依法行政，围绕职权范围内的相关议题开展讨论。因此，教授委员会的职权行使规则最终落在议事规程上。
会议议题主要由有关部门的领导提请教授委员会主任确定，在确定议题时应与同级党政主要负责人进行沟通研究，提出可供备选的议案，提交教授委员会。首先，议题的讨论。教授委员会委员对所议事项要本着实事求是、顾全大局、客观公正和长远发展的原则，发表充分的意见。其次，议题决策的通过。教授委员会实行集体决策票决制，少数服从多数，达到应到会人数一半以上的赞成票，决策方可通过。最后，意见分歧的处理及重议。当议题讨论出现严重分歧时，应暂缓作出决策。要进行深入调查，交换各方意见，在确保能表决成功的基础上再次召开会议。因此，教授委员会主任应在决策前做好沟通工作，了解他们的想法，做必要的思想工作，争取一次会议讨论通过。同级行政负责人须服从教授委员会的决议，这也是对学术权力的尊重。
2.党政联席会议的组织形式及议事规程
（1）党政联席会议的组织形式。党政联席会议是学院的决策机构，凡涉及二级学院改革发展、人财物的管理、教职工福利等相关内容，具体概括为“三重一大”事项（重大事项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都要提请党政联席会议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集体讨论决策。参加会议的人员由领导班子、党委委员、工会主席、教代会主任等组成。办公室主任作为秘书负责记录。必要时还可以邀请其他人员出席讨论议题。教授委员会决策的议题也要在党政联席会议上通报。
（2）党政联席会议的议事规程。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由行政办公室负责组织，院长或党委书记主持。实行例会制。原则上每周一次，安排固定时间，可根据实际情况做适当调整。会议有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到场才能召开，会前发放征集议题，并由议题提出者考虑具体备选方案供会议讨论。最终由院长和党委书记商量确定是否上会讨论，会议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在每个人充分发表意见，充分酝酿后，投票表决或口头表决，最后根据多数人的意见确定结论，力求达到一致通过。如果意见不统一，则暂缓决定，要做好会后沟通工作，待时机成熟后，再研究决定，要严格遵守会议纪律和组织原则。
三、加强议事监督
二级教代会制度是高校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具体要求，是当前高校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积极探索二级教代会体制下学院的管理方式和管理途径，寻找管理的切入点，完善管理制度的设计，把推进民主决策、科学管理纳入学院的考评之中。要知群众之想，察群众之情，体群众之意，只有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才能广泛动员和组织更多的教职工参与学院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才能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学院的管理真正朝着依法、规范、民主和科学的方向发展。
首先，要有健全的规章制度，为二级教代会运行提供政策支撑。担负着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重任的高校，应着力加强二级教代会基本的规章制度建设，规范教代会的机构设置、组织形式、运作程序和职权范围。对于涉及广大教职工利益的各项方案都要充分考虑和体现教职工的意愿，学院重大发展规划和涉及每个教职工切身利益的重要改革措施必须经教代会审议，方能通过推行。
其次。要加强民主监督体制建设，大力促进院务公开。要把二级教代会制度作为推进院务公开的有效载体，进一步扩展、拓宽院务公开的渠道和内容。教代会还要承担好院务公开的协调运作、监督与信息反馈工作，保证院务公开操作的规范性与有效性，推动院务公开工作的有序开展。二级教代会会议期间用参会的形式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会后用列席或参加教授委员会会议、党政联席会议的形式加强议事监督。形式多样，实现全方位的监督。
最后，要完善民主评议制度，推进干部评议的科学化。民主评议领导干部是教代会的一项重要监督职权，要合理科学地推进干部评议工作，就必须在依法治院的基础上，吸引更多教职工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教职工民益的发挥。二级教代会应负责组织、动员和指导干部评议工作，在过程中发挥监督作用，在监督的基础上推进学院的民主政治建设。
建立二级教代会制度后一定要正确处理教代会制度与院级党政联席会议之间的关系。摆正自己的位置，对于党政联席会议的决策应从参政议政和监督的角度展开讨论，并发动职工群众落实党政联席会议的决策，起到沟通和宣传的桥梁作用。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坚持党政联席会议决策与坚持教职工的民主参与和监督并不矛盾。特别是一些重大问题上二级教代会代表要引导广大教职工顾全大局，从整体利益和发展的角度全面正确地对待。
四、健全考核机制
要充分发挥二级教代会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的作用，就必须有健全的考核机制。以评促管，以评促改，以评促建，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应有的效应。考核应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进行。
第一，形式上，首先要制度先行，依法行政。建立专门针对高校二级教代会的法律法规或条例规定， 因此要出台相关制度或管理办法，保障二级教代会制度更好地发挥民主管理的作用。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积极响应学校开展二级教代会试点工作的号召，推进二级教代会制度，特制定了《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教代会实施细则（试行）》，成立了安徽师范大学与材料科学学院历史上的第一个二级教代会，坚持每年一次教代会年会制，拓宽了民主管理的渠道，促进和谐学院的建设，推动了学院的科学发展。其次要不断规范程序。学院是学校的基层单位，二级教代会与学校教代会的要求也不相同，因此不能全盘照抄学校教代会的议程，要有自己的特点和特色，关键是要把握好度。
第二，内容上，首先要加强对代表的培训。主要是提高代表的理论政策水平和参与民主管理的能力，完成教代会的工作任务。如“可以通过定期学习有关上级文件，领会精神，加强对建立二级教代会必要性的认识；与兄弟单位进行交流，提高管理水平，加强代表对二级教代会制度具体运作过程的认识。其次要规范议事内容。本年度哪些议题是要教授委员会讨论？哪些议题要党政联席会议决断？哪些议题的讨论是通过教代会代表参加？教代会通过哪些渠道参与了民主监督等等，通过看会议记录，切实了解二级教代会制度是否真正起到了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作用。
总之，随着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新问题，高校二级教代会制度也必须不断完善，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客观需要，才能不断推进依法治校的各个环节。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思想，就一定会使二级教代会在民主治院中发挥积极而有效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宋作臣，二级教代会制度在高校民主管理中的作用研究[J].工会论坛，2009，15（5）：29.
年会会议记录要范文第9篇
关键词:财务尽职调查 资本运作 报告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企业之间的投资、融资、并购等资本运作行为已越来越普遍,而资本运作顺利进行的基础是对商业市场、资本市场和企业经营的全方位周密考察,如果缺乏这一基础的投资、融资、并购活动,无疑会有高度的投机性和风险。从目前国内资本运作的案例来看,运作的成功率却不高。这背后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在资本运作时,缺乏有效的尽职调查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美国学者布瑞德福特?康纳尔就曾在《公司价值评估》中指出,如果对公司未来价值的变动并不清楚就实施并购,就是一种渎职。
财务尽职调查概述
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 INVESTIGATION)又称谨慎性调查,一般是指投资人在与目标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后,经协商一致,投资人对目标企业一切与本次投资有关的事项进行现场调查、资料分析的一系列活动。其主要是在收购(投资)等资本运作活动时进行,但企业上市发行时,也会需要事先进行尽职调查,以初步了解是否具备上市的条件。尽职调查的内容一般包括:目标企业所在行业研究、企业所有者、历史沿革、人力资源、营销与销售、研究与开发、生产与服务、采购、法律与监管、财务与会计、税收、管理信息系统等,也正因此,调查小组的构成包括了各方面的专家,有目标企业相关行业的行业专家、特定业务的业务专家、营销与销售专家、财务专家、法律专家等。透过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独立第三者对“目标企业”的财务、法律、业务等问题做出评析,在投资者对“目标企业”做出投资决策之前,尽职调查可以帮助投资者了解“目标企业”的情况,对投资项目的取舍做出判断,确定交易的方式,及早发现影响交易完成的因素。
在整个尽职调查体系中,财务尽职调查主要是指由财务专业人员针对目标企业中与投资有关财务状况的审阅、分析等调查内容。在调查过程中,财务专业人员一般会用到以下一些基本方法:审阅,通过财务报表及其他财务资料审阅,发现关键及重大财务因素;分析性程序,如趋势分析、结构分析等,对各种渠道取得资料的分析,发现异常及重大问题;访谈,与企业内部各层级、各职能人员,以及中介机构的充分沟通;小组内部沟通,调查小组成员来自不同背景及专业,其相互沟通也是达成调查目的的方法。由于财务尽职调查与一般审计的目的不同,因此财务尽职调查一般不采用函证、实物盘点、数据复算等财务审计方法,而更多使用趋势分析、结构分析等分析工具。在企业的投资并购等资本运作流程中,财务尽职调查是投资及整合方案设计、交易谈判、投资决策不可或缺的前提,是判断投资是否符合战略目标及投资原则的基础。对了解目标企业资产负债、内部控制、经营管理的真实情况,充分揭示其财务风险或危机,分析盈利能力、现金流,预测目标企业未来前景起到了重大作用。
财务尽职调查内容
(一)对目标企业总体财务信息的调查
在进行财务尽职调查时,首先需要了解的是目标企业的一些基本财务情况。通过取得目标企业的营业执照、验资报告、章程、组织架构图,财务调查人员可以了解目标企业全称、成立时间、历史沿革、注册资本、股东、投入资本的形式、性质、主营业务等。对目标企业的详细了解还应包括目标企业本部以及所有具有控制权的公司,并对关联方做适当了解。另外,目前企业的财务管理模式以及财务部财务人员结构、目标企业的会计电算化程度、企业管理系统的应用情况也是需要了解的背景资料。
在获得上述信息之后,还应对目标企业的会计政策和税费政策进行全面了解:目标企业现行会计政策、近3年会计政策的重大变化、现行会计报表的合并原则及范围;及近3年会计师事务所名单和近3年审计报告的披露情况。目标企业的税费政策包括:现行税费种类、税费率、计算基数、收缴部门;税收优惠政策;税收减免/负担;关联交易的税收政策;集团公司中管理费、资金占用费的税收政策;税收汇算清缴情况。
(二)对目标企业具体财务状况的调查
目标企业财务报表的可靠性会影响到财务尽职调查结果的可靠性。而财务报表的可靠性与企业本身内控程序是否完善有关,因此,一般情况下,进行尽职调查时亦应考虑内控程序的情况。例如可以通过访谈、画流程图等方法对目标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进行总体把握。在了解目标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之后,就可以对其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现金流进行详细调查。
在对目标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行调查时,对货币资金除了核实它的真实性之外,还应该关注是否有冻结资金的存在。对应收账款要进行账龄分析、逾期账款及坏账分析、近年变化趋势及原因分析,要关注其是否被高估,另外对大额应收账款还应调阅销售合同。一般国内企业会将投资、开办费、前期亏损或待摊费用支出暂列其他应收款,因此在对其他应收款进行调查时,应具体查询有关内容,评析会计处理是否合适,并做出合适的建议会计调整。对存货的调查 ,应查阅最近一次盘点记录,关注发出商品、分期付款发出商品,找出积压、毁损、滞销、过时以及有变现问题的存货,确定提取的准备是否足够,查询存货的计算方法,确定计算方法是否合适。进行长期投资调查时,对控股企业要验证其投资比例及应占有的权益,对参股企业了解其投资资料。对在建工程则要了解工程项目预算、完工程度、工程项目的用途,是否存在停工工程等。固定资产的调查,土地房屋则通过包括审阅房屋、土地的产权证明文件,如土地证、房产证等来调查,对机器、设备则要查询有否应报废或需要提取减值准备的机器设备,另外调查人员还应关注折旧提取的方法是否合理,折旧率是否反映固定资产的消耗情况和使用年限,折旧是否按照设定的折旧提取方法和折旧率计算已入账。对无形资产的调查,则要分析无形资产的种类及取得途径、无形资产的寿命、计价依据。而对于银行贷款的调查,调查人员应取得和查阅明细表,明细表应注明利率、还款期、抵押、承诺等情况,还应查阅贷款合同,了解有否资产抵押和担保等情况,还应测算贷款利息是否已足额提取,并已入账,并查阅是否违反贷款合同条款的情况。对应付账款,调查人员应取得明细表,并应分析应付账款周期、供应商分布情况。为了防止目标企业存在有未入账的负债,调查人员还应查阅期后付款凭证,查阅董事会、股东会会议记录,与有关律师尽职调查工作配合,分析对应付税金的调查,应取得各项应付税金变动明细表,并询问各项税种是否均已如期申报、完税,询问是否漏报、虚报、少报的情况,查阅与税务机关的往来书信文件,分析所交税金是否合理。
对反映目标企业盈利能力的销售收入及成本进行调查时,调查人员应计算近几年销售收入、销售量、单位售价、单位成本、毛利率的变化趋势,近几年产品结构变化趋势,目标企业大客户的变化及销售收入集中度,关联交易与非关联交易的区别及对利润的影响,成本结构、发现关键成本因素,并就其对成本变化的影响做分析,对以上各因素的重大变化寻找合理的解释。对目标企业的销售收入分析,可按主要地区、主要产品、主要客户进行分类。结合上述的各项分析,可以对目标企业的过去和将来的盈利前景有所启示。对目标企业的三项费用分析,应按照费用明细表分析三项费用处理的合理性和未来走势与变化。对其他业务利润,调查人员应该了解是否存在稳定的其他业务收入来源,以及近几年数据。对投资收益的调查,调查人员应关注近年对外投资情况,及各项投资的报酬率。对营业外收支的调查应关注是否有异常情况的存在。
对目标企业的现金流的调查,调查人员应特别关注经营净现金流,并通过一些比率的计算来检验经营净现金流是否能满足融资活动的利息支出净额,并应结合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寻找除销售收入以外是否还存在主要的经营资金来源,对经营净现金流的贡献如何。
财务尽职调查报告的写作
年会会议记录要范文第10篇
【摘 要 题】法学与实践
我国《公司法》自1993年颁布以来，促进了公司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但是，随着市场 经济的发展，《公司法》也曝露出过于粗糙、操作性不强等缺点，已严重制约了我国公 司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这是目前修订公司法所应该加以重视的。本文以“百名股东赶走 董事长”事件为中心，对股东大会召集制度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建议。
一、事实与经过(注：李洪波：《百名股东赶董事长下台》，载《今日早报》2001年4 月9日。)
1998年底，浙江省缙云百货股份公司由国有制企业原缙云百货公司转制而来。改制后 ，原百货公司职工大部分按公司章程规定认购了股份，成为公司的股东。1999年1月， 百货公司全体股东大会选举了公司的第一届董事会和监事会。随后，3名董事之一的胡 葛法出任第一届董事长，任期至2001年年底。2001年1月17日，百货公司94名股东因不 满公司经营和部分公司领导人所为，联名向公司董事会递交了强烈要求召开股东大会的 报告，并提议董事会立即停止行使一切权力。
原来，从公司改制评估日到2000年9月底，公司已累计亏损41.41万元，占职工投入基 本金57.4万元的72.14%。另外，还有待处理损失17.41万元。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公司 股东年会每年召开一次，在会计年度终结后二个月内召开。而直到2001年2月，1999年 、2000年股东年会均未能召开。于是，94名股东联名向董事会提出了要求召开股东大会 的请求。事后，又多次派股东代表督促询问何时召开股东大会。至2月24日，董事会一 直不作明确表示。于是，他们只好自己召开临时股东会议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2月2 5日，94名股东联名向全体股东发出了紧急通知，提议在2月27日晚在百货公司召开临时 会议。2月27日，137名股东到会召开临时股东会议，与会人员所持股份合计382股，占 总股数499股的76.55%，已在三分之二以上。会上，对罢免董事、监事的议案的表决中 ，结果是同意罢免有343股，占实到人数所占股份382股的89.97%，超过章程规定的半数 以上的要求，罢免了公司的董事长、董事和监事，并选举了新的董事和监事。
对此股东会议所作出的决议的效力，双方发生了争议。被罢免一方认为，那些罢免和 选举结果并不合法，股东们自己召开的大会并选举出的董事会应该是无效的。而股东们 则认为，原董事会没有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定期召开股东大会年会，公布公司经营状况。 他们召开股东会议是股东保护自己权利的一种方法，这并不违反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于 是，根据该次股东大会上所作出的决议和《公司登记条例》第27条的规定，(注：该条 例第27条规定：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应当自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作出之日起30日内申 请变更登记。)向县工商登记机关请求办理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同时，根据该条例 第33条的规定，(注：该条例第33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发生变动的，应当向 原公司登记机关备案。)对变更的董事和监事向登记机关作出备案申请。由于公司法对 公司股东自行召集股东大会作出决议的情形没有预见，难以从公司法中找到明确的答案 。缙云县工商局向浙江省工商局请示，省工商局作出了同意登记的答复。
二、争议的焦点与问题的症结
(一)争议的焦点
在本案中，原先的董事和监事认为，根据我国《公司法》第105条的规定，股东大会会 议只能由董事会依法负责召集，并由董事长主持。除此之外，其他人和其他组织均无权 利自行召集。没有经董事会召集的股东大会只是股东的集合，不是股东大会的召开，在 此大会上通过的决议不能成为股东大会的决议，应视为无效。而且，根据《公司法》第 109条的规定，股东大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董事签名 。这些董事既未出席会议，更没有在会议记录上签名，这也可以说明该会议没有依法召 集。根据法律，没有经依法召集的股东大会所作出的决议是无效的，由无效决议所选举 的董事和监事自然不能成为公司新一届董事和监事，无权请求登记机关作出变更登记或 者备案。
股东一方则认为，公司原董事会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了公司亏损。而且，连续两年都 没有根据《公司法》第104条的规定召开股东大会年会，使股东没有任何机会行使股东 权利来保护自己和避免损失。在多次向董事会请求召开股东大会，没有结果的情况下， 只能采取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方法来自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这次临时 股东大会出席股东所持有的股份共计382股，占总股数499股的76.55%，已在三分之二以 上。对罢免董事、监事的议案的表决中，同意罢免的有3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89.97%，超过《公司法》第106条规定的半数以上的要求。所以，这次会议所作 出的罢免董事和监事的决议是有效的，选举出的新一届的董事与监事也是合法有效的。
可见，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会议所作的决议是否有效呢?股东 们能否采取这种方法来选举新的董事、监事呢?
(二)问题的症结
应该说，本案的事实是清楚的，所以，寻找妥当的法律依据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为了 更清楚地揭示问题的实质和寻找问题的症结所在，可以把本案的争议分解为以下几个问 题：
1.股东大会的性质是什么?临时股东大会有权罢免和选举董事、监事吗?
根据《公司法》第102条和第103条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 ，它是公司的权力机构，有权依法选举和更换董事、监事。所以，本案中，临时股东大 会罢免董事和监事并没有超越职权。
2.股东有权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吗?其条件是什么?
根据《公司法》第104条的规定，股东有权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其条件是：持有公 司股份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请求。并且规定，出现这种情况时，董事会应当在二个月内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3.临时股东大会应当如何召开?
《公司法》第105条规定，股东大会会议由董事会依照本法规定负责召集，由董事长主 持。董事长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职务时，由董事长指定的副董事长或者其他董事主持。 召开股东大会时，应当将会议审议的事项于会议召开30日以前通知各股东。临时股东大 会不得对通知未列明的事项作出决议。
发行无记名股票的，应当于会议召开45日以前就前款事项作出公告。
无记名股票持有人出席股东大会的，应当于会议召开5日以前至股东大会闭会时止将股 票交存于公司。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除了召集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外，这次临时股东大会符合法律所 规定的其他条件。所以，本案的争议可以转换为这样的命题：是不是所有的临时股东大 会都要经董事会召集?没有经董事会召集的股东大会所作出的决议都是无效的吗?董事会 的召集程序在多大程度影响会议所作决议的效力?
三、解决问题的杠杆：结构利益衡量法
由于法律对“百名股东赶走董事长”的情形没有预见，不能从《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中找到直接的回答。虽然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是，我们仍 然难以找到妥当的答案：一方面，对于股东而言，只要董事会不召开股东大会，眼睁睁 看着自己的权利受损而没有救济的途径，本属于自己的权利得不到保护，这是很不公平 的；另一方面，《公司法》规定，股东大会会议由董事会依法规定负责召集，由董事长 主持。没有经过董事会召集的股东大会所作出的决议是不符合公司法的程序理念，这似 乎也难以获得法律上的支持。因为程序正义是现代法治的精神。这样，仍然陷入了两难 的境地。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有人曾说，只要给我杠杆，我就能把整个地球都撬起来。同样，我 们也需要解决问题的杠杆：结构利益衡量法。(注：“结构利益衡量法”，是一种方便 的说法，是当出现疑难案件时的一种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具体内容可参见， 梁上上：《利益的层次结构与利益衡量的展开》，《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
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加藤一郎和星野英一同时提出了利益衡量论。(注：加藤一郎 ：《民法的解释与利益衡量》(梁慧星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 律出版社1995年版。)该理论认为，如果法律出现了漏洞，就需要进行法律解释，对该 漏洞进行弥补。在进行法律解释时，要对该案件甲乙双方当事人所涉及的各种利益进行 比较衡量，然后根据审判人员的价值判断，依照所选择的利益倾向(利益衡量)，在多种 可能的解释中选择合理、妥当的解释。这是因为，法律是为解决社会现实中发生的纷争 而作出的基准，成为其对象的纷争无论何种意义上都是利益的对立和冲突。(注：加藤 一郎：《民法的解释与利益衡量》(梁慧星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卷 ，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梁慧星：《电视节目预告表的法律保护与利益衡量》，载《法 学研究》1995年第2期。这两篇文章都是名家力作，是利益衡量论的经典文献。对利益 衡量论有十分深刻的见解。)
但是笔者认为，利益衡量论虽然深刻地提示了法律纷争的实质在于利益的对立与冲突 。但是，因为民事主体双方地位平等，极易陷入当事人双方的具体利益的细微衡量之中 ，在利益取舍上往往会产生“保护谁的利益可以或不保护谁也可以”的境地。在本案中 ，当事人双方都有相应的权利(力)以及其背后所蕴藏着的利益，但权利的行使都并不完 美，都存在着问题，究竟应该保护谁的利益?很难取舍。所以，仅仅对双方当事人股东 与原董事的利益进行衡量是不够的，也很难得到一个妥当的解决方案。事实上，在一个 案件中，不但双方当事人对争议有直接的相互对立的利益，而且在该争议上还负载着规 范该争议的法律制度的利益和社会公平正义等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公共利益。这样，对本 案应该在一个多层次的结构利益中来加以解决。
为此，我们采用“结构利益衡量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方法认为，法律上的利益 可以分为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群体利益、制度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当事人的利益仅仅 是需要加以衡量的一组利益。此外，更具重要意义的是，应当对该争议所存在的法律制 度进行全面的分析，也就是说，对具体案件进行审判时，对制度利益所带来的影响进行 评估是必要的。该法律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什么?该制度是如何构成的?在实践中，该制度 是如何展开的?该制度的根本利益是什么?只有在该法律制度的框架内，对双方当事人的 争议进行准确定位的基础上，对他们的利益进行衡量才有可能作出妥当的解答。在这里 ，法律制度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没有这个参照系，我们所作的利益衡量将会失去方向 ，就象在大海中航行的船舶没有灯塔的指引会迷失方向一样。而且，所谓的当事人利益 、群体利益、制度利益都是一定社会的存在物，必须放到特定的社会中去考察和评估。 也就是说，要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加以评估。社会公共利益是利益衡量的支点和根基 ，离开了社会公共利益，就谈不上妥当的利益衡量。当然，社会公共利益应该也只能存 在于具体的社会场景中，随着整个社会的进步而发展变化的，社会公共利益在每个具体 案件中所指的具体利益可能不同，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环境而空泛地谈论社会公共利益 。总之，当法律出现漏洞时，应当允许由法官从事漏洞补充，由法官在当前的社会背景 中寻找漏洞补充和价值补充的依据，法律条文得到补充以后，再适用于具体的案件。在 具体案件的利益衡量中，对当事人的具体利益应该放置在利益的层次结构中进行衡量， 保证利益衡量的公正和妥当。
具体到本案中，如果确认该决议有效，这就意味着保护了大多数股东的利益，反之， 则维护了原董事的利益。在这里，要把双方当事人利益放到制度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 不同的层次结构中去深入细致地衡量。也就是说，进行利益衡量的关键是：谁的利益与 制度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相一致。所以，全面理解“临时股东会议及其召集制度的制度 利益”是核心问题。那么，临时股东会议及其召集制度是如何设计的呢?具体制度的根 本目的与根本利益是什么呢?
四、解决问题的框架：股东会议及其召集制度
(一)股东会议及其召集制度
1.股东大会：为谁的利益而设置?
股东大会是由全体股东组成的决定公司重要事项的最高权力机关。它对维护公司的利 益具有重要意义，对股 东权的行使和维护股东利益也具有重要意义：公司股东出资后， 其所出资的财产人格化形成公司财产。这样，股东对所出资的财产或者权利就失去了直 接的控制权，作为对价，股东取得了资产受益权、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注 ：《公司法》第4条第1款。)股东通过拥有这些权利而决定公司的利益分配、发展方向 乃至公司的存亡。这些权利都是法律所明确规定的，不容剥夺。这些权利也都是在股东 大会中行使，股东大会是为股东行使股东权而专门设置的一个公司机关。而且，股东大 会是股东行使权利的唯一一个场所，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场所可以行使权利。
股东大会分为股东大会年会和临时股东大会。就股东年会而言，以每一会计年度为期 召开股东大会，股东们可以根据上一年度的经营状况决定下一年度以及长远的重大事项 ，而且，股息和红利一般也在这时进行分配。所以，公司应按期举行股东大会，不得有 意拖延。就临时股东大会而言，是出现特定事由时召开的全体股东会议，《公司法》列 举了必须召开临时会议的法定事由：董事会人数不足公司规定的人数或者公司章程所定 人数的三分之二时；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股本总额的三分之一时；持有公司股份百分之 十以上的股东请求时；董事会认为必要时；监事会提议召开时。以上临时会议召开的前 提条件，一种是在法定的客观上的事由出现时必须召开的，属于强制召开的临时会议。 另一种是，由公司内部特定的人主观判断而召开，属于任意召开的临时会议。公司法规 定的在特定情形下召开股东大会，有利于及时应付和解决公司紧急、重大的事项，避免 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可见，股东年会和临时股东大会适用于不同的场合，对股 东和公司的利益各有不同的意义，都是股东行使权利的重要方式，两者缺一不可，其他 机关不能阻碍股东会议的召开。
2.股东大会：为什么需要召集程序?
许多国家的法律规定，不管是股东大会还是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都要按一定的程序。 我国《公司法》也规定，股东大会由董事会负责召集，由董事长或者由董事长指定的其 他人员主持。
那么，为什么对股东大会而言，应当有召集制度呢?这是因为：设立股东大会召集制度 有利于股东行使自己的权利和维护公司利益。不象在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等传统企 业中，企业所有与企业经营高度统一。在现代股份公司中，由于股东人数较多，不可能 由全体股东参加公司的经营。因此，股东只参加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而且还是一个非 常设的机构。为了方便股东更好地行使其权利，需要有一个固定机构来组织会议。在会 议召开前，需要有专门机构为会议作好准备，通知股东参加会议，让他们明确何时何地 召开股东大会，其主要议题是什么，以利于股东自己作出判断来不来参加股东大会，以 什么方式参加股东大会。在会议召开时，要组织股东对会议的议案进行表决，维护会场 秩序，保证会议顺利进行。总之，方便股东行使权利，维护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是股 东大会设立召集制度的根本目的。
3.股东大会召集：常态与非常态的两种制度安排
在通常情况下，股东大会的召集权由董事会来行使，董事会是法定的召集机关。因为 董事会是公司的业务执行机关，对公司的经营状况比较了解，由董事会来召集并赋予其 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是合适的。特别就临时股东大会而言，这有利于防止少数股东为一己 之利而随意地利用召集权召开股东大会而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或者损害公司的利益。 为了把董事会召集所带来的利益固定下来，大多数国家的法律赋予了董事会召集相应的 法律效果：召集股东大会应由具有召集权的人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召集。股东大会的召 集权人是股东大会的必备条件之一。没有召集程序而股东自行集会不视为股东大会会议 ，该会上所作出的决议也不应视为股东大会决议。同样，即使有召集程序而召集者属于 无召集权的股东集会也不能视为股东大会，其所作出的决议也属于无效。(注：王保树 、崔勤之：《中国公司法》，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4月，第200页。)
不可否认，在一般情况下，有一个固定的召集机关对股东大会的召开是有益的。但是 ，董事会并不是一个总是为股东和公司的最大利益服务的机构。如果董事会滥用手中的 权力，应当召集而不召集时，股东的权利和公司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这是因为，虽然 从法律上讲，董事会仅仅是业务执行的机关，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被授予 决定公司基本事项的权力，还享有任免董事的大权。而且，还建立了监事会。这样，从 公司法制角度，似乎是建立了所有(股东大会)支配经营(董事会)的体制。但实际上，董 事会毕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机构，有相对独立的自己的利益，董事会成员本身也有自己 独立的利益。在现代公司中，公司的权力事实上是由董事会操纵的，即使是监事会也处 于董事会的控制之下。特别是我国，监事会经常成为一种摆设，甚至成为董事会控制公 司的工具。所以，监事会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真正达到监督的目的。这样，不要说股 东想获得利润的目的不能实现，就是基本的保值也成问题。为此，为保护股东的利益和 公司的利益，应当有相关的措施来消解这种僵局，也就是在董事会召集股东大会的常态 制度安排之外，建立一种在非常状况下适用的制度安排，以弥补常态制度设计上的缺陷 。
为此，许多先进国家和地区明文规定：如果持有一定数量股份的股东向董事会提出召 集股东大会的请求，但董事会不启动召集程序，少数股东经法院许可，可以自行召集。 例如，英美法系的美国《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211节(C)有规定，大陆法系的德国《 股份法》第122条、韩国商法第366条都有规定。我国台湾公司法第173条、澳门商法典 第211条也有类似的规定。这样，董事会应服从法院的召集许可。在这种情况下，应视 为少数股东作为公司的临时机关召集股东。因此，少数股东可以采取设定基准日、通知 、公告等为召集股东大会所必须的程序，并可向公司请求支付召集费用。这种向法院或 者行政主管机关的强制召集股东大会的请求权，是股东不可剥夺的权利，对维护股东利 益和公司利益是必不可少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召集股东大会是董事会的权力，并在职权范围内，享有一定 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召集股东大会还是董事会的义务。许多先进国家和地区明文规定 ：有少数股东请求时，董事会应不得迟延地履行股东大会召集程序。(注：[韩]李哲松 著：《韩国公司法》(吴日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354页。)此时， 董事会应该研究召集理由的正当性。如果召集理由正当，则董事会应该作出召集决定， 并答复提出召集申请的少数股东。如果召集理由不充分，就没有必要召集程序，作出不 召集的决定，并答复少数股东。“不得迟延”是指应于股东大会召集所需要的最短的时 间后召开。
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公司法》对常态下的股东大会召集制度作了规定，但没有对非 常状态下的召集作出安排，存在制度上的缺陷。不过，中国证监会于1997年12月16日发 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54条对股东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程序作了规定。该规定： 监事会或者股东要求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办理：(一)签署一份或者 数份同样格式内容的书面要求，提请董事会召集临时股东大会 ，并阐明会议议题。董事 会在收到前述书面要求后，应当尽快发出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二)如果董事会在 收到前述书面要求后三十日内没有发出召集会议的通告，提出召集会议的监事会或者股 东在报经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地方证券主管机关同意后，可以在董事会收到该要求后三个 月内自行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的程序应当尽可能与董事会召集股东会议的程序相同 。基于非上市的股份公司与上市的股份公司具有相同的性质，可以从《上市公司章程指 引》的临时股东会议召集制度中获得类推。据此可知，少数股东有请求召集股东会议的 权利，董事会也有履行召集的义务。
(二)对《公司法》第104条和第105条的理解
我国《公司法》第104条的规定：股东大会应当每年召开一次年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在二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股本总额的三分之一时；
(三)持有公司股份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请求时；……
《公司法》第105条规定：股东大会会议由董事会依照本法规定负责召集，由董事长主 持。董事长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职务时，由董事长指定的副董事长或者其他董事主持。 召开股东大会时，应当将会议审议的事项于会议召开30日以前通知各股东。临时股东大 会不得对通知未列明的事项作出决议。
发行无记名股票的，应当于会议召开45日以前就前款事项作出公告。……
一般来讲，股东大会召集程序包括董事会作出决议、设定基准日、通知、公告和筹备 等相关程序。根据我国《公司法》第104条的规定，凡是具有该条所列举的情况之一的 ，无一例外地要在2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本案中，94名股东要求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属于公司法第104条第(2)项“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股本总额的三分之一时”的情况或 者第(3)项“持有公司股份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请求时”的情况。这样，董事会应当在 二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没有“董事会对是否召开股东大会作出决定”这一程序。 这与其他国家(如韩国、日本)的法律规定不同，我国《公司法》没有规定董事会有自由 裁量权，其只规定“应当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由于召开股东大会和召集股东大会是不 同的，召集只是启动和筹备股东大会的过程，而召开会议是召集股东大会的结果。所以 ，根据我国《公司法》，只要有10%以上的股东请求时，就必然有股东大会的召开，而 不仅仅是股东大会的召集。
由于本案所涉及的公司未发行无记名股票，所以董事会应当根据第105条第1款的规定 ，将会议审议的事项于会议召开30日以前通知各股东。本案中，百货公司94名股东于20 01年1月17日向公司提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申请。原董事会应在2月14日(不是2月17日 )(注：由于本案所涉及的公司未发行无记名股票，所以适用公司法第105条第1款的规定 ，即“召开股东大会时，应当将会议审议的事项于会议召开三十日以前通知各股东”。 又根据第104条规定，应当在情况发生之日起2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所以，这里的 时间段为第104条所规定的2个月与本条所规定的30天的差额。2001年1月17日在2个月后 的对应日为2月16日，但恰逢2001年为平年，2月份只有28天，所以，对应日为2月14日 。)向股东发出通知。显然，原董事会对百股东提出的动议未能在法定的时间内作出答 复。应该说，原董事会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召集职责，是有过错的。
(三)利益衡量：谁的利益更值得保护?
有上面的分析作为基础，我们就可以“股东大会及其召集”的制度框架内来分析：谁 的利益更值得保护?
1.董事会行为是一种失职行为。任何人或者组织行使自己的权利应该采取诚实、信用 的方式，不能滥用权利，更不能运用权力从损害他人的合法权利中获得利益。这是法治 国家的基本！原则。(注：例如，瑞士民法典11第2条规定，任何人都必须以诚实、信用的 方式行使其权利和履行其义务。显系滥用权利时，不受法律保护。日本民法典第1条也 规定，行使权利及履行义务时，应遵守信义，诚实实行；不许滥用权利。)我国法律也 不例外，《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 用的原则。在这里更需强调的是，董事会的权力与一般的民事权利不同，其权力本身不 仅仅包含权力的特性，更强调的是一种义务，强调的是对公司的不可放弃的必须履行的 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我国《公司法》第59条规定，董事、监事、经理应当遵守公司章 程，忠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利益，不得利用在公司中的地位和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 第63条规定，董事、监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 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如果董事会不行使其权力，或者在 行使权力时没有尽到忠实义务或者注意义务，则不但不能从法律上获得保护，还应当承 担相应的责任。根据《公司法》第104条的规定，董事会应于2个月内召开股东大会。但 是在本案中，董事会为了董事会成员的个人利益，运用手中的权力，故意拖延不召开股 东大会，致使股东的权利受到损害。这种不依法履行其职责的行为已经构成一种失职行 为，显然不能获得法律的支持。(注：有人认为，现行公司制度向他人机构——董事会 赋予一定的专属性权限，只有董事会有召集决定权，即使以章程规定也不能归于股东大 会。股东、董事会以及董事会所代表的公司自身的利害不能说是一致的，因此董事会的 权力应该被尊重。而且，股份公司存在多数股东，通过维持严格的程序来保证公正的公 司运营。我们认为，董事会的权力确实应该尊重，但是权力不能被把持和滥用；公司法 也确实需要程序，但是不是不完善的僵硬的程序。因为这样的权力、程序与法律的初衷 完全相反。)
2.股东的权利应该得到尊重，不能无故被侵害。《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 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根据《公司法》第4条的规 定，股东享有参与公司管理的权利，这种权利的行使场所就是股东大会，股东们通过投 票表决，可以选择董事、监事，通过某些有关公司重大事项的议案等。这些权利是不容 剥夺的。虽然在本案中，股东们没有按照法律所规定的程序来完成召集程序。但这并不 是他们的本意，而且也不在他们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内。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原因就 在于原来的董事会成员为了自己的私利，阻止了本应正常召开的会议。在这里，股东们 是实实在在的受害者。与之相对的原董事则是侵害人。所以，我们认为，只要是正当的 权利被侵犯，就应该得到救济。
3.谁的利益更值得保护?“百名股东赶走董事长”事件所曝露出来的问题是我国公司立 法上的漏洞造成的。也就是说，没有设置少数股东向法院取得许可召开股东大会制度。 根据现行法，董事会未能在一定时间内履行召集程序，显然是不妥当的。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死守《公司法》第105条“股东大会会议由董事会依照本法规定负责召集，由董 事长主持”的规定，则股东显然不能从现行的法律规定中找到权利救济的途径来保护股 东的利益。这就意味着法律漏洞的立法成本由合法权利受害人来承担，而侵害人则坐享 其利。这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应该对股东大会召集制度的漏洞进行弥补。当然 ，在本案发生之时，我们不可能通过立法的方式来完成这一漏洞的补充。本案的股东在 百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们自行召集股东大会与少数股东向法院获取请求权的制度在功能 上有相似性。所以，他们在法律的规定之外来寻求救济的办法应该说是可取的。这并没 有影响设置股东大会召集制度来方便股东行使权利的制度利益。这是从另外一种方法来 实现召集制度为股东利益的目的。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选择保护股东利益，确认决议有效，能更好地贯彻法律设置股东 大会召集制度的目的。否则，不但股东的利益得不到保护，而且法律设置股东大会召集 制度的目的就会落空，影响公司制度 的展开。所以，选择保护股东利益，确认临时股东 会议所作出的决议有效是合理的。
五、解决问题的支撑点：社会公平正义观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确认该决议有效，不但能为股东大会召集制度所包容，没有 与该法律制度的根本利益相违背，而且是对该制度的完善和充实，是该法律制度本身所 需要的。那么，从更广阔的背景看，这种判断是否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呢?也就是说，是 否与一般的公平正义观相违背呢?
作为一般的社会正义观，特别是在进行利益衡量或者价值判断时，应该是社会上具有 正常理智的普通人的一般观念，而不是法律专家的观念。因为他们所做的并不是法律推 理等技术操作，而是利益衡量或者价值判断。美国大法官卡多佐认为，不能把“它们自 己的关于理性和正义的观点来代替它们所服务的普通人的观点。法院的标准必须是一种 客观的标准。在这些问题上，真正作数的并不是那些我认为是正确的东西，而是那些我 有理由认为其他有正常智力和良心的人都可能会合乎情理地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注 ：[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4页 。)我国台湾学者杨仁寿也认为，“近人恒以法官为一法律专家，在法律技术方面，例 如逻辑的推论，法律概念上义蕴以及沿革之了解等，固应由其为之，而‘利益衡量’或 ‘价值判断’，则宜自‘外行人’之立场为之，始能切合社会需要”，“观诸英美陪审 制度以及德国之审判制度除内行法官外，恒要求外行法官参与，不难思过半也。因之， 法官为价值判断时，应以社会通念为务，随时要求自己以谦虚之心为之，不得我行我素 也。”(注：[台]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以 下。)可能有人认为，社会民众的意见并非都是理性的产物，存在着不稳定性和易变性 ，法律不应迎合社会民众的意见。但是，我们认为，如果一个判决不能体现公众对利益 衡量的期望，那么这一判决就不能得到公众的拥护和支持，就不能反映社会前进的脚步 ，法律不能做到与时俱进。因此，判决对公众的接受是非常重要的，在适度的范围内考 虑社会民众的意见是妥当的。
六、小结：公司法的生命在于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