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医生论文范文

抗疫医生论文范文第1篇

一

伍连德，字星联 （1879-

1960），祖籍广东新宁（今台山），1879年3月10日出生于英属海峡殖民地槟榔屿（今马来西亚的一个州）。伍连德的父亲叫伍祺学，早年只身从广东来到马来西亚谋生，最初在一家金店帮店主打造金银饰品。伍祺学心灵手巧，他打造的饰品玲珑精细、巧夺天工，深受当地妇女的欢迎。后来，伍祺学自筹资金，开了一家金铺。随着生意日益兴隆和生活安定，他娶妻生子，先后养育了5子6女，伍连德是他的第四个儿子。出生时，父亲给他取名伍连徳，意即希望他以后能兼备5种美徳。他的童年是在父母的关爱和兄弟姐妹的温情中度过的。

7岁时，伍连德进入槟城大英义学就读，这是槟城最好的学校，不但学费免收，而且自由。自伍连徳入校以后，学校就以英语取代其它语言教学。伍连徳读书十分刻苦，当时电灯尚未普及，一家人共用一盏煤油灯，晚上10时息灯，好学的伍连徳就用陶瓷碟子盛了椰子油用棉芯点油灯苦读。

1895年，伍连德参加英女皇奖学金的考试，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但因年龄不足而未获奖学金出国深造。第二年他再次参加该奖学金的考试，终于获得每年200英磅的奖学金，前往英国深造。在赴英的轮船上，伍连德剪去了当时被认为是中国清朝人象征的辫子。

1896年，伍连德进入英国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学医，他是第一位学医的华人学生。尽管家里能够负担他上学的费用，但他宁愿自食其力，靠着极其有限的奖学金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幸而到第三学年开始，女皇奖学金增加了一些奖励内容，例如免除他的医疗费用等，使伍连德可以无忧地专注于学业。虽然生活艰苦，伍连徳在精神上却很愉快，他除了听课、在试验室里做实验之外，还不忘开拓自己的视野，结交了不少有益的师友。

1899年，伍连德考入圣玛丽亚医院免费实习，成为该医院第一位华裔实习医生。在1901年至1902年间，伍连德连续获得医院的多次嘉奖，几乎囊括了学校颁发的各类奖学金。伍连徳回忆说：“我是在圣玛丽亚医院实习的第一个华人，因此我必须好好学习。我开始觉得医术与人生关系很重要，便下决心，将来学成后为国家服务……”

1902年4月，伍连德完成医学学士结业考试，成为1896年度入学的近200名医学系本科生中惟一一个在5年零3个月时间内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学士和外科学学士的学生。

为了充实自己的工作经验，伍连德先后在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及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进修与研究。他曾得到英国生理学家兼医史学家福斯特、脑神经生理学家谢林顿、生理学家阿勒布特和戴尔，以及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俄国动物学家兼细菌学家麦奇尼诃夫等著名学者的指导。

1903年，伍连德以有关破伤风菌的学术论文，出色地通过了剑桥大学博士考试，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此后，他接受了意曼纽学院所颁给的研究生奖学金，到新成立的吉隆坡医学研究院从事疟疾和脚气病的研究工作。伍连德在吉隆坡结识了很多华人朋友，他积极领导和参加华人社会改革活动，主张移风易俗。他还是1897年创办的《海峡华人杂志》的编辑，杂志提倡改革旧的风俗习惯，反对、抽鸦片烟，号召剪辫子，提倡女学、男女平等，鼓励中国向现代化挺进。

1904年底，伍连徳结束了吉隆坡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回到槟城，开了一家诊所行医，事业发展得很顺利。第二年，他与黄淑琼女士结婚。

1907年，伍连德应清政府直隶总督袁世凯之聘，就职于北洋军医处。随后赴欧洲参加禁止鸦片会议，并到伦敦、柏林考察军事医学。

1908年5月，伍连德被任命为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帮办（副校长），一家3口返回祖国定居。当时天津陆军军医学堂里的教授大多数为日本人，教学方式也模仿日本，偏重讲授知识，既不像德国医学教育那样重视化验和实验教学，也不像法国医学教育那样重视临床教学。对此，伍连德着手进行改革，健全实验室、建立临床门诊训练，重视实践，抛弃日本旧教材，努力介绍世界医学最新成就，不到两年时间，就使学校摆脱了落后的医学教育模式，走上了较先进的西式医学教育道路，迈出了中国医学教育改革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步。

二

1910年12月，东北三省流行一种烈性传染病，这种传染病就是使欧洲人谈虎色变的“黑死病”（鼠疫），疫情迅速蔓延，哈尔滨一带尤为严重。

当时的东北，几乎人人谈疫色变。在外地的人得了鼠疫，就逃回家中；而在家里患上鼠疫的人，则乘火车逃到关内，四处躲避。因此把鼠疫传到了北京、山东、山西等地，互相交叉感染，传染范围进一步扩大。

当时清政府尚无专设的防疫机构，组织专业人员开展防疫工作迫在眉睫。

这时，伍连德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急电，请他火速入京。进京后，外务大臣施肇基马上亲自接见，并开门见山地告诉他，在哈尔滨一带，一种可怕的传染病正在流行，死亡率极高，需要专家前去调查和控制。伍连德没有任何犹疑，坚定地把任务接受下来。他被紧急任命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第二天（即1910年12月19日）一早，伍连德就赶回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征集自愿者。他从中挑选了林家瑞作为他的助手，他们日夜兼程，奔赴东北疫区。

到达哈尔滨后，伍连德首先拜访了当地最高行政长官于驷兴。于驷兴告诉他们，哈尔滨的疫区主要集中在傅家甸。

当时的傅家甸是贫民棚户区，约有2.4万名中国人聚居，疫情首先在那里爆发。“那里没有医院、实验室和防疫消毒站，只有两名西医和一个曾经是浴室的防疫室，用来安置那些怀疑被传染的病人，就是那些发烧、头痛、咳血痰的病人，他们被不加区分地扔在那里。”40年后，伍连德在他的英文著作《抗疫斗士——一个现代华人医生的自述》里这样记述。病人首先发高烧、打寒战，然后胸闷、咳嗽、咯血……不久便窒息而亡，死后全身皮肤呈暗黑色。

然而，对流行在傅家甸的这种致人于非命的恶疾到底是由什么方式传染的？是不是真正的鼠疫？当时国内外医生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认为这种病是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的；另一种则认为是由跳蚤咬了染病的老鼠后，又咬了人才得以传播的。

伍连德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家，他决定通过化验来判断。通过对傅家甸一名因患此种疾病去世的日籍女子尸体的解剖，证实流行在傅家甸的传染病正是鼠疫。伍连德同时指出，在傅家甸流行的鼠疫不同于以往，病菌无需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飞沫在人与人之间直接传播。因为东北冬天天气寒冷，老鼠躲在洞里不敢出来，所以由老鼠传播的可能性不大。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不同于往昔的鼠疫。

病菌能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播，伍连德发现了比以往凶恶百倍的新型鼠疫——“肺鼠疫”。

通常的鼠疫大流行可以通过灭鼠、消灭跳蚤来堵截传染途径，而通过飞沫传染的这种新型肺鼠疫扑灭起来要困难得多。死者的住处需要消毒，家属和疑似病人需要隔离，被传染的人更需要治疗……而傅家甸每天死亡的人数都在10人以上，被感染的每天也有10多人，但伍连徳身边的医务人员包括护士和他自己在内一共只有4人，人手缺口很大，急需增加防疫人员。

当时，清政府也收到了多份来自山海关、天津、上海、长春等地的加急疫情报告，请求支援。于是，清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征调医生和护士。

不久，伍连德迎来了一位新的志愿者。

这位志愿者是来自天津北洋医学堂的法国医生迈斯尼，照理他是伍连德的同行，他的到来很使伍连德高兴了一阵子。但当伍连徳介绍完当地疫情以及自己对肺鼠疫的结论时，这位同仁大不以为然，他凭借自己有参加过印度和香港等地防治鼠疫的经验，武断地认为鼠疫就是由老鼠传播的，灭鼠才是防治鼠疫的关键。当伍连德想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时，迈斯尼却大发脾气。

原来迈斯尼来哈尔滨之前，曾先去奉天（今沈阳市）拜访东北三省总督锡良，迈斯尼认为伍连德太年轻（当时只有30出头），要求锡良任命自己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以取代伍连徳的位置。

伍连德为了从团结出发，致电施肇基请求辞职。不出一天，施肇基回电：迈斯尼已停职，伍医生照常继续其防务工作。

迈斯尼见不能取代伍连德的位置，负气到俄国铁路医院工作。他坚持认为冬天在医院和病房里没有跳蚤和老鼠等小动物，不会传染疫情。他在传染病房只穿一件白大褂，戴一顶白帽和一双橡皮手套，连口罩都没有戴就为病人进行检查。不料3天以后，迈斯尼就头痛、发高烧，然后脉搏加速，咳痰带血，最后不治身亡，死时全身发紫。迈斯尼来到疫区，前后还不到10天。

外国防疫专家死于俄国医院的消息使哈尔滨全城为之震动。此前，俄国人认为只要消灭老鼠就能防控疫病，不会在俄人居住区流行，这次迈斯尼之死改变了这一看法，人们转而开始信任伍连德。

接着，伍连德全面接管了防疫局，防疫局下设检疫所、隔离所、治疗所、庇寒所、防疫所、消毒所、急救队等部门，其中检疫所专门负责检查进入傅家甸人员的染疫情况，以便釆取措施；庇寒所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宿；急救队内设诊疗、消毒、抬埋、纠察等岗位。

防疫局将傅家甸划分为4个区，每区派驻1名医生、2名助理、4名医学院学生以及一批卫护和保安人员。医生带领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检查疫情，如果发现有人感染，立即送到防疫医院，并对病人家属进行隔离消毒。被感染的病人，则按照疫情的具体情况，分别把他们送到重症病院、轻症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医院等处，每个病院皆配有医生、护理人员，既能对病人进行对症治疗，又可避免交叉感染。

傅家甸的防疫措施为整个东北疫区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后来，哈尔滨俄人居住区，长春、奉天以及黑龙江全省纷纷效法傅家甸的这一模式，建立起防疫、抗疫的体系。

然而令人费解的事情仍然发生了。

尽管隔离、消毒、阻断交通……能做的事情都做到了，但疫情并未减轻。1911年1月，傅家甸每天死亡人数在40至60人之间，不久攀升至近百人，有一天，竟然上升到创记录的183人！问题出在哪个环节？哪里还存在漏洞？这使伍连德百思不得其解。

防疫局下面设有一个抬埋队，专门对死于疫病的尸体进行抬、埋，棺材由政府提供，由抬埋队将尸体运送到城北的公共坟地安葬。但随着死亡人数不断增加，这一规定未能有效地贯彻执行。

1911年1月的一天，伍连德来到城北的公共坟地察看情况，当他看到雪地里一排排棺椁和尸体在露天堆放着，他惊呆了，他终于找出了原因。他知道，肺鼠疫疫菌怕高温，但不怕严寒，即使在零下几十度的低温，仍能存活下来。所以这个坟场就等于是一座巨大的细菌库、疫病源，如果不将它毁掉，那么一切防疫工作和努力都将白费。

除去这个疫病源，阻断尸体传播疫菌，有两个方法可供选择：一是深埋；二是火化。哈尔滨冬天严寒，气温常在零下三四十度，地冻三尺，土壤结得比石头还硬，要想挖一个土坑掩埋尸体，其工作量非同小可，何况是成百上千具尸体，除非等到春回大地，土地解冻以后才能进行。但形势不能等待，所以只能釆用火葬的办法。但是火葬也有一大问题。因为在当时的传统观念之下，身后祭奠往往厚于生前，所以保存尸体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弄得不好将会引起群愤。伍连德左思右想，认为只有上书朝廷，请朝廷下旨，才能够安抚百姓的情绪。

伍连德的这个意见，获得地方官员和士绅的一致支持。伍连德在给清廷的电文中，表述了哈尔滨在这次疫疾中尸横遍野、无力掩埋的困境，并说明尸体中的疫菌仍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因此，他恳请下旨将尸体火化。

3天以后，外务部传来圣旨，准许伍连徳之请，同意火化。

农历1910年的除夕，中国家家户户喜气洋洋，都在忙着过春节，但哈尔滨仍然呈现一片肃杀景象：城北的公共坟地上，尸体和棺材堆积如小丘，几百名尸体工把每200具棺木或尸体堆在一起，一共堆了22堆，然后用煤油将它们付之一炬。4400多具尸体就这样烟飞火化了。此时，傅家甸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人患染上鼠疫或者死亡。

随后，东北几个疫区也如法炮制，对死于疫病的尸体全部实行火葬。

后来，俄人居住区也仿效中国的做法，把区内死于疫病的尸体全部进行火葬。俄方一共火化了1416具尸体，其中有1002具尸体是从坟墓中重新挖掘出来的。

从这时开始，傅家甸不断攀升的死亡数字开始下降了。到1911年3月1日，奇迹出现了：傅家甸因鼠疫而死亡的人数减为零。

不久，从长春、奉天、铁岭等处传来消息：死于疫病的人数也均降为零。

4个月后，那场噬杀了6万生灵的传染病终被扑灭——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例以防疫专家实践与政府行为相结合、有效控制大规模传染病的记录。

因在东北防疫工作中立下的功勋，伍连德荣获清廷特赏“医科进士”，此为中国历史上的“惟一”。伍连德在东北英勇抗疫，不但拯救了不可计数的生命，还使“防疫”、“公共卫生”的概念第一次引入中国，他创建的北满防疫处（后改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是中国常设卫生防疫机构之开端，为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奠定了基础。上世纪20年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曾这样评价他：“科学输入垂50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三

伍连德不仅是个国际知名的医学专家，而且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取得多大的成就，享有多大的荣誉，始终把这一切归功于祖国。他常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自己的祖国的。”他以能为祖国出力而倍感自豪，以能为人民解除痛苦、挽救人民生命而无上高兴。他在英国接受医学教育，学成之后毅然回国服务，将自己30多年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祖国的医学卫生和防疫事业。

“我在清廷将覆的时候是一个很忙的人……”伍连德这样叙述他从1907年开跋的中国现代医学创业之旅。

1911年4月3日，“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开幕，到会130多人，其中来自英、美、俄、德、法、奥、意、荷、日、印等11国的代表35人。伍连德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他以中、英、德、法4种语言主持了会议，带领与会者参观疫情现场。会议历时26天，各国专家的科研成果以长达500页的《1911年国际鼠疫研究会议报告》（英文）出版，成为国际流行病学之经典。在伍连德的主持下，会议还通过了在中国创建几处医院的决定，其中经他发起或组织创建的有哈尔滨医院、东北陆军医院（奉天）、北平中央医院以及为全国检疫事务建立的其它医院。

1915年，伍连德开始筹建北平中心区现代医院，不但争取了北洋政府的拨款，还广泛召集社会贤达和慈善家投资，终于在1918年建成了北平中央医院。这所当时“国内最完美”的医院是我国第一所自己创建的综合医院，也就是今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前身。

伍连德深感一己力量之单薄，早在1910年，就在上海报刊上征求同仁，倡议发起成立中国医师自己的学会。1915年2月5日，伍连德、颜福庆、俞凤宾等21位医师在上海南京路34号俞凤宾诊所集会，宣布正式成立中华医学会。1916年2月，中华医学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大会，伍连德当选为会长。大会确立了中华医学会“共策医药之进步，增进社会之健康，促进医政之开明，互勉同道之道德”宗旨，讨论通过了《中国医学会章程》，规定以后会议一律使用国语，并成立了编辑部、医学名词部、公众卫生部等。大会通过了条陈政府实行医士注册法、取缔不正当之行医售药、严禁惟利是图之外国药；恳请教育部、外交部提拨美国庚款经费，派遣医学生留学；呈请各省巡抚设法阻止结核病及花柳病之蔓延；条陈内务部拟定促进公共卫生之方法；条陈政府特设机关，统辖医学事项；编辑卫生教本及教授法送部审定，以备列入小学课程等等。中华医学会从成立之初就体现了很高的起点，是中国医学史上浓重的一笔。

除中华医学会外，伍连德还组织并参与了中华麻风救济会、中国微生物学会、中国防痨协会、中国公共卫生学会、中国科学社等医学团体的工作，并为中国海港检疫能够收回、统一号令、开展业务，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中国海港检疫始于1873年，但半个世纪中海港检疫权与海关一并控制在帝国主义手中，由外籍医生担任检疫医官，为外国人服务。辛亥革命后在爱国、民主运动的推动下，伍连德多次呼吁中国自己办检疫，并以其领导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属下陆路与海港检疫所的技术业务为基础，向有关当局提出收回检疫、统一全国检疫事宜的主张。

在伍连德等人的多次呼吁下，1929年12月，国际联盟卫生处派调查团来华调查检疫，伍连德、金宝善、蔡鸿3位中方博士参加该团。伍连德等向南京国民政府提交收回检疫的书面报告，经交涉与国联调查团达成协议。随后，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派伍连德负责收回检疫事宜。

1930年7月1日，上海成立了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直属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管辖，伍连德任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监督，接管了外国控制的海港检疫机构，为中国卫生事业开拓了新的境界。

伍连德一生著述等身，发表过学术论文300多篇，从《传染病之预防》《陆海军参用中西医论》《尊重医德刍言》到《中国公共卫生之经费问题》等，涉及公共卫生、流行病学、医学教育、军事医学、医药管理、检疫学、中西医比较、医学史等诸多方面。他的著述多以中英两种文字发表，为上世纪初刚刚起步的中国现代医学理论发展和中外学术交流作出了可贵的贡献。1926年秋，英文版《肺鼠疫概论》由国联卫生部印行出版，之后《霍乱概论》又获出版，今天，这两部专著仍被国际同行引为经典。1932年，伍连德与王吉民合撰的英文版《中国医史》出版，该书再版多次，在医界被称为“王伍医史”。1983年，由著名流行病学家J·M·拉斯特主编的《流行病学词典》中，伍连德是惟一被列入的中国医学家。

伍连德的医学成就也获得了当时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关注。2007年，诺贝尔基金官方网站公开了部分诺贝尔奖候选人的资料，人们可以查到1901年～1951年50年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的情况。获得提名的科学家中只有一位华人，他便是伍连徳。可以说，伍连德是中国与“诺奖”亲密接触的第一人。

诺贝尔奖创立于1901年，最初分设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及和平5项奖金，后又增设“诺贝尔经济学奖”和“诺贝尔地球奖”，授予世界各国在这些领域为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人或组织。

每年的9月，物理学、化学等几个不同专业的诺贝尔委员会向全球各地的数千名独立人士（具备一定资历的学者、科学家等）发出邀请，请他们推荐自己认为下一年度有望获得诺贝尔奖的候选人。由于许多独立人士经常推举同一个人，因此每年只有不足200名科学家最终被提名，成为候选人。

诺贝尔基金会规定，除了公布最终获奖者外，凡作为候选人的科学家，名字都不对外公开，并设置了50年的保密期。因此，对于出现的各种传闻，如某人获得提名成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云云，其真实性必须等50年后才能得到印证。

伍连德的“诺奖”推荐人是美国在华的著名医生嘉惠霖。他是美国费城人，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博士。他1909年来到中国，曾在中国工作近40年，当时是广州博济医院院长和岭南大学医学院教授。

伍连德的“诺奖”评价人是著名瑞典病理学家FolkeHenschen，在瑞典医学界乃至世界医学界都有很高的声望。他于1942年～1946年曾担任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评委会主席。

伍连徳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的理由是：在防治肺鼠疫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中有杰出的成就和贡献，以及发现旱獭在鼠疫传播中所起的作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伍连德被迫离开上海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举家返回他的出生地马来西亚，继续悬壶济世。他晚年虽远居海外，但仍眷念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他在1959年出版的自传序言中写道：“我曾将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统治崩溃，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新中国政府的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

抗疫医生论文范文第2篇

在人类千年文明史中，瘟疫总是以挑衅的角色与我们相伴同行。14世纪毁掉欧洲1／4人口的“黑死病”、15世纪～1日世纪横扫欧洲的天花、1799年把英国人口死亡率推向顶峰的结核病、1840年～1862年席卷全球的霍乱、1844年～1866年在沙俄西伯利亚地区发生的大规模炭疽，以及20世纪以来发生的“西班牙大流感”、疯牛病、艾滋病、SARS、禽流感……瘟疫对人类的冲击不曾间断。

发生在上世纪1910年10月～1911年4月的中国东北流行性鼠疫被称作20世纪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尽管事件已过去将近百年，但对于许多研究者而言，那场卷走了6万余人性命的灾难仍具历史研究性。正是那场鼠疫抗争真正揭开了近代中国最早的科学防疫工作序幕，它在组织管理、措施实施、医疗救护、防疫检疫等方面，留给后人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同时，透过这次事件，清末民初社会的社会发展状态及当时人们的社会观念也得以管窥。

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焦润明教授是众多研究者中的一位。他对东北大鼠疫的关注始于2000年，独特的地域资源优势使他有可能对这一历史事件做充分地还原，并对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做全面深入地考察，SAPS的爆发加速了他的研究进展。迄今，焦润明对这次东北大鼠疫的研究已涉及事件规模、政府和民间措施、风俗习惯影响，以及对外交、经济、法律法规的影响等14个方面。在其近期发表的《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一文中，依托大量详实资料，对曾经只有片言只语记述的那场大鼠疫有了相对全面的展示。

郭老十之死

公元1910年(宣统二年)，在吉林省榆树县大岭区大岭村前红石砬屯发生了一连串离奇惨剧。

村民郭老十腊月末回家过年，一天突感额头发烫，周身不适，躺了两天，病情未见好转，反倒咳嗽不止，继而吐血，除夕病死，死后皮肤呈紫红色。当时东北地区的汉族有停尸祭祀的葬俗，郭老十的家人遂将其尸体在家中停留五天，亲属邻里纷纷前去吊唁。意外发生，数日内，郭老十一家53口人，有32人得了与郭者十一样的怪病，咯血而死。随后，全屯死了近百人。到了正月二十，这场怪病终于停止，倡屯子里的幸存者已寥寥无几。

生前的郭老十曾在大岭衔开了一家名为“魁升元”的旅店，就在他赶着回家过年之前，接待了两位从哈尔滨过来的客商，蹊跷的是，两个人投住两日便死在店中，随后，郭老十的一个店员也死了。

就在郭老十病死的前外月，中俄边境有官方报告称：“有华人在俄界大乌拉站务工，宣统二年(公元19lQ年)九月初工棚内郁人暴毙。其中有二人于九月十七日(阳历10月19日1由乌拉站来满洲里寓居，九月二十三日1阳历10月25日)相继死亡，同院居住的房东、客人等亦身亡。”

接下来，隆病有如江河决堤般蔓延开来，1910年11月8日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当时属吉林省)，之后又蔓延长春、吉林，再波及河北、山东等地。“从北部中国各地疫情流行的时间上看，呈现出明显的由北向南的传播态势。流行方向和路线大多是沿着铁路交通线呈爆发状流行。”焦润明说。

哈尔滨，死亡人数5693人! 　长春市，死亡人数5827人!

奉天(今沈阳)，死亡人数2579人！

一时从城市到乡村都笼罩在死亡的胡影之下，在人们心头，重重地压着两个恐怖的大字：鼠疫!

疫情肆虐之处，百业俱废，民生凋敝，社会经济生括出现全面恐慌。通过史料记载，焦润明记述如下政府强令关闭了疫区所有戏院、妓馆等娱乐场所，导致优伶“沿街求乞”，“困坐日久，毫无生路”。在奉天，因鼠疫引发了人们的挤兑风潮。在吉林，因交通断绝，致使市面乏货，百姓苦不堪言。在哈尔滨，鼠疫亦影响到大豆等粮食作物的出口。学校因鼠疫流行而停课，工矿停工停产也极为普遍。

罪魁祸首――旱獭

鼠疫星―种比人类更古老的疾病。鼠疫原来就是啮齿动物的疾病，只是在偶然的机会下，人类介入了这种疾病的循环过程，才会受到感染。但它在人类中的流行有相当长的历史。据专家考证，世界公认纪元后全球性鼠疫大流行就有三次，每次都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导致此次东北大鼠疫的直接原因在俄罗斯境内。早在1910年的春夏之交，在俄境西伯利亚的斯列坚克斯已经发生鼠疫，接着俄属黑龙江下游的屉克拉耶夫斯克城也发生了鼠疫。但因俄属远东地区人烟稀少，居住分散，加上俄国方面控制严密，使疫情未得肆虐。不过，当时的俄方出于自身防疫要求，将有染疫嫌疑的中国人驱逐出境，从而直接导致了东北鼠疫的发生。”焦润明分析说。

传统医学理论普遍认为鼠疫由老鼠传播，所以正当时的几乎所有防疫规章中，都有除灭老鼠这一项。但日本医学家北里柴三郎博士称自己在奉天解剖老鼠3万只，无一例含有百斯笃(鼠疫)病菌。既然在这次鼠疫大流行中，老鼠及其他动物、牲畜等都没有成为病源物，那么真正的罪魁祸首又是谁呢?

直到1911年4月，肆虐已近半年之久的东北大鼠疫疫情将息，专家们才基本确认旱獭是这次鼠疫的传染源，鼠类身上的跳蚤是传播鼠疫的媒介，满洲里―带有蒙古旱獭疫源地。

啮齿类小动物早獭皮毛光泽柔软，肉亦可食，因而从来就是猎人们追逐的目标。健康旱獭行动敏捷、奔跑迅速，然而一旦染病，它就会瞎眼、失声、行动迟缓，并且每每被健康的同类逐出洞外。染病旱獭无异于一颗注满鼠疫病菌的生化炸弹，有经验的措人惟恐避之不及，即便射杀，也决不裹挟而去。

20世纪韧旱獭皮毛在世界皮革市场上销售火热，价格猛涨。于是，中俄商人及部分官员受经济利益驱使，私自招募华工疯狂捕杀旱獭。不幸的是，这些私自招募上来的华工大都毫无狩措经验，即使是染疫的旱獭，他们也不放过，有时还将这种旱獭剥皮煮肉充饥。这样就为鼠疫向人类传播提供了机会。

华工的居住环境又是极其恶劣的。他们大多寄宿在一些低矮的草屋里，一间屋子里有两面大炕，一面大坑上至少可以排列睡下数十入。而肺鼠疫主要是通过呼吸道和唾液传染的。于是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环境中，一个人染疫，立即会传染全屋的人。

焦润明介绍说：“据当时的报道，起初是一个姓王的山东农民，打死了一只病旱獭，剥皮而食，回到客栈不久便咯血而死，紧接着又死了数人。惊恐的劳工知道这是一种要命的瘟疫开始传播了，互相奔走相告，四下逃散。于是，火车上、客栈里、闹市的商店、妓院，都成了肺鼠疫的传播地。”

而此时的俄罗斯在发现疫情后，并没有立即通知清政府，电没有采取任何人道主义的救援措施，而是将约

3000劳工关进旧列车的铁皮车厢，很多人活生生地被冻死在里面。劳工的住房用具也被俄国人全部焚毁。尔后，俄国人又先后将一万多难民驱逐出境，并用火车押往长春。这些难民被送往长春后，又遭到了日本占领者的阻挠，日本人以避免鼠疫传播为由，不许难民下车。因此，很多人其实没有死于鼠疫，而是死于寒冷和饥饿。

事后的《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确认了这次东北大鼠疫的源头：“满洲鼠疫确源于捕旱獭者……满洲里与达乌里亚间传染之媒介，实即被逐之华工，遂酿成此三省最惨最烈之疫症!”

近代中国最早的科学防疫

东北大鼠疫的防疫工作是在残酷疫情和领土危机的双重压力下进行的。

在近代中国备受屈辱的外交史中，清政府这一次难得地表现出了一点大国气概，不仅主要凭借中国人的力量在较短时间内成功地抑制了鼠疫的蔓延，而且成功地举办了中国第一次国际防疫大会――万国鼠疫研究会。： 清政府对这次鼠疫大流行的防疫行动，实际上是在鼠疫流行了两个月之后才开始的。当时清政府接到哈尔滨陆军卫戍病院发来的急电，称“黑死病”已在满洲流行，建议速设法防止。而此时的东北，正值日本、沙俄两大列强南北分踞。鼠疫发生后，日俄企图借此在东北继续扩大侵略地盘，因而准备随时对清政府的防疫工作进行干涉。

在这种形势下，经外交大臣施肇基推荐，清廷于1910年12月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赴哈尔滨，开始了较大规模的鼠疫防疫工作。

而当时中国的医疗卫生条件是极其简陋的。“从医疗技术上说，当时中国通晓西医的人才极为稀少。普通的诊治技术、实验设备更是无从谈起，甚至起码的验尸和解剖实验，都不为法律所允许。从民众来说，由于科学知识的缺乏，民众对传染病的观念也十分淡薄，更不知如何预防，仍然有旧的生活习惯。”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院员袁熹说。因此伍连德等人此次远赴东北疫区，不仅担负着抗击人类第一号烈性传染病的重任，而且要克服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还要用科学的方法与一些固有民俗做顽固抵抗。

为了发现东北大鼠疫的流行根源，1911年1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通过对医学界已有成果的研究和深入疫区分析病例，伍连德确定了1910年东北大鼠疫鼠疫菌的贮存宿主是旱獭，并弄清了鼠疫杆菌的传播路径。

在伍连德等专家的建议下，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对疫情采取了科学而有效的防疫措施，比如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以及采取了隔断交通、对病人及疑似病人实施隔离、焚化尸体、对疫区严格消毒等具体防疫措施。“总的来看，晚清各级政府组建起比较完善的防疫体系来应对这场灾难，为防治疫病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这与以往完全不同。”焦润明说。

在这次抗疫斗争中，清政府还积极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的防疫合作，“这也是以往防疫工作所没有的。”焦润明说。在伍连德组建的防疫队伍中，就有一些自愿参与和清政府聘请的外国医生。在防疫工作中殉职的外国医生也不乏其人，比如法国医生曼斯莱博士、英国医生嘉森、日本医生守川歆显等。

1911年4月3日至2日日，清政府在奉天(今沈阳)组织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次会议，焦润明称它是“近代以来在中国本土举办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学术会议”，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袁熹也评价它为“在我国举行的最早的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学术会议”。

中国人在近代科技史上从来没有这样风光过，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英、美、法等11个国家的34位医学代表，伍连德任会长。与会专家确认了这次鼠疫大流行的传染源、传播媒介和传播路径，并对鼠疫的额防和治疗处理的方法等，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和主张。会后，由马尼拉出版局出版的长达500页的《1911年国际鼠疫研究会议报告》(英文)汇集了大会的全部科研成果，至今仍被视为人类医学科学的伟大经典。

人类进化史也是疾病抗争史

发生在20世纪初的这场大瘟疫也让当时的中国人有机会重新审视政府的公共卫生防疫制度和表达对危机事件的观念。

“虽然清政府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大瘟疫，但因缺乏应急措施、个别官员读职、医护人员防疫素养参差不齐等因素，防疫成绩在某种程度上被抵消，所以当时有报纸刊载评论文章批评清政府在这次防疫事件中举措不利。另外也有人呼吁，每个中国人都要把东北人民所受的灾难看作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所受的灾难，号召捐款捐物，并认为这是一个提升爱国主义和民族认同的绝好机会。”焦润明说，“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舆论已经能够表达政府以外的独立见解，同时报纸所发表的观念已经具有近代国民观念和国家民族意识了。这是很可喜的。”

大灾难已过去将近一个世纪。时至今日，鼠疫，这个人类第一号烈性传染病也已得到有效控制。20世纪中叶，抗生素的发明使鼠疫的治愈率大大提高，21世纪，英国桑格中心的科学家又宣布完成了鼠疫杆菌的基因组测序工作，这将有助于研究该病菌的进化过程，为这种烈性传染病寻找新的抗菌药和疫苗。

然而，人类与鼠疫的斗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消灭鼠疫的前景还不乐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俞东征指出：“因为我们对鼠疫还有许多不了解的地方，需要通过科学研究工作去找出答案；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的措施，也有待我们去实践；要把目前已经很少的鼠疫病人再减少一点，需要多年持续不断地努力，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看不到消灭鼠疫的前景。”

抗疫医生论文范文第3篇

山东绿都生物工程高科技园系滨州国家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综合示范园区，占地约300亩，由山东省滨州畜牧兽医研究院于2004年领办创建，园区实行“研究院，企业化运作，研学产一体化”的运营管理模式。按照国家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要求，大力实施“立地顶天，追赶超越”战略，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千万家。研学产一体化与人才科技产业一体化是本园区的突出特色与核心竞争力。

绿都园区驻有山东省滨州畜牧兽医研究院、山东绿都生物科技公司、山东绿都安特动物药业公司三个法人单位，研究院主要从事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高新技术研究等研发推广 、科技创新与服务社会工作，公司则着力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建成了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山东省院士工作站，山东省兽医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山东省企业技术中心，吉林大学兽医博士、硕士联合培养基地，国际合作研究中心、以色列维奥兰羽公司中国事业部等平台与载体。

园区一期工程建成了绿都生物GMP产业园项目。其中，绿都生物疫苗GMP产业化项目，总投资2.6亿元，拥有10条GMP生产线，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畜禽蜂胶疫苗研发生产基地，可年产各种生物制品200多亿羽头份；动物药业GMP产业化项目与重大动物疫病消毒剂GMP产业化项目，拥有17条GMP标准生产线；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项目等均进入产业化生产。项目达产后可形成年产值10亿元以上、利税2亿元以上的生产能力。

园区现拥有农业部产品批准文号180多个，猪瘟疫苗、新城疫疫苗等疫苗系列产品被农业部定为政府采购产品，获山东省名牌产品；猪瘟、兔用、鸭用疫苗品牌与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产品推广到全国，新型动物疫苗已成滨州靓丽的名片。园区解决了500多名研究生与大学生的高端就业和1万多人的间接就业与再就业问题，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在科技部和山东省科技厅“863”计划、科技攻关、良种工程项目等支持下，绿都研发的安全绿色蜂胶疫苗为国内外首创，居国际领先水平。畜禽用蜂胶疫苗系列产品被科技部列为部级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部分疫苗产品被列为联合国采购目录产品；研发生产的耐热冻干保护剂活疫苗打破了外国的技术封锁和垄断，具有节能减排增效的作用，均推广到全国。

园区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重点实验室面积6000多平方米，总投资达6000多万元。承担国家、省、部级科研与产业化课题20多项，自选及合作课题40多项。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研究成果。其中获国家、省、市科技成果奖50多项，制定国家疫苗、兽药标准50多项，主编参编学术专著20余部，在国际国内发表学术论文700多篇，100多项配套成果技术推广应用到全国各地。

园区着力加强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组织系统建设，现有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名，国务院政府特贴专家1名，泰山学者海外特聘专家1名，归国博士2名，博士、硕士100多名。与吉林大学等联合培养博士后、博士、硕士研究生70多名；培训实学生1000余人；培训全国专业技术人员2万余名、全国养殖能人与专业场户1万余名；与100多家龙头企业建立了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建立了100多个科研推广示范基地；与国内外200多个大学和科研院所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20多所全国知名高校在园区建立了教学科研基地。园区已成为代表山东省兽医生物技术与生物制品水平的研发与成果转化中心、畜牧兽医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和畜牧兽医与生物技术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基地。

园区被评为：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项目技术依托单位、国家绿色农业生物制品产业化示范基地、中国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100强、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山东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山东省扶贫龙头企业、山东省十佳三农企业、山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山东省消费者满意单位、AAA级信用企业。园区产品被评为：中国兽药产业十大著名品牌、中国兽药市场品质信誉首选品牌、中国最具影响力品牌，获得山东省著名商标1个、山东省名牌2个。

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羊创新团队疫病防制岗位专家，山东省滨州畜牧兽医研究院院长、书记沈志强研究员向张来武副部长一行汇报了山东绿都生物工程高科技园的概况，同时，着重介绍了山东省滨州畜牧兽医研究院近30年连续主持开展洼地绵羊的选育利用推广情况：洼地绵羊是一种多胎多羔、肉皮兼用、肉质好、四、抗腐蹄的国家保护优良品种，既可舍饲育肥又可放牧饲养，是发展肉羊产业不可多得的国宝级品种资源，被列为国家畜禽品种资源目录品种和山东省地方保护品种，一直是山东省主推的主导品种，已推广到新疆、青海、甘肃、北京、天津、河北、辽宁等十几个省、市，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抗疫医生论文范文第4篇

>> 向埃博拉疫区出发 埃博拉病毒病疫区来华（归国）人员的健康管理 寻找最佳“契合点” 在二三级市场选品牌更要寻找契合点 寻找契合点 促进新课改 认识埃博拉病毒 揭秘埃博拉 “埃博拉”病毒 埃博拉的教训 埃博拉病毒 埃博拉来袭 埃博拉，别恐慌 住手！埃博拉 埃博拉病房往事 寻找“非法”体育营销的契合点 寻找兴趣与知识的契合点 寻找家校沟通的契合点 寻找阅读和写作的契合点 小学语文教学，在深与浅之间寻找契合点 埃博拉与潘多拉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艺术 > 在埃博拉疫区寻找契合点 在埃博拉疫区寻找契合点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姚玮洁")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中国医务人员参观美国在利比里亚的埃博拉治疗中心

“最后一名病例消失后42天，才能解除疫情警报。目前，利比里亚已经解除警报，塞拉利昂和几内亚还在扫尾，6月未必能彻底解除警报，而边境地区是否会向利比里亚输入疫情，也还很难说。所以，中国疾控中心在那里保留了20人的团队。”

2015年春节前夕从埃博拉疫情重灾区塞拉利昂回国的中国疾控中心（疾控中心以下简称CDC）副主任梁晓峰，这样对《t望东方周刊》概述目前西非的疫情状况。

他曾于2014年11月9日带领我国政府派往非洲的首批公共卫生师资培训队一行12人，在塞拉利昂工作了3个月。

梁晓峰的主要任务是：第一，培训4000名基层村民;第二，找3个村子，建立一个试点示范基地;第三，建立固定的生物安全实验室P3。

这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卫生领域规模最大的一次援外行动。4轮紧急援助，总价值约1.2亿美元。向几内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等国派遣了包括梁晓峰等人在内近1000人次的公共卫生、临床医疗和实验室检测专家组。

在此过程中，中国与美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也有了更深入的推进。

美国CDC驻华代表罗纳德・穆勒那对《t望东方周刊》说，中国在埃博拉疫情中的表现令人尊敬，在可能危及全球的疫情面前，中美两国建立交流机制很有必要。

美国CDC到中央党校交流控烟经验

中美两国之间关于公共卫生领域的交流多年前就已开始。

“2003年非典暴发，全球累计8000多个病例，涉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家终于明白，快速分析数据、传递讯息、建立有效的应急机制，有多么重要。2005年我们就和中国签署了备忘录，合作EID 项目。”穆勒那说。

EID项目启动后，双方开始专注于应对新发和再发传染病的一整套流程，比如建立疾病追踪系统、风险交流机制。

国家卫生计生委国际司欧美处处长卢国萍对《t望东方周刊》表示，EID这个项目框架下包括中美两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诸多合作，如应对甲型H1N1流感、H7N9禽流感、艾滋病防治等。埃博拉也在其中。

“中美EID项目谅解备忘录每隔5年续签一次，今年6月的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会议上，会第二次续签。”卢国萍说。

为有效运转该项目，由美国驻华大使馆负责，美国CDC专门在中国设办公室，派驻了一个50人的团队。

据梁晓峰介绍，美国CDC在世界多个国家设有办公室。

除了传染病领域，一些非传染的公共疾病也由CDC负责。美国CDC基金会出资，供中美双方合作调查人群吸烟率，为相关政策提供数据。美方CDC还曾应中央党校之邀，交流控烟经验。

“结果你也看到了，北京出台了公共场所控烟条例。通过合作研究促进公共政策变革，这是一个典型案例。”美国CDC首席政策分析师、华裔人士余雪莲表示。

双方的合作机制多种多样。梁晓峰介绍说，中国CDC虽未在美专设办公室，但会派人在美国CDC长期进修。“埃博拉疫情发生时，中方人员会加入那边的团队，及时传递讯息。”

“中国CDC受国家卫生计生委委托，每周和美方召开一次电话会议，进行疫情分析和应对措施的交流。”卢国萍说。

梁晓峰回忆，电话会议沟通是在疫情早期，那时中国CDC刚到非洲，而美方已驻扎了很久，掌握情况较多。“他们会告诉我们，疫情国家现在最缺什么，是消毒剂、手套还是病床。”

卢国萍说，双方也通过EID项目办公室的专家进行日常交流。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晤，就继续加强应对埃博拉合作达成共识。在G20布里斯班峰会通过的应对埃博拉疫情的宣言中，中美两国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向世界展现了两国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姿态。

在塞拉利昂，中美双方驻塞拉利昂大使馆也会定期交流，并协调具体事务。

穆勒那说，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时，隶属于CDC的EIS――流行病学情报所成立，组织学员培训，让他们亲临疾病暴发现场学习经验。而这些学员大部分成为世界领域内流行病学的核心骨干。

“中国目前也在美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帮助下，建立了类似的FETP项目（Field Epidemiology Training Program，项目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相信它在‘后埃博拉时代’会对培训非洲专业人士发挥更大作用。”他说。

在西非乡村里“人盯人”

“中国在防控埃博拉疫情方面的技术水平不比美国差，设备也先进，但中国没有病人，美国有病人，所以需要美国帮助提供实验室诊断试剂。”卢国萍说。

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美国人对此非常佩服，认为这个覆盖全国的监控系统，能够准确预报感染病患的数量。 中国援塞抗疫医疗队队员在塞拉利昂为一位埃博拉患者测量血压

“塞拉利昂的医疗网络都垮了，我们选了3个村庄4万人作为试点示范基地，建立了人盯人的网络。”梁晓峰说，“治疗传染病没有什么高科技，就是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梁晓峰所说的“人盯人网络”，是先选出大约100名村民小组长，一个负责几户，普及疫情基本知识，给他们发了手机，一旦发现不安全葬礼、发烧等情况，及时报告。

然后又找了30名文化程度较高的人，担任“赤脚医生”，负责检查和报告疫情。

三个村16个病例，接触者共有600多人。梁晓峰他们雇当地人管理这600人，“每天问一次情况”，“每天填报”。

“我们还给村子里配备了电脑、冰箱。最重要的是，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有这个网络，工作就好开展了。”他说。

美国驻华CDC办公室流行病学部主任卡萝・饶对《t望东方周刊》表示，他们也会和中国CDC合作，帮助他们在试点村庄完善监控系统，比如确定患者的真实数量。

梁晓峰认为，美国对西非埃博拉防疫的帮助主要是国家层面的、政策性的，而中国做的主要是一些铺得广、比较实的基层工作。

“美国CDC在非洲有很大的基地，扎根多年，也有语言优势，跟当地政府卫生部门关系很密切，可以参与决策。但他们在基层不够深入，所以咱们就尽可能多开展基层人员培训，运送建筑工人过去，又快又好地建设实验室。”梁晓峰说。

即便是像梁晓峰这种高级别的专家，也必须深入乡村，而这在欧美国家的援非人员中很少见。

美国在非洲的实验室主要是帐篷，中国则在塞拉利昂建立了价值近千万元人民币的移动P3实验室，用于检测埃博拉病毒。

此外，中国还调动北京城建集团的队伍，迅速建立了固定P3实验室，这是西非第一个P3级生物安全实验室。“87天就建成了，在西方国家眼中是不可想象的。”梁晓峰说。

他认为，中美两国的组织方式也很不同，美国前往西非的医生大部分是NGO的志愿者，而中国医生则更成建制。

让梁晓峰自己也感到震惊的是，中国没有一例医护人员感染埃博拉的病例。“也许是因为我们更加细致小心吧。”

如何在非洲找到中美契合点

不过，语言障碍使得中美、乃至中非交流都有困难。“非洲人讲英语有口音，中国医生英语也不够好，临床试验时，很难让非洲护士理解该怎么做。”卡萝・饶说。

梁晓峰承认，这个问题的确存在。美方曾建议中国为利比里亚提供1000张病床。“究竟就是床，还是带床的医院，还是包括配套的医护人员，由于语言问题，大家讨论了好几次都说不清楚。”

中美双方也有理解上的误区。“中国人缺少国际经验，不被美国人了解，美国对中国实力也有怀疑，在平等交流方面还有些差距。”梁晓峰说。

其实，中美两国医疗人员在塞拉利昂的驻地相距只有大约1000米，也会偶尔走动，美方曾来过中方驻地两次，还在食堂吃了饭。但梁晓峰觉得，双方的交流还可以更宽松、更深入。“大家都需要改变。”

他告诉本刊记者，在疫情基本结束后的灾后建设时代，非洲迫切需要中国帮助，中方也有此意向，但中美双方在这方面的合作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非盟专门有一个建立CDC的委员会，中美双方都是委员会成员，都希望能在建设非盟CDC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但仍存在挑战。

比如，是否需要给非盟建一座有各种功能的实体中心？是否要帮助非盟通过手机APP建立类似于非典的网络直报系统？之前有传闻说，美国已经与非盟签署了有关建立CDC的备忘录，具体的情况中方并不知晓。此前中方已派人参与委员会有关事宜的讨论。

近期，非盟多国官员组团来中国参观学习，他们表达了建立网络直报系统的意愿。

“非洲卫生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中国。非洲主要是人口众多发展中国家，中国公共卫生、疾病防治的经验值得他们借鉴。”卢国萍说。

梁晓峰说，中美双方正在努力寻找契合点，“发挥各自优势，一起来帮助非洲，这一点我们都有共识。”

“长期来看，公共卫生作为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越来越被大家认识和接受。过去援助非洲都是盖房子，修高速公路，现在软性的合作越来越多。它因此也成为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的重要内容之一。”梁晓峰说。

卢国萍认为，卫生领域纳入中美人文交流机制后，提高了合作的层次，拓展了与美国国务院全球卫生办公室的合作。

卡萝・饶是亚裔，到美国驻中国CDC办公室工作已近4年，她曾三次援非，其中两次是帮助抗击塞拉利昂的埃博拉疫情。正是在塞拉利昂，她多次与中国人接触合作，也结识了梁晓峰。

“中国人非常勇敢，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很害怕，没想到他们第一次去，就能有如此出色的表现。”她对本刊记者说。

抗疫医生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时代；师德师风；理想信念

中医药高等院校教师兼顾教师和医生双重身份，肩负教书育人与治病救人的重要职责，其师德师风状态直接决定未来医生队伍的医德水准。把师德师风建设作为提升新时代教师素质、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使命要求亦是办学要义。“厚德博学、精诚济世”是广州中医药大学校训，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对中医学生提出的要求，更是历代广中医人追求的目标。

一、师德师风建设成效

广中医人践行“厚德博学、精诚济世”校训精髓，师德建设常抓不懈，在抗击疫情中涌现出以张忠德、温敏勇为代表的彰显大医精诚的师德医德典型人物，“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良好师德风尚已在校园蔚然成风。（一）以制度建设为抓手，建立健全师德考评机制。德为师之先。学校党委高度重视师德师风建设，成立教师工作部具体负责，先后颁布实施《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校师德建设的实施意见》《建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实施细则（试行）》《教师职业行为负面清单和师德失范行为处理办法》等文件，突出对教师的理想信念教育和对价值观的引导，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全体教师的基本遵循，通过采用激励和约束并重的方式让广大教师自觉地成为引领和培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范。强调师德的重要性，将立德树人作为全体教师的初心和使命，结合学校学科的特点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不断增加学校师德建设的个性化发展。立足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尊重广大教师的需要和意愿，不断塑化教师的内在发展诉求和发展方向，激发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创新形式和内容，探索和解码新时代学校师德建设的规律特点，增强学校师德建设的时效性。（二）完善师德建设机构设置，实现多层面覆盖。为了让学校的师德师风建设工作能够落实落地，学校从上而下设置了不同的师德建设机构。学校层面设置了师德建设委员会，负责领导全校的师德建设工作；师德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学校的师德师风建设的具体工作，包括政策的制定、实施、反馈，活动的开展，宣传推广等，各二级单位成立师德建设小组，认真落实学校制定的师德师风的各项政策，并做到压实责任，责任到人。（三）强化师德教育与宣传，引导树立崇高理想。学校始终将师德教育作为教师培养的第一要义，并贯穿教师职业生涯全过程。一是从做好新教师始业教育入手，开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法制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等师德教育课程。二是注重将优秀中医药传统文化与学校精神、校史、校训与师德教育活动紧密结合，在新教职工中开展相关专题教育，加强价值引领。三是不断促进师德建设主题教育月活动的多样化和新颖化，通过开展师德征文、微视频征集、师德标兵评选、师德主题演讲比赛、师德座谈会等形式，增加活动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四是学先进、树典型。通过张忠德、温儒敏等师德医德典型宣传活动，不断夯实师德师风建设内涵；在2020年抗击肺炎疫情的战斗中，学校共派出112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提出中医药尽早参与救治、中医药“组合拳”对症下药，充分发挥中医药综合治疗的专业武器，建立“专属中医档案”，拿出“中医方案”，运用各种中医特色疗法为患者解除病痛，推广“八段锦”等方法帮助患者康复，用中医药战疫“成绩单”证明了“1+1＞2”的临床实践效果，辨证施治、精准施策、挽救生命，对国家层面中医药抗疫科研成果“三方三药”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使中医药大展身手、大放异彩。作为中医药人，用仁心仁术、铁肩担道的真本事、硬功夫，诠释了新一代的铁杆中医，谱写了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用精湛的技术和实在的疗效，让中医药在疫情防控实践中得到硬核检验，为中医药学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膜拜者和好学者。广中医教师在抗疫火线淬炼的故事走进了广大师生的教学课堂，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最生动、最鲜活的素材，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实际行动为全校师生、医护人员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张忠德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抗击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第二附属医院党委获“全国抗击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广东）获“全国卫生健康系统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称号，队长温敏勇同志获“先进个人”称号，既是荣誉也是激励。五是以评促建，通过师德标兵和师德征文比赛等评比活动，提高师德建设活动比赛的参与热情和作品质量，推动教师在参赛过程中不断总结提炼师德师风建设理论和实践经验。近年学校在广东省师德征文、微视频比赛中屡获佳绩。（四）完善师德考核体系，促进教师提高自身修养。通过考核、激励、约束、问责等一体化机制建设，提升教师师德修养意识。一是建立全员师德考核制度，内容包括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学术规范、服务集体等，采取教师自评、所在单位考评、学校考评相结合的方式，考核结果与年度考核及聘期考核挂钩。二是建立个人师德档案制度，将师德考核结果存入教师档案，教师师德出现重大问题，其所在单位本年度不能评为先进或优秀单位。三是健全师德约束机制，在人才引进、职称评审、岗位聘任、干部选拔、评优评先及各类考核等关键环节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同时加强对教师招聘和引进人才的师德把关，新进教师入职前需做无犯罪记录和无不良诚信记录的书面承诺。四是完善师德激励机制，同等条件下，在职称评审、岗位聘任、干部选拔、研究生导师遴选、学科带头人选培、各类高层次人才评选中，优先考虑师德表现突出的教师。五是建立并实施责任机制，对于本单位出现教师发生违反师德行为预防不力、监督不到位、拒不上报或推诿隐瞒等问题直接追究单位的责任，单位负责人及相应违反师德教师均需按规定接受处分，并上报教育厅备案。发生上述问题的单位将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师德师风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个别教师存在理想信念模糊的现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高校教师的思想同样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冲击，多元价值观使得部分教师的理想信念发生了一些偏差，出现敬业精神逐渐淡化的现象。个别教师心态浮躁，认为教师职业只是一种谋生手段，丧失了对教育工作的崇高敬意和职业敬畏。还有个别教师丧失了对理想的追求，缺乏荣誉感和事业心，必然导致对教育工作的态度逐渐淡漠。课堂应付了事，不认真备课，不认真解答学生疑惑；课后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副业上，热衷于从事有偿活动，或者炒股票、开公司等，出现了副业专业化的现象，甚至个别教师伺机“跳槽”。（二）个别教师存在责任意识淡薄，教育教学存在敷衍了事的现象。个别教师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逐渐表现出对教学的不感兴趣，上课随心情而定，讲些不着边际的内容，不投入精力系统深入地总结课程安排，不认真摸索讲授专业知识，只是搪塞敷衍学生。这类教师对待工作采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态度，不求最好，但求无过。（三）个别教师存在言行失范的情况。近年来依然有个别教师不能以身作则。主要表现为有的教师在学生面前仪表不端、举止不雅、形象欠佳、语言污秽，上课自由散漫，甚至在课堂上随意接打电话、玩手机；还有的教师把个人偏见、不满情绪或偏激的观点带到课堂上[1]；有的教师将分数、发论文等视为商品与学生进行“交易”，给个别学生给予特殊待遇。这些行为都严重损害了教师形象，在社会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严重妨碍了道德教育效果的实现。（四）个别教师存在育人意识淡薄的情况。个别教师认为自己是授课教师，工作的重心在传授学生专业知识上，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并非分内事，而是学校思政课教师和辅导员的职责，与己无关。主要表现为教师在课堂内外对学生缺乏关心和爱心，不愿意花时间与学生交流，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对学生思想道德方面出现的问题漠不关心，对学生旷课、作弊等违纪行为视而不见，不能进行及时有效的批评教育等。

三、有效提升师德师风建设水平的对策及路径

（一）开展“四个一”入职仪式。为进一步增强广大教师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每年9月举行新入职教师“四个一”入职仪式，通过庄严的仪式使职业认同感和敬畏感沁入人心，具体分为四个环节。1.一次集体宣誓。由德高望重的师德医德标兵或楷模担任领誓人和监誓人，带领新入职教师面对国旗集体宣读人民教师誓词：“我志愿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遵守教育法律法规，履行教书育人职责，引领学生健康成长，做到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为教育发展、国家繁荣和民族振兴努力奋斗！”2.一份师德承诺书。新入职教师在入职仪式现场集体签署师德承诺书，以书面形式郑重承诺遵守教师职业道德，坚定教育理想。3.一次授徽。由学校党委书记和校长亲自为新入职教师佩戴校徽，增进教师对学校的融入感和认同感。4.一份束脩礼。由学生代表为新入职教师授礼（教鞭、激光笔、书等），通过重温古代学生与教师初见面的拜师礼仪，强化学生对教师的敬意，提升新入职教师的职业荣誉感和使命感。（二）开展“四个一”主题实践。为进一步强化教师的政治理论和形势政策学习，丰富政治理论学习形式，每年由各二级单位党委组织开展实施，并向学校备案每年工作具体开展情况。1.一堂党课。每学期举行集体党课1～2次。通过党课定期向党员教师宣传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党性、党纪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2]，既是共产党员的必修课，又是提升教师政治素养和党性修养的重要途径，有利于教师坚定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2.一部影片。每学期集中观看一部红色影片（纪录片）。通过集体观看体会流淌在红色作品血脉中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主义思想风貌[3]，了解温习红色的历史年代，深刻理解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有利于帮助教师开展德育宣传教育和实践文化传承。3.一个基地。每年集体走访一次省内/外红色基地。通过组织教师实地参观红色基地，有效地提升教师爱国主义精神和陶冶道德情操，有利于教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培养爱国情感和民族精神，促进中华民族振兴。4.一次拓展。每年举行一次集体素质拓展活动。通过组织教师进修团队拓展，帮助教师训练迎接挑战、战胜困难的能力，是教师激发自尊、关心他人、磨炼素质、提升心智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培养教师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团队合作精神。（三）发挥“四个一”主体作用。1.一个支部。党支部是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基层堡垒，根据学校的学科特点和创新性发展方向设置基层教师党支部，在教师党员中选择师德师风优秀的教师代表加入基层党支部班子，依靠广大的教师党员，开展深调研真落实活动，创新性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和日常民主生活会，不断丰富和优化活动的内容与形式，使基层党支部各项活动更加贴近一线教师，充分发挥基层教师党支部在教师发展中的作用。2.一份兼职。青年教师刚刚走上教师工作岗位，面临着由学生向教师的身份转变，除了专业知识的提升外，更多的是要走进学生，与学生多沟通、多交流，主动参与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日常生活帮扶工作。只有充分地了解受教育的对象才能更好地教书育人、立德树人，做到教学相长。3.一份关爱。落实领导干部、资深教师与青年教师的带教、帮扶制度，在工作上及时给予指导帮助，使其更加迅速地融入教师角色，在生活上要多关心和发现青年教师面临的各项困难，能够及时解决的应该及时解决，不能及时解决的尽快寻求上级部门的帮助，并对青年教师做好安抚工作。4.一个平台。充分发挥学校学科的特点，利用现有的一切教学、科研、公共服务的平台，统合学校党委教师工作部、教师发展中心、教务处、科技处、研究生院等相关部门的作用，创造有利条件，搭建发展平台，帮助广大青年教师做好职业规划，并在相应的发展道路上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帮助。

四、师德师风建设对育人树人的实践意义

教师的师德决定了教师要建立怎样的教育信念，教师的反思机制能否形成等，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根本需要。高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主阵地，师德师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宣传具有重要作用，拥有高尚师德的教师队伍更宜使理论在学生中生根发芽，更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对于教师而言其本身既具有传统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又肩负着“为生民立心、为天地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的”责任使命。进入新时代以来，广大教师由担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崇高使命，特别是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言，教师必须做到以德立身，做到立学为民，治学报国。自觉抵御各类不良思想的侵袭，守好各自的责任田，并积极有为，有所建树。引导学生锤炼高尚品格，力克重知识轻品格、重原则轻品行、重外表轻内修、重灌输轻情感的倾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从学生最关心、与学生最相关的问题入手，调动一切心性和外部资源，遵循学生品格内在发展逻辑和生成规律，聚焦“知、情、意、信、行”和谐统一[4]，“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作为师德师风的普遍原则和基本标准，教师必须德能兼修，德才兼备，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是非曲直面前立场坚定，在义利得失面前保持定力，以高尚的人格魅力赢得敬仰，以模范的言行举止树立榜样，把真善美种子不断播撒到学生心中[5]，立德树人才能落到实处，教书育人才会取得实效。

参考文献

［1］沈强,李国华.高校师德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J］.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2003(6):36-37.

［2］李志超.加强基层党课教育的实践与思考［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5(20):57-58.

［3］邱水.红色经典电影英雄人物形象塑造探析———以马克思主义典型化理论为依据［D］.西安:长安大学,2014.

［4］寇学军.塑造健康人格做好犯罪预防工作的途径探析［J］.理论界,2008(7)：197-200.

［5］吴莎.“四个统一”视域下高校师德建设现状与对策研究［J］.西部素质教育，2018(13):18-19.

抗疫医生论文范文第6篇

中医防疫 再度进入公众视野

早在4月30日，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就在新闻会上风趣地说：“我们不但有卫生部牵头的多部门人感染猪流感‘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我们还有中医――‘达菲’的主要成分就是‘八角茴香’。猪肉炖八角茴香，大家不妨一试！”

中医专家认为，甲型H1N1流感乃中医所说的“时症”，并提倡“治未病”。“未病”是指未来可能发生的疾病。中医“治未病”起源于《黄帝内经》，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灵枢・逆顺》也提出“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

中医“治未病”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天人相应、形神合一、辨证施养、平衡阴阳、精神内守、正气为本6个方面，主张通过饮食、运动、精神调摄等个人养生保健方法和手段来维护人体的阴阳平衡。“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即通过精神调控，使真气从顺，从而使疾病不能发生或发展。“治未病”强调人们应该注重保养身体、培养正气、提高机体的抵御病邪能力，达到未生病前预防疾病的发生、生病之后防止进一步发展、疾病痊愈以后防止复发的目的。

著名中医张建明说：“不管是非典，还是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本质上都是病毒肆虐。”中医所谓的“时疫”，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对流行性传染病的统称，它是由各种致病性微生物或病原体引发的传染性疾病，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已不知发生过多少次，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历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15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5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但人类都走过来了，因此不必太慌张，再怎么变化，也就是“致病性微生物或病原体”而已。中医称其为“外感”、“外邪”，一旦胜过了人体的正气，人就得病，如果流行的规模够大，那就是“时疫”，但每次总是人类战胜它们，并且还产生了大师级的医生，如汉末的瘟疫大流行，产生了张仲景、华佗；唐代的时疫产生了孙思邈；此后还有“金元四大家”、李时珍……

相关链接：现代中医药网：/

中医预防方案

1.在生活起居方面，中医认为“虚邪贼风，避之有时”、“食饮有节”、“起居有常”，所以要及时添、减衣物，饮食、作息要有规律。

2.要相信科学知识，克服恐惧心理，保持平和心态。中医认为“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恐则气下，惊者气乱”，如若对流感产生恐惧之心，必导致气机逆乱、气郁化热，产生毒热之邪，更易招致外感。

3.尽量减少外出，尤其避免接触流感样症状（发热、咳嗽、流鼻涕等）或有呼吸道疾病症状的病人；注意个人卫生，经常使用香皂和清水洗手，尤其是咳嗽和打喷嚏后；咳嗽或者打喷嚏时用纸巾遮住口鼻，然后将纸巾扔进垃圾桶。

4.中药外用：

净化环境可采用以下方法。

（1）中药喷洒：用石菖蒲、艾叶，按1∶1比例，以水煮沸15分钟为宜，加水兑成含生药，20％～30％的浓度。

（2）中药熏蒸：①用石菖蒲、艾叶烧熏：按1∶1比例。②用食醋熏蒸：每立方米空间用食醋5～10毫升，加水一倍稀释后加热，每次熏蒸1～2小时。中药熏蒸每天或隔天一次，需据疫情而定，以适中为宜。

5.中药食疗方：

（1）二白汤：葱白15g、白萝卜30g、香菜3g，加水适量，煮沸热饮。

（2）薄荷梨粥：薄荷3g、鸭梨一个（削皮）、大枣6枚（切开去核），加水适量，煎汤过滤；用小米或大米50g煮粥，粥熟后加入薄荷梨汤，再煮沸即可食用，平时容易“上火”的人宜吃。

（3）荸荠、百合、梨等具有清热生津的作用，可以适当食用。

（4）鲜马齿苋30～60g，蒜汁加醋凉拌或蘸酱吃。

（5）赤小豆、绿豆适量熬汤服用。

（6）百合20g、薏苡仁15g、八角茴香2枚、鲜藕100g、瘦肉250g，煲汤，食肉饮汤，经常食用具有滋阴润肺、提高肌体免疫力的功效。注意：百合为寒润之品，风寒咳嗽、脾虚便溏者要慎用。

美国公布抗流感“食谱”

日前，美国MSNBC新闻网向公众推荐了9种食物，用于预防、阻击甲型H1N1流感。普通的食物真的可以成为一个盾牌，保护人们不受流感侵袭吗？

营养食疗

■酸奶：“益生菌可以保护肠道。有些酸奶中含有的乳酸菌可促进血液中白血球的生长。”

■红薯：“红薯能增强皮肤抵抗力。皮肤也是人体免疫系统的一员，维生素A在皮肤结缔组织中起着重要作用。补充维生素A最好的办法就是从食物中获取β-胡萝卜素。”

■茶：“茶具有抗细菌、防流感的功效。哈佛大学免疫学者发现，连续两周每天喝5杯红茶的人，体内会产生大量抗病毒干扰素，这种可抵抗感染的蛋白能帮助人抵御流感。”

■鸡汤：“鸡汤是美味的感冒药。鸡肉在烹饪中释放出的半胱氨酸，与治疗支气管炎的药物非常相似，有盐分的鸡汤可以减轻痰多的症状。”

■牛肉：“补锌增强免疫力。锌在饮食中非常重要，可促进白血球生长，进而帮助人体防范病毒、细菌等有害物质，即使轻微缺锌也会增加患传染病风险。牛肉是补锌的重要来源，所以吃牛肉能预防流感。”

■蘑菇：“促进白血球抗感染。人们一直就把蘑菇当做提高免疫力的食物，现在研究发现，吃蘑菇可促进白血球的产生、活动，让它们更具防范性。”

■鱼和贝类：“补硒防病毒。硒主要来源于牡蛎、龙虾、螃蟹、蛤蜊等海鲜。”

■大蒜：“大蒜能抗感染和细菌。英国研究人员实验表明，食用大蒜可让感冒发生几率降低2/3。”

■燕麦和大麦：“康纤维抗氧化。燕麦和大麦都含有抗菌和抗氧化的物质。食用燕麦、大麦可增强免疫力，加速伤口愈合，还能帮助抗生素产生更佳效果。”

相关链接：美国MSNBC新闻网：/

参考书目

①《黄帝内经》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也是第一部冠以中华民族先祖“黄帝”之名的传世巨著，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

②《丹溪心法》是综合性医书。5卷（或为3卷）。元・朱震亨著述，明・程充校订。

③《瘟疫论》。吴有性于崇祯十五年(1642)撰成，据《四库全书总目》载，《瘟疫论》2卷，补遗1卷，版本主要有清初刻本、四库全书本等。上卷载论文50篇，阐述瘟疫之病因、病机、症候、治疗，并从多方面论述瘟疫与伤寒的不同。下卷载文36篇，着重论述瘟疫的兼症，有数篇论述瘟疫名实和疫疬征治。

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宋代官修方书。此书包括名方很多，诸如至宝丹、牛黄清心丸、苏合香丸、藿香正气散、妇科逍遥散、失笑散、胶艾汤、儿科肥儿丸、小抱龙丸等，自北宋末至元代的200年中，民众应用很广。

延伸阅读

10种亚健康症状与饮食调理

根据调查：亚健康已经占据人群的绝大多数，70%到80%之间。很多人都以为疾病是静止的，是因为昨天的一个偶然事件引起的。其实疾病是一个不断累积发展的过程，亚健康就是身体给你发出的“求救信号”。出现亚健康状态后，如果你不去管他，那么只有一个结果：走向疾病。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求救信号”呢？下面列出10种常见的亚健康症状和解决办法：

1.失眠烦躁：多吃富含钙、磷的食物。含钙多的如大豆、牛奶、鲜橙、牡蛎、海带；含磷多的如菠菜、栗子、葡萄、鸡、土豆、蛋类。可补充钙、镁类补充剂。

2.脾气不好：钙具有安定情绪的效果，牛奶、乳酸、奶酪等乳制品以及海产品等，都含有极其丰富的钙质，有助于消除火气。萝卜适于顺气健胃，对气郁上火生痰者有清热消痰的作用，最好生吃，也可做萝卜汤。啤酒能顺气开胃，改变恼怒情绪，适量喝点儿会有益处。

3.压力过大：维生素C具有平衡心理压力的作用。当承受强大心理压力时，身体会消耗比平时多8倍的维生素C，所以要尽可能地多摄取富含维生素C的食物，如清炒菜花、菠菜、水果等。工作压力大的人，如果服用复合维生素C片剂，会有比较理想的效果。

4.神经敏感：神经敏感的人适宜吃蒸鱼，但要加点绿叶蔬菜，因为蔬菜有安定神经的作用。吃前先躺下休息，松弛紧张的情绪。另外，镁元素也有镇静神经的作用。

5.体瘦虚弱：体瘦虚弱的人通常缺乏蛋白质和脂肪。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是鱼、肉、蛋、奶等，在吃前最好小睡一会儿。人们都习惯饭后睡觉，这是不正确的习惯，应改为饭前睡一会儿，因为吃了饭再睡，人会觉得越来越不舒服。

6.筋疲力尽：可在口中嚼些花生、杏仁、腰果、胡桃等干果，对恢复体能有神奇的功效，因为它们含有大量丰富的蛋白质、B族维生素、钙、铁以及维生素E，却不含胆固醇。此外，蛤蜊汤、青椒肉丝、凉拌蔬菜、芝麻、草莓等食物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及适度的热量，能保护并强化肝脏，不妨多吃一些。

7.眼睛疲劳：在办公室里整天对着电脑，眼睛总是感到很疲劳，你可以在午餐时点一份鳗鱼，因为鳗鱼含有丰富的人体所必需的维生素A。另外，橙黄色的蔬菜和动物的肝脏也富含维生素A，边看电脑边啃胡萝卜也是不错的选择。

8.大脑疲劳：坚果，即花生、瓜子、核桃、松子、榛子等，对健脑、增强记忆力有很好的效果。因坚果含有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亚油酸，并且含量很高、无胆固醇，所以人们常常把坚果类食品称为“健脑”食品。另外，坚果内还含有特殊的健脑物质如卵磷脂、胆碱等，所以对脑力劳动者来说，它的营养、滋补作用是其他食物所不能比的。

9.丢三落四：做事丢三落四、虎头蛇尾、粗心大意时，应补充维生素C及维生素A，增加饮食中的果蔬数量，少吃肉类等酸性食物。富含维生素C及A的食物有辣椒、鱼干、笋干、胡萝卜、牛奶、西红柿、红枣、田螺、卷心菜等。

10.感冒发烧：容易感冒发烧也是亚健康的表现，主要是身体免疫力差，可多吃含蛋白质食物增强免疫力。另外，容易感冒的人可以多吃蔬菜、水果这类含维生素C的食物，提高身体的抗氧化能力，保持细胞正常。

抗疫医生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清代 江南 人痘 牛痘 接种率

种痘术的出现与发展是明清医学史上最重要的亮点之一，无论在中医或历史学界，都受到了一定的关注。经过范行准、梁其姿等学者研究，清代种痘的大致情形已基本明了（详见下文），不过在不少具体问题上的模糊乃至误会之处仍在在多有，特别是从区域社会史的视角对此展开的研究还比较少见，而从将其置于近世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所作的考察则更为缺乏。清代江南是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种痘较早出现并开展最为普及的地区。故，这里谨就江南一隅，对清代的种痘事业作一社会史的考察，以期对这一研究有所推动。

一、 研究起点

种痘在现代属于人工免疫的范畴，一般来说，人工免疫这一近代科学源起于19世纪末的欧洲。不过在中国古代，在“以毒攻毒”理念的指导下，较早就出现了一些重要免疫史迹，特别是16世纪以来出现并不断取得发展的人痘术更是给中国古代预防医学史写下了极为光彩的一笔[1] 。关于人痘术的发明，清代广泛流传着宋代峨嵋山人为太平宰相王旦之子接种的传说，不过经过范行准的细密考证，基本可以确定种痘始于明隆庆年间，即16世纪中叶[2] 。对于人痘术的发明和发展以及嘉庆年间西洋牛痘术的传入和传播等情况，目前的学术界已有相当多的论述，综合已有的研究[3] ，可概略地表述如下：种痘术最初于晚明出现在皖南和江西的弋阳等地，大约在清初传入江南，之后又逐渐流布大江南北，不过南方的普及程度远高于北方，种痘技艺也较北方精良。当时的种痘之法，根据钦定的《医宗金鉴》总结，主要有四种：1．痘衣法：将痘疮患者的衣服给需要接种的人穿，以引起感染。2．痘浆法：用棉花蘸上痘疮的浆液，塞进被接种者的鼻孔。3．旱苗法：将收集的痘痂阴干研成细末，用细管吹入被接种者的鼻孔。4．水苗法：用棉花蘸上水调的痘痂细末后，塞入被接种者的鼻孔。对这几种方法，《金鉴》评论道：“然即四者而较之，水苗为上，旱苗次之，痘衣多不应验，痘浆太涉残忍。故古法独用水苗，盖取其和平稳当也。近世始用旱苗，法虽捷径，微觉迅烈。若痘衣、痘浆之说，则断不可从。夫水苗之所以善者，以其势甚和平，不疾不徐，渐次而入，接种之后，小儿无受伤之处，胎毒有斯发之机，百发百中，捷于影响，尽善尽美，可法可传，为种痘之最优者。其次则旱苗虽烈，犹与水苗之法相近，儿体壮盛，犹或可施。”[4] 到了18世纪晚期，江南的人痘种法又发展出所谓的“湖州派”和“松江派”，前者选取出痘过程较为顺利的病人之痘痂为苗，后者则利用经贮存、药力提炼、传种多次的“熟苗”， 两者相较，湖州派的方法危险性较大，人工感染后常出现病情严重的例子，所以渐为松江派所取代。而且对于选苗，人们逐渐认识到：“其苗传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拔愈清，人工之选练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如能连续接种7次，则成为“熟苗”[5] ，使用起来较为安全可靠。表明当时的种痘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痘在绅宦之家已有相当高的普及率，据日本的平泽元恺在《琼浦纪行》中的说法，已到达“十之八九”[6] ，民间也有相当的普及，不过主要限于南方。牛痘接种法是由英国医生琴纳（Edward Jenner，1749－1823）于1796年所发明的，国内一般认为这一发明乃是在中国传入的人痘接种法的启示下出现的，不过，在世界医学史界，欧洲的人痘术是否真的是从中国传入，似乎还不算是定论[7] 。但不管怎样，牛痘很快为国人接受应该与人痘接种术在当时已比较成熟和普及有关，牛痘发明后不久，就于嘉庆十年春（1805年）由澳门葡商将这一技术带到中国，并迅速为国人接受和推广。最早的推动者是广东的邱熹和郑崇谦等人。牛痘传入的当年，郑崇谦就设立牛痘局推广此术，并同斯当东一道，将英国广州领事馆医生皮尔逊口授的种痘方法，译成中文刊行，题为《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内题《新订种痘奇书详悉》）。当时，适在澳门的邱熹，在“身试果验”后，随即进入牛痘局学习其术，终身以传种牛痘为业，并于嘉庆二十二年撰成并刊布了《引痘略》。之后，牛痘由南向北逐步传遍大江南北，道光初年以后，北京、湖南、湖北、福建、江苏、浙江、天津、河南等地都先后设立了牛痘局。

由此可见，有关人痘和牛痘的发明、引入和传播的基本史迹，目前的研究也已有基本清晰的勾勒，不过关于它们在江南引入、推广的具体、细致的情况，仍有待进一步探讨，另外，对以上过程中，国家、官府和乡贤所起不同的作用，以及牛痘局设立的历史传承和演进以及从中反映出的近世社会变迁等问题，已有的研究除梁其姿等人个别论及外，基本还缺乏关注。以下就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上述等问题谈点一孔之见。

二、 人痘出现与推广

现有的研究虽已表明，人痘术在明隆万年间已在皖南和江西等地出现，而且至迟到18世纪中叶，江南的人痘接种术已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8] 。但对其究竟何时传入江南却没有揭示。范行准和梁其姿的论著，都提到同治《湖州府志》中有关胡璞（美中）的记载，范著意在表明是胡璞编造散布11世纪峨眉山人发明种痘术的谣言[9] ，梁文则说这一记载意味“崇祯时代的胡璞是人痘种法的创始人”[10] 。《湖州府志》的原文是这样的：

胡美中，名璞，以字行，诸生，崇祯后佯狂弃家，而精于医。……时无种痘法，美中托名峨眉山人创为之，后遂传播。康熙壬辰（五十一年）后，不知所往，雍正初有于金陵见之者[11] 。

仅仅根据这一非常简略并认为存有疑点[12] 的记载就断言胡璞是峨嵋山人谣言编播者，似乎有些勉强，至少证据不够充分，毕竟托名以取重是古人常有的做法，何况这则记载还出自同治时期的文献，那时这类传说早已为众所习闻[13] 。同时，若认可这则记载所说的胡璞崇祯后弃家，创种痘术，那创种痘术的时间应该是清初，而非崇祯时。由于这是则地方文献，其所说的“创为之”，可能只是表明其在当地最早开展种痘术，并不一定是说这种办法是胡所发明的。明亡后胡佯狂弃家，文献中没有交待所去何方，不过根据皖南的宁国和徽州等地是种痘书开展最早的地区，而且又离地理上又毗邻湖州，我想应该有理由推测胡弃家后到了这些地方，在那里学会种痘术，然后回乡传种。因此这则记载实则表明了在江南至少在湖州，种痘术到清初才传入[14] 。

此后，自顺治初到康熙中期以前，就不断有传种的痘师到江南及周边各地种痘。康熙丙午（五年），丰城王翁以其术游遂昌，“人始闻而疑之，继而信之，久乃大服”[15] 。康熙戊申（七年），黄宗羲之幼子百家“读书涌上，由暨阳（诸暨）挟此术至，吾友陈夔献笃奉之，号之同志”[16] 。从中可见宁波的种痘术始于康熙七年，而绍兴府诸暨当在康熙初之前，已有人痘接种了。在浙东南部的台州，在康熙十一年前，尚无接种人种痘者，当年，洪若皋请人，“在家设坛下种，两儿两女俱按期收功无恙。人或疑其将来重发，及十余年后，台痘疫连年，予儿女竟不再出。今台城家家种痘矣。每痘疫年，种者不下数百人”[17] 。康熙二十年，浦阳的傅尚霖，以种痘抵余姚，黄百家的“孙辈七人俱得安全，其未信者，邻里同舍多罹此厄”[18] 。由此看来，种痘术传入江南及周边地区后，由于其效果明显，推广甚速。所以，苏州的张璐在成书于康熙三十四年的《张氏医通》中说：“迩年有种痘之说，始自江右，达于燕齐，近则遍行南北。”[19] 从以上记载，似乎可以大致推测，人痘术约在清初传入邻近皖南的浙西和苏南地区，然后渐趋传入浙东地区，并继续向南传布。省垣、府城等大城市传入的时间可能要早于县城和乡镇。

值得指出的是，当时较早接受种痘术的都是当地的乡绅，是他们的勇于尝试，极大地加快了人痘术的推广。除了勇于尝试，有些善人还想方设法宣传普种痘苗，比如，范行准在《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中刊布的他本人收藏的一份道光八年《力劝普种痘花法》的揭帖，就是自题为江南云峰居士为推广种痘法而撰写、散布的宣传品。其中云：

且近京师王公大人家常用种痘之法，因少痘殇之惨，何庶民之家，反疑畏而不种痘乎？若婴儿果能一生躲出此症，则已。既不能躲，与其听之天时自出，痘之轻重，则权不能自主；如能行种痘之法，痘之轻重，其权在人。有识之士，依法行之，则保全婴儿，良不少矣！[20]

这类行为应该也是当时江南众多善人之善行的一分子。庶民之家较绅宦之家“反疑畏而不种痘”，除了观念因素外，恐怕还不无费用问题。据《痘科金镜赋集解》记载，雍正年间需三金才能买到“一枝丹苗”（上等的熟苗）[21] 。不过，若多家一起请人集体施种，则要便宜一些。比如在徽州，康熙中后期，集体种痘，每人需交银八分，其中，“扦苗每位三分，外五分点药，并卖香油、红布”[22] 。这费用，负担得起的家庭应该不少，不过在孩子较多，生活又不甚宽裕的家庭，吝于费用而对孩子生命顺其自然的情况应该是很常见的。所以，此类既无强制力，又不能承诺免费接种的宣传推广，效果恐怕难免差强人意。相对而言，一些慈善机构对种痘的规定，更具实效一些，不过其出现多在嘉道以后。比如，无锡青城乡成立于道光二十三年的保婴会规定：“出痘为婴儿最紧要事，而天花尤易传染，故须每年正二月或八九月种痘。”[23] 光绪初，苏州的育婴堂规条也指出：“堂婴出天花，最易传染，故必须请人种痘，每年以冬腊两月及正月为期。”[24] 当然，人痘术的普及和推广最主要的动力，还应该是种痘所获得的利益驱动，从前引詹元相《畏斋日记》中，可以看到，痘师不仅可以得到非常丰厚的报酬，而且还可获得较高的礼遇。清初痘师的四出传种，似为优厚的利益所吸引。牛痘传入后，医界的一些既得利益者极力反对和阻碍牛痘的推行，原因也正在此[25] 。相对于民间对施种人痘的积极态度，清代国家和官府却殊少作为。对种痘，虽然满清朝廷曾有相关的指令，但几乎完全是针对皇族和喀尔喀诸藩的[26] ，对地方社会并无任何硬性的规定。而且，就管见所及，江南的地方官府也很少关心人痘施种之类的事情。因此，清代人痘的施种，基本处于民间自为状态，缺乏官府和组织介入。

三、 牛痘的传入与推广

牛痘传入江南的时间，范行准根据蒯德模《序引痘集要》的记载，认为江南要到同治二年才有牛痘局之设，当时清军克复苏州后，由官设局于此[27] 。但后来梁其姿和廖育群则找到了更早的例子，梁其姿从《江宁府重修普育堂志》（卷五，《牛痘局章程》）中得悉，南京在道光十四至十五年间就在两江总督陶澍的命令下设立了牛痘局[28] ；廖育群则从《增补牛痘三要·自序》（赵兰亭著）勾沉出道光二十八年，杭州知府邀请天台医生赵兰亭至杭州设局施种的史实[29] 。此外，梁其姿还指出，句容县也于道光二十三年成立的保婴局施种牛痘[30] 。不过总体上，当时施种牛痘还是比较稀罕的事。这方面史迹较少，像萧山的王端履在道光二十六年前，对牛痘只是“余未尝亲验，故妄听之而已”[31] 。

咸丰以后，由于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这项事业被搁置了，直到同治初年战争结束后，牛痘局才在江南各地纷然兴起。除了梁其姿在文中提到的宝山（光绪二年）、昆山（光绪三年）和江阴（光绪十三年）等地设有牛痘局外，就笔者所知，开设牛痘局的县至少还有：上海（同治初）[32] 、靖江（同治三年）[33] 、太仓州镇洋县（同治八年）[34] 、娄县（光绪三年）[35] 、江宁（战后恢复，光绪五年）[36] 、江浦（光绪五年）[37] 、宜荆（光绪六年）[38] 、海宁（光绪十二年）[39] 、上虞（光绪十二年）[40] 、余姚（光绪十五年）[41] 、镇海（光绪十五年）[42] 、桐乡青镇（光绪十八年）[43] 、溧阳（光绪二十五年）[44] 、奉化（光绪间）[45] 、青浦（光绪间）[46] 。从以上肯定不够全面的搜罗中，可以看出，开设牛痘局的高潮出现在光绪朝的前二十年间。当然，这仅是最早开设的时间，实际上，不少地方创办后，还不断增设施种牛痘的设施，比如，上海在同治初设立牛痘局后，宣统二年，广肇医院又在海界桥设痘科分院[47] 。余姚牛痘局设立不久，该县乾隆间捐建的恤阴堂，在李衣源等人的主持下，于光绪二十年重订条约八则，“每年除施材外，增种痘、施药、恤灾三事”[48] 。所以，各县初创的时间多集中在光绪前二十年间，但牛痘的普及事业，此后并未停止。

牛痘局的广泛设立自然会对牛痘的推广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牛痘局的施种一般是免费，比如，道光年间句容县的牛痘局，“凡种痘，县城当官设局，有医学训导主之，以牛痘为苗，……不受分文酬谢。”[49] 光绪初年，葛元熙谈及上海种牛痘的情况时说：“邑庙园内官设牛痘局，贫民无力种痘者至局施种。”[50] 这似乎又说明，虽然官设的牛痘局一般是免费的，但可能不能保证经常举行，所以前去求种的多为贫民无力者。有钱之人往往会请人有偿施种。况且痘局多设于城市，也给民间的私种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另据周作人的回忆，官设的牛痘局有时也派人外出施种，不过并不经常。他说：“据说在那偏僻的地方，也有打官话的医官有时出张，施种牛痘，……”[51] 另外，牛痘施种的方法也与人痘不同，人痘法一般是将痘苗塞入或吹入鼻子，故当时多称“鼻苗法”或“吹种法”[52] 。而牛痘种法，“以极薄小刀微剔儿左右臂，以他人痘浆点入，不过两三处，越七八日即见点。”[53]

应该指出，牛痘传入后，人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流行，从前举的例子中，我们已经看到，直到光绪初年，在一些慈善机构中，仍然施种牛痘。而且作为一种新事物，在传入之初，遭受一些疑惧和某些人群的排斥也是必然的[54] 。不过，就总体而言，牛痘在中国的被接受和推广，应该算是非常顺利的[55] 。人痘虽然没有很快退出历史舞台，但随着牛痘局的普遍设立、官方和民间力量的支持推广以及对人痘的压制，到光绪以后，牛痘取代人痘实际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比如，晚清昆山的王德森言“近年（光绪年间）牛痘盛行，痘科专家，几同绝响。”[56] 另据马伯英根据1980年所作的回归调查统计，“人痘与牛痘二法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明显呈此消彼长趋势。”[57]

对牛痘的施种，在国家方面一仍其旧，依然没有制订专门具体的政令。不过，颇出人意料，与对待人痘的消极态度完全不同，地方官府对此表现出了相当高的积极性。像前面提到的较早的江宁、句容、杭州、苏州等地的牛痘局，都是在地方官员的直接介入下设立的。以上所举完全未见官府参与的只有江浦、宝山、海宁、宜荆和青浦等地的牛痘局。地方官员除了自己动手创办外，有些级别较高的官员还通饬下属官员捐廉举办。比如，薛福成在任宁绍台道时，在地方绅士的建议下，自光绪十二年始，每年认捐两百两，用于创设牛痘局，并饬下属各县每年拨款六十两，延痘科设局施种[58] 。光绪十九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应泰兴县郝令所请，“通饬各州县仿办牛痘局”[59] 。此外，官府还通过张贴告示、刊刻相关书籍的办法广泛宣传、劝说民众种牛痘。这在范行准的著作已有多种例证，于此不赘[60] 。在推广牛痘的同时，不少官员还主张废止人痘，比如，句容知县在延医传种牛痘的同时，以“鼻苗为害至烈，逐种于境外”[61] 。“若有私种之徒，在乡招摇撞骗，以误孩童者，立拿究治。报信者亦赏钱一千，拿获者赏钱二千。”[62] 还有官员专门条陈请求大府“饬县禁止吹种”[63] 。地方官府在对待牛痘和人痘的态度方面出现如此强烈的对照，笔者一时也不能完全理解。不过可以肯定，官府的积极态度始自道光时期，当时西方的影响还无足轻重，这种转变并非西化的结果。根据初步的揣摩，原因大概在于，牛痘与人痘相比，具有安全、有效等优点。这使地方官比较容易取得明显的政效；另一方面，国家虽然没有此类的政令，但勤政爱民、关心民生确是国家和儒教传统一贯宣扬和主张的，地方官府在这方面的主动，不过是这一传统思想在实践中的运用而已。这种主动也基本只是一些较为优秀的地方官员的个人行为，并不具备强制和政策性。

不过，我们也不能就此忽略社会力量在推广牛痘中能动而重要的作用。牛痘的最初引入和推广，基本是邱熹和郑崇谦等民间人士的功劳。即使是在地方官府在见其有效而介入后，社会力量在其中的作用仍是举足轻重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些牛痘局直接由乡贤创办，比如，“光绪六年，邑人周家楣……创设牛痘局，捐资开办，复与邑人任道?各捐制钱三百千存典生息，即以息款为每岁春夏延医种痘之费，至今赖之。”[64] 二是在一些官府参与的牛痘局中，乡贤的作用也非常重要，有的建议，有的延医，还有的出资。比如，“清光绪十八年（青镇）里人沈善兼、沈京荣呈请桐乡县知县李绳祺岁拨钱粮平余（名票余）钱二百千文正，在圣寿寺张仙殿设局施种牛痘苗，迨至二十二年停办。”[65] “光绪三年绅士张?杰等禀延医生一人（种牛痘），月给修膳洋银二十圆，由华娄两县捐廉致送。”[66] 又如，光绪二十五年，溧阳知县杨家?延医所设之局，经费来源为，“存庄洋二百三十元，钱一千六百七千零，又年捐钱一百三十二千”[67] 。三是牛痘局的开办往往借助一些社会力量创办的慈善设施。比如宝山县的保婴局“春季并延医施种牛痘，均由公善堂董理，其费取给于全县典捐”[68] 。海宁州的牛痘局也附设于由接婴所改建而成的保婴局[69] 。余姚的临山牛痘局，“附设凤山义庄，清光绪十五年马有衔等创办，经费由义庄拨助”[70] 。由此可见，牛痘局的设立虽有地方官府的全面介入，但创设的主要动力，似乎还是来自以某些医生、善人及慈善机构为主体的地方社会力量。而且即使在某些较为偏僻地区首先由地官员以个人的行为主动引入，其行为依据的理念和目的可能与那些慈善家也并无实质性的差异[71] 。因此，在官员籍贯地的方志中，也是将这种行为视作义举来称颂的，比如，上海的汪龙珠，“后署泰顺知县，……又多购牛痘苗及用器以教泰邑之知医者，保婴无算，泰人诵之”[72] 。

四、 接种率及效果

人痘或牛痘的足迹到清末已遍及江南城乡各地，不过遍及各地不等于普遍接种，实际上，由于种痘设施的有限以及国家在这方面缺乏强制性措施，实际的接种率可能不会太高，特别是在偏僻的乡村。那么其实际接种率呢？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做出精确的判断了，只能作一些可能的估算。

已有的研究揭示的多种史料虽均说到乾隆中后期以降，人痘在南方已非常普遍，但实际上，这种普遍可能只是说明种痘现象在南方各地都已出现，并不表明它具有多高的接种率。乾隆年间，杭州徽商汪鹏曾言：“种痘之法，由来以久，中土高贵之家，种者十之八九。”[73] 这似乎表明当时中国的人痘接种率已达到相当的水平，但实际并不尽然，首先这仅代表绅富阶层的情况，而绅富阶层在全民中的比例甚低[74] 。而且，即使接种现象在某个家庭存在，也未必一定表明该家庭的孩子各个接种。实际上，由于以下两个因素的存在，决定当时的种痘率不可能有多高。一是种痘的费用较高，首先有很大一部分家庭难以负担，其次，较大一部分家庭即使拿得出这笔钱，但在溺婴现象普遍存在的社会中，吝于费用而对孩子生命顺其自然的情况应该是很常见的。而且，对于人痘，一直缺乏官方和社会力量的介入，至少在嘉道以前，一直不存在免费的施种机构。所以才会出现“且近京师王公大人家常用种痘之法，因少痘殇之惨，何庶民之家，反疑畏而不种痘乎”[75] 这样的现象。二是种人痘有一定的危险性。关于人痘的成功率，张琰曾言：“经余种者不下八九千人，屈指计之，所莫救者不过二三十耳。”[76] 高达千分之五以上。这样的业绩，大概只有极高明的种痘师才能达到。正常情况下，苏州文人彭翊所说“南方多种痘，死者百无一二”[77] ，也就是说，成功率在98～99％之间，大概更符合实际的。因为嘉道以后，一些宣扬牛痘反对人痘的人士基本也持这样估计，比如首先推介牛痘的邱熹曾言，种人痘虽事捷而功巨，“然尤失十一于千百”[78] 。主张禁止人痘的金东也说，“每见素业吹种者，虽号称国手，但种至百人，即不能不失一二。”[79] 不过，由于选苗不当等一些因素的存在[80] ，实际死亡高过这一比例是完全可能的。但成功率若低于95％，恐怕就不能见容于当时社会了。乾隆中期的郑望颐指出：

今若种百儿之痘，设或损伤四五个，则必责罚种师，并不容其托足于此一村矣[81] 。

不管怎样，施种人痘存在一定的危险是无可争议的。这一点在当时的一些医案中亦有反映，比如，《王孟英医案》中就记录了数例引种痘而罹难的案例[82] 。他本人在三岁种痘时也差点遭遇不幸[83] 。可能正因如此，所以即使到了嘉道时期，反对种痘的仍大有人在，比如洪亮吉就说：

近世又有种豆之法，皆病未萌而先以药劫之，往往病未至而矫揉造作以猝至，于死者无异于兵杀者也。……不妨时其饮食寒暖以待其气机之自发，何必矫揉造作使可以死、可以不死者之必至于死，且必至于速死乎？[84]

著名医家王士雄亦“劝人勿种痘” 。由此我们不难想见，当时种痘虽然非常普遍，但实际的接种率却应该是比较低的。这在当时可能作为常识而不被注意，因而很难得到文献上直接的证明，不过从当时仍不断有痘疫流行等一些事实中，还是可以给予间接地证实。绍兴的许思湄，长期在外做幕，嘉庆十六年，时在直隶总督署任幕[86] ，“自七小儿痘殇之后，大儿、八女、九女，均因出花而夭。”[87] 可见当时他的几个孩子均未种痘。道咸年间，杭州曾发生天花流行，“十不救五，小儿殇于是者，日以百计”[88] 。于此更可见未接种人痘人数之多。而尤其显著的是，在乾隆末至嘉庆初的这段时期内，宁波府的象山和慈溪等地仍有不完全规则的周期性痘疫的出现，大约每隔10年左右的时间，发生一次大范围的天花流行[89] 。这表明，当时的种痘并没有对天花这一疫病的流行模式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尽管它可能在上层社会有较高的接种率。

牛痘传入后，由于其本身必人痘更为安全有效，而且又有官府和社会力量的介入和积极推广，大范围地施行免费施种，因此，光绪以降，牛痘地接种率和实际效果较人痘为好是可以想见的。据民国《定海县志》：

孩童患痘，避忌极多，常以烛代灯，停止针刀，并忌油煎食物，非至亲不得看视。近年牛痘盛行，此风稍杀[90] 。

该县志刊于民国13年（1924年），所以反映的应是清末民初的情况。牛痘的盛行导致了民俗的变化，显现出牛痘已经对孩童的疾病模式产生某种根本性的影响。根据马伯英1984年所作的回顾性调查，90岁以上老人（1894年以前出生者）未种痘率10%，80－89岁（1895－1904年出生者）和70－79岁（1905－1914年出生者）则分别为5.4%和3.53%。[91] 从中可以看到晚清牛痘的施种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而且呈迅速提升的态势。不过我们也不能仅仅据此而作过高的估计。实际上，由于未种痘者有相当高的死亡率，故这里反映出的未种痘率必然远远低于实际数字。而且，我们不知道这些被调查者的出生地，因现在是上海人，估计多数在上海，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种痘资源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尚且有不在少数的人没有接种，其他地区就可想而知了。周作人在回忆录中谈到，他出生的光绪十年前后，绍兴已开始施种牛痘，种痘的医官不时外出施种，早他出生两年的鲁迅就种过牛痘，但这种施种并不是经常性的，他出生后的三四年中，就未赶上，所以他还是出了天花，并还波及了只有一岁左右的妹妹，结果他有幸不死，而其妹却未能躲过劫难[92] 。作人的出生地是有名的绍兴府城，周家又是当地有名的官宦之家，种痘不够普及，就此可见一斑。因此，就整个江南地区来说，到清末有三四成以上的婴儿接种痘苗，应该已是一种乐观的估计。而此前乾嘉道时期牛痘的接种率必然就更低了，能达到一成就算不错了。

所以，相对于过去完全顺乎自然的情况相比，清代江南种痘术的出现和一定程度的推广，挽救了不知凡几的小生命，无疑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由于人痘施种主要出现在清代，而清代正是中国人口剧增的历史时期，所以，不少研究者就自然地推测人痘接种术出现和推广对清代人口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93] 。两者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这自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关键是种痘术对人口增长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依笔者的考量，我们对此不宜估计过高。首先，就时空范围来说，江南是种痘普及程度较高的地区，但江南的人口，康熙到道光年间却呈是低速增长态势，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4] 。其次，我们再具体估算一下种痘对人口增长的贡献率。天花主要是小儿病，种痘也基本是面向小儿，5岁以下的孩子应该是种痘的主要对象。5岁以下的小孩在一个人群中所占的比例大约在10％左右[95] 。这样，我们假设某人群有10,000，其中5岁以下小孩为1,000人。接种率按我们前面估计的一成，则有100人接种，接种的成功率以通常的98％计（参见上文）。未接种者通常因患痘症的死亡率，郑望颐言：

假使一村之中有百儿出天花，未尝不延医服药，若能八九十收功，人咸称太平痘矣。甚有竭力调治，而损者几及一半者[96] 。

也就是说死亡率在8％－50％之间。范围有些过宽。又据邱熹言，“婴儿之患天花，十损二三，甚者不存五六。”[97] 可以看出死亡率百分之二三十是正常的情况。另外梁其姿根据某些个案估计出痘的夭亡率为近四分之一[98] ，应该是一个比较可信的数字。这里就以这一数字即24％为准。这样若没有天花接种，该1,000名儿童将有240人死于天花，而接种的话，死亡人数将将至218人。这样，若抛开其他因素，若不接种，该人群将有9760人，而接种，则为9782人。由于这一增长要五年才能实现，故而年均增长率则为0.045％[99] 。即使将接种率提高一倍，即20％，也不过0.091％。由此可见，人痘的施种，对清代人口的增长具有积极的影响，但影响并不大。这一点，与杜家骥关于种痘对清代皇族人口的影响的研究是一致的，他认为占皇族人口90％以上的闲散宗室、觉罗，种（人）痘率的普及率低。在道光年间牛痘传入以前，人痘接种术的主要功绩就在于使“天花的危害对象，已缩小到主要是婴儿的范围之内了。一部分婴儿也因为接种人痘得以保全”[100] 。也就是说，人痘接种对当时的皇族人口并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至于牛痘接种，一者接种率要高，二者也相对更安全些，所以其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无疑就要大得多。

五、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人痘接种术大约在清初由皖南等地传入邻近的浙西和苏南地区，然后渐趋传入浙东地区，并继续向南传布。省垣、府城等大城市传入的时间可能要早于县城和乡镇。到康熙三十年前后，已基本遍及江南各地。其推广主要得力于种痘可获的较大的利益驱动。与民众相比，乡绅对推广种痘的态度更为积极。不过总体上，清代人痘的施种，基本处于民间自为状态，缺乏官府和组织介入。

第二，江南施种牛痘的历史始于道光年间，太平战争的爆发使这一事业一度被搁置。光绪朝始，各地掀起了开设牛痘局的高潮，到光绪二十年前后，江南大多数县份都创设了牛痘局，不过其普及事业，此后仍在继续。牛痘传入后，人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流行，不过，到光绪以后，牛痘取代人痘实际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

第三，与接种人痘不同，牛痘传入后，官府很快介入，积极加以推广。牛痘局的设立虽有地方官府的全面介入，但创设的主要动力，似乎还是来自以某些医生、善人及慈善机构为主体的地方社会力量。而且即使在某些较为偏僻地区首先由地官员以个人的行为主动引入，其行为依据的理念和目的可能与那些慈善家也并无实质性的差异。因此，尽管国家在这方面并没有相应的政策性指令，但借助国家和官府职能在理念上的宽泛和模糊以及地方社会力量及官员作为士人的能动力，仍可以使这类事业取得相当大的发展。于此亦可见，国家、官府和社会在整个社会管理和秩序维护方面，并不存在根本和体制性的矛盾和对抗，即使其间存在各自不同的利益关系并出现某种冲突，也不意味着社会的进步[101] 。当然，这种发展虽然可观，但离现代普遍具有一定强制性的预防接种仍有相当大距离，这种突破显然不能仅仅依靠官员个人和乡贤的力量，还有待于国家具体职能的明确和制度化。就如同卫生等公益事业的举办，尽管地方社会力量的创新、主动和活跃非常重要，也能取得一定的效果，但若没有国家相应职能的变化，就很难使广大民众获得普遍而切实的利益。这种变化还需西方文明的影响，不过19世纪地方官府在施种牛痘表现出的积极态度，也为这种转变在观念和行为上提供了某些必要的铺垫。可以说，牛痘局这一一般被视为近代事业的设施，依靠的几乎完全是传统的资源。

第四，人痘或牛痘的足迹到清末已遍及江南城乡各地，不过遍及各地不等于普遍接种，实际上，由于种痘设施的有限以及国家在这方面缺乏强制性措施，实际的接种率并不会有多高。大致说来，就整个江南地区来说，到清末有三四成以上的婴儿接种痘苗，应该已是一种乐观的估计。而此前乾嘉道时期牛痘的接种率必然就更低了，能达到一成就算不错了。由于人痘施种主要出现在清代，而清代正是中国人口剧增的历史时期，所以，不少研究者就自然地推测人痘接种术出现和推广对清代人口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实际上，接种的出现与普及虽对清代江南人口的增长自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贡献率，特别是人痘的贡献率并不高。由此我们亦可进一步联想到，对于某些时间上相合的历史现象，仅仅作简单的联想和推测，往往会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只有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才能对历史作出恰当合理的认识。

注释

[1] 除了人痘术外，中国在3世纪时就出现了类似狂犬病和丛林斑疹伤寒的接种的思想和实践。（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华东医务生活社，1953年，第101－105页；刘锡?：《中国古代的免疫思想和人痘苗的发展》，《微生物学报》，1978年第1期，第3页）不过这两种所谓的接种法可能因为实际效果不彰，在此后似乎并未取得什么发展，对当时和后世的社会影响也微乎其微。

[2] 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13－116页。不过在医史学界仍有不少著作相信种痘11世纪就已出现的，比如马伯英说：“看来11世纪前后四川及河南一带已有种人痘法实行，比较可信。”不过其所根据的只是范已经注意到的两则清代的文献，殊难有说服力。（《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10－811页）

[3] 以下内容非特殊注明者参见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06－153页，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陶稀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国史释论——陶稀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食货出版社，1987年）第240－246、249－252页，廖育群《岐黄医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25－233页，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第809－827页，杜家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李中清、郭松义编《清代清代皇族的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55－157页，杨家茂：《牛痘初传我国史略及其意义》，刘锡?《中国古代的免疫思想和人痘苗的发展》第4－7页。

[4] 吴谦等：《医宗金鉴》卷60《幼科种痘要旨·种痘要旨》，人民卫生出版社，1973年，第3分册，总第1543－1544页。

[5] 朱奕梁：《种痘心法·审时熟苗》，转引自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21页。

[6] 转见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29页。

[7] 参阅麦克尼尔著《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杨玉龄译，天下远见出版公司，1998年）第289－291、293－297页。

[8] 根据朱奕梁《种痘心法》的记载，至少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痘种法已发展成所谓的“湖州派”和“松江派”（ 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15－122页，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第242页，杜家骥《清代天花炳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第157页），这显然表明，种痘术的中心已移至江南。

[9] 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13－114页。

[10] 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第241页。

[11] 同治《湖州府志》卷80《人物传·艺术》，“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以下简称“丛书·华中”），第37种，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1974·1983年，第5册，第1547页。

[12] 范认为胡璞明亡时应为三十岁左右，到雍正初已是一百四五十岁的人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14页）人活到如此高龄，纵是有些可疑。不过，范似乎有些误会了，胡1644年是三十岁左右，雍正初（1723——），最多也不过一百一十余岁。而且，胡是明的诸生，诸生的年龄一二十岁者大有人在，若其入学较早，那雍正初就是百余岁，就不奇怪了。

[13] 最早记载北宋峨嵋神医为王素种痘之事的《痘疹定论》（朱纯嘏著）首刊于康熙五十二年。

[14] 梁其姿在前揭文中提到了桐乡李乐在万历年间完成的《见闻杂记》中两则有关嘉兴和松江“中痘”的故事，她认为当时患天花一般称“出痘”、“患痘”或“痘”，从不用“中痘”，故所谓“中痘”，可能是指“种痘”。（第244页）然从文义上看，李乐所说的“中痘”似更象是出痘而非种痘。大概正是如此，梁比较谨慎地说是“可能”。因此，要证明明末江南就已出现种痘术，还有待进一步的证据。

[15] 方象瑛：《健松斋集》卷1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以下简称四库存目集部），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41册，第259页。

[16] 黄百家：《学箕初稿》卷2《天花仁术序》，四库存目集部，第257册，第784页。

[17] 洪若皋：《南沙文集》卷7，四库存目集部，第225册，第350－351页。

[18] 黄百家：《学箕初稿》卷2《天花仁术序》，四库存目集部，第257册，第784页。

[19] 张璐：《张氏医通》卷12《附种痘说》，上海科技出版社，1963年，第697页。

[20] 转见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30页后附图。

[21] 参阅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第823页。

[22] 詹元相：《畏斋日记》，中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227页。

[23] 余治：《得一录》卷2，光绪十三年四川臬署重刊本，第67a页。

[24] 余治：《得一录》卷2，第55b页。

[25] 当时的部分人士反对牛痘的情况，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43－145页，廖育群《岐黄医道》第241页。

[26] 有关情况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28－129页。

[27] 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37页。

[28] 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第250页。

[29] 廖育群：《岐黄医道》，第229页。

[30] 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第250页。

[31] 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1，道光丙午（二十六年）刊本，第7b－8a页。

[32] 民国《上海县续志》卷18《人物》，“丛书·华中”，第14种，第3册，第992页。

[33] 《靖江卫生志》编纂委员会：《靖江卫生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页。

[34] 民国《太仓州志》附录《自治》，“丛书·华中”，第176种，第2册，第641页。

[35] 光绪《娄县续志》卷2《建置·义局》，“丛书·华中”，第138种，第1册，第84页。

[36] 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14《人物》义举附，“丛书·华中”，第1种，第1册，第301页。

[37] 光绪《江浦埤乘》卷6《建置下》，“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专辑”（以下简称“集成·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册，第82页。

[38] 民国《光宣宜荆续志》卷6《善举·善堂》，“丛书·华中”，第23种，第1册，第209－210页。

[39] 民国《海宁州志稿》卷6《恤政》，“丛书·华中”，第562种，第1册，第758页。

[40] 光绪《上虞县志校续》卷35《建置志·义产》，“丛书·华中”，第201种，第八册，第2536页。

[41] 民国《余姚六仓志》卷16《义举》，“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以下简称乡镇志专辑），上海书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5册，第297页；光绪《余姚县志》卷13《义举》，“丛书·华中”，第500种，第1册，第255页。

[42] 民国《镇海县志》卷27《人物传》，“丛书·华中”，第478种，第6册，第1874页。

[43] 民国《乌青镇志》卷23《任恤》，乡镇志专辑，第23册，第614页。

[44] 光绪《溧阳县续志》卷4《食货志·养育》，“丛书·华中”，第471种，第54页。

[45] 光绪《奉化县志》卷3《建置志·善举》，“丛书·华中”，第204种，第1册，第202页。

[46] 民国《青浦县续志》卷18《人物·艺术》，“丛书·华中”，第167种，第3册，第619页。

[47] 民国《上海县续志》卷2，上海府县志专辑，第1册，第236页。

[48] 光绪《余姚县志》卷13《义举》，第1册，第255页。

[49]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七》，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道光二十五年刊本，第5a－5b页。

[50] 葛元煦：《沪游杂记》卷1，葛元煦等著《沪游杂记·凇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点校本，第11页。

[51]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老人转世》，敦煌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页。

[52] 关于比较成熟的人痘种法，郑望颐在《临证指南医案》的附论中有甚为详悉的描述，可参看。（叶桂：《临证指南医案》卷10《痘》，刘更生主编《医案医论医话名著集成》，华夏出版社，1997年，第285－286页）

[53] 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4，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点校本，第264－265页。

[54] 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43－145页。

[55] 参阅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第249－252页。

[56] 王德森：《市隐庐医学杂著·产前以攻病为安胎说》，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本（以下简称医学大成本），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95年点校本，第9册，第714页。

[57] 马伯英：《以史为镜，可明兴替——19世纪末20世纪初抗天花预防接种的回顾调查》，《上海中医药杂志》1991年第1期，转引自氏著《中国医学文化史》，第826页。

[58] 光绪《上虞县志校续》卷35《建置志·义产》，第8册，第2536页；光绪《余姚县志》卷13《义举》，第1册，第255页。

[59] 光绪《溧阳县续志》卷4《食货志·养育》，第54页。

[60] 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45－147页。

[61] 光绪《续句容县志》卷8上《人物·官迹》，江苏府县志专辑，第35册，第154页。

[62]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七》，第5b页。

[63] 金东：《条陈大府通行牛痘章程》，盛康编《清代经世文续?》卷32《?粽?难?瘛贰?BR>[64] 民国《光宣宜荆续志》卷6《善举·善堂》，第1册，第209－210页。

[65] 民国《乌青镇志》卷23《任恤》，乡镇志专辑，第23册，第614页。

[66] 光绪《娄县续志》卷2《建置·义局》，第1册，第84页。

[67] 光绪《溧阳县续志》卷4《食货志·养育》，第54页。

[68] 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1《救助》，“丛书·华中”，第172种，第2册，第621页。

[69] 民国《海宁州志稿》卷6《恤政》，第1册，第758页。

[70] 民国《余姚六仓志》卷16《义举》，乡镇志专辑，第25册，第297页。

[71] 社会力量的慈善行为有着实现自身修齐治平抱负、维护地方社会治安和自身利益尽可能地少受侵害以及扩大自身在地方的影响等方面的因素。（参阅拙稿《清中后期乡绅的社会救济》，《南开学报》，1997年第3期，第68页）官员的行为自然有乡贤不曾有的追求政绩的目的，但乡贤同样可能有扩展自己在地方社会的影响的私心，另外在实现理想和抱负方面，两者的区别大概只在于“康济天下”和“为善一乡”而已。

[72] 民国《上海县续志》卷18《人物》，第3册，第937页。

[73] 平泽元恺：《琼浦纪行》，转引自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29页。范著并未言及说此话者为汪鹏，此据王振忠说法。参阅氏著《徽州文书所见种痘及相关习俗》（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社会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434页。王在该文称该材料转引自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实际上马著很可能也是转引自范著。

[74] 据张仲礼的研究，19世纪初，包括生监在内所有绅士在全部人口的比例江浙两省分别为1.3和1.4％。（氏著《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12页）

[75] 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30页后附图。

[76] 张琰：《种痘新书》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乾隆六年刊本，第1012册，第117页。

[77] 彭翊：《无近名斋文钞二编》卷下，光绪十年重刊本（道光二十七年首刊），第28b页。

[78] 邱熹：《引痘略·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续修四库全书”影印道光丁亥刊本，第1012册，第403页。

[79] 金东：《条陈大府通行牛痘章程》，盛康编《清代经世文续?》卷32《?粽?难?瘛贰?BR>[80] 比如，萧山的王端履指出：“端履见近日痘医吝惜养苗之费，不复传种，及至种痘之时，多辗转购买，贻害无穷。又有黠者以水痘充数，亦能灌浆结靥，诓人酬谢。其父母方以儿痘已出，可保无虞，不知一遇天灾，仍罹劫数，仍心害理，莫此为甚。”（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1，第7b页）

[81] 叶桂：《临证指南医案》卷10《痘》附论，刘更生主编《医案医论医话名著集成》，第285页。

[82] 王士雄著、陆士谔辑《王孟英医案》卷1《痘疫》，达美君等校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年，第127－128页。

[83] 王士雄：《归砚录》卷4，刘更生主编《医案医论医话名著集成》，第677页。

[84] 洪亮吉：《更生斋文甲集》卷3，第17a－17b页，《洪北江全集》，光绪三年重刊本。

[85] 王士雄著、陆士谔辑《王孟英医案》卷1《痘疫》，达美君等校注，第128页。

[86] 参阅冯尔康师《幕宾许思湄年谱——据〈秋水轩尺牍〉制作》，（韩国）《东洋学研究》第4辑（1998年6月），第310页。

[87] 许思湄：《与陈笠山》，房日晰校点《白话注释秋水轩尺牍》，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402页。

[88] 王士雄著、陆士谔辑《王孟英医案》卷1，达美君等校注，第125页。

[89] 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历史系，2000年）第51页。

[90] 民国《定海县志·方俗志二·风俗》，“丛书·华中”，第75种，第2册，第585页。

[91] 马伯英：《以史为镜，可明兴替——19世纪末20世纪初抗天花预防接种的回顾调查》，《上海中医药杂志》1991年第1期，转引自氏著《中国医学文化史》第816－817页。

[92]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老人转世》，第3－4页。

[93] 比如马伯英说：“中国人口何以在清代剧增，目前也没有可靠的答案。个人意见是与人痘接种术推广有较大关系。”（氏著《中国医学文化史》，第566页）虽然他没有明说，但从其措辞上可以看出他实际上认为人痘接种术的推广是清代人口剧增的主因之一。

[94] 参阅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其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11－14页。

[95] 据姜涛的研究，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在人口中比重大约为三分之一（氏著《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5－256页），据此大致估算5岁以下小孩约为10％。

[96] 叶桂：《临证指南医案》卷10《痘》附论，刘更生主编《医案医论医话名著集成》，第285页。

[97] 邱熹：《引痘略·序》，第1012册，第403页。

[98] 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第239页。

[99] 据人口年均增长率公式计算。

[100] 杜家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第161－165页。

抗疫医生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清代江南人痘牛痘接种率

种痘术的出现与发展是明清医学史上最重要的亮点之一，无论在中医或历史学界，都受到了一定的关注。经过范行准、梁其姿等学者研究，清代种痘的大致情形已基本明了（详见下文），不过在不少具体问题上的模糊乃至误会之处仍在在多有，特别是从区域社会史的视角对此展开的研究还比较少见，而从将其置于近世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所作的考察则更为缺乏。清代江南是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种痘较早出现并开展最为普及的地区。故，这里谨就江南一隅，对清代的种痘事业作一社会史的考察，以期对这一研究有所推动。

一、研究起点

种痘在现代属于人工免疫的范畴，一般来说，人工免疫这一近代科学源起于19世纪末的欧洲。不过在中国古代，在“以毒攻毒”理念的指导下，较早就出现了一些重要免疫史迹，特别是16世纪以来出现并不断取得发展的人痘术更是给中国古代预防医学史写下了极为光彩的一笔[1]。关于人痘术的发明，清代广泛流传着宋代峨嵋山人为太平宰相王旦之子接种的传说，不过经过范行准的细密考证，基本可以确定种痘始于明隆庆年间，即16世纪中叶[2]。对于人痘术的发明和发展以及嘉庆年间西洋牛痘术的传入和传播等情况，目前的学术界已有相当多的论述，综合已有的研究[3]，可概略地表述如下：种痘术最初于晚明出现在皖南和江西的弋阳等地，大约在清初传入江南，之后又逐渐流布大江南北，不过南方的普及程度远高于北方，种痘技艺也较北方精良。当时的种痘之法，根据钦定的《医宗金鉴》总结，主要有四种：1．痘衣法：将痘疮患者的衣服给需要接种的人穿，以引起感染。2．痘浆法：用棉花蘸上痘疮的浆液，塞进被接种者的鼻孔。3．旱苗法：将收集的痘痂阴干研成细末，用细管吹入被接种者的鼻孔。4．水苗法：用棉花蘸上水调的痘痂细末后，塞入被接种者的鼻孔。对这几种方法，《金鉴》评论道：“然即四者而较之，水苗为上，旱苗次之，痘衣多不应验，痘浆太涉残忍。故古法独用水苗，盖取其和平稳当也。近世始用旱苗，法虽捷径，微觉迅烈。若痘衣、痘浆之说，则断不可从。夫水苗之所以善者，以其势甚和平，不疾不徐，渐次而入，接种之后，小儿无受伤之处，胎毒有斯发之机，百发百中，捷于影响，尽善尽美，可法可传，为种痘之最优者。其次则旱苗虽烈，犹与水苗之法相近，儿体壮盛，犹或可施。”[4]到了18世纪晚期，江南的人痘种法又发展出所谓的“湖州派”和“松江派”，前者选取出痘过程较为顺利的病人之痘痂为苗，后者则利用经贮存、药力提炼、传种多次的“熟苗”，两者相较，湖州派的方法危险性较大，人工感染后常出现病情严重的例子，所以渐为松江派所取代。而且对于选苗，人们逐渐认识到：“其苗传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拔愈清，人工之选练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如能连续接种7次，则成为“熟苗”[5]，使用起来较为安全可靠。表明当时的种痘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痘在绅宦之家已有相当高的普及率，据日本的平泽元恺在《琼浦纪行》中的说法，已到达“十之八九”[6]，民间也有相当的普及，不过主要限于南方。牛痘接种法是由英国医生琴纳（EdwardJenner，1749－1823）于1796年所发明的，国内一般认为这一发明乃是在中国传入的人痘接种法的启示下出现的，不过，在世界医学史界，欧洲的人痘术是否真的是从中国传入，似乎还不算是定论[7]。但不管怎样，牛痘很快为国人接受应该与人痘接种术在当时已比较成熟和普及有关，牛痘发明后不久，就于嘉庆十年春（1805年）由澳门葡商将这一技术带到中国，并迅速为国人接受和推广。最早的推动者是广东的邱熹和郑崇谦等人。牛痘传入的当年，郑崇谦就设立牛痘局推广此术，并同斯当东一道，将英国广州领事馆医生皮尔逊口授的种痘方法，译成中文刊行，题为《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内题《新订种痘奇书详悉》）。当时，适在澳门的邱熹，在“身试果验”后，随即进入牛痘局学习其术，终身以传种牛痘为业，并于嘉庆二十二年撰成并刊布了《引痘略》。之后，牛痘由南向北逐步传遍大江南北，道光初年以后，北京、湖南、湖北、福建、江苏、浙江、天津、河南等地都先后设立了牛痘局。

由此可见，有关人痘和牛痘的发明、引入和传播的基本史迹，目前的研究也已有基本清晰的勾勒，不过关于它们在江南引入、推广的具体、细致的情况，仍有待进一步探讨，另外，对以上过程中，国家、官府和乡贤所起不同的作用，以及牛痘局设立的历史传承和演进以及从中反映出的近世社会变迁等问题，已有的研究除梁其姿等人个别论及外，基本还缺乏关注。以下就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上述等问题谈点一孔之见。

二、人痘出现与推广

现有的研究虽已表明，人痘术在明隆万年间已在皖南和江西等地出现，而且至迟到18世纪中叶，江南的人痘接种术已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8]。但对其究竟何时传入江南却没有揭示。范行准和梁其姿的论著，都提到同治《湖州府志》中有关胡璞（美中）的记载，范著意在表明是胡璞编造散布11世纪峨眉山人发明种痘术的谣言[9]，梁文则说这一记载意味“崇祯时代的胡璞是人痘种法的创始人”[10]。《湖州府志》的原文是这样的：

胡美中，名璞，以字行，诸生，崇祯后佯狂弃家，而精于医。……时无种痘法，美中托名峨眉山人创为之，后遂传播。康熙壬辰（五十一年）后，不知所往，雍正初有于金陵见之者[11]。

仅仅根据这一非常简略并认为存有疑点[12]的记载就断言胡璞是峨嵋山人谣言编播者，似乎有些勉强，至少证据不够充分，毕竟托名以取重是古人常有的做法，何况这则记载还出自同治时期的文献，那时这类传说早已为众所习闻[13]。同时，若认可这则记载所说的胡璞崇祯后弃家，创种痘术，那创种痘术的时间应该是清初，而非崇祯时。由于这是则地方文献，其所说的“创为之”，可能只是表明其在当地最早开展种痘术，并不一定是说这种办法是胡所发明的。明亡后胡佯狂弃家，文献中没有交待所去何方，不过根据皖南的宁国和徽州等地是种痘书开展最早的地区，而且又离地理上又毗邻湖州，我想应该有理由推测胡弃家后到了这些地方，在那里学会种痘术，然后回乡传种。因此这则记载实则表明了在江南至少在湖州，种痘术到清初才传入[14]。

此后，自顺治初到康熙中期以前，就不断有传种的痘师到江南及周边各地种痘。康熙丙午（五年），丰城王翁以其术游遂昌，“人始闻而疑之，继而信之，久乃大服”[15]。康熙戊申（七年），黄宗羲之幼子百家“读书涌上，由暨阳（诸暨）挟此术至，吾友陈夔献笃奉之，号之同志”[16]。从中可见宁波的种痘术始于康熙七年，而绍兴府诸暨当在康熙初之前，已有人痘接种了。在浙东南部的台州，在康熙十一年前，尚无接种人种痘者，当年，洪若皋请人，“在家设坛下种，两儿两女俱按期收功无恙。人或疑其将来重发，及十余年后，台痘疫连年，予儿女竟不再出。今台城家家种痘矣。每痘疫年，种者不下数百人”[17]。康熙二十年，浦阳的傅尚霖，以种痘抵余姚，黄百家的“孙辈七人俱得安全，其未信者，邻里同舍多罹此厄”[18]。由此看来，种痘术传入江南及周边地区后，由于其效果明显，推广甚速。所以，苏州的张璐在成书于康熙三十四年的《张氏医通》中说：“迩年有种痘之说，始自江右，达于燕齐，近则遍行南北。”[19]从以上记载，似乎可以大致推测，人痘术约在清初传入邻近皖南的浙西和苏南地区，然后渐趋传入浙东地区，并继续向南传布。省垣、府城等大城市传入的时间可能要早于县城和乡镇。

值得指出的是，当时较早接受种痘术的都是当地的乡绅，是他们的勇于尝试，极大地加快了人痘术的推广。除了勇于尝试，有些善人还想方设法宣传普种痘苗，比如，范行准在《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中刊布的他本人收藏的一份道光八年《力劝普种痘花法》的揭帖，就是自题为江南云峰居士为推广种痘法而撰写、散布的宣传品。其中云：

且近京师王公大人家常用种痘之法，因少痘殇之惨，何庶民之家，反疑畏而不种痘乎？若婴儿果能一生躲出此症，则已。既不能躲，与其听之天时自出，痘之轻重，则权不能自主；如能行种痘之法，痘之轻重，其权在人。有识之士，依法行之，则保全婴儿，良不少矣！[20]

这类行为应该也是当时江南众多善人之善行的一分子。庶民之家较绅宦之家“反疑畏而不种痘”，除了观念因素外，恐怕还不无费用问题。据《痘科金镜赋集解》记载，雍正年间需三金才能买到“一枝丹苗”（上等的熟苗）[21]。不过，若多家一起请人集体施种，则要便宜一些。比如在徽州，康熙中后期，集体种痘，每人需交银八分，其中，“扦苗每位三分，外五分点药，并卖香油、红布”[22]。这费用，负担得起的家庭应该不少，不过在孩子较多，生活又不甚宽裕的家庭，吝于费用而对孩子生命顺其自然的情况应该是很常见的。所以，此类既无强制力，又不能承诺免费接种的宣传推广，效果恐怕难免差强人意。相对而言，一些慈善机构对种痘的规定，更具实效一些，不过其出现多在嘉道以后。比如，无锡青城乡成立于道光二十三年的保婴会规定：“出痘为婴儿最紧要事，而天花尤易传染，故须每年正二月或八九月种痘。”[23]光绪初，苏州的育婴堂规条也指出：“堂婴出天花，最易传染，故必须请人种痘，每年以冬腊两月及正月为期。”[24]当然，人痘术的普及和推广最主要的动力，还应该是种痘所获得的利益驱动，从前引詹元相《畏斋日记》中，可以看到，痘师不仅可以得到非常丰厚的报酬，而且还可获得较高的礼遇。清初痘师的四出传种，似为优厚的利益所吸引。牛痘传入后，医界的一些既得利益者极力反对和阻碍牛痘的推行，原因也正在此[25]。相对于民间对施种人痘的积极态度，清代国家和官府却殊少作为。对种痘，虽然满清朝廷曾有相关的指令，但几乎完全是针对皇族和喀尔喀诸藩的[26]，对地方社会并无任何硬性的规定。而且，就管见所及，江南的地方官府也很少关心人痘施种之类的事情。因此，清代人痘的施种，基本处于民间自为状态，缺乏官府和组织介入。

三、牛痘的传入与推广

牛痘传入江南的时间，范行准根据蒯德模《序引痘集要》的记载，认为江南要到同治二年才有牛痘局之设，当时清军克复苏州后，由官设局于此[27]。但后来梁其姿和廖育群则找到了更早的例子，梁其姿从《江宁府重修普育堂志》（卷五，《牛痘局章程》）中得悉，南京在道光十四至十五年间就在两江总督陶澍的命令下设立了牛痘局[28]；廖育群则从《增补牛痘三要·自序》（赵兰亭著）勾沉出道光二十八年，杭州知府邀请天台医生赵兰亭至杭州设局施种的史实[29]。此外，梁其姿还指出，句容县也于道光二十三年成立的保婴局施种牛痘[30]。不过总体上，当时施种牛痘还是比较稀罕的事。这方面史迹较少，像萧山的王端履在道光二十六年前，对牛痘只是“余未尝亲验，故妄听之而已”[31]。

咸丰以后，由于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这项事业被搁置了，直到同治初年战争结束后，牛痘局才在江南各地纷然兴起。除了梁其姿在文中提到的宝山（光绪二年）、昆山（光绪三年）和江阴（光绪十三年）等地设有牛痘局外，就笔者所知，开设牛痘局的县至少还有：上海（同治初）[32]、靖江（同治三年）[33]、太仓州镇洋县（同治八年）[34]、娄县（光绪三年）[35]、江宁（战后恢复，光绪五年）[36]、江浦（光绪五年）[37]、宜荆（光绪六年）[38]、海宁（光绪十二年）[39]、上虞（光绪十二年）[40]、余姚（光绪十五年）[41]、镇海（光绪十五年）[42]、桐乡青镇（光绪十八年）[43]、溧阳（光绪二十五年）[44]、奉化（光绪间）[45]、青浦（光绪间）[46]。从以上肯定不够全面的搜罗中，可以看出，开设牛痘局的高潮出现在光绪朝的前二十年间。当然，这仅是最早开设的时间，实际上，不少地方创办后，还不断增设施种牛痘的设施，比如，上海在同治初设立牛痘局后，宣统二年，广肇医院又在海界桥设痘科分院[47]。余姚牛痘局设立不久，该县乾隆间捐建的恤阴堂，在李衣源等人的主持下，于光绪二十年重订条约八则，“每年除施材外，增种痘、施药、恤灾三事”[48]。所以，各县初创的时间多集中在光绪前二十年间，但牛痘的普及事业，此后并未停止。

牛痘局的广泛设立自然会对牛痘的推广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牛痘局的施种一般是免费，比如，道光年间句容县的牛痘局，“凡种痘，县城当官设局，有医学训导主之，以牛痘为苗，……不受分文酬谢。”[49]光绪初年，葛元熙谈及上海种牛痘的情况时说：“邑庙园内官设牛痘局，贫民无力种痘者至局施种。”[50]这似乎又说明，虽然官设的牛痘局一般是免费的，但可能不能保证经常举行，所以前去求种的多为贫民无力者。有钱之人往往会请人有偿施种。况且痘局多设于城市，也给民间的私种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另据周作人的回忆，官设的牛痘局有时也派人外出施种，不过并不经常。他说：“据说在那偏僻的地方，也有打官话的医官有时出张，施种牛痘，……”[51]另外，牛痘施种的方法也与人痘不同，人痘法一般是将痘苗塞入或吹入鼻子，故当时多称“鼻苗法”或“吹种法”[52]。而牛痘种法，“以极薄小刀微剔儿左右臂，以他人痘浆点入，不过两三处，越七八日即见点。”[53]

应该指出，牛痘传入后，人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流行，从前举的例子中，我们已经看到，直到光绪初年，在一些慈善机构中，仍然施种牛痘。而且作为一种新事物，在传入之初，遭受一些疑惧和某些人群的排斥也是必然的[54]。不过，就总体而言，牛痘在中国的被接受和推广，应该算是非常顺利的[55]。人痘虽然没有很快退出历史舞台，但随着牛痘局的普遍设立、官方和民间力量的支持推广以及对人痘的压制，到光绪以后，牛痘取代人痘实际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比如，晚清昆山的王德森言“近年（光绪年间）牛痘盛行，痘科专家，几同绝响。”[56]另据马伯英根据1980年所作的回归调查统计，“人痘与牛痘二法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明显呈此消彼长趋势。”[57]

对牛痘的施种，在国家方面一仍其旧，依然没有制订专门具体的政令。不过，颇出人意料，与对待人痘的消极态度完全不同，地方官府对此表现出了相当高的积极性。像前面提到的较早的江宁、句容、杭州、苏州等地的牛痘局，都是在地方官员的直接介入下设立的。以上所举完全未见官府参与的只有江浦、宝山、海宁、宜荆和青浦等地的牛痘局。地方官员除了自己动手创办外，有些级别较高的官员还通饬下属官员捐廉举办。比如，薛福成在任宁绍台道时，在地方绅士的建议下，自光绪十二年始，每年认捐两百两，用于创设牛痘局，并饬下属各县每年拨款六十两，延痘科设局施种[58]。光绪十九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应泰兴县郝令所请，“通饬各州县仿办牛痘局”[59]。此外，官府还通过张贴告示、刊刻相关书籍的办法广泛宣传、劝说民众种牛痘。这在范行准的著作已有多种例证，于此不赘[60]。在推广牛痘的同时，不少官员还主张废止人痘，比如，句容知县在延医传种牛痘的同时，以“鼻苗为害至烈，逐种于境外”[61]。“若有私种之徒，在乡招摇撞骗，以误孩童者，立拿究治。报信者亦赏钱一千，拿获者赏钱二千。”[62]还有官员专门条陈请求大府“饬县禁止吹种”[63]。地方官府在对待牛痘和人痘的态度方面出现如此强烈的对照，笔者一时也不能完全理解。不过可以肯定，官府的积极态度始自道光时期，当时西方的影响还无足轻重，这种转变并非西化的结果。根据初步的揣摩，原因大概在于，牛痘与人痘相比，具有安全、有效等优点。这使地方官比较容易取得明显的政效；另一方面，国家虽然没有此类的政令，但勤政爱民、关心民生确是国家和儒教传统一贯宣扬和主张的，地方官府在这方面的主动，不过是这一传统思想在实践中的运用而已。这种主动也基本只是一些较为优秀的地方官员的个人行为，并不具备强制和政策性。

不过，我们也不能就此忽略社会力量在推广牛痘中能动而重要的作用。牛痘的最初引入和推广，基本是邱熹和郑崇谦等民间人士的功劳。即使是在地方官府在见其有效而介入后，社会力量在其中的作用仍是举足轻重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些牛痘局直接由乡贤创办，比如，“光绪六年，邑人周家楣……创设牛痘局，捐资开办，复与邑人任道镕各捐制钱三百千存典生息，即以息款为每岁春夏延医种痘之费，至今赖之。”[64]二是在一些官府参与的牛痘局中，乡贤的作用也非常重要，有的建议，有的延医，还有的出资。比如，“清光绪十八年（青镇）里人沈善兼、沈京荣呈请桐乡县知县李绳祺岁拨钱粮平余（名票余）钱二百千文正，在圣寿寺张仙殿设局施种牛痘苗，迨至二十二年停办。”[65]“光绪三年绅士张礽杰等禀延医生一人（种牛痘），月给修膳洋银二十圆，由华娄两县捐廉致送。”[66]又如，光绪二十五年，溧阳知县杨家騵延医所设之局，经费来源为，“存庄洋二百三十元，钱一千六百七千零，又年捐钱一百三十二千”[67]。三是牛痘局的开办往往借助一些社会力量创办的慈善设施。比如宝山县的保婴局“春季并延医施种牛痘，均由公善堂董理，其费取给于全县典捐”[68]。海宁州的牛痘局也附设于由接婴所改建而成的保婴局[69]。余姚的临山牛痘局，“附设凤山义庄，清光绪十五年马有衔等创办，经费由义庄拨助”[70]。由此可见，牛痘局的设立虽有地方官府的全面介入，但创设的主要动力，似乎还是来自以某些医生、善人及慈善机构为主体的地方社会力量。而且即使在某些较为偏僻地区首先由地官员以个人的行为主动引入，其行为依据的理念和目的可能与那些慈善家也并无实质性的差异[71]。因此，在官员籍贯地的方志中，也是将这种行为视作义举来称颂的，比如，上海的汪龙珠，“后署泰顺知县，……又多购牛痘苗及用器以教泰邑之知医者，保婴无算，泰人诵之”[72]。

四、接种率及效果

人痘或牛痘的足迹到清末已遍及江南城乡各地，不过遍及各地不等于普遍接种，实际上，由于种痘设施的有限以及国家在这方面缺乏强制性措施，实际的接种率可能不会太高，特别是在偏僻的乡村。那么其实际接种率呢？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做出精确的判断了，只能作一些可能的估算。

已有的研究揭示的多种史料虽均说到乾隆中后期以降，人痘在南方已非常普遍，但实际上，这种普遍可能只是说明种痘现象在南方各地都已出现，并不表明它具有多高的接种率。乾隆年间，杭州徽商汪鹏曾言：“种痘之法，由来以久，中土高贵之家，种者十之八九。”[73]这似乎表明当时中国的人痘接种率已达到相当的水平，但实际并不尽然，首先这仅代表绅富阶层的情况，而绅富阶层在全民中的比例甚低[74]。而且，即使接种现象在某个家庭存在，也未必一定表明该家庭的孩子各个接种。实际上，由于以下两个因素的存在，决定当时的种痘率不可能有多高。一是种痘的费用较高，首先有很大一部分家庭难以负担，其次，较大一部分家庭即使拿得出这笔钱，但在溺婴现象普遍存在的社会中，吝于费用而对孩子生命顺其自然的情况应该是很常见的。而且，对于人痘，一直缺乏官方和社会力量的介入，至少在嘉道以前，一直不存在免费的施种机构。所以才会出现“且近京师王公大人家常用种痘之法，因少痘殇之惨，何庶民之家，反疑畏而不种痘乎”[75]这样的现象。二是种人痘有一定的危险性。关于人痘的成功率，张琰曾言：“经余种者不下八九千人，屈指计之，所莫救者不过二三十耳。”[76]高达千分之五以上。这样的业绩，大概只有极高明的种痘师才能达到。正常情况下，苏州文人彭翊所说“南方多种痘，死者百无一二”[77]，也就是说，成功率在98～99％之间，大概更符合实际的。因为嘉道以后，一些宣扬牛痘反对人痘的人士基本也持这样估计，比如首先推介牛痘的邱熹曾言，种人痘虽事捷而功巨，“然尤失十一于千百”[78]。主张禁止人痘的金东也说，“每见素业吹种者，虽号称国手，但种至百人，即不能不失一二。”[79]不过，由于选苗不当等一些因素的存在[80]，实际死亡高过这一比例是完全可能的。但成功率若低于95％，恐怕就不能见容于当时社会了。乾隆中期的郑望颐指出：

今若种百儿之痘，设或损伤四五个，则必责罚种师，并不容其托足于此一村矣[81]。

不管怎样，施种人痘存在一定的危险是无可争议的。这一点在当时的一些医案中亦有反映，比如，《王孟英医案》中就记录了数例引种痘而罹难的案例[82]。他本人在三岁种痘时也差点遭遇不幸[83]。可能正因如此，所以即使到了嘉道时期，反对种痘的仍大有人在，比如洪亮吉就说：

近世又有种豆之法，皆病未萌而先以药劫之，往往病未至而矫揉造作以猝至，于死者无异于兵杀者也。……不妨时其饮食寒暖以待其气机之自发，何必矫揉造作使可以死、可以不死者之必至于死，且必至于速死乎？[84]

著名医家王士雄亦“劝人勿种痘”。由此我们不难想见，当时种痘虽然非常普遍，但实际的接种率却应该是比较低的。这在当时可能作为常识而不被注意，因而很难得到文献上直接的证明，不过从当时仍不断有痘疫流行等一些事实中，还是可以给予间接地证实。绍兴的许思湄，长期在外做幕，嘉庆十六年，时在直隶总督署任幕[86]，“自七小儿痘殇之后，大儿、八女、九女，均因出花而夭。”[87]可见当时他的几个孩子均未种痘。道咸年间，杭州曾发生天花流行，“十不救五，小儿殇于是者，日以百计”[88]。于此更可见未接种人痘人数之多。而尤其显著的是，在乾隆末至嘉庆初的这段时期内，宁波府的象山和慈溪等地仍有不完全规则的周期性痘疫的出现，大约每隔10年左右的时间，发生一次大范围的天花流行[89]。这表明，当时的种痘并没有对天花这一疫病的流行模式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尽管它可能在上层社会有较高的接种率。

牛痘传入后，由于其本身必人痘更为安全有效，而且又有官府和社会力量的介入和积极推广，大范围地施行免费施种，因此，光绪以降，牛痘地接种率和实际效果较人痘为好是可以想见的。据民国《定海县志》：

孩童患痘，避忌极多，常以烛代灯，停止针刀，并忌油煎食物，非至亲不得看视。近年牛痘盛行，此风稍杀[90]。

该县志刊于民国13年（1924年），所以反映的应是清末民初的情况。牛痘的盛行导致了民俗的变化，显现出牛痘已经对孩童的疾病模式产生某种根本性的影响。根据马伯英1984年所作的回顾性调查，90岁以上老人（1894年以前出生者）未种痘率10%，80－89岁（1895－1904年出生者）和70－79岁（1905－1914年出生者）则分别为5.4%和3.53%。[91]从中可以看到晚清牛痘的施种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而且呈迅速提升的态势。不过我们也不能仅仅据此而作过高的估计。实际上，由于未种痘者有相当高的死亡率，故这里反映出的未种痘率必然远远低于实际数字。而且，我们不知道这些被调查者的出生地，因现在是上海人，估计多数在上海，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种痘资源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尚且有不在少数的人没有接种，其他地区就可想而知了。周作人在回忆录中谈到，他出生的光绪十年前后，绍兴已开始施种牛痘，种痘的医官不时外出施种，早他出生两年的鲁迅就种过牛痘，但这种施种并不是经常性的，他出生后的三四年中，就未赶上，所以他还是出了天花，并还波及了只有一岁左右的妹妹，结果他有幸不死，而其妹却未能躲过劫难[92]。作人的出生地是有名的绍兴府城，周家又是当地有名的官宦之家，种痘不够普及，就此可见一斑。因此，就整个江南地区来说，到清末有三四成以上的婴儿接种痘苗，应该已是一种乐观的估计。而此前乾嘉道时期牛痘的接种率必然就更低了，能达到一成就算不错了。

所以，相对于过去完全顺乎自然的情况相比，清代江南种痘术的出现和一定程度的推广，挽救了不知凡几的小生命，无疑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由于人痘施种主要出现在清代，而清代正是中国人口剧增的历史时期，所以，不少研究者就自然地推测人痘接种术出现和推广对清代人口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93]。两者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这自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关键是种痘术对人口增长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依笔者的考量，我们对此不宜估计过高。首先，就时空范围来说，江南是种痘普及程度较高的地区，但江南的人口，康熙到道光年间却呈是低速增长态势，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4]。其次，我们再具体估算一下种痘对人口增长的贡献率。天花主要是小儿病，种痘也基本是面向小儿，5岁以下的孩子应该是种痘的主要对象。5岁以下的小孩在一个人群中所占的比例大约在10％左右[95]。这样，我们假设某人群有10,000，其中5岁以下小孩为1,000人。接种率按我们前面估计的一成，则有100人接种，接种的成功率以通常的98％计（参见上文）。未接种者通常因患痘症的死亡率，郑望颐言：

假使一村之中有百儿出天花，未尝不延医服药，若能八九十收功，人咸称太平痘矣。甚有竭力调治，而损者几及一半者[96]。

也就是说死亡率在8％－50％之间。范围有些过宽。又据邱熹言，“婴儿之患天花，十损二三，甚者不存五六。”[97]可以看出死亡率百分之二三十是正常的情况。另外梁其姿根据某些个案估计出痘的夭亡率为近四分之一[98]，应该是一个比较可信的数字。这里就以这一数字即24％为准。这样若没有天花接种，该1,000名儿童将有240人死于天花，而接种的话，死亡人数将将至218人。这样，若抛开其他因素，若不接种，该人群将有9760人，而接种，则为9782人。由于这一增长要五年才能实现，故而年均增长率则为0.045％[99]。即使将接种率提高一倍，即20％，也不过0.091％。由此可见，人痘的施种，对清代人口的增长具有积极的影响，但影响并不大。这一点，与杜家骥关于种痘对清代皇族人口的影响的研究是一致的，他认为占皇族人口90％以上的闲散宗室、觉罗，种（人）痘率的普及率低。在道光年间牛痘传入以前，人痘接种术的主要功绩就在于使“天花的危害对象，已缩小到主要是婴儿的范围之内了。一部分婴儿也因为接种人痘得以保全”[100]。也就是说，人痘接种对当时的皇族人口并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至于牛痘接种，一者接种率要高，二者也相对更安全些，所以其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无疑就要大得多。

五、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人痘接种术大约在清初由皖南等地传入邻近的浙西和苏南地区，然后渐趋传入浙东地区，并继续向南传布。省垣、府城等大城市传入的时间可能要早于县城和乡镇。到康熙三十年前后，已基本遍及江南各地。其推广主要得力于种痘可获的较大的利益驱动。与民众相比，乡绅对推广种痘的态度更为积极。不过总体上，清代人痘的施种，基本处于民间自为状态，缺乏官府和组织介入。

第二，江南施种牛痘的历史始于道光年间，太平战争的爆发使这一事业一度被搁置。光绪朝始，各地掀起了开设牛痘局的高潮，到光绪二十年前后，江南大多数县份都创设了牛痘局，不过其普及事业，此后仍在继续。牛痘传入后，人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流行，不过，到光绪以后，牛痘取代人痘实际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

第三，与接种人痘不同，牛痘传入后，官府很快介入，积极加以推广。牛痘局的设立虽有地方官府的全面介入，但创设的主要动力，似乎还是来自以某些医生、善人及慈善机构为主体的地方社会力量。而且即使在某些较为偏僻地区首先由地官员以个人的行为主动引入，其行为依据的理念和目的可能与那些慈善家也并无实质性的差异。因此，尽管国家在这方面并没有相应的政策性指令，但借助国家和官府职能在理念上的宽泛和模糊以及地方社会力量及官员作为士人的能动力，仍可以使这类事业取得相当大的发展。于此亦可见，国家、官府和社会在整个社会管理和秩序维护方面，并不存在根本和体制性的矛盾和对抗，即使其间存在各自不同的利益关系并出现某种冲突，也不意味着社会的进步[101]。当然，这种发展虽然可观，但离现代普遍具有一定强制性的预防接种仍有相当大距离，这种突破显然不能仅仅依靠官员个人和乡贤的力量，还有待于国家具体职能的明确和制度化。就如同卫生等公益事业的举办，尽管地方社会力量的创新、主动和活跃非常重要，也能取得一定的效果，但若没有国家相应职能的变化，就很难使广大民众获得普遍而切实的利益。这种变化还需西方文明的影响，不过19世纪地方官府在施种牛痘表现出的积极态度，也为这种转变在观念和行为上提供了某些必要的铺垫。可以说，牛痘局这一一般被视为近代事业的设施，依靠的几乎完全是传统的资源。

第四，人痘或牛痘的足迹到清末已遍及江南城乡各地，不过遍及各地不等于普遍接种，实际上，由于种痘设施的有限以及国家在这方面缺乏强制性措施，实际的接种率并不会有多高。大致说来，就整个江南地区来说，到清末有三四成以上的婴儿接种痘苗，应该已是一种乐观的估计。而此前乾嘉道时期牛痘的接种率必然就更低了，能达到一成就算不错了。由于人痘施种主要出现在清代，而清代正是中国人口剧增的历史时期，所以，不少研究者就自然地推测人痘接种术出现和推广对清代人口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实际上，接种的出现与普及虽对清代江南人口的增长自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贡献率，特别是人痘的贡献率并不高。由此我们亦可进一步联想到，对于某些时间上相合的历史现象，仅仅作简单的联想和推测，往往会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只有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才能对历史作出恰当合理的认识。

注释

[1]除了人痘术外，中国在3世纪时就出现了类似狂犬病和丛林斑疹伤寒的接种的思想和实践。（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华东医务生活社，1953年，第101－105页；刘锡琎：《中国古代的免疫思想和人痘苗的发展》，《微生物学报》，1978年第1期，第3页）不过这两种所谓的接种法可能因为实际效果不彰，在此后似乎并未取得什么发展，对当时和后世的社会影响也微乎其微。

[2]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13－116页。不过在医史学界仍有不少著作相信种痘11世纪就已出现的，比如马伯英说：“看来11世纪前后四川及河南一带已有种人痘法实行，比较可信。”不过其所根据的只是范已经注意到的两则清代的文献，殊难有说服力。（《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10－811页）

[3]以下内容非特殊注明者参见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06－153页，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陶稀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国史释论——陶稀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食货出版社，1987年）第240－246、249－252页，廖育群《岐黄医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25－233页，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第809－827页，杜家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李中清、郭松义编《清代清代皇族的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55－157页，杨家茂：《牛痘初传我国史略及其意义》，刘锡琎《中国古代的免疫思想和人痘苗的发展》第4－7页。

[4]吴谦等：《医宗金鉴》卷60《幼科种痘要旨·种痘要旨》，人民卫生出版社，1973年，第3分册，总第1543－1544页。

[5]朱奕梁：《种痘心法·审时熟苗》，转引自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21页。

[6]转见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29页。

[7]参阅麦克尼尔著《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杨玉龄译，天下远见出版公司，1998年）第289－291、293－297页。

[8]根据朱奕梁《种痘心法》的记载，至少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痘种法已发展成所谓的“湖州派”和“松江派”（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15－122页，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第242页，杜家骥《清代天花炳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第157页），这显然表明，种痘术的中心已移至江南。

[9]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13－114页。

[10]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第241页。

[11]同治《湖州府志》卷80《人物传·艺术》，“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以下简称“丛书·华中”），第37种，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1974·1983年，第5册，第1547页。

[12]范认为胡璞明亡时应为三十岁左右，到雍正初已是一百四五十岁的人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14页）人活到如此高龄，纵是有些可疑。不过，范似乎有些误会了，胡1644年是三十岁左右，雍正初（1723——），最多也不过一百一十余岁。而且，胡是明的诸生，诸生的年龄一二十岁者大有人在，若其入学较早，那雍正初就是百余岁，就不奇怪了。

[13]最早记载北宋峨嵋神医为王素种痘之事的《痘疹定论》（朱纯嘏著）首刊于康熙五十二年。

[14]梁其姿在前揭文中提到了桐乡李乐在万历年间完成的《见闻杂记》中两则有关嘉兴和松江“中痘”的故事，她认为当时患天花一般称“出痘”、“患痘”或“痘”，从不用“中痘”，故所谓“中痘”，可能是指“种痘”。（第244页）然从文义上看，李乐所说的“中痘”似更象是出痘而非种痘。大概正是如此，梁比较谨慎地说是“可能”。因此，要证明明末江南就已出现种痘术，还有待进一步的证据。

[15]方象瑛：《健松斋集》卷1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以下简称四库存目集部），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41册，第259页。

[16]黄百家：《学箕初稿》卷2《天花仁术序》，四库存目集部，第257册，第784页。

[17]洪若皋：《南沙文集》卷7，四库存目集部，第225册，第350－351页。

[18]黄百家：《学箕初稿》卷2《天花仁术序》，四库存目集部，第257册，第784页。

[19]张璐：《张氏医通》卷12《附种痘说》，上海科技出版社，1963年，第697页。

[20]转见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30页后附图。

[21]参阅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第823页。

[22]詹元相：《畏斋日记》，中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227页。

[23]余治：《得一录》卷2，光绪十三年四川臬署重刊本，第67a页。

[24]余治：《得一录》卷2，第55b页。

[25]当时的部分人士反对牛痘的情况，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43－145页，廖育群《岐黄医道》第241页。

[26]有关情况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28－129页。

[27]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37页。

[28]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第250页。

[29]廖育群：《岐黄医道》，第229页。

[30]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第250页。

[31]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1，道光丙午（二十六年）刊本，第7b－8a页。

[32]民国《上海县续志》卷18《人物》，“丛书·华中”，第14种，第3册，第992页。

[33]《靖江卫生志》编纂委员会：《靖江卫生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页。

[34]民国《太仓州志》附录《自治》，“丛书·华中”，第176种，第2册，第641页。

[35]光绪《娄县续志》卷2《建置·义局》，“丛书·华中”，第138种，第1册，第84页。

[36]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14《人物》义举附，“丛书·华中”，第1种，第1册，第301页。

[37]光绪《江浦埤乘》卷6《建置下》，“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专辑”（以下简称“集成·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册，第82页。

[38]民国《光宣宜荆续志》卷6《善举·善堂》，“丛书·华中”，第23种，第1册，第209－210页。

[39]民国《海宁州志稿》卷6《恤政》，“丛书·华中”，第562种，第1册，第758页。

[40]光绪《上虞县志校续》卷35《建置志·义产》，“丛书·华中”，第201种，第八册，第2536页。

[41]民国《余姚六仓志》卷16《义举》，“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以下简称乡镇志专辑），上海书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5册，第297页；光绪《余姚县志》卷13《义举》，“丛书·华中”，第500种，第1册，第255页。

[42]民国《镇海县志》卷27《人物传》，“丛书·华中”，第478种，第6册，第1874页。

[43]民国《乌青镇志》卷23《任恤》，乡镇志专辑，第23册，第614页。

[44]光绪《溧阳县续志》卷4《食货志·养育》，“丛书·华中”，第471种，第54页。

[45]光绪《奉化县志》卷3《建置志·善举》，“丛书·华中”，第204种，第1册，第202页。

[46]民国《青浦县续志》卷18《人物·艺术》，“丛书·华中”，第167种，第3册，第619页。

[47]民国《上海县续志》卷2，上海府县志专辑，第1册，第236页。

[48]光绪《余姚县志》卷13《义举》，第1册，第255页。

[49]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七》，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道光二十五年刊本，第5a－5b页。

[50]葛元煦：《沪游杂记》卷1，葛元煦等著《沪游杂记·凇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点校本，第11页。

[51]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老人转世》，敦煌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页。

[52]关于比较成熟的人痘种法，郑望颐在《临证指南医案》的附论中有甚为详悉的描述，可参看。（叶桂：《临证指南医案》卷10《痘》，刘更生主编《医案医论医话名著集成》，华夏出版社，1997年，第285－286页）

[53]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4，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点校本，第264－265页。

[54]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43－145页。

[55]参阅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第249－252页。

[56]王德森：《市隐庐医学杂著·产前以攻病为安胎说》，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本（以下简称医学大成本），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95年点校本，第9册，第714页。

[57]马伯英：《以史为镜，可明兴替——19世纪末20世纪初抗天花预防接种的回顾调查》，《上海中医药杂志》1991年第1期，转引自氏著《中国医学文化史》，第826页。

[58]光绪《上虞县志校续》卷35《建置志·义产》，第8册，第2536页；光绪《余姚县志》卷13《义举》，第1册，第255页。

[59]光绪《溧阳县续志》卷4《食货志·养育》，第54页。

[60]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45－147页。

[61]光绪《续句容县志》卷8上《人物·官迹》，江苏府县志专辑，第35册，第154页。

[62]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七》，第5b页。

[63]金东：《条陈大府通行牛痘章程》，盛康编《清代经世文续編》卷32《戶政四养民》。

[64]民国《光宣宜荆续志》卷6《善举·善堂》，第1册，第209－210页。

[65]民国《乌青镇志》卷23《任恤》，乡镇志专辑，第23册，第614页。

[66]光绪《娄县续志》卷2《建置·义局》，第1册，第84页。

[67]光绪《溧阳县续志》卷4《食货志·养育》，第54页。

[68]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1《救助》，“丛书·华中”，第172种，第2册，第621页。

[69]民国《海宁州志稿》卷6《恤政》，第1册，第758页。

[70]民国《余姚六仓志》卷16《义举》，乡镇志专辑，第25册，第297页。

[71]社会力量的慈善行为有着实现自身修齐治平抱负、维护地方社会治安和自身利益尽可能地少受侵害以及扩大自身在地方的影响等方面的因素。（参阅拙稿《清中后期乡绅的社会救济》，《南开学报》，1997年第3期，第68页）官员的行为自然有乡贤不曾有的追求政绩的目的，但乡贤同样可能有扩展自己在地方社会的影响的私心，另外在实现理想和抱负方面，两者的区别大概只在于“康济天下”和“为善一乡”而已。

[72]民国《上海县续志》卷18《人物》，第3册，第937页。

[73]平泽元恺：《琼浦纪行》，转引自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29页。范著并未言及说此话者为汪鹏，此据王振忠说法。参阅氏著《徽州文书所见种痘及相关习俗》（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社会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434页。王在该文称该材料转引自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实际上马著很可能也是转引自范著。

[74]据张仲礼的研究，19世纪初，包括生监在内所有绅士在全部人口的比例江浙两省分别为1.3和1.4％。（氏著《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12页）

[75]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30页后附图。

[76]张琰：《种痘新书》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乾隆六年刊本，第1012册，第117页。

[77]彭翊：《无近名斋文钞二编》卷下，光绪十年重刊本（道光二十七年首刊），第28b页。

[78]邱熹：《引痘略·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续修四库全书”影印道光丁亥刊本，第1012册，第403页。

[79]金东：《条陈大府通行牛痘章程》，盛康编《清代经世文续編》卷32《戶政四养民》。

[80]比如，萧山的王端履指出：“端履见近日痘医吝惜养苗之费，不复传种，及至种痘之时，多辗转购买，贻害无穷。又有黠者以水痘充数，亦能灌浆结靥，诓人酬谢。其父母方以儿痘已出，可保无虞，不知一遇天灾，仍罹劫数，仍心害理，莫此为甚。”（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1，第7b页）

[81]叶桂：《临证指南医案》卷10《痘》附论，刘更生主编《医案医论医话名著集成》，第285页。

[82]王士雄著、陆士谔辑《王孟英医案》卷1《痘疫》，达美君等校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年，第127－128页。

[83]王士雄：《归砚录》卷4，刘更生主编《医案医论医话名著集成》，第677页。

[84]洪亮吉：《更生斋文甲集》卷3，第17a－17b页，《洪北江全集》，光绪三年重刊本。

[85]王士雄著、陆士谔辑《王孟英医案》卷1《痘疫》，达美君等校注，第128页。

[86]参阅冯尔康师《幕宾许思湄年谱——据〈秋水轩尺牍〉制作》，（韩国）《东洋学研究》第4辑（1998年6月），第310页。

[87]许思湄：《与陈笠山》，房日晰校点《白话注释秋水轩尺牍》，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402页。

[88]王士雄著、陆士谔辑《王孟英医案》卷1，达美君等校注，第125页。

[89]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历史系，2000年）第51页。

[90]民国《定海县志·方俗志二·风俗》，“丛书·华中”，第75种，第2册，第585页。

[91]马伯英：《以史为镜，可明兴替——19世纪末20世纪初抗天花预防接种的回顾调查》，《上海中医药杂志》1991年第1期，转引自氏著《中国医学文化史》第816－817页。

[92]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老人转世》，第3－4页。

[93]比如马伯英说：“中国人口何以在清代剧增，目前也没有可靠的答案。个人意见是与人痘接种术推广有较大关系。”（氏著《中国医学文化史》，第566页）虽然他没有明说，但从其措辞上可以看出他实际上认为人痘接种术的推广是清代人口剧增的主因之一。

[94]参阅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其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11－14页。

[95]据姜涛的研究，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在人口中比重大约为三分之一（氏著《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5－256页），据此大致估算5岁以下小孩约为10％。

[96]叶桂：《临证指南医案》卷10《痘》附论，刘更生主编《医案医论医话名著集成》，第285页。

[97]邱熹：《引痘略·序》，第1012册，第403页。

[98]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第239页。

[99]据人口年均增长率公式计算。

[100]杜家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第161－165页。

抗疫医生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微生物学;课程思政;育人机制

一、微生物学课程思政育人类型阐释

为更深层次地反映微生物学类课程思政教学的育人路径，本文针对微生物学课程融入课程思政教学案例进行文本分析发现，微生物类课程教师主要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法治意识、工匠精神、职业道德等开展价值观教育。在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与融入方面，主要形成了以下六种类型。

(一)涵养家国情怀，铸就爱国之魂

涵养家国情怀，铸就爱国之魂，是指通过介绍中外微生物学历史上有名科学家的生平事迹，例如，法国科学家巴斯德在普法战争爆发后退还德国波恩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衣原体之父”汤飞凡放弃美国高薪待遇，毅然在中国最苦难的时候回到祖国，克服重重困难分离出世界上第一株沙眼病毒等伟大历史人物的爱国精神培育青年人的家国情怀，铸就爱国之魂［2］。

(二)弘扬科学精神，体现人文关怀

弘扬科学精神，体现人文关怀，是指将科学精神、伦理道德、人文关怀等思政元素融入微生物学教学过程中，在传授知识同时强化道德教育与价值引领。这是大多数微生物学老师挖掘课程思政的常见类型。例如:介绍马歇尔以身试菌，证明幽门螺杆菌是引起胃炎和胃溃疡的罪魁祸首，获得200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讲解脊髓灰质炎病毒章节融入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顾方舟，他克服重重困难研制“糖丸”，并让年仅1岁的儿子率先试用的故事;介绍“Ames试验”时，扩展介绍20世纪人类用药史的最大悲剧“反应停”事件导致1万多名新生儿出现无臂畸形，引导学生思考如果“Ames试验”先于“反应停”而创立，进而可以检测出该药物的强烈致畸性，就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在激发学生立志科学的同时人文关怀也寓于其中。

(三)增强辩证思维，勇于质疑创新

增强辩证思维，勇于质疑创新，是指微生物学作为理学类专业课程，注重科学思维方法，培养学生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于创新，将唯物辩证法与专业学习结合起来。在微生物学与免疫学课程，教师告诉学生免疫细胞NK的表面具有杀伤活化性受体和杀伤抑制性受体，激活后可活化或抑制杀伤作用，运用辩证的逻辑思维讲解这些概念，帮助学生理解免疫细胞功能的精密调控。借助系统与要素的辩证关系讲解氨基酸发酵反应体系存在着各种反馈调节机制，单个反应速度会影响终产物的形成，终产物的形成反过来又会影响每个反应的反应速度［3］。

(四)强化社会责任，保护自然环境

强化社会责任，保护自然环境，是指微生物学与环境保护联系紧密，不少教师重视微生物与其他生物间和谐共生关系的讲解，注重培养学生对“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同时引入微生物治理污染和修复生态的案例，介绍污水、废气和废物的无害化处理方法，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五)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奉献意识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奉献意识，是指注重引导学生提高个人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修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在介绍“病毒”时结合新型冠状病毒，讲解无数医护、科研及其他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勇敢地坚守在抗疫第一线，在平凡的岗位做出不平凡的业绩;李文亮医生不幸被感染，在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治疗期间依然表示，“康复以后我还要上一线的，现在疫情还在扩散，不想当逃兵”的敬业精神［4］。

(六)传承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传承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是指结合利用微生物工业、食用菌栽培和发酵食品生产等实践，介绍我国在酿造方面的历史成就。例如，早在殷商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就会酿酒，周朝掌握酱油酿造技术，北魏时开始利用醋酸菌酶液进行酿醋等利用微生物发酵的历史，增强学生对国情的了解和文化自信，激励学生用现代科学技术将传统的酿造技术融合创新［5］。

二、微生物学课程思政育人效果分析

为了更好地评价课程思政的成效，揭示课程思政育人机制，本论文对本校“医学微生物学”“病原生物学”“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技术”的课程思政教学进行了问卷调查与访谈。首先，针对这三门课程进行课堂观察，课堂观察的目的是观察微生物学类课程的主讲老师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的过程，关注学生学习状态，观察课堂教学是否引发情感共鸣，提升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参与性。其次，向医学生发放课程思政课堂教学活动效果的调查问卷，发放调查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90份，有效率为95%，同时采取抽样方式对部分学生进行访谈调查，从更深层面分析微生物学课程思政育人效果。

(一)凝聚专业特色的课程思政案例普遍受到学生欢迎

在专业课程教学中融入家国情怀、理想信念、文化自信、职业道德等关乎做人做事的思政元素，普遍得到学生肯定，调查发现，超过80%的医学生表示很赞同和基本赞同，16．36%学生表示要看情况，不能一概而论。针对是否满意专业老师课程思政教学，42．90%学生表示非常满意，48．55%学生表示比较满意，这说明学生普遍认可与满意微生物类课程的思政教学。通过进一步访谈发现，学生普遍欢迎结合本专业特色的课程思政案例。有学生说:“韦老师的芽孢PBL教学，通过一系列问题引导我们思考讨论有没有永生细菌?如果有永生细菌，你是否敢于服用或者注射到自己体内?这种做法是否有科学依据?让我们跳出了教材，学会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课后我们小组还主动去查找相关科研资料，深入了解关于永生细菌的研究现状。”对于教学内容脱离专业实际的思政案例，大多数学生认为思政元素添加生硬，他们更青睐于专业教师能以有情感有温度的方式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理论知识有机融合［6］。

(二)教师情感投入与对故事背后的价值挖掘，容易引发学生情感共鸣

访谈发现，学生对充满情感的故事和教师充满感情的讲授印象深刻，也更容易引发情感共鸣。教师的感情投入是指教师在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中，以特定的言语、表情、姿态表现出来的对故事背后的爱国主义、文化自信、悲悯情怀以及对学生的喜爱、关切、欣赏、激励等积极情绪和情感。例如，病原生物学老师以饱满的情感给大家讲述了我国微生物学家汤飞凡先生分离鉴定“衣原体”故事，教师对故事背后的汤飞凡敢于批判“细菌病原说”的科学精神与勇于奉献精神的升华也激起了同学们的情感共鸣。而教师通过故事激起学生的感情波澜，对学生参与恰如其分的赞美，对第二课堂学生精彩表现的肯定，让众多学生收获感、满意度提升。

(三)相对理论课教学，学生更喜欢在实验实践教学活动中老师们的课程思政教学

研究还发现，通过强化实验实训实践教学的思政育人效果比课堂教学效果更好，70%以上的学生希望思政育人不仅体现在理论课，而且应加强实验、见习课、校园活动和社会服务活动的环节的思政育人。同样是增强文化自信，在微生物实验中让学生观察酿酒、制面包、酿醋、发酵工业所用菌种，并让学生利用亲自培养出的菌种发酵制作葡萄酒或者发面等教学效果比课堂讲解更能让学生感知中华文化中酿造原理的科学性。

三、微生物学课程思政育人建议

通过微生物学课程思政育人效果的调查分析发现，充满专业特色的课程思政案例、教师的情感投入、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方式、实验教学中的课程思政，普遍受到学生欢迎，其思政育人效果更好。这也为提升微生物学类课程思政教学实效提供了现实依据，通过凸显专业课程特色协同育人、坚持显性教育与隐形教育相结合“无声”育人、强化实验实践融入思政立体育人三个层面展开。

(一)凸显专业课程学科特色，协同育人

调查发现，凝聚专业特色的课程思政案例普遍受到学生欢迎，这启示我们应重视提炼挖掘微生物学类课程思政的特色，思政元素的挖掘要与课程、专业、学科契合，课程思政应考虑自己的特色，各有侧重，界定好各专业课程思政的边界。各门医学专业课程在构建基于医学特色的“大思政”格局下，健全课程思政的协同机制，凸显各学科专业课程的特点。这也要求教师在开展课程思政时，不盲目照搬其他学校和其他课程的做法，因校制宜，因课制宜，因生制宜，突出在专业育人目标、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调查结果表明，61．74%的医学生主张医学类课程有其独特的专业品格，应该挖掘特色的育人元素。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抗疫精神”中蕴含着丰富的爱国情怀、专业素养、尊重科学等思政元素，被众多老师作为课程思政案例挖掘，这也容易导致课程思政案例与内容的同质化现象。故作为微生物学类课程要运用新冠案例开展思政育人，应结合自身学科专业的特色进行，在深入讲解专业知识时有机融入新冠案例。例如，讲解腺病毒及腺病毒载体的结构时，以腺病毒新冠疫苗为例，介绍陈薇院士团队研发新冠疫苗案例，既加深学生对细胞密度效应是腺病毒生产优化的难点的理解，又阐述了我国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研发成果，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时代使命感。

(二)坚持显性教育与隐形教育相结合，“无声”育人

课程思政作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层面的新形态，关键在于“润物无声”，但这应视情况而定。调查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思政元素融入医学专业教育，适合采用不同的教学开展方式，对职业道德、科学精神这些与医学职业素养关系密切的课程思政类型，适合采用显性育人方式;而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自信等与医学职业素养关系间接的课程思政类型，采用隐性育人方式比显性教学效果更好。故微生物学课程思政教学应坚持显性教育与隐形教育相结合，一方面，对于科学精神、辩证思维等与医学职业素养关系密切的课程思政类型，采用显性育人方式。例如，无论是微生物对人类影响的利弊、免疫细胞功能的精密调控，还是氨基酸发酵过程，教师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统一、系统与要素等哲学原理更能帮助学生掌握知识点。另一方面，与医学职业素养关系间接的课程思政类型，采用浸入式隐性教育方式，让思政元素如“盐”般融入专业课堂这碗汤里。例如，微生物学历史发展中存在大量汤飞凡、邵峰、童村、戴芳澜、顾方舟等老一辈科学家极具思政教育意义的杰出代表和典型事例，以我国胸怀家国、心系人民微生物科学家为榜样，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敬业精神，这些都是微生物学类课程的思政教育的良好素材，但在具体的课堂教学实施中或因占时过长或因思政教育过于明显等因素容易引发学生反感。因此，作为专业课程教师要善于将“融德于教”蕴于“无痕”，采用隐性育人方式开展课堂教学，重在挖掘这些人物、故事背后的价值意义。这种隐性育人方式更应从课堂教学向整个学校拓展。第一，校内“浸思政”，在教室、实验室、走廊等校园环境中将微生物学杰出人物以板报形式展出，从文化等方面营造思政育人环境，为学生提供沉浸式的育人环境。第二，课外“践思政”，开拓第二课堂，组织学生开展讲好微生物学中国故事比赛等课外活动，引导学生从感动到心动再到行动，激励学生勇于奋斗，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把远大抱负落实到实际行动中。第三，线上“云思政”，通过雨课堂、学习通等信息化教学工具向学生推送微生物学科学家相关资料，充分利用线上资源拓展学生思政学习的广度。调查表明，通过这种浸入式、隐性、立体的育人方式，更容易得到学生认可，更能启发和感染学生。

(三)强化实验实践融入思政教育，立体育人

鉴于学生更喜欢实验实训实践教学的思政育人模式，微生物学类课程教师应高度重视实验实践融入思政育人的教学设计，一方面充分发掘并设计微生物学类课程实验实训实践项目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在实践教学实施浸入式育人，从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出发寻求专业知识点与思政教育的隐性结合。融入的路径与方式可以通过集体备课，学习借鉴其他课程高水平的课程思政设计方案，集体讨论最适合微生物学类课程的思政元素与融入路径。另一方面，加强对微生物学类课程教师与实验员的课程思政培训，尤其要重视对各个实验实践带教老师开展课程思政育人的教学指导，整体提高课程团队课程思政育人水平。例如，我们可从实验试剂配制、仪器规范操作及废弃试剂处理等，设计错误操作环节，培养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安全意识和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将思政元素不知不觉融入实验教学中。实践教学方面把“服务学习”理念融入教学中，例如，设计学生采集桂林漓江水、工厂污水和自来水，检测水污染程度，增强环境保护意识，进一步利用微生物进行水污染处理，构建微生物类课程“服务学习”型实践教学模式。微生物学类课程思政可依托临床教学医院等优势条件和培训基地等资源，大力开展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实习实训等活动，在实践活动中把专业伦理和职业道德的培养贯通其中，培养德才兼备的医学人才。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EB/OL］．(2020－05－28)［2022－06－01］．

［2］郭润芳，裴家伟，林杨．高校专业基础课程“微生物学”思政案例设计［J］．微生物学通报，2021，48(5):1810－1814．

［3］刘丽君，李薇，柴长斌，等．医学微生物学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J］．微生物学通报，2020，47(4):1178－1185．

［4］史鹏，冉珑，李素俭．以“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为案例的问题导向式微生物学课程思政教学设计［J］．微生物学通报，2020，47(8):2603－2609．

［5］张海龙．“发酵工程”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J］．微生物学通报，2021，48(4):1394－1401．

［6］王强芬．医学院校课程思政教学育人效果实证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22，39(1):44－46．

抗疫医生论文范文第10篇

特别，当“非典”肆虐中华大地，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人间的时候，他，这位站在抗击非典最前沿的勇士、最关键的指挥官，以其卓越的贡献和献身精神，谱写了一曲舍身取义救死扶危的壮丽诗篇！

如你登陆任何搜索网站，输入“钟南山”点击搜索，你就会发现这个“焦点”的分量和频率，你就会对钟院士的匆匆行踪肃然起敬！

他是一面旗帜，他却又是一个凡人！

他是一个典型，但同时也是一名普通的医生！

他是一位院士，可他确是一名对政治有着独到见解的科学家！

作为一名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坚持实事求是，其科学家的道德风骨和学术勇气，成为学界楷模。他讲过许多话，著过不少书。但“他从来不讲废话！”

围绕着钟院士的光环很多，关于他的故事逸闻也很多。他用不凡的业绩为钟氏医学世家谱写了新的篇章，践行了父辈的诺言！

带着对“南山现象”的关注，笔者在“非典”肆虐中华大地时曾经前往广医附一医院，解读钟南山（见2003年第7期《退休生活》杂志“本刊专访”《解读钟南山》文章）；如今，面对广大市民百姓对“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困惑和积怨，笔者再次解读钟南山，感悟钟南山，于是有了此文章，权作是医治“看病难，看病贵”沉疴之偏方，也算为”刚刚开始“的中国医疗体制改革进忠言……

或许有人以为，只是机遇把钟南山推上了潮头，时事让他成就了业绩！其实不然。

偶然固然是个因素，但必然决非取决于偶然。之所以有这解读感悟的第一个结论，其中也蕴涵着偶然！

因为，笔者在认真阅读着广医附一医院提供的资料时，某一根神经被接通了，它使笔者联想起了1997年曾经是全国发行的《广州卫生报》，想起了笔者当年在该报一版发表过的一篇关于感悟评价钟南山的文章摘录如下：

不凡的业绩来自平凡的追求

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铸就着伟大。平凡的追求使钟南山建树了不平凡的业绩，成了名人。成名之后仍能淡泊明志继续孜孜不倦地追求，永远不忘自己是个普通医生，一如既往遵循着自定的“病人的利益高与一切，病人就是亲人”的原则，履行天职如旧，不为名利光环所困，就更难能可贵，感人至深。这种实不平凡甘居平凡，始终保持普通医生本色，始终保持着那种为病人解除痛苦就是最大快乐的平凡追求，尤不平凡。比之时下那些无能摆架，追名逐利的“能人”来，钟院士之不凡就真该仰视才行的了。难怪，那电视镜头要再现许多声泪俱下的情景……

“不管是院士还是院长，我首先是个医生”。钟南山这朴实无华的豪言壮语，是我们平民百姓最中听最欢迎的，也是他创造不凡的业绩受社会赞赏的真谛。人民需要大批像钟南山这样寓不凡于平凡之中的好医生！

平凡的追求塑就无私的品格

十年前的感悟只是短评，只有概念加品评，缺乏骨架和血肉。毕竟这是历史墨迹，笔者无奈。

今年70岁的钟南山，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智慧与刚毅。说到他，广东几乎无人不晓。出身医学世家的钟南山是广东医疗卫生界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呼吸道疾病，特别是慢性支气管炎与哮喘病的诊治方面独树一帜。

钟南山的无私品格，无论在医学界还是在社会各界，都是口碑甚丰的！他的身上洋溢着一种强大而崇高的人格力量。他在和平时期所表现的奋不顾身、身先士卒的英雄气质，比之战争年代那些舍身取义英勇无畏的先烈毫不逊色。

――这位屡创医学奇迹的呼吸病专家，这位在天冷时要把听诊器焐热了把手搓暖了才给病人听诊的仁爱长者，他的医德医风令人肃然起敬。关于他对别人的无私关爱，早就遐迩闻名，他的良好品格和作风被业内人士概括总结为“南山风格”。医生对患者体现出来的细心周到，将会极大地激起他们战胜病魔的决心和勇气。透过钟院士的细心周到，我们看到了一位老知识分子的道义和良知。没有深厚的人文修养和高尚的医德，一般人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心，常常因细腻而伟大。“为什么细腻本身就常常是伟大的，因为细腻体现了伟大的爱心和善良，体现了内在的良知和尊严”（摩罗语）。医者父母心，假如当今医生能够从“南山风格”中品出真谛，进而以父母之心去善待患者，善待病人家属，那么，剑拔的医患关系就会缓解，弩张的医患矛盾就可能乌有！难道不是么？！

――当致命的非典疫情袭来时，他又毅然挑起重担，站到了抗击病魔的第一线。当时，广州的发病人数越来越多，不少医院因不大了解“非典”的传染性而遭到重创。“鉴于呼研所的技术力量，同时考虑到危重病人有较强的传染性，应集中治疗。”钟南山主动向省卫生厅请缨：“把最危重的病人往我们医院送！”作出这个决定是需要很大勇气的。第一，当时病因不明，谁都没把握治好病人；第二，当时已明确该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钟南山没有考虑这些！从此，一个个危重“非典”病人纷纷从其他医院转送过来。这些如今看似平凡的决策，当时是需要何其非凡的勇气与胆识哦！“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之天使职责，不就是从这些看似平凡其实不凡的勇气与胆识中体现出来的么？！

――他果断地提出有效的治疗方案，为控制疫病打下了基础；他奔忙于各家医院之间，抢救危重病人；他带头组织多方协作，努力探寻发病源头；当流言四起、恐慌形成之时，他亮相于媒体，讲解疫病，安定人心；当自己也染上疾病时，他以家为病房，悄悄自我治疗，以免动摇“军心”……。他那与央视记者《面对面》的直言，真可谓掷地有声，所显示出来的人格力量，有目共睹。难哉！医生当到这个份上，何来“理解的鸿沟”？何来“信任之危机”？

――人们称他是医疗战线的勇士。在抗击“非典”的搏杀中，钟院士用他大无畏的精神和果敢的行动，永远冲锋在抗典战斗的第一线。在广医附一院接收危重病人最多的时候，钟南山身先土卒，顾不得与从新西兰回来的小孙子亲热，全力以赴投入工作。他亲自检查每一个病人，制定治疗方案，甚至抓起人工气囊为病人输氧。在他的带动下，医院上下拧成一股绳，形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无畏献身的团队。钟院士说：“医院是战场，作为战士，我们不冲上去谁上去？”

――钟院士求实无私的胸襟，为学术界树立了楷模。他勇敢地否定了卫生部所属的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典型衣原体是非典型肺炎病因”的观点，为广东卫生行政部门及时制定救治方案提供了决策论据，因此被誉为“医务界抗击非典第一功臣”。钟南山对医学科技的求真务实与执着，是一以贯之的。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43岁的钟南山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皇家医院和伦敦大学深造。这位血气方刚的学者，在一篇关于氧气对呼吸衰竭病人肺部分流影响的论文中，一开始就了英国赫赫有名的麻醉权威克尔教授对此问题的观点，而这个观点五年前就被公认。他以独到的见解和严谨的论证，获得大会常委的一致通过，扭转了西方社会对刚刚开放改革的中国科学家的偏见与蔑视。学术需要勇气，医者最重良心。有学术勇气和有道德良心的医生，是任何时候都紧俏的。在今年初召开的“两会”期间，钟院士评价说“如今中国的医生不少，但合格的不多”！ 愚以为，钟南山所感慨者，恐怕就是当前医护队伍的“学术勇气”与“道德良心”这两大素质“不合格”哦！

沿着这许多光辉的足迹和闪光的亮点追寻，人们不难发现，钟南山的无私品格是有目共睹的，是长期一贯的。那么，是什么东西塑就了他的“南山风格”呢？

“医德的内涵是什么？我以为主要体现于‘想方设法为病人看好病’。”钟南山如此平和地诠释他的职业。他认为，有了这个出发点，就会对病人认真负责、和蔼周到；对个人得失荣辱不再计较、乐于奉献；对科学勇于探索、不畏艰难……

于是我说，钟南山的无私品格源自他那平凡的追求！正是坚持执着长期不懈地平凡追求，培养了他无私的品格，形成了独有的"南山风格"。是一颗平常人的心态，平常人的追求，塑就了钟南山的无私品格，冶就了"南山精神"。

无私品格陶冶博爱的情怀

钟南山的情怀是博大宽广的。

祖籍福建厦门的钟南山，是饮着珠江水、看着木棉花长大的。羊城独特的人文历史地理环境，良好的医学世家家教环境，熏陶了他永远蓬勃向上的性格，冶就了他无私奉献的品格，浇灌了他执着科研事业的春园。

"一个人能够为人类创造点东西，那就没有白活"。这是院士父亲经常对儿女们说过的一句话。院士父亲钟世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广州中央医院（现省人民医院）院长，在广州解放前夕愤怒拒绝了南京卫生署"携医院巨款撤去台湾"的胁迫，义无返顾地留在了广州。这位正直博学的学者，早年留美学医，解放后是中山医科大学的一级教授，著名的儿科专家。醉心医学事业的钟老先生，也是一名医德高尚执着事业的医生，即便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靠边站"时，依然痴心不改，著书立说，用自己的工资在家里搞实验。父辈的言传身教，使钟南山得益匪浅，自幼便立下了"为人类创造点东西"的宏愿。父辈的教诲和希冀，是院士人生观奠基的重要砝码。

这位老师谆谆启发他：人如果没有理想，会将身边的事情看得很大，耿耿于怀；但如果有理想，身边即使有不愉快的事，与自己的抱负相比也会变得很小。钟南山对老师的教诲心领神会，一直名刻在心，并积极践行。

钟南山热爱自己的祖国。1979年至1981年，他通过国家教委考试之后，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英国深造两年。耳闻目睹的现实，使他对祖国因为暂时的科技落后而备受西方国家歧视辗转难眠，立志发奋。很快，他以东方学者过硬的专业素质、良好的学习态度和刻苦的钻研拼搏精神，赢得了导师的信赖和好评。两年间，他与英国同行合作完成了6项科研成果，伦敦大学医学院授予他荣誉学者的称号。他的导师把他推荐到全英医学会，表示他在那里干多久都可以，并致信中国驻英使馆："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曾与许多国家的学者合作过，从未遇到过一位像钟医生这样勤奋、合作得这样好的、这样卓有成效的。"学成之后，面对导师的挽留，面对爱丁堡的挽留，面对西方国家优厚的待遇和先进精良的科研设备，钟南山选择了回国，他的信念只有一个：我的事业在中国！ "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不仅出自血浓于水的感情，更源自对祖国深厚文明底蕴的理解和骄傲"！这是当年钟南山在英国时常说的一句话。通过这次的留学经历，他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对西方哲人巴普洛夫"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国界"这句名言的深刻内涵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钟南山深爱自己的同事和病人。有关这方面的事例，实在不胜枚举。而且，他的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是情不自禁的。他给病人看病，总是面带微笑，全心尽力，首先第一位的是治病救人，而不是经济利益。将听诊器焐暖了再给病人听诊，那是他对病人无微不至关怀的习惯举止，全无做作。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有着细腻的关怀和体贴，即便在与非典决战的繁忙时刻，他还惦记着部属同事的生日，并以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生日祝贺。眼看着与自己并肩战斗的医护人员在SARS肆虐时倒下，钟南山心焦如焚。由于工作繁重，有护士晕倒；由于缺氧――非典病人传染性特强，有的护士不得不戴着12层口罩，医院只好在护士办公室专设一个氧气瓶，用于抢救昏过去的医生护士……，每每谈到这些情景时，钟院士总是老泪纵横："就像是在战场上炸碉堡啊，前仆后继！"

钟南山有着十分美满幸福的家庭。 他的妻子李少芬，我国第一批女篮国手之一，曾担任过队长，是1949年－1999年新中国篮球运动杰出贡献奖（又称50杰）获得者，退休后现任广州市篮协顾问。她说，钟南山带着大家抗非典，我在家是他的"营养师"、"贴身秘书"，跟着他一起抗非典。岁末年初，非典袭击了广州，也影响了李少芬全家。一家之中，有两名是密切接触病人的"带菌者"――除了钟南山，儿子钟帷德（2002年广州市十大杰出青年之一）现在也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急诊室，而且工作环境更复杂。只要在广州，钟南山晚上就会争取回家。少芬会问：今天有没有接触病人，如果有，少芬就让他脱衣洗澡后才能进房间。少芬一年前刚刚大病了一场，目前仍在恢复期，抵抗力很弱。为了关心少芬，钟南山现在家里吃饭采用分餐制，用公筷；居住采用分房制；每天全家的衣物、杯盘都要进行全面消毒……抗击“非典”，让这个家庭也付出了代价！然而，这种非常时期的非常家庭生活，却让人感受到了一种基于非常理解中的深深的爱！钟南山一家人都与体育卫生有缘。他们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在美国著名大公司工作的钟帷月，曾是我国优秀的游泳运动员，获得过短池赛的世界冠军；他们的儿子，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副教授钟帷德，既是医院业务顶梁柱，又是医院篮球队的"中流砥柱"。一家四口，全与体育卫生结缘。钟南山深爱着他的"体卫之家"！

钟南山的博爱情怀，集中体现在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对自身职业的热爱和对医学知识与广大患者的热爱。

博爱的情怀感召着身边的群体

――他主持和参与完成了十几项国家攻关课题、国家自然基金课题、国家卫生部和省级课题；

――他所带领的科研组，有12项科研成果获国家卫生部、国家教委、省科委等奖项。一批成果获学院、市科委等奖项；

――早在1998年，他就主持了国家"九五"攻关课题、卫生部课题和世界卫生组织协作课题等项目。并瞄准国际医学前沿的分子生物学试验技术等一系列课题，进行攻关。他所带领的攻关组，成就非凡，硕果累累；

――他1986年起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1997年起担任博士研究生导师。

多年来，带出硕士、博士研究生数十名，许多成为了医疗卫生战线的脊梁和中坚。有些在这次抗非典中以身殉职的烈士，就曾是他的学生；

――他属下的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在抗击非典事件中起到了主导性作用，而钟南山功不可没；

――他带领有关人员研究制定的非典病人临床诊断标准、治疗方法和隔离措施等有效规章，受到世卫组织官员和国内专家的充分肯定，并在国内外抗击SARS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钟南山带领凝聚出来的队伍，正在发扬成绩，不畏艰难，连续奋战，继续攀登新的高峰！

"非典型性肺炎首先在广东发现，而且中国病例最多，有研究的充足资料和基础，我特别希望解决方案最后能够由我们华人提出来！"这是钟院士心底的宏愿，也是他积极奋斗拼搏想要争取达到的宏伟目标。

身边的群体辅佐他创就不凡的业绩

不容置疑，钟南山的确功成名就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荣获者、全国、广东、广州等各级"抗非"先进个人和荣誉称号获得者、模范共产党员……。种种荣誉的光环萦绕着他。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钟南山必定才智过人，因为他能够将科研、临床医疗、教学、行政管理这四套马车同时驾驭，各方面的工作都卓有成效，特别在这次非典降临人类时表现突出。对于不凡业绩，钟院士是这样认为的："自己的智商并不比别人高，除了充分依靠集体力量之外，自己靠的是努力、靠的是拼搏。"他的这番话，道出了成功的真谛。是他的努力和拼搏感召了身边的群体，而身边的群体又辅佐他成就了不凡的业绩！

从某种意义上分析，也可以说是钟南山的人格力量帮助他成就了事业，创造了辉煌。那么，钟南山的人格力量是什么？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笔者看到了鄢烈山在杭州某报发表的一篇时评文章。细心琢磨，颇有同感：

作为一个临床医生，钟南山的人格力量表现于高尚的职业道德。他不认为自己所并做的事有多么了不起；相反，他一再强调的，是他作为胸肺科大夫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回答为何让危重病人转到他那里时，他说，"既然是肺炎，就是我们搞呼吸的，搞胸肺科医生的首要责任"。在回答主持人关于听到同事倒下甚至病消息心里死的感受如何时，他又说："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次是非典型肺炎，说不定下一次是传染性心肌炎，我相信搞心脏的那帮人也会像我们一样会站在最前线的，他不会因为怕传染就不来了不做了。"钟南山的讲话非常质朴，仿佛他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是的，是“理”所当然的，从古希腊的医生希波克拉底到20世纪的白求恩大夫，他们都这样看待医生的职业操守与社会责任；然而，人的行为不仅受理性支配还受欲望影响，应然的道理不等于实然的践履。谁都知道，能够像钟南山这样知行合一、坚持职业道德并不容易。钟南山仰之弥高的品格就在于，他视救死扶伤为职业道德的底线，有责无旁贷之念，无居功自傲之心。

采访最后，主持人问："其实对于你个人来说，我觉得荣誉不是问题，学术地位也不是问题，那你这样拼命到底是为了什么？"钟南山答道："我想是不是就想追求一个未知数，就是这个目的。这个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什么病原，是什么源头，怎么治，这就是我这个领域的（事情），所以我希望搞清楚，这就是我的最大的动力。"这就是一个科学家之所以选择充满挑战与失败风险极大的科研职业的根本缘由：对未知世界满怀好奇，探求真知的愿望主宰了身心。正是这种强烈的对科学的探索热情，使他超越了世俗利害的计较，不顾个人安危投身抗“非典”；不盲从权威关于病原的判断而尊重事实讲出不同意见；不怕非议和政治压力，提出国际协作的建议。在他的心底眼中，没有什么比尽快弄清病原病理拿出科学的抗疫方案更重要的了。

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人，钟南山的人格力量，表现在他对同事的衷心信任和以身作则。主持人问他怎么凝聚一个团队，有什么办法让大家服从。他答道："第一个我想很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意图，或者我们要做什么，要让大家都知道，不要不透明。干一些事儿让大家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干，怎么干？大家就会有一个主观能动性来做好，要相信大家。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想让大家干一个事儿，你自己先去干，假如说你要别人去看病人，你自己又不去的话，你根本不可能调动大家。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更加要到第一线。我自己就是对每一个病人都要观察，因为我始终想找出它的规律，所以，对所有的病人的口腔、咽部，我都进行仔细的检查。"他率先垂范，冒死检查所有病人的口腔、咽部，就使他的言行具有不可抗拒的精神感召力。

“业绩――追求――品格――情怀――群体――业绩”，这是一个完整的轮回。只有在完整轮回的每一个环节上完善自我，提高自我，超越自我，才能不断成就业绩，创造辉煌，将事业的雪球越滚越大！

这，便是我再次解读钟南山的重要启迪感悟！

这，就是医者父母心的大医风范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