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古人抗疫

瘟疫侵袭人类，从古至今都有发生。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便有“疾疫”“疾年”等文字记录。两汉时期是古代对瘟疫记录最多的时期。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夏，“郡国大旱，蝗”，当时疫情严重，患者很多，平帝下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西汉政府专门腾出一些住宅作为隔离区，集中对病人进行治疗，并切断瘟疫的传染源，以防止疫病的扩散。在治疗手段十分落后的古代，这绝对是一种有效的措施。其实，瘟疫隔离在秦朝已经被纳入了法制轨道，汉代继承并充分发挥了这一抗疫的措施。

在古代，当严重瘟疫发生时，会有大量人口死亡，如果不及时安葬死者，就会加剧疫病的传播。平帝元始二年，政府赐给在疫病中死亡的人安葬费，及时安葬死者，一方面减少疫情传播，另一方面也是安慰活着的人，帮助其摆脱困境。随着对抗瘟疫经验的不断积累，古人对瘟疫的预防也日渐科学。晋人葛洪在《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中记载：“一家合药，则一里无病，凡所以得霍乱者，多起饮食。”这就很直接地告诉人们要重视生活环境和饮食卫生。从远古流传下来的腊月大除尘，端午饮雄黄酒、挂艾叶等习俗主要就是为了杀菌抑菌。

东汉时期暴发的“毒言”便是在热带地区流行的通过唾液传播的一种皮肤性传染病。东汉王充在《论衡・言毒》中对该瘟疫有记载：“太阳之地，人民急促，促急之人口舌为毒。”同时代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还有关于防治“毒言”的立法，其中清晰记录有知情者应主动断绝与患“毒言”者接触，不与患者一起饮食，不用同一器皿。这是已知我国最早的关于防治瘟疫的法律行文及预防常识。对于瘟疫，东汉的“医圣”张仲景，在其所著的《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第二十四》中亦有所记：“肉中有如朱点者，不可食之。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

东汉马援出征交趾时，军中出现瘴疫，军医发现薏苡仁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瘴气，便令将士食用。汉代政府在疫情出现时，还派太医到地方为民众诊病，将医药分给患病的百姓。如建宁四年（171年）三月大疫，命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建武十四年大疫，太守钟离意亲自接济医药，“所部多蒙全济”。

唐、宋、明时期的抗疫也都有亮点。唐文宗时期，对于在瘟疫中死亡的人们，集体掩埋，以减少公共扩散，预防传染病的再暴发。用医治疫做得最好的要数宋代，出现了著名的中医典籍《太平圣惠方》《集验方》等，其上面所载的一些药方，至今还被中医所使用。明嘉靖年间创制了“济疫小饮子”，专门给民间赐药。

值得一提的是，水井是古人重要的饮用水源，对此，古人充分发挥了水井的作用，给井加栏、上盖，必要时直接将药物投入井中，供大家饮用，用于治疗和预防瘟疫的传播。

纵观古代的抗疫，受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国家财力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抗疫救灾的成效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因为疫情，在古代还滋生出了许多求神消灾的祈祷仪式和巫术，在今天这些都是应该摒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