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拐骗安全预案范文
时间：2024-04-18 16:48:07
防拐骗安全预案篇1
自20xx年8月《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颁布实施以来，在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有关部门支持配合下，救助管理工作总体上进展顺利。但是，一些城市街头流浪乞讨人员增多，组织、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流浪乞讨和组织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等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现象严重，严重侵害公民权利、扰乱公共秩序、危害社会稳定。为进一步做好城市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和管理工作，维护流浪乞讨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现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做好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解救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完善，但由于人口流动、家庭困难、意外事件、个体选择等原因，流浪乞讨现象仍有发生，特别是流浪未成年人存在被拐卖、拐骗，胁迫、诱骗、利用乞讨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遭受摧残和虐待的现象。流浪未成年人是特殊社会弱势群体，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和帮助。各级民政、公安、城管、卫生、财政部门一定要从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积极主动，各尽其职，多管齐下，打击震慑违法犯罪、教育警醒群众、弘扬正气。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狠抓落实，将这项工作作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进一步做好流浪未成年人解救保护工作。
二、认真履行部门职责，协调配合做好落实工作
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解救、保护流浪未成年人工作，事关权利保护和社会稳定，涉及多个部门，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各级政府、各个部门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认真履行各自职责，协调配合，齐心协力做好这一工作。
（一）民政部门要加强街头救助，协助配合公安、城管、卫生等部门做好街头管理和打击解救工作。
一是组织、指导、监督救助管理机构做好街头救助。劝导、引导街头流浪乞讨人员进入救助管理站接受救助，不愿入站的，根据其实际情况提供必要的饮食、衣被等服务；坚持“先救治，后救助”的原则，配合医疗机构做好街头流浪乞讨人员中的危重病人、精神病人、危险传染病人的救治工作。
二是坚持“先解救，后救助”的原则，配合公安机关做好被拐卖、拐骗、胁迫、诱骗、利用乞讨的残疾人、未成年人的调查、取证和解救工作。对于公安机关解救、护送来站的未成年人，救助管理站（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要做好接收工作，福利机构做好婴幼儿临时代养工作。铁路公安机关解救的被拐卖未成年人，由乘车地救助管理站（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接收，福利机构做好婴幼儿临时代养工作。对于受助未成年人，要利用指纹识别技术建立数字档案，配合公安机关做好救助管理机构、社会福利机构中未成年人的采血工作。
三是协助有关部门开展街头治理工作。民政部门在街头救助时，发现流浪乞讨人员滋扰他人，扰乱社会秩序，污损、占据公共设施妨害他人正常使用和破坏城市市容环境的，要向公安机关、城市管理部门提出执法建议。
四是强化站内服务和管理。要从维护受助人员权益出发，改善设施环境，实行人性化、亲情化服务，保障受助人员的基本生活。要把未成年人与其他救助对象分开，根据未成年人的特点，合理安排生活起居和文体娱乐、教育培训等活动。对残疾、智障、受到伤害或有心理问题的，积极进行医护和康复。加大站内人员和接领人的甄别、核查力度，防止未成年人被冒领冒认和犯罪分子藏匿其中。要做好站内安全防范工作，确保站内人员安全。
五是做好返乡、安置和流出地预防工作。要畅通受助人员返乡渠道，对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无力接回的，经协商后可由救助管理机构接回或送回。对符合条件的安置对象，安置到社会福利机构，并积极探索社会代养、家庭寄养等社会安置模式。督促流出地人民政府将符合条件的返乡困难群众纳入社会保障范围，充分发挥村（居）委会等基层组织的作用，监督监护人履行监护义务，防范虐待、遗弃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防范强迫其外出流浪。
六是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或个人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庇护、饮食、衣被等帮助，探索开展社工干预、心理辅导、行为矫治、教育培训，帮助流浪乞讨人员回归家庭和社会。
（二）公安机关要强化街头管理和打击解救工作力度，协助民政、卫生部门做好街头救助和站内管理工作。
一是做好接、报警工作。接到群众举报线索，要快速出警，及时处理，做到件件有记录，件件有人管。坚持解救与打击并重的原则，及时开展调查工作，确保打击有力，解救到位。
二是强化立案工作。各级公安机关要本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强化立案工作。凡是接到举报发现拐卖、拐骗、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或组织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接待民警要认真询问案情，及时出警，对涉嫌犯罪的分别按照拐卖儿童罪、拐骗儿童 罪、组织儿童乞讨罪、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立案侦查；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三是加强对街面等流浪乞讨人员主要活动场所的巡查。要加强对繁华街区、桥梁涵洞、地下通道、热力管线、废弃房屋、火车站、风景游览区等流浪乞讨人员集中活动和露宿区域的巡查。发现街头流浪乞讨人员中危重病人、精神病人的，要按照民政部、公安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中危重病人、精神病人救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要求，会同民政、卫生等部门救治。发现流浪未成年人的，护送到救助管理机构接受救助。发现利用婴幼儿或未成年人乞讨的，要现场取证，调查盘问。对无血缘关系、来历不明和疑似被拐卖、拐骗、组织、胁迫、诱骗、利用乞讨的，要控制犯罪嫌疑人，解救未成年人。对利用婴幼儿、未成年人乞讨的监护人，教育、警告后护送到救助管理站接受救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是加强流浪乞讨儿童的采血和检验比对工作。对街头流浪乞讨和被组织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未成年人一律采血，经dna检验后将数据录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各地在采血和检验比对工作中，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取费用。
五是加大打击力度。要依法从重从快打击虐待和故意伤害流浪未成年人，以及拐卖、拐骗、组织、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牟利或组织其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和团伙。认定是被拐卖、拐骗的未成年人，要立即解救，尽快送返其监护人身边。对暂时找不到其监护人的，护送到救助管理站接受救助，并继续查找其监护人。对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的，要予以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一条，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是做好有害乞讨行为的管理工作。协助民政部门开展街头救助，对流浪乞讨人员强讨恶要、滋扰他人、扰乱公共秩序、危害交通安全的行为依法处置。属于救助对象的，送救助管理机构救助。
七是协助救助管理站做好安全防范工作。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结合社区警务布点，在救助管理站设立警务室或警务联络员。要依法严厉打击聚众闹事、结伙冲击、围攻救助管理站的违法犯罪活动，确保站内人员安全和工作秩序。
（三）城市管理部门要依法做好防范街头流浪乞讨人员影响市容环境卫生行为的管理工作，协助民政、卫生部门做好街头救助工作。
一是依法处置街头流浪乞讨人员占据、损毁公共设施妨碍他人正常使用的行为和随处涂画、制造噪音等破坏环境卫生等违反城市管理规定的行为。
二是协助民政部门做好街头救助工作。在街头执法发现流浪乞讨人员的，告知、引导、护送其到救助管理站接受救助。发现危重病人、精神病人的，联系医疗卫生部门救治。
（四）卫生部门负责流浪乞讨人员医疗救治工作。要按照《关于实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有关机构编制和经费问题的通知》（财社〔20xx〕83号）和《关于进一步做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中危重病人、精神病人救治工作的指导意见》（民发〔20xx〕6号）规定，指定定点医疗机构，按照“先救治、后救助”的原则收治有关流浪乞讨人员。
（五）财政部门要做好对城市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以及对流浪未成年人解救保护的经费保障工作。要按照上述各部门职责任务和国家预算管理有关规定，将应由政府承担的救助、管理城市街头流浪乞讨人员，以及解救、保护流浪未成年人工作经费,分别列入有关部门预算给予保障。
三、健全机制，狠抓落实
（一）健全机制。各地要加强领导，统一认识，明确责任，协作配合，建立健全工作机制。要坚持“分级管理，条块结合”的原则，建立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广泛参与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共同营造帮助街头流浪乞讨人员回归家庭、社会的良好氛围。
防拐骗安全预案篇2
第一课：溺水
溺水历来是暑期青少年和儿童意外事件中的“头号杀手”。
一些孩子贪图方便，独自到河沟、池塘、水库里去洗澡，还有一些孩子把河沟、池塘等当成天然的游泳池。因为身边没有大人照看，再加上泳技不佳、安全意识差，在意外发生后，又不懂得如何自救，结果酿成悲剧。
发生的儿童溺亡事件中，几乎都是在江河水库中游泳导致的。公安、教育部门和媒体通过各种方式提醒市民：不要擅自到没有安全设施的溪、江、河、海等水域游泳，游泳应到卫生达标、安全防范措施完善，有专业人士看护的游泳场所，以免意外发生。
其实，溺亡往往是几秒钟之间的事，江河湖海是适合游泳解暑之地，但是没有完善的保护设备，也没有救生员。而且，水底情况也不清楚，在这样的地方游泳非常危险，极易发生安全事故。
据有关方面分析，在溺亡事件中，大部分孩子会游泳，但在游泳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抽筋、疲劳等各种意外情况发生，如果这时岸边有大人和救生员，意外就能避免，否则危险的发生往往只是一瞬间的事。因此，哪怕在游泳池游泳，一定要有家长陪同。不会游泳的孩子更不要独自下水，会游泳的孩子也不能因为逞能而去深水区或水位很深的地方，以免危险。
夏季作为溺水事件的高发季，青少年溺水身亡的数字每年都呈上升的趋势。家长应该重视对自己子女的监管力度，“疏堵结合”保障孩子的安全。
所谓“疏”，即不要一味让孩子闷在家里，而是让孩子多参加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比如孩子有某种爱好，可以让其参加相应的培训班；孩子喜爱户外活动，家长可抽空陪孩子到野外走走；孩子想游泳，家长则尽量监护陪同。
所谓“堵”，即家长要对孩子进行一定的“管制”，制定一些暑假安全纪律，例如不要到偏僻、不安全的地方游玩；不可以私自到池塘、水库和河流中游泳等等。
第二课：拐骗
现在骗子诱拐小孩的方法很多，有的骗子训练自家的孩子，用溜溜球或别的玩具将其他小孩子诱骗到偏僻的地方，再由成年人用摩托车迅速拐离现场；有些人贩子有预谋地租一间房，再找机会接近房东或邻居，同其聊天、认识，充当热心人，待取得信任后，趁房东或邻居防范意识减弱时伺机作案；有的人贩子假扮成保姆，找到雇主后，伺机偷走雇主小孩；有些拐子还会利用孩子的同情心，例如故意找孩子问路，并请孩子带路，再把孩子引到偏僻地方。
防拐是暑期安全第二课。现在的家长都知道教小孩不要随便吃陌生人买的糖，或者接受陌生人的玩具，但陌生人往往指的是成人，如果是同游闯扇说纳倌辏由于天然的信任感，小孩子会丧失警惕。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一放学就让孩子回家，以及教导孩子，即使要玩也不能走出小区，或者离家里范围太远，切记不能跟着不认识的小孩到其他地方玩。
对于来路不明的“老乡”与邻居，家长们也应该抱着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警觉，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不知根底的老乡，不要将小孩单独托付给他们照顾；不要在家里人不多的时候让刚认识的人进屋；对从外地来的邻居，注意收集他们的信息，包括真实姓名乃至户籍所在地，这样报案后能提供更多线索；即使对身边的熟人乃至朋友，都要谨慎以待，虽然会让人觉得小心猜忌，但为了保护孩子，还是要安全至上。
家长聘请保姆，应当到正规的保姆介绍所，并保留好后者的身份证复印件和清晰生活近照，证实其家庭电话、地址、家人等信息有效可靠，留意经常与其来往的人员，一旦发生保姆拐卖孩子，警方可以利用这些信息尽快找到犯罪嫌疑人，此类做法同样适用于有机会单独接触孩子的雇工。
孩子之所以容易上当，会被拐带，特别是被骗子派出的小孩骗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孩子渴望玩伴。
因此，假期里，家长最好给孩子寻找合适的玩伴。在父母要上班不能陪同的情况下，玩伴显得尤其重要。“共养”是个给孩子找玩伴的不错方式，两个家长理念相同、志趣相投的家庭，可以轮流共养一周，让两个要好的孩子一起吃住学习玩乐。
几种意外情况急救须知
溺水。迅速让溺水者脱离溺水现场，清除口、鼻异物，保持呼吸畅通，让溺水者头低位，拍打其背部，使进入呼吸道和肺中的水流出（注意时间不要长）。如呼吸抑制，迅速行人工呼吸；如心跳停止，立即行胸外心脏按压。换上干的衣服、注意保暖，尽快转送医院。
触电。先切断总电源。脱离电源，用绝缘物（木质、塑料、橡胶制品、书本、皮带、棉麻、瓷器等）迅速将电线、电器与伤员分离，要防止相继触电。接着做心肺复苏。再包扎烧伤伤口。后速送医院。
交通事故。正确判断伤情和受伤部位；注意正确的搬动伤员方法，保护脊柱和骨折肢体；按先救命，后救伤的原则，先心肺复苏，后处理受伤部位；迅速止血，包扎伤口，固定骨折；尽快转送医院。
防拐骗安全预案篇3
[关键词]虚拟网络 信息交互 电信诈骗
[中图分类号]C9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2-0132-02
一、引言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创建了越来越庞大且就目前而言处于很难精准管控的虚拟网络社会。在对虚拟网络社会安全管控的过程中，各级公安机关都面临信息交流不稳定、不及时的难题，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虚拟网络社会与现实生活社会治安管理脱节的问题，其中不法分子利用虚拟网络社会中身份隐匿的特点进行电信诈骗活动对现实生活社会威胁巨大，[1]给虚拟网络社会和现实生活社会的综合治理工作带来了诸多隐患。基于此，本文提出由公安机关建立一个公民个人智能邮件系统应用平台，利用技术手段在虚拟网络社会和现实生活社会之间形成精准关联，解决公安机关在虚拟网络社会与现实生活社会综合治理的难题。
二、虚拟社会发展的现状及问题研究
据统计，截至2015年6月底，我国网民达6.68亿，手机网民达5.94亿，微博注册账户达8个多亿。虚拟网络社会已经建立并飞速发展，各种因虚拟网络社会身份隐匿带来的社会和治安问题层出不穷，花样不断翻新，其中，电信诈骗等利用虚拟网络进行犯罪的刑事案件对人们日常生活伤害最深。[2]怎样对虚拟网络这把双刃剑进行高效、可靠、精准利用，是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一道难题。从社会治安管理层面来看，虚拟网络社会的有效治理能够为公安机关预防、制止犯罪和案件侦破提供契机，为现实生活社会的高速发展和稳定带来福音。
三、创建智能邮件系统的意义及建设方案
具体来讲就是在公民出生伊始，公安机关在登记公民户籍信息的同时给每个公民颁发一个唯一的公民个人电子邮箱，同时把该电子邮箱与公民个人特征信息如DNA信息、身份信息、指纹信息等进行绑定，如图1，从而打通虚拟网络社会与现实生活社会之间信息传递的通道，消除公安机关在虚拟网络社会公共安全治理工作中所存在的隐患。该邮件系统包括虚拟身份备案模块、及邮件发送模块，如图2。虚拟身份备案模块包括公民身份证号、公民邮件地址、公民父母邮件地址及重要亲友邮件地址、邮件注册地信息等。邮件发送模块主要对失踪选项进行判定，一旦失踪选项为假，录入失踪信息公安机关的公众邮箱便会给失踪人口的邮箱发送一封包含其“电子邮件家谱”如图3的电子邮件。
四、在电信诈骗案件侦办中的应用建模
当前电信诈骗案频发并不断高速变种，其过程可归纳成三步：购买公民信息办理银行卡或直接购买匿名的银行卡用来接收、转移诈骗所得；通过各种手段实施诈骗，使受害人给其办理的非法银行账户转账；快速转移诈骗所得，并处理使用过的银行账户，给公安机关办案造成障碍。在破获此类案件中，最大困难就是虚拟网络社会的身份与现实生活社会身份不统一、无法快速落地，和电子银行业务的高速跨地域、跨国界性。案件侦破的关键步骤是切断其资金转移的非法链条，有效方式是阻止犯罪嫌疑人利用别人身份信息办理银行卡。难点在于由于现实生活社会与虚拟网络社会缺少一个稳定的信息纽带，[3]拥有合法身份信息的公民在案件中对整个犯罪活动现金流转过程毫不知情，使得公安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很难快速从虚拟网络社会落地现实生活社会的犯罪嫌疑人。打击电信诈骗案件的具体方法是：依照现行公民知情权的法律法规，要求所有银行在办理新卡业务时都必须将办理银行卡的注册信息和使用公民身份所关联的邮件进行绑定，银行卡一旦办理成功便自动给公民的身份邮箱里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告知其在某家银行成功办理银行卡这一事件，及时、精准、便捷地联系虚拟网络社会与现实生活社会。就算有人冒用别人的身份信息办理银行卡业务，真正的主人也能及时知道，并及时注销或报案冻结，彻底切断犯罪分子冒用别人信息办卡并进行犯罪活动的渠道，有效阻止电信诈骗犯罪的发生。
五、拐卖人口案件侦办中的应用建模
加快建立公民个人邮件系统，能够有效打击拐卖人口这一犯罪行为。具体方式如下：每个新生儿童从出生到去公安机关上户后，便获得一个公民身份证号和一个电子邮件账号，这两个号均与该公民的DNA信息、身份信息、指纹信息进行绑定，并伴随该公民的一生。假如某天这名小孩不幸被拐卖，作为一种极端情况，跨省拐卖且被卖到信息闭塞的小村庄，经过很多年后，其直系亲属也搬离了原住址甚至出国移居。如果按照目前的办案条件，这个小孩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也永远见不到自己的亲人。即使未来的某天该小孩知道自己是被拐人口，其亲人当年也在公安机关报过案，由于时间太长，小孩想要和其亲人取得联系的几率非常小，成本也很大。如果公安机关建立了该智能邮件系统，一旦小孩亲人报案称其失踪，邮件系统就会自动记录拐卖信息并给小孩的邮箱里发送一条其亲人的邮件“家谱地址”，可以涵盖其家族几代人的联系方式。不管现实世界如何改变，其父母只要没有撤案，系统将一直智能地搜索、等待小孩的虚拟身份上线。一旦小孩上线，便能很快自动获得其亲人的联系方式，即使其父母搬迁、电话换号，也能快速实现家庭团聚。另一方面，目前拐卖儿童案频发是由于其购买市场的存在，而大多购买儿童的行为人是由于某种原因自己没有小孩，但受到现实生活环境中“买儿防老”的有害思想所左右，其核心就是在小孩没有辨别能力之前切断其与亲生父母的联系。一旦该邮件系统建立并应用，就算小孩在不记得自己出生信息的情况下被拐卖，只要被拐小孩在未来的某天主动或被动（公安机关对人口身份信息核实调查工作）地登录该系统，该小孩就能很快知道其真实的出生信息，并很快和亲人建立联系，打破“买儿防老”这一思想毒瘤，让拐卖者没有市场。
六、虚拟社会中的“固定资产”被盗及侵权案件侦办中的应用建模
目前很多虚拟网络社会的无形资产（QQ号、微博号、游戏装备、虚拟货币、专有网站的使用权限等）存在管理难、管理乱等问题，在面对此类案件或事件时，普通民众由于在虚拟网络社会缺少稳定、可信的身份识别方式和交流工具，遇到侵害时信息闭塞，丧失了报案的黄金期，在挽回损失时处于被动局面。这些虚拟网络社会中的“固定资产”一旦被别人盗走，将给现实生活社会中公民个体造成精神和物质生活损失。如果将这些虚拟网络社会中的“固定资产”绑定到该智能邮件系统，一旦公民虚拟网络社会中的“固定资产”被盗，[4]公民就能及时收到通知，并在申诉阶段占据优势，最大限度地减少公民的个人损失。现实生活社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信息社会，信息越发达，现实生活社会中的公民就越离不开信息交流。目前公民个体之间的信息交互只能依靠虚拟网络社会中不稳定的身份识别信息（如手机号、座机号、QQ号）进行，而这些虚拟网络世界产物的拥有权，隶属于各个电信运营商，公民个体由于长时间使用这些虚拟身份，在现实生活中构筑的虚拟信息网络要求公民不得不连续使用这些交流工具进行信息交流，一旦发生运营商侵权事件，公民将处在被动局面。该智能邮件系统可以为现实世界生活的公民个体之间提供一个稳定、可信、高效的信息交流工具，打破商业垄断和其他非人为因素破坏造成的公民个体信息交流网络丢失给公民个体带来的时间、精神及金钱损失。
七、盗窃案件侦办中的应用建模
目前在个人财产丢失案件中，脏物找回后如何及时、精准地归还给失主，是盗窃案件后续工作的一个难题。由于信息的闭塞，造成时间和社会资源的浪费。建立该智能邮件系统平台后，公安机关只用把某被盗物品的部分特征信息输入该智能邮件系统，该系统便会自动与报案失主所提供的特征信息进行匹配，再通过公安机关的鉴别后，能够很快给失主发送该物品所在的公安机关联系方式。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物品和合法拥有该物品的公民通过该邮件系统及时、有效地建立联系，可以降低公安机关的办案成本，完善盗窃案件侦破的后续工作。
八、结束语
总之，虚拟网络社会对现实生活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治理好虚拟网络社会对现实生活社会的治理有着巨大的意义，遏制电信诈骗犯罪活动的最佳方式就是利用新型网络技术切断其资金链条，让犯罪分子无利可图，从根源上消除此类案件的发生。
【参考文献】
[1]童文星.虚拟社会实效管控机制建设浅探[J].公安研究，2010（09）.
[2]张永进.传统与超越――公安机关对虚拟社会管理研究[J].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11（03）.
[3]陈潮，靳慧云.网络虚拟社会治安问题研究[J].信息网络安全，2009（11）.
防拐骗安全预案篇4
儿童伤害问题目前已在国内外引起各界广泛的关注。但就总体而言，国内是报道多而研究少，一般性研究多而深入分析少，定性研究多而基于第一手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少。因此，相关的对策建议大多也难免流于泛泛之谈。中国政府已签署的国际性的《儿童权利公约》提出：所有儿童享有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成长、不受伤害和暴力的权利。④基于在儿童伤害中，3-14周岁幼童的受伤害率较高，基于福建省在国内沿海发达地区具有的代表性，本文依据在2010年进行的“福建省儿童生活情况调查”项目⑤的数据，对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幼童伤害现状、原因、家长认知等展开分析，提出更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相关对策建议，以期更有效地预防和减少儿童伤害，为儿童创造一个更有利的和安全的生活环境。
一、目标人群与研究内容
（一）目标人群。
《儿童权利公约》（1989）将“儿童”定义为“18周岁以下的任何人”;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7）将未满十八周岁的妇女定义为“幼女”;⑦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拐卖儿童案件请示报告的批复件中，将婴儿、幼儿、儿童年龄界限划分为：“不满一岁的为婴儿，一岁以上不满六岁的为幼儿，六岁以上不满十八岁的为儿童”.⑧以此为基础，考虑到第一，在中国抚养传统中，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一般都能较多地得到成人的关照；第二，小学生大多为十四周岁以下者，其意外伤害发生率较高；而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的《世界预防儿童伤害报告》也指出：“当孩子成长至五岁时，非故意伤害成为他们健康和安全的最大威胁”,意外伤害是“9岁以上儿童的首位致死因素”,⑨由此，本研究的目标人群为年龄在3-14周岁的儿童，即“幼童”.
（二）研究内容。
本文的研究内容为儿童伤害。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伤害”定义为：“当人体突然遭受超过其生理耐受阈值的力量总和所导致物理性损伤，或由于缺乏一种或多种重要的生命元素，例如缺氧而导致的后果”.⑩而从伤害者对被伤害者伤害行为的意愿出发，伤害行为可分为故意伤害和意外伤害。基于国际组织的上述定义，本文所谓的儿童意外伤害就是指因意外事件或在非故意情况下造成的儿童身体的损伤及其相关的后果。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有关儿童伤害报告中论及的儿童伤害包括道路交通事故、溺水、火灾、暴力、摔落、中毒、窒息、动物及毒虫抓咬、高低温、自然灾害等，由此，本文论及的儿童伤害也包括这些类型。
二、幼童伤害现状
（一）伤害总发生率。
对本调查所设“近三年来，您的居住地中发生过3-14周岁以下男童或女童受伤害的情况吗？”一问，被调查者中回答“发生过”者为561人，占总数的47.3%（N=1187），由此可以推论，福建省2008-2010年来幼童伤害的总发生率大致为47.3%.
（二）易发生和多发生伤害类型。
将基于各类伤害是否发生的发生频率由高到低排序，其序位依次为：摔落或碰撞事故（42.3%）；被动物抓咬（39.3%）；道路交通事故（31.6%）；被家长殴打（27.0%）；火灾或烧烫伤事故（26.2%）；溺水事故（24.6%）；被成年人殴打（19.6%）；医药事故（15.0%）；食物中毒（14.2%）；触电事故（10.7%）；被教师殴打（8.8%）；遭到强奸或猥亵（6.0%）；遭到绑架（5.9%）；被拐卖或拐骗（5.7%）；被家人遗弃（5.6%）。若以20%为较大值，伤害发生率超过20%者的排序从高到低为：摔落或碰撞事故、被动物抓咬、道路交通事故、被家长殴打、火灾或烧烫伤事故、溺水事故，伤害发生率为42.3%—24.6%,即摔落或碰撞事故、被动物抓咬、道路交通事故、被家长殴打、火灾或烧烫伤事故、溺水事故是较多发生的幼童伤害类型；若以10%为较小值，伤害发生率低于10%者的排序从低到高为：被家人遗弃、被拐卖或拐骗、遭到绑架、遭到强奸或猥亵、被教师殴打，伤害发生率为5.6%—8.8%.即被家人遗弃、被拐卖或拐骗、遭到绑架、遭到强奸或猥亵、被教师殴打是较少发生的幼童伤害类型。
从基于各类伤害发生次数的发生频度看，表2-1的均值分布显示，其排序从高到低分别为：摔落或碰撞事故（1.7760）、被动物抓咬（1.7052）、被家长殴打（1.5443）、道路交通事故（1.4878）、火灾或烧烫伤事故（1.3877）、溺水事故（1.3762）、被成年人殴打（1.3547）、医药事故（1.2498）、食物中毒事故（1.2078）、被教师殴打（1.1553）、触电事故（1.1454）、被拐卖或拐骗（1.0938）、遭到强奸或猥亵（1.0938）、遭到绑架（1.0895）、被家人遗弃（1.0887）。可见，摔落或碰撞事故、被动物抓咬、被家长殴打、道路交通事故、火灾或烧烫伤事故是发生频度最高的幼童伤害类型；被家人遗弃、遭到绑架、遭到强奸或猥亵、被拐卖或拐骗则是发生频度最低的幼童伤害类型。可见，2008-2010年，福建省3-14周岁以下儿童所受的伤害中，多发和易发伤害主要为意外伤害，故意伤害的发生率及强度均较低。
（三）伤害易发地点。
本调查有“您认为以下哪个环境中儿童容易受伤害：（1）公共场所；（2）居住地社区；（3）学校内；（4）家庭内”一问，从选项分布比例可见，被调查者认为儿童易受伤害的地点以公共场所为首位，占87.8%;居住地社区和学校次之，分别占5.7%和5.3%;最后为家庭内，仅占0.7%.这表明，绝对多数的被调查者认为，相比较而言，论文格式公共场所是幼童最易受伤害的地方，而家庭则是幼童生活环境中最安全的地方。
（四）伤害发生的可能性。
本调查有“以1—5排序，以1为最不会发生，2为不太会发生，3为一般，4为可能发生，5为最可能发生，请您为您的居住地中儿童伤害发生的可能性打分”一题，从被调查者的选择看，各类儿童伤害发生的可能性强度排序从高到低如下：道路交通事故（3.2428）、摔落或碰撞事故（2.6852）、被动物抓咬（2.5148）、溺水事故（2.4447）、火灾或烧烫伤事故（2.3097）、食物中毒事故（2.0059）、触电（1.9165）、医药事故（1.9013）、被成年人殴打（1.8820）、被家长殴打（1.8733）、被拐卖或拐骗（1.6349）、被教师殴打（1.5295）、遭到强奸或猥亵（1.5265）、遭到绑架（1.5181）、被家人遗弃（1.4191）。
以上均值分布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超过3分的较高值，二是超过2分低于3分的较低值，三是低于2分的低值。其中，道路交通事故超过3分，也是唯一的超过3分的选项；摔落或碰撞事故、被动物抓咬、溺水事故、火灾或烧烫伤事故、食物中毒等伤害事故是处于较低值的五大选项；触电、医疗/医药事故、被成年人殴打、被家长殴打、被教师殴打、遭到绑架、被拐卖或拐骗、遭到强奸或猥亵、被家人遗弃等伤害事故是处于低值的九大选项。此外，最高值和最低值的分布为：道路交通事故为最高值（3.2428），被家人遗弃为最低值（1.4191）。这表明，被调查者认为，对幼童来说，道路交通事故伤害发生的可能性较大，摔落或碰撞事故等五大类伤害性事故发生的可能性较小，触电等九大类伤害性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很小。而相比较而言，道路交通事故是最有可能发生的幼童伤害类型，被家人遗弃是最不可能发生的幼童伤害类型。进一步看，处于较高值和较低值的伤害类型均为意外伤害，处于低值的则以故意伤害为主。此外，道路交通事故为最高值。这提示我们，被调查者更多地认为，对幼童来说，意外伤害中的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可能性较高，其它意外伤害发生的可能性较低，而故意伤害发生的可能性很低。
（五）伤害因素存在的严重性。
本调查有“以1—5排序，以1为最不严重，2为不太严重，3为一般，4为比较严重，5为最严重，您认为在下列儿童伤害因素中，相比较来说，哪类因素更为严重？”一问，从被调查者的选择看，各类儿童伤害因素存在的严重性均值分布排序从高到低如下：道路交通事故（3.8482）、溺水事故（3.4054）、火灾或烧烫伤事故（3.0312）、摔落或碰撞事故（2.9629）、被动物抓咬（2.8498）、触电事故（2.7477）、医药事故（2.7230）、食物中毒事故（2.5932）、被拐卖或拐骗（2.5912）、遭到强奸或猥亵（2.5612）、遭到绑架（2.4636）、被家人遗弃（2.3966）、被成年人殴打（2.3336）、被家长殴打（2.1880）、被教师殴打（2.0632）。
以上均值分布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超过3分的较高值，二是超过2分低于3分的较低值。其中，道路交通事故、溺水事故、火灾或烧烫伤事故为超过3分的三大选项，余下的十二个选项（摔落或碰撞事故、被动物抓咬、触电事故、医药事故、食物中毒事故、被拐卖或拐骗、遭到强奸或猥亵、遭到绑架、被家人遗弃、被成年人殴打、被家长殴打、被教师殴打）均为超过2分、低于3分的选项。此外，道路交通事故为最高值（3.8482），被教师殴打为最低值（2.0632）。这表明，被调查者认为对幼童来说，道路交通事故伤害等三大类伤害性因素存在的严重性较大，摔落或碰撞事故等十二大类伤害性因素存在的严重性较小。而相比较而言，道路交通事故和被教师殴打处于幼童伤害因素存在的严重性的两极———前者为最严重，后者为最不严重。进一步看，处于严重性较高值的均为意外伤害，处于严重性较低值的以故意伤害为主。这提示我们，被调查者更多地认为在幼童的生活环境中，意外伤害因素存在的严重性较强，而故意伤害因素存在的严重性则较低。
（六）伤害行为的危险性。
本调查有“以1,2,3,4,5排序，以1为最危险，2为比较危险，3为一般，4为不太危险，5为最不危险，您认为在下列儿童伤害中，相比较来说，哪类伤害行为的危险性更大？”一问，从被调查者的回答看，各类儿童伤害行为的危险性均值分布排序从高到低如下：被教师殴打（3.2299）、被家长殴打（3.1892）、被成年人殴打（3.0575）、被家人遗弃（3.0085）、遭到绑架（2.9476）、医药事故（2.8882）、遭到强奸或猥亵（2.8808）、被拐卖或拐骗（2.8649）、食物中毒事故（2.8225）、被动物抓咬（2.8110）、摔落或碰撞事故（2.7631）、触电事故（2.7208）、火灾或烧烫伤事故（2.6731）、溺水事故（2.4203）、道路交通事故（2.1114）。[ LunWenData.Com]
以上均值分布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超过3分的较高值，二是超过2分低于3分的较低值。其中，被教师殴打、被家长殴打、被成年人殴打、被家人遗弃为超过3分的四大选项，余下的十一个选项（遭到绑架、医药事故、遭到强奸或猥亵、被拐卖或拐骗、食物中毒事故、被动物抓咬、摔落或碰撞事故、触电事故、火灾或烧烫伤事故、溺水事故、道路交通事故）均为超过2分、低于3分的选项。此外，被教师殴打为最高值（3.2299），道路交通事故为最低值（2.1114）。这表明，被调查者认为对幼童来说，所面临的被教师殴打等四类伤害行为的危险性较高，遭到绑架等十一大类伤害行为的危险性较低。而相比较而言，被教师殴打和道路交通事故处于幼童伤害行为危险性的两极———前者为最危险，后者为最不危险。进一步看，处于危险性较高值的均为故意伤害，处于危险性较低值的以意外伤害为主。这提示我们，被调查者更多地认为故意伤害对幼童具有较高的危险性，而意外伤害的危险性则较低。
（七）在预防儿童伤害中面临的困难。
本调查有“在预防儿童伤害中，您认为的最大困难是什么？”一问。被调查者对于这一开放性问题的回答，共有1030个词条。运用内容分析软件（ROSTContentMining）对被调查者的回答词频进行分析，以超过100次为有效高频词（除去伤害、的、预防、改善等词）进行筛选，所得的高频词排序依次为：儿童、家长、道路交通、政府、学校、社会这六大类。可见，被调查者认为，在预防儿童伤害中，主要在这六大方面存在较大困难。其具体论述如下：第一，儿童因素———儿童的自我保护/安全防护意识不强，自我保护能力低下，儿童天生好奇、贪玩、调皮、不听话等儿童自身因素，是预防儿童伤害的第一大困难；第二，家长因素———家长安全防范意识不强、家长工作忙没有时间照看孩子、家长的疏忽等家长因素，是预防儿童伤害的第二大困难；第三，道路交通因素———交通事故、驾驶员交通安全意识低下、不遵守交通规则、车辆繁多、马路拥挤等道路交通因素，是预防儿童伤害的第三大困难；第四，政府因素———公共设施不够完善、儿童安全政策制定/落实的力度尚待提高、政府重视和政府监管力度不足等政府因素，是预防儿童伤害的第四大困难；第五，学校因素———学校的安全教育和宣传力度薄弱，学校环境存在安全隐患等学校因素，是预防儿童伤害的第五大困难；第六，社会因素———黑网吧、网络游戏致使儿童沉迷，社会治安尚待加强，动物放养咬伤儿童，针对儿童的社会服务不足等社会因素，是预防儿童伤害的第六大困难。
（八）对预防儿童伤害的需求。
1、成人对预防儿童伤害的需求。
本调查有“针对儿童伤害现状，您认为是否有必要开展下列活动”一问，对问卷所列“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行动计划并加以实施”、“开展多种宣传教育活动，提高成年人的预防意识和能力”、“从保障儿童安全出发，改善公共设施”、“加强邻里之间的相互支持、帮助”、“在幼儿园、小学开设相关课程，提高儿童自我保护能力”、“加强对受伤害儿童的医保服务和社会服务”、“加强有关儿童伤害的研究”、“建立预防儿童伤害的工作机制和行动体系”等八项措施和行动，93%以上的被调查者选择“有必要”,均值都超过了1分（表2-2）。这表明，被调查者对这八项措施和行动的需求率和需求度很高。
2、儿童对预防儿童伤害的需求。
本调查有“请帮助我们询问一位3-14周岁的儿童，如果开展预防儿童伤害工作，他/她最希望首先做的事是什么？”一问，被调查儿童对于这一开放性问题的回答，共有901个词条。运用内容分析软件（ROST Content Mining）对被调查儿童的回答词频进行分析，以超过80次为有效高频词（除去伤害、的、预防、改善等词）进行筛选，所得的高频词排序依次为：学校、儿童、家长、政府、道路交通、社会。可见，被调查儿童对于预防儿童伤害的需求主要集中在这六个方面。其具体论述如下：第一，对于学校而言，要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和宣传力度，并开设相关安全课程，以提高儿童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第二，对于儿童自身而言，要努力提高自我保护/安全防护意识，加强自我保护能力；第三，对于家长而言，要多花时间陪护孩子、关心/爱护/尊重孩子，不要以暴力作为教育孩子、解决孩子教育问题的手段；第四，对于政府而言，要重视儿童保护工作，制定相应的政策并加以落实；要改善现有的公共设施，并加强对伤害儿童的不法分子的打击力度；第五，对于道路交通而言，要提高社会公众的交通安全意识，使之能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改善交通设施，提高道路交通的安全性，从而降低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第六，对于社会而言，要关心/保护儿童，加强对动物/宠物的监管，关闭非法经营的网吧和色情网站，减少不良社会因素对儿童的伤害。
（九）小结。
由以上分析可见，第一，福建省幼童伤害总发生率大致为47.3%,多发和易发性的幼童伤害以意外伤害为主，故意伤害的发生率和频度均较低。而意外伤害中，又以摔落或碰撞事故、被动物抓咬、道路交通事故、被家长殴打、火灾或烧烫伤事故、溺水事故等为发生率较高的六大多发性幼童伤害类型，以摔落或碰撞事故、被动物抓咬、被家长殴打、道路交通事故、火灾或烫伤事故为发生频度较高的五大易发性幼童伤害类型；第二，就幼童伤害发生地点看，公共场所的易发性最高，居住地社区和学校的易发性次之，家庭的易发性最低；第三，就幼童伤害发生的可能性看，故意伤害的发生可能性很低，意外伤害发生的可能性较高。
而意外伤害中，又以道路交通事故伤害发生的可能性最大，摔落或碰撞事故、被动物抓咬、溺水事故、火灾或烫伤事故、食物中毒等五大类伤害发生的可能性次之；第四，就幼童生活环境中伤害因素的存在看，就严重性而言，以意外伤害较高而故意伤害较低；就危险性而言，以故意伤害为较高而意外伤害为较低。而意外伤害中，又以道路交通事故、溺水事故、火灾或烫伤事故为严重性最高的三大伤害因素；故意伤害中，以被教师殴打、被家长殴打、被成年人殴打、被家人遗弃为危险性最高的四大伤害因素；第五，公众认为目前对儿童伤害的预防，主要在儿童、家长、道路交通、政府、学校、社会这六个方面存在较大的困难。其中，儿童自身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不足；家长缺少儿童安全防范意识和对儿童的照料缺位；道路安全问题较多是儿童伤害预防面临的最大的三大困难。
总之，目前福建3-14周岁儿童的受伤害主要为意外伤害，意外伤害发生率较高，发生的可能性较高，意外伤害因素的存在较普遍，而意外伤害又以摔落或碰撞、被动物抓咬、道路交通事故、被家长殴打、火灾或烫伤、溺水较为多发和易发。在儿童伤害现象中，故意伤害的发生率虽较低，但危险性却大于意外伤害，其中，又以被教师、家长、成年人殴打及遭家人遗弃为危险性最大的四大伤害行为。无论意外伤害还是故意伤害，公共场所为儿童伤害的易发地，儿童自我安全意识和能力的匮乏、家长相关意识和责任的短缺、道路交通隐患增加则是预防儿童伤害面临的三大困难，而“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行动计划并加以实施”、“开展多种宣传教育活动，提高成年人的预防意识和能力”、“从保障儿童安全出发，改善公共设施”、“加强邻里之间的相互支持、帮助”、“在幼儿园、小学开设相关课程，提高儿童自我保护能力”、“加强对受伤害儿童的医保服务和社会服务”、“加强有关儿童伤害的研究”、“建立预防儿童伤害的工作机制和行动体系”等为公众有关预防儿童伤害的八大需求。
三、幼童伤害的分层比较
本研究根据控制变量的样本分类数，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被调查者的居住地、文化程度、职业层次、家庭年收入、幼童性别、幼童身份等控制变量进行了比较分析，力图研究不同背景下幼童的伤害发生率、伤害可能性、伤害严重性、伤害危险性等方面的差别和相关性因素，分析结果如下：
第一，居住地的分层分析表明，首先，无论城镇还是农村，公众对当前幼童生活环境的安全性均有较高评价，但相比较而言，农村居住者的认可度最高，城市次之，镇最低。其次，2008-2010年，3-14周岁幼童伤害的发生率，镇最高，农村次之，城市较低。其三，农村发生幼童伤害事故的可能性最高，镇次之，城市最低。其四，对农村幼童来说，存在较为严重的总体伤害因素及道路交通事故、家居事故这两大类伤害因素；对城镇的幼童来说，存在较为严重的医疗/医药事故伤害因素。其五，城市居住者更多地认识到幼童生活环境中各类伤害行为的危险性，农村居住者次之，镇居住者最低。其六，对于幼童易受伤害的地点，城镇居住者更多地认为是公共场所，而农村居住者则更多地认为是居住地社区。其七，幼童伤害预防的需求率，镇居住者最高，城市居住者次之，农村居住者最低。
第二，文化程度的分层分析表明，首先，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对幼童生活环境的安全感明显低于其他文化程度者；其次，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身边的幼童中，道路交通事故和医疗/医药事故发生率较高。高中文化程度者身边的幼童中，家庭外成人暴力发生率较高；其三，文盲和初识者身边的幼童中，医疗/医药事故的发生率较高，更多地存在被家长殴打的伤害行为；其四，在幼童伤害行为的危险性和易受伤害地点上，不同文化程度者身边的幼童之间无显著性差异；其五，对幼童伤害的预防，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的需求率最高。而在总体上基本表现为需求率与文化程度呈正相关增长关系的态势。
第三，职业的分层分析表明，首先，职业层次中的中层者对幼童生活环境的安全感低于上层和下层者；其二，职业中层者身边的幼童中，医疗/医药事故和家庭外成人暴力的发生率显著高于职业上层和下层者身边的儿童；其三，职业下层者身边的儿童中，发生道路交通伤害事故的可能性显著高于职业上层和中层者身边的儿童；其四，对儿童伤害因素存在的严重性、儿童伤害行为的危险性、儿童易受伤害地点的认知，不同职业层次者之间无显著差异；其五，职业中层者对“加强受伤害儿童医保服务和社会服务”的需求明显强于职业上层和下层者，其余需求的职业层次差异不具显著性。
第四，不同家庭收入者的分层分析表明，首先，不同家庭收入者在对儿童生活环境安全性的评价，身边儿童伤害发生率、发生的可能性，伤害因素存在的严重性，伤害行为的危险性及儿童伤害易发生地点等上，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其次，在预防儿童伤害的需求上，“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行动计划并加以实施”、“加强邻里之间的相互支持、帮助”、“加强对受伤害儿童的医保服务和社会服务”这三方面的需求率，家庭年收入在8万元及以下者明显高于家庭年收入在8万元以上者。
第五，儿童身份不同，伤害发生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其中，首先，多孩家庭家居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伤害因素存在的严重性和家庭外成人暴力的危险性高于单孩家庭，但兄弟姐妹人数不同儿童之间无显著性差异；其次，与父母同住儿童伤害总体发生率和医疗/医药事故、家居事故、家长殴打、家庭外成人暴力、刑事伤害五大类伤害的发生率、因素存在的严重性和家长殴打发生的可能性显著高于与祖父母/外祖父母同住儿童，而余者则无显著性差异；其三，男孩女孩都有者家庭中儿童面临的医疗/医药事故因素的严重性显著强于单一性别孩子家庭中的儿童，而单一性别孩子家庭中，女孩面临的伤害因素的严重性又显著强于男孩。其四，女孩的易受伤害地点为公共场所，男孩的易受伤害地点为居住区社区。余者，不同性别儿童之间无显著差异；其五，对预防儿童伤害的需求，不同身份儿童之间无明显差异。
四、建议
防拐骗安全预案篇5
近日反弹迹象非常明显，5月27日(周四)收盘点位正好在周9号线――2655点，一点不差，属于线下阳线抛。不过，关键是周五能否翻上周9号线。需要提醒读者的是，深证成指周四收在了周9号线10303点之上，如果周五收在10303点之上，将对下周的操作有积极意义。
笔者建议读者的操作方法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也就是严格遵守“殷氏定律”，不管指数是做空头陷阱还是多头陷阱，都不要自己去猜，或按自己的判断和想象去操作，否则就会作出错误判断。“殷氏定律”是跟庄最好的方法。
本期谈一下如何防止被市场上不可靠消息骗的问题。资本市场是一个高风险的市场，因有高额利润就套存在欺骗或者欺诈。
首先，小的欺诈很多，比如一些投资公司联手庄家预先进货，然后自己杜撰的假消息，在高位向散户推荐他们需要出货的股票，坑害大批散户。你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受害者。媒体也报道了监管层处罚一些违法人士的案例。这仅是庞大市场中的一小部分，投资者应该先学会一些投资技术，比如本栏目中经常谈到的理论涨幅(头)及理论跌幅(底)的计算方法和“股票七不买”规律，就能规避进入一些暴涨后的股票和庄家撤退的股票。
其次，大的诈骗则是一些上市公司联手庄家，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消息，使投资者逐步“入瓮”，特别是请一些所谓的股评家在报纸上大肆推荐庄家的股票。
第三，最大的欺诈是一些证券高层私下行骗。前几年爆出了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前董事会主席伯纳德・麦道夫进行诈骗，使投资者损失超过500亿美元的事件。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麦道夫欺诈案受害者包括美国多家公司和欧洲、日本众多投资者，其中不乏响当当的大人物和大公司。
常言道：高风险、高收益。而在资本市场中，高收益必伴有高风险。既然经验丰富的太公司都会受骗，那么作为一个散户，更要提高预防能力。证券公司门口的标语一“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市场中风险的存在。
不过，现在许许多多的股民并非被诈骗了，而是输在自己的技术上。麻烦的是，自己没有技术，输了钱后，不找自己的原因，反去大骂证券公司，甚至指责证券管理机构，这是非常幼稚和错误的。原因就如我曾在电视台说过的那样，一个没有炒股技术的股民去炒股，就如同一个没有驾驶技术的人去驾驶一辆汽车，在直路上开得很安稳，好比在牛市的上升通道中赚了很多钱。但要知道，全世界没有天天涨的股市，涨得再高，总有一天要下跌的，就如没有一条马路永远没有弯道一样。股市转势就如马路拐弯，没有驾驶技术的人在拐弯处不但不踩刹车减速，反而踩油门加速，不就像在股市转势下跌时却去加码或补仓吗?后果是众所周知的。如果是开车，严重的车毁人亡，轻微的则轻伤加罚款。在股市中则会赔尽利润再加上本钱。知道了这个道理，失败者就会理智了，便会去学习炒股技术了。
下周如何操作?盯着上证指数与深证成指的周9号线，关键点位看机构的操作情况。切记：只跟庄，不走在机构前面!特别是股指期货推出后，市场中出现的新的操作手法我们还不熟悉，需要耐心观察一段时间。
防拐骗安全预案篇6
3月15日上午，2017年全国两会闭幕。两高报告表决赞成率均为91.83%，均创本届全国人大会议新高。
会议以赞成2606票，反对180票，弃权49票，表决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所做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赞成率达91.83%；以赞成2606票，反对180票，弃权 46票，表决通过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所做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赞成率也是91.83%。随后，两高报告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
严惩暴力伤医、突出惩治“村霸”、继续亮剑电信网络诈骗、给基层干警更多保障……今年，两高重点要干的这8件事，与你我息息相关。
惩治校园暴力、伤医事件不含糊
最高检：严惩黑恶势力、涉枪涉爆、制贩、拐卖妇女儿童、制假售假、校园暴力、暴力伤医等犯罪。
近几年，校园暴力、伤医事件等频频见诸报端。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发生在校园里、医院里的暴力不仅仅是过去认为的“学生矛盾”“医患纠纷”。在这些问题上，法律不能缺席。这次，最高检明确提出要严惩校园暴力、暴力伤医等犯罪，可以想见，未来此类暴力事件将得到更好的预防和惩罚。
矛头对准“村霸”和宗族恶势力
最高检：突出惩治欺压百姓、胡作非为的“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严肃查办群众身边的“小官大贪”。
去年，各级检察机关在征地拆迁等民生领域查办“蝇贪”17410人。然而，在部分农村，“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并未绝迹。操纵选举、开设、暴力抗法、霸占资源，他们的种种恶行让群众怨声载道。此次，最高检在往年严查群众身边腐败的基础上，将惩治矛头明确对准“村霸”和宗族恶势力，老百姓将收获更多的安全感。
亮剑电信网络诈骗
最高法：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等新型违法犯罪。
最高检：突出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电信网络诈骗手段隐蔽、花样翻新，百姓防不胜防，有人被骗得倾家荡产，有人因骗局失去生命。除了筑起技术保护墙、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外，整治电信网络诈骗，必须重拳出击。这次两高齐“亮剑”，无疑给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的人很大震慑：法网恢恢，伸手必被抓！
非法集资将被从严惩处
最高检：积极参与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严惩非法集资等涉众型经济犯罪以及洗钱、地下钱庄、网络传销犯罪。
当下，各种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其中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假借网贷名义诈骗、打着创新旗号集资，以高回报为诱饵，不断变换“外衣”的非法集资让很多人身陷其中。今年，最高检明确表示，严惩非法集资等涉众型经济犯罪，老百姓的钱袋子将得到更好的保护。
严防司法腐败“灯下黑”
最高法：坚决惩处队伍中、贪赃枉法、以案谋私等违纪违法行为，确保公正廉洁司法。
最高检：从严惩治司法腐败，坚决防止“灯下黑”。
司法腐败的消极影响远不止于个案，它摧残公民法律信仰，打击社会对正义的期盼，危害很大。最高法、最高检每年的工作都少不了惩治司法腐败。今年最高法提出坚决惩处“、贪赃枉法、以案谋私”，最高检提出“严格执行违法行使职权行为纠正记录通报及责任追究制度”，为全年司法领域反腐划定了重点。
让失信“老赖”寸步难行
最高法：确保如期实现“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
最高法去年“向执行难全面宣战”，承诺“用傻饺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仅去年一年，各级法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689万例，限制628万人次购买机票，限制229万人次乘坐高铁。“基本解决执行难”已经破题，最高法今年提出，加强执行规范化和信息化建设，“确保如期实现”目标，法院判决“执行难”这个老大难问题有望得到进一步纾解。
重拳打击扶贫领域“蝇贪”
最高检：继续集中惩治和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
“贪占扶贫物资”“骗取扶贫资金”“精准扶贫识别优亲厚友”“倒卖扶贫物品获利”，抢穷人饭的扶贫“蝇贪”太招百姓恨。去年各级法院审结贪污、挪用扶贫资金等相关案件1.5万件，各级检察机关查办扶贫领域相关职务犯罪1892人。今年最高检提出要“继续集中惩治和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并表示要同发改委、扶贫办共同对“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重点工程项目开展预防监督，实行挂牌督办，贫困群众的权益将有更坚实的保障。
将给基层干警更多保障支持
最高法：关心爱护基层干警，强化履职保障。
最高检：支持中西部地区检察人才建设。
防拐骗安全预案篇7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预防为主、打防结合、以人为本、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标本兼治，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二）总体目标
健全反拐工作协调、保障机制，明确相关部门职责任务，加强合作，建立集预防、打击、救助和康复为一体的反拐工作长效机制，提高工作效率，最大限度地减少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的发生，最大限度地减轻被拐卖妇女儿童遭受的身心伤害。
（三）战略措施
1．加强部门协调配合，整合各类资源，完善以政府为主导、部门各司其职、全社会参与的反拐合作机制，保障《行动计划》顺利实施。
2．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资金，为实施《行动计划》提供经费保障。各级财政对开展反拐工作所必需经费予以保障;同时积极争取社会团体、公益机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捐助,争取国际援助,多渠道募集资金。
3．强化对拐卖拐骗人口、强迫流动人口劳动以及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和流动残疾人的各类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做好善后安置工作。
4．坚持点面结合、突出重点、全面治理的原则，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日常性反拐工作的同时，强化对重点地区的治理。
5．加强反拐机构建设,健全工作机制。在挖掘现有机构和人员潜力基础上,加强反拐工作队伍专业化建设。
6．建立全市反拐信息系统，为加强反拐工作提供信息和技术支持。
7．加大宣传力度，树立并提高尊重和保护妇女儿童权益意识，营造良好的反拐工作氛围。
8．加强地区间合作，有效打击跨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
二、组织机构及其主要职能
(一)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为加强协调配合,及时有效地开展反拐工作,市政府决定建立**市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以下简称联席会议)。联席会议由市公安局、市委宣传部、市综治办、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发展改革委、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交通局、市农委、市商务局、市文化局、市卫生局、市人口和计生委、市局、市外办、市工商局、市广电局、市民委、市法制办、市扶贫办、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共28个部门和单位组成,市公安局为牵头单位。
联席会议的召集人由市公安局负责同志担任,联席会议成员为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承担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刑警支队支队长兼任,各成员单位指定一名联络员为办公室成员。
各区、县应建立相应的联席会议制度。
（二）联席会议主要职责
1.贯彻落实《行动计划》,组织实施《工作方案》,组织和协调跨地区、跨部门、跨机构的反拐工作;
2、协调和推动政府有关部门的反拐工作；
3、指导和督促各区县的反拐工作；
4．积极参与、协调和推动反拐跨地区间合作；
5、组织各区县、各有关部门总结和交流反拐工作经验及相关成果。
三、工作任务和职责分工
（一）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工作氛围
1．工作目标
加大反拐宣传、培训和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教育的力度，提高各级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对实施反拐行动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创造良好的反拐社会环境和工作氛围。
2．行动措施
（1）认真研究有关法律适用问题，为加强预防、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及救助和康复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市法制办负责，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团市委、市妇联配合）
（2）认真贯彻落实办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的相关规定和意见，准确适用法律。（市法院负责,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配合）
（3）在全市开展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和反拐宣传、教育、培训活动，提高各地、各部门和社会各界对反拐和救助工作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市委宣传部负责，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文化局、市人口和计生委、市广电局、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配合）
（4）各级、各部门开展反拐工作所必需经费，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市财政局负责)
（5）在公安机关内部，加强反拐和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教育培训，努力提高工作能力和效率。（市公安局负责）
（6）在全市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重点地区和易被拐卖人群中，开展预防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能力建设，尤其是提高妇女儿童的反拐意识和识别犯罪、自我保护的能力。（市公安局负责，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配合）
（7）加强反拐工作经验交流、信息共享，积极推广集预防、打击、救助和康复为一体的成功工作模式，推动反拐工作机制不断完善，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市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
（二）建立健全预防犯罪机制
1．工作目标
在社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易发场所、省际合作等三个层面上，构建和完善预防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群防群治工作体系，努力降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发生率。到2012年底，全省拐卖妇女儿童的发案数明显降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重点地区的综合整治取得明显成效。
2．行动措施
（1）建立和推广以社区组织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为基础，以多部门、多机构分工明确和通力合作为重点的群防群治工作体系。（市综治办负责）
——贯彻开发式扶贫政策，加大对农村贫困妇女的扶持力度，充分利用现有教育培训资源，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实用技术和务工技能培训，提高贫困妇女脱贫致富能力。（市扶贫办负责，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农委、市妇联配合）
——鼓励和支持妇女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管理，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增强其维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市民政局负责，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妇联配合）
——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促进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切实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市司法局负责，市法院、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配合）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确保所有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权利，防止其过早流入社会。同时，加强对教师和学生的反拐意识教育。（市教育局负责，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文化局、市妇联配合）
——加强对易被拐卖人群的援助工作，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救助，帮助家庭贫困妇女儿童解决生活困难，加强生活能力训练。积极利用现有救助管理机构和福利机构做好流浪未成年人、弃婴救助及安置工作。（市民政局负责，市财政局、市司法局、市卫生局配合）
（2）加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重点地区的预防犯罪工作，并做好监督检查，努力将犯罪活动消灭在萌芽状态。（市公安局负责，市综治办、市妇联配合）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管理，规范劳动者求职、用人单位招用和职业中介活动。建立和完善劳动用工备案制度，加强对各类职业中介活动的监管，维护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积极研究在劳务市场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行之有效的宣传和教育活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市广电局、市工商局配合）
——在流动人口聚集的火车站、汽车站、航空港、码头、娱乐场所、旅店加强反拐宣传工作，防止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发生。（市交通局、市公安局负责，市司法局、团市委、市妇联配合）
——积极做好拐卖妇女儿童罪犯的改造、监督和教育工作，降低重新犯罪率。（市司法局、市公安局负责）
——在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重点地区，跨部门、多机构共同参与综合整治。基层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小组将帮助易被拐卖人群和预防犯罪纳入各自的工作重点，有针对性地引入发展项目，既积极预防犯罪又提供个人发展机会，扶贫机构尽可能对目标人群实行项目倾斜。（市综治办负责，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扶贫办、团市委、市妇联配合）
（三）打击犯罪和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
1．工作目标
完善工作机制，提高发现、侦破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的能力和效率，迅速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到2012年底，侦破案件数占报案数的比例比2007年明显提高。
2．行动措施
（1）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以公安机关为主，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密切配合的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工作机制。
——加强领导。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重点地区的区、县公安机关要切实加强反拐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市公安局负责）
——在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重点地区，组织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市公安局负责，市综治办、市民政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人口和计生委、团市委、市妇联配合）
——坚决依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买方市场”。依法查处非法用工单位和使用童工的行为，取缔非法劳务介绍、婚姻介绍等中介机构以及非法网络中介。对收买、介绍、强迫被拐卖妇女儿童从事易及其他强迫性劳动的单位和个人，依法追究其行政、民事、刑事责任。（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公安局负责，市民政局、市工商局、市总工会、市妇联配合）
（2）加强信息网络建设，提高各级、各部门反拐工作机构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
——建立信息系统，完善打击犯罪的信息收集和交流机制。（市公安局负责，市民政局、市人口和计生委、市妇联配合）
——建立健全举报制度，鼓励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群众向执法机关举报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市公安局负责）
——发挥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交换平台的信息查询和跟踪作用，及时向公安机关通报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信息。（市人口和计生委负责，市公安局配合）
（四）加强对被解救妇女儿童的救助和康复工作
1．工作目标
不断完善救助机制，提高被解救妇女儿童接受培训、救助、身心治疗等必要援助的比例，保护被解救妇女儿童的隐私，积极帮助其回归家庭和社会，避免遭受二次伤害，使大部分被解救妇女儿童获得必要救助，迅速回归社会、正常生活。
2．行动措施
（1）建立和完善政府多部门合作、社会各界广泛支持的救助机制。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根据需要增设必要的救助服务、中转康复和培训机构并保障其人员和经费需求，确保被解救妇女儿童得到基本救助或妥善安置。（市民政局、市财政局负责，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卫生局配合）
——制订有关工作程序和工作标准，总结经验，推广有效的工作方法。（市民政局负责，市公安局、市教育局配合）
——鼓励有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为救助被解救妇女儿童提供资金、技术支持和专业服务。（市民政局、团市委负责）
——有关高校、科研单位、福利机构和心理咨询机构协助有关部门和单位培训救助康复相关专业人才。（市教育局负责，市民政局、市卫生局配合）
——各地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协调有关医疗机构为被解救妇女儿童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市卫生局负责，市民政局配合）
——法律援助机构依法为被解救妇女儿童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市司法局负责，市公安局配合）
——加强对被解救妇女儿童的培训，增强其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和相关技能。（市民政局负责，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配合）
（2）加强对被解救妇女儿童的社会关怀，帮助其顺利回归及融入社会。
——积极、妥善安置查找不到监护人的被解救儿童。（市民政局负责，市妇联配合）
——积极帮助被解救的适龄儿童入学、少年回归学校和适应新的生活。（市教育局负责，市民政局、市妇联、团市委配合）
——对不愿意回原住地的受害妇女，经有关部门同意其在现居住地生活的，落实其婚育情况，将其列入常住人口计生管理工作范围。（市人口和计生委负责）
——积极帮助不能或不愿意回原住地的受害妇女和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使其获得适宜的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等就业服务，并在异地就业。（市民政局负责，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配合）
——做好被解救妇女儿童及其家庭和所在社区工作，保障其顺利回归家庭和社区，帮助其解决实际生活问题。（市民政局负责，团市委、市妇联配合）
（3）为回归社会的被解救妇女儿童提供各种必要的服务，切实帮助其解决就业、生活和维权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市民政局负责，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团市委、市妇联配合）
（4）加强对被解救妇女儿童的登记、管理和保护工作。建立专门档案，跟踪了解被解救妇女儿童的生活状况，必要时协调有关部门和组织解决其遇到的困难。（市公安局负责，市民政局、市妇联配合）
（5）加强对被拐卖妇女儿童身心健康领域的研究，寻求更为有效的康复治疗方法。（市卫生局负责，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配合）
（6）加强地区、部门和机构间在救助被解救妇女儿童工作上的合作，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市公安局负责，市综治办、市民政局、市妇联配合）
（五）加强国际合作
1．工作目标
按照国家反拐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部署，加强国际合作，加大打击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力度，加强对被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的救助，有效遏制跨国犯罪。
2．行动措施
（1）加强反拐国际交流与合作。（市公安局负责，市外办、市商务局、市司法局、团市委、市妇联配合）
（2）加强边防管理和出入境证件检查工作，打击非法偷越国境活动。（市公安局负责）
（3）切实做好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预防工作。
——以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和教育工作，增强群众对国际、国内相关法律及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了解，提高其反拐意识、识别犯罪和自我保护能力。（市司法局负责，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团市委、市妇联配合）
——加强对公安司法人员的培训，增强其防范、处置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识和能力。（市公安局负责）
——加强对人力资源市场的监督与管理，规范境外就业中介经营活动，促进劳动力合法有序流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市公安局、市交通局、市发展改革委配合）
（4）做好国际反拐合作项目的建设和引进工作，充分利用有关国际组织的资源和技术，借鉴其反拐经验和方法。加强国际交流，了解国际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发展趋势及应对措施。加强我市应对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策略的研究。（市公安局负责，市商务局、市外办配合）
四、实施、监督和评估
（一）市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协调组织《行动计划》及《工作方案》的实施。各区县联席会议办公室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贯彻《行动计划》的实施意见和年度工作方案，经区县政府批准，并报市联席会议办公室备案后组织实施。
（二）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根据《行动计划》和《工作方案》，制定年度工作方案，经本级联席会议审定后组织实施。各成员单位年度反拐工作情况由联席会议办公室汇总后，向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联席会议办公室报告。
（三）综治部门把反拐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检查考核评比工作。围绕反拐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督促检查各项重点整治和治安防控措施的落实。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造成恶劣影响、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地区，实行领导责任倒查和“一票否决”。
防拐骗安全预案篇8
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维护互联网安全
依法严厉打击网络犯罪，加强个人信息司法保护是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话题，也是司法机关落实以人民为中心政治要求的具体体现。过去一年，为推进网络虚拟空间的依法治理，各级法院审结网络传销、网络、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等犯罪案件9.2万件，全国检察机关利用网络实施诈骗、、传播物品等犯罪28.2万人。“虽然司法机关持续加大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打击力度，但是个人信息被窃取、泄露和滥用的情况仍屡见不鲜，因个人信息泄露导致的网络违法犯罪仍高位运行。”谈到个人信息保护，吴翔代表不无担忧地指出。他建议，应坚持全链条惩治，依法从严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发挥刑事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双向合力，切实加强公民个人信息的公益保护。同时，推动个人信息保护惩罚性赔偿，提高违法行为成本。白映玉代表认为，当前尤其要聚焦侵害个人敏感信息、特殊群体个人信息以及大规模个人信息案件，关注重点行业部门和大型平台企业，加大公益诉讼力度，以点带面，形成有力声势。何桂芳代表对于“两高”坚持对电信诈骗犯罪全链条打击、一体化防治的效果表示肯定，前些年，电信诈骗案件频发，造成了大量人民群众财产损失。得益于“两高”的努力，通过制定司法文件、开展反诈宣传、专项监督、推动综合治理等方式，有效惩治了电信诈骗等网络犯罪。人脸识别、青少年网络安全、直播带货等是近年来网络安全新的隐忧所在。李小琴代表建议，应进一步加强对互联网个人隐私的保护力度，尤其是人脸识别的保护；进一步加强对青少年上网安全的保护力度，完善网络管理规则，加强网络监管，严厉打击校园贷、未成年人粉丝经济等网络违法违规行为。黄炳章代表建议，加大对网上购物、直播带货欺诈行为惩治力度，净化网络环境。
助推高质量发展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过去一年，“两高”胸怀“国之大者”，紧紧围绕党中央部署，聚焦高质量发展主题，充分发挥司法促发展、稳预期、保民生的作用，营造了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特别是加大“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和原始创新成果的司法保护力度，服务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检察院持续加大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力度，1.4万人，同比上升15.4%。法院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54.1万件，同比增长16.1%。不少代表关注到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知识产权纠纷困境。方利旭代表在调研中发现，不少企业由于缺乏海外法律意识、应对能力不足、应诉成本过高等原因，遭遇337调查等纠纷时难以得到有效救济。他建议，应完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防范机制，加强重大案件的协调跟进和政策支持，建立外国政策法规更新的跟踪机制，及时预警信息；加强国内法域外适用体系建设和法理研究；加强涉外法律人才培养，建设新型审判团队。吴清平代表指出，当前我们对国内外机构的违规专利布局策略认识不足，知识产权法官队伍建设难以适应知识产权纠纷诉讼快速增长的要求，专利纠纷案件审理期限较长，影响了创新主体对维权诉讼的效率期待。应综合研判国内外机构在华的专利纠纷问题，提出国际竞争新形势下我国知识产权竞争的指导性意见，保护我国高质量创新与高质量发展。强化司法防范意识，依法公正审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更好地维护国家产业安全与发展利益。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企业合法权益，持续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也是代表们关注的焦点。2020年起，最高检主导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加强顶层设计、形成改革合力、严格依法推进，取得了实实在在的阶段性成效。方利旭代表建议，为更好帮助企业规范国际化经营行为，应完善涉案企业合规的激励机制，明确量刑建议的轻缓幅度、不程序的具体适用、合规考察期等；明确企业合规的通用标准或验收标准，同时针对不同领域、不同规模、不同类型违法犯罪的涉案企业制定针对性细化标准；在检察院设立企业合规检察部或检察组，专门解决企业合规问题。白映玉代表认为，应积极推动涉案企业数据合规建设。结合司法办案，推动涉案企业加强合规建设特别是数据合规，引入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对于“个人敏感信息、个人信息和其他信息”“特殊群体、特定对象、重点领域”个人信息建立分级保护制度；对于持续批量、短时间内大量获取个人信息等异常行为加强技术监控、预警和阻断；对于重点岗位人员、分支网点人员、离职人员从严加强管理，督促涉案企业“真整改”“真合规”。蔡仲光代表指出，最高法、最高检要积极推动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立法建设，通过广泛征集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相关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律，加强对民营企业家的司法保护。黄炳章代表建议最高检提高司法救助力度，规范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程序，同时加大改判纠正追责督办机制，为受影响企业或个人挽回损失。司法为民出实招司法温度暖民心“两高”工作高度重视民生问题，紧盯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共同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司法为民之路。从一串串具体数据、一件件鲜代表分组审议“两高”工作报告（王辉/摄）活事例中，代表们感受到了过去一年“两高”在践行司法为民理念、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获得感上的司法温度。袁玉宇代表发现，今年“两高”工作报告都聚焦“以人民为中心”这一主题，关注民生热点，回应民生关切，特别是社会舆论关注度非常高的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加强特殊群体权益保障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报告明确，“对残害妇女儿童、老年人等挑战法律和伦理底线的犯罪，论罪当判死刑的，依法判处并核准死刑”，坚决维护法治权威。对于社会呼声很高的“加大拐卖量刑”，报告中回应“严惩、拐卖妇女儿童和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等犯罪，强化对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司法保障”。“两高”报告中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内容也引起了代表们的共鸣。最高法工作报告提到，对一些父母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怠于履行抚养监护义务、为孩子订“娃娃亲”等行为进行训诫，对虐待儿童的剥夺监护权。最高检去年针对严重监护失职，发出督促监护令1.9万份。“家庭教育促进法今年起施行，相信更利于我们‘依法带娃’。”袁玉宇代表说。来自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陈海仪代表介绍了她所从事的少年家事工作，他们构建了包括智慧矫治中心、少年家事诉调中心为依托的线上线下审判综治体系，并打造了“羊城金不换”少年司法品牌，帮助失足少年和问题孩子矫治。她指出，最高法已经下达相关文件加强新时代少年审判工作，但少年法庭的独立性仍存在一些体制机制方面的限制，与家事审判之间还有不少互相交叉的地方，期待能有更明确的规划。除了切实纾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两高”在优化自身体制机制方面，也真正做到便民、利民、惠民。如最高法建立了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最高检推行检察公开听证、建立“倒三角”，切实降低群众维权成本，提高违法代价。对于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机制，王筱虹代表有切身的感受，去年她参加了最高法组织的关于“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的专题调研。“走入最基层的法院，在村子里面的审判庭旁听纠纷审理，我真切感受到了基层法官在‘法’与‘情’的处理上如何精准拿捏和在为民服务上的努力和用心。”她感慨地说。广东毗邻港澳，在维护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合法权益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王筱虹代表建议，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发挥法律监督职能，深化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合法权益的法治保障，细化服务措施，提供精准检察产品。同时也加大对这类精准检察产品的对外宣传，让更多的侨胞感受中国司法的温度和用心。
创新司法服务方式夯实基层队伍基础
“两高”近年来不断创新司法服务方式，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去年面对疫情，智慧法院大显身手，全国法院在线立案1143.9万件，在线开庭127.5万场。互联网司法模式不断完善，在全球率先出台法院在线诉讼、在线调解、在线运行三大规则，以人民为中心的互联网司法规则体系逐步建立。作为法院审判一线的一员，陈海仪代表真切感受到法院的很多创新司法举措。如广州中院启动全国首个5G智慧法院及实验室建设，推出首个5G虚拟智能法庭、区块链律师调查令服务平台等首创成果，被纳入“国家智库报告”；交互式审理、在线联审、“一体化”5G智慧司法便民设施“E法亭”等新举措，都大大提升了法院司法为民的服务水平和法治能力。她就曾以直播带货的方式，在法院的官微上为企业、为老百姓介绍法院的这些新发展和司法好物。曾庆洪代表建议，应以数字化技术助力智慧法院建设，促进法院裁判尺度在全国范围内的适度统一。他表示，近年来最高法在落实“同案同判”要求上采取了大量举措，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但在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情形仍然存在。建议最高法加快数字化建设进程，加强科学的类案搜索技术支撑，适当扩大类案搜索的适用范围，尽快建设全国范围内的案例数据库并实现关键词精准搜索、精确推送，为建设智慧法院、实现同案同判提速。同时，进一步加强智慧法院、智慧检务建设，完善专业人才保障机制，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助力案件办理，将法官和检察官从常规性事务和简单案件中解放出来，集中力量办理重要案件，提高司法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人才队伍建设是“两高”工作备受关注的问题。最高法工作报告指出，专业化人才尤其是涉外法治人才短缺问题比较突出，一些法院案多人少、招人难、留人难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陈海仪代表坦言，在法院系统无论是审判执行还是司法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人才都是不可或缺的资源，制约法院人才发展、造成人才流失的情况仍然比较突出，法院应在加大审判人才队伍建设，尤其是加大年轻干部的培养方面多想办法多下功夫。王筱虹代表也有同感，她表示，从河北调研的经历看到，基层的法院法官年龄偏大，年轻的少，人员配置也偏少。对于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机制的最前线的镇、村法庭，如果不启动“以老带新”的人员梯队培养，那么“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在最基层的持续发展会成为问题。她建议加强对最基层法院的人员配置，优化基层法院司法人员尤其是法官的年龄结构和学历层次，应该注意法官队伍和司法人员队伍的分层级建设和发展。李杏玲代表建议，应不拘一格培养、选拔、使用人才，特别是涉外专业法治人才。从基层遴选法官、选调干部更加注重能力经验，放宽年龄、学历、职级限制，选拔干部注重基层工作经历，充分调动各年龄段、各类别人才积极性，确保持续提高司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