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财产安全法范文

人身财产安全法篇1

现今，消费者安全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法律问题。从目前看，危害消费者安全利益的行为普遍存在。通过1993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我国消费者各种权益作了系统规定，并在章节中规定了我国消费者享有的九项基本权利。本文是从分析消费者安全权问题出现的成因，消费者安全权保护运动立法的发展，促进了有关消费者安全权保护运动的发展来解析消费者安全权。从而保护消费者的安全权利,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自己的安全权,在自己的安全权利上受到损害时,能依据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消费安全权。因此，我们呼吁加强对经营者维护消费者安全权的法制教育；同时加大打假治劣的惩罚力度，使其非法获利不足以支付承担法律责任的成本，令违法经营者无利可图；还要及时解决安全标准缺失和滞后的问题，为消费者安全权提供强制性的技术警戒线。对屡教不改或有严重违法行为导致消费者人身财产损害的，及时向社会通告，加大对经营者的心理威慑.在任何时候都要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因此，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服务时，应以消费者利益为重，保证所提供商品及服务的安全；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安装防护措施或者设立警示标志，以免损害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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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消费者安全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法律问题。从目前看，危害消费者安全利益的行为普遍存在。通过1993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我国消费者各种权益作了系统规定，并在章节中规定了我国消费者享有的九项基本权利。本文是从分析消费者安全权问题出现的成因，消费者安全权保护运动立法的发展，促进了有关消费者安全权保护运动的发展来解析消费者安全权。从而保护消费者的安全权利,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自己的安全权,在自己的安全权利上受到损害时,能依据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消费安全权。

一、消费者安全权概述

首先我们先了解消费者的安全权。消费者的安全权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时所享有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害的权利。在许多法制国家，安全权是消费者最主要最基本的人身权利。安全成为人类生存的首要条件之一，没有安全权，人们的其他权利就失去了意义。而且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赋予消费者的第一项权利便是安全权。对所有消费者而言在购买和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并提供支付对价后，经营者就要保护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

（一）消费者安全权的内容

当我们基本了解消费者的安全权。那么我就把消费者安全权的内容分为以下两个方面的，一是人身安全权。它又包括：(1)消费者的生活安全权。即消费者的生活不受危害的权利，如因仪器有毒而致使消费者残废，即侵犯了消费者的生命权。(2)消费者的健康安全权，即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不受损害的权利，如食物不卫生而致使消费者中毒或因电器爆炸致使消费者残废等均属侵犯消费者健康安全权。二是财产安全权。即消费者的财产不受损失的权利，财产损失有时表现为财产在外观上发生损毁，有时则表现为价值的减少。

在消费者而言，其购买商品、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者是为了个人或者家庭的日常生活的正常进行，在其为商品的所有、服务的提供付出代价后，对方当事人有义务提供合格的商品和服务，而不能使消费者在付出代价后，对方当事人有义务提供合格的商品和服务，而不能使消费者在付出代价后反得到伤害。故在消费者方面，他们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护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二）消费者安全权的特征

在我国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权不受损害的权利与我国《宪法》和《民法

通则》中的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害虽是一脉相通，但是，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消费者的这项权利与以上的权利相比还是有其自身的特点的，主要包括：

第一，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权所具有的内容，包括生活消费的任何领域，

权利客体的范围包括一切购买、使用消费品和接受服务的行为，所以，这项权利具有广泛性的特点。

第二，消费者的安全权是在特定的环境下产生的。也就是说，在消费者购买、

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始能产生，离开生活消费这一特定领域，就不可能存在消费者的安全权问题。当今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不断加深，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可能是生产者，每一个人也都有可能是消费者，任何个人都不可能不接受外界的服务，不可能不购买、使用商品。在如此密切的相互依赖下，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成为必然，每个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首要地应得到保护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第三，消费者安全权不只是被动地形式，还可以主动要求，也就是说，这项

权利并不意味着消费者只有在自己生命、健康权或财产权遭受损害后才能主张。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消费者可以主动行使消费者安全权，既消费者有权要求生产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和标准。

（三）消费者安全权的实现

上面已经讲述了消费者安全权的内容和自身特征。现在很多消费者自身都不很清楚的事情，因为有很多消费者安全权受到了侵害，可是消费者却不知道如何在受到侵害的前后来实现自己的安全权。那么我现在下面再讲述如何实现消费者的安全权。

1．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在很多时候消费者的安全权不会自动实现，该项权利的保障首先有赖于经营

者切实履行相关义务。在不同的消费交易领域，经营者所应当承担的安全义务和

责任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消费者在整个消费过程中都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

受侵犯的权利。这就要求：

第一，在购买、使用家用电器、家用机械、燃气以及燃气用具、日用百货、

文化用品、儿童玩具等生活消费品时，有权要求这些产品的质量能够有安全性，或者有安全性保障措施，不存在缺陷而使消费者受到损害。

第二，在购买、使用食品、药品、化妆品时，有权要求商品符合国家规定的

安全、卫生标准。

第三，在接受服务时，有权要求相关的服务设施、服务用具用品、服务环境、

服务活动以及服务中所提供商品符合安全、卫生的要求，不致使消费者遭受到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威胁。

2．消费者安全权的实现有赖于国家对消费交易活动的有效管理

现在国家为了更加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安全权，除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中有一般性的安全保障法律规范，我国对特殊危险性商品和服务的安全保障问题也制定了一系列专门的法律规范，如食品卫生监督管理规范、药品管理规范、化妆品卫生监督管理规范、城市燃气安全管理规范、生活用电安全管理规范、服务安全管理规范等等。这些安全管理规范是国家对消费者交易进行必要干预的法律依据，为国家对消费安全进行有效管理提供了一系列法律手段。现在把这些手段可以概括成四种：标准化管理、安全认证管理、许可证管理、商品和服务的标示管理。国家通过这几种管理手段，可对涉及消费者人身安全和健康的产品和服务制定强制性的各项安全标准，强行要求经营者的商品和服务达到相应的安全标准，从而实现保障消费者安全权的功能；并且可以防止不安全商品和服务进入市场，为消费交易的安全创造条件；而且通过标示的管理，可以让消费者警惕那些不安全的商品和服务，避免消费者的安全受到侵害。

虽然国家对经营者们的商品和服务已经严加管理，可是损害消费者安全权利的事情时有发生。

二、消费者安全权目前存在的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消息途径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的消费者安全权没有得到保护，致使很多消费者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近年来，我国广大消费者在人身安全方面屡屡受到损害，有些情况已经发展到触目惊心的地步。消费者在整个消费过程中都享有安全权。

而在实际生活中，侵害消费者安全权的现象非常普遍。

(1)食品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在食品中添加有毒有害物质。例如，为了牟取非法利润，招徕顾客，一些不法分子在普通白酒中加敌敌畏冒充"茅台"，用福尔马林泡毛肚、凤爪，在菜油中掺柴油，出售变质、发霉的各种食物等，皆属此类，这些商品不仅不能满足人们的正常需要，反而会损害人们的健康，甚至会致人死亡。出售过期变质的食品、药品。对于销售者来说，出售过期、变质的食品以及过期、失效的药品等侵犯消费者安全的现象也较为普遍，有些商店将已经过期的商品打上新的日期，欺骗消费者。

(2)药品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制造销售假药、劣药。药物本来是用来治病救人的，但是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赚钱，则置人们的生命健康于不顾，以非药物冒充药物，病人服用后，根本不能对病情产生缓解及解除作用，延误疾病的治疗，有些假药中还掺杂有害成份，不仅耽误治病，而且使病情加剧，例如，一些不法分子用泥土、鸡饲料、淀粉或廉价药品加上伪装，冒充抗生素及名贵药品出售。

(3)因产品质量问题给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商品不容忽视

日常用品及机电产品缺乏安全保障。这些年来，我国曾发生了多起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爆炸伤人的事件，电风扇、电热毯、电热杯、洗衣机等漏电致人死亡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这些都是严重侵害消费者安全权的表现。

(4)化妆品质量不过关有毒有害性不容忽视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美的追求也渐为时尚，化妆品致人损害的案件也越来越多，有些生发水不仅没有生出头发，反而使原有的头发脱得精光，一些润肤膏不仅不能美容反而致人容貌毁损，还有些化妆品甚至含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的有害物质。

(5)服务行业的场所和方式给消费者造成人身、财产安全不容忽视

营业场所不安全。如有些旅馆房屋年久失修、楼梯老化腐朽；有些商品、饭店、旅馆电源外露极易触电，有些旅馆管理不善，旅客财物经常失窃等等，这些也属侵犯消费者人身及财产安全的现象。服务方式不安全。如理发师使用工具不当或者不消毒致顾客受伤或者传染疾病，浴室热水过热烫伤顾客等等。

上述的五种问题都是给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的侵害。在消费过程中，消费者本来就是处在弱势地位。而当消费者安全权不能得到保障的时候我们就要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三、依法维护消费者的安全权

（一）提高消费者的唯权意识

维权就是指的是维护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维护生命健康安全权是消费者协会的一个重点，也是消协的一个主要标准，消法规定消费者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侵害的权利，健康维权确定的依据是：当前危及消费者正当权益的比较突出，把健康维权作为年主题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做到以人为本，它包括多个方面；另外确定年主题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构建和谐社会，社会的总体目标的实现要求全民各尽其所，没有人民群众的全民健康是做不到的，消协维护消费者全权利益有本身的职能，配合执法部门做好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安全利益广大消费者反映强烈社会危害严重突出的问题，打击制止假冒伪劣商品，提供一些服务。保护消费者合法安全权益。为了保护消费者安全权益列出以下几种方式：

一要选择大商场购买，因为大商场进货渠道规范，消费者一旦购买了劣质产品，不管找商场还是找厂家去维权，都会更方便。二要保留购物票据，以证明劣质产品的出处或卖场。三要认清品牌，不要去买“三无”产品。无厂家、无生产日期、无保质期的食品，一旦发现质量问题，维权难度更大。四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对当事人而言，维权是件很辛苦的事，如果我们有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就会更大程度地避免遭遇到伪劣产品，也就不用花费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去维权了。在消费者消费的同时可以要求：(1)要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必须具有合理的安全性，不得提供有可能对消费者人身及财产造成损害的不安全、不卫生的产品。(2)要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的服务必须有可靠的安全保障。(3)要经营者提供的消费场所应具有必要的安全保障，使消费者能在安全的环境中选购商品或接受服务。这些都是消费者的基本权利。也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安全所要提出的安全要求。

上述这几种只是一些消费者为了以后方便唯权常用的行动，消费者的安全权益在受到侵害时在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还要寻求司法的保护。

（二）消费者安全权司法保护

1．打击侵害消费者安全权的违法犯罪行为

在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有关国家机关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惩处经营者在提供商品和服务中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上述规定所称的法律、法规，是指内容涉及了对经营者在提供商品和服务中侵害消费者合法安全权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惩罚、处理之条款的法律、法规。

（1）经营者在提供商品和服务时侵害消费者合法安全权的违法犯罪行为的认定

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是两个联系紧密而又相互区别的概念。违法行为指的是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而犯罪行为则是危害社会的、触犯刑律的、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当经营者在提供商品和服务时侵害了消费者合法的安全权益的行为多属于违法行为，除非当这种违法行为达到一定程度，达到构成刑法分则所顶的某一项罪名的构成要件时，就成了犯罪行为。对于一般违法行为，有关国家机关应追究经营者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对于犯罪行为，则由国家的公安机关、检查机关、审判机关追究经营者的刑事责任。

（2）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违法犯罪行为的表现

现在社会有很多经营者在提供商品和服务中，侵害消费者合法安全权益的违法行为。其中主要表现方式有以下几种：

第一，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搀杂、搀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第二，生产、销售假药、坏药。第三，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第四，生产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材、医用卫生材料，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第五，生产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电器、易燃易爆产品或者其他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或者销售明知以上不符合规定的产品。第六，生产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

上述以上行为中，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其中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损害后果的可能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劣药罪、生产销售不卫生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生产销售劣质化妆品罪等犯罪行为。

2．人民法院切实保护消费者安全权益方面的职责

在我国人民法院在保护消费者合法安全权益方面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举足轻重的作用。按照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负责各类案件的审理工作，包括民事的、行政及刑事的。它是保证消费者诉讼权利得以实现，维护合法权益，打击侵害消费者合法安全权益的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

（1）消费者安全权益争议的受理

当消费者安全权益争议包括因经营者违反约定义务而产生的违约责任纠纷和因经营者违反法定义务侵犯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权益的侵权纠纷两种消费者安全权益争议。也就是说当消费者的安全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选择司法救济方式解决消费者安全权益争议。而对消费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解决的争议，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进行，既消费者应当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提讼和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对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予以立案。

（2）人民法院会采取积极措施，方便消费者提讼

服务人民、保护人民、急人民之所急是人民法院的基本职能。而且方便消费者提讼是人民法院实现其保护消费者合法安全权益各项措施的基本前提。社会中，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为了自己安全权益怕打官司，最重要的原因是不方便，都会因为离法庭太远，为几个钱不值得来回奔波；举证困难，担心败诉，顾虑进程浪费时间和精力，造成了很多消费者当自己的安全权益受到侵犯时，往往放弃了自己的诉讼权利，放弃寻求法律保护的途径，能忍就忍，能让就让。而现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人民法院有义务采取措施，方便消费者的。这样就能使很多消费者在自己安全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及时拿起法律武器来还击。

3．对已受理的消费者安全权益争议案件，人民法院会及时审理

所谓及时审理，是指人民法院会严格依照法定诉讼时间期限的要求，在受理案件后，应按时进行审理前准备，尽早开庭审理。此外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还可根据需要巡回审判，就地办案，这都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及时审理提供了法律保障，也为消费者节省了时间。

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由于人民法院在解决消费者安全权益争议中具有最终的裁判权，在国家对消费者合法安全权益保护工作中享有极大的权威性。因此，本条的规定对于及时解决消费者安全权益争议，避免争议久拖不决而给消费者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伤害，加强对损害消费者安全权益行为和现象的司法监督，保护广大消费者安全权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消费者安全权行政保护

在这里我要特别讲述一下各级人民政府和各个行政管理部门对消费者安全权益的保护。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领导，组织、协调、督促有关行政部门做好保护消费者合法安全权益的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监督，预防危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行为的发生，及时制止危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而各级人民政府对消费者安全权益保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国务院和各级人民政府对其所属有关行政部门保护消费者合法安全权益的工作的领导、组织、协调及督促。2、各级人民政府对市场经营活动的监督。这就直接能说明了我国政府对保护消费者安全权益的重视程度和保护措施。而在人民政府内部因职能不同而有不同的职能管理部门，现在有很多保护消费者安全权益的行政管理部门，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技术监督机关、卫生监督机关、环境保护机关、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机关、各行业主管部门。这些机关通过自己的各种不同的职能来管理市场、约束市场，通过对市场的严格管理更好的保证市场上商品质量，防止一些假冒产品、不合格的卫生产品危害消费者的安全权益，而且会对给行业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学习，来提高其对本行业的管理、监督人员的素质能更好的保护消费者的安全权益。

四、结束语

总之，消费者安全权是关系到社会每一个人的权益，并随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以及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会更加完善，对不法经营者侵害消费权益的惩罚将更加法制化、制度化，而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将不断提高，维权途径将会更多，更高效，这些也将促进消费者安全权的得到更多保障，对维护社会经济秩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参考资料）

1．李昌麟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

2．张严方著：《消费者保护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

3．王淑火著：《产品责任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4．王淑火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问答》，中国计量出版社1994年出版。

5．1985年7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关于从严打击制造贩卖假药、和有毒食品等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犯罪活动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85年第3号。

6．梁慧星：“中国的消费者政策和消费者立法”载《法学》2000年第5期。

7.2003-10-3109:06:41

8.贾珺中国消费者报2004年01月20日

人身财产安全法篇2

论文摘要：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是在1980年《婚姻法》的基础上经过多次修改而形成的以夫妻共同财产制、个人特有财产制、约定财产制“三位一体”的夫妻财产制度，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有的夫妻财产制度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经济情况、夫妻财产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暴寡了其原有夫妻财产制在结构上的不足，因此有必要对之进行重构。

一国采用何种夫妻财产制度模式，是受该国的立法传统、风俗习惯以及思想文化因素影响的。因此，关于夫妻财产制的法律形 式和内容存在多种差异。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的设立也受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家庭职能、传统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建国以来，我国夫 妻财产制度立法也随着《婚姻法》的修改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1950年的夫妻财产的一般共同财产制到1980年的夫妻财产婚后所得共同制和约定财产制度 到2001年的夫妻共同财产制、个人特有财产制、约定财产制“三位一体”的夫妻财产制度。这一变化体现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要求。同时，也顺应了世界各国夫妻财产制立法的发展方向。

然而，我国现行夫妻财产立法虽然比起1950年和1980年夫妻财产立法，有了很大的完善和进步，可以说在我国夫妻财产立法上第一次真正地建立了夫妻财产制度和约定财产制度，但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仍然不够完善和科学， 仍有许多规定与相关的法律相冲突，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夫妻财产状况和夫妻财产的多样性变化，不能解决夫妻在财产方面产生的矛盾和解决非正常夫妻关系状况下夫 妻之间的财产问题，在总体结构和制度结构上都存在缺陷，不利于解决有关夫妻财产制的实际问题和指导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司法实践活动。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现行 夫妻财产制度进行重构。

一、现行夫妻财产制的结构缺陷

1.总体结构的缺陷—没有原则性的规定

    我国现行《婚 姻法》没有对夫妻财产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进行专门的规定，而是一律委之于《民法通则》总的原则去调整和单纯依照婚姻家庭篇的基本原则去规范，笔者认为应建 立夫妻财产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第一，“夫妻财产制是规定夫妻财产关系之法律。从规定夫妻关系之点观之，理应属于身份法之范围，但从规定夫妻财产关系观 之，其又脱不了财产法之性质”。即夫妻财产关系必须依附于夫妻人身关系，以人身关系为存在的先决条件，所以夫妻财产制具有更多的身份法性质，不同于民法中 普通的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第二，从民法和婚姻法的关系来看，夫妻财产关系和其他的民事法律关系一样也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因此，在我国的法律体系 中，婚姻法是民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他民事法律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作为民法基本法的《民法通则》确认了一系列涉及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法律原则，同时也 应注意，婚姻家庭法律关系和普通财产与人身法律关系存在着许多明显的区别。比如，婚姻法所调整的是特定的亲属身份关系以及由亲属人身关系派生的财产关系， 婚姻家庭关系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公民结婚的民事权利能力受法律 的特别限制，特定亲属之间的身份权不同于民法中一般的人身权，亲属之间的财产关系不同于一般的债权债务关系，不适用民法中的等价有偿原则，夫妻之间的财产 关系也在于此。因此，民法中的基本原则与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之间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第三，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是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根本指导思想，统领我国 婚姻立法的方向，婚姻家庭立法的任何规定不得与其基本原则相违背，但是，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是一种特殊的财产关系，夫妻财产制的建立不仅应体现婚姻法所规 定的平等、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之外，还应体现对夫妻之外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因为，夫妻之间采用何种财产制度，以及夫妻对财产权的行使，会关系到社 会上的其他人的利益，也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夫妻的财产权不仅对内，而且对外。对外表现在交易上，其交易行为必然会涉及到第三人的利 益。因此，必然涉及到对第三人的保护问题。所以，仅仅依靠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来对夫妻财产制的建立进行调整是不够的。第四，从国外的情况看，在以民法典为表 现形式的大陆法系国家，夫妻财产立法在遵循民法典所规定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针对夫妻财产关系的特点，确立适合的具体原则，以指导其立法及司法活动。而在 以单行法为表现形式的英美法系国家尹夫妻财产立法在符合民事法律总的基本规则的同时，也结合其自身的特点，通过法律规范的形式体现其具体原则的要求。所 以，尽管在不同的法系和国家，法律原则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如有的在法律中明确作了规定，而有的则没有明文规定，但在其立法时，都有指导其立法工作的准绳 则是相同的。我国在进行夫妻财产立法时，也应从夫妻财产制自身的特点出发，确立适合于其的基本原则。

2.制度结构缺陷—没有建立非常法定财产制

从夫妻财产制的制度结构来看，我国夫妻财产制的制度结构不完整。在法定夫妻财产上只确立了常态下的夫妻财产制，即夫妻关系处于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制， 没有相应建立非常态的特别夫妻财产制。因此，根据现行夫妻财产制的规定就不能解决夫妻关系处于非正常情况下的夫妻财产问题。夫妻财产制是婚姻家庭制度的重 要组成部分，夫妻财产关系对夫妻关系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是自身利益的判断者和 追求者，即使在夫妻共同体的形式下，仍不能掩盖其“经济人”的本质。现实生活中夫妻一方或双方如为了逃避债务而假离婚;或是不堪债务的负担，导致夫妻之间 不得不离婚，以使对方能过上正常的生活;或是先决定离婚的一方往往采取转移、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的方式达到其自身目的;或是在离婚诉讼阶段，由于时间较长或 者有可能反复起诉，此时对方财产权益受到侵害往往难以得到有效救济;或者是夫妻之间因感情不和而分居，根据我国现行《婚姻法》的规定，分居期间的财产属于 夫妻共同财产，导致在此期间诚实劳动一方获得的财产被分割，影响了其另一方的生产工作积极性;从保障债权人的利益，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来看，当夫妻一方个 人破产时，另一方的债权人的债权就很难得到有效保障。如果设置一种夫妻关系处于非常态下的一种夫妻财产制度，在夫妻一方破产时，准许另一方的债权人为确保 其债权的实现，请求人民法院通过适用这种制度的诉讼程序宣告改用分别财产制，分割其夫妻共同财产，则可以有效地保障交易安全，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 市场的交易安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由于取证及法律规定的疏漏，上述等情况出现时，对方或债权人的利益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济和切实的保护。这就反映了我国 夫妻财产制在制度结构上的固有缺陷。因此实有必要对我国的夫妻财产制度的总体结构和制度结构进行重构。

二、对现行夫妻财产制度进行重构

1.在总体结构上增设原则性的规定

    对 我国夫妻财产制度进行原则性的规定，有助于我们对具体条文的理解和解释，具有提纲挚领的作用。夫妻之间因人身关系而产生的特殊财产关系，具有本身独特的性 质，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基本原则来进行规范，以指导夫妻财产立法、司法和有关的民事活动，而不能一味地依靠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来进行规范;确立适合于其的 基本原则，能指导立法者选择正确的夫妻财产制度，能为司法者作出正确的司法判决提供法律依据，能为当事人进行有关的民事活动提供行为指导。夫妻财产的基本 原则的精神贯穿夫妻财产立法和司法的始终，从而为完善我国的夫妻财产制度提供立法的方向，最大限度地保护夫妻当事人和第三人的合法财产权益。有助于婚姻当 事人对夫妻财产制的具体条文的理解，能为夫妻双方选择实行何种夫妻财产制的类型时提供法律指导。因此，我国在进行夫妻财产立法时，应从夫妻财产制自身的特 点出发，确立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以指导我国的夫妻财产立法和司法实践活动。笔者认为，在进行夫妻财产立法时，我们有必要考虑增设以下原则:

(1)维护夫妻关系的伦理性，促进男女平等。马克思认为，婚姻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关系。黑格尔也认为，婚姻实质上是伦理关系。因此，因婚姻而产生的夫妻财 产关系也具有伦理性。这就决定了因主体的特殊身份而产生的夫妻财产关系不具有等价、有偿的性质，这是夫妻财产关系与其他民事法律关系领域的财产关系的本质 区别。男女双方缔结的婚姻，为物质生活、性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体，夫妻财产是婚姻共同体的物质保障。所以维护婚姻的伦理性，是制定夫妻财产法应予考虑的 首要原则，当然更是选择法定夫妻财产制类型应该考虑的首要原则。

法律的一个理念是追求正义的实现。正义所蕴涵的公平、公正、平等等价值内涵，是政治社 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因而，在夫妻财产制的立法上，追求夫妻关系的平等既是社会正义的要求，也是男女平等原则在家庭领域的具体体现，也是当代 各国的立法理念。笔者认为，夫妻财产立法上的男女平等，是婚姻伦理性的衍生，指立法承认，男女双方在生理上、身体上的差异和家庭分工的不同，肯定夫妻各依 其所长对家庭的贡献，赋予夫妻双方对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协力创造的财富享有平等的所有权和管理权。

(2)保护交易的安全。夫妻财产制直接制约着涉及到夫妻财产的民事交易安全，在民事法领域，交易安全包括动的安全和静的安全二方面。静的安全是指对本来享有的利益，由法律加以保护，不容他人任意夺取;动的安全是指对取得利益的合法活动加以保护冈。“现代民 法不同于古代民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现代民法不仅注重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同时也注重对交易安全的维护。当对交易安全的维护与对所有权的保护发生冲突之 时，现代民法优先保护的是交易安全。”阎婚姻家庭法作为民法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民法注重交易安全维护的理念也必然在其夫妻财产关系中得到体现，因为正如 林秀雄先生所言:“夫妻财产制本来是规范夫妻内部之财产关系，但近代以来，由于资本社会的发达，交易趋于频繁，若夫妻中之一人与第三人为交易时，则涉及夫 妻与第三人间之财产关系，亦即，制定夫妻财产制时，不仅须注意夫妻内部之平等，尚须顾及交易之安全。因此，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夫妻财产立法中，维护交易安全 的原则也是设立夫妻财产制时应予考虑的目标。而法律对交易安全的维护，实质上是对交易活动中善意无过失者利益的保护。为了体现法律的这一保护精神，世界各 国有关夫妻财产的立法在最有可能影响交易安全的领域，即夫妻约定财产制中，对夫妻财产协议的订立、变更和废止等都有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的规定，并对其将要 产生的法律效力作出明确规定。因此，在我国夫妻财产立法中有必要明确该原则，以指导我国的夫妻财产立法。

(3)兼顾个体利益与社会 利益的均衡。法通过对人们的法律权利和义务的设定，来分配和协调各种利益。如前所述，婚姻具有伦理性，男女双方因婚姻而产生的夫妻财产关系也具有伦理性， 其与一般的民事财产关系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对婚姻及其所产生的家庭的保障功能和福利属性，保护“弱者”和“利他”是夫妻财产制，特别是法定夫妻财产制的首 要功能。但是，我们在看到夫妻财产制的公法功能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私法属性。夫妻财产关系虽然有其特殊性，但它毕竟是民事财产关系的一种，作为民法组成 部分的婚姻法，对其主体的财产权利仍然应该予以重视和保护。因此在选择法定夫妻财产制类型时，应采取社会本位为主、个人本位为辅的立法原则，既要重视夫妻 财产关系与民事财产关系的特殊性，又不能忽视其与其他民财产关系的共性。在夫妻财产制创制的过程中，既需要尊重公民个体对其财产的权利，给予其行使财产权 利的自由，也需要注意协调与社会的关系，兼顾到社会的利益。因此，有必要明确规定夫妻财产立法的这一原则。

2.在制度结构上增设非常法定对产制

我国现行的夫妻财产制是在1980年《婚姻法》的基础上经过多次修改而形成的以夫妻共同财产制、个人特有财产制、约定财产制的“三位一体”的夫妻财产制 度，其中特有财产制，是法定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的例外，同时与法定财产制或约定财产制并存。它们三者之间各自独立，互相配合，构成了新型的、完善的和科学 的普通夫妻财产制，以满足公民在正常情况下的各种生产生活需求。但是，如果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例如夫或妻一方有正当理由要求改变原来的共同财产制而又 协商不成时，或者即使没有什么原因，一方确实希望分割双方共同财产的等等。而上述几种财产制就不能解决这类间题。因此，有必要设计一种合理的制度以满足当 事人的要求、适应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这种制度就是非常法定财产制，此制度在我国的台湾地区、瑞士婚姻法以及法国和德国的立法中都有相应的规定。

    非 常法定财产制是相对于普通财产制而言的夫妻财产制，它是指在特殊情况下，出现法定事由时，依据法律规定或夫妻一方或债权人的申请由法院宣告，撤销原以法定 或约定而设立的共同财产制而最后适用分别财产制的一项财产制度，其实际后果是改变共同财产制为分别财产制。设计这制度是为了解决一些特殊情况，以此来维护 当事人、债权人的利益，促进社会保障。因此我国应建立由夫妻共同财产制、个人特有财产制、约定财产制和非常法定财产制“四位一体”的夫妻财产制度。具体表 示为:

其中就共同财产制、个人特有财产制、约定财产制作简要探讨，主要就非常法定财产制进行探讨: 转

(1)法定财产制，继续以婚后所得共同制为主，但采用限制的婚后所得共同制，即以共同财产制作为法定财产制的基本模式，将某些婚后所得的财产作除外规 定，对“婚后所得共同”加以限制。同时将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中明显具有人身性和体现个人价值以及其他应当归个人所有的财产，以个人特有财产的形式规定 为个人所有。这样限制的婚后所得共同制，能体现夫妻之间的本质特征，对保障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的稳定，增进夫妻感情和维护男女平等、保护妇女权益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同时又能体现、尊重和实现个人的价值，彻底保护个人的权利，尊重个人的意愿。我国现行的法定夫妻财产制，笔者认为就是限制的婚后所得共同制，只是 某些规定具有不合理性，比如将婚后继承或受赠与的财产规定为共同财产，就与继承法和合同法的规定相冲突，其次，对于特有财产没有对婚前的特有财产于婚后产 生的擎息和各类比赛的奖金、奖品等的归属作出具体规定。因此，我国法定财产制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在此不再讨论。

    (2)约定财产制， 是夫妻以财产契约的形式决定婚姻财产关系的财产制度。在确认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国家中，大都规定了允许约定的范围、程序和效力及限制事由。如瑞士民法规定: “缔结夫妻财产契约，就采用本法所规定的财产制的一种。”(包括一般共同制、限定共同制等)又如德国民法规定:“夫妻财产制不得参照已失效的法律和 外国的法律确定之。”我国现行的夫妻约定财产制也规定了约定的时间、范围和效力。但是，笔者认为，为确保约定财产制的具体施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家 庭的稳定，应当对之进行完善。我国现行夫妻约定约定财产制存在诸如:没有明确约定的具体时间、没有规定夫妻财产约定成立的条件、夫妻财产约定没有程序性规 定和缺乏公信力缺乏约定的无效、变更和撤销的缺陷，应对之进行相应的完善，使之更具实际操作性。总之约定财产制，不但可以使当事人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护， 而且更能适应当前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有利于稳定家庭，实现男女平等。

(3)非常法定财产制。对于如何设置我国的非常法定财产制，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参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有关规定，来设置适合我国婚姻家庭状况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常财产制度，因此，此制度至少应包括有以下方面的内容:

    1) 关于申请人的资格。确定申请人的资格，就是确定谁拥有申请权。依据实际情况，我们认为，丈夫、妻子和任何一方的债权人拥有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的权利。其原 因在于，丈夫或妻子都有可能无正当理由干涉对方的生活方式、损害对方的权利，而债权人相对夫妻家庭来说，更是处于弱者的地位，只有赋予他以申请权，才能真 正保护其债权。

    2)适用非常财产制的程序和方式。适用非常财产制，必须经由当事人自己申请而发动，法院不能依职权主动进行。人民法院受 理后，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进行审理，如果双方对此没有争议的，以裁定的方式作出准许的宣告，如双方有争议，则应以判决的方式作出准许或不准许的宣告。 一旦作出准许的裁定或判决，自宣告确定生效之日始发生分割财产和适用非常财产制的效力。

  　3)审理的内容。人民法院虽然依当事人的申请发动 分割审理程序，但是在审理过程中，由于夫妻各方可能隐瞒实际财产而虚假申报，以致于损害另一方的财产利益，因而法官不应仅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为审判的主 导性资料，还应当以职权主动和积极地展开调查取证工作，并可请求当事人的所在单位、住所地居民委员会、银行和亲属朋友等有关组织和个人协助调查，切实查清 各方的实际财产数额，避免漏查、少查。

    4)提出申请的法定事由。由于非常财产制必须通过诉讼的方式进行，因而，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受案的 法定事由并据此开始审理工作。根据其他国家对之的规定，笔者认为这些事由起码应包括以下方面:一方提起诉讼要求分割双方财产的;夫妻双方分居达到一定期限 的(一般为一年);一方受虐待、遭遗弃的;夫妻一方破产时另一方的债权人申请要求分割财产的;一方财产不足以清偿个人债务的;一方不履行赡养、扶养、抚养 义务的;一方有正当理由处分财产另一方无理拒绝的;一方未经他方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或共同管理的财产的;夫妻一方有其他严重违反婚姻义务行为的。出 现了上述事由时，当事人可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应当受理。

    5)适用非常财产制的效力。适用非常财产制，即发生分割原夫妻共同财产和适用分别财产制的效力。

    因 此，由于上述法定事由而宣告实行夫妻分别财产制的，人民法院应当书面通知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进行登记或者变更原夫妻财产制的登记记载。如果改用分别财产制的 法定事由已经消除，经夫妻一方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宣告恢复原夫妻财产制。原夫妻财产制的恢复，人民法院应当书面通知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变更登记，恢复原夫妻 财产制的登记记载。

人身财产安全法篇3

关键词：新规定 旅游者 人身 财产权保护

一、新规定中关于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

新规定第七条规定旅游者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款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由第三人承担责任；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旅游者请求其承担补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这个条文中规定了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辅助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关于安全保障义务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概念并不相同。即便在同一法系概念也不尽相同。英美法系的概念为一种“注意义务”当原告与被告存在某种特殊关系或者被告是某种危险源的开启，即具有注意义务。德国有“安全交往义务的概念”，法国为“保安义务”，而日本使用“安全关照义务”的概念。其适用范围还有争议，在我国将这种安全保障义务已经以规定的方式运用在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与旅游者之间。这样就提高了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辅助服务者的责任和义务。能够更好地保护旅游者的人身、财产权利，第七条第二款则规定了第三者责任和旅游辅助者的补充责任。本人认为这种补充责任应该是一种按份责任而非共同责任。

二、新规定中关于告知、警告义务的规定

新规定中为保护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旅游项目，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应当履行告知、警示义务。不能以欺诈等手段损害旅游者的利益，其可分为信息告知义务和警示说明义务。

1.信息告知义务

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辅助服务者具备专业的知识并对旅游项目有具体的了解，而旅游者通过广告、宣传和说明等途径对旅游项目的安全不一定全面了解，即出现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特别对于旅游者参加的自费项目如潜海、蹦极、骑马等旅游项目时，因为旅游者不具有相关的操作经验，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辅助服务者为了自身经济利益可能会出现不履行告知的义务，从而因旅游者信息不对称而参加该项目最终造成人身财产的损失。法律不能也不可能要求旅游经营者把提供的服务的所有信息都向旅游者述明，但是，对涉及旅游者人身安全和其他重大权利的信息应承担详细告知的义务，对一般的消费信息，至少不能向消费者提供误导性的语言，使其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新规定也提到是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旅游项目才需要尽这种告知的义务。

2.警示说明义务

警示说明是信息的一种，但又不同于一般信息，指的是那些即使旅游者按照正确指引参见该旅游项目但仍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信息。所涉及的服务包括饮食、交通运输、旅游娱乐等。经营者应对这些商品或服务作山警示标志或提供警小说明。例如，旅游区对没有开放或易发生危险的旅游景点应作出禁止游人涉入的警示标志或者说明。对有危险型的项目进行警示，而不是点到为止或者半吞半吐，因此对警告说明义务的要求比较告知义务应该更加严格和确定，以保证旅游者的财产权益。

三、新规定中关于自行安排活动期间遭受财产损失的规定

新规定第十九条规定旅游者在自行安排活动期间遭受人身损失、财产损失，旅游经营者未尽到必要的提示义务、救助义务，旅游者请求旅游者承担相应的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不难看出在旅游者自行安排活动期间的人身财产损失，旅游经营者有必要的提示救助义务。即有义务提示旅游者在自由活动期间注意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我认为这条对旅游经营者要求过于严格，其实并非旅游者有财产和人身损失就要旅游经营者承担相应责任，相应责任的大小又如何确定？在现实的旅游活动中旅游者如果是成年人，其丢失物品就该自己承担责任，而造成损害一般也应该由侵害者来承担。但是如果是夏令营团队或者儿童团，因为旅游者都是未成年人，这样对旅游经营者的要求应该提高，要尽量保证未成年人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对于救助义务，我觉得应分情况分析，该种救助义务是否该有旅游经营者来完成，旅游经营者是否具备该种救助的能力也要分析来看。旅游经营者不是船长，船长义务直接套用到旅游经营者身上显得牵强且不合时宜。

四、新规定中旅游者、旅游辅助者代管行李物品损毁、灭失的规定

新规定中第二十二条规定旅游经营者或者旅游辅助服务者为旅游者代管行李物品损毁、灭失，旅游者请求赔偿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并有一系列的例外情形。其实在旅游活动中，游客因参加游览活动把行李物品放置于旅游车辆内或者交友导游、司机保管的情况很多，除外情形的四种有保管的物品为贵重物品、旅游者自己过错、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以及被保管物品的自然属性造成的外，其实一般物品的价格也很难确定。我个人觉得法院可以支持对保管物品的赔偿请求，但是具体赔偿标准可以参照火车上丢失物品的标准。行李物品的价格具有模糊和不确定性，在损毁、丢失后又无法具体确定具体价值、数量、有无。所以应该有个上限或者对有损害的进行同等的赔偿。赔偿的上限也可参照其参团的标准，五星团标准要高，而经济团可是适当降低赔偿的标准。

作者简介：

马秀文，中央财经大学民商法学硕士研究生；

人身财产安全法篇4

关键词： 公共安全;界定标准;文义解释;不特定人;多数人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65-1285/c.2016.01.12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王潜.我国刑法中“公共安全”的界定规则研究[J].克拉玛依学刊，2016（1）：65-72.

收稿日期：2015-09-24

作者简介：王潜，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刑法分则第二章规定了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毫无疑问，本章犯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公共安全”。但在刑法理论上，“公共安全”的具体内涵为何，仍存有争议。“通说”认为，“公共安全”指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1]382但随着刑法学的发展以及德、日等国刑法理论对我国刑法学的影响，有不少学者对通说的标准产生了质疑，并提出新的观点，大有以新理论替代“通说”之势。例如，有学者将“公共性”限定在“不特定人”的标准上，还有学者提出以“多数人”作为公共安全的界限;在对受侵害利益的理解上，有学者增加了“公众生活的平稳与安宁”，[2]603甚至还有学者将其扩充包括“重大生产安全”“重大公共利益安全”等。[3]30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有利于刑法学的发展，但是司法实践中犯罪认定的标准却必须是明确且唯一的。从社会危害性上看，公共安全犯罪仅次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刑法对其中的不少犯罪都设置了较重的刑罚;同时，在公共安全犯罪中，也存在兜底性罪名，如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避免追求审判的社会效果而滥用公共安全犯罪条款，我们必须梳理不同的学术观点，探讨“公共安全”本质特征和界限，以保证司法裁判正确界定犯罪、理清争议罪名，有效实现刑法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向功能。

本文将通过揭示各种新观点的内在缺陷，证明“通说”标准的合理性。同时，亦将对“不特定性”“多数人”等概念的内涵进行进一步透析，并梳理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和人身、财产犯罪的界限。

二、观点审视：对“新”标准的反思

对“公共安全”的认定，可以分为两部分，即“公共”和“安全”。传统观点认为，“公共”指的是不特定多数人，“安全”指的是“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安全”。但是，新近的理论对“通说”提出了批评，认为其不当地缩小了公共安全的界限。例如，在阐释“公共性”时，有学者指出，并非所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都侵犯了多数人的安全，例如交通肇事罪，其侵害的对象往往只有一人，但仍然危害了公共安全，因此，应以“不特定人”作为标准。[4]52还有学者指出，“多数人”是公共的核心概念，不特定意味着向多数发展的可能，因此，应以不特定或多数人为认定标准。[5]131总之在对“公共”的阐释上，新近学说是将“不特定人”和“多数人”进行拆分，分别作为独立的认定标准。而对于“安全”的理解，有观点认为，诸如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行为，其行为本身难言侵害了公民人身和财产利益，其侵害的是多数人生活的平稳和安宁，因此应将公共生活的安宁纳入其中。[2]603还有学者认为，重大生产安全、公共利益等也应包括在内。[3]30“安全”的内涵被不断扩充。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行为空间包括了“公”和“私”的两部分，与之对应的刑法保护就是对公共安全犯罪和侵害人身、财产犯罪的规定。对“公共安全”标准的讨论，必须使其能有效区分“公共”和“个人”空间。然而，在笔者看来，上述观点对“通说”的修正仍然难以阐明“公共安全”的具体内涵，存在巨大缺陷。

（一）对“不特定人说”的观点评析

“不特定人说”看到了本罪侵害对象的不确定性，但仅以其作为标准，无法说明本罪的“公共性”。最为典型的就是在随机选择犯罪对象的侵害人身、财产犯罪中，如在随机的入户盗窃、抢劫、抢夺中，犯罪对象都是未经行为人事先确定的。但此类犯罪是否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呢？

笔者认为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尽管犯罪对象的选择具有不特定性，但其最终侵害的利益却是单一的。对于处在公共空间内的人来说，此类犯罪在行为当时只是针对单一对象，并没有继续辐射的可能，难以侵害到他人的空间。换言之，尽管犯罪对象是不特定的，但此类犯罪针对的仍然是他人“私”的权利，其可能的危害结果尚未侵入公共领域。

以“不特定人”作为认定公共安全的标准，仍然无法区分公共性和私人性，且极易模糊危害共安全犯罪和其他侵害人身、财产犯罪的界限，其主张并不可取。

（二）对“多数人说”的观点评析

正如上文所述，有学者认为，“多数人”是“公共” 概念的核心。在“多数人说”看来，无论侵害对象是不特定多数人，还是特定多数人，都符合“公共安全”的特征。在笔者看来，“公共”一词的语义确实包含了“多数人”的内容。但是能否因此就将多数人作为认定公共性的独立、唯一标准，值得商榷。

例如，在“马某故意杀人罪” [6]212一案中，马某和朱某素有恩怨，故潜入朱某家中，将毒鼠强放入朱某家厨房的水壶内。而与朱某同住的还有其妻子和其他亲人。后朱某用该水壶内的水为其妻煮面，其妻吃后中毒，经抢救脱险。当地检察院以投放危险物罪对马某提起公诉。如果采取“多数人说”的标准，马某的行为似乎符合本罪的犯罪构成。但是，在本案中，尽管行为可能侵害的对象为多人，但是本案的犯罪结果仍在他人的私人空间内，且对朱某来说，犯罪对象是完全特定的，危害结果也在行为人的控制之内，并没有从私人空间辐射至公共领域的可能，因此其行为并不符合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特征。事实上，法院最终也是以故意杀人罪对马某定罪量刑。

就犯罪结果而言，行为造成的危害必须是行为人不可控制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犯罪结果通常具有辐射性和蔓延性。例如在放火罪中，当独立物燃烧后，可能造成何人伤亡、造成多大的财产损失，都不再为行为人所控制，这也是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严重性的体现。结果的不可控性主要是对上述“对象的可替代性”的补充。例如，在上文“马某故意杀人案”中，除了特定的报复目标朱某，马某对于其他可能同食毒物的同居人持放任态度，即在对犯罪对象的选择上具有可替代性。但是，由于其投放危险物质的场合是在被害人厨房内，因此危害结果也就被限定在被害人以及与被害人同居的亲人中，换言之，马某尽管投放了危险物质，但同时也控制并限定了危害结果的发生范围。危害结果不具有辐射和蔓延的可能，因此，尚不足以危害公共空间的安全。犯罪结果的可控制与否是区分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和侵害人身、财产犯罪的重要因素，只有对危险结果不具有可控制性，才有可能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犯罪。

因此，对“不特定性”的判断，应综合考量犯罪对象的可替代性和犯罪结果的不可控制性。对于学者提出的交通肇事罪对象的特定与否问题，亦可以这两个标准来检验。在违反交通法律法规驾驶时，随时可能造成交通事故，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犯罪行为指向的目标，行为侵害的对象具有可替代性;同时，对于造成交通事故后可能侵害的人身、财产利益的多少、大小，也不能为行为人所控制，危害结果具有辐射和蔓延的可能。因此，即使交通肇事行为最终导致的是同乘人的死亡，也不能排除它对公共安全的威胁。

（三）“多数人”的认定标准透析

对“多数人”作为公共安全标准的质疑，主要在于现实案件中一些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并未导致“多数人”损害。例如，在某些爆炸、放火、投放危险物质的案件中，实际受害对象往往只有一人。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交通肇事行为致使一人死亡或重伤、并符合责任条件或特定违法驾驶情形，即可构成本罪。在这一司法解释中，似乎也不需要造成“多数人”伤亡的犯罪结果。

笔者认为，对“多数人”的理解，还必须回到“公共安全”的通常含义上。

“公共”和“个人”所不同的是，它强调的是某一空间中所有个人权利的集合。公共集合中因子的多数性是它的必然内容。只能容纳少数人的空间，如刑法中的“户”，只属于个人空间的范畴，尚不能被评价为公共空间。因此，多数人的安全是公共安全的内涵之一。但是，在刑法的判断上，此处的“多数人”是一个应然概念，它关注的是危害结果蔓延和辐射的可能性，即可能对多数人人身、财产安全的威胁。例如在放火罪的场合，尽管从实然状态上看，它可能仅造成一人伤亡，但从行为的应然性上看，火灾造成后就脱离了行为人控制，危害结果难以预料，对公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再如交通肇事罪，司法解释对人数的规定是作为本罪的立案追诉条件，而非对公共危害性的说明。交通肇事罪发生的空间条件是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内”，这一空间本身就容纳了不特定多数人;违法驾驶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也不在行为人的控制之内，会对这一公共空间内所有人的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威胁，因此，它仍然具有侵害公共安全的属性。

因此，“多数人”是对“不特定人”的补充条件。诚如学者所言，刑法中所指的危害行为包括实际危害和可能危害两种情况，危害公共安全罪中也就存在可能造成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安全损害的情况，那么在判断危害行为针对的对象是否“不特定”时，显然不能简单地按照实际侵害人数的多少来确定。 [8]525它关注的是犯罪结果的蔓延和辐射性，以及最终可能对公共空间内所有个人的威胁。

综上，“公共安全”本身就是不特定人和多数人的集合。在判断行为是否是侵害公共安全犯罪时，必须综合考察犯罪对象是否具有不特定性，犯罪的结果是否具有不可控性，犯罪是否会对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带来威胁。只有同时符合这些条件，才能将行为纳入公共安全犯罪的框架。

四、公共安全犯罪和侵害人身、财产犯罪的界限

（一）犯罪客体：区分两类犯罪的关键因素

刑法规范的内容是相对抽象和简洁的，但现实生活的刑事案件却是错综复杂的。有时行为人为了侵害特定对象，却实施了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既符合公共安全犯罪的构成要件，又符合特定侵害人身、财产犯罪的构成要件，这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疑难问题。[9]18

为论述方便，对该问题的讨论，笔者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和故意杀人罪为例。对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和其他侵害人身、财产犯罪之间的界限，可适用相同的法理。

从当前刑法理论的观点看，有学者认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和故意杀人罪构成想象竞合关系，应当择一重罪处罚;[10]271也有学者认为，两类犯罪无法比较社会危害的大小，凡是以杀人故意实施足以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除刑法有明文规定的以外，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论处。[11]36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并不妥当。从法条关系上看，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和故意杀人罪之间具有交叉竞合关系。两罪的行为样态、损害结果时常出现一致性。可以说，故意杀人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犯罪都侵害了他人的生命权利。然而，两罪之间亦存在根本的区别：前者指向的是特定人的生命，而后者指向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刑法要素上量的不同最终导致的是质的不同。” [12]101犯罪客体的判断成为区别两罪的关键要素。从构成要件上看，行为之所以符合某个罪名，是因为该行为完全该当于这一犯罪的犯罪客体、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对于用爆炸、放火、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实施故意杀人行为时，对其性质的判断，必须考察行为是否侵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安全，如果得出肯定结论，则行为完全该当于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构成要件;否则，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因此，对两罪界限的判断，需要考察行为侵害的客体是否符合公共安全的标准，即犯罪对象是否具有不特定性、犯罪结果是否具有不可控性以及犯罪行为是否对多数人的安全造成威胁。

（二）对争议案件的评析

根据上述标准，笔者将对司法实践中极具争议的案件作出评析。

【案例一】

①步行街投石案：行为人A为发泄私愤，故意在高处向步行街内的行人投掷了一块石头，击中被害人头部，致其死亡。

②高速公路投石案：行为人B为发泄私愤，故意在高处向高速公路中行驶的车辆投掷一块石头，击中某车驾驶员头部，致其死亡。

在案例一中，从行为上看，两种情形都是向不特定对象投掷石块，其结果都造成一人死亡。但对于两种情形究竟构成何罪，应判断其是否危害了公共安全。在“步行街投石案”中，行为人A对侵害对象无特别要求，因此，犯罪对象具有可替代性。但从其结果来看，投石行为最终只可能导致一人伤亡，其危害结果并不具有向多数人蔓延和辐射的可能性。换言之，犯罪结果对行为人来说是确定的，且该行为客观上不具有同时侵害多数人的可能性，因此，不符合公共安全的内涵。向步行街投石应构成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罪。而在“高速公路投石案”中，由于高速公路交通流量大、行车速度快的特点，一旦出现突况，极易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危及其他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对于投石者来说，危害结果不仅仅是涉及被击中的车辆，其更具有向周边蔓延和辐射的高度盖然性，因此，其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案例二】

2010年，福建省南平市的郑民生因对社会不满，于某实验小学门口持刀砍杀正在入校的学生，导致8名学生死亡、5人受伤。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郑民生构成故意杀人罪。

对于此类随意砍杀学生的案件，其定性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一直存有争议。同样是在2010年，被告人雷浩生用注射器、锥子等工具向某学校的女生随意乱刺，致使1人死亡、20余人受伤，最终被法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在郑民生案发生后，亦有学者认为，“透过郑民生的杀人行为，看到的是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危害，深深刺痛的是广大社会公众的心理安全防线，砍伐的是社会公共安全的机体……可见，郑的行为不仅所侵犯的客体与其说是人的生命权，不如说是公共安全。”[13]124

笔者认为，在此类砍杀案件中，的确存在犯罪对象的可替代性，最终也造成多数人的死亡，但仅凭这两个要素就将其认定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是值得商榷的。

就砍杀行为的特征来看，其造成的结果具有确定性和可控制性。它和爆炸、放火等行为特征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一经实施，就立即产生损害蔓延和辐射的后果，换言之，是一个行为可以“一次性”的造成不特定多数人的损害。而砍杀行为一次只能针对一个对象，且完全受行为人的支配，危害结果不具有向其他人辐射的可能性。根据笔者在上文所确立的标准，考察行为是否危害公共安全，需判断犯罪对象是否具有可替代性，犯罪结果是否具有不可控性，犯罪是否足以危害多数人的安全。在“郑民生”案中，每一次砍杀可能造成的后果都不具有向多数人扩散的可能，从犯罪罪数形态上看，其连续砍杀的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的连续犯。与之相类似的是，行为人连续向不特定目标实施“飞车抢劫”的行为，抢夺数人，劫获较大数额的公私财物，对这一类案件，显然不能认定其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因为每一次抢夺行为最终造成的结果都处于行为人的控制下，除了危害被害人以外，不具有波及其他人的可能，因此，此类行为构成抢夺罪的连续犯。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此类案件正如上述引文所说，“深深刺痛的是广大社会公众的心理安全防线”，给社会公众带来了严重的不安感。但问题在于，尽管从观念上看，该类行为似乎是对公共秩序的侵害，但刑法中对公共安全的判断必须是规范的、客观的。只有行为同时满足犯罪对象、犯罪结果以及侵害人数等三个条件，才能被评价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

总的来说，从法理上看，认定犯罪成立与否本身是一种规范评价的过程。司法者必须将事实材料和犯罪构成之间进行比对，只有当行为可以充足某个犯罪构成时，才可以将其认定为该罪。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和侵害人身、财产犯罪往往在行为手段、客观结果上具有一致性，在法条关系上存在交叉竞合。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侵害的客体不同。当行为对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威胁时，其就完全符合了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构成要件，而不符合侵害特定人权利的人身、财产犯罪。因此，梳理两类犯罪的关系，最终还需从客体上判断行为是否符合公共安全的标准。

五、结语

在刑法理论中，对“公共安全”内涵的探讨是一个恒言话题。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犯罪的手段的不断变化，刑法中许多犯罪活动的辐射面和影响力都在不断增强，这意味着，社会中潜在被害人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对司法者来说，正确运用刑法规范，预防和遏制此类犯罪的发生，是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必经途径。在对公共安全犯罪的认定上，必须对构成要件进行规范化限定，明确罪名边界，实现定罪量刑的精确化。

但是，新近理论的“不特定说”“多数人说”以及对“安全”的扩充都无法有效说明“公共安全”的内涵，且极易造成罪名界限的混乱。这将对司法实践正确使用公共安全犯罪条款带来阻碍，甚至会导致滥用公共安全犯罪的恶果。

“通说”对公共安全的内涵设定了一个科学且规范的标准。对“公共安全”的理解，必须遵循法律语词的特定含义，寻求“公共安全”和“个人安全”的界限。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对象必须具有可替代性，犯罪结果必须具有不可控性，且行为必须对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威胁。综合考量这三个标准，有利于司法实践正确把握“公共安全”的内涵，明晰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和侵害人身、财产犯罪之间的界限，实现正确定罪量刑。

随着社会的转型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各种新问题的产生对刑法应对能力提出了挑战。刑法理念必然会随社会的发展而转变，刑法的应对方式也会不断变化。我们仍应以与时俱进的态度看待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及时修正不合时宜的观点，让刑法理论顺应时代的发展，以更好地指导实践，实现理论本身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刘宪权.刑法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3]邵维国.论我国刑法中公共安全的内涵及其认定标准[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6）.

[4]邹兵建.论刑法公共安全的多元性[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12）.

[5]周光权.刑法各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6]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7][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8]刘宪权.中国刑法学讲演录[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2.

[9]陈兴良.判例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0]曲新久.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11]张明楷.论以危险方法杀人案件的性质[J].中国法学，2009（6）.

[12]叶良芳.法条何以会竞合―一个概念上的澄清[J].法律科学，2014（1）.

人身财产安全法篇5

     2004年4月12日中午，王某到九江市一快餐厅就餐，将公文包放在座位旁的一张椅子上。就餐后，发现公文包不见了。包内有手机一部及部分现金等物品，价值约5000元。王某遂要求快餐厅赔偿。但快餐厅经理李某称，其已在快餐厅内张贴了数份写有“请顾客妥善保管好自己的包裹等私人物品，谨防小偷！”字样的白底红字标语告示，非常醒目，已尽到了提醒警示义务，王某的包被盗，系王某自己保管不善造成的，其不能赔偿。王某则认为，快餐厅虽已张贴了告示，但未提供存包服务或保安等有效措施，致其财物被盗，理应赔偿。双方难以协商，王某遂诉至法院，要求快餐厅赔偿其损失5000元。

［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存在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王某到快餐厅就餐，与快餐厅形成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王某在就餐接受服务过程中，财产权利遭到侵犯，受到经济损失，快餐厅作为经营者，应予赔偿。

第二种意见认为，王某的财产损失，系王某对自己包裹保管不善造成的，责任在王某。快餐厅已尽到了提醒警示义务，没有过错，不应赔偿。

第三种意见认为，快餐厅尽管已张贴了警示标语，提醒顾客注意保管好私人财物，但仍然发生了王某财物被盗的情况，说明快餐厅对顾客的财产安全服务方面，还存在疏漏之处，未完全尽到经营者的义务。因此，快餐厅应承担部分责任。王某对自己随身携带的包裹保管不善是造成财产损失的重要原因，王某自己也应承担部分责任。

［评析］

人身财产安全法篇6

关键词：国营大中型企业；财务安全；内控制度

作者简介：张瑞玲（1972-），女，汉族，河南新密人，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会计师，研究方向：财政税收、财务会计。

中图分类号：F23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10.29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10-64-02

国有大中型企业财务安全是企业发展经营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需要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推动国有大中型企业财务管理模式改革，保证财务安全措施能够有效的实施。财务安全管理过程中需要从企业内部控制机制和市场风险两个方面开展积极有效的工作，从而保证国有大中型企业财务安全。从市场风险角度看，需要从投资、融资等角度开展积极有效的工作，保证把财务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从企业内部控制机制角度看，主要是需要防止财务危机产生，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从两个方面开展积极有效的工作，从而把企业财务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从根本上保证财务安全。

国有大中型企业财务安全问题一直是企业关心的重要问题。企业的财务安全可以保证企业生产经营正常运转，同时也是企业全面协调发展的基本要素。国有大中型企业财务运作需要从不同的领域采取积极有效的工作，企业经济领域包括企业的经济背景、金融风险、经济政策、投资风险等[1]。国营大中型企业财务安全管理过程中还包括比较广的经济危机，此类因素都会影响到企业的财务安全，企业内部控制过程中需要财务监督机制、自身经营模式、资金周转情况方面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保证国营大中型企业财务安全，提高国营大中型企业财务抗风险能力。企业在财务安全控制方面需要建立完善的约束机制，提高财务人员自身的综合素质，财务管理水平才能真正提高，财务安全才能得到保障。企业需要按照安全机制开展工作，运行过程中很多经营环节都与财务机制分不开，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把财务安全机制作用一项系统工程进行综合研究，提升企业的财务安全管理水平。企业财务安全管理要对影响企业财务安全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对各种安全因素需要综合考虑，只有对财务安全进行综合分析，才可以建立完善的财务安全应对策略，降低企业财务安全风险，保证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安全。从国营企业发展情况看，如果只是简单从外部环境去控制财务安全风险是不现实的，任何国营企业都无法控制全球市场的整体动向，不可能对潜在的财务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国营企业运行过程中能够采取的措施是建立完善内部运行机制，提升企业防范财务风险的基本能力，从而保证财务安全。

一、国营企业需要从融资风险角度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

国有企业融资风险管理过程中需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从融资行为角度考虑需要加强企业的活动资金管理，通过对企业资金活动管理提升企业的融资能力，为企业发展提供全面的资金支持，从此方面看对企业的全面发展会产生积极的效应。从另外一个方面，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如果采取科学有效的融资策略对企业发展会产生有利的影响，但是企业资金积累过程中同样会产生一定的风险，需要采取有效的风险对生命周期阶段的各种资金状况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对投资项目的资金状况进行综合性分析，需要从资金数额、性质、时间等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企业综合能力分析，最终保证企业的筹资过程符合数量、结构、时间等方面的要求。国营大中型企业财务安全管理过程中需要保持配比的合理性，只有坚持科学性基本原则，国营大中型企业财务安全模式才能得到顺利实现[2]。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还需要保持一定的偿债能力，从而达到降低财务杠杆风险的能力。国营大中型企业财务安全过程中需要把增加权益的比例作为一项战略问题考虑，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需要从留存资金管理等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建立完善的制度，推动国营大中型企业财务管理水平提升，从而达到维持企业财务安全的根本目标。需要采取有效的管理模式，对资金进行有效的投资，提升项目投资的价值，从而能够更好的实现财务资金升值，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保证资金能够更好的维持企业的发展。

二、国营大中型企业财务安全风险管理策略

国营大中型企业发展过程中需要进行科学有效的财务管理，财务管理过程中需要进行有效的投资，投资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风险问题，从根本上提高财务安全。投资行为的产生是国营大中型企业财务管理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国营大中型企业财务管理角度看，如果产生投资行为，需要对投资风险进行全面研究，从投资行为角度看，投资风险需要进行重点考虑。国营企业在财务管理过程中需要根据自身的主营业务，进行资金投资研究，加大对重点领域的投资力度，从而实现投资高效益的总体模式，提升国营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国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各种财务风险问题，需要把此类风险问题进行综合性研究，提升企业的投资水平，从而帮助企业获取更多的投资效益，对企业综合能力水平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国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注重自身核心产品的研发，需要对核心产品研发投入更多的资金，保证企业自身的经营水平提升，对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国营大中型企业发展过程中需要加大对主导产业的财务资金投入，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把财务安全问题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为提升企业的主导项目发展，需要加强财务安全管理，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国营大中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为了避免模仿者和竞争力进入相关领域项目中，需要在发展此类项目过程中设置一些壁垒，从而保持企业的全面协调发展，实现企业综合竞争力的可持续发展。国营大中型企业财务安全管理过程中需要从实物期权、保险方面进行一定比例的投资，从而达到降低企业财务风险的根本目标，最终能够更好的维持企业的财务安全。国营企业需要在自身优势项目上设置一定的壁垒，从而保持企业的投资利润快速增长。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降低投资风险，对于高风险的项目需要采取有效的规避措施，需要采取适度的投保行为，保证企业各项财务投资活动能够顺利开展，从而产生有效的经济效益，对企业的全面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国营企业采取投保行为的同时，可以更好的降低突发性事件带来的财务风险，国营大中型企业在进行实物投资的基础上，可以根据实物投资的风险情况，按照实物投资的变动方向进行金融衍生产品投资，最终能够有效的降低企业的投资风向[4]。同时国有大中型企业可以设置一些有限责任公司来筹集资金，此种方法也是一些国营大中型公司为规避投资风险而采取的有效方法，如果投资成功的情况下，收益将大大超过锁定的损失。从国营企业投资的长短期情况看，具体投资过程中需要按照一定的比例采取措施，从而避免企业出现现金流失的现象，最终能够消除时间扎堆的问题。从另一个方面看，国营大中型企业需要保持资金的运营效率，按照企业运行资金的政策要求，开展积极有效的工作，此种模式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对国营大中型企业降低财务风险具有积极的作用。国营大中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可以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对企业降低资金成本、节约企业的现金流量产生有效的作用，从而保持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现金充裕度，提升整个企业的财务安全水平，对企业科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内部管理对企业财务安全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从具体情况看一方面存在股利分配问题，同时也存在利益人之间的利益协调问题，如果实施过程中存在利益分配不当的情况，对企业自身的财务安全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国营大中型企业发展过程中可以根据不同股东的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股利政策措施。从股东方面考虑，企业需要制定相关的股东投资政策，需要从时间、数量、资金等方面制定有效的政策，从而确定什么时间发放股利，为企业更好的实现投资效益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分配制度，明确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通过建立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制定科学合理的分配制度，同时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明确各种利益人之间的关系，需要完善各种责任和利益制度，制定完善的监事会、董事会、股东会制度，形成和谐完善的内部财务制度，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国营大中企业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内部机制，尤其是企业的财务监督管理机制，对企业自身发展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企业的财务安全。企业的财务监管制度和运营制度，需要按照企业的具体情况采取有效的方法，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需要建立不断细化的财务制度，形成企业财务管理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关系。国营企业的财务资金出纳方面需要按照一定的流程实施，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制度。国营大中型企业管理过程中存在操作上的弱点，因此财务人员之间存在分工不明确的问题，财务手续方面有很多不健全的地方，因此需要建立完善的管理控制策略，需要从基层财务管理模式出发，建立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保证企业财务管理策略能够按照财务管理的具体实施方法顺利开展，把企业一些不符合实际管理要求的制度进行消除，加强企业的财务管理，提升国营大中型企业财务安全水平。

参考文献：

人身财产安全法篇7

    2004年8月18日8时许，陶跃驾驶苏HB3131轿车由北向南行至江苏省泗阳县南外环线2KM+700M时，在路西边撞到其前方同向驾驶自行车左转弯的刘传林，造成刘传林受伤，车辆损坏。经泗阳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第230408172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陶跃、刘传林负本起事故同等责任。刘传林经抢救无效死亡。

    苏HB3131轿车的车主为李前进。2004年7月19日李前进与被告淮安财产保险公司订立机动车辆保险合同。约定，投保险种为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车上人员责任险。其中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金额/责任金额为200000.00元；保险费合计2119.30元。

    原告被害人刘传林子女刘家兴、刘建桥、刘巧花诉称，刘传林因交通事故受伤，抢救无效死亡。经公安机关认定，刘传林与陶跃负同等责任。请求判令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市分公司赔偿原告的死亡补偿费、丧葬费、医疗费、护理费、伙食补助费、交通费、住宿费、招待费、误工损失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01259.48元。

    [裁判要点]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保险法》第五十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本案赔偿权利人虽不是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但其对被告淮安财产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被告淮安财产保险公司的本案应由投保人进行索赔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李前进投保的第三者责任险是否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从李前进与本案被告淮安财产保险公司订立的机动车辆保险合同看，李前进投保的险种是第三者责任险，而非《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04]39号，2004年4月26日）中规定，2004年5月1日起，各财产保险公司暂时按照各地现行做法，采用公司现有三者险条款来履行《道交法》中强制三者险的有关规定和要求。且江苏省从1987年陆续在全省实行了实施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地方法定保险。故 2004年7月19日李前进与被告淮安财产保险公司订立机动车辆保险合同应适用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及其附加险条款费率等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保监发[2004]44号，2004年4月29日）中规定，各财产保险公司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要求，及时调整和批改原商业三者险及其附加险条款中赔偿处理的相关内容，确保5月1日起签发的保单均能按照新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执行。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亦规定，2004年5月1日后新受理的一审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解释的规定。故本案的赔偿范围及标准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刘家兴、刘建桥、刘巧花医疗费24462.08元、误工费 380元、护理费750元、交通费500元、住宿费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40元、丧葬费7790.50元、死亡补偿费12966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宣判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市分公司不服，上诉称本案涉及的保险合同并非《道路交通安全法》所称的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故并不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关于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的理赔原则。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保护保险合同的有效性，根据保险合同约定的相关原则实行有责赔偿和按比例赔付。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在国务院有关全国统一的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的具体办法颁布实施前，机动车按地方性法规已向保险人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应按《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的赔偿责任，是指无论交通事故当事人是否有过错，保险人都应予以赔偿。上诉人要求享有被保险人的抗辩权实行按比例赔偿，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发生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实施之后。本案争议在于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争议不大，因该解释规定，2004年5月1日后新受理的一审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该解释。

    对于是否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存在两种观点，第一观点认为，本案虽发生在2004年5月1日后，但因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强制第三者责任险相配套的规定，尚未出台。不能用现行商业三者险来履行道交法的规定。另一种观点认为，在江苏省等省早已实行了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地方法定保险，已具备履行道交法强制三者险的条件，本案应用道交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实施强制保险，通过强制投保而将社会分散资金集聚起来，逐步形成具有保障实力之经济补偿功能系统，不仅有利于保障受害人合法权益，保护车辆所有人、驾驶人之正常生产经营，亦有利于交通事故之迅捷、妥善解决，避免矛盾激化。江苏省从1987年陆续在全省实行了实施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地方法定保险，已具备实施强制第三者责任险条件。同时本案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市分公司在履行赔偿义务后，完全可以根据与投保人之间的合同约定向投保人追偿。

    综上，本案的判决是正确的。

人身财产安全法篇8

论文关键词 入户盗窃 刑事法益 既遂 未遂

盗窃罪在我国犯罪的比重较大。据统计，2009年，全国法院一审刑事案件结案766746件，其中盗窃罪结案186995件，占全年一审刑事结案数的24.39%。豍就笔者所在法院，2011年5月至2012年5月，共审结案件531件，其中盗窃罪120件，占22.6%。其中入户盗窃35件，占盗窃罪总数的29%；入户盗窃有盗窃前科的18件，占盗窃罪总数的15%；户内有人的共12件，占盗窃罪总数的10%；未盗得任何财物的有10件，占盗窃罪总数的8%。面对如此严重的形势，2011年5月1日起生效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在原来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条文之后，增加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这三种行为方式。实践中，入户盗窃零获利判决迥异的案例纷纷见诸于报纸，引发了大家的争论。入户盗窃是行为犯抑或是结果犯？由于各地司法机关见解不一，严重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本文对此提出自己的观点，望起到抛砖引玉作用。

一、何为“入户盗窃”

入户盗窃是指行为人非法进入他人的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包括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进行盗窃的行为。豎入户盗窃和入户抢劫对“户”的范围认定是相通的，故入户盗窃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关于“户”的范围，但入户盗窃不以入户前即有盗窃为目的为前提，只要非法入户即可，如诈骗为目的进入户内后盗窃，就可认定为入户盗窃。判断入户是否具有“非法目的”，应结合入户的时间、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行为人自己的辩解及户的安全防护措施等条件进行综合判断。当然以合法目的入户后产生盗窃故意的，不应认定为入户盗窃。

二、“入户盗窃”侵犯的法益

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是指人的生活利益，包括个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等利益，也包括建立在保护个人的利益基础之上因而可以还原为个人利益的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故只有严重侵犯法益或侵犯重大法益的行为才构成犯罪。确定法益内容一般应以刑法规定为依据，一方面要考虑具体犯罪所属的类罪，另外一方面要以刑法对具体犯罪的规定为根据。豏盗窃罪作为一种典型的侵犯财产犯罪，财产安全便是重要的法益，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入户盗窃呈多发态势，不但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住宅安宁权，还易引发抢劫、强奸等恶性事件，严重威胁到公民的人身安全，给被害人的生活造成强烈的不安定感。为了更好地打击该类犯罪，单独将入户盗窃入罪，更好保护公民的住宅安宁感与公民财产安全。从刑法的任务及目的出发，法益就是我国传统意义上的犯罪客体，是属于同一概念。犯罪行为如果直接侵犯到两种以上具体社会关系，理论上称之为复杂客体。在复杂客体中，两种客体在具体犯罪中有主次之分，不能等量齐观。如抢劫罪，不仅侵犯公、私财产关系，还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立法者就把抢劫罪列入侵犯财产罪中。入户盗窃也是如此，应该根据不同情况，区分所保护法益的主次关系。当户内有人时，刑法应对公民的住宅安宁权与公民财产权益进行同等保护，只要严重侵害其中一种法益，就应该认定入户盗窃既遂。豐相反，若户内无人，此时入户盗窃严重威胁的是公民财产安全，应将此放在法益保护的首位，对公民的住宅安宁权保护相对较弱。

三、从侵犯法益视角看“入户盗窃”是行为犯抑或是结果犯

我国刑法理论通常是在讨论犯罪既遂的标准时说明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分。一般认为，行为犯，是指以法定犯罪行为的完成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结果犯，指不仅要实施具体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犯罪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豑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分标准并不统一，在国外刑法理论上存在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别在于行为终了与结果发生之间是否具有时间上的间隔；第二种观点认为，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别在于行为是否侵害了特定行为对象，对特定行为对象的侵害属于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就是结果犯，对特定行为对象的侵害不是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便属行为犯。第四种观点反对行为犯的概念，认为只有结果犯，没有行为犯。豒我国刑法理论的传统观点认为，行为犯是指只要实施了（指实施终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种实行行为，就构成既遂的犯罪。但不管行为犯还是结果犯，都是必须严重侵害了所保护的法益，才构成犯罪。本人赞成张明楷教授的观点，认为前述关于结果犯与行为犯区分的第一种观点较为合理。行为犯是指行为与结果同时发生的犯罪，而结果犯是指行为与结果发生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反观入户盗窃，是行为犯抑或是结果犯，要结合侵害的法益来区分。当户内有人时，住宅安宁权是法益保护的第一位，只要入户了，就已经严重侵害了该法益，侵害的结果就已经发生了，此时，入户盗窃应属于行为犯；反之，如果入户盗窃时，户内无人，公民财产权就是法益保护的第一位，应考虑财产受侵害的程度，此时入户行为虽然完成，但侵害财产的结果还未发生，只有使被害人失去财产时，犯罪结果才产生，此时入户盗窃应属于结果犯。

四、“入户盗窃”犯罪既遂认定

关于犯罪既遂的标准是什么，我国刑法并未直接做出规定。目前理论上，主要存在三种学说，即“犯罪目的实现说”、“犯罪结果发生说”和“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构成要件齐备说”是目前刑法理论的通说。但上述学说都存在着不同的缺陷，本人赞同应当结合侵害的法益来判定一行为是否成立犯罪既遂。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既遂之间的差别，关键在于犯罪客体是否受到侵害或存在现实危险，受到何种程度的侵害而不是构成要件的具备。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司法解释规定，抢劫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既侵犯财产权利又侵犯人身权利，具备劫取财物或者造成他人轻伤以上后果两者之一的，均属抢劫既遂；既未劫取财物，又未造成他人人身伤害后果的，属抢劫未遂。该司法解释明确从犯罪客体角度来界定抢劫罪的既遂标准。根据入户盗窃时户内是否有人，保护的法益不同，既遂标准也不同。当户内有人时，入户盗窃侵犯的是住宅安宁权与财产权，首先侵犯住宅安宁权，此时属于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入户行为完成，即为既遂；反之，当户内无人时，入户盗窃侵犯的是公民财产权，属于结果犯，只有造成被害人一定的财物损失时，才构成犯罪既遂。此时犯罪既遂仍应采用普通盗窃的“财物失控说”的既遂标准。根据法益侵害说，只有当行为人对法益的侵犯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才值得刑法保护，也就是说盗窃的财产应达到一定数额，就笔者所在地区，达到300元以上即可。如果被害人重要价值的物品无法估价，法官应根据实际情况来判定是否达到刑法值得保护的程度。

五、“入户盗窃”犯罪未遂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是犯罪未遂。”。未遂犯的处罚，在理论上存在主观的未遂论和客观的未遂论。从保护法益的角度处罚，只有严重侵害法益的行为才予以刑事处罚。在司法实践中，是有限制地处罚未遂犯，比如数额犯中的盗窃罪，只有数额较大，才予以处罚，此时的未遂犯，则不予以追究刑事责任。从而说明了我国刑法实践采取客观的未遂论。但客观的未遂论理论上又分为形式的客观说、实质的客观说，后者又细分为行为危险说、危险结果说与综合的危险说。行为危险说认为，作为未遂犯处罚的根据是行为所具有的侵害法益的危险性。危险结果说认为，作为处罚未遂犯处罚的根据是行为所造成的危险状态。综合的危险说认为，行为的危险性与作为结果的危险是未遂犯处罚的根据。本人也认为实质客观说中的危险结果说作为未遂犯的处罚根据更合理。依照犯罪未遂理论，着手实行犯罪是成立犯罪未遂的第一个条件。因此，正确理解和认定着手实行犯罪，对于正确认识犯罪未遂具有重要意义。着手，也是犯罪未遂与犯罪预备相区别的标志。主观上，行为人实行犯罪的意志已通过客观的实行行为表现出来，而与预备实行犯罪意志不同。客观上，行为人已开始直接实施犯罪客观方面的行为，且已严重威胁到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如果行为人没有出现意志以外的原因阻碍或自动放弃犯罪，这种行为将继续，直至犯罪的完成，即既遂，在结果犯的犯罪中，还会出现犯罪结果。换言之，侵害法益的危险达到紧迫程度（发生危险结果）时，即为着手。至于何种行为具有侵害法益的紧迫危险，则应根据不同犯罪、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判断。豖犯罪未得逞是犯罪未遂与犯罪既遂相区别的标志，犯罪未得逞，是指行为人虽然已经着手实行犯罪行为，但没有既遂。入户盗窃是入户行为与盗窃行为复合，盗窃行为是在入户行为完成后才开始的。在认定入户盗窃何时为着手与未得逞之前，应该从入户盗窃的所要实施的行为来具体判断。

实践中入户盗窃的方式主要有：（1）采用撬门、踹门等破坏性方式入户的；（2）采取爬窗、翻墙入户的；（3）采取其它非法方式骗取被害人同意后入户的。据此，当户内有人时，则只要行为人开始撬门、溜门、爬窗、翻墙等入户行为时，就已经对住宅的安全产生威胁，进而对屋内的被害人安全感产生最紧迫危险，此时即是犯罪着手。在实行过程中，若因为行为人本身以外的原因未能进入户内，比如未能打开防盗门或无法爬进窗户等情况，造成行为人无法完全进入户内，则是犯罪未遂。相反，当户内无人时，则以行为人开始寻找财物时为犯罪着手，此时对被害人的财产安全造成最紧迫的危险，随时都会侵害被害人的财产权益。此时，若行为人在实行过程中，由于户内无值钱东西可偷，或在找财物过程中被害人抓住等原因，未能偷到财物，即是犯罪未遂。此时即使未偷得财物，但入户行为也已经侵犯了公民的住宅安全，应对该类未遂犯进行处罚。

六、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