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上市公众公司管理办法范文

非上市公众公司管理办法篇1

关键词：非上市公众公司；场外市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一、非上市公众公司的定义及类型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规定，非上市公众公司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其股票未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一）股票向特定对象发行或者转让导致股东累计超过200人；（二）股票以公开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转让。

目前，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主要包括以下四类：一是由于定向募集产生。我国股份制试点初期允许以定向募集的形式设立股份公司，但实际存在“内部股公众化、法人股个人化”现象，1994年《公司法》的出台取消了定向募集制度。二是由于股权非法公开转让形成。在股份制初期，存在STAQ和NET系统为法人股提供电子报价交易，一些公司股份在这两个系统挂牌流通，形成了非上市公众公司。1998年为防范金融风险，国务院发文对这些非法交易场所进行了清理。三是由于发起人人数众多形成。由于1994年《公司法》未对发起人人数上限做强制规定，一些公司设立过程中设置了大量的发起人，成为了非上市公众公司。四是沪深交易所退市的股份公司。

二、目前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股份转让取得的进展

（一）相关法律法规从缺位走向逐步建立完善

长久以来，我国关于股东人数超过二百人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的法律法规处于缺位状态。《公司法》要求股份公司发起人为二至二百人；《证券法》规定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二百人的为公开发行，需报证监会批准。因此，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人数超过二百人的股份公司不具备合法地位，而是被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来对待。同时，这类公司的股份公开转让也缺乏法律依据。根据《公司法》规定，股东转让其股份，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之前，我国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只有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和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都不能为股东人数超过二百人的非上市股份公司提供转让平台，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一直没有得到明确。

法律法规的缺位使非上市公众公司的股份转让受到限制，这种状况终于在2012年得到改变。2012年9月28日，中国证监会《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首次将股东超过二百人的非上市公众公司正式纳入监管，明确了其合法地位，并确立了其股份公开转让的合法化。2013年2月2日，证监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确认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明确挂牌公司为非上市公众公司，股东人数可以超过二百人，接受证监会的统一监督管理。2月8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就该系统的业务规则、主办券商管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等方面予以明确规定。之后，该公司还了5个通知、4个暂行办法、4个细则、4 个指引，对具体的交易制度做了详细的规定。这些法规及配套细则的出台填补了非上市公众公司股份公开转让的制度空白，并为进一步完善打下规范基础。

（二）股份转让市场从小范围、区域性走向全国统一

我国的非上市公众公司股份转让一直缺乏全国统一的交易场所：沪、深两大交易所只为公众公司中的上市公司提供股份转让与流通平台；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中的“老三板”挂牌的是主板退市公司，“新三板”扩容前挂牌只限于中关村高科技园区非上市公司，2012年8月扩容以后也只多了上海张江、武汉东湖、天津滨海高新技术园区的企业；各地的股权交易所只接受股东二百人以内的企业挂牌。因此，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成立以前，非上市公众公司股份挂牌转让主要通过产权交易机构进行。但是，产权交易机构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国有资产的转让，且各地的产权交易市场发展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性质、功能定位不尽相同，所从事的业务范围也界限不明、功能不一。众多的产权交易所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仅仅是给进来的企业办个登记手续而已，并未能够真正实现寻找受让方的信息发掘功能和价格形成机制，未能真正满足未上市企业的资本投入和退出需求。

2013年1月16日，备受市场各方期待的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在北京金融街正式挂牌。该系统是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此前“新三板”的股票被纳入其中，而且突破原来“新三板”对挂牌公司股东人数二百人的限制，不限于高新技术企业，而且不受股东所有制性质的限制。对于挂牌公司股东人数和企业性质的限制放宽有利于扩大市场容量，真正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场外交易市场，目前该系统挂牌公司已超过200家。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揭牌运营，是全国场外市场建设的标志性事件。自此，非上市公众公司股份转让的小范围、区域性试点将开始走向全国统一的正式运行。

（三）股份转让方式从单一走向多样化

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的股份转让原来主要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进行，即转让双方自行协商价格等要素，通过签订协议转让合同，一方付款，另一方转让股份这种非交易过户方式。股东欲转让其股份的，可以自行寻找特定的对象进行转让商洽，也可以通过产权交易机构寻找对象。在实践中，协议转让这种方式存在一定弊端。由于其透明度较低，没有进行充分市场竞争，因而不能形成合理、统一的股价，不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并有可能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出台后，规定股票转让可以采取协议方式、做市方式、竞价方式或其他中国证监会批准的转让方式。同时规定挂牌股票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同时提供集合竞价转让安排。原“新三板”协议转让方式下，对于价格匹配、方向相反的投资者定价委托不允许自动撮合成交。引入集合竞价后，如果投资者未在规定时间内人工点击成交确认，将由系统在盘中和收盘前进行自动匹配成交，以提高市场效率。另外，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在我国的股票交易市场上首次明确引入做市商制度，可以大大增加股票交易的流动性，提高市场活跃程度。原来“新三板”的市场交易一直非常少，挂牌公司的成交价均未形成连续的价格曲线。引入做市方式和竞价方式有利于企业根据自身特点选择适合其流动性需求的转让方式，从而完善市场定价功能、提高市场流动性。

（四）股份转让制度从整体转让走向拆细竞价交易

上世纪90年代，各地方政府相继组建了地方产权交易所（中心）、证券交易中心和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等机构，从事非上市公司股票交易，这些场所成为当时非上市公众公司股份流通的主要场所和渠道。1998年3月，为防范金融风险，国务院对这些交易场所进行了清理整顿，将在各地产权交易市场把大宗股份通过拆细分别转让给多个中小投资者的交易方式界定为“场外非法股票交易活动”。之后产权机构挂牌转让的都是大宗股份的整体转让，这种一次性整体买卖式交易手续繁杂，股份流动性差，无法满足非上市公众公司尤其是非国有性质的公司及其股东的股份转让需求。原来的“新三板”虽然不是要求整体转让，但每手交易最低3万股，而且只有法人机构才能参与，使单手交易资金量过大，从而总体交易量非常有限，其中相当一批公司全年无交易。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成立后，其《业务规则》规定买卖挂牌公司股票，申报数量应当为1000股或其整数倍，卖出挂牌公司股票时，余额不足1000股部分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而且交易对象向个人投资者开放。该系统大大降低了每手交易股数，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增加交易活跃程度，提高中小企业挂牌的意向。

三、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场外市场建设的建议

（一）建立转板制度

多层次资本市场是有机联系的整体，不同层次的市场有不同的功能定位。英美等发达国家不同市场之间有着很明确的转板制度，如在美国，对在BTCBB升板至纳斯达克市场有着明确的规定，只要满足相关条件就可以选择升至小资本市场或全国板。相比之下，虽然我国现行法律并不禁止“转板”行为，但还没有建立起明确的转板制度。在“新三板”的挂牌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应按照《证券法》的规定，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从“新三板”转到中小板或创业板上市，视同新股上市，按照常规手续申请审批，非常复杂。从2006年至今，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中只有5家登陆至中小板或创业板，严重影响了企业挂牌的积极性。因此，要充分发挥场外市场在整个资本市场中的作用，必须建立转板制度。只有引入了转板机制，才能在不同市场间建立起有效的通道，加强不同市场之间的合作交流，增加资本市场整体的流通性。

（二）完善统一监管

防范风险对于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虽然《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将非上市公众公司纳入证监会监管体制内，但由于我国场外市场交易分散的特点，统一的监管体系还尚未建立。目前全国中小股份转让系统由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实行自律管理；产权交易所一直由各地方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管；而若干股权交易所则是由各当地人民政府监管。这三个监管主体之间各司其职，在监管协调性上具有很大的缺陷，给场外市场的有效监管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因此，今后必须对场外市场建立起全国统一监管的模式，防止出现区域性场外市场各自为政、管理混乱的状况。除了集中监管外，还要强化和落实交易场所本身的自律监管职能，并进一步发挥证券业协会的权限，建立各种有效管理制度，引导场外交易的有序化。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创新与监管的关系，不断完善市场规则，明确监管职责，加强金融监管部门与地方政府的协调配合，打击违法和纠正违规行为。

（三）强化信息披露

非上市公众公司管理办法篇2

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规范民间借贷活动，有效配置金融资源，改善金融服务，完善金融体系，切实维护地区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二）基本原则

1.预防为主。提高防范金融突发事件的意识和水平，加强日常监控和内部管理，发现苗头和隐患及时采取有效的预防与控制措施，防止事态扩大和蔓延。

2.依法管理。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突发事件的预防、报告、控制实行依法管理；保护合法民间借贷，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3.分工负责。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谁主管、谁整顿，谁批设、谁负责”的原则，落实责任，分工负责，严格履行监管职责，切实规范民间资本市场管理。

4.属地管理。市人民政府负责统一领导和协调全市规范整顿民间借贷工作和突发事件处置工作；各旗区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民间借贷的规范整顿以及因民间借贷纠纷引起的的防范和处置工作。

5.快速反应。按照处置程序和要求，建立预警和监测机制，增强应急处理能力，保证发现、报告、控制和救助等环节紧密衔接，一旦出现突发事件，快速反应，及时处置。

（三）总体目标

坚持疏堵结合，加强规范引导，完善金融体系，丰富金融产品，拓宽投资渠道，有效促进民间资本“阳光化”；严厉打击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违法行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出现因民间借贷引发的；加强民间资本市场监管，有效防范民间资本市场可能出现的风险，切实维护地区经济和金融安全。

二、组织机构及工作职责

为全面加强规范整顿民间借贷工作的组织领导，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全市规范整顿民间借贷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市长担任，副组长由分管副市长担任，成员由市委宣传部、市委政法委、市公安局、中级人民法院、财政局、金融工作办公室、人民银行鄂尔多斯市中心支行、鄂尔多斯银监分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商务局和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等单位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金融工作办公室。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各成员单位主要职责如下。

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全市规范整顿民间借贷活动的日常工作；协调各成员单位制定全市规范整顿民间借贷工作实施方案；定期组织召开会议，通报工作进展情况，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定期对各旗区、各有关部门规范整顿工作进行检查指导，汇总分析工作情况，提出具体的对策和建议。

市委宣传部：负责牵头组织全市规范整顿民间借贷活动的宣传工作；建立全市规范整顿民间借贷工作新闻发言人制度，会同有关部门定期通报典型案件和全市民间借贷规范整顿工作进展情况，统一宣传口径，统一对外信息，提高信息透明度；组织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对我市民间借贷活动及规范整顿工作进行客观真实的宣传报道，通过正确的舆论引导群众理性认识民间借贷，防止错误舆论引起民众恐慌。

市委政法委：负责督促、指导和协调全市政法部门按照职责要求做好规范整顿民间借贷活动的各项具体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对全市民间借贷可能出现的社会稳定问题进行排查，及时分析形势，采取必要的措施，消除因民间借贷影响社会治安的不安定因素，确保社会稳定。

市公安局：负责维护社会秩序，防止因民间借贷纠纷出现；依法查处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违法犯罪案件；加强对网络内容的侦查和引导，及时封堵和删除网络有关我市民间借贷问题的不实报道，澄清事实，会同有关部门对外统一信息；组织制定全市非法金融案件处置预案；设立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群众举报中心，对举报案件进行及时侦破。

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依法审理涉及民间借贷案件，对涉及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案件及时移交公安机关查处；依法扣押、冻结、追缴赃款赃物和违法所得，并按规定程序返还受害人，尽量将案件造成的不良后果降到最低程度；在办案过程中如发现债务人在资金管理中存在的漏洞和隐患的，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

人民银行鄂尔多斯市中心支行：负责监测民间借贷市场的利率、规模和流向；定期开展民间资本市场调研和风险评估，掌握民间资金投向，做好风险预警工作。

鄂尔多斯银监分局：配合公安等部门做好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违法案件的认定、评估、处置工作；协调金融机构做好公安机关对相关涉案人员的查处工作；设立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群众举报中心；配合宣传部门做好宣传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安排落实规范整顿民间借贷活动所需的工作经费；协助人民银行鄂尔多斯市中西支行、鄂尔多斯银监分局、市金融工作办公室等单位做好民间借贷资金流向、规模、利率监测等相关工作。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对全市典当行、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委托寄卖行的注册管理，依法实施年检；对全市投资公司合规性进行全面检查；配合有关部门做好上述机构的清查整顿，对不符合条件的予以注销。

市商务局：负责对全市典当行的合规性进行全面检查，对超出经营范围进行违规经营的，配合公安部门予以取缔。

市金融工作办公室：负责对全市小额贷款公司和担保公司的合规性进行全面检查，对超出经营范围进行违规经营的，配合工商部门予以取缔。

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负责审查我市制定出台的民间借贷方面的政策性文件；协助市公安局、法院及各主管部门做好民间借贷涉法案件的审理及查处等相关工作。

各旗区要相应成立规范整顿民间借贷工作组织领导机构，负责组织领导本地区规范整顿民间借贷工作。

三、主要任务

（一）加强舆论宣传引导。坚持正反结合，规范信息披露，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对民间借贷活动情况进行客观真实的宣传报道，统一口径、统一形式，提高信息的公开透明度，防止错误舆论引起公众的恐慌。加强正面宣传引导，通过媒体宣传、散发资料、举办讲座等多种形式，加大法律法规和金融风险防范知识的宣传力度，宣传非法金融活动、民间借贷的新形式和新特点，提示风险，加强警示，提高社会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识别能力，引导理性投资，从源头上防范民间借贷风险，推动民间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二）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和处置机制。制定民间借贷风险防范和处置预案，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处置，对可能出现的民间借贷纠纷进行全面摸排，提前制定处置预案，抓源头、抓苗头，做到一旦事件发生，反应及时灵敏，处置程度清晰，责任部门和人员明确，应对措施有力，坚决防止出现因处理不当而损害群众的利益，引发。

（三）开展民间借贷活动的调查和风险排查工作。对全市民间借贷活动进行全面摸底调查，准确掌握民间借贷活动的规模和发展状况。建立监测和风险预警机制，强化对民间借贷规模和投向的监测，及时排查、掌握风险隐患，对排查出的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违法案件或潜在的风险隐患，立即采取措施，及时依法处置。

（四）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活动。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清理、整顿、规范典当行、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委托寄卖行、小额贷款公司等类金融机构，对经营范围、业务运作进行全面检查，对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等违法经营和业务活动的，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取缔，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五）引导民间资本规范化、健康化发展。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在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的基础上，加强民间资本规范和引导，大力鼓励和支持小额贷款、担保、私募基金、股权投资等企业发展，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丰富金融产品，拓宽投融资渠道，科学合理引导民间资本“阳光化”，以合法、正规的渠道进入基础设施、市政工程和其它公共服务领域，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资金支持。

四、活动步骤

此次规范整顿活动分三个阶段进行，具体如下：

（一）宣传教育阶段。由市委宣传部牵头，市委政法委、市公安局、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工作办公室、人民银行鄂尔多斯市中心支行、鄂尔多斯银监分局等部门和单位配合，组织各类媒体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教育活动，宣传规范整顿民间借贷活动的目的、意义，引导社会公众客观理性地认识民间借贷。各旗区、各有关部门要根据自身职责和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宣传方案，全面系统地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营造良好的宣传氛围。

（二）全面排查阶段。按照“属地管理”和“谁审批、谁监管、谁排查”的原则，对全市民间借贷活动情况进行认真、全面、细致的排查，基本掌握和摸清全市民间借贷的规模和发展现状。各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对担保公司、典当行、投资公司、委托寄卖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机构进行全面检查，对从事非法经营活动的机构要依法全面清理整顿。鄂尔多斯银监分局和市公安局要设立举报中心，对群众举报的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违法活动，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立即开展调查，确保查处到位。

（三）集中处理阶段。按照“分类指导、合理定性”的原则，对排查出的违法金融活动，通过领导小组集体研究，依法甄别定性，合理划分归类，属于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予以严厉打击；属于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的，加强正面引导，规范投资经营行为。

五、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做好规范整顿民间借贷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民间借贷是一种存在于法律制度之外、非正式的、涉及金融领域的经济行为，它的存在由来已久。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市的民间借贷活动比较活跃，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行主流金融机构服务的不足，缓解了建设资金紧张的矛盾，使民间资本集中用于经济建设领域，优化了民间资本配置，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由于民间借贷具有自发性、隐蔽性和不规范性等特点，而且借款利率高、借款手续不规范、风险控制无保障，很容易引发债务纠纷等问题，极易形成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现象，扰乱地方正常的经济和金融秩序，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为此，各旗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做好规范整顿民间借贷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规范和引导，推动民间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二）加强领导，密切配合，切实将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规范整顿民间借贷工作量大、涉及面广、排查困难。各旗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认真履行监管职责，主要领导负总责，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落实，尽快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组织开展各项工作，确保规范整顿工作有序有力推进。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加强力量、通力协作、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形成规范整顿工作合力。

非上市公众公司管理办法篇3

关键词：双创债 中小企业私募债 新三板 高科技企业

双创债是中国证监会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切实支持科技创新创业（以下简称“双创”）公司发行的债券。

双创债的发行情况

目前，双创债正处于试点阶段，发行规模及数量均较小。截至2016年末，我国先后有5家双创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双创债，发行总额为1.15亿元。

已发行的5单双创债分别为“16苏金宏”、“16苏方林”、“16普滤得”、“16龙腾01”和“16德品债”，以上双创债分两次发行，均为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的非公开发行，未进行信用评级。发行情况详见表1。

发行双创债的5家公司均为江苏省制造业企业，涉及核心技术有工业气体生产与研发、锂电模组研发及生产、水处理和空间洁净、液晶显示屏研发及生产和医疗护理系统设计，均属于高新技术1。双创债发行主体中昆山龙腾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龙腾”）暂未上市，剩余4家均为在新三板上市的公司。这4家上市公司分别为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方林科技有限公司、苏州普滤得净化股份有限公司和苏州德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上市时间分别为2014年12月、2014年1月、2014年1月和2016年1月，上市时间均较短，上市时间相对较长的3家公司已在新三板创新层2挂牌。

从财务指标来看，除昆山龙腾这一家企业之外，剩余四家企业资产及经营规模均很小，且这4家企业资产负债率偏低，债务融资规模较小（见表2）。昆山龙腾利润总额为负，资产负债率较高，面临一定债务偿还压力。

综合来看，双创债均为私募发行，且未评级，发行主体中已上市企业上市时间较短，信息披露水平较低；发行主体均属于双创企业，资产及经营规模较小，经营及财务风险较高。

中小企业私募债和双创债对比

（一）制度环境对比

1.中小企业私募债的制度环境

沪深交易所将中小企业私募债定义为未上市中小微型企业以非公开方式发行的公司债券，其中这些企业在试点阶段必须是工信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中规定的未上市非房地产、金融类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债券发行利率不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3倍，并且期限在1年（含）以上。2012年5月22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业务试点办法》颁布，标志着中小企业私募债的正式启动。

因中小企业自身风险较高，沪深交易所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私募债制定了试点办法。中小企业私募债试点办法在以下三个方面具有特殊性：（1）在发行方面采取备案发行制，上海证券交易所专门成立备案小组对申请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的申请资料完备性进行审核，相比于以前的核准制，备案发行制简化了程序，提高了发行效率；（2）在产品设计方面，中小企业私募债既可以由一个发行主体单独发行，也可以由两个以上主体集合发行，在附加条款和计息方式上也可自由选择；（3）在投资者权益保护方面，除有受托管理人、债券持有人会议和内外增信措施制度外，中小企业私募债要求发行人设立偿债保证金专户用于本息兑付的管理，且要求发行人应当采取限制股息分配措施以保障私募债券本息按时兑付，并承诺若未能足额提取偿债保证金，不以现金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中小企业私募债的推出是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一开始广受关注。2015年1月证监会颁布《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沪深证券交易所于同年5月29日分别颁布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业务试点办法和试点业务指南，并且自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业务管理办法日起不再专门对中小企业私募债进行发行备案，之后，中小企业私募债开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总体来说，中小企业私募债是证监会为支持中小企业在债券市场融资所推行的试点品种，在试点的3年时间内并没有发展壮大，反而因制度的改革逐渐淡出资本市场。

2.双创债的制度环境

双创债的发行符合2015年证监会颁布的《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及沪深交易所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与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业务试点办法和业务指引相比，新颁布的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具有如下特征：（1）在发行方面，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也是采取备案制发行，不过不再是向沪深交易所备案，而是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同时不再对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利率和发行期限进行限制，让债券产品更具多样化。（2）在投资者保护权益方面，深圳证券交易所仅对在本所内申请转让的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要求发行主体设立由受托管理人监督的偿债资金账户，并要求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里面承诺未能足额提取偿债保障金的，不以现金方式进行利润分配，上海证券交易所未要求发行人设立偿债资金账户。（3）针对在沪深交易所申请挂牌转让的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如有设立可交换条款或者募集资金用途用于并购重组或其他特殊用途的公司债券，另有特殊规定。

整体而言，相对于中小企业私募债，双创债的发行条件更宽松，但流通和转让的监管加强了。

（二）发行主体对比

双创债和中小企业私募债在试点期间，除了面对的制度环境不同，在对发行主体的选择上也有不同之处。中小企业私募债试点期间发行主体不允许是房地产、金融和上市公司。双创债的发行主体为双创企业，从已经推出的5单双创债来看，双创债的发行侧重支持高新技术产I，同时允许新三板中创新层公司发行双创债。与一般公司相比，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相对较高且股权更具流动性，因此上市公司发行双创债成本相对较低，可以拓展股权质押融资渠道吸引投资者。

总之，相较中小企业私募债，双创债的发行主体选择更具有针对性，且从新三板上市公司中挑选部分相对优秀的双创企业发行债券，可以在降低融资成本的基础上帮助优秀双创企业拓宽融资渠道，为双创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对双创债发行的建议

资本市场融资方式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其中直接融资包括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间接融资主要指银行贷款融资。直接融资是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直接交易的融资方式，需第三方机构参与，如审计和信用评级机构等，以降低信息不对称保护投资者利益。相较大企业，中小企业获得直接融资的规模不大，但支付的信息披露费用却差不多，因此只有那些未来能获得高收益的中小企业才愿意支付这些费用，这样的企业一般为高科技企业。然而，我国的要素禀赋特点已经决定了我国的中小企业主要集中在一些技术和市场都比较成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融资的高成本将我国多数中小企业排除在直接融资市场之外。与间接融资相比，直接融资不仅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还有利于分散融资风险，有效地避免风险向银行系统集中，从而降低整个社会的风险。因此，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帮助中小企业扩宽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渠道。

中小企业私募债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均为国家鼓励中小企业在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而推出的债券品种和证券交易场所，两者通过简化发行程序、降低信息披露要求等方式，来降低融资成本，然而近年来两者发展趋势却不同。近年来，加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中小企业数目持续上升，截至2015年末，在新三板挂牌的公司数目达5169个，同比增加3557家，2015年新三板市场融资规模1216.17亿元，同比增加1084.09亿元。中小企业私募债从2015年以来，因私募债违约事件持续发酵，逐渐不被人们看好。从生命周期财务战略选择理论3来看，中小企业私募债不受欢迎的原因主要是中小企业大部分处于导入期或者成长期，自身面临高经营风险和高财务风险，股权融资更适合这个发展阶段的企业，债务融资会增加其财务风险。

与一般中小企业相比，双创公司近年来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面临更好的外部融资环境，但不可否认的是，双创企业具有较高经营及财务风险，购买双创债的投资者面临较高的违约风险。因此在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基础上，为充分保护投资者利益，我国债券市场和信用评级等中介机构应分别从以下几方面持续改进。

（一）对进入债券市场融资的双创企业进行严格筛选，有效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受制于较低的创新水平，我国真正能达到创新标准的企业较少。而且对于处于创业期间的企业，很长一段时间内需要持续不断的资金投入，短期内无法取得明显收益。若仅仅为了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一目标，从而允许更多的中小企业进入债券市场，双创债只能是另一种中小企业私募债，因具有高违约风险而不被投资者看好，无法发展壮大。因此，对进入债券市场的双创企业，应严格筛选，有效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二）政府应支持创业投资机构的发展，多方面拓宽双创公司的融资渠道

创业投资机构是指向处于创建或重建过程中的未上市成长性创业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以期所投资创业企业发育成熟或相对成熟后，主要通过股权转让获取资本增值收益的投资机构。由此可见相较一般金融机构，创业投资机构属于风险投资偏好机构，更愿意给予双创公司资金支持。但创业投资机构的发展面临法律及政策环境不健全及行业信用风险建立不完善等问题，因此为了支持双创企业的持续发展，政府应在政策及法规建设方面支持创业投资机构的发展。

（三）监管机构应健全债券市场投资者保护制度，充分保护投资者利益

双创债发行主体经营及财务风险较高，其投资者将承担更大的违约风险，因此我国监管机构不仅需要加强对双创企业的监管，进一步完善担保、清算等相关法规以保证担保及清算的有效性，而且应该在违约事件发生之后，建立良好的违约“善后”机制，充分保护投资者利益。

（四）信用评级等中介机构应提高专业水准并严格规范其行为操守

从投资者保护角度出发，国际上对发债主体的信息披露要求很高，不论是公开发行还是非公开发行，发债主体必须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因此际上对在信息披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中介机构专业水准及行为操守要求很高。对于具有高风险特点的双创债，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更应该强调发债主体在信息披露方面的义务和披露信息的质量。

参考文献

[1]林毅夫，李永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2001，01：10-18，53-93.

[2]刘伟，王汝芳.中国资本市场效率实证分析――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效率比较[J].金融研究，2006，01：64-73.

[3]林毅夫，孙希芳.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2005，07：35-44.

[4]卢万青，陈宋利.美国日本创新型企业金融体系建设及对我国的启示[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9：51-55.

非上市公众公司管理办法篇4

一、前期工作开展情况

目前，我县登记注册的民间投资理财类企业只有1家——县投资理财咨询公司，成立于2013年2月27日，按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我局已于2013年11月11日对该公司进行了规范，责成其变更为“县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并规范其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与投资项目管理；房屋中介服务（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涉及后置许可项目的凭有郊许可证或审批文件从事经营活动）。另有2家公司投资咨询公司，其登记许可的经营范围不涉及金融业务，且现在均已停业。

二、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一)“打球”现象突出。《广告法》调整范围为金融机构，而对新兴的投资理财咨询、服务等的广告存在模糊不清的界定。因此，企业对外宣传时，有可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故意钻法律空子，规避法律责任的情形发生。（尚未发现）

（二）“打游击战”现象突出。企业LED店堂广告多属于企业自建，企业对自己的宣传内容可以随意修改，市场巡查人员一到就改，一走又恢复，增加监管难度。巡查执法人员对此行为又无法律授权的强制手段。（尚未发现）

（三）监管手段缺乏。投资理财咨询类企业银行活动账户多为个人账号，由于工商职能限制，无法有效实施资金流向监测、行为监控，监管达不到预期效果。

（四）法律上存在障碍。工商机关对投资理财咨询类企业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或变相非法集资、放高利贷等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无管辖权，不能有效实施调查、核实、认定和取缔。投（融）资理财信息咨询类企业，不属于金融机构或准金融机构，属于信息咨询类中介服务机构，只能为资金供求双方提供信息、中介服务，按照规定向服务对象收取中介服务费用，不能从事吸收公众存款、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发放贷款、私募投资等金融业务。此类企业良莠不齐，一些企业披着合法企业的外衣，以项目投资、投资理财为名，通过虚假宣传、高收益诱惑等手段，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或变相非法集资、放高利贷，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超范围经营，实质上属于《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国务院令第247号）第三条、第四条所规定的“非法金融机构”、“非法金融业务活动”，虚假广告、误导宣传、合同欺诈只是表现形式、方法手段。

三、今后监管工作打算

（一）广泛宣传，营造良好氛围

一是广泛宣传相关法规政策，在主流媒体省工商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局联合公告，扩大社会知晓度；二是在中介机构经营场所、主要街道、超市、社区广告栏张贴公告，警示企业经营行为；三是在红盾外网、工商微博拟写投资理财风险提示，对投资理财咨询类中介机构与金融机构、准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进行解读，提醒投资人理性选族理财机构。

（二）严格审批，把好准入关口

从2013年11月起，我局就暂停了涉及“投资咨询”、“理财咨询”、“投资管理”的工商核名和登记。

（三）强化监管，规范经营行为

一是加大广告整治力度，组建广告整治巡查小组，重点排查清理以报刊杂志、户外广告、DM传单等形式的涉及非法集资广告资讯信息。二是加大市场巡查力度，按照“一周一检查、一月一约谈”的工作要求，深入企业开展日常监管，从源头上防范非法集资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保护群众合法权益。

四、工作建议

（一）明确牵头单位，组建专门工作机构。省政府办公厅文件虽然将民间投资理财咨询类企业界定为普通工商类企业，如果此类企业从事非法金融业务，工商部门则缺乏监管手段、无案件管辖权。借鉴外地有效做法，应该成立由银监办或金融办牵头，并从工商、公安、人行、金融办（银监局）等部门抽调精通法律法规、熟悉金融业务、工作责任心强的人员，组建强有力的专门工作机构，实行集中统一办公，进行联合、动态和浓度监管，才能既切实维护金融秩序和确保社会稳定，以有利于助推经济发展。

（二）利用主流媒体，广泛宣传教育。坚持政府主导，通过主流媒体，加大非法集资危害性的宣传力度，正面引导广大群众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理性参与投资理财活动。

非上市公众公司管理办法篇5

我办经常收到关于非正规贷款机构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者违法发放贷款的举报件，该类机构实际从事的是经批准设立的商业银行才可经营的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发放贷款业务，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违法放贷行为，现提出如下办理意见：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 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银保监发〔2018〕10号），明确“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及《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法律规范，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发放贷款业务的机构或以发放贷款为日常业务活动。”“对利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等非法集资资金发放民间贷款，……将非法发放民间贷款活动的相关材料移送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业银行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第三条规定“商业银行可以经营下列部分或者全部业务：（一）吸收公众存款；（二）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第四十四条规定“擅自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非法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的，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予以取缔；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款”。

另，《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民间融资当事人和担保公司、投资咨询公司、典当行、寄售行等机构，不得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资金，不得违法发放贷款”；同时，《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第四十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据此，违法放贷行为的查处也应当转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综上所述，举报件提及的非正规贷款机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违法发放贷款行为应由银保监部门进行查处、取缔，故该举报件应当移交银保监部门处理。

非上市公众公司管理办法篇6

据悉，本次收购内容包括向启迪明德、启迪汇德等14 名交易对象定向发行股份，收购其合计持有的壹人壹本75.27265%股权；以现金方式分别收购健坤投资持有的壹人壹本22.33814%股权和冯继超持有的壹人壹本2.38921%股权。由此，“壹人壹本”实现曲线上市。

然而，同方股份耗资近14亿元、以4.65倍高溢价收购壹人壹本全部股权，由于“壹人壹本”的股东中有些属于同方股份的关联人，该项交易被外界质疑存在利益输送嫌疑。其中，启迪明德、启迪汇德这两家公司的董事长雷霖，是同方股份控股股东“清华控股”的副总裁；健坤投资的董事长和实际控制人赵伟国，是“清华控股”下属子公司紫光集团有限公司的总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赵伟国属于“火线”入股。2012年12月17日，健坤投资与君联睿智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后者将所持“壹人壹本”22%的股权转让给健坤投资。

尤其引人关注的是，赵伟国赶在同方股份本次资产收购前迅速入股，实在过于巧合，这与“PE腐败”异曲同工。PE腐败是一些号称但并非真正PE的投资人士通过各种关系和运作，拿到拟IPO公司的投资额度，然后把额度加价转卖给别人。但不管是关联人还是PE突击买入即将上市的公司股权，其行为与内幕交易非常相似，都是关系人物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与内幕交易有些不同的是，他们提前埋伏的不是上市公司股票，而是即将变成为上市公司股票的股权。比如同方股份本次资产收购，对同方股份而言显然属于内幕信息；而赵伟国作为同方股份兄弟公司紫光集团的董事长，或许属于内幕知情人，或许属于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如果在敏感时间买卖同方股份的股票，按《证券法》规定很可能构成内幕交易。但是，他此次提前买入的不是上市公司同方股份股票，而是“壹人壹本”的股权，这构成内幕交易吗？

对此，不少投资者认为，包括PE腐败在内的此类行为，应该属于内幕交易。证监会投保局则回应，PE腐败不属于内幕交易。理由是：内幕信息是指涉及上市公司的经营、财务或对该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PE腐败是发生在公司上市前的问题，不涉及内幕信息。也就是说，内幕信息仅限于上市公司，公司在上市之前的信息无所谓内幕信息，提前埋伏买入公司股权不属于内幕交易。

证监会投保局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事实上，《证券法》第二条指出，该法适用对象是“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未上市或未挂牌的公司股份只能称之为股权，不能称之为股票，不适用《证券法》规范，自然也不适用《证券法》中“内幕交易”条文规定约束。不过，非上市公众公司的股份也称为股票，2006年修订的《证券法》将其纳入证监会监管，是否适用《证券法》规范，不得而知。“壹人壹本”目前还不是上市公司，也不是非上市公众公司，显然可以确定不适用《证券法》中“内幕交易”条文规定约束。

尽管火线买入“壹人壹本”的突击入股行为不被认定为内幕交易，但它与内幕交易非常神似，它买卖的是即将成为上市公司股票的股权，与内幕交易仅“一线之隔”，同样是意图借助内幕获得暴利，它的危害有时甚至超过内幕交易，不妨称之为“另类内幕交易”，在当前历史条件下也应该对此予以规范。

另外，随着新三板扩容以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的正式出台，未来如何规范非上市公众公司的运作，同样是个大问题。如果按证监会投保局的观点，内幕信息仅限于上市公司，那么非上市公众公司同样不能适用现有内幕交易方面的法律规范。但显然非上市公众公司与上市公司一样，也会有与“内幕交易”一样的问题，同样需要予以规范。

非上市公众公司管理办法篇7

［关键词］金融监管、非法集资、民间融资、孙大午案件

一、问题的提出

“乱集资”或者“非法集资”是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金融生活中耳熟能详的一个词汇，它指涉着各种形式的未经金融监管机关批准而筹集公众资金的活动。金融是经济生活的核心，资金是企业的血脉。自邓小平南巡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兴起的全民经商热潮，必然同时掀起全民对资金的渴求。然而，国有正规金融渠道难以满足市场、特别是中小民营经济对资金的需求，因此民间融资活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为民营经济输血的同时，也在局部地区引发了各种震荡，从而引起监管者的高度警觉。从93年的沈太福案件，94年的无锡新兴公司集资案，到90年代末对各种传销、老鼠会等非法金融的打击，我国金融市场发育与发展过程中始终充斥着以国家为主导的金融力量与以暗潮涌动的民间融资之间的冲突与博弈。

一时间，孙大午案件成为在当下强大的国家金融垄断力量面前为“民生”与“民权”鼓与呼的象征。

孙大午事件的这一结局，恐怕是监管者始料未及的，因此在整个事件的后续阶段，再也没有来自金融监管者的讯息。不仅如此，在学界与媒体的激情互动过程中，几乎也没有听到金融法学者的声音。这颇令人深思。在一个似乎是典型的金融监管者依法取缔非法集资的场景中，为什么最后却是金融监管本身陷入无法言说的困境？除却某些地方政府和官员对特立独行的孙大午进行打压这一非理性因素，现行金融监管方式是否已经沉疴累累，从而成为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无法承受的金融压迫？须知，这一金融监管模式的建立也不过是近十年间的事情，更何况强化金融监管依然是当前世界各国的共同意趣。因此，在学界与媒体对孙大午事件的激情演绎之后，恐怕更需要的是冷静地思考孙大午案对金融监管所提出的问题，那就是，对民间金融的法律调控究竟应遵循什么样的制度逻辑？

二、研究素材

案件主角孙大午先生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民营企业家，他身家过亿，但却过着简朴的生活，兴办教育，以道德治厂，以儒商自诩；喜欢发表思想评议时政并且办有网站，在北京一些高校就三农问题发表的讲演因直指地方政府为农民头上八座大山而名噪一时。孙大午与家人历时十八年，在河北徐水县郎五庄的一块荒地上创办起河北大午农牧有限公司。1995年该公司被国家工商局评为全国最大500家私营企业（第344位）；1996年，被河北省政府评为“河北省骨干乡镇企业”，孙大午被评为“河北省养鸡状元”。

2004年10月30日，徐水县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如下：

（二）非法集资——一个更大范围的考察

许多评论都把孙大午案视为“因言获罪”，称其对农民问题的大胆直言得罪了当地官员，从而遭到无情打击，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不过是被借来杀人的刀。然而，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正是孙大午先生对农村时弊的抨击所赢得的声望，最终改变了案件的结果，使之成功地逃脱牢狱之灾，与其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当事人的下场有天壤之别。真所谓“败也萧何，成也萧何”。

借助于北京大学法证实务研究所的案例数据库以及网络资源，笔者对90年代后期以来的十余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个案进行了研究。这些案件基本上都属于金融机构之外的单位和个人以办实业或者办教育的名义，未经金融监管机关批准（但可能经过了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如韩昌旭等97人诉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忻州鑫源旅游娱乐有限公司集资借款纠纷案（2001年），来源同上。）

吸收公众存款。与孙大午案不同的是，这些吸储者一般都支付了较高的利息，最终因资金链的断裂而无法偿还，结果锒铛入狱。其中也有一些案件与孙大午案有一定相似性，因此吸储者的结局也更让人扼腕。

——红高粱案（2002年判决）

红高粱快餐连锁有限公司曾经是中国快餐业一个美丽的神话。公司创办人乔梁先生曾放言“与麦当劳一决雌雄”，短短一年内就在全国开设了20多家分店，并“计划在2000年达到2万家店”。然而，神话终究未能变成现实。铩羽而归的乔梁先生还要因为经营扩张过程中向公众吸储的2000多万元，在监狱中度过四年。（红高粱案资料主要来源于新闻报道，参见《红高粱站上被告席非法集资三千万》，载《北京青年报》2002年6月5日；《原“红高粱”总经理非法集资被判刑》，载《天津日报》2002年9月10日。） 

——中恩教育集团案（2000年判决）

——铁佛一心副食合作商店案（1998年判决）

这家位于四川资中的小店有着集体企业家底薄、人员多、包袱重的通病。商店经理在上级的默许下发动职工以及周边居民集资100万元，用于店面装修及经营活动。因经营亏损、商品减值，存款无法偿还，经理最后被判刑4年。

白手起家创业、自己掏钱兴办教育、为职工找出路等等，上面提到的这些案件中似乎都晃动着孙大午的影子。然而，主角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可能，这些集资者都不具有孙大午先生的人格魅力，但人格魅力在量刑上能起到这样大的作用，姑且不论其在法理上是否能够成立，实在也是罕见了。正因为如此，笔者以为，孙大午案具有典型意义，但其结果却并不具有代表性。甚至就在孙大午先生所在的徐水县，不久前刚刚出了一桩因集资数百万而入狱8年的案件。这也就不难理解，在孙大午判决之后，草根金融依然感到迷茫，民企筹资依然处于困境之中。

那么，现有的对民间融资的法律规制模式究竟存在什么问题？解除管制是否一种必然的选择？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之前，有必要先简单回顾一下我国对民间集资法律管制的演进过程。

三、对民间集资行为法律管制的演进

（一）演进历程

1997年新《刑法》增设“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一节，对上述《决定》规定的内容全部采纳。同时，新增加了“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对于“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它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非法募集资金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罚金。……”（第179条）至此，我国关于民间集资的刑法规制框架基本建构起来。“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三个罪名成为悬在民间集资者头上的三把利剑。

与此相对应的是金融市场行政监管架构的形成。伴随着我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两个市场的逐步分化，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分别成为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市场以及证券市场的监管机关，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则对各种兼有营销和融资双重特征的行为进行监管。这样，刑法上的三种集资罪在行政监管的框架下获得了一一对应的定位，每一类集资行为都有了明确的监管机关，同时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行政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

然而，民间对资金的强大渴求必然导致集资行为的创新，很快突破“直接吸收公众存款”与“发行股票、债券”的简单化分类。到90年代末，至少有七类集资行为程度不同地在各地蔓延开来：

（1）通过发行有价证券、会员卡或债务凭证等形式吸收资金；

（2）对物业、地产等资产进行等份化，通过出售其份额的处置权进行高息集资；

（3）利用民间“会”、“社”形式进行集资；

（4）以签订商品经销等经济合同的形式进行集资；

（5）以发行或变相发行的形式集资；

（6）利用传销或秘密串联的形式集资；

（7）利用果园或庄园开发的形式进行集资。（《央行有关负责人提醒社会公众，切莫贪图高利参与非法集资》，载《人民日报》2000年4月7日第2版。）

（二）特点与评价

现行对民间融资的法律规制模式是在近十年的金融市场的发育过程中，在国家金融力量与民间集资行为的博弈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体现着一种行政管理为主线，刑罚为辅佐的基本结构。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对借贷纠纷的若干司法解释，如《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1991）等，只承认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企业或组织间的融资为合法的民间借贷，适用自愿、协商的民法原则，把企业之间的融资视为金融监管框架内的行为。这些司法解释与《民法通则》、《合同法》的原则性规定一起，完成了对民间集资行为的民事责任体系的构造，从而使得对民间集资的法律规制呈现出立体化的架构，如下表所示：

非法融资活动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一览表

非法证券发行行为

刑事责任：《刑法》第179条（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

非法集资行为

民事责任：《合同法》第58条；《民法通则》第106条

行政责任：《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22条

上述法律规制模式是建立在金融业务特许制的基本理念之上，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金融特许制确立了金融市场准入的基本路径——监管机关批准或者核准。未经央行批准或证监会核准而从事银行业务或者证券业务，无论是吸收存款还是发行证券，均作为违法行为处理；

第二，未经批准而进行的集资行为是否具有真实经济意义，仅仅影响其在刑法上的罪名确定，而不改变其“非法集资”的属性。例如，不具有真实经济意义、纯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集资行为，可以被归入“集资诈骗”的名下，而投入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筹集触犯的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者“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是”吸储行为“，并不要求考虑当事人所吸收资金是否用于生产经营、公益事业或其它；同理，”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也不关注筹资人是否将发行股票、债券所筹集到的资金投入经营活动。

这样一种金融管制的方式给企业留下的自主融资空间非常有限。首先，发行股票、债券受到指标、额度或者通道的限制，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其次，企业间相互的资金融通是非法的。再次，向个人的借贷虽然可行，但是往往因规模小而难解资金饥渴，如果规模大就可能陷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境地。最后，对单位内部职工的集资，也经历了由松到紧的管制变化，其合法性随着政策的多变而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剩下的也就是银行贷款一途了。

非上市公众公司管理办法篇8

【关键词】教育培训；上市；法律风险

一、我国教育培训公司上市现状

中国的教育培训业处于起步阶段，市场竞争激烈。规模来看，现有教育培训机构近万家，德勤（2012）预计，包含各类培训机构在内的中国民办教育市场，将继续保持15%的复合增长率，预计2015年将达6，400亿元规模。市场业务来看，教育培训主要业务涵盖：语言培训、职业培训、管理培训、教辅培训、幼儿教育。行业发展来看，知名品牌教育机构如新东方、巨人教育、安博教育、环球雅思等占据英语、课外辅导、职业教育等业务主要地位。

教育培训机构虽然众多，但上市公司却较少，且没有教育培训机构选择国内上市。从教育行业大类来看，虽有国内上市公司“方直科技”等，但其并非教育培训机构。此外，自2006年有9家教育培训机构海外上市，依次为东方纪元、新东方、弘成教育、正保远程教育、ATA公司、安博教育、环球雅思、学而思教育和学大教育等。

从表1不难发现，我国教育培训机构的上市地点都选择国外，其中除东方纪元选择在新加坡外，其余8家教育培训机构均选择在美国挂牌上市。不禁要问，为什么我国教育培训机构不选择在国内上市？

二、我国教育培训机构国内上市面临的主要问题

国内教育培训机构众多，融资需求旺盛。事实上，教育培训机构并非不想在国内上市，而是在国内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我国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很难在境内上市。

（一）民办教育培训机构难成上市主体

上市主体，应当是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并登记成立的企业法人。而《民办教育促进法》第3条规定：“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按照相关法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大多为在民政部门登记的非企业法人。因此，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公益性和民办非企业法人的自然属性决定其难成上市主体。

（二）民办教育培训机构有营利限制

《教育法》第25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这从法律上排除了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营利性基础。但《民办教育促进法》第51条规定：“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此处“合理回报”界定尚不明确，如果合理回报指通常意义上的营利，那么要求合理回报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就与其他营利性法人相同。但这又与《教育法》规定相悖。

（三）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监管机制有待健全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11条规定：“举办实施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举办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并抄送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由于部分民办教育培训机构业务内容模糊，且各地审批登记难易程度不同，没有完善的审批登记制度将对该民办教育机构整体上市的核准造成障碍。

（四）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有所限制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8条的规定：“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得向学生、学生家长筹集资金举办民办学校，不得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举办民办学校”。此处“不得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尚不明确是在学校最初成立之时，还是包括在民办教育培训机构成立后也不得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支持学校的后续发展。因此，如果对其采取严格的界定，那么民办教育培训机构上市融资又面临一法律障碍。

（五）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税收法律障碍

国家对公益性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和要求合理回报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在税收方面采取了不同的优惠政策。但是目前为止，虽然国家已经出台了针对捐资举办和不要求合理回报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税收优惠政策，但对要求合理回报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税收优惠政策尚不明确，对此类民办教育培训机构造成一种不确定性和一定程度上的税收法律障碍。

此外，目前我国适用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会计制度尚不健全，权责发生制下的收入确认方式不利于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国内上市。综上各种因素，我国民办教育培训机构为了规避法律风险纷纷奔赴海外寻求上市融资谋取发展。

三、我国教育培训机构谋求国内上市的实践

国内教育培训机构在上市筹备过程中面临种种法律障碍，但这并非否定了教育培训机构国内上市可能性，部分教育培训机构谋求在法律规定的合理框架之内上市，并进行了实践。

（一）教育培训机构谋求国内上市形式之“上市公司并购”

“拓维信息”作为一家计算机应用服务类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2008年7月，以中国动漫第一股概念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股票代码为002261。作为上市公司，其近年来积极拓展教育培训业务，并购多家教育培训公司，确立了教育培训为其主营业务的事实。

1.收入构成

“拓维信息”上市之初业务包括系统集成及软件业务与传统增值业务。2011年主营业务构成有了变化，教育培训业务已经作为其主营业务的一部分并逐渐得到壮大。

资料来源：“拓维信息”2009、2010和2011年年报

公司收入构成在2011年及之前并不包含移动教育业务，而2011年移动教育业务已经占到主营业务收入的19%，而2012年中报显示，其移动教育较之于去年同期增长219.84%，占总收入的32%。而文化创意、传统增值业务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26.43%、35.26%，占总收入比分别为20%和20%。显然，移动教育相对于其他业务而言，已经成为公司创新业务中的最重要的一块。

2.移动教育业务构成

“拓维信息”教育培训业务2011年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国内“校讯通”业务；通过移动互联网推出的“名校联盟”、“博士热线”、《哇哇教育》等在线产品；在线下开设实体培训学校。其中“校讯通”业务可以看作公司增值服务业务的教育领域的延伸，而线下实体培训学校需要教育局颁发的办学许可证，是民办教育机构典型的业务形式。目前从公开资料无法确认实体培训学校收入所占比重，但与之前上市公司不含实体培训学校收入相比，拓维信息已有一定突破。

3.“拓维信息”教育培训业务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属于计算机应用服务类行业，其工商执照上经营范围未包含“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教育软件的研究、开发”等与教育相关的业务，也未取得当地教育局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其教育培训业务的收入依赖于子公司及其控股孙公司。

资料来源：根据拓维信息2011年审计报告整理

由于上市公司仅对外公布合并报表，各级子公司的业务相对不透明。仅从股权结构图中可以发现北京九龙晖科技有限公司是拓维信息教育培训版块的重要节点。北京九龙晖成立于2002年10月，由拓维信息全资子公司湖南互动传媒有限公司持股70%，拥有信息产业部颁发的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主营业务一直是电信的增值业务。从2010年并购珠海市龙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始，北京九龙晖逐渐演变成为一家教育培训业务的控股公司。鉴于教育培训业务审批门槛高、区域性强、客户资源优势重要、维护成本较低、竞争激烈等特定，2011年北京九龙晖快速设立或购并多家以教育培训为主营业务的公司，大多采用与其他公司或自然人合作方式，但为了各地业务遵循统一标准，在各新公司章程中约定由代表拓维的出资方行使100%表决权。

（二）教育培训机构谋求国内上市形式之“IPO”

“洪恩教育”成立于1996年，据其网站最新资料显示：公司注册资金4500万，是一家以学前教育软件研发为主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点读笔、纸质有声读物、益智玩教具的研发生产和销售。2011年9月北京市环保局已对其进行了环保公示，意味着洪恩教育或成为教育培训行业国内上市第一人。在2012年2月间媒体曾对此事广泛报道，公司登陆创业板进程已处于“落实反馈意见”阶段；公司网站对其主业的描述由“学前教育”变更为“学前教育软件研发”已规避作为民营教育培训机构上市的法律障碍；公司主要有四大类业务，一是多媒体教学软件，二是交互式教育VCD/DVD，三是有声读物系列产品，四是教学实验示范基地（教育业务），主要是针对0到8岁的儿童；对于公司是整体上市，还是将教育培训业务剥离后再上市，其财务总监冯智明曾对媒体表示，公司还没有最后决定等等。

截至2012年7月5日证监会的《发行监管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报企业基本信息情况表》中，洪恩教育上市进程仍处于“落实反馈意见”阶段，由于未到预披露阶段公众无法了解其对教育业务的处理方法，如果其预披露招股说明书中主营业务不含实体学校的业务，即意味教育培训机构上市之路还未到破冰时，反之证监会将对此类企业上市的法律障碍做出新释义，但不排除其观察公众反应后在发审会做最终裁决的可能。

（三）教育培训机构谋求国内上市形式之“挂牌地方OTC市场”

2008年9月成立的天津股权交易所（简称：天交所）是成立较早影响力较大的地方产权交易所，其教育版块有两家教育培训机构挂牌，分别是“北海教育”和“尚学教育”。

“北海教育”是“山东北海教育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简称，其成立于2005年，于2011年4月在天交所挂牌，从天交所披露的信息来看，其主营业务包括“全托、半托幼儿机构、双语中小学教育、国际化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尚学教育”是天津尚学教育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简称，其前身天津尚学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7月10日，于2012年5月在天交所挂牌，从天交所披露的信息来看，其主营业务包括“小学、初中及高中课外辅导和升学辅导”。此外，天交所还披露了“尚学教育”的办学资质信息：“公司在2011年12月19日取得南开区教育局颁发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教民112010470001011号]，办学内容为培训、业余面授，举办者为天津尚学教育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1月17日取得由天津市南开区民政局颁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津南民证字第010281号]，名称为天津市南开区尚学教育培训学校，业务范围为培训机构。”

可见，“北海教育”及“尚学教育”作为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在天津股权交易所挂牌抑或成为我国教育培训机构谋求上市打开了一条道路。

四、关于教育培训机构谋求国内上市实践的几点思考

目前，虽然没有民营教育培训机构在国内IPO上市挂牌，但是各民营教育培训机构也在通过各种方式，规避相应的法律风险，谋求国内上市。“拓维信息”作为上市公司，其IPO时主营业务不含教育培训，但通过设立合并子公司等运作，教育培训逐渐成为其主营业务之一，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算是教育培训机构曲线上市。然而随着相关政策逐渐清晰，“洪恩教育”IPO进程不断明朗化，暗示了教育培训行业国内上市存在可能，尽管存在着前述种种法律风险，但从另一角度而言，似乎也无法排除民营教育培训机构“闯关IPO”的可能，从监管者的角度而言将好的教育培训机构留在国内上市也顺应了市场的需求。此外，“挂牌地方OTC市场”成为地方民营教育培训机构踏上资本之路的第一站，“北海教育”和“尚学教育”在天交所的挂牌表明地方性的场外交易市场已率先放宽民办教育机构挂牌限制，不排除此事件的示范效应将会影响到全国其他场外交易市场，甚至A股市场。

（一）提前规范的教育培训机构或将成为首批获益者

规范化的经营运作是教育培训机构国内上市的基本前提。尽管“拓维信息”和“洪恩教育”等公司的实践有所不同，但都可看作我国教育培训机构谋求在国内上市的努力。这些公司通过规范化的经营运作，逐步得到监管机构的认可。随着国内教育培训行业上市政策明朗化，提前规范的教育培训机构或将成为首批获益者。

（二）亟需相关法律及政策对教育培训机构进行正确定位

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的进步及相关改革只有经过法律的确认，才能变成行业发展规范，促进行业长久有序的发展。因此，对《教育法》等应进行适当修改，对公立教育、私立教育、营利性教育加以区别明确。只有明确教育培训机构营利的适当性及其企业属性，才是其进入资本市场进行市场化运作的法律保证。

（三）应该规范教育培训机构登记注册管理监督

部分民办教育培训机构业务内容模糊，各地审批登记程序有待完善，这些都将对民办教育机构上市的核准形成阻碍。因此，规范教育培训机构的等级注册管理有其现实意义。因此，明确教育培训机构登记注册机构，加强工商税务部门对其经营监管，确保证监会等监管机构的政策法规得到落实相，切实做到各监管部门对教育培训机构的无缝衔接。

（四）教育培训机构上市主体的价值取向应清晰正确

教育培训机构作为特殊的上市主体，应有清晰正确的价值取向。事实上，教育培训机构不仅是教育培训产品的提供者，更是知识技能等无形产品的传播和输出机构。这些无形产品对于其受众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清晰正确的价值取向和经营理念有助于其得到社会认可获得融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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