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范文

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篇1

[论文摘要]　江泽民把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提出具有六点规定性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纳入社会主义本质，丰富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论认识的重大创新。

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述后，学术界围绕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江泽民2001年4月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新表述，明确回答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一系列问题，实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论认识的重大创新。

一

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过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局限于制度特征上的把握。邓小平第一次作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但从认识社会主义制度深入到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并非要撇开社会主义制度。江泽民明确地把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制度直接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包括：“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未提及公有制、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制度内容。有人认为，公有制、按劳分配不属于社会主义本质范畴，它只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有人认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替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论，不再强调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问题了。20世纪9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制度关系的讨论没有形成结论性的观点。

2001年4月，江泽民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问题作出了肯定性回答。他指出，“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制度是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社会制度。人类最终总要摆脱任何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而进入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制度，消除两极分化，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江泽民是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中揭示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本质联系的，其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制度与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三点规定性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直接继承，而新提出的“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三点新规定性则是从制度层面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丰富和发展。

社会主义本质不是先验的规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社会主义本质就已以潜在的形态生成和存在。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趋势的阐述实际上已包含了对潜在形态的社会主义本质的揭示。当列宁和毛泽东先后领导在俄国和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后，社会主义本质就由潜在的形态转变为实在的形态，内化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中了。社会主义本质不可能抽象地存在，如果没有公有制、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就无从谈起，社会主义本质也就不能以实在的形态存在。江泽民在社会主义本质内容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前提的基础性意义。

二

传统社会主义观从社会主义理论原则出发，简单地把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脱离了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束缚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未提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有人由此认为邓小平把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一起从社会主义本质中剔除了，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江泽民社会主义本质论提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消灭剥削制度”，在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基础上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本质。

最近有学者指出，传统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无法解释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现实，计划与市场、公有制与私有制不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邓小平把计划与市场从社会制度的本质中剥离出来，为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造了条件；把生产资料所有制从社会制度的本质中剥离出来，为创立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理论创造了条件。在之后，众多国家的左翼政党和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都从传统的体制特征本质论转变为价值目的本质论，即社会主义本质不是计划经济、公有制等体制特征，而是平等、消灭剥削等社会主义的价值目的。这种从国际视角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作出的所谓深层思考是站不住脚的。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的确抓住计划和市场关系进行了理论创新，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邓小平冲破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的束缚，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思想解放，但他并未在剔除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的同时否定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邓小平指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

随着改革的全面展开，国内外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曾有两种评论：一种认为中国改革会放弃社会主义，另一种认为改革不会放弃社会主义。之所以出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是因为我国的改革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纠正了非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观。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更加鲜明、突出地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1985年，他指出，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他在反复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时，得出了两个相互联系的结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体现和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制度基础，舍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就无从谈起。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条件掌握在谁手里，是决定生产关系性质和社会性质最本质的东西，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江泽民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出现的，是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个历史条件决定了我们在革命胜利后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点比较低，建设任务异常繁重，需要进行长期努力。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基础决定了我国要搞社会主义又不能搞单一的社会主义，只能确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以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存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之中。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剥削制度已被消灭；但因为非公有制还存在，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中仍存在剥削现象。江泽民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形成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把“消灭剥削”明确界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消灭剥削制度”的现实要求，提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消灭剥削制度”、“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既符合社会主义最终目标，又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前目标，使得社会主义本质论更切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

三

江泽民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纳入社会主义本质，丰富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把社会主义本质论与社会主义制度观联系起来把握，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首先，从经济一个层面理解社会主义本质转向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三个层面理解社会主义本质，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更为全面。江泽民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有学者认为，江泽民从一个新的角度、以新的标准，给社会主义下了一个新的定义。他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而“全面发展、全面进步”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要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一基本要求，不仅要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加强物质文明建设，同时还要求加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与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及建设层面理解社会主义本质是完全一致的。

其次，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纳入社会主义本质内涵，明确解答了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全方位联系。2000年6月20日，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座谈会上强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绝不能动摇，否则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就很难巩固和加强。”江泽民不仅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本质的经济制度要求，而且指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政治、文化制度要求。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全国各族人民享有的最广大的民主，它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和行使国家的权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时候都必须做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既促进经济的发展，又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再次，江泽民为社会主义本质论增添社会主义制度内容，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

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原则；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又指出，公有制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原则的论断与他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构成了我们党的科学社会主义观。

如果说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制度观与本质论是在不同场合阐述的，那么，江泽民则对社会主义制度观与社会主义本质论作了集中阐发。2001年4月，江泽民《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不仅系统阐明了六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而且指出，“中国要强盛，中国人民要走向共同富裕，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就必须始终坚持我们已经建立并正在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所决定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等，这些根本的东西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绝不能搞私有化，绝不能搞西方式的多党轮流执政、两院制、三权分立，绝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这些都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要求，决定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途命运。”邓小平和江泽民对社会主义制度观与本质论不断深化的认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篇2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教学困境；意识形态；方法论；理论知识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33-0100-02

一、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逐步加快，各类市场主体日趋成熟壮大，主体之间的“所有制边界”越来越模糊，体制内的矛盾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经济主体的行为乃至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受到微观利益冲突的影响，人们对经济制度的关注程度正在逐渐下降。基于此，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得不大量增加对体制与机制的解读，进而推演经济制度的量变与质变。尽管说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方法符合理论认知的一般逻辑，但是，过多的现象解读很可能误导或弱化学生对“经济制度”这一核心理论的掌握。比如，在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时，学生的兴奋点大多集中在公司制度、社会保障、公平效率、价格机制等紧密结合社会实践的命题上，而对于这些体制机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热情。这种现象经常导致教学过程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一般的解决办法是先讲制度后讲体制，把体制看作是制度的实现形式，很少有教师能够在讲解体制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困境在地方高等院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受到课时量和教学效果的限制，大部分教师都安排了较多的课时解读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问题，相对而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量变与质变，以及对市场经济造成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变化等重要理论命题则“没有足够的时间”予以解读。在一些经济学科排名较高的“211学校”中，由于课时充足，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稍显缓和，但是也同样面临着“体制重于制度，现象多于本质”的教学难题。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国内外的社会经济环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以及各高校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定位等，但是从教学角度看，最直接的问题还是教学的方式与方法。面对“有限的课时、复杂的背景和庞大的理论体系”，讲好这门课的关键在于：凝练教学目标，归纳内容体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三位一体”教学法，即确立“意识形态教育、方法论教育和理论知识教育”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并以此为导向确立内容体系和教学方法。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意识形态定位

政治经济学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教学目标？这不仅要取决于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还要取决于社会需求以及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从学科地位来看，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特殊的地位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必须承担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对此目标，部分教师认为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应归口于思想政治学科，而不应该放在经济学科。这种认识最主要的误区在于对意识形态教育的界定过于狭窄。意识形态教育不仅仅是思想政治学科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共同任务，这一界定不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要求，而且对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制度同样适用。以西方经济学为例，这些年来，中国学生和西方经济学的学者都很推崇西方经济学的教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认为西方经济学注重分析工具的运用，而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说教。其实，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是效用价值论和功利主义哲学观的结合体，其解释力集中表现为：以稀缺性为基础，以资本要素配置为核心，进而说明按资分配的合理性。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确实没有意识形态教育的痕迹，但是整个理论体系无一不是为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合理的。由此可以推出一个结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本身并不排斥意识形态教育，正相反，社会科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能否科学地解释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这一点正是我国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借鉴和学习的。由此，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育不仅不能忽视意识形态教育，而且应该把意识形态教育作为首要目标，科学地凝练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增强对劳动价值论、阶级性和经济制度的专业解读。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方法论定位

政治经济学是国内大部分财经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而且一般都安排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开课。作为基础课，传授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教学目标的重中之重。对于应该讲什么样的方法，各院校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现有的教材版本来看，大部分教材倾向于对马克思科学抽想法的解读，而对其他研究方法采取一带而过的方式。科学抽想法固然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但却不应该是政治经济学唯一重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数学方法在内的其他研究方法在解释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认识社会实践活动方面都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课程的开篇增加对研究方法的介绍，使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基础地位。此外，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传授分析工具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育的重心。从根本上讲，这种理解没有错，但却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整体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各部分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性，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对分析工具）的解读必须联系整体认识局部，不能断章取义。这就要求在讲授过程中，首先要给学生建立前后关联的整体思维方法，让学生在整个逻辑体系中了解局部分析工具的运用和作用。为此目的，在方法论教育方面，既要注意专业术语和分析工具的讲解，还要注意思维方法的传授。

四、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标中的理论知识定位

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教学目标是理论知识教育。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教育是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的基础和载体。没有理论知识教育，意识形态和方法论就是空中楼阁。同时，所谓的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都要融于理论知识教育当中，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即便是课时安排最多的院校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而只能通过精选凝练，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结合社会经济实践，理论联系实际地解读马克思的部分理论内容以及部分重要的理论发展，这种方式已为国内大部分院校采用。其主要的缺陷在于缺少经济思想的升华。马克思经济理论历经两个世纪而不衰，除了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之外，还有其立意深远的经济思想，如果不能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理论知识升华经济思想，则很容易陷入“解释力困境”。可见，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教育不仅要包括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还必须包括经济思想。

五、化解教学困境的几点建议

1.内化意识形态教育。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体系中，对资本主义部分的解读基本贯彻了马克思的研究逻辑，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部分的解读则缺少对劳动价值论的贯彻。基于此，解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问题（特别是经济制度问题），有必要首先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劳动过程），在生产过程中分析公有制条件下的价值创造、价值增值，以及价值分配问题。进而突出劳动在公有制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凸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差别和创造性发展。

2.推动方法教育与理论体系的融合。对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理论课程，还应该是一门方法论课程，学生希望通过学习，掌握一定的具有“通识”意义的认识方法。基于这样的要求，政治经济学应该强调“专业术语”、“分析工具”与“思维方法”三位一体的方法论教育。为此目标，一方面必须强调政治经济学专业术语的规范性，既要反映理论体系的严谨性，又要反映相关应用学科的时代性。另一方面必须要求学生增强对专业术语的理解和掌握。再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矛盾运动分析方法，更加清晰地解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演变，让学生更加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3.强化理论知识教育与经济实践的结合。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要求经济理论既来源于经济实践，又能够回到经济实践。这要求主讲教师：一方面把握历史资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认识经济理论，并运用经济理论分析历史事件。另一方面紧跟经济时事，运用经济理论解释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并在经济发展中推进理论创新。再一方面注意经济思想的解读，基于理论又不局限于理论，让学生掌握知识的同时，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思想，从而实现理论知识教育与意识形态教育相结合的目的。

综上几个方面，意识形态、方法论于理论知识教育“三位一体”教学法不仅对现有的教材体系提出新的要求，同时也对主讲教师提出新的任务。具体来说，一是主讲教师需要具有更高的理论素养和更加全面的知识储备。二是教材内容在理论逻辑上要更加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规范，但在内容体系上要更加能够体现时代需要。三是统一规范各类高校和专业的课时安排。四是凸显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氛围。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资本论[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0.

[3]笛卡尔.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

[4]刘永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纲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篇3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认识历程；制度内涵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1―0035―06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列，并作出科学概括。讲话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两个层次；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三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这第三个方面的内涵，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及其相应的经济体制，也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领域的主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规律的结果，凝聚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精华。本文即通过对这一认识历程的梳理，尝试性界定和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内涵。

一、“以苏为鉴”背景下的商品经济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伊始，就鲜明地提出了“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战略命题。

1956 年底，伴随着全国范围内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尽快地寻找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任务。但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如何走，全党不可能事先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毛泽东称，我们“过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现在干的叫建设，是新的事，没有经验”[1]72。这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集中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为中国共产党认真研究和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提供了契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借鉴，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他强调，“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1]109。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还要“向外国学习”，[2]42“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1]71对于外国的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利。

然而，即便毛泽东等领导人有意识地要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中共中央对于这样的一条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究竟是什么样的认识总体上仍未跳出苏联的模式。“以苏为鉴”仅仅表现为对苏联某些具体经济政策的扬弃上，至于经济理论的根本性问题，与苏联并无不同。不仅如此，毛泽东主观上对经济规律的排斥，还导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这一时期呈现出杂乱无章的景象。面对经济建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毛泽东不得不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本原问题作出思考，由此出现了他关于商品经济的若干认识。

针对“大跃进”和“共产风”中出现的过早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立即取消商品、货币和商业，实行产品调拨，否定价值规律作用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持否定态度：“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2]437-438他批评有些人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商品生产、商品流动、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做法，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2]437 “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2]435-436

在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当时一些干部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加区分的错误倾向：“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2]437他还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的问题作了分析，提出对商品生产“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2]440。

毛泽东不赞同斯大林关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生产中没有调节作用，只是在流通领域保持着调节作用的观点，认为在中国还存在商品生产，价值法则还起作用。在1958年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所有的经济单位（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合理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以利于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3]9811959年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再次提出价值法则、等价交换问题，认为，如果不按价值规律办事，“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是“无偿占有别人劳动”，这是“不许可的”。[1]34在1959年底至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1]137。

毛泽东的这些认识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开端，有很强的理论原创性。然而这些认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终究没有摆脱错误倾向的束缚，也没有形成具体的经济政策。这就注定了毛泽东和中共关于商品经济的认识，只是一种针对客观经济问题的反思性认识，尚未达到系统的商品经济理论的高度。虽然如此，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商品经济的认识为改革开放后全党形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认识还是起到了探索作用。

二、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由此步入了积极的轨道。

新的历史性改革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扬弃，一方面是对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坚持和完善，另一方面则是对这一体制中存在的偏颇和失误的矫正。邓小平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难度，他说：“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4]17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就成为能否建设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和认识，同样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认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没有提“商品经济”。那时还是认为商品经济作为整体来说，只能存在于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1982年中共十二大明确地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但即便前进到这一步，“商品经济”的概念依然难以提出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概念在这一段时间尚被列为禁区。直到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才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中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出来后，全党全社会对于这个“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究竟是以“有计划”为主，还是以“商品经济”为主，众说纷纭。直至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之前，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不要再讲计划经济为主了”，这场争论方才尘埃落定。中共十三大没有再讨论以谁为主的问题，而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还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模式。[5]26-27这样，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就从中共十二大时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中共十三大转为计划与市场平起平坐，并且逐渐把重点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方面倾斜。当时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这种机制的确搞活了经济，大幅提升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但由于宏观调控体系还未真正建立起来，再加上多年经济发展过热等原因，也引起了基建规模过大、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等宏观失控现象。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情况有所变化。鉴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邓小平在同年6月9日的讲话中，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提法调回到“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4]306即中共十二大时的提法。这个提法一直用到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在这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也转到更多地用行政权力来管理经济方面上来，刚刚起步的市场调节体系受到了抑制。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中国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同时指出，计划与市场不是划分社会制度的标志，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利用的配置资源的手段。[4]373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树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认识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从中共十四大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就成为自觉、主动的历史进程。按照十四大的部署，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该决定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把十四大决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系统化、具体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原则、方针和内容作出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这份文件中，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微观基础到宏观管理，从经济手段运用到法律制度建设，从生产、分配到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和领域，规划了此后的改革任务，构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在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献表述中，没有再提及“有计划”三个字。然而在十四大召开前夕的1992年6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的讲话中，针对经济改革目标模式讲过三种提法：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个人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同时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6]202这一阐释意在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提“有计划”，但“有计划”三字是省略而不是取消，社会主义就包括“有计划”，“计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意。

这种认识虽然起到了稳固人心、尤其是确保广大人民群众支持改革、参与改革的作用，然终究由于计划经济惯性思维的作用，在十四大之后的经济转型和改革发展过程中，“计划”常常突破应有的界限，频频进入应当由市场调节的领域。在解决90年代中期的宏观经济波动以及国有企业改革困局的过程中，政府管理经济的行政手段频频干扰经济手段的发挥，宏观调控一直未取得应有的效果。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仍有待完善。

三、完善宏观调控与经济发展的民生转向

从90年代末开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逐步充实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渐趋成熟，宏观调控中经济杠杆的运用愈来愈符合改革的大方向。经济和社会也逐渐步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90年代中期发生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计划”意识浓厚，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倾向明显，导致了宏观经济出现过热和混乱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水平。“解铃还须系铃人”，党和政府必须承担起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来避免和熨平经济波动。这一时期，中央明确提出和实施经济“软着陆”政策，限制有关部门的投资冲动，取消宏观调控中不合理的行政手段，大力运用经济政策杠杆，使国民经济在1997年顺利实现“软着陆”，并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

此后，面对“软着陆”和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效应，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大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运用经济手段扩大内需，重新拉动经济增长。在这一抑一拉的过程中，宏观调控中经济杠杆的运用愈来愈成熟。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计划”的认识也随之上升一步。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配置资源和国家宏观调控的结合”，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本世纪头二十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7]16翌年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新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新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从行政职能上去除了计划经济的遗留问题。至此，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完整成型。

然而认识的历程并未终止。针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在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情况，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了要建设全面的“惠及更多人口的小康社会”[7]14奋斗目标的新要求。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向全党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是适应于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后，中国发展所呈现出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以及新的发展要求。它本身凝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最新认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民生。

科学发展观对民生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要求全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8]12

面对民生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中国共产党适时明确了“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8]23的意识。十七大明确要求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8]29据此部署了六项重要举措，即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社会民生领域的建设逐步与经济增长紧密相连，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过上真正的安居乐业的日子。随着民生问题进入到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视域内，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和饱满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取得了国家和民众两个层面的巨大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特定概念也到了水到渠成的提出之时。

四、基础、主体、工具及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内涵总结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功经验，奠定了“中国模式”的基本内容。这些问题点至少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的基础、主体、工具和目标四个方面。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的基础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共同发展和公非统筹是其特征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最核心的“特色”。历史证明，追求所有制和经营形式的单一化和高级化，是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采取多种经营方式，才能取得刺激市场，活跃经济，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效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并存条件下的科学统筹。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而非公有制经济在目前中国所处的环境中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又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讲话中明确指出，对公有制主体地位保障的判断标准仍然是“五个有利于”。国有经济的主导性要体现在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上，要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与民营经济统筹协调发展，才能既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又有利于社会公平。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的大方向是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改革开放之初，不少人把经济改革理解为经济管理方法的改善，但很快就认识到改革的根本问题是经济体制和机制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的主体内容就集中在如何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最根本的着眼点。

计划与市场各有优点与缺陷。市场的长处就是能够通过竞争，促进技术和管理的进步，实现产需衔接。经过30多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手段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市场的盲目性、滞后性和波动性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相对于此，计划的长处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对经济发展方向及时作出重大调整，还可以调节社会分配，保持社会公正。对于市场与计划，应当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避免两者的缺陷和不足，使之互相补充。此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机理。这种体制是与中国的国家性质、社会性质相符合的，也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的主体。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的工具是宏观调控

市场经济有其先天的不足，过度市场化会带来经济秩序的混乱。在先后应对通胀和通缩的过程中，中共又重新意识到了计划的重要性。但此计划非彼计划，而是宏观调控。虽然中共十四大报告提出了“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的论断，[9]23但由于配套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未成熟，宏观调控的作用一直未得到充分发挥。直到中共十七大重新提出“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8]24宏观调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工具性作用和价值才得以确立。

重新强调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并不是“要回到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市场仍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宏观调控只是弥补市场缺陷的必要手段，是导向性而不是行政指令性工具。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再到重新强调宏观调控的作用，这合乎辩证法的正、反、合规律。这是将合理的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可以说，没有市场经济就无法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力度，没有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就无法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宏观调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最重要的工具。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的目标是发展民生，实现共同富裕

虽然同属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本质上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种最大的不同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一方面，共同富裕必然要求社会物质财富极大发展，社会生产率极大提高，而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手段，无论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要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必须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以提高社会资本的利润率为最大目标，注重资本的积聚规模。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会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巨大的实惠，但无法从制度上避免贫富分化的发展趋势。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基础上，效率与公平的问题才能得到协调处理，才能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根本的制度保障。

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是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一系列改善民生的具体措施，真正让最广大人民“得实惠”。由于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在现阶段内需不足、外贸环境恶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的是投资拉动型经济，收入分配向投资主体即国家和企业倾斜。大规模的投资会恶化收入分配，为通货膨胀带来隐患。从经济均衡角度考虑，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途径即是将高投资部分转移到民生领域。这一方面可以缓解收入差距，为中低收入阶层带来福利；另一方面，也能够缓解通胀压力，避免由于成本增加所带来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从而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

对于共同富裕目标的认识和定位，我们走过了两个钟摆。改革开放之前，由于过分看重社会平等，忽视经济增长，全社会处于“贫穷的平等”状态；而矫枉过正的是，改革开放之后，对追求富裕的强调导致在实践中偏重效率而忽视公平，结果使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面临着一系列社会矛盾。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倾向性后果，但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正鉴于此，自中共十六大以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指引下，中国经济建设的重心越来越倾向于民生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开始了民生转向。这种转向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内涵的丰富和充实。更进一步说，这既体现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维护了社会稳定，又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推向了真正超越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是一个“完成时态”，又是一个“进行时态”；既是对此前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果总结，又是新的探索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方面的内涵，既是对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化、固定化，又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制度基石，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将是深远的。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读《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十日）[M]//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上（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8]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9]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责任编辑 赵 春]

The Cognitive Cour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lso on the Economic Essence of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YAN Maoxu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Haidian，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The raise of the concept of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both an institutional crystallization and a new starting poi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exploration fo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economic essence of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conclusion of the entire process first from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with the background of “learning from the Soviet” to a planned commodity economy， thereafter to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eventually to the perfection of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people’s livelihood. It is composed of four basic contents including the foundation， the subject， the tools and the goals.

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篇4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A8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8-0194-02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大的曲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未能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发表之后,学界开始从人类文明成果的角度重新研究、认识资本主义。新的历史时期,认真研究、科学总结中共认识和利用资本主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一、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共认识和利用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

1.有利于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从历史上看,当我们正确处理了同它的关系时,我们的事业就前进;反之,我们的事业就遭受挫折。所以,探究中国共产党在此问题上出现的曲折和失误,总结这一经验教训,对于深化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具有重要的认识史上的意义。

2.有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基础和发展的生长点,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社会主义理论探索和实践发展的过程,也始终贯穿着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这一探索的继续和发展,对其进行总结,有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实践的变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3.有利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尽管我国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但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统一于国际大系统之中;在国内,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制度同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及港澳台的资本主义构成一个对立统一的小系统。因此,考察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历程,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好地学习、借鉴、利用资本主义,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蕴涵着对资本主义的正确认识和政策

1.中国特色民主革命道路蕴含着对资本主义的正确认识和政策

落后国家发动无产阶级革命走向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如何认识和对待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从一定程度说,这甚至是革命是否能够取得最终成功的重要因素。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认为,分清敌我是“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在指出经济地位决定不同阶级阶层革命态度的基础上,以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创造性地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两部分,并在革命的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联合政策,以最大限度地团结革命力量、孤立反革命势力。这既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也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关于民主革命进程中,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以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则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的重要概念。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什么性质呢?有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有民主的资本主义。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之发展的。”[2]虽然在革命的不同阶段“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有不同的政策表现(如下文),但总体上是基于规律性层面的认识,肯定其进步性,并利用其积极因素来促进革命的发展。正如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 [3]。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蕴涵着对资本主义的正确认识和政策

落后国家率先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胜利,在此基础上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同样离不开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我国经历了许多重大的考验,也曾经历过挫折。邓小平曾说:“现在虽然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4]。“不够格”最基本的事实就是“贫穷”,走出“贫穷”,就是要立足发展是硬道理,就是要促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就是要摆脱“姓社姓资”的争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定位基础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等战略性选择,毫无疑问,蕴涵着对迄今为止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包括当代资本主义的反映人类共同利益和价值诉求的文明成果的时代性“扬弃”和“中国化”发展。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指导方针的科学发展观,就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 [5]。

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而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关键在于我们既坚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6]

三、关于中共认识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

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都蕴含着对资本主义的正确认识和政策。中国共产党成立99年来,在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历史征程中,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历程可以大致作出以下历史分期。

1.初步探索阶段(1921-1935年)

尽管大革命时期出现了国共合作,但由于客观形势的复杂性和理论水平的局限性,中国共产党认为,国内外资本主义是广大人民受苦的原因,必须通过斗争,铲除私有财产制度和所有资本主义因素。党的第一个纲领宣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王明认为:“现阶段革命之所以还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性,是因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在经济制度上社会发展上及社会矛盾力量对比上的地位和比重。”[7]在初步探索阶段,中共对于资本主义是一种矛盾的心态,既有主张利用其积极的一面服务于战争和革命,又有主张消灭资本主义的观点。但随着国民革命的失败和党内相继三次“左”倾错误的持续,总体上是持否定的态度。

2.部分肯定阶段(1935-1953年)

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概念,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是较为科学的。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8]在看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时期,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9]。刘少奇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若干发展是进步的,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10]于1942年《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文章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总之,在这一阶段,中共的主要领导人都是肯定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认为新民主主义国家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而广泛的发展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

3.基本否定阶段(1953-1978年)

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完成,使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我国惟一的经济基础,大陆上的资本主义绝迹了。虽然1956年底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1],但这一思想只是昙花一现,并未在实践中产生影响。随后就发生了“反”扩大化、“割资本主义尾巴”、“批资产阶级法权”、“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端盲目排外事件等一系列批判资产阶级否定资本主义的事件或运动。而在国际上,则夸大了世界资本主义的腐朽性而忽视了它存在的必然性。

4.辩证认识阶段(1978―)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向科学回归,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应该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由“学习和借鉴”到“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重大飞跃,提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两制”长期竞争与共存态势下,构建其“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12]

30余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13]而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4]的科学论断廓清了长期困惑人们思想、束缚人们手脚的“姓社姓资”的争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为开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突破性的思想基础。指出:“我们在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某些好的东西时,思想要更解放一些,胆子要更大一些,步子要更快一些,办法要更多一些,而不要纠缠姓‘社’还是姓‘资’问题,它们都是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资本主义社会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15]十六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国内国际新的发展形势,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长期存在的必然性,对资本主义认识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新的飞跃。在所有制问题上,提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制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16]在非公有制发展问题上,提出“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17]在对外开发问题上,提出“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18]。

参考文献:

[1] 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

[2][11] 顾龙生.经济年谱[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201-202,387.

[3] 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50.

[4][13][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5,372,373.

[5][6][12][17][18]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3,11,26,25,26.

[7] 杨宏雨.我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八个阶段及启示[N].北京日报,2003-11-24.

[8][9] 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60-1061,1058.

[10]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90-92.

[15]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篇5

关键词：基本经济规律；协调发展；共同富裕；社会主史

中图分类号：F0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1－0091－05

在斯大林首次提出明确的概念及其基本表述之前，苏联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期内，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经济规律只存在无组织的社会中，而类似社会主义这样的组织，规律已经被人的自觉意志所取代，从而否定了经济规律的存在性。列宁认为两大部类之间的经济关系依然存在，从而批驳了“经济规律非存在性”的错误观点。进入三十年代，虽然出现了“基本经济规律”的概念，但却认为其来源于人的自觉性。当时的一种流行观点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规律不是客观产生的，而是由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所创造的。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践发展和理论深化，1943年第7－8期《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讲授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这篇文章提出了“任何社会不管其社会形式如何，都是按照以客观必然性为基础的一定规律而发展的”，而“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是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生活的现实条件产生出来的”等重要观点，从而否定了经济规律由“自觉创造”的主流观点，很大程度上承认了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但文章提出经济规律只有通过自觉活动才能实现。

1951年，联共(布)中央为评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召开了经济问题讨论会，在这次会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问题再次引起了参会者的争论。斯大林根据苏联的实践并结合自已的认识于1952年在《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8期上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首次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进行了概括。这一概念的提出和在实践中的实施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自斯大林给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至今，已经有将近60年时间。在我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也更加符合中国国情。在这种情况下，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作再分析、再认识将有助于提高掌握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中面临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为国民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建立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支撑。

一、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探索

虽然马克思没有在其著作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概念，但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时候，马克思通过对“剩余价值规律”的分析，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对规律。斯大林正是按照这个思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体现为：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进而，斯大林通过对比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特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史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即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一概念的提出引发了我国理论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时期对基本经济规律的内涵、地位和作用等方面多次大规模的研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过程中，面对实践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新现象，迫切需要在理论上进行认识。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及其他一些理论总结被引入到中国后启发了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深化。比较大的讨论集中在五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在五十年代，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基本经济规律的内涵。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基本经济规律“决定生产发展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一切主要过程”(苏星，1954)，并逐步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方面和过程纳入到概念中来。二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内容。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主要集中在生产的目的和手段是否相统一并纳入到基本规律中来，一种观点赞同斯大林的表述，认为目的和手段的统一应是概念所应有的(漆琪生，1956；蒋家俊，1961)，另一种观点则坚持生产目的的主观性而不赞成将其纳入基本概念中来(王惟中，1961)。三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表述。蒋学模(1961)认为发展生产、满足需要的规律决定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刘诗白(1961)则提出了相反的看法，认为把发展生产、满足需要这一抽象的概括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并不能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具体特点。

总的来看，由于这次讨论并没有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对经典作家的观点产生了不符合实际的理解，从而使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认识陷入教条主义。为了消除长期以来“左”的错误思潮的影响，为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提供理论依据，中央在七十年末八十年代初期组织理论界进行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讨论。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这次讨论形成了单一目的和多目的论，其后又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进行分析，并随着讨论的深入就目的的多层次性展开了探讨。另一方面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内涵的讨论。由于现实中商品经济的客观存在，因此，与坚持“产品经济论”的观点不同，把价值规律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成为当时比较突出的认识。但也有学者主张将“有计划按比例”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相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一观点似乎也有一定的理论依据。但在总体上，大部分学者还是认可斯大林的观点，认为他的规律论实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手段的统一，不足之处是忽视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经济效益。相比建国早期的认识，这次讨论已经逐步认识到中国的实际国情，并开始探索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等重大问题。虽然受到时代的局限，并没有认识到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

性作用，但这次大讨论形成的众多理论共识已经开始向着符合国情的正确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自从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七大确立的科学发展观成为统领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以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不断得以巩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在这样的实践发展背景下，为了更好地解决当前出现的新问题，需要在总结历次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再分析、再认识，以此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

二、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

自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科学论断以来，全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具有了一个客观的认识起点。在这个科学判断基础上，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十五大则确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十六大明确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从而对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特征――计划经济、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认识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使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显著提高。这些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呈现出与以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依附的经济发展阶段完全不同的表现特征，经济发展阶段显著向前进一步演化，这些表明基本经济规律必将以新的具体方式来发挥作用，这就要求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新的认识，赋予新的内涵，以指导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

正如前述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所认识的那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结合经济发展的实际来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运行的条件、目的、作用(范围)和评价标准等基本问题。从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出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现阶段运行并发挥正常作用的外在基本条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高新技术得以在一些主要的行业普遍应用，从而生产力水平或者投入产出比在当前的资源、环境等条件约束下得以持续提高；二是市场上的产品数量充足、种类丰富、结构合理；三是生产出来的产品基本符合需要，除了结构性、阶段性某些产品的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以外，供给和需求是基本对等的。这些基本条件的完善将有助于基本经济规律的有效发挥。对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认识，“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在现阶段应该从以下方面进行理解：一是满足的对象应该是全体社会成员，标准是社会成员的福利不断得以改善，这种社会福利的改善不是社会成员的福利此消彼长而是帕累托改进的过程；二是经济保持一定的稳定增长速度，并逐步推进社会全面发展，即需要经济发展但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或者说无发展的增长；三是贫富差距保持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并可控，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四是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实质上反映了社会主义的生产本质，这种本质从远期看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近期的具体表现方式应主要体现为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内在本质属性决不允许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虽然，当前市场发挥着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但这绝不意味着在商品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实际上价值规律只是商品经济的共有规律，既然当前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商品经济，因此，价值规律就不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而应该是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处于基础性地位。而这种基础性地位体现为其他经济规律都与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和要求相联系并以它为基础表现出各自规律的内容和作用。这就自然引申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范围。

在谈到基本经济规律作用的时候，需要解决的前提问题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范围或者边界在那里。当前，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将会长期存在，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就只能存在于公有制的范围内。由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作为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具有唯一性，其发挥的作用或者体现出来的影响力将在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占据主导地位，并对其他非基本规律作用的发挥产生积极影响。既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地位如此重要，自然，就需要对其能否正常发挥作用或者发挥的效应有一个基本评价标准。对于这一问题，邓小平给出了回答：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一认识后来又进一步具体化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解决了在初级阶段对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的评判标准问题。至此，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正常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生产目的、作用边界和评判标准等结合起来，就可以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丰富内涵。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诸如环境污染、自然资源日益枯竭，收入差距日益拉大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上述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分析基础上进行反思，这种认识又具体体现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再认识上。

三、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再认识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与斯大林所处时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经济发展所处的国内外环境也相应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纷繁复杂的变化条件下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再认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种再认识，主要是结合新的历史条件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客观性、特殊性和两重性。

(一)尊重基本经济规律的客观性

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认识，最初是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文中提出并作出正确认识，他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是客观规律，它们反映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生活过程的规律性”，并认为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即规律不能够被“改变”、“废除”、“改造”，尤其不能“制定”、“创造”新的规律，但可以“认识”、“依靠”、“利用”，强调在新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上产生的新规律对旧规律的取代并不是因为旧规律被消灭了，而是因为其失去了效力，退出了历史舞台。斯大林反对“把规律偶像化，提出防止让自己去做规律的奴隶”，这些观点从现在来看仍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客观的必然性，要研究它。”并强调：“必须认真研究客观经济规律”，“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客观经济规律”。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也多次提出“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也反复证明了什么时候尊重基本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并按照

规律的客观性来实事求是地展开工作，什么时候我们的经济发展就会取得很大的进步，反之我们的经济发展就会遇到挫折，甚至出现暂时的倒退。

尊重基本经济规律的客观性本质上要求就是要在经济建设中实事求是。例如，当前，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例，殊不知，第三产业的发展是依托于第二产业的高度发展和市场化分工的基础之上的，是产业演化的客观结果，人为的拔高比例只会是“拔苗助长”，导致三次产业正常演化规律被打破，经济发展的持续性遭到破坏。还有一些地方片面追求GDP的增长，经济发展方式长期粗放，一方面带来的是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造成产业结构畸形、生态环境破坏、自然资源低效率损耗、国际贸易摩擦严重等问题层出不穷。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发展格局所带来的成本一收益净值的增长速度实质上已经开始降低了，不尊重基本经济规律发展的客观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开始逐步显现，如果任凭这种局面继续持续下去，经济发展的成本将超过收益，并将逐步吞噬掉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在这样的经济发展背景下强调尊重基本经济规律的客观性，按照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内涵要求来推进经济发展具有非常紧迫性。

(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特殊性

基本经济规律具有客观性，但这种客观性往往是与一定的社会形态相紧密联系，从而表现出其特殊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特殊性就是要求与社会主义紧密相连，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特征。正如所说：“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总体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不断缩小，在配置资源方面，都是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在调控经济方面，借鉴了发达国家的一些成熟有效的方法，这种调控经济方法上的“趋同”很容易产生一些错误的思想。例如，由于市场作用在当前不同国家的“普适性”，从而使一些人认为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进行“全面接轨国际”，并在具体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全然不顾中国的国情，照搬照用所谓的基于国外国情而来的规律，造成了一些所谓的“规律”的“水土不服”。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间相互学习彼此的成功经验已经成为常态，但“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我国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能因为市场发挥的作用基本相同就错误地认为市场经济的规律是绝对的，更不能认为发展市场经济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否则就会自然地推导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的结论，从而在经济发展中迷失了方向。

(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演进

包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内的经济规律都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具有客观性；由于是对经济发展中反复出现的表象的本质反映，因此，反映了规律在一定条件下的稳定性，另一方面经济规律并不是永恒的，具有可变性，正如所言：“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性质也各不相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可变性体现在基本经济规律随着不同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变化，同时随着存在条件的变化而表现形式也随着变动。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基本经济规律要求通过生产力水平的持续提高来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对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考虑到由于具体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基本经济规律发挥作用的具体要求和方式也并不相同，因此，在坚持这一总体要求原则的前提下必须要探索现阶段的具体表现方式和要求。

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性，以及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别，因此，在经济总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影响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本质性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因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客观条件的存在以及经济发展导致的主观差异叠加造成了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这个问题的出现要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必须要依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之上来加以变动、并表现出具体方式。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促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必须要以新的具体方式来加以发挥作用，即要求基本经济规律的表现方式具有历史的可变性。在我国这样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要想实现“社会一切成员”或者“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自由发展，必须要解决贫富两极分化这个当前影响发展的本质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因此，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要避免两极分化。由于长期的不均衡发展战略，发展的不协调性带来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反映在农业的基础地位相对薄弱，一般加工业畸形发展，产业升级缓慢；科技创新相对滞缓，产品层次低、质量差、消耗大；东、中、西之间发展差距的扩大等诸多方面和领域，已经影响到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因此，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具体实现形式就表现为通过协调发展以实现共同富裕。把协调发展，共同富裕作为新阶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具体表现形式和要求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可变性的必然表现。

协调发展、共同富裕既是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本质要求，又是指导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方针。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占主导地位，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它必然流入高赢利行业，不可能使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如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由金融业的过度化造成的。相反，美国国内所需要的消费品，由于比较效益低而不去生产，过分依赖进口，从而形成巨额的外贸逆差。诚然，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生产力水平高，它可以通过调节税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实际生活水平，但不可能实现全体国民的共同富裕。

四、结语

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篇6

关于宪法的属性，从阶级实质上看，它具有阶级性；从民主政治的法律化角度看，它具有政治性；从国家根本法的特征看，它具有法律性。[1]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宪法的基本属性。然而。经济属性作为宪法的基本属性之一，过去在我国宪法学界极少引起人们的重视。认识和研究宪法的经济属性，就是从经济角度探求宪法真谛，给宪法学注入更丰富、更积极的科学内涵。宪法学发展至今的一大缺憾就是，很多的学者往往只注重宪法鲜明的阶级性。高贵的政治性和庄严的法律性，而很少思考宪法的经济性。这在一定意义上制约了宪法科学相当部分的实证色彩。因而，提出和论证宪法的经济属性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探求宪法的经济属性要从宪法与经济的关系入手，因为“属性”[2]是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性质。而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性质却要从事物之间的联系中去寻找。如马克思的名言-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英国学者特伦斯。霍克斯讲过，“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构造，然后又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4]从这一认识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宪法的经济属性表现得十分广泛，如宪法是一定经济和经济关系的产物，宪法具有重要的经济功能，宪法的许多内容都直接或间接对资源具有配置作用，经济制度是宪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规范也应符合经济学中效益原则的构建要求，宪法在实施中亦有一个如何以最经济、最有效的方式调整社会关系，以实现立宪目的问题等等。

二、认识和研究宪法经济属性的理性和现实意义

第一，对宪法经济属性的认识是科学、完整宪法观的一部分。

人们之所以长期对宪法的经济属性缺乏认识。主要原因在于宪法规范是国家权力的体现，根本法是其形式上最显著的特点，政治性是其内容上最大的特点。此外，直接调整经济关系和经济生活的民法、商法的存在也多少使人忽略了宪法的经济属性。在西方近代的法律思想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宪法属于“政治法”[5]的范畴。这种认识是与早期宪法的内容和特点相适应的。近代各国的宪法在经历了一场政治革命后才制定的，因此，宪法中的政治内容就显得很突出。同时，由于政治矛盾的集中体现，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而宪法中的政治内容在客观上也需要比其他内容规定得更明确具体一些。这样一来。宪法是政治法的看法就潜移默化地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了。但是，当1919年魏玛宪法调整经济生活的规范大增，以及社会主义类型宪法诞生以后，世界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愈来愈重视宪法经济性的倾向，如法律经济学对领域的拓展和渗透，经济宪法学和宪法经济学的问世及发展就突出地表明人们对宪法的认识大大深化了。在探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的建设这一宏大课题时，我们就更有必要重视宪法的经济属性了。一味地崇拜宪法的阶级性、过度渲染宪法的政治性和论证宪法的法律性，忽视宪法的经济性必将有损人们对宪法全面、透彻了解，也不利于正确把握宪法的阶级性、政治性和法律性的科学内涵。所以，研讨宪法的经济属性是科学、完整的宪法观的一部分。

第二，认识和研究宪法的经济属性有利于科学地把握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的双向供需关系。

首先，从宪法的经济根源或经济发展对宪法的需求看，仅仅在宪法条文上宣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神圣原则、公民拥有各种基本权利，而不寻求这些基本权利是否真正来源于人们可能实现的实践以及是否与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经济生活需求相吻合，是不可能有实际意义的。公民权利是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的具体的历史统一。从历史的经验看，如果法律的规定实际上不具备实现的物质条件，那么它只会成为对公民的愚弄。只有实事求是地在立宪中反映社会的经济现实。最大限度地协调和平衡人们对经济利益的需求，减少冲突，缓和矛盾，建立程序，才能使用宪法关系主体切实感受到宪法与其自身利益息息相关。还有，在人们愈来愈认识到宪法监督保障已迫在眉睫的今天，如果仍停留在一般的呼吁、论证、争论是否设立有关宪法保障机构的问题上，那么，我们将会因踌躇犹豫而贻误了法律机制切入的最佳时机，从而导致经济运行的无序化。

其次，必须通过发挥宪法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功能以促使公民基于自身的物质经济利益的改观来树立宪法意识，关心宪法实施。我们每一个人和每一个社会组织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利益生活着。社会实际上是由分工和协作产生的不同利益主体所构成。宪法不能科学反映利益机制（主要是经济利益机制）的运行规律，不通用合理公平又有效率地配置和调控权利义务关系。则宪法实施是缺乏社会基础的。宪法学研究者应该拓展研究思路，从经济发展的动态运行及经济改革的实践对制度的创新渴求中去捕捉原有体制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建设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实际现象，捕捉完善的途径。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将会产生许多全新的宪法学课题，如经济民主问题、产权制度改革问题、选举制度完善问题、公民权利的发展问题、政府宏观调控的权力运行范围和程序问题、经济发展的恒动性与宪法条文的刚性的协调问题、经济发展与宪迁的内在规律等等问题。所以，必须“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6]

再次，民主的生存与发展需要特定的经济环境，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宗旨出发来探寻它的经济环境、经济机制，大力改革不适应民主建设的旧有的经济体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民主的发展完善奠定坚定的物质和经济基础。这一切要求我们从与经济的内在关系出发把握宪法经济属性的科学内涵。

注释：

[1] 关于法律性，宪法学界一般是从宪法具有根本法的形式特征上去认识它。亦有学者强调宪法的法律性是指宪法作为法律所发源具备的一般素质，并指出其基本涵义是宪法可以而且必须由适当的机关加以适用。关于这个观点，可参阅王天成《宪法的法律性探初探》，载《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法学》1991年第1期。

[2] “属性”是拉丁文attributum的音译。在逻辑上泛指对象的特性、特征、状态、动作和关系等。在西文哲学上，一般指实体的本性即属于实体的本质方面的属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属性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性质，如认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4] [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第8页。

[5] 如格劳秀斯在进行人类法分析时，曾把实在法分为政治法、民法和刑法。孟德思鸠认为：“立法者通过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们尽他们的责任。”“社会是应该加以维持的，作为社会的生活者，人类在治者到被治者的关系是有法律的，这就是政治法。”（见孟德思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页，第5页）。卢梭也曾把“政治法”和“根本法”等同（参阅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72页）。

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篇7

一、当前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总体向好

我们通过对200名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企业家、管理人员的调查发现，同党的十之前相比，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近两三年来的意识形态状况一直在好转，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好。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更加心向祖国、心向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不仅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而且做出了独特贡献。

首先，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积极、认真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各地统战部门、社会主义学院、工商联和各派的各级组织纷纷组织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开展集中学习、讨论，使大家更加从内心深处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真正认清了西方的“民主”、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等错误思潮的本质及危害，进一步凝聚共识，决心为进一步大力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87.50%的被调查者表示认真学习过系列重要讲话，并从内心深处真正认同；另有11%的被调查者虽然没有系统学习过，但却从内心深处非常赞同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其次，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不少人士开始旗帜鲜明地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红色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红色基因培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不少非公企业家非常注意吸收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智慧，尤其是推崇思想。西城区、石景山区、大兴区的不少民营企业家公开表示，最敬佩的人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石景山园工委，以“利用好红色资源、发扬好红色传统、传承好红色基因”为出发点，以学习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为主要内容，探索实施“传承红色基因，提高治理能力”主题活动，引导园区非公企业从中国共产党发展和壮大的历史进程形成的红色基因中，寻找自身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依据，进一步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提高了自身治理能力。园区的一些民营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大力培育红色基因，董事长、总经理带领员工重走红军长征路、唱红歌等，使红色成为企业文化的主流。一些企业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积极主动在企业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了很多青年积极申请入党，有的还成为优秀党员。

第三，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通过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积极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等形式，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贡献力量。正如所指出的，许多民营企业家都是创业成功人士，是社会公众人物。用一句土话讲，大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们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对社会有很强的示范效应，要十分珍视和维护好自身社会形象。调研中发现，不少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都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热心公益慈善事业，通过实际行动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做好表率。北京市工商联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有73.27%的企业家表示，能够承担社会责任，履行社会义务。有68.18%的企业家认为，参与慈善和光彩事业，是为了扶助弱势群体，使社会更加和谐；43.18%的企业家认为，参与慈善和光彩事业没有任何私利，仅仅是承担作为企业家应尽的责任；此外，选择积极参与慈善事业以报答党和人民、造福社会的企业家也占到了39.77%。

第四，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自觉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民运分子、分子等的蛊惑、收买。西城区一家非公有制企业的总裁是派成员，他应朋友之邀参加一次宗教活动后，活动组织者多次联系介绍他信教，并主动来到企业要给员工进行传教，表示愿意给企业困难员工一定资助，美国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也跟踪甚至参与此事，但这位老总坚决拒绝了这些活动。调研中，不少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表示，不仅要坚决拒绝西方宗教势力在企业进行传教，而且要坚决拒绝西方非政府组织的利益诱惑以及民运分子、分子的蛊惑等。

二、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问题

当前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状况总体向好，但由于西方近年来不断加大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一些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尤其是企业家的思想认识仍存在误区。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当前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依然存在以下几大意识形态问题。

首先，一些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缺少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认识、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有的甚至对西方的制度体制充满向往。由于是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长大，再加上对我国近现代历史缺乏深刻的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机会较少，有的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缺少基本的了解，再加上西方的“民主”、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等错误思潮的影响，导致少数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缺乏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拥护，缺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有的甚至认为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会更好。

其次，有些地方的党委、政府、派、工商联等对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忽视意识形态建设，导致部分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等缺乏正确认识，缺乏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调研中发现，不少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存在片面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味强调经济建设而轻视意识形态工作。如某区委统战部的一位负责人就反映：“意识形态工作很重要，意识形态能力建设也非常重要。但是上级对我们的考核主要是经济发展的指标，还有维稳等，我们要随着指挥棒转，根本没时间搞意识形态建设！”此外，一些地方在抓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时，不仅思想陈旧、手段单一、方法滞后，而且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导致一些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对意识形态工作有抵触情绪，认为意识形态就是思想管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误解，所以从内心不认可。

第三，受网络上一些“大V”宣扬的流行错误思潮的影响，个别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参与错误思潮的宣扬、传播，有的甚至公然鼓吹“”、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前些年，由于意识形态工作抓得不紧，一些网络“大V”比较活跃，其中有一些“大V”是民营企业家，他们中有的人还是派成员甚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这些人不仅在网上公开宣扬错误思潮，而且还经常搞一些讲座、论坛拉拢、影响更多的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有个别人甚至公然鼓吹中国应该仿照西方的政治制度搞政治体制改革，更有人煽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告别社会主义制度等。由于没有真正认清少数所谓“大V”的真面目，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经常邀请这些人搞讲座甚至聘请他们为企业的顾问、独立董事等。

第四，有的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在“官”“商”交往中摆不正自己的位置，认为自己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就应得到回报，对国家反腐打击“官”“商”勾结的行为有意见甚至非常不满，进而攻击党的领导和国家的现行政策、举措等。近年来，中央不断加大反腐力度，对于权钱勾结、权钱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严厉打击。由于不少案件牵扯到部分民营企业家，一些非公经济领域人士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也产生担忧，对申请外国绿卡和到国外发展考虑较多。还有的民营企业家在一些公开场合表达对国家反腐的不满，认为反腐影响了经济发展等。这些言论被国外媒体所利用，产生了恶劣影响。此外，还有一些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抱着较强的目的性去做一些公益慈善活动，做了之后就向有关部门要回报，希望借此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获得其他更多的荣誉等，损害了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的整体形象，也扰乱了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

第五，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忽视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共青团、工会等群团组织建设，对西方利用文化产品、宗教、网络等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危害认识不足，再加上有关部门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企业家在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等关心不够，非公有制企业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调研中发现，有的非公企业中的党员、团员找不到组织，失落感较强。有的部门直接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账户中扣交工会费，但却没有开展什么活动，使得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工会形同虚设。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第六，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个别人士与境外非政府组织来往密切，甚至组建一些私密性很强的社团、会所等组织，发表一些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违背的言论或所谓“研究成果”。调研中发现，由于缺乏正确引导，再加上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诱导，以民营企业主、律师等为代表的部分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新社会组织的人士自己组建了“XX会”、“XX堂”、“XX岛”、“XX研究院”等一些私密性很强的社团、会所等组织，定期或不定期举行秘密聚会，在交流时直接攻击、等领袖人物，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等，甚至宣称中国应该走西方的道路等。

三、如何加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

根据几个月的调研和以往的研究积累，课题组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

首先，清醒研判当前的意识形态形势，高度重视、科学应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进一步坚定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以及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必然性的认同。要通过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剖析，使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问题、对当前的意识形态形势有清醒的认识，从而深刻认识到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严峻性。有关部门应该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清醒认识到少数西方国家对中国多年来一直实行和平演变的事实，自觉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与和平演变。在此基础上，建议有关部门通过各种形式灵活、富有成效的教育、培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尤其是广大民营企业家按照所要求的那样，深入开展以“守法诚信、坚定信心”为重点的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始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在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中谱写人生事业的华彩篇章。

其次，各级统战部门、各派、工商联等要大力加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正确认识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问题等，进一步增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共识。意识形态能力就是通过新的理论观念、理论概括、理论创新来辨别、引领、掌控社会思潮、社会主流意识的实际水平，主要体现为思想辨别力、理论创新力、共识凝聚力和话语支配力。有关部门应通过集中学习、培训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大力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使大家深刻认识到，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没有自身独立的意识形态，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应该坚持和弘扬的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而使大家形成共识：积极、主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的应有责任。并坚决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与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时，工作中要注意方式方法，反对生硬的教育、影响和感化方式。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和风细雨的方式，使大家深刻认识到，面对新时期的众多新挑战、新考验，只有高度重视、大力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始终高举理想信念的旗帜，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正确的前进道路，坚决反对“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多元化”和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才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才能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生力军。

第三，加强新媒体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影响的研究和应对，积极主动宣传中央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加大对错误思潮的批判，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认清一些在网络受追捧的所谓“大V”、“意见领袖”的真面目，不受其误导甚至主动驳斥其错误言论。非公有制经济要健康发展，前提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健康成长。中关村科技园区石景山园工委联合园内，企业财智谷（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探索了“互联网+党建创新+非公经济+众创空间”的党建O2O 模式，创立了“红色星期六”网络党建品牌。财智谷（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说，在企业实践中，发现党建工作搞好能带动企业文化，我们尝试“互联网+党建”，通过网络平台召集行业精英、企业高管、党员和员工主动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大讨论活动，并定期组织线下志愿服务活动，有效提升了非公有制企业对党建工作的重视，深化了非公有制企业党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应该意识到，互联网党建是个大题目，如何有效利用互联网尤其是新媒体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尤其是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开通官方微博、公众号、网站等，积极主动宣传中共中央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加大对新自由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的批判。同时，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认清一些“大V”的真面目。

第四，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清醒认识资本对权力的影响及其危害，摆正自己在“官”“商”交往中的位置，坚决支持中央打击“官”“商”勾结行为等反腐败举措，打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2013年3月8日，同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江苏代表团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告诫说，“官”“商”交往一定要有道，要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2016年3月4日，又把新型政商关系概括位“亲”“清”两个字，并告诫广大民营企业家，所谓“亲”，就是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府及部门多沟通多交流，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满腔热情支持地方发展。所谓“清”，就是要洁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并指出，靠旁门左道、歪门邪道搞企业是不可能成功的，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做这种事心里也不踏实。同时进一步强调，守法经营，这是任何企业都必须遵守的一个大原则。公有制企业也好，非公有制企业也好，各类企业都要把守法诚信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依法经营、依法治企、依法维权。因此，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一定要深刻认识到，自身事业的根在中国，随着整个国家政治生态的改善，市场竞争环境必将更加公平、公正，只要守法、爱国，一定能有更好的发展，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有关部门要积极、主动帮助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解决事业中、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使他们更多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第五，进一步大力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工会等群团组织建设，尽快对西方利用文化产品、宗教、网络等形式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和引导。有些地方、单位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积极探索，值得借鉴。如中关村科技园区石景山园工委非常重视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工作，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期间，针对部分年轻企业家信仰缺失、心灵空虚等问题，积极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在非公有制企业中通过采用一对一的定制式微党课等形式开展党课活动，以真诚、务实的态度主动去影响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高管等，使他们不仅支持在企业建立党组织，不少人还主动申请入党。如今，整个园区已经建立非公有制企业党支部167家，非公有制企业党委2家，实现了园区党建工作全覆盖，吸引了不少非公有制企业人士积极申请入党，也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在此基础上，他们注重充分发挥非公有制企业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使得园区企业对西方利用文化产品、宗教、网络等形式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保持了较高的警惕性。如北京龙达怡和公司党支部坚持党建与企业经营无缝融合，通过多方式、多渠道的政治思想培训、业务培训，带动广大员工掌握新时期党的各项大政、方针、政策以及新知识、新技能，致力于把员工培养成为政治素质过硬的“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得到管理层、管理者以及股东的认可，也大大推动了企业的意识形态工作。这些做法值得借鉴和学习。

第六，大力加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阵地的建设，主动加强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学习、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判，对一些主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企业要进行鼓励、扶持。出席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指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要坚持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一手抓鼓励支持，一手抓教育引导，关注他们的思想，关注他们的困难，有针对性地进行帮助引导，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做到爱国、敬业、创新、守法、诚信、贡献。2016年3月4日，他又强调指出，对领导干部而言，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真心实意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并提出，要注重对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教育培养，引导他们继承发扬老一代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听党话、跟党走的光荣传统。而要做到这些，做好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关键。因此，我们应该认真学习、贯彻的有关讲话精神，从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中青年人士中发现、培养一批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的典型，引导他们创新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方法，打造一批坚强有力的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阵地。同时，各级党委统战部、宣传部等有关部门应该牵头，和社科院、党校、社会主义学院、工商联、派等联合，组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专家库，邀请一批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精通意识形态理论、熟悉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专家成为特邀专家，长期关注、研究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问题。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有关部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专家之间的便捷、友好、科学、高效的沟通机制，从而为进一步做好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意识形态思想及其理论创新》[项目编号：2015T80105]，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一等〉项目《全面深化改革时代的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研究》[项目编号：2014M550076]，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时代的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3KDB046]的阶段性成果）

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篇8

[关键词] 社会主义 非公有制经济 认识 效应

在建国后的经济建设过程中,我们党与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经历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在这一探索过程中,逐渐趋于深刻和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从而逐步认清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

一

新中国成立的初期,第一届中央政府通过了共同纲领做为施政方针。在这个纲领中明确公私兼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在建国初期,我们在经济上,个体和私营占有很大的成分,对国家的经济恢复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经过三年的努力五种经济成分都得到了发展,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偏差,在1953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展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急于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这种社会主义制度,是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单一公有制和实行计划经济紧密联系的。由此,造成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借助哪种所有制形式、所有制结构来满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求的问题上陷入了、并且越来越深地陷入了误区。我们不再用“生产力标准”去设定所有制形式,而是把所有制标准置于生产力标准之上,简单地把社会主义同公有制,资本主义同私有制绝对地等同起来。为了保持社会主义的“纯洁性”,而脱离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环境,视非公有制经济为社会主义的异物,到处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不断进行所有制关系的革命,使整个国家形成了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

1956年,党的正式宣告:几千年的阶级剥削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这说明经过几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的主流,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消灭,只不过他与公有制已没有可比性了,其仅存的形式无外乎是农村自留地、集市交换、城镇小手工业和服务行业。

本来,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持宽松态度的。国务院不仅规定开放农村集市贸易,还规定了分散经营的家庭副业应当在合作社的统一安排帮助下,由社员家庭分散经营,收益全部归个人所有。随着“”和化的兴起,这些规定被相继取消,上百个合作社合并成公社,一切归社所有。不少干部认为商品交换越少越接近共产主义。结果造成小商小贩、家庭副业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对于“”、化中发生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党中央和在1958年就有所察觉,并从1958年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多次纠“左”。但由于认识上的局限,纠“左”是很不彻底的,是建立在对“”和的基本肯定之上的。尤其是通过庐山会议,把原本的纠“左”突然转向反右,认为1959年各地农村提出的包产到户、取消供给制、停办公共食堂等,一概为右,是主义的逆流。于是第二次共产风把刚出现的一点正确认识湮没,导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更加严重失调。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从1960到1961年重新提出纠“左”并相继发出了一系列文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分配给社员的自留地,一般占当地耕地面积的5%,长期归社员使用。从此,农村便开始了“家庭承包”的探索,到1962年全国20%的农村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农业生产开始回升,粮食总产量达到3200亿斤,比1961年增产250亿斤。

但由于我们刚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没经验也对经济规律知之甚少,再加之我们在观念上敌视资本主义、敌视商品经济,排斥经济的一般规律。所以这时同志认为,“责任田”就是单干,就是资本主义的私营经济,在理论上把非公有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批单干的同时,也批“三自一包”,指出“三自一包”的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开始后,不少公社更是大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在统购统销、制、“左”的指导思想的相互作用下,经济体制越来越僵化,到1978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占77.6%,集体经济占22.4%,个体经济几乎不存在。

二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最初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先富论”,不但为我国个体经济的恢复发展做了很好的舆论准备,同时也为国家制定出台鼓励个体经济发展的政策铺平了道路。1979年9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目前在有限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这是“”后党和国家首次公开认可个体经济。国家第一次正式出台关于发展个体经济的政策是1981年7月,国务院了《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提出发挥个体经济对公有制经济“拾遗补缺的作用”。“补缺论”是首次对个体经济地位作用的政策性认可,这在当时是一个突破。经过几年的实践,个体经济不但在数量上猛增,而且作用也日益显现出来,我们党对个体经济的认识也得到了深化。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在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这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对个体经济地位作用的首次肯定。以前的“补缺论”允许个体经济只能在“国营和集体未经营或经营不足的行业”发挥拾遗补缺作用,目的更多是为了解决就业的压力,而“补充论”鼓励个体经济适当发展是为了繁荣经济,方便人民生活。这说明党对个体经济的地位作用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十一条作了如下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至此个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正式得到宪法的认可。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6年个体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请帮手的“雇工”现象且超过了国家规定的人数。当时争论颇多,对此,经过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党中央于1987年1月果断的出台了《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进一步确定了个体经济长期稳定的方针,并首次使用了“雇工”一词和正式认可私营经济的存在。这为私营经济在城乡的普遍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而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首次承认和肯定私营经济是在1987年10月召开的十三大上,报告中明确指出“实践证明,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他们发展。”从年初的认可允许存在到十月的鼓励发展,这是党对私营经济认识上的飞跃。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首次把私营经济写进了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就从宪法上明确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两个月后的6月25日,国务院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部私营企业法规,对私营企业的概念、发展私营企业的目的以及保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均作了明确的规定,私营企业从此可以公开申办依法经营,并享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在此之后,针对19的影响,人们错误的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当做“私有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加以批判,1991年下发了《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工商联若干问题的请示〉的通知》,通知中对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港澳台及海外侨胞投资企业等经济成分首次统称为非公有制经济并对非公有制的历史地位问题进行了重申:“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作为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和发展”。这就进一步促进了非公有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到1992年私营企业达13.9万家,就业人数231.9万人,注册资金221.2亿元,营业额113.6亿元。个体经济达1533.9万家,就业人数2467.7万人,注册资金600.9亿元,营业额2238.9亿元[1]。这一数字无疑表明了非公有制经济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缓解就业压力等方面发挥了的重要作用。

三

正当非公有经济在党的正确认识指导下和国家宽松政策的支持下顺利发展之时,二十世纪90年代初由于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等事件的不利影响,使党内外一度引发了姓“社”姓“资”的争论,而且矛头直指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私营企业主们顾虑重重,大量民间资本纷纷从市场撤出,刚刚发展起来的个体私营经济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在这关键时刻,1992年初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谈话,,邓小平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既不姓“社”也不姓“资”,还明确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这就解决了长期以来人们思想中的困惑,南巡谈话后市场经济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个体私营经济也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而步入了蓬勃发展的阶段。南巡谈话为即将召开的十四大奠定了基础,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并确定了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的方针,报告指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从以前的“鼓励发展”到“长期共同发展”说明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上又进了一步,也说明非公有经济的地位又有了提高。到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确定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为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从法律上提供了保障。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

1997年,十五大报告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首次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这对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这些表述,标志着党对非公有制经济有了更加科学的的认识,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已经由基本方针被确立为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而且非公有制经济已被当做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说明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作用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已经把非公有制经济真正摆到了国家经济全局的重要位置上。无疑这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使其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会发挥更大作用。

2002年,党的十六大又提出了“必须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要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的重要作用。”从十五大的“有重要作用”到十六大的要“充分发挥”重要作用表明了党对非公有制经济地位作用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必须毫不动摇地”表述也成为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指路明灯。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首次把非公有经济人士定位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并且明确规定了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进行保护。这一修正案是涉及非公有制经济内容最多最丰富的一次。是国家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又一里程碑。它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为了贯彻“毫不动摇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决策,取消对非公有经济在市场准入等方面诸多限制,2005年2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经济36条”)从七个方面系统的提出了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尤其是首次提出了平等准入、公平待遇原则,使非公有制经济能够进入原先不能进入的许多行业和领域,为非公有制经济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再次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报告明确指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首次提出的“两个平等”思想,是在对非公有制经济理论认识上的又一重大突破,这为非公有经济进一步快速持续科学发展提供了很好政策条件。

正是由于我党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上越来越科学越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制定的政策日益宽松,使非公有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2008年以来,尽管我国经济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遇到严峻的挑战,,民营经济也遭遇空前困难,但困难当中还是有较快发展,截至2008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达到657.42万户,较2007年底增长9%;注册资金达到11.74万亿元,较2007年底增长25%。私营企业进出口总额占全国进出口总额比重较2007年增加1.8个百分点,增长率较全国高出10.6个百分点。截至2008年11月,私营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495亿元,同比增长36.6%,高于全国31.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私营工业企业增加值虽同比增长20.4%,高于全国7.5个百分点。[2]

事实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大量民间私人资本的形成和发展,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深刻的变化:截至到2006年时,私营企业已占中国法人企业的60%以上;它创造了中国GDP的约40%,创造了中国GDP增量的约60%,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它解决了中国城镇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大半,解决了社会新增的非农就业的80%以上;它提供了中国税收的约1/5、提供了地县税收的大半;它提供了中国出口的约1/5;它提供了商品与服务,成为彻底扭转中国短缺经济面貌的一个最重要力量,也是使中国人民生活质量得以根本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从2007、2008年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统计数字看,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十七大精神的指导下和国家宽松政策的支持下,非公有经济会在推动国家经济增长、加快我国现代化步伐、解决就业、扩大出口、增加税收、方便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更大作用。

参考文献:

[1]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