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发展的重要性范文
时间：2024-01-24 10:44:54
协调发展的重要性篇1
【关键词】区域经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是指具有区域特色的国民经济，它是以特定的空间为载体，具有一定的要素，按照一定的规律运行的经济综合体，兼具综合性、区域性、空间性、系统性、联系性和规律性于一体。
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提出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区域战略的变化明显地分为五个阶段：内地建设战略阶段（1949-1964年）、三线建设战略阶段（1965-1972年）、战略调整阶段（1973-1978年）、沿海发展战略阶段（1979-1991年）、协调发展战略阶段（1992年至今）；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建立，区域协调发展开始得到中央高度重视①。我国的历次五年计（规）划，都集中体现了“政府处理全国经济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从“八五”计划开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方针便得到不同程度的明确*，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的认识正不断完善和深入。2003年 “五个统筹”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成熟。
有关学者的理论论述从1989年就已经开始，之后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无论从区域间的协调还是区域内部的协调都有诸多研究。
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含义
张敦富、覃成林（2001）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指区域间在经济交往上日趋密切、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发展上关联互动的过程，它以实现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和谐，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共同提高，社会的共同进步为目的和核心。②陈秀山、刘红（2006）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是一种动态协调发展战略，强调坚持均衡发展与非均衡发展相结合，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既要保持区域经济整体的高效增长，又能促进各区域的经济发展，使地区间的发展差距稳定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并逐渐收敛，达到各区域协调互动、共同发展的一种区域发展战略。③魏后凯、高春亮（2011）认为，区域协调发展包括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和各地区内部的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是兼顾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融合的可持续协调发展。④
结合前人的分析，我们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含义概括为：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它既包括了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也包括区域内部自身的协调发展，既包含区域发展的问题也包含区域关系的问题，也在客观上体现了相互关联的区域间的利益联动、协调共生性。
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特征
从学者们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含义的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区域协调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性：
1.全局性。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涵盖经济增长与资源、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之间关系的协调。
2.相对性。区域协调发展中，协调是相对的，一个地区甚至一国的区域经济是否协调发展是相对于其他地区或者其他国家来说的。正如国际贸易理论中讲到的相对成本优势理论一样，“相对”是同其他地区或国家相比较而产生的，有比较才知道劣势和优势，才能采取最有利于自身的发展方式使自己不断发展壮大。
3.渐进性。区域协调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区域发展存在的问题要随着时间的推进才能被发现，才能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才能为区域协调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4.关联性。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区域内部或相关区域之间在经济、政治、资源、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发展上相互联系、关联互动、正向促进，区域利益同向增长，区域差异趋于缩小的过程和状态。
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容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既包括区域内部的协调发展，同时也包含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首先，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最主要的方面是经济的协调，各地区之间以及区域内部之间，经济差距的大小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经济差距小则经济协调程度相对较高，反之，则反之。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会导致区域间的差距增大，也会给社会的安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区域发展政策主要倾斜于东部沿海地区，东部地区得到了迅速发展，同时也使中部和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逐渐拉大。东、中、西三大地带之间的发展没有得到很好地协调，地区资源之间的交流、融合也就受到抑制，东部的迅速发展、西部和中部的相对落后，使得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资源供应不足等现象，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工程应运而生。
其次，区域社会生活水平的协调、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也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区域之间生活水平的差距会导致人口的流动，而多数人口流动都是由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流向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像县级市到地级市的人口流动、地级市向省会城市的人口流动，甚至是西部等不发达地区向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的人口流动，都是与生活水平的高低息息相关的。我国的东、中、西三大地带之间，各地区内部由于资源、环境、文化、交通等方面的差异，适当的社会发展差距的存在有其必然性，也是合理的。但若不采取相应措施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的话，人口的大量流动不仅会造成落后地区资源的浪费，也会导致人口流向地区的资源、基础设施等的过度紧张，造成环境问题的加剧。“先污染，后治理”并不是经济发展的明智之举，环境污染对经济的发展后劲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经济发展既要注重“质”也要注重“量”，发达地区不能单纯追求经济数据的增长而对不发达地区的资源进行无限制的掠夺，落后地区在追求经济发展的时候也要注意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节约、高效利用。因此，经济的发展与资源和环境之间的协调也是相当重要的。
最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还包括了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与产业合作这一内容，因地制宜，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区域间产业合作。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资源、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是不然存在的，而各地区之间由于行政区域的差别，单纯从GDP来决定产业结构的现象严重，导致区域间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严重，各地区之间恶性竞争，造成资源浪费。区域间联系的削弱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区域间产业的协调性不高，这样区域间的产业合作就会受到影响。低水平重复现象就会层出不穷，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加剧，不仅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不利，同时也会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抑制经济发展后劲。
注释：
* “八五”计划提出“根据统筹规划、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利益坚固、共同富裕的原则，努力改善地区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布局”；“九五”计划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十五”计划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 “十一五”规划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优化格局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镇化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①张可云.区域经济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438-445.
②张敦富，覃成林.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与协调发展[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
③陈秀山，刘红.区域协调发展要健全区域互动机制[J].党政干部学刊，2006（1）.
协调发展的重要性篇2
及对策建议思考
调研工作是人民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职能的基础环节和重要形式。实际工作中，我们经常针对当前经济社会生活中一些重大问题组织有相关专长的委员来开展专题调研工作，建言立论和参政议政，为党委、政府出谋划策，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那么，为什么要重视调研工作？怎样搞好调研工作？调研工作要注意些什么？笔者就这几个方面略加赘述。
一、重视调研工作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政协工作的必须途径
新中国成立几十年以来的历史进程表明，人民政协在我们党执政兴国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不仅是过去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建设初期不可缺少的政治工作，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事业中必不可少的工作。
当历史发展到今天，社会政治经济和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发生了崭新的变化，与已往半个多世纪的情况相比较，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新的矛盾是政协工作以前未接触到的。历史给新时期的政协工作赋予了全新的内容。可以说，人民政协工作当前所面对的是一个历史新旧碰撞中改革攻坚时期的全新境界。而研究这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新的矛盾的本质内涵、发展走势及其解决的具体途径与方法，为执政党提供智谋支持和针对性、科学性和实用性很强的建议应是当前政协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政协要真正发挥其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贡献其力量，依据其性质决定的职能、履行职责的主要方式是民主监督与参谋协助。从科学管理的角度看，打开管理黑箱的途径只有两个：一是调查研究，一是实践。因此，政协工作的重心也就理所当然一是参与实践，培养工作典型，以其自身特有的优势，建设出自己的实验基地，形成以小见大，以点带面的靓点，在实践中思考，在实践中总结，在实践中证明其观点的真理价值；然后就是广泛进行调查研究，深入基层，深入实际了解情况，甄别是非，抉择信息，为执政决策者提供其可靠的科学的意见与建议。因此，面对新的形式和任务，我们应当认真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不足，把专题调研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充分认识政协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
调查研究既是人民政协的一项基本工作方法，也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基础性工作；既是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履行职责需要掌握的一项基本功，也是提高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素质的有效途径。因此，要充分认识做好人民政协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
（一）调查研究是政协履行职能的基础环节。
搞好调查研究，对于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发挥作用至关重要。政协不是权力机关，不能靠发号施令去履行职能。政协是组织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委员进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重要机构，主要是通过提出意见建议的方式履行职能，要使政协的意见、建议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符合实际，对决策有参考价值，就必须以调查研究为基础。在新形势下，政协履行职能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只有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才能跟上时代步伐，开创工作新局面。
（二）调查研究是参政议政的主要形式。
人民政协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工作，调查研究工作已成为新时期人民政协参政议政的一项主要形式。《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人民政协要选择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综合性、全局性、前瞻性的课题，深入调查研究，开展咨询论证，提出意见和建议”。调查研究使参政议政更加主动，更为经常，更具实效，是发挥委员主体作用和活跃政协工作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渭滨区政协以专委会为依托，以课题为纽带，联合组织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围绕区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有重点地进行调查研究，形成了一批内容详实、观点鲜明的调研报告，提出的不少中肯意见，得到了党政领导重视，促进了党政决策，助推了相关工作。
（三）调查研究是发挥民主党派作用的重要渠道。
调查研究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发挥参政议政作用的重要形式，是保障其履行政治监督职能的重要手段。尊重和保障各民主党派参与调查研究，充分发挥其在政协的作用，是各级政协组织义不容辞的责任。密切同各民主党派的联系与合作，与民主党派开展联合调研，既有利于民主党派发挥优势，拓展参政议政渠道，又有利于政协博采众长，广开言路，建言立论。
三、正确把握政协调查研究的原则和方法
政协参政议政水平的高低和实效的大小直接取决于调查研究的深度，取决于调研课题与党政决策的关联度，取决于对策建议的可行度。因此，“选准课题，深入调研，建议可行”是政协调研的总体要求。首先要精选课题。找准服务大局与发挥优势的结合点，贴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选择事关综合性、全局性、前瞻性的课题，选择党政重视、社会关注、群众期待、顺应时代、能产生重大影响的课题，选择有利于发挥政协优势、能够拾遗补缺、政协有条件有能力做好的课题，才能更好地服务中心、服务发展。其次要深入调研。在准备调研前，要精心挑选熟悉课题的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及相关部门领导参加，组成精干调研队伍，为其熟悉情况提供相关资料，准备调研。在实施调研中，要发挥委员的主体作用，专委会的基础作用，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政协界别的独特作用，调动各方参与，加强互动合作，形成工作合力，通过全面了解、系统分析，取伪存真、提炼总结，找准问题症结，揭示事物本质，提出可行建议，为撰写调研报告奠定坚实基础。要善于综合论证，注意将重要调研报告提交常委会专题协商，听取常委意见，汲取大家智慧，使调研所提建议更科学、更全面、更专业、更具操作性。只有这样，调研才能与党政思路合拍，与群众愿望相符，较好地反映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心声和诉求，体现参政参在关键处、议政议在点子上的要求，才容易引起党政重视，促进相关问题解决。在成果转化上，注意运用跟踪视察、宣传报道等形式，不断促进工作落实、推广成功做法。
四、政协调研工作必须注重“三点”
一是思考的立足点。
人民政协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服务作为政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这也是政协在开展调研工作时的立足点。唯其如此，我们在开展调研工作的过程当中，首先要立足于发展和振兴县域经济，通过务实求真的深入调查，掌握反映真实情况的第一手材料，了解平时难以听到的群众呼声，对调查材料进行认真研讨和论证，形成有政协特色的、有分量的意见和建议，并精心选择好报送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调研成果的作用，促进党政部门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二是研究的切入点。
在政协调研工作中，面对纷乱如麻，莫衷一是的问题，要注重发挥委员的专长的优势，集中智慧，认真思考从何入手，怎样入手才能进行有效的工作，迅速透过现象，进入深层了解，抓准问题严重的症结所在，以确保调研成果的科学性、实效性、可操作性和针对性，这样工作才不会走弯路，也不会偏方向。
三是工作的着重点。
政府工作千头万绪，政协调研如何配合政府工作，找准研究方向，抓住当时热点、难点，甚至是焦点的问题，这也是政协调研工作中首要考虑的。目前情况看，我县地处湘东南，从地理和历史积淀和现存资源看，是一个农业大县、发展新县、财政发展县。政协调研应根据县委、县政府既定的经济工作思路和“主攻工业，提升农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工作部署，在龙头经济、园区经济、板块经济的格局中寻找研究突破口，为振兴我县经济推波助澜。
五、政协调研工作必须注重“三性”
政协调研旨在为政府出谋划策，因此，政协调研工作所得出的结论，所提出的意见，应当突出以下几点。
首先，是运用理论的适应性。好的理论，如果脱离实际，那就是一文不值。然而没有理论指导工作，总少不了其盲目性、随意性，或者是敷衍失责的短期行为，因此，用什么理论运用于政协调研工作，是因其调研的课题而不同的。经济的、政治的、工作流程管理的、生产技术的、服务理念的，如此种种，应当依据其调研课题而选择，从而确保理论的指导性和策划的前瞻性，确保工作不滞后于形势发展。
其次，是调研过程的务实性。实事求是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也是政协调研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调研要深入到实践中去，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从生产管理的第一线中调研，发现问题，解析问题，探索出问题发生的根源与矛盾的症结所在，从而在广泛、深入、可靠的信息中，甄别抉择，并运用现代科学理论进行推论、演绎，得出适应合理的结论，这样的调研才有效度和信度。才具有应有的科学涵量。
第三，是工作策划的前瞻性。大家都知道马后炮的价值是有限的，虽然前车之辙，后车之鉴，但如果我们的工作、意见、事业策划都是在失败一次以后才能纠偏，才能调整，那么，付出的代价就实在太大了。政协调研工作是政协履职的基础工作，是为党委、政府工作提供智慧，提供镜子，提供借鉴的，其可贵之处应该是能帮助决策者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那么在政协调研结论意见（建议）中，就应当十分注意其工作的前瞻性，因此，应当要求调研者站得高，看得远，不滞后。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人才优势，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提出见解，确保调研报告中的现实价值，甚至超乎调研工作本身的指导意义。
六、政协调研工作要处理好“五个关系”
调查研究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的重要方式，也是人民政协献计出力、发挥作用的有效途径。搞好调查研究，是做好政协各项工作的前提和基础，离开调查研究，政协的各项工作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笔者多年工作的体会是，做好政协的调查研究工作，必须正确处理好“五个关系”。
（一）在主观认识上，要处理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了解情况、分析原因、总结得失、揭示规律、提出建议，为解决问题或为决策服务，这些是一般调研工作的共性。但是，人民政协既不是决策机关，也不是执行机关，它是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参政议政、团结合作的重要场所。政协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政协的调查研究是献策不决策，监督不操作。因此，政协的调查研究既要遵循调研的一般规律，又要结合政协自身的特点，彰显政协的个性。一是位置超脱。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决定了他“亦官亦民”。因此，政协的调研远离了利害得失，更多的是客观理性，能够更全面更真实。二是人才荟萃。政协内部聚集了众多的精英人才，他们或是各阶层的代表，或是各行业的专家，或是经验丰富的领导，因此，政协的调研有自己的先天优势。三是献策不决策。政协不是决策部门，政协的调研成果是为决策部门提供参考和咨询服务的，所以政协的调研要做到“尽职不越位，帮忙不添乱”。四是不单纯注重结果，更注重参与和过程。政协的调研结果有个是否被采纳和如何转化的问题，调研过程是委员了解情况、增长知识、提高能力、广交朋友、扩大共识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协调研的过程意义大于结果。
（二）在课题选择上，要处理好“热”与“冷”的关系
这里所说的“热”是指党政重视、社会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冷”是指那些党政部门暂时没有想到或没有精力顾及到的边缘问题。“热”与“冷”二者相辅相成。只有选准“热点”，政协履行职能才不会偏离正确的方向，才能服务大局；“冷点”不可忽视，“冷点”是相对于“热点”而言的，只不过有个轻重缓急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冷点”也可能变成“热点”。政协的调研课题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向党政部门征求，二是向委员征集，三是党派、团体、专委会提供。课题收集结束后，要根据少而精的原则，量力而行，认真做好分析、比较，与党政部门加强沟通，从中选择既事关全局，又适合政协调研的课题。首先要选准“热点”。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服务发展是政协履行职能的第一要务。要紧扣党政工作重点，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精心选择调研课题，做到与党政目标一致，与部门工作同步，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其次要兼顾“冷点”。要拓宽思路，根据群众需要关注那些党政部门没有想到或暂时无暇顾及到的领域，多做拾遗补缺的工作。一方面要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出发，选择党委、政府重视，事关全局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调研；一方面要眼睛向下，选择容易被忽视的“冷点”问题开展深入调研，提出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意见和建议。这样的课题，党政支持、部门欢迎、群众拥护。
（三）在调研力量的组织上，要处理好“内”与“外”的关系
“内”是指政协组织内的政协委员、各组成单位、政协各专门委员会；“外”是指政协组织外的专家、学者，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和一线的具体工作人员。“内”与“外”的关系是互补关系。委员是政协工作的主体，政协各组成单位是政协工作重要的依靠力量，政协专门委员会是调研活动的具体组织者，但他们不可能对所有的课题都熟悉，不可能对所有的议政领域都涉猎。政协组织外的专家、学者，以及相关部门的领导和一线工作人员，他们对相关政策了解更多，对具体情况更明，对相关工作的未来发展趋势把握更准。但是，他们往往缺少施展才华、建言献策的舞台，缺少与党政领导面对面畅所欲言的机会。因而，他们许多好的思路、观点、建议很难进入领导的视野，更难进入决策程序。政协的调查研究恰恰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政协是大团结、大联合的象征，具有最大的包容性和最广泛的代表性，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优良传统。在这里，各种观点都可以充分表达，各种建议都可以直接提出，理论与实践可以在这里得到很好的交流与融合。因此，在调研组成员的配置上，一方面要将热心政协工作、对本调研课题有研究、熟悉相关情况的委员和民主党派成员吸收进来，充分发挥委员的主体作用和政协各组成单位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根据课题需要，聘请一些专家、学者参与调研，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和咨询作用；邀请具体工作部门的领导和一线工作人员参与调研，发挥他们在介绍情况、研究论证、协调支持、决策实施方面的作用，努力做到内外结合，取长补短。这样，情况才能摸准，分析才能透彻，措施才能可行，调研的质量和水平才会更高。
（四）在调研过程中，要处理好“调查”与“研究”的关系
“调查”与“研究”是调研工作中的两个环节，调查是研究的基础，研究是调查的升华。没有调查，研究就失去了基础，没有研究，调查就失去了意义。调查是了解真实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研究是在调查的基础上，自觉运用科学的思想观和方法论，进行理性思考、综合、提炼。调查与研究都为目的服务，它们目标一致。调查是研究的基础，必须全面准确。一是要做好调查前的准备，对调查的对象、重点、难点、方法以及可能出现的情况要做到心中有数，认真学习和查阅有关资料，了解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及调研课题的相关背景和研究现状。二是作风要踏实，切忌走马观花式的听听、看看，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生产一线，倾听民意，了解真情。三是事实要准确，每一件事、每一组数字都要反复核实，确保准确无误，切忌片面理解，听取一面之词。研究是调查的升华，必须深入细致。一是不仅要有定性分析，而且要有定量分析。不能满足于堆砌材料和已有的结论，要对掌握的材料进行深刻、系统、科学的分析、提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中抓住事物的本质，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二是要边调查边研究。有的同志调查时不注意把问题想全、问透，调查结束后，或对情况若明若暗、似是而非，或重新查问，既废时间又难以保证准确，从而影响了研究的质量。因此，调查研究一定要边收集、整理材料，边梳理、研究问题，把调查与研究结合起来，贯穿于调研全过程，用研究促进调查的进一步深入全面，让调查占有的材料能满足研究的需要。三是要有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除了要肯下功夫，还要善于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科学的方法论，对占有的材料和已有的感性认识进行“加工”，如分析、比较、分类、综合、推理等。只有这样，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揭示事物内部的客观规律。
（五）在建言立论上，要处理好“可行性”与“前瞻性”的关系
可行性，就是所提意见和建议要切实可行，政府能够接受并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落实或整改到位。前瞻性，就是要站得高、看得远，所提意见和建议具有超前性，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特，这样才能显示政协独有的价值和作用。
第一，政协的建议要有可行性。古人云：文可载道，以用为贵。政协的调研成果要能被党政部门采纳，直接或间接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建议就不能笼统含糊和空发议论，要做到符合实际、思路正确、措施具体，要同时兼顾需要和可能。第二，政协的建议必须具有前瞻性。许多决策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密切相关，特别是一些重大决策更是如此。作为“智囊团”、“人才库”，政协的调查研究必须超前思考，从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中预见到潮流所在和大势所趋，既要立足当前，又要面向未来，这样才能领先一步，高人一筹，所提的建议才能有战略眼光，具有前瞻性。这样的建议，可能由于实施条件不具备，或由于认识和时机问题，没有被采纳，但正如李瑞环同志所说，只要是付出了心血，只要是有真知灼见，不用不等于无用，现在不用不等于将来也不能用。
七、切实提高政协调查研究工作的水平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同样，没有调查就没有参政议政权。因此，切实提高调查研究水平是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政协各界别的共同任务。要提高政协调查研究的水平，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求实效。
（一）要在提高运用科学发展观观察、分析、研究现实问题的能力上下功夫。
注意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工作，实现新发展。要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不断提高自己运用科学发展观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努力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化为谋求科学发展的正确思路、促进科学发展的对策建议、服务科学发展的实际能力。
（二）要在树立创新理念上下功夫。
政协调查研究能否得到党委、政府重视，关键在于“新”字上，必须在创新上下功夫。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敢于突破传统、勇于超越他人，以新的视角、新的信息、新的见解、新的对策，给人以“眼前一亮、耳目一新”之感，打造政协调查研究的新品牌。
（三）要在全面准确地吃透上情、把握下情和摸清实情上下功夫。
协调发展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产业结构 就业结构 协调性 城镇化发展
引言
十指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以城镇化为重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又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六项主要任务。可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已成为中国目前的重要任务。城镇化的本质是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经济要素从农业部门流向非农业部门的过程，其根本标志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张玉周，2010）。十指出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并强调人的城镇化是城镇化的核心，而实现人口城镇化的基本途径是让农业人口在城镇就业，即推进就业结构的转变。由产业结构的相关理论可知，产业结构的变化包含着就业结构的变化，同时就业结构的发展也影响着产业结构的发展。那么，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性与城镇化发展有怎样的关系？是协调性的提高推进了城镇化发展？还是城镇化建设促进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这些问题对于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经济结构调整有着重要且紧迫的现实意义。
相关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镇化的研究比较早也比较多。配第-克拉克定理最先说明了就业结构随经济发展的变化规律（Colin，M A Clark，1940）。之后，库兹涅茨（1966）深入研究了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的变化情况，并且指出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工业化带动了城市化的发展。钱纳里和赛尔奎因（1986）研究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问题。刘易斯（1972）、保罗・克鲁格曼（1998）也分别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生产要素的空间聚集等角度阐述了就业、产业和城镇化的关系。
国内关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镇化的研究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关系，徐晓丹（2011）、王庆丰（2009）分别计算了中国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偏离度和整体协调度；二是就业结构与城镇化关系，这方面研究比较少，刘爱英等（2011）对中国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进行了协整分析，李丽莎（2011）研究了城镇化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三是产业结构与城镇化关系，杨文举（2007）、肖功为等（2013）对中国城镇化和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四是关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镇化三者关系的研究，何景熙等（2013）对中国产业结构变动、就业结构变动和城镇化率变动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曾湘泉等（2013）对我国各省、各经济区域在不同城镇化模式、城镇化水平和产业结构条件下的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效率进行了研究。
综上所述，既有文献多研究了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三者中两两之间的关系，对三者关系的研究很少。本文认为城镇化的发展不仅受产业结构的影响，也受就业结构的影响，更为关键的是受两者相互作用的影响；同样，城镇化对两者不仅是分别产生作用，也对两者的相互关系产生作用，因此本文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性的新视角研究其与城镇化发展的关系。
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性评价方法
以往文献中关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性的评价方法，主要有比较劳动生产率、就业弹性、结构偏离度和协调系数四种方法。比较劳动生产率指各产业的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的比值，侧重于从各产业的劳动效率衡量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性。结构偏离度指各产业的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的比值减1，总结构偏离度指三次产业偏离度绝对值之和，可以从产业细分和产业整体来评价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性；就业弹性指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侧重于从经济增长吸纳就业能力的角度衡量两者的协调性。协调系数法是王庆丰借鉴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公式，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相结合定义的方法，具体计算公式见文献（刘爱英等，2011），其侧重于从宏观整体上衡量两者的协调性。鉴于本文不仅要从整体上也要从各产业的细分层面研究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状况与城镇化发展的关系，因此选择结构偏离度评价法。
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性与城镇化发展关系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和变量定义
本文以1978-2011年作为样本区间，数据来源于2012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结构偏离度的绝对值越小说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性越好，两者发展越均衡；反之，则说明两者的协调性越不好，越不均衡。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的绝对值表示第一产业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性（X1），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的绝对值表示第二产业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性（X2），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的绝对值表示第三产业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性（X3），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绝对值之和表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整体协调性（X），城镇人口比重表示城镇化发展水平（Y）。
（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为初步探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性与城镇化发展的关系，本文将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首先对各变量序列的平稳性分别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由表1可知，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各变量序列均拒绝原假设，即不存在单位根，这说明X1、X2、X3、X、Y序列均平稳，已符合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条件。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时会遇到滞后阶数确定的问题，对此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其中信息准则是应用最广泛的，但信息准则也有不同的形式，因此，为避免最佳滞后阶数确定的问题，本文将滞后阶数为2-6的检验结果都呈现出来，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尽管滞后阶数不同，但判断却比较一致，具体结果如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整体协调性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城镇化是整体协调性的格兰杰原因。这表明城镇化的建设对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有影响。城镇化与第一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性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城镇化与第二产业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性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城镇化是第二产业协调性的格兰杰原因。这表明城镇化发展影响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性。城镇化与第三产业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性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这说明城镇化与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性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三）回归模型的建立与估计
根据上述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本文通过模型建立、模型估计对这些相关关系做进一步研究。
1.城镇化与整体协调性的关系。将各年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作为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整体协调性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如下模型：
X=α+βY+ε
利用OLS法对其进行估计，结果如下：
X=3.183282-3.077802Y
（24.15234）（-7.825679）
R2=0.656804，调整后的R2=0.646079，DW=0.289406
异方差检验。利用怀特检验对模型进行异方差检验，在显著性水平α=5%的情况下，由于nR2=5.519927
自相关检验。在显著性水平α=5%时，n=34（样本数），k=1（解释变量个数），查表可得：dL=1.39，dU=1.51。根据D-W检验准则，由于0
模型修正。由于解释变量只有一个，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利用广义差分法进行自相关性调整得到：
X=2.795350-2.189344Y
（12.54401）（-3.735564）
R2=0.915331，调整后的R2=0.909686，DW=1.415479
调整后的模型DW=1.415479，k=1，n=33，查表得dL=1.383，dU=1.508，此时dL
2.城镇化与第二产业协调性的关系。将各年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作为解释变量，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性作为被解释变量，按上述同样的方法进行检验与修正后的模型如下：
X2=1.576815-1.815369Y
（6.123725）（-2.704649）
R2=0.955141，调整后的R2=0.950334，DW=2.262426
3.城镇化与第三产业协调性的关系。第一，将各年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作为解释变量，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性作为被解释变量，按上述同样的方法进行检验与修正后的模型如下：
X3=1.041747-1.675317Y
（7.368002）（-4.210343）
R2=0.903329，调整后的R2=0.892971，DW=2.118651
第二，将各年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性作为解释变量，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按上述同样的方法进行检验与修正后的模型如下：
Y=133.1434+0.000273X3
（0.004029）（0.026817）
R2=0.998834，调整后的R2=0.998709，DW=1.730592
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对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性与城镇化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本文得到如下结论：
一是在统计学意义上，中国城镇化发展引起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整体协调性的变化，并且也引起了第二、三产业协调性的变化。同时，第三产业协调性也影响城镇化发展水平。
二是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城镇化水平提高1%，整体协调性提高约2.2%；具体而言，城镇化发展对第二产业协调性的促进作用大于第三产业，城镇化水平提高1%，第二、三产业的协调性分别提高1.82%和1.68%。可见，1978-2011年间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第二产业的产业和就业得到了更好的协调提升。
三是第三产业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性的提高对城镇化发展产生了不显著且非常小的反向作用，即第三产业偏离度与城镇化发展呈现很微弱很小的正相关关系。这是因为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不高，现代服务业等高附加值的产业发展缓慢，产值比重增加幅度不大，但仍吸纳了较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在第三产业偏离度增加的同时，城镇化水平仍得到了提高。
针对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一些政策建议：
一是政府应该认识到目前中国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性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助于制定合理一致、相互促进的宏观政策方针。具体来说，中国城镇化建设促进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那么就要分析新型城镇化建设对产业结构优化和就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特别是对两者协调发展的影响，从而使三者的相关政策能够协调一致、相辅相成。
二是1978-2011年间中国城镇化发展对于第三产业协调性的促进作用小于第二产业，这说明第三产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目前，第三产业虽然提高了就业吸纳能力，但产业发展水平不高，这是因为劳动力虽然在数量上实现了产业转移，但在质量上尚未得到提升，阻碍了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等产业的快速发展。因此，政府在注重就业人员数量城镇化的同时，更要关注就业人员质量的城镇化，使其文化素质、技术能力等达到城镇化应有的水平。
三是虽然格兰杰因果关系是统计意义上的，但仍能反映一部分事实。中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没有引起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这不符合经济理论和发达国家的发展事实。这是因为中国二元制度的阻碍，就业已经实现了城镇化，但教育、养老、医疗等生活水平和方式并没有实现城镇化，出现“就业在城，生活在乡”的现象，最终导致产业和就业的协调发展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被遏制和屏蔽。因此，政府要尽快改革户籍制度等制约城镇化发展的不协调政策，并减少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源享有的不公平性，从而使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能够更好地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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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发展的重要性篇4
[关键词] 行政区边缘 经济协作 政府协调 困境 对策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2）02-0090-04
[基金项目] 本文为贵州铜仁学院2010年科研基金人文社科类课题项目“经济协作区地方政府协调障碍与破解研究”（项目编号：TH10036）的最终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王友云（1975―），湖南溆浦人，贵州铜仁学院法政系讲师，研究方向：行政法治、区域公共治理。
一、行政区边缘经济协作中政府协调的意义
经济协作是当今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对于区域协作理论的探讨，从亚当 . 斯密的区域分工论开始，经过大卫 . 李嘉图比较成本说，到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再到琼斯、莫洛内的“区域比较效益论”，区域协作的理论不断丰富，推动了区域协作实践的发展。区域协作是处于不同地域间的利益主体或共同区域空间的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主体，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效率的提高而采取的某些措施和制度安排。通过区域经济协作，区域间互相开放，促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实现区域间优势互补，并最终趋于均衡。本文所指的区域协作更多地界定在省际行政区划基础上的不同区域间的合作。从国际上来看，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已较为成熟，相关理论也比较多。弗里德曼在《区域发展政策》中认为，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政府必然采取一定的区域政策来促进落后地区发展，从中心到模式，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我国的经济实践也充分证明，毗邻地区的合作已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手段。如我国“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等区域协作取得了很大成功，以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为基点有力地引领了整个区域的发展，也充分证明区域经济协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
区域经济协作中必然会衍生一个重要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区域经济协作中政府跨政区协调问题。从本质来看，区域协作在经济层面上是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有序、合理流动。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但生产要素在各行政区之间的流动绝对不能仅靠市场力量，还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协调力。区域协作与地方政府协调密不可分，如何实现二者良性互动，是区域协作中必须深入探究的问题。
我国以省际行政区边缘为地理单元划分，已经形成了几大行政区边缘经济区，如以黄河为界的蒙晋陕豫交界地带，鄂豫皖交界的大别山区，渝鄂湘黔四省市毗邻地区成立的武陵山经济协作区等等，跨政区连片特困地区，如六盘山区、秦巴山区、乌蒙山区、滇黔桂石漠化区、大别山区等等。这些区域具有跨省政区特点，远离自己所在省的省会城市或者其它中心城市，处于本级行政区经济圈发展外的“真空地带”，难以享受到城市经济圈的辐射带动效应，各自封闭，缺乏合作，矛盾诸多。
着眼于我国省际行政区边缘经济协作问题探讨，是我国缩小地区差别，推进一体化进程，实现协调、科学、和谐发展必须高度关注的一个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省际行政区边缘经济协作是跨政区之间协作，因其地域的边缘化导致其经济的落后性，政府在协作中的角色将比发达地区区域协作更显重要，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推动力和协调力，促进这种边缘经济协作顺利实现。目前，我国省际行政区边缘经济协作地方政府跨政区协调存在诸多障碍，使得省际边缘经济协作难以真正实现，严重制约了全国经济协调发展，应致力于省际边缘的实地考察，运用经济学和行政学等学科知识深入分析地方政府协调障碍所在，努力寻求破解之道。
二、省际行政区
边缘经济协作中政府协调的困境
（一）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认识存在偏差，没有充分意识到行政区边缘“自然区域”和“地缘经济”的属性
哲学认识论告诉我们：社会管理应遵从自然属性，区域管理应该充分遵循区域的自然属性，才能在改造自然中做到人地关系和谐和人地系统优化。省际行政区边缘交界地带是一个连续的地理单元，因此管理的社会技术应遵从科学、和谐、统一、整体、协调和协同发展原则，充分尊重自然区域互相联系和发展的哲学规律。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还没有从这些认识论的高度，深入理解边缘经济协作的动因，没有认识到管理的社会技术必须与自然属性相符合的社会管理哲学，没有把区域公共治理看做科学的社会工程来规划。管理的社会技术违背自然技术规律，就必然造成“行政区经济”① 和“行政区边缘经济”现象，致使区域内分割和冲突不断，加大了政府协调的难度，我们必须纠正这种哲学认识论的偏差，化“行政区经济”带来的离心力为区域经济协作的向心力。
缘于地缘统一的自然属性，省际边界地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区域，且多因大河大江或者同一山脉而成为一个整体，构成流域型、海域性、山地型经济区域。省际交界地带是“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从历史和民族关系来看，一向交往频繁，为合作奠定了较好的人文基础；尤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当，都比较落后，但又是一种“富饶的贫困”，发展潜力巨大，发展要求强烈，这种同层次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强烈的发展渴求，在某种程度上为协作提供了平等性和理念的一致性。跨省行政区边缘经济这些固有的自然属性使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要求区域管理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实行整体型治理、合作治理、网络治理、“复合行政”等新型的公共治理模式，进行跨政区经济协作和政府间协调，从自然规律和社会技术协同的哲学高度充分认识政府协调在行政区边缘经济协作中的重要作用，政府的协调力就能充分发挥。
（二）区域公共利益分化使政府协调动机难以稳定，期待合法化整合
跨省行政区边界地带地缘的联系性赋予整个区域很多先天的公共资源，区域公共事务增多，如地下矿藏资源的开采，流域综合管理与水资源的利用，区域旅游市场的开发，区域生态、资源和环境的保护等。同时也带来很多公共问题，如区域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跨区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和公共事务治理失灵等诸多问题。边缘地带区域公共利益面临分化的危机，而我国改革过程中行政性分权在边界地带加重了独立性地方政府利益和利益集团的产生；边界地带因市场观念不强深受计划经济的影响，行政区划意识更加强烈，使利益分化加剧、显性、复杂和多元，产生区际冲突和矛盾，产生集体行动下的“公地悲剧”，区域公共危机和社会问题日益增多，使得各地方政府的协调动机不一，难以稳定。
区域公共问题的解决急需合法性的主体和合法性的机制来承担和应对，区域公共利益分化带来的矛盾期待一种合法化的整合，而这种合法性机制的建设需通过政府间合作和协调来实现。区域公共利益在合法性机制未建立的情况下，利益更多倾向于分化，整合变得更加艰难，甚至演变为利益冲突，使之成为政府协调的障碍，期待建立一种合法性机制解决区域公共事务，由政府这种公共组织进行合作和协调，实行区域公共治理。
三、省际行政区
边缘经济协作中政府协调的对策
1. 突破“行政区行政”的观念障碍，增强省级边界认同感和树立区域整体意识。省际边界地带因远离中心城市，往往成为本省行政区被遗忘的角落，偏安一隅，必须加强省际边界跨政区的经济协作，增强凝聚力，取得话语权。这就要求突破哲学认识论的偏见，尊重“自然区域”和“地缘经济”属性，剔除“行政区行政”的观念障碍，增强省级边界认同感和树立区域整体意识，这符合边界地带科学发展的理念。只有在这样的理念下，区域各城市的功能定位、利益分配格局、产业布局才会趋于合理，才不会出现区域重合、建设重复、产业重构、关系重叠的“以邻为壑”乱局。建立和加强省际边界地带认同感，一方面在于发掘区域已有的历史和民族文化，更重要的是在区域各政府的引导下进行区域价值认同与文化建设，增强区域协作和政府协调的共同文化基础。文化如水，看似柔弱，实质坚强。文化是根，加强文化认同具有很重要意义，文化的认同能消除观念、意识这些协作的无形障碍，而观念一旦落后会带来制度的落后，积弊甚多。认识上的一致或共享的观念和思维能成为政府间加强合作协调和克服碎片化现象的动因，我们应努力使文化认同成为边界地带区域协作和政府协调的精神纽带。
2．培育中心城市，构建边界经济圈。省际行政区边界地带应培育自己的中心城市，进行合理的城市分工，再以中心城市构建经济圈，对边界地带产生扩散效应，带动边界各城市发展，形成经济集群。经济发展的国际国内经验均表明，以中心带动周边建设经济圈，这是产生规模经济效应的主要做法，省际行政区边界地带也不例外。遵循经济发展和市场流动的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进行区域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应遵循区域制度和区域管理优先原则，又要解决边界地带区域制度和区域内各级行政区制度二者兼容问题，各级行政区制度在边界地带应进行“松绑”，向区域统一制度发展。制定统一的区域经济行为规则，使交界地带经济运行逐步走向契约化和法治化。从区域整体意识出发，制定交界地带区域发展规划，使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有可资遵循的蓝图。要加快边界地带区域立法建设，尤其应加强区域行政立法研究，促进区域内各级政府和边界省际政府行政立法上的沟通与合作，向区域法制统一的方向迈进。政府的协调力是区域发展的软环境，意义重大，政府在边界经济协作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改善交通、旅游等基础设施，界定产权，制定区际活动规则以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区域文化认同建设，尤其要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克服边界内各地方政区的发展对周边政区带来的外部性影响。还要充分发挥中央政府对边界地带的扶持力度，边界地带应通过经济协作进行“抱团”提升，发挥整体优势，形成一股强势力量，增加在中央的要价能力，因为省际交界地带应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更多，任务更重，边界各地方政府都怀有“搭便车”的心理不愿也无力提供。
3．从资源共享和提高交易效率入手，建立政府协调与合作的共同利益基础。政府间的协调是一种组织协调，需要探求组织协调的一般理论。各方之间促进合作、化解矛盾是协调的基本出发点，这样，组织合作的动因就成为组织需要协调的深层原因。在寻找省际行政区边缘经济协作政府协调的对策中，需要从资源依赖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出发，在边界资源共享和实现交易效率方面形成共同利益基础，形成集体的价值和期望，使区域公共问题的解决获得合法性机制和利益各方获得更多参与的权利，这样的对策必将具有理论说服力和合理性，必将成为破解政府间协调障碍的路径选择。就如何实现边界地带资源共享和提高交易效率而言，首先是建设和完善边缘经济协作政府协调机制、体制、制度和法制体系，这必将使政府间的协调常态化，增强政府协调的刚性约束力，使区域协作走向法治运行的轨道。我国对省际行政区边缘的法制协调关注不足，要以区域立法协作护航区域经济发展，加快区域法制建设，尤其要加快区域行政立法建设，只有在法制框架下，对抗、制衡渐变成协调、合作。其次是进行边界地带整体规划，实现资源和信息的共同利用、开发、共享，通过协调与合作增强行为的稳定性并减少不确定性。再次是发展边界地带交通和发展边界统一市场，健全市场机制，培育市场体系，通过边界地带合作产生信任机制，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最终达到降低边界地带经济运行成本和交易成本的目的。
4. 进行网络型协调，发挥协调的网络化效应。我国边界地带地方政府和各非政府主体之间以及各主体内部之间的关系，具有组织结构松散和要求多组织互动的特点，需要借助市场的力量，尤其需要发挥网络型协调的优势，网络可以带来公共部门的更加积极的协调，因为问题的分布和共同的价值创造可以被自发地解决①。 在边界地带经济协作中，要重点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各地方政府、企业、当地居民和民间组织这些利益各方应形成一种网络关系，各行为主体合作的关系是网络状的，政府应充分发挥协调的网络化效应，进行网络治理。网络化效应能使各地方政府在协调中将一些排他性利益转化为集体的关注，甚至是区域公共利益，通过强化政府间的多元互动来促进价值共享，促使各地方政府间产生足够的信任来更有效地解决公共问题并消除一些潜在冲突，形成以“公平竞争、协调合作、互通有无、信任沟通、共同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政府间合作与协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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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ifficulties in Coordin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Provincial Border Areas
Wang Youyun
( Tongren University, Tongren Guizhou, 554300 )
Abstract: Local government coordination in the course of China's economic cooperation has its own special economic motivation, It is also connected closely with China's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inter-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edge economy characteristics, The highlight is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edge economy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government collaboration. Epistemology deviation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It is not fully aware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gion edge "natural area" and "geo-economic" property; Because of regional public interest differentiation, the motive of the government coordination is not stabl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legalization of integration, This is the two difficulties of government to coordinate in our economic cooperation of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edge. Correspondingly, coordinated response, Firstly, the whole sense and 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the edge of th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o achieve specific government coordinated strategy and measures; Secondly, the government should actively establish the basis of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on common interests, Should fully take advantage of coordinated network effects.
协调发展的重要性篇5
国际贸易协调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本质上是国家经济调控的国际化。战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国际化的深入发展，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国际竞争也日趋激列。竞争必然引起矛盾和经济摩擦，世界各国为了缓和这些矛盾和摩擦，普遍采取了国际协调手段。本文就目前国际贸易协调机制的运行及其局限性作一初步探讨。 一、国际贸易协调机制的客观基础 国际贸易协调机制是世界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机构为维持世界贸易的正常运行，对国际贸易活动进行联合干预、管理和调节，以及相互调整、相互适应的方式及其起作用的过程。国际贸易协调机制实质是国际经济领域竞争和矛盾尖锐化的产物。因此，它的产生和发展是有其客观基础的。 首先，世界经济是开放经济。所谓开放既是一国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相互联系及相互依赖的程度，也是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溶为有机整全的发展过程。世界经济最基本的特征是开放性，有了开放经济才有世界经济。正是世界经济的开放性这一特点，决定了开放的国民经济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和相互协调的必然性。因为开放经济间相互联系的条件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开放的条件变了，国际协调就不可避免，相互开放本身就意味着需要相互适应、相互调整。因此，开放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前提，而协调是为了使开放进一步顺利和健康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的进程，就是国际经济协调的过程。 其次，世界经济是市场经济。各国经济不管其宏观管理模式如何，分配体制怎样，对于世界经济而言，都是世界商品的生产者。市场经济的内在动力在于商品生产者在市场上为实现其商品的交换价值所展开的竞争。在世界市场上，各国商品生产者作为独立的经济单位或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要实现的商品的国际交换价值，他们之间的竞争往往要超过国内市场上的竞争。但是，对世界市场和竞争行为的规范无法象一国国内那样依靠强制的法律和行政手段来确立，而只能通过国际经济协调来实现。当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所引起的矛盾尖锐化、激烈化，以至影响世界市场的正常运行时，国际经济协调就不可避免。伴随着国际市场商品竞争的日益加剧，协调就越来越经常和重要，可以说国际经济协调是与世界经济的市场深化相联系的。 第三，世界经济是一个联系紧密的生产体系。一方面，国际分工的存在和扩大，使所有国家的生产愈来愈专业化，各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依赖于他国的生产，同时也满足他国的需要，世界生产力是一个有机整体；另一方面，国际分工的参与者被特定的经济制度和国界所阻隔，但所有的参与者之间已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即参与国际分工的企业不仅必须遵守自己国家的规则，而且还必须遵守其他主权国家的规则。世界市场和生产体系与各国政府的管辖权是矛盾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民族的国家的自决能力，使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难以独立地实施，政府决策的效应弱化，这就在客观上需要进行国际经济协调。从协调建立国际经济行为规则，适应世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一角度而言，国际经济协调本身就是世界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国际经济协调的过程，也是世界经济整体性不断增强的过程。 在认识世界经济的基本特性是国际经济的客观基础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国际经济协调的影响，因为当代世界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经济。国际协调就目前而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度对经济调节国际化的一种形式，整个协调就目前而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经济调节国际化的一种形式，整个协调过程和协调机制都与发达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密切的联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对经济活动干预的强化促进了国际经济协调，而国际协调的发展又反过来使国家垄断地们加强。战后主要西方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都到了空前的发展，政府既是经济活动的仲裁者，作为上层建筑从外部提供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所需要的各种条件；同时又是直接参与者，作为经济基础深入经济生活内部调节和干预运转。随着经济生活的国际化，由国家政府出面对经济进行国际干预和调节不仅成为必要，而且有了可能。特别是当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衰退出现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往往会采取国际协调的方式。而国际经济协调又必然会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经济生活干预的能力，单个国家干预往往力不从心，通过国际协调则效果显著。 2.区域经济集团和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既是国际协调的产物，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干预经济生活的新的高级形式。如欧洲经济 共同体这样的超国家经济集团，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联合，同时也是国际经济协调不断发展深化的产物。 3.跨国垄断资本全球性的投资和经营活动也迫切需要国家政权间的迫切需要国家政权间的经济协调，以保证它们具有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的稳定外部环境。从这个角度看，国际经济协调也是私人资本与国家政权融合和合作的形式，是国家政权干预经济生活的国际延伸。 二、国际贸易协调机制的运行 国际贸易协调机制的运行目标是为了消除贸易不平衡和贸易摩擦，减少贸易障碍，以推动各国及世界经济的增长。在这一领域活动的经济协调组织组成了一个国际贸易协调机制体系。在该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关贸总协定。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贸总协定进行的国际协调具有全局性。目前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已达100多个，由这些国家进行的进出口商品贸易占世界贸易的85％以上。也就是说，世界上绝大部分的贸易活动都是在关贸总协定协调下进行的。而且，关贸总协定的协调十分广泛，协调对象几乎包括了所有商品，并在乌拉圭回合中把它进一步扩展到农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领域。二是关贸总协定对其他贸易协调活动具有规定和制约作用。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实行的贸易政策和同其他国家进行的贸易协调活动具有规定和制约作用。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实行的贸易政策和同其他国家进行的贸易协调必须服从关贸总协定的基本原则。为了增加各国贸易政策和措施的透明度，促使所有缔约方更好地遵守关贸总协定规则和履行承诺，保证多边贸易体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关贸总协定1989年建立了贸易政策审议机制，通过定期召开理事会特别会议来审议缔约方的贸易政策和措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关贸总协定的原则规定着其他贸易协调的方向，使后者表现为关贸总协定规则的延伸。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协调活动虽然具有与关贸总协定类似的广泛性，但其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论坛的性质，在采取实际国际措施方面还比较薄弱，在全局性贸易协调中只是对关贸总协定体制的一种补充。 在关贸总协定的总体框架之下，国际间还广泛进行局部协调。局部协调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针对特定商品的协调，主要通过国际商品协定或各种双边贸易协定进行；另一种是在一定区域内的协调，主要采取建立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等区域经济集团和贸易协定、国际会议等方式进行。局部协调对关贸总协定的全面协调起补充和促进作用，并与后者共同组成系统的国际协调机制。 国际贸易协调机制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协调各国贸易政策和管理措施的。 （一）关税政策协调 它通过在国际协商的基础上确定和修改有关国家相互间进口关税水平，达到调整相互贸易关系和贸易状态的目的。关税协调使各国关税的形成方式发生变化，协定关税日愈取代自主关税而占据主导地位。关税协调主要是通过改变各国关税结构和关税水平实现的。其变化首先是使关税从单一税率结构向多样化税率发展，目前各国已普遍以复式税则取代了单一税则。在复式税则中，其最惠国税率、普惠制税率、特惠税以及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内部的关税免除等，都是通过各务关税政策协调之后，才最终确定的。关税协调的另一影响是使各国税率水平降低。这是由于各国关税中协定税率比重较大，而且关贸总协定通过不断组织关税减让谈判，使各国关税水平进一步下降。 （二）非关税政策及管理措施的协调 非关税协调的根本目标是消除国际间的非关税贸易壁垒。这方面贸易障碍主要是本世纪30年代以来建立的，并对世界贸易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害。基于这一教训，战后建立的关贸总协定强调取消进口数量限制，以关税作为唯一保护手段原则，试图通过推动各国外贸调控手段以非关税措施向关税措施转化。再通过多边贸易谈判降低关税，对立全球范围的自由贸易体制。关税总协定自肯尼迪回合开始，推动缔约方限制非关税措施举行谈判，达成了若干有关协议。但是由于各国利益难于协调，关贸总协定不得不放松对缔约方执行上述规则的要求，允许缔约方在例外情况下，利用保障条款保护国内市场。另外，关贸总协定把涉及货币储备、国际收支和外汇安排的非关税政策协调交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理，要求全体缔约方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与之合作。 在区域范围进行的具有重要意义的非关税协调是建立经济一体化组织。它能够比较彻底地排除成员国间的非关税壁垒，并通过吸收新成员扩大协调范围。在不能立即取消外汇管制的情况下，一些国家利用签订清算及支付协定摆脱它对贸易的限制。各国还经常采取协商建立某种出口数量控制机制的做法，避免和取代非协 调的单方面进口限制，如多种纤维协定等协调进出口双方行为的国家政府间商品协定，以及自动出口限制协议、有秩序销售协议等。 （三）交易活动管理措施的协调 这类国际协调主要存在于出口领域，指若干国家通过建立原料生产国与输出国组织、签订商品协定等，统一规定和调整成员国某种商品的交易数量、价格或者交易商品的种类。发展中国家采取这种协调方式较多，主要用于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大宗敏感性初级产品的出口管理。发达国家一般对本国出口产品较少干预，但也存在出于政治、军事目的或为了实行经济制裁进行联合出口管制的做法，如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出口管制、发达国家的联合禁运和封锁、冻结政府贷款以限制国内企业对象国家的出口等联合行动。 三、国际贸易协调机制的局限性 战后世界贸易基本上保持着持续增长态势，世界各国和各地区间贸易差额在趋于缩小，各种国际贸易组织的作用在不断加强，这些都是与国际贸易协调机制的运行分不开的。但是，从目前世界贸易格局和关贸总协定所倡导的宗旨目标看，国际贸易协调机制的运行及其功能仍然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和缺陷。 （一）不能有效协调利益的分配 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利益为各国所分享。发展中国家也能从对外经济活动中受益，如利用发达国家市场扩大出口，吸收发达国家资金扩大积累，取得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通过密切相互关系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发展环境等。但是，发展中国家在以上各方面本应享有的国际经济利益，却以不同形式被发达国家获取。国际经济利益共享中存在着许多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状况，可以说是国际利益分配向发达国家的倾斜。这种利益的倾斜与国际协调机制不完善密切相关，也受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条件的影响。 1．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地位弱于发达国家，从而在供求调节的利益分配中自身利益受到损害。这表现在，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市场的企业组织形式低，发达国家则多为国际垄断组织；发展中国家产品多为竞争性市场结构，发达国家产品具有较强的垄断性质；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市场上主要是作为购买者，而发达国家作为供方对技术具有垄断优势；由于制造业落后、资金短缺和缺乏技术开发能力，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产品、资金、技术的需求具有刚性且难以取代，使价格、利率等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还由于经济规模较小，在国际市场上处于被动接受发达国家所进行经济调控的不利地位等。 2．发展中国家不能自主选择参与和协调世界经济活动的方式。以国际货币制度为列，目前发达国家主要实行浮动汇率制，它的正常运行以灵活的金融交易和各国较发达的开放型金融市场为背景，使频繁的汇率变动在幅度较小的范围内进行。发展中国家显然不具备这些条件。而且，现行汇率主要受资金流动的影响，其规模和流向的较大变动，使发展中国家很难期望在浮动汇率下保持汇率稳定，而这一点对稳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入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商品结构、地区分布、主要贸易伙伴相对集中，为了避免汇率波动，它们不得不普遍实行对主要货币或一揽子货币的挂钩制度。但这种被迫的选择使发展中国利益受到多方面损害。首先是需要较多的国际储备，从而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负担和外汇短缺状况。而且，增加国际储备的方法是在对发行储备货币的少数发达国家的国际收支中取得顺差，使实际资源向储备货币发行国转移，经济发展受到损害。其次是汇率波动对发展中国家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影响不同。对巴西等国的实证分析表明，美元升值时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上变动特征是，出口价格下降幅度大于进口价格下降幅度。结果使发展中国家利益在汇率波动中受到损害。 3．发展中国家缺乏对国际经济活动的控制能力。例如，发展中国家通常不能对所出口初级产品的加工、运输、销售进行有效控制。发展中国家用进口限制等手段改善贸易条件的能力也相对较低，因为其自身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刚性强。发展中国家还因缺乏国际交易的经验和知识技巧，对进出口贸易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而蒙受损失。 （二）协调机制渠道不畅 运行机制的协调、资源配置等功能是世界贸易协调发展，实现高效率的保障。但是现实世界贸易的运转远未达到高效、合理、协调发展的理想状态。其中比较实出的问题是：最需要借助于国际商品交换和技术转让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却很低，而发达国家又主要发展它们之间的贸易关系；资金流动同样主要在发达国家间进行，外汇及资金严重 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却得不到所需要资金，甚至出现资金倒流现象，对发展中国家现有的国际投资，出主要集中于少数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国际收支不平衡状态长期得不到解决，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严重、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导致大量国际债务积累和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这些情况表明，国际贸易运行机制并未能充分、有效地对世界经济状态进行合理调节。 （三）市场机制与政策机制的摩擦 国际贸易协调机制呈多元化结构，便其最基本特征是市场机制与政策机制二元结构并存。政策机制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是对市场机制的补充，但在实际运行中两种机制的作用常常发生矛盾。一是在时效上搭配不当。制定政策、付诸实施、产生效果的政策调节过程起动较慢，对市场变动反应存在时滞，开始调节时，经济波动方向可能已经改变，导致它同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相互抵消。二是存在目标矛盾。市场机制的缺陷需要由政策机制来弥补，包括国际经济协调和自主政策协调。二者之间也存在种种摩擦，其中存在一个实出的问题，即政策分歧或政策对立。它根源于各国国民经济状况的差异，相对独立性和国民经济利益的对立。在此基础上分别进行的自主政策往往在方向及措施上相互矛盾与冲突，给世界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和世界范围的国际收支失衡、债务危机等问题的解决造成障碍，也干扰了国际协调的发展。同时，市场机制具有单一目标导向的特征，政策机制则表现为多重目标，因此会对市场机制的作用形成干扰。 （四）全球协调与地区协调、多边协调与双边协调的矛盾 在国际贸易协调中，全球性协调与地区性协调并存，而且相互交织在一起；多边协调与双边协调同时进行，同一国家、同一市场的经济活动受到来自不同国际协调组织的干预。一国自主的经济调节也是通过对外经济政策和国内经济政策的间接影响这一多重方式进行的。这就使国际协调机制形成了多层次、多环节结构。如国际资金流动的基本原因是存在预期收益的国际差异，因此利率机制调节着国际资金的配制与流动。但是同时，由于资金在不同的货币区之间进行，汇率也对它产生重要影响，较小的利率差被汇率波动抵消。 在国际协调中，双边协调较为简便易行，有关双方通过协调达到利益一致。但这种协调往往是在个别领域，有很大局限性，还不能充分体现国际协调的目标。地区性协调有助于弥补全球性协调干预程度低、采取措施迟缓、约束力不强等缺点，也可以减少全球性协调的多层次和复杂程度，是实现全球性协调的重要途径。但是，地区性协调可能会导致排他性地区经济集团的形成和经济区域化，破坏世界经济的统一性和协调发展。当区域经济目标和世界经济目标不一致时，就会造成全球性协调与地区性协调的矛盾的冲突，使国际贸易协调机制无法正常运行。 总之，战后国际贸易协调机制的发展是有客观基础的，它是世界生产关系适应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正确认识这一点，对一个国家制定适宜的宏观调节政策，发挥开放经济效益，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是很重要的。既然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够独立于世界经济之外，那么每个国家都有必要扩大开放，并在开放中协调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
协调发展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人口-耕地-粮食；协调关系；时空变异；河北省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09-2427-06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人地矛盾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之一。在面对保障粮食安全和建设活动占用大量耕地的双重压力下，如何实现人口一耕地一粮食之间构成的这一耦合系统的协调发展。对推动中国经济平稳转型，协调未来人口、耕地资源利用和粮食生产的矛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陆汝成结合基于熵值法的协调度函数模型对广西崇左市经济社会发展与土地利用的协调度进行综合评价：曹堪宏等利用空间耦合模型与动态耦合模型来研究广州市和深圳市土地利用效益的耦合状态和规律，并对其土地利用效益进行了评价：部分研究者还利用模糊数学方法构建协调发展度来识别区域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还有的研究者以某一区域为研究对象，利用灰色关联模型、系统相关因子模型等对人口-耕地-粮食的互动关系进行了预测，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建议等。
综观以上文献，众多学者主要是从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等方面进行研究，且多是采用相关分析和基于专家咨询法和熵值法的协调模型，而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协调度模型研究事物之间协调关系的实例较少：很多学者专注于研究特定区域内两对象之间动态发展变化的耦合状态和规律，却很少基于某一时间段，研究区域不同事物发展变化中协调关系的时空变异。本研究旨在将人口、耕地和粮食的协调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河北省11个地级市人口、耕地和粮食系统的协调度，研究分析各区域协调度的时空差异及其产生原因，以期为河北省人口-耕地-粮食协调水平的提高以及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河北省位于东经113°11′-119°45′，北纬36°05′-42°37′之间，总面积18.85万km2，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地形地貌复杂多样，高原、山地、丘陵、盆地、平原等地貌类型齐全，内环京津。东临渤海。河北省是一个人口大省，到2011年末，河北省的总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7241万人，位居全国第六位。近年来虽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数量得到了控制，但由于人口基数大的原因，人口总数将会在长时期内保持一定的增长趋势：河北省2011年末耕地面积为584.05万hm2。河北省耕地质量总体水平不高，且部分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土壤受侵蚀、沙化、水土流失、盐碱化等危害的耕地面积仍占不少比例，同时河北省面临着耕地资源总量和人均耕地面积相对不足，耕地资源区域分布不均衡，土壤污染等难题：河北省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粮食作物种类较多，如小麦、玉米、水稻、大豆、谷子、高粱、甘薯、马铃薯等。但主要作物是小麦和玉米，从播种面积看。小麦和玉米的播种面积占全省粮食总播种面积的85.5%，这两种作物的总产量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92.0%，但近年来，由于耕地面积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以及农业结构的调整等。河北省的粮食生产面临巨大的压力。在人口与耕地逆向发展条件下，研究人口-耕地-粮食三者之间发展的协调关系对于维持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保障粮食安全，调控耕地资源数量以及推动河北省农业经济系统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研究方法与步骤
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是进行人口-耕地-粮食协调关系研究的基础。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在遵循重点性、整体性、层次性、独立性等原则的基础上，参考现有研究成果，结合河北省实际。以人口发展变化综合指数、耕地资源利用变化指数和粮食生产综合指数三个方面作为指标体系的准则层：指标层方面，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的理论原则，选取贡献程度较高的13个指标作为评价因子，建立人口-耕地-粮食系统协调发展关系评价指标体系。
2.2 数据的标准化
对评价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变量的量纲不同所造成的影响。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原始统计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为： （1）
式中。Pij为指标的标准化值；Xij为指标的原始数据；Ximin为指标的原始数据最小值；Ximax为指标的原始数据最大值。具有正效应的指标，其值越大对人口-耕地-粮食的协调发展越有利：相反。具有负效应的指标，其值越大越不利于人口-耕地-粮食的协调发展。本研究中所采用的指标除化肥施用量、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年末总人口数外。其他均为正效应的指标。
2.3 指标权重的确定
由于协调度评价中具体指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同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准则层和指标层的权重。步骤如下。
在将评价体系分为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的基础上，分别构造判断矩阵确定人口-耕地-粮食评价系统的权重。构造的判断矩阵为：
式中，aij表示因素ai（i=1，2，…，n）对aj（i=1，2，…，n）的相对重要程度值，aij的取值见表1。
假设人口-耕地-粮食系统评价总体目标为A，由于人口-耕地-粮食系统中三者重要性对于研究三者的协调关系同等重要，故相对于总体目标而言，这里认为准则层目标B的三者之间同等重要。
通过计算得出准则层目标B三者之间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W=[0.3333，0.3333，0.3333]T即评价指标B1、B2、B3的权重值分别为0.3333、0.3333、0.3333，矩阵最大特征根λmax=3，为了检验判断矩阵是否具有满意的一致性。需要将一致性指标（CI）与相应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进行比较。其中CI=（λmax-n）/（n-1）=0，RI=0.58，一致性比例CR=CI/RI=0，说明上述判断矩阵有完全的一致性，
通过层次分析法依次确定评价体系指标层的权重，结果见表2。
2.4 人口-耕地-粮食协调度发展函数的建立
协调发展是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达到一种处于良性循环发展态势水平的过程，反映的是系统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程度。协调度则是对其协调状况好坏程度进行度量的定量指标。根据协调度的定义，设{x1，x2，…，xi}、{y1，y2，…，yj}、{z1，z2，…，zk}分别描述人口发展变化综合指数、耕地资源利用变化指数和粮食生产综合指数，其中，i=1，2，3；j=1，2，…7；k=1，2，3。xi、yj、zk分别表示上述三者的评价指标。评价函数分别为：
式中：xi'、yj'、zk'分别为人口发展变化综合指数、耕地资源利用变化指数和粮食生产综合指数的标准化值，ωi、ωj、ωk分别为人口发展变化综合指数、耕地资源利用变化综合指数和粮食生产综合指数的权重，要达到人口和耕地数量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则，f（x）、g（y）与h（z）的离差系数应当越小越好，而使离差系数越小越好的充要条件是C'，越大越好。
C'=f（x）・g（y）・h（z）/（f（x）+g（y）+h（z）/3）3 （4）
根据上式，为使计算出的协调度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参考王欣等的相关研究，定义人口一耕地一粮食协调度C的计算公式为：
C={f（x）・g（y）・h（z）・（f（x）+g（y）+h（z）/3）-3）λ （5）
式中：λ（λ≥2）为调节系数，因为系统为三者的协调关系，所以取λ=3。
2.5 人口-耕地-粮食协调度等级的划分
人口-耕地-粮食协调发展过程就是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综合协调、各子系统交互胁迫的发展过程，其实质就是发展因素与限制因素相互作用、相互胁迫，由低级协调向高级协调发展的过程。本研究采用分布函数法拟定协调度的等级划分（表3）。
2.6 数据来源
河北省人口-耕地-粮食协调度发展关系研究的基础数据均来源于2001-2012年《河北省农村统计年鉴》、11个地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研究范围为河北省，包括其下属的11个地级市，土地总面积为18.77万km2。
3 结果与分析
3.1 评价结果
利用数据标准化公式、人口-耕地-粮食协调度函数进行评价计算，求得2000-2011年河北省11个地级市的协调度C值，如表4所示。
3.2 河北省人口-耕地-粮食协调度发展时空变异分析
3.2.1 河北省人口-耕地-粮食协调度发展水平的年度变化分析
1）由表4和图1（各市柱状图从左至右依次代表2000-2011年）分析可知，石家庄、张家口、唐山、保定、衡水、邢台和邯郸的协调度C值呈“降低增高降低增高”的“W”型起伏变化，且大体呈现出基期、终期持平的发展态势。具体来看。协调度C值在2000-2003年呈下降趋势，其中石家庄下降幅度最大，由2000年的0.9621降至2003年的0.0010.2003年后协调度C值又开始急剧回升，其中唐山增幅最大，2004-2007年间变化不大，2008年又出现一个低谷，2009-2011年呈小幅下降态势：在协调度等级上，2000-2003年间除张家口协调度由比较协调降为基本协调外，协调度等级均由高度协调降至极不协调，2004-2007年，协调度等级均维持在比较协调水平，2008年处于极不协调状态：2009-2011年间，协调度等级又以比较协调为主。
2）承德、秦皇岛、廊坊和沧州的协调度C值总体表现出“增高降低增高降低增高降低”的连续起伏变化特点。协调度C值在2000-2002年呈增长趋势。2003年跌至低谷，其中廊坊降幅最大，由2000年的0.7345降至2003年的0.0010。2004-2007期间，C值呈小幅下降趋势，2008年C值又跌至低谷，2009-2011年呈小幅下降态势：在协调度等级上，2000-2001年间，协调度等级均上升为高度协调等级，2002-2003年，协调水平又急剧降为极不协调状态。2004-2007年，协调度等级主要维持在比较协调水平，2008年处于极不协调状态，2009-2011年间。协调度等级又以比较协调为主。
3）河北省11个地级市人口-耕地-粮食协调度C值在2003和2008年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这两个年份河北省11个地级市协调度C值平均分别为0.1521和0.0504，为评价期内最低的两个年份。2003年平均协调度C值低主要是因为2002年退耕还林（草）工程在河北省全面开展，退耕还林面积达16.67万hm2。粮食产量（2712.37万t）、人均粮食产量（418.68kg）、粮食耕种面积（573.59万hm2）与其他年份相比最低。其中石家庄市2003年C值下降幅度最大，由2002年的0.4284降至2003年的0.0010。主要原因是2003年石家庄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53‰。但粮食总产量、人均粮食产量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较上年分别下降3.67%、4.36%和2.13%，耕地人口密度增大，人均粮食占有量不足等使人口-耕地-粮食之间的发展关系恶化：2008年同样出现一个协调关系的低谷，较上一年度降幅均达到86.86%以上。这主要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乡村从业人员回乡，致使乡村地区人口增加，耕地人口密度增大。粮食需求量上升，加剧了人口一耕地一粮食系统发展关系的恶化，其中衡水市2008年C值降幅最大，较2007年降低98.42%。其主要原因是2008年衡水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61‰，但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为56.39万hm2，较上一年度下降2.14%。
4）河北省各市的协调关系年度变化呈现出稳定性较低、协调关系脆弱的特点。从年度变化幅度大小分析可知，保定市协调关系年度变化最不稳定。标准偏差达到0.3267，紧随其后的是衡水和沧州，标准偏差也分别达到0.3041和0.3020：张家口的年度变化相对而言最为稳定，标准偏差为0.2331。
3.2.2 河北省人口-耕地-粮食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变化分析为进一步分析河北省11个地级市人口-耕地-粮食协调度C值的区域差异，选取基期年2000年、终期2011年及两个中间时点2004年和2008年4个时间点，利用GIS技术，绘制河北省11个地级市人口-耕地-粮食协调度C值空间分布图（图2），对其变化进行分析。
1）从空间分布来看，11个地级市协调度C值呈现出低水平协调和较高水平协调交错演替，地区差异性不明显等特点。2000年承德和秦皇岛位于不协调等级水平，沧州和邯郸处于基本协调水平，张家口、廊坊和邢台协调等级为比较协调水平，石家庄、唐山和衡水为高度协调水平：2004年期间整个河北省以比较协调和高度协调水平为主：2008年河北省各市人口-耕地-粮食关系普遍极不协调：而2011年又重新回到比较协调的水平。
2）由图2可知，人口-耕地-粮食协调度C值高低在地域上呈不规则分布，协调关系的好坏与地理位置无明显联系。人口-耕地-粮食协调关系脆弱，易受多种因素影响，协调关系不稳定。
4 小结与讨论
4.1 小结
本研究采用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协调度模型对河北省11个地级市人口-耕地-粮食的协调关系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①各地区协调度C值并未严格地以单调递增或递减的规律发展变化，而是呈现出波状起伏的变化态势：⑦协调度C值呈现出低水平协调和较高水平协调等级交错演替的特点，稳定性较低：③协调度C值大小在地域上差异不明显，且呈不规则分布。
4.2 讨论
1）本研究根据河北省实际情况，在选取有代表性的13个评价指标基础上，利用协调度函数模型对河北省11个地级市人口一耕地一粮食的协调关系进行了综合分析。针对不同地区的特点和情况，因地制宜地选取适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评价指标，有利于获得更符合研究地区实际情况的评价结果，但会牺牲区域间的可比性。两者如何兼顾值得探讨。
2）人口-耕地-粮食协调关系作为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易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本研究中仅选取影响河北省各地级市的13个指标作为评价指标，对于未考虑到的指标有待进一步分析。
协调发展的重要性篇7
0引言
房地产是房屋建筑和建筑地块的有机统一体，在物质形态上二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在经济形态上其经济内容和运动过程也具有内在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1998年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住房福利分配制度,这一制度变革快速推进了住房市场的商品化进程,也加快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住房市场化的同时，土地市场化也逐步推行。在经历了长达一二十年的发展之后，中国住房市场与土地市场发展是否协调成为国人关注的问题，但因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时间较短，这方面的研究还较少。笔者将协调度模型首次引入对住房市场与土地市场协调状况的分析，对全国及主要城市住房市场与土地市场的协调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
1住房市场与土地市场协调度模型介绍
1.1住房市场与土地市场协调度模型表达式协调度,是指系统之间或系统要素之间在发展过程中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协调度模型是由一个或一组函数构成的对系统协调程度进行测量的一种数量模型，其表达式如式（1）所示。C=(X+Y)/(X2+Y2)1/2.式(1)式中，C为住房市场与土地市场协调度；X=∑wi*xi（i=1，2，,m.），代表土地市场综合水平指数。wi与xi分别为土地市场下属各具体指标权重（熵值赋权法）与标准化数值（标准差法），m为土地市场下属指标个数；Y=∑wj*yj,(j=1，2,，n.)，代表住房市场综合水平指数。wj与yj分别为住房市场下属各具体指标权重（熵值赋权法）与标准化数值（与标准差法），n为住房市场下属指标个数。
1.2住房市场与土地市场指标体系根据指标选取的综合全面性、重要性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原则，本文选取住房市场与土地市场指标如表1所示。2001—2009年全国及35个大中城市指标数据来源分别如下：土地供给结构指标中城市居住用地面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均来源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居住用地价格来源于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系统，房地产开发本年土地购置面积及其它指标均来源于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住房市场中市区居民人均居住面积来源于《中国城市年鉴》，其余四大指标数据均来源于相关年份《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
1.3协调度取值范围及六大类型C的取值范围是[-1.414,1.414]，其值由变量X、Y决定：当X、Y均为正值且相等时，C值最大为1.414；当X、Y均为负值且相等时，则C值最小为-1.414；其他任何情形C值介于二者之间。根据C及X、Y值的变化，协调度可以分为六种类型，如表2所示。
2基于协调度模型对住房市场与土地市场协调性的考察
2.1全国住房市场与土地市场协调性分析根据协调度计算公式及评价步骤，计算得出全国住房市场与土地市发展，之后住房市场发展一直先于土地市场发展。全国住房市场与土地市场协调状态的变化趋势从图1中可以更为直观地显示出来：2005年及以后虽然协调度在不断波动起伏，但是协调度都大于0，为协调状态。
2.2一线城市住房市场与土地市场协调性分析从计算出来的35个大中城市协调度来看，住房市场与土地市场协调状况趋势与全国基本相同（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对所有35个大中城市协调度进行分析），东北部地区协调度状况最好，中西部地区次之，一线城市协调度也在趋好，但是仍然低于全国总体水平。现仅就一线城市状况进行分析（见表4），其它城市协调度变化趋势可参考全国趋势图。将一线城市协调度与全国协调度比较可以看出，一线城市协调度趋势不如全国协调路径趋势明显，其波动性较大。一线城市房价高且上涨过快，导致投资投机性需求旺盛，而投资投机性需求相较于刚性需求受突发性因素（如宏观调控政策、经济危机等）影响大。以2008年为例，一线城市受经济危机影响最为突出。北京和上海土地市场与住房市场都受到严重冲击，二者协调状态转为失调状态，广州和上海亦由协调状态分别转为不协调和欠协调状态。由此可见，一线城市等热点城市受经济波动影响较为突出。经济危机之后2009年四个城市土地市场与住房市场迅速转好，二者协调性也随之转好。从全国及35个大中城市协调状况趋势可见，总体上全国和35个大中城市协调状况都在转好。但是以一线城市为典型的住房市场与土地市场协调状况仍有波动起伏，原因在于中国目前还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住房市场与土地市场受宏观调控和经济波动等多种因素影响各年变动较大，因此宏观调控政策出台不仅要考虑对单一指标的影响，还要考虑对指标间协调状况的影响，只有系统间协调发展房地产市场才能健康可持续发展。
3住房市场与土地市场协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协调度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全国及35个大中城市住房市场与土地市场协调性良好，这与普通民众主观感知或预期（地价过快上涨推高房价）不符。导致民众认为土地市场非健康发展且与住房市场不协调的认知主要在于土地市场与住房市场发展中诸多不协调的问题依然存在。
3.1房地产市场调控不力，亟待促进宏观调控政策的持续性土地价格过快上涨的原因除了供求原理的作用外，房地产开发商对房价上涨的预期是推动地价上涨的主要原因。2004年以来房价快速上涨迫使中央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与强度，但是由于政策频出调控往往成为“空调”。遏制房价和地价的过快上涨，市场的作用固然重要，但是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更为快速和显著。现阶段，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对抑制投资和投机性住房需求以及开发商囤地、捂地等行为均起到了很大的打击作用，调控效果能否持续的关键在于严厉的调控政策能否持续。
3.2招拍挂制度导致地王频现，土地出让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招拍挂土地出让制度促进了土地市场化，但是现有土地出让制度以“价高者得”为竞标原则，出价最高的房地产开发商为谋求高利润往往注重开发别墅、高档公寓等高档住房，导致住房市场供求结构矛盾；诸多开发商购地以坐等土地升值为目的，利用地王地块地理位置等方面的稀缺性推高了社会整体对地价过高的感知。有必要改变现有土地出让制度中以“价高者得”的原则，制定竞标的综合性标准，配以房价、户型和面积等综合指标进行考察，解决住房供求结构矛盾；通过制定土地出让前后的有效规制办法，对招投标条件及方式，投资进度及后续使用等方面进行严格监管，加强对囤地、捂地等投机行为的控制；加强土地供应的计划管理和规划管理，保证土地市场供给量及供给结构的科学合理。
协调发展的重要性篇8
低碳生态城市作为我国城市发展的转型模式］，已经引起各级政府、学界的高度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广泛实践。对于低碳生态城市的自身发展，从规划设计、技术应用，到体制机制、政策体系，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多方位的探讨与实践，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由于受制于行政区划，我国目前各地方和各部门各自为政、相互割裂的状况还比较严重，对低碳生态城市与周边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从关注的程度和探究的深度上都有待开拓。值得欣喜的是，中新天津生态城从规划伊始，就对生态城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在指标体系中提出了4条表征区域协调融合的引导性指标，开辟了一个以指标体系为导向的低碳生态城市发展新模式］。为此，本文将以中新天津生态城为例，延展“从城市的概念到区域的概念”［3］，着重探讨低碳生态城市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1低碳生态城市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融合
1.1低碳生态城市的系统观概念低碳生态城市作为一个新概念，由于人们的理解不同，给出的定义各有侧重。笔者从系统观出发定义低碳生态城市:以低碳发展为中轴的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是使人类在不超越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的前提下，促进自然生态、经济低碳和社会幸福的城市发展新模式［4］。由自然、经济、社会3个子系统，可解析出低碳生态城市的3个外延:外延一:自然环境生态化，即充分尊重自然，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建立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融合的生态格局，充分保护物种多样性、生态自然、自然地形风貌和能源储备等，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原始生态观与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生态观有机统一起来。外延二:经济发展低碳化，即朝着实现经济发展与化石能源消耗和CO2排放脱钩努力，提高碳效率，使城市经济发展在低碳模式上运行，采取政策、能源、技术、市场和社会(PETMS)五位一体的低碳组合发展模式［5］，真正实现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外延三:社会生活幸福化，即在实现外延一和二的过程中，使城市居民直接地而非城市居民间接地在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中的幸福感受度不断提高。
可持续发展是对提高和保持“生活品质(qualityoflife)”的追求］，“国民幸福总值”比“国民生产总值”更重要。概而言之，低碳生态城市发展是“人与环境协同进化的渐进过程，是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和循环再生功能渐进完善及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服务功能渐进熟化的过程”［7］。自然环境生态化是本底，经济发展低碳化是途径，社会生活幸福化是本原，三者在低碳生态化理念下协同融贯，相互融合，共同构成了低碳生态城市发展的本质。系统是“相互作用的多元素的复合体”［］，具有整体涌现性和层次性的特征。城市作为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不仅意味着系统一般地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接受环境的输入和扰动、向外境提供输出，而且还具有主动适应和进化的含义”;“强调把系统优化与环境优化结合起来”;系统是动态的和发展变化的，必须以“开放的心态”对待问题［9］。基于21世纪城市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环境挑战(气候变化，城市对石油动力小汽车的过度依赖)、人口挑战(发展中国家快速城市化、中小城市快速增长和青年人口扩张，发达国家城市衰退、老年化以及城市文化构成日益多元化)、经济挑战(不确定的未来增长，对造成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市场导向的根本怀疑，非正式城市活动的不断增加)、社会空间挑战(特别是社会与空间的不平等、城市蔓延和未规划的边缘城镇化)和挑战与机遇(决策日益民主化，平民百姓的社会经济权利意识不断觉醒)［10］，“无限制的发展工业文明模式是不当的，而要倡导走向生态文明，人要与地球共同进化、相互依赖”［11］，必须探索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为此，生态城市旨在重建与自然平衡［12］，换言之，城市的运行应该与自然界相协调［13］。这种交互作用、自组织功能和动态演进特性，决定了低碳生态城市必然要在与区域协调的统筹融合中才能最终达成的客观必然性。
1.2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拓展区域协调发展是一个大空间尺度概念，源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因而，多数学者主要从经济角度看待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强调了区域发展中的经济效率与公平问题，突出了区域协调中的重点。可以说，这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14］。本文在此基础上，将经济、社会、政策、文化、环境等因素纳入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将区域协调发展的概念拓展为:区域之间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发展上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和正向促进，区域利益协同增长、区域差异趋于缩小的过程，以形成区域间人口、资源与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显然，区域协调发展是基于区际而非区域内部的关系，本质是维护“区际公平”［15］，实现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概念使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更为丰富，外延更为宽泛。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念的拓展，依归于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内在本质要求。低碳生态城市作为结构完整的城乡有机复合体，必须建立在区域平衡协调基础之上，其发展也凭借大区域环境作共生支撑。这样一来，区域协调与低碳生态城市在发展内涵上和时空维度上都高度地耦合在了一起，为低碳生态城市在政策、文化、生态、经济诸方面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1.3低碳生态城市区域协调发展的考量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意味着低碳生态城市并非只关注城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还须考量由外来影响而产生的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目前，大多城市发展处于同一平台上。在吸引资金、人才、技术和资源，发展低碳生态城市的过程中，区域间的城市应注重区域发展一体化，按照主体功能区的发展思想，走互联互动、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之路，避免恶性竞争。因而，实现低碳生态城市的区域协调发展，是形势使然、出路所在，主要有以下4个考量点:
1.3.1核心在于制度合作。低碳生态城市的发展，需要强化府际间的协调力，创新区域协调制度，消除行政壁垒，促进生产要素的跨区高效流转和合理配置，推进区域的市场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资源节约和环保一体化、创新体系一体化、社会事业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1.3.2难点在于行政区划。中国的行政区划和区域管理有着相当的复杂性，不仅城市有行政级别大小的严格划分，而且还设立各种派出机构，如开发区、功能区等，囿于地方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面临着权限大小不一而无法有效协调的实际。因此，我国低碳生态城市的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建立明确的区域协同合作关系，以打破由于行政区划带来的体制掣肘。
1.3.3根本在于转变发展方式。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必须建立在共同的发展理念之上。低碳生态城市必须立足区域协调大发展，根据自身特点，坚持错位发展和产业合理布局，探索“3R”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在发挥对区域协调发展的辐射、带动和服务作用中做优做强自己。
1.3.4保障在于空间管治。区域协调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双重失灵，需要引入机制创新，通过多方参与的对话、协调与合作，以空间统一管治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空间管治应建立在政府与市场基础之上，作为政府与市场的补充，重点是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16］，实现多赢目标。2低碳生态城市区域协调发展的实现机制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是指区域协调的主体、客体、目标、工具和程序等要素的有机结合、协同融贯的运行机理。低碳生态城市发展要构筑区位优势互补、功能定位清晰、空间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的区域发展格局，须靠建立完善的机制来达成。
2.1区域市场机制区域协调发展首先是区际关系演进过程中所内生出的共同发展需求。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市场机制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推动区域市场开放，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和产业跨区域转移，有助于增强区域协同发展的合理分工与效率。同时，市场机制也要和其他机制相互联系，防止“市场失灵”导致“协调失灵”［17］。2.2区域规划机制区域规划机制是区域协调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真正的城市规划必须是区域规划”［18］。通过区域空间规划引领协调发展，是进行空间治理的战略选择［19］。西方国家在1920～1930年代就兴起了区域空间规划，目的是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缓解生态恶化、缩小区际差距等，典型的如美国田纳西流域开发规划、联邦德国鲁尔地区区域总体规划等，已发展成为政府的制度性选择。1990年代以来，我国以城镇体系规划、都市圈规划和城镇带规划为代表的区域空间规划逐步兴起，逐步成为当前各级政府空间资源保护与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
2.3区域循环机制区域循环经济是实现区域社会、经济、生态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崭新模式。区域循环发展需要构建覆盖第一、二、三产业的循环产业体系，以节能降耗及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基础设施保障体系，以及包括生态保护建设、环境污染治理等的自然生态保障体系。因而，区域循环发展必须要从个性化与一体化双重角度发展区域经济，实施清洁生产，促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推进资源生产化管理、市场化配置和循环化利用［20］。
2.4生态补偿机制生态补偿是利用经济手段，体现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重要环境经济政策。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完善生态环境补贴补偿机制，通过国家财政投入和建立生态受益方责任制度，不断增强生态服务功能供给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提供生态屏障的区域构筑发展平台和空间。重点是要采取项目支持等方式的“造血型”补偿，将补偿金转化为实物、人力、技术等，培育造血机制和自我发展机制［21］。
2.5联合治污机制我国当前采取的环境属地管理模式与环境问题的区域性特征相悖。实施区域管理及合作是更为合理有效的出路，实现环境管理从局地到区域的转变应是我国环境管理制度变革的方向之一［22］。环境污染的治理，要两只“手”并用，通过确定最优污染标准、污染许可证交易、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等手段，构建区域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新机制。总之，“以环境容量优化区域布局，以环境改善倒逼发展方式转变，以生态建设再造环境优势，是有效减轻环境治理压力、扭转生态恶化趋势的治本之策”［23］。
3实例分析———以中新天津生态城为例中新天津生态城建于国家发展的战略区域———天津滨海新区内，总面积约31km2，规划居住人口35万。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国家间合作开发建设的生态城市，核心目标是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寻求城市的繁荣与发展，坚持体制机制创新、先行先试，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成为新型城市发展和城市管理模式的示范区。
3.1中新天津生态城指标体系为实现上述目标，中新天津生态城按照科学性与操作性、前瞻性与可达性、定性与定量、共性与特性相结合的原则，制定了包含生态环境健康、社会和谐进步、经济蓬勃高效等3个方面的22条控制性指标和区域协调融合的4条引导性指标，突出了生态保护与修复、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社会和谐、节能减排与绿色发展等理念。其中，富有创新意义的4条区域协调融合的引导性指标包括自然生态协调、区域政策协调、社会文化协调、区域经济协调，为推进中新天津生态城的区域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
3.2区域协调融合指标的释义与目标将中新天津生态城区域协调融合引导性指标释义与目标列示表1:
3.3中新天津生态城区域协调发展的途径实现中新天津生态城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是，基于滨海新区城市区域共同的规划愿景和功能优化［24］，以“整合生成的整体论方法”［25］，坚持整体论与还原论的统一，“美好环境与和谐社会同时缔造”［26］，将人居环境的建设与社会发展融合为一个整体，以共同的目标使两个方面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3.3.1自然生态协调。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尊重区域自然生态条件，采取适宜的生态修复手段，恢复自然水系、湿地和植被，构筑以多级水系、绿色网络为骨架的复合生态系统。以蓟运河和蓟运河故道围合的区域为生态核心区，建设6条生态廊道，加强生态核心区与生态系统的连接，形成开放的生态空间格局，实现区域生态系统一体化。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生态格局，保留西南侧水系入海口的大面积生态湿地，形成咸淡水交错的复合式水生态系统;预留七里海湿地鸟类迁徙的驿站和栖息地，保障“大黄堡—七里海”湿地连绵区向海边的延续;完整保留蓟运河故道，保障北部蓟县自然保护区通往渤海湾廊道的畅通，形成以河流为脉络的区域生态网络(图1)。图1中新天津生态城市域空间结构图在实现生态健康安全上，要完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和协调机制，研究开展区域生态保护补偿试点，实现总量控制和排污权交易的探索，并设置产业准入“门槛”，从源头遏制生态退化;针对区域生态特点，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不同功能分类，合理选择发展方向，在区域协调发展中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在推进低碳运行上，生态城区域发展的低碳转型需要多层级、多专业和多主体的合作得以实现。
3.3.2区域政策协调。结合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制定实施具有生态城特色的各项政策，通过创新管理体制机制，参与并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在规划管理制度上，推进空间研究，融合政治、社会、环境、交通等因素，实现空间发展战略。在建设模式上，坚持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城乡规划“一张图”，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在社会事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等建设上实现城乡接轨、城乡融合。在生态环境政策上，建立有效的区域联合治污机制和区域污染协调机制，改变上下游各自为政、治污脱节的现象。在城市管理模式上，完善区域综合执法管理、运营维护和应急处理等机制。
3.3.3社会文化协调。由于外来人口急增带来的文化碰撞和文化建设滞后，中新天津生态城在开发建设中难以形成统一的社会生活秩序和规范。为“突出河口文化特色”，需要在传承津派文化、汉沽海盐文化的基础上，倡导生态主义的简约质朴理念，塑造生态城市文化。在传统物质文化的保护上，大力保护大清工部地、大沽炮台等历史遗迹，保育海盐、河口生态文化，培育河上船家文化和旅游文化。在传统非物质文化的继承上，主要是保护人类学意义上的场所、河口生态文化记忆和民间非物质文化，建立北塘海鲜美食文化和曲艺欣赏文化的一体发展模式。在生态新文化的开创上，倡导生态主义的新生活方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发展以创意产业为主导，以现代服务业为辅翼的生态新经济;实现中国和新加坡乃至其他国家多元文化的汇合，创立生态城特色的文体品牌［2］。
3.3.4区域经济协调。中新生态城地处沿海发展带上，靠近汉沽城区，同时又位于生态绿楔上。因此，其产业发展和布局必须与周边区域的产业功能布局相协调，形成“内外均衡、一体循环”［27］格局。首先，使生态城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协调，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健全市场机制，促进区域职能分工合理、市场有序，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均衡，职住比平衡，力求带动地区经济科学发展。其次，制定区域循环产业发展规划，发展区域循环经济，实现产业循环发展的横向祸合、纵向闭合和区域耦合［20］，与滨海新区其他功能区形成互补的产业集群，构建形成一体化的滨海新区产业体系。再次，建设静脉产业园，利用紧邻滨海新区各功能区的优势，大力发展工业废弃物资源化产业，在天津市乃至环渤海地区资源综合利用上发挥协同发展示范作用。
3.4中新天津生态城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保障设计中新天津生态城位于京津冀发展主轴和环渤海产业带交汇处的特殊区位，使得4条引导性指标需要统筹区域协同完成，而且即便是控制性指标体系中的空气、地表水等多项环境指标，仅靠生态城自身的努力也是无法完成的。因而，需要创新公共管理体系，建立区域间协同合作关系，为形成区域协调发展合力提供制度保障。
3.4.1建立综合性区域协调管理权威机构。美国、日本、德国在解决区域经济不平衡的问题时，都建立了专门的区域发展管理机构。如美国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阿巴拉契亚区域委员会、日本的北海道开发厅、德国的区域经济政策部际委员会等。这些专门的区域管理机构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的落实［28］。由于在我国的政府体制中，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功能分明，区域合作时受到等级的区别，不对等的部门和政府合作会影响各自的权责和效率。建立独立的委员会，在区域决策上拥有高于其他政府的权力，将有助于区域中不同政府和部门之间的合作。因此，为推进中新天津生态城的区域协调发展，有必要建立起一个区域协调管理机构，如“中新天津生态城区域协调发展委员会”，该机构可由天津市政府和滨海新区的有关领导和区域专家组成，负责制定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政策和规划，指导推动区域合作机构的运用。
3.4.2加强区域发展立法。在《中新天津生态城管理规定》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中新天津生态城区域发展的法规，尽快将上述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和途径以法律规范的形式予以确认，明确地区发展过程中涉及到的有关主体的责权利关系，为实施区域发展提供法律依据，使生态城区域协调发展有法可依，走上法制化轨道。
3.4.3构建区域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解决区域间“资源诅咒”［29］、“资源剥夺”［30］等而带来的区域不协调问题，可考虑由区域协调机构构建区域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生态城周边区域给予财政转移支付，援助区域发展，避免出现新的区域发展落差和加剧城乡二元结构升级。
3.4.4健全科学的政府绩效考核制度。改变单纯以GDP增长等经济指标考核不同区域发展成效和决定官员升迁的办法，建立适应各区域实际情况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位一体”的可持续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从制度上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等弊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3.4.5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如前所述，区域协调发展旨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使得利益相关的公众参与区域协同管理与合作显得格外重要。我国已出台了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环保等领域的法规，但实际上除了少数案例中参与比较积极外，公众参与度非常低。因此，需要大力培育“参与型”公民和“共同体意识”［31］，形成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低碳生态城市的共建共享格局。
4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