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发展范文

协调发展篇1

【关键词】十七大 区域协调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我国各地区经济都有很大发展。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发展差距日益扩大，引起了广泛关注。区域协调发展是党的十七大讨论的一大热点，十七大报告全文至少有六处谈到区域问题。总体上看，十七大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指示和精神可概括为三方面：我党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作出新定位；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现状作出新判断；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作出新部署。

一、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作出新定位

1、从宏观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角度，区域发展是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大关系之一

从历史经验看，举凡大国在一定时期内各区域在发展速度、发展规模及发展质量上存在一定的差距，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但问题在于近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过大，存在两极分化的危险。地区差距问题已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政治变革和社会稳定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

正因如此，十七大报告把区域发展定位为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大关系之一。在谈到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时，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十七大从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的高度，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进行了论述，显示出我党对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的高度重视。

2、从微观即单纯的经济发展角度，区域协调发展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进程的八个主要方面之一

十七大报告指出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仍然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主题，并提出要推动经济领域内重点的改革和发展，其中一大重点就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可见区域协调发展问题不容忽视，因为它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健康发展。就我国而言，东中西包括东北地区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加快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有利于中西部经济发展，也有利于东部经济发展，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

3、从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系角度，区域协调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

十七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五大新要求，其中之一是增强发展协调性，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体而言，有四个方面的协调需要在实际中重点落实，而这经济发展的四个协调之一就是推动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以及主体功能区的基本形成。由此可见，区域协调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所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是某一个地方实现小康，而是全国都要实现小康；不仅东部要实现小康，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都要实现小康。要完成这一重大战略任务，重点和难点不是在东部地区，而是在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这就要求大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二、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现状作出新判断

十七大报告的第一部分“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中，一方面肯定了过去取得的成绩，明确指出我国“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另一方面也告诫全党要清醒地看到党的工作与人民的期待还有不小差距，明确指出了前进中面临的七大突出难题，其中一大难题就是“城乡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同时，在报告的第三部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谈到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依据是新世纪、新阶段上新的阶段性特征时，特别强调的其中一大特征就是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

由此可见，我党对当前区域发展的现状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既看到了五年来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取得的明显进展，又看到当前的区域发展还远不能适应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我党对区域发展现状的准确把握与定位，给进一步制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提供了科学合理的战略基点。

三、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作出新部署

十七大从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高度特别强调了新世纪新阶段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五大战略举措。

1、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

十七大报告指出，应当在科学把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区域发展规律和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坚持在市场经济框架内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并尤其注重以下两方面。一是“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立足于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把政府对区域发展差距的干预集中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缩小地区差距的导向主要不是缩小地区间经济总量的差距，而是缩小地区间人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即要使不同地区的群众都能享受到同等的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及公共安全，最终使不同地区的人民能够逐渐具有同等的生活水平。二是“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就是要通过发挥市场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来促进各地要素价格和收入的均等化。

2、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制定的“十一五”规划从全局的高度，第一次提出了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即“要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坚持这一基本国策。

四大区域各自的政策着力点是不同的。东部区域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全面提升区域产业结构和总体竞争力上，通过更为严格的土地政策和产业政策促使产业结构加快升级，实现经济转型，增强东部地区的带动和辐射作用。中部区域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优化总体发展环境上，抓紧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有关政策，进一步提升接受东部产业转移和外来投资的能力。西部区域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稳步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上，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和人才队伍建设力度，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东北区域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区域创新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的恢复上，积极促进资源性城市可持续发展，抓好振兴装备制造业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当前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虽然“没有倾斜”，但并不等于没有区域政策，而是意味着我国总体区域政策从以资源分配为目标的传统范式向以增强各区域竞争力为目标的新范式的重大转变。

3、建立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

十七大在总结我国国土规划经验、借鉴国外国土规划和空间成长管制做法的基础上，从协调人与自然空间矛盾的高度，第一次在我党重要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强国土规划，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主体功能区将是区域发展的一个新思路和新亮点。

主体功能区的表述最早见于“十一五”规划纲要中的“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主体功能区的核心思想是：根据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现有国土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确定哪些区域适宜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哪些区域应当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确定各自的主体功能定位，并按照功能定位调整和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十一五”规划划分的四大主体功能区采取的区域政策也各有不同。

4、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

形成区域间相互促进、优势互补的互动发展机制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即实现一种互动的机制，使一个地区的发展能够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而不能以牺牲其他地区为代价。“十一五”规划已明确指出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主要有四个机制：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和扶持机制。十七大在把握我国现阶段区域协调互动机制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进一步健全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的新思路。

（1）在健全全国统一市场机制方面，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国家发改委的一份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显示，以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为核心的三大都市经济圈正带动区域合作向纵深发展，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今后应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构建经济联系紧密、带动力强的经济圈。

（2）在完善区域合作机制、互助机制方面，要鼓励东部地区带动和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

（3）在加强中央扶持机制方面，要统筹推进落后地区发展、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的战略需要。一方面，进一步明确重大项目布局时要充分考虑支持中西部发展，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的扶持力度，帮助资源枯竭地区实现经济转型。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5、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区域发展竞争表现为城市群和城市带之间的竞争，不能靠单个城市比拼。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大都市化、城市群化趋势，十七大报告在科学总结国内外城市化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原则是“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目标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且“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主体形态是“城市群”。

【参考文献】

协调发展篇2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把“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写入了宪法，表明推动“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和我们国家的重要任务，这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党的十七大提出“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的思想，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既是对社会主义文明内涵的极大丰富，又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这次修改宪法，明确把“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写入宪法，就从国家根本大法的高度，从最高法律地位的效力和权威上，肯定了“三个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从而为“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宪法保障。我们要认真学习宪法的这一精神，在实践中切实贯彻落实“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

坚持“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必须全面准确地领会和把握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科学内涵。人类文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方面。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是“三个文明”有机结合、相互作用的结果，偏离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会使文明发展出现曲折起伏甚至倒退。社会主义社会是“三个文明”有机统一、全面发展的社会。物质文明为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民主政治、精神文明发展提供物质条件；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提供政治保障，只有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才能获得不断完善的政治制度支持和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只有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建设，才能保证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并充分利用精神文明建设创造的思想、文化、科技、教育成果。“三个文明”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共同推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社会不断全面进步的过程，党的十七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经济、政治、文化相统一的全面发展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各项工作，必须把“三个文明”是否协调发展作为基本的衡量标志。

坚持“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新成果，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坚持“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既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发展，但不能简单地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片面理解为以GDP为中心。如果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不仅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还会阻碍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发展是人和自然，经济增长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当前发展和长期发展相统一的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必须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既要讲经济效益，又要重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一时利益。社会主义社会追求的是以人为本，谋求的是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它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关注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特别是要针对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素质，尊重和保护人权，最大限度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一个基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始终坚持“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当前，面对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为了实现新的奋斗目标，就要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加自觉地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为此，一方面，要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通过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生产力的发展，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另一方面，要继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在继续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上，必须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次宪法修正案，明确把政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与目标写入国家根本大法，既突出了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也突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紧迫性。这是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次飞跃，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加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要通过加强政治文明建设，从政治上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要牢固树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观念；充分发扬政治民主，实行科学决策，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同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从中国国情和具体实际出发，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协调，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

协调发展篇3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最大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西部人均GDP均呈稳步上升趋势，但东部人均GDP的增长幅度远远大于西部，东西部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1991年东西部人均GDP相差1540.3元，前者为后者的2.08倍；2004年东西部人均GDP相差10773.3元，前者是后者的2.88倍。若不采取有效措施，这种差距在未来几年中还会进一步扩大。理论上看，区域差距的过大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区域合作受阻、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它给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等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增加了难度。同时区域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往往会导致和激化一些社会矛盾，引起社会动荡，最终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作为宏观调控杠杆之一的财税政策，历来是各国政府作用于经济的重要手段，它能有效调节经济波动，而且对改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当前我国财税政策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

改革之初，为了贯彻“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区域经济政策及财税政策，选择东部地区作为引领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并为东部地区的崛起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财税环境，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如今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中区域间的不协调及差距越拉越大，中央将促进区域经济协调作为“五个统筹”的重要部分之一，陆续采取了实施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并开始调整区域经济政策。就目前来说，现行财税政策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不适应性，主要反映在：

11财政政策方面

首先，现行财政体制按“基数法”进行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因东部发达地区基数高，西部落后地区基数低，不仅未能解决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地区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大的问题，而且现行体制无法促进落后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落后地区财力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地区间差距的缩小，而使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其次，各级财政转移支付受财力限制，实施力度很小，扶持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及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力十分有限。而且这种转移支付制度也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资金管理不规范，执行的随意性大，使转移支付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没有显现出来。三是财政投资资金来源于政府的财政资金和国债资金，投融资渠道单一，资金规模较小，资金使用的政策性不强，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效益较低。四是专项拨款和结算补助没有规范的分配方法，随意性大，分配结果使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反而得到的拨款多，不但未能解决公共服务能力均等化问题，反而使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扩大。

12税收政策方面

首先，地方政府没有地方税收立法权，也没有税收减免权，不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制约了地方资源配置效率。其次，现行税制中作为以第三产业为主要税源的营业税是地方政府的固定收入，而经济发达地区的第三产业发达，营业税的征收数量大，地方财政的收入也多。落后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普遍滞后，营业税税源极为有限，造成在税收收入中，中央税占比重高，地方税占比重少，加剧了地方财政的困难。三是税收政策的调整并没有使西部获得比东部地区更多的税收优惠，西部地区的税负仍然重于东中部地区。

2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选择

财税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思路是要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基础上，主要通过转移支付制度、政府投资、税收优惠等政府收入、支出机制，调节区域之间的资源配置，以获得整体效益最大化。同时还应注意，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应是一个覆盖全局的政策体系，不仅仅包括对中、西部政策的制定，还应包括对东部政策的调整。西部的发展绝不是以牺牲东部经济效率为代价，在制定财税政策时，同时要考虑东部财税政策的相应调整，应继续保持东部经济的发展优势，以促进我国经济空间结构的优化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体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规范转移支付制度，有效发挥转移支付在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中的作用

211提高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这是建立有效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中央财政只有在财政初次分配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才能保证有足够的财力用于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才能通过转移支付逐步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水平，逐步缩小地区差距。所以，中央政府应采取各种有力措施，适当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所占比例。

212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按照“因素法”合理确定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标准。转移支付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平衡各地财政能力的差异，以保证各地有大致相同的条件提供大致相同的公共服务。为此，对特定地区的转移支付额，必须同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税负高低、城市化程度、民族风俗、人口、教育状况和对财政支出的需求等因素相联系，按照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确定统一标准，进而确定财政支出水平。

213建立以抑制横向不平衡为主的转移支付制度。我国财政收入的集中度不是很高，中央财力十分有限。而且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程度差异的直接表现就是发达地区财政收入充裕，而落后地区财政状况拮据，这是财政横向失衡的表现。同时，落后地区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需求量要比发达地区更大。与落后地区相比，发达地区的财政资金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这就需要中央政府从整体利益出发，采取转移支付的方法在地区之间实现预算调剂，扶持落后地区的发展，增加财政资金的边际效用，以实现横向均衡目标。

22改革税制、调整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中西部地区快速发展

我国近几年的税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但要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步伐，仍需对现行的税制进行进一步改革和调整。

221合理降低税负，吸引生产要素参与中西部建设。一是实行对中西部积极有效的减免政策，应特别强调以中央税的减免为主，真正体现国家对其的实际扶持。同时应考虑将中西部地区列入增值税转型的试点范围。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和鼓励投资，给这些地区创造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和环境。二是要实行吸引投资的税收政策。对投资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适当提高折旧率或折旧额，在一定期限内减征一定比例的企业所得税；对外来投资者以来源于中西部的税后所得再投资于中西部地区的，实行全额退税的鼓励政策。三是实行吸引人才的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对吸引人才的专门补贴予以免税；对技术成果转让、技术服务所得实行减税政策等。

222在税收管理权限和税收分成比例方面，中央财政应给予中西部地方财政更多的优惠。国家在建立和完善地方税体系的前提下，应逐步扩大中西部各省区政府的税收管理权限，赋予一定的减免税权力。这样，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对意欲鼓励发展的对象和领域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同时为促进中西部地区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中央政府应适度提高西部地区共享税中的地方分成比例，建议增值税由现行的中央与地方75%对25%分成调整为60%比40%.23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逐步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

231加大国债资金对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倾斜力度。国债的发行和使用一直是国家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心和政策着力点将逐步向西部转移，国债的发行和使用也将顺应这一变化，进一步向西部倾斜。国债发行将不再是单纯的总量调控手段，而应扮演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控的双重角色，在促进区域均衡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国债政策的倾斜，一方面应体现在现有国债规模下投资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比例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每年应增发一定数量定向支持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债。

232允许中西部各省区适度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定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财政应该在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这里所说的财政并不是单指中央财政，而是包括地方财政在内。凡属中西部各省单个辖区内的基础设施项目，原则上应该是“谁受惠、谁投资”，由地方财政提供支持。但是由于中西部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地方财政普遍存在横向和纵向双失衡现象，缺乏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财力。为改变这一处境，应借鉴美国政府的做法，允许中西部各省区适度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定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参考文献]

[1]郭时伟。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财会研究。2004，（3）。

[2]张静。实现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经济工作导刊。2003，（23）。

[3]彭月兰，陈永奇。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政思路。财政研究。2004，（12）。

协调发展篇4

关键词：经济；环境；协调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加快，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问题已严重危机人类自身安全，危害到经济的持续增长，人们也逐渐认识到经济与环境生态系统和谐、完整的重要性。建设高效、公正、健康、文明的经济社会，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探求更加合理的发展模式，成为当前各国政府、国际机构、学术团体共同面对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相互关系

环境是指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影响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各种自然界力量和作用的总和。环境的作用在于为人类活动提供不可缺少的各种自然资源，对人类经济活动产生的废物和废能量进行消纳和同化，以及提供舒适性环境的精神享受。环境问题的实质在于，人类经济活动索取资源的速度超过了资源本身及替代品的再生速度和向环境排放废弃物的数量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进程的加快，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愈来愈突出，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正确处理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不仅关系到人类发展与生存环境协调发展，而且也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环境问题主要伴随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产生，严重的环境问题反过来又影响和制约经济与社会发展；经济和社会发展了，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保护环境、防治公害在某些方面又必然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但必须看到，环境是发展的基础，人类若失去赖以生存的环境条件，经济发展就失去基础。所以，保护环境非常重要，非常必要，它保障人类健康和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

环境问题产生于发展，是一种历史必然；环境问题解决于发展，同样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没有发展就不会有环境与经济的矛盾关系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提出，既包括经济的增长和结构的优化，又强调人的生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以及社会、经济、环境通过不断调整以达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

保护和改善环境应该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之一，解决今天的环境问题不是不要发展，而是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及如何发展的问题。环境与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环境问题是发展不足和发展不当造成的，也必须在发展中加以解决。“十六大”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正确处理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指明了方向。但用什么样的具体模式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三大要求纳入统一的框架中取得“共赢”，则是需要深入探索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注意的问题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但必须在保护中谋求发展；保护是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但必须在发展中谋求保护。我们必须在经济发展中处理好以下关系：

1.处理好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

发展与保护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这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一方面，要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另一方面，资源的开发利用不能急功近利、竭泽而渔，不能忽视代际公平。在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出现矛盾的情况下，只有统筹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才是我们的明智选择。

2.处理好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

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自然生态系统，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局部的破坏会影响到一个省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中央提出，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对不同地区进行功能区划分，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分别实行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这是优化生产力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具有系统性、全局性、前瞻性。我们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坚决反对和纠正追逐狭隘利益的行为，做到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确保国家和地方重大项目的顺利实施。同时，在确保全局利益的前提下，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局部利益问题，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建立健全保障有力、运作规范的利益补偿机制。

3.处理好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之间的关系

经济效益为生态保护和社会建设提供物质力量，可以促进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实现；社会效益是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的重要目的，脱离这个目的，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就失去了意义；生态效益则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改善人民生产生活环境不可缺少的保证。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中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的关系，使之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经济效益是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重要基础。社会效益是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集中体现。生态效益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基本保证。

三、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几点建议

1.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

工业是国民经济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同时又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对环境影响深的工业部门，像化工、冶金、能源、建材、轻工等行业，要制定详细的环境保护措施，采用无污染或低污染生产技术，遏制环境恶化的势头。

（1）制定和实施正确的产业政策，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减少环境污染和破坏。要严格限制能源消耗高、资源浪费大、污染严重的企业的发展，通过产业政策，支持企业提高对工业废水、废气、废渣的处理和综合利用能力。

（2）充分考虑环境保护的要求，合理布局工业生产。制定工业发展地区布局规划，并严格按照规划安排工业企业的类型和规模，依据自然地理的条件和特点，充分利用自然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

（3）启发和强化工业界决策者和管理者以及企业领导人的环境意识，鼓励他们自觉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强化对工业污染的法制管理，增强对污染行为的约束力和处理强度，改变执法不力的状况。

（4）正确运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调节手段，制定能兼顾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政策，以增强对企业采取环境保护措施的吸引力。

（5）提高环境保护投资在工业建设投资中的比例。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是解决环境污染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决定性因素。

2.农业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

农业是我国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我国的农业属于资源制约型产业，农业生态环境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农业的发展。

（1）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土地资源，治理水土流失、土壤盐渍化和土地沙化。广泛植树造林，加强防护林、经济林的建设。（2）加强土地管理，整顿土地管理秩序，严格控制各种非农业占用土地，努力稳定现有耕地水平。（3）开发推广无公害农业生产技术，防治农用化学物质污染土地，包括农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配方施肥技术、土壤污染防治技术等。（4）控制乡镇企业污染，加强乡镇企业环境管理，对污染严重的企业坚决实行关停。加强乡镇企业技术改造，调整行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发展无污染或少污染的行业。

3.能源利用与环境保护方面

能源是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基本动力，是人类进行物质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物质基础，其消费量的多少是衡量人类进步和文明的标志。同时，能源又是对环境质量产生严重影响的要素。

（1）能源总量，既要保持人均能源消费水平的必要的、合理的增长，又要努力控制能源消费总规模，特别是控制煤炭消费总规模。要努力引导节能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通过革新，在较少能源消耗水平上达到较高生活水平。（2）提高能源效率，每年减少3—4亿吨标准煤的消耗，就会减少二氧化硫2 500多万吨、粉尘2 500多万吨、煤渣4 300多万吨。因此，从经济和环境的角度看，节能降耗都是正确的选择。（3）稳步降低过高的煤炭在能源总量中的消费比例。例如，发展水电建设，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大型水利电力工程。在水力资源丰富的农村地区，发展小水电建设，替代一部分农村薪柴和煤炭消耗，也可将煤炭更多地转换成电力，减少煤炭直接燃烧的数量。这些措施都能减少各种污染物的排放。（4）使用清洁能源，积极发展核电建设，替代一部分火电。利用最新科技成果，推广太阳能、风能，进一步减少物质资源的消耗。

目前，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协调在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和明显。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相辅相成，生态环境保护得好，经济发展才有后劲，经济发展的成果才有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存环境才能不断得到改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既对立又统一。两者关系处理的好，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处理不好则一损俱损。针对环境的特点，突出解决环境和经济的矛盾，探讨制定发展环境规划和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对于提高居民生活谁水平和促进宏观经济的持续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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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小军.科学发展观的系统意蕴[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7（25）.

[3]陈晓飞.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研究综述[J].湖湘论坛，2006，（5）.

协调发展篇5

1.1城乡经济发展失衡的基本状况

人均收入指标是衡量城乡发展协调程度的最重要指标之一。从表1.1.1可以看到，海南的城乡收入差距是比较严重的。参照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相关资料，绝大多数国家城乡人均收入之比为1.5左右，超过2的国家只有3个。海南从1987年以来基本上都超过了1.5。而且收入差距明显呈现扩大趋势。

资料来源：2003年海南统计年鉴，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

但是从全国来看，海南的城乡收入差距小于我国的平均水平。主要原因是海南的工业和服务业发展落后，与此同时，海南却拥有独特的热带农业资源。也就是说，海南城镇居民的收入没有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考虑到海南农民外出打工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总的来说海南农民收入基本上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1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表1.1.1中是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相比。虽然二者都是居民税后的净收入，但是城镇居民的收入可以完全由自己支配进行消费，而农民却还要用一部分来购买化肥、种子、农药等生产资料。由于中国许多农村还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在统计中将许多实物都换算成货币统计在农民的纯收入中，所以农民真正的可支配收入要更低。国家统计局曾做了一项评估，2001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为6860元，农民收入为2366元，表面差距是2.90:1。但实际上，农民收入中实物性收入占了40％，扣除这部分收入，用于购买商品、服务的货币只有1800多元，平均每月150元左右。这150元中，还有20％用于第二年扩大再生产的开支，如买种子、农药、化肥、柴油等。2001年，中国一个农民每月真正能用作商品性消费的货币收入只有120元，而城市居民的货币收入平均每月接近600元，城乡人均收入之比为5：1左右；而城市居民收入中还有一部分并没有纳入统计范围，如各种各样的隐利、住房、教育、卫生，甚至用电都比农民有更多的优惠。若将城市居民的一些隐利、优惠折算成收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达到6：1。

这种情况在海南也是一样的，目前城乡实际差距远不止是2.80:1。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这个指标可以反映出城乡居民财产变动的差距，从而更加全面地分析海南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如表1.1.2，最近几年海南城乡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之比已经超过20：1。从这个指标来看，农民原始财富的拥有量本来就远远低于城市，再加上积累财富的能力低下，可以预见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城乡差距仍然会继续扩大。

1.2城乡社会发展失衡的基本状况

仅仅从收入差距还不能完全反映城乡居民生活的实际差距。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海南的农村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不能和城镇居民一样享受教育、医疗、社会救济等方面的福利待遇。在教育方面，海南学龄儿童入学率2000年达到99.71%，2001年达到99.66%，2002年达到99.44%，1根据2003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对儋州市四个乡镇的调查中发现，农村儿童的入学率只有96%。这意味着海南未入学的儿童主要分布在农村。在调查中，93.3%的农户表示从未享受过政府提供的任何社会保障，只有4.7%的农民表示曾获得政府救济，1.5%的农户获得自然灾害救济。而且款项特别少，少则3-5元，多则几十元。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农村曾经广泛地实行合作医疗制度，85%的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对儋州64户居民的调查2中发现，没有一户农民参加任何形式的合作医疗。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比较严重。在基础设施方面，饮水难，行路难等问题在部分地区仍很突出。儋州市未通道路的有160个自然村，涉及10万人口，饮水未解决的有50个自然村。城乡社会保障上的差距在实际上放大了城乡居民的生活差距，造成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低下。从长期看，必将削弱农村未来发展的潜力，使城乡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无法得到有效地控制。

以上分析表明，海南城乡发展的失衡，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的失衡，也体现在社会发展的失衡，这种失衡是全面的失衡。

1.3海南城乡发展失衡的制度根源

一个地区长期的发展状况一般取决于制度安排。从自然条件上看，海南拥有中国最独特的热带农业资源，而且人均耕地面积大于大陆。从行业优势来看，与全国相比，海南的工业优势比不上农业的优势。因为农业的资源是最独特的，而工业除了油气资源之外很难说哪一种是独特的。因此，就自然禀赋的初始条件来，海南是最有理由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可见人为的条件最重要，也就是制度最重要。自然条件差不多的台湾，农民已经成为社会上最富裕的阶层之一。因此，就海南城乡发展失衡来说，制度安排是起决定性的因素。

从历史情况看，虽然海南是经济特区，但是在城乡问题上基本上一直是随着中央政策走，最近的农业税制减免等也是如此。与大陆相比，海南在城乡发展方面并无特殊的制度安排。可以说，海南的城乡发展失衡和大陆基本相同，都根源于计划经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以及与此相适应并固化下来的城乡二元制度安排。这种安排使整个社会的资源向城市倾斜的大格局一直延续至今。

（1）城乡二元经济制度。第一是城乡二元的产权制度。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工业是国家所有制，农村是集体所有制。按照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国家的原则，国家所有制高于集体所有制，这样的产权制度安排使资源可以顺理成章地从农村流向城市。第二是城乡二元的税收制度。农业税收不按照起征点，百岁老人都要交税，而且税率远高于城市。第三是城乡二元的金融制度，银行主要为城市发展服务，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力量最薄弱。二元的金融制度主要将农村储蓄转化为城市投资，从而难以实现产业化。第四是二元的财政制度。财政主要为城市和工业服务。为农民服务的基层财政困难，农村的基础设施得不到财政资金支持。城市的基础设施由国家财政负担，而农村的基础设施往往由农民自己负担。在二元经济制度中，产权制度是核心的制度安排，限制了农民的经济行为，其余三项是从属性的安排，强化了城市的发展。

（2）城乡二元的社会制度。核心的社会制度安排是二元的户籍制度，把户口人为地划分为城市和农村两种标准不同的性质。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使农村和农民成了一种工具，为了城市和工业才有存在的价值。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本意是为了防止农民大量进入城市，造成城市生活资料紧张。但是长期执行下来，户籍制度已经成为农民各种歧视性待遇的主要依据。由此衍生出来社会地位的差异，主要反映在城乡二元的教育制度、城乡二元的医疗制度、城乡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一般来说，社会政策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社会有弱势群体。但是我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却先给了更有地位的城市居民。

（3）二元政治制度。这是城市和农村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支撑点。主要表现在根据现行的选举法，城市居民的选举权相当于农民的四倍，人大代表中极少是农民身份的，乡镇以上的公务员和官员基本上不从农民里面产生。而且管理农村的乡镇政府财权少、事权多。另外，城市居民可以组成工会等组织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农村却不能拥有这样的政治组织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正是借助这种对资源高度集中垄断的二元制度结构安排，中央政府才能够在不到30年的工业化进程中，以平均每年高达30%的积累率，在我国这个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的小农经济国家通过技术模仿完成国家工业化的特殊历史进程。在城市形成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精细的社会化大生产。这种正面效应不能忽视。但是从当前看，这种二元制度结构已经成为限制我国城乡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了。

改革开放以后，与大陆各个省份一样，海南也很重视“三农”问题的解决。采取了相当多的政策措施来促使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但是并无很大的成效。关键的原因就是政策执行的效果取决于基本的制度安排，在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的框架内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2.以制度创新推动海南城乡协调发展

有效地克服城乡发展差距过大的情况，关系到海南未来发展的全局。而要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不仅仅是进行某些政策性的调整，必须从制度层面进行坚持不懈地创新。因此，下一步海南应当以改革为主线，彻底改变城乡分治的二元制度结构。

2.1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对海南未来发展的意义

城乡协调发展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符合以人为本的精神，就是海南的发展不仅仅是城市居民的发展，也是农村居民的发展。而且也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规律，农村的发展可以为海南经济持续发展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

（1）城乡协调发展能够扩大海南发展的产业空间。任何一个地区的持续发展都要受到人口和空间的限制。海南的发展如果只是三亚和海口、洋浦，那么产业拓展的空间就会十分狭小，经济很难形成规模。拿上海的发展来说，产业升级和产业梯度转移要靠长江三角洲的广大腹地为支撑。但是如果这些腹地与中心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过大，产业链条的拓展就要受到很大的障碍。海南要发展成为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地区，无论从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上，都依赖于农村的长足发展。

（2）城乡协调发展才能充分利用海南的比较优势。海南热带农业有着大陆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热带农业在海南的发展规划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而且农业本身对于生态环境保护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这些都是决定海南未来前途的战略定位。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忽视农村发展。在中国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之后，海南农村很可能在竞争中逐渐被淘汰，会丧失发展的机遇。如果海南仅仅有几个发达的城市，而农村处于社会文明之外，海南对外地游客的吸引力也会大打折扣。而且，在农村落后的情况下，海南最好的情况也只能是发展两头在外的产业，也就是主要用外地的人才和资源为外地人制造产品。这一点对于交通不发达的海南来说，优势比不上大陆的多数地区。相反，海南的城乡发展关系理顺之后，海南就能够创造多方面的优势来参与国内和国际分工。

（3）城乡协调发展是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前提条件。尤其是当前，三农问题十分突出，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关注。也推行了农业税减免、粮食直接补贴、最严厉的耕地保护制度等一系列的措施。都是从稳定农村大局出发，为建立和谐社会创造条件。从海南来看，市场化过程中的农业风险问题、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土地征用问题，都存在着比较多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有多方面的诉求需要得到满足，有多方面的矛盾需要化解。因此，推行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既有迫切性，又有现实性。

2.2海南城乡协调发展的出路在于制度创新

城乡失衡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资源分配的问题。在城乡居民之间分配资源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实现，一种是通过一定的政策来实现。总的来说，制度安排是比政策调整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一个社会的制度是指法律、法规等正式规范和习俗、惯例等非正式规范的总和。制度限定了人的行为规范，决定了社会组织结构和资源流动的方向。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为政府、组织和个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活动空间。而政策则是政府为了平衡经济社会发展，相机抉择地解决一时一地突出的矛盾。政策具有易变性和暂时性。一个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的基本态势是由制度决定，而不是由政策决定。当然，适当的政策调整能够暂时缓和一些矛盾，但是不能真正改变不同阶层的相对地位。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解决“三农”问题中政策效果不好的典型表现。政策的实施要靠人，人的行为随时都要受到制度框架的约束，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政策执行的效果最终还是受制度约束。中央政府总是希望农民负担能够减轻，但是事实上基层很难做到。即便是中央财政支持农业，但是资金在到达农民手中之前的各个环节都很容易被截流。2004年开始采用对农民直接补贴，在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到中间环节的行政制度失效的问题。从总理帮助农民工讨回工资的现象也可以反映出这个现状，就是制度体系的失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解决海南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不能仅仅靠几个领导人一时地对农村加大投入，而是要把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结合起来。政策调整是治标，制度创新是治本。目前看来，治标的事情已经做过了许多，最重要的是治本。

多年来，我国城乡分治的二元制度结构使农民客观上成为最大的弱势群体，使农业成为最大的弱势产业，使农村成为发展最薄弱、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以制度创新来改变这种现状，就是要从经济、社会、政治各个领域赋予农业、农村和农民以应有的地位，使新的措施逐步正规化、法制化。

2.3以改革为主线统领城乡发展

在海南要率先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当务之急是要以改革为主线，实现制度创新。

（1）当前，城乡协调发展制度创新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从广大农民来说，要求比以往更为迫切。在经济增长速度和城市化步伐加快的过程中，农民作为利益主体，越来越要求能够有一个正规的渠道来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全国各地不断涌现的各类农民组织就很能说明问题。从中央的层面来看，目前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改革力度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大。果断地采取了减免农业税的措施，分五年取消。一些省市已经开始宣布只用2-3年提前完成任务。采取将农业补贴直接发放到农民手中等措施，加大了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这些制度创新使农民初步得到了实惠。因此，目前加快推出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创新措施，不仅能够得到农民的支持，也能够得到中央的支持。海南作为经济特区，应当说有更大的制度选择空间，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创新的尝试。

（2）必须重振改革精神，以改革为主线统领城乡发展。从大背景看，2004年中央1号文的推出，解决了不少农民的难题。许多地方农民的收入增长超过了8%。但是从2005年看，这种收入增长速度是很难持续的。因为今年的农民收入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粮食价格的增长。随着农民对种田预期的好转，种田的农民会增加，粮食供应会进一步增加，而且加入WTO之后，在粮食进口方面也有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粮食价格进一步提升很难，而且还有可能会下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改革一旦停止，解决“三农”问题的各种措施可能会前功尽弃。尤其是相当多的前期改革措施，比如农业税费的减免，乡镇等基层政府面临很大压力。从历史上看，我国历代王朝都有过农业休生养息的阶段，一般都是税负的减免。但是在“官本位”没有实质性改观的情况下，最终还会走向税负加重的回潮现象。海南要走出这个怪圈，必须把改革和制度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要务。

（3）通过改革逐步扩大制度创新的空间。在我国的现行政治体制框架内，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动力来自中央和省级政府的动力，以及农民自身改善生活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创新一般有两种途径：第一种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制度的重新设计，自上而下推出；第二种是农民自身在实践中创造出更为合理和更高效率的制度形式，最后得到上级政府的认可，被纳入正式制度安排中去。中央推出农业税全部免除的制度安排属于第一种，我国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是第二种。值得反思的是，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在县乡两级政府的改革却没有及时跟上，造成乡镇政府后来的膨胀，一直到问题严重到相当的程度。此后由于乡镇基层政府对农村的控制加强，农民自身的制度创新受到很大的抑制。而乡镇政府自身又很难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因此其进行制度创新的积极性很小。这在客观上压缩了制度创新的空间。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央政府才出台了农业税减免的举措，并将补贴直接发放到农民手中，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相信基层政府能够将补贴送到农民手中。与此同时，农民的越级上访不断增多，也印证了这个观点。事实上改革成了中央、省级以及农民两头挤压的合力，着力点是中间环节的政府机构。这是我国“三农”问题制度创新的基本格局和基本趋势。要扩大制度创新的空间，就必须改革中间环节，使这些政府机构也能够成为改革的动力来源。3.海南城乡协调发展制度创新的基本原则

解决城乡发展失衡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就是要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使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一样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应当看到，造成海南城乡发展失衡的制度体系是长期形成的，也很难在一朝一夕中加以改变。另外，制度创新也是有成本的，关键问题是要找到一个改革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路径。

3.1制度创新要有利于海南整体经济的发展

海南城乡协调发展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省经济总量的增长。如果海南整体经济增长上去之后，解决城乡失衡的矛盾就会有很大的回旋余地。

（1）经济总量增长是解决城乡失衡问题的重要支撑。一些专家从各自的角度认为，政府要为农民解决教育、公共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等问题。但是在海南往往是呼声大，但是落实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2003年全省16个县（县级市，不含海口、三亚、洋浦和农垦）仅仅有一个儋州GDP超过50亿元，平均财政收入只有0.99亿元。而全国百强县的平均财政收入是5.6亿元。1海南欠发达的县域财政收支的缺口逐年还在扩大，相当多地靠省级财政转移支付解决财政资金的周转问题，包括发放工资等。目前大多数专家学者达成了一种共识：就是解决“三农”问题，要跳出“三农”看“三农”。事实上，就是从城市化中寻找“三农”问题解决的出路。也就是说，还不能片面地脱离城市化这个大趋势，不能完全脱离城市需要来安排农业发展。而是要从城乡统一的大市场这个联系中寻求制度创新的出路。必须摆脱过去的老思路，不能以城市发展的停滞来换取农村的发展。

（2）海南解决城乡失衡问题必须统筹规划。海南在地理位置上，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孤岛，内部的经济联系十分重要，统筹安排非常重要。比如，如果三亚和海口这两个“窗口”城市没有搞好，其它各个县市都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必须把城乡对外开放和发展看成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如果城市发展很快，就会带动整个农村腹地的发展。必须进行市联县、成片开发。海南在发展过程中有一点与大陆不同，就是没有采取“市管县”的体制，这在客观上避免了市级政府从县域经济中抽取资金发展城市，应当继续坚持。但是随着中心城市向四周拓展，同周边县级行政区的协调也是客观需要，可以借鉴内地经济区的做法，在资源分配上采取自由协商的机制，不一定必须把这些县纳入到中心城市的行政管辖中去。

（3）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创新要抓住关键环节。当前要抓住既不利农村发展，又不利于城市发展的环节进行改革。应当看到，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的形成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打破这种制度安排不可能一步到位。从现实出发，必须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方式。比如户籍制度，郑州等一些地方在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采取了比较激进的改革措施，造成城市人口大幅度增加，但是城市财政却很难保证基本设施的供应，从而在原有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形成了新的难以克服的矛盾。一个制度体系的安排千头万绪，创新的路径很重要，但是不能脱离实际。改革的重点在那里？就在于一些既不能反映城市发展需要，又不能反映农村发展需要的制度上。对这些制度进行变革，反映了多数人的要求，能够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制度变迁的成本比较低。另外，改革也容易走上良性的轨道。

3.2制度创新要着眼于城乡资源的公平配置

从海南改革和发展的大趋势看，市场化和城市化是两个主题。市场化涉及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就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第二个主题是城市化，在城市化过程中城乡资源分配影响城乡关系的基本走势。海南城乡协调发展这个大课题要放在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大背景下考虑，必须渐进地建立有利于资源在城乡公平配置的机制。

（1）调节公共资源在城乡的配置。公共资源的配置基本上是通过政府实现的。在城市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公共资源的配置必须改变过去那种重城市、轻农村的现状。要逐年调整省级财政支持县域经济和农村发展的力度。海口市和三亚市的开发和建设要向周边扩展，基础设施的投资要向周边倾斜。这既有利于中心城市环境保护，又有利于周边地区的发展。事实上，海南作为一个旅游岛是一个整体的品牌，要把农业和旅游业结合起来规划，向农村腹地开发是很有必要的。公共资源的配置要满足农民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

（2）在城市化和市场化过程中保障农民个人权益。过去二元制度结构条件下农民对城市做出的贡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很难得到补偿。因为在城市，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已经形成，宪法已经明确保护私有产权。政府已经不可能再用行政手段将城市财产无偿划拨给农民。所以，目前最现实的问题是保护农民的资源不因市场化和城市化被进一步掠夺。第一、农民个人货币收入和货币财产不多，文化素质也不高，最可能改变他们命运的资源是土地。必须确保农民的土地权益不受侵犯。第二、由于农民的分散化经营，海南农业在市场化过程中成为弱势产业。一家一户的农民很难成为有效的市场主体，无论是从信息的获得、风险的规避等各个方面都处于劣势。无论是与其上游产业如农业生产资料企业的交易中，还是与其下游产业如农产品加工企业的交易中，农民都是分散的，没有谈判地位。因此在整个产业链条的利润分配中，农业利润很容易被两端的企业剥夺。一般来说，发达国家都建立有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海南必须认真考虑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第三、与市场化改革相适应，农业要成为真正的利益主体，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提高组织化程度，通过组织来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诉求。

（3）从公平和效率并重的原则出发，辨证地看待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的合理配置。

首先，公共资源是全民的资源，公共资源的分配不能把任何一个人群排除在外。比如国家财政，应当遵循大多数人的意愿，以公平为最高目标。

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资源的分配应当是以效率为最高原则，纯粹是企业化的行为，政府不应当直接干预。比如，人们说农村不发展是企业不向农村投资，银行向城市收缩。这种看法反映了客观实际，但是不能强迫商业银行和企业向农村投资和贷款。如果政府从公平的角度考虑，市场化的手段应当是政府为投资农村的企业进行优惠，对贷款给农村的商业银行贴息，或者建立政策性银行扶持农村发展。

再次，还应当看到，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的配置同时影响农村状况。私人不愿意在农村投资和贷款，追根溯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国家公共资源用于农村长期不足，造成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村投资环境不好。而私人资源愈不愿意投入农村，又越发显现出农村投资效率不高。在目前我国GDP政绩观的引导下，各级官员很容易发现，如果把大量的资金引入农村，在短期内，尤其是在他们的任期内，很难使当地GDP在大幅度增长。因此这种导向使整个社会资源都向城市流动，不仅包括资金、还包括技术、人才、管理等要素。

最后，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不仅体现在短期内，还体现在长期内。虽然社会资源投资到城市暂时能够获得高效率，但是从长期看，农村经济不发展，农村市场狭小，最终会影响城市发展。城乡是一个整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下岗职工增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民买不起那么多的工业产品。从一个海南的长远发展看，公共资源应当逐步实现向农村倾斜。

3.3制度创新要充分发挥特区优势和政府作用

海南作为经济特区，又是一个岛屿经济，城乡协调发展的要求比大陆更为迫切。海南在城乡协调发展方面未必要采取和大陆省份同步的政策和体制。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否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政府的作用十分关键。根据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2003年对挪威的考察，挪威北部农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城市的差距有大幅度扩大的趋势。随即挪威政府每十年左右就制订一个扶持农村发展的计划。从1973年开始，挪威政府向不同产业部门的投资倾斜政策开始付诸实施，该年度向农业部门的投资达到29亿克朗，而向其它产业的投资总和则只有19亿克朗。这种投资倾斜的趋势后来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1977-1985年的7年内，每年向农业的投资额均保持在79-93亿克朗之间，而向其它所有产业的投资总和只维持在22-40亿克朗的幅度内。1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挪威其它产业发展就放慢了，挪威多年来都被评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这对海南经济特区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就是在城乡协调发展过程中，政府要扮演积极的角色。

（1）政府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发展不仅仅是城市的发展，以人为本，就要关注所有人的发展，尤其不能忽视多数人的发展。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不高，一个国家或地区很难获得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海南城乡协调发展中相当多的问题都与政府有关。比如农业税的每年征收的总额是5000万元，但是还要养活1200人的税收人员。在城市化过程中，过分偏重城市投资，忽视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入。政府在土地征用过程中也出现了相当多的矛盾和纠纷，损害了政府公信力。这些都需要通过政府自身的改革来矫正。

（2）城乡协调发展需要进行系统的配套改革来实现。比如进行土地产权改革、税费改革、财政改革、金融改革、教育改革等。实现城乡二元制度结构向一元制度结构的转变，每一项问题都和政府改革密切相连。因此，可以说，解决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需要启动以政府改革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城乡协调发展以及相关的配套改革措施要有五年、十年甚至更为长期的规划，而且还涉及不同部门的利益协调，这都需要政府站在全局的高度进行谋划和领导。

（3）海南作为经济特区，在不违背宪法的前提下，可以考虑特殊的制度安排。虽然海南在城乡失衡的制度原因上和大陆大同小异，但是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不一定采取和大陆一样的办法。海南作为特区与内地大部分地区相比有很大的优势，在城乡协调发展方面进行制度创新的空间要大一些。许多改革措施，海南可以向中央政府申请先行一步。海南目前比较关键的问题是，要对自身发展有一个明晰的思路，才能够把特区的地位用足，用好。4.海南城乡协调发展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

4.1海南城乡协调发展制度创新的总体思路

从海南发展的现实出发，城乡协调发展制度创新必须解决三个主要问题。第一个是海南整体经济实力壮大的问题；第二个是要解决农村投入的历史欠帐问题；第三个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的地位问题。

三个问题密切关联，但第一个问题是大局，是核心。一方面，海南整体实力的壮大有利于解决后两个问题；另一方面，海南农业人口占73.3%，海南总体实力壮大本身必须依托广大的农村，因此解决后两个问题也是解决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解决农村的目前出现的最突出的矛盾，防止这些问题恶化，从而为改革和发展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第三个问题是从“治本”的角度，着眼中长期，渐次地改变城乡二元制度结构。

针对上述创新原则的分析，海南城乡协调制度创新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切实改善海南投资环境，使海南城乡经济的总量提高上去；第二、改革土地产权制度，确保城市化加速过程中将政府能够将征用土地增值的收益用在农民身上，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逐步为农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第三、建立农民规范的农民组织制度，使农民的利益和诉求能够有一个顺畅的表达机制。第四、逐步推进城乡关系的结构性改革，包括推进农业税制改革，建立公共财政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卫生制度、金融制度改革，全面地改革二元制度结构，切实赋予农民国民待遇。

4.2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海南是中国的一块宝地。如果经济社会环境有一个大的改善，整个土地就会大幅度升值，不但600万农民的贫困问题非常容易解决，而且各个产业发展起来，一个城市就可以解决所有人农民的就业。拿广东的东莞来说，原来的一个小镇，目前人口就达到了600多万，500多万外地民工在那里打工。事实上，海口或三亚如果达到这个水平，海南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很容易走到全国的前列。

但是由于政府转型滞后，海南的投资环境很难改善。自1995年后，海南引进外资从1995年的14．55亿美元逐步降到2001年的5．72亿美元，6年间降幅超过200％；外贸进出口总额自1996年后也是一路下滑，最大降幅近30％，直到2001年才开始止跌回升。1

世界银行的《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2提出，政策性风险是发展中国家企业最关心的主要问题，政府仅仅提高政策的可预见性，就能使社会新增投资的几率提高30％以上。海南投资环境的问题，就是一个投资风险的政策问题。政府过多地干预微观经济，企业家难以有一个好的预期。海南本地人投资非常有限，但外地人在海南投资之后不断遇到挫折，许多人血本无归。目前政府还继续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想法是积极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改变政府现行体制，提高经济发展的软环境。海南以往发展的教训已经表明：靠一时的热情，无论吸引来多少投资，软环境不好，这些投资最终还会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去年以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提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目前在学术界和许多高层官员中已经形成了共识。海南经济特区可以在这个方面先行一步。

（1）改变“官本位”为“企业本位”和“公民本位”，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政绩观。海南财政主要是“吃饭财政”，政府能够自己进行投资的余地不大，可以说海南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发展。政府也只有通过有效的公共服务才能够保持快速发展。在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海南要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关键在于建设一个公共服务型的政府。必须明确，政府职能的本质是服务，政府管理也是服务。政府不应当直接干预微观经济，而是要为微观经济主体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海南要根据政府应当履行的公共服务职能建立新的考核机制。

（2）实现公共服务制度创新。以目前我国推出的投资体制改革为契机深入转换政府职能。新的投资体制对民间资本投资放宽了门槛，变审批制为核准制和备案制。但是并未明确规定核准制和备案制的细节，在执行中很可能以名义上的核准制和备案制变相审批。海南可以在这个方面彻底进行改革。比如和美国一样，企业申请备案如果超过一个星期政府还没有答复，企业可以视同政府已经同意。总的来说，海南要制订更严格的制度，将政府约束在为企业和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轨道上来。

（3）继续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今年海南物价全国涨幅全国第二，就具体的日常开支来比较，北京的物价也远远低于海口。根据海南新闻系统的调查1，在海口的农贸市场，瘦肉卖到了每斤9元，排骨每斤13元，而北京的卖价则分别为每斤5元和7元。居民用电海口每度0.8至1元，如果小区物业代收，每度电甚至超过1元；北京居民用电每度0.4元，还不允许小区物业代收加价。2003年，北京市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1.3至1.5万元人民币，海南人均GDP还不到1万元人民币，人均可支配收入更少。这种情况将使海南的生活环境和投资环境持续恶化。许多人认为，海口的房地产升值有限，如此高的生活成本怎么能够吸引外地人购房呢？更令人担忧的是，居高不下的物价使劳动力成本难以降低，打工者也很难会选择到海南发展。许多专家指出，海南还要成为全国的菜篮子，本地人吃菜价格就这么贵，怎么可能呢？

事实上，海南的物价问题与有关政府部门过多地干预流通领域有关。政府部门助长了流通环节少数企业垄断经营，使其它经营者很难进入。这些企业一方面压低农产品价格，另一方面抬高批发价格。农民和消费者都受到盘剥。如果外地商品能够顺畅地进入海南市场，物价也不会如此高。即使在外地商品输入的过程中，有关部门也存在着助长垄断经营的倾向。

人们普遍认为，海南缺乏“人气”，这是海南经济发展的致命缺陷。工作机会不多，收入不高，还要支付如此高的生活成本，哪里会有什么人气呢？纵有一些旅游者，也只是匆匆过客。知道海南许多商家“宰客”，也很难在本地购买多少物品。

反过来看，如果海南能够建设一个公共服务型的政府，使政府职能切实转变，放开市场、严厉打击垄断行为。和内地一样为消费者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和服务，加上海南优美的自然环境，移居海南的人就会大幅度攀升。在这种情况下，海南的产业才能产生规模经济，才能够有长足的发展。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海南目前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完善市场体系：

第一、建立严格的制度，约束政府部门直接干预市场的行为，取消过多的审批权限，为各种所有制企业进入流通领域积极创造条件。

第二、采取严格的反垄断措施，给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切实维护消费者利益。

第三、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从海南长远发展的大局出发，实现海南市场与全国市场的对接。

第四、加快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建设从初级农贸市场、批发市场到期货市场，以及包括市场信息体系在内的市场网络体系，为广大农户和农业企业及时地提供全面、准确的供求信息。

第五、加强市场监管，防止坑害消费者的假冒伪劣产品进入市场。

第六、大力发展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实现农产品供求的有效对接。

（4）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一项系统工程，从省级到乡镇，都要逐步推进。这涉及部门协调和利益调整，目前依靠海南省发展改革厅很难推行下去。可以通过设立由省委书记或者省长牵头的改革领导小组来谋划和推动。

4.3建立有利于保护农民权益的土地产权制度

实质性地推动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以工补农”的时代，农民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现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国有资产没有农民的份。现在要解决“三农”问题，首先要问的是，农民有什么，国家能够给农民什么？农民是赤手空拳、一没有文化、二没有地位、三没有资金创业。而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使征地的收益流向了各级政府和开发商的腰包。海南土地纠纷已经恶化了农民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要防止农民既失去土地也得不到社会保障的情况发生。因此，海南必须对土地产权做出新的安排，确保农民的土地权益。

（1）完善征地制度。我国农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的程序是先将集体土地变为国有土地，国家统一征用，然后再给开发商或厂商使用。在征地环节可以建立规范的制度，一要给农民合理的补偿；二是土地经营过程中的增值部分应当为设置专项基金管理，主要用在为农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事项的支出上。城市国有企业变卖资产可以用来为城市居民提供社会保障，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增值用在为农民建立社会保障是合情合理的。根据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对现行土地产权制度的调查，极少的专家认为目前的土地产权制度是合理的。但是许多专家指出土地私有化方案更不可行，因为没有考虑到在我国土地是农民的一种保障，而且宪法也规定了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修改宪法的成本很高。综合考虑，最好是国家统筹安排以征地收益安排农民社会保障。

（2）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物权性质。主要是让农民可以用土地使用权做抵押取得贷款融资，解决农民创业资金困难的问题。发展民营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的重要支撑。当地农民占据天时、地利优势，但是海南农民多数无法获得创业资金，许多农民有很好的创业方案都无法实现。而且，如果按照法理上说，如果土地仍然是债权性质的话，单个的农民也无法用土地来入股，因为不是自己的资产。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农民的手脚，也与中央提出的“放开、搞活”方针相背离。

4.4建立规范的农民组织制度

要在乡村治理结构中根据农民的诉求支持多种形式的农民组织发展。农民组织，尤其是农民自愿组织起来的经济合作组织，对保护农民权益，对海南农业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是当前必须认真对待，并且迅速拿出对策的关键问题。

海南热带农产品要面临与东盟国家的竞争，从国际惯例看，通过农民组织参与谈判与合作是保护本地区农民利益的有效途径。海南热带农业的出路在于继续加大开放、引进和开发力度，充分利用好现有的先进品种、技术和品牌的优势，不断引进台湾、东南亚以及国内外的资金和高新技术，积极推动琼台农业合作和交流，借鉴国内外的成功运作经验。同时也要加大发展所需要的各项实用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力度和人才的培训力度，确保高效优质农业发展的领先性和连续性。而海南目前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尚未健全，大多数农产品质量达不到出口标准，面临着国内外提高市场准入“门槛”的巨大压力。国际经验表明，其中许多事情让农民组织做比政府出面实施更有效率。

但是海南目前农民组织发育还比较滞后，从农产品行业协会来看，不仅数量少，仅有15个，而且绝大多数都由较高层次的政府部门主管，很难发挥其主动性和灵活性。

表4.4.1：2003年海南省农产品行业协会情况统计表

分类标准分类型数量（个）比例（%）

按主管单位分省农业厅主管1173.33

省林业局主管213.33

省海洋与渔业厅主管16.67

东方市农业局主管16.67

数据来源：根据海南省农业厅农村经济管理处2004年提供的数据整理而成

因此，对经济性和社会公益性的农民组织，海南要根据“放开、搞活”的方针，制订特殊的地方法规，放宽准入门槛，采取税收优惠政策，使其蓬勃发展。要避免将农民组织办成官本位和行政化的组织。

同时，还要完善村民自治组织，改善农村治理结构。使村委会成为能够真正代表农民意志的机构。可以考虑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都由农民选举产生。或者先选举出村委会主任，如果是党员，可以直接确认为村党支部书记。如果不是党员，可以考虑培养其入党，然后做党支部书记。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可以考虑逐步实现在乡镇基层政府采取直接选举。

另外，对待已经出现的农民维权组织，要谨慎对待，妥善化解矛盾，逐步纳入到法制化的轨道。

4.5推进打破二元制度的结构性改革

解决城乡协调发展问题，要在政府改革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系统地推进各项配套改革。

4.5.1加快农业税制改革

按照中央的部署，完成在五年内全面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防止基层政府用变相的手段加重农民负担，政府要明确改革日程，给农民一个稳定而良好的预期。当前海南农业税制改革应当考虑配套改革，必须解决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减免之后基层政权的运转问题。一方面要通过省级财政给县（市）、乡镇政府以一定的财政转移支付补贴，确保其能够维持正常而必要的支出，另一方面要切实精简机构和人员，尤其是精简乡镇政府。把农业税制改革与建设基层公共服务型政府结合起来，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4.5.2建设公共财政制度

财政是公共财政，不仅仅是城市居民的财政，现阶段财政应当逐步向“三农”倾斜。城乡发展失衡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财政资源基本上用于了城市。这造成了海南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不强。全省1/3的水利设施属小型水利，分布不均，老化损坏严重，灌区工程配套不完善，主要河流缺乏控制性防洪枢纽工程。全省有效灌溉面积仅占耕地总面积的46.7%。这些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靠建立一个公共财政制度来解决。一、要改变基层政权事权多、财权小的状况。要逐步将财权下移，使基层政权的财权和事权相配。二、要在财政支出过程中强化人大的权力，使各项支出通过人大的审议、批准和监督。三、要逐年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向农村倾斜。财政支出要考虑效率和公平并重。四、要使财政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环节分开，增强财政资金运用的透明度。五、在乡镇政府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将乡镇政府变成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由县级财政维持起财政支出。六、税费改革之后，村委会可以支配的资金要大量减少，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容易使农村公益事业荒废。因此，可以采取一事一议、由村民大会决定向村民征收必要费用，以维持农村基本的公益事业。

4.5.3建立农村开发的金融支持系统

2003年6月23日，我国与泰国政府签订协议，决定自本年10月1日起，对188种蔬菜和水果产品实行零关税，这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组建工作向前迈出了实质性的一大步。在农业方面，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有利于内地农产品的大量输出，但对海南来说，将面临实实在在的挑战。东南亚国家光热条件很优越，劳动力价格更低，一年365天皆可进行农业生产，无论是在产量上，还是价格上都极具竞争力。尤其是那里的热带水果产业，品种丰富、物美价廉，很多品种能够全年供货。海南与东盟各国农业上的“同质化”倾向最为明显，今后受到的冲击无疑也将最为直接和激烈。

海南要应对这个挑战，必须发展精品果业。而这又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需要更为先进的高科技，需要更为先进的农业基础设施。这与目前海南农户分散经营、实力单薄有很大的矛盾。但与东南亚国家相比，海南并没有一个热带精品农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支持系统。因此，海南必须打破金融重城市而轻农村的倾向。可以因地制宜，针对热带农业和旅游业开发，建立政策性银行。或者以更加优惠的政策发展民营银行，比全国其它地方先走一步。可以吸引外部金融资本的进入，为未来海南农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与此同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农民贷款担保机制，打通小农经济的融资通道。

4.5.4改革农村教育制度

与全国相比，海南的教育水平处于非常落后的地位。尤其是农村教育，师资力量薄弱，许多地方基本的校舍建设都难以保障，中小学的辍学率还比较高。海南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农村人口教育决定着海南未来的人口素质，决定着城乡协调发展未来的大格局。

第一，必须逐年加大对教育的财政投入。海南目前已经宣布从2005-2007年省级财政每年至少增加1个亿的财政资金用于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和教育发展。但还要进一步确保使中小学教育、尤其是九年制义务教育财政资金的支出稳定化、制度化。

第二，要避免农村教师的流失，吸引人才，必须逐步在全省范围内统一城乡教师工资和福利待遇。这项制度要加快落实，以稳定农村教育队伍。由于农村教师的工资、待遇比城市教师低，工作条件也比城市差，有文凭、素质高的教师都奔向海口等较大城市，致使农村中青年优秀教师流失严重。中青年优秀教师的外流直接导致农村教师队伍结构失调，民办教师、代课教师比重较大，正规师范类院校毕业生不多。这种情况如不加快改变，城乡教育差距仍将继续扩大。

第三，必须实行严格的教育收费管理制度。要严格制订教育收费标准，实行教育收费价格听证制度，让广大学生家长参与到教育收费协商对话中来。做到收费公平、合理、透明，政府监管严格、群众监督有效的教育收费制度。要实现全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受免杂费、书本费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待遇等。

第四，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改革政府垄断的教育体制。允许民间社会资本进入教育领域，逐步实现教育资金筹集多元化。除了鼓励企业、岛内个人办基础教育外，还应特别重视利用在东南亚一带的海南籍侨民的力量办学。在引入社会资本的同时，要注重教育布局调整，合理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

4.5.5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建设

去年的SARS危机表明，以人为本、投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海南的整体环境要改善，必须建成一个“健康岛”。但是在医疗卫生方面，价格在全国是偏高的，城市居民看病难，农村居民看病更难。当前我国推进的新型合作医疗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没有很好地考虑到农民的意愿，完全是通过专家设计并自上而下推行，因此出现了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海南要更多地从本地农民的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新路。

一是要抓住农村医疗卫生体制反映出的突出矛盾，建立农村特困人群医疗救助制度，使公共医疗卫生体现对最弱势群体的关怀。

二是针对农民看不起大病，因大病返贫的状况，重点建立农村大病医疗统筹模式、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

三是农村医疗卫生体系不能仅仅从治疗的角度考虑问题，疾病的预防更为重要。各级政府和医疗部门要加大投入力度，更新各级卫生机构的医疗设备。并初步建立以县级为中心、乡镇为纽带、村级为网底的三级预防保健网，明显提高农村公共卫生综合服务能力，把传染病发病率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四是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医务人员下乡，鼓励“赤脚医生”为农民提供廉价有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4.5.6逐步推行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

从目前海南农民收入结构来看，外出务工的收入很低。从下表可以计算出，海南农民人均工资及劳务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1.8%,是浙江的14.8%，是经济不发达的广西的26.7%。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海南剩余劳动力在本地打工的空间不大，如果到外省打工要越过琼州海峡，远离家乡，而且成本很高。

资料来源：2001年中国农业年鉴

从长远看，海南的农民从绝对数量上来说并不多，而且当地农民在文化传统上不习惯到外地打工，海南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应当随着经济的发展，在海南本省消化和解决。要有效地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劳动力转移，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就是打破户籍制度的限制。随着海南城市经济实力的增长，为城乡居民建立统一的户籍制度，不仅能够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有效缩小城乡差距，也为系统地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韩长斌：《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几点认识》，《求是》2003年第7期

2、沈方：《农村承包合同公证的调查与思考》，《安徽公证》2002年第3期

3、周其仁，1994：《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夏季卷，总第8期

4、许合进，1999：《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再思考》，《中国农村经济》第7期

5、韩俊，1998：《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江苏人民出版社

6、党国英，1997：《中国农村社会权威结构变化与农村稳定》，《中国农村观察》第5期

7、刘凤芹，2003：《不完全合约与履约障碍：订单农业分析》，《经济研究》，第4期

8、李茂岚，1996：《中国农民负担问题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

9、B·克莱因，1996：《“不公平”契约安排的交易费用决定》，载《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0、B·克莱因，J．莱佛勒，1996：《市场力量在确保契约绩效中的作用》，载《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协调发展篇6

关键词：协调   可持续   发展观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科学发展观，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发展内涵、发展要义、发展本质的进一步深化和创新，是在坚持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的基础上，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努力把握发展的客观规律，汲取人类关于发展的有益成果，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提出来的。 

首先，科学发展观是针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和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提出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不可否认，也存在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发展不够全面，也不够协调，持续发展能力较弱，如城乡差距拉大、就业压力增加、区域差距扩大、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社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等等。从"九五"以来大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消耗一度下降，但近两年有的地方却出现了旧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回潮的势头。这些矛盾和问题，有些是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难以避免的，有些则是由于发展观的偏差所导致的或者所加剧的。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客观要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难点在农村，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在城市里也有两三千万居民生活水平较低。怎样才能让城市和农村中生活困难的群众过上小康生活，充分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光是追求gdp的指标，它还应包括社会的发展、环境的改善、文化生活和精神道德水平的提高，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全面发展。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要求，需要我们转变过去的发展观念。 

再次，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总结了过去各种经验教训后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在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中，我们有一些比较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如建立社会公共卫生体系、加强农村义务教育等，然而这些好的做法却在体制转轨过程中有所流失。与此同时，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一些新的体制、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相对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水平，社会领域的发展明显滞后，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更不能适应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改善的要求。去年非典疫情的突袭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所以，我们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的要求来做。

第四，是社会经济制度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五，是经济全球化和当今世界潮流的要求

最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表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水平使我们有条件解决过去想解决而解决不了的问题。许多社会发展问题，如科技进步、教育发展、环境治理、生态改善等，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过去在温饱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增加供给，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上，其他方面很难顾及到。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已基本实现了小康，国家的财力和经济实力有了明显增长，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经济发展到目前这种水平，我们有条件、也有能力解决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事情。

2003年对于中国新发展观的确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断地倡导和呼吁，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今后要特别注重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如果将这一发展观付诸实践，将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将对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二、全球发展的三大问题

为什么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在国际上会有这样强烈的反响呢？这要从它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我概括了一句话：“可持续发展战备是全球环境与发展问题走到十字路口的一个产物”。人类确实已经走到十字路口，要么按照传统的发展方式继续走下去，将导致发展和环境继续强烈的不协调，进而威胁到整个地球的生存；要么转变观念，转变我们的发展战略，使得人类的地球村在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统筹考虑，走向可持续。全球走到十字路口的三大问题是：

社会问题

人类社会的发展现在面临比较严峻的考验，可概括为三方面。

一、人口问题

人口的剧增可能超越我们地球的超载能力，我想用一些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人类社会繁衍400多万年了，到1800年，就是19世纪初，全球的人口发展到10亿；第二个10亿是1930年，相隔130年，人口翻了一番，人口达到20亿；第三个10亿是1961年，只用了30年；第四个10亿是1976年，只用了16年；1987年，全球人口达到50亿，这次仅用了11年。照此繁衍速率，联合国的人口学家预测，再过700年，地球上每一个平方米的可居环境中可能要容纳几十或上百人，这是不可想象的。

宏观的统计数字，比较明显地说明了地球对人口的承载并不是无限的，如果人类不检点自己的行为，必将自食其果。以上仅仅是人口问题，还有人口结构和素质向度都面临考验。

二、两极分化

当今世界的一个现象是：经济越发展，创造的物质财富越多，两极分化的趋势就越严重。1972年联合国召开了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和环境有关的国际大会“人类环境会议”。那个时候的统计，全球处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是7亿左右；到1992年环发大会，时隔20年，贫困人口发展到9亿，1997年全球处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大约是13亿~14亿。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上，大家可能都有体会，社会不稳定、动荡，从根本上来说是财富分配不公、两极分化所造成的。所以我们要深思这个问题——如何使全球的社会发展更公平一些，使我们这个社会能够持续下去。

三、消费模式不尽合理

这可能是我们想得较少的问题，实际上它和我们的经济生产模式一样重要。经济生产模式、经济增长方式是创造物质财富，消费方式、消费模式是消费物质财富。所以有人讲，一个合理的消费模式和效益问题就等于无成本增长，否则的话，我们辛辛苦苦创造的物质财富，gnp的增长，很快会付之东流。

经济问题

全球的经济发展，从可持续方面来看，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谈到经济，首先人数要为自己自豪，我们用自己的劳动、智慧、创造以及科学进步，在地球上创造了奇迹，我们已经建起了冲天的经济大厦，现在全球每年的经济总量，用gnp来衡量的话，大约是30万亿美元左右。这是个天文数字！而且还在增长。

但经济大厦的建立，是建立在高资源消耗、高能源消耗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基本上是资源型的。我们的地球资源能够继续承受由这样一个经济增长方式所建立起来的经济大厦吗？

高资源消耗、高能源消耗的经济大厦，必然带来两个结果。第一，资源消耗多，我们的地球不能无限提供；第二，资源消耗最终产生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威胁着我们人类的健康和生态安全。

据专家统计，从资源的开发起，到最终形成有效产品及其产品的终结，劳动生产率对资源的利用效率最多只有30%，其他70%左右都被遗弃到环境中，成为污染环境、生态破坏的最终祸手。经济不合理的增长方式，从长远来看，必然制约经济发展，同时产生了很严重的环境污染。

资源和环境问题

全球已有50%湿地被毁，50%河流遭污染，人均淡水供应量比25年前减少30%，荒漠化影响100多个国家近10亿人口，森林以每年1600万公顷的速度消亡，每年6000万人口死于腹泻等胃肠疾病。也就是长期饮用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所致。更为严峻的是出现了一系列全球性的环境问题。

一、全球环境问题

所谓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就是对全球都有影响的问题。目前我们人类的消费模式、增长模式不尽合理，对环境造成了冲击，以至于产生了全球性的环境问题。20世纪的最后10年，环境保护进入实施和行动阶段，从而拉开了21世纪环保时代的序幕。人类在经历了数百年的工业革命之后，开始重新反思和审视人类与自然、与地球的关系。一场可能在数十年内完成的环境革命将会给人类的观念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又一次大的变革。

今天，环境警告和危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

1、臭氧层破坏问题

南极臭氧空洞急剧增大，面积已达两个欧洲大小。北半球也出现臭氧总量下降趋势。1992年，人类第一次通过卫星真实地观测到大气臭氧层中出现了一个大的空洞，从而证实了臭氧层被破坏的事实。科学家们通过反复的观测和精确的计算认为，该空洞面积正以0.046%的比例逐年递增，由此导致太阳紫外线对地球的有害辐射每年增加约0.07%，严重地破坏了人体的免疫系统。

前不久科学家发现南极洲的小企鹅成群成千死亡，究其原因，就是臭氧层消失，太阳紫外线辐射增强，因为紫外线辐射增强了，南极水面上的藻类被杀死，水里有一种生物叫鳞虾，它是以藻类为食物，没有藻类，鳞虾也死亡了，而这个鳞虾恰恰是小企鹅的食物，所以小企鹅是饿死的。

2、温室效应问题

这个问题对我们人类的威胁比臭氧层遭破坏更严重，罪魁祸首还是我们人类自己。我们在能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不断地向大气层排放温室体——二氧化碳、氮氧化物、一氧化碳、芳烃，从而使得我们地球温度上升。

气候变暖造成陆缘冰大量龟裂，四处漂浮的巨大冰山对人类形成潜在威胁。海平面在过去100年中上升了10~15cm。随着海平面上升速度的加快，临海城市和工业区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3、生物多样性问题

这个问题好像离我们日常生活比较远，大家想得不多。其实，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形势可以说十分严峻。生物多样性在逐渐消失。

统计结果显示，每年平均有5万个物种处在消失和濒临消失的状态，濒临消失不是说明年或者后年消失，从地质年代来讲，是世纪性消失。5万个物种被365天一除，平均每天有100多个物种处在消失和濒临消失的状态。过去30年，全球多样性生物已损失30%，我们人类也是物种之一，物种之间是由食物链连接起来的，物种消失到一定程度，食物链断裂到一定程度，我们人类也将不存在了。

4、酸雨问题

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是造成酸雨的主要污染物，现在我们中国是全球第一，排放量最大，几年之前还排在第二或第三，现在第一了。二氧化碳和氟里昂——就是破坏臭氧层的物质，现在中国排放量占全球第二。现在全球有三个大的酸雨区，北美——就是美国和加拿大交界的地方是一个，欧洲是一个，第三是亚洲。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在1995年全球十大污染城市中，中国占了5个——北京、上海、沈阳、重庆、西安；到1998年的排序中，全球十大大气污染城市，中国占了9个。

地球、环境的全面危机催生了一场全球环境保护革命。

1972年联合国召开了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号召全世界共同维护和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尔后，不少国在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方面有了重要的进展，促进了环境科学技术的大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三废”治理这种尾部控制战略的局限性，致使全球性资源、环境危机并未得到好转。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会议。183个国家（包括102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和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可持续发展是会议的中心议题，表明全球对这一热点和难点问题的共同关注。大会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制定了《21世纪议程》，不仅对可持续发展形成了共识，而且形成了可付诸于实践的全球性行动纲领。实际上这就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如果说我们人类还不觉悟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中国也在1994年公开发表了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作为编制中国中长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一个重要指导性文件，并开始在“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中得到贯彻实施。

现在虽然全球经济大幅增高，生活也不断提高，可是有人形容我们是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之中，。我们人为的活动已经造成了这么一个矛盾，它的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我想举个例子给大家说明。

地球存在宇宙中已经是46亿年了，如果我们把地球的46亿年比作100年的话，我们人类在地球上已存在400万年相当于一个月，和地球的年龄相比，人类是初生婴儿；人类在地球存在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原始状态，没有对生存环境造成大的威胁和挑战。真正对环境造成冲击，是产业革命以后，就是1800年以后。从1800年到现在相对地球的100年而言也就3分钟，人类确实很有本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已经把环境弄成这个样子了。

这就是可持续发展观产生的历史背景。

三、如何迈向协调之路 

中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主要的可以以下以下六个方面来思考：

第一，注重农村发展，解决农民问题，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要继续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同时要注重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促进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解决。通过深化改革把农村经济纳入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实质问题。 

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逐步实现现代化，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和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最困难之点。解决这个问题，在围绕“农”字做文章的同时，也要注重在“农”字以外做文章，“功夫在农外”。“三农”问题，过去主要是农业生产的问题，现在则要从“三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找出路。要通过“三化”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说，用先进技术改造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通过城市化实现大量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把农村经济纳入全国统一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的轨道。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状况，是迄今为止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各类国家的普遍规律。我们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快速推进工业化的，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单位资本吸纳的劳动力相对减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粮食和其他农产品长期供不应求。当时采取的对应之策，是严格实行统购统销和城乡分割。结果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1957—1978年，21年间城市化率仅提高2．5个百分点。如果按照这个进度，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算起，中国基本实现城市化要400多年时间，我们显然不能再在这样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政策逐步放宽，城市化速度加快。1985—2000年，城镇人口增加2．1亿，城市增加339个。1978—2000年，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在社会总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由70％降到50％，城市化率达到36％（1978年是18％，统计口径有不可比因素）。2002年提高到39％。因为起点低，现在我国城市化率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左右，也明显低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这说明，在城市化方面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十六大所提出的奋斗目标，是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加快城镇化进程。根据我们的预测，2000—2020年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由15．9％降到10％左右，第二产业由50．9％降到30—40％，第三产业由33．2％上升到50—60％；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由50％降到35—30％，每年下降0．75到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达到55％左右，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大体上相当于过去十多年的进度，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强大推动力。城市化是和工业化相伴随的历史进程，其实质是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中国积极推进城市化，实行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战略。过去20年中国经济9％的增长率中，劳动力流动的贡献为1．5％左右，今后几十年仍将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预计2020年城市化水平可能达到55％左右。几亿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逐步改变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状况，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国还要坚持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改革。目标是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推动了中国的对外开放，也促进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现代化建设正在大规模开展，投资和消费都有巨大的市场潜力，经济增长有广阔空间；中国具备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将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才条件和人力资源，以及改革的发展经验的积累。国际和平环境和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有可能继续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 

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情况是必须考虑的。 

一是，我国人口多，又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转折时期，就业压力大，给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带来的特殊困难。这种情况决定了，实现城市化将是一个比较长的渐进的社会转型过程。按城市化水平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计算，2035年前后才能达到70％。在这个长过程中，城市化会表现出多样化的过渡形态，；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形式会多种多样，很多人不会很快同土地彻底脱离，就业困难时还会回到农村。土地是农民生计和农村稳定的基础，必须始终给予高度注意。要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采取慎重态度。部分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是不可避免的，但要统筹规划，节约使用，保护农民的权益。有研究报告称，在土地转让费总额中，征地费用所占比重很低，一些地方不到5％。在不少地方，50％以上的农民上访同土地使用权转让有关，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这是县、乡收入的重要来源，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是农民收入增长不快、城乡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一些地方建设各种“形象工程”的财源。廉价征地使农民遭受的损失，一部分变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一部分进了开发商的腰包，造成一些人的暴富；不少腐败和犯罪案件同土地转让和开发中存在的问题有关。需要有新的立法和政策，既保证国家建设用地，又保证农民的土地权益。一些地方农民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参与开发，取得很好的效果。这也是保证城市化健康发展的一个带根本性问题。 

二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对城市化的影响。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产物，经济发达地区进展快些，经济落后地区进展会慢一些，不可能齐头并进。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以及其他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小城镇星罗棋布，成为当地经济的中心，甚至成为全国性的某种商品的集散地；在没有经济基础的地方就不要不讲经济效益，人为地造镇。讲城市化和城镇化，实质是一样的，都是指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不必回避“城市化”的提法，因为“城镇化”的“镇”，实际上是作为经济中心的小型“城市”；“城市化”的“城市”，也可以包涵现在所说的作为经济中心的“小城镇”。

三是管理和教育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某些混乱和社会的不稳定状态，需要积极引导，加强管理和教育，使之有秩序地进行。除了改进城市户籍管理制度外，城市建设规划要考虑进城务工农民的居住条件，比如经济租屋的建造和经营管理问题。要通过培训帮助进城务工农民适应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进城务工农民的第二代已经成长起来，子女教育是个大问题。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都有民工子女的非正规学校，事实上已经成为基础教育的一部分，但往往处于无人管的状态。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影响今后城市劳动力的素质和城市化进程，甚至可能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城市由于出生率下降，中小学校设施都有闲置的，也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方便。 

过去害怕和限制农民进入城市有当时的背景，主要是农产品供应不足，城市又没有提供就业机会。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要有新的认识、新的政策和管理方法。在推进城市化方面，也有解放思想的问题。城乡分割是历史包袱，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得好，可以成为促进发展的契机。城市化的推进将会促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增加中国经济的活力，加快现代化的步伐。这也是一个历史机遇。 

我国现在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已经降到15％，但城市化水平仍然滞后于工业化，大体相当于英国1850年（37％），北美1910年（41％），日本1950年（38％）。韩国20世纪50年代初是5％，30多年时间就达到80％以上，说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化进程会加快。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正是城市化加快发展的时期，对城市化的前景可以做乐观的预期。 

最后我门要强调，加快城市化进程，丝毫也不意味着可以放松对农村发展问题关注。农民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即使城市化能够顺利推进，能够缓解农村发展面临的困难，2020年农村至少还会有5亿以上的人口，2030年至少还会有4亿以上的人口，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仍然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2020年之前，这个问题更为突出。 

第二，帮助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

国家在扶持落后地区发展方面，还有政策选择的空间，实际工作正在加强，包括加快落后地区改革开放的步伐，包括对落后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增加。区域发展与消除贫困。国家实施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贫困人口从1992年的8000万减少到2000年的3000万。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使地区差异扩大的趋势有所缓解，地区产业结构得到调整。

第三，注重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解决社会问题第一位的是扩大就业。扩大就业的政策取向是，在产业类型上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企业规模上注重扶持中小企业，在经济类型上注重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就业方式上注重采取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历史经验表明，在社会中间阶层规模大的社会，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分配差距比较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一般都不会很大，这样的社会最稳定、最可持续发展。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之中，社会阶层结构也在不断地变迁。目前还有近60％的农村人口、50%的劳动力以务农为主。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中间阶层规模较小。能够纳入中间阶层的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仅为18％左右，与西方国家的40％还有不小的距离。 

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减轻就业压力。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在2004年"社会蓝皮书"中有一连串让人心感沉重的数字：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逐年上升，1995年为2.9%，1999年为3.2%，2001年为3.6%，2002年为4%，2003年很可能达到4.5%，登记失业人数将超过700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继续增加，2003年6月底，下岗职工达464万人，而再就业率则逐年下降，1998年为50%，1999年为42%，2000年为35%，2001年为31%。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增加，2002年进城镇务工经商农民达9460万，现在还呈增加的趋势。 

就业是民生之本，经济和社会要协调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就业问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认为，这有赖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为此要正确认识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关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投资增长与扩大就业之间的联系被大大削弱了，经济高增长、资本高投入并没有带来较高的就业增长。当时我们走的是一条资本密集和资本深化的工业化道路，全国少创造了上亿个就业机会。 

第四，注重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促进人类和自然的协调发展。

中国是人均资源比较少的国家，人口增加使人均资源占有量减少，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加大。要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出发，建设一个资源节约型的社会。

环境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重大问题，频频告急的环境危机已迫使我们再也不能对这一问题视而不见，放任不管了。

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水土流失的面积已达50亿吨，约占全世界每年流失量的1/5。如果以耕作层为一尺厚的耕地计算，每年流失的50亿吨土壤，就相当于1750万亩耕地，随之而流失的氮、磷、钾营养元素，超过了全国一年的化肥施用量。

我国土地沙漠化的蔓延与恶化已触目惊心。据有关资料记载，在过去的10年中，平均每年沙漠化土地的面积扩大2100平方公里。目前，全国沙漠、戈壁、沙漠化土地、风沙化土地约有15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5.9%。

我国经济发展较快的广东省耕地面积锐减，以1995年的耕地状况与1949年相比，广东人口增长了147%，耕地总量却下降了15%，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了2/3。据1995年统计，广东人均耕地已下降至0.51亩，是全国人均耕地数量最少的省份之一，远远低于联合国粮食组织划定的0.795亩的人均耕地警戒线。按1996年的统计，广东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5亩，与上年相比又少了一截。其中汕头市人均耕地拥有量只有0.19亩。

中国面临着缺水的危机。1997年，黄河断流已至郑州段，断流147天，创历史之最，黄河洞岸无数的工厂、煤矿因缺水而限产、停产。京津塘地区，汾河、渭水流域，松辽平原等我国经济发达地区，至今已成高缺水区。由于缺水，“三北”地区荒漠化加快，单华北、西北两区，无水荒漠土地已达33.4万平方公里，而且每年递增2300平方公里（即52万亩）。有人预测，按现代化建设要求，2000年“三北”缺水量将达2373.7亿立方米，这相当于4条黄河水量。据统计，全国600多个城市中，严重缺水者已达400多个。

城市大气污染也是我国面临的一大问题。我国城市大气属煤烟污染型，主要污染物为粉尘和二氧化硫。1981年全国粉尘的排放量为2300万吨，二氧化硫约为1400万吨。城市大气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浓度都很高，与国外相比，不低于60年达国家某些重点城市的水平。北京1/4的城市二氧化硫超过标准，南方的酸雨逐年扩大。

第五，注重国内外市场的协调，在扩大对外开放中促进国内发展。中国将会认真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进一步降低关税，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中国将积极参加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多边和双边的经济贸易关系，达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的目的。今天，我们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对外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我们对外开放的扩大。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是我们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我们经济技术条件落后，在与发达国家的竞争中面临很大的压力。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给我国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这是充满挑战性的机遇。加入世贸组织，并不能保证一个国家经济的顺利发展，这正如一个舞台，并不能保证每一个演员的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只是获得了入场券和参赛的权利，关键是提高我们的国际竞争力。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第六，大力发展教育，实现人才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本义告诉我们，发展观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或语义学的论证是不够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指出：“发展是一个相互依赖的过程，而经济的成功不可能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成就相分离。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都不得不处理它自己的问题，而总是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全方位的发展过程如何在本国展开”。研究表明，发展既是经济学概念，也是哲学概念、社会学概念、政治学概念；必须从经济学、政治学、哲学、教育、文化、社会等综合层面考虑，才会有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提高人口素质也是关系到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问题。据官方统计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七年。人均下掩盖了多少文盲数就不说了，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地方怎能建成全面的小康社会？抓人口素质的提高，优化分母结构也是当务之急。

首先要抓优生，生一个健康的宝宝，如果每年生一百万残疾儿童，对家庭、社会都是极大的负担。再就是要抓教育，抓人的全面素质的提高。这包含着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转变人力资源占世界104位的劣势，使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浩浩荡荡的人力优势。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个“人”可以是破坏力也可以是巨大的生产力，人口的生产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对全面小康的实现都是至关重要的。

四、全面辩证地理解科学发展观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和当代世界发展趋势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思想，是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升华，是党对执政理念的飞跃。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科学发展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1、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但不是否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和健康水平，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坚持以人为本，要防止否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倾向。经济是基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624．1亿元人民币，2003年突破11．67万亿元人民币，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六位。20多年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没有过去20多年的高速增长，就没有今天的强大国力，就没有今天的大好局面。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 

2、科学发展观不以gdp为唯一追求，但不是不要gdp 

gdp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发明之一”，是世界通用的经济发展指标，1985年引入我国作为考核指标，取代了原有的“工农业生产总值”，这是一大历史进步。gdp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定时期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反映的是经济活动的总规模。和任何事物一样，gdp作为经济总量指标，有综合性强和简便易行的优点，也有着不可忽视的缺陷，主要是不容易准确地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不容易反映人们实际享有的社会福利水平，不能准确地衡量社会分配和社会公正。长期以来，由于受错位“指挥棒”的驱使，单纯地用gdp来评价一个地区的发展成果，考核领导干部的政绩，导致gdp至上。一些地方只注重增长速度，而忽视结构、质量、效益，甚至不惜以盲目建设、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gdp增长；一些干部把追求gdp增长作为唯一目的，形成了“以gdp论英雄”、“gdp出干部”的思维定势，甚至注水掺假，虚报浮夸，搞“数字游戏”，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 

树立科学发展观，就是要纠正gdp至上的偏差，但并不是不要gdp。gdp作为衡量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尽管有其不完善的地方，但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更好的、人们普遍认同的综合性统计指标能够替代它。gdp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物质基础。 

3、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但不是没有重点发展 

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不是没有重点发展，讲“两点论”不是否定“重点论”。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总是存在着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有些方面又是贯穿发展的全过程。要解决矛盾，促进全面发展，就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统一。就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整体而言，经济发展无疑是贯穿发展全过程的“重点”和“主要方面”，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失去经济这个基础，一切都无从谈起。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又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一些方面过去可能不是重点，但随着发展进程的变化，其重要性日渐凸显，如果不予以足够重视，就可能影响整体的发展。比如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三农”问题、社会问题、就业问题，就是当前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重点。我们强调全面发展，绝不是否认“重点论”，而是要处理好重点与非重点的关系，通过抓好重点，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4、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但不是平均发展 

树立科学发展观，就是要解决发展中日益严重的失衡问题、失调问题。要在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坚持城乡协调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统筹推进城乡改革，更加注重加快农村发展；坚持区域协调发展，逐步扭转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落实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并不是搞平均发展。不能以协调发展为由“压快拉慢”，“一二一齐步走”，甚至“劫富济贫”，那样最终只能是慢发展或不发展。这与科学发展观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也是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背道而驰的。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一个规律，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允许并鼓励一部分地区发展得快一些、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以先进带后进，以先富带后富，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协调发展，应该是在发展中求协调，在前进中求平衡，而绝不是搞平均主义。当然，我们要注意加强宏观调控，坚持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相结合，避免形成“马太效应”。 

5、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但不是放慢发展 

强调可持续发展，不是放慢发展。提出可持续发展绝不意味着过去的发展太快了、太急了，现在需要减缓放慢，甚至限制发展。发展能快就不要慢，这是总结几十年经验提出的一个正确命题。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离开发展，可持续发展就没有意义，绝不能把“可持续发展”同“加快发展”对立起来。目前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绝不是发展本身带来的，而是错误和片面的发展观导致的。当然，实现经济快速、持续发展中要注重经济承受力，主要是土地等资源是否过度开发、劳动力等要素是否充分利用；注重生态承受力，主要是污染程度与生态退化程度；注重社会承受力，主要是老百姓得益程度、贫富分化程度、社会稳定程度。 

6、科学发展观强调杜绝“政绩工程”，但不是不要创造政绩 

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决杜绝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但这并不等于说就可以不思进取、无所作为，就可以不去克服困难、创造辉煌政绩。恰恰相反，只有为人民去创造政绩，才能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前进。要以创新精神去创造政绩，勇于实践，大胆探索，不断进取，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要以求真务实的作风去创造政绩，坚持讲实话、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坚决克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要以群众利益为目标去创造政绩，把实现群众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创造政绩的唯一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可持续发展具有三大特征：

第一，可持续发展要以经济增长为前提，为国家富强和满足在以基本需求提供持续的经济支撑。第二，可持续发展要以保护自然为基础，要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第三，可持续发展要以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为目的要和社会进步相适应。

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的三个特征之间可以看出，可持续内涵包括经济可持续、社会可持续和生态可持续，这三者是什么关系呢？生态可持续是基础，经济可持续是前提，社会可持续则是我们的目的。爱因斯坦这个科学家在去世之写过一封信《致五千年以后人类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面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警告：“由于……商品经济的自发运动……等原因，使我们一想到未来就非常恐惧和极端痛苦。”以上指的就是担心三维结构复合系统可能失调，使人类社会不可持续。

协调发展篇7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形势下制定和实施区域发展战略，要正确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努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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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体系的建设和实施方案的设计，既要坚持市场经济方向，又要从我国具体实际出发；既要保障整体利益，又要兼顾地方合理需求；既要体现中央的统筹指导作用，又要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社会主义制度是追求公平正义的制度，我们建设市场经济也必须维护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保障市场公平、公正和有序运行，这是十分重要的，也是毋庸置疑的。

区域板块越细分，区域规划的指导性、针对性就越强，也越能精准发挥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解决其所面临的瓶颈制约。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细化区域规划的空间板块，进一步缩小区域政策单元。

各地的水土环境、地质状况、资源禀赋等差别很大，应当把握各自的区情，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国家也应基于各地的具体情况，统筹进行区域空间布局，特别是产业布局。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描绘了“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新蓝图，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提供了基本遵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促进区域发展，要更加注重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贯彻落实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必须增强发展协调性，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形势下制定和实施区域发展战略，要正确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努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一、处理好维护市场竞争公平性与强化对特殊地区支持的关系

社会主义制度是追求公平正义的制度，我们建设市场经济也必须维护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保障市场公平、公正和有序运行，这是十分重要的，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据此质疑甚至否定区域战略中对一些特殊地区的支持，却是不正确的。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目前国家对一些区域实施支持性优惠政策，妨碍了市场公平竞争，破坏了统―市场规则，应予以废止。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

从过去的实践看，在区域战略层面实施支持性优惠政策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对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实行的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比如对西部地区实行15%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对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所采取的相关优惠政策等。对这些地区加以支持既是改变其贫困落后面貌的需要，又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要。从一个方面来说，这些地方基础差、底子薄、贫穷落后，单靠自身努力，很难改变其生产生活状况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状态，必须依靠国家政策支持和地区对口支援，助其赶超，加快缩小其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争取与全国其他地区同步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恰恰是为了体现平等公正的原则。市场公平性的核心内容是机会均等、发展权利均等。长期以来，为了支持工业的发展、支持城市的发展、支持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农村、中西部地区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农产品的低价销售、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廉价供应等。大部分农村、中西部地区仍然是欠发达地区，对这些地区的发展给予积极的、适当的支持，实际上是一种有限的补偿。也就是说，在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区域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政府对农村、中西部地区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远逊于城市、东部地区。因此，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特别是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支持，其实是一种必要的“还账”，是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公正原则的必然要求。而且，在已经存在着较大地区差距的情况下，仅靠市场机制是难以实现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必要的政策支持等手段来加快解决地区差距过大的问题。这种做法不仅不违背市场的公正性，而恰恰是追求公正性和保证发展权利均等化的体现。实践表明，正是通过强有力的分类指导的区域政策，扭转了长期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东高西低的状况和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还要强调的是，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需求潜力巨大，蕴藏的发展潜力也十分巨大，以适度的优惠政策激发这种需求、激活这种潜力，进而发挥这些地区的“后发优势”，对于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实现社会大局的持续稳定，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另一种隋况，是对一些发展改革实验区和示范区实行的某些优惠政策。比如对横琴的粤港澳合作示范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平潭综合实验区实行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这些实验区和示范区是探索发展改革特别是优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路径与方式的试验平台，在政策设计上，既考虑了试验主题的需要，也考虑了周边环境、国际通行做法和改革探索的要求。这类实验区和示范区的―部分设立在条件较好的经济发达地区，但这与对发达地区全面实行优惠政策完全是两码事。这种优惠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先行先试政策，其目的在于积累经验、摸索道路、提供示范。

因此，我们在制定实施区域发展战略过程中，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要始终注重维护市场的公平性，保证各地区和全体劳动者能够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获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同时，必须坚持分类指导，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给予差异化的政策支持，并基于试验示范的要求给予相关试验平台以特殊的政策安排。

二、处理好重点制定实施跨区域发展战略与着力缩小区域政策单元的关系

由国家主导制定区域发展战略规划，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和手段。“十三五”时期，中央强调要促进协调发展，这意味着把国家主导制定区域规划的重点放到跨省区、跨大区域层面，加强对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四大板块发展的统筹协调，推动沿大江大河沿边沿海和沿重要交通干线的经济增长带建设。第一，从事权看，编制跨省区、跨大区域的区域发展规划，是地方政府包括省级政府难以推动的，理应由国家承担，但我国地域辽阔、区情复杂、行政层级众多、区域板块大小交错，国家很难包办所有层级和区块的区域规划制定。第二，从现实基础看，这些年国家组织制定了一系列各种类型的区域规划，不仅基本覆盖了各个省区和重点地区，而且为进一步细化区域规划的制定打下了基础、提供了示范。随着“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重要战略的推出，国家重点组织跨省区、跨大区域层面区域规划制定的特点和成效都已得到明显体现。

但如果据此认为国家只能制定跨省区、跨大区域的区域规划，就不那么正确了；甚至认为不需要制定省区内或较小区域板块的区域规划，那就更加错误了。各个地区自然、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差异显著，这种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实施分类指导。实施分类指导，在空间上必须突出重点，即分散进行、分块规划、分别实施。从理论上说，区域板块越细分，区域规划的指导性、针对性就越强，也越能精准发挥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解决其所面临的瓶颈制约。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细化区域规划的空间板块，进―步缩小区域政策单元。从这个意义上讲，仍然要根据各自具体情况组织编制各省域内的区域规划。―般逻辑是，国家重点组织编制跨省区、跨大区域的区域规划，省级政府重点组织编制跨地市行政区的区域规划，以此类推，―直细化到最必要的空间板块的规划编制，形成多级联动、各负其责、―体贯通的区域规划研究制定工作局面。

必须指出的是，―些关乎改革发展大局的重要功能区和试验区的规划和方案，尽管在省级区域内，但仍需国家组织制定或指导制定，是属于国家的事权和职责。―是因为这些功能区和试验区承担着重大的改革发展使命，关乎全局，涉及长远；二是因为这些功能区和实验区的许多突破性的先行先试政策需要国家相关部门研究并赋予；三是这些功能区和试验区的探索极具创新性，也极具风险性，需要国家统筹协调和指导推动。

三、处理好统筹区域空间布局和建立区际利益平衡机制的关系

各地的水土环境、地质状况、资源禀赋等差别很大，应当把握各自的区情，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国家也应基于各地的具体情况，统筹进行区域空间布局，特别是产业布局。这体现了全国一盘棋的需要，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长治久安。从静态看，地方的发展格局和国家的空间布局是一致的，或者说地方意志和国家意志是统一的。但从动态看，一些地区的发展需求难免会与国家统筹区域空间布局的要求产生矛盾，在变化发展的外部环境和日趋激烈的竞争状态下，原有的地区比较优势可能会转换成比较劣势，从而产生适应外部条件创新发展构筑新的比较优势的需求与刺激。例如，粮食问题关乎民族生存和国家安全，为确保粮食安全，国家统筹布局，以区域资源禀赋为基础划定了一批粮食主产区。但粮食附加值低，主产区光靠种粮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为了加快实现现代化，粮食主产区必然要求“退农进工”，转向发展非农产业特别是附加值较高的产业。这种想法或做法，从局部看无可非议，但从全局看，国家粮食安全将得不到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也将面临威胁。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如何既维护国家的统一空间布局，又使各地的发展水平不至于形成过大差距，尽可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对此，有必要采取科学方式对因承担全局职责而付出代价的地方进行补偿，也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来支持这些地区加快发展。一方面，各相关地区应在不影响国家统―空间布局前提下，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和有效利用外部条件，努力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和经济效益。比如，粮食主产区要探索在不牺牲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前提下，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路子。另―方面，国家要推动建立区际利益平衡初制，通过这一机制，对那些按照国家统一空间布局发展附加值相对较产业的地区给予合理的补偿和必要的支持。

对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来说，建立区际利益平衡机制已刻不容缓。从现实基础出发，要着力在两个方面进行探索。一是建立健全稀缺资源、重要农产品的价格形成和补偿机制，有效平衡输出地和输人地的利益关系。价格决定应以市场为基础，综合考虑国际国内水平、地区发展需要和社会承受能力。补偿机制可以是纵向财政专项转移的方式，也可以是横向对接的区域补贴方式，还可以把两者结合起来。二是探索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制，促进毗邻地区和重点流域上下游地区建立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制度体系。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推动建立跨地区投资、产业转移等重大事项的利益分享机制，促进区域间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等方面的良性互动。通过上述努力，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协调发展篇8

关键词：经济；环境；协调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加快，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问题已严重危机人类自身安全，危害到经济的持续增长，人们也逐渐认识到经济与环境生态系统和谐、完整的重要性。建设高效、公正、健康、文明的经济社会，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探求更加合理的发展模式，成为当前各国政府、国际机构、学术团体共同面对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相互关系

环境是指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影响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各种自然界力量和作用的总和。环境的作用在于为人类活动提供不可缺少的各种自然资源，对人类经济活动产生的废物和废能量进行消纳和同化，以及提供舒适性环境的精神享受。环境问题的实质在于，人类经济活动索取资源的速度超过了资源本身及替代品的再生速度和向环境排放废弃物的数量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进程的加快，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愈来愈突出，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正确处理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不仅关系到人类发展与生存环境协调发展，而且也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环境问题主要伴随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产生，严重的环境问题反过来又影响和制约经济与社会发展；经济和社会发展了，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保护环境、防治公害在某些方面又必然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但必须看到，环境是发展的基础，人类若失去赖以生存的环境条件，经济发展就失去基础。所以，保护环境非常重要，非常必要，它保障人类健康和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

环境问题产生于发展，是一种历史必然；环境问题解决于发展，同样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没有发展就不会有环境与经济的矛盾关系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提出，既包括经济的增长和结构的优化，又强调人的生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以及社会、经济、环境通过不断调整以达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

保护和改善环境应该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之一，解决今天的环境问题不是不要发展，而是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及如何发展的问题。环境与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环境问题是发展不足和发展不当造成的，也必须在发展中加以解决。“十六大”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正确处理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指明了方向。但用什么样的具体模式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三大要求纳入统一的框架中取得“共赢”，则是需要深入探索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注意的问题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但必须在保护中谋求发展；保护是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但必须在发展中谋求保护。我们必须在经济发展中处理好以下关系：

1.处理好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

发展与保护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这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一方面，要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另一方面，资源的开发利用不能急功近利、竭泽而渔，不能忽视代际公平。在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出现矛盾的情况下，只有统筹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才是我们的明智选择。

2.处理好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

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自然生态系统，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局部的破坏会影响到一个省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中央提出，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对不同地区进行功能区划分，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分别实行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这是优化生产力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具有系统性、全局性、前瞻性。我们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坚决反对和纠正追逐狭隘利益的行为，做到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确保国家和地方重大项目的顺利实施。同时，在确保全局利益的前提下，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局部利益问题，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建立健全保障有力、运作规范的利益补偿机制。

3.处理好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之间的关系

经济效益为生态保护和社会建设提供物质力量，可以促进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实现；社会效益是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的重要目的，脱离这个目的，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就失去了意义；生态效益则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改善人民生产生活环境不可缺少的保证。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中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的关系，使之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经济效益是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重要基础。社会效益是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集中体现。生态效益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基本保证。

三、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几点建议

1.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

工业是国民经济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同时又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对环境影响深的工业部门，像化工、冶金、能源、建材、轻工等行业，要制定详细的环境保护措施，采用无污染或低污染生产技术，遏制环境恶化的势头。

（1）制定和实施正确的产业政策，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减少环境污染和破坏。要严格限制能源消耗高、资源浪费大、污染严重的企业的发展，通过产业政策，支持企业提高对工业废水、废气、废渣的处理和综合利用能力。

（2）充分考虑环境保护的要求，合理布局工业生产。制定工业发展地区布局规划，并严格按照规划安排工业企业的类型和规模，依据自然地理的条件和特点，充分利用自然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

（3）启发和强化工业界决策者和管理者以及企业领导人的环境意识，鼓励他们自觉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强化对工业污染的法制管理，增强对污染行为的约束力和处理强度，改变执法不力的状况。

（4）正确运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调节手段，制定能兼顾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政策，以增强对企业采取环境保护措施的吸引力。

（5）提高环境保护投资在工业建设投资中的比例。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是解决环境污染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决定性因素。

2.农业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

农业是我国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我国的农业属于资源制约型产业，农业生态环境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农业的发展。

（1）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土地资源，治理水土流失、土壤盐渍化和土地沙化。广泛植树造林，加强防护林、经济林的建设。（2）加强土地管理，整顿土地管理秩序，严格控制各种非农业占用土地，努力稳定现有耕地水平。（3）开发推广无公害农业生产技术，防治农用化学物质污染土地，包括农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配方施肥技术、土壤污染防治技术等。（4）控制乡镇企业污染，加强乡镇企业环境管理，对污染严重的企业坚决实行关停。加强乡镇企业技术改造，调整行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发展无污染或少污染的行业。

3.能源利用与环境保护方面

能源是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基本动力，是人类进行物质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物质基础，其消费量的多少是衡量人类进步和文明的标志。同时，能源又是对环境质量产生严重影响的要素。

（1）能源总量，既要保持人均能源消费水平的必要的、合理的增长，又要努力控制能源消费总规模，特别是控制煤炭消费总规模。要努力引导节能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通过革新，在较少能源消耗水平上达到较高生活水平。新晨

（2）提高能源效率，每年减少3—4亿吨标准煤的消耗，就会减少二氧化硫2500多万吨、粉尘2500多万吨、煤渣4300多万吨。因此，从经济和环境的角度看，节能降耗都是正确的选择。

（3）稳步降低过高的煤炭在能源总量中的消费比例。例如，发展水电建设，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大型水利电力工程。在水力资源丰富的农村地区，发展小水电建设，替代一部分农村薪柴和煤炭消耗，也可将煤炭更多地转换成电力，减少煤炭直接燃烧的数量。这些措施都能减少各种污染物的排放。

（4）使用清洁能源，积极发展核电建设，替代一部分火电。利用最新科技成果，推广太阳能、风能，进一步减少物质资源的消耗。

目前，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协调在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和明显。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相辅相成，生态环境保护得好，经济发展才有后劲，经济发展的成果才有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存环境才能不断得到改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既对立又统一。两者关系处理的好，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处理不好则一损俱损。针对环境的特点，突出解决环境和经济的矛盾，探讨制定发展环境规划和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对于提高居民生活谁水平和促进宏观经济的持续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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