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气候变化的理解范文

对气候变化的理解篇1

1气候变化的表现形式以及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1．1气候变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活动，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大量消耗化石燃料等能源资源，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持续不断增加，引发了全球气候近60a来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对全球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了明显影响。气候变化现象怪异难料，沙尘暴、飓风、雪灾、干旱、洪涝等气候灾害的能量与数量不断升级，已对自然系统、生物系统和人类生存环境产生了较大影响，给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种种严峻挑战，已成为人类最迫切需要关注与解决的问题。总体看来，现阶段气候变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主要表现为全球气候变暖、冰川融化等。由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气候变化产生了一系列不可逆的后果，现已导致了约2600万气候移民，在未来40a，将有约2亿的气候移民被迫背井离乡，不得不迁往其他国家或地区［8］。全球气候在持续暖化恶化的同时也导致冰川在世界范围内的大面积融化。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称，根据目前的全球变暖趋势，最早在2030年，北冰洋将迎来第一个无冰的夏天，冰川融化的情况同样也发生在南极，如果两极冰盖全部融化殆尽，全球海平面将上升约70m［8］。而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基本集中密布于各大洲的沿海低洼地区（如纽约、伦敦、上海等），由冰川融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势必将导致世界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并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社会经济损失。此外，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还表现在臭氧层破坏（OzoneDepletion）、酸雨（AcidDeposition）危害加剧等方面。极端突变灾害性气候风险。在全球气候变化的总体背景下，气候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极端突变灾害性气候风险发生的概率进一步增大。近半个世纪以来极端突变性气候风险事件（如：厄尔尼诺、干旱、洪涝、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和沙尘暴等）出现的频率与强度增加，出现飓风、超强台风、强台风以及风暴潮等气候灾害的可能性加大，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更高、强度更大、危害程度更深。极端突变性气候变化使得沿海地区遭受洪涝、风暴以及其他自然灾害的频率加大，人口密集和经济不发达的地区面临的风险更大，如亚洲和非洲的大型三角洲和一些小岛屿。

1．2气候变化与历史、现实中的人口迁移关系探讨根据陈绍军等［9］对气候移民的定义，气候移民是指由于气候的突然或缓慢变化，对人们的生活或生存条件产生不利影响，在相关气候政策或气候工程的影响下，而被迫或主动、暂时或永久离开其家园进行迁移的人或人群，他们既可以是国内迁移，也可以是国际迁移。气候移民既指由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如海平面上升、冰川融化、资源性枯竭（不可逆荒漠化石漠化、土壤侵蚀、长期性干旱）等造成的永久性人口迁移及社会经济系统重建；又涵盖极端突变灾害性气候风险如厄尔尼诺、干旱、洪涝、雷暴、冰雹、飓风、风暴潮、高温热浪天气、低温雨雪冰冻天气、沙尘暴等气候灾害导致的人口迁移；也涉及为减缓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生活造成的胁迫性、破坏性等不利影响而实施的气候工程（如干旱地区的引水灌溉工程、沿海低洼地区的围堤造坝工程等）造成的非自愿性气候工程移民；以及由于气候变化原因直接、间接导致的其他风险（泥石流、滑坡等）造成的人口迁移行为及社会经济系统重建活动。且从迁移意愿及是否具有自主迁移决策的权利将气候移民划分为自愿性气候移民和非自愿性气候移民；从迁移时限的长短上将气候移民分为永久性气候移民和暂时性气候移民；按照气候移民迁移的空间区域和距离远近将气候移民分为国际性气候移民和国家内部性气候移民；根据气候变化导致气候移民的不同致因将气候移民分为直接性气候移民和间接性气候移民等。

气候移民虽是近些年来才出现的新名词，但这种现象古已有之。从浩繁的史料记载和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历史时期上因气候变化及由此而引起的环境变化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气候变化致因下人口迁移路径图大致呈现出：“气候变化气候灾害环境变迁人口迁移人口分布变化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变更”的总体轮廓。中国的气候类型是典型的季风气候，其特征是温暖与湿润同期，寒冷与干旱同期。由于最近几千年来，中国寒冷气候期经历的时间越来越长，降温的幅度越来越大，气候干旱化的程度愈益加重，因气候干旱化和荒漠化导致的人口迁移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这是因为年平均温度降低1～2℃，等温线即要向南推移200～300km，气温变化直接影响着农牧业生产及人们的日常生活［10］。加之，古代中国的社会生产以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北方游牧民族的游牧生产为主，其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受自然灾害影响明显。纵览中国历史上的4个寒冷期，其与中国古代历史上发生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如，第一次寒冷期的到来，西部少数民族的入侵，导致西周的东迁；第二次寒冷期的到来，爆发了黄巾起义，导致三国鼎立以及公元400年左右的“五胡乱华”；第三次寒冷期的到来，唐朝爆发黄巢起义，导致五代十国割据并且北方少数民族长期南侵，使得南北宋一直面临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如西夏、辽、金、元的威胁；第四期寒冷期的到来，明末爆发农民起义，满族入主中原。这些历史事实恰与气候变冷相吻合，同时也伴随着大量的人口迁移［11］。根据竺可祯［12］对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基本认识，在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南宋末期和元代初中期，是我国北方气候偏寒偏干，旱灾、沙尘暴和冬季雷暴出现频繁，湖泊退缩，土地沙漠化强烈和黄河决溢频率减小的时期，同时也是中亚和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下的时期。强烈的气候变化导致了畜牧业的严重减产，使其产量已不能维持秦汉、隋唐湿润时期已增长起来的人口需求而发生了人口的向外流动，并多次导致了全国性的人口大规模迁移［13］。在13世纪40年代蒙古地区由于连年干旱，“野草自燃，牛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元史•定宗纪》）；加之冬季暴风雪的侵袭，气候风险导致北方地区环境严重恶化，引起元代内、外蒙地区蒙古族牧民的大量南迁，因灾害而“北来贫民八十六万八千户”［14］。气候风险和气候灾害不仅诱发了西北和北方少数民族人口南迁，与此同时也直接影响了汉族内部的人口迁移并导致了社会加速变迁。一方面是气候风险和气候灾害直接迫使受灾地区的人口进行迁移；另一方面气候灾害还加剧了社会动乱促进了历史朝代的更迭。一般是在气候温暖时期，中国北方游牧政权与中原农耕世界和平共处；气候寒冷时期，游牧民族南迁，中原政权不稳，二者对峙，甚至建立了“牧者王朝”［11］，间接地导致人口迁移和广大民众的逃亡，从而引起了中国历史上南北、东西人口分布比重的变化。类似的现象也见诸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如历史时期玻利尼西亚群岛人口的迁移；干冷时期气候干旱迫使中亚地区的人口向欧洲迁移，中亚游牧民族大规模的向西、向欧洲迁移成为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15］。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气候条件的加速持续恶化导致了环境的变迁，进一步催生了气候移民。目前，气候变化与人口迁移的关联性已呈现出“气候变化局部地域生态失衡环境变迁气候政策出台气候工程实施气候移民局部地区社会经济系统重建”的趋势。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活动，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大量消耗化石燃料等能源资源，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持续不断增加，引发了全球气候近60a来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对全球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了明显影响。气候变化现象怪异难料，沙尘暴、飓风、雪灾、干旱、洪涝等气候灾害的能量与数量不断升级，国际卫生组织的报告称现在全球每年有30万人因气候变化而死亡。在美洲，20世纪30年代，持续干旱和土地过度开垦导致的席卷北美大平原的“黑风暴”，曾使北美数百万居民被迫逃离家园，许多城镇被一度弃为空城。在亚洲，据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的《2010年亚太灾害报告》称：气候变化已使南亚地区的台风、洪涝发生频数增强及海平面持续上升，加之这一地区人口增长较快、灾害适应和救助能力仍较薄弱，南亚地区已成为气候风险最高、最脆弱的地方。这一区域将产生数以千万计需要永久安置的气候移民，这些气候移民或被迫搬迁到邻近村庄谋生，或成为南亚城市贫民窟的新居民，或越过边境成为偷渡者。气候变化、极端而无常的气候导致的自然灾害发生次数，在过去20a增加了1倍以上。特别是近年来受极端天气、工程建设等因素影响，世界各地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地震等地质灾害多发频发；局部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突发性地质灾害，已对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在全球气候变化继续演变的整体背景下，地球上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域越发集中凸显，作为一种生存因应策略，气候移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前往异域他乡寻求生存、生活的机会，藉此引发了与气候移民相关的种种迫切需要关注解决的问题。如何规避各种气候风险导致的显在或潜在的气候灾难，以解决人类遭遇的逐渐恶化的环境问题和发展难题，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日益显化并浮现在了世人面前。

2气候移民问题的现状及其演变趋势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社会就注意到移民问题与气候变化、环境退化之间的关联。近几年，随着全球气候模式的变化，全球气候变暖确定性的增加、海平面上升、环境退化、极端突发性气候风险事件频发等因素导致的人口迁移问题愈发突出，使得“气候移民”成为了国际社会新的关注点，气候移民及与之相关联的问题，逐渐进入了国际相关组织、政府部门与研究者的视野，并日益受到关注。

2．1气候移民的数量规模不断攀升受全球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气候灾害的能量与数量不断升级，直接导致了气候移民规模不断扩大和人数激增，气候变化成为了21世纪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据联合国环境和人类安全组织、香港发展与救援NGO组织———香港乐施会等组织机构在2009年4月的报告，在1998～2007年，全球每年受气候灾害影响的气候难民人数约为2．43亿人；2015年后气候难民人数将达到3．75亿人以上。目前，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气候难民已开始进行自发和有组织的气候移民，世界上现在已有约2600万因为气候变化而被迫迁徙的气候移民，到2050年，全球估计将有2亿人沦为“气候移民”［8］。而亚洲开发银行在2012年3月最新的《应对气候变化和亚太地区的迁徙》的报告称，仅2010～2011年，亚太地区因极端气候自然灾害导致的移民人数就已达4200万以上。极端而无常的气候，导致了一些地区气候条件持续加速恶化，使得世居一隅的广大居民因气候变化、生态失衡、地质变异和环境污染等原因而受灾，进而催生了世界各地“气候移民”大军的大量涌现，且有愈演愈烈之态势。

2．2气候移民波及的区域持续扩大由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引起的人类生存环境改变，地球上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不得不面临不适合人类居住（如海平面上升将导致一些国家和地区没入水底）遭遇异地动迁的风险。气候移民不得不在高压的气候风险之下奔波在不同区域之间、国与国之间寻求生存与发展的机会，现阶段气候移民波及区域明显呈持续扩大的态势。未来20～50a全球气候移民的热点地区，将主要集中于东亚、南亚、东非、中非、中美洲等地区的沿海低洼地带、河口三角洲、地势较低的太平洋小岛国、半干旱或不太湿润的区域，这些地域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将成为气候移民的重灾区［16］。在亚太地区所有国家中，常住人口不超过40万的亚洲岛国———马尔代夫，正面临着海平面上升的严重威胁；无独有偶，另一个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已经与新西兰签订协议，全国国民将陆续“搬迁”到新西兰，现在已有5000多名图瓦卢人在新西兰安了家［9］。人口集中分布在低海拔沿海地区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国、越南、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所罗门群岛、卢旺达、埃塞俄比亚及肯尼亚在内的其他很多国家，现在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气候移民。一些学者预计，国际性气候移民将会越来越多，涉及地区将进一步扩大［17］。极端突发性和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的叠加交织，以及自然灾害的频繁多发，使得中国许多靠天吃饭地区的人民群众的生计难以为继，广大西部地区，如甘肃、宁夏、陕西等地已经或正在成为气候移民最集中的地区。以中国陕西为例，陕西省委省政府为应对辖域内南部山区频繁多发的多种自然、地质灾害，不得不从2011年年末开始计划并着手实施一项为期10a、投资约1280亿元人民币、搬迁约279．2万人的宏大移民规划。这其中因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避让49．16万人，洪涝灾害避险搬迁32万人。如何将深受极端气候风险影响和难以快速有效脱贫的居住生活在陕南地区的民众向陕西其他地区进行迁移安置成为了其首要和主要目的。气候变化及由其导致的各种自然灾害，加之荒漠化、水源污染和其他压力，将导致地球上的更多地区不适合人类居住。

2．3临时性迁移向永久性移民持续演变气候移民正在或将要经历短暂临时性迁移向永久移民的艰难过渡。气候移民主要生活在自然条件相对比较恶劣、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地区，由于缺乏迁移的资源，在遭遇台风、暴雨、洪涝、干旱、泥石流或突发疫病侵袭时，人们一般是暂时性的避难迁移。不过随着气候风险在某一区域的持续化常态化，临时迁移已不能解决问题，而永久性的迁移成为无奈的必然选择。在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气候条件较为恶劣的西海固地区，以前普遍存在着人口的季节周期性流动。但由于这一地区“十年九旱”的趋势愈演愈烈，“一方水土已养活不了一方人”，为了应对这种极端干旱的气候状况适应气候变化，宁夏回族自治区不得不将中部干旱地区、南部山区约76万人进行永久异地转移安置，安置到扬黄灌区或水源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以满足人类的基本生存发展需要。为从根本上解决中部干旱带的发展问题，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宁夏回族自治区于2007年组织编制了《宁夏中部干旱带县内生态移民规划提要（2007～2011年）》。规划将中部干旱带缺乏基本生存和发展条件地区的35万人再度进行外迁，实施移民异地永久性安置。与此同时，在气候风险不断加剧的现实背景下，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亦导致一些低洼地区被淹没，不少国家和地区正开始进行永久性气候移民。如孟加拉国越来越多的气候移民，从沿海低洼地区向内陆大城及印度等邻国移民；随着巴布新几内亚卡特利特群岛的淹没，卡特利特群岛上的居民也必须永久地迁移到新的居住地；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中亚半干旱或不太湿润地区，由于干旱及其导致的土地生产力退化，破坏了人类赖以维持生计的资源基础，使得这些地区约10％～30％的人，将成为潜在的永久性气候移民［5］。气候变化导致的环境永久性改变和生产居住环境条件的恶化，已使人们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永久性气候移民成为了现实气候移民的典型类型。

2．4多种因素叠加交织致使气候移民问题日趋复杂化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更多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几十年间，气候风险引发的“气候移民”将持续增加，气候移民问题将更趋复杂化。首先，气候移民将进一步加剧相关国家国内的社会矛盾冲突和紧张局势。气候风险引发的自然灾害会迫使一些受灾民众暂时涌进大城市，造成大城市人口、资源与环境压力陡然加大，有可能恶化现有局势、加剧紧张关系和不稳定因素，造成尖锐的社会矛盾。其次，气候移民除了会造成国内的社会矛盾外，更为严重的是，气候移民问题将威胁到脆弱的、濒临冲突边缘的国家与地区间的沉重关系，威胁有关地区和国家的政治稳定性。在气候移民集中地区及其边界区域，出现气候变化环境衰败气候移民社会冲突恶性循环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剧，由此将导致一些局势脆弱国家加速崩溃、种族问题与宗教冲突激化、政治激进主义抬头，致使世界部分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增加。加之，由全球变暖因果关系造成的不公正感，叠加于气候移民问题之上，将激发对气候变化负主要责任的国家与遭受最严重气候变化灾害的国家之间的政治仇恨，促使地区国家间的政治和人口问题激化、南北冲突加剧、政治关系紧张。致力于解决冲突的国际警报组织（InternationalA－lert）于2010年4月列举了44个极有可能因为气候变化而爆发武装冲突的国家；德国波恩的联合国大学环境与人类安全学院院长加诺斯•博加迪博士也把气候移民问题视为“一个刚刚崭露头角、无比棘手的重大全球性问题”［18］。第三，气候移民的贫困问题与环境恶化交织叠加，更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气候移民肇始区域一般是贫困与自然资源条件严重恶化的区域，气候移民与生态环境脆弱性的区域分布格局高度耦合，极易引发“气候贫困”产生的次生灾害风险。此外，气候移民所面临的既有需要迫切解决的食物和栖居地等生存性问题，还有在迁入地新的自然、社会人文生态环境下如何调适生计模式、实现文化及身份认同、逐渐融入迁入地的社会融合问题，以及某些低洼岛国完全消失后引起的气候移民无国籍等棘手问题。气候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性影响，使得气候移民遍及世界各地，解决与气候移民相伴而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资源、心理、生态、管理等问题，已不只是某个或几个国家的职责，而是需要全体人类共同担负、共同面对、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以协商解决。

3应对气候移民及相关问题的对策思考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极端气候风险事件将更加频繁，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将成为民众迁移的又一个推动力，气候风险将是21世纪造成世界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眼下各国主要将精力放在遏制气候变化方面，关涉气候移民的议题没有得到适当处理，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没有采取足够的应对措施，现阶段还尚未设立任何国际合作机制处理气候移民问题及接踵而至的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和风险，将使这一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基于对气候移民问题的关照与因应，易受影响的地区和国家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实施更广泛的应对气候移民的措施，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建立有效的适应机制，以应对其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尽量减小未来气候移民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

3．1加强国际合作推进地区间协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协力促进气候移民难题的有效解决气候移民是全球性问题，气候移民在政治、外交、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合作等领域都可能给国际社会造成新的挑战。它事关各方利益、地区发展、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气候移民难题的有效解决，需要世界各国联手应对，加强应对能力建设，完善相应的工作机制。首先，要将气候变化所导致的人口迁移纳入到各国政府适应气候变化的国际计划之中，使其成为国家行动的一部分；建立各相关成员国官员、专家相互交流经验的对话机制，推动在气候移民方面的国际智囊合作。其次，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无偿接纳气候移民（虽然新西兰接纳了一部分气候移民，但它也仅仅局限于适合本国移民法的前提下且大多为技术移民）的伦理道德责任机制和政策激励机制；将现阶段国际社会仅局限于对极端突发性气候风险事件所导致的气候移民实施的救助，逐步扩大到对缓发渐变性气候风险引起的自愿性气候移民也给予适量考虑和关注，并倡导国际社会直接为极端突发性气候风险事件导致的移民进行捐赠、救助和投资。第三，完善以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为主的国际移民管理体系，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国际发展合作机制，比如南南合作，区域经济贸易合作组织，国际金融机构等，促进发展中国家逐渐提升适应能力，降低气候风险和气候移民发生的潜在压力［5］。世界各国在气候移民问题上进一步凝聚共识、开展合作，各国政策制定者立即行动，在全球建立一个应对气候风险引发气候移民的国际合作机制，不仅有助于推进本地区可持续发展，而且将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努力产生重要影响。

3．2在国际社会建立灵活应对气候移民迁移的政策、治理机制和管理机构从目前气候移民遭遇的现实境况来看，无论是对迁出地还是迁入地而言，气候移民还未完全纳入政策考虑的范畴（尽管世界上已有约3个国家将气候移民纳入了其国民政策之中），国际社会也尚未形成统一的管理机构对气候移民事务进行管理。从速召集国际社会移民研究的权威机构和组织，尽快形成世界公认的气候移民定义的权威性论述，明确国际移民组织（IMO）和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署的权责内容，使气候移民摆脱游离的中间人角色，制定相应的气候移民政策、管理机构、组织制度与治理机制，已是当务之急。首先，可在国际社会构建起一套灵活应对气候移民的社会管理与治理机制，包括在认识和分析气候移民所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基础之上，探寻构建科学合理的社会管理与治理机制，以使气候移民能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导致的自然、社会环境变迁；建立气候移民预测预警系统，完善预防和减少与气候移民相关的社会管理体系，以有效降低与规避气候移民给社会良性运行带来的原生冲突和次生风险。其次，要加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灾害预报预警机制建设，建立地区主要气候灾害的历史信息库和数据共享平台；进一步加强气候移民救助体系建设，建立高效完善的救助体系，在法律、政策、组织、制度等层面强化救助体系制度能力建设；同时，加强移民管理及国际经验交流和高效的气候移民应急管理机制建设，推进应对气候移民相关问题的社会文化适应机制建设［19］。第三，基于预防胜于治理的认识，加强对气候移民的监测和评估。建立气候移民监测和评估机制，对气候移民的规模、分布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探索、摸索；在监测和评估体系基础上出台更切合气候移民的政策与管理制度，设法处理气候移民被迫迁移和冲突的根本原因，以预防气候移民在迁出地和迁入地发生矛盾、冲突抑或战争。

3．3致力减缓与主动适应并举，降低气候移民被迫迁移的社会风险全球气候变暖几成定势不可避免，在未来几十年内，即使做出最迫切的减缓努力，也不能避免气候变化的进一步影响，这使得在气候移民问题上减缓和主动适应成为主要的应对措施。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程度不同，应对气候移民问题在减缓和主动适应过程中可考虑以下3个层面。首先是进行事先预防。在受影响较大的国家或地区需要未雨绸缪着手建立防洪堤、建筑大型水库等工程，以应对气候变化可能引发的洪涝、干旱等灾害性后果引发的大量气候移民。其次，展开知识普及教育。普及应对气候风险的相关知识，加强人们对气候变化现象的认知了解、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灾害的措施等；在发展地方经济的同时融入气候变化视角的适应性项目，采取适应措施如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相关技术、开拓原居民生活方式的多样性选择，出资协助贫困人群改变生计、耕作或使用能源的模式，以减缓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减少迁移的必要性和非自愿气候移民的数量。第三，进行人口迁移。迁移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一种应对策略，不只是在气候过程和气候风险事件发生之前组织进行的人口迁移，也包括气候灾害发生后的非自愿气候移民。目前，对气候变化引致非自愿气候移民有所准备的国家较少，大部分国家尤其是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提到把迁移或人口重新安排作为一种可能的政策回应方式［20］。在此情形下，考虑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合理引导人口迁移，减少人口盲目迁移对社会经济发展，对城市生活带来的冲击；将气候移民问题的减缓、适应作为首要解决的问题，与更典型的信息和基础设施建设协同考虑，有助于气候移民减少脆弱性增加适应性。

3．4降低气候移民的社会脆弱性，提升气候移民适应能力建设弱化气候风险影响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制度下，不同群体、甚至不同家庭的社会脆弱性差异很大。弱势或边缘群体更容易从灾难中流离失所，如果受气候风险影响地区有更多的弱势群体，更大的建筑环境密度，则飓风过后这部分人外迁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气候风险降低了潜在气候移民家庭的社会承受力，使其社会脆弱性提高，从而导致移民［21］。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人类不能阻止全球气候变化的脚步，那么面对各种可能引发移民的因素，人们至少可以想办法增强社会的承受力，降低社会脆弱性，而不总是选择移民。毕竟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因为气候风险而移民总是痛苦的经历，而对全世界来讲，气候移民问题又是一个无比棘手的会引发地区政治冲突的重大全球性问题。一方面，这就要求人们在选择气候移民迁移安置区时，需要借鉴社会脆弱性理论，尽量迁往就近的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以提高移民群体的社会承受能力，而不致使移民因为搬迁使其社会脆弱性提高，为后续发展留下隐患，例如移民返流等。另一方面，完善现有的资金适应机制，建立气候移民基金或融资体系，努力突破贫困地区资金和技术匮乏的瓶颈，有助于降低高风险地区的社会脆弱性。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气候变化是发达国家历史上欠下的气候债务，气候移民也应该在发达国家主力下解决，发达国家有责任施以援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可持续的资金支持和免费的技术转让，增强其抵御气候风险、实施移民规划和管理的能力。此外，在气候风险形式严峻区域，进行项目扶持和产业规划设计以降低区域社会脆弱性时，要综合考虑地区的气象、地质、水文等条件，需要立足前期调研进行多方论证，以提升风险管理优化水平对症施策物尽其用，避免对有限紧缺资源的浪费，防止出现尽力不尽事的现象。

4结论与讨论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气候变化及气候变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与极端突变灾害性气候风险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气候风险发生的概率进一步增大，由其引致的气候移民及相关问题的处理解决日益趋于复杂化敏感化。对气候移民的概念进行明确指称界定既是理论研究亟需，又是有效破解这一社会难题的现实需求。气候移民所面临的社会风险既有需要迫切解决食物和栖居地的问题，还有在迁入地新的自然、人文生态环境下如何调适生计方式、实现文化及身份认同的问题。气候移民遍及世界各地，解决与气候移民相伴而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资源、心理、生态、管理等问题，已不只是某个或几个国家的职责，而是需要全体人类共同担负、共同面对、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以协商解决。但是，由于现阶段尚未设立任何国际合作机制处理气候移民问题，关于气候移民的议题还没有得到适当处理，现实情况可能变得更加糟糕。将气候移民纳入政策考虑的范畴，在国际社会上形成统一的管理机构对气候移民事务进行管理；建立全球性的气候移民监测和评估机制，协商制定合适的气候移民政策、管理制度，或将有助于气候移民的统计和预测、政策的制定和国家的管理。气候移民问题是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处在现代社会不断快速发展的物欲膨胀现实中遭遇的环境与发展问题，但气候移民的产生以及与气候移民相关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依然是发展问题。要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与气候移民问题就需要世界各国在努力推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扎实推进，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建立起有效的适应调节应对机制，需要各国形成合力在实现共同发展中同舟共济协同努力加以解决。世界各国只有秉持积极和建设性之态度，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道路，方可助益于尽量减小气候变化导致的未来气候移民对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和气候移民难题的破解。

对气候变化的理解篇2

现代气候变化问题是指由于人类大量排放温室气体引起地球平均气温升高所造成的可能危害，如地球生态系统的改变、海平面上升、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频发、生物多样性减少等。过去150多年里，大气中的温室气体随着工业化的扩张而增加，1901年以来，世界平均气温上升了0.74℃。从1978年开始可以获得的卫星数据表明，北冰洋冰层的年均厚度正以每十年近3%的速度消融，夏季减少更快，超过7%。北极冰冠的体积已不足50年前的一半。在这段时期内，北极地区的平均气温上升了大约7℃。面对严峻的形势，如何抑制全球变暖趋势，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一个迫切的政治议题。但正如吉登斯所言，在治理气候变化问题中存在“吉登斯悖论”①现象，我们称之为“青蛙效应”，意即全球变暖带来的危险尽管听起来很可怕，但它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因此许多人会袖手旁观，不会对它们有任何实际的举动。等到灾难来临时，人类再想应对它，为时已晚。这就是为什么对于许多公民来说，气候变化是一个“想后”的议题，而不是一个“思前”议题的原因。有关态度调查表明，大多数公众认可全球变暖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只有少数人愿意为此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在精英当中，气候变化“屈尊”成为一种姿态政治——韬略听起来宏伟壮阔，但内容空洞。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和公民都不会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来抑制全球变暖趋势。③气候变化风险的间接性、不可见性使得有些国家只关注于当前利益的获取，忽视气候变化带给未来的风险。短视和冷漠使得有些公民、国家认可全球变暖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却只有少数人愿意因此而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少数国家原意承担责任、采取措施治理气候变化问题。短视和冷漠也加重了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不公。

一、“吉登斯困境”与环境正义

环境正义是指人人都应享有清洁环境之益而不受不利环境之害的权利，也有保护和促进环境改善的义务，主张权、责、利相对称。④它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方面，所有人公平地享受环境权利，公平地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代内之间是这样，代际之间更应该如此；第二，在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方面，所有人在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同时，承担补偿自然的责任，以实现利用和保护的平衡。环境公平分为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两大类，代内公平又分为国际公平、区域公平、阶层和群体公平。⑤气候变化是实实在在的、危险的，引起气候变化的是人类活动。随着工业生产的扩大、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日益增多，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严重。温室气体排放的无国界性、全球性使得气候变化问题不断地生产环境不公，例如温室气体排放国与风险受害国、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存在的环境不公问题使得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日益复杂。

（一）气候变化的代内环境正义问题

代内环境公平是指同代人之间同等享有清洁环境之益而不受不利环境之害的权利，也有保护和促进环境改善的义务，强调同代人之间的社会公平。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不管是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还是正在工业化道路上前进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向大气中排放工业废气，理应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承担相应的责任，避免“吉登斯悖论”现象的出现。然而有些温室气体排放国尽管已经意识到气候变化的风险，但他们同样不愿意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因为他们认为气候变化的风险对于他们而言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但事实上这种行为与思想会导致全球范围代内环境不公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国家层面的代内环境不公问题。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发展本国经济、加快本国工业化进程中大量排放工业废气，成为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加害者。温室气体排放过多将导致全球变暖，影响气候变化，并且这种风险具有无国界性，也即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危害则由全球社会共同承担。温室气体排放国正是利用气候变化的无国界性，将气候变化的风险分摊给全世界，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这些国家抱有侥幸心理，认为风险对于自身而言是无形的、间接的、不可见的，于是他们就以此为借口放弃采取措施治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从而出现“吉登斯悖论”现象。这种将风险分摊的现象尤以某些发达国家最为明显，发达国家将某些排放工业废气严重的企业转移至欠发达地区，转移局部气候变化风险。风险分摊的做法对其他未过多排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放温室气体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存在显著的社会不公平，构成国际社会的代内环境正义问题。一国为追求本国经济利益，在工业化进程中损害其他国家享有环境之益的权利，拒绝承担环境之害的义务，这种以本国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观是导致全球环境不公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同时这种全球代内环境不公问题又成为“吉登斯悖论”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公民个人层面的代内环境不公问题。对于大多数公民而言，气候变化是一个“想后”的议题，而不是一个“思前”的议题，也即关于气候变化问题，公民关注的是气候变化风险发生后应该如何解决，而不是在风险发生之前如何来预防，这也是为什么国际社会提出治理气候变化问题的“预防原则”。为什么公民缺乏气候变化的预防意识？尽管公民认识到气候变化存在的风险，但绝大多数人并未采取实际行动来改变他们的日常习惯，以减轻这场浩劫。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很多的行为如驾车、乘飞机、乱砍乱伐等都将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或是降低环境吸收CO2的能力。或许就因为每一个公民的这种行为对于整个地球而言微乎其微，但是每一个公民个体的行为作为社会行为的一部分，终将汇合成为影响气候变化的一股重要力量。公民致力于关 注自身利益的满足，将个人行为会带来的风险转移给整个人类承受，在每个个体看来，气候变化的风险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因为风险很少只针对个体发生，通常受害者是一个群体。错误观念的导向下公民的行为造就了某种程度的代内环境不公问题。

（二）气候变化的代际环境正义问题

代际环境正义是指当代与后代人在利用环境资源问题上保持恰当的比例，既不能为了当代人的利益过度利用自然而使后代人无资源可用，破坏甚至毁坏他们的生存基础，也不能为了子孙后代的需要而使当代人生活在贫困中。①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无论是作为公民的个人还是国家，在面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时总是更多地倾向于发展经济，甚至通过过度地开发利用资源、排放废气污染物等途径来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当代人在满足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忽视后代人利用资源和享受环境的权利。同时当代人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大量排放工业废气，但却不采取解决措施改善大气质量，将大气污染、气候变化的风险转嫁给后代人承担，也称为风险继承，使后代人承担未能获得相应收益的社会成本，造成环境代际的不公平。气候变化是地球上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长期累积的结果，而其影响也将是代际传递的，因此会产生环境不公的代际传递。②气候变化的长期性使得人类在排放温室气体的时候很少考虑到气候变化将给未来产生的各种风险，人类将风险留给后代人，自己享受发展的成果，将后代人置于一种不公平的状态，正因为如此，当代人认为风险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他们总在避免承担治理气候变化问题的责任，不愿采取行动改善气候状况。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他们在排放温室气体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是一个酝酿代际环境不公问题的过程。环境不公是现代社会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解决气候问题引发的环境不公问题，必须不断推进和深化气候变化议题的政治化进程。

二、气候变化议题的政治化

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克服“吉登斯悖论”，就一定要让言语变成行动，发展出能有效治理气候变化的政治。吉登斯认为气候变化的政治化应该有两个阶段：目前正处于第一阶段，即将该议题纳入政治议程，而第二阶段必须将气候变化政治化深植于我们的制度和公民的日常关切之中。①

（一）气候变化问题进入政治议程

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化有一个过程。1960年代中期，美国等一些国家的科学家向政府提出报告：二氧化碳将导致全球气候变暖，1970年代初，科学家开展一系列气候问题研究，呼吁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威胁予以重视，这一时期主要是科学家致力于将气候变化问题纳入政治议程，希望政府予以重视。1985年在奥地利的菲拉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赫（Villach）召开的“评估CO2及其他温室气体对气候变化及有关影响”的国际会议，就经济、社会和科技等方面的政策选择进行深入研究，呼吁政府在决策上加以重视。在1988年召开的多伦多会议上，气候问题已经正式成为一项国际政治议程，有来自48个国家的300多名科学家、政治家以及联合国组织、其他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指出，全球变暖所造成的最终后果可能仅次于核战争。多伦多会议后，政治家不能不对于日益增长的公众关注和科学上的共识作出一系列反应。这些反应包括：建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为决策者提供气候变化科学背景和政策建议的评估报告；频繁召开国际会议，高层政治家纷纷发表声明，表达为控制和减缓气候变化采取对策的政治意愿；提出限制CO2排放的目标，等等。这些努力导致了1990年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开始，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正式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至此，气候变化问题已经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或环境问题，而成为一个轰轰烈烈的全球性问题，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异常错综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②气候变化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逐步纳入政治议程，这是气候变化政治化的第一阶段。将气候变化纳入政治议程，实际上也就是将气候变化的风险纳入政治议程、使其进入公众视野，即随着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关注和讨论气候变化问题，气候变化风险将逐步地被更多的公民、组织、社会团体、国家认识和了解。风险公开化有助于人们更深切地体会到气候变化风险带来的恐慌，改变原有的“气候变化风险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具体的”观念，时刻认识到气候变化风险的严重性，自觉改变日常行为习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风险公开化有助于减轻环境不公，欠发达地区的公民和政府将形成利益同盟，要求温室气体排放者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督促国家和个人减少导致气候变暖的各种行为，从而维护自身利益，改变处于环境不公平的状态；温室气体排放者将逐渐意识到“短视行为”和“以本国为中心”等观念的错误性，在发展的同时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从而避免自身遭受更为严重的气候变化风险。进入政治议程，气候变化不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环境问题，还是一个国家发展中的政治和政策问题，这使得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和广大公民的努力。但是目前很多国际会议还仅限于提出气候变化问题，国际社会未能就这一问题的真正解决达成一致意见。

（二）将气候变化深植于制度和公民的日常生活

气候变化的政治化要求国家和政府成为重要的活动者，因此吉登斯认为第二阶段就是要将气候变化深植于制度和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将气候变化深植于制度主要是指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应该依靠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在国家内部，为实现气候变化的政治化，将气候变化深植于制度，政府应注意以下两点：第一，政府应该树立一种长远眼光和战略视野，必须有某种进一步的改革和创新的“计划”①，即制定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战略性政策方案，将气候变化与政治联合并稳定于政府活动中。具备长远眼光和战略视野的“计划”可以使政府宏观把握、约束国内各行业、各地区、各社会团体等主体之间的行为，通过平衡各方利益，有节制的利用资源实现环境不公问题的解决，促进环境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第二，政府应该注意保持有关气候变化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平衡各党派之间、社会团体之间 以及各行业之间利益，维持政策稳定执行，打造某种类型的跨党派框架以推进放眼长远的政治。气候变化的无国界性、全球性使得仅有国家内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部治理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加强国际合作，制定大部分国家都认可的国际政策才能保障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成功治理。尽管目前气候变化已经纳入国际政治议程，但是国际合作存在难度大、进展慢、效率低等问题，国际社会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措施治理全球气候变化，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最终以一纸不具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收场，国际合作难度大。国际合作的困难主要在于以下三点：第一，气候变化问题涉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各国谋求各自利益，存在国际性的环境不公问题，无法实现彼此真正的合作；第二，气候变化对各国威胁的程度不同，对多数国家而言，气候问题还没有形成现实、直接、明确、迫切的威胁；第三，在责、权、利关系上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和不平衡。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中各国的责、权、利关系不确定和不平衡使得各国通常不愿主动承担责任。环境正义要求人们在环境权益上实现责、权、利的平等，环境权益分配不公使得各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内的责、权、利关系更加的不明确，国际合作将更加的困难。

但是，合作共赢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因此，国际合作更应该具备长远眼光和战略视野，将气候变化融入国际事务；保持国际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统筹各国行为，避免部分国家将气候变化的风险转移或是将风险继承，减少环境正义问题的出现，实现国家在平等地位上的合作，同时政策稳定有利于各国更好地适应和持续实施气候变化政策。哥本哈根会议虽然失败了，但它所制造的政治动能将推动建立起一套新的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全球治理制度。这是今后国际合作发展的方向：建立全球化的政策制定标杆；推进新国际制度的创建，建立起具有全球公信力的多边机制并赋予其一套有法律强制力的监管措施等等。②国际合作应该朝着制度化方向发展，形成国与国之间的约束力，重要的是保证治理制度的公平正义性。只有在避免环境正义问题的出现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国与国之间真正的合作。

气候变化政治化的第二阶段还要求将气候变化深植于公民的日常生活中，推出新的双边行动和协作形式。要想有能力减缓气候变化，社会的所有成员必须参与进来，“吉登斯悖论”的解开也有赖于提倡、促进每个公民积极参与到改变日常不良行为习惯的行动中来，而不仅仅依靠恐惧使公民行动。建立多边协作机制和多元治理模式，将气候变化深入公民的日常生活，提高公民环境保护意识和维护环境权、生存权等权利意识；将治理气候变化发展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和政治文化，指导公民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习惯。如果公民能意识到全球气候变化的风险是直接的、有形的、可见的，威胁气候的行为总会以某种形式反过来威胁人类社会，而每一个公民终将不能避免风险的危害，“吉登斯悖论”将失去成立的前提，公民将改变自身的日常行为规范，积极主动的采取措施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如公民可能减少每周驾驶SUV的次数，减少私家车辆的行驶路程等等，这将平衡公民之间、公民与后代人之间的权益，缓解环境正义问题。如果公民能够意识到其他地方、其他人群的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将最终使风险危害自身，意识到环境正义问题的存在，自身正在承受着因他人行为而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时候，公民将产生反抗倾向，形成利益群体共同维护自身的环境权、生存权等等，要求建立治理气候变化机制，督促其他群体采取措施改善气候状况、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从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发挥公民社会的能量，动员个人行动，建立多元治理、多层治理模式是气候变化的政治化的一个方向，也是有效治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方式。

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亟待国际社会、国家内部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治理。尽管气候变化风险给人类带来可怕的后果，如印尼海啸造成导致约25万人丧生，很多人不会对它们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而是袖手旁观，以致出现“吉登斯悖论”现象。气候变化的政治必须处理“吉登斯悖论”，促进治理行为得到真正有效的实施，将气候变化纳入政治议程，并将其深植于制度和公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三、结语

对气候变化的理解篇3

【关键词】全球气候治理；研究进展

一、全球气候治理成为新研究热点

2009年备受期望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没有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国际气候制度遭受了重大挫折。之后，2010年的《坎昆协议》、2011的"德班平台"避免了气候制度的一败涂地，多边的国际谈判得以延续，并在2012年和2013年的气候谈判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联合国机制下的政府间多边协议模式的有效性仍然备受质疑。对此，各国学者在既往国际气候制度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利用新的视角、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来认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形势，解释人类行为与气候制度间的辩证关系，为气候制度设计合理可行的方案。而"全球气候治理"就是这样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一）"全球气候治理"研究文献数量徒增

2010年以来，以"全球气候治理"为研究视角或主题的文献数量明显增加，"全球气候治理"已然成为国内外国际气候制度研究的热点和焦点，且理论化趋向明显。据谷歌学术搜索结果显示：2010年，以"全球气候治理"为主题或题目的英文研究文献数量分别为24篇和12篇，比2009年增加了100%和500%。从中国知网国内文献检索的结果看，2010年之前，以"全球气候治理"为主题公开发表的文献可谓凤毛麟角， 2010年，国内以"全球气候治理"为关键词和题名的文献分别从2009年的0篇激增到23篇和8篇，全文中出现"全球气候治理"一词的文献则超过了历年总和的两倍强，高达90篇。

（二）"全球气候治理"涵义辨析

"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目前尚处于发展过程中，并未形成完整的、清晰的、统一的学术界定。在2009年前的文献中，"全球气候治理"多指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国家行为体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而采取的集体行动 。在2010年以后的文献中，"全球气候治理"成为上述转变的"代名词"，多指"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治理" ，是包含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多层次的、分散化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行动 。

二、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问题向度

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后，国际气候政治的重大转变引发了国际气候学界"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热潮。其中，一些新的重大问题被提出来：

（一）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

在国际结构"解构"下，学界开始以气候变迁议题作为适用的分析主轴，对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形成、机制、作用和影响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旨在更好地认识非国家行为体如何促进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的良性互动，来弥补国家在推进全球气候治理时的不足之处。王金梅认为，非国家行为者更能以维系国际社会正义、抑或全球生存利益为主要目标协助谈判，成为实现国际气候治理目标的重要一环 。陈淑蓉认为知识社群利用提供客观的知识证据影响国际谈判内容和议题的进程 。Frank Biermann认为，新兴非国家主体"在政府间机制外的跨国机制、公私合作机制和市场机制等新的治理机制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

（二）全球气候治理的结构变化和重构

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后，欧美学界开始将目光转向对全球钱气候治理结构的研究上，通过分析全球气候治理的结构形成、特点、变化、因素、影响等问题，旨在改革或者重建全球气候治理的结构。例如，Frank Biermann分析了全球气候治理结构特点，认为其是垂直的超国家、国际、国家和地方等不同的规则制定和执行权威层次不断细化和分散化（多层次治理）；且是水平的不同规则系统并行作用（多极治理） 。Michele M. Betsill认为结构是治理的元层次，并指出全球气候治理结构的分散化趋势 。Fariborz Zelli认为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是碎片化的，表现在它包括不同机构、机制和其他形式的原则、规范、管制和程序，它不仅指那些以应对气候变化为主要任务体系（如联合国气候机制），还指那些涉及气候变化但主要关注别的问题的体系 。Harro van Asselt对从国际和一国内两个层次对分散化治理结构进行了分类，并分析了国际、一国内分散化结构的优势和弊端，以及这种结构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Cinnamon P. Carlarne发现随着国际安排上升到全球治理，并且密度和范围不断增加，学者们越发意识到个别制度安排的治理行为经常重叠或相互补充。作为一个特别的议题，治理被认为是在一个或多或少的水平结构体系中各种相关制度互相作用的结果。由此，学者们逐渐转向对"机制复合体"（regime complexes）、"制度复合体"（institutional complexes）和治理"架构"的探讨 。

（三）全球气候治理的有效性

面对传统国际气候制度的在执行中的困难，有效性问题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热点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研究者试图从两种进路展开讨论。第一种是传统的"国内-国际"，即将气候治理作为"自变量"，以各国气候政策、立场对全球气候治理效果的影响分析为主题。李惠明将15国聚类为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积极"领导者"、"拖后腿者"、处于中间地位及情况较复杂者 。傅聪从动机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解读促使欧盟致力于领导国际气候谈判的深层原因 。第二种是从"国际-国内"视角来讨论全球气候治理效果问题，将气候治理作为影响行为体政治、经济、社会的"自变量"，研究其对一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包括衍生出的"制度内嵌"、"规则内化"和"规范传播"等问题。例如，马建英从"从跨国性的规范和制度力量、非政府组织、跨国利益集团、国际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体系等视角来探讨国际因素的内化现象" 。谢婷婷以美国推出《京都议定书》为例，引入"行为体策略"概念，分析了国际规则内化过程中受阻的形式和原因 。

三、全球气候治理理论发展

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全球气候治理研究具备了不同于国际气候制度的新的问题向度，需要相关理论的新发展给予支撑。

（一）国际政治学理论

在传统的国际气候制度研究中，特别是国家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分析上，国际政治学发展出了丰富的国际关系理论，其中代表理论单一理性人模式、国内制度模式、社会学习和理念模式及"双层次博弈模式"。随着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的推进，有学者通过引进新变量、新视角对原有的理论进行了补充或改造 。有学者在原有国际关系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分析框架 。

（二）制度经济学理论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成为研究全球气候治理制度变迁的作用机理、制度"内化"的主要渊源。杨春瑰提出，基于气候治理的国际气候谈判与合作的制度自生成开始就以不断演化的形态特征发展 。马建英运用结合系统论及制度变迁理论将中国参与构建国际气候制度过程中面临的"制度压力"和对国际气候合作中的"利益认知"作为解释国际气候制度在中国内化的关键动力因素 。

（三）全球气候治理结构理论

海外学者更加关注全球气候治理的结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框架。其中有代表性的理论有：分析折中主义理论（analytical eclecticism），主张抛开传统的理论流派与范式的学术争论，通过更多地剖析和研究具体的经验案例来发掘、梳理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 ；多中心治理理论（polycentric governance theory），分析了分散化治理的优点和成本，它引导特别注意个别机构的规模和不同规模治理系统的运作，认为多中心、多层次系统可以产生集体行动，比统一机构，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或"京都议定书"进程，更为有效 。

四、结论

在问题意识上，全球气候治理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与以往国际气候制度研究相较有明显区别。学者研究不再局限于"一个公约、一个议定书"制度框架和各国政策立场间的互动关系，而是将视野扩展到上述互动关系外的"全球""治理"上，并将全球气候治理看作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有机体"，并试图回答如下问题：1）治理主体问题，试图为全球气候治理勾勒一个清晰的"权力谱系"，以此来解释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实践的动力来源。2）治理结构问题，注重对其结构、新的权力形式以及网络的研究 。3）治理机制问题，包括公私合作、市场机制等新机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以及机制替代等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全球气候治理"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其研究方法有几种倾向：一是折中主义分析倾向，亦即抛开传统的理论流派与范式的学术争论，通过更多地剖析和研究具体的经验案例来发掘、梳理和发展理论的解释力；二是系统研究方法逐渐显现出更强的解释力；三是有些新的学科及理论参与到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中来，例如，制度经济学、全球行政法理论等。

尽管目前"全球气候治理"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完整的理论框架，但随着气候治理实践和研究的发展与互动，其将会形成具有解释力和指导力的理论框架。于此相比，我国学者开始更多关注国际气候制度发展与国内应对气候变化治理间的互动关系、国际制度规则"内化"和有效性等问题。在方法上，除了国际关系理论外，开始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框架来分析问题。同时，对于"全球气候治理"，仅在"非国家治理主体"和"气候制度内化和治理有效性"等问题上能够看到"全球气候治理"这一主题的影子。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加强"全球气候治理"的主题研究，用好这一概念，增强学术话语权。

参考文献

[1]葛汉文：《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际机制与国家》，《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年第3期，第72-76页.

[2]Michele M. Betsill， The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Prepared for the 2012 Spring Workshop on Public Policy Process （WOPPR） series on "Digging Theories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Management"，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Colorado-Denver. 28 March，2012.

[3]同上.

[4]王金梅：《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在国际气候治理中的互动》，《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3期（下）.

对气候变化的理解篇4

一、气候变化科学中的悖论问题 科学哲学和近代科学产生的历史深刻揭示出科学悖论在科学进步中的重要意义。然而，当今气候变化科学中却存在一种忽视科学悖论的“暗流”，特别在与之相关的政治、文化领域。气候变化科学被限定在一个围绕气候变暖展开的一系列科学行为和活动中，并被各类专家和权威加以巩固和强化。但正如培根所言，“过多的信任赋予各种技艺的创造者，奉他们为权威，视他们的话句句正确；而不是把他们看作向导，给人以指引。这种盲从造成的弊端是无穷尽的，科学成了妨碍它自身进步和发展的主要原因”［17］26。因此，正视悖论的存在才是气候科学得以进步的重要前提。此处我们对气候变暖的科学性及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无质疑，而是旨在指出气候变化科学悖论存在的可能性，具体表现在：1．气候变化科学属于蕴含悖论的复杂性科学。所谓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　science），是研究复杂性与复杂系统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所涌现出复杂行为、特性与规律的科学［18］5－6。20世纪初，以量子论和相对论的创立为标志，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科学革命开始。二战后，系统论、控制论纷纷进入科学领域，20世纪70年代，科学又出现从协同学、突变论向非线性科学的转向。无疑，21世纪的复杂性科学正是建立在这些新的科学研究方法上，而气候变化科学属于复杂性科学，正是体现在它的非线性上。1974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气候物理基础和气候模拟国际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气候系统的概念。会议总结报告指出：“在了解地球气候的形成和变化机制中，我们面对一个极其复杂的物理系统，这个系统不仅包含着我们比较熟悉的大气行为，而且还包含我们所了解不多的世界海洋、冰体和陆地表面各种各样的变化。除了物理过程以外，还有复杂的化学、生物过程影响着气候，也影响着地球上人类和其他有生命的世界，这些过程在各种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有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并构成一个耦合的气候系统。”［19］34－35因此，气候变化科学不是一个局部的、静止的和线性的科学，而是一个全球的、动态的和非线性科学，在大气与海洋、陆地等非大气部分之间不能做简单划界，它们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既然气候系统是一个强迫耗散的非线性系统。那么在非线性问题上，作为科学研究的基础———数学，特别是纯数学是无法应用的，而以非线性微积分为基础的大型计算机的数值模拟也存在巨大缺陷：一方面，从本质上讲，非线性微积分解析方程，除极其个别的外，根本不可能求出解析解；另一方面，在人们设计初值时本身就存在局限性，无法避免生存环境不断演变。换言之，我们只能逼近全局，而无法达到全局。因此从理论上讲，当前我们对气候变化科学的研究仅是开始，远没有达到真正掌握气候变化规律的情境。在这样一种科学语境下，必须充分意识到气候变化的非线性，以科学的角度对气候变化做出解释，而不是得出一种武断的结论①。因为“只有我们真正认识了这些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相互作用，在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限度内开发利用其资源，我们所做的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努力才能最好地保护自然”［20］4。2．气候变化科学的历史也揭示出气候悖论存在的可能性。到目前为止，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上文所说的数值模拟方法；另一种则是历史类比方法，即从气候变化的历史出发，寻找气候变化的规律性以及相似性。众所周知，地球大约形成于45亿年前的冥古宙时期，此时的地球是炙热的，围绕它的大气则是富含二氧化碳的岩石蒸汽。而随着地球逐渐冷却，在38亿年前适宜生命的地球大气最终形成。之后，尽管地球经历了极寒（新元古代时期）和极热（白垩纪时期）的天气，但地球表面的温度始终保持在适合于生命生存的范围之内［21］86－95。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气候变化，当前科学研究已逐渐表明，从百万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尺度来看，构造运动（火山、造山运动、大陆漂移）是影响气候变化的主导因素。从数万年的时间尺度来看，地球环绕太阳轨道的变化能更强烈地影响气候变化。而从百年来看，大气温室气体的含量的变化是影响气候的最重要的因素。从数十年来看，大气粒子，尤其是硫酸盐气溶胶载荷的变化可以影响气候，部分抵消二氧化碳的增加［21］83。因此，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可以发现，短期的气候变暖可以被大气粒子所影响①，中期的则会被地球环绕太阳轨道所影响②，而试图永远变暖则在地球演化中从未发生过。因此，气候变暖或变冷势必取决于不同的时间尺度。作为权威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也非常谨慎地指出，至于人类工业活动与气候变暖的关系，只是“变暖的原因之一”③，而不是变暖的主导因素，还需要进一步的科学研究④。第三，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也仍然存在着悖论。毫无疑问，在第三纪末发生的气候变冷，森林退化为草原，对人类的起源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而里斯冰期时人类与环境斗争，使之又掌握了第一种能源“火”，可见，气候变冷对人类进步而言具有重大意义［22］3，74。然而，这并不能说明气候变暖则都是负面的。例如印度文明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时期出现的；罗马帝国的扩大也得益于温暖的气候环境［23］106－109。同样对于中国，我们发现也存在这种悖论。例如，唐朝的建立与辉煌之期，正是气候变暖的时期（比现今气温高出约1℃），而明清时气候转冷时，旱涝灾同时也增多了［24］106－107，91－93；［25］164－186，255－290。因此，简单地以气候变冷或变暖作为灾害和社会兴衰的发生不具有严格的决定意义。 二、气候变化立法中的制度预设 当全球变暖成为社会主流观点之际，我们是否能仅以此作为立法的依据？法国科学史学家阿科特指出，“一致对于科学真理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个可靠的标准”，“在全球变暖方面利用一致性作为真理的标准实际上是一种古怪的认识。一致和真理属于不同的词汇领域，它们不会重叠：在我们看来，一致思想从属于科学社会学，真理思想属于科学哲学”［27］248。基于此，按照胡塞尔所说的，“为了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达到一种彻底的自身理解，必须进行深入的历史的和批判的反思”［28］29。我们认为，在气候变化立法中应蕴含科学悖论的理念。因为如果不采用科学悖论的认识方式，只强调气候变暖的因果逻辑，忽视气候的其他变化，就会出现如培根所言的：“现在所使用的逻辑，与其说是帮助着追求真理，毋宁说是帮助着把建筑在流行概念上面的许多错误固定下来并巩固起来。所以它是害多于益”［26］10，而且“建筑在意见和武断的一些科学当中，冒测和逻辑是有效用的；因为在那里目标乃是要迫人同意于命题，而不是要掌握事物”［26］15。更重要的是，“若是使用冒测的办法，纵使尽聚古往今来的一切智者，集合并传递其劳动，在科学方面也永远不会做出什么大的进步；因为在人心里早已造成的根本错误不是靠机能的精良和后来的补救能治好的”［26］15。因此，气候变化立法的制度预设应建立在科学悖论的哲学基础上，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第一，气候变化立法应以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这就要求应极力避免以气候变化本身作为立法目标。因为对于不同的利益群体而言，变冷抑或变暖的制度预设都会带来公开或隐含的利益冲突。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所言，“如果人们必须就应当优先考虑哪些特定利益的问题达成共识，那么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就会失去和谐，并发生公开冲突”［29］4。这样所带来的结果，要么是难以达成相关立法，要么是制定出一个没有任何实效的立法。因此，只有以经济发展为目标，而以针对气候变化开展的活动为手段，才能使气候变化的科学悖论真正起作用。进言之，无论气候变化科学的最终认识如何，只要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制度预设下，就会产生一个社会所需要的普遍效用。第二，气候变化立法应以能源变革为直接目标。无疑，气候变化与能源利用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后者又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物质条件。然而，如果仅以经济发展为目标，能源利用中可能出现某种恶性循环，如“资源诅咒”①。因此，只有以能源变革为目标，经济发展才是长期的、稳定的和可持续的。更重要的是，能源变革会促使二氧化碳排放出现根本性变化，实现由形式减排转向实质减排的转化。此外，从各国气候变化立法的经验亦可看出，能源变革乃是各国最终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策略和方案②。因此，能否实现能源变革将是国家气候变化立法成败的关键所在。第三，气候变化的适应较之减排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尽管在气候变化的减排与适应上，一些学者始终坚持减排优先③。但从复杂科学和气候历史来看，适应比减排具有更重大的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适应性造就复杂性。美国系统科学家霍兰曾言之，“每个系统的协调性和持存性都依赖于广泛的相互作用，多种元素的聚集，以及适应性或学习”［19］4。无疑，气候变化的复杂正是地球和生物在不断适应和相互作用过程中出现的，而最终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才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另一方面，从气候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史来看，适应性往往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例如，中国从隋到盛唐，气候一直处于温暖期，但公元610年却突然出现一个短暂的变冷，而隋朝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从而造成农业歉收，成为引发隋末战争的原因之一［30］74－83。因此，无论是变暖还是变冷，适应性都具有更大的实践价值［31－32］，特别是气候的冷暖交替，又往往与极端天气相联系。这就要求气候变化立法应构建在更全面的适应方案上。“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的良好的法律。”［33］199无疑，蕴含科学悖论的气候变化立法符合这一诉求。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大自然使人类的全部秉赋得以发展所采取的手段就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34］6，很显然，科学悖论实现了这样一种“对抗性”。当然，康德在说这句话时也看到了它得以发生的条件，即“仅以这种对抗性终将成为人类合法秩序的原因为限”。因此，作为“人类合法秩序”的立法之制度预设，无疑对于科学悖论潜能的发挥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毋庸讳言，蕴含科学悖论的气候变化立法必然代表着一种科学进步。 作者：吕江 单位：山西大学

对气候变化的理解篇5

中图分类号：TV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气候的变化对全球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也在关注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是很显著的，特别是对一些低海拔的国家和地区，气候变暖也将可能会国家与地区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全球都在尽量适应气候变化的所带来的问题，也尽量解决这些问题。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产生的影响是我们必须关注和解决的。本文主要在全球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相关研究基础上，着重对我国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进行论述。

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产生的影响

气候的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首先就会表现在全球海平面的高度上，当全球气候变暖，就会表现在全球海平面的升高。主要就是因为气候变暖会加快冰川的融化速度，使得海平面容易上升。根据IPCC的报告显示，截止2007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过去的50年时间里面，全球温度升高的趋势是每十年升高0.13摄氏度。全球温度的升高不仅导致了冰川融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而且温度的升高也会使得海水不断扩张，这也同样会导致海平面的上升。

气候变化对我国水文水资源产生的影响

气候的变化对于全球水文水资源产生的影响已经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这对我国水文水资源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也需要引起我国的重视与关注，特别是对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诸多问题，更是应该引起各方的注意。气候变化对我国水文水资源产生的诸多影响已经显现出来，首先就是气候变化对我国的降水分布和降水强度都产生了影响。对降水量的影响，不同的地区也呈现出不同的趋势，比如西部地区的降水总量就呈现出增长的趋势，而西南地区的降水量就呈现出减少的趋势，因此，不同的地区在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时候在降水量上面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气候的变化也对我国不同地区的降水频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首先就表现在我国不同地区的降水频率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主要就是东部地区的降水频率明显减少，而西部地区的降水频率有所增加。虽然降水量有所增加，但是水资源的利用率也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增加，因为降水量虽然增加了，但是气候变暖之后导致的蒸发量的增多也会影响到水资源的利用率。其次，气候的变暖也对我国冰川的融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加速了冰川融化的速度，冰川融化速度的加快，也减少了我国冰川的面积，这对我国主要依靠冰川径流补给的河流产生了很大影响，直接减少了这些河流的径流。最后，气候的变化也对我国水循环系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甚至还会对水灾害产生很大的影响，或者是引发一些其他的自然灾害，因此，必须重视气候变化对我国水文水资源产生的影响，对气候的变化以及水文水资源的变化进行科学合理的监控，并且结合科学的技术方法对水文水资源的变化趋势进行预估，尽量预防一些灾害的发生，提高我国水资源的利用率，缓解我国因为气候变化导致的水文水资源的问题。

气候变化趋势下的水文水资源工作方向

在前文中已经论述了我国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产生的影响，很多影响都是比较负面的，这对我国水文水资源工作的长期发展来说提高了难度，也使得我国水文水资源的发展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在此背景下，结合气候变化对我国水文水资源产生的影响以及我国水文水资源工作的发展现状，笔者将对气候变化趋势下的水文水资源工作方向进行论述。

首先，应该客观正确认识我国水文水资源工作的现状。气候变化对我国水文水资源产生影响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现在能做的就是要客观正确地认识这个已存的事实，只有客观正确认识这个事实，才能结合这个事实以及科学的方法与成功的经验来开展我国水文水资源的工作。我国诸多的水灾害事件已经很好地证明了我国水资源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很大，而且水资源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也是十分敏感的。表现较为显著的就是水资源在面对洪涝、干旱或者其他水资源短缺问题的时候表现出来的适应能力比较低，因此，这也是我国水文水资源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应该在今后的水文水资源工作中重视解决这一问题，或者是提高我国水文水资源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其次，除了正确认识我国水文水资源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之外，还应该客观认识到解决我国水文水资源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也包括一些水利工程的建设、水资源管理机制的建设、经济发展因素以及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因素等。要加强我国水文水资源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首先就是要强化水文水资源的专业知识，用专业的知识来分析我国水文水资源的现状，也用专业的知识来协助解决我国水文水资源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其次，在水利工程的建设和施工过程中，也应该充分考虑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和问题，提高我国水利工程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以预防我国水文水资源因为气候变化导致的一些水灾害的发生。

最后，提高我国对水文水资源相关研究的重视程度，加大对这些研究的投入，以促进我国有更多的科学研究可以投入到生产和生活中，不仅有助于解决我国水文水资源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而且也可以提高我国水文水资源研究事业的发展。

结束语

气候变化对我国水文水资源的影响是显著的，很多水灾害的发生也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本文主要论述了气候变化对我国水文水资源产生的影响，而且也提出了我国水文水资源工作的发展趋势，希望可以提高我国水文水资源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促进我国水文水资源研究工作的进步，文中不妥之处还望指出。

参考文献

[1]宁金花,申双和.气候变化对中国水资源的影响[J].安徽农业科学.2008(4)．

对气候变化的理解篇6

一

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是指能够识别(如采用统计检验)的气候状态的变化,即平均值变化和/或各种特性的变率,并持续较长的时间,一般可达几十年或更长时间[1]。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只是气候系统和气候要素变化的原因、幅度和区域分布迥异,且未来气候变化预测还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气候变化影响了粮食的安全。所谓粮食安全,是指“保证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粮食”。(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的一些学者结合中国国情,根据FAO的定义,对粮食安全概念作了进一步阐释。例如,郭书田认为:“中国粮食安全应该包括五方面内容,即粮食自给率、粮食库存率、农民收入、生态环境、食物安全等。”[2]翟虎渠认为:“现代粮食安全的概念应包括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3]从以上对粮食安全的定义可以看出,无论国际或者中国学者怎样定义粮食安全,其中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都要确保有足够的粮食。充足的粮食储存量是国家安全的先决条件,离开这个条件谈国家安全,那国家安全就好比是空中楼阁。

二

“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民以食为天的观念如此源远流长,反映了中国几千年文明史和农业关系至为密切。粮食是国民经济基础中的基础,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资。目前,全球气候的变化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有如下的影响:

第一,气候变化影响中国粮食的充足供应。粮食的充足供应,指在数量上和市场上有粮可食,包括粮食生产、粮食储备以及外来粮食援助等。全球气候体系的异常导致中国在降水、气温、自然灾害爆发频率和分布、水资源利用、病虫害发生机制等方面出现反常,最终冲击中国粮食的生产和供应。

温度对粮食单产的影响。在中国,升温对东北农业区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升温可以延长作物生长季节,而且减少低温冷害的威胁,是其有利的方面;另一方面,气候变暖会导致积温增加,从而使作物的生长期延长。但增温也有不利的一面,气候变暖,特别是冬季温度升高,将有利于害虫和病原体安全越冬,使来年的虫病源基数增大,加重危害程度。

气温升高对水分有效性也将产生影响。气温升高使蒸发量增加,导致了作物灌溉用水量大幅度增加。即使是良好的灌溉条件,也只能一定程度地缓和蒸发量增大引起的干旱,并不能完全补偿增温带来的减产效应。另一方面,土壤水分条件通过影响土壤的透气性而影响土壤固有有机碳的矿化分解和外源有机碳的降解,进而影响土壤有机碳含量。若土壤水分充足,那么土壤空隙度就大,就促进了有机碳的矿化分解[4],增加土壤肥力。但蒸发量变大会使得土壤水分不足,影响有机碳的矿化分解从而影响粮食单产量。

而在气温升高而降水量不增加的情况下,又将会出现中国农牧交错带向南扩展。首先,东北与内蒙古接壤地区农牧交错带的界限将南移70千米左右。其次,华北北部农牧交错带的界限将南移150千米左右。再次,西北部农牧交错带界限将南移20千米左右[5]。农牧交错带的南移使得草原面积有所增加,但同时也加大了荒漠化的可能,导致中国粮食安全问题进一步加重。

第二,气候变化影响中国粮食市场价格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气候变暖后,土壤有机质的微生物分解将加快,这需要施用更多的肥料以满足作物生长的需要,而施肥量的增加意味着生产成本的增加。同时,气候变暖可能会加剧病虫害的流行和杂草蔓延,因此不得不增加农药和除草剂的施用量,而这将增大农业生产成本。粮食市场价格波动,实际上是通过生产投入要素变动来实现的。所以当生产成本发生变化时,市场对之进行反应的可能途径就是调整价格和增加市场供求量。而农民生产积极性受挫以及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加重导致的粮食减产,使得粮食市场供不应求,粮价就会上涨。粮价上涨一方面对粮食增产起到刺激和促进作用[6];另一方面粮价上涨又会影响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甚至引起通货膨胀,往往会发生经济社会的震动,1993 年和 2003 年就是两次典型案例。

三

气候变化已经对中国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造成巨大挑战,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积极开展气候变化应对策略的研究,进行远期的规划和防御,发挥优势避免劣势,保障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

第一,应对气候变化的粮食安全科研政策对策。综合运用气候学、农学、遗传育种学、灾害学、生产经济学等多门学科理论方法,以气候变化与粮食安全之间的相互作用为切入点,以农业主产区为重点研究区域,研究并揭示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系统的影响机理与适应机制,为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理清科学思绪[7]。

第二,应对气候变化的粮食安全技术选择。采取有效得当的农业技术应对气候变化(如优质农作物品种选育及产业化技术、转基因生物技术、重大病虫草害预测预报及防御技术、高效低毒新型化学农药及生物农药的创制技术、高效低污染新型化肥农膜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不仅可以有效降低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所带来的破坏程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有效利用气候变暖所带来的有利农业生产条件。

第三,应对气候变化的粮食安全政策措施。国家制定相应政策,从制度上保障农业科技推广的正常运行。各地也要因地制宜,选择不同的推广模式或多种模式,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8]。其次,要出台一些惠农政策,实行不同作物差别农业补贴政策,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再次,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应该“藏粮于国”和“藏粮于民”相结合。最后,要改变消费观念,做到节约和珍惜粮食。

对气候变化的理解篇7

[关键词]气候变化；水文；水资源；影响

中图分类号：P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40-0220-01

气候变化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之一，了解和研究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对于了解相关的水文水资源系统的生态平衡、环境保护、运行管理、开发利用、规划管理等具有重大意义。必须要对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进行分析，了解具体的研究方法，对其影响有大致了解，对其中产生的不利影响进行积极的改正，采取措施进行弥补。

一、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影响的研究方法

1、气候变化情景的生成技术

各个地区之间的气候变化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不能通过气候的预测很准确的表述各个区域的气候变化，即便是测量到的值也不是一个精确的，只是大致的估计范围，是一种可能出现的结果，这就被称为情景。可以根据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对气候变化情景的生成技术进行研究。比如说通过任意的情景设置，对可能出现的情景进行模拟，或者是通过对以往一系列气候环境的研究资料进行分析，进而得出自己想要的结果，亦或者是通过大气环流的模式，对气候变暖的可能情况进行分析。所有这些，都是气候变化情景的生成技术。

2、水文模拟技术

这是指通过模型来模拟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为保证水文模拟结构的准确性，因而保证模型的通用性和便于利用性；现有资料的准确性；模型内在精度的精确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只有保证这些问题的准确，才能较为正确的反应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1]。

3、水文遥测系统的运用

所谓的水文遥测系统就是指一些自动化的技术和设备，这些技术和设备主要是为了采集远距离的水文信息。水文遥测系统主要有三个部分构成，这三个部门合理组合更加便于水文资料的搜集、储存、整编、分配和检索。通过水文遥测技术可以搜集到大量的信息，更方便对水文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分析。进而更好地研究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

二、气候变化对我国水文水资源系统的影响

1、气候变化对我国河川径流的影响

河川径流一般对气候变化的反应比较敏感，气候的变化一有变动就可以在河川径流上反映出来。比如说我国从北到南，由干旱到湿润，山川河流对气候的变化反应迅速。在气候变化较为严重的今天，全球变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种状况下，气候变暖对我国山川河流的影响主要可能表现为三种结果，一种是北方径流量增加，南方减少；一种是南方增加，北方减少；还有一种是南方北方的径流量都减少。

2、未来全球变暖将导致我国西北高寒山区冰川萎缩

在全球变暖的气候影响下，对冰川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极地地区冰川面积的大幅度减少，这可能会造成冰川退减，一些流域干涸等情况的出现，使一些干旱的地区变得更加干旱，对我国影响最严重的是北方地区，尤其是黄土高原地区[2]。

3、随着全球变暖的影响，可能使降水量发生变化，蒸发量变大

全球气候变暖，不可避免的会对各个地区的降雨量产生变化，进而使全球的平均降雨量发生变化，可能会使平均降雨量增加，降水变率也会相应的增加或者减少，但不容置疑的是蒸发量一定会增加，这样就会使河流变的越来越干枯，干旱也会越来越严重。

三、减少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不利影响的对策及措施

1、实行人工降雨

在全球变暖的气候变化下，降雨量逐步变得越来越少，各地的水资源会越来越贫乏，尤其对于西北黄土高原等干旱地区，由于降水的缺乏，草木生长面临更大的困境，水资源的供需矛盾也会更加的突出。这就需要通过人工降雨的措施，人为的制造降雨，满足一些严重干旱地区的水量需求，最大限度的为干旱地区提供降水[2]。

2、植树造林，涵养水源

在气候变化如此干旱，水资源如此缺乏的情况下，除了采取人工降雨的外在方法，必须通过增加植被的覆盖率来涵养水土，最大限度的提高土壤的需水量，并且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洪水的强度。在降雨的过程中，能相对的涵养住水源，增加地表水的含量，并且丰富地下水资源，进而能通过不懈的努力最大可能的改善气候条件。

3、加强有关科研工作

从事与气候或者与水文水资源相关工作的工作人员，必须要致力于人工降雨工作的研究，更加的投入到相关的科研建设中去。国家必须要加大对于这些工作部门的资金投入，除了资金，还要及时的更新设备和工具，并且要加大投入相关的专业技术人才，一个科研机构只有具备这些充分的条件，才能发挥好科研机构本身能开发的潜能。更好地致力于人工降雨工作的研究，以及跨流域调水工作的研究，以便能更好地解决水资源分布不均匀的问题[4]。

4、加强气象服务和农田水利建设

为面对气候变暖环境下气候变得越来越干旱、水资源越来越缺乏的现状，必须加强对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以便更好地利用水资源，节能保水，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除此之外，还要加强对气象预报的服务，即时汇报天气情况，并且增强天气预报的精确度，以提高应对气象灾害的能力，加强对气候变化的抵抗能力。

结束语

气候变化的研究涉及到许多领域和许多学科，它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近年来，全球变暖越来越明显，这就对水文水资源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需要研究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研究方法，进而探讨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以及不断采取措施进行改善其中不利的方面，以更好地促进生态环境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利平，秦琳琳，胡志芳，曾思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水文循环过程对气候变化的响应[J]. 水利学报.2010，10（11）：13-14

[2] 吴志勇，郭红丽，金君良，闫桂霞.气候变化情景下黑河流域极端水文事件的响应[J].水电能源科学.2010，11（02）：32-33

[3] 刘亚敏，张生，刘亚峰.新疆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影响分析研究[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5（01）：23-24

对气候变化的理解篇8

【关键词】全球气候变化；水文；水资源；影响；建议

由于人们的生活方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人口激增、废气排放、土地遭到破坏、海洋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污染、有毒废料污染等情况都会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影响，而当全球气候发生了变化后，反过来又对水文与水资源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因此，需要对全球气候变化对水文与水资源的影响进行分析，并通过合理的对策来应对。

1全球气候变化对水文与水资源的影响

1.1对水文水资源质量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暖是当前气候变化最为明显的表现，全球气温的升高使得一些干旱或是半干旱地区的降雨量增加，空气中的湿度也有所提升，这样的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发展有着一定的促进性作用。但是对我国大部分地区来讲，降雨量的增加会导致洪涝灾害发生的几率增加。此外，全球气候变暖会导致气温的整体提升，这样会影响到水资源对污染物的分解能力，无法保障水文水资源的质量，进而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1.2对供水方面的影响

农业发展、工业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都离不开对水资源的需求，而全球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区域降水量不平衡的情况发生，进而引起水资源蒸发总量升高，影响了水资源的正常供给状态，更多地使用自然供给方式，减少人工供给量。但是在实际情况中，一些地区的降雨量并没有产生很大变化，如果降低了供给量会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全球气候变化会直接对供水方面产生影响。

1.3对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暖会导致很多情况变化，比如：海平面上升、径流减小、降水分布情况不均匀等，进而影响到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但与此同时，人口总量的升高会对水资源的利用产生直接影响，加剧了水资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由于我国南北方人口分布不均匀，因此，水资源的分布也不均匀，比如：北方人口较多，但是实际水资源的占有量却很少，导致北方干旱缺水情况严重；而南方则水资源较为丰富，甚至一些地区由于降水量的增加而经常发生洪涝灾害。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国水资源管理部门的管理工作的难度将会增加。

2降低全球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影响的建议

2.1强化水资源的供需和管理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我国相关管理部门应当要加强对水资源的供需管理，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建立完善的水资源供需管理系统，并定期对水资源的使用情况及其承载力进行全面评估，确保我国不同地区的水资源供给和需求处在更加稳定的状态。比如：针对我国北方、西北方降水量较少、容易干旱的地区，可以采用人工降雨的方式来进行水资源供给，以缓解干旱的情况发生。此外，为了加强水文与水资源的管理，需要对天气情况进行全方面了解，不断提高天气预报的准确程度，以便做好预防措施和水资源管理应对措施，避免气象灾害导致降雨量突增而影响了水文水资源的整体管理。

2.2加强节水、高效利用

加强节水、高效利用水资源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节约用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水资源的总量和质量，降低污水排放量，降低其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同时也能够节约成本，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为了促进提高人们的节约用水、高效用水意识，需要相关部门加大节约用水的宣传，呼吁人们在生活过程中节约用水，并进行多渠道开源节流，如：再生水、非传统水源甚至是海水等，都可以将其作为水资源供应。此外，为了节约用水，还可以通过植树造林的方式来涵养水源，通过增加植被的覆盖率来避免水资源流失过快，最大程度上提高土壤的含水量，缓解水资源短缺的情况。还可以加强对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更加有效地利用水资源。

2.3加强体制改革

基于全球气候变化对水文与水资源的影响，相关人员应当要不断探索水资源变化的实际情况，改善当前的管理体制，提高管理能效。在加强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应当要注重部门之间的协调性和互动性，以便在对水资源管理的过程中能够高效化完成，避免出现管理工作的时滞性。此外，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通过严格的法律条例来对水资源的利用进行统一、全面的管理，同时也能够对水资源市场进行严格的管理，降低水文水资源浪费的现象，避免全球变化对水文与水资源产生的负面影响。除了上述内容，相关科研人员应当要加大力度展开研究，给予水资源开发管理和利用工作一定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持，促进水文水资源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有效利用。

2.4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上文中已经提到，全球气候变化很可能会导致极端干旱、频繁降水等情况发生。因此，相关管理部门应当要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确保人们所从事的各种活动都能够尊重自然，尊重与水资源之间的协调发展，比如：强化沙漠地带的储水工程建设，有效缓解沙漠化加剧的情况发生；提高河道的防洪能力，避免降雨量突增而影响了水资源的总量，造成洪涝灾害。此外，应当要充分调节人类与水资源之间的关系，提高人们抗旱、防洪、减灾的理念，做到未雨绸。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干旱、洪涝的情况发生，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建立预警急救系统，对水资源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全面监控，保证水资源的调度能够满足人类发展与自然的正常发展。如图1所示，为以物联网为基础的水文水资源监控管理平台。

3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