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生态文明建设范文
时间：2023-12-27 17:13:42
论述生态文明建设篇1
【关键词】，军事思想，哲学
引言：受制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专门论述，也没有明确提出建设农村生态文明的理念，但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包含着丰富而深刻地生态思想，集中表现在其对人与自然关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经典论述。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也对生态农业给予了充分关注，形成了生态农业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农业思想包括生态技术思想、持续发展思想、规模化经营思想、绿色环保思想等，这些宝贵的生态思想对当今探索农业发展模式和理念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我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及主要内容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三农”问题时始终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统筹城乡发展、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科学选择和必由之路。党的十七大报告曾明确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在全社会倡导形成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增长方式、生产结构和消费模式，要使得生态观念和保护环境意识在群众中普遍树立。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提出要将“农村人居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作为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目标。我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迎来了时代的历史机遇和建设高潮。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构建生态文明的重要基础，是实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丰富、健康、幸福的重要保障和措施，也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总之，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经济健康稳步发展的坚持基础，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理论内涵
所谓生态思想或生态观是一种哲学范畴的表述，也体现某种世界观的追求，它主要反映了人们基于当前社会生态环境发展基础之上，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某种认知和把握。目前的生态思想主张主要有三大流派：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后现代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立足于实现人类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一切行动的准则。它认为，人类对于自然价值的判断在于其对人类的具体价值，人类对自然的关爱、保护的主要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现实利益，是人类基于对自身的责任。与人类中心主义相反，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自然客体具有内在价值，并不依赖于其对人类的用途。在自然生态系统中，自然客体和人类具有同等的存在和发展权利，人类应该更多的关注自然的内在价值与生存权利。后现代主义认为自然和人类同处于一个整体世界中，是一种互相包含的关系，自然界所有生物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现代主义是一种致力于消除人与自然尖锐对立关系，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状态的新型生态自然观。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对如何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系统与科学以及如何治理生态环境问题没有直接的回答和阐述，但是，以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代表的理论学派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社会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深刻分析和理论成果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对我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三、改善农村地区发展环境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新中国建立以来，伴随着我国农村土地分配流转的变迁，我国农村发展面貌也日新月异，关注农村事业发展历来是党的中央一号文件的重中之重。在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后，我国农村事业的发展又迎来了新的机遇。可以说，在我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只有实现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平衡、协调发展，才能实现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新要求、新方向，它要求我们从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观念等多层面推进农村事业的生态化转变，逐步建立起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共生的新模式。具体来说，建设农村生态文明，首先要做到整体把握、综合分析、逐层推进，其次要在农业生产与生活中，优化内部结构，改进生产方式，培育科学理念，整合资源布局，从而改进农村生态环境、改善农村发展面貌，让普通群众充分享受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
总之，建设农村生态文明的根本价值追求就在于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也关系着实现我国农业的持续发展、农村的和谐发展、农民的物质精神水平的不断改善。
四、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我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来源
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生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宝库中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在生态领域的拓展和运用。它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和世界观指导。马克思将人和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一个复杂的对立统一的整体，认为自然是人的母体，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人类本身具有着自然的属性，是自然界的阶段性产物，离开自然界的滋养，人类将难以生存和延续。
五、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我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了实践方向和原则
论述生态文明建设篇2
［关键词］生态文明；文献回顾；社会学视角
一、引言
改革开放后，生态文明进入中国学术界视野并发展迅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而引发的环境问题日益明显。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建设依旧遵循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随着经济开发的深入，如“癌症村”“PM2.5”“沙尘暴”“海上石油泄漏”等字眼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上。其次是由于我国政府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中共十提出了生态文明理念，要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生态文明建设首次被写入“十三五”规划中。再次，随着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中国公众的环境意识大大增强，由环境问题而引发的环保抗争活动越来越多。例如2014年5月余杭中泰垃圾焚烧厂事件，2014年3月广东茂名反芳烃项目游行示威等。第四，与环境研究有关的学科发展迅速，如生态哲学、生态经济学、环境社会学等，并对生态文明问题表现出了浓厚的现实关怀情结，迫切希望在理论上对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给予理论支撑。近几年学界对生态文明有不少论述，专家学者们见仁见智，提出了很多有特色的见地和看法，本文从社会学视角对这些观点进行梳理和述评，以深化对生态文明的认识，营造生态文明研究的良好学术氛围。
二、文献回顾
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民众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度愈发提高，社会学学者关于生态文明的研究虽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学说，但也有一些可喜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概念界定、理论假设、建设途径等方面。本文主要从认识视角、解释框架以及对策维度三方面进行梳理。
（一）认识视角方面
关于生态文明的理解，学界论述各不相同，围绕生态文明是文明要素还是社会形态，抑或是广义的生态文明和狭义的生态文明界定并存，学者们争论不休。关于生态文明的含义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四类。其一，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新形态。作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生态文明应该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及政治文明相并列。生态文明与农业文明或者工业文明不是对立更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一种并存关系。生态文明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它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蕴含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中。随着人们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的提高，过去对待自然的敬畏之心转化为开疆扩土的贪心，过度消费资源导致了生态问题突出，并阻碍了农业和工业的发展①。在人类改造外部环境的过程中，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优化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建立适宜生态运行的外部空间，生态文明应运而生。它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及政治文明既联系紧密，又各自保持着鲜明的相对独立性②。换言之，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的生态化表现，是文明的一种形式③。作为文明的新形式，生态文明不仅考虑了当代人的利益，也考虑了后代人的发展，实现了发展和生态两者并行不悖。其二，生态文明是构建起来的一种社会形态。洪大用认为，生态文明是社会所建构出来的，其实质是通过社会建设来促进生态建设④，以期实现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并指出我国局部地区率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有可能的⑤。陈涛指出，生态文明是现代社会所建构起来的新型形态⑥，是为了实现人—自然、人—人、人—社会、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良性循环以及持续繁荣而人为建构的。生态文明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能够达到的最高等级的发展形态⑦。生态文明是在一定的实践模式和思维范式下人为地定义、建构的结果，是人类保护环境，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下取得的一种亲和状态。其三，将生态文明视作一种社会结构。吴祚来认为，生态文明并不是指生态自然而然的“文明状态”，而是人类作为行为主体，以文明的方式来对待生态、对待自然，生态文明不仅是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更是一种系统观念，生态的状态是各种力量相互协调共生的结构⑧。宋林飞认为，生态文明就是将“生态化”的含义贯彻到“现代化”的概念之中，剔除人们思维中现代化观念的不合理内容，如利用科技征服自然、单纯追求经济产值、城市化、增加福利等⑨。麻国庆从生态问题角度入手，把生态问题看成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问题。纵观当代的所有社会问题，若干重大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因此，必须把生态文明这一议题放在整个社会结构中予以把握⑩。生态文明不是手段亦不是目的，是真切存在的社会结构，其发展要和与其他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等相互协调，相互交融，互利共生。其四，生态文明的广义及狭义含义。甘泉提出了生态文明的广义概念和狭义概念。广义的生态文明包含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不仅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包含了追求社会公正；狭义的生态文明就仅限于经济方面，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保护环境，实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①。郭洁敏也赞同这种划分，他认为广义上的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狭义上的生态文明是指文明的一个方面，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并列，人类在处理同自然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②。虽然这种生态文明广义和狭义的界定还不完善，但是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定义框架，具有借鉴意义。
（二）解释框架方面
中层理论抽象程度低、解释力强，比起宏观理论更具操作性。生态文明理论建设应当朝着社会学家默顿所提出的“中层理论”方向努力。在某种意义上，生态文明的未来发展更多地要依仗于中层理论的建设情况。对于生态文明的解释，学界已形成初步的研究假设，对此本文就生态利益自觉，生态认知革命和生态文化自觉，从“生态自发”到“生态利益自觉”三个研究假设加以梳理。陈阿江通过水污染研究提出，水污染、水环境恶化不单单是由于城市污染源转移到农村、工业污水废水排放不达标等外因引起的，其主观原因是本地居民环境保护意识淡薄、传统价值观的沦丧③。从意识和价值观的视角探寻环境问题的内在逻辑，忽视了经济这一重要变量，使得解释力薄弱，应用面狭窄。随着研究的深入，陈阿江提出“人水和谐”型发展模式，即EES型（Ecological，EconomicalandSocialDevelopment，简称E点），主要论述生态环境可以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良性互动以达到多赢态势④。陈阿江后来又提出了“生态利益自觉”的假设，即行为主体（个人或者企业）自觉意识到外部的生态系统或者自然环境可以给整个系统（比如社区或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或者带来经济损失。“生态利益自觉”可以分成“生态利益先觉”和“生态利益后觉”。开始就认识到生态和经济可以做到共赢的类型称之为“生态利益先觉”；而遇到困难后才认识到生态和经济可以做到共赢的类型称为“生态利益后觉”⑤。“生态利益自觉”是以利益为诱饵，目的是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或者社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个人或企业行为，保护生态环境。景军关注文化尤其是地方性文化在生态环境抗争中的作用，提出“生态认知革命”和“生态文化自觉”解释框架。如大川村的抗争关注点从家畜的生命到村民的生养问题，从鱼塘的水环境到整个村落的生态环境、生态权利，抗争关注点从水污染扩展到生态环境整体，这一综合的认知包括法律、生计、道德、社会公平、权益等方面，结果是生态认知革命的发生。大川村的环境维权活动也蕴含了“文化自觉”因素，宗族势力在环境抗争的动员和进行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村落中“黑孩”增多，医生劝告妇女不要饮用污染水，加之新闻频频报导污染事件，因此村民将生育与水体污染紧密联系，为了香火延续，环境抗争变成宗族的“使命”。庙宇、“风水”的传统文化也是抗争中文化自觉的外在表现⑥。从生态环境极度恶化转变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其实是认知革命和文化自觉的过程。生态认知革命是生态知识输入形成生态认知，生态认知升华到一定程度进行生态认知实践，最后促进生态认知的制度化。生态意义上的文化自觉，首先是从认知开始，意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然后表现在行为举止上，不利于生态和谐的事不做，最后扩展到外界生态环境，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麻国庆也关注了文化在生态中的作用，他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农村比较研究发现，农村社会在不同的区位环境中发展出一整套独特的、与其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生态文明体系。如果没有外界因素干扰，这种人地和谐模式将可能长久地延续下去。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生态文明多样性受到威胁，各区域人民也在改变着各自的文化以适应工业化。现阶段的生态文明建设也是种文化再造①。景军和麻国庆都从文化视角出发，注重文化因素和文化力量，充分考虑地方性文化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意义及作用。陈涛对当涂河蟹养殖进行了个案研究，发现其生态实践经历了从“大养蟹”到“养大蟹”的转变，而改变的主要原因是当地养殖精英意识到生态的重要性即“生态自发”。农村精英对各类养殖模式进行比较和反思，从而具备了最初的生态意识，通过“环境—社会”这一系统的“筛选”，进而形成生态利益自觉的理念。形成“生态自发”走向“生态利益自觉”的行为模式，又促使了社会性的生态利益自觉机制的形成②。这种农业上的生态思想对于工业发展也是很好的借鉴，“大养蟹”到“养大蟹”的转变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当涂县总结过往发展教训，调整发展模式后，致力于促进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提出工业发展实现“三个转变”，陈涛称其为招商“当涂理念”，即从“招商引资”转为“招商选资”，从“大办工业”转为“办大工业”，从“大招商”转为“招大商”③。数量和规模仅是衡量产业的一个方面，生态和可持续才是发展的根本，粗放型养殖向生态型养殖的转变，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典型代表。
（三）对策维度方面
环境问题背景下的生态文明研究，关注点往往落在生态环境危机出现后自主合理的选择，更加着重于解决问题，所以很多田野实践和学术理论立足于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建设，改善环境状况，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涵④。鉴于学者纷繁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从以下四个维度进行梳理。一是提升意识形成生态文化自觉观念。宋林飞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要加强生态环境教育，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要将生态文明融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之中，三者协调发展，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⑤。包智明认为，在社会文化上要积极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文化理念，提倡适度消费、低碳生活。要大力促进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并不断提升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维权意识等，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社会文化支撑⑥。麻国庆认为，不同群体的生态文明体系大多是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生态平衡为中心，强调人类与环境的和谐共生，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能持续发展⑦。洪大用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应重视不同文明间的对话，要吸收其精华，继承和发扬各种文明的合理因素⑧。观念看不见摸不到却真切地存在，树立正确、健康的生态文明观念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前提条件。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念不只是注重眼前利益，更关心整个生态环境状况，关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二是社会结构调整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洪大用认为，人与生态的和谐共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资源保障。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实质是社会问题，反映了社会关系的失调，是由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成员的行为模式共同导致的。以社会建设及社会结构调整推进生态文明发展，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建设与社会建设的统一体，其本质是以社会建设促进生态建设①。包智明认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在于处理好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建设生态文明必须调整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关系，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子系统入手进行改革、调整或重构，使之与生态系统相协调②。甘泉认为，应调整产业结构，规范市场秩序，树立生态效益第一、社会效益第二、经济效益第三的观念③。生态文明建设要想方设法化解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矛盾与紧张关系，将生态文明理念渗透到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三是借鉴西方经验发展我国生态文明实践。宋林飞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进行了详细梳理，并深刻反思了传统生态现代化实践的弊端，提出生态现代化建议：一是发展绿色工业，二是发展绿色消费，三是探索绿色“GDP”新政，四是生态金融与财税的创新④。何传启认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可以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借鉴西方生态现论，形成“中国经验”。通过践行生态现代化理论，不仅可以改善农业结构、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还可以促进农村环境保护，协调社会事业发展⑤。陈涛则更加注重实践，在实际调查中他发现，在大公圩地区居民充分发挥生态养殖中积累的本土经验，并应用到环境治理方面，使本土知识得到了很好的借鉴和应用⑥，这从实践层面给予本土经验以肯定。注重本土经验并不是拒绝先进科技，而是科技下乡要与技术本土化相辅相成，不断提高技术的社会适应性程度⑦，使科技与中国经验紧密结合。同时，要形成“推广—扩散”型的推广布局，即专业技术人员和示范户之间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推广关系，示范户和一般养殖户之间形成一种技术扩散关系，以此来促进技术应用长期扎根农村⑧。生态现代化未必是工业化，技术本土化是生态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生态现代化是农村发展的必经之路⑨。四是生态文明建设要扩大社会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可以算得上是一项顶层设计，要实现这项顶层设计还需基层社会参与。在以往经验中，基层社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属于“短板”，建设生态文明要特别关注提高基层社会的参与能力，使其能够真正参与生态环境决策和实施①。包智明认为，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要依赖于社会互动关系。生态环境问题不能仅通过一种社会力量的参与来解决，而是要在最初的决策和实践过程中倡导多元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②。扩大社会参与，应该建构一个更加完善、特点更加明朗而鲜活的社会系统，创建一套行之有效的环保行为规范来指导国民的环保行为，防止他们的行为盲从和行为失范③。生态环境问题是一项社会问题，建设生态文明不仅需要国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来约束，更需促进社会力量的优化，重视组织化的、理性的公众参与。我国亟待建立有效的全社会参与机制，基层社会的广泛参与将有助于我国建设一个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生态社会。
三、剖析与反思
客观而言，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我国社会学视角下的生态文明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在生态文明的界定、描述分析、实现途径及实践探索等方面成果颇丰，对生态文明理论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大量探索性工作，其中一些理论来源于实践，具有可操作性和理论前瞻性，这些理论的提出及完善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但是纵观现有文献和研究，我们还能发现一些生态文明研究中的薄弱之处，亟待引起重视。
（一）增强“理论自觉”，丰富理论框架
生态文明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研究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就目前搜索到的文献而言，大部分文章停留在宏大叙述阶段，实证研究相对匮乏。在实证研究中又有部分文章注重描述中国生态现状或具体描述某一个案，社会学解释性分析不够，归纳总结不足，学术概念界定和理论框架提升更是鲜有涉及，研究成果零散且缺乏学理性。学界需要继续加强经验研究，不断完善理论基础，提出具有一般性的解释框架。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发展得较为成熟，所以我国一些学者运用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范式来探讨国内的生态文明问题，提出了新颖的理论框架，但这些解释框架没有考量好理论的可操作性，也没有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衡量外来理论的实际作用。因此，我们要加强“理论自觉”意识，扎根田野，加强对经验研究成果的总结，提出相应的学术概念及理论。与此同时，我们要增加“理论自信”，敢于与西方学界进行理论对话，而不能简单地将西方的经验和理论奉为圭臬，不能盲目地“引用”或是“套用”西方理论。理论建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学界持续不断的努力。理论的建构和完善是为建设生态文明服务的，不能为了理论建构而去建构理论。所以更需要学者加强对本土生态文明问题的研究，提出“接地气”的概念和理论框架。
（二）形成“中国经验”，注重民间智慧
“中国经验”以其高度的开放性、探索性和包容性赢得了学界的认可④。当今我国建设生态文明，不能仅仅依靠城市或者先进的科技，还要调动各民族本土知识和生态智慧的参与⑤。在我国不同的区域，当地人根据地方特色发展出与生态环境共生、特色突出的生态文明体系，这些生产方式是“生态”的，例如岭南山区、曾经的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①。如何恢复那种自然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可吸取当涂养殖转型成功的精华，生态型社会更应注重品质，关注点应从数量转向质量，从生态对抗走向生态和谐，学习传统方法、挖掘民间智慧和老祖宗的“土办法”，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又一途径。中华传统文化和地方知识中有很多的生态智慧，如果没有基于中国实践得出来的“中国经验”，仅仅生搬硬套生态现代化理论来发展中国生态文明，只会使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陷入困境。因此，应注重发展中国经验，吸取传统文化精髓，尊重民间智慧，使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加快推进生态亲和型社会的进程。
（三）注重“底层视角”，深挖倒逼机制
在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急速发展的今天，工业布局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从城市逐渐向农村扩散。盲目激进地追求经济发展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了各种环境问题的发生。与城市相比，农村的生态危机更为严重，曾经的青山绿水不复存在，农民抗争日益增多。底层视角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印度，底层研究学派主张用自下而上的视角来审视底层，关注点聚焦于底层社会行动的目的、策略和方法②。底层群众的生产、生活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他们是生态环境的直接接触者，对生态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强，能第一时间感受到生态环境的异常，在这一问题上底层群众最有发言权。但在现实情况中，底层群众建言献策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要注重底层视角，健全建言献策的渠道。要注重底层视角，深度挖掘倒逼机制，发现倒逼机制的积极影响。生态环境恶化导致民间抗争事件数量增多，通过这些抗争事件，可以发现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漏洞，完善相关政策规定。在网络普及的今天，生态问题的抗争可以产生深刻的社会效应，有助于提高民众环境关注度，增强环境意识，还可以建立健全底层“发声渠道”，让生态文明从顶层设计走向民间实践。
四、结论
正如洪大用所说，一个学科的发展和影响大致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学科自身的发展；二是社会需求状况③。中共十以来，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等文件的出台，表明生态文明已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生态文明是由顶层设计推向学术研究的，且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政治学、生态学、法学等多个学科就此分别从各自的视角展开了解读和分析。但生态文明涉及内容广泛，还需要各学科学者进行跨学科的交流和讨论。目前，生态文明的社会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政府政策的制定，学术研究成果还不能有效地回应实践中的问题，亟需加强学者的社会责任担当和现实关怀情结。就未来学术发展态势来看，以下三点需要不断加强：一是要从宏大叙述中走出来，加强经验研究，增强“理论自觉”，阐述“接地气”的学术思想；二是要形成“中国经验”，充分发挥民间智慧的作用；三是要注重底层视角，挖掘倒逼机制中的积极因素，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论述生态文明建设篇3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制度；生态文明审计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了“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文明建设已然成为我国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经济转型，促进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推进器。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涵盖了政府、企业、公众等多个参与主体，涉及到政治、文化、法律、经济、制度和社会等各个专业领域。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政策作为支持或约束，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以及精确地实践操作（王爱国，2017）。因此，如何鉴证这项复杂而又庞大的工程？如何鉴证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呢？这就迫切需要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引入具有“免疫系统”的国家审计，构建现阶段以政府为主导的生态文明审计，让生态文明审计融入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当中，充分发挥生态文明审计的预防、揭示和抵御作用。本文对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制度、生态文明审计现有研究成果综述的基础上，初步提出生态文明审计内涵及实践路径。
二、生态文明与生态文明制度研究综述
1.国外研究综述。生态文明及生态文明制度在西方工业化国家是伴随着“马斯河谷大气污染”、“伦敦雾”等在内的“八大公害事件”逐步延伸出来的概念。这些环境事件逐步使人们意识到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G.P.Marsh（1864）在《人与自然》一书中，着眼于全球分析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着重强调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将会带来极大的危险。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陆续制定并颁布相关环境保护法律和法规，例如，英国政府于1956年通过的《清洁空气法案》、美国政府于1969年制定的《国家环境政策法》。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首次将制度化、规范化引入到了环境保护领域，从此逐渐完整的环境保护立法体系和职权分明的环境监管体系，成为西方工业化国家治理环境的主要制度性工具。1987年通过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揭露了人类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在改造自然环境中的不合理行为，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走循环发展利用之路。90年代后，西方工业化国家逐步意识到“环境经济政策工具”在治理环境污染的有效性，逐步采取综合运用价格、税收、信贷、收费等经济手段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和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治理，实现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斯诺（1994）提出生态文明制度应是推进生态文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建设的行为规则，这些规则制定与执行的科学性与效果性决定着生态文明的建设成效。21世纪以来，随着民众对环境保护意识的逐渐增强，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迅速发展。西方各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也各有特色，德国创新性的将循环经济概念融入到法律体系当中；美国将“循环经济”作为科学化能源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2.国内研究综述。“生态文明”理念在我国于2005年首次提出，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建立产权清晰的生态文明制度，生态文明及生态文明制度学术研究在我国实现了质的飞跃。谷树忠（2013）以党的十八大报告为基础，提出生态文明内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一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二是生态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三是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其认为生态文明应是一种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体现现代文明理念，助推经济发展和要求的一种系统。并设计了自然资源节约与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和国土开发与保护四种实现生态文明的路径。陈旭（2013）、刘峰（2013）等认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探索研究绿色发展制度；二是探索研究生态补偿机制；三是探索研究违法责任追究制度和监管制度；四是探索研究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巩固、孔曙光（2014）对已有生态文明概念辨析的基础上，将生态文明概念分为“类型说”和“要素说”，并认为类型说能更好的概括生态文明概念。狭义的生态文明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种理想社会状态；广义的生态文明是指一切有利于实现狭义生态文明的所有因素，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建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必须不断吸纳各种有利因素。沈满红（2014）提出生态文明制度主要包括如环境法律、规章和政策的正式制度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识、观念、风俗等非正式制度。张云飞（2015）提出应加快步伐转变现有粗犷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发展生态产业为核心，以生态环境管理为手段，以生态效益为发展最终目标，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三、生态文明审计研究综述
1.国外研究综述。1992年，环境审计委员会（WGEA）正式成立，该组织在国外掀起了环境审计理论与实践交流的高潮，国外学者对环境审计在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方面的研究层出不穷。Ammenberg（2001）、UNCTAD（2004）认为为了保证生态文明审计的效果及审计报告的公平性必须保证审计主体地位相对独立性并同时建立一套系统的生态效率指标。DixonR（2004）、ChiangC（2004）提出应当在以财务审计师为主体的审计团队中补充专门从事环境状况审计的审计人员，从而可以相对独立的开展生态文明审计，有效促进生态文明审计制度的建立。Nicolace（2011）提出生态文明审计是对与生态文明有关的经济活动进行系统的、连续的、有证据的客观验证过程，生态文明审计应被视为一种有用的环境管理工具。Evans（2011）利用工厂层次数据分析法验证了环境审计在应对生态危机上的重要作用。Banerjee（2016）通过整合及优化经济环境核算体系及各类资源价值计量模型，认为这些模型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评估政策实施前后潜在的经济和环境影响。为生态文明审计的价值审计提供了坚持的理论基础。国际最高审计组织（INTOSAI）提出生态文明审计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反映经济主体是否遵守相应法律法规的生态文明制度执行性审计，二是反映经济主体投入与产出关系的生态文明制度效益性审计，三是反映生态文明政策合理性的生态文明审计制度适应性审计，四是反映预防风险的生态文明审计制度完备性审计。2.国内研究综述。我国对环境审计的正式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83年，环境审计正式成为政府审计的有机组成部分。2008年资源环境审计第一次被视为六大审计类型之一，标志着环境审计服务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生态文明审计作为作为一个研究课题被学者广泛研究。刘家义（2012）、唐洋（2014）在对环境审计本质属性（受托责任观、免疫系统观）阐述的基础上提出目前环境审计研究的内容主要聚焦于项目本身的绩效性，研究内容较为微观，然而生态文明建设制度的层次与要求更高，因此加强生态文明审计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是审计机关履行生态文明职责的具体措施之一。孙晗（2014）利用PSR模型与层次分析法，并结合费用分析、风险分析等实证方法验证了环境审计在应对生态危机中的重要作用。刘西友（2014）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对审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生态平衡就必须构建多元化的审计工作格局，积极开展生态文明审计。沈洪涛（2014）从会计的管理和监督两大职能以及会计的受托责任观为切入点，认为会计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政府层面可以通过构建排放权交易制度、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征收环境税使企业外部成本内部化；企业层面应当构建生态会计系统和生态文明内部审计，履行企业生态文明保护义务；社会层面公开环境信息，建立对话工作机制，提高社会公众生态文明保护意识。马志娟（2014）将生态文明与政府环境责任审计相结合，提出了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政府环境责任审计的理论基础、审计要素、实施路径、审计方法，为构建生态文明审计框架指明研究方向。郑国洪（2015）定义了生态文明审计的内涵，认为具备监督职能的生态文明审计应作为国家治理的途径之一，并对生态文明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路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以及生态文明审计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王乐锦（2016）在分析国外机构及学者对环境资产价值计量的理论基础及国际实践，并结合我国现实状况提出采用预期生态系统服务流量未来回报的折现值估算生态系统资产价值，为生态文明审计奠定坚实的审计核算基础。唐滔智（2016）以京津冀等六省环保资金审计为例，提出生态文明审计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存在着审计涉及知识面广、内容多、资金来源广、每项审计内容重点不同，无统一审计评价标准、资金使用部门较多等难点，并提出了现阶段生态文明审计实践的重点依然应当是财政收支审计。都新英（2016）以政府审计在河南省的实践经验为例，提出了政府审计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机制及在实践过程中制约政府审计的一些问题，为生态文明审计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四、结语
我国现阶段针对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制度及生态文明审计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概念及内涵研究，尤其是针对生态文明审计尚无具体的进阶路径研究及具体实施案例研究。结合国内外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人认为生态文明审计的内涵是指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所涉及到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对生态或环境存在影响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的一种新兴的审计业务。现阶段在我国开展生态文明审计可以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审计、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节能减排审计三个方面作为试点开展生态文明审计（王爱国，2015），生态文明审计宏观上应至少对以下内容进行审计：（1）生态文明制度的健全性、科学性、合理性、可执行性、效益性；（2）与生态文明意识有关的文化内涵、文化素养、公民意识等的认可度和范导性；（3）生态文明建设资金的真实性、合规性和合理性；（4）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的经济性和公平性。在审计过程中可以采用绩效审计“5E”性要求构建生态文明审计具体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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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生态文明建设篇4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本位；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4）02001803
1引言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开启了近200年的工业时代，也带来了地球资源的井喷式开采。20世纪中叶，后工业时代面临着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抑制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问题。人类社会要摆脱困境，社会发展转型势在必行，转型的核心是要解决发展的生态问题。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过程中，长期粗放式经济发展带来了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导致了国内环境资源急剧恶化，产生了大量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提出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位一体”社会主义特色发展模式。这些举措都促进了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的探索与发展，本文对国内主要的狭义社会主义论、生态中心论、现代人类中心论、生态马克思主义论和生态伦理理论等5个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观点进行评述。
2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观点2.1狭义生态社会主义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论
狭义生态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以批判和解决生态危机为宗旨，以建立和谐的绿色社会为目标，深入研究了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强调人类应该依照生态要求规划生产，反对单纯经济增长主义[1]。狭义生态社会主义主要包括生态社会主义自然观和生态危机理论，认为人类存在是建立在人类与生物系统之间和谐、相互尊重的关系上，但人类在解决生态危机、重新认识人类对世界的态度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应当关注人类世界，关注现存世界。
国内狭义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初期，学者们主要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来体现其生态社会主义自然观，其中，柯自源（1977）提出“资源枯竭论”是“庸俗生态系统论”的观点，作出了世界现在面临的不是资源枯竭、生态危机，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狭义生态社会主义论断[2]。20世纪90年代起，许多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讨论解决生态危机的生态社会主义范式，他们的研究较多地集中于对现实资本主义生态弊端的理论批判和对绿色未来社会的理论设计。潘岳（2006）提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转移经济危机的新手段，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3]。郇庆治（2006）则强调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性问题，即论证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和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与生态可持续性原则的内在相融性[4]。
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流动快、工业发展迅猛，这对本来就有限的资源造成了的巨大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资源减少和环境恶化，但回顾我国社会发展之路，发现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中国如今也不得不面临生态危机的挑战，可见社会制度并非影响生态环境的决定性因素。随着狭义生态社会主义论弊端的凸显，现下国内与其相关的研究日益减少。
2.2生态中心论：生态本位
生态中心论是当代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普遍认同的理论，它以生态优先和生态本位为基本原则。强调人类应该把道德关怀的对象进一步拓展到人类之外的自然界，以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主张生物圈平等主义[5]。它主要包括生态优先论、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指人类之外的自然界具有不依赖于人类需要的内在价值和按生态规律生存下去的权利。
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者在借鉴和认同西方生态中心论的基础上展开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申曙光（1994）秉承生态优先理念，认为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着眼于其哲学、科学、能源等三大现实基础。他以生态文明在国外现实中的生产实践为论据，论证了优先考虑生态效益再考虑经济效益的必要性[6]。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提倡和发展，曹明德（2002）主张生态本位、生态优先，人类并不具有相对其它存在物的特殊利益和权利，提倡“生物圈平等”以维护地球生态系统和谐的思想[7]。
但生态中心论遭到了现代人类中心论者的反对。白光润（2003）就曾指出，人类利用生物资源是生态系统的自然法则。人类为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安全、促进生态系统的进化发展，对生态系统的必要干预是必需的，把人类混同于一般生物的纯自然主义也是对人类进化的否定[8]。正如王雨辰提及的人类中心论者对生态中心论的驳斥：一方面，任何物种总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而不会以其它物种的福利为中心，因此人类中心论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另一方面，脱离人类利益的生态运动是缺乏内在动力和不可持续的[9]。
生态中心论的生态本位、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等观点冲击了自工业文明以来的人类利益优先的社会意识，但其论述在理论内涵上具有含糊性，而且没有建立在严密论证的基础上，而是诉诸直觉和体验。生态中心论者阿恩・纳斯（Arne Naes）在其“深生态学”中论述了他的“生物圈平等主义”： 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是一种直觉上清楚明白的价值公理。这种直觉方法下的研究成果难以令人信服。
2.3现代人类中心论：可持续发展观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仍坚持人类价值的本位，强调人类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优先地位和目的地位，但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又颇为不同，戴维・珀（David Pepper）将它定义为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并且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现代人类中心论主要包括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提出真正的发展应该是基于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者之间的可持续发展。
20世纪末，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被赋予了新时代内涵的人类中心论重新回到人类发展的视野，丁立群（1997）从哲学人类学的层面上，提出人类发展应以人的最终解放为元价值，旨在建立人的完整本质和需要同自然之多维价值的全面联系[10]。进入新世纪，我国开展了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发展实践，俞可平（2005）认为生态文明的建设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客观前提，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安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并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而是把这些要求本身就视为发展的基本要素，其目标就是通过发展去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平衡[11]。尹世杰（2004）也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现代人类中心论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观，承认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中存在着缺陷，但这决不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存在什么问题[12]。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观也会带动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诸大建（2013）提出在强化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上深化社会的循环经济发展[13]。国内持现代人类中心论的学者们坚持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石。
但现代人类中心论的观点也存在着不足，虽然从生物都有其利己心来看，现代人类中心论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一味从人类利益出发，不尊重自然界价值和自然界权利的行为，必将导致自然的报复，这从现在全球面临的生态困境上就可见端倪。
2.4生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论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底蕴、以生态批判为切入点的一种当代资本主义理论。我国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学者们从我国社会实践中汲取经验，是根据我国历史和现下实际情况所提出的独特思考模式，它主要包括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论、生态批判理论等。生态经济协调理论明确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物质、精神和生态的协同共进，这个理论在中国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充实，形成了现在的“五位一体”发展理论，生态批判论从生态角度对我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在科学技术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等方面展开生态批判。
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观点直到今天仍备受国内学者的认可，刘思华（2008）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以马克思主义视角对生态经济学的特点进行了探讨，提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明确人类社会需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14]。此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建立与实践的重要性”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探讨。刘俊伟（1998）认为中国生态文明研究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社会实践（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社会实践主要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以实践为中介的主客体关系）和历史唯物主义观作为生态文明发展的哲学理论基石，社会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生态文明[15]。王雨辰（2009）也一直提倡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应转向历史唯物主义范式[16]，强调我们应该始终坚持用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实质，应当通过变革不公正的制度和生产方式，合理协调人们在自然资源占有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来解决生态危机。此外，刘仁胜（2010）也赞同中国建设生态文明要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成分[17]。但有许多学者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足也作出了中肯的评价，曾德华（2013）就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仍存在一些不足[18]，生态马克思主义在把资本逻辑作为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时，未能深入检审资本运作的内在机制；分析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时，又未充分发掘文化的深层内涵以及生态危机所彰显的文化问题。
生态马克思主义它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角度全面分析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其中不乏深刻之处。它力图将生态运动引向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双重变革，但由于它在使用马克思哲学观点和方法论时具有一定片面性，可能会造成改革途径偏离。
2.5生态伦理理论：“人―自然”中心轴发展
生态伦理理论出于中国传统人类伦理基础，承认生物和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和道德地位，但它并非生态中心论，更不属于人类中心论，它超越了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理论模型，构成“人―自然”中心轴系统。人与自然缺一不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一方的繁荣与发展也必定以不损害另一方利益为前提。生态伦理理论主要包括生态价值论和道德关怀论，要求人类要承认自然界拥有与人类平等的道德地位，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其他伦理主体自觉地、能动地履行道德义务、提供道德关怀。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的生态伦理学也为我国研究生态文明提供了一个独特角度。生态价值论定义了自然界价值的双重含义，狭义上是对人类需求的满足，广义上是指对地球上一切生命维持生存需要的满足，后者就是生态价值。叶平（1995）要求我们理解自然界价值和生态价值，提倡的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生态价值观，是对生态系统、生物圈的生态价值所进行的总体透视[19]。
不过，生态伦理理论把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作为人对自然的道德行为的终极尺度的观点引起了学界的争论。刘福森（1997）认为，人类之所以应当保护生态自然，最终是出于对人类全局的、长远的生存利益的终极关怀[20]。但余谋昌（2009）提出生态伦理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证明，出于保护自然价值的目的，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等行为的同时，也推动着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革，成为建设人类生态文明社会的积极力量[21]。人类在保护生态与关怀人类生存利益存在的是联动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现在生态伦理学正在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对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参考范式。
生态伦理理论紧密结合我国生态环境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倡环境道德研究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普及化，并将成果转化为公众的精神财富，为现实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伦理基础。不过其“合乎生态规律的就是有价值的”的论述把生态规律看成唯一的价值尺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黑格尔（Georg W.F. Hegel）唯心存在主义的影响，这一观点仍存在广泛地争论。
3我国生态文明研究的发展趋势
撇开已经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狭义生态社会主义论不谈，自生态中心论与人类中心论提出伊始，它们及其拥护者之间的争论从未停息，它们都在一定程度相对正确地阐述了后工业时代社会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向，并推进了生态文明的研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这些观点的缺陷与不足也逐渐显现。新的理论不断出现，其中结合了我国生态建设实践与经验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论，以及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出发的生态伦理理论等较受学界认同的理论也加入到论战当中。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需要，未来一段时期内，对生态文明的研究将更加深入。
感谢：本文在选题及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刘江宜副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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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生态文明建设篇5
关键词:新时代；西藏；生态文明；一带一路；生态管理；生态职能
2005年，同志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1］;2012年，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四位一体”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201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之际，题词“加强民族团结，建设美丽西藏”;2016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了推进绿色发展，打赢蓝天保卫战等重要论述［4］。不难看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西藏地处我国西南边陲，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在“一带一路”经济长廊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在分析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公共管理存在不足的基础上，探索和寻求新时代西藏自治区生态文明建设公共管理领域有待完善的对策建议。
1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公共管理内涵
回顾人类发展史，生产力低下时期人类主要以采集狩猎为生，对自然认识还不清，有一种本能的依附和崇拜心理;到了以耕田、放牧为主时期，对自然进行了初步开发和利用，物质生产活动逐渐频繁，人与自然处于相对稳定状态;随着科学技术的出现，人类开始肆无忌惮地对自然进行开发和掠夺，大自然也毫不留情的惩罚了人类，致使人类遭到了惨痛的报复，如工业废气的肆意排放致使大气污染严重，城市雾霾增加;人类无节制开采和乱砍滥伐树木，造成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废水的不合理排放使的水体受污，水生物种大量灭绝打破了生态食物链。至此，人类开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时代已经到来。21世纪，中国推动了生态环境的全球化治理。党的十八大会议以来，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人民幸福安康，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全局出发，创造性的提出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呵护自然、绿色环保、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宗旨的生态环保理念［5］，以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既要经济发展也要生态环境，发展和保护相辅相成的新路径［6］。随着生态文明概念的出现，生态文明建设也相应受到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广泛关注，从而由政府公共管理引出了生态管理。有学者将政府生态管理的定义为生态型政府基于公众生态服务需要通过政府生态职能的转变达到保护生态环境，提供公共物品，满足公众需求目的［7，8］。笔者认为政府生态管理内涵盖以下几个方面:(1)管理主体为生态型政府;(2)管理客体为生态环境、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3)管理方式为政府生态职能的转化并强化;(4)管理目的及效果为稳定的政治局面、健康发展的经济态势、悠久的文化精髓、和谐美丽的社会环境和团结幸福的人民群众。此外，政府生态管理是顺应时代潮流且接地气的管理模式，是历经几十年理论探讨与实践经验提出的管理方式，其不仅涉及生态环境管理，而且关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政府部门管理。政府生态管理既是多元治理的管理模式，也是以政府为主导，协同社会组织、支援团体和公众参与的多维模式。因此，政府生态管理思想的提出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成功表现。
2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公共管理存在的不足
对于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公共管理存在的缺陷，部分国外学者认为是传统公共行政和现代公共行政追求利益最大化，崇尚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并试图征服大自然的管理模式所致。与国外不同的是，我国政府反思国外政府公共生态管理思维及做法，提出了一系列倡导保护生态的发展理念［9］，但是，生态管理仍面临以下困境:
2．1部分政府管理者生态环保意识相对落后，生态职能转变缓慢
由于部分生态管理者管理思维的局限，只明确部门内部职责与分工，缺乏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存在不同部门、不同级和不同地区生态管理政策不一致的现象，其一定程度上延误了行政执法，降低了执法效率，阻碍了政府生态管理职能的有效发挥。另外，政府管理工作中依然存在重结果、轻过程的现象，缺乏提前预防和干扰意识。一些学者认为，滋生该类现象，主要是由于部分政府生态管理人员淡薄生态优先理念，视经济效益为重点，为追求GDP增长不惜破坏生态环境［10］。
2．2政府生态管理制度不严谨，生态法律法规不完善
政府生态管理者对于环境污染制度不完善，表现为事前生态环保宣传教育力度不够、生态环保观念薄弱;事中监管不力，有意包庇企业，以环境为代价一味追求经济的增长;事后处罚成本较低，没有起到震慑作用，绩效评估指标不合理。总之，政府生态管理制度和生态法律法规有待完善完善。如我国环境法颁布到目前已有三十多年，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备，内容更新速度慢，程序制定不严谨，部分法律法规之间互相冲突，给执法人员带来极大的不便。加之，部分执法人员业务水平不高，执法效率低，极大影响工作效率。此外，先排污后治理制度也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11］。
2．3政府生态管理技术滞后
由于受到技术水平限制，大量天然不可再生能源在开采和使用中得不到环保技术支撑，导致生态破坏。如一些企业生产技术不达标，且单纯追求经济利益，采用粗放型生产模式，对薄煤层或结构复杂的煤矿直接露天丢弃，不仅浪费资源，而且破坏生态环境;石油开采也不尽如人意，因技术不达标而时常出现漏油事件，同样破坏海洋生态环境;对于用水排污量大的企业，如果没有先进的治污设备，其生产运营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不可避免［12］。综上所述，技术受约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生产本身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人们的生活方式难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或多或少的破坏［13］。总之，生态管理技术的落后严重影响生态型政府的构建和生态职能的发挥，其势必对政府生态环保工程造成很大阻力。
3新时代西藏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公共管理对策建议
针对我国生态管理面临的困境，结合西藏自治区特殊的区情，现给出以下三点值得借鉴的对策建议:
3．1提高政府生态管理者的生态环保理念，转变生态职能
生态管理者要摈弃老旧的生态管理模式，面对复杂的生态环境，不能只局限于环境管理，要打破原先单一的管理方式，拓宽管理视野。有时，政府生态管理者还需要跨部门、跨领域的思维方式去协调各方关系，即要重视生态环境，也要追求经济效益，还要兼顾其他，在多种效益中取得平衡。另外，通过宣传等手段改正治理生态环境是政府部门的事，与群众无关的片面思想，正确树立保护生态环境，人人有责的正确观念。同时还应通过线上媒体线下走访的渠道大力宣传生态环保知识，深刻领悟生态文明思想，增强国民环保理念，提高其生态环保素质，加强政府部门与社会环保组织间的合作，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生态环保活动。
3．2完善政府生态管理制度，健全法律法规
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法律制度既是基础也是重点，生态环境保护需要完善和制定出相应的制度体系，如问责制度、政绩评估制度、终身追究制度等。其中问责制度是谁管理出现问题谁负责的体制机制，避免了消极应付，互相推诿扯破的情况;政绩评估制度通过规范评估程序，改进评估指标，参与评估主体多元化，显现管理程序化、规范化、严格化、制度化，有效防止一味追求经济而无视环境破坏;建立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对于环境造成的损害进行追究终生责任，有利于提高政府管理者的责任意识，做到治理提质，行动提速，实践提效［14］。将问责制度、评估制度和责任终身追究制度结合起来使用，更有利于生态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此外，管理人员还应提高自身管理意识和执法水平，改正理论与实际不相符的地方，颁布因地制宜的法律法规，制定谁破坏谁支付，谁受害谁受偿的制度，保证法规与制度的有效衔接，落实“依法治藏，富民兴藏”的战略思想。
3．3掌握生态环保技术，提高节能降耗
生态环境设备及技术落后而导致生态环境污染与破坏不仅是一个管理问题，更是一项技术难题，其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因生产技术未达标而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即人类活动造成的破坏，如西藏区内开矿、修路等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生态破坏，其属于生态主动破坏，主要通过优化生产工艺、加强技术创新等手段尽可能减少生态破坏;另一方面，因自然环境客观改造而非人类活动影响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如2018年10月西藏金沙江滑坡、泥石流、堵江等造成的生态破坏。对该类生态破坏问题，主要通过高新生态技术进行生态修复，其属于生态被动破坏。总之，不论生态主动破坏还是自然破坏，均涉及高新技术。且西藏高海拔区生态脆弱，易破坏难修复，对生态治理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掌握生态环保技术，提高节能降耗是新时代西藏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公共管理需要重点关注的对策建议。
4认识与结语
新时代，西藏生态文明建设应扬长补短，针对生态环保观念相对滞后、生态职能相对落后、生态制度不完善、生态环保法规不健全、环保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等问题，建议西藏生态管理中应做好三点，即(1)提高政府生态管理者的生态环保理念，转变生态职能;(2)完善政府生态管理制度，健全法律法规;(3)掌握生态环保技术，提高节能降耗。简言之，新时代，西藏生态文明建设应以绿色发展为主线，只有这样，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才能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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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生态文明建设篇6
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指向
“改革发展，理念先行”。全会《公报》中所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相较于以往党和国家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论述而言，既有创新，也有升华，更有提高，呈现和强化了两大全新指向。
（一）生态环境总体改善的指向
传统的“绿色发展”注重的是从节能减排及污染物治理的视角测度科技创新对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所提出的“绿色发展”，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之上，在面对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严峻形势之下，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压力之下，在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感召之下，与时俱进提出的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论断。《公报》从“绿色发展”所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出发，围绕人与自然和谐、主体功能区建设、低碳循环发展、资源节约与利用、环境整治、生态屏障构筑等多个方面的内容，从生态文明和“绿色化”发展的高度进行了新的理论阐述，这不仅赋予了“绿色发展”这一模式崭新的面貌，也为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美丽中国建设的指向
党的十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首次提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使“美丽中国”的表述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也令“美丽中国”从一句抽象的理论表达“落地生根”为具象的实践形态。这是我国在“绿色发展”的实践过程中，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不断摸索、总结经验，并在实践中加以深化所得出的科学的理论认识。在未来，“美丽中国建设”必将与“绿色发展”实现，相互包含，相互促进，并举并重，共同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
绿色发展的新突破口
绿色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其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引领之下，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全会《公报》依托绿色发展理念，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加以探寻。
（一）“视野和领域”的突破口
“绿色发展”不仅要立足国内，同时还必须综合考虑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生态安全领域同样如此。作为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人类生态系统的安全，已经越来越引起全世界的广泛重视。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森林退化、土地荒漠化等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逐渐成为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在上述背景之下，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率先提出了“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这表明我国在“绿色发展”中具备了国际视野，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积极主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整个地球生态环境的担当，向世人进一步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应有的诚意和姿态。这一提法，还要求我们将生态环境发展问题放到全球化的背景下加以考量。相较于“只顾自家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的逻辑，强调中国对全球生态安全的贡献，将有利于我国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生态环保进程，推动世界生态环境安全建设，与其他国家一起共同构筑生态环境保护的国际新格局。
（二）“体系与格局”的突破口
本次全会《公报》从格局建设、体系建设、权责分配等多个不同角度，给出了全新的提法和论述，且提法更加新颖，论述更为独到。首先，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率先提出了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自然岸线格局。其中，“自然岸线格局”的提法表明我国将一如既往地顺应自然，更加重视天然形成的地理分界线，避免岸线受到人为的破坏和开发;同时，自然岸线格局也表明我国将海洋这一天然分界线纳入了格局建设之中，用格局把中国的国土做了全方位覆盖;其次，《公报》中提出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和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这一方面表明“两个体系”是绿色发展最重要的内容;另一方面在强调“绿色发展”全面性的同时，也从体系的角度将绿色发展诠释的更加生动具体;再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时我国提出了“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本次全会在此基础之上，从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的角度强化了其制度属性，在推陈出新的同时又与以往的交易制度相呼应，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相配套。
（三）“举措与制度”的突破口
出于“绿色发展”需要和当前生态环境形势的压力，本次全会在《公报》中提出了两项重点工程、两次重大行动和三个关键制度，从三个不同的维度层面进一步加深和强化对生态环境发展的推动作用。具体来看，一是“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和“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近零碳排放”这一严苛的标准，要求我们以更大的气力投入到“碳排放”的整治之中;“山水林田湖”作为生命共同体，其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做到统一的修复与保护。二是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和蓝色海湾整治行动。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要求发挥林业的基础性作用，坚持全民动员、全民动手、全面绿化的方针，努力开展义务植树活动、生态修复工程、重点区域造林、防沙治沙、保护区建设、湿地保护、草原建设等一系列国土绿化行动。蓝色海湾整治行动要求更多的关注海洋生态环境建设，花大力气探索如何减少海湾污染，使海湾常绿，海水常蓝;三是明确提出了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建立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最严格”三个字凸显了当前我国生态环境已经到了不得不治、必须得治的阶段，一切治理活动都必须从严从重，方能取得实效。同时，建立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使信息上传下达将更加顺畅，还避免了环节过多所带来的管理损失，确保了管理效率，通过加强地方，尤其是对市、县生态环境的监管，解决地方保护主义的壁垒和准确获取环境数据等有关问题。此外，制度的形成，使天然林保护有了具体的实践标准，具备了现实的依托，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同时也将有利于充分发挥林业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绿肺”作用，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新路径
建设生态文明，走绿色发展道路，既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保障，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只有实施绿色发展战略，走绿色发展之路，才能有利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引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生态文明、推进“绿色发展”，既要面对新的局面，也要具备新的思路，更要有新的举措。
一是将“绿色发展”理念植入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之中。本次全会《公报》中明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其中，“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成为新目标之一，从“十二五”时期的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到“十三五”时期的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我国生态环境建设质量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低到高，从局部到整体的深化提高过程。这要求我们在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绿色发展，并以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为导向，时刻保持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通过绿色发展理念的渗透来坚定人们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决心。
二是要科学厘清五大发展理念之间的关系。绿色发展理念与创新、协调、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的，“创新”为绿色发展提供动力，“协调”为绿色发展保驾护航，“开放”为绿色发展提供机遇，“共享”促进绿色发展成果转化。在绿色发展过程中，必须时刻保持对生态环境新情况、新问题的敏感性;创新绿色发展技术、方式、体制、机制，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同时，加强对国外先进发展方式和理念的学习与借鉴;及时分享绿色发展的成果。
三是推进绿色发展必须树立全球性生态视野。绿色发展是当前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多需要面对的复杂课题，我国的绿色发展在起点、规模、程度、速度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绿色发展必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善于用他人先进的技术和方式来增强自身发展实力;同时，在自身发展时也要充分顾及对全球生态环境的影响，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对外要把握国际绿色发展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尽可能维护和争取发展空间; 对内要切实加快绿色转型进程，促进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民生。
四是将制度建设贯穿绿色发展全过程。绿色发展要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制度作支撑，用具体的制度对绿色发展理念加以规范和约束，形成全社会共同遵守的客观条例、政策、法规等。对违背绿色发展要求，影响生态环境安全的任何行为坚决用制度加以限制;同时，绿色发展相关制度建设要充分考虑客观条件的许可，考虑具体时期的主要矛盾，有针对地、分时期、按步骤地加以推进;在涉及不同群体的利益时，会对不同群体产生不同的影响，需要建立和实现更加民主的绿色发展制度建设和公共决策的机制。
论述生态文明建设篇7
伴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严重加剧，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生态文明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立一种关系民族未来发展、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生态文明，并把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建设融为一体。
高职院校作为向社会输送高级技能人才的重要基地。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课程中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对培养高技能、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有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文笔者就在教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论述高职院校思想政治课程生态教育的开展途径。
1在思政课中，开展生态价值观教育
生态文明教育，是系统的工程。其中，在人的思想中，价值理念直接影响人的行为。高校思政教师为了开展思想政治课程教育，应在教学过程中全面开展生态文明价值观教育，让学生懂得理解环境、认识环境对生存的重要性，尊重环境，从而培养学生的生态价值理念、生态道德观、生态审美能力等。
高校教师在思想政治课程中开展生态价值观教育，需要向学生培养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价值观。人与自然和谐之价值观，就需要教师向学生揭示自然本身具备的价值，并且对人类索取环境、资源的行为给予科学地界定。同时，教师应让学生重树正确的生态价值理念，把自然当做人类的朋友与好伙伴，产生尊重自然的关怀之心与道德情感，形成自觉遵守自然规则的责任感与义务感。
这就需要教师应教育学生形成一种不破坏花草树木、尊重自然生命的良好道德行为习惯。生态道德的出现，也代表人与自然建构一种平等的关系。这一种平等是不破坏、不污染自然生存环境，并承担让子孙后代享受持续生存、发展的责任。因此，教师开展的生态道德教育观，应引导学生正确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并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自然存在物价值等生态道德观上，建立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
2在思政课中，丰富生态文明知识
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生态教育知识比较少，教师在思政课中应丰富相应的生态知识。丰富生态文明知识，应从这几个方面开展。生态文明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有机结合。以两课中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为例，在这一课程思想教育内容方面，对学生开展生态文明理论教育，对学生观念进行生态文明的价值认同与价值引导，也能为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形成奠定基础。
在这一课程的道德教育方面，如果对学生开展生态伦理道德教育，对学生宣传生态伦理的道德规范，以及宣传先进的道德模范事迹，能有助于学生生态伦理道德的形成。教师还可以向学生讲授法律教育部门所制定的生态环保法律，强化大学生的生态文明理念，以及有关的生态法制意识。
在思政课中丰富生态文明知识，教师也应设置独立的、专门的生态文明课程。如可以专门设置一门《生态伦理学》课程，课程内容覆盖生态文明发展历程、生态文明相关的理论基础知识，国内外生态问题的解决之路与现状，并向学生系统讲述生态文明知识。为了让学生对生态文明知识有系统的了解，教师应仔细梳理生态文明的思想渊源。
目前，生态文明学派比较繁杂、来源众多。既有中国古代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也有西方的生态中心主义、动物中心主义、马克思生态主义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为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生态文明教育的现实性与继承性，在讲述古代生态文明知识基础上，实现生态文明教育的现代化转变。
高职院校教师还可以结合学生的专业课程，来开展与渗透生态文明知识。如对于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可以在讲述旅游知识的时候，有目的地渗透生态旅游、文明旅游方面的知识，间接地引导学生形成生态文明观念。对中文专业学生讲述专业课的时候，应讲述与生态文明有关的文学作品，让学生知道生态文明给人类生存带来的积极意义，在更深层上思考与理解人与自然所建构的关系，达到生态文明教育目标。
3创新思想政治课程生态教学方法
为了更好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除了传统的讲述法之外，还可以根据教学实际情况，创新生态教学方法。如可以采用生态伦理两难选择教学法、生态伦理典型示范法、生态伦理互动教学法、生态环境熏陶法等灵活的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达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率的目的。目前，在生态文明教育上，采用生态伦理“两难选择”法是最少的。
这一个方面是在教学过程中，创设与营造一个与生态环境与生态道德密切结合的两难问题情境，引起学生对生态环境道德问题展开积极思考，并探索问题所在，推动他们积极去建构一个崭新的生态伦理观念，实现生态道德知识的内化。
在平日教学工作中，教师应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获得生态文明知识。如高职院校可以结合专业特点，以及所在区域生态特点开展生态文明教育。
比如可以让学生考察林区和农村的生态资源，达到普及生态教育知识的目的。教师在开展生态文明教育上，还可以鼓励学生到各个林管局、林区开展生态文明行为、生态知识宣传活动工作，达到提升学生的生态文明素养的目的。
论述生态文明建设篇8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县;生态环境体系;构建
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是生态县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生态县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支撑与保障，是促进生态县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与环境建设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自《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建设指标（试行）》颁布实施以来，我国生态县经济建设成就显著，但环境建设却经常被忽视，生态环境体系尚未构建，资源浪费与污染现象并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明确理论依据，不断探索。
一、研究综述
目前已有的国内文献中尚没有关于生态县环境建设的专题研究，针对该问题的论述大多集中在生态县建设措施、规划编制、路径探索等总体研究中或通过典型案例形式呈现出来，综述如下：部分学者认为，生态县环境建设要充分发挥政府职责、划定功能示范区以及选择合理的建设模式等；部分学者提出应当重视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使其能够为生态县环境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部分学者提出生态县环境建设应优先进行重要环境工程项目，通过重要工程项目带动整体建设；部分学者认为应当通过控制污染物排放、降低资源消耗、开发清洁能源来推动生态县环境建设；部分学者提出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在生态县环境建设中的重要性，认为应统筹规划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并以此作为生态县环境建设的突破口；其他学者也提出生态县环境建设应以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为契机，改善日益严重的农村环境污染状况，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国外研究从不同方面和不同角度分析了生态县（市）环境建设的基本情况并提出解决方案，1990年著名的“城市生态组织”阐述了生态城市环境建设的十项原则；1997年，澳大利亚政府提出生态城市发展规划，为生态城市环境建设设计了框架；与此同时，生态城市国际会议也提出了生态城市建设计划书，为生态城市环境建设开辟了新思路；其他研究也都集中在重新利用、循环回收、能源保护、能力修复等方面，为发展中国家生态县（市）环境建设提供了经验和借鉴。国内外关于生态县环境建设方面的研究大都结合现实问题展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但这些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为：（1）缺少对生态县环境建设理论依据的研究，或相关理论探讨不深入、不全面，不能够为生态县环境建设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因此难以把握生态县环境建设问题的实质；（2）缺少针对生态县环境建设的专门研究，即没有将生态县建设指标进行分解和细化，研究内容与研究结论不具体、不详细、针对性和操作性不强；（3）缺少针对生态县环境建设的全面研究，大多数研究仍停留在单个问题解决的层面，欠缺系统性、整体性、规范性的阐述和论证。本文将生态县建设指标进行分解，并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视角专门研究生态县环境建设，同时将环境建设置于整个生态县建设中统筹规划与设计，提出生态县环境建设的根本在于建设制度的创新；生态县建设中的生态环境体系构建，将水环境建设、大气环境建设、固体废物处置、噪声污染防治结合起来，突出生态县环境建设的全面性、整体性和系统性。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县建设
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高兹、莱易斯和福斯特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生态危机、资源枯竭、环境恶化虽表面可解释为人与自然相处的不和谐，在理念、方式与行动上存在缺陷，但实质原因则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偏差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制度的偏差。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我们不仅要从技术层面分析生态环境问题，而且要从制度和人际关系角度来不断改革所有不完善之处，从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认为社会制度创新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而且其最值得深思之处在于提出了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他们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批判资本主义生态环境危机，阐述社会主义建立的必要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为社会主义增加新内容的同时，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通过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生态环境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才能够顺利实现。生态县（含县级市）是在县级行政区域范围内实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生态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是县级生态示范区和生态园区建设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最终目标。基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县建设，就是通过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在县域范围内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可持续的关系，即通过构建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并符合县域实际的生态文明制度和生态县建设制度，加快生态县建设进程，实现生态县建设目标。“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县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要求我们必须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使之成为我国生态县建设的理论支撑，构建全新的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从而为生态县建设提供有益路径。反过来，生态县建设实践也极大地丰富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新的实践源泉。
三、生态县建设环境指标及其分类
根据《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建设指标（试行）》的规定，生态县建设指标分为经济发展指标、环境保护指标和社会进步指标。其中，涉及生态县环境保护的指标共有21项，可分为水生态环境保护指标、大气污染防治指标、固体废物处置与利用指标、噪声防控指标等四类。水生态环境保护指标是县域水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要求，是合理利用县域水资源环境、防治水生态环境破坏的重要举措，主要包括县域水环境质量总体要求、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与村镇饮用水卫生合格率、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与工业用水重复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化肥施用强度及农村灌溉达标率等内容。大气污染防治指标是县域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基本要求，是整治县域重要污染点源、实施总量控制和开发新能源的条件和依据，主要包括县域空气环境质量总体要求、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农村生活用能中清洁能源所占比例及秸秆综合利用率等内容。固体废物处置与利用指标是县域固体废物处置与利用方面的基本要求，是推动县域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置与高效回收利用的重要保障，主要包括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与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率、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粪便综合利用率及农用塑料薄膜回收率等内容。噪声防控指标是县域防控噪声污染方面的基本要求，是提高县域居民生活环境质量、减少噪声污染危害的重要手段，主要包括县域噪声环境质量总体要求、隔音或消音处理等内容。水生态环境保护指标、大气污染防治指标、固体废物处置与利用指标、噪声防控指标等四类指标共同构成了生态县建设环境指标的主要内容。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导向，强调对以上指标的分解和落实，强调制度形成与完善在生态县环境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制度保障生态县环境建设的有效推进，构建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并符合县域实际的生态环境体系，才能不断满足生态县建设的要求，加快生态县建设的进程，推动生态县建设的创新，实现生态县建设的目标。
四、生态县建设中的生态环境体系构建路径
构建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并符合县域实际的生态环境体系，应着手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县域水生态环境体系构建。开展河道整治与雨污分流整治，加快县域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处理等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县域工业企业的环境监管，加快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建设；科学划定饮用水源保护区，保障城乡饮水安全；深化小流域综合治理，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贯彻实施国家水法律法规，加强县域水资源统一管理；健全水价机制，实行鼓励节约用水的水价制度；推广高效农业灌溉节水技术；加强节水型工业管理，形成节水型经济结构；加快县域污水处理工程建设，实施污水资源化。建设人工湿地，形成点、线、面结合的县域湿地系统，逐步修复县域水生态系统；实施以削减水污染负荷、提高水体水质功能为主要目标的县域污水再生利用工程。（二）县域大气污染防治体系构建。加强对县域内各种炉窑的工业粉尘和二氧化硫污染防治监管，对未实现达标排污的企业限期治理；根据国家总量控制要求，实行县域排污总量控制；加强民用燃煤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开展县域生态环境建设，防治建筑、拆迁、市政、运输、堆放和地面的扬尘污染；及时清扫路面，防治道路扬尘污染；加强城郊结合部扬尘污染防治，防止通过空气输送对城区的污染。开发经济、清洁、可再生新能源，积极探索再生能源的利用，大力发展农村沼气；发展替代能源；提高优质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比重，优化县域能源结构；积极推广新工艺、新设备、新技术，发展能源综合利用技术和能源环保技术。（三）县域固体废物处置体系构建。推行县域生活垃圾袋装化，实行收集、贮存、运输和无害化处置监管；逐步实行垃圾分类收集；建设密闭式的垃圾压缩式转运站，减少垃圾收集环节和在城区停留时间，避免二次污染。建设县域可再生废旧物资回收系统，推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提高废物综合利用率；建立县域物资和废物交换中心，促进物资交换和副产品与废物的处置。建立县域生活垃圾集中收运处置体系和运行机制；构建县域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垃圾收集、运输处置市场化运作模式；城区生活垃圾处置以焚烧为主，结合卫生填埋以及综合处理等多种处置技术；非城区以卫生填埋为主，焚烧、综合处理为辅。（四）县域噪声防控体系构建。禁止县域街道、广场、公园内组织的娱乐、集会等活动使用音量过大、严重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音响器材；对可能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营业性场所，居民区内有噪声排放的单位或个人，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采用技术先进的设备，降低声源强度；调整县域工业布局，使高噪声设备尽可能远离噪声敏感区；对高噪声设备进行隔音或消音处理，减少工业噪声外泄对环境的污染。禁止县域内高噪声施工机械设备在夜间和午休时间使用；合理调配建筑工地砖瓦灰沙石等建筑材料的运输装卸时间。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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