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范文

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篇1

关键词：消费 投资 净出口 国内生产总值

我国历年GDP中三大构成要素经济数据的描述

为了能从总体上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构成及其变化发展有一个直观的认识，本文根据1978-2012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中支出法GDP数据，首先进行描述性分析。图1用曲线来表示历年来三大要素在GDP中构成比重的变化情况，分析如下：

（一）投资需求情况

从投资即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结构来看，1978年以来，总体呈现出提高的态势，投资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从1978年的38.2%提高到2012年的48.1%，年均资本形成率为38.78%。尤其是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一直高居47%以上，基本和最终消费率持平，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少见的。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短期内存在着正向联系的特征，即高投资促进高增长，这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也为这些年来我国惊人增长所印证。2008年底，为了应对国际经济危机，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央政府启动了4万亿的直接投资方案，短期内对抑制经济下滑，带动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格局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会由于形成过剩的生产能力而影响投资回报率的水平，导致经济资源的浪费以及整个经济的停滞。

（二）消费需求情况

从消费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来看，与投资率相比较，我国的消费率则一直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并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消费支出率中居民消费支出率下滑趋势明显。1978年我国的消费率为62.1%，其中居民消费支出率为48.8%；然而到2012年，消费支出率下降到49.2，%，其中居民消费支出率仅为35.7%，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居民消费率一般维持在70%，投资率一般为20%左右，结构构成差异惊人。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突出问题是高投资、低消费的矛盾局面。消费增长速度，尤其是居民消费增长速度长期低于GDP增长率，容易导致的明显后果是高投资率所形成的产能与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局面，生产与消费严重脱节，消费结构与生产结构不一致，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难以在长期持续下去，必然会造成将来经济的波动。

（三）出口需求情况

从净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来看，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净出口率具有非常明显的波动性，容易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8年，我国持续实现了进出口贸易的顺差，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大，2006-2008年这三年净出口占GDP比率达到了历年水平的峰值，平均为8.0%。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方式使得我国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一直保持顺差，外汇储备规模逐年扩大，到2008年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到了2万亿美元左右。但是在2008年进出口率达到峰值以后，逐年开始明显下滑，从2009年4.3%，到2012年仅为2.7%，相对波动幅度较大。说明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关度越来越高，在全球经济下滑的、增长减缓的情况下，想依靠出口拉动中国持续稳定增长不太实际，从长远来看，我国不宜走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

综上分析可见，我国政府在2012年年底的十报告中指出的宏观战略目标是正确的，一国经济是一个完整体系，它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是按照一定的比例运行的，生产是基础，交换是条件，分配是结果，消费是最终目的。投资的提高要求相应的消费提高或者出口的提高，经济才能顺畅的运转循环。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三大支柱，各有各自的作用，其中，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最稳定、最长效、最可持续发展的手段。国际上大多数都主要是以消费带动经济循环，消费所占的贡献率最大，有的高达 90%以上，走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道路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大要素拉动经济增长轨迹的分析

为了进一步说明各个要素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程度，对宏观经济理论分析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有意义的参考，本文再计算各个要素对国内生产总值提高的贡献和拉动率指标，用以测量出GDP增长量和增长率中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大要素各自的贡献和拉动程度。计算整理得出我国1978-2012年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率统计数据，见图2。

对上述图2的统计资料进行分析，可见：1978年以来，消费需求对我国GDP的年均贡献率为54.78%，年均标准差为16.13%，平均拉动率为5.39个百分点；投资需求对我国GDP的年均贡献率为39.45%，年均标准差为20.84%，平均拉动率为4.22个百分点；净出口需求对我国GDP的年均贡献率为5.77%，年均标准差为22.72%，平均拉动率为0.31个百分点。

从图2上看，整个35年期间，三大要素的相对重要性时有交替。资本形成有时与最终消费对应互补，有时与最终消费合起来一起与净出口对应互补。应该说，消费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其贡献率和拉动率最大，同时数据和图形也显示，其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程度多年来基本保持稳定，也是各要素中波动幅度最小的部分。如果分阶段来进行分析，2000年其贡献率基本一直低于投资的贡献率，反映我国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发展特征十分明显。尤其在2009年这个极端的年份，资本形成于净出口之间呈现非常显著的对应互补关系，国外市场需求疲软给国内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依赖国内加大投资弥补，资本形成对GDP增加的贡献率接近了90%，拉动程度为8.1个百分点。郑学工（2007）曾对中国和国际上多个其他国家的投资贡献率和消费贡献率进行了比较，文中指出“我国投资的贡献率比其它国家高，而消费的贡献率比其它国家低”，“1979-2005年，全球的投资贡献率为23.15%，消费贡献率为77.14%，几个发达国家中的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的投资贡献率分别为20%、18.16%、

10.19%和26%，消费贡献率分别为 89.17%、73.16%、69.12%和91.18%；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投资贡献率分别为13.19%、24%、20.11%和27.15%，消费贡献率分别为82.16%、75%、70.13%和 69.11%。形成对照的是，我国的投资贡献率为35%，消费贡献率为57%左右，投资的贡献显然高于其它国家， 而消费的贡献则低于别国”。因此，如何转变增长模式，提高国内消费是我们将来发展的重要问题。

此外，关于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国外需求）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情况，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进出口一向被视为拉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受到高度重视，然而经济运行指标显示，净出口贡献率和GDP的增长非强度相关。究其原因，我们知道净出口反映的是国外市场对本国产品的净需求，它是出口和进口两部分的差额，更重要的作用在于调节资源的合理配置，应综合分析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结论

首先，高投资、低消费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过度以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对经济长期持续发展会产生负面影响。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有限，并且可能会造成不良的恶果，尤其是在面临着挤占需求情况下，会产生产能过剩、产品积压、利润下降、失业增加局面。此外，投资激增可能会带来经济过热的问题，一般说来，投资源于储蓄，但我国实际是高投资与高储蓄并存。近年来居高不下的投资并非来自储蓄，而是源于央行货币的超额投放。需要补充的是，大量依靠投资拉动还会使目前已经很严重的环境问题进一步加剧。

其次，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最有效果的手段，消费不足严重限制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和协调。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三大支柱，它们之间的比例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效益和效率。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以消费为支柱，消费要素所占的贡献率远大于其它要素，2012 年全球最终消费率平均接近85%，我国只有49%，相差巨大。在三大需求中消费需求波动幅度最小，是经济增长中最为稳定的因素，而我国消费率偏低则严重削弱了这一稳定器的作用。消费率太低也反映国民福利水平低下，容易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会加剧消费与投资比例进一步失调，增强对出口贸易的依赖，使经济易受外部因素的影响。

最后，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最大，出口导向的模式难以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出口受到外部的不可控因素较多，过度依赖出口，经常项目一直保持顺差容易导致我国外部经济严重失衡。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中国对外贸易产业受到严重冲击。出口产品受阻，出口数量金额急剧下滑，外向型中小企业大量破产，失业增加，就业形势严峻。在目前全球经济恢复形势尚不明朗的局面下，想要依靠出口拉动中国经济高增长已不太可能。

（二）政策启示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理性选择应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投资主导型、出口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走以消费为主的发展道路，形成消费、投资、投资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首先，我国拥有13亿人口，国内市场非常广阔，而且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阶段，消费潜力惊人，为坚持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战略方针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我们应分析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局面，提高中低层的收入水平；扩展农村消费能力和消费渠道；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健全金融体系，建立现代消费文化消费观点等等，形成围绕扩大消费需求发展经济的良性增长形式。第二，降低投资率，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长期的高投资必然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造成投资与消费关系的不平衡。从国际情况和我国国情来看，投资率应该控制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以下为宜，才能提高消费率，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还要注重对投资结构的优化，政府投资的重点应转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卫生医疗制度，住房保障制度，从而既能拉动经济增长，又能增强居民消费信心，增加消费支出。第三，加快出口商品结构调整，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过去我国建立在低成本优势尤其是廉价劳动力优势基础上的外贸格局将不复存在，当务之急是促进出口结构的升级，加强科技研发、技术创新、品牌建设的能力，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开拓新兴市场，借助市场多元化来规避市场风险。

参考文献：

1.郑学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大需求走势分析[J].统计研究，2007（9）

2.张需松.三大需求要素对我国GDP的贡献[J].宏观经济研究，2003（3）

3.伍戈.三大需求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简析[J].中国统计，2010（3）

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篇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机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10月11日警告全球经济下行风险上升，敦促各国加快结构改革和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促进全球经济更加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2014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11日在华盛顿结束。各方就宏观经济增长、加快经济结构性改革、基础设施投资等达成政策共识和相关行动计划。

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复苏中的重要作用受到充分肯定。世界银行行长金墉11日表示，对于中国这样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非常复杂的事情，中国政府推动改革的努力，令人非常鼓舞。此外，在备受关注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上，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与行动，受到各方赞誉。

国际社会期待即将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能够有力提振世界各国信心，促进世界经济复苏进程

在全球经济复苏弱于预期、存在显著下行风险的情况下，如何避免全球陷入长久的低速增长，是2014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的核心议题。

二十国集团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讨论了全球经济面临的诸多挑战，承认一些主要经济体正在复苏，而其他经济体则面临着新的问题。会议对在11月举行的布里斯班领导人峰会达成改革方案来促进经济复苏表示乐观。会后，二十国集团重申了在9月凯恩斯会议上达成的目标，包括提出全球基础设施倡议、改革国际税务体系和建设更为稳固的国际金融体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机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11日警告全球经济下行风险上升，敦促各国加快结构改革和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促进全球经济更加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主席、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说，委员会特别担心全球经济可能陷入长期低速增长，而应对这一挑战需要更加着眼长远，通过结构性改革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

如何使各国经济实现增长备受关注，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与行动得到各方充分肯定。在11日举行的闭幕新闻会上，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说：“中国政府已经明确，想把经济发展方式从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向依赖消费和服务业。即便经济增长率下降到7.5%上下的相对较慢区间，我们看到，中国政府依然继续推进其改革进程。”

备受经济界关注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9日至10日在华盛顿举行，此次会议重点就如何促进全球经济更强劲复苏，落实未来5年内全球经济增长率提高2%的目标、加强全球金融稳定等议题进行讨论，并达成共识。会议上，中国经济蓬勃发展赢得各界赞誉。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朱光耀在接受采访时说，本次会议是11月二十国集团峰会举行之前的最后一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是从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为峰会做准备，各方高度重视。

朱光耀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把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测从7月份的3.4%下调到3.3%。全球经济仍面临重大挑战，复苏仍然十分缓慢、不平衡，而且脆弱。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对即将于11月中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随后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充满了期待，希望这两个会议能够有力提振世界各国的信心，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

朱光耀说，这次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相比，有很多类似议题，希望能给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信心，并与之后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布里斯班峰会有效衔接，以促进世界经济回到正常轨道。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中，中国的贡献高达27.8%。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健康、持续发展，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

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6年之后，全球经济增长依然缓慢。人们注意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降今年和明年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的情况下，该组织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则保持不变，显示其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

中国经济形势及其对全球的影响，是本次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关注的议题之一。与会人士认为，在持续疲软的全球经济下，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成为了支撑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朱光耀强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维持了其今年7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相信中国经济在2014年能够实现7.4%的增长。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了对美国经济的预测，从7月份预测的1.7%上调到2.2%。

“实际上，在全球经济面临重大挑战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增长的两个亮点是中国和美国。”朱光耀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可以得出基本的判断，就是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中，中国的贡献高达27.8%，美国的贡献是15.3%。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健康、持续发展，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

今年2月，在悉尼举行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决定在今后5年把世界经济增长率提高2%。这是新的挑战，在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下调的情况，实现2%的额外增长目标，需要二十国集团所有成员提交有效的结构改革措施。迄今，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二十国集团基本汇总了来自各成员的近1000条经济结构改革措施，中国的改革措施建议占其中的15%。

朱光耀表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按照投资、贸易、就业和竞争力四个方面做量化分析，中国通过结构改革促进经济增长，对二十国集团实现2%的额外增长目标的贡献率高达30%―40%。

2014年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澳大利亚国库部长霍基10日在新闻会上表示，对实现全球经济增长议程感到“现实乐观”。霍基说，各国将采取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目前提议的新措施能够使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到2018年额外增长1.8%。“我们不会就此停止。我们将继续努力实现原定的2%的额外增长目标。”

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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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将中国经济置于广阔时间和空间构成的发展坐标系中，才能认清现在并窥见未来。凤凰涅之后，中国经济有望迎来新的加速发展周期。

新年以来，国际金融市场进入一段混乱时期：一方面，全球股市普跌，不仅处于风口浪尖的边缘新兴市场经济体跌幅凶猛，就连近年来表现强劲的美欧日资本市场几乎都已进入技术性熊市;二是竞争性贬值失控，不仅新兴市场货币整体对美元大幅贬值，部分国家甚至出现断崖式汇率下滑，就连美元本身也显露出不堪重负的迹象;三是大宗商品市场萧条，油价一度跌破30美元/桶，工业金属和农产品价格也一路下滑。

每逢乱世，必有令人迷惑之言。现在有一种观点在国际市场非常流行，即认为中国是罪魁祸首。这个观点背后的逻辑表现为：“人民币主动贬值印证了中国经济弱于预期的事实，中国经济羸弱的基本面又将把人民币拖入长期贬值的通道，两者形成彼此强化的正反馈。而中国的举动就像是推倒了多米诺骨牌，不仅直接给依赖于中国经济的大宗商品市场带来持续性打击，还将借由经济金融渠道激化以邻为壑的货币博弈氛围，进而引致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大溃败”。

应该说，这种论断源于对中国经济周期转换的担忧。过去30多年里，中国经济始终在独一无二的崛起之路上快速前行，当它慢下脚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对它的未来充满了疑虑。“中国模式”如此特别，以至于人们很难读懂它的趋势内涵。这一点在回顾2015年和展望2016年时更加显露无遗：一边是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压力带来短期困难;另一边是供应侧结构改革、创新创业和金融资本加速开放又蕴藏着大国崛起的切实希望。

展望未来，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将继续下降。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下降是内因和外因作用下的自然趋势。首先，全球经济弱复苏新常态削弱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外生动力。2010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中枢下移，全球化放缓。而作为新兴大国，中国正处于对外开放加速期，国际环境的恶化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外部拖累。其次，中国经济在30多年快速增长后积累了庞大体量，持续高增长的难度不断加大，增长率存在自然下降的内生趋势。此外，受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影响，中国劳动力成本处于长期上升通道之中，给劳动密集型的第二产业带来了天然抑制。同时，产能过剩问题也进一步抑制了第二产业的增长贡献。

值得强调的是，在经济增速下降的同时，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却在悄然提升。这一趋势还将在2016年进一步凸显，增长质量提升体现在多个方面：

第一，潜力更大的第三产业的支柱作用不断凸显。2015年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2014年的48.1%升至58.8%，第二产业的增长贡献从2014年的47.1%降至36.8%。

第二，消费型经济体建设稳步推进。2015年前三季度，消费的增长贡献从2014年51.2%升至58.4%，投资的增长贡献从2014年的48.6%降至43.4%。

第三，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能力不断提升。2015年前三季度，虽然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并最终“破7”，但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到1066万人，单位GDP增长的就业创造同比上升5.53万人。

第四，产业结构更加均衡，2015年前三季度，服务业的增长贡献持续上升至24.2%，工业的增长贡献降至30.7%。

第五，“金融+”大时代的到来同步提振经济增速和质量。2015年前三季度，金融业的增长贡献从危机前的6%升至18.2%。仅从资产管理业务角度看，2015年第三季度总规模为32.69万亿元，较2014年第四季度增长59%，增长速度惊人，从一个侧面显示了金融提振经济的潜力。

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篇4

中国经济将经历由消费取资，成为GDP增长驱动力的转折点。个人消费增长会持续加速，消费将在2020年以前成为GDP增长的最重要驱动因素。到2025年左右，个人消费将代替投资成为GDP的最大贡献者。

在今后5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将由过去长期下滑的趋势转变为增长并逐步加速。相反，投资占GDP的比重将从2008-2011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达到的顶峰持续下滑。贸易对GDP的贡献率也将从2008年的顶峰下滑，尽管出口将仍然作为经济的重要动力，尤其在沿海省份。

造就这种转型的关键因素是中国劳动力队伍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以及政府效率的改进，以致工资水平以及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占比的提高。

今后5年内，预计中国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将可能开始回升。家庭收入增长的加速来自三大动力，政府政策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有可能提高工资水平；金融市场改革有可能进一步刺激就业增长，从而产生新增收入；向民营企业开放更多的经济领域可鼓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成本和增加家庭收入。

收入增长提振了消费者信心，预计将推动消费增长超过收入增长。到2020年，中国城镇家庭的储蓄率预计将从占收入比例的42%分别下降至2020年的36%和2030年的29%，与亚洲其他经济体发展过程中的模式类似。在2012-2030年期间，中国城市个人消费总量将每年增长9%，全国总体个人消费将每年增长8%，平均家庭消费将增长接近三倍，从2012年城市家庭3.9万元人民币和全国平均3万元人民币增长到2030年的城市家庭11.2万元人民币和全国平均9.2万元人民币（以2005年人民币计价）。

城市最能集中展现中国经济发展的以上趋势。超大型城市将不再是发展最快的城市。在未来20年间，目前人口少于150万的中小型城市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最大。很多中小型城市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增长潜力巨大，其人口或将增至150-500万。到2030年，中小型城市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动力，其对城镇总GDP增长的贡献将达到40%。现有人口在150-500万人之间的城市将贡献城镇总GDP增长的25%，而现有人口已经超过500万的城市贡献率约为35%。

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篇5

5年半之前，美国股市泡沫破裂，随后的6个月之内，美国经济陷入小幅衰退，全球经济很快步其后尘。而今，美国房市泡沫正在破裂，那么泡沫的破裂会再次导致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下滑吗?

美房地产泡沫将破裂

所有的资产泡沫都是相似的。但资产本身各不相同。金融资产和有形住房资产虽然不同，但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的《非理性繁荣》却说明了两种泡沫的共同点：泡沫是放大机制的产物，实体经济和市场心理上的放大机制创造了一种不可持续的条件，价格上涨自身导致了价格的进一步上涨。

美国房市的起伏就是如此。2005年，美国房价升至27年来的新高，2006年1季度，全美又有55个都市区的房价涨幅超过了20％。美国的住房价格与需求相互促进，一路攀升，正是希勒所说的放大机制的典型表现。

投机泡沫持续的时间往往会超出市场预期，不过一旦破裂，力度也会超出市场的预期。目前，美国的住房需求直线下滑，而待售房存量则迅速膨胀。7月底，待售旧房和新房的数量分别同比上升40％和22％。这正是价格大跌前数量调整的典型表现，而价格大跌则是一切贫产泡沫的最终结局。在待售房过剩、利率攀升的情况下，卖方报价与买方心理价位的差距将不断扩大，最终，价格将下滑。

泡沫破裂，美国经济大幅减速

建筑业降温是住房市场滑坡的最后一步。由于开发商购买土地的费用是沉没成本，因此在住房周期中，建房热潮通常会持续到待售房明显过剩之时。当前美国就是这样，到2006年年中，建房活动仍然保持着强劲态势。然而，一旦这股最后的动力耗尽，建筑业将开始下滑。

从美国房市目前的空置规模来看，建筑业的下滑将是严重而又漫长的――跌幅至少会达到25％，并持续几年时间。过去5年中，建筑业对美国实际GDP年均增长率的贡献度为0．5个百分点，今后几年内的贡献度则可能会降至－1．0个百分点。换言之，仅此因素就会使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减少约1．5个百分点。

当然，房价泡沫破裂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建筑业层面，泡沫的财富效应也不应忽略。自1995年美国生成资产经济以来，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的累计增长额仅占消费支出累计增长额的85％，二者间的缺口则由资产泡沫产生的财富效应来填补。首先是股票泡沫，而后是房地产泡沫。尤其是后者，其财富效应对于支撑近年来的消费需求起到了巨大作用。2004―2005年间，居民实际消费年均增长3．7％，而同期个人实际可支配收入年均仅增长2．4％。

与此同时，美国的房地产价值不断膨胀，支撑了消费者从中提取购买力。据美联储估算，2006年上半年，以年率计算，居民提取的抵押资产价值超过了7000亿美元，这足以有力地刺激消费需求。过去5年间，在房价不断攀升的情况下，这种财富效应对于消费需求年增长率的贡献度至少是0．5个百分点。然而，如果房价趋稳或下滑，住房财富效应对消费增长的贡献度会迅速降为零，如果美国居民重新开始增加储蓄，其贡献度甚至会降为负值。

综上所述，房市泡沫破裂可能会使美国GDP增长率下降2个百分点以上，其中建筑业收缩的影响为1．5个百分点，财富效应逆转的影响为0．5个百分点。然而，泡沫破裂的总体影响恐怕不止于此。建筑业下滑会通过乘数效应影响相关行业的就业，从而使局面雪上加霜。当然，美国经济过去3年间的年均增长率高达3．2％，即使降低2个百分点，也来必会陷入衰退，但这足以在金融市场上引发对于经济衰退的忧虑。

经济减速难以避免

要避免经济增速的大幅下滑，我们自然会希望投资或净出口等其他需求能够及时接替资产驱动型消费对美国经济的推动作用。然而，这种愿望并不现实。如果消费减速，那么需求预期的下滑往往会带动企业投资随之走弱，而且也会打击美国贸易伙伴的出口前景，从而影响其经济增长，而这反过来又会影响美国的出口。简言之，在美国经济过于依赖财富增值的情况下，资产泡沫破裂的影响必然非同小可。

对于失衡的全球经济而言，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将会造成很大影响。2000年股市泡沫破裂之时，全球经常项目盈余与赤字之间的缺口不到世界GDP的4％。而今，在房市泡沫破裂之际，这个数字已经扩大到6％左右，而单单美国，就占全球经常项目总额的七成左右。由此可见，世界经济何其依赖美国。因此，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也将对其主要贸易伙伴和日趋一体化的全球经济构成严重风险。

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篇6

近年来，随着公众对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将其纳入到全要素生产率领域进行研究，李国柱建立了环境约束下的索洛增长模型，他认为，经济增长不能自发地解决污染问题，环境质量的提高依赖于污染削减的技术进步以及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转移［8］。李俊等基于DEA 非参数方法估计出考虑环境变量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与不包含环境污染指标的常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比较，结论为：常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与全国 GDP同步稳定增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则没有明显的增长趋势，且各省的常规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没有相关性，反映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9］。董锋等将技术进步分解为科技进步指数、纯技术效率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并研究其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科技进步对能源效率改善贡献率最大，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贡献率大致相当，三者对能源效率的提高程度从区域看，东北部和中部大于东部和西部［10］。王兵等运用SBM 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卢恩伯格生产率指标测度了考虑资源环境因素下各省的环境效率、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成分，并对影响环境效率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能源过多使用、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过度排放是环境无效率的主要来源，环境效率较高的省份均集中在东部地区，资源环境因素对各省份全要素生产率排名有显著影响［11］。沈小波提出了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资源环境约束下的理论模型，认为在经济增长面临资源禀赋和环境质量约束的条件下，要实现经济、能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增长，关键在于加快技术创新步伐、调整经济结构、能源结构和控制人口增长［12］。陈诗一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改革以来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重新估算，发现考虑环境约束的实际全要素生产率比不考虑环境因素的估算值低很多［13］。胡晓珍等将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作为经济的非理想产出纳入非参数指数模型，测度了各省的绿色 Malmquist指数，并分析其对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及其时间演化趋势，研究表明，考虑环境污染因素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显著下降，技术进步率的差异是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主要原因，在控制投资率、从业人员增长率与环境治理力度后，各地区绿色Malmquist指数均表现出条件收敛趋势［14］。综合以上研究发现，有些学者提出了理论模型未进行实证分析，有些学者则考虑了环境污染而未考虑资源利用。因此，本文将在索洛增长因素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将资源和环境两种要素均纳入到模型中进行实证分析，以考察其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程度。

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一）基本模型假设生产函数为C－D形式且是希克斯中性的，则索洛的总量生产函数为：（式略）据此，我们得到了产出与各要素投入的对数线性模型，当Yk、K、L、R、P可知时，可以估计出各弹性系数值和对产出的贡献度。（三）数据来源本文选择的样本区间为1990－2010年，并以1990年为基期。考虑到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主要压力来自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故模型选取工业增加值（Y）代表产出（以1990年不变价），工业固定资产净值（K）代表资本投入（以1990年不变价），工业从业人员数（L）代表劳动投入，工业能源消费量（R）代表资源投入，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P）代表环境投入。为使各变量数据可比，分别将各变量除以基年数值，从而得到各变量无量纲指数（表略）。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四）运算结果与分析用Eviews6．0软件分别估计出基本模型和扩展模型的系数值，结果见表2、表3。两个回归方程的R2均在0．98以上，接近于1，说明拟合优度较高，模型整体上对样本拟合较好；解释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α＝0．05时的t检验，表明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非常显著；F值远远大于临界值，说明随机误差具有同方差性，回归方程显著；DW 值在2左右，说明不存在一阶自相关，建立的模型具有代表性和比较充分的解释意义。方程如下：（方程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99％；能源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42％，能源投入每增加1％，工业经济增长0．029％；二氧化硫排放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4％，二氧化硫排放每增加1％，工业经济增长反而降低0．2325％；此时，包含技术进步、制度、结构等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为7．93％，小于仅考虑资本和劳动投入时的全要素生产率，说明资源和环境作为全要素生产率的组成部分已被分解出来了。考虑资源与环境后的全要素生产率较传统全要素生产率显著降低的结论与陈诗一［13］、胡晓珍［14］的研究结果相互佐证。（3）在四种投入要素中，资本的年均增长率最高，达6．8％，且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较大，说明我国现阶段工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增长拉动。（4）在四种投入要素中，劳动的年均增长率仅为2．34％，且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较小，说明工业领域劳动者素质有待提高。（5）在四种投入要素中，能源的年均增长率也较高，为6．21％，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却不大，说明支撑我国现阶段工业经济增长的自然资源消耗较大，但利用效率和产出较低。（6）两种情景下，全要素生产率都远远小于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之和，说明我国工业整体上仍处于粗放型增长阶段，科技进步、制度安排、结构变动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太小。（7）二氧化硫排放与工业经济增长负相关的结论，较为合理的解释为二氧化硫是形成酸雨的主要污染物，我国是全球三大酸雨区中唯一降水酸度仍在升高、面积仍在迅速扩大的地区，因酸雨造成的经济损失异常巨大，这部分损失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二氧化硫排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90年代中期，原国家环保总局曾组织16位专家进行研究，估算出比较权威的数据为：酸雨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每年140亿元，相当于当年工业增加值的1％左右［15］。如果国家进一步加大对二氧化硫排放控制并切实加强对双控区的管制力度，使酸雨损失逐年减小，则环境要素与经济产出的相关关系很可能改变。

对策与建议

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篇7

根据海关总署2010年上半年外贸数据：1～6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3548.8亿美元，其中出口7050.9亿美元，进口6497.9亿美元，进口比出口加快17.5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正在向全球输出需求，这将有可能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扭转失衡的新动力。

任何一个发展战略都是有阶段性的，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实现由依托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向培育竞争优势的贸易平衡战略转变，是中国对外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选择，也是开放型经济的更高层次。长期以来，我国外贸政策的重点始终集中在出口，作为以制造业高速发展的贸易大国而言，出口有其重要的意义，然而，作为资本深化、高附加值和国民经济具有更强吸纳力为特征的贸易强国来说，进口的稳定发展就具有更深远的战略意义。

进口超出口——中国开始向世界输出总需求

美国财政部近期的报告指出，2009年，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在这一年里，世界总需求下降了0.6％，中国实现内需增长13％，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1.6个百分点。中国的经济刺激措施促使美国对华出口在2009年下半年增长了15％，而美国同期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减少了13％。

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贸易国，而中国也有望在今年超过日本成为第三大经济体，据日私营机构大和研究所估计，中国上半年的名义GDP为5.52万亿美元。而经济学家对日本同期名义GDP的预期均值为5.26万亿美元。预计中国2010年全年的GDP也可能会超过日本。此外，中国已经是日本、韩国、东盟、澳大利亚、巴西、智利等重要经济体最大贸易伙伴，是这些经济体的主要贸易顺差来源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进口对这些经济体的迅速复苏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数据显示，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进口增速开始超过出口增速。今年1～6月我国外贸进出口增长情况好于预期，据海关统计，进出口总值实现13548.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3.1％，比2008年同期增长9.6％。其中进口6497.9亿美元，同比增长52.7％，比2008年同期增长14.2％；出口7050.9亿美元，同比增长35.2％，比2008年同期增长5.7％；贸易顺差为553亿美元，下降42.5％，这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向全球输出总需求。

中国进口加速增长的意义

一个国家的贸易结构、贸易方式和贸易政策，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水平和比较优势在贸易上的真实反映。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正赶上了全球产业与贸易分工体系重组的浪潮。欧美发达国家将传统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特别是有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强的新兴市场地区。我国紧紧抓住这一全球化分工的机遇，大力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迅速融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日益成为全球生产制造基地和各类制成品出口基地，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上升，靠庞大的出口制造出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中国也由此迅速崛起为全球贸易大国。在2009年中国出口剧烈收缩的情况下，前三季度的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仍然高达26.5％。中国出口占全世界的份额从2000年的3.86％迅速上升到了2008年的8.9％，出口份额同等水平的提升，德国用了11年时间(1950年至1960年)，日本用了20年时间(1964年至1984年)，而中国只用了9年时间。

事实证明，建立在资源和劳动力比较优势上，粗放型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难以继续。通过比较优势战略形成追赶和超越发达国家的充分动力，其发展失衡和利益分配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金融危机更让我们认识到了这种出口依赖型经济的脆弱性，中国外贸战略已到了非调整不可的关键时点。

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可忽视

长期以来，在评价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人们几乎都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出口上，从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到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都是如此。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作为拉动总需求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的贸易差额的增加对短期产出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出口是注入，与短期产出正相关；进口是漏出，是国民收入的漏出项，是经济增长的减量因子，与短期产出负相关，受此重商主义影响，我国外贸领域中的“重出口轻进口”思想一直十分突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进口明显少于出口，除1993年为贸易逆差外，其余年份均有相当规模的顺差。特别是2004年以后，进口增速明显低于出口增速，贸易顺差急剧增多。仅从量的角度看，顺差扩大会对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然而，若从质的角度考察，净出口规模的大小并不一定等同于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关注贸易顺差下中国的贸易利得比关注贸易顺差本身更加重要，从贸易利益分配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贸易顺差对于增进国民福利，警惕增长失衡，解决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有着更重要的意义。需要调整和转变我国“流出财富，留下顺差”的贸易政策体系，致力于贸易平衡。

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生产要素供给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通过资本品进口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引进，在不断技术改进和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形成动态效益，促进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通过引导自主技术创新，通过进口替代低效率产业，将生产要素转移到高效率产业，带动产业升级，获取结构效率。我国目前资本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中的产业结构优化、规模经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等因素的提高，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扩大进口来实现。

近年来，我国的进口增长加快，目前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德国的货物贸易第三大进口国。但是与出口相比，进口对经济发展所发挥的作用还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长期以来，在分析与评价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往往把净出口与投资和内需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人们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出口和贸易顺差上，然而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绝不可忽视。

从进口对对经济增氏的贡献度和拉动度方而来看，30年来我国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平均仍然达到了0.239，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中进口增加所起的拉动作用为23.9％；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度平均达到2.243，表明进口贸易拉动经济增长2.243个百分点。此外进口对刺激国内消费需求，拉动内需的作用也十分明显，计算表明，在其他条件恒定时，消费品进口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会提高国内消费水平上升0.699个百分点。

日本“贸易立国”战略调整对我国的启示

从发展阶段、增长模式和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等方面看，目前中国经济与上世纪70-80年代的日本更为接近，因此，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和贸易立国战略的得失给当前的中国很大的启示。战后日本能够积累巨额资本，带动经济起飞，与及时、成功地实施“贸易立国”战略密不可分。日本的“贸易立国”政策也使得日本与美欧发达国家在主要产业问竞争力差距拉大，贸易不平衡加剧，出口市场集中在欧美国家。巨大贸易顺差支持下，日本1984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美国成为最大债务国，日美贸易摩擦急剧升级。日本政府意识到长期依靠贸易盈余的发展不可为续，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空间越来越小。因此，进行战略调整，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政策，积极向海外扩张，将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和环境污染型产业转移到海外，限制原材料工业发展，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增强进口能力，通过“优化外源式开放”和“启动内源式开放”两大战略，促进经济结构升级。

优化外源式开放战略外源式是指通过充分利用出口市场和外商投资、分包等方式融入国际生产与贸易体系的开放路径。目前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经济条件与日本20世纪70年代初期情形有诸多类似之处，从贸易战略转型的经验来看，我国以外贸、外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至少还有5年左右的过渡期。因此，我国仍然需要在总结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成功经验基础上，通过优化出口结构与战略选择外包、外资并举，将出口导向型升格为外源式开放型战略，提升中国参与企业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的权力层次，摆脱被动式的“加工贸易型态”，加快制造业优化升级。

启动内源式开放战略内源式是指主动利用进口市场和对外投资、产业转移等方式搞活国际国内市场的开放路径。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下，企业单靠从外源式开放中获取模仿、学习机会来提升企业自生能力是有限的，难以实现向“内需主导型”大国发展模式转型，因此，当前我们很需要启动内源式开放战略：一是通过主动利用战略进口和国内产业转移，开放搞活国内市场。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将培育企业的自生能力必须与进口选择相配合。通过发挥我国拥有国内大市场优势的主动权，战略选择有利于本地企业成长和发展的进口技术、商品结构，以拉动内需并提高本地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另一方面，要通过国内地区间产业转移和开放，加强地区内部的经济合作、促进地区间贸易和资金的流动，不仅使得这些地区获得更多的技术模仿、学习机会，而且有利于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增强当地企业的自生能力。二是积极鼓励海外投资和产业外移，促使中国企业主动加快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体系，提高中国企业的自主能力和定价权。超级秘书网

将扩大进口贸易作为贸易平衡战略转向的切入点

当前，中国外贸战略结构转型正在加速推进，调整贸易发展模式、贸易结构和贸易政策势在必行，应当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度扩大进口，优化进口结构，实现贸易平衡。

长期以来，我国外贸政策的重点都集中在出口，并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出口政策促进和调控体系，而进口调控政策相对滞后，并偏重于生产型进口导向政策，最终消费品进口少，进口促进政策和便利化措施较为薄弱，尚不能完全适应积极扩大进口的需要。特别是进口管理体制不健全，进口效率不高、进口商品结构不甚合理，战略储备性商品进口少、软性技术进口少以及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非常突出。

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篇8

中国经济快要崩溃了吗？债务累积、房地产泡沫、僵尸般的国企、银行步履维艰，中国被越来越多的人描述成危机重重的世界中的下一场灾难。

我相信这是过度担忧，中国有战略、财力和决心实现一次巨大的结构转型，成为以服务为基础的消费社会，同时成功规避周期性危机。

但如果中国怀疑论者是对的，情况又会如何？如果中国经济确实正在走向崩溃，其增长如大部分危机经济体一样下降至极低水平乃至负区间，情况会如何？中国固然不好受，而已经岌岌可危的全球经济也会遭受重创。

如果没有中国，世界经济早已进入衰退。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为6.7%。根据IMF数据，中国经济对世界GDP（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贡献达17.3%。中国6.7%的增长率，意味着给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1.2%。如果没有中国，这一贡献需要从IMF向下修正的2016年世界GDP增长预测（3.1%）中剔除，世界GDP增长率将被拉低至1.9%。这只是没有中国的情形对世界的直接影响，还要考虑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跨国联系。

资源型经济体（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俄罗斯和巴西）都将遭受重创。这些国家均声称，经济结构已实现多元化，不再过度依赖中国大宗商品需求。但货币市场的情况表明并非如此：只要中国增长预期调整，它们的汇率也会同步波动。IMF最近预测，2016年这五个经济体总计将收缩0.7%，其中俄罗斯和巴西继续衰退，其他国家增长萎靡。在中国崩溃的情景中，这一预测将大幅向下修正。

中国的亚洲贸易伙伴也是如此――大部分是出口依赖型经济，中国市场是它们最大的外部需求源。不仅规模较小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是这样，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规模较大较发达的经济体也是这样，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这六个依赖中国的亚洲经济体加起来占世界GDP的11%。中国崩溃至少会让它们的总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

美国也无法独善其身。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也是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中国经济若崩溃，这一出口需求将干涸――大约会将2016年美国经济增长率拉低0.2个-0.3个百分点，而美国经济原本已相当疲软，预计增长率只有1.6%左右。

最后考虑欧洲。长期以来，德国一直是几近瘫痪的欧洲大陆经济引擎，增长严重依赖出口。而中国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现在是德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仅次于欧盟和美国。在中国崩溃情形中，德国经济增长也将显著下降，拖累其他依靠德国拉动的欧洲国家。

10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修订版中，IMF用了一整章内容进行中国溢出效应分析，即基于模型评估中国减速的全球影响。与上述观点类似，IMF重点关注中国与大宗商品出口国、亚洲出口国以及它所谓的“系统性发达经济体”（德国、日本和美国）的联系，这些国家最容易受到中国减速的波及。亚洲受到的影响最大，其次是资源型经济体；三个发达经济体的受影响程度预计为中国的非日本亚洲贸易伙伴的一半左右。

IMF研究表明，中国的全球溢出效应将让中国增长缺口的直接效应放大25%。这意味着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消失，那么根据假想试验，总直接影响（全球增长下降1.2个百分点）和间接溢出效应（额外的0.3个百分点）将让当前2016年全球增长基线估计值下降一半，3.1%降至1.6%。这距离2009年创纪录的全球经济0.1%负增长仍然相去甚远，但与1975年（增长1%）和1982年（增长0.7%）两次深度世界衰退的水平已经相当接近。

我是仅剩不多的中国乐观论者之一。我很少对全球经济前景感到乐观，世界所面临的问题要比中国大崩溃风险多得多，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若剔除中国增长因素，将陷入巨大困难。唱衰中国者需要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