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经济发展范文
时间：2023-12-26 17:35:21
亚洲经济发展篇1
雷曼认为，影响亚洲经济增长的因素包括全球经济放缓、油价飚升、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失衡、保护主义升温、财政失衡、地缘政治、全球风险厌恶情绪上升、竞争压力加大以及禽流感等风险。
全球经济放缓。雷曼预测2007年全球经济将适度放缓，并会面临降幅超过预期的风险。美国的房产市场将硬着陆，欧元区计划提税将扼杀任何使消费复苏的机会，日本经济的通货膨胀将持续，同时中国可能结束使投资降温的过度努力。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台湾的经济目前最易受全球经济大幅减速影响。
油价飚升。雷曼首席能源经济学家艾德・摩尔斯预测，2007年布伦特油价还将继续上涨，达到平均每桶72美元的高位。但摩尔斯认为，更大的风险是油价将超过而非低于其预测值。
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失衡。2007年美国需要借款9000亿美元来弥补其经常项目赤字，但同时也必须面临外国投资者对美国资产缺乏兴趣的风险，美元和利率都有可能进一步调整，因此美元有可能会爆发危机。
保护主义升温。全球贸易谈判多哈回合仍陷入僵局。全球经济的急剧减速，以及亚洲中央银行持续地干预货币，进一步加强了保护主义。
财政失衡。过于宽松的财政政策刺激了贷款大幅增长，加速了房地产泡沫破灭。低利率和金融自由化导致一些国家的家庭贷款快速增长。
地缘政治。世界上充满了地缘政治风险，亚洲也不例外，包括尚未解决的朝鲜核问题，以及东南亚地区更多的潜在恐怖袭击，都是2007年亚洲所面临的风险。
全球风险厌恶情绪上升。雷曼认为，对冲基金竞相通过吸引全球范围内的风险投资获取超额利润，由于流动性充分、信贷息差收紧以及财务价格波动性很小，因此金融状况还算良好，但可能不会持续。如果全球风险厌恶情绪上升，外汇储备较少的国家如印尼、菲律宾将较容易受到影响。
竞争压力加大。中国、印度和新加坡都面临着不同规模的竞争，但其他一些中等收入的经济体适应竞争情况的脚步似乎慢了些，对潜在GDP增长率开始产生负面影响。其中韩国受制于过度限制的服务业和过度保护的中小企业部门，以及缺乏灵活性的劳动力市场。
亚洲经济发展篇2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 效益 资源配置 法律现实运动 法学泛经济化 法律的经济价值 定量分析 事前分析
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一门新兴的边缘性、交叉性学科“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法学流派，开始跻身于传统法学流派之林，并因其视角之新颖，方法之独特和实际的运用价值，越来越引人注目，影响不断扩大，在法学界尤其在西方法理学界地位日益提高。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成为许多高等院校的重要课程，并且拥有自己的专门的学术刊物和有关的学术研究机构。本文试图从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发展轨迹和当前研究状况方面对其作一个简单介绍，并予简略评析。
一、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所谓法律经济学，即用经济学的概念与方法去研究法律问题的一门学科。在西方尤其在美国，一般将其称为“法学与经济学”。例如，该理论研究领域中最具权威性、代表性的刊物就冠名为“法学与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著名的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称其为“法律的经济分析”；此外，该学科还有一些类似的称呼，如“法律的经济学研究”、“经济分析法学”等。概括而言之，它是一门由法学和经济学相互滲透相互融合而成的新兴学科。
法律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法律的成长、结构、效益及创新的学说，其核心思想是“效益”。即要求任何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要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效益并促使其最大化，以最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它几乎涉及到所有的部门法领域，既包括民法、经济法，又包括宪法、刑法、行政法等。其研究目的在于建立解释法律现象与现实的全新的方法论结构体系，提供从法律的价值等基本理论到具体法律制度的分析工具，它可用来服务于整个法律制度，也包括经济法制的变革和完善。[1]
二、法律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和研究现状：
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思想自始就有。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有了用经济观念分析法律规则的思想。到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马认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而已。”[2]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广泛地论及了法律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因此，有人称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为“经济学研究的法理学”。
而经济学与法学的真正结合肇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由于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剧烈冲击使法律在此时显得苍白、无力与无能，促使人们寻求新的法律模式。这就必然要求改变传统的法学研究内容，改变纯粹的逻辑推理式的法律演绎和归纳法，于是在美国兴起了法律现实运动。人们开始将法律与包括经济在内的相关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便能对已经出现的社会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在此背景下，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酝酿课程设置的改革，经济学开始成为法学院的正式课程，芝大也由此获得“法律经济学发祥地”的美誉。1958年，芝大法学院经济学教授阿隆•迪莱克特（Aron
Director）创办了法律经济学方面的最具权威性、代表性并对该学派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促进作用的学术刊物——《法学和经济学杂志》，该杂志对推动法律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初之前，法律经济学仅局限于分析反托拉斯法等少数政府管制经济的成文法规，被人称为“旧的”法学与经济学。[4]到六十年代初，芝大法学院高级研究员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社会成本问题》和卡莱布雷斯的《关于风险分配和侵权行为法的若干思考》这两篇论文的发表才改变了这一局面，被认为是开辟了“新的”法学与经济学的广阔领域。到了七十年代，是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其主要标志是芝大法学院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A•posner）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的发表。该书后来多次再版，成为法律经济学史上的经典性著作。在该书中，波对法律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并且几乎对所有的部门法领域进行了经济分析。至此，法律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法学流派，终于以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而臻于成熟，并为人们所接受。
法律经济学在其短短的几十年里就象是“澳大利亚的兔子”，在“知识生态学”中找到了一块真空地带，并以惊人的速度填补了它，其发展与成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瞩目。法律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日益繁荣与深入，法律经济学的影响日益增强，其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已由最初的“一枝独秀”到进入“春色满园”，越来越多的法学院与商学院开设了“法学与经济学”课程，有关论著接连问世，学术刊物日益增多，除原先的《法学与经济学杂志》外，又创办了《法学与经济学研究》、《法学与经济学评述》、《法律、经济学和组织杂志》、《法和经济学国际评论》等刊物。法律经济学也不仅仅囿于学术研究的“闺房”，而开始向司法渗透并对司法活动产生影响。如在威廉诉英格理斯一案中，法官为了支持自己的判决，“在判决中将平均可变成本和边际成本曲线以及有关它们同确定掠夺性定价的做法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也包括进去了”。[5]⑤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诉卡罗尔拖轮公司一案中，法官汉德（Learned
Hand）提出了著名的汉德公式：B<PL，即只有在潜在的致害者预防未来事故的成本小于预期事故的可能性乘预期事故损失时，他才负过失侵权责任。[6]
法律经济学最早诞生于美国，但其迅速在各国传播，日益成为一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法学流派。在我国，近几年来，法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研究也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虽相对于美国等国家，我国法律经济学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但正如专家指出：“我国目前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通过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职工、职工与职工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与再分配，使权利与义务及其界限最优化，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我们的立法与执法应当适应这种改革，把效益作为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基本标准。为此，加强对西方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吸收其合理成分，用效益论来补充和改造我们的法律理论，是完全必要的。”[7] 根据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以经济角度对既有的法律重新评价分析，同时设计出以效益优先，有利于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法律法规，对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繁荣，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对法律经济学的几点认识：
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诞生发展至今，一路上都伴随赞誉与诋毁，既有人为之喝彩，也有人不以为然。本文试图从价值观与方法论上对其作简略评析：
亚洲经济发展篇3
以“经济危机与亚洲：挑战与展望”作为会议讨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于4月17－19日在中国海南博鳌举行，这是继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后，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的又一次重要对话。也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亚洲地区政、企、学界首次举行高层次会议，商讨应对危机之策，协调合作立场。
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极，亚洲新兴经济体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经济发展前景如何?对世界经济的复苏，无疑将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金融危机阴霾下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本届年会，理所当然受到了亚洲国家乃至世界关心亚洲事务的人士共同关注，出席本届年会的代表，无论从层次结构还是从人数规模来讲，都超过了以往。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曾经参加过多届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主题、议题设计的殷伸义表示，在金融危机阴霾下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本届年会，确定的主题做到了与时俱进。他分析说，过去二三十年，亚洲新兴经济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市场生产消费品，赚取外汇，刺激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欧美发达国家又利用金融杠杆回收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形成美欧发达国家的消费动力。
因此，亚洲新兴经济体程度不同地形成了以出口拉动为基础、以紧密参与欧美经济循环为特点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亚洲内部的经济循环需求不足。
2008年，亚洲国家和地区间的对外贸易额，只占该地区全部外贸易额的49.7％，而欧洲内部的对外贸易额，则占该地区全部对外贸易额的73.5％，显示了亚洲内部经济循环与欧洲内部经济循环的巨大差距。
金融危机爆发，使欧美国家和地区的消费意愿不足、储蓄率大幅度上升，经济发展严重依赖欧美市场的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循环趋缓，出口下降。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殷仲义认为，面对金融危机挑战，亚洲新兴经济体严重依赖区域外市场的经济必须加快转型，形成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发展模式。亚洲国家和地区扩大内需，既包括扩大亚洲各经济体内部的消费，也包括扩大亚洲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与投资。
他分析说，在贸易方面。亚洲经济体之间存在很强的互补性，中国与东盟间在制造业领域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上下游产业互为补充，谁也离不开谁，西亚的能源和东亚的制造业，也有巨大的相互需求：此外，亚洲新兴经济体发展水平和制造业装备水平相近，贸易技术、人权、环保壁垒，不会像欧美发达国家那么强。因此，亚洲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完善“10+1”、“10+3”、“10+6”等区域合作机制，促进贸易便利化，开发出区内新的贸易需求。
在相互投资方面，亚洲内部也存在提升空间。中国目前的资本比较丰厚，而受金融危机影响。亚洲新兴经济体来自欧美的投资大幅度减少，如果亚洲国家和地区之间能够进一步相互开放资本市场，将刺激亚洲内部的投资增长。
他强调，亚洲扩大内需，一条重要的途径是提高区内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
殷仲义分析说，中国与印度、越南、印尼、泰国等几个亚洲主要新兴经济体，城市化水平都不高，农村人口比例较大，但目前，这些经济体的农村消费率都很低。
究其原因，在于亚洲地区的农产品价格，既不能反映区内农业资源的稀缺程度，也不能体现亚洲区内的平均利润。此外，亚洲新兴经济体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占农民全部收入的比重还不高。
因此，如何增加农民收入，撬动农村消费，是亚洲新兴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
尽管亚洲经济发展前景，面临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展望亚洲经济发展未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仍然乐观地认为：金融危机开始改变全球金融力量的对比，亚洲很多持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国家和金融比较稳健的国家，在全球金融体系的地位和分量在增加，西方国家对亚洲在金融上的依赖程度也将增加，因此，现在是建立东西方更加平衡的金融关系的好机会：此外，中国、印度以及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可以利用全球产业大分化、大改组’的时候。找到自己新的发展机会。
亚洲经济发展篇4
【关键词】亚投行；亚洲经济；亚洲基础设施；中国经济事务
一、引言
当今世界经济、文化呈现一体化格局，政治多极化，各个国家贸易往来增加，经济贸易关系越来越密切，呈现一体化发展，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亚洲经济的迅速突起，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里，西方国家经济增长迟缓，甚至停止的同时，亚洲经济的增长依然堪称世界奇迹，亚洲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有着古老文明与智慧的中国与印度，中国自201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用了十年的时间就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以made in China向中国创造而努力，在以美国与日本为首的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存在的前提下，我国领导人提出了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了东亚、东南亚以及大中亚国家的大力支持，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可以填补亚洲开发银行以及世界银行在亚洲地区的不均衡，为亚洲国家的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金融投资，立志为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奋斗。中国经济此刻已经与世界经济高度联系在一起。中国将坚持执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创建全方位开放新局面，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继续推进“一带一路”（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这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所必要的，也是增强和亚欧非及各国互利互助的需要，中国承诺将在一定范围内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为人类的和平进步作出贡献。我国属于亚洲国家，也是具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自始至终都注重与亚洲国家的交往，希望能为亚洲经济的发展做出一点贡献，这就需要倡导和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亚洲区域组织当中发挥主导作用，这对中国经济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亚投行，全称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英文简称AIIB，是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地区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侧重大力支持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总部设在北京市西城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法定资金为1000亿美元。截止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有意愿创始成员国为57个，此中区域内国家37个，区域外国家20个。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目的是为亚洲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供投资和融资方面的条件，有利于推进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一，亚投行对推进亚洲国家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具备了重要意义。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经由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合作，使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高效弥补了亚洲地区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推动了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建设。第二，有利于增强全球投资需求，进而使世界经济得到复苏。为世界的经济发展做出一点贡献，在世界各国面前展现出大国风貌。第三，有利于经由基础设施项目，促进亚洲地区经济的增长，推动私营经济的发展并提高就业效率。第四，通过亚投行提供的平台可以将本地区居民存款率高的国家存款直接导向正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资金的国家或地区，提高区域内资本的有效配置，并最终推动亚洲地区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
三、亚投行的概述
（一）成立背景
2013年10月2日国家领导人主席与总理在访问东南亚诸国时，提出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议，它是政府间的区域合作金融机构，侧重支持亚洲地区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指出中国有意愿与东盟诸国共同合作共同发展，愿意给区域内的东盟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提供资金上的便利，以促进在本地区内的经济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一建议得到东盟诸国及区域内、区域外国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响应，2014年年初经过以中国为主导的与区域内、区域外国家的真诚交流沟通，在多方协议与商讨下，终于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建立亚投行的备忘录，亚投行将与区域内、区域外的开发银行共同合作，相互补充，为亚洲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做出努力。
（二）概念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中文简称亚投行，英文简称AIIB）是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地区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侧重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总部设在中国北京市西城区，亚投行法定资金为1000亿美元，作为中国提出建立的地区性金融机构，亚投行主要目的是为亚洲地区经济基础建设提供投资与融资以及各方面的条件与便利，在全面投入运营后，亚投行将会采取一系列措施为亚洲地区的基础经济建设提供资金、股权、担保等便利，来拉动基础设施行业的建设。亚投行创立后的一个项目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北京到巴格达的铁路项目。近年来，欧美国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大，中国在金融危机中较为安全渡过，所受的损失相对于欧美国家而言要小得多，亚洲经济现在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有活力的经济，筹建亚投行这一举措是既有利于亚洲经济又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亚洲地区人口庞大，市场广阔，发展潜力巨大。与此同时亚洲地区有很多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国民经济，来适应全球化互利变通和贸易现代化的要求。亚投行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这两个银行不存在矛盾与冲突，相互合作，互利共赢，相得益彰，亚投行是为了推动亚洲经济的发展和亚洲经济设施建设，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为了金砖国家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基础建设，有利于补充现有多边和区域开发银行对经济设施的建设，为金砖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建设性平台，有利于提高金砖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在全球经济事务中的经济地位和话语权。亚投行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共同为全球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三）运行以及管理机制
2015年6月，亚投行的57个创建成员国代表在北京出席了签约仪式并签订了协定，标志着签订后各方都将遵守这一协定，有了一套自己的规则，迈出了筹建中置为关键的一步。协定中清楚的列出亚投行的宗旨、亚投行的目的、亚投行的股本股权、业务运营等要素，区域内外成员的出资比为75∶25，域内外成员认缴股本参照GDP比重进行分配，对于各国的认缴意愿表示尊重，按照协定规定的原则计算，中国以297.804亿美元的认缴股本和26.06%的投票权，暂居亚投行的第一大股东，印度和俄罗斯紧随其后，亚投行设立了董事会，理事会以及监事会2014年在北京设立了主要机构―多边临时秘书处，由金立群担任秘书长（原中投监事长，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在亚投行成立后无可厚非金立群担任亚投行首任行长，其他5位副行长人选分别来自不同的国家（英国、印度、韩国、德国、印度尼西亚）。
（四）创立意义
中国以亚投行为战略基础，重点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帮助推动区域内外的改革发展，并降低对美元以及其他世界货币的依赖程度，帮助人民币走出去，在世界经济贸易中得到广泛的使用与认可，把人民币变为世界货币，在世界货币中取得重要的地位，确立人民币为世界货币的机制，有助于推动现有的多边发展银行的改革发展，弥补现有发展银行的不足，吸收现有发展银行的经验与好的案例，取其精华，才能共同发展，才能促进亚洲经济的发展。
亚洲基础投资银行是除了上海经济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后中国计划入主国际金融体系的又一举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有可能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保障，中国提议创立亚投行将会推动亚洲开发银行，IMF以及世界银行的一系列改革，还能弥补亚洲开发银行在亚洲地区投融资的不足，亚投行将会完善这一功能，还会使高储蓄率国家的资本向地区内资本不足的国家流动，协调资源的有效配置，使得亚洲经济共同稳定快速发展，基础设施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基础，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所以要发展亚洲经济就有必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发掘在各类投资中的潜力，经济的增长带动经济的发展。
四、亚投行的现状
个人认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首要任务之一是把亚洲的高储蓄变为高投资，使资源能够相互协调，得到有效的配置，提高资源在区域内的配置效率，帮助中国过剩的基建产能疏导到国外，现有少数国家对亚投行存在质疑，亚投行将采取公开，透明的政策和决策，亚投行面临激励的竞争与挑战，要处理好与其他地区开发银行的关系，又要增强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金融领域是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重要领域之一，现有的几个国际性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一直由欧美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并且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边缘地位，话语权并不大，而以亚投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为主的国际性金融机构实力相对比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性银行较弱，在规模和信用评级难以与传统的国际性开发银行媲美，在项目的选择、实施、运营都存在问题。亚投行的现状面临的是竞争与挑战，而且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中除了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以外，都是小的经济体，没有丰富经验的发达国家参与，亚投行的潜在客户是亚洲国家，亚洲国家面临产业的升级与转型，环境保护等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更多的规划设计与技术指导，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开发程度高低不同，区域内存在摩擦和分歧。亚洲地区人口众多，资源广泛，跨区域合作日益活跃，交通逐渐便利。欧美国家占据国际性开发银行的主导地位，亚洲发展中国家没有绝对的话语权，亚投行的成立得到了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亚投行的前景是荆棘与鲜花并存的。
五、与中国经济的关系
亚投行对中国经济利大于弊，通过提供平台使高储蓄变为高投资，资源在本地区的有效配置，提高了中国在亚洲国家与全球经济事务中的地位并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中国在全球经济事务中地位提高后，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将会得到更为广泛的使用，有利于扩大全球投资需求，支持世界经济增长有利于通过基础设施项目的平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中国已经拥有巨大的原料生产能力，产能过剩，要求去产能化，淘汰一部分过剩产能（钢铁、煤炭等），把过剩产能转移到区域外，既可以帮助中国解决过剩产能带来的问题又可以增加中国直接投资的机会。
亚投行的创立可以带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可以转移产能过剩的问题、大量的外汇贮备等带来的问题，通过亚投行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转移这些问题，过剩产能转移出去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交通，能源建设，把外汇贮备进行外汇投资，增加投资效益。拉动经济增长的三辆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并驾齐驱，亚投行的成立有助于中国开展国际新兴市场，亚洲国家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由于技术、资金等问题，需要中国企业的帮助与参与，亚投行改善了亚洲地区的经济环境，增加了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改善了出口企业的经济。
亚投行的成立可以提升中国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由于传统的国际性开发银行的主导权在少数几个欧美国家手中，欧美国家历来比较忽视亚洲地区经济的发展，对亚洲经济投融资力度不大，当亚投行的规模扩大和作用显现出来时，就提升了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进一步加快中国融入国际化市场，中国企业做好走出去的准备，也要做好吸收进来的准备，借鉴学习成功经验，引进先进、高端技术，技术才是生产的第一要义，通过技术和可行性项目来提高中国经济，金融市场的开放有利于提升国际合作的层次和水平，使得中国的高端企业与技术融入高端市场，促进“高精尖”产业的发展，推动科学、技术、人才的国际性合作，由于中国正在建立自由贸易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亚投行的成立将给自由贸易区的战略实施提供一个可行性平台。中国企业将会好好利用亚投行提供的这个平台，推动区域外投资进程，由于中国对外投
资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使得中国增大了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影响了力，长期来看有利于中国产品的销售，扩大了出口企业的销售，进而拉动了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李仲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促进全球经济增长[J].WTO经济导刊，2015.
[2]王达.亚投行的考量与世界意义.东北亚论坛，2015.
[3]郭亚群.亚投行的地缘政治分[J].现代商业，2015.
亚洲经济发展篇5
在新的经济发展环境下，中国与亚洲经济体之间逐渐形成区域内新的国际分工，在加强经济合作的前提下，各自发挥自身的竞争优势，促进共同发展。考察中国与亚洲经济体之间外贸与投资往来的状况，可以看到，中国与亚洲地区的经济合作具有坚实的基础。
（一）中国与亚洲经济体之间的区域贸易合作关系密切
中国与亚洲地区的贸易关系一向十分紧密，中国和亚洲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在90年代年平均增长16%，已经增长到2001年的296亿美元。从1999年到2000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地区分布情况可以看到，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是亚洲经济体。1999年和2000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中与亚洲经济体之间进行部分分别占56.6%和57.7%，而与欧洲和北美洲之间进行的部分均低于20%；中国出口总额中50%以上的目的地是亚洲，而进口总额中60%以上来自亚洲（表1）。尽管世纪之交世界经济仍不够景气，但中国对亚洲的贸易额在2001年比前一年增加144亿美元，已达到2880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6%。2002年1月至2月，中国从亚洲国家进口额达218亿美元，同比增长6%。（注：中国驻世贸组织代表孙振宇2002年4月12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发言。）
（二）中国在亚洲吸引外资地位突出并与亚洲地区域投资合作关系密切
世纪之交，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国际资本的跨国流动日益活跃，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发展成为主要形式。90年代亚洲地区fdi的流入额几乎均占发展中国家的60%左右，只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的1998年和1999年有所下降。2000年亚洲地区从金融危机中复苏，仍然是fdi的投资重点地区，其fdi的流动突破记录，吸引外资1435亿美元，比1999年提高了44%，占发展中国家份额重新达到近60%。
考察中国内地实际利用外资额的来源，很容易发现其中绝大部分来源于亚洲地区，1999年流人中国的外资来源于117个国家和地区，而来源于亚洲地区的fdi投资占实际利用fdi投资额的66.6%，2000年这一比例为62.6%。来源于欧洲的这一比例分别为11.9%和11.7%；来源于北美洲的这一比例分别为11.4%和11.8%（表2）。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项目，绝大多数也是来自亚洲，如对外承包工程中，50%以上是亚洲地区的合作，对外劳务合作中65%以上与亚洲经济体之间进行。欧洲在上述两项合作中的比例分别为4%和6%，美国的数字分别为1%强和8%强。（注：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说明中国内地与亚洲地区经济体之间的投资关系十分紧密，具有坚实的合作基础。
表1 中国对外贸易的地区分布 （单位：万美元、百分比）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2001年版整理
表2 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来源地区分布 （单位：万美元、百分比）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2001年版整理
二、经济贸易环境的改善将促进中国亚洲地区的投资合作进一步发展
（一）亚洲经济增长形式看好
二战后，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世界所瞩目。40年前，全亚洲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的4%，2001年已迅速上升到25%，预计到2010年将上升到33%左右。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亚洲发展中国家2002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4.8%，2003年将达到5.8%。世界银行对除日本以外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增长也是充满信心，预测该地区2002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4.7%，2003年将达到5.6%。亚洲地区贸易发展也十分迅速，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00年，亚洲地区商品出口总额达到16500亿美元，占世界总出口的比重达到了30%，而40年前这个数字还不足3%，其中在亚洲地区内的出口额达8000亿美元，占对世界出口总额的49%。亚洲排位前12个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已经达11200亿美元，约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额60%。（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2002年4月12日在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年会的议题研讨会上讲话。）
（二）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迅速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市场潜力巨大。2000年与1978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6.4倍，年均增长9.5%，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6位。2001年，在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缓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快增长、高效益、低通胀的良好发展势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1%，进出口总额增长7.5%，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14.9%，市场物价稳定，国际收支状况良好，2001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2122亿美元。据世贸组织最新公布的统计数字，中国2001年货物进出口额为5098亿美元，其中货物出口额为2662亿美元，货物进口额为2436亿美元，上述三项均排在世界第6位。
（三）中国将成为亚洲经济与投资合作的科研中心
近年来，中国国内知识经济地位的日益提高，全球制造业正在迅速转移到中国，以至许多评论家预测中国将成为世界新的制造业中心。与此同时，外国研究与开发工作的中心也在向中国转移。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在1985年到1998年之间每年增长45%。例如，阿尔卡特公司在2002年4月同一家中国公司合作，共同投资1800万美元支持电信工程方面的开发。该公司预计它在上海的投资大约占它在全球进行研究与开发经费的15%。ibm公司在北京的研究实验室大约有90名雇员，并计划再扩招。英特尔公司的投入甚至更大，它在2001年建立的北京实验室有大约200名员工，其重点研究方向是无线通讯、网络处理和软件开发。（注：英国《金融时报》4月19日。）微软公司将其10%的研究转移到了中国，在北京设立了一个研究中心，这是其在全球的5个类似的研究中心之一，该中心的研究项目从语言合成到面部识别技术，无所不包。奥拉克尔公司（又称甲骨文软件公司）2002年4月在深圳建立了一个由100人组成的研究中心。（注：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周刊2002年4月11日。）中国知识精英的聪明才智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外研发中心，这将使中国成为东亚和东南经济体次区域经济与投资合作的科研中心，并通过互补性投资合作，利用先进技术的“外溢效应”和“辐射效应”，为区域经济投资合作提供技术来源。
（四）中国经济法律法规的完善将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
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几年中，中国各方面的法律法规已经逐渐完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公平税负与国民待遇成为普遍的市场需要，因此，中国将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调整税收政策。税制的统一成为税收政策调整的基本方向。中国将按照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逐步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参与多边贸易体系和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继续改善投资环境，依法保护投资者权益。鼓励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投资高技术产业，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
三、中国与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加强次区域投资合作实现共赢
长期以来，中国与
亚洲各国保持着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近年来，亚洲地区经济体首脑达成共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所带来的不仅是生产的国际化和贸易、资本的自由流动，同时还意味着国与国之间对市场和资源更激烈的竞争，在这个背景下，亚洲国家必须努力通过互惠合作来避害趋利，追求共赢。
（一）中国与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互补性贸易合作将进一步加强
中国与亚洲地区的外贸交易90%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发生，相互提供的商品市场不断扩大，其中中国最大的出口贸易伙伴是日本、香港和韩国，最大的进口贸易伙伴是日本、台湾省、韩国和香港。中国对东盟的出口约占对亚洲地区出口比重的13%，从东盟进口的比重约占16%。东亚和东南亚区域内互补性贸易的增长相对减轻了亚洲经济体对于西方国家市场的依赖
（二）中国与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互补性投资不断加强
如前所述，中国吸引外资中有60%以上来自亚洲地区，其中来自香港地区的fdi约占流入总额的40%，来自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fdi约占来自亚洲流入总额的60%以上。其他向中国输出fdi的亚洲主要经济体有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省（表3），来自东盟的fdi约占7%。与此同时，中国的企业也更多地以投资者的身份出现。1999年，中国政府批准对东盟国家的投资为7200万美元。2000年新批准的投资达1.08亿美元，增幅为50%。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对海外实体进行投资，其中一些对海外直接投资总额几乎肯定比官方报道的高得多。（注：香港《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4月5日《快速向东南亚投资》。）亚洲地区经济体之间相互提供的资本市场不断扩大，同样减轻了对西方资本市场的依赖。
表3 我国实际利用fdi来源于亚洲经济体的数额及比重 （单位：万美元、百分比）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fdi
比重
fdi
比重
fdi
比重
总额
4546275
100
4031871
100 4071481 100
亚洲
3133102
68.9
2683231
66.6 2548209 62.6
中国香港 1850836
40.7
1636305
40.6 1549998 38.1
日本
340036
7.5
297308
7.4 291585
7.2
新加坡
340397
7.5
264249
6.6 217220
5.3
韩国
180320
4.0
127473
3.2 148961
3.7
中国台湾省 291521
6.4
259870
6.4 229658
5.6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2001年版
（三）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金融合作有了实质性进展
中国与亚洲各国开展金融合作有很多优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金融合作也有了实质性进展。中国和泰国2001年12月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支持泰国解决国际收支问题和维护金融稳定。2002年3月末，中国与日本也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这些都是中国重视并积极参与本地区金融合作的具体体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博鳌亚洲论坛的发言中建议：亚洲各国商业银行要为推动区域发展创造条件，发展亚洲的金融市场。香港、新加坡是远东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应建立本地区的支付清算系统，在金融产品的交易方面，相互协调，共同发展。
（四）中国与东盟加强经济交流与合作
亚洲次区域经济合作近几年蓬勃发展，已为亚洲各国经济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东盟自由贸易区已于2002年1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从2002年1月1日起，6个老成员国之间的进口关税已降到0%-5%。4个新成员则可以享受更长的过渡期。东盟各国领导人承诺自由贸易区的目标是实现区域内贸易的零关税政策，具体落实时间表是2010年6个老成员全部进口实现零关税，2015年4个新成员开始执行零关税政策。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10国领导人就未来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达成了共识。从2002年4月开始双方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计划该自由贸易区最晚在2011年建成。东盟与中日韩10+3机制也将进一步推动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这使亚洲国家的经济合作有了良好的开端。这意味着亚洲将建成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从而促进整个东亚地区的繁荣与发展。
亚洲各国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和共同利益，邻国经济之间尽管有某些竞争的方面，但互补的方面是基本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亚洲合作伙伴提供了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开放的中国将成为亚洲国家的潜在巨大市场。中国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亚洲国家发展形式多样的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以优势互补、平等互惠为基础，营造多赢的格局。
【参考文献】
[1] 联合国贸发会议.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
[2] 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版，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版[z].中国统计出版社.
[3] 谢进城.2001年中国投资发展报告[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亚洲经济发展篇6
解析《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
2005年4月22日，博鳌亚洲论坛推出其首个年度经济报告。这篇题为《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报告指出，亚洲经济和贸易正加速融入世界、所占世界经济和贸易总量的比重越来越高，而市场的力量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分析认为：“一体化机制的进程是不断发展的，但它与欧洲或者美洲相比也许速度要慢，这恰恰是由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多样化的本质，这一地区不仅地理上相距遥远，而且在文化、经济发展等很多事情上都是如此；在另一方面，通过亚太经济的一体化，带动亚洲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共同体，或者不如说是一个亚洲大家庭。”
《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一个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一定要完全依靠政府间的区域贸易安排，像自由贸易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样一些区域性贸易的政府间体制安排。因为过去亚洲区域贸易的迅速增长，并不是由于亚洲区域内已有的政府间区域贸易安排。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亚洲区域贸易安排都在谈判当中，还没有最后达成协议。可是亚洲区域内的贸易增长速度非常快，快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市场力量的推动，主要是亚洲的内部需求的推动。所以，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应该更多地依靠市场力量，依靠亚洲区域内的内部需求的推动。”
报告显示，大多数亚洲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要快于世界经济总量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幅度，按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亚洲国家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1990年的15％升至23.8％。按目前的速度发展，亚洲经济有希望占据世界经济半壁江山。
在国际贸易方面，亚洲与世界一体化的步伐也在加快，1990年至2003年间亚洲经济在世界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23.8％上升到29.4％。报告也指出，亚洲国家对此的贡献度不尽相同，“主要得益于中国和东盟国家国际贸易的发展。”
同时报告还强调，区域贸易是亚洲贸易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市场的力量在促进区域贸易一体化中起到重要作用。“东盟以及亚洲地区其他的自由贸易安排对于区域内贸易推动作用有限。”而市场自发的推动力量则效果显著，多边贸易框架比双边贸易安排在推动贸易增长方面更有效。
报告认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贸易和投资几乎是同时产生的。”
报告也谈到亚洲国家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失衡的问题。它指出，在过去的25年中，东亚国家在大量外商直接投资的推动下参与了国际生产活动分工，虽然主要的资金来源和产品的主要销售市场都在区域之外，但主要的东亚经济体都参与其中。
但与此同时，“中亚、西亚和南亚国家却在这一分工体系之外徘徊。”
针对那些欠发达国家，报告建议，必须在短期内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吸引更多FDI以促进贸易发展，否则在缺少强大国际援助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将可能会被进一步边缘化。
关于中国与亚洲经济的相互作用，报告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带动效应，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对亚洲的崛起起到推动作用，如果中国经济减速，亚洲经济将深受影响。报告的数据显示，中国在东亚区域内出口的比重已经从1985年的24.7％增加到2001年的30.6％，中国也是亚洲地区一个重要的市场。
报告还建议政府之间加强政策协调，以避免不必要的贸易摩擦，因为“深入的经济和政治合作有利于进一步增强亚洲国家间双边和多边贸易关系。”
该报告由博鳌亚洲论坛和世界银行联合推出。今后博鳌论坛将每年一个亚洲一体化报告。
东盟进行时
无数微小的变量正在“润物细无声”地改变亚洲，尽管置身其中的很多人并无察觉。东盟的10个成员国，当初恐怕也无法预料自己会成为重构亚洲甚至世界经济秩序的微妙力量。
1967年8月8日，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和印尼5国在曼谷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成立。这是一个结构松散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成员国都是中小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是“南南型”的合作，各国都是独立地执行自己的政策，依靠外交进行协调。尽管新加坡后来成为一个比较发达的经济体，但它只是一个袖珍的城市型国家；再加上其后加入的文莱（1984）、越南（1995）、缅甸（1997）、老挝（1997）、柬埔寨（1999）和现在的观察员国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个组织的“发展中”性质不但没有改变，反而还在加强。
二战后亚洲的民族独立运动比较高涨，伴随而来的是一些区域构想，但最终都没有取得成功。所以尽管东盟很“小”，但他在区域合作方面是一个先行者，亚太地区的任何事务，如果没有东盟的参与都是办不成的，它的影响力在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度达到顶峰。
金融危机促使东盟反思：没有一个更大的区域性经济一体化是不能够对抗世界性金融风暴冲击的。他们开始改变一向奉行的与周边各大国“等距离外交”的政策。6年前的宏大构想再度浮出水面。1997年12月15日，东盟、中、日、韩领导人(当时是“9＋3”)非正式会议在吉隆坡举行，此后年年开会。
东盟的“四两拨千斤”在2001年取得突破。11月6日，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东盟――中国领导人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朱基指出，中国与东盟应明确新世纪初的重点合作领域并确定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目标。一年后，《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在金边达成，CAFTA建设进程正式启动。
这将是一个纯“发展中”的FTA，目前GDP将近2.2万亿美元（中国约1.4万亿美元），对外贸易额1.7万亿美元，按人口（18亿）则是世界上最大的FTA。
中国与东盟的抢先对接大大刺激了别的经济体。日本很快与新加坡单独达成了双边自由贸易协议。
而东盟的杠杆作用还在放大。除了原有的“10＋3”，另一个亚洲大国印度也表示了同东盟建立FTA的意向。这个信息意义重大，由此“东亚一体化”的框架便有了向“泛亚”拓展的想象空间。2004年9月4日，东盟分别与中、日、韩、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举行了经济部长会议。连大洋洲的远邻也被撬动，东盟的杠杆可谓神奇。
但杠杆再精妙，究竟需要实体的支撑，中日韩三板块能否拼接，始终是亚洲一体化的关键。
中国将成为领导者
2004年5月初，中国经济是否过热受到国际关注。《纽约时报》大牌记者弗里德曼在文中劈头就说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欧盟、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世界各经济体领袖，每晚上床之前都应该为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经济的健康祈祷，因为中国经济如果出现麻烦，整个世界都会随着倒霉。
更明确地说，整个东亚在向两千年来的传统模式回归，或者按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说法，“中国正在迅速地回到亚洲中心演员的传统角色”，亚洲经济一体化是历史的必然，而且将以中国为核心。
2003年，亚洲地区外贸总额的一半以上属于中国，亚洲各国的出口总额的一半是对中国。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一发展的速度：1990年，亚洲各国对中国的出口还不到它们出口总额的7%；可是到了去年，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甚至澳大利亚的出口增长几乎全部来自对中国的贸易。日本去年摆脱了十年经济停滞而首次出现增长，国际公认全靠对中国出口的增加，或者按照《华盛顿邮报》的说法，是因为“日本2003年出口增长的近80%归于中国”。日本从中国的进口，也已经超过了从美国的进口。韩国去年对华贸易首次超过对美贸易，更是东亚现当代史上的划时代事件。
由于中国巨大的对美出口，美国至今还是亚洲的最大出口市场。可是按照华尔街最大金融公司之一UBS的估计，再过十年中美两国就将平分秋色。据《纽约时报》预计，中国经济规模在6年之内将达到德国的两倍，到2020年便将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按照这些统计数字和演变速度，亚洲经济将以中国为核心而发展，是十分自然的结论。
日本似乎是亚洲经济的传统“领导者”，在亚洲一体化的过程中也势必有所作为。但这并不能改变中国成为核心力量的趋势。
日本是亚洲最早现代化的经济大国，可是其“经济起飞”完全以日美贸易为中心。尽管东京不断从事“日元外交”，日本经济实力对亚洲经济的带动却微乎其微。举例来说，在日本经济早已大幅度起飞的1976年，按照美国中情局统计，与日本一水相隔的“盟国”韩国的国民平均所得尚不及实行计划经济的朝鲜，实在看不到日本当时的经济高速发展给邻国带来的好处。而中韩建交刚十年出头，韩国对中国的贸易额便超过美国。
在经济泡沫破裂之前的最强势时代，日本才吸收了亚洲地区出口总额的20%（目前跌落到仅10%），而GDP目前尚远在日本之后的中国，2003年已经吸收了亚洲出口总额（含中国向美国出口）的31%，成为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以及澳大利亚去年出口增长的最大因素。换言之，中国目前对亚洲经济的带动作用已经远超最盛期的日本。
亚洲经济发展篇7
【关键词】互联互通 亚洲区域一体化 印度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进展相对缓慢的亚洲区域一体化
长期以来，受多种因素影响，亚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相对缓慢。首先，区域一体化的顺利推进需要其成员国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具有同样历史经历、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宗教文化的国家间比较容易塑造共识、促成合作。亚洲是世界上众多文明、民族的交融地，国家间在经济发展阶段、社会状况、民族宗教构成和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进而导致区域内各国国际和区域性事务容易持有不同的态度和偏好。此外，亚洲地区安全形势较为复杂，治理起来难度相对较高。不仅朝核问题、南海问题、伊朗问题、阿富汗问题等“传统热点”问题依然困扰着区域局势，跨境犯罪、恐怖主义、跨国贩毒等非传统安全问题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推进也在不断发酵。
其次，区域一体化的顺利推进需要区域核心国家的主导与推动。从欧洲的经验看，欧洲一体化的发展离不开法国和德国两个有历史恩怨的国家携手合作，共同提出倡议和规划，共同构建制度框架，共同推动与引领谈判，共同带头履行职责，共同监督成员国履行义务。而在亚洲，中国与日本两国间的关系时有反复，很难形成稳定的合力，共同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走向纵深。
再次，有利的外部环境是区域一体化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与欧洲一体化不同，亚洲区域政治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受到区域外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影响。区域内国家与美国这一非亚洲国家的关系（例如中美关系）在亚洲区域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部分国家和地区把美国作为平衡区域内力量、消除区域内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美国也积极采取多种手段以确保其对亚太地区秩序的影响。从客观效果来看，与一些亚洲国家的期待相反，外部大国不仅没有给亚洲地区带来稳定与和平，反而增加了地区局势的变数。在某种意义上，建立和谋求独立公正、合作导向的亚洲安全治理观，建立亚洲国家间的协调机制，更有助于实现区域内稳定，符合亚洲各国的根本利益。
求同存异，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共建亚洲发展和命运共同体
亚洲国家具有广泛的共性，差异也很明显。这是推动亚洲区域一体化不可逾越的现实基础。区域核心国家引领作用的确立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美国仍将努力确保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那么，亚洲国家间究竟应该怎样求同存异，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共建亚洲发展和命运共同体呢？笔者认为，中国与印度关系的近来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借鉴。
中国和印度是全球最引人瞩目的两大新兴经济体，同为金砖国家成员，且比邻而居，经济发展模式各有特色，被称为“龙”和“象”。
从经贸关系的发展来看，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印两国的经贸关系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印经贸关系进入了既合作又竞争的转折期。一方面，双方出现了新的利益融合点，如两国均面临着抵御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加快本国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任务，都谋求提高对全球经济事务的影响力，等等;另一方面双方的利益差异也很明显。虽然中印两国经济结构中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经济发展阶段的落差提供了更丰富的合作机会，然而对于相互间贸易障碍、投资壁垒、管理体系以及经济制度的不同看法极大影响了这些合作机会顺利转化为现实收益。在双边经贸合作发展的大环境下，印度频繁运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手段对中国的产品a出口进行限制以及通过安全审查制度对部分来自中国的投资设限，这些都给两国整体合作全面推进带来了一些不和谐因素。
此外，受地缘政治和全球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印两国间的关系更为微妙。这些共性和差异给“一带一路”大战略下中国与印度间互联互通的推进带来了重要的机遇，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些不利影响。
为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国家战略，“一带一路”建设对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深远意义，并且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一带一路”战略包括四条线路：中蒙俄经济带、新亚欧陆桥经济带、中国-南亚-西亚经济带以及海上战略堡垒。其中中国-南亚-西亚经济带通过云南、广西连接巴基斯坦、印度、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等国家，海上战略堡垒分别由环渤海、长三角、海峡西岸、珠三角、北部湾等地区的港口、滨海地带和岛屿共同连接太平洋、印度洋等沿岸国家和地区。而印度同时涉及中国-南亚-西亚经济带和海上战略堡垒两条线路，是“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亚洲互联互通的重要一环。推动中印互联互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从更广阔的角度看，还有利于中国与印度间政治、安全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推动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贸往来，不仅是稳定周边战略的必要环节，对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也具有战略价值。
互联互通建设将带动中印两国加强经贸往来，而双边经贸合作的扩大有利于两国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为两国政治、安全关系的发展奠定基础。与涉及的政治问题比较起来，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问题的敏感性较弱，优先解决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通过贸易、投资、人员往来和资金流通的双向扩展拉近两国在历史上形成的距离，促进两国在情感上和心理上的认同，相对于解决政治问题要简单的多。绕开领土问题通过互联互通优先发展经济贸易合作，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明智选择。另外，通过经贸合作也会强化中印之间的沟通和相互了解，促进政治和外交关系的发展。
南亚虽然是世界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但居住着世界1/5以上的人口。中国与南亚国家已经在投资办厂、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等很多领域开展经贸合作，对南亚国家的贸易也在稳步增长。中国与南亚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以及经贸合作顺利推进将形成一个拥有26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合作潜力不可小觑。印度作为南亚大国，在南亚地区具有较大影响力，如果忽略印度的作用将会增加中国与该地区合作的阻力。
南亚是中国周边的重要区域，深化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是稳定周边战略的重要环节。通过互联互通扩大经贸合作是在南亚地区增强中国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印度是南亚最大的国家，一直希望主宰地区事务，其周边国家对其持有一定的戒心，甚至保持对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在南亚地区发挥作用，一方面不可能迈过印度，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中印合作共同带动整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加强中印的经贸合作对于稳定中国和南亚的关系具有重要战略价值。
“一带一路”统筹陆海两大方向，涵盖面宽，包容性强，辐射作用大。保障海上石油输送线的畅通是稳定石油来源的重要条件。中国目前石油进口的主要来源地是海湾地区，而印度洋是国际海洋输送线路最集中的地带，是从波斯湾到马六甲海峡石油运输必经之地。在印度洋海域沿岸，印度在综合国力方面是唯一的大国，并具有仅次于美国的海上力量。中印间互联互通的推进，将形成更加密切的两国关系，提高印度对华外交行为的谨慎度，有利于维护中国的石油和能源安全。
线路设计以外，亚洲互联互通的几大工作重点在中印合作中有着全面体现。首先，亚洲互联互通以经济走廊为依托。目前中印两国正在携手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2013年5月国务院总理访问印度期间提出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倡议，得到印度、孟加拉国、缅甸三国的积极响应。该倡议对深化四国间友好合作关系，建立东亚与南亚两大区域互联互通有重要意义。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是新南方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和关键路段，而新南方丝绸之路是构建“一带一路”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陆上丝绸之路民意基础较好的一段。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是亚洲互联互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为中印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带来新机遇。
其次，亚洲互联互通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经验研究表明，基础设施在一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良好的基础设施不但能够在短期内直接拉动社会总需求、迅速增加就业，而且能有效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私人资本的生产力，在长期内扩大社会总供给。基础设施落后一直是困扰印度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印度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和相对开放的建设政策为中国工程承包企业进一步拓展印度市场、扩大工程承包业务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对于推动中印经贸合作而言，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适宜的突破口。
第三，亚洲互联互通以建设融资平台为抓手。印度正面临发展资金不足的难题。长期以来，印度的财政贸易双赤字依靠外资流入弥补。印度的外汇储备进入2012年以来已经出现大幅下滑，难以覆盖其总体外债务余额，仅够应对数月的商品进口。受到欧美国家的“去杠杆化”过程的影响，流入印度的外资难以大幅度增加，而且随着美国退出当前的宽松货币政策，或将引发大规模外资撤离印度。中印已经在融资平台建设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中国将成立的，总额高达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会进一步为中印两国互联互通的建设提供融资便利。
最后，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夯实亚洲互联互通的社会根基。中印两国尽管毗邻而居，然而正如许多专家学者所指出的，两国民间和人文交往严重不足，存在着巨额的“交流赤字”。作为两个有着10亿人口以上的邻国，2012年印度来华留学生人数为1.1万人，而在印度的中国留学生只有1200人，两国间的文化交流赤字由此可见一斑。除了提供互联互通领域培训名额以外，还可以通过在中国举办印度节、印度博览会等，来提高中国企业对印度的认知程度，以及建立中国印度企业家联谊会等民间组织，借助文化交流等形势，以文促商推动中印两国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全面互联互通。
从上述分析可以清晰看出，如何缔造和保持一个繁荣稳定的区域环境对亚洲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而言都事关重大。中国积极推动亚洲互联互通，一方面符合中国和平崛起和经济转型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也符合亚洲区域内各成员的现实利益，得到了诸多亚洲国家的明确支持，体现了亚洲大家庭的成员们求同存异、积极谋求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繁荣稳定决心与努力。尤其是，互联互通在为各国经济增长提供利好消息的同时，也有利于实现亚洲地区政治安全稳定，具有一定的“溢出”效应。
借力互联互通，完善合作体系建设，共铸亚洲区域一体化的光明未来
长期以来，亚洲地区的政治经济合作具有低机制化的特点。机制化程度低意味着组织对成员的约束力相对较差，但胜在灵活，能够包容多元化利益。在外部环境波动大、成员国不想被过度牵制、灵活性要求高的情况下，低机制化合作更容易被成员国接纳。亚洲区域内的成员国在历史背景、文化、宗教、经济状况、国际定位等方面都具有差异性，再加上历史性原因，强机制化的区域一体化框架很难形成。与不合作或者勉强达成高机制化合作后面临维持困境这两种情况相比，低机制化的区域治理方式也不失为一个次优选择。尤其是机制化在保证尊重组织成员多样性的同时，仍然能够集体讨论和处理敏感性高、不确定性强、大家普遍关心的区域性问题，例如打击跨境贩毒和灾害救援等。东盟地区论坛作为亚太区域一体化的核心组织平台之一，还专门针对应对灾难、实施救援、抗击区域内恐怖主义等具体领域，设立了特定的区域内对话机制，借助“小国搭台，大国唱戏”的对话形式，为成员国提供了自由、灵活、渐进和弱机制化的政府间对话平台。
因此，亚洲区域一体化推进的当务之急并不是跃进到高机制化阶段，而是完善合作体系建设。合作体系建设的主要目标有三个：一是将机制化合作与非机制化合作紧密结合;二是整合区域合作机制，化解碎片化风险;三是制定区域合作高机制化的远景目标和路线图，并开始逐步践行实施。
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有贸易协定、投资协定、论坛和峰会等机制性安排，也可以有非机制性的多种灵活安排。在差异化中推动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把机制性合作与非机制性合作紧密结合起来，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大领域齐头并进，实现亚洲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
亚洲地区近年来各种类型的自由贸易安排大量衍生，而且各自遵循不同的规则和标准，这种情况与区域合作低机制化相伴相生，使得亚洲区域合作一体化面临碎片化的风险。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历史演变中，一直伴随着“开放的区域主义”和“竞争性自由化”两种合作指导思想的竞争。当前的TPP与RCEP是这种竞争的延续，又都体现了整合区域资源、塑造区域经济秩序的不同努力。
而在亚太自贸区框架下有可能实现TPP和RCEP在内的诸多亚洲区域内治理机制的有效整合。尽管亚太自贸区的设想早已提出，但在过去几年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2014年11月北京APEC领导人会议周期间，与会的21个成员经济体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决定启动亚太自贸区联合战略研究，建立APEC自贸区信息交流机制、开展自贸区谈判多年期能力建设，推进服务、投资、原产地规则等具体领域合作，亚太自贸区建设自此进入新阶段。APEC领导人会议同时还批准了《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决心在2025年前实现加强硬件、软件和人员交流互联互通的远景目标，并完成共同确立的具体指标。硬件、软件和人员交往这互联互通三大支柱，本身就构成了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内容，推进、落实互联互通就意味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落实。
互联互通是亚洲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引擎，它顺应结构调整和改革创新这两大世界潮流，力图整合亚洲资源、亚洲制造、亚洲储蓄、亚洲工厂等多方面竞争优势，服务于发展亚洲价值、亚洲创造、亚洲投资、亚洲市场，致力于在新时期培育亚洲国家新的经济增长点，得到了诸多亚洲国家积极响应与大力支持。借助互联互通的链接，必将使每个亚洲人、每个亚洲国家的梦想紧紧相连，共同铸就亚洲大家庭的辉煌梦想。
亚洲经济发展篇8
关键词：“亚洲价值观”；新儒家；现代经济精神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1—0095—07
20世纪80年代，东亚出现“四小龙”起飞的热潮，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先后创造经济“奇迹”，步入发达国家与地区行列。继“四小龙”之后又有所谓“四小虎”，即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采用市场经济制度，出现经济腾跃。由此，新加坡李光耀提出“亚洲价值观”。其主要意义有三：第一，以勤勉、节俭、信用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伦理精神。第二，以家庭、社会为本位的亚洲文化是治理社会的政治理念。第三，以上伦理精神与政治理念合为区别于西方而适合于亚洲的“亚洲价值观。与此同时，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也提出近似的思想，与李光耀同为“亚洲价值观”的举旗人。“亚洲价值观”在中国引发讨论。焦点为儒家思想是否促进东亚发展的现代经济精神；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上的现代威权主义与大家长理念对错如何；亚洲经济危机与“亚洲价值观”中的儒学元素有否关联。
一、“新儒家”与现代经济精神的肯定
“亚洲”，地理意义上指的是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与西亚等，从文化意义上又可以分作儒家思想的亚洲、伊斯兰教的亚洲及佛教的亚洲等。“亚洲价值观”，有李光耀解说的儒家文化区亚洲价值观，也有马哈蒂尔解说的伊斯兰教的亚洲价值观。其实，“亚洲价值观”本指东亚及儒家文化区的价值精神。正如一些学者所论，“当前所谓的亚洲价值实际上并不代表整个亚洲五大文化区域。所谓的亚洲价值明确地说是指东亚的价值观，这包括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等五个地区，也包括1978年以后的中国大陆。这些地区构成了‘儒家文化经济圈’的主要部分”①。
儒家思想长期担当中国传统社会“本位文化”的角色，对东亚地区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如果说，在东亚地区确实存在着一个可以促成现代化的价值系统，即“亚洲价值观”，那么这样的价值观必与儒家思想发生最紧密的内在联系。②人们弘扬儒家文化，不是为文化而文化，而是为国家的现代化，为实现现代化寻找与打造精神支撑力量。③
范为前在《支离破碎的亚洲价值观》一文中说：1980年代以亚洲四小龙为首的多个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成功地与全球化市场接榫，拉开了亚洲经济成长的大幕，这一波经济成长潮，让亚洲国家逐渐淡忘掉二战后密布的冷战体验，压抑数十年的“亚洲主体意识”重新开始萌芽。“亚洲价值观”与西欧价值观不同，但并非“现代”的与“非现代”的不同。设论欧美价值观——体现为以韦伯所谓的以“新教伦理”为特征的欧美“资本主义精神”，促进了那个地区的现代化，那么“亚洲价值观”则是以更新了的儒家思想为特征的现代经济精神。东亚的成功说明，这里的传统精神——儒家文化，完全可能发生内在意义的更新升华，而在经济精神的层面具备充分的“现代”意义。
这个“现代意义”可表现为：重视家庭，“修身齐家”的伦理观念；服从社会、融入集体的价值取向；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进取意识；以义取利，戒除腐败的价值思想；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生活态度；“天职”至上、敬业诚信的职业道德；精益求精，缜密认真的工作等等。④2005年12月在北京举行了“儒学与亚洲人文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对“儒学与亚洲人文价值”的现代意义作了充分肯定。郭齐勇认为，仁爱、敬诚、忠恕、孝悌、信义等，已经成为东亚儒学的中心价值系统或核心价值观念。郑成宏指出，以人为本的道德取向、对集体价值的认同与和合精神的倡导，成为东亚文化共同体的核心价值系统。郑良树则把勤俭、诚朴耐劳、中庸和平、重视血统视为儒家的文化本质。宋志明指出儒家思想具有三种价值取向。其一，强调内在性，主张人性善，具有凝聚群体的功能，范导着人本主义的取向；其二，强调超越性，主张超凡入圣，积极面对现实，提升人生境界，范导着淑世主义的取向；其三，强调包容性，拒斥排他性，主张“协和万邦”，“万过咸宁”，范导着和平主义的取向。蔡方鹿认为：东方文化具有自身的特色，即崇尚圣贤的理想人格观、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取向、重文化传统的观念等等。俄罗斯设有孔子基金会，基金会主席列·谢·贝列罗莫夫认为，孔子的“和而不同”、“有教无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形成亚洲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基础，成为亚洲与世界的共同精神财富，不仅成为人与人的交往原则，也成为处理国家和社会相互关系的外交准则。⑤
崔亨植（韩国成均馆大学东洋哲学系）也参加了中国学界关于亚洲价值观的讨论。他认为：儒教思想之所以绵延不绝，是因为具有重要的伦理基础。这样的伦理基础极具思想的生命力，不仅为哲学史的宝贵传统，且在当代社会中继续发生影响。从先秦儒学到宋代新儒学，中国儒学代代传承，没有离开过一个中心主题，即对体现为伦理精神的人的本性的探讨。孟子的“性善”说、“天人合一”论，及强调“性”、“命”统一的思想成为宋代心性学说的思想基础。再有，历代学者关心先秦儒家的“诚”概念，把它作为沟通“天”、“人”的媒介加以深刻认识，从存在论上找到了中国伦理的精神依据。
许多学者都注意到“家庭元素”在“亚洲价值观”中的突出地位。龚群著《新加坡的道德价值取向》一文说：新加坡政府对于社会道德建设一贯给予高度重视，在强调继承与发扬儒家伦理的前提下，以国家白皮书形式提出自己的共同价值观，继而提出家庭价值观，概述了新加坡的总体道德价值倾向，成为与“西方价值观”对立的“亚洲价值观”。⑥这里，龚群认为“家庭价值观”显示“亚洲价值观”的“总体道德价值倾向”。《东亚社会的现实选择：析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观”》一文也说：李光耀将家庭元素论证为“亚洲价值观”的核心，具有很强的逻辑力量。从文明的渊源看，家庭作为一种恒久的生命载体，在中华数千年的变迁中维系着文化的基因，并以其顽强的再生能力向周边辐射；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动力，与欧美“个人第一”的精神迥异，是一种源自家庭本位的文化力量。⑦
张德指出：文化力是经济竞争的重要因素，儒家文化是东亚经济崛起的精神支柱。“义利两全”、“致富经国”、“以和为贵”、重视群体、勤劳敬业这些儒家优良传统，成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的精神动力，也在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他还说，应该警惕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的侵袭，自觉地维护、继承和发展儒家文化的优良。⑧
从上面学者的评论，得到的印象是，“亚洲价值观”实与儒家思想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相合。重视人格道德世界的建设，即为“修身”；强调“家庭元素”，注重家庭建设与突出“孝亲”思想，此谓“齐家”。通过“修身”，提高民族的道德素质，进而将其与“现代”精神匹配；通过“齐家”，从社会“细胞”层面着手，营造社会稳定的基础，进而提倡“家国一体”，由“于亲而孝”，化为“于国而忠”。顺此以达“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即国家的清正、祥和与发展。
二、东亚经济危机后儒家文化的“波折”
20世纪末，亚洲爆发严重金融危机，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等亚洲新兴工业国家深受其害。紧急的事态促使人们探讨危机的原因。有学者认为这是亚洲发展模式出了问题，根源在于模式的形成与日本有关系。拷贝日本模式，承续其中的消极成分，成为危机的主要原因。有学者责难国际金融投机商，认为他们的有害经济活动成为危机的导火线。有人抱怨中国，说中国强势的出口竞争，让亚洲经济危机雪上加霜。许多学者则认为当从东南亚地区的政府作用、普遍存在的官僚政治、经济结构和教育制度等多方面分析经济危机的本地的内在原因，而所谓“亚洲价值观”及其“中心思想”——儒家思想也难逃其咎。⑨
“亚洲价值观”与“亚洲经济危机”关系如何？这个问题激起的讨论经久不息。危机爆发前，人们把“亚洲价值观”与儒家文化说成是亚洲经济起飞的精神原因。危机爆发之后，人们再次把目光聚焦于“亚洲价值观”。结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立即倒过来论证儒家的困境与其“价值观”的局限。⑩当然，有学者依然为儒家思想在亚洲崛起过程中的作用辩护，将此视为亚洲经济“起飞”的精神原因。折衷的观点则认为当“一分为二”地看待儒家思想与亚洲价值观，主张既清除其糟粕和消极影响，又继承其精华和积极因素，以利亚洲经济的继续发展。
亚洲经济危机之后，“亚洲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遭遇非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说：“东南亚的错误在于将其模式过于理论化，并把它同亚洲价值观混为一谈。当这种模式失败时，可以看出在储蓄、劳动和社会同情观念上存在的问题。”美国学者保罗·克鲁格曼认为亚洲价值观的劣根性——人事关系上的“裙带资本主义”是危机的因素之一。对此美国经济性周刊Business Week直言“亚洲价值观是灾难”。美国亚利桑那州议员卡恩强调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著名亚洲价值观的“脆弱”及“先天不足”。
与此同时，亚洲学者纷纷表达自己的观点。新加坡学者陈荣照则认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自然与儒家思想有关系，但“四小龙”起飞的主因是市场制度的操作，而非儒家思想的作用。儒家思想不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驱动力。高敏认为，由儒家传统营造的东亚国家义务型关系网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是法制不透明，其结果形成“亚洲裙带资本主义”。这说明儒家伦理与现代社会存在着许多不相适应的部分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制度结合才可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
王锐生认为儒家思想所提供的是一个“灭人欲”、无情感、无意向的抽象空洞的人。这样的人不具备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现代经济人的特点。其实所谓“亚洲价值观”以儒家文化为核心，漏洞颇多，是一种有缺陷的理论，并没有得到当代亚洲社会的认同，甚至被越来越多的人抛弃和批判。有学者强调亚洲并不是一个同一的亚洲，亚洲文化也不是一个同一的文化。亚洲文化各异，难以形成统一的“价值观”。目前宣扬的所谓“亚洲价值观”弊端颇多，难以自圆其说。这个价值观以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思想为核心，暴露出它的落后性。亚洲价值观的倡导者对西方文化的批判，不仅无的放矢，击不中要害，甚至用陈腐的观念反对进步的思想。对此，迈向现代化的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应有清醒的认识。
以下的事实也是难以否定的：在信奉儒家的社会中，父权观念、权威主义、行贿受贿、“任人唯亲”为其特点，不透明的企业运营制度普遍存在。这一切皆与市场经济制度发生冲突，而“亚洲价值观”将亚洲社会种种落后因素做合法化的理论肯定，使冲突不是减缓而是加剧。
既然“亚洲价值观”的提出是为解释当年亚洲经济发展原因，以此逻辑，亚洲经济一旦出现问题也应同样追究这个“价值观”的责任。市场不透明、失序、法治基础薄弱、落后的政治文化流行，威权主义，这一切皆为亚洲不可忽视的落后因素。意想不到的是“威权主义体制内某些积极因素”竟创造出经济成长的“奇迹”。然而经济危机之后，同样上述亚洲自身的消极因素吞噬和破坏了这个“奇迹”。这是“亚洲裙带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大同小异的“成长故事”。
与上述观点不同，黄心川在《亚洲价值观与亚太文明和宗教的发展》一文中说：最近一个时期来亚洲地区的经济遇到空前的金融危机。学术界、舆论界对亚洲或东亚的价值观提出了种种评论，有人认为亚洲的价值观已经过时，东亚价值观已经破产，但也有很多人持不同意见，认为亚洲经济的崛起，使人民摆脱了长期苦难的生活，亚太文明的建立和发展，都仰赖于亚洲价值所发挥的作用。
黄心川在《东方价值观及其现代意义》一文中又说：亚洲价值观主要指东亚儒学的价值观。目前，它不仅作为一种东亚传统的哲学、宗教的思想而存在，而且也融汇于现代的经济和生活之中，并且对东亚经济奇迹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和凝聚作用。但是，儒学价值观也像其他价值观一样有着它的优点和弱点，我们不能因亚洲金融危机就怀疑甚至否定东亚价值观。
张兴国认为，20世纪中期以来东亚国家的迅速崛起令世人瞩目，然而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又使亚洲特别是东亚国家经济遭到重创，因而“东亚模式”、“东亚价值观”成为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而且毁誉不一。在以和平发展为主题、以追求现代化为目标、以经济全球化为特征的时代背景下，应以“和合”思想为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原则，探讨建构东亚价值观可能性。
有一个问题已被人们注意。就是决定地区经济情况的原因是多样的，具体说有两个，一个是文化的原因，一个是制度的原因。譬如中国30年来经济的起飞，重要原因在于采用市场制度。亚洲20世纪80年代经济的发展，原因也是两方面的，既有文化的原因，也有制度的原因。这样，在讨论经济衰落的原因时就要从制度与文化两个方面去考虑。有时，问题不在文化（“价值观”）而在其他方面。马涛通过对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成因的具体考察，论证东南亚金融危机与“亚洲价值观”的不相关性，指出以儒家价值观念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不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克服金融危机，重新振兴东亚经济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积极因素。
2009年，受网易亚运频道的邀请，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先生一起开讲，就“从华尔街危机看亚洲价值的新崛起”这一话题作了深入的阐述。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新快报、信息时报等广州主方流媒体的记者和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的学生参加了此次讲座。这次讲座提醒人们，既然可以因亚洲经济危机质疑亚洲价值观，那么为什么不可因“华尔街危机”质疑欧美的价值观呢？因地区经济的困境而否定这个地区的价值观，这个思考逻辑究竟有多少“逻辑”意义？同时也释放了一个信号：人们已经走出亚洲经济危机的心理阴影，以积极心态重新评价文化意义的亚洲价值观。
三、“亚洲价值观”与儒家政治理念的省察
“亚洲价值观”既是经济精神，又是政治文化。关于是否可以将其作为现代经济精神而予肯定，业已招来不少的争议，而一旦将其演绎成政治文化，更引发众多不同的声音。对此政治文化，褒扬肯定者有之、质疑否定者有之。褒扬者认为，这个价值观敢于向西方说“不”，是对文化霸权的明确挑战。再则，亚洲价值观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既适合于亚洲社会的现状，就应有其“存在”的价值。质疑者认为，从文明史观的视角观察，“亚洲价值观”中的家长制度与威权主义，保留着大量原型亚洲的封建遗存，位于文明进化途中的低端，是一种有待变革、改进的文化，不必给予过高的肯定，而当予以足够的分析与批评。
吕元礼在《探析李光耀的儒家价值观》一文中说：儒家文明产生于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文化是前辈向后辈传递文化的后喻文化，儒家所珍视的孝顺往往演变为对于长辈的无条件顺从；当今社会处于信息社会，信息社会的文化是前辈往往要向后辈学习的前喻文化，因此必须对那种无条件顺从的旧式孝顺加以改进。这种改进并非否定孝顺的核心价值，而是创新孝顺的具体形式，予其“现代”的新表达，“就是为适应前喻文化对孝顺的名称与实践作改进与创新”。
新加坡等东南亚现代民族国家在其建立过程中，同时进行意识形态的整合。注重本土精神，突出威权传统，然而却一致以坚持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如此意识形态的整合，乃为引导人民确立国家认同，应对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冲突，维护国家的稳定。无论是新加坡的儒家伦理运动，还是在东南亚得到共鸣的“亚洲价值观”，都具有这种性质。东亚威权政权重视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教化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辩护，由此出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亚洲价值观”、印度尼西亚的“潘查希拉民主”、菲律宾的“民主革命论”等。其为东亚威权的政治意识形态，本质而言是为威权统治服务的。单一而又具有兼容性、发展至上、追求秩序与崇尚权威、集体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好政府”理念等是东亚威权政治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
美国《外交》杂志总编辑F·札克雷亚的《文化即命运（与李光耀一席谈）》发表后，引起世界学术界的热议。韩国著名政治活动家金大中发表《文化就是命运吗？——亚洲反民主价值观的神话——答李光耀》，不同意李光耀所谓“文化即命运”的说辞，提出“民主即命运”的新命题。金大中从韩国社会发展的经历中看到以下的规律：东亚社会在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势必促进市场制度的成熟与市民阶级的成长，从而为脱出封建政治窠臼创造条件。其结果，威权政治难以为继，民主政治接踵而来，这才是亚洲真正的“命运”。
不少学者提出与上述观点大体相同的意见：“亚洲价值观”曾给新加坡政治和经济生活带来深远影响。在政府的积极宣扬和努力推行下，这个价值观维持并巩固新加坡的秩序，推动该地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然而预想得到的是，尽管新加坡威权政治把“民主”意识限制在秩序范围之内，然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推动市民阶层的兴起，两方面张力的结果促成民主共识在威权秩序下缓慢地培育和积聚，终使民主潮流不可阻挡。
范为前在《支离破碎的亚洲价值观》一文中说：李光耀提出“亚洲价值观”，表面上捍卫东亚的传统价值，背后却蕴含一层深意，就是对抗西方民主政治对于东亚威权政治模式的冲击。用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白鲁徇的分析来看，尽管东亚国家之间有某些差异，但基本上都奉行儒家式的权威观，强调父权式的政治模式，强调独断性的权威特征，强调威权政治在秩序治理方面的作用。李光耀大树儒家文化的旗帜，最大的目的还是为了肯定东亚式威权政治。他既接受市场经济，又反对民主政治。这样就强化了对权威政治的迷恋，对国家主义与家长制政治的“着魔”，开启了当代东亚威权政治之滥觞。卫忠平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五花八门、貌合神离的所谓“非西方价值观”。亚洲价值观即为其中一种。这是一种具有浓厚威权主义色彩、官方意识形态的强政府主导型的价值观。
其实，“亚洲价值观”不必将自己定位为与“世界文明”对抗的“另类”。强调这样的文化“对抗性”，未必能为自身思想合法性增加多少理性的砝码。相反有可能主动挑起亨廷顿所谓的“文化冲突”，既不利于世界和谐理念的建立，也不利于东亚合作环境的营造。孙承在《从“价值观外交”到“积极的亚洲外交”——日本安倍、福田内阁亚洲外交的比较分析》一文中说：安倍主张构建“民主国家联盟”和“自由与繁荣之弧”，积极推行“价值观外交”，因不合时宜的冷战思维而受挫。福田内阁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实行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的亚洲外交”，改善日本与亚洲各国关系。
由于时空的交错，一些学者于亚洲价值观未直接发表意见，然而他们的学术论述给予今天解读“亚洲价值观”以新的启迪。这就是作为“亚洲价值观”精神基础的儒家思想与人类普遍价值并非格格不入。问题是用先进理念对其“诠释”与更新，去除封建糟粕，提炼“民本”元素，而不必将其落后的思想元素沉渣泛起，而于今日的社会流散负面的影响。
徐复观指出，在中国儒家语境中，自由与传统是能够结合起来的。《尚书·皋陶谟》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宋司马子鱼和随季梁皆说：“民，神之主也。”《国语·周语》说：“民和，而后神降之福。”又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徐复观据此议论：“民为贵”，本是中国儒家一贯的观点。“民”以“天“与”神“的代表的资格，站在统治者之上。人君上面的“神”，人君凭藉的“国”，以及人君本身，都是为“民”而存在。“神、国、君、都是政治中的虚位，而民才是实体。”历来中国的政治思想的主题是“消解人君在政治中的主体性，以凸显出天下的主体性”。
台湾大学黄俊杰教授认为，帝制中国的政治体制以君主为主体，而儒家的政治理想是以人民为主体，儒家之价值理想与现实的政治世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许多儒家学者在有志难伸之余，遂以经典注疏之学术事业寄寓其经世济民之政治理想。这种诠释学是一种政治学，其中“治道”远多于“政道”，如康有为著《孟子微》于列强鲸吞蚕食中国之危机年代，寄托其救世宏图。
有学者提到2000年北京“21世纪论坛”上李光耀的表现。他一改从前的思想风格，强调个人创造性的发挥，没有提起几十年来一贯奉行的权威主义。在一些场合，他甚至说：“我们必须做的，就是加强这些强调五伦——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东方价值观。但是，我们也必须给予这些价值观一种现代化的表达方式。”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他对儒家思想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认为到了信息时代儒家价值正在逐步过时。“尊重老人在信息时代似乎管不了什么用。父亲未必最有学问，孙子也许懂得更多”。有学者据此说明，主张亚洲价值观的人士，也包括李光耀本人，其思想也在变化中。因为这些变化，“亚洲价值观”的内涵开始出现更新的可能。一方面，优秀的思想元素继续得到维护与发扬，另一方面其中的缺陷与错失也在弥补与修正。
四、余论
儒家文化的社会功用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政治上为封建政治制度服务，呈现等级的、家长制的、官权至上而民权缺失的、专制威权的思想特点。经济上为农业经济制度服务，体现为锁国“攘夷”、拒绝国际市场、均平寡安（“不患寡而患不均”）、对井田村社的原始土地制度的绝对膜拜等。与此同时，儒家文化所包含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尽心知性知命”等思想元素，又构筑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平台。时至今日，任何民族文化都处在不断自我更新的过程中，变原型农业伦理为现代工商精神，由此显示其时代价值。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阐述这样的观点：由于从原型基督教中提炼出一条“勤勉——节俭——天职——原罪赎免”的精神链接，故使这个地区的现代化运动获取崭新经济精神的支持。
对于东亚来说，儒家文化克服传统的“农本”意识，加入现代重商思想；舍弃故去的“均平”理念，增添可贵的“竞争”意识；挣脱自闭的“井蛙”观念，打开宽阔的世界视野。从原型儒家的“心性”说、“智信”观、“天命”论等思想中提炼出勤勉尽心、敬天守职、正直诚信、知耻而勇等可贵的文化品质。由旧儒家变成新儒家，由为农业自然经济服务的旧文化变成为现代工商市场经济服务，类似于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新经济精神，从妨碍现展的思想阻力变为推动经济飞跃的精神动力。这样的新经济精神成为“亚洲价值观”的本质要素。人们从这个意义上对“亚洲价值观”作充分的肯定。
“亚洲价值观”中存在着严重的威权思想确是历史的事实。不必讳言，东亚现代化与西欧的现代化不同。西欧的现代化是“准备好”的现代化。西欧社会乃为古代城邦社会的延续，资产阶级具有较充分的活动空间。由于绝对王权时代对商业的客观宽容，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这里已经充分地实现了市民化与市场化，已经具备建设现代国家所必需的“市民”与“市场”的准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准备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准备与普及，具体言之就是“新教改革”的胜利与“新教精神”的深入人心。由于已经是市场社会，社会就有秩序。由于有了丰厚的市民阶层，就有了拥护现代化的主体民众。由于有了新教精神，就有了与现代化匹配的现念。这一切都成为西欧民主制度坚实的社会基石。正因为是“准备好”的现代化，所以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的政权即为“市民”政权。这个政权的目的就是废除绝对王权时代的王权专制，同时也废除与王权并列的教权专制。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
与西欧现代化不同，东亚现代化是一个没有“准备好”的现代化。当外界环境“逼迫”这个地区走上现代化之途的时候，它完全不充分具备市场、市民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三方面条件的准备。它不是站立在既成的市场基础上的，广大市民的自觉、自动的现代化，而是不具备条件，努力创造条件的现代化。从全体意义上看，这里的现代化乃是由进步知识精英发动的“由上而下”的精英型现代化、政府型现代化及被动型现代化。由此这里的现代化显示与西欧现代化明显的差别，就是权力的集中与意志的统一，亦即所谓“威权主义”。在一个曾经被马克思所批判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全面覆盖的东亚社会，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与传统的封建制度，与形形的如艾凯所说的“反现代化”思潮与运动对峙，这一切又迫使东亚“强政府”的特征得以进一步的加强。
对于新加坡这样的以华人为基础，民族问题纷起，时时都可能遭遇反市场与资本思潮的刚性挑战的复杂社会，如果没有一个同样刚性的坚持市场与资本道路的“强政府”，没有对儒家思想优秀元素的强调，其结果也许就是让南洋大海中多了一个散漫的弱国。由此而论，亚洲价值观的提出乃是不得已之举。它肯定不是最好的，但也许是最无奈的、最合适的。
然而也要看到，人们在评论“亚洲价值观”的时候，也时常出现与福山“终结论”同样的思想偏颇。福山将资本主义论为历史上“最好”的制度，断言历史将在资本主义时代驻留不前。如果说这样的理论因否认文明的进化，而具明显的理论缺陷，那么过分强调亚洲特殊性，论其为终极真理与“世界上最好的”文化，同样否认了历史的进化，而踏入思想的误区。所谓“发展中”，不仅指的是经济，还说的是文化。一些国家与地区其经济已经“发达”，而其政治文明或许还在“发展中”。“亚洲价值观”是有“价值”的，其价值就是实现了经济精神的更新，确保了此地经济的发展，但整体而言因其体制思想的滞后，依然还是“发展中”的文化，是一个处于文明低端位置，有望继续更新与进步的文化。如果将此文化与世界文化作二元对立的“定格”思考，亚洲将再次停滞凝固下来，连带它的“价值”也会变得无价值。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