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范文

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篇1

随着我国加入WTO，国家的经济建设就已上升到了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而加强国际之间的贸易合作显然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强国之路。因此，与各国的贸易往来逐渐成为我国一些地区的支柱产业。我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发展对外出口贸易有极其便利的条件。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各国自身的产业也都趋于饱和。在相对较为严峻的大环境下，农产品外贸发展过程中诸如金融危机等影响因素，直接影响着我国的农产品贸易。基于此，本文对亚洲金融危机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以期对我国农产品外贸发展起到一定的参考帮助作用。

关键词：

亚洲；金融危机；农产品贸易

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想提出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对外出口贸易获得了迅猛发展，我国农产品对外出口贸易规模快速增长，并且在出口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同时也带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开辟了我国走向世界的国际化道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到来，农产品贸易规模将会在今后继续不断扩大，我国也会继续发掘自身优势来全面提升新的贸易增长点。本文对亚洲金融危机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同时提出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形成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亚洲金融危机下农产品贸易的发展机遇，提出促进农产品对外出口贸易、扩大农产品对外出口贸易规模的对策建议。

一、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形成因素

对亚洲的金融危机而言，其主要是起源于日本20世纪80年代所形成的泡沫经济体制。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主要是大部分依靠外资纳入，并且注重劳动密集型方面的产品进行贸易。东南亚的国家对科技教育方面的事业资金投入量相对来说较小，其管理与教育方面的人才却比较匮乏。近年来，由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受到限制，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依赖较为廉价的劳动力进行生产活动，所生产的大部分都是低附加值的产品，所以出口贸易也主要针对这个方面。并且，在产品出口方面，产品十分单一。对外资过分依赖，致使经济呈现出飞速增长的趋势，由此产生了泡沫经济的发展模式。同时，部分国家的宏观调控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欠缺，由此导致了金融危机的产生。

二、亚洲金融危机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分析

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产品贸易产生了极大影响，甚至造成出口下降。1998年的1-5月，我国的农产品主要针对亚洲进行出口，出口金额达到200多亿元人民币，与1997年进行比较，下降了13个百分点。其中，对菲律宾口总额出口下降12%、日本出口总额下降16%、泰国出口总额下降46%、香港特区出口总额下降13%、新加坡出口总额29%。并且，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产品的影响还有很多，如因为一些农业相关产品的出口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这样的现象直接导致国内生产企业有效利润产生下降趋势，且这些企业的出口订单受到影响，一些已经商谈完成的合同无法签定；还有一些国家的客户或者是企业，将东南亚国家由于金融危机导致货币发生贬值现象作为理由，所以就要国内的农产品生产企业对其出口的商品进行降价，不然就换其他的进口渠道，令我国的农产品外贸企业在国际化的竞争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进而降低了我国的农产品外贸出口获益。

1.对贸易方式的影响针对我国对进口材料及原材料需求较大的相关经营企业和单位来说，在材料出口及加工业务需要进一步整合贸易出口方式。我国很多对外出口贸易企业实行的都是亚洲出口贸易模式，即对出口数量更为注重，对材料的选择和材料的成本较为轻视，且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针对东南亚地区来说，我国原材料的购买力大幅度下降，对产品的需求度明显降低，变化程度最为明显的即为产品附加值较高的商品。由于经济形势较为严峻，很多东南亚国家对我国出口企业高附加值的产品需求一减再减，同我国出口度最大的1997年及1998年相比，在对来料的加工出口比重中，亚洲地区的出口份额下降了24%，不同的是在欧洲、北美洲、大洋洲等地区，出口份额增加速度明显加快，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

2.对出口商品的影响首先，由于受到货币贬值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产品所需原材料的进口成本得到了很大提升，为企业生产带来了很大压力，因此就会对产品的市场需求产生消极影响，造成需求量大大降低。同1997年相比，在1998年的上半年中，以我国的水产品为例，针对日本和韩国的出口量分别下降了7%和28%，造成很多出口贸易企业濒临破产边缘。并且，以冷冻家禽产品为例，针对东南亚地区的产品出口量与往年相比下降了41%。在全球肉类经济贸易发展过程中，亚洲金融危机对其影响能力较小，影响范围仅局限于全球局部地区。就算如此，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能力依旧不容小觑，给货币市场造成了一定冲击，并导致其贬值。受货币贬值的影响，亚洲农产品中的肉类大部分被销往亚洲、非洲等国外市场，同时逐渐呈现扩大化趋势。国际肉类市场由于受这种趋势的影响，致使其市场价格出现大幅度下降。亚洲金融危机国家采取宏观调控措施，特别是对油料和奶制品采取抑制措施，致使市场需求减少，同时由于食用糖不是其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进出口产品，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市场供求状态基本持平。东南亚地区的油类产品出口量将大幅度增加，尤以印尼和马来新亚为主。

三、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农产品贸易的机遇与对策建议

（一）农产品贸易在金融危机当中的机遇

1.对农产品出口结构的变化十分有利西方一些国家以及IMF组织（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亚洲各国家的金融援助策略方案,都是将“开放贸易的改革”作为基础的条件。如此一来，就会加大这些亚洲受援国家的农产品贸易量。例如韩国，把对大米和牛肉的价格保护在一定范围内，小幅度下降，泰国将贸易过程中的关税降低措施等。一旦我国加入了WTO（worldtradeorganization，世贸组织），那么我国的贸易环境将会在一些地方进行有利改变。并且，对我国而言，存在着地理优势，劳动力成本相对来说也比较低，由此就会对我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方面带来更多的效益。

2.有效带动了农业的技术进步亚洲的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的农业设备及技术“供大于求”，造成了该方面的市场需求不足，令一些新研发出来的农产品相关的技术和设备价格下滑，如新型种子、饲料、添加剂及新型播种机器设备等。所以，一旦我国对这些技术设备进行引用，我国就能有效带动农业的技术进步。

3.提升了东南亚地区龙头企业的进入概率亚洲的金融危机导致亚洲大部分国家的股市出现下跌现象，大部分的企业出现了破产倒闭的现象，并且进行了设备拍卖，如此就致使地区性的食品和农业产品的生产加工企业的整体资产产生贬值。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更加容易对国外企业进行兼并，提升了东南亚地区龙头企业的进入概率，同时也为我国收购倒闭企业的二手设备提供较好的条件。

（二）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农产品贸易发展的发展策略

1.将农产品生产产业化，优化贸易环境从传统的农产品发展水平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工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打破原始农产品发展的瓶颈，只有将农产品发展产业化才能将农业发展一体化，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节省农产品生产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其他产业快速全面发展，为我国进出口贸易做好坚实后盾。并且我国政府需要对世界各国的不同贸易壁垒特点对农产品行业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从而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条款进行有针对性地制定贸易准则，并采用谈判和协商的办法，与产品进口国进行协商，旨在突破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从而有效维护合法权益，降低亚洲在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

2.建设农业基础设备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建设农业基础设备，提升农业基础能力，进而提高金融危机“抵抗力”。用以前的旧观点来定义农业，就是靠天吃饭的产业。现如今，农业生产设备更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还适当建设了大量的农业耕地设施，如近几年水库和发电厂陆续建立，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在种植农产品上面遇到的水、电，耕地等难题，在根本上抓好农业基础设备的建设是提高农产品水平的根本保障，为现代农产品发展打好基础。并且需要政府进行从中协调、律己，进而营造更为良好的农产品贸易环境，有效预防了金融风险。

3.培育特色的农产品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将常规的蔬菜水果进行特色农产品培育，在相关国家政策法规的规定下，建立优秀的农业生产工业产园，将传统的蔬菜水果进行更加系统化的管理和培育，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加大研究力度，尽可能发展特色农产品，在保证农产品生产水平的同时，为以后的农产品发展奠定好坚实基础，如将传统的水果山楂做成美味的山楂饼等，形成多样化的产业链条，增加农产品销售渠道，提升农产品贸易在亚洲金融危机当中的“存活率”。

4.大力支持和发展绿色农产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最终目标，我国农产品的可持续发展策略是我国现阶段农业发展的必然规律，在客观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国民经济和对外出口贸易产业的进行。随着国际贸易对环境要求的日益提高，加大绿色农产品的发展和开发是现阶段的重要任务，绿色成为现代我国农产品贸易进出口的主要色彩，健康无害、营养丰富是绿色食品的主要特征，绿色食品逐渐成为国际化食品进出口的主要发展方向，绿色食品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农业发展良好的生产环境和规范的生产技术，在食品加工时需要安全无污染，通过提高工艺水平提升相关产品的生产质量，在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条件下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全方面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农产品贸易经济的发展，有效降低了金融风险。

四、结语

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贸易产业的数量越来越多，国际贸易的增长每年呈现递增趋势，自由化和灵活性是其主要特征。根据近几年的相关文献我们不难看出，国家对进出口贸易的重视，新的政策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阶段农产品出口的现状，为我国外贸产业提供了最新挑战，也是当前局势的全新机遇。首先，在提高自身农产品质量和保证食品安全的同时，应时刻关注国际农产品贸易的走动趋势，在维护旧市场的同时，开展新的客户群和开拓全新的国际市场，将我国农产品的优势发展到最大。另外，对国外农产品局势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国农产品选择上的优势，这样的优势在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将大大提升我国农产品贸易的生存力及竞争力，避免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不良影响，形成良好的经济效益，提升国有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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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篇2

虽然次贷危机起始于美国的房贷市场，但是随着其效应的持续发酵，次贷危机的影响已经涉及整个金融市场，而且已经扩展到实体经济领域。因此，美国次贷危机对东亚经济的影响是全面的，而且会随着其效应的不断展开而不断显现出来。在此，我们认为就中短期而言，次贷危机对东亚经济的影响来自以下三个层面：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宏观经济。

金融机构：风险暴露头寸有限，后续效应有待观察

次贷危机从根本上说是一场美国房贷市场次级抵押信贷偿付危机，其核心在于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西方金融机构通过金融创新盲目追求高收益。虽然东亚的金融机构尚缺乏能力参与次贷相关金融产品的开发，但是面对次贷相关资产的高收益，东亚一些大型金融机构抵挡不住这种诱惑，购买并持有了一定头寸的次贷相关资产。但东亚金融机构涉及次贷相关资产的头寸十分有限，且主要是一些大型金融机构。以持有头寸最多的中国银行为例，其持有的次贷相关资产约占其资本的17%，且大部分是评级为AA级以上的资产，根据世界银行2007年11月的最新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经济报告(East Asia&Pacific Update)的估计，中行的损失可能为其资本的1%，但是随着次贷危机的持续发酵尤其是近期次贷危机影响再次深入扩大，这样的损失估计可能显得略为保守。原因在于：

其一，虽然次贷危机的最初影响是次级抵押贷款相关资产价格的下跌，但是任何机构甚至是西方开发此类金融产品的金融机构都不能准确预估此类资产下跌的程度，最近贝尔斯登破产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这就意味着，在投资者避险情绪浓重、全球信贷紧缩以及信用评级机构下调评级推波助澜的情况下，这些次贷资产不能实现交易而最终变得一文不值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相关金融机构的前景仍不乐观。

其二，在次贷危机不断深入的情况下，面临资产价值下跌风险不仅仅局限于次贷资产，从直接相关的优质住房抵押贷款资产到一般意义上的股票债券都面临着价值下跌的风险，而且目前这已经成为现实。因此，从这一角度考虑，次贷危机对东亚金融机构的影响范围与金额将会超出我们的预期。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以及当前次贷危机的最新发展情况，笔者认为次贷危机对东亚金融机构的影响不会局限于我们已知的金融机构与金额。更为严重的是，虽然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努力提高直接融资尤其是债券融资的比重，但是商业银行体系仍然是部分东亚国家国内资金的主要来源，因此一旦东亚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金融机构

在次贷危机中遭受严重损失以至于动摇了国内民众的信心，那么东亚各国的实体经济也将面临严重的冲击。

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可能引发资产价格泡沫破灭

2006年以来，东亚各国（除日本以外）的宏观经济均呈现良好的增长态势，金融市场空前繁荣，各种资产价格出现了大幅的增长。2007年4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东亚各国的金融市场仍不改上涨之势，这一点也一度成为东亚经济与美国经济“分离”（decoupling）的又一理由。然而，如果深入考察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与东亚的资金流动情况，可以发现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东亚经济与发达国家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之间的关系不是“分离”而是有了更深入的融合，这一点至少在金融市场的层面上是成立的，而且也为最近东亚金融市场的波动所证明。

从2007年2月美国次贷危机初现端倪以来，全球市场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抛售。就前两次而言，每次抛售过后亚洲在经历资金净流出后马上出现资金净流入；而在2007年11月抛售后，亚洲一直处于资金净流出状态。因此，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亚洲金融市场不可能独善其身，在危机的初期亚洲新兴市场可能是全球资金的避风港，但是随着危机的深入发展，全球信贷紧缩状况不断恶化，包括东亚经济在内的全球经济面临增长放缓，资金必然会从东亚流出。这两个方面都说明了东亚经济至少东亚金融市场与美国没有“分离”，二者表面上短暂的“分离”只是全球资金在危机尚未扩散时将东亚市场作为避风港。

总之，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由此也带来了东亚资金流动的波动，相应也导致东亚金融市场的动荡。目前，随着次贷危机效应的持续发酵，全球信贷紧缩状况持续恶化，这种资金流动已经由流入转为单向流出。这一方面导致东亚一定程度上面临信贷紧缩的问题，另一方面可能会刺破东亚地区部分国家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上存在的资产泡沫。虽然在东亚金融危机10年后，东亚地区的外债余额远远低于10年前的水平，东亚地区各国的外汇储备较之10年前也有大幅增加，但是我们对于这种资金单向流出而可能导致资产泡沫破灭的问题依然应保持高度警惕。

宏观经济：出口增速放缓，通胀压力增大

虽然目前各方对美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未来的走势尚存争议，但随着次贷危机不断深入，美国经济将至少面临放缓的局面。因为美国经济是由消费主导的，私人部门消费占其GDP的70%以上，次贷危机及其引起的信贷紧缩的直接影响就是美国居民财富的减少以及消费信贷可获得性的降低。因此美国经济增长肯定会受消费的拖累，而目前争论的焦点仅仅是其他部门能够多大程度抵消这种负面影响。另外，伴随着次贷危机效应向全球扩散，美国经济放缓对欧洲、日本两大经济体的拖累也已经开始显现，2008年全球经济也将由此面临减速的风险，IMF为此也调低了2008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

东亚各国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程度较大，而这其中对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的出口占据了较大的比重。面临美国经济放缓甚至陷入衰退、欧洲和日本两大经济体受次贷危机和美国经济放缓影响增长乏力的局面，可以肯定的是这场次贷危机将会对东亚各国的出口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且目前这种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参见图1）。从图1中可以看出，美国对大部分东亚国家的进口率在2007年7月后的增长率开始出现下滑，比如中国更是从7月前的两位数增长降低到7月后的不到8%，部分国家甚至出现负增长。随着次贷危机效应的深入、美国经济放缓对其他两大经济体影响效应的展开以及美元见底后东亚各国货币对其他非美元货币开始升值，这种出口增速的下滑将会扩展到对其他两大经济体的出口。另外，考虑到东亚各国的内部贸易很大一部分是零部件与原料的贸易，使用这些零部件和原料生产的最终产品的最终消费市场是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因此次贷危机对东亚出口的实际影响更大。此外，由于出口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拉动作用，次贷危机对东亚出口的影响将会通过这些渠道向其他部门传递。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ADB)2007年9月的亚洲经济展望，在两种不同的模拟情况下亚洲经济都将受次贷危机拖累。在第一种情况下，美国经济增长放缓1个百分点并持续两年，亚洲经济增长在这两年内将会放缓0.45和0.75个百分点；在第二种情况下，美国经济增长放缓1个百分点并持续两年，同时美元对除港币以外的亚洲货币贬值10%，那么亚洲经济增长将在这两年内分别放缓2个百分点。

另外，就近期而言，次贷危机对东亚实体经济的影响还体现在石油及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上。随着次贷危机的深入发展，全球金融市场都进入下行通道，而且美元资产还面临着美元大幅贬值的汇率风险，大量资金涌入石油及大宗商品市场，不断推高石油及大宗商品价格，投机因素基本主导了这段时间以来的石油及大宗商品走势。东亚经济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决定了其在石油及大宗商品交易中的地位，石油及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走高可能加大东亚地区目前已经存在的通胀压力。当然，这仅仅是就近期石油及大宗商品价格走势而言，投资因素不可能长期主导市场走势，而且全球流动性紧缩的状况也在恶化。就中期而言，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增长放缓必然会拖累东亚经济，全球经济将面临增长放慢，从而导致全球对石油及大宗商品的需求必然趋于下降，这也必然会在这些商品的价格上有所反映，从而有利于降低东亚地区的通胀压力。

面对地区内不断增大的通胀压力（见图2），东亚地区各国货币当局理应通过加息货币政策予以调控。但是，为了缓解全球市场信贷紧缩危机，发达国家经济体尤其是美国不断降息，这使东亚与美国之间的利差不断增大。以中国为例，从图3中可以看出，美联储为应对信贷紧缩状况而连续大幅下调利率，中国为有效应对通胀缓慢加息，这导致目前中美利差达到189个基点的较高水平。当前东亚地区货币兑美元已经大幅升值(见图4)，且普遍存在着较强的升值预期，如果这种利差过大且持续时间过长，必将进一步加大东亚地区货币的升值压力，进一步打击东亚地区的出口竞争力，使东亚地区出口前景更加不容乐观。面对这一两难境地，东亚地区货币当局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受到极大限制。

以上仅是就次贷危机在中短期内可能对东亚经济的影响进行的分析，这种分析更多地着眼于中短期内的负面影响。就长期而言，次贷危机同样可能对东亚产生深远影响。比如，当前的次贷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美国2001～2004年期间不断降息、日本长期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后果，目前全球市场流动性不足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只是全球大量过剩资金在市场避险情绪浓重情况下的暂时回避，但监管机构面对市场流动性不足不断降息、注入流动性，长期而言这些措施可能将全球经济重新推入流动性过剩的环境中。另外，次贷危机在长期内必将深刻改变金融市场运行方式（如资产证券化产品），监管机构也将着手检讨当前包括市场评级机制在内的市场运行机制，在发达国家主导全球经济的背景下这同样会对东亚经济尤其是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影响。当然，次贷危机对东亚经济也可能产生一些正面影响。比如，东亚国家可以对自身持有的大量外汇储备进行积极管理，利用当前全球市场信贷紧缩、资产价格大幅下跌的机会，适当而谨慎地收购一些国外优质资产；利用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增长放缓对东亚经济的压力，适时调整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加大私人部门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尽可能减少对外部经济的依赖，使东亚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真正的“分离”。

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篇3

十年前，亚洲新兴市场爆发金融危机，影响旋即蔓延全球。然而，面对当前美国次级房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市场大震荡，亚洲金融市场最初表现却相对平稳。

当年亚洲的金融危机，主要是由于部分亚洲新兴市场的繁重债务所引起。今日的次级房贷危机，则源于美国的过度放贷及繁重的债务，其中亚洲新兴市场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债权人，而不再是债务人。

很明显，亚洲新兴市场的金融机构，包括中国内地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其易受危机波及的信贷部门所占的比例较低，风险也就较小。

不过，美国金融市场“感冒”，其他资本市场还是免不了“打喷嚏”。H股市场在数周内大幅下挫近20％，其他亚洲新兴市场情况也类似，而外国资本参与程度较低的中国A股市场受到的影响则较小。随后，曾因QDII前景而收窄的A股对H股溢价也再度开始扩大。

目前的全球金融市场震荡，发生在全球经济增长强劲的背景下。因此，它主要是对全球金融体系恢复力的一次挑战。过去数年，油价上涨、地缘以及美国楼市下挫接踵而至，全球经济的恢复力多次经受住考验，维持了稳定且广泛的增长。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全球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但现在，形势有所转变，信用风险上升压力摆在了全球金融体系面前。

不过，尽管现在判断此次震荡会否对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带来重大影响仍然为时过早，但我们相信，强劲的中国经济几乎不会受到影响。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只要美国市场开始回稳，H股/红筹股以及亚洲新兴市场普遍将迅速反弹。这次面临危机的主要是美国，而不再是亚洲。

目前，中国只是试验性地打开金融市场的大门，并允许多余的内地流动资金投资海外，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防止流动性过剩导致国内资产泡沫。此前，有点令人担心的是，全球金融市场经过大幅上扬，所有类别的资产价格都已相当昂贵，因此QDII资金“走出去”的时机并不是很好。

但是目前美国次级房贷危机引发全球市场降温的环境，正是中国QDII资金买入的黄金时期，特别是对H股/红筹股以及亚洲新兴市场的资产和股票市场。目前，中国QDII面临的挑战，首先当然是要把握黄金时机、加快投资步伐，其次是必须更好地认识及了解全球市场。

这次美国次级房贷危机使我们得到了很多教训。中国内地的广大投资者必须承认，他们只是全球市场上的新手，一切要以谨慎为上，应以他们最熟悉的对象作为切入点，如香港上市的H股/红筹股。

但在人民币将对港币升值的预期下，内地投资者是否仍希望投资H股/红筹股呢？我认为绝对如此。只要看看今年和过去两年B股大幅跑赢A股的形势就可知一二――尽管由于人民币升值而存在潜在的损失，但内地投资者仍然愿意购买B股，原因在于B股相对A股有大幅折价。现在，鉴于H股/红筹股受美国拖累而下挫，A股却持续造好，H股的股价走低，在很多情况下都较A股至少折价50％。

除了投资香港上市的中资企业，QDII资金也可以将亚洲新兴市场作为优先的投资选择，因为亚洲货币趋向于跟随人民币涨落。当人民币升值时，亚洲货币也会随之走强。因此，当QDII资金投资亚洲市场时，很自然就能够对冲人民币升值的风险，同时又能坐享亚洲股市上扬带来的回报。

在防范人民币升值风险之外，投资于美国和欧洲市场还必须特别谨慎，特别注意技巧。这次美国次级房贷危机引发全球市场震荡，生动地告诉了我们全球金融市场有多么复杂，中国金融企业目前的经验仍然是多么欠缺。

这方面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即中国对百仕通的投资现已蒙受重大亏损；由于美国次级房贷危机，中国于巴克莱银行的投资也未逃脱厄运。

毫无疑问，投资私人股权基金以及英国的银行，在政治上和战略上都是极具意义的，是中国走向明智投资的一步。然而，在投资全球金融市场的时候，除了具备政治头脑和战略思维，还需要准确把握时机，把握详尽的金融条款，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回报。

例如，在投资百仕通的问题上，当中国必须放弃很多的时候――中国几乎是在最高价位买入，并放弃了占10％权益的投票权，还受到三年禁售期及一年不能投资于另一家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限制等――中国不应该答应支付溢价，而应要求更有利的折价和更适宜的定价。在类似的条款上，中国应该趁着美国次级房贷危机笼罩全球的机会，提出在对方所提价格基础上进一步折价的要求。

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篇4

【关键词】人民币 汇率制度 亚洲金融危机

一、汇率制度的概述及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调整过程

（一）汇率制度的概述

1.汇率制度的基本含义。汇率，又称外汇利率，它是两种货币之间的对换的比率，亦可视为一个国家的货币对另一种货币的价值。而汇率制度是一国货币当局对本国汇率水平的确定、汇率变动方式等问题所作的一系列安排或规定。

2.汇率制度的分类。汇率制度可以大体分为三类，即钉住汇率制（即使本币同某外国货币或一篮子货币保持固定比价）、中间汇率制（即以买入汇率与卖出汇率的值作为汇率）和浮动汇率制（即一国货币同他国货币的兑换比率由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自行决定）。

（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调整过程

我国从1994年与外汇市场的官方汇率与调节汇率并轨（即1美元兑8.7元人民币）之后，汇率制度的调整过程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部分：1994年1月～1997年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2005年7月期间则是以人民币与美元双边汇率稳定为管理汇率的依据，其结果是导致事实上的单一盯住美元；2005年以后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随着我国经济长期高速、稳定的发展和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如图1所示），人民币迫于升值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从2005年7月21日起又一次开始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二、亚洲金融危机简述以及其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启示

（一）亚洲金融危机简述

在危机爆发前，东南亚国家普遍实行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美元弱势的时候，这样的汇率制度极大促进了出口，带动其经济快速发展。但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美元的走强，东南亚国家货币也随之走强，在这一形势下，这些国家贸易出现严重的赤字，短期外债快速上升。本国居民和外国投资者对于政府维持固定汇率的信心开始动摇，出现大量的资本外流现象。金融投机家索罗斯两次大量抛售泰铢，形成泰铢贬值之势，泰国央行开始干预金融市场，即通过大量卖出美元回笼泰铢，损失了近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从此泰国政府失去了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能力，不得不在1997年7月2日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在泰铢贬值的影响下，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相继放弃原有的汇率制度，允许汇率的自由浮动。亚洲各国货币纷纷贬值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市场，亚洲金融危机从此爆发。

（二）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启示

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与这些国家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有着密切关系，所以下文主要从经济增长、贸易依存度和经常项目占GDP比重这三个宏观经济指标，对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五个亚洲国家（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韩国）与中国近期宏观经济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希望可以从中得到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启示。

1.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五国在危机爆发之前基本上都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增长，1990～1997年间的年平均GDP增长率为6.88%。在危机开始之后，这些国家都出现了负经济增长，1998年的平均GDP增长率为-7.46%。

一方面，与这些国家一样，在2004～2013年期间我国也经历着高速的经济增长，甚至在2008年受到金融危机影响GDP增长率仍然达到9.6%。但另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增长相比亚洲五国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更为平稳快速。

2.贸易依存度。贸易包括进口和出口，而贸易依存度则为进出口总额占GDP比例。从图3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贸易总量比较大。从图4可以发现，经历2008年经济危机前后十年的我国与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五国一样都具有较高的贸易依存度，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在之后几年的依存度有一定程度的下降。特别的，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五国的外贸依存度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进出口总额超过了GDP的总量。

3.经常项目余额占GDP的比例。在20世纪后期亚洲五国都实行了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美元弱势的时候，这样的汇率制度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他们出口商品的成本。但是90年代美元的再次崛起，使得他们的货币出现严重高估（货币升值），货币高估直接导致了其经常账户的赤字。1995年上述五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余额占到了GDP总量的5.35%。危机后，货币的大幅度贬值使得赤字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相反，在我国则是经常账户的连年盈余（图5）。

经过以上三个宏观指标得对比分析，我们发现我国与亚洲金融危机前的亚洲五国都有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而且贸易依存度较高，但这两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别，我国的经济增长更加的平稳快速，贸易依存度显著低于亚洲五国的平均水平。另外在经常项目上由于亚洲五国币值被高估，所以经常项目一直处于逆差状态，而我国则处于顺差状态。

三、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汇率改革的启示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给很多亚洲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影响了它们的经济发展，而这种结果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源于它们的汇率制度，所以通过分析可以从它们的失败上为我国汇率制度改革上找到一些启示。

首先，在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上，对于一个融入国际外汇市场的国家来说选择浮动汇率制度对于固定汇率存在优越性。如在以上的宏观数据比较中，21世纪初实行浮动汇率体制的中国可以很好的通过浮动汇率的自由调节机制使经常项目实现平稳顺差，相对来看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亚洲五国的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会因为美元升值而其币值被高估，从而会导致经常项目出现逆差。当本国货币出现贬值的压力时，政府可以通过提高国内利率来缓解货币贬值的压力，但是这一举措给本来就脆弱的银行和公司带来更大的打击。如果允许汇率贬值又会使得以本币表示的外币负债额度急剧上升。政府部门想要维持固定汇率制度，但是又不能运用利率这一手段，随着国际储备的耗尽，对汇率的投机性攻击将最终成功（就像索罗斯阻击泰铢一样）。因此，固定汇率制度会使得金融危机的破坏性更加严重。

其次，在汇率制度的调整上一定要循序渐进，逐步推行。遭受危机的各亚洲国家在无法维持固定汇率制度之后纷纷宣布汇率自由浮动而且不对其进行干预，事实证明这样会给他们的经济带来更为严重的损失，所以，我国在汇率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应该是逐步实现汇率的浮动。

还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银行建设，提高银行的外汇风险管理能力。从索罗斯阻击泰铢中泰国政府干预外汇市场通过回笼泰铢，卖出美元来缓解由于国际资本炒作导致的货币贬值，但是这样几乎抽干了泰国的外汇储备，他们的银行面临着巨大的外汇债务不得不破产，从而金融崩盘。

参考文献

[1]郑鹏程.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09.

[2]余永定.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历史性一步[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10.

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篇5

亚洲金融危机在1997年突如其来，打了投资者、政府和IMF等国际组织一个措手不及。韩国、泰国、印尼与马来西亚经济曾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成长“奇迹”，1970年以来，连GDP年均增长率最低的印尼也达到了6.9%，而韩国则高达8.4%！东亚经济体各政府历来有颇为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记录，避免了过度的财政赤字，外债负担不重，也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在外向型经济政策下，这些国家出口成长在大部分年份表现较好，同时有能力吸引较多的国外私人资本流入。所以金融危机是亚洲各国始料未及的。

亚洲金融危机后果的严重程度也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汇率体系的瓦解与大幅贬值，利率的飙升，资产价格的缩水，使得私人公司部门平衡表急剧恶化，显著增加了债务负担，流动性困难迅速演变为清偿能力问题。企业的破产，银行坏账的激增，又进一步加剧了信用紧缩，导致投资与消费需求萎缩，打击了真实经济活动。危机后的第一年，大部分亚洲国家的经济陷入了深重的衰退。印尼的GDP下降了15.3%，泰国为负8%，马来西亚为负7.5%，韩国为负7%。

亚洲金融危机波及之广也出人意料。泰铢的贬值，不只是波及了经济发展水平或结构颇类似的其他东南亚国家，也扩散到了已经实现工业化，当时属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的韩国，甚至香港都惨遭连累。大致而言，东亚经济体之间较强的贸易联系，较大的资本流动，地理的毗邻，加上金融市场固有的信息不对称和“羊群效应”，大大增加了金融传染的发生概率、传播速度与杀伤力。

起因探究

探究亚洲金融危机的起源，从实证的角度，有几个非常重要而清晰的线索可以追寻：汇率政策的不当，经常账户的严重失衡，企业与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错配。

在经历了较长时期的经济快速成长，贸易与资本日趋开放的环境下，当时的亚洲各国仍然继续维持固定的或半固定的汇率制度。当经济基本面发生逆转时，这种固定汇率制度就会承受极大的压力。在1995年至1997年上半年期间，泰国、马来西亚与韩国的经济过热，经常账户逆差持续扩大，曾达到了占GDP8%的高水平。央行为了苦挺人为高估的汇率，不惜动用外汇储备干预即期与远期市场。当央行外汇资产不断下降而基本面并无改观时，央行维持固定汇率的可信度也就相应下降。市场投机者的累累攻击最终导致固定汇率制的崩溃。

固定汇率制还给私人部门造成了一个“道德危害”，即政府为本国企业、金融机构、投资者以及国际债权人提供了汇率风险的隐含担保。尽管与拉美国家有别，东亚国家政府国际债不多，但在泰国和韩国，私人部门大量境外举债，企业与银行机构的资产负债结构币种错配，而且以外币短期债务为主，用于本国非贸易部门尤其是房地产的长期投资。当本国货币被迫贬值而利率上升时，债务负担显著加重，就引发了流动性和清偿力问题，导致银行坏账激增，信贷紧缩，进一步影响投资者、存款者与债权人的信心，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经验教训

亚洲金融危机是20世纪初大萧条以后所发生过的最严重，波及面最广的经济危机。对于新生市场国家而言，我认为有三个最主要的教训需要认真吸取，它们涉及到汇率机制、金融体系与资本账户。

首先，亚洲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无论是采取固定还是浮动汇率制，汇率制度的可信度与可持续性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宏观政策与经济基本面必须与维系该种汇率制度的条件相一致。在国际资本流动日益重要，外部冲击因素增加，美国、欧盟与日本等主要经济大国货币自由浮动的环境下，大多数新生市场国家更宜采用比较灵活的汇率制度。无论如何，当经济政策基本面与固定汇率制的要求背道而驰时，市场压力往往会导致固定汇率制的瓦解。尤其在初始外汇储备有限或不足时，试图干预汇市以捍卫不可持续的固定汇率极可能徒劳无功。

其次，亚洲金融危机深刻地反映了金融体系稳健的特殊重要性。它暴露出金融部门是亚洲经济结构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泰国、韩国和日本的制造业水平在同等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中名列前茅，但金融发展普遍滞后。资本市场缺少效率，过度依赖银行信贷，透明度低，信贷决策不当，导致资本过多流入房地产，内部风险管理能力严重欠缺，外部审慎监管无效。宏观经济环境稍有逆转，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立即扶摇直上，危及金融的系统稳定性，加剧了汇率危机对于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而香港和新加坡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首当其冲，但是其银行体系最为稳健，成功地接受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洗礼。正是因为汇率危机与银行危机的相互交织与相互加强反应，加快了亚洲危机的传播速度，也使得其破坏力大为增加。这种所谓“双危机”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显著特点。

亚洲危机的第三个主要教训是资本开放的复杂性。东南亚国家在全球新生市场中最先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尝试，也获得了大量国际资本流入的巨大好处。不幸的是，较自由的资本流动与相对固定的汇率成为了一对不自然的政策搭档，而脆弱的国内金融体系意味着这些国家不能有效地管理资本波动性增加后的风险。所以在进行资本账户自由化时，必须事先或同时进行金融改革。金融的稳健可以使一国获得开放资本账户最大的惠利，同时减少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

中国为何能独善其身？

亚洲金融危机有一个出乎很多人意料的结果――中国不但能够幸免于难，而且在亚洲危机平息的后续年份里经济蒸蒸日上，在亚洲乃至全球经济中的实力不断增强，地位不断提高。

中国之所以能化险为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所谓天时，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在1997年，而非1993年。这期间，中国成功地实行了财税体制改革、外汇机制改革和宏观调控，中国经济已经由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严重过热成功实现了软着陆，经常账户扭转逆差为持续盈余，国家外汇储备由区区200亿美元上升到了2500亿美元，经济基本面有了根本性好转，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大大增强。

地利就是尽管亚洲周边国家的危机对中国形成了巨大冲击，使出口需求与FDI流入严重下降，但与东南亚小型开放经济体不同，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的经济体有更大的回旋余地与调整空间来应对亚洲危机。

人和就是中国政府果断地采取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在极大程度上维系了国内公众与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大胆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固定投资有效刺激了内需；同时，在1997年底举行历史上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利用亚洲金融风险作为外部契机，提高了对于防范金融风险重要性的认识，启动了以银行重组为主的金融改革。最近几年的银行成功注资，引入战略投资者上市，人民币汇率机制也进行了改革，即实行有管理的浮动，这些都是1998年以来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全方位深化改革的延续。

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篇6

亚洲在全球金融的影响力与经济总量极不相称。一方面，亚洲经济总量在全球的影响力日益提升。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及2012年欧债危机相继爆发，发达经济体陷入货币政策宽松、经济增长缓慢的结构性调整期。新兴市场虽然也经历了危机冲击，但总体增长步伐较快，其中，亚洲特别是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另一方面，亚洲金融合作现状大大滞后于实际需求，金融发展不足与不平衡等问题较为突出。从区域需求来看，由于亚洲区域内大多数为发展中经济体，金融需求总体呈现出大、多、高的特点，即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资金需求缺口大、融资需求层次多、可持续性资金需求高。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例，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未来8～10年亚洲每年基础设施资金需求达7300亿美元，世界银行的估算更高达8000亿美元，而目前亚洲开发银行与世界银行每年在区域内的基建投资仅为约300亿美元。从全球金融治理格局来看，目前基本上是欧美发达经济体制定游戏规则，许多条款并不一定适合亚洲经济体。而全球金融管理的舞台主要由西方发达经济体掌控，鲜见亚洲的声音，这与亚洲经济目前在全球的影响力极不相符。以亚洲债券市场为例，绿色金融债发行需要第三方机构认证募集资金的流向，而这些具备资格的机构大多来自欧美国家。因此改变亚洲金融发展碎片化、分散化与边缘化的现状，凝聚抱团发展、各取所需的合力，从而增强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影响力，成为亚洲金融合作共建共治共享的迫切需求。配合“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必然举措。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构想，2015年3月中国《“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相关进展全面落实。去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内容，肯定“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对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维护地区稳定发展的作用。截至今年4月，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中来，中国与近40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协议，同近30个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已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20多个国家建设了56个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了近11亿美元的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从区位分布来看，中国对“一带一路”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东盟）、中东（西亚）和南亚地区，可见亚洲经济体在“一带一路”倡议落实中的重要地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区域金融合作在“一带一路”倡议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2014年12月丝路基金成立。2015年12月14日丝路基金与哈萨克出口投资署签署框架协议，建立中国—哈萨克产能合作专项基金。今年6月，其与欧洲投资基金签署促进共同投资框架备忘录，首期合作规模5亿欧元；2015年12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成立。自去年1月正式启动以来，亚投行累计发放17.3亿美元贷款以支持7个国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塔吉克斯坦、印度尼西亚、缅甸、亚塞拜然和阿曼）的9个基础设施项目。上述两大机构均是政策性或者多边金融机构，主要支持基建工程投资。如何整合亚洲商业性金融机构优势，提升它们的金融服务能力，做好公私营合作，成为建立亚洲金融民间合作平台的主要考虑。避免亚洲金融危机重演的迫切需求。在全球经济体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之下，金融市场关联日益紧密，金融动荡传递渠道错综复杂，溢出波及效应变化难测；同时，全球经济风险与转型叠加，金融市场不确定性有增无减，区域金融合作的缺失，极易导致各经济体以邻为壑、货币战争频发，并酝酿金融风险。亚洲的情况尤其严重，几乎每次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亚洲都在劫难逃，迫使区域内各经济体思考有无办法尽可能避免或减缓并解决这些问题。目前亚洲经济体经济基本面、财政状况、外汇储备均大幅改善，但要从根本上应对金融市场危机波及面广、传播速度快的特点，避免引发区域性金融动荡再次发生，必须强化区域内金融协调与合作，提供一个亚洲经济体全员参与共建的平台。

主要意义

推进亚洲金融合作交流。相较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亚洲金融市场发展总体较为落后，系统化建设相对欠缺，特别是经济体之间围绕金融问题的交流、沟通与协作不算通畅。因此，透过亚金协这样的民间金融合作机构，可以强化亚洲国家之间的金融交流与沟通，增强亚洲国家在金融领域的合作与协商，汇集全亚洲的金融实力和资源。提升亚洲金融在全球的影响力。近十年来全球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同时，亦对现有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进行了再思考，即由西方主导的金融管治体系亟待改革与调整，将更多新兴市场纳入的呼声此起彼伏。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的火车头，近年来积极在国际发声，提出变更IMF投票权等许多提升新兴市场金融影响力的建议。因此，以亚金协作为平台，集合亚洲国家的合力并提出建设性意见，更多地在国际舞台发出亚洲的声音，有助于彰显亚洲金融的实力和需求，体现亚洲金融的国际话语权，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中国独自面对西方社会的质疑与风险。维护区域金融协调与稳定发展。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G20召开了11次峰会并达成基本共识，即全球性金融危机必须依靠全球力量、各国政策与金融界协调一致的行动共同应对。亚金协应运而生，正当其时。一方面，搭建亚洲金融机构交流平台，加强区域金融机构交流和金融资源整合，可共同维护区域金融稳定，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通过治理结构制度安排，使得全体会员共同治理，共享服务及成果，形成效益最大化。同时，亚金协充分考虑国际金融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势，吸纳亚洲区外国家的金融机构，有助于集合全球金融力量和资源，提高亚洲金融借力发展的速度，更好地为区域金融稳定与进步服务。

任务与愿景

强化对外宣传。作为亚洲区域金融治理的新工具，亚金协在国际社会和业界的知名度远远不够，需透过宣传营销不断提升。提高国际认知度，特别是让西方社会和金融界广泛接受与接纳，吸引更多西方金融机构加入，相信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推进金融创新。在涵盖原有的贸易金融、跨境银团贷款、保险理财业务、反金融诈骗犯罪以及高端金融业务教育培训等业务的同时，面对国际金融日新月异的发展，亚金协亦将新兴科技、创新产业、互联网金融等全新业务纳入，努力提升区域金融发展的数字化、网络化、移动化水平。配合“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亚投行负责人在亚金协成立之时表示，将共同合作，进一步扩大“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地区与项目流动性的应用。未来透过亚金协平台，将不同国家金融政策的外溢效应降到最低，将金融资源的有效利用最大化，对于在“一带一路”倡议进程中加强规划引导、提升跨境融资能力和综合化金融服务水平有正面帮助。同时，随着亚洲各国对人民币认受性增强，更多地将人民币作为结算、交易和储备货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可进一步推进。鉴于亚金协成立伊始，上述目标只是其长远发展愿景。作为亚洲区域内最大经济体，中国财政盈余和金融实力相对最强，预计将在其中发挥“定海神针”的作用。但仅依靠中国单方面的努力显然不够，仍需区域内部各经济体的广泛参与与协作共建、国际社会与金融界的认可和支持，以吸引全球更多有实力的机构加入，亚金协下一步发展动向值得持续跟踪观察。

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篇7

过去20年来，神秘的非洲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个变革与动乱一直共存的大陆上，不仅安哥拉和尼日利亚等产油国经济发展飞速，甚至连遭受战争重创的苏丹，也实现了跨越式的经济增长。

但不容忽视的是，经济发展成就掩盖了深层次的不平等，自然资源丰富和匮乏的国家之间的经济福祉差异极大。贫穷和战乱的阴影仍然笼罩在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上空。

这不得不使人们担忧非洲大陆在全球金融海啸来临时的处境。虽然不少学者提出，非洲由于其“孤立于世”而可能受创较小。但可以肯定的是，非洲将面临私有投资的大量减少，而这些投赞恰恰是非洲大陆过去数年来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在众多西方银行濒临破产、西方式自由市场经济遭受质疑之际，非洲自然而然将目光转向了东方，尤其是过去30年取得巨大成就，并且一直以来在非声誉良好的中国，一些国家甚至视以中国模式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资本主义”为未来之路。

然而需要警醒的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凭借外国援助而取得大发展，非洲国家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过去20年来，非洲大陆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一直以来变革与动乱共存的大陆，在面对全球金融市场的风暴时，反而由于其“孤立于世”，而可能减轻危机带来的损害。

先来看一下非洲大陆近期发生的主要事件。在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石油储量丰富的尼日尔三角洲地区的骚乱与日俱增。而在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苏丹，总统巴希尔已经正式被国际刑事法庭指控犯下种族屠杀等10项罪行。

由于总统穆加贝与他的反对者、总理茨万吉拉伊继续就内阁任命而争吵，津巴布韦也陷入了持续苦恼的境地和严重通货膨胀的洪流。据悉，该国官方公布的通胀率已经高达百分之1100万，而非官方的统计更是天文数字，达到了百分之5310亿。

但是与以上种种现象伴随而生的，是对非洲大陆及其未来的坚定乐观主义想法。虽然对许多问题的抱怨之声不绝于耳，但是48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通过一些措施，或多或少地实现了空前的经济发展。尽管目前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动荡，国际投资者仍然对非洲充满信心。

毋庸置疑的是，非洲最终将难逃此次危机的影响。随着世界贸易的萎缩，对非洲石油和矿产的需求将减少，而这两种商品恰恰是非洲目前繁荣的主要支柱所在。石油价格的大幅下跌将大大束缚类似安哥拉等产油国的经济发展，铜价的下滑也将严重影响津巴布韦和刚果的未来。

不仅如此，由于投资者们忙于应对自身金融风险，非洲国家赖以发展的外国资金短期内将出现供应紧张。同时，外国援助也可能出现下降。

一些国际组织警告说，由于粮价和油价高企，援助减少，金融危机可能危害非洲国家来之不易的经济成果，他们可能将面临另一场危机。

契机

1990至1994年，撒哈拉以前非洲地区的年均GDP增长仅为0.9％。从1995年起，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开始加速，GDP增速接近5％。在金融危机来临之前，IMF曾经预测今年的增长将达到6.6％。

1990年，47％的非洲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04年这个数字降到41％，按照类似的发展速度预测，到2015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非洲居民比例将下降到37％。

虽然受国际环境影响，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通货膨胀有缓慢上升趋势，但事实上，除了津巴布韦以外，大多数国家已经采取措施成功抑制了通货膨胀。

据分析，许多非洲国家受惠于宏观经济管理制度、大规模西方援助和投资、债务减免以及来自亚洲(尤其是中国和中东)的巨额投资。据悉，来自海湾国家的过剩石油美元已经大量涌入东非。

IMF预测，外国在非洲的投资和贷款已经从本世纪初的110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530亿美元。外来资金的增多与非洲的商品繁荣密切相关，不仅安哥拉和尼日利亚等产油国经济发展飞速，甚至连遭受战争重创的苏丹，也实现了跨越式的经济增长。值得一提的是，外国投资的大部分流向了农业。

不仅如此，考虑到那些曾经拖累和阻碍非洲大陆的因素现在发挥了意想不到的积极作用，有理由相信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可能受创较小。

以银行业为例，商人和那些新崭露头角的企业家们过去总是对非洲大陆的银行抱怨不休。他们认为，银行的过度管制和极端保守主义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尤其是针对外汇的控制措施严重制约了他们在西方金融机构进行投融资的行为。外资在银行中的股份通常也受到严格控制，例如在尼日利亚和南非，外资的比例不能超过5％。

然而现在，这种排斥西方金融体系的行为则成为非洲的优势。非洲的银行们几乎没有接触到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次级债市场。IMF非洲部门负责人本尼迪克特・克里斯滕森就充满自信地表示：“非洲任何一国的银行业均未面临系统性风险。”

内罗毕经济学家姆巴里同时也指出，金融危机将促使非洲银行进行更深入的改革，如严格控制贷款等，这对相对脆弱的非洲经济体来说非常有利。

不仅如此，一些非洲学者认为，非洲或许可以从这次金融动荡中汲取教训。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政治学专家曼杜库说，金融危机使非洲国家意识到曾被视为坚不可摧的西方银行也并非没有风险。他说，非洲人今后可能会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当地市场，而非海外，这在长远看来将使非洲获益。

内罗毕大学经济学家瓦富拉则提出，金融危机将促使非洲国家同其他非西方国家进行更密切的贸易往来，这将有助于非洲逐步摆脱对单一经济体的依赖。

经济放缓

非洲开发银行行长卡贝鲁卡近日表示，尽管非洲没有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第一轮负面影响的冲击，但全球经济增长减速、新兴市场产品需求减少可能会对非洲经济产生严重影响。

据分析，非洲经济增速将受全球经济增长减速的拖累而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日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说，受全球金融危机和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加大影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今明两年将分别增长6.1％和6.3％，低于去年的6.9％。

不仅如此，由于金融市场的动荡导致面临破产的银行急需拯救，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很难要求非洲国家如期偿还贷款。还贷的要求和压力将导致用于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预算的进一步减少以及非洲人民生活水平的严重下降，甚至威胁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

分析人士还担心，金融危机将导致非洲国家侨汇收入大幅减少。非洲移民在欧美国家打工产生侨汇，已成为不少非洲国家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学家认为，侨汇对于非洲国

家至关重要，不仅帮助非洲国家减少了贫困，甚至是一些非洲国家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之一。

生存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一卡恩10月份警告说：“我们处于一场大危机中，但不要忘记另一场危机”。尽管粮食价格近几个月趋于稳定，“穷国仍然付不起账”。

这意味着，发达国家的金融动荡将伤害到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民，更不幸的是，这些人民同时承受着食品和燃料价格高涨的冲击。

对于那些石油资源贫瘠的国家来说，能源和粮食价格的飙升已经产生了恶劣的后果。据悉，今年以来食品成本的上升已经导致9个非洲国家陷入动乱。

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认为，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可能在发展中国家演变为人道主义危机。他表示，虚拟经济的动荡终将引发贫穷国家的商业失败和银行危机，从而不可避免地伤害到数百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

全球的经济学家们也提出了类似警告。吉恩・皮埃尔・莱曼是欧洲顶级思想库EVian Group的创始人，他提出，金融危机将对发展中国家产生长期影响。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将发现，本该用于经济发展的大量资金将被用于解决金融危机产生的动乱，这将在今后数年内产生非常负面的后果。”莱曼表示。

莱曼明确提出，非洲将成为遭受伤害最严重的地区。这是因为非洲本来就充斥着战乱、政治不稳定和大量腐败。金融危机在发达国家可能只是导致生活水平下降，但对非洲的穷人而言，带来的将是生存危机。

有专家指出，索马里海盗事件事实上就是非洲人民为生存而战的危机表现。战乱和贫困，是索马里海盗活动猖獗的根本原因。许多海盗在成功作案后获得“丰厚回报”，摇身一变成为当地富豪，买名车、建别墅、举办奢华婚礼。他们的挥金如土也刺激了更多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索马里人，从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愤怒的年轻一代

不利的消息是，即使在非洲较大、发展较快的国家，经济增长的福利也已经被人口的快速膨胀所抵消。换句话说，甚至那些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也无法向国民提供一切所需，尤其是无法为年轻人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因此，在非洲迅速壮大的贫民区和棚户区，聚集了上百万失意的、无所事事的、愤怒的年轻人。由于看不到未来，他们时刻准备着像过去几年经常做的那样爆发动乱。

以被赞誉为东非最富裕的国家肯尼亚为例，一般发达国家妇女人均生育1.6个孩子，但在肯尼亚，这个数字是5个。因此，肯尼亚目前的人口数量是1950年的6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年龄在15至24岁之间的无业游民。在肯尼亚非法舞弊的大选之后，这些年轻人需要的只是点燃集体愤怒的导火索。

而在肯尼亚的邻居埃塞俄比亚，据估计70％以上的年轻人没有工作。即使在尼日利亚石油储量丰富的三角洲地区，相当程度的年轻人对于工作已经处于绝望状态，于是他们为了生计加入了叛乱、绑架和偷窃的大军之中。

这种经济和政治挫败跨越了种族、部落和宗教界限，对非洲大陆那些富有希望的国家而言破坏性巨大。例如，肯尼亚的畸形大选经常引发大规模动乱。非洲的年轻人相信，他们手中的选票可以产生正视他们委屈以及带来经济和社会正义的领导人。然而，由于他们的希望反复落空，年轻一代的愤怒已经蔓延了整个非洲大陆。

富裕、腐败和不平等

甚至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很风光的石油和贵金属出口国也面临长期发展的困境。1977年，经济学家就提出了“荷兰病”的说法，用以描述自然资源的开发导致忽视其他经济活动尤其是制造业的情况。这种曾经发生在荷兰的情况如今正是非洲的现况。尽管(或许正是由于)尼日利亚的石油资源丰富，该国的民用、人权和法制建设在过去几年内一直萎缩不前。

在尼日利亚三角洲的大部分地区，问责制、公开和民主被贬低的程度似乎与流入政府保险箱中的石油资金数量成正比。选举已经陷入有组织暗杀的怪圈。尼日利亚前反贪官员将尼日利亚模式称之为“政府犯罪”，政客们尤其是地方官员，形成了罪恶的企业财团，几乎将政府财政资金榨干。可利用的资金越多，他们越肆无忌惮。

在非洲的另一个产油国苏丹，石油收入本应该给这个遭受贫困和干旱的国家带来实惠，但情况恰恰相反，石油出口带来的巨额财富和油田的分配，反而激化了南方基督教势力和北方穆斯林力量主导的政府之间的紧张和不满。结果是，3年前结束的南北战争极有可能再次爆发。目前，博茨瓦纳是仅有的能够管理好资源财富的国家。

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通常意味着使那些新获利的暴发户们更加迫切地抓住权力，因此必将出现更多的选举。但是对肯尼亚总统齐贝吉和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来说，屈从于令人不愉快的选举结果是懦夫的行为。

一些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目前看来反而是最有前途的。内陆穷国马里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虽然缓慢但很稳定。与此同时，莫桑比克和加纳的发展势头也趋于良好。

这些好消息的国家的一致特点是，推动私有产业发展，致力于减少腐败，并努力使政治回归正途。

来自世界的关注和投资当然不是必然发生的祝福。参与到与外部交易过程中的人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是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言，财富增长的速度极其缓慢，有的人甚至更加贫穷。总体而言，非洲的国家治理也没有好转，对人权的尊重仍然斑驳而不完整，而这些是非洲大陆无法继续稳定发展的主要原因。

经济的总体增长严重依赖于过去10年来的世界商品繁荣，不仅如此，经济成就掩盖了深层次的不平等。世界银行近日的一份文件严肃地指出了自然资源丰富和匮乏的国家之间经济福祉的差别。

没有石油和矿产的内陆国过去10年的年均增长率只有3.6％，而石油出口国同期的经济增长高达9.1％。虽然部分最穷的国家去年的经济表现不错，但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基础过于薄弱，例如埃塞俄比亚保持了7年以上6.2％的经济增长率，但是该国仍然面临饥荒的威胁。不仅如此，被世界银行归类到“脆弱”一类的14个非洲国家，1995至200(5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年均2.5％。

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篇8

[关键词]本底线；旅游危机；危机影响；补偿性恢复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9)04―0073―06

旅游业的综合性、依赖性和季节性的产业特征，决定了旅游业的高敏感性。这也意味着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相比面临着危机事件更加严峻的挑战。世界旅游组织(WTO)把旅游目的地的危机事件定义为“影响旅游者信心，并会危及到该地旅游业持续正常运转的任何不曾预见的事件”。我国现代旅游业在发展的历程中就多次受到危机事件的冲击，最典型的几次依次是1989年的“6・4”风波、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特大洪水、2003年的SAltS疫情、2008年的汶川“5・12”大地震以及目前正在蔓延和恶化的世界金融危机等。1989年的“6・4”风波属于政治性事件；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当前正在经历的世界金融危机属于经济性事件；1998年特大洪水和2008年“5・12”大地震属于自然灾害事件；SARS疫情属于公共卫生事件。几次危机事件性质不同，并分别发生在我国旅游业发展进程中的不同阶段。基于数据取得的方便性和准确性考虑，本文运用旅游本底线法(Tourism Background Line)对比研究1989年的“6・4”风波、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特大洪水、2003年的SARS疫情等4次事件的旅游影响特征，以帮助深化认识不同性质旅游危机影响的规律，为科学制定旅游危机管理对策提供参考依据。

1　旅游危机影响研究的现状和不足

综合整理国内外有关旅游危机研究的文献资料发现，对旅游危机的研究多数集中在危机事件的管理、信息传播和沟通方式、旅游者行为的改变和后续影响等方面。而对于旅游危机影响评估研究方面，主要有古德瑞(J N Goodrich)采用叙事的定性方法分析了“9・ll”对美国旅游业的短期影响，菲兹(Fevzi Okumus)等采用定性分析方法和小组访谈法，分析了土耳其金融危机对北塞浦路斯旅游业的影响。国内对旅游危机影响评估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孙根年运用本底线法对“6・4”风波于我国入境旅游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朱迎波、葛全胜等利用自回归滑动平均模型(ARIMA)对SAPS对我国入境旅游人次影响进行了研究。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综合分析发现，虽然许多对旅游危机影响测评的定量研究都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但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忽视了旅游危机后的补偿性恢复反弹现象的存在，在评估计量方面把旅游经济恢复到相邻年水平时，就认为旅游危机影响已经结束。这种测算方法与旅游危机影响的现实严重不符，影响了对旅游危机的全面认识。另外，对旅游危机影响的测评研究上，多数学者是仅就单体危机事件进行研究，而对不同性质旅游危机影响的综合对比研究还没有涉及。

2　理论基础和方法

2.1　研究的理论基础

所谓旅游本底线(Tourism Background Line)，是指在不受境内外突发性事件的冲击和影响下，某国(地区)旅游业发展所呈现的天然趋势方程，它反映了旅游业发展天然而稳定的趋势和时间规律。因天然趋势方程的数据建模在理论方法上与传统回归分析一致，通过对其拟合方程的合理性进行检验，可以找出旅游发展在常规情况下的本底趋势。因此，旅游本底趋势线模型可以反映在没有特殊事件和因素的影响下，旅游业发展的自然趋势。就旅游危机事件而言，其性质就是一种超常规的特殊因素。

基于旅游发展本底趋势的存在，当旅游危机发生时，旅游经济受危机事件影响的损失量就应该是旅游统计值(s)和旅游本底值(B)进行比较，两者的差额(R＝B－S)就是旅游经济的真实损失。

2.2　研究的方法和步骤

整个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以纵向时间段内的时间序列为基础，分别用Excel、SPSS统计软件中的多种方法、多种模型进行模拟并相互比较，印证并选择出匹配较优的本底线方程模型，用旅游本底值和旅游统计值进行比较，以判断危机事件对旅游经济影响程度。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步骤如下：

(1)波动期数据的处理

在危机事件发生期内，旅游经济数据会发生波动震荡，为求出旅游本底趋势方程模型，需对此期间数据进行处理，以还原到假设无危机事件发生时的旅游经济数据。这里采用的方法是内插处理法。

(2)旅游本底方程的确立

选取足够样本量的数据(其中，危机期内的数据为经过内插处理数据)，根据最小二乘法原理，进行数据的最优拟合并确定有关参数，建立旅游本底趋势线方程。

(3)危机影响期内各年(月)份旅游危机影响量的计算

将旅游本底值(B)与旅游统计值(s)相互比较，其差值(R)就是旅游危机影响值。

R＝∑(61－SI)

(1)式中：R为旅游影响值；bi为危机影响期内第i期的旅游本底值；si为危机影响期内第i期的旅游统计值。

(4)旅游危机损失量和影响时长的确立

危机性质不同，对旅游市场的影响也不同。有些类型的旅游危机事件影响中，危机期间旅游者数量下降，但危机过后，会出现旅游者数量的一个补偿性恢复反弹。

基于以上情况，旅游危机损失量(L)应该是危机事件的负向影响量(R1)的绝对值减去危机后补偿性恢复反弹期的旅游补偿增量(B)，即L＝｜R1｜―R：；危机影响时长(r)为危机事件的负向影响期时长(T1)加上危机后补偿性恢复反弹期的时长(T1)，即T＝T1＋T2。

3　中国4次旅游危机事件影响研究

鉴于国际旅游者对危机最为敏感，以及大尺度旅游市场受到危机的影响大且同时恢复也慢的特点，因此，本研究以国际入境旅游作为研究对象。对于入境旅游损失的测量指标，有入境旅游人次指标和国际旅游收入指标，由于入境旅游人次指标是国际旅游收入指标的基础，因此，这里选取入境旅游人次指标作为研究依据。该指标可分为年度指标和月度指标，因为月度指标能对旅游发展波动进行更准确、更细致的反映，因此，本研究选取月度指标作为研究依据。

3.1　旅游本底方程模型的建立

为了直观地观察危机事件对我国入境旅游人次的影响，搜集和整理1978―2006年我国入境旅游人次数据，做出历年入境旅游人次变化的折线图(图1)。

观察图1，4次事件对我国入境旅游的影响时间大约依次分别是3年、2年、1年和2年。把观察出的危机影响期分别向前和向后各延伸1年，运用内插法分别对危机事件影响期内的各月我国入境旅游人次数据进行内插处理，建立1978―2006年间1―12月份的各月入境旅游人次本底方程模型(表1)。

3.2　“6・4”风波对入境旅游影响

1989年的“6・4”风波属于政治事件。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西方部分国家对我国进行的反面宣传和不实报道，对我国入境旅游业产生了极大影响，当时的入境旅游陷入了历史性低谷。

(1)确定事件影响的大致时间长度

1989年的“6・4”风波是我国入境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大的危机事件。为了初步确定事件影响的大致时间长度，观察入境旅游人次曲线发现(图1)，大致的影响时间为3年左右，为了准确地测定其影响程度，选取1989―1992年的数据进行研究。

(2)求出入境旅游人次的统计值(s)和本底值(B)的差额(R)

运用表1中的1―12月的入境旅游人次本底趋势方程，求出1989―1992年各月的入境旅游人次本底值。集结1989―1992年的入境旅游人次统计值和本底值之差，形成表2。

由表2中的S-B数据，得出如图2所示的S-B变化曲线，该曲线反映了“6・4”风波对我国入境旅游人次影响程度和危机演变过程。曲线振幅的高低反映了危机引起旅游业的震荡强度，曲线波动的长度反映了危机对目的地旅游业的影响时长。

(3)“6・4”风波对入境旅游影响的评估

观察图2发现，1992年的4月份后，入境旅游人次的震荡变化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即在横轴附近规则震荡。对我国入境旅游业发展内在隐性周期研究发现，这个时期刚好处于我国旅游业发展内在隐性周期的第4个周期的扩张期内。由于内在隐性周期的存在，因此，旅游本底值和旅游统计值不可能完全一致，当出现小幅的规则震荡时，就说明旅游业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据此，可以判定此次危机事件对我国入境旅游业影响的结束时间点为1992年4月。

由以上分析并参照图2可知，“6・4”风波对我国入境旅游人次的影响时长应为40个月，即从1989年的1月至1992年的4月。此次危机事件所造成的入境旅游人次损失是：1989年损失665.96万人次，1990年损失671.73万人次，1991年损失276.43万人次，1992年损失19.87万人次，事件所造成的入境旅游人次总损失是1634万人次。

另外，从图2可以看出，事件对入境旅游的负面影响结束后，只有1994年的3月出现了反弹，然后就回归到规则波动震荡，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即本次事件后入境旅游没有出现补偿性恢复反弹。

3.3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特大洪水对我国入境旅游影响研究

1997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入境旅游者人次增长减缓，1998年的特大洪水使我国入境旅游增长率在刚有回升后又出现下滑。由于两次事件在时间上前后相联，因此本文把两次事件并在一起研究。

(1)确定危机影响时间长度

观察图1可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洪水对我国入境旅游人次的影响时长大致为2年，为了保证测算的准确性，选择1997―1999年共3年的数据来进行研究。

(2)求出入境旅游人次的统计值(s)和本底值(B)的差额(R)

运用表1中l－12月的入境旅游人次本底趋势方程，求出1997―1999年各月的入境旅游人次本底值。集结1997―1999年的入境旅游人次统计值和本底值的差额得出如图3所示的差额变化曲线，该曲线反映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特大洪水事件对我国入境旅游影响程度。

(3)两次事件旅游影响的评估

从图3可以看出，两次危机事件叠加影响，到1999年的7月就已进入了规则波动状态，即意味着到1999年的7月，我国入境旅游业已进入了正常发展阶段。因此，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的特大洪水事件对我国入境旅游的影响总的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97年的1月至1999年的1月为危机的负向影响阶段；1999年2月至当年的7月为危机后的补偿性恢复反弹阶段。

两次危机对入境旅游总的影响时长为31个月，其中负向影响期是25个月，补偿性恢复反弹期是6个月。两次危机叠加对入境旅游人次的影响状况是，负向影响的入境旅游人次减少量为479.6万人次，补偿性恢复反弹期的入境旅游人次增加量为105.7万人次。两次事件所造成的入境旅游人次损失是(479.6－105.7)＝373.9万人次。

1997年的入境旅游主要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8年的入境旅游主要受洪涝灾害影响。从比较1997年和1998年入境旅游人次受危机事件影响的震荡幅度来看，1998年要小于1997年。这也意味着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1998年的入境旅游人次的后滞影响不是太大。1998年的特大洪水发生在当年的7月底到9月初，从S-B曲线发现，入境旅游人次到1998年的6月份已经快接近正常水平，到了1998年的7月，入境旅游人次损失开始下探，这很明显是由于特大洪水引起的，因此。可以断定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入境旅游的影响时长是19个月，此次事件所造成的入境旅游人次损失大致是399.6万人次。参照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演化过程，到1998年的6月，亚洲金融危机已基本平息，而入境旅游受影响过程和亚洲金融危机基本上一致，说明亚洲金融危机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其对我国入境旅游影响结束的时候，此次危机事件后不存在补偿性恢复反弹现象。

判断出了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入境旅游影响的时间长度，那么就可以轻松地推断出1998年的特大洪水对我国入境旅游影响的时间长度，即其影响总长度为12个月，前6个月为负向影响期，后6个月为补偿性恢复反弹期。此次事件所带来的入境旅游人次的损失是(145.6－105.7)＝29.9(万人次)。

3.4　2003年SAILS事件对入境旅游的影响评估

2003年2月，我国爆发了SAILS疫情，危机期间，100多个国家取消了与我国出入境旅游业务，我国入境旅游业出现严重“滑坡”，并蒙受巨大的损失。

(1)确定危机影响时间长度

观察图1可知，SARS事件对我国入境旅游人次的影响时长大致是2年，为了保证测算的准确性，选择2003―2005年共3年的数据来进行研究。

(2)求出旅游本底值和旅游统计值的差额(R)

运用表1中1―12月的入境旅游人次本底趋势 方程，求出2003―2005年各月的入境旅游人次本底值。集结2003―2005年的入境旅游人次统计值和本底值之差得出如图4所示的s―B变化曲线，该曲线反映了SARS事件对我国入境旅游人次影响程度以及危机的演变过程。

(3)sARS事件对入境旅游影响的评估

从图4可以清晰地看出，SARS对我国入境旅游业的影响时间长度为19个月，即2003年的2―12月和2004年的1―8月。2003年的2―12月，为SARS事件的当期影响，主要的是负影响，即危机造成我国入境旅游人次减少。2004年的1―8月为SAILS事件后的补偿性恢复反弹期，即由于危机当期造成的旅游者推迟或取消来华旅行，当旅游危机解除后，使得旅游者把推迟的旅行计划在这个时期得以实现，这时会出现入境旅游人次的小幅反弹。基于这种情况，SARS的影响时长应该是危机影响的当期加上危机后的补偿性恢复反弹期，即总共是19个月。

对于SARS所带来的入境旅游人次损失，其总量的大小应该是危机影响的当期损失减去危机后补偿性恢复反弹期的补偿增量。运用旅游本底线值，计算得SARS所造成的入境旅游人次危机期间损失量是1502.43万人次，补偿性恢复反弹期的入境旅游人次补偿增量为133.52万人次。则SARS所带来的入境旅游人次的损失量为：(1502.43―133.52)＝1368.91(万人次)。

4　结论和讨论

以上对“6・4”风波(X1)、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X2)、1998特大洪水(X3)和2003年SARS危机事件(X4)分别进行了旅游影响评估。通过以上对4次危机事件的对比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1)旅游危机事件性质不同，则对目的地旅游业影响程度也不同

旅游危机影响的程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危机影响的时间长度，一个是危机所造成的旅游经济损失量。从研究结果来看，“6・4”风波(X1)的影响时间最长，时间长度达到了40个月，其次分别是1997亚洲金融危机(X2)是19个月、2003年SARS危机事件(X4)是19个月、1998特大洪水(X3)是12个月。从入境旅游人次损失来看，损失从大到小依次是X1、X4、X2、X3。把旅游危机后恢复性补偿部分考虑在内，其损失量的大小排序不变。但是，从危机事件对旅游影响的过程来看，X3和X4都出现了危机后的补偿性恢复反弹现象，而X1和X2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4次事件，“6・4”事件属于政治事件，亚洲金融危机属于经济性危机事件，洪涝灾害属于自然灾害性危机事件，SARS属于公共卫生事件。由于事件本身性质的不同，结果是其对旅游影响的时间长度、影响损失量、危机后是否有恢复性反弹期等也不同。

对于“6・4”风波来说，由于当时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与华的差异、对华的敌对政策以及新闻媒体对华的负面宣传，我国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形象受到极大损害，直接导致西方旅游者对我国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心理排斥，加大了旅游者到华旅游的风险感知。政治宣传影响的是意识形态，它具有时间的稳定性，从旅游者的行为决策过程来看，这种情况影响了西方旅游者来华旅游动机的形成。此类性质的危机事件恢复起来较慢，旅游危机的生命周期比较长，并且危机过后也不存在恢复性反弹现象。

对于1998年特大洪水来说，其事件性质属于自然灾害事件，其发生具有不易避免和预测，因此，从旅游者心理来说，自然灾害事件容易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宽容。只要危机事件不是对旅游目的地的旅游业产生致命性的破坏，这类危机事件的影响一般为临时性和短期的，当旅游目的地的接待服务设施具备了接待条件，旅游者就会把推迟的旅游计划变为旅游行为，一般会出现危机后的恢复性反弹。这类旅游危机的生命周期一般比较短。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属于经济危机，它影响人们的购买能力，一旦金融危机结束，人们的旅游购买力得以恢复，其对旅游影响也就结束。此类事件对旅游业的影响程度是和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的，危机越严重，对旅游的影响越大；危机事件越长，其对旅游的影响时间也就越长。由于此类事件并不影响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形象，所以一般情况下，经济危机结束，旅游危机也就结束，危机后不存在恢复性反弹期。

2003年的SARS疫情危机事件，属于公共卫生事件，此类事件导致人们心理恐慌，从而抑制了人们的出游意愿。同时，当此类危机事件发生的时候，为了防止疫情的蔓延，政府也制定了一定的政策来限制人们的出游行为。所以，公共卫生事件对旅游业的影响大小是由疫情的传染强度决定的。另外，从当时的情况来看，SARS危机事件给人们心理上带来的恐惧要大于事件本身，面对当时的突发事件，旅游管理部门没有意识到或不善于从心理认识角度来进行旅游危机管理，其管理的效率性值得怀疑，这也难免使得SAILS危机事件对旅游产业的影响放大。一旦疫情消除和人们对SARS的恐惧感减小，目的地的旅游业也会很快恢复，旅游危机的生命周期一般都不是太长，并且会出现一个恢复性反弹期。此类事件对旅游者的影响主要是延迟了旅游者的旅游行为。

(2)在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危机事件对旅游业的影响是不同的

我国旅游业的起步是从“六五”时期开始，但真正的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的大发展，是从“九五”时期开始的。我国的入境旅游在刚开始时，旅游客源结构比较单一，市场的面也太窄，旅游产品极其单调。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旅游业抗风险能力较弱，当出现“6・4”风波时，我国入境旅游迅速下滑，恢复也十分缓慢。进入“九五”时期后，我国旅游业的产业结构已逐步合理，产品结构和市场也日益多元化，国际旅游大国形象也基本树立，这时发生的危机事件，相比较前期事件，影响的时间在相对缩短，影响的程度在相对减小。从几次危机事件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可以看出，虽然旅游业对危机事件具有敏感性，但我国旅游业抗风险能力在逐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