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分析范文

亚洲金融危机分析篇1

以“经济危机与亚洲：挑战与展望”作为会议讨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于4月17－19日在中国海南博鳌举行，这是继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后，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的又一次重要对话。也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亚洲地区政、企、学界首次举行高层次会议，商讨应对危机之策，协调合作立场。

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极，亚洲新兴经济体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经济发展前景如何?对世界经济的复苏，无疑将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金融危机阴霾下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本届年会，理所当然受到了亚洲国家乃至世界关心亚洲事务的人士共同关注，出席本届年会的代表，无论从层次结构还是从人数规模来讲，都超过了以往。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曾经参加过多届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主题、议题设计的殷伸义表示，在金融危机阴霾下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本届年会，确定的主题做到了与时俱进。他分析说，过去二三十年，亚洲新兴经济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市场生产消费品，赚取外汇，刺激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欧美发达国家又利用金融杠杆回收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形成美欧发达国家的消费动力。

因此，亚洲新兴经济体程度不同地形成了以出口拉动为基础、以紧密参与欧美经济循环为特点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亚洲内部的经济循环需求不足。

2008年，亚洲国家和地区间的对外贸易额，只占该地区全部外贸易额的49.7％，而欧洲内部的对外贸易额，则占该地区全部对外贸易额的73.5％，显示了亚洲内部经济循环与欧洲内部经济循环的巨大差距。

金融危机爆发，使欧美国家和地区的消费意愿不足、储蓄率大幅度上升，经济发展严重依赖欧美市场的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循环趋缓，出口下降。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殷仲义认为，面对金融危机挑战，亚洲新兴经济体严重依赖区域外市场的经济必须加快转型，形成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发展模式。亚洲国家和地区扩大内需，既包括扩大亚洲各经济体内部的消费，也包括扩大亚洲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与投资。

他分析说，在贸易方面。亚洲经济体之间存在很强的互补性，中国与东盟间在制造业领域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上下游产业互为补充，谁也离不开谁，西亚的能源和东亚的制造业，也有巨大的相互需求：此外，亚洲新兴经济体发展水平和制造业装备水平相近，贸易技术、人权、环保壁垒，不会像欧美发达国家那么强。因此，亚洲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完善“10+1”、“10+3”、“10+6”等区域合作机制，促进贸易便利化，开发出区内新的贸易需求。

在相互投资方面，亚洲内部也存在提升空间。中国目前的资本比较丰厚，而受金融危机影响。亚洲新兴经济体来自欧美的投资大幅度减少，如果亚洲国家和地区之间能够进一步相互开放资本市场，将刺激亚洲内部的投资增长。

他强调，亚洲扩大内需，一条重要的途径是提高区内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

殷仲义分析说，中国与印度、越南、印尼、泰国等几个亚洲主要新兴经济体，城市化水平都不高，农村人口比例较大，但目前，这些经济体的农村消费率都很低。

究其原因，在于亚洲地区的农产品价格，既不能反映区内农业资源的稀缺程度，也不能体现亚洲区内的平均利润。此外，亚洲新兴经济体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占农民全部收入的比重还不高。

因此，如何增加农民收入，撬动农村消费，是亚洲新兴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

尽管亚洲经济发展前景，面临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展望亚洲经济发展未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仍然乐观地认为：金融危机开始改变全球金融力量的对比，亚洲很多持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国家和金融比较稳健的国家，在全球金融体系的地位和分量在增加，西方国家对亚洲在金融上的依赖程度也将增加，因此，现在是建立东西方更加平衡的金融关系的好机会：此外，中国、印度以及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可以利用全球产业大分化、大改组’的时候。找到自己新的发展机会。

亚洲金融危机分析篇2

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泰国，而在日本

1997年7月2日凌晨四点半，泰国央行发表了一项重要声明――此前十余年盯住美元的泰铢，开始自由浮动。泰铢对美元当日即贬值15%以上。亚洲金融危机正式开始。

亚洲金融危机至今差不多已有十年。危机发生之时，我是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副总裁，负责储备管理及外事工作。身临其境，我亲眼目睹危机一步步发展，并参与了一些危机解决方案的国际讨论。这次危机远远超出了任何个人或国家的控制范围，给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课。

亚洲金融危机是一个交叉影响的事件，在泰国首次发生的危机，不仅蔓延整个东南亚，还波及俄罗斯和巴西。这场危机提醒每个人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没有边界的全球经济，但对经济和国家的管理，仍局限于各自国家的法律和本土文化的水平。

或许每一代人都得面对他们自身的危机。俄罗斯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ff)认为，经济运行存在大约60年的长周期。这些周期总是以一些重要技术革新为标志，如蒸汽机、电力、无线电以及现在的计算机技术的发明等。从二战以来，世界大体上享受了60年的和平。最近的经济繁荣，尤其是美国经济，是近代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周期。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已保持了超过25年的持续增长。对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而言，1997年却是对亚洲经济奇迹的全面检验。

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思考。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基于自由市场哲学，认为制度框架是被给定的并且是有效的。完全信息、零交易成本和完善的市场构成了一个简单的政策框架――市场自由化和效率提高将给每个人创造出多赢的局面。“华盛顿共识”着力于市场的全面开放及自由化，首先是放开重要商品的价格，然后是拆除所有影响市场发挥作用的壁垒。亚洲金融危机引发了盲目的自由化是否正确的争论。

危机是一个事件，而改革与重组则是一个流程。一旦对制度框架进行适当的分析，我们就会意识到制度变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么是改变制度以顺应历史大趋势，要么是危机将改变整个局面。但是，现有的制度同样是过去的政策错误、个人判断、历史、地理、时间和趋势相互作用的后果。所有的社会都是路径依赖的。没有一个国家的改革可以从一张白纸开始。

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今天我们在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全球市场环境中作出的决定，可以改变世界并同时改变我们自身。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写道，1588年，英国人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开始了其在远东的扩张；中国明代万历十五年(1587年)之后的大衰退历史，便从此不能与英国历史割裂。相似地，1997年在泰国发生的一切也不能与在其他地方，如东京、俄罗斯的许多事情割裂开来。泰铢贬值时，谁能想象得到一家叫做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的对冲基金将在一年后崩溃？

1997年5月24日，危机正式爆发前一个多月，在曼谷的一次会议上，当时亚洲各国中央银行的第一副行长们齐聚一堂，他们讨论泰铢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此前十天，泰铢又遭受了一次大规模攻击，这次攻击在泰国央行、新加坡金管局、香港金管局联手干预下，以对冲基金遭受3亿美元损失告一段落。此时，一些主要的玩家，如摩根大通、花旗、高盛等投资银行，以及索罗斯基金、老虎基金等，已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五月攻击”已经是1995年1月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对泰铢的第三次投机攻击，之前的两次分别发生在1996年7月和1997年2月。投机者们通过借入日元获得资金（不高于3%-5%的利息成本），然后存入泰铢获取17%的隔夜利率，进行“套利外汇交易”（Carry Trade）。

早有识者警觉到亚洲区货币危机的危险。我曾于1996年在东京参加会议，当时一位与日本大藏省关系密切的学者在闲谈中问我：“如果日元对美元汇率水平变为150∶1，港币是否会放弃盯住美元的政策？”我当时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没有意识到这是如此重要。

1995年4月，日元对美元汇率曾达到80∶1的峰值，而1996年，整个日本经济确实有一个小的复苏，日元对美元汇率大约为104－116∶1。日本是亚洲最大的经济体，而泰国则是最容易遭受日元套利外汇交易攻击的国家，因为泰国55%的外债是日元，并且日本是泰国最大的外商投资来源。

现在回顾当年，日元的升值与亚洲的繁荣相联系，贬值则意味着亚洲的衰退。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泰国，而在日本。

亚洲金融危机分析篇3

关键词：东亚金融危机；量化宽松；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基于索罗模型与货币危机模型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再认识

收录日期：2013年7月22日

一、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展过程

回观20世纪六十年代，亚洲的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率飙升成为了全球经济关注的焦点。那时的亚洲从战争、疾病与贫困的阴影中苏醒过来，社会与经济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创造了备受世人瞩目和赞誉的“亚洲奇迹”。（图1）图1中明显可以看出20世纪中期亚洲四小龙的对外出口额有了明显的上升。从1960年到1980年日本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4%以上，最高达到了21.8%。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的年均增速在8%以上，NIEs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在1960年为美国的16%，但1995年升至77%。

就在亚洲经济一片蓬勃发展，欣欣向荣之际，国际上却传来了质疑的声音。当时克鲁格曼发表在《亚洲奇迹的神话》发表于《外交》双月刊时，引起的争议和批评都曾是空前的，指出：“亚洲奇迹其实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要幻灭”。他认为东亚的经济增长是长期以来增加资本投入的结构。然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实际上微乎其微，只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可以带来长期的繁荣，而非资本投入。克鲁格曼的预言很快得到了证实，被1997年惨痛的金融危机所印证。

1997年7月，泰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后，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也都成为了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香港、韩国、日本也受到冲击，一系列银行与证券公司相继破产。1998年年初印尼陷入了政治经济双重的危机中，波及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一时间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都兵荒马乱，怏怏然地溃败成一盘散沙。（图2）

危机中各国汇率节节攀升，以1998年3月底与1997年7月初的汇率比较，各国股市都缩水1/3以上。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跌幅在10%～70%以上，受打击最大的是泰铢、韩圆、印尼盾和马来西亚令吉，分别贬值39%、36%、72%和40%。

危机中各国GDP增长态势缓慢，甚至出现了15%的倒退与缩水。亚洲的货币发生大幅贬值，导致大批企业、金融机构破产和倒闭。泰国发生危机一年后，破产停业公司、企业超过万家，失业人数达270万，印尼失业人数达2，000万。资本大量外逃。（图3、图4）

二、亚洲金融危机理论模型基础

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理论模型很多，大致有货币危机模型、道德风险模型、金融恐慌模型、金融系统不稳定性模型、流动性市场无效率模型、危机传染模型、孪生危机模型、羊群危机模型，等等。本文将主要从货币危机模型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两个角度来描绘亚洲金融危机理论模型基础。

先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说起。在亚洲经济一片欣欣向荣发展之际，克鲁格曼对于亚洲经济的悲观质疑一部分就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之上。克鲁格曼认为，当时东亚经济增长是长期增加资本投入的结果。然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实际上微乎其微。克鲁格曼认为，只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可以带来长期繁荣，而非资本投入。已有文献指出，索罗模型中，Y（t）=F{K（t），A（t）L（t）}，经济增长由资本投入贡献K（t），劳动投入贡献L（t）和技术进步贡献A（t）即全生产要素组成。但当克鲁格曼用全要素生产函数对东亚经济检验后得出，当时20世纪东亚经济腾飞的国家中没有明显的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说，在影响产出Y（t）的三个因素里，这样的经济增长是在相对短的时间投入大量资本K（t）和人力L（t）而获得的大量产出。举个最浅显的例子，就像我国六十年代的，所有百姓田不种了、猪不养了，砸锅卖铁的开始炼钢，如此短时间内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并没有获得预想中的结果。

但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也有一定的缺陷，新古典模型中由不可知的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决定，如何量化其中的技术进步有一定的困难程度。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一个隐含的前提假设表明，引入人力资本社会分工和技术创新等因素，并不会必然产生长期的经济增长。为了产生长期的正的稳态经济增长，社会必须创造相应的条件，比如通过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研体制等提高其生产效率，这样才能真正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第二个理论模型是货币危机模型，在克鲁格曼的货币危机模型中，其根源在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与稳定汇率政策之间的不协调。当政府所追求的宏观经济政策与稳定汇率政策不协调时，理性的投机攻击就会发生。一般实行扩张货币政策又有稳定汇率政策时，政府一般都存在大量的赤字，因此中央银行必然增发货币为财政赤字融资。如此，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本币就会发生贬值，而当公众发现本币和外币的收益率出现差异时，公众就会调整资产结构，增加对外币的购买。这样就会造成恶性循环，随着政府持续地为财政赤字融资，国际上许多炒家就会乘虚而入，在理性的投机攻击之下，不管初始的外汇储备有多大，终有一天会耗竭外汇储备，固定汇率就会发生崩溃。但是，就货币危机模型而言，本身忽视了危机与宏观经济基础变量之间的联系，以至于无法很好地解释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货币危机模型中的理性预期假设。

三、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再认识

以上是笔者认为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中最重要的两个理论模型，下面回头看一下亚洲金融危机在现实中的原因：一是从制度角度来看，东南亚国家当时为了吸引投资采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另一方面又保持着固定汇率制度，使得国际炒家乘虚而入；二是从监管层面来看，政府缺乏对金融中介的监管。宏观和微观管理不善，经济过热。

先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当时东南亚各国政府为了经济增长而是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金融自由化、大规模的外资流入、金融中介信用过度扩张、过度风险投资与资产泡沫化。比如，当时的泰国为了吸引外资，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一方面又保持固定汇率的政策，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当时的国外炒家，就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游资的冲击。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就会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泰国就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

而当泰国发现外来的游资对固定汇率制度形成冲击时，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外债增加了以后，这些国家的债务结构便变得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泰铢的货币贬值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从监管层面来说，对金融中介缺乏谨慎监管也是导致东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对国内银行负债的隐性担保，不仅导致了政府负债规模庞大，资产结构恶化，同时还会导致国内银行借贷时的道德风险问题。道德风险使得国内银行的不良贷款增加，因而会引发金融危机。由于有政府的隐性担保，国外投资者以较低的利率借款给国内银行，国内银行仗着有政府的隐性担保而有恃无恐，用国外投资者借来的钱高枕无忧地投资于高风险领域，导致资产泡沫化。当资产泡沫化破灭时，由于国内银行资产过度投资高风险领域，导致贷款收益率低下，使其资产负债急剧恶化，陷入困境，不良贷款急剧增加。由于政府对于国内银行的隐性担保体制，同时又对银行的借贷规模没有很好的谨慎审查和控制，政府最终成为了国内银行所持有的巨额不良贷款的买单者。由此，从本质上来看，国内银行由于自己道德风险而造成的不良贷款与国家的财政支出是等价的。因此，即使没有第一条所陈述的过度的量化货币宽松政策和固定汇率制度的冲击，由于对于银行体系的不利监管和政府对于银行恶性贷款的隐性担保政策，亚洲金融危机也会发生。

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和1950年的苏联非常相似，只不过当时的苏联依靠的是计划经济，彼时的东亚国家，靠的则是亚洲价值观。而这样由亚洲价值观引导，在短时间内大量投入资本与劳动力的做法已被证实并不可取。大量的资本自由流入和流出对东亚国家原本的固定汇率程度造成巨大冲击。而在有如此大量资本的基础上，亚洲价值观普遍偏好的高投入高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有了危险的温床，大量的热钱导致了政府的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的恶化。经济体中弥漫着道德风险。由于政府对与其关联的金融、非金融企业存在隐含担保，这些机构大肆举借短期外债，然后投入到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中，推动了泡沫的形成。

四、经验与教训

上文中我们已经阐述了两个符合东亚金融危机的理论模型，分别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由于短时间内密集投入资本和劳动而没有技术进步因此导致的经济虚假繁荣；货币危机模型，过度扩张的量化宽松政策和固定汇率之间的不协调性给予国际炒家乘虚而入的机会。我们也列出了三个现实中推动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分别是不协调性导致的流动性过剩，对银行体系缺乏监管但政府又承担着银行恶性贷款的隐性担保，以及亚洲价值观在背后的推动力。政府应加强金融中介的监管，防止银行恶性贷款的膨胀。密切关注自身的财政政策和汇率制度的结合，不给国际炒家乘虚而入的机会。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要有技术生产力的提高，而并非全依靠短时期内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带动经济的繁荣。为此，国家应结合公共政策辅助经济的长远发展，例如：（1）环境和资源的保护；（2）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3）传统文化的保留；（4）优良的治理制度，等等。

笔者认为，还可以结合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和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经济现状进行反思。第一，无论是在亚洲金融危机还是美国次贷危机期间，我国的贸易出口都受到了影响。出口环境的恶化是外因，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一旦国际市场发生影响，贸易的波动就会变得很大。应该着力于调整宏观结构，把经济重点放到扩大内需上，挖掘国内的消费潜力，同时调整出口商品的结构，发展资本密集型和高技术含量的行业，并且更新产品结构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第二，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亚洲金融危机与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金融监管不利，金融体系不健全。在金融自由化的今天，开放和管制都各有利弊，过度开放或过度管制都不足取。应在监管的范围内进行金融创新，不要使金融衍生品成为投机者兴风作浪的工具。同时，也应注意在资本市场上要合理引导外资流入，适度利用外资，防止一旦外资撤走以后对我国经济带来破坏性的影响。

主要参考文献：

[1]蔡大鹏.亚洲四小龙以欧共体、美国、日本出口行为的分析.经济经纬，1996.1.

[2]克鲁格曼.亚洲奇迹的神话.外交双月刊，1994.

[3]克鲁格曼，张铭.亚洲奇迹的背后.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5.7.

[4]王德文.人口转变与东亚奇迹：经验与启示.21世纪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5]韩秀云，吴栋，王辉.东亚金融危机与香港.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4.

[6]吴崇伯.印尼新政府振兴经济的政策举措与前景透视.南洋问题研究，2005.1.

[7]朱波，范志芳.金融危机理论与模型综述.世界经济研究，2005.

亚洲金融危机分析篇4

近几个月来，亚洲几个国家和地区公布的经济数字大多向好。香港第二季度本地生产总值数据显示，在经济增长加快之余，通胀亦渐趋温和。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幅，从第一季度的2.9% 升至第二季度的3.3%。另以本地生产总值（内含平减物价指数）计算，通胀由第一季度的1.4%，回落至第二季度0.7%。

分项数据更显示，大部分经济领域皆对第二季度经济带来支持，反映整体经济增长动力日趋稳固。本地消费增长维持于4.2%的理想水平，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资本开支亦显著回升，因为不明朗因素消退带动商业投资重拾升势，抵销了建筑开支萎缩的影响。总体而言，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上升6.9%，扭转了第一季度3.3%的跌幅。净出口则继续拖累经济增长减慢，导致经济增长减缓0.5个百分点。

亚洲金融危机

卷土重来的机会甚微

本地经济增长加快，难免让人以为环球经济正不断改善，但其实情况未必如此。最近，因为区内资金流向出现显著变化，资金外流的情况，在印度尼西亚、印度、泰国等出现经常账及财政双重赤字的国家尤其明显。自5月下旬以后，市场逐渐相信美联储将会退市，亦即削减资产购买计划的规模，导致部分区内货币兑美元大幅贬值。外汇市场波动引发投资者对新兴经济体爆发金融危机的忧虑。巴西和印度均已采取措施应对，先后宣布调高利率，以遏止资金外流的情况及捍卫当地货币的币值。

不少投资者忧虑近期区内资金外流的情况，将演变成类似亚洲金融风暴的系统性危机。然而，我们认为时下与当年的情况迥异，故对区内中期经济前景仍保持审慎乐观：

其一，亚洲金融危机的症结在于多个亚洲国家的经济过热。当时投资者憧憬区内经济能够保持高增长及具有后发优势，外来资金大量涌入区内各国；反观当下，区内经济仅以温和步伐复苏，投资增长只贴近本地经济所需。事实上，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东盟多国的经常账已连年赤字，这与当下的状况大相径庭；

其二，固定汇率机制是触发及加深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之一。而目前大部分亚洲货币不再与美元挂钩，因此区内国家能够避免本币估值过高的问题。纵然货币贬值短期内难免引起金融市场动荡，却能有效改变对外融资状况，并长远促进出口、带动经济复苏；

其三，区内融资困难的情况并不普遍。不少亚洲国家的经常账仍见盈余，财政结余亦处于合理水平；

其四，过去10年，区内宏观经济状况较以往稳定。与亚洲金融危机时相比，新兴亚洲国家对外来资金的依赖程度已大幅下降，短期外债占外汇储备的比重跌至50%以下。随着私人机构货币错配的问题得以纾缓，本币贬值所带来的冲击，远比亚洲金融危机为轻。

迄今市场对区内货币的反应不一。亚洲工业国家的货币，如韩元及新台币等未受太大考验，表现远胜于区内其他货币——这显示需要按不同情况评估各国经济的重要性。现在不少亚洲国家，毕竟已具备更成熟的条件抵御冲击。换言之，新兴亚洲国家经常账收支恶化的程度及范围，不足以引发如1997年般的国际收支危机。

复苏可望持续，惟步伐蹒跚

近期，美国、欧洲、日本及内地的采购经理指数均见上扬，亚洲国家可望因先进国家的需求回升而受惠。亚洲各国最新公布的7月份出口数据与我们的分析相符，反映区内贸易活动未受太大影响。其中香港7月份出口货值更上升10.6%。尤以输往美国（2.9%）及欧盟（6.7%）的出口增长显著，初步显示先进国家的需求回稳。基于美国及欧洲经济活动将渐趋活跃的判断，我们对香港的外贸前景审慎乐观，并维持本年出口增长的4%预测不变。

当然，香港经济前景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需走向。值得留意的是，零售销售增长在第三季度始见放缓。零售销售总额增幅由6月的14.7%，急降至7月的 9.5%。同月访港旅客数据，亦显示市场人士不宜对零售业短期前景过于乐观。

我们估算，商业投资于下半年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基于企业现金流改善及库存下降，我们认为商业投资开支将于2013年下半年稳步上升。综合各项因素而言，我们维持全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的3%预测不变，意味下半年经济增速将继续低于过往平均水平。通胀方面，总体需求疲弱，以及上半年租金温和上升的滞后效应逐渐浮现，将有助遏止通胀上升。我们预测，香港2013年全年的平均通胀率为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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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金融危机分析篇5

日本经济的严重衰退及其脆弱的银行体系，在外国短期贷款推动下快速膨胀的亚洲经济及其产生资产价格的大量泡沫，全都为亚洲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

晚清名臣曾国藩曾经说过，“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若要全面探究1997年-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不得不先对日本进行分析。因为日本一国的GDP就超过亚洲其他国家的GDP总和，其金融资产则相当于亚洲其他国家的两倍左右；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的贸易量约占东亚的五分之一。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构建其全球供应链。首先从亚洲各国获得原材料，随后又购买廉价零部件，而将成品主要销往美国，然后是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制造业供应链的扩展有时又被称为“飞雁模式”。日本正如领头雁，随后是“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再之后是“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最后是中国大陆。只是这一系统的缺陷在于，供应链网络有着美元和日元两种货币标准。

1985年9月，“广场协议”奠定了增加汇率灵活性这一基调。日元对美元和欧洲货币开始走强。这是日本代价最为高昂的政策失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日元兑美元汇率从240∶1升至1987年12月的120∶1左右。到1990年，日本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在银行的推波助澜下，产生了巨大的泡沫。“广场协议”导致了日元过高估值和随后的回落。过高的日元导致日本在美国股票市场大量投资，部分推动了1987年美国市场的股灾。

1989年日本房地产市值估计约为24万亿美元，是美国地价市值的四倍，而日本GDP仅是美国的60%。日本的股票市场也于1989年12月达到了38916点的高峰，市盈率达到了70倍多，美国同期股票市场的市盈率只在15倍左右。

泡沫之后，日本经历了超过15年的经济停滞。2003年4月，股票市场跌至最低，为7607点。某些地方的土地和不动产价格下跌超过85%。据估计，1991年到2001年十年间，日本损失财富达到1200万亿日元，接近日本1989年GDP总量的2.7倍。

1985年至1990年，日本有两个值得关注的事件：第一，尽管日元价值翻了一番，与美国间结构性经常项目顺差却没有消失，总体上每年平均仍有500亿美元。第二，在此期间几乎没有通货膨胀。

1991年后泡沫消失带来的通货紧缩，产生了三种根本性的政策反应。

第一，政府资金注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来刺激经济。作为1990年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财政体系最为健康的日本，由于减税和财政支出，每年存在着相当于GDP总量6%-7%的财政赤字，这一状况导致到2006年公共债务总额达到GDP 的170%。

第二，日本同时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银行将利率从1996年的0.5%逐渐降至1999年的零，从而带来了套利外汇交易的黄金机会，外国投资者能够以零利率的成本借到日元，并投资于高回报的资产中。最初的套利外汇交易主要投资于美国国债与公司债券。由于亚洲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保持稳定，却有着较之更高的回报率，套利外汇交易在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中也越来越重要。

第三，因为日本想刺激其经济复苏，同时避免日元被过高估值，所以，1985年后，大量推出日元外国直接投资、银行贷款和债券投资，包括以日元计的官方援助和贷款。正是日本银行贷款和大量日元外流，为东亚的经济泡沫与随后的1997年金融危机创造了条件。

1995年，日本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1月17日的神户大地震；另一是3月20日到4月19日期间，日元对美元汇率在达到80∶1的峰值后开始贬值。日元贬值刺激了出口，导致日本经济在1996年有了微小的复苏。同时，日本的银行开始利用日元走低的态势来回收其海外贷款。但1997年4月，由于日本错误地估计了经济复苏的情况，将增值税税率由3%升至5%，导致脆弱的经济再次陷入严重衰退，这次衰退一直持续到了1999年。

至此，日本经济的严重衰退及其脆弱的银行体系，在外国短期贷款推动下快速膨胀的亚洲经济及其产生资产价格的大量泡沫，全都为1997年7月亚洲金融大厦的骤然崩塌埋下了伏笔。

关于亚洲金融危机，普遍存在两种批评意见，均聚焦于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和马来西亚四个发生危机的经济体。第一种观点认为，责任在于受害者，在于其糟糕的风险管理和“裙带资本主义”。第二种观点则认为，亚洲金融危机源于银行恐慌。两者均有一定的正确性，但大多数经济学家不是聚焦于日本以外的亚洲国家，就是专注于日本一国，很少有人将这两个经济图景放于一起研究。

下次，我将分析日本的资金流动是如何对亚洲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造成重大冲击的。

亚洲金融危机分析篇6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受“美元荒”的影响，国际金融界关注的焦点是基于国际贸易和稳定固定汇率为目的的外汇储备充足性问题。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多元国际储备体系的出现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迅猛发展，外汇储备需求理论研究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变得较为活跃，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又相对沉寂下来。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外汇储备需求发生深刻变化，伴随着亚洲和拉美新兴市场普遍大规模囤积外汇储备的趋势，有关外汇储备理论特别是针对亚洲新兴市场的外汇储备需求理论研究重新活跃起来，2008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发生引发了一些新的研究思路。本文追溯外汇储备需求理论的主要发展脉络，探讨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二、亚洲金融危机前:传统理论向现论的发展

外汇储备需求理论包括两大分支: 外汇储备需求决定因素理论和外汇储备需求规模理论。外汇储备需求决定因素理论是外汇储备规模理论的前提和基础，而后者在当今国际金融领域的影响更大。

传统外汇储备需求决定因素理论建立在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基础之上，认为外汇储备具有满足国际交易需求和预防性需求的功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外汇储备不仅与国际贸易紧密相关，而且也是国际流动性的主要来源，因此凯恩斯最先特别指出外汇储备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1953 年，IMF 首次对国际储备充足性进行研究，但诸如此类的研究仅出自于简单的经验判断。现代外汇储备需求研究始于 Heller，他认为一国外汇储备需求受制于持有储备收益与机会成本间的均衡。［1］Heller 和紧随其后的学者脱离了储备 / 出口的传统经验主义，主要从外部支付( 国际收支) 、出口边际倾向、规模变量( 如进出口) 和机会成本等角度研究外汇储备需求，因此外汇储备需求被视为具有一种积极职能。在牙买加体系下，由于真正的浮动汇率制难以实现，而且资本账户自由化增加了对国内金融安全的担忧，提高了外汇储备需求，因而使全球外汇储备总量有增无减。

西方外汇储备需求规模理论产生于 20 世纪40 年代，经过 60 多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已成为外汇储备领域中最有影响的理论，主要有单一因素理论的比例分析法、成本 － 收益分析法和多因素影响理论。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外汇储备需求规模研究主要采用比率分析法，Robert Triffin提出的储备 － 比例法，将储备与进口的比率( R/M) 作为衡量一国储备充足性的标准。［2］

这一理论的最大优点是简单易行，但也存在明显缺陷，即只考虑了商品交易的对外支付需要。随着全球经济与金融一体化的不断深入，这一弊端越来越明显。Machlup 提出有趣的“衣柜效应”，认为一国货币当局对于外汇储备的需求类似“夫人对其衣柜中的时装需求”，即越多越好，并不存在各国通用的适度规模标准。［3］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西方学者开始利用模型对储备需求进行定量研究。其中以Heller 和 Agarwal 提出的成本 － 收益法为代表。Agarwal 模型充分考虑了发展中国家外汇短缺、必需品进口的不可压缩性、闲置资源等特点，较全面地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储备需求，影响力较大。［4］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货币主义学派的Brown 和 Johnson 等经济学家认为外汇储备的需求主要由国内货币供应量来决定，并在特里芬比率基础上分别提出国际储备与国际收支差额比率和国际储备与国内货币供给率等。

三、亚洲金融危机后:预防性与重商主义动机对弈

( 一) 国外研究

近 20 多年里，混合汇率制在发展中国家广泛被采用，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用庞大的外汇储备积累缓冲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在研究外汇储备需求的众多理论探讨中，一个重要的共识是认为储备应达到足以防范金融风险和危机的规模。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近十年里，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新兴市场国都累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针对这一发展趋势，西方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产生了两种代表性观点。一些学者强调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外汇储备的自我保障/预防机制，即一定规模的外汇储备能够为新兴经济体缓冲外部冲击、屏蔽金融危机，代表学者是 Aizenman。Aizenman 以韩国为例，解释东亚国家出于预防性动机囤积外汇储备，目的在于降低因短期资本流动突然逆转而引起的高昂产出下降成本的发生。［5］

进一步地，Aizenman 和Lee 对发展中国家持有外汇储备的预防性动机和重商主义动机进行比较，并通过实证验证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主要出于预防性动机积累外汇储备。［6］特别地，Obstfeld、Shambaugh 和 Taylor指出，在金融全球化趋势和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外汇储备的主要功能也从保证国际支付转向防范异常资本流动。他们基于资本双向流动考虑构建了一个金融 － 稳定模型，并验证该模型能比传统模型和基于外债与“突然停止”的模型更精确地估算亚洲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积累外汇储备的行为。［7］

另外一些学者则从重商主义角度出发进行解释。Dooley、Folkerts － Landau 和Garber 指出新兴经济体将积累外汇储备作为一种特殊的发展战略，旨在维持低估的汇率来刺激经济增长。［8］并且，他们认为外汇储备可以作为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抵押品，一国“重商主义囤积”会诱发他国“竞争性囤积”。根据 Aizenman 和Lee 的观点，预防性动机和重商主义动机对国际储备囤积需求的解释可能实力相当，但这两种外汇储备需求观点存在两个不同之处: 一是与不同福利效应相联系; 二是预防性动机决定外汇储备的“最佳”规模，而 Dooley 等重商主义方法将外汇储备规模视为一个未解问题并且不尝试确定其最优规模。

此外，这一时期的研究文献主要以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为研究对象，一些学者研究指出政治稳定因素在解释外汇储备需求上也具有重要作用。虽然在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前一些学者已开始关注政治因素对外汇储备积累需求的影响，但自从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对政治因素的关注才明显增加。Aizenman 和 Marion 从风险角度分析外汇储备预防性需求，实证发现政治经济因素，如领导层变更与政治腐败都会影响外汇储备需求，因此外债/储备比率作为国家脆弱性指标或许没有作用。［9］

遵循这一思路，Aizenman 以拉美国家为研究对象，进一步明确提出政治不确定性是影响产出冲击、负债与外汇储备间关系模式的关键变量，硬型( T 型) 决策者选择负债和外汇储备来缓解征税成本，而软型( S 型) 决策者选择负债和外汇储备是为了获取特殊集团的当前资源。［10］

( 二) 国内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有关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问题并未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外汇储备的迅猛增长吸引了大批国内学者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国内对外汇储备影响因素的研究一般从国际收支角度来进行，并通常侧重于借鉴国外研究方法来分析外汇储备适度性。

总体上看，2005 年前国内学术界主要从静态角度研究我国外汇储备规模适度性，并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是充足的，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过量的，如武剑、吴丽华、时建人、王国林等。王国林分别运用国际比较分析以及 IMF 的 3 个定量指标( 储备/进口率、储备/短期外债率、储备/广义货币率) 来估算 1991 年 ～ 2000 年中国外汇储备适度值，结果显示我国外汇储备大大超量。［11］

另外一些学者与之对立，认为我国外汇储备严重不足，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很难提高到适度水平。刘斌以货币供应量决定论为理论基础并与亚洲金融危机国家和地区比较，来分析影响中国经济外汇需求的诸因素，提出衡量我国外汇储备适度性的指标和安全界限值，并认为我国当时的外汇储备严重不足。［12］

刘莉亚、任若恩运用回归技术与协整方法，建立我国适度外汇储备规模的需求模型并分析了近 20 年来外汇储备规模的失调情况及其主要原因。［13］这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原有的静态研究思路，为今后外汇储备的动态研究提供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思路。遵循这一思路，一些学者从动态角度分析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认为外汇储备是否适度具有阶段性。如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采用外汇储备需求因素法和信号灯模型分析我国 1990 年 ～2005 年的外汇储备适度性，并用 ARMA 模型对 2006 年、2007 年两年的外汇储备进行评价和预测，得出大体相同的结论，即 1990 年 ～ 1993 年不足，1994 年 ～ 2004 年适度，2005 年 ～ 2007 年过度。［14］

游碧蓉、周丽萍运用改进的阿格沃尔模型测算 1996 年 ～2005 年的外汇储备规模并得出结论: 1996 年不足，1997年 ～2002 年适度，2002 年 ～2005 年过量。［15］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如李扬、余维彬认为，外汇储备功能因时而变，只从传统功能角度来讨论外汇储备规模没有意义。随着我国外汇储备“过多论”被更多认同，一些研究便试图从更新的视角来分析我国的外汇储备。巴曙松、朱元倩利用广义可加模型讨论了内外利差和汇率弹性对外汇储备的非线性作用。［16］

刘兵权则指出中国外汇储备增长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因而导致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的结果。［17］

四、2008 年金融危机后:研究新进展及未来研究方向

( 一) 研究新进展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囤积外汇储备的国家获益。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早期对大量囤积储备的担忧已被证明夸大了。此次危机深刻说明外汇储备自我保障作用的重要性，使那些吸取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教训而大量囤积储备的发展中国家基本幸免于难。当然，这次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不可避免地触发了对外汇储备新问题的讨论: 如何积极运用外汇储备来应对危机? 外汇储备积累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防御危机的效用? 中央银行间互换协议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融资职能是否能替代未来外汇储备积累需求? 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积极研究并提出一些初步建议。Aizenman 和 Yi 追踪了 21 个新兴市场国在2008 年金融危机窗口期的调整行为来分析外汇储备“清偿力”程度，发现各国表现纷乱复杂。［18］Aizenman 分析了 2007 年 12 月后生效的互换协议所涉及的 24 个国家的数据，得出的结论认为，由于中央银行只在有利本国利益时才提供流动性支持，因而互换协议对外汇储备的取代很有限，并建议通过深化区域储备池( 如 CMIM) 和延长互换协议期限来减小预防性外汇储备需求。［19］

更进一步地，Aizenman 分析了新兴市场国在 2008 年金融危机时期运用储备的模式及选择动因，发现 2008年 8 月 ～2009 年 2 月期间这些国家平均汇率贬值率都约为 30%，他解释可能的原因是“害怕浮动”国家比“害怕损失储备”的国家受到的危机冲击影响更大。［20］Mendoza 实证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后 5 个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规模同危机脆弱性指标间的关系，结论表明各国政策当局为预防危机而愿意持有更多的外汇储备。［21］

我国也有个别学者探讨了外汇储备的危机预防及屏蔽作用，对未来外汇储备需求的调整政策提出了一些建议。如谷宇等人基于外汇储备预防性动机建立了中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模型，应用受限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方法证明我国外汇储备起到了屏蔽、缓冲金融危机的作用，并建议在后金融危机下，短期内应增加汇率灵活性，长期内应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从根本上降低经济体对外汇储备的需求。［22］

( 二) 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1． 关注储备积累负面激励效应。尽管近期研究基本上肯定了外汇储备可以作为当前危机的一种稳定力量，但也应该提出警告: 长期内这些好处可能被外汇储备自身创造的负面激励效应所抵消。因为如果市场参与者预期到政府的紧急援助并将其纳入自己的借贷决策，则外汇储备积累可能增加私人银行系统过度举借外债的道德风险。实际上已有学者证明外汇储备对减轻危机冲击的效用是递减的。

2． 关注储备运用的影响因素。根据现有研究，是否和如何运用储备取决于多种因素。首先是国家脆弱性。例如，在新兴市场国中，韩国资本自由化程度很高，危机刚发生时约一半的外汇储备是韩国国内银行以硬货币借入的外债和外资股，“去杠杆”风险很大。巴西和智利“去杠杆”风险较小( 外资股比重较低) ，但却面临着商业贸易恶化的高度风险。因而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储备运用模式，前者大量运用储备来减轻危机冲击，后者则避免运用储备而宁愿选择贬值货币来应对危机冲击。随着全球流动性危机的继续深化，内部积累有限的国家会更不愿意损失储备。其次，运用储备也受限于储备自身的有效性，这种有效性可能借助于其它工具得以增强，如互换协议等。此外，还存在其它一些潜在影响因素。因此，2008年金融危机将会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外汇储备需求还有待观察，不过在这里需强调的是，沿着这一方向进行研究时需重视一个关键问题，即各国应动态调整其政策框架和宏观经济策略以适应危机挑战。

3． 关注储备的削减机制。互换协议和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可选择信贷额度与外汇储备的“稳定”作用相得益彰，但却不能据此而抵消之前囤积储备的好处。因为在长期内，导致这些互换协议产生的全球性极特殊事件，不可能适用于更局部的特殊情况，而且这些互换协议自身也存在缺陷，不能完全替代外汇储备的自我保障功能。因而，应该从更广泛的层面来探讨未来外汇储备削减机制。

4． 关注人民币问题。中国保持着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但金融体系远远滞后于实体经济，因此中国将巨额储蓄投资于美国金融市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的贸易大国的崛起为人民币积累了内在价值，特别是人民币可以用于支付中国进口商品，如果中国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则人民币支付在许多国家会大规模增加。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和阿根廷等国的中央银行签订了人民币互换协议。因而逐渐推广的人民币互换协议增加了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可能性，这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亚洲国家外汇储备需求政策。

5． 关注储备的未来作用。此次危机显著体现了外汇储备所具有的自我保障功能的重要性，而在未来全球经济发展中这种自我保障功能是否仍具有重要意义或将如何转变? 研究这一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从 2008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至今，全球商品价格和股权回报显著下降，对财富基金的相对吸引力减少，从而会改变 2008年金融危机前关于外汇储备转化为财富基金的观点。因此，若大规模危机调整结束而全球金融市场仍处于高位动荡，则货币当局有可能把持有更高比重的高流动性储备作为最小化“突然停止”期望成本的一种手段，从而会进一步增加外汇储备需求。另一方面，在 2008 年金融危机时期，大多数新兴市场只是有限运用储备来舒缓实际汇率的急剧调整，而主要依赖汇率和利率调整来应对危机冲击，这表明外汇储备自我保障功能有限，从而未来的外汇储备需求并不一定会增加。

亚洲金融危机分析篇7

【论文摘要】本文在对金融危机全球化的成因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状的总结,分析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从金融资本和经济实体的角度剖析全球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由于世界贸易的不对称发展,各国家出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考虑,纷纷成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联盟、东盟资源贸易区等。区域经济合作在国际经济格局和对外经济战略中的地位明显上升,成为国际经济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随着以世界贸易、跨国投资快速发展和全球要素资源的加快流动为特着经济全球化的的升级,全球金融危机不可避免的对区域经济合作提出新的挑战。

1金融危机的全球化

1.1 经济全球化的加剧与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导金融危机全球化?的根本原因

(1)美元仍是世界主要的交易、结算和储备货币,三大货币(美元、欧元、日元)相互之间自由浮动且大幅波动;(2)世界货币(主要是美元)的发行没有任何限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建立的国际组织,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有限。

由于目前对美元发行并没有任何限制,美国往往从本国经济的需要出发决定货币政策,引起国际流动性大幅波动,最终引发各种金融危机。在这种货币体系下,一是美国成为世界流动性的主要调节者,其货币政策的走势影响国际流动性的松与紧。从历史上看,在每次美国经历了一个阶段性低利率时期后,当转入高利率时期时,往往会出现各种危机频繁爆发的情形。

1.2 货币错配在国际收支不平衡长期化的趋势下,放大了金融风险

大量经验证据表明,过去十年间的大型危机中(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1999～2002年的土耳其金融危机,2000～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以及1998～2002年的巴西危机),都存在显著的货币错配情形。从包括官方与私人的外币净资产头寸看,这种不平衡在不断加剧而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虽然已有所改善,但存在的基础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没有提供解决货币错配的有效机制。

1.3 金融体制改革进程和金融监管的不对称,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内在?原因

从80年代拉美危机以来,遭受危机的国家在发生危机前,都是采取盯住汇率制的,在危机中均被迫贬值并实行汇率的自由浮动,且除了1982～1983年发生的拉美债务危机中采取了广泛、间接的外汇管制外,其他危机中各国在汇率自由浮动前,基本上都实现了资本项下的完全开放。在从资本管制下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转向资本账户开放与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过程中,由于过早地开放资本账户,尤其是开放短期资本流动,很多小型开放经济都陷入了金融危机。但在拥有成熟、稳定的国内金融市场的条件下,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运行都很顺畅。

2 区域合作的进程

2.1 亚洲经济合作区域特征明显

2007年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新进展,是应对能源短缺和气候变化的议题成了东亚系列峰会东盟峰会、峰会、中国东盟领导人峰会、中日韩领导人峰会等以及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主要议题。这表明,迎接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正在成为东亚和亚太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的凝聚力和推动力。东亚地区率先开展自由贸易合作的是东盟,2007年11月20日,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东盟》,决定把原定在年建成的东盟共同体提前在巧年实现。《东亚》试图借鉴欧盟的经验,使东盟的经济一体化合作能够步入机制化的轨道。

从东盟自由贸易区提出到现在已历时10余年。总体来看,东盟合作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并逐渐扩大了范围和领域,在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合作中是走在前列的,形成了关税、服务贸易、投资、产业合作、其他便利措施和争端解决等一系列的制度、体系,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但由于利益协调、发展水平、经济结构、资金技术等方面原因以及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东盟经济合作中也出现了不少困难,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各国之间差距较大,目前还处于向自由贸易区演进的阶段。

2.2 美洲合纵与连横的博弈

北美自由贸易区(主要指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许多领域进行广泛的合作,包括商品贸易、劳务合作、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及涉及服务业的贸易自由和投资(包括金融)的自由化,是高水平、紧密型的自由贸易区,在自由化的时间表上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灵活做法。贸易商品将在15年内分4个阶段实现关税项目和税率减免,截至2008年完成,如今已合并或取消关税税目、税种达3000多项,免税商品总计4000类。

nafta突破了以水平分工为基础的一体化模式,通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域间的垂直分工,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经济结构不同、互补性强的贸易区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nafta的高效运行实现了预期的目的,尤其在促进美、加、墨3国的贸易发展、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促进美加墨3国贸易增长,尤其墨西哥成为naf2ta最大受益者,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缩小墨与美加的经贸差距。

2.3 欧洲区域经济合作继续深化

欧洲在战后率先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开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先河。经过5轮扩大,到2004年成员国从创始时的6个增加到25个,名称也变为欧洲联盟欧盟。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于2007年1月1日加入。此外,欧盟承认的候选国还有克罗地亚和土耳其。

欧盟现在是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实体之一,它的经济总量超过了美国,相当于世界的25%。从欧洲的跨国公司在世界500强中的份量看出,去年世界500强中的欧洲公司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美国的公司,它在全球化中也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从500强中欧洲跨国公司份量的变化来看,现在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有着从美国向欧洲转移的趋势,因此现在看起来,欧盟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正逐渐赶超美国。

2.4 非洲联盟的发展

面对世界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和商品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非洲国家长期以来每年所吸引的海外直接投资总额的不足世界投资总额的2%和仅占世界贸易总量2%的严酷现实,一些非洲国家逐渐认识到:非洲各国并没有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获得好处,其结果是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相比之下区域化经济才是非洲经济的最佳选择。但多年来,一系列各式各样的区域合作并未给非洲经济发展带来预想的积极成果,机构重叠、体系复杂、缺乏运作资金等妨碍了这些组织发挥作用,如何整合这一资源,成为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jp2]作为非洲大陆新的地区性组织,非盟成立以来为消除地区贫困、促进非洲大陆经济发展、维护地区和平作出了积极努力,致力于建设一个团结合作的非洲,力争在重大国际事务中能够用一个声音说话。通过不懈的努力,非盟已经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 全球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挑战

3.1 金融资本

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世界性信贷的急剧下降,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资本短缺。由资本短缺造成的国内投资、需求的大幅下降,各国政府出台政策进行本国贸易保护,导致区域经济合作的范围和深度降低。

区域金融监管的全球协作缺失的加剧。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资本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参与者的地域范围也越来越广。因此,要实现对表外实体的有效监管,跨部门、跨地城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各成员国金融监管机构发展程度上的差距和监管职能的差异,区域经济金融市场的监管在当前是比较薄弱的。尤其在金融危机爆发时,区域金融体系没有建立严格统一的管理机制和有效有力的监督机制,各国政府纷纷开展金融危机应对措施,很少顾及与成员国之间的协作,致使管理格局混乱、运行低效率。因此,需建立健全管理和监督机制,同时注意将管理机构与监督机构划分开。

3.2 经济衰退

成员国处在各自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承受风险和冲击的能力不同,因此,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信贷资本和经济实体有不同程度上的衰退,各国难以同步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拯救活动。而其他成员国的拯救措施不是理论上的纳什均衡点,导致处在经济周期最脆弱的环节的国家的经济恶化加剧。

投资的减少,减缓区域合作。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外国直接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例已经变得日益重要,更是就业的重要来源。由于国内资本的脆弱,外国投资也是技术和基础设施发展的来源。随着金融巨头的崩溃和投资者的战战兢兢,世界信贷量正在迅速缩减,贷方倾向于放弃充满风险的投资组合而把钱放到安全的投资中。虽然在各地区中没有一个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在gdp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但是由于金融危机造成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减少将通过国际效应蔓延到整个经济合作体。各成员国之间的进口或者出口收到不同程度上的冲击,造成群体性的经济萎缩。

参考文献:

[1] 涂裕春 世界欠发达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与中国的实践江 西社会科学2007 12.

[2] 崔同宜 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示《经济问题探索》2008年第7期.

[3] 沈骥如 2007区域经济合作的回顾与展望当代世界 2008 1.

[4] laura d. andrea tyson 美国经济衰退还是 缓以及全球影响 国际经济评论2008.

亚洲金融危机分析篇8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国际金融危机应对策略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流动，可以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帐户反映，资本流动分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两种情况。国际资本流动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见的有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融资和国际负债三种。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的国际流动日益活跃，成为许多重大经济事件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这同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情况其实也不外乎一种非常简单的需求与供给的平衡关系。从需求角度来看，一是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增加推动了养老金规模的逐步扩大，国际资本市场成为其投资和获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场所；二是中产阶层人口增加，他们的经济实力强，对投资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为获取更高投资收益而承担更高的风险，于是，其收入积蓄从传统的银行储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场，从而推动了共同基金的迅速发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的管制从8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放松，客观上推动了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

国际资本市场的现状

资本市场的组成不外乎两个方面：市场的参与者和市场上的产品。20年前，商业银行构成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主体部分，而今天，尽管银行类机构仍然是清算体系的使用者和主要管理者，但是从资产规模来看已经远远低于投资类机构，如养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和产品两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经大大丰富，从组成模式来看当前的国际资本市场呈现出一种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紧密的格局，也就是说网络化。在这种日益凸现的网络化趋势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这就是一些传统的风险监测和管理手段受到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所谓的对银行8%最低资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现在看来并不“充分”，因为银行仅仅有8%的“垫底资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资本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后果就是：实际生产部门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对银行领域的“波及效应”被网络大大放大了。另外一个因素：电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断更新带来了更复杂的资本流动形式和更大的市场波动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速度。更多的资金以短期获利为目的，导致市场波动性不断增加。7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导致全球发生债务危机时，如果人们对当时全球各个分割的市场之间的连锁反应(chainreaction)还有惊诧的话，那么，在21世纪，如果由于全球资本市场体系中的某一个市场发生问题而导致整个体系陷入危机，估计大家不会再惊诧了。因为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哪一个市场会在全球危机的状态下而再独善其身。

导致国际资本市场资本流动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还在于进入90年代以来开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国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应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场规模很小，但已经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外部市场变化的波及效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资本流动壁垒和保护墙将逐步减少直到最终消失，这些波动的影响将变得更为直接和明显。所以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引发的问题从现在起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成因

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对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促进资本和技术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之而来的波动和因此而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国际资本流动以全球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为主要特征，金融资产价格波幅之大，传播范围之广，为前所未见，这种剧烈的波动及其附带的扩散效应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国际金融危机一般有3种表现形式。货币危机指一国货币在外汇市场面临大规模的抛压，从而导致该种货币的急剧贬值，或者迫使货币当局花费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维护现行汇率；外债危机是指一国不能履约偿还到期对外债务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门的债务和政府债务；银行危机是指由于对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导致个人和公司大量从银行提取存款的挤兑现象。

国际金融危机离中国并不远。从历史上看，上个世纪末是金融危机多发时期：从最早的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再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机。其中以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具备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当然破坏力也最具全球性质。

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传导输送系统，国际资本市场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关注。亚洲金融危机及其触发的全球范围的市场动荡不安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直到今天其影响仍在继续，这足以说明国际资本流动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对它的成因以及对策的研究是关系到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如果简单的列举，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经济过热导致生产过剩；贸易收支巨额逆差；外资的过度流入；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和不当的汇率水平；过早的金融开放。但是在实际中这些因素往往是综合起来起作用的。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来具体分析就不难看出，是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导致了金融危机的总爆发。具体的原因可以归结如下：

经济发展过热，结构不合理，资源效益不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从70年代开始相继起飞，增长很快。但长年的高速增长也积累了严重的结构问题，这些国家都注重于推动经济的新一轮的增长，忽略了对结构问题的解决。

“地产泡沫”破裂后造成银行坏帐呆帐严重。东南亚各国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房地产价格暴涨，吸引银行向房地产大量投资，银行呆帐的增加大大影响了东南亚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危机之前一些金融机构已经濒临破产。

从外部看，其它资本市场，如日本股市的复苏和美元的持续走强，都使得一部分原来流入东南亚的外资撤离，构成了对这些亚洲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巨额国际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高投机性终于搅起了这场空前的金融动荡。

国际金融危机具有广泛和巨大的影响。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它对各国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由于在进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调控和管理得当，那次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造成直接影响。但是不管如何，我国仍然感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种种间接影响。

我国防范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减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国际经济仍然在为成功摆脱衰退回归繁荣而努力。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仍然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国家金融、经济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波及的中国而言，分析其产生原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同时如何抓住机遇调整结构制订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机也是我国金融业今后发展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我国防范和化解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可以归结如下：

防范金融风险的最佳途径是优化本国经济结构，强化本国经济。各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只有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才能真正改善长期国际收支的状况，确实保护自身不受国际资本流动无常变化的影响。

有计划有步骤的开放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为了吸引外资流入，往往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殊不知当允许国外资金自由流入本国时，同样也必须允许自由流出。当国际游资流入时，如果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大量资金外流时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因此我国今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中国的开放必须是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条件下的开放。国家经济安全是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融合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大国、小国共同地融在一个大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它们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风浪冲击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这种保卫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国的经济安全度。经济安全的保卫需要本国一整套的系统，既要开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进出口资金的管理方面使本国的企业、政府和银行人员的经营能力与发达国家拉平，有在管理、经营、投资各方面和发达国家同等素质的人才、系统、制度。

开放金融市场要做好准备和试点，应该采取谨慎的步骤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的情况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简单对比。发达国家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方面也经历了若干历程。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同时，也是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产物。我国由于市场基础和市场规范还很不完善，金融监管水平也需要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对于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因此在目前我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让资本自由流动。但是资本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因此在目前我们就应该积极进行准备，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为中国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资本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是历史的必然。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国际资本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种种好处，又同时防范和化解由此产生的金融危机风险就成为中国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它给中国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许多政策上的挑战。对此，只有未雨绸缪早作准备才是应对挑战的正确策略。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笔者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健康、顺利地实现经济的更大发展。

参考资料：

1.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第三版，August,2001

2.胡祖六（FredHu），“刺激经济增长与结构改革并行不悖”,亚洲华尔街日报,1998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