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与看法范文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与看法篇1

一、内在的硬伤：用“心理”解释“心理”

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由三个部分构成：(1)视角(perspective)；(2)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3)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在我看来，“视角”是整个分析框架的基础所在。所谓“视角”，也就是观察问题的出发点和前提，经济学方法论的根本区别取决于观察问题的视角不同。因此，“视角”无疑是经济学方法论的本质所在。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观察问题的“视角”是四个“结构前提”和一个“经济人假设”。这四个结构前提是：给定的“技术结构”、“偏好结构”、“资源结构”和“制度安排”。而“经济人假设”的内涵则是把任何时代以及不同社会的人都抽象为“理性”和“利己”的人，在“利己”目标的指引下，“经济人”的行为基于“理性”的算计而与既定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无关，至于为什么人是“理性”和“利己”的，则被归结于人类永恒不变的本性。西方经济学把人的这种不变的、永恒的本性看成是每个人行为动机的基本原因，而社会经济运动就是个人行为的加总及其由此产生的结果。这种从个人本性出发的分析思路，构成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根基——即学术界通常归纳的所谓“个人主义方法论”。其实，“个人主义方法论”仅仅是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特征之一，用“个人主义方法论”来概括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只是从分析元素上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把握，这种把握尚未抓住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本质。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四个结构前提”把技术、偏好、资源和制度锁定在孤立的、静止的状态下，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的观察视角；“经济人假设”把人类的本性视为原子式的、个人的、主观的、永恒不变的范畴，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的方法论。因此我认为，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才是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本质所在。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看来，人的行为是由人性决定的，而人性又是由人类永恒不变的心理决定的。用心理分析来说明人的行为选择不仅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最基本的分析方法，而且也是西方经济学的学术传统。比如，米塞斯说：“心理活动导致行为”；哈耶克说：“假如有意识的行为可以被‘解释’，那么，它也是心理学的而不是经济学或其他任何社会科学的任务”户凯恩斯关于“决定有效需求的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理论，则是心理分析的典范。

“经济人假设”把人性建立在永恒不变的心理活动的基础上，虽然符合人们当下的经验直觉，但却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内在硬伤：它无法说明“人的心理倾向是由什么决定的”，也就是说，为什么是“这种”人性而不是“那种”人性?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决定人类行为的“心理活动”又是“由什么决定的”，逻辑的选择就只能有两个：(1)坚持心理活动的“本体论”(即：用“心理”来解释“心理活动”)，放弃寻求心理活动背后动因的一切努力；(2)用心理之外的客观因素来解释人的心理活动(比如，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分析)。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也有人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解释心理活动，比如，坚守“经济人”信条并将其扩展到人类经济行为以外的贝克尔(Gary Beeker)在《社会经济学》中，通过“社会资本”概念，将社会规范和他人价值观对决策者个人的影响引入经济分析框架，确认了社会因素对个人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影响——但是，不知是过于自信还是有意回避，主流经济学面对这个追问却泰然自若地做出了第一种选择，依然固执地坚守在“唯心”的阵地上。

对于私有制社会(尤其是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私有制社会)而言，“经济人假设”无疑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因为抽象的“经济人假设”其实并不抽象：它不过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下人的本性的高度概括而已。然而也正是这个“并不抽象”的假设使“经济人”的解释力受到了历史的局限，一旦超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时空范围，“经济人假设”就会陷入尴尬的境地。毫无疑问，“物质动机”是人类“利己”行为的出发点，西方经济学把“物质动机”视为经济人“利己”行为的出发点，这是正确的。在物质匮乏的背景下，个别人的“利他”行为(如雷锋)之所以彰显出高尚、伟大和不平凡，是因为“利他”行为往往是物质层面的“利他”，缺乏必要的物质支撑，“利他”行为就很难“普世化”。但西方主流经济学却不明白，不仅“物质动机”只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一个层面，而且“物质动机”在人类心理活动中的主角地位，也并非是不可动摇的。美国当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分层理论”证明：物质财富与人类心理活动中的“物质动机”成反比，与“非物质动机”成正比——这个道理在今天并不是什么乌托邦的理论猜测，而已经是越来越鲜活的现实。随着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类心理活动的“物质动机”将趋于，递减，而“非物质动机”(比如对精神的追求)会越来越凸现出来，只要看一看当代绿色和平运动、自愿者行动、环保潮流的强劲势头，我们就清楚了。正如我国学者汪丁丁所说：“一旦群体中多数人的行为不再是效率导向的时候，自利性假设将失去解释力。这一趋势在后工业社会里看得非常清楚(西欧，北欧和北美的部分地区)”。

其实早在100多年以前，马克思从“唯物辩证法”的观察视角出发就已经发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利己”行为和“利他”行为的心理基础都是现实的客观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人性归结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出发，马克思深刻地洞察到，人类“利他”行为的普世化必须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为前提。令人遗憾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始终坚持“唯心”的方法论，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寻找人类心理活动背后的客观动因。在“唯心”的方法论的指导下，西方主流经济学坚持用“心理”来解释“心理活动”，拒绝历史地解读人类的心理活动，把“理性”和“利己”视为人类永恒不变的心理偏好，也就并不奇怪了。

二、哈耶克等人的“反叛”

早在20世纪以前，“经济人假设”就曾遭到了历史学派(罗雪尔、希尔德布兰德等)和制度主义(凡勃仑)的抨击。虽然这些抨击相当尖锐，但由于其依据主要来自于伦理道德方面的诉求，故难以对西方经济学的“唯心”视角构成真正的威胁。

然而，用“心理”来解释“心理活动”只是无意义的同义反复，“心理活动背后的客观因素究竟是什么”——这个“追问”是无法回避的。面对这个“追问”，支撑当代经济学方法论的“唯心”根基逐渐在遭到侵蚀。20世纪中期尤其是80年代以来，长期统治西方经济学的“唯心教条”开始遇到了无情的反叛，这种反叛来自于社会学界、心理学界以及经济学界的新的研究成果。从纯理论的“规范”研究来看，有四个学者的“反叛”值得一提。

第一个是哈耶克的“进化理性主义”。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区分了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两种理性主义：一是建构理性主义，即认为社会秩序是人类主观意识设计的产物；二是进化理性主义，即认为社会秩序是“自发”进化的产物。哈耶克从“进化理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强烈地质疑了建构理性主义。进化理性主义发现：“只有少数社会建构是人们有意识设计出来的，而绝大多数的社会建构只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活动的未经设计的结果”。不难看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唯心主义方法论是建构主义的典范。有趣的是，哈耶克把理性主义区分为“建构”的和“进化”的，其本意并不是要清算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打人建构主义的范畴加以批判(这种批判见之于《通向奴役的道路》、《自由秩序原理》、《致命的自负》等著述中)。哈耶克的目的当然不会实现。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历来主张：“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律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哈耶克用“建构”和“进化”来表明自己与马克思的根本区别，显然是歪曲了马克思主义。与其说马克思主义是建构理性主义，不如说马克思主义是进化理性主义；把社会秩序及其建构看成是“自然”(自发)的过程，这恰恰是马克思与哈耶克的相同之处。二者的区别在于，马克思认为这个自然(自发)过程的规律是能够被人们认识和把握的，而哈耶克却认为历史规律是不可知的。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的“可知论”蕴涵着“改造旧世界”和“期待新世界”的主张，哈耶克便武断地将其归人建构理性主义。其实，社会建构“不是人们有意识设计出来的结果”，并不等于社会建构的趋势“不能把握和预测”。如果把“不可知论”的逻辑贯彻到底，那么哈耶克极力为自由市场经济提供的那套理性辩护和预测又何以可能?不过，尽管哈耶克最终坚持不可知论、否认客观规律的唯心主义的基本立场，但他将“理性”区分为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并对前者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不仅说明他意识到了这种区分(“自发”和“人为”)是方法论的本质要害所在，而且也表明了在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出现的微妙变化：否认建构理性主义必然导致对西方经济学“唯心教条”方法论的怀疑(尽管这是不自觉的)。我以为，这也正是哈耶克比其他主流经济学者高明之处。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与看法篇2

[关键词]全球化;文化帝国主义;意识形态

全球化发端于经济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使不同国度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市场经济的因素日益渗透于社会生活中。全球化不仅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而且也影响着文化,从而使文化发生某种变化。据此,有人主张要从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来认识全球化。这种观点认为,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性在于它试图根据一种比任何东西都更有效地服务于一些利益的新的全球想像来重新建构世界。[1](P33)在这一重构过程中,文化的霸权成为资本掠夺的一种新的当代形态,并对一些在经济上处于落后地位的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带来巨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甚至感叹,一个“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时代正在到来。这就提出了如何认识文化帝国主义与“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关系问题。

一

文化帝国主义的有关论断始于20世纪60年代,其基本思想来源于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在其《狱中札记》中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后来,在法兰克福学派中形成了对全球化及其西方化的批判理论,即文化帝国主义的论断。沃勒斯坦在他的世界体系理论中对文化霸权问题也有过论述。但是,究竟如何来理解“文化帝国主义”,对此,人们在观点上并没有达成一致。有学者从经济先行、文化是目的意义上把握文化帝国主义。[2](P96)另有学者从文化先行、文化服务于经济与政治的意义上把握文化帝国主义。还有学者从文化渗透的方式出发来界定文化帝国主义。[3](P222)就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来说,其表现也比较复杂。有些观点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反对文化帝国主义的,但实际上坚持的是西方文化霸权的观点;还有些以话语分析的方式对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的看似解构的观点,实则是在以解构文化帝国主义话语谈论的方式维护和建构着文化帝国主义的话语。可以看出,尽管人们对于如何界定“文化帝国主义”还存在着认识上的不同理解,但是,在承认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前者对于后者文化的殖民、侵略和霸权现象这一点上,人们在认识上又是一致的。

文化帝国主义的出现,是与全球化在当代的扩展密切相关的。如前所述,全球化既是一个经济上不断扩张的实践过程,又是一个在文化层面上不同文化相互激荡的过程,还是一个矛盾不断展开的过程。全球化过程中所蕴含的诸如经济磨擦、政治冲突等矛盾,其产生和发展均与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的文化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密切相关。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人们将全球化视为一种社会实践过程和文化的扩张性运动,认为其自身包含着经济与文化的双重权力意志。这说明,我们在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全球化,说到底不过是由西方跨国资本运作需求和自由贸易准则所规划组织的各种“世界贸易组织”来主导和推动的,这种全球化的结果所带来的不仅是一种秩序化了的世界经济市场及其活动方式,而且必然产生出一种内在于整个全球市场活动中的无法抗拒的文化强制性。

英国学者汤林森对这种西方文化在全球的扩张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全球化及西方文化的扩张最好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第一,这个过程被视为一种同质化,它导致了一种标准化的商品化的文化出现;第二,把西方的各种文化疾病———热衷于消费实践,文化身份的碎片状态,中心的丧失,稳定的共同文化价值———强加于其它文化之上;上述两种趋势被认为是一种特别的威胁,即威胁到脆弱而容易受到伤害的边缘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传统”文化;第三,这个过程被认为是支配的广泛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涉及到跨国资本主义越来越广泛的控制,经济上和文化上依赖的后殖民关系的维护等。[4](P51)正因为全球化必然伴随着文化上的帝国主义霸权,有人将文化帝国主义的扩张和内在化看作全球化的“衍生物”、“怪胎”和“陷阱”。也有学者把文化帝国主义与全球化视为两个相通的概念。如蒂姆•奥沙利文等认为:“作为帝国主义普遍进程中的组成部分和结果,文化帝国主义是某些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得以向其他国家系统地推展其经济、政治与文化控制的方式。”“从直接的意义上讲,这个帝国主义的组成部分和结果,导致了实力雄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西欧)与相对贫弱的欠发达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和南美、亚洲、非洲等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之间形成支配、附属和依赖的全球关系。文化帝国主义指称的就是这一进程的重要方面,即来自支配性国家的某些产品、时尚及风格得以向依附性市场进行传输、从而产生特定的需求与消费形态的运行方式,这些特定的需求与消费形态巩固和支持了其支配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在这种运行方式下,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文化遭到外国文化,常常是西方文化的控制、不同程度的侵犯、取代的挑战。”[5](P12—13)与经济上的被动局面一样,经济全球化的后果在文化上的表现就是,占据经济优势地位的文化实体通过商品的形式向弱势地区输出价值观念、艺术准则和生活方式,多元文化的差异在理论上受到了尊重,弱势文化被当作参照系中的某个坐标,但事实上却是不断受到损害甚至侮辱的异己,被唤做“他者”。

二

就文化帝国主义来说,它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平等体现出来。

首先,在文化交流中不平等。交流,意味着是平等的和双向的,它不仅要求相互承认各自的交往主体资格,而且还要求交流双方之间的平等对话。对此,哈贝马斯曾提出“交往行为的合理化”理论。在他看来,任何交往行为都不应该受国家、经济制度和行政制度乃至文化模式的干预,交往者应该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没有任何强制的世界之中。虽然哈贝马斯的论述带有明显的乌托邦和文化相对主义的色彩,但他的论述无疑也孕育着对当下各种交往行为中存在的不平等这一现象的揭示。事实是,不同国家虽然将平等交往视为自身参与全球化和达成交往共识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全球化的既往历史却是一个以西方中心主义为价值内容的历史,是那些率先进入工业化的西方国家为了自身利益的实现而不断进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扩张的过程。在当今还存在着不同国家的制度差别,特别是这种制度上的差异又与发展程度和实力上的强弱等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全球化的主动权实际上是由那些在经济上占据强势地位的国家所操纵的,这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意味着不平等。这样,全球化从一开始就是以一种不平等的方式进行的。这种不平等既表现在交往规则上的他在性上,也反映在由于经济实力的巨大差别而导致的文化话语上存在的强势国家对于弱势国家的霸权性上。

其次,文化产业输出中的霸权。近年来,西方国家或者通过对外文化教育交流及援助项目、或者利用技术上的优势,向落后国家大量输出自己的文化产品,使这些国家认同和接受他们的价值观念,造成不发达国家在文化生存与发展的许多方面如价值理念、学术话语、产业形态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文化产业大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全球入侵。在这种冲击面前,落后国家不仅面临着产业形态上的殖民化威胁,而且也面临着文化产业创新能力上的严重不足。这不仅不利于不发达国家人民的创造性的发挥,使他们停留在维持性学习的境地,永远保持其落后的状态,而且会由此造成这些国家的人民对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

再次,传媒上的强大攻势。当代西方国家在文化上的霸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借助于传媒,利用广播、电视、广告、流行音乐、通俗文化等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将自己的强势文化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汤林森指出:“大众媒介正以平稳而快速的步调扩张其技术能力,在西方社会当中,它们对于公私领域的生活,挟其渗透、报道及再现的能力,已经具备非凡的影响效果。”这种非凡影响一方面表现为某种文化之媒体支配另一种文化媒体,另一方面也表现为“经由大众媒介所中介的文化”已然扩张全球。[2](P45—46)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一般在经济和技术实力上要远远高出其他国家,经济上的发达,使他们能够利用、借助于这种强大攻势,引诱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去追求仿效,放弃自己的民族文化。日益爆炸的大众传媒正在制造出“‘没有位置感’的共同体”。[6](P523)

最后,消费主义和后现代文化日益膨胀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和民族文化的消解。不发达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由于他们拥有了大量的大众传播媒介系统,因而他们能在日益潜在的全球性商业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不断地接受着发达国家向他们展示的“消费主义文化”观念。与此同时,文化产品的商品化,打破了过去所谓“现代主义”的非商业性精英或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取而代之的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商品制作、商业包装,并渗透到一切文化活动与机构之中。这一方面表明全球性大众传媒的跨国界作用,在创造他们的技术、品牌、生产、销售的同一性时,也在潜移默化地传播一种“文化的同一性”:向美国认同、向西方认同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也表现西方文化的传播、扩散,不仅深刻侵蚀着不发达国家的民族文化,而且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些国家人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心理,从而不断地强化着文化的消费功能、休闲功能、商业审美功能,削弱着文化对整个社会心理的教化功能。亨廷顿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症”,这无疑反映了消费主义和后现代文化在不发达国家的日益膨胀对这些国家的发展构成的极大威胁。

可以看出,全球化作为当代经济与文化的共同实践进程,内蕴着一种很现实的逻辑:即全球化实际上是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通过经济上的绝对优势,不断实现在经济上对其它国家的控制权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强化西方发达国家对其它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控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加入全球化,就是“自动”地把自己置于一种由“他者”所规定的秩序和结果之中的过程。按照杰姆逊的观点,“民族寓言”既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写作的自觉的选择,又是在全球性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文化关系中,第三世界文本被解读和阐释的结果。“民族寓言”式的写作意味着第三世界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接受了一种西方式的“视点”,以西方式的价值和“知识”对自身进行审视。他把第三世界的写作变成了一种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代码,变为“现代性”文化话语将第三世界“他者化”的方式,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就是造成“民族国家逐渐失去权力”。[7](P16)

三

西方发达国家不仅通过实施“文化帝国主义”、利用其在信息拥有上的垄断地位以及利用其控制的传播媒体,对其它国家进行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的渗透,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还总是想通过各种系统的努力,想方设法来维护他们对于不发达国家的这种文化霸权地位。这其中,既有实践层面的,也有理论层面的。实践层面上的努力主要是积极地推进全球化的实践进程,服务于他们对不发达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的需要;理论层面上的努力主要是向不发达国家灌输“意识形态终结”的理论,试图让不发达国家放弃对自己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进而实现其对他们的文化入侵。无疑,对于全球化的实践推动是西方国家对其它国家进行文化侵略的基础性活动,但在现代社会中,在物质底线的基础上,意识形态活动对于实现自己的文化霸权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具有意识形态性。[1](P3)全球化的这种意识形态作用要通过使其看上去非常有益和不可阻挡来减少这个过程的阻力。然而,西方国家对意识形态的重视是通过宣传“意识形态终结”来体现的。

其实,“意识形态的终结”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新观点。从20世纪50和60年代始,西方就有一些思想家如法国的雷蒙•阿隆、美国的丹尼尔•贝尔等人不断地抛出“意识形态终结”的理论。近几年来,美国学者亨廷顿也提出了随着冷战后意识形态冲突的结束,不同文明和文化间的冲突将代替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成为国家之间主要冲突的观点。另一位美国学者福山则提出“历史的终结”的理论。其实,无论是亨廷顿,还是福山,他们的论述都直接或者变相地提出了意识形态的终结问题。意识形态真的能终结吗?

作为一名曾经参加过“意识形态的终结”的讨论的著名学者,李普塞特曾经通过援引前苏联学者莫斯克维乔的话表达了自己对该问题的看法。他们认为,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其实“并不是说所有意识形态的死亡,或者不再有任何政治分歧或意识形态分歧。‘意识形态终结’这个短语,按照它的提出者和支持者的看法,只是意味着:第一,所谓一般的意识形态已不足以指导民众运动……,第二,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剧烈的意识形态冲突和政治冲突在日渐枯萎”。[8](P491)也有许多西方学者并不赞同李普塞特这种看法。特里•伊格尔顿就曾对所谓意识形态终结的荒谬说法进行过嘲讽。在他看来,没有哪一种设想能比把一切意识形态抛到身后这样一种设想更加唯心的了。塞巴斯蒂安•赫尔科默在谈到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时曾批评说:“声称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后意识形态时代,这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9]因为在他看来,人们之所以就意识形态是否终结展开争论,且不能达成共识,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意识形态”一词的理解不同所造成的。对于一些西方思想家来说,他们所理解的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只不过是他们心目中所理解的意识形态的一种衰微,“而他们这种表达方式本身就具有意识形态的意味”。[10]

按照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解的论述,意识形态的存在与否是与一定的社会制度相关联的。制度不同,表现在意识形态上也就必然会有差别。只要世界上还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就不会消失,不同阶级、不同制度间意识形态的斗争仍会存在。葛兰西认为,在当代西方国家,资产阶级不仅依赖军队和暴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而且在更大程度上还不断地通过各种文化宣传,向人们兜售自己的价值观念,从而让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接受他们的世界观,以此来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当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中的市民社会即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起着比政治国家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当今时代,由于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对其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霸权,谈论意识形态的终结,这本身就是服务于他们对落后国家人民进行殖民扩张这一目的的。

意识形态之所以不能终结,在于它对西方国家进行文化霸权发挥着重要功能。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作为统治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思想基础,它把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视为目的,因而它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一是操纵功能。意识形态的操纵功能是与一定的经济权势相联系的。西方国家凭借着在经济、资本和技术上的优势,不断地利用各种媒介和文化工业等手段,向其它国家灌输他们的思想,影响人们的心理结构,以此来达到他们对其它国家进行文化入侵和渗透的目的。意识形态还通过对本国人民不断地进行所谓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强化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达到其控制人民、获取权力的目的。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全球化是一个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操纵的,以维护其统治、推行其霸权为目的,不断进行意识形态扩张和渗透的过程。二是欺骗功能。意识形态总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一定的阶级利益也必然通过意识形态表现出来。西方国家之所以对“意识形态的终结”感兴趣,是为了通过宣传意识形态的终结以掩盖其对其它国家的侵略扩张的面目,达到其弱化发展中国家,使其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并进而实现自己独霸全球的目的。因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陷阱。这样,意识形态和宣传的交织,就成了“大众的欺骗”、“公开的谎言”以及“集体性迷惑的工具”。意识形态终结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利益的观念体现,则是一种虚假的观念,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三是辩护功能。意识形态还能通过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多种手段为自己的统治、现状、甚至是不义行为进行辩护,论证其合理性和必要性。这种辩护,从国内来说,能够通过论证自己统治的组织和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促进国内民众对组织和制度的认同,这既有利于国家内部的团结和稳定,也有利于有效地维护自己的统治。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还有利于为统治者对其它国家进行各种意识形态方面的扩张和渗透寻求国内民众的支持。

意识形态的存在还在于它与国家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又是两个相互联系的概念。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说到美国的国家利益时曾说过,美国的利益不可能轻易与其价值观割裂开来。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杰里尔•罗赛蒂也认为,国家利益和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对外政治观点的极大影响。[11]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之间的这种联系使我们能够对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做出分析。从意识形态的地位上看,意识形态从属于国家利益,构成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亨廷顿曾对意识形态的地位做过这样的描述,他说,国家利益既包含安全与物质方面的关注,又包含道义与道德方面的关注,为此,他主张将道义与道德方面的关注列入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还有学者提出了与亨廷顿的观点相接近的观点,如约瑟夫•奈指出,“国家利益……可以包括人权和民主这类价值观……”。[12]既然意识形态构成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维护和推广国家的意识形态也就自然成为国家的基本对外政策之一。美国学者斯坦米茨在谈到冷战时期的美国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关系时这样写道:“冷战时期,用政治或意识形态术语定位的国家利益成了美国外交政策中居支配地位的因素。如果一个政府是共产主义的,亲苏的或亲华的,美国的影响就会被预计遭到损失,美国的利益就会被假定受到危害。”[12]可以看出,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其实质是要不发达国家放弃对自己意识形态的信仰,为发达国家向这些国家不断扩张鸣锣开道。因此,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不过是一种幌子,它掩盖的不过是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的意图。

实际上,意识形态在今天不仅没有终结,反而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愈加凸现出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赫尔科默指出,“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个所谓的后意识形态时代那样,有这么多种类的意识形态。”[11]但也应该看到,从根本上讲,全球化的最终追求是社会公正和人类的共同命运问题,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也将随着全球化过程的深入而逐步发展变化,最终达到深层次的核心主题。从历史的视野来看,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将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而走向和谐和统一。但这需要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国家的协作和共同努力,它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参考文献:[1]王宁,薛晓源.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M].冯建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贺金瑞.全球化与交往实践[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

[4]刘登阁.全球文化风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5]尹鸿,李彬.全球化与大众传媒[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6](美)阿尔君•阿帕杜莱.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A].陈燕谷译.汪晖.文化与公共性[M].北京:三联书店,1998

[7]王列,杨雪冬.全球化与世界[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8](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9](德)塞巴斯蒂安•赫尔科默.后意识形态时代的意识形态[J].张世鹏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

[10]沈湘平.合法性与意识形态建设[J].天津社会科学,2002(1).

[11](美)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M].周启明,傅耀祖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与看法篇3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价值偏差；矫正；课程思政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9）08-0138-03

一、问题的提出

西方经济学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历史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宣扬其合理性合法性而诞生并不断被完善的经济理论体系，是西方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是资产阶级的基本要求和观念在理论上的总结和概括[1]。

伴随着“西学东进”的历史发展浪潮，近代以后被引进中国的西方经济学现已成为我国高等院校经管类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今天，我国对西方经济学理论有了更加科学和全面的认识，认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可以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学习和借鉴，让其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然而，一部分人以西方经济学是自成体系的理论为借口，主张在教学中要“原汁原味”地讲授。由于低学年学生价值观尚处在形成过程之中，一旦教育引导不当，就会出现价值偏差问题。为此，本文首先就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容易误导学生出现价值偏差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和探讨，并提出矫正这些价值偏差的方法，最后提出开展西方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的一些方案设想。

二、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容易出现的价值偏差及其矫正

（一）必须正确认识西方经济学的学科性质

西方经济学具有一定的科学属性，表现在西方经济学在说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时积累了若干具有实际意义的经验和理论成果，这对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西方经济学又具有特定的阶级属性，集中表现在其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利益辩护和服务的经济学[1]。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经济学以资源的稀缺性为起点讨论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问题，是把生产中人与物的关系——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完全撇开了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把经济学作为一门“超阶级”“超历史”的科学。西方经济学将研究对象界定为稀缺资源的配置和利用，否认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只讨论超越具体生产方式的抽象的一般的资源配置方式，论证和宣扬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这就是在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利益进行辩护，显示出了强烈的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倾向性[1]。

鉴于西方经济学特殊的学科性质，就要求任课教师在教学伊始首先向学生明确，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西方经济学的学科属性。

（二）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树立正确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方法论个人主义是西方经济学分析和解决经济问题的出发点，是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石。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机制、国民财富等都是个人追求私利的产物，个人利益的加总就构成了社会的共同利益[1]。方法论个人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的运用主要体现在“经济人”假设等基本假设之上。在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作用下，“经济人”个体对其自身利益的追逐通过交换最终会导致社会利益的实现[1]。

教师在教学中就“经济人”假设进行讲解时，必须明确其产生的背景和应用的前提条件。“看不见的手”理论试图说明，经济自由是追求私利的“经济人”可以实现其自利目标的必要条件，同时，其追求私利的活动是与增进全社会利益的社会目标相一致的，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实现了统一。如果不对该假设进行评析的话，就会让学生觉得市场经济社会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天经地义、合乎情理，让他们错误地认为“人都是利己的、生产者都是唯利是图的”。教师要通过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进行客观剖析，让学生理解“人性假设和人性判断”之间的区别，让他们知晓，不能将西方经济学前提假设中的“利己自私”作为现实生活中为人处世的信条，和谐社会的构建更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利他奉公”行为。

（三）资源配置的效率性与社会公平问题

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更是强调，市场机制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最佳途径。然而，在通过市场机制追求资源配置的效率时，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未必同時实现公平分配状态。必须明确，如果说效率是一个经济学范畴的话，公平则可以认为是一个政治范畴。即使全体社会在资源配置上实现了帕累托效率，但市场调节却依然造成了规范经济学视角下的“不公平”问题，社会成员中存在着“富裕中的贫困”。虽然传统的西方经济学自由主义理论在效率和公平关系的问题上强调“效率优先论”，但西方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步认识到有效率的配置并不一定是公平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依赖于政府通过税收、转移支付制度等手段把收入和产品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再分配，以实现公平目标[1]。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建设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制度、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的同时，也使某些社会成员丧失了勤奋工作的动力，滋生出养“懒汉”等社会怪相。因此，效率和公平问题需要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下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认真研究和思考两者之间的关系。

（四）失业和就业保障之间的关系

失业是宏观经济学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在失业问题上，古典乃至新古典经济学家否认该问题的存在，其以“萨伊定律”为核心的失业理论认为，即使社会存在失业现象，那也只是摩擦性和自愿性失业，是生产过程中局部的、暂时的失调[1]。但事实证明，古典经济学的就业理论存在着根本性的谬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旦出现萧条，失业问题就会显现。凯恩斯就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失业的必然性，失业不单单是“摩擦性”和“自愿性”的，还存在着“非自愿”失业现象，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社会总需求萎缩是非自愿失业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1]。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经济学家在对失业问题进行分析时都习惯使用自然失业率这个“比较含混而又带有一定意识形态色彩的名词”。他们“把社会造成的事实看作自然而形成的后果，其目的不外乎是说：这一后果是自然规律所导致的，从而，这一后果的正确性不容置疑。当这一结果存在时，即使存在着摩擦性失业和自愿失业，那也与社会制度无关。因为前者是不可避免的自然形成的事实，而后者也源于自然的原因”。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克斯也指出：“把这种失业率称为‘自然的’并把它和充分就业联系在一起是宣传，是理论为意识形态服务。”[2]

为避免由于失业给社会成员造成伤害，进而威胁到社会的安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致力于就业保障体系建设，其成果值得我国借鉴。但要让学生懂得，诸如就业保障制度机制下的“懒汉”行为并非“经济人”在“利己”假设条件下做出的“理性”选择，我们要以社会主义荣辱观看待自己的劳动，让劳动力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和价值。

三、西方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的具体实施设想与方案

2016年12月，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讲话中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近年来，上海围绕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从“政治认同、国家意识、文化自信、公民人格”的顶层德育内容体系出发，提出了全方位、立体化育人的教育教学理念，实现从“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的创造性转化[3]。课程思政的根本目标是传播弘扬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关键环节在于聚焦用好课堂教学主渠道；其核心支撑是促进教书与育人相统一[4]。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贯穿于教学和研究的全过程，把价值观培育和塑造融入所有课程，让所有课程都上出“思政味道”，突出育人价值。

课程思政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就是“无源之水”，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为引领，让马克思主义在专业学科中“发声”、教材中“现形”、论坛上“亮剑”[5]。课程思政的基础在课程，重点在思政，关键在教师。专业课程要充分挖掘自身特色和优势，提炼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文化基因和价值范式，将其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化、生动化的有效教学载体，在“润物细无声”的知识学习中融入理想信念层面的精神指引[6]。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课程思政建设，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树立正确的教学工作指导思想

围绕在正确的价值引领下进行知识传授的课程目标，西方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首先要注重强调正确的价值引领作用。专业教师要自觉将“教书”和“育人”相结合，将“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相结合。作为课堂教学第一责任人的教师要坚持“课堂讲授守纪律、公开言论守规矩”，担好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促使学生真正“亲其师，信其道”，实现教育与教学的有机统一[6]。

（二）制订具体实施方案

教学活动是立德树人的主战场，要抓好课前准备、课上学习、课后复习这三个环节。在现阶段，要结合以下方法开展教学实践活动。

1.教材选定

教材不仅仅是专业知识的集合，西方经济学教材更是集政治性、思想性与学术性为一体，直接关系到每位教材使用者科學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2004年4月中央正式启动的“马工程”重要建设目标之一就是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编写充分反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涵盖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各专业学科体系的教材体系。

“马工程”教材《西方经济学》于2011年编写完成，它打破了传统西方经济学教材的编写框架，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出发，对西方经济学的知识内容进行了评述分析，这有助于教材的使用者对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做出正确的辨析。我院在学院平台课程建设过程中首先强调要在教学中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指导教学工作的开展，为此在教学中统一选用了“马工程”《西方经济学》作为学习教材。

2.课堂教学讲授环节

由于西方经济学学习过程中存在着价值导向的问题，同时，针对学习对象都是低年级学生的情况，为了把传授专业知识和价值观引领塑造进行有机的结合，课堂讲授环节应采取“讲述+评析”的授课模式。在“讲述”之后，着重进行以树立正确价值观为宗旨的“评析”教学环节，目的是在点明西方经济学理论方法合理性的同时，重点指出其庸俗的本质，避免对学生价值观形成产生误导。

3.教学方法

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活动不同于学术研究。教学活动是将前人逻辑化、体系化了的观点、方法和思想进行传授。所以，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不但不能回避价值观问题，更要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批判当作目的之一[7]。为了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需要在教学方法上进行深度发掘和探讨，在“讲述+评析”的课堂教学过程中融入启发式教学、互动式教学、案例讨论式教学等模式，以吸引同学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中来，由被动学习转化为主动学习，使自己成为以“学会”为目的、寻找已知世界现成答案者的“考生”转变成为“会学”的、探索未知世界的“学生”[8]。

此外，为实现专业课与思政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应在教学中构建思政课与专业课之间的学科间合作机制。在日常教学活动中，西方经济学任课教师要和思政理论课的任课教师就相关教学内容进行沟通，做好衔接工作，要在价值观教育引导问题上保持步调一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专业课和思政理论课可以通过联合举办共同主题的专业讲座等形式进一步加强对学生价值观的引导。

4.考核评价和专业课考核评价不同，对价值观的考核还无法仅仅通过考试成绩的高低来进行评价。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是多方面复杂因素的综合效应，不能以考试成绩的高低来做出简单的结论性评价[9]。可以尝试通过课后作业的小论文、课程报告、讲演、辩论会等形式给予一定的评价，训练学生的思维方法和思维能力。

四、结语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与看法篇4

在2004年的研讨会上，夏明方在题为《老与新：与时俱进的明清江南》的主题发言中，试图对明清江南经济史的研究作一个学术史的梳理。他指出，当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达到它的巅峰的时候，忽然趋于沉寂，开启了“去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并形成了以市场经济学说为基础的“化范式”。当前，明清史研究出现了一股“泛近代化”的潮流，举凡、、宗族、文化、、思想、观念、保障乃至社会性别、人口生育等各个方面，在一些学者看来，无不打上了近代化的烙印。“康乾盛世”变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蓬勃向上的近代社会，至少逼近近代社会的门槛。随着全球范围的“后现代转向”和生态环境问题的突显，人们又从明清中国寻找到了某些“后现代因素”或生态经营模式。这样，我们从同一个明清中国看到了近代以来人类曾经发生以及正在孕育着的各类社会经济形态。夏明方表示不同意有人把吴承明倡导的“现代化范式”仅仅看作一种“新瓶装旧醋”的“资本主义萌芽新论”[1]；提出“现代化范式”是有意义的。他赞同张家炎的概括，认为“资本主义萌芽论”与“封建主义论”的同归于尽，以及“近代早期中国论” （其进一步的演化形式即“明清中国现代化论”）与“传统中国论”双双向中国的位移，反映了整个中国经济史学界更深层次的规范意识的转移——从阶级斗争学说向市场经济学说的转变，生产力的研究取代了生产关系的研究，阶级的方法让位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或制度分析。他不赞成在范式转换过程中把新范式与老范式对立起来，否定过去的一切。他认为范式的转换固然是一个革命性的过程，但是由于许多学者对这一过程有所误解，以致在进行学术创新时将旧范式中内在的合理因素也一概抛弃掉了。他问道：“当我们在改宗一种新范式时，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谨慎地对待所谓的旧范式或竞争性范式，而非断然宣布它们的‘不成立’、‘不适用’或已经过时了？我们是否应该更进一步地放大我们的学术胸襟，以更加包容的态度，认真对待由各类模式所各自观照到明清中国印象，然后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把它们整合成一个多元而统一的解释模式，从而完成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种新的格式塔转换？”[2]

夏明方在这里对当前经济史研究中的某些现象提出了委婉的批评，他提醒我们在学术研究的理论创新中，一不要完全否定过去的研究，要继承和吸收过去研究的积极成果，二不要过于“赶时髦”，把传统中国近代化。尽管有些问题的概括和提法尚可斟酌，但就其基本精神而言，我认为这些提醒是有意义的。

在学术研究中应该创新，包括理论的创新；没有创新，学术的生命就停止了。但这种创新应该是在继承以往研究积极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而不应该立足于对以往研究的“颠覆”。

像历史本身有延续性那样，历史研究也有延续性。现在的“再评价”的讨论，实际上是上世纪有关讨论的延续。在上世纪初的社会史论战中，嵇文甫、邓拓在三十年代中期就已经对“中国停滞论”进行批判。抗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御用学者秋泽修二鼓吹停滞的中国需要外力冲击来解套，为日本侵华制造理论依据，受到吕振羽等学者的批判。因此，在当时史学界的有关讨论中，“中国社会停滞”的命题逐渐被“迟缓”、“发展阻滞”、“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提法所取代。“发展迟缓”、“长期延续”，是在中国始终没有突破旧的封建制度进入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意义上讲的，并非否定发展。上世纪四十年代，吕振羽、侯外庐等人已经对明清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进行了探讨。资本主义萌芽就是“发展”。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和资本主义萌芽成为新中国史学研讨的两大热点。这两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以至可以说是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现在有些学者把“资本主义萌芽”和“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讨论视为中国史学界陷入“西方中心论”的例证[3]，殊不知这正是中国史学界批判西方中心论的肇始。因为对中国停滞论的批判，也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我们今天争论的传统经济的“发展”与“制约”（或“不发展”）与当时讨论的封建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与“不发展”（长期延续）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今天的讨论重点是生产力（也牵涉生产关系），当时讨论的重点是生产关系（也牵涉生产力，甚至是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罢了。我们现在的视野比以前更宽，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比以前深入了，但仍然是以以前的研究和讨论为基础的。因此，不应该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有人否定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但不管变换什么名词和提法，所要探讨问题的核心没有变化，而且现在的研讨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以往研讨所积累的认识成果[4]。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前近代中国是封建社会，也不管你把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估计多高，当时的中国没有摆脱旧的经济体制建立新的经济体制，仍然是不争的事实，近代中国被迅速兴起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远远甩在后面，也是不争的事实。把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估计得太高，鸦片战争后的落后挨打反而无法理解了。

文革结束以后，经济史学界根据新形势提出的新问题，开拓或加强了某些研究领域，例如，历史上的经济与商品经济、传统市场及其演变，传统经济与现代化，等等。中国经济史论坛的总主题正是“传统经济与现代化”。这些研究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形成了新的生长点，促进了中国经济史学科的繁荣发展。作为这些研究领域的重要开拓者倡导者的吴承明先生，对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此相联系，二十世纪后期以来，经济史学科的研究重点发生了某些调整，由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等问题的研究为主，逐步转向以经济发展和与经济建设和现代化有关问题的研究为主。我认为这种转移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在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会是这样[5]。但我并不认为这意味着要以一种什么新的研究范式来代替过去的研究范式。也不认为经济史界总体上已经发生了“规范意识的转移——从阶级斗争学说向市场经济学说的转变，生产力的研究取代了生产关系的研究，阶级分析的方法让位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或制度分析”[6]。不过，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现象是有的。例如，以前一度把阶级斗争学说和阶级分析方法教条化和绝对化，现在一些学者干脆放弃了阶级斗争学说和阶级分析方法。以前一度不重视生产力研究，现在生产力研究受到重视了，但一些学者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取消了生产关系研究，取消了生产关系考察的视角。以前一度对历史上的商品经济研究不够，现在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研究都受到重视，但在一些学者中，又出现了不加分析地美化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倾向。似乎只有市场机制才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所有商品经济都必然导致经济的发展和人民自由度的提高。其实，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发展带有两重性，既有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面，也有给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者（用现在时髦的语言说，就是弱势群体）带来苦难，从而损害经济发展基础的一面。而且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商品经济，并不是所有的商品经济都是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不应该夸大历史上市场机制的作用，单纯用玫瑰色来描绘历史上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展。[7]

现在让我们回到批判西方中心论的问题上。“再评价”讨论就是由于在批判西方中心论中出现了不同的认识引起的。记得九十年代末起草《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时曾写下以下一段话：“现在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所能利用的理论工具多为外国货，其概括的历史模式所依据的素材并不包括中国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不自觉地以外国的模式或观念来衡量以至剪裁中国的历史，尽管他主观上未必如此。摆脱形形色色的西欧中心论的，真正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掌握中国经济史自身的特点和，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外中国经济史研究者的共识。”[8]该文稿征询意见时，陈高华先生问我：“有那么多西欧中心论吗？”近年的讨论让我常常想起这句话。在“再评价”讨论中，对西方中心论及其影响有截然不同的估价。例如，在李伯重看来，“西方中心论”统治着经济史界，经济史研究之所以出问题，就是因为“戴着西方的眼镜看中国”[9]；而在秦晖看来，“西方中心”之为“论”，是一个不知所云的“伪问题”[10]。对秦晖的论断，我不敢苟同，西方中心论是有相当影响的思潮，不宜否认；但现在泛化“西方中心论”的现象也是确实存在的。引进和运用从的西方经验出来的外国理论都有“西方中心论”的嫌疑，马克思主义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被一些人说成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自不必说，连“李约瑟难题”也竟然被戴上“西方中心论”的“桂冠”。又有人认为，拿中国跟西方比，本身就暗含着“西方中心论”，只有反过来再拿西方跟中国比，才能突破“西方中心论”。甚至不同观点争论的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是“西方中心论”，似乎只要把这个标签贴到对方身上，自己就占了道义的优势，无理也可以胜三分。由此看来，“西方中心论”未免太多太滥了，难怪陈高华先生要发出“有那么多西方中心论吗”的预警了。回头看我九十年代末的那段话，虽不能说错，但没有把界线说清楚，容易引起混淆和误解。因此，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讨论和说明。

首先，应该区分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以及一般认识上的偏颇。认为西方比东方天然优越，是世界历史永恒的中心和主宰；东方则永远是幼稚、停滞的，缺乏自身发展的动力，只能充当西方的附庸或走西方化的道路——这是西方中心论，其经典形态是黑格尔的历史。吴承明先生指出，要区分两种“中心”：近世海运和贸易发达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兴起，形成为“世界经济中心”，这是事实；认为人类文化或文明历来都是由一个中心传播或主宰，即所谓“历史中心”，则是哲学上的一种虚构。需要批判的是后者。[11]与西方中心论相联系的“中国停滞论”，要害是不承认中国有自身发展的能力，需要外力的冲击和解救。因此，认为近世西方比东方先进，东方相对落后和停滞，只要没有把西方的先进绝对化，视为历史的顶峰或“终结”，没有否认东方发展的内在潜力，即使认识中包含某些不大正确的地方，也不能视为西方中心论。诚然，西方兴起以后，许多西方人产生了一种优越感，或囿于自身的经验和视野，容易以西方的观念、标准和价值观来衡量东方的事物，这些可以认为是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有的甚至是西方中心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中国学者中，有的也接受了某些西化的观念，但大多数中国学者，是努力寻找中国自身的发展规律的，即使在这过程中认识出现某些偏颇和失误，也不能与西方中心论混同起来。

其次，应该正确分析和对待基于西方经验的外国思想理论。是否引进和运用外国理论都会导致西方中心论？不是的。自从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古老帝国的腐朽充分暴露了，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人不得不向西方，除了学习西方的技术外，还大量引进了西方的社会科学。从西方引进这些理论学说，无疑主要是从西方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但西方的经验虽有其特殊性，也包含了普遍性。近代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产业革命、启蒙运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世界上处于先进地位；西方率先实现了现代化，虽然我们不应把西方现代化的模式绝对化，但其中包含了带普遍意义的东西，也是不容置疑的。因此，这些引进是完全必要的，大大推动了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我们现在的社会科学理论，大部分来源于外国；如果不用这些理论，我们的研究将寸步难行。就拿眼镜来打比方吧。眼镜本来就是外国发明的，从原创的意义上说，所有眼镜都是“外国眼镜”。“资本主义萌芽”是“外国眼镜”，难道“斯密动力”就不是“外国眼镜”吗？经济史学科中最普通的概念——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资源配置等等，都是外来的，如果因为是“外国眼镜”而弃置不用，经济史就只能讲“轻重”、“本末”、“食货”了，这可行吗？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外国眼镜还是中国眼镜，而在于镜片是优质的还是劣质的，以及这些镜片是否符合你的视力状况。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这种理论源出西方还是源出中国，而在于这种理论是否正确，以及我们对它的运用是否正确。西方理论有正确的，有错误的，有先进的，也有腐朽的。我们应该吸取正确的、先进的，拒绝错误的、腐朽的。即使是正确的、先进的，也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不能囫囵吞枣，食洋不化。引进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所谓“民族化”和“本土化”。经过“民族化”和“本土化”，这些理论就成为我们自己的财富了。马克思主义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我们能够认为毛泽东思想是纯粹的外国货吗？这和引进和改良外来作物的道理是一样的[12]。中国共产党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一贯的指导思想，与西方中心论当然是毫不相干的。对待学习外国的社会科学，也有另外的态度，一种是全盘西化，这就是真正的西方中心论，另一种是“保存国粹”，这是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相对主义。这两种表现为不同极端的态度，在认识论上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不能摆正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西方中心论夸大了西方传统的普遍性，无视其特殊性；文化相对主义把本民族的特殊传统绝对化，否认不同民族传统之间也包含有普遍性。这两种态度都是我们反对的。我们当然要反对不顾实际把西方模式硬套到中国历史上，我们当然要用极大的努力寻找中国历史发展自身的规律，发现这种规律中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联；但如果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完全否认西方经验中所包含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分，就难免会陷到文化相对主义的泥坑中去了。

将中国与西方比较，以西方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参照系，是否会导致西方中心论？我们知道，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是封闭的，以自我为中心，藐视外部世界，人们观察中国历史时根本不会把西方世界作为参照系，顶多是把当今与往古比较。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人不得不正视外部强大的西方世界，开始拿中国历史与西方比较。在比较中不但发现了中国与西方的“异”，也从“异”中发现了“同”，发现中国和西方历史发展中存在某些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大大开拓了人们的视野，这实在是中国史学的一大进步。中国人进行中西历史比较，自然是以西方为中国的参照系，这并不等于以西方为中心和标的，不能说这样做就已暗含了西方中心论，只有把西方的历史道路绝对化，把它变成僵死的模式或绝对的“标准”来剪裁中国历史，才会陷到西方中心论中去。因此，比较本身不会产生西方中心论，如果有西方中心论，那它是早就存在于比较者的头脑中。也不能说只有“双向比较”才能避免西方中心论。比较本来就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对于比较的一方来说，另一方是参照系，而不是“标准”，是视其异同，而不是量其臧否。比较中双方互为标准的提法并不妥当。正如一块布和一张纸比较，我们不能将布或纸当成尺子一样。当然，比较研究中更自觉地从各种不同视角进行比较，既以中视西，又以西视中，有利于开拓视野，避免片面性，是有意义的。但我不相信这种视角“转换”，就会产生多么神奇的效果。因为这其实并没有超出“比较”题中应有之义，说这一来就创造了一种新的历史观，未免言之过甚[13]。而且比较基础是对比较双方历史的深入研究和真切把握。衡量“比较”的成败和优劣，要看对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联系把握的程度，要看是否真切地揭示历史的真相和本质，而不是靠主观的夸张。如果这些研究做不到家，以为靠如此这般的视角“转换”，就可以彻底突破几代学人陷溺不返的“西方中心论”，就可以彻底推翻几代学人研究的结论，那就不是学术而是魔术了。

指马克思主义为西方中心论，在一些学者中成为一种时髦。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曾经吸收了黑格尔学说中的合理内核，同时扬弃了他的学说中包括西方中心论在内的糟粕。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指出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包含的深刻矛盾和必然灭亡的命运，而且对西方中心论表现形式之一的德国中心论和世界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中心论本质上是对立的。或谓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是从西方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以此作为普遍规律，即是西方中心论的表现。不错，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的概括主要根据西欧的经验事实做出的，但也并不仅仅局限于西欧。即使是西欧经验，虽有其特殊性，但也包含了普遍性的一面。马克思、恩格斯从中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这些分析和概括当然可以作为我们新的研究的指南。马恩并没有把这些分析和概括绝对化，他们十分重视各民族基于不同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多样性[14]。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理论变成僵死的模式的是教条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本质上是不相容的。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与教条主义处于另一极端的是修正主义或经验主义。无论是教条主义、修正主义、经验主义，或是上文谈到的西方中心论和文化相对主义，从认识论上说，都是昩于个别与一般、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包含特殊性和普遍性。每个具体事物都是以其特殊形式存在的，而其中也包含了某种普遍性。一方面，普遍性不能脱离表现为特殊性的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另一方面，没有一个特殊的具体事物可以穷尽全部的普遍性，作为普遍性的完整体现而存在。世界上没有不包含普遍性的特殊性，也没有不依附于特殊性的普遍性。事物是无限的，特殊性是无限的，普遍性同样是无限的，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也是无限的。人们的认识是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的无穷无尽的过程。认识从具体的事物开始，人们在特殊性中发现其包含的普遍性，以及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相互关联，概括为理论，又以这种理论指导对新的具体事物的研究，在研究中检验、修正和发展理论。以上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ABC”，现在来温习它，仍然不无意义。马恩从对西欧等地的历史研究中概括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理论，正是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过程。我们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中国历史，则是从一般到个别的认识过程。在后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指南，是方法，而不是教条和僵死的模式。而且，我们还应该从对中国历史实际的研究中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校正我们以前的认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的结合。我们的前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研究中国历史，创立了关于封建地主制的理论，就是这种结合的成功例子[15]。但总的说来，我们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中国无论现实的运动和历史的运动都是极其丰富多彩的，我们应该从现实的和历史的实际出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并吸收其它外国理论的优秀成果，建立反映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

在《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一文中，我曾经指出：“在反对西欧中心论的旗帜下可以有不同的思想路线：一条是承认各地区各民族历史的发展既是特殊的，也有普遍性的一面，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包含了对人类历史发展普遍性的认识，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而反对把它当作教条，反对把西欧历史变成僵死的模式来剪裁中国的历史，强调从各国历史实际出发，找出其间的特殊性、普遍性及其相互联结；另一条是强调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否认这些特殊性中也包含了普遍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性，把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等同于教条主义和西欧中心论。我们赞成第一条思想路线，反对第二条思想路线。”[16]在“再评价”的讨论中，我们不是也可以看到这两种不同思想路线的存在吗？

上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华民族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与社会革命相呼应，进步的史学家倡导“史学革命”。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可以说都是在“革命”的旗帜下进行的，它完成了从传统史观到进化史观，又从进化史观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两次飞跃，先后出现了新实证主义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两大流派。无论是新实证主义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是二十世纪留给新世纪史学的宝贵财富。现在和上一世纪开始时的情况大不相同，我们不应该对所谓“史学危机”作过分的渲染。新世纪的史学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在继承上一世纪史学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创新，而不必另起炉灶。作为中国史学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需要发展，需要完善，需要从国外的新理论中吸收新的营养，需要从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实际中提炼新的理论，需要把已见成效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本土化进程继续下去，但是，它的基本理论是经过了实践检验，不需要用什么别的理论来取代它，到为止，也看不出有什么别的理论能够取代它。

[1]周东华：《新瓶与陈醋：早期化、化还是资本主义萌芽新论？》，载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26页。

[2] 夏明方：《老与新：与时俱进的明清江南研究》，“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三次研讨会材料。

[3] 李伯重：《史学与变化——重新认识上的江南农业经济及其变化》之二“西方中心论与江南经济史研究”，载《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第463页，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4] 有人把包括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在内的文革前史学界的“五朵金花”说成是“假问题，真学问”，但如果一代学者甚至几代学者长期探索这一问题连问题的真假也分不清，何谈真学问！人们不谈“资本主义萌芽”，而改谈“市场经济萌芽”、“现代化萌芽”，但其所要探讨的问题实质上仍然是旧的经济体制如何向新的社会经济体制转换。而近代历史上难道存在脱离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吗？我倒是同意夏明方发言中下面这段话：“我们从哪里来，就如同我们向何处去，无论何时何地，都将是人类无法摆脱的重大话题。所以，尽管一个个理论模式可以不断被更替和证谬，但它们所探讨的某些核心问题仍然会以‘剪不断，理还乱’的形式再现，显示其弥久常青的活力。”

[5] 参阅拙文《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6] 夏明方：《老问题与新方法：与时俱进的明清江南经济研究》。“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三次研讨会材料。

[7] 参阅拙文《汉代集市及相关问题》中关于“战国秦汉农民与市场联系的两重性”部分，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

[8] 李根蟠：《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9] 李伯重说：“近代中国的经济史学是从西方和苏联引进的，它们又都以19世纪的西方学术为基础。19世纪西方社会理论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以西方为中心，把西方的经验(特别是近代早期以来西方的经验)视为人类社会变化的共同的和必然的。非西方社会中的变化也被认为基本上是沿着与欧洲相同的道路，尽管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很不成功。这种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也成为了中国经济史学的基本观点之一。尽管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上和感情上都强烈反对那种把西方看得至高无上的帝国主义观点，但是依然相信近代早期以来西方经济变化的道路是近代经济的惟一道路，中国经济变化也一定会沿着这条道路前进。”见《史学与变化——重新认识历史上的江南农业经济及其变化》之二“西方中心论与江南经济史研究”，载《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戴着西方的眼镜看中国”是李伯重最近在中国社会院“中国历史学论坛”上所作报告中的比喻。

[10] 秦晖：《谁，面向哪个东方？——评弗兰克，兼论“西方中心论”问题》，载《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二次研讨会材料。

[11] 吴承明：《西方史学界关于中西比较研究的新思维》，《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

[12] 例如，我们的祖先几千年前从西亚引进了小麦，经过长期栽培，适应了中国的风土条件，终于成为中国的第二大粮食作物。辣椒是明末引进的，经过几百年的培育，我国巳成为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辣椒（包括各类甜椒）品种的菜椒品种输出国。它们都已成为中国自己的财富，我们也不会因为它们原产外国而拒绝食用小麦和辣椒。

[13] 乔新华：《近五十年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的两次转向》，《光明日报》2004年11月2日。

[14] 例如，马克思说过：“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才可以理解。”（《资本论》第三卷P891—892）

[15] 李根蟠：《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与看法篇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学教育体系；“西化”

【前言】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我国经济逐步和国际接轨，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改革，现实经济问题也逐渐浮现，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理解我国现实经济问题有极大的帮助，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大的意义。多次要求把现实经济和政治经济学联系起来，提倡学好政治经济学，用政治经济学来解决现实问题。2014年7月8日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016年7月8日，主持召开第三次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再次强调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广义的政治经济学领域出发，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而并不是服从和照搬方法论原理，因此需要对不同的经济制度加以界定。

一、经济学教育体系的“西化”现象

目前我国经济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在于经济学教育体系严重被“西化”，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处于不利地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教学设置上，诸多财经类高校热衷于西方经济学。具体表现在政治经济学课时少，并且有选修化趋势。在相关的课程安排方面，西方经济学开设的课程远远大于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涉及到的科目从本科、硕士到博士有微观经济学（初中高级）、宏观经济学（初中高级）、计量经济学（初中高级）等。相比之下，政治经济学科目仅仅涉及到一小部分，其中本科生开设的科目最少，而大部分高校硕士阶段开设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科目也不多，只有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等。

部分高校将这类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学科作为选修课程设置，有的高校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在教学内容上，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传统，缺乏创新。很多高校关于政治经济学局限于资本论的讲述，在教学过程中照搬原物，没有对授课内容进行思考，这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讲解变得枯燥和死板。长期采用的死板型、灌输型的教学方式与学生的预期形成对比，导致大部分学生对该学科具有抵触情绪，学习热情低迷。部分高校老师试图作出改变，但是一方面由于缺乏创新和突破，另一方面受到国家以及高校投入科研经费的限制，使得政治经济学科的教研水平一直停留在一定的水平上，导致政治经济教学成为教条主义。在招生方面，目前绝大部分高校在硕士博士招生过程中并没有将政治经济学作为考试内容，而是将西方经济学作为考察重点。部分高校将政治经济学学科纳入考试内容也出现如下特点：西方经济学所占的比重高于政治经济学，使得考生在学习过程中将重点放在了西方经济学上。

从招生结果来看，政治经济学相关专业，例如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等专业录取分数平均低于西方经济学。另外，在课程的培养方案方面，尽管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个经济学科都从属于经济学，但绝大部分高校对于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培养方案不一样，西方经济学的课时普遍高于政治经济学，这同样使得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程度降低。在师资力量方面，目前国内重点院校在招聘过程中除了看重学术能力外，还关注学历背景。为了提高学校学术绩效，有些院校在招聘过程中直接贴着海归字眼，部分高校将重点放在西方经济学上面，认为海归所掌握的西方经济学更加受到欢迎，同时海归掌握的计量方法在期刊方面收获更大，因此造成了经济院校师资力量方面也逐渐海归化。

另外，在评职称等方面也存在不公平现象，严重打击了国内政治经济学研究学者的积极性，也使得国内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程度逐步降低。在分析工具方面，现代中国经济研究盛行着“计量拜物教”潮流。关于“计量拜物教”潮流问题，造成的原因很多，其中对于的一项要求就是必须有西方经济学的计量分析，众多的研究学者都知道如没有计量的分析工具，经济学论文很难在一些权威的期刊上刊登。譬如SSCI这种权威期刊已经成为了西方经济学的基地，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相关期刊是不可能在该刊物上刊登的。现在经济学研究将分析工具重点放在计量上，主要认为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度不够，理论与实践差距较大，难以体现专业性。

二、经济学教育体系“西化”替代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是经济学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成分，必须清楚地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西方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的基本理论，它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但是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多方面的不同，体现在它的阶级性、意识形态、价值判断等多方面，这就决定了西方经济学将永远替代不了政治经济学。

第一，经济学存在阶级性。这种阶级性体现在经济人在处理经济问题时，都是从一定的阶级利益出发，在经济人特有的阶级意识形态以及价值判断下，追求自身阶级利益最大化。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肯定经济学阶级性的存在。同时，阶级性也体现在政治经济学家和西方经济学家本身，政治经济学家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了深刻的探究。但是西方经济学家是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因此注定了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较为片面、肤浅。这种阶级性说明了不存在西方经济学替代政治经济学的可能性。

第二，经济学属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在我国社会主义中直接反映在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以及相对应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上。在特定的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主要体现在特定阶级的利益需求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存在方式主要有两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西方经济学主要体现西方国家占主要地位的生产方式和对应的意识形态。因此，无论西方经济学如何发展，这种意识永远都会存在，这就注定了西方经济学永远替代不了政治经济学。

第三，经济学是关于价值判断的一门学科。价值判断在这门学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价值判断主要反映在经济学家、不同阶级等方面。经济学家针对于不同的经济体制和政策，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而不同的阶级对于相同的一件事情也有不同角度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也毫无疑问体现在西方经济学上，并且也无法脱离政治经济学。

第四，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比，西方经济学存在历史局限性和研究对象的局限性。其中，历史局限性主要体现西方经济学认为人类永恒并唯一的生产方式是人类自然，而并不是劳动。因此，在西方经济学中一切奴隶占有制、封建主义制、原始公有制社会主义制的生产方式都不存在，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的开始。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西方经济学的历史局限，它对生产方式的研究不仅仅局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还体现在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的生产方式上，并且在这些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它还研究了现有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性和长期性。在研究对象上，西方经济学同样具有局限性，它主要研究的是资源的配置关系，即研究稀缺资源的最佳配置，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包含了诸多关系，其中也包含了对资源配置的研究。可以看到，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相对狭隘，这就导致了西方经济学终究永远替代不了政治经济学。

第五，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上，由于两者所处的阶级立场不同，导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看法也不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它对生产方式的研究不仅仅局限在资本主义的运作体系上，还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本质——雇佣劳动制度的研究方面，并且揭示出这种建立在剥削工人剩余价值上的雇佣劳动制度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而西方经济学始终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从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出发，因此它的研究不仅不涉及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而且还极力掩饰着资本主义灭亡的事实。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

第六，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制度。在这种经济制度之下，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需要研究多种所有制经济，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不能作为我国全部的经济制度。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由于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多方面的不同，因此不存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的可能性。目前我国的经济学教育体系西化问题严重，因此必须探讨适合我国经济学教育体系发展的新路径。

四、发展经济学教育体系新路径

1、从教学到科研，创新政治经济学学科教育体系

经济学教育体系的发展，必须发展政治经济学学科。其中，针对政治经济学自身的学科体系，政治经济学应该有所创新。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明确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地位，重点将政治经济学这门专业基础课放在提高学生专业理论和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方面。针对授课老师而言，除了要精读相关经典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之外，还必须时刻了解我国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动态前沿，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和专业知识，改变传统的灌输型教学方式，使用授课加研讨的教学方式，提高与学生的互动性。在高校经济学招生和相关考试中，应该加大政治经济学的考核力度。在科研方面，需要看到西方经济学计量分析工具的弊端，如过分强调数字化，通过现实数据把握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都需要建立在某种假设之上，而现实经济是错综复杂的，尤其受到人类行动影响的时候，人的意识形态、价值观、社会关系都会发生变化。因此，现实的计量实证分析并不能作为揭示事物本质的因果关系，从而也不能用来预测。期刊论文的发表应该增加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鼓励政治经济学期刊论文的发表，且国家应该在科研经费上给予支持，鼓励教学人员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2、从理论到实践，增加政治经济学解释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今被认为解释力度不够，并不是因为其理论体系出现了问题，而是由于在教学与研究过程中普遍存在着脱离现实经济的现象，如照搬书本知识、用理论来埋没现实的教条主义。但是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完善教材和完善教学等方法来解决的。在教材内容上，重点应该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践经济相结合，这就需要国家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加大科研力度，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结合当代现实经济编写紧密的高水准专业教材，揭示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同时在教学方面，应该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与当代现实案例、经济热点问题结合起来，不断与时俱进，结合中国实际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创新和发展，努力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能力。

3、正确处理“两个”关系

要想提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必须正确处理好“两个”关系，即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被西方经济学所替代；另一方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分不开的。事实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的建设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两者只有相互借鉴，才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在意识形态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关于政权的指导起着主要的作用，但是西方经济学同样也拥有科学的方法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完善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两者并不能孤立的看待。从科学的层面来说，两者处于同等地位，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构建健全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离不开西方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需要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两者只有相互的借鉴融合，才能创造出属于中国的经济理论体系。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体系是整个经济发展的基础，西化的经济学教育体系并不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但是要解决经济学教育体系西化问题是一项长期艰难的工程，需要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新时代经济学研究学者将要面临的严峻挑战和伟大使命。

【经济学硕士论文参考文献】

[1]潘石：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西化”问题[J].经济研究参考，2002（87）.

[2]何干强：经济学“西化”：苏联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J].山东社会科学，2011（7）.

[3]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R].政治经济学评论.

[4]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R].政治经济学评论.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与看法篇6

摘要:经济学方法论是指导经济研究工作重要的理论基础。通过阐述经济学方法论内涵、范畴,提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对经济工作者研究工作的启示。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科学哲学;启示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身处中国纷繁芜杂的经济社会中,各种经济现象光怪陆离、引人入胜。经济工作者如何探明这些复杂经济现象背后所蕴含的一般性经济规律,以及是否能借用对已有经济事实的分析来预测未来经济发展趋势,这都成为我们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出发点。

一、经济学方法论内涵及范畴

经济学方法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经济学方法论指论证经济学理论正确的某种原则,广义上则包含着什么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具体来讲,西方学者研究经济学方法论主要围绕对一个核心问题的回答,即如何衡量与选择经济理论。换句话讲,有无一套标准来区别开“科学的”与“非科学的”理论?如果有,用什么标准?或者如何从所有理论中鉴别出哪种是“最好”的。现实意义上,这套标准就成为经济学家在建立与发展理论时必须遵守的方法规则。

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是经济学家面对经济理论难以消解的现实,试图提出自己的尝试性解释,也是作者的主观认识对客观现实的一种认识和把握。经济学方法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受西方科学哲学的影响。亓学太认为,经济学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认识论范畴,主要探讨经济学知识的性质、认识论地位以及获得途径等问题。严格意义上讲,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范畴,经济学方法论为经济理论构建提供了方法上的哲学观,即方法论哲学。

二、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阶段划分以及主要思想

针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阶段划分的问题,国内学者并无统一的看法,傅耀按照科学方法论的内在逻辑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分为四个阶段,即前实证主义阶段、实证主义阶段、证伪主义阶段和历史主义阶段。亓学太则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将经济学方法论划分为两个时期,即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方法论研究的兴起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繁荣时期。以下以傅耀的四阶段划分法来了解各时期的主要经济学方法论思想。

（一）前实证主义阶段

前实证主义阶段的经济学方法论是一种不定型的、朴素的、自发的阶段,还处于朦胧的状态,但这一阶段的经济学方法论启迪了人们思想的火花。

（二）实证主义阶段

实证主义阶段是经济学方法论史上第一个具有较完整理论表现形态的发展阶段。比如这一时期,西尼尔将李嘉图的抽象法发展到当代意义上的假说演绎法的过程中,充当了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

（三）证伪主义阶段

波普尔证伪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经济哲学界,引入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形成波普尔证伪主义流派的重要学者是哈奇森、布罗格。布罗格与哈奇森在解读与应用波普尔思想过程中着重吸收了其证伪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波普尔的理论是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经验证实是评价选择理论的唯一尺度。但波普尔否认这种理论,强调“休谟归纳问题”使得达到经验证实是不可能的,“我们根本无法证实一个理论,即使它在十万次检验中被证实了,没有人能够保证它在十万零一次会继续被证实。但相反,只要有一次被证伪,我们则完全确信该理论是错误的”。因此,评价选择理论“不应当根据逻辑客观主义所主张的‘证实’而应当根据它能否可被‘证伪’”。

在证伪主义传统中还有部分学者坚持拉卡托斯的科学思想。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研究程序,其基本前提与假定虽然被质疑但却仍占据主流,这种事实可以用“硬核”来解释(这些基本前提与假定正是新古典研究程序中的“硬核”)。但多数经济哲学家对拉卡托斯的理论持批判态度。他们否认主流经济学研究有什么“硬核”,而且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取得了所谓的“经验前进”也表示怀疑。

（四）历史主义阶段

历史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经历了从旧历史学派到新历史学派、制度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变迁。但在主流经济学派眼里,都被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斥。制度学派与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在构建他们的理论体系时,尤其是制度经济学,更多地专注于从历史资料的归纳中总结出带有一般性的规律,因为他们对实际历史的看法就持有这样一种归纳主义态度。无论制度经济学派还是新制度经济学派,都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紧密的学派,十分类似于肇始于库恩的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传统,他们遵循着共同的范式,形成一个稳定的“科学共同体”。这种特点在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中体现的更加明显。

三、经济学方法论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启示

经济学方法论应该是无地域和国家界限的,并不存在独立于他国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林毅夫认为,任何现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经济学本体,也就是一个理性的人,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之下所做选择的一种因果关系的描述。对于任何现有的理论,都应该将其视为可能对、可能不对的“前识”。在解释一个现象的时候,要以“常无”的心态,从现象本身出发,去发现谁是决策者,他面临的限制条件和可能有的选择是什么,说明他为何在这些条件下,做了我们观察到的选择。

（二）理论构建是一个往复循环过程

我们学习现有的理论,最重要的是要学习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是如何构建理论的,学习著名的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以及从经济现象中抽象出关键限制条件的能力。关于构建理论方面,他给出了建议:第一,在建立经济学的理论时必须对所研究的问题和给定的条件有明确的定义;第二,方法论规范化的第二个要求是严格检验那些依照这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如果不一致,这个理论就必须受到修正或摈弃。从而更进一步去了解经验现象,再根据经验现象构建一个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

（三）解释现象的理论越简单越好

对于如何构建的问题,张五常也提出了看法,他认为“事实是不能解释事实的”。“当事实不能解释事实时,就要有一点理论,并且加上些条件上去,然后来解释这个事实。可是解释这个事实的理论是有系统的”。他提出“解释现象的理论越简单越好”。从整个科学方法来说,一个极端是套套逻辑,另一个极端就是特殊理论,理论分析应该从一个极端开始或者从另外一个极端往中间走。

（四）理性使用数学工具

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经验表明,数学工具在分析工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引致了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间的现实鸿沟。但是,我们应正确对待数学这个工具,如果仅仅追求数学模型的复杂和艰深,而忽视了理论是用来解释经验现象的,那么一旦数学模型的推论和经验现象不一致,这样的模型充其量只是数学游戏,不能称为经济理论。但同时,数学又是个很好的工具,我们应该让数学为我们的经济学研究服务。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对话[J].东岳论丛,2004,25(5)；

[2]亓学太.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与评介[J].社会科学战线,2006,(3)；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与看法篇7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有关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反思，认为最能体现法律部门特性的方法论范畴有两对，即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冲突辩证与和谐辩证。而从经济法产生背景和制度特征以及所取得的理论共识来看，最能体现经济法部门特性的方法论范畴有两个．即整体主义与和谐辩证法。

方法论问题是每门学科首要的基本问题，它不仅是一门学科成熟与否的标志，而且是一门学科是否得以顺利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国外学者都非常重视对方法论的探讨，有的甚至认为：一切理论探讨最终都可以归结为研究方法论探讨；一切理论变革又首先依赖对其研究方法论的变革，只有方法论上的科学更新，才能带来科学上的重大突破。[1这种对方法论研究之重视亦体现在西方法学中，诚如德国法学家拉伦茨所言“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2即使从法律制度的嬗变来看，正是法学方法论的变革引起法律制度的创新和变迁。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借助当今法学及其它学科方法论的研究成果，结合经济法的共识和特性，就经济法的基本方法论进行探讨。

一、经济法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对经济法方法论这一问题的追寻，首先需从法学方法论寻求理论资源，尽管这一资源较为匮乏。

第一，法学方法论(亦可说经济法的方法论)是什么。对此问题的回答，必须做到两个区分：一要区分方法论与方法。简单讲，方法是工具，而方法论是包括一定的哲学认识论及逻辑推理过程的一套思考法现象的理论体系，这意味着方法只是方法论的构成要素(或重要要素)。二要准确把握法学中的意识形态、法哲学和法学方法论三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总而言之，意识形态虽可构成不同法学方法论的基础，但并不等于方法论。因此，相同意识形态的法学家可能有不同的方法论，而法哲学则可算作法学方法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一种法哲学流派可说是一种法学方法论流派，但它们毕竟没有包容法学方法论的全部内涵。

第二，法学方法论(亦可说经济法方法论)的二元性，即法学方法论应包括理论研究方法论和应用法学方法论。法学是人文科学，且其特性决定了它主要是“非理论科学，而系应用科学”。L4而解释学在法学中的悠久传统(解释学最初源于神学及法学)及19世纪中期方法论之争中狄尔泰关于把解释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基石的奠定，使法学界把解释学作为其方法论的观点，逐渐趋于认同，以至于在现代法学中，人们谈及方法论时，虽偶然有学者在学理探究中提出一些科学方法论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但仍是法解释学处于垄断中，甚至趋于法解释学的一元性。虽不能否定这种方法论对法学理论发展的促进作用，但它主要重在法的适用，可以说是应用法学方法论，其在法学理论研究中有明显的局限性，这从法学史中就可说明。法学史说明，法律思想的突破才引起法律革命，而这种突破往往不是源于对法的解释中。如对商法解释，不能说明反垄断法、劳动法等的产生。可见解释学方法论充其量只能促使法学按“常规”发展，而不能引发“法律革命”。因此，在法学方法论的系谱中必须打破一元传统，建立应用与理论研究二元方法论结构。

第三，法学方法论的层次性。长期以来，人们把方法论看作是没有层次的单一概念(法学界亦是如此)，其实方法论既包括高层的具有哲学意味的一般方法沦，又包括那些反映着法学(或经济法学)本身性质和特点的具体方法论，它们构成一个方法论群。

笔者认为，经济法学方法论体系应包括两大方面：其一是解释学方法论(主要是应用法学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可借用法解释学的理论、民法解释学的理论、甚或哲学解释学理论。其二是理论研究方法论。主要包括从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方法论引入经济法研究中形成的方法论(或者说是这些方法论在经济法研究中的应用)。

就自然科学方法论来讲，波普尔的批判的理性主义方法论——猜测与反驳，对于我们端正研究态度，促进经济法的理论创新和发展不无意义。而库恩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对于我们从经济法的产生、发展过程，看经济法发展的“常规”时期及“革命”时期，从而对领悟经济法精神，有启发作用。另外，有人已把系统论引入经济法的分析中，博弈论亦被引入法学的分析中。可见，借鉴自然科学方法论，对开阔分析视野，加深对经济法认识很有必要。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讲，有两对通用的方法论范畴——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以及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方法论，在所有社会科学中都可用，当然在经济法的研究中亦可用。另外，还可借用经济学、社会学对经济法进行分析，形成经济法的经济学分析及经济法的社会学分析方法论。

就方法论的层次讲，既包括具有哲学意味的一般方法论，又包括反映经济法本质及特点的具体方法论。本文旨在探讨经济法的基本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就是结合经济法本质和特点，从具有一定哲学意味上来说的，这种方法论贯穿于经济法理论始终，影响着经济法的理念及制度设计。

二、经济法的两个基本方法论

从人类对社会认识的历史看，人们对社会关系的认识主要受两个因素制约，其一是社会的构成，其二是构成社会的要素之间的关系，与此有关的两对方法沦范畴，其一是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其二是冲突辩证与和谐辩证。这两种方法论与对社会关系认知的紧密关联性，势必影响法律部门的划分及各部门法的特性。据此，结合上述有关经济法基本方法论的含义界定，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基本方法论有两种，即整体主义与和谐辩证法。

(一)整体主义方法论。

在社会科学中，有关如何认识社会现象，从方法论角度讲，有两种不同的主张，即个体主义方法论与整体主义方法论。

个体主义方法论(亦称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指对“社会现象包括集体，应按照个体及其活动与关系来加以分析”。[5(P486)由于个体主义方法论往往与自由主义关于社会的观念相联系，故有学者将方法论的个体主义称为正统的自由主义，其社会理论根据的核心内容在于把个人看作是分析和规范化的基础，社会则被认为是各个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的总和，相应地，国家或社会便成为个人得以通过它而追求自身利益的一种机构。

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相对立，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社会整体如集团、民族、阶级、社会、文明世界等等的行为。这些社会整体被认为是经验对象，社会学用生物学研究动植物的那种方式来研究它们”。[s3(P486)正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认为，正确的认识方法是要求必须把对象世界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加以把握。

这种方法论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就有，但真正对现代分析社会产生影响，则从斯宾塞及孑L德把社会看成一个有机体时开始，其中影响大的当属马克思、卢卡奇和美国的社会结构功能主义(帕森斯、默顿)。以及德国的历史学派(施穆勒、萨维尼)。在他们看来，“最恰当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来自对群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63(P12)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方法论虽然强调整体，但在整体中个体并没有被抹煞，而被保存着。

按此方法论看待社会，社会将是一个超越个体的独立存在，它有其独立于个体利益的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它有其自身的秩序——社会历史秩序，这一秩序中是主客体互动形成的自然秩序与人为秩序的混合秩序。因此，要调整好社会关系，必须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不只是一个自然过程，还必须赋予人的意义。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要代表公共利益的机构(目前只能是政府)对社会运行进行适度干预，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主客体互动，才能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这种方法论在法学中的应用，催生了新的法理念、社会法理念，这不论是从狄冀的社会连带说——一种承认超越个人利益的社会利益，认为社会规范存在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连带关系的学说中，还是从庞德的法益划分理论——法保护的利益分为三类，即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而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不等于个人利益之和的理论中就可说明。①这种新的法理念的诞生，在实践上引起了法律制度的革命，撇开社会主义国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在社会革命的基础上建立的全新的法律制度——一种主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法律制度不谈，仅从现代西方法律制度的发展看，不仅出现了私法公法化现象，而且大量社会法(社会保障法、劳动法、环保法)及经济法亦得以出现。

立足于以上对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认识，我们结合最能体现经济法宗旨及特性的一些基本理念便可取得以下的共识：(1)有关基本原则方面有两点，其一是社会整体效率原则。其二是社会公平与公正原则。这一原则的基本要求在于强调经济法规所体现的维护经济法主体间的公平、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整体利益，注重社会分配的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的基本取向。(2)经济法的本位，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利益本位。②(3)经济法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⑧从这些基本理念的共识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些无一不是整体主义方法论的产物，因此，笔者认为整体主义方法论是经济法的基本方法论之一。这亦是经济法与民商法最根本的区别所在(两种相反的方法论)。

(二)和谐辩证法。

辩证法的基本观念认为，有关构成社会整体的各要素(个体)或构成社会系统内的各子系统之间存在着两方面的关系，既有统一和谐的关系，又有矛盾冲突关系。但在这两个方面关系中，何种关系占主流，何种关系决定着社会(或事物)的发展，在学者中却存在着分歧，形成两种不同的理论，从方法论讲即形成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即冲突论与和谐论。而冲突论一直是西方哲学及社会理论中的主流，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则以和谐为主流。为了从反面加深对和谐辩证法的理解，下面亦对冲突的辩证法作一简单介绍。

一般来讲个体主义者都持冲突论，其历史悠久，一直可上溯到古希腊，但却主要起源于现代，在社会经济领域主要表现就是以亚当·斯密为首的竞争理论或竞争传统，而在政治哲学领域，主要表现在以马基雅维里、布丹、霍布斯的权力冲突。在整体主义中亦有许多鼎鼎大名者持有此论，其主要代表有马克思、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冲突论的内容大致由以下几方面构成：第一，冲突的根子深藏于每一个社会结构中；第二，社会世界及其构成要素皆处在流变中，正是这种要素的冲突推动社会变迁；第三，尽管冲突是社会结构固有的，但冲突并不总是激烈的与明显的，社会冲突可以是潜在的、有规则的与受控制的；第四，从冲突模式观点看，把社会与社会组织结合在一起的不是认同，而是强制，不是普遍一致，而是他人施加压力。

据以上冲突论，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处于冲突之中，即人与人的利益是对立的，他们之间的博奕是一种零和博奕。作为调整人们经济利益冲突的法只能以法律责任这种强制力为后盾，法律的目的亦旨在化解冲突，在冲突中寻求合作。这就决定了传统法的主要目的和模式。

与冲突论相对立，中国传统哲学则强调人的本性、人的意义与世界的统一体，简言之，即“天人合一”，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儒家、道家，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整体，一种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图景。这种哲学思维使中国哲学重于对人自身及周围世界本质存在意义的探讨，即从整个宇宙、人在整个社会中的关系中探求人的存在价值或意义。这就使得中国哲学重于价值探讨和本体寻找，属本体论哲学。在西方以海德格尔为代表或者说由其所创的存在主义哲学，亦属本体论哲学，这种哲学虽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有差异，但有异曲同工之处，它们之中都隐含着和谐辩证观念。另外，在现代西方社会思想中的结构功能主义的观念中亦可发现和谐观念。如帕森斯认为“社会各组成部分的相互适应，和谐与均衡是人类社会正常条件”。

综合中国传统哲学及西文哲学及社会学中的和谐观念，可以说和谐论主要有三方面内容：第一，世界万有(或社会)，是一个“一体多元”、“多元一体”的整体有机系统。第二，人与人、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是构成整体的不同“自在”，因此，不能把自然当作征服、利用的对象，亦不能把人当作工具。否则，摧毁了自然，损害了他人，最终人类也会摧毁自身，损害自己。第三，在人类社会，各人生活的大方面趋于和谐统一，而非冲突，冲突虽存在，但只不过是一种对和谐的短暂偏离，最终还要回归和谐，这被称为和谐辩证法。在高度社会化的现代社会，这种方法论及所产生的新理念，已被许多思想家接纳，当然亦对法学产生了影响，利益法学派的创始人耶林关于社会是一个“为了共同目的的合作，在合作中，每一个人是这样行为的，在他服务于他人时，也在服务于自己，在他服务于自己时也在服务于他人”[1的观念，可以说就是对这种方法论的法学诠释。这种方法论所产生的新观念，必然要求现代法，不仅是排解冲突的工具而更重要的是应具备促成和谐的功能；它对主体不再以抽象的同一性看待，而更应注重具体的多元，以利于合作中的互补及协凋。立足于对和谐辩证方法论及由此产生的现代法理念，我们再从经济法的内容体系看，不论是宏观调控和可持续发展保障法律制度中的产业调节法、计划法、环境法、自然资源与能源法，还是从社会分配调控法律制度中的劳动法、社会保障法，以及市场规制法律制度中的竞争法、反垄断法中，都体现r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产业之间的和谐的促成。由此可见，和谐辩证法对经济法理念的生成和经济法制度设计中的根本作用，就是其作为经济法另一基本方法论的原因，亦是与以化解冲突为要旨的民商法、行政法的最大不同点之一。

三、结论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与看法篇8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有关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反思，认为最能体现法律部门特性的方法论范畴有两对，即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冲突辩证与和谐辩证。而从经济法产生背景和制度特征以及所取得的理论共识来看，最能体现经济法部门特性的方法论范畴有两个．即整体主义与和谐辩证法。

方法论问题是每门学科首要的基本问题，它不仅是一门学科成熟与否的标志，而且是一门学科是否得以顺利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国外学者都非常重视对方法论的探讨，有的甚至认为：一切理论探讨最终都可以归结为研究方法论探讨；一切理论变革又首先依赖对其研究方法论的变革，只有方法论上的科学更新，才能带来科学上的重大突破。[1这种对方法论研究之重视亦体现在西方法学中，诚如德国法学家拉伦茨所言“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2即使从法律制度的嬗变来看，正是法学方法论的变革引起法律制度的创新和变迁。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借助当今法学及其它学科方法论的研究成果，结合经济法的共识和特性，就经济法的基本方法论进行探讨。

一、经济法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对经济法方法论这一问题的追寻，首先需从法学方法论寻求理论资源，尽管这一资源较为匮乏。

第一，法学方法论(亦可说经济法的方法论)是什么。对此问题的回答，必须做到两个区分：一要区分方法论与方法。简单讲，方法是工具，而方法论是包括一定的哲学认识论及逻辑推理过程的一套思考法现象的理论体系，这意味着方法只是方法论的构成要素(或重要要素)。二要准确把握法学中的意识形态、法哲学和法学方法论三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总而言之，意识形态虽可构成不同法学方法论的基础，但并不等于方法论。因此，相同意识形态的法学家可能有不同的方法论，而法哲学则可算作法学方法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一种法哲学流派可说是一种法学方法论流派，但它们毕竟没有包容法学方法论的全部内涵。

第二，法学方法论(亦可说经济法方法论)的二元性，即法学方法论应包括理论研究方法论和应用法学方法论。法学是人文科学，且其特性决定了它主要是“非理论科学，而系应用科学”。l4而解释学在法学中的悠久传统(解释学最初源于神学及法学)及19世纪中期方法论之争中狄尔泰关于把解释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基石的奠定，使法学界把解释学作为其方法论的观点，逐渐趋于认同，以至于在现代法学中，人们谈及方法论时，虽偶然有学者在学理探究中提出一些科学方法论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但仍是法解释学处于垄断中，甚至趋于法解释学的一元性。虽不能否定这种方法论对法学理论发展的促进作用，但它主要重在法的适用，可以说是应用法学方法论，其在法学理论研究中有明显的局限性，这从法学史中就可说明。法学史说明，法律思想的突破才引起法律革命，而这种突破往往不是源于对法的解释中。如对商法解释，不能说明反垄断法、劳动法等的产生。可见解释学方法论充其量只能促使法学按“常规”发展，而不能引发“法律革命”。因此，在法学方法论的系谱中必须打破一元传统，建立应用与理论研究二元方法论结构。

第三，法学方法论的层次性。长期以来，人们把方法论看作是没有层次的单一概念(法学界亦是如此)，其实方法论既包括高层的具有哲学意味的一般方法沦，又包括那些反映着法学(或经济法学)本身性质和特点的具体方法论，它们构成一个方法论群。

笔者认为，经济法学方法论体系应包括两大方面：其一是解释学方法论(主要是应用法学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可借用法解释学的理论、民法解释学的理论、甚或哲学解释学理论。其二是理论研究方法论。主要包括从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方法论引入经济法研究中形成的方法论(或者说是这些方法论在经济法研究中的应用)。

就自然科学方法论来讲，波普尔的批判的理性主义方法论——猜测与反驳，对于我们端正研究态度，促进经济法的理论创新和发展不无意义。而库恩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对于我们从经济法的产生、发展过程，看经济法发展的“常规”时期及“革命”时期，从而对领悟经济法精神，有启发作用。另外，有人已把系统论引入经济法的分析中，博弈论亦被引入法学的分析中。可见，借鉴自然科学方法论，对开阔分析视野，加深对经济法认识很有必要。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讲，有两对通用的方法论范畴——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以及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方法论，在所有社会科学中都可用，当然在经济法的研究中亦可用。另外，还可借用经济学、社会学对经济法进行分析，形成经济法的经济学分析及经济法的社会学分析方法论。

就方法论的层次讲，既包括具有哲学意味的一般方法论，又包括反映经济法本质及特点的具体方法论。本文旨在探讨经济法的基本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就是结合经济法本质和特点，从具有一定哲学意味上来说的，这种方法论贯穿于经济法理论始终，影响着经济法的理念及制度设计。

二、经济法的两个基本方法论

从人类对社会认识的历史看，人们对社会关系的认识主要受两个因素制约，其一是社会的构成，其二是构成社会的要素之间的关系，与此有关的两对方法沦范畴，其一是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其二是冲突辩证与和谐辩证。这两种方法论与对社会关系认知的紧密关联性，势必影响法律部门的划分及各部门法的特性。据此，结合上述有关经济法基本方法论的含义界定，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基本方法论有两种，即整体主义与和谐辩证法。

(一)整体主义方法论。

在社会科学中，有关如何认识社会现象，从方法论角度讲，有两种不同的主张，即个体主义方法论与整体主义方法论。

个体主义方法论(亦称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指对“社会现象包括集体，应按照个体及其活动与关系来加以分析”。[5(p486)由于个体主义方法论往往与自由主义关于社会的观念相联系，故有学者将方法论的个体主义称为正统的自由主义，其社会理论根据的核心内容在于把个人看作是分析和规范化的基础，社会则被认为是各个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的总和，相应地，国家或社会便成为个人得以通过它而追求自身利益的一种机构。

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相对立，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社会整体如集团、民族、阶级、社会、文明世界等等的行为。这些社会整体被认为是经验对象，社会学用生物学研究动植物的那种方式来研究它们”。[s3(p486)正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认为，正确的认识方法是要求必须把对象世界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加以把握。

这种方法论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就有，但真正对现代分析社会产生影响，则从斯宾塞及孑l德把社会看成一个有机体时开始，其中影响大的当属马克思、卢卡奇和美国的社会结构功能主义(帕森斯、默顿)。以及德国的历史学派(施穆勒、萨维尼)。在他们看来，“最恰当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来自对群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63(p12)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方法论虽然强调整体，但在整体中个体并没有被抹煞，而被保存着。

按此方法论看待社会，社会将是一个超越个体的独立存在，它有其独立于个体利益的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它有其自身的秩序——社会历史秩序，这一秩序中是主客体互动形成的自然秩序与人为秩序的混合秩序。因此，要调整好社会关系，必须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不只是一个自然过程，还必须赋予人的意义。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要代表公共利益的机构(目前只能是政府)对社会运行进行适度干预，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主客体互动，才能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这种方法论在法学中的应用，催生了新的法理念、社会法理念，这不论是从狄冀的社会连带说——一种承认超越个人利益的社会利益，认为社会规范存在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连带关系的学说中，还是从庞德的法益划分理论——法保护的利益分为三类，即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而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不等于个人利益之和的理论中就可说明。①这种新的法理念的诞生，在实践上引起了法律制度的革命，撇开社会主义国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在社会革命的基础上建立的全新的法律制度——一种主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法律制度不谈，仅从现代西方法律制度的发展看，不仅出现了私法公法化现象，而且大量社会法(社会保障法、劳动法、环保法)及经济法亦得以出现。

立足于以上对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认识，我们结合最能体现经济法宗旨及特性的一些基本理念便可取得以下的共识：(1)有关基本原则方面有两点，其一是社会整体效率原则。其二是社会公平与公正原则。这一原则的基本要求在于强调经济法规所体现的维护经济法主体间的公平、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整体利益，注重社会分配的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的基本取向。(2)经济法的本位，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利益本位。②(3)经济法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⑧从这些基本理念的共识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些无一不是整体主义方法论的产物，因此，笔者认为整体主义方法论是经济法的基本方法论之一。这亦是经济法与民商法最根本的区别所在(两种相反的方法论)。

(二)和谐辩证法。

辩证法的基本观念认为，有关构成社会整体的各要素(个体)或构成社会系统内的各子系统之间存在着两方面的关系，既有统一和谐的关系，又有矛盾冲突关系。但在这两个方面关系中，何种关系占主流，何种关系决定着社会(或事物)的发展，在学者中却存在着分歧，形成两种不同的理论，从方法论讲即形成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即冲突论与和谐论。而冲突论一直是西方哲学及社会理论中的主流，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则以和谐为主流。为了从反面加深对和谐辩证法的理解，下面亦对冲突的辩证法作一简单介绍。

一般来讲个体主义者都持冲突论，其历史悠久，一直可上溯到古希腊，但却主要起源于现代，在社会经济领域主要表现就是以亚当·斯密为首的竞争理论或竞争传统，而在政治哲学领域，主要表现在以马基雅维里、布丹、霍布斯的权力冲突。在整体主义中亦有许多鼎鼎大名者持有此论，其主要代表有马克思、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冲突论的内容大致由以下几方面构成：第一，冲突的根子深藏于每一个社会结构中；第二，社会世界及其构成要素皆处在流变中，正是这种要素的冲突推动社会变迁；第三，尽管冲突是社会结构固有的，但冲突并不总是激烈的与明显的，社会冲突可以是潜在的、有规则的与受控制的；第四，从冲突模式观点看，把社会与社会组织结合在一起的不是认同，而是强制，不是普遍一致，而是他人施加压力。

据以上冲突论，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处于冲突之中，即人与人的利益是对立的，他们之间的博奕是一种零和博奕。作为调整人们经济利益冲突的法只能以法律责任这种强制力为后盾，法律的目的亦旨在化解冲突，在冲突中寻求合作。这就决定了传统法的主要目的和模式。

与冲突论相对立，中国传统哲学则强调人的本性、人的意义与世界的统一体，简言之，即“天人合一”，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儒家、道家，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整体，一种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图景。这种哲学思维使中国哲学重于对人自身及周围世界本质存在意义的探讨，即从整个宇宙、人在整个社会中的关系中探求人的存在价值或意义。这就使得中国哲学重于价值探讨和本体寻找，属本体论哲学。在西方以海德格尔为代表或者说由其所创的存在主义哲学，亦属本体论哲学，这种哲学虽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有差异，但有异曲同工之处，它们之中都隐含着和谐辩证观念。另外，在现代西方社会思想中的结构功能主义的观念中亦可发现和谐观念。如帕森斯认为“社会各组成部分的相互适应，和谐与均衡是人类社会正常条件”。

综合中国传统哲学及西文哲学及社会学中的和谐观念，可以说和谐论主要有三方面内容：第一，世界万有(或社会)，是一个“一体多元”、“多元一体”的整体有机系统。第二，人与人、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是构成整体的不同“自在”，因此，不能把自然当作征服、利用的对象，亦不能把人当作工具。否则，摧毁了自然，损害了他人，最终人类也会摧毁自身，损害自己。第三，在人类社会，各人生活的大方面趋于和谐统一，而非冲突，冲突虽存在，但只不过是一种对和谐的短暂偏离，最终还要回归和谐，这被称为和谐辩证法。在高度社会化的现代社会，这种方法论及所产生的新理念，已被许多思想家接纳，当然亦对法学产生了影响，利益法学派的创始人耶林关于社会是一个“为了共同目的的合作，在合作中，每一个人是这样行为的，在他服务于他人时，也在服务于自己，在他服务于自己时也在服务于他人”[1的观念，可以说就是对这种方法论的法学诠释。这种方法论所产生的新观念，必然要求现代法，不仅是排解冲突的工具而更重要的是应具备促成和谐的功能；它对主体不再以抽象的同一性看待，而更应注重具体的多元，以利于合作中的互补及协凋。立足于对和谐辩证方法论及由此产生的现代法理念，我们再从经济法的内容体系看，不论是宏观调控和可持续发展保障法律制度中的产业调节法、计划法、环境法、自然资源与能源法，还是从社会分配调控法律制度中的劳动法、社会保障法，以及市场规制法律制度中的竞争法、反垄断法中，都体现r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产业之间的和谐的促成。由此可见，和谐辩证法对经济法理念的生成和经济法制度设计中的根本作用，就是其作为经济法另一基本方法论的原因，亦是与以化解冲突为要旨的民商法、行政法的最大不同点之一。

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