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范文
时间：2023-12-18 16:28:51
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篇1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课程教学 经济理论 经济现象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4-134-02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课程,承担着非常重要的教育及教学的任务,有着极为特殊的课程及学科发展的地位。从该门课程的理论性、政治性上来讲,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共同组成了马克思主义完整的学说体系。从该门课程所具有的价值判断功能及社会历史观的功能上来看,它又是我们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视角去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革的过程及其趋势的指引器;从该门课程在当今社会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性、应用性方面来讲,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和分析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经济现象、经济问题、经济政策、经济矛盾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有用的理论知识工具。它所具有的理论性、思想性、功效性成为该门课程最具有价值的意义所在。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及知识结构创新的需要,对该门课程在许多方面都提出了新的变革的要求。在当今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也越来越凸显出六个方面所应给予关注的问题:
一、传统及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并重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内容,主要侧重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生产关系中矛盾现象的分析和判断,例如,商品理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及其历史发展趋势的理论,经济危机理论,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等等。这些内容和理论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点,即所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来的矛盾性、斗争性和针对性。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经济关系、所固有的本质及其变动发展的历史逻辑轨迹。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切社会的生产关系及其分配关系。因而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否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必然缺少了其时代性、发展性和科学性。在今天,政治经济学内容丰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及经济关系变革发展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关系及分配关系的研究。
这样,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就要求将不同性质的社会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与非社会制度属性的经济关系、经济矛盾的研究并重;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不同性质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分配关系中存在的特殊形式及其与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关系不同方式的结合融合也应成为教学研究和讲授的重要内容。
二、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经济范畴和经济理论的历史性逻辑性应与现实性普遍性的要求相结合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往往重视和强调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侧重于对经济理论、经济范畴的系统性逻辑性历史性地讲授和研究,因而一些经济范畴、经济理论往往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内在的联系性。
在今天,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及分配关系出现了新的存在方式。一些经济理论和经济范畴的含义及所阐明的内容和范围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和拓展。例如,资本这一范畴的概念及其理论,包括资本的来源,资本的职能,资本的流动,资本的投资,资本利润的来源及形成和构成,资本之间的联合兼并及重组等等;再例如,一些经济理论所揭示的经济过程的本质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又具有了一些相近的特点及变化的规律,如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即商品经济条件下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存在着一些相类似的矛盾和特点等等。
对许多经济范畴及经济理论必须作出符合当今客观社会发展现实的解释和说明。没有这种继承与发展并重的结合,没有这种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结合,没有这种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结合,就无法去丰富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学说体系。
三、对生产关系分配关系的研究应与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分析和把握并重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更多侧重的是对于生产和流通领域中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的研究,更多的是对社会总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主要解决的是生产和流通领域中生产关系的性质、特点、矛盾运动等本质性总体性的问题。
而在今天,人们不仅关心这些本质上的规定及其结论,也同样以极大的热情去关注社会发展现实中所出现的经济理论及经济现实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要求更好地去认识和把握我们周围社会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因而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教学所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是对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质的规定性的解释和说明,但这并不能代替对社会客观经济发展现实问题的探讨和研究。而这些现实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既涉及到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同经济政策的选择和比较,也涉及到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广泛和深入地解释和分析,并同时也涉及到消除经济发展过程中矛盾问题的手段、方法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效果及其综合的评价。
所以,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思考与分析也应构成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体系中最富有时代性和现实性的重要内容之一。
四、作为理论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应注重与部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在课程教学内容上的交叉和互补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更多侧重于理论经济学的讲授和分析,这种带有浓厚的理论经济学色彩的教学,往往以讲授和分析一般经济理论、经济过程、经济现象、经济规律为主,更多地探讨的是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普遍性一般性的经济规律及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规律和经济现象,主要的目的是认识和把握社会生产方式中一般的经济过程和经济关系及不同社会生产方式条件下经济规律产生的方式、作用及其发展的趋势。
然而,社会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经济矛盾和经济问题往往除了具有制度性、一般性的特点外,往往还具有非常明显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同时这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往往又与部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汇率问题,物价指数的变动,利率水平的变动,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发展,失业与就业问题,居民收入的变动与消费水平的变化,货币资本市场的问题与发展等一系列诸多的具体经济问题。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不但无法回避这一系列具体而又现实的经济问题和理论问题,而且还应有意识地主动地去联系这些具体的经济现象给予正确地分析和解释。因为许多一般的、基本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矛盾的存在及演变都与这些具体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有着无法割裂的、极为密切的关联性。
因而,恰如其分地借用和引入部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知识,并有机地融合进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教学之中,对具体的经济现象、经济问题给予尽可能深入地、必要地解释和分析,是政治经济学课程内容不断丰富拓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五、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科应注重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理论观点的融合和借鉴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往往侧重于政治经济学本学科领域理论和知识的讲授和研究,注重的是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学科自身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虽然也十分注重对不同学术流派不同理论体系经济学理论的相互借鉴,但这几乎全都是经济学本身学科体系内部理论观点的比较借鉴和运用。
然而在今天,政治经济学所要分析和涉及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所固有的范围,往往需要在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教学中,融合和借鉴、借用和引入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如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和观点,对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加以综合性的分析、说明和判断。这样,通过政治经济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相互融合相互交叉,全面性综合性的对于现实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作出尽可能广泛性综合性的讲解和分析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也十分必要。
我们以前往往批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割裂与阻断,其实在人文社会科学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割裂的问题。人文社会科学有一个凸显的特点,就是各个学科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关联性,它们都是从不同方面对相互联系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和分析的。因而在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教学中,应特别注意经济学科与其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理论和观点之间交叉和融合,在课程内容上尽可能补充进去更多地广泛性、深刻性和综合性的内容。使我们对于社会经济关系及经济现象的解释和分析能够更加科学、准确和全面,有效地克服和消除原有课程教学内容中所存在的一些局限性和片面性。
六、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必须把其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功能与经济学理论知识传授的学习功能有机地相结合
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有着重要和独特的宣传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它通过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讲授和学习,使学生能够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所存在的对抗性的矛盾及其历史的局限性,并通过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全面认识,掌握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性、规律性和方向性。
但是,仅仅注意和单纯强调这种宣传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是完全不够的,因为这种作用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方式和途径才能实现,必须借助于一定的介质才能加以传播和接受。否则,只能简单地停留在口头上和书本上,很难取得真正有效地宣传和教育的结果。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说产生的历史逻辑来讲,马克思、恩格斯他们之所以最终选择了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投身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致力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学说的传播,并不是简单的同情工人阶级的结果,而是通过对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并考察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及工人阶级运动的实践所得出来的对社会发展规律正确科学的认识和把握。没有对哲学、经济学等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没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从而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和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所以,要崇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要认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坚定对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信心,就必须用理论和知识去教育我们的学生,武装我们的学生,使他们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说的认同不是简单地被动地建立在一般的思想宣传教育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掌握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真正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牢固的基础之上。这种建立在掌握了科学的理论知识并懂得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基础上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观念,才是最为可靠最为坚定的。
所以,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必须加强和丰富对政治经济学及相关学科知识的讲授,同时要对一系列社会经济生活中重要的经济理论、经济现象、经济矛盾、经济过程及复杂的与之相联系的社会现象作深入的研究和广泛地讲解;加强和提升该门课程内容的知识性和理论性,掌握和运用科学的理论和知识去解释和回答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种种现实问题。这样,思想理论教育的结果与学习知识所获得的科学能力才能同时内化为学生良好的思想素质和知识素质,从而真正地实现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目的性和作用性。
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所应关注的这六个方面的问题,并不是要改变原有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体系和主要内容,而是面对我们所处的时代特点及社会发展的现实,增加和赋予了该门课程新的更加丰富的内容,并推动该门课程在教育教学思维方式上的转变及内容的创新。对这六个方面问题的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和有效地解决,会在许多方面更加有效地解决我们原有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所面临的一些困境,使政治经济学课程作为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课程,体现出更多的时代性、理论性和知识性,使我们的课程教学有更加明确的目的性和针对性,更好地去回答社会发展中的经济热点和难点问题,提高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从而极大地提升它的思想性、理论性和实效性。
参考文献:
1.[美]巴里・克拉克.王询译.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观点[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美]罗纳德・H・奇尔科特.高钻译.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作者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055)
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篇2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来关于富民强国的经济观点、理论、学说的概括和总和，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国兴起的新学科，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它是在中国国情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学习并借鉴西方经济发展经验、追求并实现现代化的具有中国风格的经济理论体系。武教授几十年的潜心研究铸就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的一系列学术成果，新作《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第二版）一书（以下简称《研究》）2011年3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笔者作为该书前后两版的责任编辑，对于武教授的研究及其成果很熟悉、很赞同。《研究》一书层次清晰、观点鲜明、论述充分、立意新颖，注重“论从史出、人从论出、史论结合、精于评论、把握脉络、重在发展”的基本方法，系统研究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学科建设与理论专题，从学科架构、专题研究与学术评论三个方面客观、准确、公允地阐释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产生、发展、完善以及创新的过程、条件、内容、特征及其内在逻辑性。本书明晰的结构、丰富的内容与深入的研究充分体现着武教授从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开始，到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整体研究这一过程的艰辛与执着，是作者长期从事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真实写照与理论结晶，从而把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
一、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学科建设的创新
武教授首倡并长期研究中国现代经济理论这一新学科，他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开始，对于这一新研究领域的对象、任务、方法、分期、阶段、线索、脉络以及基本特点、核心范畴、理论主线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立体性、多层次的框架性研究，并逐步将研究拓展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一书的出版意味着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学科架构与基本内容大致成型，学科建设和主要问题已基本清晰。
1.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对象、任务、特征与分期。武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研究并解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容与产生、发展、完善的条件、过程、特点及其规律性的科学”[1]；其任务是“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基本过程的历史考察，实事求是地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早期共产主义者、主要领袖人物、著名经济学家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客观地再现富有革命性、科学性、实践性和创造性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阐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过程。”[2]这个过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具体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这种中国化的过程与创新在实践中产生了怎样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2.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特征。武教授又细分为“内容特征”和“研究特征”。内容特征：革命性、实践性、科学性、创新性；研究特征：过程性、综合性、概括性、评论性和预测性。这样的总结概括既有客观性，又有创新性。理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分期过程中的结点问题至关重要，武教授对“六大结点”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主体的先声；中国共产党诞生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载体；新中国成立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是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洗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新时期的起点。把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确定为辛亥革命并相应进行必要的阶段划分，尚属首次，具有开创意义。
3.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环境、线索与方法。武教授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之所以产生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在于社会主义在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必然要具体化、特色化，而且在于社会主义得以在中国实践的环境系统，亦即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以实践的客观条件与环境特征。[3]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正是在中国现实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环境特征之上产生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特定的关于经济现代化的理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既不是简单的逻辑回归，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论及的本来意义社会主义的现实，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也就使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国情的函数。王教授认为，概括并把握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线索是该学科研究的基本要求，他指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在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与中国旧、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基本相一致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其主干部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线索是清晰的、鲜明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过程，大致表现为：产生———形成阶段；实践———发展阶段；改革———创新阶段。依据这一基本过程，又可以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线索概括为：来源、产生、发展、创新的不同时期。[4]在史学研究中，研究方法至关重要，判断其研究是否具有新意、是否具有开拓性，在很大程度上看其研究方法是否有创新与突破。武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既是一门经济科学，又是一门历史科学，其研究的根本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受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对象和任务所决定，它在运用上述研究方法时，又具有其具体形式，即过程法、分析法、比较法与评论法。其中“过程法”和“评论法”是创新点。需要说明的是，王教授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又区别了研究方法与阐述方法，两种方法相互结合、互为促进，研究方法为阐述提供内容，阐述方法体现研究成果，并且将阐述方法概括为：论从史出，人从论出，史论结合，重在发展。研究方法与阐述方法不尽相同，两者之间是互补关系：研究方法是基础，阐述方法是说明；研究方法是本质，阐述方法是形式。
4.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理论主线。武教授在《研究》[5]中提出“理论主线”的内涵，即贯穿于一般理论的研究并对其具有制约作用的理论研究。他认为，任何一门学科或研究领域都存在着自己的理论主线。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线是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与市场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认识与争论。王教授从我国经济理论所研究的主要方面与问题、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过程、我国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以及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三个方面精确、充分论证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主线的存在与意义，批判了以往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认定计划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必然、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的错误理解，指出：计划与市场都不过是一种调控手段，都表现为一种经济机制与经济过程。计划的本质在于实现宏观控制与经济发展的总体比例性；市场的本质是使整个系统的各经济主体实现利益与平衡运行。二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即内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之中，统一于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把市场与计划归结为价值规律的微观规定性与宏观规定性的实现形式，在学术界还是第一次。探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线亦属学术创新。#p#分页标题#e#
5.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范畴。武教授在思考与概括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时，将其定义为：既能够客观反映某一理论体系概念链条的本质联系，又能够科学体现决定这一理论体系的现实过程、特征及其趋势的基本理论概括。既然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任务是概括、总结并说明以实现现代化为核心任务的经济观念、理论以及学说的产生、发展、完善的条件、过程、特点及其规律性，是关于为何、如何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学问，是中华民族近现代追求和实现现代化伟大与艰辛奋斗实践与历程的真实概括与总结。因而将其核心范畴规范为“现代化”也就易于理解了。王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既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国情与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与结晶，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概念链条以及核心范畴对我们的启示，逻辑地将“现代化”确立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具有客观性、逻辑性与科学性，这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密切相关。由于“现代化”这一核心范畴的选择，既能够揭示我国社会生产发展的方式与实质，又能够揭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方向，集中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与特征。因此，将“现代化”规定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是科学和必要的。
二、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内容的创新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是从重要代表人物的理论研究起步和推进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每一步发展都少不了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和重要历史人物的推动。主要代表人物在把握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之上提出的独有经济思想与理论方略，促进与创新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武教授概括与总结了这些代表人物的理论，将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串接起来加以汇总和集成，从而实现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创新。
1.关于中国基本国情的理论概括。武教授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百年考———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6]中指出，认识中国国情，最重要的是认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重大影响的一切有利和不利的现实因素，特别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和它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任何一种思想与理论的出现都有其历史背景与时代条件，其在一个国家的实现与发展程度取决于它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以及它给这个国家创造的发展空间。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在中国国情基础之上产生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特定的关于经济现代化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是社会主义运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反映，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具体实现形式。中国现代经济的形成、发展与创新过程，充分地说明这一点。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联系，中国的社会主义与科学意义的社会主义相比较，武教授将其概括为“国情十条”[7]，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方面对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加以概括与总结，明确了我国国情的特殊性，从而在此基础了上论证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任务，也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所在，即实现现代化。“国情十条”的概括与说明，在学术界尚属首次，
2.关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理论阐释。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特殊性，武教授概括为“市场经济八条”[8]。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标志着我们不仅在认识上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飞跃，而且对社会与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到了新高度。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吸收了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造的优秀成果，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课题，而且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核心问题。
3.关于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性的理论说明。武教授对价值规律的内涵及其规定性做出了创新性的研究。他指出，价值规律有两重含义：从微观看，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从宏观看，社会总劳动在社会经济各部门间的分配是由社会各种实际需要及比例决定的。也就是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是价值规律的微观规定性；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是价值规律的宏观规定性。这里，王教授首倡价值规律“双重规定性”[9]———宏观规定性、微观规定性。价值规律“双重规定性”的阐释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种含义的说明是一致的。在王教授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可能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自觉组织经济活动，充分发挥其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作用，从而在理论上畅通了我国经济模式设计与体制改革实践的道路，把握并实现从传统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转轨。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两个事物的外部联系，而是同一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双重要求及实现形式，相互间存在着内在的本质联系，计划不仅而且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起作用，市场也完全可以由计划来指导并且成为实现计划的重要手段和形式。计划和市场不仅不是对立物，而且同是社会主义经济内在联系的两个重要特征，都是经济手段，二者之间既不是“板块”间的结合，也不是相互间的“渗透”，而是有机的整体，共同构成中国特色市场经济。
4.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基础与创新。30多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时期，党和人民获得的最大思想财富就是邓小平理论。王教授认为，邓小平的伟大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我们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改革开放，发展中的中国开始走向世界；二是为我们贡献了一整套科学的理论———实事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从经济学角度将其概括为“创新十条”[10]。“十条”新认识基本都是邓小平首先提出并加以阐发的，构成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框架，并集中表现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5.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要点与贡献。构建和谐社会，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之奋斗的总体目标，其关键在于从中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以及其他各方面都适合、有效、促进的富民强国之路，实现经济发展的科学化，这就是党的十六大以来逐步丰富与完善起来的科学发展观。王教授认为，科学发展观不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而且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带领全国人民继续建设与实现现代化的崭新理论成就。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贡献，王教授概括为：以人为本，不折腾；全面、协调、可持续，包括实践第一，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农村建设，科教兴国，统筹兼顾，市场经济“九大理论支点”[11]。这一概括极富创新力，尚属首次。#p#分页标题#e#
三、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重要节点的创新
理论研究的重要节点如同织网时经纬线的结点，既决定着网格的大小，又影响着网的牢固程度。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节点实际是理论研究过程中的重要理念、关键范畴或认识创新。
1.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不是“主观社会主义”。孙中山最早用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说明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有了自己的最初形态。孙中山认为人民真正达到民生主义就达到了社会主义，也就跨入了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王教授认为，深刻认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能不联系后来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本质是：联俄，走社会主义道路；联共，干社会主义事业；扶助农工，唤起社会主义的力量。列宁曾把孙中山旧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称为“主观社会主义”。应当说明，列宁的这一判断是在1924年孙中山提出“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之前，并没有接触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及其已经实现的“三大转变”。王教授通过多年研究，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认识，指出“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已经实现了革命性的“三大转变”[12]，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性内容。如果说，由于马克思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那么，由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所引致的新三民主义的“三大转变”就使得他的民生主义从主观变成了现实。
2.“半封建半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本质区别。旧中国的社会性质究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是一个有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也是关于中国国情认识的一个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重要问题。王教授系统研究并阐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半封建”两种对旧中国国情概括的异同。王教授指出，关于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用语顺序问题，也不是一个一般概念的逻辑问题，而是关系到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本质、社会性质的主体内容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同认识而产生的理论形态的基本概括，并且直接涉及革命与建设过程中目标与路线的制定、政策与策略的执行，甚至还影响着与此相联系的其他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13]他认真考察了两者的差异：关于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主体认识方面；关于革命任务的确定和前途预测方面；关于民主革命过程中政策和策略方面；关于对革命成功后中心任务估计方面。王教授首次将“半封建”与“半殖民地”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论述，科学地认识、区别并把握旧中国两大基本特征，系统论证了旧中国国情的封建主体性，直接影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现代化建设，对于正确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至关重要。
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海派经济学淮海论坛；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F0―0；F043；F045.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2―0159―05
2007年发端于美国目前还在发展的这场百年一遇的世界性金融一经济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再次折戟沉沙。而《资本论》的重新畅销(“欧洲重新出现了马克思热、《资本论》热”，著名经济学家洪远朋再次修订完善的《通俗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由徐州师范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徐州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等单位主办的“海派经济学淮海论坛”，于2009年11月21日在徐州师范大学隆重开幕。来自淮海经济区的20多所大学的近百名学者与会。海派经济学主要创始人、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所长、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理事、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马艳教授，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南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于金富教授等著名学者莅临论坛并做学术报告。徐州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徐放鸣教授出席论坛并致欢迎词。
现将本次论坛取得的成果综述如下。
一、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立与理论贡献
1．对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承与创立历史过程的新概括
程恩富把新中国60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立和发展，概括为三个历史阶段和三种不良倾向。即新建阶段与“仿苏”倾向、“革命”阶段与极左倾向、改革阶段与“仿美”倾向。于金富则把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发展概括为三个历史阶段，即奠基阶段(1978―1986)、初创阶段(1987―1996)和确立阶段(1997―2000)。
2．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的历史贡献
应该肯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理论基础，为社会主义的创立和发展，尤其为改革开放做出了远非西方经济学可比的历史贡献。当然，这并不否认西方经济学的精华在改革开放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但应该指出，这一积极作用不包括华尔街版的所谓“中国十大经济学家”所引进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理论，不仅十多年来在很多方面误导了改革，而且现在依然是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重大障碍。还有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历史贡献功劳的抢夺现象。对此，程恩富指出：“有些‘改革家，只是社会主义市场取向改革的‘同路人’，实质属于资本主义市场取向改革的‘改革家’或‘改向家’(类似匈牙利的经济学家科尔奈、苏联的经济学家波波夫)”；真正对我国改革开放做出理论贡献的，是“一贯比较谦虚，反对市场炒作和学术泡沫”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某市场”、“某股份”之类的学术炒作，程恩富以一丝不苟的科学考证精神(指出何年何月发表于何刊物)，实事求是地作了十个方面的甄别：“刘国光是主张缩小指令性计划和市场改革取向理论和体制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于祖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体制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苏星是社会主义股份制理论和体制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卫兴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理论和体制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杨圣明是平等与效率有机结合理论和发展战略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张薰华是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理论和体制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许涤新和刘思华是我国构建生态经济学和生态文明理论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田雪原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及其理论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洪远朋是经济利益核心理论和政策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程恩富是大文化经济学理论和文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由此再看某些“主流经济学家”或“媒体经济学家”的“被吹嘘”现象，就引人深思了。
此外，我国学者吴树青、苏星、吴宣恭、林岗、张宇等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理论创新；卫兴华、蒋学模、文魁、胡钧等在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制度中，突破把按劳分配视为社会主义唯一分配原则，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把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纳入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体系的理论；季崇威、高鸿业、程恩富、王振中、左大培等学者，继承了马克思从生产力角度认识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必然性的经济思想，从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层面对对外经济关系和经济全球化的理论探讨等等，都对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再创新
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原则，程恩富将其“扼要地概括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并做了精彩阐释，赢得了与会学者的普遍认同。
程恩富指出：“‘马学为体’，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根本和主导。”“西学为用”是在“‘马学为体’前提下对‘西学’的借鉴和利用”。“国学为根，就是要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过程中，重视自古以来经济思想中反映一般经济规律和中国特殊经济国情的精华。”“主张剔除其封建性的经济思想糟粕，吸收其体现中国优良传统的科学性的精华。”“‘马学’、‘西学’和‘国学’，这三大知识体系本身都属于思想资料和理论来源的范畴。要真正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还必须结合当代国内外新的经济实践，以‘世情为鉴’和‘国情为据’”。“‘世情’的真相是中国经济学在现代化进程中把握正确方向的重要借鉴”。“国情为据”，即“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科学现代经济学，只能依据由生产力水平最终决定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自然环境等复杂因素构成的国情”。“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综合创新’”，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经济学为根本，以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和合理元素为借用，以古近代的经济思想资料为弄清中国国情特征的历史源头，进行可持续的综合创新和理论超越”，“为的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而，“要实现两个超越：既在具体化的意义上超越马列经典经济学，又在科学范式 的意义上超越当代西方经济学；要体现两种实践：既体现东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又体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要显现两种创新：既要有经济学的某些常规发展，又要有其范式的革命。它将是一种科学反映经济现代性的‘后现代经济学’，同时也将是一种‘后马克思经济学新综合’，也就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世界眼光，坚持‘马学’这个根本，在当代国外经济学继续分化和局部综合的基础上，去实现全面系统的科学大综合。”
另外，程恩富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还提出了五个注重，即“注重对重大现实经济问题进行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政策探讨、注重对经济学原理的超越性发展、注重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数学表达和分析、注重用现代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注重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互动和借鉴”。
上海财经大学马艳教授认为，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后，“、等国家领导人仍在不断地吸取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先后提出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将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都进入了一个新层面，从而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进程”。
河南大学于金富高度肯定了程恩富提出的学术原则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贡献，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在“创新的实质”、“基础”、“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内容”的创新上提出了五个创新并概括为“五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创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阶段论”，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理论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论：“特色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理论的重大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体制论”，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重大创新――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论：“所有制论”，社会主义分配理论重大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论：“分配论”。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的再深化
1．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体制改革
徐州师范大学程言君教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当前任务、历史本质作了系统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提出了“三阶段论”和“三形态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构发展有三个历史，阶段，即“雏型初建、定型确立、完善成熟”。与此相应存在三种历史形态，即“雏型、定型、成熟型”。并特别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构发展中不变的，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本质。从人的异化复归历史过程视角，审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既不搞单一公有制，又不搞私有化，其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历史本质，用产权理论术语表述，即人力产权回归主体并得以不断充分自主实现”。“雏型初建历史阶段的雏型基本经济制度只是我国人力产权异化复归的初始起步，定型确立历史阶段的定型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人力产权异化的复归历史趋势的基本确立，完善成熟历史阶段的成熟型基本经济制度，才是我国人力产权异化的复归加快进入不断充分自主实现的历史时期。三个历史阶段和三种历史形态这种不同，既显示了其‘一以贯之’的历史过程性，又显示了其‘一以贯之’的渐进性和复杂性”。
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遵循五个原则。即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原则，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原则，倡导共同富裕、反对两极分化原则，公平与效率并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原则以及利益分享式经济改革与构建和谐社会原则。
对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原则”，程言君首先强调了“当前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构成熟型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历史任务，是充分认识和排解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改革倾向对两个‘毫不动摇’的异化，准确把握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之间的关系，把两个‘毫不动摇’‘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其次在人的异化复归的历史高度和经济、社会主人是人的客观本质上，论证了人力产权的微观自然属性和宏观社会属性“两个层面的内涵”。认为“从人的微观自然属性角度看，人力产权指人作为自身人力的载体或天然主体，拥有对自身人力相关的一切天然性权利。这些天然性权利，是由人力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等构成的权利体系。从人的宏观社会属性角度看，人力产权指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应该拥有的一切社会性权利。这种社会性权利，是由基本生存权、全面发展权、公平共享权、经济(社会)管理权等构成的权利体系”。进而论证了“人的异化的复归，人力产权不断得到充分自主实现，作为人类发展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历史本质，现已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当前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时期的历史本质”。这是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迫切性，对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一种新阐述。
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王超教授阐释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内在机理。认为二者之间是本质的融合，而不是外在的撮合，更不是水火不容。有力地批驳了“中国要搞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应该更多地建立在私人资本的基础上，而不是更多地建立在国有资本的基础上，过去那种通过国企来积累社会资本的历史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必须进行体制转轨”等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水火不容的观点。
徐州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李厚廷教授分析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策略选择。认为“策略性问题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的重要性正在通过制度实践强烈地表现出来”，“依循人类本性是尊重人类本性和现实规则的统一，可以提高制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构建制度分工格局意在形成政府职能在其界域之内的进一步强化及政府和市场分工的优化整合；扩充制度瓶颈可以提高制度体系效能，在操作层面的重点选择是制度末梢；制度系统中责任主体的存在来源于制度的对称性原则；市场经济制度的内化可以降低制度的运行成本并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
2．关于“中国模式”
李炳炎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给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创造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国模式”，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具有十个显著特征：(1)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2)改革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3)改革的目标是“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就是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效率上优越性的同时，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上着力体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从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正义”，“并促使这种崭新的产权关系人格化”。(4)改革的对象是旧的经济管理体制，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公有制。(5)改革的依靠力 量是“充分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等广大劳动者”。(6)改革的方式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7)改革的宗旨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使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8)改革的路径是“采用渐进式推进的方式来实施”，“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中国不可能承受国家和政权崩溃的代价”。(9)改革的效果是“注重社会公平，走向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发展”。(10)改革的前途是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优点。
程言君高度肯定了李炳炎对“中国模式”的理论贡献，认为“中国模式”之所以举世瞩目，最根本的是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决定的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激发出了人民为自己而劳动的高度积极性创造的经济、社会发展奇迹，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假以“产权改制”的“全面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极端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继承与发展
1．关于劳动价值论
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冠军教授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科技时代遭到挑战、陷入困境，这是勿庸置疑的社会现实，其原因既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自身方面的，也有时展方面的”。要克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自身的局限性和补充其内容上的不足，需要从五个方面着手：一是确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走出困境的突破口；二是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原则，以积极的态度紧紧围绕科技时代的现实问题，考察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局限性和在内容上的不足之处，找准其“症结”所在；三是明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研究新时代背景下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四是建构起与科技相适应的现代科技劳动价值论；五是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于科技时代加以发展，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科技时代所遇到的“难题”做出正面科学的解释，彰显现代科技劳动价值论的解释力和现实意义。
曲阜师范大学冯玲玲博士认为：“要深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必须全面准确把握其基本理论内涵，即‘两大基石’(商品二因素和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与‘一个核心’(价值的创造)。”认为“科学技术、资本、土地、信息等生产要素都是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新时期应适当扩展生产劳动的概念，应坚持活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告诉我们，商品价值由劳动创造，劳动创造出的价值应属于劳动者。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李朝林副教授以此为理论基础，研究了国民收入分配与扩大消费需求问题，指出“国家在初次分配领域的宏观调控缺失”以及“再分配机制不健全”等造成了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消费需求的扩大”。因而，他建议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规范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完善再分配机制来提高居民收入，促进消费需求的扩大”。
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刘刚博士通过研究“曼德尔命题”发现，该命题“对于认识劳动价值论和社会分工问题也有明显的学术意义”，而且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和劳动价值论对于产业结构演变等现实问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相应的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具有较好的学术前景”。
2．关于“资本”的内涵与形式
徐州师范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徐可博士分析了马克思关于资本范畴的理论构造，指出“资本”概念的内涵及形式，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地丰富与发展，“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应运而生，并认为“资本化的过程先是自然资源的资本化，其次是人力资源资本化，然后是社会资源乃至文化资源资本化，由物及人，逐渐把人的能动性、创造性、人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乃至人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统统纳入到与扩大再生产有关的环节当中，不断地赋予资本以鲜活的具体内容，表现为资本扩张与资本概念拓展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
3．关于《资本论》中的伦理关系与伦理意义
淮海工学院薛为昶教授从伦理学角度研究了《资本论》，认为《资本论》“揭示了商品交换中伦理关系与伦理意义”，“鲜明地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特殊范畴的伦理意义和伦理界限，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伦理道德的特殊性”。
五、关于金融腐败遏制、金融危机化解与金融生态保护
徐州师范大学杨晓丽副教授研究了金融领域的腐败问题，她认为“在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的寻租现象，腐败成本较小，而腐败收益随着权力的增大越来越大，导致我国金融腐败现象日益严峻”。因此，“从腐败收益角度来讲，要尽可能减少金融活动过程中的‘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制度创新，通过制度创新进行反腐败”，即“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通过堵塞经济体制中的漏洞，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不断完善包括透明度建设在内的各项配套制度，避免金融权力主体借不透明的制度保护自身”。
徐州师范大学侯铁建博士认为俄罗斯化解当前金融一经济危机的关键，在于其社会政策。由于中国和俄国发展背景相似，因此，他主张借鉴俄国经验，加大政府对社会事业发展的深度介入，“避免经济运行周期性的大起大落，减少经济活动对外部经济波动的关联度，保证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徐州师范大学施同兵博士研究了金融危机形成的原因，提出了“金融生态”问题。认为金融生态系统就是“由金融主体系统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共同形成的动态平衡系统”。“基于金融生态视角对此次金融危机进行审视”，他认为“金融生态主体行为失范、金融生态环境恶化、金融生态失衡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并迅速打破全球金融经济的动态平衡，造成世界经济的衰退”。
六、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定位的新思路
徐州师范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院长朱舜教授认为，中观经济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新”，但却没有应有的学科地位。他主张将中观经济理论同基础经济理论、微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理论、国际经济理论共同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重视中观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发展，给予中观经济理论应有的学科地位。
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篇4
关键词：经济学说史；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1
《经济学说史》是经济学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是研究经济学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学习和研究本课程能够让我们清楚地把握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化过程，使我们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理解的更加深入透彻，从中吸收以往经济研究中的科学成果和经验教训，创立适应现代要求的新的经济学说，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可见，开设该课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现如今，当前全社会对于应用技能的重视和对基础学科教育的忽视，在经济学说史课程的实际教学中，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经济学说史课程的理论性强、历史性强，学生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课堂教学效果不佳。经济学说史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把经济学说的产生和发展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历史上各种经济学说的基本特征、主要内容、思想渊源来揭示经济学说的产生和发展规律，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另外，经济学说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和演变的，各个时期的经济学说，无一不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的某种反映，都带有时代的烙印和特征[1]。所以，经济学说又是具有历史性的。这就使得学生刚一接触到这个课程就给其贴上了“不需理解、死记硬背即可、不实用”的标签。
其次，经济学说史课程的内容繁杂、枯燥，易混淆。经济学说史以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派的主要经济思想和理论为主要学习内容。从古希腊、古罗马与西欧中世纪的经济思想开始，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跨越了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空想社会主义学派、边际效用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等诸多学派，可谓内容繁杂[2]。而这分支众多、林立的学派又往往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而不同时期经济学说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所以在内容上就会有相同和不同之处，特别是对一些基本经济概念的内涵和经济规律是在不断探索和纠错中逐渐完善的，所以在教学中同样的一个概念会有不同定义和解释，学生会感觉枯燥且容易混淆。
针对以上在教学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1.精心组织和梳理教学内容。可充分利用经济学说发展的历史阶段性，通过划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把重要人物、重要观点、重要事件纳入其中，使学生对经济学说的发展脉络有清晰的认识。其中，要注意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将时代背景与学说产生紧密结合。有助于对理论体系的深入理解同时体会经济学说的历史性、阶级性和政治性，增加对内容的理解；二是重视经济学家生平的介绍。在课程讲授过程中，补充穿插经济学家的传记和相关趣事，讲解他们人生经历对其经济学说的影响。这样不但能加深学生对经济学说的理解，同时从其人生经历中也可以得到启示，既提升了学生学习的趣味性和主动性，也加深了其对理论的思辨。三是做好对经济学思想的评述。经济学说史作为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其理论体系包括阐述、评论两大方面。因此在讲课时应先阐述理论，对各种经济学说，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评论时与历史结合，客观地看其贡献和不足，而不是教条的引用某一教材的话，并且提出此问题让学生思考。
2.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避免空洞的说教和枯燥无味的叙述[3]。针对大部分学生对经济学说史课程“纯理论、实用性不强”的认识偏差，教师应努力增强课程内容的实用功能，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如早期重商主义的重金思想可以联系当前的现象；如重农学派关于农业问题的认识，对于当前我们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有重大的帮助；如在讲述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论述时，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际；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可以联系我国外贸的实际；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中提出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于我国的降息减税等现阶段经济政策有着重要的理论支撑等等，这样就可以充分体现经济学说史的现实指导意义，使学生能够感性地理解和掌握抽象、枯燥的理论，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3.教学方法多元化。一是针对经济学说史课程中有许多知识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在教学中应多采用比较教学法，对这些知识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并抓住重点内容。如比较分析早晚期重商主义观点的异同；如在学习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时，比较英法两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及特点，明确异同点，使学生能够系统地掌握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重要理论的演变过程和特点；再如斯密的绝对成本学说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萨伊定律和凯恩斯定律等等，通过比较进行类推，发现规律，触类旁通，减少记忆内容。二是采用多媒体教学技术，增强上课的直观性，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充分利用网络资源，链接经济思想史网站和新闻网站，现场点评和讨论，强化经济学说史的理论知识的目标，为日后的专业学习与经济理论的运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4.考核方式综合化。考核是对学生的“学”和老师的“教”的客观评价。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而言，笔者认为，考核的目的不仅仅是考察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更要考察他们自学、查找资料、总结、表达、写作等各方面的能力与素质。而论文的考查方式则更倾向于测试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和分析能力，因此可以将论文作为主要的考核形式，同时采用定期检查读书笔记的方法（由任课教师提供文献资料目录，最好是学校图书馆里都有的书，要求学生看这些书并且写读书笔记），再辅以课堂表现的考核形式。这样做既可以兼顾到学生的平时表现，又可以使其主动查阅相关资料，并逐渐了解如何运用历史的方法来看待和研究问题。
总之，对经济学说史课程进行教学改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除了要克服该课程内容繁杂、实用性不足、学生学习积极性不够等劣势外，更多的是要通过各种方式与手段增强该课程的趣味性与实用性，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掌握这门课程的知识体系，从而将经济学知识融会贯通，确保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以满足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新时期对经济学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林建红.关于提高《经济学说史》课程教学效果的探讨[J].商业现代化，2012（09）：145-146.
[2]霍倩佳.关于改进西方经济学说史课程教学的探讨[J].商业经济，2011（09）：121-122.
[3]冯琦.《经济学说史》教学改革刍议[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5）：49-51.
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篇5
「关键词经济法、基本原则、确立标准、确立方法
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是经济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难题（人们对于基本原则重要性的认识正在日益深化，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在经济法理论中，基本原则问题与调整对象问题同等重要；此外，概括基本原则需要具备诸多条件，实非易事，因而是一个“重要的难题”）。[1]（P201）近几年来，学界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定义、确立标准及其存在的问题等，已作出了日益深入的研究，共识也在不断增加，从而构筑了学术交流的重要基础。但由于研究者在原则的确立标准和确立方法上各有偏好和侧重，在基本观点上见仁见智，良莠不齐，且已影响到经济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关经济法原则或基本原则的著述已有很多，但由于诸多原因，相关成果之间的差距也是显见的。由于基本原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地位，如果概括失当，就会对理论和实践产生负面影响，因此，确实需要慎重对待。），因而多加深究实属必要。
为此，下面将围绕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这一问题，着重探讨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标准和确立方法。鉴于在确立标准上共识与歧见并存，本文对确立标准拟再作简略概括：此外，由于有关确立方法的研究相对较少，而方法对原则的确立恰恰至为重要，因而有必要对确立方法稍做详释。在明确标准和方法的基础上，本文将提炼出经济法的三项基本原则，并略做分析和说明。
一、确立标准问题
要确立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先明确基本原则应符合的标准。因为没有一定的标准或要求，基本原则的确立就可能比较混乱和随意，就会失去其应有的基础性、本原性和准则性，从而会失去其应有的指导力和准据力。由于确立标准事关基本原则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因而已有若干著述予以研讨，且已形成一定的共识。在此基础上，需要补充和强调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经济法基本原则既然是“法律原则”，就应当有自己的“高度”。从定位上说，它同样应是法律规则和价值观念的汇合点（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律原则的重要功用，就是说明详细的规则和具体制度的基本目的。对此，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在其著作《制度法论》一书中曾做过较为全面的论证。）[2]（P89－90），或者说是衍生其他规则的规则。[3]（P46－47）这样的定位表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既要体现经济法的宗旨，又要高于（或称统领）经济法的具体规则，并且，各类具体规则作为其衍生物，不应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因此，依据适当的“高度”来定位，应当是确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一个标准。
其次，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既然是“基本原则”，就应当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就应当能够贯穿经济法各项制度的始终，就应当在立法、执法等法制建设的各个环节中得到普遍遵行。因此，仅在经济法的某些部门法中适用的原则，不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如货币发行原则、税收公平原则、复式预算原则等，就不能作为整个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这种对普遍性或普适性的要求，也应当是确立基本原则的一个标准。
再次，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既然是“经济法”基本原则，就应当是经济法所特有的，而不应是各类部门法所通用的一般法律原则，即要体现经济法的特色和特殊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原则就一定与其他原则毫无共通之处）。据此，凡是与经济法无关的原则，或者非经济法的乃至非法律的原则，如自由放任、等价有偿、罪刑法定、保障稳定等其他领域的、不同层面的原则，无论是纯粹的经济原则、社会原则还是其他部门法上的原则，都不应列入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之中。因此，强调“经济法特色”，也应是确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一个标准。
确立基本原则需要有基本的标准。上述三个方面，实际上提出了确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三个
基本标准，即“高度标准”、“普遍标准”和“特色标准”。高度标准强调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定位必须有其应有的“高度”，从而既可避免把经济法的宗旨或价值理念等同于基本原则，也可防止把具体规则高估为基本原则：普遍标准强调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普适性”，以免把具体的部门法原则上升为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特色原则强调经济法本身的“特色”，以免把相关的经济原则、社会原则、其他部门法的原则或整个法律共有的原则等同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对于上述三个基本标准，虽然学者的表述各不相同，但在实质上存在着共通性。（例如，对原则确定的标准问题，漆多俊、史际春、邓峰、鲁篱等学者在其著作或论文中的表述实质上并无实质分歧，这说明人们对标准问题的共识正在增加，从而为原则的确定奠定了很好的认识基础。）[4]（P164－168），[5]（P161－164）、[6]这就有助于在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具体确立上进一步达成共识。
二、确立方法问题
要确立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不仅要确定相应的衡量标准，而且还要提出具体的确立方法。从理论上说，确立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可以从多种角度、运用多种方法来确定。本文主要运用的是两种方法，即系统－网络分析方法以及结构－行为一绩效分析方法，现分述之。
（一）系统－网络分析方法
系统－网络分析方法，实际上是把相通的“系统分析方法”和“网络分析方法”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分析方法。对于系统分析方法，人们并不陌生，且对其重要性都有深刻的认识。（系统分析方法在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例如，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著名政治学家伊斯顿等都曾经在这方面有重要研究和突出贡献。）[7]、[8]、[9]系统分析方法，包括整体分析方法、动态观察方法、级次分解方法和结构功能方法等，作为具有“广普性”的方法，对于研究经济法理论同样有重要价值。[l0]由于经济法理论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因此，经济法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就应当有内在联系，通过研究经济法理论中的其他具体理论，应当有助于确定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此外，随着经济社会学的发展，网络分析方法也越来越重要。这种方法其实与系统分析方法有内在关联或称同一性。在网络分析方法中，关于“嵌入性”的研究很值得注意。所谓嵌入性，实际上是强调事物之间的内在关联，强调一个事物要融入（或称嵌入）其他更大的背景之中。[11]（P7、19、34）据此，应把经济法基本原则作为整个经济法理论网络中的一个“结”，探讨其与其他相关理论所构成的大背景之间的关系。
综合运用上述的系统－网络分析方法，在研究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时，就应当把整个经济法理论作为一个整体，对其中的基本原则与其他相关理论之间的关系进行动态观察，并对各个问题进行级次分解研究，这样，就可以把基本原则问题放到（嵌入）整个经济法各个理论问题所构成的网络中来进行研究，从而找到其在网络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相关理论之间的关联。
事实上，作为经济法理论系统的构成要素，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理论，与调整对象、特征、宗 旨、体系、主体等理论，都应是“一体化”的。因为一个成熟的、系统化的理论，应是内在和谐统一、相通互证的，而不应是各不相干或相互抵触的，这对经济法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也同样适用。应当看到，经济法理论中的各个部分，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经济法理论，它们不仅都应归属于经济法理论的总体，而且应当存在内在的有机联系、“互赖且互动”，应该可以互相推导、解释和说明。因此，在应然层面上，可以透过其他经济法理论，来确立和说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例如，调整对象理论通常被认为是经济法理论的逻辑起点和研究入口。尽管有关调整对象的观点歧见依存，但人们已有一定共识，即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主要应包括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两者可简称为调制关系）[12]，为此，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也必然要体现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必然要与调控和规制有关：它应适用于对各类调制关系的调整，适用于对调制行为的规范。
从经济法的特征来看，经济法既具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经济性和规制性，又具有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现代性[13]，因而其基本原则的确立也要体现这些特征。从经济性的角度说，经济法基本原则应当适用于对具有经济性的经济调制行为的规范：从规制性的角度说，由于广义的规制就是调制，因而经济法基本原则应当体现出积极的鼓励促进与消极的限制禁止这两个方面的调制：从现代性的角度说，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不仅应体现民主和法治的基本精神，而且还应体现现代社会对效益和程序的追求，这些方面，都会影响到对基本原则的概括。
在经济法的宗旨方面，经济法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或调整的基础性目标，是要通过调控和规制，来协调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兼顾效率与公平，这在基本原则上也要有所“体现”。但是，依据前面谈到的确立标准，“体现”不应是重复和等同。要看到基本原则与宗旨之间的十分密切的联系，但也要看到其间的区别，这样既有助于把宗旨或目标融入基本原则之中，又能够保持基本原则的独立地位和独特性。
就经济法的体系而言，经济法体系应当包括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至少把它们作为经济法体系中最基本的部分是殆无异议的，因而关于基本原则的概括，应当可以涵盖这两大部分，同时，从两大组成部分所包含的具体部门法中，应可以概括和提炼出共同性的原则作为基本原则。由于经济法的体系可以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特征等理论中推导出来，因此在各类理论之间仍能保持一致性。
就主体及其行为而论，经济法主体的行为可以分为两类，即调制主体的调制行为，以及调制受体的的对策行为。由于这两类行为存在着互动的关系，且调制行为至少在形式上更为主动，因此，经济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规范调制行为的法，其基本原则当然应适用于对各类调制行为的规范，同时，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对调制受体的对策行为的调整。
基于上述经济法理论中各个主要部分的核心要点及其对基本原则的影响，可以认为，经济法理论中的各个部分，都离不开有关调控和规制的内容，“调制”或“调制行为”，作为十分重要的概念或称范畴，是贯穿于整个经济法理论和制度的一条重要线索，而经济法基本原则则与对调制行为的规范密切相关。有鉴于此，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也应围绕调制或调制行为来进行，使有关基本原则的理论能够真正“嵌入”或融入其他各类理论所形成的网络之中，并与各类理论形成良性互动，共同构成较为合理的经济法理论系统。
（二）结构－行为－绩效方法
结构－行为－绩效方法，作为较为重要的分析方法或理论范式，实际上在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应用。（作为此类范式具体化的结构分析、行为分析、绩效分析等方法，实际上在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早有应用。此外，也有学者进一步加以扩展，建立其他的新范式，如爱伦？斯密德就创立了状态一结构一绩效（SSP）范式等。）
[14]受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在经济法的部门法，特别是在反垄断法的研究中，该方法已被用于相关问题的分析：（如著名经济学家威廉姆森认为，结构－行为－绩效方法，作为导源于贝恩的一种“哈佛传统”，是对交易费用方法的重要补充。）
[15]（P196）即使在总体上的经济法理论中，该方法也同样有其适用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方法一样，该方法也会有其局限性（例如，在市场规制法领域的一些具体问题上，“芝加哥学派”已经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但由于对结构、行为、绩效及其内在关联的分析，在经济法理论研究中具有普遍的意义，因此，基于对基本原则确立标准的考虑，该方法可以成为研究经济法原则的重要方法。
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方法，可以具体分解为结构分析、行为分析、绩效分析以及关联分析的方法。这些方法提供了值得重视的分析视角和路径，在许多领域都可以有其应用，但在各个领域中对于相关概念的具体理解可能是不同的。例如，对于结构分析方法中的“结构”，在不同研究领域中的理解就不尽相同，而不同的理解又会直接影响到对行为、绩效的分析，影响到对三者关联关系的认识，因此，需要对“结构”等问题做具体的分析。
通常，在经济法理论中所研究的“结构”，可以理解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及其所影响的法律结构。例如，在经济结构上存在的公共经济和私人经济的二元结构，决定了政府和市场的分立和分工，也决定了政府调控和规制的等级结构，这种等级结构会影响到法律结构，并形成经济法中的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二元结构，以及经济法的主体结构和权利结构等。
另外，现时的社会结构，虽然有了“第三部门”的迅速发展，但是，由于从总体上说，由于第三部门有时可能具有政府的属性（如在提供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方面），而有些时候又可能具有市场主体的属性（如当其从事经营性活动的时候）[16][17]，因此，可能会与其“非政府、非营利性的组织”的单纯定性不完全一致。在其整体上未能完全独立，发育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在社会的主体构成上，政府与市场主体仍然是主要的单元。在第三部门无法全面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国家不仅是国家利益的主体，而且也被假定为社会公益的代表。这种社会结构，自然会影响到相关主体的法益保护，从而也会影响到经济法上的主体结构和权利结构。
上述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及其所影响的法律结构，会直接影响到主体的行为。例如经济法规范的二元结构直接对应于主体的调控行为和规制行为：经济法的主体结构和权利结构，则会直接影响到经济调制行为与市场对策行为的对立。[12]
而上述各种行为，无论是哪类主体作出的，都具有突出的经济性，因而都要强调经济绩效：同时，虽然有时也基于社会政策而强调社会效益，但实际上也是对绩效的一种考虑。对绩效的追求，对效益的强调，其实正是经济法的现代性特征的重要体现。因此，结构、行为、绩效，都是经济法研究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并且，由于这些内容贯穿于经济法的具体规则，因而可以成为抽象或确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几个具体角度。
例如，从结构的角度说，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会对经济法的规范结构（包括主体结构、权利结构等）产生重要影响，而规范的形成，特别是公法性质的经济法的规范结构，与公共物品的提供，与市场主体的利益都密切相关，涉及到国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因而“国民的同意”对于经济法规范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为此，依法规范调制行为，实行“议会保留原则”或“法律保留原则”是很必要的，由此必须确立和贯彻“调制法定原则”。
此外，从行为的角度说，在国家的调制行为和市场主体的对策行为中，国家的调制行为更为重要，更具有主导地位：市场主体针对国家调制行为作出的对策行为，毕竟要以国家的调制行为为前提。因此，从整个经济法来讲，如何规范国家的调制行为，始终是一个重要问题，并且，确保国家的调制行为适度，是其中的核心问题。由此就应确立和坚持“调制适度原则”。
最后，从绩效的角度来说，经济法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经济性和规制性，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现代性，以及一定程度上的社会性，都要求经济法的调整要实现一定的绩效，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及其他的关联效益。这本身也是经济法宗旨的要求。因此，在经济法上也应当确立“调制绩效原则”。
综合上述两类确立方法，不难发现，从系统－网络方法的角度来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应围绕“调制”这一中心范畴，主要强调“调制”的内容（这也是经济法的一个“特色”）：从结构－行为－绩效的方法来看，则应强调法定、适度、效益的精神，即强调调制的法定性、适度性和绩效性。由此可以确立经济法的三项基本原则，即调制法定 原则、调制适度原则和调制绩效原则。
三、对三项基本原则的简要解析
上述三项基本原则，与前述的三项确立标准是相合的。从高度标准来看，这三项基本原则既能体现经济法的宗旨，但又不是其简单重复：既是来源于具体的规则，又超越于各类具体规则之上。从普遍标准来看，它们并非仅适用于经济法的一个或几个部门法的原则，而是可以通用于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从特色标准来看，它们既不是简单地照搬其他部门法的原则，也不是直接借用非法律的原则（如经济原则），而是结合经济法自身的经济性、规制性和现代性的特征，作出的进一步概括。由于未发现关于上述三项原则的综合概括，故有必要对其略做解析如下：
（一）调制法定原则
依据调制法定原则，调制的实体内容和程序规范都要由法律来加以规定，只是在法律明确授权的特殊情况下，才能由行政法规来加以规定。这一原则在形式上是“议会保留”或“法律保留”原则的体现，是议会与政府在调制权分配上的一种均衡，但在实质上，其主要目标则是力图保障调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保障市场主体或第三部门的财产权等重要权利，保障法律的被遵从和实效。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调制法定原则可以覆盖整个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领域。
在宏观调控法领域，调制法定原则尤其要求“调控权法定”。因为法律通过调控权的界定，就可以明确调控主体、调控手段、调控力度等一系列问题。（在研析宏观调控权的过程中，我曾提出过调控权法定原则，并认为在宏观调控法的部门法中，应分别针对预算、税收、货币、计划等各类法律化的经济手段，相应确定一系列“法定原则”。）[18]为此，在宏观调控法领域已经或应当确立预算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国债法定原则、货币法定原则、计划法定原则等。由于宏观调控领域所涉及的事项，都与国计民生直接相关，因而国家权力机关在总体上行使专属立法权是很必要的。
例如，国家计划和中央预算，都由国家立法机关来审批决定，这本身就是在贯彻“议会保留”原则，是“法定原则”的具体体现：又如，一国货币的法律地位、主要的货币政策或金融制度等，都应由法律加以规定，或由权力机关予以批准，这也是法定原则的体现：至于“税收法定”，则在学界和实务界已几成共识[19]，并体现在《立法法》等法律文本中。
在市场规制法领域，调制法定原则主要体现为规制权、竞争权、消费者权的“法定”。如同调控权一样，对于规制权的内容、形式、行使主体等也需要作出明确界定，这对于确保有效规制十分重要。此外，从不同主体的权利保护来看，对竞争权中的垄断权与正当竞争权，以及与竞争权相对应的消费者权的规定，都需要坚持“法定原则”。例如，在反垄断法方面，对垄断的标准要在法律上作出界定，以明确哪些垄断为法律所不容，哪些主体可以享有垄断权：在反不正当竞争方面，有关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适用除外、执法机构等，也都需要“法定”。由此使“法定原则”得以贯穿于整个经济法制度，并成为一项基本原则。事实上，“法定原则”在一定意义上也促进了经济法的专门立法的发展。
（二）调制适度原则
调制适度原则的基本要求是，调制行为必须符合规律，符合客观实际，要兼顾调控和规制的需要与可能，保障各类主体的基本权利。调制适度原则体现了经济法的经济性和规制性的特征，它与调制法定原则密切相关（德国学者里特勒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体现在《魏玛宪法》第151条，即人类生活秩序必须符合旨在保障人类尊严生存的正义原则。其实，该学者所说的“正义原则‘，，需要具体体现为经济法上的调制法定原则和调制适度原则，并且，这两项原则存在着内在的关联。）[20]（P24），包括调控适度和规制适度两个方面。
调控适度，要求调控权的行使、调控手段的选择、调控性规范的周期变易等，都要适度。适度就是要“合规律”，就是要把对国民财产权的“合法侵害”降至最低，就是要充分考虑到市场主体的对策行为，等等。调制适度强调，无论对于鼓励促进抑或限制禁止，都要“适中”，不过分，尽量“止于至善”或力争“最优”：而其中的“度”，则需要通过“法定”来体现，它与人类或立法者的认识水平直接相关。
规制适度，更强调对市场主体的权利保护以及各类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例如，对于垄断的规制，涉及到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利益平衡：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既涉及正当竞争者权利的有效保护，也涉及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利益的均衡保护。这些方面，都要求在总体上进行适度规制，否则可能会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总体福利。（例如，美国“微软公司案”在处理上的变化，就是规制适度原则的重要佐证和体现。在综合权衡各方利益的情况下，微软公司虽被认为构成“反竞争行为”，但却可以免遭被“肢解”的厄运。而这种“均衡状态”的形成，则既有规范竞争秩序，保护竞争者利益的考虑，也有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考虑。）
要实现调制适度，就必须注意总体上的平衡。衡量调制是否适度，要看是否有利于实现平衡，包括经济指标的平衡、社会分配的公平，特别是法律对各类主体法益保护的均衡，等等。要实现平衡或均衡，就要注意协调，尤其是各类调制手段之间的协调，或相关调制制度之间的协调。因此，适度是与平衡协调直接相关的。这样的调制，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法的宗旨。
此外，调制适度原则也可与诚实信用原则、情势变更原则相兼容。在调制中强调诚信，实际上是更为重视实质正义，这也是调制适度原则的应有之义：同时，强调情势变更少因时而化“或”与时俱进“，正是调控应有的精神。因此，统一适用于公法和私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情势变更原则，同样也可以渗透在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之中。
（三）调制绩效原则
兼顾效率与公平，是经济法调整的重要目标，因而追求调制的效果或称绩效，追求总量的平衡和社会总体福利的增长，在经济法领域也会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和原则。这与调制法定原则和调制适度原则的目标也是一致的。
经济法具有经济性的特征，解决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类问题，是其主要目标。无论是对经济性的追求，还是解决各类经济问题的直接目的，都要求考虑经济效益。此外，由于经济法具有突出的政策性，它要“嵌入”现代社会规则的网络之中，因而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社会性，甚至也有学者认为经济法就应归属于“社会法”（近几年来，一直有学者强调经济法的社会法本质或属性，但也有一些学者从部门法理论的角度反对该观点。对这些问题能否正确认识，会对经济法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21]，经济法存在的主要价值，就在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等等。不管对上述观点是否仍有歧见，但对于经济法要考虑社会政策和社会公共利益，要强调社会效益，已经很少存疑。由于无论追求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都是对调制绩效的要求，并且要贯穿于经济法的宗旨、原则和各类具体规则之中，因此，调制绩效原则也可以成为一项基本原则。
在现实的世界中，非均衡和失调问题普遍存在。要实现调制的绩效，同样离不开平衡协调。而平衡协调，无论是作为一种调制手段，还是作为一种调制目标，都需要有微观基础，包括个体意义上的经济法主体的 经济活动，以及相关法律的基础性调整等。平衡协调，作为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的调制，更能体现出新兴的经济法的“高级法”特点。
总之，从形式上看，在上述三项基本原则中，调制法定原则更强调内容法定和程序法定，调制适度原则更强调符合规律和公平有效，调制绩效原则更强调调整目标和平衡协调，而实质上它们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内在关联。其中，调制法定是调制适度和调制绩效的基础，能否适度，以及能否实现绩效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定”的状态，取决于法治的程度：调制适度在一定意义上是对“调制法定”的展开，它在执法层面更有意义，是调制绩效得以实现的手段：而无论是调制法定，还是调制适度，都是为了实现调制绩效的总体目标，或者说是为了实现经济法的宗旨和价值。
进而言之，从法律意义上说，调制法定原则，体现了依法规范调制行为的必要性，它力图给调制行为设定法制轨道和法制边界：调制适度原则，体现了对调制手段、措施、力度等方面的要求：而调制绩效原则，则要以上述两类原则的贯彻为前提，它是对经济法调整目标的原则体现。
四、结论
由于经济法的产生较为晚近，人们认识它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因而对其基本原则的概括，始终未尽一致，相关研究虽已有诸多成果，但问题仍然纷繁。前面提出的基本原则的三项确立标准、两种确立方法，以及由此确立的经济法的三项基本原则，还有待于进一步论证。本文只是试图在一定的确立标准和确立方法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提炼，并力图使其更简明，更有法律性和经济法特色，更能在经济法领域具有普遍意义，更能体现出各项原则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求有助于整个经济法理论系统的完善。
应当承认，概括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决非易事，而且随着对经济法认识的深化，特别是随着对经济法的部门法研究的深入，相关的概括也可能会有所变化：但在对经济法理论的系统理解不变的情况下，对于原则的概括就应是相对稳定的，这对于经济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都很重要。此外，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不仅需要从理论的角度进行论证，而且还需要从具体制度的角度，以及制度实践的角度进行验证，这样才可能确立较为公认的经济法基本原则，并使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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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传媒经济 理论结构 广播电视 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我国城市广播电视传媒现在的结构模式基本上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渐形成的。具体来说，1983年，国家广播电视部根据党的第十二届代表大会的要求，召开了中国第十一届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提出了“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开展多种经营”和“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方针。现在，我国的城市广播电视传媒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发展起来的。可见，第十一届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既是我国广播电视传媒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我国广播电视朝着产业化方向发展的一盏指路明灯。正因为这样，第十一届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以后，一方面是广播电视广告业得到了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报业经济理论研究的率先起步促进了广电人把广播电视经济研究提到了议事日程，并于1984年开始了“广播电视经济”的研究。到1990年，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经济理论体系的雏形已基本形成，但是真正科学的、完整的中国广播电视经济理论体系以及结构模式是在2000年以后逐渐形成并快速发展。
一、广播电视经济理论结构模式
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经济理论结构模式与我国的宏观传媒经济理论结构模式一样，它们是一个共同的整体，所谓广播电视经济理论结构模式也就是我国的传媒经济理论结构模式。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三十多年间，在我国传媒人的共同努力下，我国“1+2+1”的传媒经济理论结构模式已基本形成。其中的第一个“1”是指传媒经济中枢理论，“2”是指传媒经济造血理论与传媒经济输血理论，第二个“1”是指传媒经济纳新理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依据“1+2+1”的传媒经济理论结构模式的要求更快、更健康地发展我国的整体传媒文化产业。
传媒经济理论系统涵盖的十大基础性理论是引领我国传媒经济发展的核心理论、路标性理论。这十大基础性理论主要是：传媒二重性理论、传媒生产力理论、传媒结构理论、传媒产业资源理论、传媒产业经营与管理模式理论、传媒产业集团化理论、传媒资本运营理论、传媒多种经营理论、传媒市场营销理论、网络经济的本质理论等。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1+2+1”的传媒经济理论结构模式。
传媒经济理论基础体系中的传媒二重性理论、传媒生产力理论、传媒结构理论、传媒产业资源理论等四大理论系统相互作用构成了传媒经济中枢理论。传媒经济中枢理论是一种引导性理论、灵魂性理论、宏观性理论、聚集性理论、共享性理论、中心性理论、主导性理论，它一方面告知传媒人应该如何科学认识传播媒介和科学开展传媒经济活动以及其他的相关活动，另一方面又告知传媒人应该如何科学感悟传媒现象和自己的传媒行为。传媒经济中枢理论是阐述传媒的性质、功能、走势等传媒的重大理论问题，不是阐述传媒运作的具体技巧，但是它可以引导传媒人通过自身对传媒经济中枢理论的感悟而创造出具体的、具有特色的传媒经济的运营技巧。
传媒经济理论基础体系中的传媒产业经营与管理模式理论、传媒产业集团化理论、传媒资本运营理论、传媒多种经营理论等四大理论系统相互作用构成了传媒经济造血理论。血对于人体是何等的重要，同样，对于传媒产业来说，它的生存和发展同样需要“血”。传媒产业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血”是从哪里来的呢？简单地说是从传媒产业经营活动中来的，若从理论的角度来说，它是由传媒人在传媒经济造血理论的引导下创造出来的，是以传媒产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传媒经济输血理论――传媒经济理论基础体系中的传媒市场营销理论。传媒经济输血理论与传媒经济造血理论是传媒经济生命理论链条上的两个环节，传媒经济造血理论是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传媒产业如何创造价值（造血），传媒经济的输血理论是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传媒产业如何实现价值（输血）。传媒经济输血理论是从医学中的“输血”理论发展而来的一种新理论。输血理论是当代医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它包括采供血理论和输血理论两个部分。传媒经济输血理论的实质就是借鉴医学领域中输血理论提升传媒市场营销理论的地位和作用，它的任务主要是：（1）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传售各类传媒产品；（2）监督和检查传媒产品的质量；（3）实现传媒产品的价值，保证传媒产业功能和传媒事业功能的实现。
传媒经济纳新理论――传媒经济理论基础体系中的网络经济的本质理论。传媒经济纳新理论是根据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常态现象以及传播媒介生存、发展、壮大的实践要求形成的一种理论。我国有一个成语，即吐故纳新，其原意是指人呼吸时，吐出浊气，吸进新鲜空气。后来，人们常常把扬弃旧的、吸收新的行为称为吐故纳新。一个组织要永葆青春，就应该不断地吐故纳新。同样，传播媒介作为一个实体也必须吐故纳新，只有这样传播媒介才能永葆青春，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才能充分地、更好地发挥传播媒介的作用。但是，传播媒介的吐故纳新既是一般意义上的吐故纳新，又是具有传播媒介特点的吐故纳新。所谓具有传播媒介特点的吐故纳新，主要是指传播媒介实体应根据传媒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调整那些不适应传媒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传媒生产关系，绝不是取消某些传媒实体。比如我国的报刊、广电等传统传媒可以借用网络技术和网络传媒的孵化器作用，推动传统传媒实施吐故纳新，一方面提高了传统传媒的网络技术含量，实现了传统传媒的吐故纳新，另一方面借用网络技术实现了整体传媒文化的融合，为推动我国整体传媒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全方位地发挥整体传媒文化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做好了传媒体制上的准备。
二、广电经济理论结构模式形成过程
（一）广播电视经济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广播电视传媒始于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到现在可区分为两个阶段：1.广播传媒单一事业功能发挥作用阶段。1940～1980年的40年间，我国广播传媒和1958年5月1日开播的电视传媒（1958～1978年称为北京电视台，1978年后改称中央电视台）只执行单一的事业功能，否认广播电视传媒的产业功能。2.广播传媒事业功能与产业功能共同发挥作用阶段。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率先播出了中国大陆第一条电视广告以后，我国广播电视传媒在功能上开始由单一的事业型功能转变成为两种功能――事业功能和产业功能。可见，我国广电人对于广电传媒二重性的认知是从认知广电传媒的事业功能和产业功能开始的。广电传媒的事业功能和产业功能是一种传媒现象，广电传媒二重性是传媒本质的体现。根据认识论的本质要求，人们对于任何事物的认知都是从其现象开始的。可见。广电人对广电传媒二重性的认知过程，是认识规律的一种体现。
随着广播电视传媒产业功能作用的发挥，在广播电视传媒领域内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广电经济学理论开始萌芽。1979年初，当我国的电视传媒广告经营问世以后，电视传媒产品经营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为了保护具有中国特色的广电经济的萌芽，1979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明确肯定了传媒恢复广告的做法，并作了具体规定。1979年12月，中央电视台开办了《商业信息》节目，开始集中播送国内外商业广告信息。1980年1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该台有史以来的第一条广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均先后开办或恢复播出广告节目。
在此情况下，人们对广播电台、电视台能否创收（即经营收入）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传统观念开始动摇。正当广电人困惑和徘徊的时候，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于1983年3月13日～4月10日在北京召开。会议认真总结了第十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的经验，讨论和确定了广播电视传媒改革的基本方针，会议指出：要“自己走路”，要“以宣传为中心”，要“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要“四级办节目、四级混合覆盖”，要“开展多种经营，广开财源”，开创了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1985～1991年的六年间是我国整体传媒经济元素发现最多的六年，也是广电传媒经济发展最快的六年。在这六年间，就传媒经济元素问题学术界进行了认真讨论，进而科学地确定了哪些是传媒经济元素，哪些不是传媒经济元素。比如新闻就不是传媒经济元素，它是新闻学的核心元素，但是，也是发展传媒经济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六年间，在广电传媒经济理论上确定了广播电视也是生产力理论、传媒二重性理论等传媒经济理论元素；在广电传媒实践上，于1986年12月15日，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经广播电影电视部和广东省委的批准成立，其办台方针是：“大众型、信息型、服务型、娱乐型”；呼号为：“珠江，珠江，珠江通四海，经济第一台！”从此时起，中国大陆第一个直播电台――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用全新的广播方式开始了播音。1990～1993年，我国相继成立经济广播电台14家、经济电视台10家、有线电视台12家。
1992～1995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广电传媒开始进入了市场。
1996～2002年，中国传媒经济理论博弈进入高潮。1996年5月29日，全国首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事业集团宣告正式成立，并宣布从即日起中国传媒业走上了集团化发展的道路，同时在传媒理论界也开始了中国传媒集团应该是产业性还是事业性的博弈。1999年6月9日，中国第一家城市广电集团――无锡广播电视事业集团宣告成立，此后，中国传媒集团性质的博弈进入高潮。2000年12月27日，中国第一家省级广电传媒集团――湖南广播影视事业集团宣告成立；2001年12月6日，中国最大的传媒事业集团――中国广播影视集团挂牌，标志着我国广播影视事业管理体制和事业性运行机制“重大改革”的全面展开，广播影视事业集团化运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003年以后，一方面广播影视事业集团的弊端日渐暴露，另一方面广播影视产业的优势在“夹缝”中有了一定的发挥。为了促进广播影视产业的发展，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明确提出“产业化年”的口号。2005年1月，广电总局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不再组建广播电视事业集团，对已组建的广播电视事业集团改为“总台”，同时对“总台”进行“产业化”改革，并恢复了建立“制播分离”制度的政策。2005年以后，广电总局没有审批一家广播电视事业集团，但是有相当多的省市成立了与“总台”并行的“广播电视台”。2010年，国家广电总局批准安徽、黑龙江、湖北等省成立了网络广播电视台。现在，我国的广播电视传媒正朝着传媒融合化、一体化以及整体文化的方向稳步健康地发展。
（二）广播电视经济开始走向成熟
我国广电传媒经济同我国整体传媒经济一样，是逐步走向成熟的。
1.广电产业经营已市场化。自1978年以来的三十多年间，我国广电传媒产业从“无”到“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再到产业化经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在它的变化过程中，我国广电传媒人创造了许多广电产业经营市场化的经验，其中有两种广电传媒产业经营的经验是一定要写入传媒经济发展史的，因为它体现了广电产业发展的一种规律。这两种广电产业经营的经验是：一是由央视传媒人创造的黄金传媒资源广告招标式的广电广告产业经营模式；二是由湖南广电传媒人创造的用广电经济活动塑造企业形象的传媒产品经营模式。
2.广电传媒经济政策已逐步走向完善化、科学化。从整体传媒经济来看，比较完善的、科学的传媒经济政策体系已基本形成，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科学实施这些政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多年间，如果把我国制定的传媒经济政策细分一下，大致可分为四类：其一，辅助类政策，即新中国建立初期，为解决报纸所需资金短缺问题所采用的政策；其二，事业类政策，即1956年我国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22年间制定的关于传播媒介的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其三，“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类政策，即1978年国家财政部批准的《人民日报》等八家在京新闻单位可试行的一种办报模式；其四，产业类政策，即在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类政策的博弈中以渐进式态势逐渐走向完善化、科学化的传媒产业政策。这类传媒产业政策体系的形成大致可区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83年中央37号文件确定的“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二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定；三是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十报告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一条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之路的论述。十年来，我们在认识上的一大突破就是将文化区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双轮驱动，两手抓，两加强等，并在党的重要文献中，全面阐述了我国传媒文化产业政策。
3.广电经济理论已体系化。基于整体传媒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广电经济理论也已体系化。所谓理论体系一般是指基于某一公理的演绎。传媒经济学是一门社会学科，它的理论体系就是基于传播媒介的特点和运营规律而形成的一种被社会认可并能指导传媒组织或机构实体依据传媒运营规律持续发展的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传媒经济理论基于的一种“公理”。对于传媒来说，这一“公理”就是传媒二重性理论，它是实现传媒经济平衡发展的支点理论。不管是人类社会还是自然界，只要发展，就必须保持平衡。因此，保持传媒活动各要素的平衡、有效开发传媒资源是传媒人追求的基本的价值目标。但是传媒活动各要素的平衡是相对的，是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传媒人为了促进传媒业的发展，必然追求新的传媒平衡并努力保持这种平衡，因为平衡可以表明传媒业已实现了一定意义上的统一、和谐、一致，标志着传媒业已在原有平衡的基础上，经过平衡与不平衡的博弈进入了一个高水平的平衡。传播媒介同其他事物一样，就是不停地从不平衡进入平衡，循环往复，进而促进传媒业的发展。可见，传媒经济理论体系化必须具有三组基本的传媒经济理论系统，即传媒二重性理论系统、传媒资源理论系统、传媒平衡管理系统。传媒经济理论体系内的这三组基本理论系统的科学结合度是决定传媒产业发达度的重要因素，也是检验传媒经济是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
4.广电经济活动制度化。长期以来，我国的传媒制度是单一的、“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特别是广电传媒更加强调公有制。后来，随着我国传媒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发展，除在传统传媒领域仍然坚持公有制外，在新兴传媒领域采取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
就传媒经济活动制度来说，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传媒经济活动的主体已经多样化，既有公有制性质的实体，又有集体性质的实体和个人。但是大部分传媒经济活动是由传播媒介主办和发动的。
就传媒管理体制来说，当前的传播媒介基本上是以事业性管理为主，产业性管理所占的比重还不大。但是，从传播媒介的发展趋势来看，传媒文化产业在整体文化产业中的主体地位决定其产业化管理所占的比重将会增大。具体来说：（1）报业传媒将实施“三分开”的管理体制，即产事分开、产政分开、管办分开。通过“三分开”的管理体制的实施，一是改变报业的高度垄断状况，二是纠正“千报一面”的现象。从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开始实施“三分开”管理体制以来，虽然推广较慢，但是效益还比较理想，因为“三分开”的管理体制，有利于报业尽快转企改制，有利于更充分地调动报人办报的积极性，有利于更好地利用报业资源，有利于改变过去“千报一面”现象，是报业传媒体制改革的最佳途径。（2）广电传媒应实施“制播分离”制度，这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业界率先提出来的改革设想。经过18年的反复实践，证明这是广电传媒实施管理体制改革的最佳选择。（3）我国的网络传媒应建立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结构，实施传媒产业化经营，充分调动各类网络传媒的积极性。
总之，根据我国传媒产业制度的特点，要解决当前我国传媒产业机构中存在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经营好公有制传媒产业的同时，支持和扶植民营传媒产业公司的发展，以便更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促进我国传媒经济的发展。
5.广电传媒经济教育规范化。传媒经济理论作为一门专业课走进大学课堂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其中作为一门知识课较早走进大学课堂的应该是《广播电视经济学》。所谓广电传媒经济教育规范化就是说《广播电视经济学》作为一门新专业不仅已经走进大学课堂，而且从1995年起，我国的一些高校已根据国家教育部的统一规划开始招收传媒经济学类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2002年，中国传媒大学还招收了我国第一位传媒经济学博士后。从此，传媒经济学就成为我国高校的一门常设课程，既有规范化的《传媒经济学》专业课程设置，又有相应的《传媒经济学》教材建设，传媒经济教育已被纳入到了我国规范化教育的行列。
三、未来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
基于我国已形成的广播电视经济理论结构模式和我国广播电视经济开始走向成熟的传媒环境，未来我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应该是：建立整体文化框架下的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即树立科学的整体文化观，深化城市广电传媒体制改革，加快实施转企改制，促进广电传媒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城市广电传媒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这是我国未来城市广电传媒发展的一种科学的发展模式，只有从整体文化的角度和整体传媒文化的视野去改革城市广电传媒、去发展城市广电传媒，我国的城市广播电视传媒才能够快速发展，才能够大发展，否则，企图把城市广电传媒做强做大是不现实的。现在，根据我们党和国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深化整体传媒文化体制改革的社会环境、技术环境、政策环境、理论环境都已具备。对于我国城市广电传媒来说，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抓住机遇，既要在宏观上弄清楚我国“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大好形势，又能从本地实际出发，科学地实施转企改制，不断“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这样，不久的将来，一个具有中国整体文化特色的新的城市广电传媒将会出现在世人面前。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战略思想，它一方面科学地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对于文化体制改革以及文化管理体制、文化生产经营机制、文化法制建设、文化市场培育等都作了全面部署；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命题，并把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首次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进行了讨论；党的十再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一定“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已进入了快车道，有关“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战略思想日渐明确，推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政策日渐完善。这种宏观的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已为深化我国传媒文化体制改革、解放传媒生产力做好了准备。
从文化和文化产业理论的角度来看，人们不仅在思想上认识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在理论上弄清楚了文化也是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弄清楚了要增强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就必须推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就必须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就必须大力发展重点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传媒文化产业。
任何一种传媒产业都是传媒文化产业，都是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支柱性文化产业，其发展受着两种力量的支配，即受传媒发展规律的支配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支配，特别是受传媒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支配。传媒经济活动是所有传媒活动基础，因此，传媒经济的发展同样受传媒发展规律的支配和社会生产力以及传媒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支配。作为传媒发展规律对于传媒经济的支配力量是永恒的，但是传媒发展规律对于传媒经济活动的支配力度是同传媒人对于传媒发展规律的认知度和驾驭度相联系的。那就是说，传媒人对于传媒发展规律的认知度越深、驾驭度越娴熟，传媒经济发展就快些，反之，传媒经济发展的速度就慢些。但是，还应该明白：从总体上来看，不管传媒人对于传媒发展规律的认知度如何，传媒发展规律对于传媒经济的支配作用是不会改变的，这是真理，是不可怀疑的。作为社会生产力对传媒经济的支配力度通常是指社会生产力对传媒经济的影响力，其核心是传媒自身的力量，即传媒文化生产力或传媒技术的作用力。比如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不仅产生了许多新传媒，而且也促使传统传媒焕发了“青春”，衍生了新的生命力。现在，我国的传媒经济在传媒发展规律和社会生产力的支配下，不仅得到了健康、快速的发展，而且它正在促使我国的分散性的传媒文化、“独立”性的“传媒小文化”朝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整体传媒大文化的方向发展。分散性的传媒文化造成了我国传媒文化机构“林立”和在传媒资源利用上的浪费；“独立”性的“传媒小文化”造成了传媒实体的“小而全”“大而全”和“重复建设”，严重影响了整体传媒文化功能的发挥。造成我国传媒文化的分散性和“独立”性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我国的传媒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渐进性，二是由于观念更新的滞后性。传媒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渐进性造成了我国长期的单一纸传媒文化独占鳌头的传媒文化模式，不会与新传媒合作，更不会与新传媒分享传媒资源，于是，当一种新传媒产生以后不得不另立炉灶，实施分散化独立运营。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新传媒越来越多，形成了我国目前多传媒并存的局面，或者说是多传媒割据的传媒结构。观念更新的滞后性造成了我国传媒文化组织职能发挥的局限性和组织职能的相互制约性，使本来就具有局限性的我国传媒文化组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内耗，既影响着传媒文化组织职能的发挥，又影响着我国传媒文化的发展。根据我国传媒文化体制改革实践提供的经验，要改变目前我国传媒文化现状，必须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基本精神，不断提高传媒融合的品位，在实现传媒高层业务融合的同时，积极推进传媒文化机构之间的融合和传媒文化机构与相关宏观文化机构的融合，逐步改变我国分散性传媒文化和“独立”性“传媒小文化”的现状，努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文化”，即整体文化。
实现分散性传媒文化和“独立”性“传媒小文化”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整体“大文化”的转变，是传媒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聚合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的结果，也是未来我国传媒经济理论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过去，对于传媒文化经济与我国宏观文化产业经济的关系问题研究的较少，只是在传媒经济学体系的研究中、在传媒经济整体理论体系的研究中以及传媒经济发展走势的研究中，对于整体传媒文化经济的发展及其在我国宏观文化产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论分析，其目的是为了给未来我国传媒经济的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从现在起，特别是党的十以后，传媒经济理论研究的任务是：在已创立的传媒经济基础理论的基础上深化研究整体传媒经济理论和文化产业经济理论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用科学的“大文化”观统率传媒经济理论研究、指导传媒文化经济理论研究，从“大文化”的角度去解决传媒文化经济活动中的一切问题。这既是传媒经济理论研究的重心，也是我国传媒经济运营的重心。
城市广电传媒是我国广电传媒产业的基础性产业，它具有数量多、差异大、资源丰富等特点，它既是我国城市文化事业的主力军，又是我国城市文化产业主体产业。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我国整体文化实力和竞争力过程中，城市广电传媒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建立整体文化框架下的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无论是对于整体广电传媒文化的发展，还是对于整体传媒文化的发展以及整体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因此，要建立整体文化框架下的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当前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其一，在思想认识上，一定要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把握文化、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把握我国已形成的广播电视经济理论结构模式和我国广播电视经济开始走向成熟的传媒环境对于建立整体文化框架下的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的意义；把握传媒生产力就是传媒文化生产力，它是我国文化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在理论上，一定要明确城市广电传媒文化产业是我国文化产业的主体产业，是实现城市传媒资源整合的一种主导性力量。
其三，在资本运作上，一定要面向资本市场，充分利用传媒文化产业的技术含量高、产业链长、盈利点多、资源广泛等优势，有效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促进城市广电传媒文化产业的发展，提高社会资本的利用率，满足社会投资者的需求。
其四，在广电传媒产品的经营上，一定要提高传媒产品品牌的影响力。广电传媒产品经营者可以借助于传媒产品品牌的力量占领市场、获得盈利，促进广电传媒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提高传媒产品品牌的影响力，必须强化品牌策划，必须打造那些具有本地特征的传媒产品品牌，打造那些贴近本地受众文化心理和审美诉求的传媒产品品牌，用这些品牌产品提高城市广电传媒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其五，在城市广电传媒资源开发策略上，一定要注意其层次性，既要重视对重点资源的开发，又要避免对资源的浪费；一定要注意提升城市广电传媒文化产业的规模化，这是实现城市广电传媒优势资源科学开发利用的关键。
总之，要建立整体文化框架下的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既要重视当前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的实际，又要重视我国已形成的广播电视经济理论结构模式，并把二者科学结合起来，这就是立足于当前去规划未来中国城市广播电视传媒发展走势的基本的实践依据和理论依据。任何一种科学的理论总是要发展的，不发展的理论不是科学的理论。传媒经济理论是一门新生的应用传播学理论，传媒经济学所阐述的传媒经济理论是一种科学的理论，它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它一定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传媒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有所创新。这就是理论的发展规律，是不可抗拒的。科学理论的生命在于发展，在于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当我们规划的未来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任务实现以后，还会有新的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的实际和以新的传媒经济理论为依据而建立的未来的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这就是规律的作用，就是科学的传媒经济理论的作用，就是城市广电传媒发展必经的路径和发展方向。
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篇7
我国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历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但近年来，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作为财政学理论基础的地位受到很大冲击：一方面，西方经济学从思维方式、分析方法上对传统经济学形成冲击；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似乎又拉大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差距。我国财政理论中应用理论的研究较为滞后，多限于对财政分配过程的描述及对现行制度政策的诠释上，尚未形成科学完整的应用理论体系。因此一些应用经济学理论纷纷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挂钩而与传统经济学脱钩。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如同自然科学知识一样，“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无阶级性的”。“这些基础理论的内容，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财富。”“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学只要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就行了，不需要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这种观点未免失之偏颇。首先，西方经济学应用的前提、条件在我国并不具备，照搬显然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持上述观点的人恐怕并没有深入开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宝库，就断言它已经不适合当代中国的需要了，实在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误解。为了在科学的基础上建立当代中国财政学的理论基础，我们认为应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一、理论基础的完整性
任何一门科学理论都有自己区别于其它科学的独特研究对象，而要正确、有效地探索和掌握研究对象的性质、特征和运动规律，必须要坚持理论覆盖面的完整性，首先就要求理论基础的完整性，在此基础上构建内容完整、层次清晰、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例，其三个组成部分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必须把它们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加以理解。哲学是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任何财政经济理论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国家政府等观念，都是一定的哲学思想运用于这些领域得出的结论，它是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的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界定财政的概念、性质、运行体系、职能范围等基本理论问题，明确财政作为国家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前提与国家的本质联系以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有利于国家职能实现等问题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剩余价值学说以及经济周期理论等，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调控理论和相应的财政政策理论的理论基础。三个组成部分有机联系，不可分割，如果只以其中的经济学说作为理论基础，很难全面地认识这种经济学说的哲学渊源、社会实质，也就很难运用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指导实践了。
二、理论基础的政治性
关于财政同政治、国家、社会之间的辩证依存关系，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根据对历史实践经验的科学分析，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断，如：从社会制度产生和建立的角度，作出：“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的理论；从国家和政府的存在与职能实现的角度，作出“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和“废除捐税的背后就是废除国家”以及“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的结论；从国家改革策略任务实现的角度，作出：“如果我们在财政政策上没有成就，我们的一切根本改革就会遭到失败”的结论；从财政与政治关系的角度，作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结论，并把财政工作看作是“最大的政治工作之一”，把政治观点确定为财政工作的首要观点，认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可见，政治性是财政的本质属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古往今来一切国家，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是利用国家、法律、民主等形式，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政治上的统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家的立法机关（议会）通过民主程序实现对政府的立法监督，体现出相当的权威性和实效性，是实现财政管理法制化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当前我国财政管理制度存在着相当随意的现象，制度多变，缺乏可行性和权威性，财政管理中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相当普遍，民主法制制度不够健全，财经纪律松驰，方针政策贯彻不力，职能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因此，以民主法制为依据的现代财政监督机制亟待建立，确立财政学的理论基础，也决不应把国家、法律（特别是宪法）、方针政策等因素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甚至有意无意将其排除在财政范围之外。
三、理论基础实践性
财政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必须为财政实践活动提供科学的指导。在揭示财政活动规律的同时，又必须研究如何使财政活动规律在我国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财政科学理论之所以称为科学就在于它能为实践提供有效的服务，体现财政理论的真正价值。我国财政理论研究长期以来偏重于基础理论研究而忽视了应用理论和决策理论的系统分析，出现了财政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原有的财政理论已不能完全反映当前的现实，不能充分解释新体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财政理论必须发展才能在实践中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近年来，我国财政理论研究以科研服务于实践为宗旨，将财政理论的层次扩充到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决策理论三个层次，重新界定了完整体系的财政科学研究方向，这不仅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科学理论抽象过程的内在要求，也符合财政理论应用于财政实践的实际需要。应用理论与财政实务密切联系并直接指导财政实践。目前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财政应用理论研究面临着新旧交替特殊的理论和实践环境，选准理论研究的实践起点至关重要，它决定财政应用理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而要选准实践起点，必须将现实和发展结合起来：一方面对新旧体制并存时期的财政活动规律、政策原则作必要的研究和总结；另一方面要循着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路去构建科学完整的财政应用理论体系，指导财政工作，巩固和发扬成绩，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和矛盾，保证财政工作更好地实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四、理论基础本土化
中国财政学必须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首先中国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理论应当研究市场机制和公有制、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内在统一性，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其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经济理论应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第三中国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经济理论应研究经济改革的规律性，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服务。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巨大变化，使作为财政学理论基础的传统经济学面临严峻挑战。当经济理论不能解释某一特定的经济现象时，经济理论必将有所创新。而要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经济问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创立和发展了包括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经济理论立足于中国实际，着眼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深刻揭示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规律，创造性地发挥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伟大的创举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也对我国财政学理论研究进行了合理的定位，即我国财政学理论必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其研究的逻辑起点，以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条件下，财政保证国家职能实现为研究主线，以财政分配、财政管理、财政调控的规律为研究的主要内容。邓小平经济理论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确立当代中国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必须以邓小平思想为重要的指导思想。
五、理论基础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在实践中不断吸取营养和丰富发展，包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西方经济学。尽管西方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代表和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但并不意味着它毫无可取之处。当代西方经济学很注重研究各种具体问题，得出的某些具体理论观点，提出的某些对策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化生产的某些客观法则，我们可以适当借鉴。另外，西方经济学以经验事实为基础，以经济模型为分析工具，以精确证明现象之间联系的方法，便于证伪，易于操作，我们也可以利用其研究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财政是个历史悠久的经济范畴，古今中外财政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确立当代中国财政学理论基础的重要一点就是要从我国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和西方经济学研究成果中汲取有用的东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批判地借鉴吸收，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随着我国财政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我国财政理论近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何将传统财政理论中的科学成分和近年来我国财政理论创新的优秀成果按财政科学理论体系的内在要求，科学地纳入其有机整体加以改造和完善，这就必须以科学理论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为指导，从我国实际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和具体研究分析的原则，对原有的理财观念加以继承、发展和更新，推动我国财政理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国当前财政理论研究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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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敦胜.《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改革》，《财经问题研究》1997.9.17—23。
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篇8
一、经济类实验教学受制的理论缺陷
目前，在论及经济类专业实验教学时，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实验教学体系构建和实验教学资源建设等问题上。这些问题在实验教学使用的初期阶段确实存在，具有讨论的价值。不过，这些问题大多集中在技术层面，对实验教学与现代经济理论发展之间的关系很少涉及。这是对实验教学粗浅的认识，仅仅将其当成是教学方法的革新，远体现不出实验法引入经济类专业本科教育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更难发现实验教学效果不佳的深层次理论缺陷。如前所述，实验在经济类专业教学中的使用，与现代经济学新兴分支的出现有直接关联，而这些分支大多是打着对现代经济学改造的旗号产生的，如行为经济学以人的心理作为研究基石，就是对现代经济学非现实性的“反叛”。但不可否认，这种所谓的反叛更多的是对经济学的补充和完善，而不是对经济学理论的抛弃和重构。因此，实验方法的使用，不是证经济类各专业理论的伪，恰恰相反，它的使用更多是证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真，自然受其制约。因此，若从理论根基来看，实验教学能取得什么样的效果恰恰受制于经济理论发展中存在的诸多缺陷。
1．缺乏全局意识的整体性
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理解往往是把人物作为基点和划分轴，如对主流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回顾一般采用的是斯密古典时期、凯恩斯宏观干预时期和后凯恩斯分崩离析时期的三分法，但实际上，所谓的经济学传统并不局限于一套主张或者学说，而是包含了许多无法解决的争论以及没有结论的质疑，故对经济学的讲授不能说成是某个人属于或不属于这个传统，只能说经济学是各种思想观念的集合，是总体的思想观念。［7］12－13不过，在经济理论所谓的主流或边缘的区分下，这种思想观念的整体性经常被忽略，在每个时间段内，总有主流的人物和理论存在，他们坚持以他们所看重的视角来解释经济问题，甚至会用他们的视角来解读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这样的发展模式虽有利于通过学派之争促进经济理论整体发展，但也极大增加了对经济理论整体性把握的难度。例如对斯密所作的人性假设的理解，若抛除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作的人性利他的假设，那他在《国富论》中所作的人性利己的假设就是片面的。换句话说，斯密所提及的“看不见的手”的美好图景就是在人性利他和人性利己共同作用的条件下得以产生的，这是斯密所包含的人性哲学情怀和复杂共存的治理理念，只有各种因素同时起作用才能确保文明社会的生存发展。［8］但在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家们却人为省却了斯密的利他道德思想，使经济学理论中有关斯密的内容残缺不全。理论上的这一缺陷也深刻影响到经济类专业的教学，学生只知斯密所说的利己性，却不知其所言的道德利己，四年灌输下来，学生不仅无法获知经济学的全貌以形成多视角的、人文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还可能将经济狭隘地理解为成本收益比较，这样的人才难以满足宽口径要求。
2．缺乏融合精神的合作性
马克•布劳格曾给予现代经济学这样的评价：“经济学已经变成她自身的游戏，而无关于实践的结果；经济学家们逐渐将其领域转变为一种社会数理学，在该领域里，数学系所秉持的分析上的严格一统天下，而物理系坚持的经验相关性则被置之脑后。”［9］从这个评价里，可看出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缺乏融合精神，不仅仅是经济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间的融合，还有经济学理论与社会经济现实问题间的融合，更有甚者，连经济学科内的数学思想与物理思想间的融合都减少了，故现代经济学被批评为“抽象危机”、“黑板经济学”等。以市场理论为例，完全竞争市场模型就是一个极易造成误导的模型，且不论它将我们的关注点放在已达成的均衡状态而非所达成的过程上，单就这种市场模型的不可存在性就让人质疑，现实中非均衡的竞争过程是怎样被这一虚构的静态均衡状态反映的。不得不说，现代经济学对市场的描述甚至远不如斯密来得深刻，在一系列市场模型中，我们已较少讨论市场中存在的有影响能力的人、市场是否需要被组织、市场中的产权如何明确界定和执行、市场如何在产量和价格的双向动态变化中被调节。即便是有了博弈和信息经济学中对行为人的动态模拟，但行为人动态模拟的出发点依然是单调的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对现实世界的抽象虚构是否真的有利于理解现实世界，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理解现实世界，还未可知。但不可否认的是，单一性范式更适合于从某一个角度来认识世界。若想获知现实世界的全貌，那就需要广泛的合作，经济学内的合作、经济学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合作以及与自然学科的合作。现代经济学趋势之一就是开始反思经济理论的假设，用对经验敏感的方法研究更广泛的问题，在此过程中，经济学家加强了与生物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等之间的交流合作。这说明，经济学存在的缺陷也恰是经济学需要改进的内容，在经济学走向单一固化可能的同时，还存在改进发展的可能。在经济类专业教学中，应让学生理解到这一点，即所谓的专业之专应是以宽厚的学科素养为基础，只有通晓历史发展、人情冷暖，才会形成高尚的人格和远大的目标，才会不因追求利益而放弃道德、不因一己之私而不择手段。
3．缺乏人文主义的道德性
经济学诞生时所面临的道德与科学之惑，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规范（价值）与实证（事实）之分，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差异中表现明显。作为科学主义，是以发现事实（真理）为己任，假如说事实是客观存在的，那科学家的任务就是发现它们、总结它们。当然，这种客观存在假定在机械论基础之上，不是由某个终极的造物主创造的，而是像某个巨大的机械装置，它运转的每个环节和每个零件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只需认识并勾画出蓝图即可。故而，科学主义是物质化的，是指向外在的。与科学主义相比，人文主义在三个方面存在差异：第一，问题的根源。对人文主义而言，恶行是问题，对科学主义而言，无知是问题。第二，发展的源泉。人文主义寻找到的发展源泉是更好的道德，或者说，更为完美的善，故人文主义对善战胜恶持乐观态度。科学主义寻找到的发展源泉是更多的启蒙，或者说，对知识的不断渴求和应用促成了人类的发展，故科学主义对理性战胜神秘持乐观态度。第三，个体特殊性与优越性。人文主义认为，人人与众不同，是因为善恶各不相同，需要谴责恶行。科学主义认为，人的特殊性在于是否拥有知识及拥有多少，需要排斥非理性。［5］175－176综合这些差异，会发现人文主义是道德化的，是指向内在的。自现代经济学以来，科学主义推崇的发现真理的实证过程，也成为经济学极力证明本学科属于科学的过程，故经济学研究趋向去道德化、价值中立。不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价值事实的二分法受到质疑，如缪尔达尔在《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要素》中认为的，价值总是决定性的问题，无论处理什么实际问题，价值才是利益攸关所在。［5］172－190这也是经济类专业教学中常让学生困惑的一点，任何一个具体问题的分析，都是在抽象掉时间、地点、文化等要素后来讨论收益成本大小，如经济学可把婚姻解释为具有不同专业化优势的、在能力与收入方面差别很大的互补的男性和女性通过婚姻形式寻求自身及双方收益最大，这种解释让学生在初次接受时很难理解。须知，实际社会秩序的建立是以人性差异为基础的，换言之，抽象概念带来简单结论，而简单结论只会造成简单判断。［5］157当然，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还存在其他一些缺陷，但正像实验法被引入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教学活动中一样，现代经济学还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它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注意到上述缺陷，并在实验教学的应用中克服这些理论缺陷，很有必要。
二、经济类专业实验教学中实证与思辨相融合的建议
更为具体地说，在经济类专业中应用实验教学时重视理论思辨性的理由有：第一，是培养宽口径人才的要求。高校最活跃的因素本来是学生，但我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影响，形成了一种狭隘的专业对口观念。大学教育过分专门化，导致学生知识面不宽，毕业生综合能力偏弱，适应力、创造力、分析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都不强。这对经济类专业的学生尤其不利，因为经济领域知识宽泛，工作岗位繁多，经济类本科毕业生进入社会从事实际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不可能在本科学习期间全部解决，其中大部分应该而且只能在实践中去掌握。故相比理工科重视专业性，经济类专业更应重视满足适应性要求的宽口径，而宽口径的形成需要宽厚的理论基础。第二，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要求。努斯鲍姆在谈及教育公民的重要性时说过：“任何社会都不是纯粹的，每个社会内部都有文明冲突。每个社会内部都有愿与他人共同生活的人，其条件是互敬互重。每个社会内部也都有热衷主宰他人的人。我们必须懂得怎样更多地培养出前一种人，更少地制造出后一种人……学校该做些什么，培养学生从他人角度观察世界、培养学生正确看待人类的软弱无助、培养学生真心关心他人、培养学生的责任感。”［8］32－51这也是提高素质的内在含义，即经济类专业应培养能够互敬互重的学生，做对己对社会都有利的事，而互敬互重的养成需要人文思想灌输。第三，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要求。现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靠单纯引进西方经济理论是无法解决的，需要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经济思想的融合，这是一种创新，即只有形成有道德的利己主义，有节制的合作主义，使各种关系受经济和伦理双重制约，我们才有可能把潜在经济增长转化为实际经济增长。只有坚持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融合，创造出适应现代经济基础和组织建构所需的新的关系结构，才有可能寻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当然，这种创新需要理论的引导和启发。因此，对经济类专业中实验教学的引进，还应从加强实证中的思辨性角度来认识，依据实验法受制的理论缺陷，加强实验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科学与人文的结合，从而提高实验教学效果。
1．重视整体性，形成宽厚的实验基础
一是专业培养方案的通识性设计。经济学起源于道德哲学，在很长时期内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等紧密相连，虽经历了数学化转型，但现今很多经济思想和理论还是需要在人文社会学科大背景下去理解才更为完整，这就要求设计出通识性的经济类专业培养方案。我们在设计经济类专业培养方案时，即按照“平台＋模块＋组”的模式构建课程结构体系，必修课由公共基础课平台、学科基础课平台、专业基础课平台和实践教学平台组成；选修课由专业方向模块和综合素质课模块组成。其中，实验课程组安排在专业基础课平台中，共12个学分占总学分的8％，至于形成宽厚实验基础的通识学科知识主要集中在综合素质课模块中，但在实践中，因是选修课程组，教师和学生都不够重视，再加之选课困难，所起到的通识教育效果不甚理想。若师资有保障，可将通识教育思想贯穿于培养方案的整体设计中。以复旦大学为例，2010年，该校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六大模块为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含24门课程；哲学智慧与批判性思维，含27门；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含33门；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含28门；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含28门；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含48门。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组为人文科学与艺术，含112门；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含160门；自然科学，含90门；医学与药学，含64门。其范围之大，内容之广，确实是真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二是具体实验项目的整体性设计。首先，实验课程所包含的实验项目，至少应当有基础性实验项目与综合性实验项目两大块。所谓基础性实验，是以培养学生掌握学科的基本原理为目标，对学生进行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以西方经济学实验为例，该门课程设计的完全竞争市场均衡实验、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实验、最后通牒和独裁者博弈实验和公共品供给实验等，都是基础性实验。所谓综合性实验，是以巩固课程成效、启发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为目标，通过安排学科知识综合性强、实验方法新颖、构思巧妙的实验，培养学生对知识方法的综合运用及提高学生的学科素养。以ERP实验为例，该门课程模拟真实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实验内容包括全面阐述一个制造型企业概貌、了解企业经营本质、确定产品定位和市场战略、全面计划预算管理等。其次，加强对基础性实验项目设计的整体性考虑。比较而言，综合性实验因更为重要且系统全面，能较好地满足整体性需求；基础性实验虽必不可少，但因经典案例的惯性选择和通俗讲授，反而容易忽略整体性，应加强对基础性实验项目的设计。如若以偏好理论作为实验对象，应认真设计有关启发诱因、权衡反差、极端逆转、禀赋效应和损失厌恶等原理的具体实验项目，组成实验项目组完整地反映偏好理论。
2．重视合作性，形成创新的实验内容
一是实验师资建设。经济类专业实验教学水平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实验教师的素质和水平；二是实验设备、软件和环境水平。若从合作性角度讲，实验教师至关重要。只有实验教师具备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意识，形成跨学科的专业素养和理论水平，才更有可能构建创新性的实验内容，将经济类专业实验置于广阔的学科视域下来进行。因此，学校应当重视实验教学队伍建设，打造一支核心骨干相对稳定、结构合理的实验教学团队，形成一支由学术带头人负责，教学理念先进，熟悉实验技术的实验教学队伍。具体措施可以考虑：第一，鼓励理论综合水平高的教师投入实验教学工作。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并不冲突，恰恰相反，理论水平尤其是学科交叉融合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实验内容创新性的高低。应通过科学有效的实验教师培养制度，培养综合性强的理论教师具备实验技能，能从事实验教学工作。第二，打破传统用人观念和制度，或有计划地引进高水平的实验技术人员，或与实验技术人员展开合作教学。例如，可以采用合同制办法，引进实际工作经验丰富且有较高专业理论水平的证券交易人员担任证券交易实验技术人员等。第三，完善岗位职责考评制度和聘任制度，引入职业风险机制，严格进行考评，对考评不合格的实验教师实行严格的退出机制。当然，还应通过荣誉和利益激励机制提高实验教师的敬业精神，使实验教师能付出更多的心血研究实验内容，提高实验内容的创新性。［9］二是紧跟经济学新兴分支的发展。现代经济学新兴分支的发展，普遍与实验法紧密相关，这既可以成为经济类专业实验教学的素材，更是经济类专业实现创新教育的基础和可能。不可否认的是，现代经济学新兴分支的发展，深刻反映了经济学到目前为止所走过的道路绝不是线性的，即便现代经济学存在单一的公理化规范倾向，但一系列的新兴分支还是再一次证明“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或明确或隐含采用的研究方法、所使用的概念以及何谓经济问题的定义本身，不仅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根据不同经济学家而不同，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经济学家群体之间也各不相同；更重要的是，它们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趋势”［3］423。正像重复博弈理论、随机过程理论、行为经济理论、混沌理论等研究内容所显示的，它们很难单一构建一种能普遍解释各种具体问题的规范体系，但它们都是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换句话说，对应经济问题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相互交织，经济理论的发展也会走向多样性和交叉性。相应的，经济实验会呈现出更为庞杂的合作趋势，包括经济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经济学科与自然学科之间。因此，经济类专业的实验教学应紧跟经济学新兴分支的发展，这虽是挑战，但更多是培育各种可能的创新机遇。
3．重视道德性，形成有理想的实验态度
“经济学不仅仅是人文社会学科的一个领域，它固然为那些因个人兴趣而寻求理解这个经济世界的个体提供了一定空间，但经济学中纯智力追求作为学科发展的主题，在经济学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所有的大经济学家，几乎毫无例外，激发他们学习经济学的动力都是为了改进这个世界，现实问题注定要被织进经济学的经纬之中。”［7］41－62改进这个世界，就是从事经济实验该持有的态度，正如经济学一贯坚持的模型化分析，一系列假定下所构建的模型是用来简化经济世界的，以方便了解世界的特性，可以说，经济学就是简化版的哲学。但简化不等于忽略，更不等于放弃。如何改进世界，先进的理论和方法必不可少。不过，博弈与信息经济理论也揭示出，一个包含所有人在内的大博弈，完全存在一种所有人都欲罢不能的困境，所有人会选择或维持一种对所有人都不利的制度、观念、习俗和文化。这一囚徒困境的产生不是缘于理论和方法的先进与否，而是取决于研究理论和使用方法的目的，或者说，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世界。因此，经济实验的现实构建，以有道德的利己性来探索人们的互动及其后果，是对道德性缺乏的回归，更是实现经济类专业实验教学培养有理想、有道德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