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的利与弊范文
时间：2023-12-16 15:23:27
二胎政策的利与弊篇1
为什么呢？所谓弊，对计划生育来说，就是每个家庭忍受独生子女，以及与独生子女有关的一些不良后果。就单个家庭利益来讲，有两个孩子，比一个孩子要好一些。当然，也有许多家长只需要养一个孩子就满足了。父母有两个孩子，就不容易对单个孩子产生溺爱。孩子长大了，父母老了，就不会因为一个孩子离家太远而感到孤独。
从抚养老人来讲，中华文明，以孝为先。可是，一个孩子往往难以做到“忠孝两全”。任何一个人，在发展事业的过程中，总会遇到力不从心，很难做到既照顾好父母，又把事业做好。如果考虑到三代同堂（有的四代）的情况，养一个孩子的问题更加突出。一对年轻的夫妇，如果各自有父母，父母还有父母，那么行孝的力度就更成问题。
我们打开微信，许多朋友在春节的时候，都不知不觉地拍了全家照秀幸福。一对爷爷奶奶，周围一群孩子，老人就会笑得乐开花。如果老人身边没有这么多子孙，总是一种遗憾和孤独。多一个孩子，也可以减少一些不幸家庭因为不幸的原因失独而痛苦。
另外，能够给每个家庭生二胎的选择，至于自己要不要，本来也是一种对人的尊重，可以提高老百姓的整体幸福度。生二胎不仅对每个家庭有利，到了现阶段，生二胎对整体社会也有利。中国人口已经长期进入低生育状态。为了维系一个人口群体（国家人口）的正常发展（指长期不增长），一个妇女的平均生育率是2.2，而中国目前的妇女平均生育率已经达不到1.5。也就是说，就算现在放开二胎，如果不考虑今后从外国进口人口，中国已经进入长期人口下降的通道。
中国人均GDP，在2014年是7500美元，离全面小康水平还有一半的距离，离进入世界发达水平的距离，还要25年的时间。可我们现在已经出现严重的人口老化现象。现在60岁以上老人占人口比例的提高速度快于人口的增长速度。劳动力明显出现了短缺，适龄劳动力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011年开始下降，尽管短期内可以通过推迟退休年龄的做法来加大劳动力的供应量，但是，老年人的劳动生产率，毕竟没办法与年轻人比。
然而，中国目前面对的最大人口问题还不是老龄化和劳力短缺，而是结构扭曲和逆淘汰。有钱的、受教育多的家庭，政府工作人员家庭，都严格生一个孩子。农村人口、私有企业主多数生两三个。这是造成中国两极分化严重的一个因素之一。城乡差别，人口生育差别，导致教育差别。教育差别，进一步拉大城乡差别，使中国的二元社会，越来越明显。那些受好教育的城里人，更有希望赚更多的钱，而生孩子的欲望更低。那些受教育少的乡下人，孩子多，收入少，就业难，只能出去继续当农民工二代。
这种隔代遗传的富、贫、贵、贱，不是我们希望的社会常态，而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客观事实。独生政策的长期推行，是这种无法弥补的社会富、贱传播最可怕的推手。
农村为什么难发展，就是因为管理的缺位，也是因为计划生育不对称推行所造成的逆淘汰效应。要知道，逆淘汰，城里人并不是得利者，而农村人肯定是受损者。这是一种没有赢家的逆淘汰现象。
只有人口均衡发展，排除逆淘汰现象，中国的人口才会走向均衡发展。人口是经济社会的核心，带有严重结构性问题的人口，在初期发展没有太大的问题，可是，在进入爬坡阶段以后就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定时炸弹。这个炸弹的威力，不小于腐败给社会造成的破坏力。
二胎政策的利与弊篇2
一、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难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了新的难题，即城市中出现的新的特殊群体，流动人口不稳定、不安全因素大量显现。流动人口管理成效如何，直接左右和影响社会治安秩序稳定，面对新时期、新形势流动人口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流入地计划生育管理服务不够，导致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难、管理弱的问题，同时对于流动人口自身而言，流动人口多来自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生活水平较低，在文化素质、法制意识、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方面与城市的要求存在很大差距，受中国传统的性别偏好，这种偏好因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而有其深刻的基础。出生性别比偏高在初期更多地受到对女婴有意、无意漏报的影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B超技术的普及，选择性流产逐渐增多，导致真实的出生性别比升高。因此对城市的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环境卫生等方面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这个问题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应当采取综合的措施加以解决。
二、出生婴儿性别比开始攀升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中国的男女比例是117：100。照此趋势，到2020年全国将有三千万到四千万处于婚育年龄的男青年无女可娶。专家们认为，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直接原因主要是B超等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普及和选择性别的引产。失调的性别比将大大引发买卖婚姻、拐卖妇女、等违法犯罪行为。
三、人口老龄化
老年人口以及老年人口中高龄人口比例的增加，意味着老年抚养系数的增大和社会保障系统的负担加重。35年前，中国的儿童对老人的比例是6：1。但今后再过35年，这个比例会扭转为1：2。这一问题同时也引起了联合国的关注。这个国际组织此前的估算数据显示，如果目前人口发展趋势不变，到204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数量将占总人口的28%，远高于目前的11%。退休人口不断增加，而工作人口日益减少，资金一直严重不足的社会养老体系就有可能崩溃。
四、独生子女的弊端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状来看，中国人口学界的水平都令人堪忧！1980年，当中国开始推行“一胎化”政策时，人口学专家们严重低估了“一胎化”的负面效应，例如，当时估计老龄化现象最快也得在40年以后才会出现，即2020年才会出现老龄化现象；事实则不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在1999年10月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另外一个没有充分估计到的影响是出生婴儿性别比的持续偏高上。当时的估计是“解放以来，我国历年人口统计都表明，男女性别比的比例大体上差不多，男孩稍为多一点。对头胎生一子女政策的利弊分析
利
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弊
1、导致人口年龄结构失衡。到独生子女一代进入成年期时，人力将严重不足，所谓"四、二、一"结构将使所有家庭以及整个社会无法承受。
2、导致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由于重男轻女思想普遍存在，许多人千方百计只养男孩不养女孩，许多地方男孩数已大大多于女孩。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将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3、实际效果不好，有损于政府威信。由于得不到大多数人的真心拥护，执行起来困难重重，在许多地方实际上执行不下去，有些地方的人口增长甚至完全失控。政府的政策不能有效执行，反过来严重影响了政府和政策的威信。
4、不利于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政府部门采取的强制措施往往引起磨擦和对抗，甚至引起许多悲惨事件，使部分群众对政府产生不满情绪，不利于社会稳定。
5、城市紧，农村松，导致高素质人口生育率低，低素质人口生育率高。长此下去，将严重影响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
6、执行过程中容易出现种种弊端。如：有些人弄虚作假，用不正当手段多要准生证；有的地方只要有钱交罚款就能够多生；有些干部贪污、滥用超生罚款；有些人利用先进医疗手段（如B超等）帮助想要男孩的人弃女养男等等，这些都对社会风气有不良影响。
7、许多地方为了应付上级，谎报数字，导致我国的人口统计严重失实。
8、万一独生子女不幸亡故，其父母的后半生将不堪设想。
9、一旦爆发战争，由独生子女组成的军队战斗力较低。
10、独生子女容易产生性格方面的缺陷，“小皇帝”、“小太阳”现象令人担忧，如果一代人中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整个民族的精神状况将受到消极影响。
11、一子女政策没有法律依据，强制推行有违法之嫌，不利于加强法制建设。
建议实行二子女政策
中国的人口必须控制，但控制人口的目的应当是：使人口的增长速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总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因此，制订人口政策必须高瞻远瞩。
为使人均国民收入在一定时期达到某一指标，而采取所谓“急煞车”式的人口政策是错误的。这种政策以短期的、狭隘的经济利益为目标，必将损害全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总体利益。
二子女政策的利和弊
利
1、人口年龄结构将趋向平衡，社会不会因为严重老龄化而陷入困境。
2、人口性别比例不会失调。二子女政策使人们有可能利用现代医疗技术实现每家一男一女（这肯定是绝大多数家庭的愿望）。如果帮助选择胎儿性别时收取一定费用，还可能大大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3、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个别要多生的人会受到大多数人的谴责，因此容易贯彻执行。政策的顺利执行反过来又会提高政府的威信，形成良性循环，使控制人口的目标能够真正实现。
4、有利于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政府出面组织力量帮助实现每个家庭一男一女，必将受到普遍的欢迎和感谢。因为不必采取强制措施，所以不会产生磨擦和对抗。
5、有利于在全国实行统一政策，避免高素质人口生育率低、低素质人口生育率高的不合理现象。
6、有利于子女形成健康人格，“小皇帝”、“小太阳”现象将大大减少，家庭生活将更为和谐、美满，社会气氛将更加祥和。
弊
与一子女政策相比，实行二子女政策的主要问题是：在一定时期内人口增长率较高，总人口数字较大，不利于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两种政策的比较
一子女政策的好处，只有在政策有效贯彻执行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而这在许多地方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即使能够做到，所得到的好处也是短暂的，而且将来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它产生的许多弊病，影响则是长久的。
二子女政策的弊，实际上是相对的，暂时的，它对物质生活水平的影响也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严重。从长远看，如果一对夫妇平均生育两个子女，总人口在若干年内达到峰值后将缓慢下降。即使最大人口数比实行一子女政策多一两亿，其影响也不过相当于一个十几口的家庭又增加一两口人。考虑到新增加的人并非只消费不生产，人们不难估算出他们对生活水平的影响是很有限的。而实际上，二子女政策由于容易执行，会比一子女政策更有效地控制总人口的增长。
权衡利弊，结论是明确的：现行人口政策必须尽快修改，应当以二子女政策取代一子女政策。
以上仅仅是一个提纲，不包含详细论证，但其中的每个论点都是经过认真思考的。
－－希望这一提纲能引起人们的讨论；
－－希望人们的讨论能导致最佳人口政策的产生；
－－希望最佳人口政策能大大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
二胎政策的利与弊篇3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国家将其以每个公民基本义务的形式纳入《宪法》之中，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随着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围绕着这一基本国策的相关法律法规等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不断地出台并完善。不久之前，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一政策的出台将原本就存在的“二胎梦”有了现实的依据。“二胎”政策事关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党和国家有必要将这一政策提高到工作日程上来，进而将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贯彻好，落实好。这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利弊皆有，本论文就将从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出发，浅略分析其影响，进而对该新政策做出客观分析。
对这一问题的提出，我们不免想知道，究竟是在一个怎么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动力使得这一政策能够出台？下面谈谈本人的一些分析和看法：
1.人口方面。随着人口的增长，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口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兴旺发展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像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社会人口形势越来越严峻，社会老龄化趋势也在进一步加重。前不久，新华社报道，上海在预计未来的15年后，将成为老龄问题最严重的城市，社会养老负担将会最严重。与老龄化问题相对应，二胎政策的实行正好给这一重大问题的出现施加了补救，二胎政策的出台不光是针对社会老龄化问题的有效策略，而且也是当今社会的必要举措。
2.家庭方面。在时下社会，普遍存在一种现象，亲情意识淡漠，家族亲属族谱没有了概念，独生子女的盛行，使得原有的亲属概念没有了印象，长此以往，这种不良现象将会进一步恶化。恰好，二胎政策的实行正好给这一现象予以适时的纠正，挽救了人们即将淡化的亲情意识，从而重拾大家庭的和谐和美满。
二、 如何应对挑战
针对提出来的问题，解决问题成了这项政策的关键，关键在于将这一政策在现实生活中得到，照本宣科，空口说白话只能无济于事，为此，为使得这一问题得到切实性地解决，各地方纷纷积极地采取行动，将这一政策开放，以使广大群众能够放心地按照政策行事。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的于子敏教授在他的《人口政策实施根本》一文中明确地提出：“在我国，在人口形势严峻的社会背景下新政策的出台更新是推动力，然而政策的真正落实成了根本的保证。”于教授的这一言论 恰是对解决问题根本的肯定与支持――亦即政策的落实。其中，上海市生二胎新政策的出台，鼓励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夫妻生育二胎，此举应对上海日趋严峻的老龄化问题有了保障，减缓了老龄化的速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单独二胎政策之后，浙江的生二胎政策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特殊情况的生育，在不突破人口与计划生育指标的前提下，由省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制定具体办法，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有政策的实施就会存在影响，无论正面负面。下面谈谈本人对新政策影响的看法：
1.对人口的影响。二胎政策的积极响应与落实，无疑地使得我们人口数量得到扩大。2014《人民日报》最新报道称：“自新政策出台实施以来，预计人口比去年同比增长2.2%。”这个数字清晰地表明了新政策对人口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我们不免担心，新政策的一味放开，对我们这个人口大国来说，压力会不会与日俱增？
2.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上面说到人口的骤然增长是否是使我们这个人口大国压力与日俱增，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人口的增长势必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增长，增长的人口就是一种社会消费，需要社会抚养费的提供，是对社会经济的消耗。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人口增长会让这一阶段持续地时间更长。
3.对人权的影响。二胎新政策是一种人为的政策，然而这一政策对少数人来说是一种权利，对大多数人来说却是一种义务，这不禁让人想到这是否是对人权的一种侵犯呢？本人觉得，这一新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人权的一种侵犯与限制。《宪法》中虽然明确规定了夫妻双方有计划生育的义务，但是这一义务也只是停留在“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的层面，并未涉及二胎层面。现实生活中不缺乏只愿意生一胎的夫妻这样活生生的例子，尤其是妻子一方，与夫一方达成共识，就可以不生育第二胎。妇女有生育的自由权，生与不生，这是夫妻双方自愿的事情，然而这一政策的一定程度的义务强制性，却剥夺了妻子一方生育自由的权利，是对权利，更是对人权的一种侵犯，在这方面，本人是不赞同的。
4.对社会带来的危害以及如何应对社会压力。危害主要表现为人口的增长带来的社会压力，社会的供给范围与能力是有限的，倘若过多的给社会增加压力，使其处于负荷状态，无疑是对社会的损害，这是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就像之前讨论过了的，增长的人口是一笔社会抚养费的开销。从出生到长大成人，衣食住行以及教育等等各方面都是需要社会去投资，去经营，去花费。为此，面对如此巨大的社会压力，我们必须有意识地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应对压力，本人就一方面的例子进行阐述，比如，针对就业，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十八大召开后，强调调整社会经济结构，这将也是一个长期漫长的过程，对就业压力而言，是机遇更是挑战，抓住机遇，应对压力，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三、实施单独二胎新政策的社会意义
二胎政策的利与弊篇4
关键词：新计划生育；政策；思考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2-0009-01
根据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总人口数为1370536875人（含港、澳、台），中国大陆地区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中国仍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仍是发展中国家。此时，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有说法认为独生子女对中国的家庭伦理观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中国应该坚持一胎政策还是实行适当放松的二胎政策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
我认为中国应该坚持现行的一胎政策，部分地区可因地制宜实行适当的放松的二胎政策。原因如下：
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和平年代的“补偿性机制”和瘟疫等疾病的减少，中国出现了建国后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出生率相对较高。而这些人进入适婚年龄后又恰逢80年代初婚姻法的修改，许多不到晚婚年龄的人提前进入婚育行列，中国出现了“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另外自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全国已累计有近一亿独生子女，并陆续进入生育年龄，一旦计生政策放开，可能会引起“补偿性生育”和“抢生”。实行放松的计生政策，“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口，尤其是进入生育年龄的独生子女的存在，将很可能引起新的人口生育高峰。第三次生育高峰中人口增长的基数如此之大，以致于通过一代人的计划生育也即城市一胎，农村二胎，根本无法消化上一代多增长的基数。一旦放松政策，真如有些人所说的年轻人会不理会放开生育吗？但中国人延续几千年的人丁兴旺的梦想传统岂是那么容易可以改变的？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密度不均，主要集中于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城市，这就导致了东西部贫富差距的拉大。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东部的人口继续增多将会导致所剩无几的自然资源以更快的速度递减。中国地大物博，有资源的储备量排名均占世界前列，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拥有量已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大量资源均靠进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虽是迅速发展，但许是“求快而轻好”，资源利用率低下，环境污染问题严重。人口的增多只会导致资源与环境的矛盾更加突出。人口的增多也将加剧竞争，使教育资源、社会福利等分配的矛盾更加突出，交通、住房等基础设施将日益拥堵，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更是贫瘠，人口的增多，尤其是只有数量没有质量的人口只会带来共同贫穷。如此一来，贫富差距问题将更为突出。
经过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抓与宣传，庞大的人口数量带来的恶果，城市居民也许会认同计划生育政策，随着文化素质的提高，生活压力的增大，培育一个孩子的成本逐渐增高，一些人反而不愿意生二胎。但农村居民不一样，他们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教育程度也不高，“多子多福、传宗接代”思想浓厚，一旦放开计生政策，生育率很可能反弹。在计生政策严格实行的时期，在较为落后的农村，超生、逃躲计生委、宁愿罚款也要生的现象屡见不鲜，紧抓政策尚且如此，更何况放开政策？
新的计生政策中明显放开了对农村人口的生育限制，这将难以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如，如今在城市暂居，户口仍在的农民工人口如果生了两胎，农民工队伍的不断壮大必然会导致城市工作岗位供不应求，失业率增加，农民工的户口、医疗、教育等问题也将成为有效城市管理的一大瓶颈，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的稳定。若农民工无力将儿女带在身边，家乡又只剩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的问题又会日益凸显。即使农民工子女在农村工作，也只会造成农村本就贫乏的人均教育资源、医疗设施的减少，加剧本就有限的工作岗位的竞争。
现如今国家间的竞争是人才与科技的竞争，人口政策的放松也将导致教育与人口的矛盾日渐突出。农村人比较不重视教育，到法定年龄就让孩子去打工，有些家长希望孩子读书好，却因自身素质等家庭教育水平不高导致孩子更愿意打工而非接受教育。此外，从客观方面来说，农村的教育设施落后，师资力量薄弱，有些村子甚至关掉学校，只在镇上或是市里开学校。人口的增多，只会让农村人均教育资源减少，教育质量下降，培养出越来越多的廉价劳动力。城市也会面对同样的问题，只是没有农村那么严重而已。这也为国家增加了教育投入的负担。一胎更有利于家长将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而二胎则加重了父母的心理、生理方面的压力。“未富”不是人不够多，而是人才不够多。
有些人将人口老龄化问题归结于计生政策，但实际情况是当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多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他们与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无关。另一方面，医疗条件的提高与生存环境的改善应该才是老年人寿命延长的主要原因。一对夫妻赡养四个老人还要抚养孩子是有一定压力，但是并不如传闻中的夸张，随着社会福利制度的健全，老人都有退休金可以拿，且不会要孩子太多赡养费。当今社会倒是存在不少对父母不闻不问的人，压力从何谈起？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不应当从放开计生政策入手，如何使新生劳动力更加有效地促进社会发展，使老年人口不成为年轻人的负担才是应该思考的问题。至于计划生育造成我国人口性别比失衡观点，也是不全面的。实际上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农村地区人口性别比失调，主要是由于农村重男轻女思想、教育落后问题、B超等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违规使用等。
总而言之，计生政策一旦放松，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对高效的生产方式总体上是弊大于利的，必须不遗余力地推行一胎制，但应注重实施的方式与力度，特殊地域特殊对待，实行适当放松的二胎政策。只有专注于一胎的培育，用发展的效率优先取代速度优先，人才的高素质为主取代高数量为主，才能拉近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单位：郭虹飞 浙江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
倪沈阳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二胎政策的利与弊篇5
【关键词】 二胎政策 人口 问卷调查 matlab 灰色预测
2015年7月17日，是第26个世界人口日。国家卫计委在通报了我国人口和计生工作的情况。我国总人口仍然保持增长，已达13.68亿人。而在全面放开二孩方面，卫计委首次透露，正在抓紧制定相关规定。继"单独两孩"政策全面落地一年多后，日前，传来了生育政策有望再度调整，年内出台全面放开二孩的消息。对此，2015年7月22日，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则重申了着手评估和推进新政，否认了年内实施的说法。不过，对于呼声很高的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不少人口及社会学专家则表示支持，认为"单独两孩"只是个过渡性改革措施，新政在十三五初期就有出台必要。
一.二胎政策
（一）名词解释
二胎政策 是中国实行的一种和计划生育政策相对应的生育政策，指符合指定条件的夫妇允许生育"二胎"。
人口老龄化 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老年人数量的增长幅度、速度大于年轻人数量的增长幅度和速度，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老年人在总人口比例中增长的状态。
（二）二胎政策的发展过程
1.中国经历了长期的抗日战争和内战，人口数量急剧下降，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际，提出“人多就是力量”，鼓励大家多生育，同时“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多个孩子，人口增长迅速。
2.人口增长带来了种种问题，例如资源、土地等的匮乏。1970～1980年，计划生育政策逐步形成并全面推行，1980年～1984年，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抽紧，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自1966年1月28日制订以来，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和发展问题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但计划生育一味的只控制人口数量，忽略世代更替，造成国家严重的老龄化，未富先老的格局。
3.到21世纪初，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又做出了一些调整。在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较发达的城市，计划生育政策有一定程度的放松。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标志着"单独二孩"政策将正式实施。
4.为了更加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对二胎政策的限制条件接触，提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2015年10月29日，中央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二.研究原因
人口是一个国家的最主要的问题，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资源分配，发展潜力等与人口都息息相关，而我国的人口政策的多次变动也从侧面说明了国家对人口的重视程度和人口的重要性。人口过少，会造成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而军事实力也会受到影响，人口过多，会在成资源供不应求，劳动岗位少于需求，社会出现无业人群，出现动乱因素。在严格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三十余年后，我国人口环境与以往相比迥然不同，生育水平长期走低、老龄化加速推进、未来劳动力短缺、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这一系列人口问题已经成为困扰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在制约因素。
三.研究目的
为了探究国家的二胎政策的实施效果，了解影响人们生育的主要原因，分析人口结构的可能变化。以蚌埠市为例，通过分析人口结构，对经济等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四.信息收集
我们选择蚌埠的万达，百货大楼，以及绿地花都、东方明珠等小区。万达、百货大楼作为蚌埠经济流通中心，人流量大，而对小区的分类，从小区的环境分类，即小区的人文环境和经济环境。在这些地方分发问卷，获得信息。
（一）调研准备
1.调查问卷制作
我们询问性别、年龄、工资范围、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有小孩有几个小孩、打算要几个小孩、二胎政策的开放对打算要几个小孩是否有影响以及影响您是否要二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二）.后期整理
1.我们对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整理
2.查找相关资料
五.数据整理
（一）利用matlab做出人口变化曲线图
六.数据分析
（一）历年人口
1980年～1984年，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抽紧，之后计划生育政策逐步稳定。但由于人口基数大，蚌埠的人口仍旧处于稳定增长的状态，但增长速度逐渐减慢，并在最近几年趋于稳定。
（二）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中女性多余男性，无论男女，工资在2500以上所占比重均最大，非独生子女人数多余独生子女人数，没有小孩的人群中打算要小孩的个数1个或不要与两个基本差别不大，而三个或三个以上基本无人。而有小孩的人群中，1个的人数比例最大，也反映了如今大部分是独生子女的事实。而对于二胎政策，大部分人都认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他们生育孩子的个数没有影响。而影响二胎的原因中，除却其他未能详细描述的原因，男性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而女性是经济与个人精力都占有重要比重。
七.原因分析
（1）上一辈人所处年代计划生育还未广泛实施，信息封闭，传统的观念使得中国很多家庭都有不止一个孩子；
（2）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极速发展，而蚌埠作为交通枢纽，且曾经为安徽第一方阵城市，经济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因此大部分人的工资水平都有所提高。
（3）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养儿防老的观念逐渐淡去，抚养孩子也会花费越来越多的精力和金钱，因此生孩热已经消散，很多人选择少要小孩，享受更独立的生活。
（4）因为人们的经济水平提高，曾经的二胎罚款对于愿意生二胎的人而言已经不是一个考虑范围内的事。不愿意生二胎的人不会因为二胎政策而改变想法，而愿意生二胎的人，无论是否出台全面二胎政策，都会选择继续生育，因此，大部分人认为二胎政策对他们没有影响。
（5）对于女性来说，传统的中国家庭大部分需要女性照顾小孩，因此女性除却经济考虑因素，还要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
八.总结与建议
（一）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蚌埠市人口结构不会有较大的改变。
（二）改善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一方面要致力于提高人口数量，另一方面要提高科技，用技术代替劳动力。
（三）政府要加强经济的发展，使抚养孩子所需承担的各种压力与经济负担得以减轻。
九.基于灰色理论的人口预测
（一）假设
1.根据调查问卷可知，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并未对人们生育二胎有所影响，因此我们忽略二胎政策；
2.假设在未来几年妇女适育年龄没有变化；
3.未来几年没有影响人口自然变化的事件发生。
4.在2000年前后人口变化趋势有所不同。2000年以后人口变化开始趋于稳定，为了更好的模拟趋势变化，以2000年及以后数据预测。
（二）灰色预测
1. 灰色模型是利用离散随机数经过生成变为随机性被显著削弱而且较有规律的生成数，建立起微分方程形式的模型。
2.模型原理
灰色系统理论认为一切随机量都是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时段上变化的灰色量和灰过程，对于灰色量的处理不是寻求它的统计规律和概率分布，而是将杂乱无章的原始数据列，通过一定的方法处理，变成比较有规律的时间序列数据，即以数找数的规律，再建立动态模型。
3.利用matlab进行灰色预测，运行程序如下
4.对运行结果进行汇总
由于残差和级比偏差均小于0.02，可知预测模型优秀
5.利用模型做出2016到2021年蚌埠市人口预测
九.预测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1.采用问卷调查，数据更具有针对性与真实性
2.利用灰色预测模型，较好的模拟出人口变化趋势
3.问卷调查的数量过少，结果可能具有偶然性与主观性
【参考文献】
[1] 张璐. 放开“二胎”政策的利弊比较研究.2014
[2] 翟振武 张现苓 靳永爱 .人口政策变化下基于生育意愿的人口预测研究.人口研究.2014.
[3] 张永波. 基于灰色系统理论的预测模型的研究.2005.
[4] 邓聚龙.灰色系统理论教程.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
二胎政策的利与弊篇6
杨成钢（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经济增长能够“消化”新增人口，应该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为什么要调整？用人口指标说话
一是四川人口出现负增长。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以下简称“六普”），相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五普”），全国常住人口增长速度下降，但四川人口出现负增长，2010年人口总量较2000年减少193.08万人。
二是四川妇女生育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六普”数据显示，四川妇女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2.1。今年四川省人口抽样调查显示，除甘孜、阿坝、凉山“三州”地区之外，四川省妇女总和生育率1.67，即使加上“三州”地区，其也只有1.72，远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
三是四川娃娃越来越少。“六普”数据显示，四川省0～14岁儿童人口比重为16.97%，比“五普”下降5.6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未来四川劳动力人口会减少。
四是四川老人越来越多。“六普”数据显示，四川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10.95%，比“五普”上升3.2个百分点。国际上，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7%就是老龄社会，全省老龄化已经来临，独生子女负担加重。
五是城镇化加快发展改变居民的生育观点。“六普”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化率为50%，四川38.7%，虽然四川城镇化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近几年四川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发展趋势加快。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城市人口比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持有“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观念的人数增加，直接影响人口生育率水平，人口生育率会进一步下降。
此外，四川人口还有2个特别显著的特征，一是1100多万独生子女户，占全国1/3；二是“失独户”四川占全国比重最高。这些人口指标显示，四川省“二胎”政策调整很有必要，而且要加快调整。
为什么能调整？处于有利时机
全国人民的呼声很强烈。对于放开“二胎”，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不管是广大干部，还是一般群众，都有比较强烈的意愿，学术界也基本达成共识，生育调整已有舆论氛围。
我国经济增长还会持续，能够“消化”新增人口。从总体上说，现阶段我国经济状况良好，未来保持较快增长是有保证的。经济增长一方面有劳动力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能够承受人口增加带来的负担。所以，完全有能力“消化”新增人口。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即使把“二胎”政策放开，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愿意生2个，因为人口生育意愿不等于人口生育行为，居民的人口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有一个滞后期。因此，很多人不会马上选择生第二胎，这种滞后对政策效应有一个缓冲期，新增人口在我们的承受期之内。
总体来看，现阶段生育政策调整处于有利时期。
两个误区需避免
第一个误区：生育意愿等于生育行为
大样本调查显示，87%的夫妇生育意愿是2个，而且最好儿女双全，一男一女。很多媒体据此得出放开二胎总人口就会翻番的结论，于是，他们反对放开二胎。放开二胎总人口就会翻番，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生育意愿不等于生育行为，更不等于立即生育行为。
第二个误区：人口增长降低了资源、环境的承载力
资源、环境的承载力需联系经济增长来思考。真正影响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是经济增长速度、规模、方式。过快的城市化规模，不适度的经济增长节奏和不恰当的发展方式才是造成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的根本原因。我们既要找到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的真正原因，也要看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在增强资源、环境承载力方面积极的一面。
何景熙（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四川放开二胎生育的时机早已成熟
自1970年代末国家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四川作为一个人口大省是做得最好的省份之一。近30年来，四川的总和生育率从过去的4.0以上下降到现在（全省抽样调查的）1.6左右，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个还要低。30多年来全省共计少生了4000多万人口，为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根据四川省当前的人口形势，应该及时放开二胎政策。
原因一：四川长期少子老龄化使目前人口结构性问题十分突出。一般来讲，一个国家如果总和生育率小于2.1，不能实现正常的人口代际更替。四川的生育率远远低于2.1。被抚养的少儿人口减少，老龄人口增加：目前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4%，65岁以上占10%以上；全省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负担日益加重。
原因二：由于人口红利不可能持续下去，未来会缺乏有活力的创新型人才。过去多年，四川大量劳动力到外地打工，为全国经济包括四川作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人口红利不可能持续下去，因为少儿人口越来越少了。四川劳动力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老化，15～30岁人口在下降，45～65岁人口比例在上升，这样的人口内部结构，其创新能力可想而知。到2030年，劳动力年龄结构中45～65岁人口的比例会高达48%，劳动力都是些中老年人，会缺乏大量有活力的劳动力，特别是高端的年轻创新型人才，这样更不利于四川经济发展。
原因三：缓解四川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至少需要10～15年。到2030年，四川整个人口结构会达到最老化。退一步讲，即使现在放开二胎政策，四川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也得10～15年才能逐步缓解，因此，现阶段必须及时调整二胎政策，时间不等人，在我看来，现在调整已经迟了一步，早在七八年前，我就呼吁调整生育政策，如果当时调整，四川也许会早一点缓解人口结构带来的各种问题。
原因四：不会出现社会不稳定。放开后，短期内生育率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从长期看，人口数量不会有太大的波动，更不会出现社会不稳定。
原因五：独生子女问题多。独生子女责任重、压力大；独生子女的性格和身上的毛病对整个社会影响大；失独家庭不能再生育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大；独生子女增多对征兵和国防建设也有一定影响。
原因六：生育政策城乡不平等，应逐步统一。当年城市实施计划生育政策非常严格，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若生第二胎，会开除公职和党籍，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城市居民实际上为计划生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农村生育政策条件相对宽松。城乡生育权利不平等，应该逐步统一。
原因七：有付出也该有回报。当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四川人民积极响应，做出的成绩有目共睹，为全国控制人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2008年四川发生大地震，伤亡惨重，很多家庭失去了唯一的儿女。我觉得，以前四川人民付出那么多，现在是该回报他们的时候了。
如果放开二胎政策，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分步实施，平稳过渡。双独家庭早已放开，现在应该考虑放开单独家庭（有一方是独生子女）、有残疾儿童的家庭、再婚夫妇家庭。第二步：完全放开城乡育龄妇女的二胎生育。
借这个平台我再次呼吁：四川放开二胎生育的时机早已成熟，希望尽快调整相关政策。
郭正模（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人口学硕士生导师）：
放开“单独”二胎，协调人口数量控制和结构优化的矛盾
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严重失调抑制物质资料的再生产
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实行人口计生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协调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关系，通过人口的数量控制和结构优化有机结合的综合措施，使两个“再生产”的关系处于一个合理、科学的均衡区间。
上世纪50年代初以来，由于我国人口发展政策发生偏差，放任家庭人口无节制生育，使人口增长超过了物质资料再生产增长的能力，带来以高出生率为特征的“人口陷阱”等一系列问题。
上世纪70年代后，我国开始执行严格的以数量控制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的高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少出生3亿多人，使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人口红利”时期。
但是，当我国人口数量控制和出生率下降达到一定程度后，又产生了新的不协调问题，即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严重失调的发展态势，人口的深度老龄化反过来会降低积累率，抑制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使经济发展进入以老龄化为特征的“人口陷阱”状况。目前人们考虑采取适度提高出生率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政策措施，其根本目的也同样在于协调两个“再生产”。
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能够增加资源的人口承载力
人口数量控制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协调人口与自然资源承载能力的关系。目前不少人担心人口数量控制放松，会导致土地等资源难以承载过多的人口。但是我们不难看出，我国过去在制定计划生育政策所依据的人口承载力的理论是设定在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经济社会体系，尤其是基于我国耕地、粮食等资源的生产能力来确定的所谓“最佳人口规模”和“人口数量极限”。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粮食生产能力等资源约束不再是人口数量控制目标的基本判定标准。日本、韩国、新加坡的人均耕地都低于我国，却能够养活那么多人，并且顺利成为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所以，现在再看我国实行的以数量控制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环境下是正确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反映人口承载能力的科学依据越来越显得不足。因为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都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增加资源的人口承载力。
人口再生产具有长周期的特征，调整生育政策才能够满足2030年后劳动力要素的需求
相对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过程，人口再生产具有长周期的特征。一个国家只有通过“未雨绸缪”行动和高瞻远瞩的超前决策，才能够免除人口结构失调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目前，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已经长达30多年后，在人口结构已经进入全面转型阶段，在普遍实行“双独”二胎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单独”二胎的政策，明显的利大于弊：
一是由于我国在2020年前仍处于“人口红利”的收割期，所以人口的适度增长可扩大居民消费与就业的规模，从而拉动经济稳定增长。
二是目前的新增人口经过16-20年的成长周期，才能保证2030年后劳动力供给的平稳增加，而对劳动力短缺起缓冲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深度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负能量。
二胎政策的利与弊篇7
当“单独二孩”政策还被热议时，很多人开始翘首以盼：全面二胎何时放开？有人猜测，“单独二孩”是中国计生政策调整大门开启的第一步，全面二胎应是方向。
在今年两会期间，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表示，全面放开二胎没有时间表。在她看来，中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所以政策可以调整，但国策不能动摇。
在官方表态前，人口学界关于是否放开二胎早已争论很久。
逐步渐进寻找平衡
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看来，中国现在的人口问题，既有人口数量问题，也越来越多地面临着人口结构问题，而这两方面要统筹解决，寻找一个平衡点。“人口总量控制与年龄结构调整，不能非此即彼，只能相互照应，相互妥协。因为，未来的中国不能忍受庞大人口总量的压力，也同样不能承担人口过度和快速老化的剧烈震荡。”
至于放开二胎是否可以进一步缓解老龄化问题，翟振武在与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李建新共同主编的《中国人口：太多还是太老》一书中表示：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数中的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即便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每年都不变，由于出生率的下降，出生人数减少，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也会出现上升。这也就是一个金字塔上部基本不变，底部收缩的过程。而老年人口数量在未来60年内是否增加，与目前人口是否老龄化无关。因为，无论人口目前处于老龄化过程，还是处于年轻化过程，老年人口的增加与否都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确定。
翟振武因此表示，中国未来40年内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多完全是由于25年至65年以前高出生率所造成的“迟到的”结果，它不是现在人口老龄化，或者说，现在生育率下降的结果。从长远的角度看，目前生育率的下降，使出生人数大大降低，它将在65年后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人群缩小，从而减少老年人口数量。“任何生育水平的调整，虽然可以马上改变人口的年龄结构，但是对未来40年中老年人口规模的增长过程却没有任何影响。企图依靠调高目前生育水平去解决老年人口问题不仅无效，而且还会进一步扩大65年后老年人口规模，使未来的老年人口问题雪上加霜。”
翟振武在多次面对采访时均表示，应对老龄化的根本之道在于全面完善社保制度，建设居家养老服务体系，而非急于在当前全面放开二胎。
在他看来，二胎全面放开要有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否则在短期内累计的生育量会非常巨大。
和翟振武持类似观点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刘爽。在国家卫计委2013年11月17日召开的人口学界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座谈会上，她表示中国迄今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异常复杂。不是单靠生育政策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政策调整必然带来人口变化，需要在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积极跟进，做出调整和完善。
参加此次座谈会的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则表示，我国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2013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2亿人以上。预计到2050年左右，老年人口将达到4.4亿左右的峰值，进入超级老龄社会。他认为，目前生育政策的调整只会影响到2074年以后老年人口总量，对于近中期的人口老龄化有微弱的下降作用，但是对远期的人口老龄化有显著下降作用。
原新同时表示，“单独二孩”新政在各地落实后，毫无疑问将增加人口总量，加剧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竞争性。而在近期参加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时他也有类似表达，即马上放开全面二胎会出现一个抢生堆积现象。“我们每一个人在说这个问题时，都应该站在中国现实的土地上，我们已经有了13.6亿人，我们已经有了2亿老年人口，我们不能抛开这样一种现实。”
而在去年11月举行的那次座谈会上，与会人口学界专家在谈及是否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时，基本都认为，目前就普遍实施两孩政策存在着很大风险，不仅会导致出生人口大幅波动，总和生育率短期内反弹到更替水平以上，出现比较严重的“出生堆积”，而且人口总量有可能突破国家人口发展远景规划目标，给我国教育、卫生等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刘爽还表示，她近期在北京做过一项调研显示，北京的幼儿园学位尚不能满足目前的孩子入园，如果在近两三年内再出现出生人口小高潮，将直接导致孩子入园更加困难。
全面放开刻不容缓
与以上观点不同，北京大学社会系李建新教授等人则认为，全面放开二胎刻不容缓。
2013年10月31日，在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组织的“中国生育政策改革主题沙龙”上，李建新曾指出，“现在之所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421’家庭和失独家庭，就是因为从1980年开始实行的以独生子女政策为中心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让中国微观家庭、宏观的人口架构发生了变化。”
而在2014年3月12日举行的以“家庭、生育自由与计生政策”为主题的北大博雅公法论坛上，李建新再次强调，中国人口问题不是由数量众多带来的，而是由结构失衡带来的。他表示，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主张改变政策。“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错失良机，我们人口依然在人口数量的泥坑里没有。”
李建新的看法，其实在他与梁建章合著的《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书中也可看出，两位作者在书中表示，“中国人口政策到了彻底开放、鼓励生育的时候了，中国人不是生得太多了，而是生得太少了。中国人可以多生！需要多生！”
著有《大国空巢》一书的民间学者易富贤显然也属于这一阵营。
在参加3月12日的北大博雅公法论坛时，他表示，依其研究即便现在停止计划生育政策，也难阻止我国人口锐减。
易富贤以上世纪80年代实行“允许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试点山西翼城、甘肃酒泉等地为例，得出30多年的计划生育，多数地方已形成生育的“爬蚤心态”。“就像用罩子限制跳蚤跳的高度，跳蚤长期适应之后，取下罩子跳蚤也不跳了，变成了爬蚤，即使放开二胎生育率也很难跳起来。”
和易富贤一样，原哈佛大学助理教授黄文政也对中国的少子化表示担忧。
在他看来，中国生育率已居世界最低之列，而生育率越低对生育意愿的抑制越强，形成恶性循环。长期极低生育率导致的深度老龄化会加重育龄家庭的赡养负担，进而也会抑制生育意愿，形成又一个恶性循环。
黄文政不认为，在自然资源越来越稀缺的当下，减少人口可缓解资源压力。“耕地不足，淡水危机在中国早已耳熟能详，但权威的报告却显示，中国的耕地和水即使在人口峰值也足够。靠减人来提高人均资源是在削己足适他履。”
坚持一胎不放
黄文政所驳斥的资源论，某种程度，直指坚持一胎政策不放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侯东民。两人在此前参与腾讯网《深水区》访谈时，观点始终针锋相对。
在谈及人口增长对资源消耗问题上，侯东民表示，曾有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大宗矿产基本上全要靠进口。“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危机意识反而拼命增长人口，这不是一个大国应有的态度。”
侯东民甚至认为，到2080年中国的老龄化也不会有太大的实际影响。“目前放开二胎，到2080年我们国家相对要增加4亿人口。也就是说，原来我们计划生育减少的4亿人口基本被抵消了。在老龄化初期，匆忙放宽乃至取消计划生育结果只有一个，只能是加重中国的人口发展矛盾。”
和侯东民同属一个阵营的，还有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参加《一虎一席谈》时，李小平表示，人口政策的核心是使人口尽可能向着适度人口规模靠近。“中国现在的人口已经比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加在一起的总和还要多，GDP只等于美国的一半，建设美丽中国会因为我们放宽生育政策而打了折扣。”
分步放开二孩
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集合蔡昉等人口学界专家于2012年末调研出版的《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中，也对放开二胎发表了见解。
该报告指出，放开二胎并不一定导致生育率的反弹。根据甘肃酒泉、湖北恩施、山西翼城、河北承德，这四个曾实行“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的试点情况看，它们在比较宽松的情况下，人口都保持了低增长，并没有因政策较宽松而反弹。而且，宽松的生育政策，客观上也促进了几个地区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化和人口年轻结构的合理化。
因此针对生育政策调整，该报告曾提出“分放二孩”的方案：第一步，在城市地区和严格执行一孩政策的农村地区即刻放开二胎；第二步，2015年，在实行“一孩半”政策的地区放开二胎，实现全国全面放开二胎的目标。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表示，该方案的提出，是在分别对“政策不变”、“同放二孩”、“同放单独”、“分放单独”和“分放二孩”这五种方案下我国人口到2050年时的变化进行预测和模拟的基础上做出的。“不同政策调整预测结果表明，仍保持现行的生育政策不变不符合中国人口发展的实际和要求。而全国同时全面放开二孩将会造成短时期内生育水平以及出生人口的急剧增加。‘同放单独’和‘分放单独’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前两种方案的弊端，但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贻误时机，且‘分放单独’还存在操作上的困难。”
卢迈因此认为，与其他调整方案的预测结果相比，“分放二孩”方案下的生育水平在短期内比“政策不变”、“同放单独”和“分放单独”方案要高，但要比“同放二孩”方案低。此外，全国同时全面放开二孩将会造成短时期内生育水平以及出生人口的急剧增加，对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产生冲击，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分放二孩”方案和“同放二孩”方案相比，可以拉大生育高峰的出现时段，降低政策调整后出现的生育峰值，有利于对放开二孩的结果进行观察，积累经验，稳步推进。
多年来人口学界的诸多争论或许刚好表明，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它所面临的人口问题复杂性可能是举世无双的，因而计生政策的调整才更需谨慎。
二胎政策的利与弊篇8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6.011
Reflection and Prospect of China’s Birth Controlling Policy：
Thinking from “Couples to Have a Second Baby If Either Is an Only Child”
XU Jun
（School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China ）
Abstract：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 has been a whole generation， which produces not only the effect of controlling and slowing down population growth， but also a very high social cost. Scientific reflection and evaluation of gain and loss of the birth controlling policy not only involves how to treat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interest appeal of the birth controlling stakeholders， but also is a realistic need to deepen the cognition of the law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Given the big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risk which arises from longrunning policies， the paper insists that the policy of “couples to have a second baby if either is an only child” can be only used as a short transition policy， the government should abandon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populationbeburden and let go two births as soon as possible， advocate moderate fertility， so as to promote the population longterm 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prosper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China’s birth controlling policy； the population problem； reflection； the policy of “couples to have a second baby if either is an only child”； prospect
2013年11月15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1]”。这是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意义非凡。然而，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全面实施40多年来，在取得生育率下降、人口转变、减少人口增长等社会效果的同时，也加剧了“未富先老”、新生儿性别比严重失衡等人口经济社会问题，长期存在的人口和经济社会风险提醒着我们，该是系统反思和深度调整这一公共政策的时候了[2]。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推行以来，社会各界从未停止过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争论。如何判定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是非得失？政策及评价者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价值导向和利益诉求？我们能否止步于“单独二孩”的政策调整？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前景是什么？本文将基于唯物史观的立场，采取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尝试厘清这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希冀助推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的永续繁荣。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纷争与得失之辩
1.计划生育政策的相关理论纷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刊物陆续发表了若干研究者类似经验交流的文章。当时，人口学尚未恢复重建，理论研究不够深入，理论界着重阐述了政策本身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实效性。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以下简称《公开信》），标志着我国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出台实施[3]。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确定下来，有关计划生育政策的依据、计划生育工作的成效、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实际困难等论题受到重视。并且，随着独生子女群体规模的增大，学术界开始关注独生子女的教育、心理和人格发展等成长问题。但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理论界呈一边倒态势，大力宣传“只生一个好”，对计划生育政策本身没有质疑，因为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负面效应尚在生成之中。进入90年代，随着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世代更替水平以下，国内少数人口学者意识到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数量为单一目标可能带来的弊端，对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前瞻性分析，提出“少生不是一切”，认为解决现实人口问题的基本战略既要重视“人口论”，也要重视“人手论”。中国需要一种在持续发展框架内进行的人口控制，需要一种综合治理时代所必需的“大人口观”[4]。首次提出如何认识生育政策在人口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人口与生育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通过对我国人口与现代化关系的深入探讨，认为不能将人口问题简单归结为人口数量问题，进而简单化为生育问题；在理论上批驳了“人口多”是“人口负担”的代名词、人口多是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障碍、人口增长率越低经济增长率越高等错误观点[5]。
进入新世纪，各种人口问题开始集中显现。首先是2000年“五普”数据的公布，1.22的总和生育率震惊了全社会，人口学界更是无法相信如此超低的生育水平。为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继续执行严格的生育政策，人口统计专家对普查数据进行了修正，以瞒报、漏报之名将原值提升至1.8[6]。2010年“六普”总和生育率再创新低，只有1.18，人口统计专家再次将其修正为1.5左右[7]。总和生育率历来被视为判断人口转变的核心参数，这正是人口学界争论不休的要害所在。近十年来，人口学家围绕总和生育率的真实水平展开激烈而持久的争辩，直到最近几年才形成我国生育水平处于1.5～1.8之间的共识[8]。实际上，我国总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至今依然迷雾重重。统计部门、计划生育部门、卫生及教育部门乃至学术团体在抽样方法和统计口径上的不一致，导致彼此间测算的生育率差距较大。可以肯定的是，尽管社会流动加剧，存在一定程度的瞒报和漏报，但是最近两次的人口普查数据还是最值得信赖的，可以作为制定或调整政策的重要依据[9]。因为相比于普查，抽样调查同样存在瞒报和漏报现象，而且抽样规模越小、抽样随机性越差、调查组织越不规范，所得到的数据越不准确、越不靠谱。
除生育率焦点之争外，与其相关的若干重要理论也受到高度重视和热议，比如人口转变、人口安全、人口发展战略、人口均衡发展、未来人口发展预测等方面问题。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国内300多位专家学者历时三年在其推出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作出了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规划和预测，其中部分结论和观点遭到质疑，比如认为“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少生了4亿多人；我国人口在未来30年还将净增2亿左右，人口数量问题仍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全国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等等[10]。从这份公开发表的报告中不难看出，作为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规划的智库们，对于我国的人口数量依然忧心忡忡。不过，人们似乎没有看到我国人口形势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家庭户均人口3.10人，比“五普”3.44人减少0.34人，家庭小型化更加明显，家庭脆弱性进一步增强；总性别比虽然由“五普”的106.74下降为105.20，但新生儿性别比自1990年代初以来仍在高位运行，达到117.96；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16.6%，比“五普”时下降6.3个百分点，减少了27.5%，降幅之大令人吃惊；而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3.3%，比“五普”时上升了2.9个百分点，增加了28.4%。并且，中国已不可阻挡地进入了快速老龄化、高龄化时期[11]。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突破2亿，占到总人口的14.9%； 80岁及以上老人超过2300万，空巢老人达到1亿[12]。可见，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简单的数量问题，而是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失衡问题及其衍生的养老保障、婚姻挤压等棘手问题[13]。无疑，少子女老龄化和新生儿性别比失衡状况给我国人口发展及其与经济社会的协调持续发展留下了长期隐患。
在诸多问题论争中，有关人口对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问题备受关注。独生子女政策出台的核心理论依据就是“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大，不利于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反对者认为，一个国家的贫富，归根结底不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口密度或人均资源，而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和人口素质，取决于能否在全球化背景下有效利用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特别要充分利用人力和人才资源。以本国资源环境“硬约束”来设计所谓的“适度人口”规模进而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无疑是“作茧自缚”、“削足适履”。目前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不能简单归咎于人多，而主要是缘于高耗能、高污染、高消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GDP至上的片面发展观和政绩考核机制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资源环境的保护和利用[14]。另外，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快速增长以及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批判的历史回顾，一定程度上也深化了人们对人口发展规律的认识。研究者指出，与当时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口增长率比较正常，和其他国家大体相当，即使不错批马老先生，也会多生所谓的3亿人[15]。况且，当时我国已经开始酝酿和出台计划生育政策，只不过因为党的指导路线发生了严重偏向，干扰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施行。在最近几年的人口均衡发展问题讨论中，学术界开始较为理性地看待人口自身发展规律及其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辩证关系，意识到人口的数量、结构、素质、分布是人口系统的有机组成，它们相辅相成，不能顾此失彼；并且将人口发展置于更大的自然、社会系统中考量，力求探寻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规律，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以便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2.计划生育政策的得失之辩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必然经过三种人口再生产类型和两次人口转变，成为现代型人口国家。但我国是唯一通过严厉的人口控制实现第二次人口快速转变的国家，我们用了1/3世纪的时间便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传统型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型，创造了世界人口发展奇迹[16]。这种急刹车式的人口控制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因为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换言之，我们在收获人口红利的同时，必将偿还因长期严格人口控制而导致的人口负债。
近些年来，对于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利弊得失可谓众说纷纭，功绩论者与问题论者你来我往，各不相让。功绩论者认为，计划生育使我国少生了4亿多人，我国人口抚养比下降约1/3，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1/4，节省了17万亿抚养费，减轻了资源环境的压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了40年的人口红利[17]。有人口学者尖锐地指出，计划生育官员和部分专家夸大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即使将功劳全部归于独生子女政策，也不过少生了2亿多人；如果考虑经济发展、教育普及、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以及妇女普遍就业和社会地位的提高等因素对人们的生育观念与行为的影响，30多年独生子女政策实际只少生了1亿人左右[18～19]。实事求是地分析，计划生育政策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并减缓了人口的快速增长，但与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负面效应相比，政策的效果显然大打折扣。关于计划生育为经济发展提供人口红利的问题，有研究者认为，人口红利是指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这种抚养比负担轻的人口年龄结构是经济发展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基本的经济发展环境和市场制度是利用人口红利的基本前提，我国改革开放政策是人口红利得以发挥的重要条件。进而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主要得益于劳动力多和低成本，与人口红利本身无关[20]。从而否认了计划生育为经济发展直接提供人口红利的说法。
问题论者认为，40多年计划生育特别是30多年独生子女政策制造了一系列重大人口安全隐患和经济社会风险问题，比如少子女老龄化加速、新生儿性别比长期高位失衡、过早的“未富先老”、1亿多独生子女风险家庭、劳动力短缺且老化加剧、数百万“失独”家庭的产生，等等[21]。功绩论者反驳道，少子女老龄化是现代人口转变的必然趋势，是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结果，少子女有利于优生优育、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有利于增加收入和改善生活质量；新生儿性别比与计划生育没有必然联系，主要是中国“男孩偏好”的生育文化导致的结果；“未富先老”尚无定论，我国目前人口负担仍然较轻，正处于战略发展机遇期，只要我们发展了经济和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养老问题一定能够妥善解决；独生子女家庭并不比多子女家庭风险大，在现代风险社会中，任何家庭都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可能；我国劳动力绝对量仍然十分庞大，失业压力依然巨大，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任务艰巨，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失独现象与独生子女政策没有必然关系，对于失独家庭我们也很同情并给予积极的扶助。问题论者针锋相对地指出：“独子难教、独木难支”，独子女的教育成本很高，独生子女不同程度地存在心理和品德上的不足，如果是两个孩子，则会降低抚养和教育成本，优化家庭结构，形成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孩子没有兄弟姐妹、叔伯舅姨姑等亲属，破坏了家庭自然人伦环境，撕裂了中国几千年的家文化[22]。农村“一孩半”政策是造成新生儿性别比长期失衡的重要推手[23]。新生儿性别比20多年高位失衡，意味着我国未来二三十年将爆发数千万光棍危机，婚姻挤压造成家庭和社会的不稳定，家庭和社会难以和谐发展。我国老龄化加速发展，将会严重拖累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04年以来的多次民工荒表明我国青壮年劳动力开始减少，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力人口首次下降，人口红利拐点开始显现[24]。各省市养老金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口，近年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出延迟退休建议就是征兆，如果不及时调整政策，我们将很可能步日本老龄化后尘，当社会严重老化时，国家创新不足导致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乏力。家庭少子女小型化空巢化、社会流动加速、传统孝道精神缺失，致使家庭养老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人口和道德基础遭到严重消解[25]。目前发达国家已经深陷养老金入不敷出的困境，凭什么认为未来中国一定能解决好养老保障问题，国家对我国老龄化、高龄化后果估计和准备不足，存在着严重的风险隐患[26]。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具有天然的结构性缺陷与系统性风险，给我国人口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27]。计划生育人为催生了数以亿计的风险家庭，而且还在执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加大了社会的风险系数，百万“失独”家庭就是这一风险的具体显现。《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显示，我国每年的“失独”家庭以7.6万速度递增[28]。“失独”父母内心痛苦，数百万“失独”家庭对于社会而言是一个永远的痛。此外，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还给家庭和社会制造了诸如贫困、妇孺身心健康受损、道德、腐败、党群干群关系紧张、人口逆淘汰、国防等方面的风险[29]。
基于计划生育利弊得失及人口与经济社会风险的总体性判断，目前学术界存在“适度放宽”、“维持现状”、“适度从紧”三种观点，而持有“适度放宽”建议者较多。除以“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为代表之外，代表性的建议还有陈友华的“四步走”、曾毅的“二胎软着陆”、桂世勋的“双轨制”、王金营和赵贝宁的“放宽二胎，严控三胎”、翟振武的“不能踩急刹车”等调整方案[30]。令人欣慰的是，经过部分专家学者的学术自觉、持续论辩以及互联网等现代媒介的广泛传播，反思和质疑计划生育政策的声音已经引起决策者和普通民众的重视，“单独二孩”政策调整可以视为这一努力的阶段性成果。
二、对计划生育政策是非得失的价值评价
从上述计划生育政策的是非得失之辩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基于人口生育现象本身的学术思考，还是对计划生育引发的人口与经济社会问题的批判反思，都会涉及一个更具本体论意义的命题，即关于政策本身的价值导向和评价者的价值取向及其评价背后的利益动机和行动逻辑问题。无疑，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价值导向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价值导向，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国家出台计划生育政策随后改为独生子女政策的初衷就是要强制性控制人口的自然快速增长，人为减缓人口增速、减少人口增长直至实现人口负增长，以便形成一个适合我国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度人口”，人口要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一切政策措施都要服务和服从于国家发展战略。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国家主义的价值导向。从评价者的价值取向看，如果对计划生育政策持积极肯定的态度，那么在评价政策效果时会有意无意地偏袒政策或放大政策的正效应；反之，则很可能拒斥政策或放大政策的负效应。那么这种价值取向的根源是什么？我们认为，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就是对人口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评价者究竟是将人口视为正价值还是负价值。如果将人口视为负担和包袱，或将人口视为经济发展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则必然积极支持和维护现政策；如果将人口视为正价值，尊重人的基本权利，重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则必然否定和力图改变现政策。进一步追问，哪些人更倾向于支持和维护现政策，哪些人更可能站在反对的立场？正如我们在批判唯心史观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仅仅考察人们活动的思想动机，更应探究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动因和经济根源。当然，毋庸讳言，在梳理学术界有关总和生育率之争、人口风险及政策得失之辩时，必须承认，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对学术界具有强烈的导向和暗示作用，并且人口及相关领域权威专家在政策制定和历次调整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智库作用，我们仅从1980年《公开信》的发表、中央有关“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决定的发布以及2007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出台中便可看出端倪。
德国古典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呼吁研究者在学术研究中尽可能做到价值中立，但是学者不是圣人，不仅存在个人利益，也存在个体的价值偏好，难以做到价值中立和学术坚守。而学术坚守是建立在责任良心和学术规范双重基础上的，如果偏执于道德说教或学术偏见一端，就会陷入道德自负或学术自负。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主义导向意味着价值中立从一开始就不成立，在一边倒的强势价值导向面前，反对者的声音弱小而难以传播和获得公众的认同。当然，大多数反对者本质上也是一种国家主义的价值取向，他们与当下支持者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考虑的是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和长治久安问题，而非短期的社会效益。
从计划生育实践和对政策的持续争论中我们隐约看到两种现象，一种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及其代言者之间的博弈，一种是对人口自身及其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探索。第一种现象突出表现在政府与民众的生育权利之争以及彼此间迂回曲折的博弈。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理性反思和大胆质疑仅仅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民众代言人主要包括人口学者在内的少数社会学者，还有个别海外学者及民间草根人士；而强势部门代言者则阵容强大，人口学家首当其冲，还有参与政策制订规划的自然科学家以及其他掌握学术话语权的专家学者群体。民众代言人在和强势部门代言者初期理论交锋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和下风。因为政府通过长期舆论宣传让计划生育观念深入人心，普通百姓逐渐视之为自然，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晚、稀、少”政策倡导与大多数群众的生育愿望较为接近，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认可，为计划生育的推行奠定了重要的心理认同基础。所以，尽管20世纪80年代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遭到农民的抵制被迫做出部分调整，但总体上民众还是接受了现行的生育政策。与学术界两大代言者实力悬殊相比，民众在与政府的博弈中也是弱势一方，但是民众采取了“务实”的软硬兼施策略，或以种种方式拒交超生费用或靠拉关系走后门偷生、超生，利用政策漏洞和性别鉴定技术选择性生育。一句话，真正想生的家庭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生育目的。少数地方政府和计划生育部门在一票否决制的考核压力下，也采取了瞒报、漏报的投机主义手腕，甚至在社会抚养费诱惑面前干起了钓鱼执法的勾当。
第二种现象的发生可能是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彼此间的矛盾显现使然，所谓实践出真知。一方面，长期的计划生育实践在带来一定社会收益的同时也付出了昂贵的社会成本，并衍生了相关社会问题，这在客观上促使学术界反思计划生育政策的利弊得失；另一方面，单纯控制人口数量导致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的失衡迫使人口学界关注人口自身发展的规律，同时，人口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引发学术界对人口与经济社会关系的辩证思考，有关人口安全、人口红利、人口均衡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等概念应运而生。可见，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发展得益于对中国当下社会实践的经验概括和理论提炼，而相关学科的成长对于生育政策的调整完善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进入新世纪，包括部分政府官员、“两会”代表委员、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管理学家、法学专家、人文学者、企业家、海外学者及民间研究者等在内的各界人士加入了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反思和探讨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全社会对我国现行生育政策的了解和理性思考，使人口研究跳出单学科的狭隘视角。不可否认，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科学发展观的广泛传播对于反思现行人口政策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关系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对于社会问题的评价，我们应该注意问题本身的特性。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K.Merton）认为，社会问题具有主客二重性特点，主观性表现在社会中人们的认识和评价之中，他们明确肯定或否定某些东西为社会问题；客观性则表现在被评价的实际对象之中[31]。人口生育问题作为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亦是如此。人口与生育问题既反映了人口内部失衡以及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矛盾问题，也反映了长期以来的生育利益之争，折射出一定的主观建构色彩。其主要取决于生育政策的导向、利益相关者对待人口生育问题的态度以及经济社会等环境变迁情况。
三、我们不能止步于“单独二孩”政策
我国独生子女政策在饱受争议中施行了1/3世纪，迄今整整超过一代人的时间。2013年底，中央在《决定》中明确提出“单独二孩”政策调整，这是对1980年《公开信》中承诺的“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的一种回应，意义重大，值得肯定。社会各界备受鼓舞，最近一直热议此项政策带来的积极效应，并对具体实施中应注意的事项作出了探讨和建议。然而，我们认为，仅仅实行“单独二孩”是不够的，严峻的人口形势客观上要求尽快放开二胎甚至全面放开生育政策，才能真正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进而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应该充分肯定此次政策调整的意义和价值。我国现行生育政策是一种城乡、地区和民族有别的多元化政策，自20世纪70年代施行以来就一直处于不断调整和完善之中。我国在1980年秋至1984年春，将20世纪70年代的“晚、稀、少”政策调整为“晚一孩”政策，但是鉴于一孩政策在农村陷入窘境、难以为继的局面，中央于1984年发布7号文件，决定在农村实行“一胎半”政策，即第一孩为女孩的隔几年经批准可以生第二胎，遂形成现行生育政策并稳定至今[32]。这期间，地方生育条例根据中央文件精神作出了符合生育二胎的具体规定，绝大多数省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作出规定，允许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可以间隔几年生育第二个孩子，即所谓“双独二孩”政策。从“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政策的调整，无疑是近十几年来生育政策调整力度最大的一次。据知情者透露，“单独二孩”政策历经十年酝酿，经过无数次的调研、讨论和测算。新政酝酿阶段，曾有多个方案进入决策层视野，折射出不同智库间的竞争、民间与官方的角力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利益权衡。用人口学家的话说：“多少年坚决不让动、不许动，现在能迈出这一步不容易[33]。”据人口专家测算，此次政策的潜在受益家庭将达到1000万左右，真正受益人群是以往政策比较严格、生育率长期比较低的地区，比如城市地区、发达的省市；而西部一些省，特别是少数民族省份，政策的受益面会比较小。尽管此次政策受益面不大，只占到15～44岁有配偶的育龄夫妇的5.25%，但是政府适时调整生育政策，顺应了群众期盼，满足了部分民众的生育愿望，有利于社会和谐[34]。
但是，必须指出，“单独二孩”政策仍然存在不可回避的局限性。正如人口专家测算的那样，单独二孩受益面较小，而且近期符合条件且愿生二孩的家庭大约只有563.3万～755.6万[35]。我们知道，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之间有较大的差距。换言之，最近几年符合条件且实际生育的“单独”家庭只是育龄夫妇家庭中很少的一部分，这对于解决我国少子女老龄化、降低新生儿性别比、减少家庭和社会风险以及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意义不大，可谓杯水车薪。况且再次催生了新的不公平现象：在同辈群体中，育龄夫妇一方因为没有和独生子女结婚而无法获得生二孩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有权威专家担心放开二胎会造成生育高峰和生育堆积，给公共服务造成巨大压力[36]。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是，相比于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的长期风险而言，这种相对集中的生育压力只是暂时的、可控的，也是无法回避和必须承担的。鉴于我国20多年的低生育率已经累积了强大的人口负增长势能，目前我们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当我国人口提前达到峰值以后，将不可逆转地进入人口持续负增长的轨道，陷入人口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如此看来，即使按照《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建议，将我国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现在也该采取不同于“单独二孩”的政策了。多次全国范围的生育意愿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数大约在1.7左右，也就是说，即使放开生二胎，也达不到1.8，更难达到人口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世代更替水平，即2.1左右[37]。我国因性别比失衡、不孕不育等因素，可持续生育率需要保持在2.3左右。再者，我国已进入老龄化、高龄化加速期，意味着死亡率将不断提高，20多年低生育率早已消解了人口增长的惯性，不可能形成所谓的生育高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低生育水平已成为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的生育政策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与中国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新加坡、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在经过长时间控制人口政策后，都选择了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38]。放眼世界，发达国家人口生育率持续低迷后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措施，同样也收效甚微。令人惊喜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在酒泉、承德、恩施、翼城四个地方实行的“二胎间隔”试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效：实现了稳定的低生育水平，出生人口性别比明显低于所在省份的其他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无显著差异，干群关系融洽和睦。“二孩地区800万人的实践展示了执行二孩生育政策的成功经验和路径，而发达国家和地区长期的低生育水平所带来的人口后果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生育水平绝对不是越低越好，低生育水平维持的时间绝对不是越长越好”[39]，未来一段时间放开生育政策势在必行。人口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人口风险的累积性、滞后性、隐秘性、不可逆性特点以及政策的时效性、两面性特点提醒着我们，不能完全寄希望于生育政策的调控作用，因为“人口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不是单纯的生育问题[40]。人口学有一个规律：“当问题出现了，就已经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41]。”在考虑生育政策时，我们起码要有30年的前瞻性，易言之，今天的生育政策必须和30年后中国经济的发展相适应[42]。现在，30多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的人口问题已经集中显现，我国人口及经济社会风险迫在眉睫，近期放开二胎，犹未晚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的永续繁荣，我们希望政府本着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精神，尽快放开二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