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生育政策范文

二胎生育政策篇1

一、文献综述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是一项涉及养老、就业、经济发展、教育、医疗、房价等多方面的政策。我国的专家学者也十分关注二胎政策，并对此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可行性及必要性”研究

在《全面?_放二胎政策的可行性与对策分析》中，李晓楠（2015）认为从生育权的平等性、我国人口老龄化数据和人口的出生率来看，都是我国全面开放二胎政策的可行性背景。[1]杨海燕和张坤（2016）指出，我国的人口保持着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人口红利”消失。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可以进一步调整我国人口的数量和结构。[2]李明月和于娜（2015）指出，我国在2000年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据有关人士统计，2025年老年人口将接近3亿。我国适龄人口的比重在不断减少，出生率也持续走低。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持续增长，这一趋势将会严重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二胎政策的开放有利于弥补养老金的缺口，有利于拉动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改善人口红利不断递减的情况。[3]

（二）关于“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不利方面”研究

李佳黛（2013）认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会加剧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二胎政策的放开，逐渐增加的人口会给当前脆弱的环境带来新的负担，加大各种资源的浪费，也会造成许多的环境问题，加剧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之间的矛盾。同时，对独生子女家庭带来不利影响。中国自古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对于一个独生女孩的家庭而言，放开二胎后难免希望再添一个儿子。现今科学技术发达，提前知晓二胎性别已不成问题。这一情况会导致我国的男女比例失衡等道德问题。[4]李晓楠（2015）认为，全面开放二胎政策会增加抚养小孩的成本。生育二胎考虑的问题非常多，不仅需要考虑经济因素，而且还需要考虑孩子的教育、医疗、住房问题。[1]魏佳和董金玲（2015）指出，二胎政策全面放开之后，符合条件的家庭会生育二胎，在现有房屋结构和功能不能满足其需要时，这些家庭会购买新的房屋。在这种需求循环中，会导致学区房和多人居住房的房屋价格上涨。[5]

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合理性分析

（一）从养老进行分析

未来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差不多接近4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则可能接近5亿。当下，中国60岁以上老年比例大约为15%，老龄化程度在世界上还排不上号。但我国老龄化速度非常快，2050年时60岁以上老年人比例约35%，前提还得是生育率过低得到部分解决。解决得更好些，可以降到30%左右，解决得不好有可能接近40%。[6]我国现今的养老模式是四个老人，两个孩子，一个孙儿，即“4+2+1”。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一个孩子去养育6个老人，或者是8个老人，有巨大的经济压力。但全面二胎政策的放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优化赡养比，帮助独生子女缓解这种经济压力。同时，二胎政策的全面开放实施可以增加未来缴纳养老保险的人数，这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养老金不足的缺口，但是延长我国退休年龄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二）从教育进行分析

在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以前，我国的计划生育国策是城市家庭只能有一个小孩。年轻夫妇在有了一个小孩之后，由四个老人小心呵护、照顾，孩子在成长中难免形成霸道、自私的性格。在社会上也出现了“我爸是李刚”和“李天一事件”，这与家中只有一个小孩不无关系。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优化了抚养比，小孩会更加懂得兄弟姊妹之间的爱，会更懂得分享，同时还能为孩子的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三）从平等角度分析

我国长期坚持计划生育政策，城市中的家庭只能有一个小孩，而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夫妇可以有两个小孩。在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之后，城市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家庭都可以有两个小孩儿，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生育的平等权。随着我国社会政治体制的发展，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也是我国保障人权的又一措施。

（四）从人才角度分析

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已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实行渐进式的延迟退休政策，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要与延迟退休政策配套实施。通过实行二胎政策，提高生育率，增加未来的劳动力。

三、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影响

（一）对政府的影响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实行，首先面临的一个是医疗问题。根据相关报道，现今在医疗机构中最缺的是儿科医生，在二胎政策实行之后，将会加剧缺少儿科医生的情况。所以，增加儿科医生成了医疗机构的当务之急。同时，在5年之内还会面临的另一问题是学前教育的教育基础设施。孩子需要上学，上学就需要学校。在大力修建教育基础设施时也会招收更多的学前教育老师。这两大问题的出现，都需要政府出面解决。

（二）对家庭的影响

1.抚养成本因素。抚养成本是生育二胎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虽然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但居民的人均收入并没有大幅度提高，消费水平居高不下。所以，二胎政策的实施会受到家庭抚养成本的影响。瑞士信贷2013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在中国，一对夫妇每年平均要在孩子身上花费2.25万元（约合3600美元），直到孩子年满18岁――这比平均每个城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4还要多。[1]这一数据也显示我国小孩抚养成本很高。

2.房屋住宅因素。拥有合适的面积和功能的房屋也是影响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实施的重要原因。在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之前，我国城市居民的房屋结构主要是面向三口之家的，政策实行后，未来的房屋结构主要是满足四口或多口之家。学区房和多居室将会成为房地产商主要的开发项目。同时，随着家庭对于房屋需求量的增加，也会导致房价的提高。在这一个循环的过程中，房屋住宅也会影响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三）对女性的影响

1.生育观念的影响。准备生育二胎的女性大部分在25～35周岁之间，受到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这类女性的生育观念是只要一个小孩。同时，加上在生育孩子中生理因素的不适，更坚定了女性只要一个小孩的理念。

2.照顾孩子压力影响。女性具有先天特有的生育机能，与小孩相处的时间也最多。女性不仅在完成工作之后还要做家务，同时还要照顾小孩，女性的压力十分巨大。在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之后，在家里只有一个小孩的前提下，女性的压力已十分巨大，再加上一个小孩，会进一步加大女性的压力。

3.职位升迁影响。中国是一个受封建文化影响很深的国家，历来就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女性在工作环境中都会受到性别歧视。一般生育二胎的女性年龄多为30～35岁，这个年龄是女性工作晋升的关键阶段。如果在这个阶段生育会错失很多晋升的机会，所以往往很多适龄女性不会生育二胎。

四、完善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实施的对策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解禁了人口政策，优化了赡养比、促进了平等生育权、优化了抚养比、提高了生育率，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在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也有许多的不利因素，所以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对策使其顺利实施。

（一）政府要构建完善的二胎生育配套设施

首先，在公共服务方面，不断加大招收儿科医生的力度，增设公共医疗设施；其次，在未来5年的时间内，应建设更多的公共设施，如托儿所、幼儿园等。同时，在招收幼儿老师的过程中制定更加严格的标准。学校教育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

（二）政府给予孕妇适当的优抚政策

1.给予孕妇更长的假期，同时在孕妇生产期间，给予男性更多的陪护时间，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女性照顾孩子的压力。对于机关公务人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女性在哺乳期间的权利相对于企业中的女性会更有保障。因为企业的特殊性，在企业工作的女性会因为工作原因，在生育小孩期间丧失很多权利。

2.在我国还没有制定详细的关于孕期的优抚政策，我们可以借鉴别国可取的经验，来保障女性在生育期间的权利，完善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实施。女性就业和劳动保障配套：尽快完善《劳动法》以及《劳动合同法》，保障妇女的就业和工作权益，不得歧视女性就业。

生育二胎对女性的工作和就业影响非常明显，这也是许多现代女性不愿意生育、不愿意早生育或生育二胎的重要因素。建议实施促进二胎生育的女性就业保障配套措施，尽快完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以及《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在企事业单位招聘、晋升等方面不得歧视女性；在劳动保护方面，给予二胎产假和哺乳假优惠政策，生育二胎的应给予生育第一胎一样的产假和哺乳假。同时，建议丈夫可以享受一个月的陪护假期。观念保障配套：发挥妇联作用，加强对家庭养育观念的宣传和影响。倡导新时期的家庭养育观，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家庭养育两个孩子的普遍共识。应充分发挥各地妇联的作用，加强对家庭养育观念的宣传和影响，多多宣传“一个家庭养育两个孩子”?ι缁帷⒍约彝サ暮么Α?

服务保障配套：建议充分发挥“卫计委”的生育健康服务功能，加强对二胎生育的健康指导和服务。[7]

政府必须加强保障提供科学的生育健康指导和服务，特别是对于40岁及以上高龄孕产妇，应建立全面、科学的服务保障体系，做好胎儿和新生儿的健康筛查服务，提高出生人口的质量。

（三）政府加强监管婴幼儿物品

在食品安全方面，随着二胎小孩的到来，需要大量的婴幼儿食物和用品。可能从中又有不法商家为了获取利益，生产的婴幼儿物品以次充好，没有达到相关标准。政府相关部门需要更加严格地监管婴幼儿领域的用品质量，保障孩子的健康发展。

（四）政府加强监管房价

由于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实施，符合政策条件的家庭增加，现有房屋结构和功能不能满足其需求，所以在二胎政策的影响下，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会有变动。某些房地产商会趁机炒高房价，造成房地产市场过热、房价过高，老百姓抱怨，不利于社会稳定。政府需监管房价，遏制故意炒高房价的行为。

注释：①数据来源：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http：//nhfpc.gov.cn/。

（作者单位为西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二胎生育政策篇2

摘要：本文把性别选择和生育政策作为影响出生性别比的两个主要因素，通过定量的方式分析了性别选择和生育政策各自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越高，出生性别比就越偏高，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绝对差值就越大，相对差值较稳定。当性别选择率一定时，出生性别比本身值越高，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绝对差值就越大，相对差值也较稳定。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9)03-0026-05

近年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已经严重失调。五普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19.92，已远远超过正常值范围。根据联合国人口司提供的2000～2005年全世界192个国家和地区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数据显示，177个国家在104～107之间，6个国家为101～103，5个国家为108～109，超过110的国家仅有4个。可见中国的出生性别比的失调在世界上是非常严重的。从城乡来看，农村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要高于城镇。2000年，中国城市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4.15，镇为119.90，乡村为121.67。从胎次出生性别比来看，第一胎出生性别比为107.1，第二胎为151.9，第三胎为159.4。

一、研究背景

关于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影响因素，不少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研究，解振明认为，人群、技术和管理系统，即男孩偏好的增强、性别选择技术的普及和综合治理乏力，管理不规范这三个因素是影响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原因。原新等把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因素归因为三个，第一个是基础性因素，即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尤其是生育文化；第二个是促进性因素，即现代社会少生孩子的愿望；第三个是技术性因素，即性别鉴定技术和人工流产技术。穆光宗则把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归结为“生育选择空间的狭小”和“偏男生育意愿”相互冲突的结果。认为由于现行生育政策导致有男孩偏好的人群无法在狭小的生育选择空间内保证有至少一个男孩，再加上B超技术的普及，因此使得人们通过选择性人工流产干扰了人口出生的生物学规律从而引起了出生性别比的偏高。乔晓春把出生性别比作用因素分解为四个变量，其中男孩偏好和计划生育政策是确定性变量。女婴漏报、选择性人工流产和溺婴是中间变量。并且认为男孩偏好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本源，而计划生育政策通过孩子数量的限定使这种愿望得到了强化。本文认为出生性别比失调严重的地区主要是生育率偏高的广大农村地区，把这些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失调归结为是少生孩子的愿望显然是有失偏颇的。而中国城市居民的生育率低于农村地区，按照上述观点少生孩子的愿望应该更强烈，出生性别比的失调也应该更严重。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城市出生性别比远远低于农村地区。同时，本文认为男孩偏好是一种传统观念，主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观念的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小，不可能会增强。因此，本文提出，男孩偏好和计划生育政策是影响出生性别比失调的两个主要因素。从最终影响因素来看，性别选择和计划生育政策是影响出生性别比的两个主要因素。男孩偏好作为一种观念导致生育过程中的选择性人工流产，即性别选择行为，从而导致了出生性别比的失调。但有男孩偏好的人并不一定做选择性人工流产，选择性人工流产的成功率也并非百分之百，因此，成功的性别选择行为才是最终影响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重要因素。男孩偏好、人工流产技术和管理不规范通过作用于成功的性别选择行为而对出生性别比产生了影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男孩偏好思想作为一种固有的观念不会受生育政策的影响，即性别偏好引起的性别选择和生育政策互不影响，两个因素彼此独立。

关于这两个因素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目前还缺乏定量的研究，穆光宗和乔晓春曾进行定性分析，对于二者各自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大小仍难以确定。笔者认为通过定量方法分析这两个因素各自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是十分有意义的。否则，可能会夸大某个因素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尤其是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比如有不少学者通过定性的分析认为目前的生育政策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调的主要原因，只要把生育政策调整为二孩政策，出生性别比的失调问题就会大大缓解乃至解决，“导致性别比失调的直接诱因则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现在应该改变这种状况，使农村和城市执行同样的计划生育政策，即无论农村和城市，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胎。”“由于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导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取消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二孩的限制，同时以立法的形式保护生育二孩父母的合法权益，使生育二孩合法化。”那么，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影响出生性别比的一个因素，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仅仅把目前的生育政策调整为二孩政策能不能大大缓解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调的现状?笔者认为，要分析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首先必须控制性别选择这个变量。在同样的性别选择率下分析不同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才能真正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二、分析与推理

(一)现行生育政策及其导致的出生性别比失衡

我们首先简要说明中国目前的生育政策。中国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分地区和城乡来执行的。城镇主要实行一孩生育政策，而广大农村地区则多数实行“一孩半”和二孩政策。“一孩半”生育政策在19个省(区)的农村地区实行，二孩生育政策主要在5个省(区)的农村地区实行。另外，实行三孩以上生育政策的主要是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一孩生育政策和“一孩半”生育政策的人口占绝大部分(88.8％)。从实行不同生育政策地区的出生陛别比来看，实行三孩以上生育政策的少数民族地区并未出现出生性别比的偏高。实行一孩生育政策的城市出生性别比为114.15，略微出现了偏高，实行同样的一孩政策的城镇出生性别比则达到了119.90，高于城市，而实行“一孩半”和二孩政策的广大农村地区的出生性别比更为严重，为121.67。

从分胎次出生性别比来看，第一胎出生性别比为107.1，基本是正常的。而第二胎出生性别比则高达151.9，第三胎更是达到了159.4。也就是说第一胎基本没有性别选择行为的发生。性别选择往往是在第二胎和更高胎次时进行的。对于城市的出生性别比略高，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一小部分夫妇违反了一孩政策，生育了二胎或二胎以上，并且在生育过程中有性别选择行为。也就是说，对于执行一孩生育政策的城镇来说，遵守一孩生育政策的人群对城镇出生性别比偏高是没有影响的。违反一孩生育政策的人有一部分在第二胎甚至更高胎次时进行性别选择才是引起城镇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对于这部分违反生育政策的人来说，他们相当于遵守了“一孩半”和二孩生育政策。由此我们得出，遵守“一孩

半”和二孩生育政策的人群是引起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群体。因此，在性别选择率不变时，分析“一孩半”生育政策和二孩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差异才是最有意义的。

那么对于遵守“一孩半”生育政策和二孩生育政策的育龄夫妇来讲，当进行性别选择的人所占比例一定时，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有无差异?如果有差异，那么差异究竟有多大?通过把“一孩半”生育政策调整为二孩政策能否引起出生性别比的大幅下降?笔者通过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推导出这两种不同的生育政策下性别选择率和出生性别比的关系，比较在性别选择率相同的情况下“一孩半”生育政策和二孩生育政策的出生性别比差异，同时论述在特定生育政策下性别选择行为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二)推理的前提

在推理之前我们必须说明几点情况：

首先，笔者认为性别选择即男孩选择主要通过对孕育的女婴进行人工流产来实现。而溺杀女婴由于在实际中较少存在，对女婴减少产生的影响极小。此外，女婴漏报导致的只是统计上的出生性别比失调，并不是真实的出生性别比失调。而我们在本文中讨论的是真实的出生性别比失调，因此要剔除溺杀女婴和女婴漏报这两个因素。

第二，对于遵守“一孩半”生育政策和二孩生育政策的育龄夫妇来说，我们假设他们的生育意愿是两个或超过两个孩子，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数量的限制，他们都会选择生育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由于计划生育对超生的处罚较严，他们都严格遵守国家的生育政策，即在一孩半的政策限制下，第一胎是男孩时不再生育，而第一胎是女孩时则再生育第二胎。而且由于惧怕超生带来的政策性惩罚，生育子女数最多为两个。

第三，育龄夫妇中有男孩偏好的人群在生育第一胎时不会进行性别选择，同时在有一个男孩的情况下也不会再进行性别选择。也就是说，育龄夫妇中有男孩偏好的人群一旦满足了生育男孩的愿望就不再计较以后出生的孩子的性别。

第四，假设在性别选择中被流产的100％是女婴。

(三)两种生育政策下出生性别比的差异分析

根据出生性别比的生物学规律，在没有人为选择的自然生育状态下出生性别比大约为1.05:1(注：笔者取的是世界出生性别比的平均值)，即男孩在正常情况下出生人数占总出生数的比例为0.512，女孩为0.488。我们可以得出，假如没有性别选择，一孩半和二孩政策下出生的男女数量之比符合自然生育状态下的出生性别比，二者没有差别，大约都是105。下面我们再来分析有性别选择存在并且性别选择率相同时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差异。

1　“一孩半”生育政策下出生性别比与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的关系式

我们假设有10对处于生育年龄的夫妇，在“一孩半”生育政策下，第一胎出生的男孩数为5.12，女孩数为4.88。第一胎生育男孩的妇女不再生育第二胎，而第一胎生育女孩的4.88个妇女在生育政策的允许下生育第二胎。在第二胎生育过程中生育妇女怀孕男孩数为4.88×0.512，这些男孩全部被生育下来。怀孕女孩数为4.88×0.488。由于其中部分育龄夫妇有男孩偏好的思想，因此会有一部分人通过选择性人工流产堕掉女婴，而通过再生育获得男孩。我们假设第一胎为女孩并在第二胎怀孕女婴时通过流产女婴和再生育成功进行了男孩选择的妇女占这4.88×0.488个妇女的比例为a(我们称之为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那么第二胎出生的孩子数中，因性别选择而出生的男孩数为4.88×0.488a。这4.88×0.488个妇女中未进行选择性人工流产而自然出生的女婴儿数为4，88×0，488(1－a)。这样，男女出生性别比Ral就可以表示为关于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a的表达式：

Rsl=[5.12+4.88×0.512+4.88×0.488a/[4.88+4.88×0.488(1-a)]

化简可得：

Rsl=(7.62+2.38a)/(7.26-2.38a)　(1)

2　二孩生育政策下出生性别比与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的关系式

在二孩生育政策下，如果以上假设条件不变，那么第一胎出生的男孩数和女孩数依然各是5.12和4.88。在生育第二胎的4.88个生育妇女中，第一胎所生是男孩的5.12个妇女在第二胎不进行性别选择，那么这些妇女所生育的男女数各为2.62和2.5。第一胎所生为女孩的4.88个妇女在第二胎中生育的男孩数为4.88×0.512，对所怀孕的女婴进行性别选择而出生的男孩数同样为4.88×0.488a，未进行选择性人工流产而自然出生的女婴数也同样为4.88×0.488(1－a)。这样，男女出生性别比Rs2同样可以表示为关于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a的表达式：

Rs2=[5.12+2.62+4.88×0.512+4.88×0.488a/[4.88+2.5+4.88×0.488(1-a)]

化简可得：

Rs2=(10.24+2.38a)/(9.76-2.38a)　(2)

从上述两个关系式可以得出，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越高，出生性别比的值就越偏高。在“一孩半”生育政策下，根据计算公式Rs1=(7.62+2.38a)/(7.26-2.38a)可以得出，当a取最大值1时，即怀孕第二胎是女婴，同时进行100％的性别选择时，出生性别比Ral=205。在二孩政策下，当a取1时，据公式Rs2=(10.24+2.38a)/(9.76-2.38a)可以得到出生性别比Rs2=171。当a取0时，Rs1=Rs2=105。

对公式ns1=(7.62+2.38a)/(7.26-2.38a]和Rs2=(10.24+2.38a)/(9.76-2.38a)做差可得：

R1=Rs1-Rs2=(1218a+0.03)(7.26-238a)(9.76-238a)　(3)我们称之为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绝对差值。

把该结果写成一个函数形式：

f(x)=(12.18x+0.03)/(7.26-2.38x)(9.76-2.38x)　(4)对这个函数式进行求导可得：

f/(x)=(864.21-0.4x-69x)(7.26-238x)(9.76-2.38x)2　(5)

由于第二胎进行性别选择的妇女比例取值范围在0-1之间，因此，f(x)/的值始终大于0。所以在0-1区间上，R1=(12.18a+0.03)/(7.26-2.38a)(9.76-2.38a)的值始终大于0且是增函数，函数值随着a值的增大而增大。也就是说当成功性别选择率a值增大时，“一孩半”生育政策和二孩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的绝对差值也会增大。当a值为0时二者的绝对差值最小，也为0。我们也可以看出，Rs1和Rs2各自的值也是随着a值的增大而增大的。也就是说，a值越大，Rs1和Rs2的值越大，二者的绝对差值也越大，反

之，a值越小，Rs1和Rs2的值越小，二者的绝对差值也越小。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两种生育政策下出生性别比的相对差值。如果我们用二者出生性别比的差值Rs1-Rs2除以Rs1-105，可以得出与原来出生性别比的值相比下降的相对值R，即二者的相对差值。R的计算公式如下：

R=(Rs1-Rs2)/(Rs1-105)　(6)

3　相同条件下两种生育政策导致的出生性别比差异

下面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在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相同时，“一孩半”和二孩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差异。以五普数据中出生性别比失调最严重的江西为例，江西省的出生性别比为138。通过一孩半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和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关系式可以得出，a=42.35％。把该值代人到二孩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和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关系式中，可得出生性别比为128.5，二者的绝对差值为9.5。再把数值带入到相对差值计算公式中，结果得相对差值为28.8％，即相对于原来的值下降了28.8％。如果我们取“一孩半”生育政策下出生性别比为115，那么与上面的方法相同，我们可以计算出二孩生育政策下出生性别比为112.3，二者的绝对差值为2.7，明显比性别比为138时二者的绝对差值缩小了很多。相对差值为27％，基本与138时相当。通过其他一些数字我们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当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不变时，二孩生育政策与“一孩半”生育政策相比，政策范围内的出生性别比确实有所下降。下降的相对值较稳定，相对差值大约为27％，下降的绝对值随出生性别比本身值的变小而变小。

4　不同的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对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差值的影响

我们再来看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的变动对两种生育政策的出生性别比差值的影响。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影响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差值大小的因素有两个，即某地区出生性别比值的大小与该地区的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的大小。这两个因素的值的变动与两种生育政策下出生性别比差值的变动都是同向的，即这两个因素各自的值越大，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差值就越大。而某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大小是受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的影响的。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越高，该地区出生性别比就越高。因此，两种生育政策下出生性别比差值的大小实质上只受一个因素的影响，即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a值的大小。a值越大，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差值就越大，反之则越小。当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比较小时，出生性别比也不太偏高，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的绝对差值也较小，将“一孩半”生育政策调整为二孩生育政策并不能使出生性别比的值显著下降。而当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较大时，调整生育政策才会使严重失调的出生陛别比有明显下降。

三、结论

从以上论证可以看出，对于相同的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的绝对差值随着二者值的增大而增大。也就是说，当出生性别比的值较大时，二孩生育政策与“一孩半”生育政策相比下降的绝对值较大，而当出生性别比的值较小时，前者比后者下降的绝对值也较小。下降的相对值则较为稳定，大约下降27％左右。对于目前广大农村地区比较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如果国家将执行“一孩半”生育政策的农村地区调整为二孩政策，则出生性别比的失调确实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而对于出生性别比不太偏高的农村地区，生育政策的调整则作用不大。另外我们可以得出，降低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才是降低出生性别比的根本途径。通过降低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可以降低偏高的出生性别比。生育政策的调整对降低出生性别比的作用受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的影响，成功性别选择率越低，则其作用越不明显。

二胎生育政策篇3

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先生曾对失独群体作过这样的推断：目前，我国约有的2.18亿独生子女，有1009万人或将在25岁前离世，这样一来，在十几年内就将有1000万家庭成为失独家庭。当然，易富贤先生的这一推断并不是凭空推测的，他是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得出来的：每出生1万人就会有360人在10岁前夭折，有463人在25岁前离世。以此数据不难看出，独生子女户是潜在一定的社会问题。并且，按照医学49岁生育极限年龄来看，失去孩子的女性一般很少再生育第二个孩子，即使有那个意愿，也许很难再生育第二胎。在这里，我们需要普及一个概念：失独者，指的是那些失去独生子女，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上，很难再生养第二胎的老人。

2012年9月28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载文称：全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且每年新增7.6万个。并且在2013年，全国空巢老人将突破1亿人大关。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老人在没有子女的温情关怀下孤独的度过余生，失独群体这个社会问题也会越来越突出。教育专家朱克恒认为，放宽二胎政策，将有利于缓解这些矛盾。

二、放宽二胎政策对改善失独群体现状的意义

很多年前，当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到一定程度，社会老龄化苗头出现时，我们补充了与计划生育相适应的二胎政策。但是毕竟二胎政策只有满足规定的条件才受到法律的保护，被允许生育第二胎，所以这种二胎政策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对老龄化现象的缓解所起的作用不太大。随着我国失独老人群体的壮大，放宽二胎政策，由“双独”走向“单独”的呼声日益高涨。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网成曾就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发表过这样的言论：“计划生育政策持续到今天的代价已经太大，比如养老负担、人口红利的丧失、家长被孩子‘胁迫’成为‘孩奴’等等。”他认为上世纪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造成本世纪失独家庭现象扩大的根源。就此，张教授认为时至今日不应该再“一刀切”，而应该适度放宽“二胎政策”。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定，在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的基础，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即单独二胎政策，又称单独两孩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一）“放开二胎”或许能化解社保空帐危机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所引发的人口结构快速变化，中国社会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在经济层面上，社保险账户中资金流出迅速增加，资金流入增速减弱，甚至出现流入金额负增长，社保账户支付能力迅速下降，甚至出现空账危机。

另一方面，在上层建筑层面上，中国养老金制度运行时间不长，目前正处于由现收现付制度转向个人基金积累制的过程中，上层建筑跟不上经济基础，容易导致政策实施乏力。所以，在这种社保空帐危机下，社保基金难以为继，失独老人老何所依？由此可见，“放开二胎”不仅将使得年轻人口得以迅速增加，让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状况得到相当程度的缓解，而且有利于化解社保空帐危机，完善养老金制度。

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劳动人口增多，这不仅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对较少失独群体的规模起到的缓解作用。加上如今科技进步，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这样老人能够老有所依，安享晚年，不会发生社保空账甚至崩盘危机。

（二）一个国家少一个人不算什么，独生子女家庭少了孩子就少了整个世界

我们暂且先不讨论“放开二胎”会为国民做出了什么很大的贡献，但起码在对失独群体的心理抚慰上，还是可以起到很大作用的。在“未富先老”、劳动力短缺、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日益严峻的情况下，独生子女的父母是承受着很大心理压力的。他们一方面要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号召，做个良好公民，另一方面也想多生一胎，养儿防老。然而，目前我国贫富差距依然很大，很多处于社会中下层的百姓就会认为原有的生育政策对有钱人的约束力是非常小的，而如今的生育政策则更有可能让大家获得平等的生育机会，这不管是对于国家昭示公平，构建和谐社会，还是对独生子女家庭的安抚来说，都是具备着重大意义的。换句话说，政策的放宽，让独生子女家庭有了保障，减少了独生子女的赡养压力，提高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减缓公众的“养老焦虑症”现象，这对国家的稳定和谐是很重要的。

一个国家少一个人不算什么，但失独老人少了孩子就少了整个世界，这句话正是印证着我国独生子女家庭的脆弱性。一旦失去唯一的孩子，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他们的内心世界就会彻底崩溃，精神上会受到重创。虽然对国家来说，这仅仅是渺小的一个人，但是对独生子女的父母来说，孩子就是他们的全部。少了孩子，就等同于少了一个支撑他们世界的顶梁柱，他们就见不到未来。家庭养老是我国的传统养老模式，对家庭的依赖则体现出老年人精神上的需要，所以，家庭的完整性对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精神赡养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孝经》曾指出：“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养其亲而致其乐，就是说不仅要在物质上使老年人温饱，而在精神上也应让他们感到快乐，安享晚年。从某种程度上看，“放开二胎”是有利于老年人的精神赡养的。适当的放宽二胎的限制，对解决国家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问题和满足独生子女家庭的心理要求都具有前瞻性的作用。

三、对“放宽二胎”的建议

也许，“最伤心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是对失独群体最大的写照。近年来，“失独家庭”、“计划生育”这些敏感的字眼慢慢地闯入了公众的视野，并不断地牵动着我们的心弦和很自然地扯动着人们近乎脆弱的神经，勾起共同遭遇者伤心往事无重数。失独家庭的痛楚，成了社会心照不宣的暗伤，失独家庭往往失语，他们选择封闭心扉，埋葬“过去”，却时常因别人的一句无意的寒暄，感情崩溃，痛哭流涕。虽然针对失独家庭这种现状，国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和救济措施，让有些需要节衣缩食才能安度晚年的失独家庭不再为温饱问题焦头烂额，并不能从根源上根治他们感情上的创伤；或者说，福利机构志NGO的看望和交流，会给予失独家庭一时的精神慰藉，却难以成为他们长久的心灵依靠。处于失独家庭的他们，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响应者，也成了政策风险承担者，苦苦捱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与痛。然而，此时热论的“放宽二胎”无意给失独家庭打上一注强心针，让他们重新看到了活着的希望。

但是，放宽二胎依然要考虑诸多的问题，例如：家庭养育成本的提高；盲目的二胎会导致人口激增，会对公共资源造成很大的压力；“单独二胎”的放开还需要做好政策的配套等。

（一）降低家庭养育成本，促进二胎政策的深入进行

生二胎，是满足了各位父母的心里多年的愿望了，可是在这个“养孩子比买房子贵”的时代下，盲目地生第二胎，无疑会雪上加霜。即使放宽了二胎政策，面对不少家庭也许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首先，孩子的生活费用就是一笔很大的支出，国家鼓励父母生育第二胎，就应出台相应的困难户补助措施，防止“二次啃老”。接着，孩子的教育费也是一个长久的支出，每个父母都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愿，可是成才前是一个长期的付出，父母在这方面的压力也是很大的。虽说穷有穷养，富有富养，但是我们在提高人口质量的时代下，国家加大对困难家庭的补助力度还是有利于人口“质”的提高。并且家庭在生第二胎可以相对节省没必要的支出，例如可以重复利用上一胎的物品，减少养育成本，普通家庭尽量选择公办学校，父母可以合理分配收入，稳健投资。

（二）完善公共措施，丰富公共资源

首先，总人口数量的增加无疑加剧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资源环境分配的竞争性。我们不能一下子全面放开二胎，要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完善相关的公共措施和丰富公共资源是个弹性过程，不会一下子就蹦的紧，而需要慢慢进行。政府要加强这些方面的建设，为放开二胎提供设施条件。

其次，基层计生服务管理能力也会面临考验，二胎的放宽无疑将会给计生委的工作带来了挑战，管理能力的落后容易造成公众与政府的新一轮矛盾，由此可见，政府应加大对相关部门人员的技能培训，强化工作人员的服务和公仆意识，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

最后，公共服务、管理和保障更是要亟须跟上。新政实施后，三五年可见到效果，出生人口增长将对医院、幼儿园、学校等公共资源造成一定压力。完善教育机构的基础设施具有战略性意义，强化学校的责任意识，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浙江湖州某妇幼保健院院长对在当地调研的乔晓春说，“大量高危人群集中生育，我们医院承受不了。此外，孕前免费优生检查的数量急剧上升，也给医院带来困难。”所以，在考虑放宽二胎的前期，还是会有很多相关的措施需要政府完善。

（三）“单独二胎”的放开需做好政策的配套

虽然目前我国处于人口老龄化阶段，但是在没有相关完善的措施就一味放开二胎，这无疑不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说到底，人口问题的在本质上也是发展问题。所以，在处理人口问题时，我们应该是“以质取胜”而不是“人多力量大”的思想。倘若实施“单独二胎”政策，这不仅有利于我国保持合理的劳动力规模，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也有利于提升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独生子女家庭抗压功能，从而使得家庭幸福和构建和谐社会。或者可以这么说，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启动“单独二胎”新政，人口“质的”发展和飞跃才是“放开二胎”的根本目的，这对于我国在国际取得战略性地位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新旧政策衔接执行时，要妥善处理当中的关系，不是说放开二胎就抛弃了计划生育，要时刻记住，计划生育政策才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另外，“牵一发而动全身”，实行新配套政策的同时，也要及时跟进配套措施，不要形成“丢三落四”的习惯，阻碍了新政策的顺利实施。其实更基础的是要做好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应对准备，为放宽二胎提供相应的设施保障。再者，政府应引导有生二胎意愿的育龄夫妇合理安排生育计划，做好包括产科床位配备、人员储备和培训等在内的相关配套工作，尽量减轻在公共服务领域带来的压力。

四、结语

二胎生育政策篇4

而且因为“二胎制”依旧是一种生育数量管制的政策。这个政策尽管相比于独生子女政策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依旧难以避免两种“扭曲”效应。这两种扭曲效应一个朝向减少“女孩”的方向，另一个则朝向增加伪造“双胞胎”的方向。具体而言，由于中国社会的男孩偏好传统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调整，所以即便现在全面放开二胎生育，在头一胎为女孩的情况下，第二胎如果还是女孩，很大的可能会被流产掉。

尽管在中国不允许医生透露胎儿的性别，以防止这种有意识的流产，但依旧不能阻止大量“消失的女孩”。而二胎制的情况下，尽管可能头胎女孩得以保留的情况会多一点，但这种二胎管制的思路难以避免会导致第二胎的女孩被流产。因为父母可能更偏好“儿女双全”，而不是两个都是女孩。

从另一个方向的扭曲来看，生育数量管制则会持续“制造更多双胞胎”。伪造双胞胎在放开二胎之后或许会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因为现在父母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了。但对于希望生育两个以上孩子的父母，依旧有强烈的动机缓报第二胎的生育时间，将其与第三胎合并起来申报，伪造成“双胞胎”。

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国策，牵一发动全身，其影响可能在短期内看不出来，而到了长期效应显现的时候，又恐怕没有补救的办法。例如之前的独生子女政策不仅使中国的老少抚养比失调恶化，也使性别比例失衡恶化。现在回头来补，或已晚矣。

而且如果因为补救措施造成新的扭曲，恐怕就更不应该了。因为我们很难看到这种扭曲在长远会产生什么恶果。但目前的二胎制又的确难以避免上述双重扭曲。这是值得警惕的。

二胎生育政策篇5

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根据我国实际国情进行渐进的政策调整。我国因解决紧张的人口压力问题实行“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标志着以独生子女政策为中心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开始，号召中国家庭“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12月4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通过了新宪法，规定国民实行计划生育的法律义务。由此，独生子女家庭在中国大量出现。当时，超过10亿人口的中国，成为了世界上人口最多，计划生育政策也最严格的国家之一。

2 适育夫妇不愿生二胎的原因探析

计划生育政策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实施30多年在抑制人口快速增长方面取得显著的效果，没有因过于膨胀的人口对经济发展造成致命的影响。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信息显示，截止到2014年年末我国总人口数量为13.68亿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已降到5.21‰。由此可见，我国已经是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极低的国家之一，属于“少子化”的国家，明显低于正常的人口生育更替水平。同时，我国人口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老年人口比重快速上升，达到了联合国对老龄化社会新标准的临界值，开始引起国家重视。人口老龄化加剧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且意味着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下降，会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形成巨大的压力。由此，我国今年全面放开了二胎政策，通过调控人口出生率调整我国人口结构，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危机，实现人口均衡发展。

究竟抚养孩子的成本有多高使适龄生育夫妇放弃了生二胎？主要是源于以下6个方面：

2.1 孩子教育费用高昂

如今孩子的教育问题是家长最为关心的，因国家推行了九年义务教育，暂且不将九年义务教育列入考虑范畴，单单是孩子的学前教育就十分令家长困扰。学前教育的优质资源稀缺，虽然有足够的学前教育学校，但是师资力量较强的学前教育紧缺，加上家长都想为孩子提供最好教育的强烈需求，优质学前教育十分昂贵，这成为渴望要二胎的父母最为担心的。

2.2 家庭生活成本增加

孩子出生不仅需要父母付出更多的精力，也需要资金的付出，如奶粉、尿布、衣服等儿童用品。奶粉的质量令家长堪忧，购买国外奶粉成为多数家长的解决办法，进口奶粉需要付税款，价格较国内奶粉高出很多，成为家庭一笔不小的花销。儿童用品需要较高的品质才能保证质量安全，所以儿童用品价格较成人用品高出许多，许多想要二胎的父母不得不将此作为考虑因素。

2.3 赡养老人的压力大

我们现在的人口结构多为一对夫妇上有四个老人需要赡养，还有一个独生子女需要抚养，因为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成长到现在当年的独生子女正是现在二胎的适育夫妇，他们无兄弟姐妹帮助抚养老人，同时又要抚养孩子，虽然今年开放了二胎政策，但是对于经济状况不是十分宽裕的家庭，是不敢也没有经济能力再抚养一个孩子的。

2.4 住房问题

学区房是一个令父母十分头疼的问题，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家长都辛辛苦苦赚钱买学区房解决孩子上学问题。如果生二胎便要考虑此问题，因为幼儿逐渐增多，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加难以获得，学区房因为较多的需求而价格上涨，令许多夫妇负担不起。而且，生二胎增加了家庭人口数量，需要更大的住房面积，中国的住房问题本来就十分困扰年轻的夫妇，如今生二胎大大加重适育夫妇的负担，使想要二胎的夫妇心有余而力不足。

2.5 准生证的不易办理

为了确保孩子合法出生，中国夫妇仍然需要得到政府发放的“计划生育服务证”，根据程序要求，准父母需要到居委会、计划生育部门以及他们法定家乡的其他机构盖上十几个章，才能拿到准生证。所以，准生证的不易获取，也成为影响适育夫妇是否要二胎的一项考虑因素。

2.6 交通工具的不便

新生儿的出生虽然令一个家庭喜悦，但是也带来了一些困扰，如出行的交通工具需要家长慎重选择。虽然私家车在中国家庭的拥有率持续上升，但是较多家庭还是负担不起私家车的。这时便需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因为我国人口总量多，城市提供的基础设施不足，公共服务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对于大多数考虑要二胎的适育夫妇的出行带来了困扰。

3 全面二孩政策的配套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后，我国将生育政策进行调整，是为帮助遏制人口过快增长；如今，全面开放二胎政策，政策又进行调整的目的是帮助遏制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但是，如果只是出台“全面二胎”政策不能解决中国人口结构不均衡的问题，因为赡养老人和抚养两个孩子的重担便压在了一对独生子女夫妇上。所以，国家应出台相应配套政策进行支持和帮助适育二胎的夫妇。对国家继“全面二孩”政策后出台相应配套政策的问题，本文提出几点建议：

3.1 出台相应教育政策

当今的国家财政为了经济的发展，只有较少比重的财政资金用于教育，虽然教育的投资回报更高，但是具有滞后性，需要一定的时期后才能显现于经济发展上。并且，“全面二孩”政策需要学前教育的政策支持，需要国家大力支持学前教育的发展，使我国的大多数学前教育达到优质水平，使孩子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保证受教育公平。

3.2 保障食品药品的质量安全

如今，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频发，甚至出现大陆居民到香港地区抢购奶粉的事件出现。这需要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食品的质量不合格，易引发就医的患者增多，会增加医院的就诊人数，从而引发医院的就医资源紧缺，降低医院的服务质量，并大大增加家庭的就医成本；药品的质量不达标，从而拖延患者及时医治，可能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儿童的疫苗出现安全问题，可能对孩子造成难以估量的不良后果，所以，国家应加大食品药品的监管力度、惩罚力度，使得从根本上减少适育二胎夫妇的担忧。

3.3 加大医疗保险的力度

在中国，一场重病可能会使原本小康的家庭变得贫困。所以，使老人的医疗问题得到保障，便减少了一个家庭生二胎的后顾之忧。国家应加强药品的监管力度，使药品价格趋于合理，使需要赡养老人的适育夫妇减轻压力，有经济实力抚养两个孩子。

3.4 提供住房补助

国家不能较多的干预房价，市场应该起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国家可以为生二胎家庭提供住房补助，使生二胎的家庭减少此方面的顾虑，并且可以减轻有两个孩子的家庭的住房压力。

3.5 简化办理准生证的程序

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亟待提高，因为较为烦琐的行政程序，大大拉长了办理证件的时间，使得人们不能及时解决问题，政府在人们的心中的形象也大打折扣，因此提高行政效率，为人民服务，简化办理证件的程序，是人们的迫切需求。

3.6 提供充足的公共物品和服务

二胎生育政策篇6

摘要：生儿育女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基本条件之一,传统农村社会存在很严重的养儿防老、重男轻女和多子多福的观念。而随 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农村也逐步走向非农化,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和农民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等因素，广大农民的生育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对此，我们这个团队结合我国的国情，以二胎政策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以我校所在地的南岸区村民为调查总体展开调查。通过对南岸区部分村民的调查和结果分析，深入反映重庆农村普遍民众对开放二胎政策以减轻养老负担的看法。 关键字：二胎政策 调查 分析

一、现状分析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由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可知，我国现有人口共13.397亿，2010年末全国总人口达13.410亿人。在这样的一个人口基数下，我国的人口老年化也在加剧。据《2011年至2015年老年事业发展纲要》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0.2%以上，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1.3亿，是世界上老年人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5，占整个亚洲老年人口的1/2。而在2010年年底我国60岁及其以上的人口比重已经达到20.38%。据相关专家推测，在2020年将达到27.53%，2030年更将是37.55%，2040年将为45.00%。所以我国将进入超老年型社会。中国迅速上升的老年人口比例，对比为数不多的人均收入，难免会让我们想到未来养老难的问题。

三十年前，为控制我国过快增长的人口数量，国家开始实行以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这一生育政策实施的同时，全国除河南省外，各省、市、自治区均规定了双独夫妇(即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第二胎的相关内容。到了新世纪初，当第一批独生子女逐渐进入婚育年龄后，双独夫妇开始出现，其二胎生育的问题才逐渐显露出来，并且很快成为学术界特别是人口学学者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人口学学者往往是从二胎生育对整个社会的生育率变动所具有的影响的角度来关注和探讨这一问题的。他们所关注的二胎生育问题可以简单表述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我国社会中潜在的、符合计划生育政策条件的二胎生育者(即双独夫妇)的规模会有多大?这些符合计划生育条件的二胎生育者实际上又具有什么样的生育意愿?不难理解，如果这种双独夫妇的规模很大，如果这些双独夫妇普遍都希望生育第二个孩子。那么，他们的生育行为将会对我国目前的生育率水平和人口发展态势带来明显的影响，甚至也

二、农村生育观原因分析

1、计划生育观

今天的农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了，人们有了更多的积蓄来干别的事，但和城市人口相比，农村人口文化素质偏低，思想不够解放，眼界不够开阔以及农村传统思想的病根，在计划生育观上仍存在严重问题。通过调查，接近90%的村民认为农村不该多生，在多数城里人看来，只有一个才不叫多生，但70%的村民认为农村家庭两个孩子最好，尤其是一男一女，她们看来两个并不为多。在对待农村生育与中国人口压力的问题上，35%的村民肯定农村超生会增重国家人口压力，应该严格控制农村计划生育，只有严格符合条件的夫妇才可以生二胎，然而65%的村民给出他们的看法，认为国家人口压力与农村无关，只要人家有能力抚养孩子，可以接受罚款就让生育二胎。

中国人口压力因农村超生而加大。这是最为严重也最为明显的一个问题。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国家人口的主要

组成部分，国家的发展关系着农民的衣食住行，农村的落后制约着国家的改革发展与创新。对中国而言，农村是其兴衰的命脉。我国的资源总量并不少，但为何我们只能排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显然是人多!计划生育是针对中国人口压力大而制定的一项国策，我们应该积极响应号召，严格按照要求，有计划的生育。

2、多子多福

对你愿意生二胎这个问题我向所询访的几十个人进行了调查，他们的年龄集中在25-40岁，结果分析，其中，大约78%的人暗示愿意生二胎，20%的人不肯生二胎，另有大约2%的人暗示，一胎都不想生。 该查询拜访预示出了我国农村现阶段主要育龄夫妇的生育观念：大多的夫妇愿意生育二胎，少部分夫妇只愿生育一胎，极少部分夫妇不肯生育。而希望生二胎的大多集中在30-40岁。

这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育观念的改变等各种原因，我国也有部分大中城市逐步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国家虽然连续举行计划生育政策，但为了缓解国度老龄化趋向，在计划生育政策的节制尺度上有所放宽，部分符合生育第二胎 的夫妇开始考虑是否生育第二胎。而在农村许多生二胎的家庭并不是被允许的。

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的发展，使妇女教育水平提高与生产率上升。这一方面使得生育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农村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可能改变了小孩对于家庭中的消费属性，因为某些地区生育的原因之一是妇女无事可做。生小孩来养就像城里人养狗、猫当作宠物一样。有些人表示，多生个小孩现在家庭就可以多一份换了，以后老年时生活就会多一份保障。一些35岁以上的家庭表示，第一胎在外地读书，一般男人也常年在外打工，妇女在家无聊，生二胎也可以说是为了有一个精神上的寄托。所以有些人宁愿违反政策规定，被罚款也要生二胎。

而对于一些不想生二胎甚至不想生小孩的人来说，原因有三点：1.政策这道红线不敢逾越2、生儿生女都一样。第三点也是大多数家庭不愿多生小孩的主要原因：生小孩成本太高了。生育成本对于农村的生育主体来说是较为实在的东西。人们往往从小孩的经济效益来进行考察，即生育小孩的成本和小孩成长后可能带来的效益的一种比较。而这种比较的结果则是影响农村生育主体生育行为的重要因素。如今社会较高的生育成本毕然使得生育主体少生孩子，也使超生游击队减少。另外西方文化传入中国，西方的生育观念、个人独立的观念在中国农村也悄然兴起。市场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对生育问题的看法绝对不同于以

另外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观念也发生了改变。人们认识到了在知识经济时代重点是人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不仅要生孩子，更重要的是使子女得以良好教育，使其成才。生育成本越来越高，培养一个孩子，往往要支付各种费用。高额的生育成本使得父母必然放弃数量，转而重视质量，也就倾向于优生优育。

3、重男轻女

中国封建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男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关系到个体家庭的经济状况乃至整个家族的兴衰妇。而如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妇女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也显露出了，于是，随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男女平等地参与工作、参与竞争。尤其在今天，教育水平提高，妇女知识水平提高，男女地位进一步平等，于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育观中，女儿也是传后人。

所以现在大多数农村人的生育观念大多也变为生儿生女不重要，关键在培养。能让孩子从小受到好的教育，将来有出息，父母晚年才会有依靠。本次调查显示，85%的被访者在生育前是不知道孩子性别的。在现在的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已大大淡化了，87%的被访者表示自己对孩子的性别不介意，但还有很小一部分人表示会介意，喜欢男孩子;不到一成的被访者表示如果生的是女孩，会有失落，但也不会太介意。(稍有失落感的人群中，男性比例多于女性。)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表示，不会因为生的是女孩就减少对孩子的培养和投入，因为对孩子的期望值是一样的，将来孩子面临就业压力和社会挑战也是一样的。

农村居民对子女性别的偏好趋向平衡，一男一女是多数人理想中的家庭结构，但隐含着对男孩的偏好。诚然，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养儿防老的观念是落后的。但是倘若在社会化养老程度低下，养老缺乏保障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靠养儿去防老。而现在国家开始重视农村的养老问题，而且也在逐步地解决农村的养老问题。

育政策的实施之果，更与农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而城市则提供了农村观念变革的现代意识之源和榜样的力量。进入21世纪的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农村的青壮年大批走出家门挣钱，外界的先进文化和超前思想也促成了农村育龄人员生育观的转变。城市的一些思想意识开始通过打工者的渠道，对农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以来，经过30多年的努力，加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和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群众的生育意愿与国家现行生育政策之间的差距大为缩小。从这次调查中，我们欣喜地看到，多年来，计划生育国策的实行，新型生育文化建设的推行以及生育文明的倡导，不仅控制了人口数量，也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育观和抚育观的进步，这其实也是农村走向现代文明的一大步。观念和文化传统的改变虽然通常比较缓慢，但它一旦形成，也将在很长的时间内发生效力。农村居民生育观正在发生的变化，当然也是社会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提醒我们对未来农村人口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要提前有所准备。

三、调查结果及描述性分析

XX自1997年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增长快，高龄化、空巢化趋势明显，需要照料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比例高。截至2009年底，全省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317万，占全省人口总数的14.9%，高于全国比例2.9个百分点。预计到2020年，全省老年人口将超过1637万，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17.8%。80周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城乡空巢家庭、农村五保老人、农村留守老人比例加大，他们中的多数人将逐步进入半自理或不能自理状态。

根据《XX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20条规定,有一个子女的夫妻,符合以下10个再生育条件之一,均可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其中,非农业户口的夫妻再生育条件有4个：

一,第一个子女经市或区县(自治县,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组织鉴定患有非遗传性疾病,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二,第一个子女患有遗传性疾病,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但经医学干预后,市或区县(自治县,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组织鉴定可以生育正常婴儿的;

三,夫妻一方经市或区县(自治县,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组织鉴定不能生育,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怀孕的;

四, 再婚夫妻,再婚前一方有一个子女或者丧偶再婚前一方依法育有两个子女,另一方无子女的;

农业户口的夫妻在以上4个条件的基础上,再增加了4个条件：

一, 夫妻双方为农村居民,一方为烈士独生子女,二等甲级以上伤残退役军人或因公致残相当于二等甲级以上伤残的;

二,夫妻双方为农村居民,一方两代以上都是独生子女或男到独生女家结婚落户的; 

三,夫妻双方为农村居民,居住在少数民族自治地区,聚居区,一方为少数民族的

四,市人民政府认定的部分山区农村的独生女户,少数民族户或边远高寒大山区的独生子女户;

另有两个条件没有户口限制：

一,双方均为独生子女或少数民族农村居民的;

二,其他特殊情形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的,由市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认定并报市人民政府备案.

民众对二胎政策的了解程度：

由此可见大多数民众对二胎政策或多或少是有所了解的。城市居民被访者愿意生二胎主要的原因是有利于孩子的身心成长，这是出于中国传统的儿女双全的思想，和自己时间和精力的考虑，其他重要原因还有经济允许、减轻子女生活负担和喜欢孩子等。农村居民被访者中原因较为均衡，相比而言选择养儿防老的更多。根据调查员的得询问和调查，主要原因有：

城市居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保、退休金较为齐全，农村居民则不完善，所以他们认为养儿防老较为重要。

另外一个区别在于较少的农村居民被访者会选择经济允许，主要原因：在农村消费支出较少，抚养孩子的代价较小。

由上分析可知二胎政策不宜全面开放，针对经济允许的家庭，可以试行;全面开放后会加重家庭负担，降低国民的素质水平。不符合国家的人才强国战略。所以可以对经济条件允许的家庭或地区试行允许生育第二胎，来缓解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局面，减轻子女的养老负担。更加完善农村地区的医保、社保等建设，使其养老要得到保证后可试行二胎政策。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得出的意见是：

经济允许的家庭和地区试行开放第二胎，完善农村地区的医保、社保建设后可开放二胎政策。

二胎政策是否开放，最终看的是这一政策是否确实有必要性，该政策的实施对我国的人口数量，国民素质，以及经济的发展确实有积极作用。但是作为普通民众，我们的出发点就仅仅局限于自己家庭和者周边环境的考虑。从上图我们也可以看出，男女都约有40%的人觉得国家应该出台的二胎政策来降低或缓解我国男女比例的不平衡。还有25%的男性和29%的女性认为二胎政策的实施可以减轻下一代的养老压力。还有较少比例的人群选择开放二胎政策，因为他们认为人多了就可以增加劳动力，而且每个家庭有了两个孩子才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总的来说，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大多都希望自己有两个孩子。

开放二胎所带来的不好影响：当然开放二胎也会产生许多不好的影响，比如说人口压力、经济压力还有家庭负担等，其中经济压力大和家庭负担重是最主要因素。

四、研究对策

二胎政策更应该对哪些家庭开放：

现在我国已经从十一五规划过度到了十二五期间。据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说，目前计生部门正在考虑放开二胎政策，很多专家对此做了研究。放开二胎政策不会导致人口暴涨。他个人赞成逐步放开二胎政策。现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如果第一个是女孩儿，政策允许生第二胎。这一政策可以在城市逐步放开。因为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比较突出，人口红利也到了一定阶段。王玉庆透露，目前计生部门也在考虑此问题，很多专家对此做了不少研究，他个人认为，二胎政策到十二五末期可能会放开。王玉庆认为二胎政策一旦放开不会导致人口暴涨。现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人口出生率都在下降，特别是本地常住人口。因为现在养一个孩子的成本高了许多，且年轻人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这也符合国际规律，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不需要政府控制，人口自然会下降。所以开放或者试点开放二胎政策的条件是允许的。因此二胎政策更应该对出生率较低地区的家庭、老龄化程度严重的地区家庭、夫妻中一方或双方是独生子女家庭开放。

就宏观上看，在人口政策三十年这个重要节点上，产生的种种变化，意味着调整人口政策的微妙期已经来临。而具体落实到每个家庭，在这个高消费的时代，人们的家庭收入水平与是否愿意生育二胎成为了又一大问题。的确，养孩子的经济成本不容小觑，这不仅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表现明显，在很多西方国家也尤为常见，据统计显示，在美国，中等收入家庭抚养一个孩子到18岁成人的费用是291570美元。美国农业部发表年度报告说，它的这一估算考虑了通货膨胀因素，但不包括孩子的出生费用和大学教育费用。那么在中国养一个孩子要多少钱?据媒体报道，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估算30岁前的未婚不在读的子女的总成本达到49万元。孩子们花了多少钱?这是一笔苦中有甜的糊涂账专家勉为其难推算大致费用。由此可见，人们的家庭收入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对是否开放二胎政策的看法，以及他们自己生二胎意愿，甚至是否有能力养一个孩子。当然不同层次收入的家庭，对是否开放二胎政策有不同的看法。

在实地调查中，我们发现超过7成的已婚人员在年龄上和经济状况上都要高于未婚人员，并且，较多已婚人员表示，由于社会压力的不断加大，父母工作节奏的提高，独生子女的孤单感日益加重，而且在中国普遍本地人员外地上大学的情况下，可以减轻自己对孩子的思念之情。此外，有相当一部分人表示，有2个及以上的孩子可以有效地缓解孩子们的养老压力。所以，如果政策开发及经济条件的允许，55%的人员认为自己会选择生育第二胎。而对未婚人员的调查中，由于本身人群的年龄较低，经济状况尚处于较低水平，接近6成的人员表示，在社会上再拼搏2~3年后才会考虑成家立业的问题，而鉴于目前的情况，暂时只打算要一个孩子。

二胎生育政策篇7

【关键词】强制堕胎；行政法；效力位阶；基本原则

一、引论

2012年6月4日，陕西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妇女冯建梅因无钱交纳4万元的超生罚款，被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政府非法拘禁，并强制引产腹中已经七个月的胎儿。一周之后，冯建梅与死胎的合影被上传到网络，引发轩然大波。

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腹中胎儿被强制引产。对此，镇坪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在其官网回复，称该孕妇属于政策外怀孕。镇人民政府依据《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对该镇渔坪村三组村民邓吉元之妻冯建梅依法实施了终止政策外二胎妊娠术。

此案引出了一个长期存在但又不受关注的问题――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强制堕胎问题。强制堕胎措施是指计划生育行政部门针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怀有政策外二胎或二胎以上的孕妇，采用强制终止妊娠的手术措施。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确立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以来，强制堕胎成为一项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常用的行政措施，其主要目的在于用更直接的方式抑制人口出生率，制止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出现。

二、强制堕胎措施的法律困境

（一）我国有关强制堕胎的行政法位阶比较

1、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5条规定了“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首先，本条只规定了国家有制定生育政策的权力，未规定国家采取何种措施来实现权力。行政措施有很多种，从行政法的角度，行政措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授益性行政，即对积极履行计划生育义务的公民给予一定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奖励，如享受休假、提供补助、授予荣誉等；另一类是负担性行政措施，即对违反计划生育的公民进行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如实行早期中止妊娠术、罚款等。

其次，实行计划生育的目的是与“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上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初期，我国经济不够发达，面临人口众多的社会压力，但是随着3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与转型，“人口红利”正逐步在丧失，劳动力短缺可能成为我国不得不面对的新的社会问题，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会给计划生育政策提出新的要求，原来政策的合理性可能丧失了。因此，政策的实施因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来作适当的调整。

同时，《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因此，计划生育政策的实现是要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前提之下的，不仅保护孕妇的生命健康权需获得保护，未出生的胎儿的“潜在生命权”也是政府需要保护的考虑对象。

2、《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2年9月1日起施行）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9、20条中规定：“实行计划生育，以避孕为主……实施避孕节育手术，应当保证受术者的安全……育龄夫妻应当自觉落实计划生育避孕节育措施，接受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指导。预防和减少非意愿妊娠。”由此可见，《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基本精神是以预防为主的计划生育，对于计划生育政策外怀孕的妇女，法律未规定政府可以强制其流产，只是要求其承担一定的的法律责任，即《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41条规定的：“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未在规定的期限内足额缴纳的，自欠缴之日起，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收滞纳金；仍不缴纳的，由作出征收决定的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由此可见，堕胎并不是贯彻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必要要求。首先，从立法目的来看，《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生育的权利，而对于计划生育的义务，则主要体现在事前对避孕节育的宣传和教育方面，并不体现在对违反政策妇女的强制堕胎行为。其次，从法律责任来看，违反计划生育者所因承担的法律责任仅仅是“缴纳社会抚养费”，未缴纳抚养费的加收滞纳金。

3、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中规定，在基层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开展计划生育指导中，需遵循“国家指导和个人自愿相结合的原则”。具体体现在乡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需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批准后方可执行；同时，实施终止妊娠术应当经过受术者本人的同意，并保证其安全。值得一提的是，在乡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可以在批准的范围内开展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对堕胎措施的规定是“早期人工终止妊娠术”，由此也体现了大月份引产的违法性。

另一部涉及计划生育的行政法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规定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行政管理措施分为奖励性措施和处罚性措施。其中奖励性措施包括享受休假，在生产经营等方面获得支持、优惠，在社会救济等方面享受优先照顾；处罚性措施包括通知补办和批评教育，并未规定可以采取强制措施。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要使政府指导下的堕胎措施具备合法效力，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有资格进行终止妊娠术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获得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的批准，二是经过孕妇本人的同意及其家属的知情，三是保障受术者的安全，减少甚至避免大月份引产。

（二）地方性法规中强制堕胎措施的法律困境

在“陕西安康引产大月份胎儿案”中，政府的做法显然违背了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据镇坪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在其官网的回复，该镇政府是依据《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对冯建梅实施了终止妊娠术。《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13条规定：“计划外怀孕的，应当及时中止妊娠。”第37条中规定，计划外怀孕后拒绝中止妊娠的，按月对夫妻双方各处以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款。根据这两条规定，陕西省对于计划外怀孕，规定了两种行政措施，一是中止妊娠，二是拒绝中止妊娠的，按月征收罚款。法律中未明文规定“强制”，但现实中政策落实的重重困难让执法变成了简单的“要么罚款，要么堕胎”。

陕西安康引产大月份胎儿一案，折射出地方性法规在贯彻落实时面临的困境。一方面，上位法中并未明文规定强制堕胎的法律效力，强制堕胎措施在我国目前所处的法律地位是一种缺乏法律依据的、具有强制性和惩罚性的行政措施；另一方面，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指导下，地方政府面临控制人口数量的政绩压力。在部分地区，当面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又不缴纳罚款的孕妇，强制堕胎成为一种为征收“超生罚款”保驾护航的威慑手段。

在制定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时，强制堕胎措施也面临着法律困境：

1、强制堕胎措施违反了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保留本意是指有关人民基本权利限制等重大立法事项，必须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不得自行规定。其目的在于划清国家立法权与行政立法权的界限，防止行政立法权的自我膨胀。根据《立法法》第8条的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也做了明确的限制：“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

由于《计划生育法》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和国情下基于宪法和计划生育政策制定的法律，涉及到公权力干预公民的生育权的问题。所以在这部法律中“义务”多于“权利”的设定，并出现了“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这样模糊的字眼。在法律责任部分，只列举了罚款这一行政措施。而在中国某些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罚款和强制执行都不具有足够的威慑力，甚至难以得到有效的执行。

在行政法规中，规定了获得授权的政府机构可以实行中止妊娠术，但需遵循国家指导和个人自愿相结合的原则。这与计划生育的义务性又出现矛盾，使得地方性法规在制定具体落实的细则时十分棘手，在强制堕胎的措施制定上游走在上位法授权的边缘，甚至越权而为。

2、强制堕胎的行政手段法律无明文规定。

依照《行政处罚法》第8条的规定，该条规定了各类行政处罚措施，包括：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法》第9条中规定了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包括：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扣押财物；冻结存款、汇款；其他行政强制措施。由此，无论将强制堕胎视为行政处罚还是行政强制，都不在法律列举的行政强制措施范围内。

这一点也体现了强制堕胎的困境：计划生育本身就是国家政策与社会伦理冲突调和的产物，涉及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还带有人、人的生命、自由与尊严的道德色彩。因此，计划生育的法律规制不同于一般的行政行为，很难在法律明文规定中得以体现。

三、堕胎规制的立法建议

（一）依照法律保留原则统一立法规制。

堕胎规制的价值选择涉及胎儿的潜在生命权保护，无疑是关系到基本人权。而基本权利的冲突和调控应给公民个人留出自主决定的余地，政府规制的介入不宜代替公民作出价值选择，在价值衡量中政府不能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对于堕胎的规制应从胎儿潜在生命权的保护出发，在一个统一的法律框架下完成，将有关堕胎规制的制定主体限制到全国人大等权力机关，充分保障胎儿及其相关人的利益。

（二）依照比例原则合理行政。

“比例原则”是现代行政法理念中的帝王条款。根据比例原则，行政机关采取行政管理措施时，应采取适当的、损害性最小的方式，即对行政相对人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必须与所需达到的目标相对对应。如果行政机关的行为或某种行政措施对相对人的损害与社会获利之间的关系显失均衡，则构成滥用自由裁量权。

计划生育行政管理作为国家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严格地遵循比例原则。面对计划生育政策外怀孕而不缴纳罚款的孕妇，一方面强制堕胎可能严重损害其健康权和人身自由权，另一方面计划外的生育可能轻微加重社会负担。用可能严重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和健康权的行政措施，来防止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根据比例原则，两害相权当取其轻，应当严格限制强制堕胎措施的实行。

法条注释：

1、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3条：“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实行国家指导和个人自愿相结合的原则。”

2、《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9条：“乡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可以在批准的范围内开展下列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四）早期人工终止妊娠术。乡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开展上述全部或者部分项目的，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进行逐项审查。对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的，应当予以批准，并在其执业许可证上注明获准开展的项目。”

3、《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14条：“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应当征得受术者本人同意，并保证受术者的安全。”

4、《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第10条：“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享受下列计划生育服务和奖励、优待：……（三）晚婚晚育或者在现居住地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享受休假等；（四）实行计划生育的……在生产经营等方面获得支持、优惠，在社会救济等方面享受优先照顾。”第23条：“流动人口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办理婚育证明的……应当通知其在3个月内补办；逾期仍不补办或者拒不提交婚育证明的……予以批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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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生育政策篇8

这个变化似乎也可套用在中国身上。从上世纪70年代每个母亲约生育6个孩子，到如今的1.5个孩子，中国“低生育率”已在悄无声息间走过了20多年历程。然而，在中国人口的基本问题上，社会各界的共识远未达成。

一些名人、富人用行动撕开的“二胎生育”的口子，为公众讨论“二胎合法化”提供了鲜活的案例和观察的窗口。比如，前世界跳水冠军田亮的妻子叶一茜在香港产下二胎的消息，经媒体披露后在社会上引发热议。要求严罚和主张宽容的声音都有市场。争议背后透露出国人对中国人口现状及未来走势判断上存在着重大分歧：人口规模太大是否仍是当前中国人口的首要问题？未来几年，中国的生育政策该作出重大调整吗？

“一胎政策”碎片化

提起中国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很多人脑海里首先浮现的可能就是“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这句标志性口号，因此，很多人将其笼统地称为“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呼吁全体党员、团员破除“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实际上，严格的“一胎化”主要在城市地区得到了推行。

由于“一胎政策”最初在中国农村遇到巨大阻力，几乎无法执行下去，国务院于1984年对生育政策进行修订，在“一孩政策”的基础上，也允许一部分夫妇（如少数民族、部分农村地区）可以生两个孩子，这也被称为“开小口、堵大口”。

按照《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规定，我国将是否允许生育二胎的政策制定权，授予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或其常委会。去年11月，人口大省河南修改了该省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增加了“双独家庭”可生二胎（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可申请生育二孩）的条款。河南也成为我国最后一个放开“双独”生二胎的省份。这反映出我国近年来一直严格实施的计生政策正随着国情和形势的变化进行着微调和适度松动。

“我们现行的生育政策已呈现碎片化状态。”南京人口干部管理学院潘金洪教授向《南风窗》记者介绍，他梳理了全国31个省区的计生条例发现，全国各地具体的生育政策有100多条，这些略有差异的政策大多是根据区域、城乡、民族、户籍等差异而制定的，有的省区之间的生育政策和法规还存在着冲突。

计划生育制度被强力推进，中国的人口数量、结构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近日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推出的《中国人太多了吗？》研究报告称，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5以下，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妇女只生了不到1.5个小孩，远远低于2.1的更替生育率（指维持每一代人人口数量不变的生育率）。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人口将进入一个长期负增长的时期。

国家人口与计生委新闻发言人于学军曾经透露，我们国家的生育水平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也就是降到了低生育水平，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但他认为，现在学者统计的总和生育率没有考虑到漏报的情况，这可能会带来误导。

最近几年，严格的生育政策带来的影响开始逐渐显性化。不少观察家注意到，因适龄在校生逐年减少，前几年在中西部投资兴建的希望小学在最近几年竟出现了被废弃的情况。而教育部的公开数据也表明，自1992年起，全国的小学数量一路下滑。截至2009年年底，17年间全国共减少了43.28万所小学，全国平均每年减少2.55万所小学。除了学校合并的因素之外，学生数量减少也是重要原因。

“罚款”效果不彰

像田亮夫妇这样，绕道香港或国外“曲线”生产二胎的案例，近年来在不断增多。在当前的法治框架下，对于“超生”的事后弥补措施，主要是采取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办法。但潘金洪表示，征收社会抚养费对贫困群体、富人、单位职工和干部的生育制约都很有限。对于穷人而言，只要想生孩子，还是会生的，顶多缴少量的社会抚养费了事，或者因无钱干脆不交；对于富人，即便多缴纳几万、几十万，也不会成为他们生二胎的障碍，“无非是多花几个钱而已”。

高昂的社会抚养费在有些地方成为政府管理部门眼中的“肥肉”，这也催生了“以罚代管”的畸形计生管理手段的出现。在一些偏远的地区，“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无权也无钱的逃着生”的歌谣曾一度流行。因此，希望借助于传统“罚款”手段来威慑、减少“超生”现象，正变得越来越效果不彰、难以为继。再加上现今户籍制度的松动、人户分离的增多以及人员流动性加大，传统的计生管理手段愈显乏力。

中国的人口基数这么大，如果放松了“二胎”，会不会造成出生率的猛增和人口数量的剧烈反弹？对于这种忧虑，学术界以实证测算的方式给出了解答。结论是，可能会有一定波动，但完全是在可控范围。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步入了工业化社会，人们的生活环境、方式及生育观念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生活、就业、教育、医疗的成本有了极大的提升、“多子”不再“多福”；儒家文化的“精英意识”又使中国的家庭更看重对孩子培养的质量而非数量；此外，西方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也在影响着年轻一代人，他们更强调个人满足和自我实现，甚至一些丁克家庭的观念也颇有市场。

事实上，中国的局部“试验”也已证明了上述担心的多虑。自1984年起，河北承德、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湖北恩施等4个试点市县试行“可生二胎”政策。近几年，国内多名学者对上述4个试点地区进行了回访和调研，结果发现，生育率仍是维持在1.8之下的“较低水平”，且试点地区的男女人口性别比例也比全国的情况更趋合理。

在上海，全国最早实行一胎化的城市，目前育龄青年的主体—“80后”正是上海第一批独生子女。按照现有的政策，他们完全可以生二胎。但调查显示，上海户籍人口的生育率却是全球最低的0.7，即每对夫妇只生0.7个孩子。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长马小红的调研也显示，北京市允许生二胎的“双独”家庭，真正有生育二胎意愿的只占总数的1/4。

具体而言，近年来学界一直在呼吁“放开二胎”大致有3种方案：最激进的是“普遍二胎”原则，即允许国内的所有家庭，只要其意愿，均可生育二胎；第二种方案是“单独”家庭可生二胎原则；最稳健的是微调方案，即先在国内部分地区试验“单独”家庭可生二胎，然后分批、逐步推广到国内其他地区。

政策调整需大智慧

有意思的是，即便多数学者认为此时“放开二胎”将是有利于家庭、社会和国家的举措，但也有学者坚持认为严格的一胎化政策绝不可有任何松动。学界的分歧，其实也会影响到最高决策层在生育政策上的犹豫。

政府去年曾一度酝酿对东北三省和江浙等5个省份，小范围试验推行“单独家庭”生二胎的政策。去年广东也提交了“单独”家庭生二胎的申请。但此后，上述“试点”的消息再无下文。据多位接近国家人口与计生委的知情人士透露，上述“试点”方案均遭搁浅。

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生育政策调整与不调整都存在着风险，且这种风险往往要20年之后才能看到。回顾历史可见，每次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均是对决策者智慧的考验。

以1980年全国推行计生政策为例。据参与过前述《公开信》起草工作、中国人口学会原秘书长张敏才回忆，当时在学界、政界和民间，对“一胎政策是否可行”争论异常激烈。譬如，民间有“老大憨厚、老二聪明、老三猴精”的说法，有人担心若实行计划生育，会把未来的发明家、科学家弄没了。

在《公开信》发表前的一年内，邓小平先后多次在会见外宾时谈到了人口与现代化问题，指出国外某些人攻击我国的计划生育，实际上是不愿意我们发展起来。可见，当时的中央是顶住内外压力、果断推行该政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