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范文

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篇1

关键词 多哈回合 敏感产品 国内支持 特殊保障机制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1-0074-79

2008年7月世界贸易组织（WTO）新一轮谈判（多哈回合）非正式部长级会谈经过9天激烈磋商后，各成员国未能就农业问题达成共识，谈判宣告破裂。会谈前日本媒体普遍表示这次谈判是实现2008年年内达成最终协议的最后机会，各界表示出了强烈的关心。但市场准入和国内支持领域各方对立依然尖锐，谈判以失败而告终。这也说明推进农业自由化仍将是WTO谈判中最复杂的长期难题之一。本文将对多哈回合农业谈判中的主要对立点和成员的相关立场进行考察，并对日本的立场与其近期国内农业政策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一、多哈回合前的农业谈判

乌拉圭回合前的GATT多边谈判中，农业问题一直是多边谈判的“例外”。但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欧洲共同体（EC）展开农产品出口市场的争夺，使得乌拉圭回合农业领域成为美国和EC两大成员间的主要议题。美国也对日本的大米等农产品的市场准入等提出了要求，而凯恩斯集团则要求其他成员大幅度削减农业保护。历时7年半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催生了WTO协定，在厉害关系最复杂的农业领域最终达成了农业协议（URAA），确立了多边农业谈判的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和出口竞争三大核心部分。可以说乌拉圭回合在多边贸易谈判历史中的意义举足轻重，是农业贸易制度改革的转折点。[1]

URAA首先在市场准入方面确立了“关税化”、“关税削减”和“适用于全部农产品”的三个重要原则。为了维持现有的准入机会，还设定了最少输入量（MA），此外，对实行关税化的农产品还引入了“特殊保障机制（SSM）”。其次，在国内支持方面规定对价格支持、补贴等需削减20%“综合支持总量（AMS）”。[2] URAA将国内支持分为“黄箱”、“蓝箱”和“绿箱”三类，并明确了属于削减对象的国内支持。在出口竞争方面，规定了财政支出金额上的出口补贴（36%）、享有出口补贴的产品数量（21%）的削减幅度等。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过程中，美国和EC在农业问题上的对立极大地影响了谈判的进程。对农业保护主张“废除”或“大幅度削减”的美国和主张“削减”的EC之间的意见分歧致使谈判数度中止。EC在1992年开始对CAP进行改革，降低支持价格水平，同时对生产者由此引起的收入损失，在满足减产的条件下采取“直接收入支付”的新方式给予补偿。EC的92年农业改革最终推动了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进展。美国和EC于1993年底达成协议后乌拉圭回合谈判得以结束。

日本在谈判中也主张对农业保护进行“削减”，而不是“废除”，关于国内支持和市场准入的削减幅度，日本提出了10年内削减30%的方案。这与EC的方案相近，可见，为了避免本国农产品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在谈判中维持本国的影响力，日本采取了相对保守的立场。同时，在谈判中日本选择了向EC靠拢，以此减轻来自美国的自由化压力。但在出口补贴问题上，日本则要求美欧废除出口补贴，这显然符合日本农业的利益，而且在谈判中还可以保持对美欧一定的压力。另外，日本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另一个重要目标是避免大米的关税化。日本强调大米作为日本最基本的粮食对保障粮食安全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应该允许大米作为关税化的“例外”。关税化例外的立场不会遭到EC的反对，美国虽然主张所有的进口限制都应该关税化，但其立场的主要指向为EC，因此在乌拉圭回合日本虽然最终实现了避免大米关税化这一目标，但同时却不得不接受大米部门的MA，所以可以说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日本仍然被迫打破了大米进口限制。而从大米部门在日本农业中的重要地位来说，这一点对日本农业所产生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可见，URAA是激烈对立后妥协的成果，其基本原则中也规定了许多例外情况，而且也存在进口国和出口国的义务不均衡等问题。[3] 因此，URAA第20条规定各成员国应在2000年前启动新一轮农业谈判来完成推进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根本性改革。

二、新一轮农业谈判的主要经过及动向

2001年11月新一轮多哈回合多边谈判“多哈发展议程”（DDA）启动后，美国和凯恩斯集团主张削减的“大幅度”和“一律性”，欧盟则继续强调“逐渐”和“灵活性”。发展中国家向发达成员要求关税的“大幅度、一律性的削减”和国内支持、出口补贴的“取消”。除了在农业领域的分歧外，2003年9月坎昆会议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是否将“新加坡议题”纳入谈判领域的问题上也产生了对立，坎昆会议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2005年12月香港会议就2013年前取消所有形式的出口补贴达成了一致，在市场准入方面，发达国家同意在2006年取消所有棉花出口补贴，还同意向最不发达国家（LDCs）免除配额和关税。此外，框架协议中涉及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内容，如特殊产品（SP）和特殊保障机制的使用也在部长声明中得到了确认。应该说香港会议取得了一定的实质性成果，推进了农业谈判的进程。但在最重要的市场准入和国内支持等问题上的对立依然存在，关税和补贴的具体削减范围也未达成一致。

2007年6月G4（美、欧、印、巴）谈判破裂后，谈判基本上以7月农业小组主席福尔克纳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小组主席史蒂芬森分别散发的主席文本为中心进行讨论修改。主席文本在一定程度折中了各成员方的意见，所以被认为是“各打五十大板”的方案。[5] 尽管各方普遍表示不满，但都表示接受它作为今后谈判的基础。

在市场准入方面，对于一般产品的关税削减方式，美国和欧盟此前提出的瑞士公式（关税越高，削减幅度越大）和乌拉圭公式（算术平均削减）的“混合公式”遭到了发展中国家集团G20集团的反对，最终文本采取了分层方式。由于欧盟和包括日本在内的十国集团（G10）第4阶层的产品数量较多，因此欧盟和日本都表示难以接受。在敏感产品的削减率问题上，美国和凯恩斯集团等粮食出口国要求尽量限制敏感产品的数量比例，但主席文本的“4―6%”的范围比4月底的“挑战文本”（Challenge Paper）所提出的“1―5%”的范围有所扩大。在关税上限问题上，文本没有特别的叙述。而美国此前要求75%的上限，巴西为首的G20要求100%的上限，欧盟此前也表示接受G20的方案。

国内支持方面，根据文本美国应将国内补贴削减66―73%至130―164亿美元的水平。美国在2007年6月的G4会议上暗示能够接受削减至170亿美元，但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要求其削减至120亿美元。另外，由于发达成员在非农产品的市场开放上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施压，而发展中国家也对市场准入和国内支持的削减幅度表示不满，所以对立局面没有改变。

为了实现2008年底达成最终协议的目标，2008年7月21日在日内瓦召开了非正式部长级会议。在此之前主席文本已进行了4次修订。美国7月21日表示愿意大幅度削减农业补贴，但国会却已在5月通过了新农业法，未来几年将扩大对农作物种植者的补贴，这引起其他成员对美国的强烈不满。会议开始前，发展中国家33国集团（G33）就指出，美国等发达成员削减巨额农业补贴才是打破谈判僵局的关键。事实上美国用于国内价格支持的农业补贴金额由于2007年后粮价的持续上扬，已由2005年的130亿美元降低到目前的约70亿美元的水平，因此，美国表示接受文本提出的“130―164亿美元”的范围在发展中国家看来实际意义并不大。欧盟方面，曼德尔森委员7月22日表示欧盟接受60%的平均关税削减率。23日美国同意将农业补贴削减至150亿美元，但其他各成员方对此依然表示不满。7月24日凌晨美国和欧盟共同提议将敏感产品比例由“4―6%”缩减为4%，以促使发展中国家在非农产品关税减让上的让步。24日欧盟表示同意70%的关税削减率，部长级会议一致同意关税削减率最高为70%。在此基础上，由美国、欧盟、日本等7个成员方举行小型部长会议进行小范围细节磋商，拉米总干事根据会议结果于25日提交了调解方案，以促成发达成员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让步。调解方案中美国同意将农业补贴削减至145亿美元，敏感产品允许日本和瑞士在4%基础上追加2%。

拉米调解方案在关税削减率、国内补贴和敏感产品方面的数值是各成员方讨论妥协的结果，它给谈判带来了一定的转机。但在特殊保障机制的问题上，调解方案却对其利用条件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对此，26日印度、印尼、土耳其等G33成员对调解方案进行讨论后，印度表示了反对，中国也表示应该放宽底限。而美国对印度的这一态度表示不满，批评说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态度阻碍了达成最终协议的进程。由此，围绕特殊保障机制问题，美国与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成员的对立开始尖锐。美国和印度等国关于特殊保障机制问题的对立反映出发达成员和新兴、发展中国家之间主张和立场的不同。美国等发达成员在多边谈判中的目标除了进一步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品和服务业市场外，还希望扩大本国农产品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份额。2008年国际粮价高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受到威胁，这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对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却在谈判中力求限制发展中国家利用特殊保障机制，这不免会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

拉米29日提出的折中要素包（Package of Elements）对特殊保障机制的限制是：只有在进口量激增超过40%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可以最高加征约束关税的15%，同时，每年只能对占总体关税税号2.5%的农产品适用特殊保障机制。对这一修改，G33认为能够利用特殊保障机制的农产品数量太少，且底限过于严格，能够加征的关税限额又太低。因此G33和非盟等成员方提出：对于占关税税号7%的产品，允许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进口数量上升10%时，加征30%的关税。但因美国执意不同意放宽特殊保障机制的底限，谈判最终破裂。

三、日本的立场及主要主张

日本作为粮食进口国在多哈回合谈判中主张“多样农业共存”的理念，强调“农业的多功能性”、保护环境和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日本还强调实现进口国和出口国均衡的贸易政策的必要性。同时，日本主张有必要采取一定的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特殊情况的措施。

具体内容上，首先在市场准入方面，日本主张关税削减应该考虑本国农业的生产率、生产条件及国内市场承受能力，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多哈回合日本最优先的谈判目标就是避免设定关税上限，而在乌拉圭回合中日本的最优先目标是避免基础粮食（大米）的关税化。可见，两回合中日本谈判主张的中心都是围绕其最重要农作物大米来设定的。关税上限是对所有农产品的关税率都控制在一定水平之下的关税减让方式。例如，如果关税上限设定为100%，那么，日本将有义务将包括关税率为778%的大米在内的所有农产品的关税率大幅削减到100%以下。2008年7月的非正式部长级会议没有涉及到关税上限，日本表示支持。在反对大幅度削减关税率的同时，日本欲更多确保敏感产品比例，并尽量控制敏感产品的关税削减幅度，从而最大限度保护国内农业。7月的会议上，日本将敏感产品数量目标由10%调低至8%后仍然没有得到美国、巴西、澳大利亚等成员的理解和支持。美国和欧盟于24日提出了4%的方案后，25日的拉米调解方案中即将敏感产品比例修改为4%。但以其它低关税产品的进口量增加为条件，允许敏感产品比例可以最大追加2%，这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日本和瑞士等国的提议。对此，日本提出新方案要求将追加的比例扩大为4%，以达到8%的目标。但由于其它主要成员都接受了“4%+2%”的意见，所以日本提出的“8%”的主张显得十分孤立。28日日本不得不让步，表示基本接受6%的比例。之后，日本将重点转向提高选择或指定敏感产品的自由度上，开始争取美国和欧盟的支持，想将淀粉和砂糖指定为敏感产品。但巴西等G20集团对敏感产品的自由指定持反对态度。

日本的农产品总数量为1332种。目前日本政府对大米、小麦和乳制品等101种（7.6%）农产品征收 200%以上的高关税进行保护。在谈判中日本设定8%的敏感产品目标，就是为了基本维持目前的保护水平。但比例缩减至6%即约80种的情况下，包括魔芋、砂糖在内的许多农产品无法得到高关税保护，将面对进口农产品的竞争压力。再则，指定哪些农产品为敏感产品的问题也将在日本国内引起激烈的议论和批判。

第二，在国内支持方面，日本主张削减应该考虑本国实际情况，确保农业的多功能性和粮食安全，并强调为进行农业结构改革的国内支持的必要性。同乌拉圭回合中日本比较重视“蓝箱政策”（大米等部门的减产、限产）相比，多哈回合中由于欧盟等成员的农业政策改革迅速与“绿箱”靠拢，希望与欧盟加强合作的日本在立场以及国内农业政策上也逐渐向符合“绿箱”条件的相关政策看齐。URAA中规定“蓝箱政策”为“以减产为前提条件下的直接支付”。但框架协议中美国的意见得到了反映，与现行生产量无关的直接支付也算入“蓝箱”内的须进行分层削减。美国的意见主要是针对欧盟在2003年在对共同农业政策的改革中导入了与生产量无关（脱钩）的直接支付制度的。日本在2005年的新《粮食、农业、农村基本计划》中对“经营安定政策”部分的国内支持政策进行了改革，决定从2007年度产的指定农产品开始实施脱钩直接支付。这项政策改革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欧盟的做法。[7] 同时，日本也希望通过这一点在多边农业谈判中联合欧盟来强化自己的立场。

第三，日本还强调粮食进口国和出口国的权利义务存在不平衡，因此主张要改变这种不平衡的状况。这是出于从本国粮食安全角度的考虑。此点日本在乌拉圭回合中未正式提出。在2008年7月的谈判中，日本和瑞士联手提出了“为防止出口限制政策的滥用，应事先与进口国商讨”的新制度。这一提议的背景是2008年上半年国际粮价高涨，部分国家实施了部分农产品的出口限制，对此日本国内舆论表示出担忧，希望在多边谈判中强化农产品进口的安定性。但日本的主张并没能在第3次修订文本中得到体现。

在谈判中，日本与G10其他成员、欧盟在市场准入等领域与美国、凯恩斯集团和其他粮食出口国成员意见对立。但在2008年7月部长级会议上，日本最终表示接受包括敏感产品比例削减等推进农产品自由化的拉米方案。这反映出日本希望在农产品方面作出一定的妥协，来换取发展中国家在非农产品和服务业等其他领域的市场开放，促使发展中国家降低汽车和电机产业等的工业品关税，强化日本企业的海外竞争力，以实现国内的经济增长。

四、谈判的破裂及日本的对策

多哈回合谈判关系到全球贸易总额的97%，其本身对世界经济具有重大意义。但由150多个成员组成的WTO谈判各方利益分歧严重，特别是美欧等发达成员主导谈判并忽视发展中国家和粮食进口国的利益，这必然遭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反对。2008年7月部长级会议谈判的最终破裂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且，由于2008年上半年的国际粮价走势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农业问题上对立趋向严重，发展中国家和粮食进口国在粮食安全方面的危机感趋强，这也是谈判最后在特殊保障机制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坚持立场的原因之一。可以说今后的谈判各方能否超越复杂的利益对立、取得共识仍然是个未知数。

7月谈判破裂后，由于谈判主要成员美国面临的总统选举和2009年政权交接等实际情况，短期内迅速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比较困难。而且美国大选的结果也将对WTO多边谈判走势产生影响。但鉴于目前美国和世界经济整体下行的趋势，我们认为各国通过推进投资和贸易自由化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愿望应该比较强烈，而且多哈回合多边谈判已持续了近7年，这些都有可能成为促进谈判重新启动和推动谈判进程的因素。

日本媒体在谈判破裂后普遍认为美欧主导多边谈判的时代已经结束，而发展中国家左右谈判的力量正在加强。《读卖新闻》的社论指出谈判破裂表明美欧主导谈判力量弱化。[8] 而事实上，7月的部长级会议中美欧的主导性地位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最后阶段的主要对立点仍然在美国的国内补贴和欧盟的农产品关税削减问题上。有关发展中国家特殊保障机制等问题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对于谈判的破裂日本各方反应不一。日本政府表示遗憾，认为促使谈判成功将有益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制造业方面也表示失望，担心世界自由贸易体制的倒退；而农林水产省和自民党的农林议员、农业团体方面都松了一口气。对于日本农业来说，谈判的破裂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日本农业市场进一步开放的时间，为日本农业的结构改革争取了一定的时间。由于日本国民经济中农业的比重仅占1.2%，工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增长仍然将是推动日本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因此今后日本产业界仍然会继续要求日本政府在多边谈判中推动经济自由化的进程，日本农业所面临的经济自由化压力并不会减少。

另外，多哈回合谈判的长期化已使日本在通商政策上采取多边（WTO）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EPA）“双管齐下”的战略。此次谈判的破裂，日本将会加大在推进与东盟、澳大利亚等国的双边自贸协定方面的力度。事实上，日本在2002年与新加坡签订了第一个EPA后，便迅速地加快了EPA的谈判步伐，相继与墨西哥、马来西亚、智利、泰国、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和东盟签署了双边协定。可以看出，日本在WTO的多边框架和普遍主义的原则受到挫折的情况下，正在积极利用双边和区域性的贸易协定手段来实现贸易及投资的扩大。GATT第24条以及GATS第5条所要求满足FTA（EPA）的条件（发达国家：90％的产品无关税及10年内完成）对日本来说达成的现实可能性相对较高，当然，如何顺利达成这些条件也是日本需考虑的问题之一。正因为如此，日本在选择EPA对象国时也十分慎重。同时，日本在推进EPA战略的同时，除了进一步实现商品、劳务贸易的自由化目标外，日本还在经济合作、劳动力跨境移动、政府采购、贸易便利化、知识产权等WTO谈判新领域的各种问题上利用“双边”的手段来进行“各个击破”。

当然，对日本来说在双边框架中农产品市场开放仍然会是无法回避的内容。与澳大利亚的EPA交涉对日本农业的开放将是一次考验。鉴于以上情况，日本的农业政策将需要尽早考虑敏感产品的指定和分层关税削减后如何确保国内农产品在国内市场竞争力的问题。在自由化压力不断加大的状况下，日本政府除了迅速推进农业的结构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之外，为了实现提高粮食自给率的最重要目标，还必须在生产要素的确保方面采取有效对策，减少农业闲、荒地的数量，并确保农业生产和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要素。另外，为促进农业规模扩大，激励骨干农家而导入了“品目横断直接支付政策”，今后也需要考虑农产品进一步自由化后对日本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影响，确保财政支持的力度。

注释：

[1] OECD：“Towards More Liberal Agricultural Trade” ，OECD Policy Brief， No.39，August 2002.

[2] AMS是指被认为扭曲贸易的措施，即“黄箱”政策措施中需要削减的部分每年的价值总和。AMS=所有特定农产品的综合支持量+所有非特定农产品的综合支持量+所有特定农产品的支持等值。

[3] [日]口修：“GATT／WTO体制的概要和WTO多哈回合农业谈判”，载《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调查以及立法考察局参考资料》2006年11期。

[4] 敏感产品指允许低于一般产品的关税削减率，但须以扩大免关税或低关税配额（对一定量的进口适用免税或低关税，超过部分适用高关税）范围的形式提升市场准入的农产品。

[5] [日]菅原纯一：“火山口上的WTO多哈回合谈判：是年内达成协议，还是转入冬眠期？”，载[日]《瑞穗政策研究》，2007年8月23日。

[6] 孙振宇：“WTO新一轮谈判与中国入世后面临的新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11月11日。

[7] 张建：“从CAP改革看日本农业的去向：展望东亚共同农业政策的形成”，载[日]《中京企业研究》，No.28，2006年12月。

[8] “不能放缓农业政策改革的步伐”，[日]《读卖新闻》社论，2008年7月31日。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讲师，博士，上海，200083）

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篇2

[关键词] 国际环境合作 双层次博弈 “获胜集合” 《京都议定书》

中图分类号：X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2-0117-05

环境问题的双重属性

经济的发展在给人类带来极大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的巨大破坏，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和海洋、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产生环境污染的原因很多，但就其经济根源而言则在于公共环境的无产权性及污染的外部性所导致的市场失灵，使环境问题游离于市场机制之外。

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严格的制度、清晰的产权和有序的企业运作，另一方面又带来对产权缺失的环境资源的无序竞争和肆意开发。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环境资源在全球实现配置(国际合作和跨国生产)，出现本国资源的国外利用，国际资源的国内开采，造成地球资源的过度使用，有害气体的过量排放，热带雨林的大面积减少，全球生态的持续破坏。与此同时，环境的越界外部性和跨国污染问题也更加凸现，环境问题的全球化蔓延呈加速态势。环境问题的这种跨国属性使其一开始就与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等利益问题纠缠在一起，呈现出内政和外交的双重属性，其治理的难度也远远超越了单个国家的能力范畴之外，客观上需要一个超越国家之上的超级机构来协调治理。而现实超治理主体的缺失，使环境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环境问题的内政和外交的双重属性使其治理无法依靠单个国家的能力完成[1]，出现环境恶化的全球整体性与环境治理的自治性同时并存又尖锐冲突的局面，所以寻求国家间的合作，以缔结国际条约的方式保护全球环境成为目前的唯一出路。环境治理的国际合作，也只能从每个国家内政和外交的双重协调中寻求突破口。但由于关乎各国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环境问题的国际合作从一开始就步履维艰。以多边气候变化谈判为例，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签订，到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和签署，再到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的正式生效，全球气候问题的国际谈判都是在一轮轮艰苦的讨价还价中进行的，谈判博弈的结果除了受到国际关系和各国的经济实力与战略意图的影响外，也受到各国国内的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的牵制。国际环境协议成为国内博弈和国际博弈两个层次博弈相互制衡的产物。在国内，是各利益集团之间、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的相互博弈；在国际层次上，是各国谈判代表与其他国家代表之间的相互博弈。

“双层次博弈”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扩展

“双层次博弈”最早由美国学者普特南(Putnam，1988)在研究国际关系时提出，融合了国内因素影响的全球环境合作在此框架下可以获得较好的解释。双层次博弈理论假设国际博弈(第一层次)和国内博弈(第二层次)是相互交织、互动进行的，国际层次的博弈是嵌套着国内各种力量的讨价还价过程。为了分析的方便，普特南把谈判的进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同国家谈判者之间达成一项暂时的国际协定；第二个阶段是每个国家内部的选民通过博弈影响政治程序来决定是否批准这项协议[2]。但同时普特南也指出，国际协议的达成实际上是各谈判方国内“获胜集合”互相重合的结果。

“获胜集合”(win-set)是双层次博弈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指国内选民所能批准的国际谈判协议的所有的可能集合，即在国际谈判中达成的，所有可能赢得国内大多数选民支持的国际协议的集合范围[3]437，其范围大小也可以理解为国内选民批准和履行国际协议的可能性大小。各谈判者国内“获胜集合”的相对大小，将影响国际协议达成的可能性及利益分配的方案。由于任何有意义的协议都必须落在每个谈判国的“获胜集合”的范围内，所以各谈判国的“获胜集合”越大，重合的可能性越大，国际协议就越可能达成[3]438。

一国“获胜集合”的规模范围取决于其国内选民的利益结构(权力分配、偏好和可能的联盟)、国内的政治制度以及谈判者的策略[3]442。对选民而言，协议达成与否的关键是协议实施前后对其福利的影响。达成协议对一些选民来说可能有较大的成本损失，对另一些选民来说可能有净的收益，二者力量的对比将决定“获胜集合”的大小，影响协议的国内通过。除了选民的选票支持之外，国内批准程序政治运作的复杂程度也会影响“获胜集合”的规模大小。美国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就比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给国内的“获胜集合”施加了更多的限制；“2/3投票通过”就比“简单多数投票通过”的“获胜集合”小。谈判者的策略的运用，比如通过影响谈判对手国内或本国国内关键选民的成本和收益，进而影响各自的“获胜集合”，从而获得谈判的优势。

以上就是普特南“双层次博弈理论”的基本思想。本文将把普特南的理论进一步扩展并用来分析国际气候变化合作的博弈。

在双层次博弈中，谈判代表的位置非常重要。他是国内和国际双层博弈的连接枢纽，要同时兼顾本国利益和对手的谈判底线。但同时谈判代表也有自身的利益约束和价值取向，他在国际国内两个博弈场协调斡旋的同时，也在主动利用二者不同的利益结构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和价值信仰。比如，对于一个政客而言，他更看重国内选民的利益要求。在国际谈判中，如果不满意于谈判结果，可以推倒重来；而在国内的谈判桌上，如果不能满足国内选民的利益要求，则要冒着从其座位上被赶下去的风险[3]434。所以与普特南把谈判者假设为没有个人独立偏好的国内利益的忠实代言人[3]435-436不同，本文把谈判代表也作为一个有自己利益偏好和政策主张的主体，直接参与国内的博弈。他们与国内其他主体进行谈判博弈，决定国内“获胜集合”的规模，国际协议只有获得多数主体的支持，才能在国内批准通过。所以一国谈判者除了要满足对手国提出的谈判条件外，也要与国内大多数的利益要求不相冲突，才能最终达成一份有效的国际环境协议。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所运用的外交战略和技巧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他必须同时兼顾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利益要求。这样就把国际层面的分析和国内层面的分析统一在一个框架之下了。

在国内层次的博弈中，由于国内各个利益主体的经济、政治势力各不相同，势力强的博弈方会在国内博弈中发挥主导作用，其利益主张也会比较容易地在国内谈判中得到采纳。比如，强势利益集团会通过不断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采取与自己偏好一致的政策；强势政治领导人则会通过建立与集团间的联盟来追求自己的权力。由于国内利益集团、政治势力之间博弈的此消彼长的不确定性，国内不同博弈方会在不同的时期交替主导谈判的局面，并与国内利益“相投”的主体结为同盟，使自己的政策主张在国内获得多数支持，进而影响和改变“获胜集合”的规模大小。

由于获胜集合的规模还受到政治批准程序的限制，严格的批准程序将对获胜集合形成较大的制约。考虑不同国家政治体制和批准程序的差异，我们还考虑了博弈主体拥有否决权的情况。由于与官僚体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谈判代表比私人利益主体更有可能拥有否决权。比如总统对法案的搁置否决权。但考虑到利益集团有可能通过影响立法机关席位的多数或者“俘获”拥有否决权的政府官员来间接拥有否决权，比如石油集团对小布什的“俘获”，在这个意义上国内其他利益主体也可以拥有“否决权”。由于加入了独立于谈判本身的制度约束，所以协议要获得批准，主导方必须要在制度约束的框架下行事，只有拉拢拥有否决权的博弈方，才能在国内谈判中获胜。

“双层次博弈”框架下的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分析[4]

根据上面的理论，我们来对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过程进行分析。目前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主要碳排放集团可分为四大阵营：以美国为代表的顽固派、以欧盟为代表的积极派、以俄罗斯为代表的获益派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搭车”派[5]。美、欧、俄、中四国各有自己的利益算盘，谈判桌上唇枪舌剑的背后掺杂着各国国内政治力量和利益集团的相互较量。

在气候变化谈判中，谈判的对象是温室气体减排的具体目标和方案，各个国家对具体减排方案的制定进行讨价还价，都想力争实现最大化本国利益函数的减排方案。

由于现实中，影响各个国家气候谈判的主要因素各不相同，这使得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有的是由国会所左右，有的是受利益集团的牵涉，有的则受谈判者个人价值取向的影响。为了详细说明各国的谈判立场及其受到的限制，我们必须对“获胜集合”的国内政治实质、决定国家间谈判的国际环境因素和政治家的偏好等方面加以详细说明。

美国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立场主要受两大因素的影响，一个是国会的立法制约，一个是谈判者个人偏好的影响。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国会是美国批准众多国际环境公约的主要影响因素。例如，在对外谈判中，美国谈判者就经常以参议院不会批准为由维护其特定的谈判立场。美国宪法规定，美国总统缔结条约，必须咨询参议院并取得其同意，即2/3以上的到场议员的赞同。而参议院通过的Byrd-Hagel决议案，更是明确规定总统不应签署“对美国经济导致严重损害的”条约。比如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京都议定书》要求美国在2008―2012年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降到比1990年还低7%的水平上。参议院估计这将导致美国花费4000亿美元并丧失490万个工作岗位[6]。为了使立场强硬的美国国会和工业界接受美国在温室气体控制上的国际义务，克林顿政府提出了同发展中国家进行排放额度贸易来实现减排目标的计划。这个讨价还价过程就类似于加入否决权的国际环境合作博弈，而克林顿提出的“排放额度贸易”则可以看作是“拉拢”拥有否决权的国会的“必要支出”，使博弈方向朝着有利于自己的路径发展。

谈判者的个人偏好对美国谈判立场的影响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表现也极为明显。人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当选美国总统后，一改里根、老布什时期的消极环境外交政策，将环境问题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来对待，声称环境问题是冷战后对美国人民的长期安全和生活质量构成真正威胁的最大隐患，提高了国际环境合作的国内影响，得到了美国广大人民的认同，扩大了国内的“获胜集合”。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也是一位环保主义的忠实信徒，他亲自签署了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为推动国际气候合作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与国内石油集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小布什(George W.Bush)却并非是一位在环保事业上认真的领导人。为了打败戈尔当选总统，他向煤炭、电力、石油和钢铁公司许下了不控制污染物排放的诺言，与排污集团结为同盟，重构了国内“获胜集合”，造成“获胜集合”的急剧缩小，使原本达成的《京都议定书》落在了 “获胜集合”之外。在美国面临着巨大的国家安全压力的情况下，小布什却行使了否决权，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在这两种外交政策的戏剧性的转变过程中，谈判者的个人偏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两届政府在《京都议定书》上的态度变化[7]。

而随着对温室气体控制持支持立场的美国在2006年国会中期选举获胜，并于2007年在国会成为多数党后，美国虽然没有批准《京都议定书》，但其环保立场还是出现了峰回路转的微妙变化：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一系列保护全球气候的议案；美国加州已经通过立法，要求加州的企业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美国的环境政策取向正在出现积极的转变。这也是美国作为发达国家的头号经济强国和全球温室气体第一排放大国[8]，在全球强大舆论压力下的被迫行动反应。

而在欧盟，与欧盟推动气候变化问题的积极态度相对应，在英国、德国和法国以及一些欧洲小国，环保则意味着“选票”。由于欧盟国家(如德国和瑞典)较早地执行了比较严格的环境标准，国民在大气质量等环境福利上也有较高的要求，企业在可再生能源技术等领域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优势，减排不仅顺应民意，也给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全球商业机会。所以执政的社会党政府也越来越依赖于绿党的政治支持，以在人人都关心的环保问题上获得选民的支持。在某种意义上，环境保护主义，尤其是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环境政策，已经成为欧洲民族主义的一种表达方式。由于国际环境的恶化将直接威胁到欧盟公民正在享有的环境福利，这使得欧盟的首要谈判者和国内选民在国际环境谈判中有着强大的联盟，具有很大的“获胜集合”，所以，欧盟一直是国际环境合作的积极提倡者，也是气候谈判的发起者和重要的推动力量，《京都议定书》也最终获得了欧盟及其各成员国的批准。

俄罗斯则由于20世纪90年代温室气体排放的急剧下降，出现了多余的排放份额――“热空气”。靠着大量可供交易的“热空气”，俄罗斯成为《京都议定书》谈判中的最大赢家。而2001年，作为俄罗斯最大客户的美国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使俄罗斯的“获胜集合”出现由大到小的逆转，在批准《京都议定书》的立场上出现动摇。为了换取《京都议定书》的签订，欧盟把俄罗斯批准《京都议定书》与加入WTO相挂钩，承诺支持其加入WTO，最终有效扩大了俄罗斯的“获胜集合”，使俄罗斯又重回京都机制。可见，俄罗斯加入《京都议定书》并不是为了减少全球温室气体的浓度[9]，而是被其他额外激励所驱动，是其国内利益在国际协议上的诉求体现。

美国一直强调要有发展中国家“有意义地参与”温室气体的排放，但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大国，更加注重国内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的现实要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体制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施政纲领，使政府与企业的利益高度一致，谈判者则代表了国内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这使中国在国际谈判中有着强势的国内立场。由于中国的原则立场与《京都议定书》的“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减排义务”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相一致，从而使气候谈判在国内有着较大的“获胜集合”。这也促使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并始终坚持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参与具体的政策制定。这一方面使中国获得发展中国家“搭便车”的好处：让发达国家去减排，享受减排的成果；另一方面则可以利用《京都议定书》中的“清洁发展机制”，获得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和资金援助，发挥后发优势，早日建立自己的清洁、高效、可持续的能源体系。这些谈判原则都充分考虑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和企业发展现状等国内因素，是政府和国内企业界、行业协会联合互动的结果。

由于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未来肯定会受到来自发达国家的更大的减排压力，而中国也将难以继续保持不做出减排承诺的现有立场。合理的假设是，中国未来的立场将随着国际协议实施所提供的实践经验和本国环保技术与治理能力的进一步增强而发生改变。中国主要政治家的观点也会随之发生转变，在未来的谈判中朝着做出约束性承诺的方向发展。

可见，围绕着《京都议定书》各国所产生的立场分歧，实际上是国际形势变化和国内利益斗争的双重结果，反映了国家之间的现实差异和经济利益上的本质冲突，是国际国内双重博弈的产物。

结 语

从8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1992年的里约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后，环境问题迅速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中心议题。随着国家间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环境、发展、安全等问题的关联性进一步加强，国际环境合作也包容了越来越广泛的国内环境问题，使没有被国际化的领域逐渐缩小。在这种情况下，环境问题的国家间的合作会越来越普遍。双层次博弈理论的框架较好地融合了国际环境合作的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互动，突出了政府首脑在整个国际环境谈判中的关键作用，对只有通过国内政治路径才能得以达成的国际协议具有特殊的解释力，提供了对国际环境合作的新的洞察。

注释：

[1]在国际环境破坏面前，依靠本国的力量只能部分消除跨国或全球力量对本国环境的影响，而不能消除造成环境破坏的源头。

[2]Robert D.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ummer，1988，42(3)：436

[3]Putnam，op.cit

[4]相对于生物多样性减少、资源枯竭、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气候变化是目前人类面临的最为紧迫的环境问题之一。全球大气遭到破坏，将危及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系统，进而威胁人类的生存发展。大气污染的越界和跨国污染的特性，也使其成为全球环境合作中的主要议题。所以本文是以多边气候变化谈判作为例子进行国际环境合作的博弈分析。

[5]李海涛，许学工，刘文政.国际碳减排活动中的利益博弈和中国策略的思考.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5)：94

[6]钟斌.透视美国环境外交的立场.环境保护，2004(5)：57

[7]这也是我们在模型中假设谈判代表具有独立的个人偏好的原因。

[8]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却生产世界25%的温室气体(Jeffrey Kluger ，2001 ，p.30) 。美国在199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1300百万吨碳，约占世界的23%(Arthur H.Rosenfeld，at el，.2000：29)。

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篇3

当4月11日深夜的会谈结束时，聚首德国波恩的180多个国家的气候谈判代表们确认，到今年底的墨西哥坎昆峰会之前，联合国还需要再举行两轮各超过一周的会谈以推进“后京都协议”的谈判。然而，日程之外，一些更实质性的问题，如气候谈判的方向和关键性议题等，更是各国代表明争暗斗的焦点。

面对美国国内气候立法进程迟滞所造成的谈判困局，各方应在双轨制的格局下，尽快完成《京都议定书》轨道的谈判，保证议定书的顺利延续，同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UNFCCC)长期行动工作组这一轨下，作开放性努力，以保障在2011年南非峰会之前完成“后京都协议”框架性淡判。

“双轨”不是退回过去

波恩会谈前后，各方争锋的首要焦点是谈判的“双轨制”问题，即未来的谈判是继续“双轨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行动工作组和《京都议定书》工作组两轨)还是并为一轨。对此，发展中国家一直坚持，“双轨制”的谈判模式在《巴厘路线图》中就已经明确下来了，是未来谈判的基础。如果放弃“双轨制”，就意味着放弃《京都议定书》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因此，接下来的谈判应该围绕更具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展开。然而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则不停地抛出双轨合并的提议。在2月份提交给联合国的谈判立场文件中，美国就表明，希望以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为谈判的新起点，疾步过渡到“所有的主要经济体”都承担有法律约束力之减排目标的“单轨”模式。

美方的提议看似“进步”，其实只会令谈判再多空转一年时间。和2009年初国际社会的热切期盼相反，现在少有代表对今年底能在坎昆峰会上达成协议抱持很大的信心，大多数人直接把目光投到2011年的南非峰会。代表们的悲观情绪可以从今年2月初各国提交联合国的立场文件中找到根源。从文件看，主要国家的立场差异并没有明显缩小的趋势。用位于华盛顿的“忧思科学家联盟”成员奥尔登・梅尔的话说，“没有人相信2010年能达成一个全面的气候协议；各方的鸿沟实在太大了”。UNFCCC执行秘书长伊沃・德波尔也直言，在今年底的坎昆峰会上不可能达成一个最终的气候协议。

德波尔建议，近期内，各国应把重点放在帮助穷国适应气候变化和保护森林等切实的行动上，而不应仅仅盯着能否达成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如果各方能够在谈判的双轨制上达成一致，那么接下来，那些已经有明确共识的领域可能在今年的谈判中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些领域包括启动《哥本哈根协议》中提出的气候适应基金，推进森林碳汇REDD项目，为小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议和技术援助等。这样，坎昆峰会可以达成一个操作性框架，指引各国的减排工作。

美气候立法雄心受挫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存量”排放国，美国如能重返发达国家强制减排行列，将是达成“后京都协议”的最有力保障。而各国把200g年哥本哈根峰会达成“后京都协议”的目标推迟到2010年的坎昆峰会，一定程度上也是考虑到美国国内气候立法的进展，期望它能够在2010年完成立法，以便于美国在国际上承诺强制减排目标。

然而，从美国国内气候立法的动态和其国内政治体制来看，短期内让美国重返强制减排行列的可能性比较小。

2009年3月，气候法案进入美国众议院的议程。到现在，一年多时间过去了，气候法案还在美国参议院“徘徊不前”。而从2009年6月众议院通过的气候法案到现在参议院版的法案。其核心内容如美国近期的减排目标、碳交易(cap-and-trade)市场的规模、受减排约束的行业等都大幅缩水。

在众议院通过的气候法案中，美国85％的行业和领域被涵盖，基本上包括所有的电力企业，以及每年二氧化碳排放当量超过2.5万吨的主要工业企业。同时，一个全面的碳交易市场将在2012年正式启动。法案还划出20亿吨的碳补偿贸易空间用于补贴美国国内和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在该法案通过之初，国际气候谈判领域大受鼓舞，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汤姆・海勒甚至将之评价为“美国在气候变化政策基调上的根本性转变”。

然而，气候法案去年7月进入参议院议程之后，不仅面临着在日程上被医保法案挤压而步步退缩的窘境，而且在法案的实质性内容上也一再缩水。到了今年的3月底，根据法案撰写人之一、参议员林赛・格雷汉姆透露的消息，在4月底即将公布的参议院最新版气候法案中，只有电力行业还将保留市场化的“碳交易”模式，从2012年开始进行配额交易；石油化工行业将通过对终端产品如汽油和柴油“征收碳税”的方式促进减排；其它行业，如钢铁、水泥、造纸等，在2016年之前都不会受到碳排放的限制，在2016年之后才可能加入到碳交易框架中来。如此一来，美国在短期内的减排目标会大大降低，碳市场规模也可能大大缩小。在3月底的纽约绿色交易峰会上，有专家估计缩水后只剩下电力行业的美国碳市场每年仅需要购买8000万到1.5亿吨的碳减排指标，只及众议院气候法案中划出的每年20亿吨碳指标购买空间的1／10。至于对石油化工行业征收的碳税，根据华盛顿一些能源分析机构的估计，这将会使每加仑汽油提价10到20美分；考虑到美国现在2到3美元一加仑的油价，征收碳税预计对美国家庭的影响甚微。

从美国现在的国内政治气候来看，奥巴马总统和主导的参议院对气候法案做出这样的大幅调整也是形势所迫。自从美国房地产市场发生次贷危机以来，公众对大规模的金融创新产品有着很强的抵触情绪。因此，“气候法案将创造出一个新的万亿金融市场”的说法在美国一直是众矢之的。而去年底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黯然落幕也使得气候变化这个议题在美国公众的视野中逐渐暗淡下来。因此，在近期的立法游说中，奥巴马总统及参议院的领袖们都刻意强调气候法案在应对能源安全和提供就业机会等方面的优势，而淡化“应对气候变化”这样的提法。这些担心也最终促进了在气候立法上的策略性转变，如降低近期的减排要求，缩小碳市场的规模，支持美国本土的石油开发以及发展核电等。即便如此，气候法案要想年内在参议院得以顺利通过，胜算也不大。

以先行减排倒逼英国?

进一步来看，即便美国参议院今年最终能够完成气候法案的立法工作，国际气候谈判也能够如期在今年或明年底达成协议，但这份协议能否改写《京都议定书》的命运、在美国国会得到顺利批准，又是巨大的未知

数。根据美国国会的规定，美国政府签署的国际条约只有在国会投票通过后才能对美国生效，其中参议院的要求是2／3多数通过，即需要67票，这比美国国内的立法如气候法案的通过所需要的60票还多出7票。现在，当气候法案在美国参议院已步履艰难的情况下，一份需要让美国的减排接受国际核查和监督的气候协议即便能够在参议院得以通过，也可能耗时良久。

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任何过于倚重美国之强制承诺的国际协议都会面临其命运的极大不确定性。

而国际气候谈判却无法继续承受这种不确定性。从气候谈判的程序来看，在气候协议达成之后还需要通过谈判来制定一系列的执行机制，并且还需要各成员国国内的批准。而从现在到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只剩下3年的时间，那么，很有可能到2012年结束时我们还没有一个新的、完整的机制来延续《京都议定书》――当初，从《京都议定书》1997年达成协议到2003年左右完成执行机制的设计，到2005年生效，中间用了8年。因此，在未来的3年中，任何进一步的拖延，对现有的国际气候机制能否顺利延续都生死攸关。

在这样紧迫的国际形势下，各国的谈判代表们应该更切实地面对美国的拖延造成的谈判困局：在双轨制的格局下，尽快完成《京都议定书》轨道的谈判，保证议定书的顺利延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行动工作组这一轨下，考虑到美国的任何承诺都可能因为国会的“刁难”而缩水或放弃，因此，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承诺目标都可以保留更多的弹性空间。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各方能够在2011年之前完成框架性谈判达成协议，将给国际联合减排行动带来极大的促进。而即便从美国国内政治最糟糕的情形――美国国会仍不批准“后京都协议”的角度来分析，以《京都议定书》达成后的这十来年时间为参照，一个没有美国有力参与的国际气候协议仍然可能有效地推动全球的减排行动，仍有可能带来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历史性转变。那么，10年后，当其它的发达国家和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着手制定新一轮的全球气候战略时，如果美国仍然在全球减排体系的边缘游离，到那时候，也许这些发达国家和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考虑一起制定针对美国的“碳关税”政策了。

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篇4

关键词：投资谈判 供水企业 经营管理办法

根据国家有关推进公用行业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全面开放城市供水事业的投资限制，鼓励各种经济成份对城市供水企业进行投资、经营和建设。全国各地供水企业从适应城市发展对供水需要和加快企业管理现代化的目标出发，积极进行投资体制改革和进一步优化供水资源配置，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开展多种形式的投资主体多元化改制工作。

目前国有的城市供水企业产权转让是多元化投资主体改革的重要内容。产权转让是一种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也是对原有各种利益的重新调整和重新分配。供水企业改制要抓住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由于供水企业关系城市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安全和稳定，所以要保证改制工作对供水事业的安全、顺利和稳妥进行，不能因改制而引起较大的社会风波和出现供水事故。二是供水企业经过改制必须实现供水企业技术水平提高，企业效益有所进步，服务水平较大改善，达到政府领导放心，职工群众满意，社会福利提高的多赢结果。而不是矛盾多了，水质差了，职工下岗了，领导更操心了，社会负担更重了。

由于城市供水事业投资大，回收期长，加上我国水资源缺乏，供水企业必然具有垄断经营的特点，不能完全按市场规则办事，必须在政府的一定管制规则下运行。

市场经济是靠“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价格，按照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原则运作。当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入时，生产厂家由于亏损而减少生产量，市场供给不能满足需求，进而推动价格上升，又使边际收入大于边际成本，生产厂家由亏为赢，就会再一轮增加投资和增加供给量。如果边际收入大于边际成本时，引起产量供过于求，引起价格下降，生产厂家转赢为亏，投资就会减少和供给量减少。

城市供水生产的投资量扩大和减少，不能靠“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达到供求平衡。因为其投资量较大和设备、设施具有专用性，经常随供求变动会给投资者造成不能回收的巨大沉淀成本，无法弥补投资者损失。另一方面“看不见的手”是经过市场中的大量价格交易，经过讨价还价的博弈行为来反映出市场价格的变动信号。即市场上交易双方在每一次产品交易中，都处在可以互相拒绝交易的平等地位，可以进行价格谈判和数量等其它谈判，可以在多个不同交易对象之间进行比较和选择。但城市供水交易双方的地位不能满足这样的谈判要求。一个城市中不可能有多个供水公司完全竞争（水资源的稀缺性和投资额的沉淀性所决定），不可能每次用水时供求双方对价格、数量等都进行谈判，而只有能按政府规定的价格支付。所以这种垄断的交易特点不能及时反映交易双方的自愿的交易意愿，不能及时实现市场博弈中的价格变动信息。这种情况使“看不见的手”不能实现自动调节供水资源的配置作用。无论是单一国有企业经营，还是外资企业经营，或是合资企业经营，都有这样的特点，都会存在这些问题。所以城市供水企业改制要在政府的政策规定指导下，按照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和市场竞争机制选择合格的投资者，以保证城市供水事业的健康发展，保证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

在当前供水企业改制的谈判过程中，包括政府部门、现有企业、潜在投资者等，经过几个月的谈判要签定20年或更长的合作协议，这个协议是未来20年经营期或更长时间里总的经营原则。虽然谈判各方尽量预期未来合作经营期间可出现的各种情况和问题，并在合资合作协议中寻求最好的解决办法和合作条件。但是客观情况和经营条件的变化是难免的，所以供水企业改制过程中的谈判策略与合作协议签定就具有非常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

供水企业改制并实现投资合作的谈判，不仅是各个投资者的资金实力、技术条件的较量；而且是各方管理经验、谈判策略和谈判技巧等多方面因素博弈的结果。近来有些地方在合作谈判过程中，由政府官员单独同外来投资者洽谈合作条件，签定合资协议。这些合作条件和协议内容没有或很少同供水企业充分协商，签定协议后就强加于供水企业执行。结果出现合作经营的条款中多处失误，如预测供水量达不到合作条件要求的数量，水价不能及时调到合作条件要求的水平，水质服务没有严格监控措施，市场经营风险完全由中方负担等问题。当客观情况发生变化，无法满足合作条件时，会给水生产造成损失，使原有职工大量下岗，使国家财产大量流失；或被迫中断合作，赔偿对方损失等。

政府官员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单独谈判，争取不到有利的合作经营条件。

虽然多年来国内供水企业是在政府直接领导下进行生产和经营，但是由于政府官员不是具体经营者，对供水企业现实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不十分清楚地掌握和了解，即对企业信息不够精细化、不够全面化。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作出的决策不可能是最佳决策。比如城市供水需求量变化到底是什么趋势，各种用水比例是如何变化的，企业技术状况和员工素质水平如何，潜力有多大，管网损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才能降低漏失率，水费回收率到底可以达到多少，现实存在主要问题是什么，当前形势下售水收费坏帐有多少，应采取什么措施，多长时间可以解决，各种售水成本构成都是多大比例，采取什么措施才可以降低成本，最大限度能降低多少等等。还有许多问题都必须搞明白才能制定出合适的合资方案。而个别城市领导“经营城市”的目的只是为套现，收回现金做其他市政工程投资，建设“形象工程”。所以对现有国有资产的投资评估，合作经营后的技术改造方案，水价调节机制建立，水质水量保证措施，服务质量监控等条件不够清楚、不够全面，在没有切实可行的约束控制办法条件下匆忙签约，最后才发现合作协议中失误较多，不能实现双赢目的，不得不中止合作关系，出大价钱收购回来。

政府官员在领导压力下，不可能同潜在投资者在平等协商的位置上谈判。

当前许多地方提出“经营城市”理念，目的就是把能变现的所有企业全部卖掉。一是可以缓解财政投资不足的负担问题，二是可以上报招商引资政绩，实现招商引资任务指标。所以不顾供水企业实际情况，靠主观设想，靠人情关系同潜在投资者谈判。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应该参与谈判，掌握方向和进度，防止谈判中有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但是官员对企业长期经营的设计同企业经营者长期战略设想是不一致的。企业经营者由于改制后要同企业长期存亡，不能再变更身份，所以对改制后可能发生的情况变化思考得会更多一些，对未来困难考虑更实际一些，所以在谈判时会努力争取、针锋相对、寸土必得。力求争取到的条件要比目前更好，不能更坏，如果结局预期不利的结果，宁可谈不成也不跳陷阱。但是政府官员却不同，因为是代替领导完成任务，最终结果好坏不会对自己有终身影响，不会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或者不会影响个人职务升迁等问题。所以对某些关键问题采取谦让态度，不能对可能存在问题进行深入谈判，只汇报谈判的形象进度、大致进程，不揭穿关键问题对城市供水事业的长期影响。

长期以来政府官员形成的工作作风，不适应市场谈判弈策略要求。

合资谈判过程是双方斗智斗勇，有进有退，有攻有守的过程。有时为争取主动地位，要组织火力猛烈进攻，有时为刺探对方虚实而迂回旁敲侧击，有时必须让出部分条件以争取主动，有时为保存实力而退守防御，所以谈判是不断变换题目，不断推出主谈人的过程。但是政府官员们长期习惯对下发号施令，难以变换自己位置和尊严。当需要他们变换角色，变换地位时他们会不满意，不高兴。甚至把全盘计划一次性暴露给对方，使弱点和不足的地方被对方抓住不放，使谈判陷入完全被动的局面。

特别是在对外资谈判合作中，中方谈判小组成员大多是由政府指定，由哪些政府部门参加，指定谁是领导，而指定的领导人往往是以行政级别来确定的，并不是完全熟悉企业情况，不一定是有谈判经验和谈判技巧的人员。在这些人心目中，始终是以自己级别多高为依据，对别人是以职务高低为依据判断谈判意见的重要程度。有时互相之间处于同级别，互不谦让，出现内部分歧意见，不是寻求如何统一解决，各执一词，各自为是，难以统一对外，所以争取不到最佳的合作条件，甚至给对方以各个击破的机会，把谈判底线暴露给对方。

另外，有些地方是先由供水公司根据政府意见，制定一个优惠的合作方案，其中许多数字都不是真实的情况，例如未来供水量增长比例是按照政府规划照搬的，原水质量要求和数量情况多数是人为估计的，水价调节机制和预测情况是盲目乐观的。以为这样的条件可以吸引潜在投资者进入，而且将这样的条件写在合作合同中。随着实际情况的发展，许多情况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政府就把责任推给企业。使合作各方无法继续经营，只好停止合作。但是外方往往已经在合同中签有极为苛刻的约束条件和赔偿条件，使中方不得不赔偿对方有关损失。所以对投资双方来讲，不能靠某一方拿出具体数据来进行认定和预算，对市场情况应该各自了解、各自测算、各自分析，共同面对市场、面对现实。这样一来才能使合作经营后风险双方共担，不能让那一方独自承担风险。按照这样做法，政府官员急于求成的目的就有困难，政府官员必定会对现有企业领导施加压力，或者降低谈判条件，造成欲速则不达的结果。

政府官员不对谈判结果承担责任和压力，也不能得到适当激励动力，不利于争取最优条件。

首先外商谈判人员的激励机制，同国内官员单纯完成工作目标的机制不同，外商谈判第一讲效率，第二争取到优惠条件，对谈判人员有可观的奖励，所以能激发起谈判人员争分夺秒地、想尽一切办法达到最佳谈判条件。他们或者施以小利，取得长期合作的有利条件；或者买通中方谈判人员，摸清底数和条件；或者走上层路线，由上向下施加压力，或者许愿给中方人员，以得到想得到的关键资料或数字。而中方政府官员往往只是临时受命，一则没有长期负责的思想，不为后果负责，二则没有激励条件，没有监督机制。所以不会苦心钻研，不用斤斤计较，不愿为与自己无关痛痒的事伤感情。往往外方谈判人员在谈判桌上谈一个小时，会后通过各种方式做十个小时疏通关系工作，然后再次谈判中就会取得一个阶段性成果。而我方人员在谈判桌上谈一个小时，会后喝酒三个小时，打牌五个小时，再次谈判中就让掉一个筹码。

其次双方谈判的目的有区别，政府官员是以完成领导交办的招商数量、引进金额为目的，而外方则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为目标，以投资回报率最大为目的，如果博弈双方的目标不同，在谈判过程中必然以自己方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实现主要目标上和主要条款上，而且在谈判博弈中各方都会不断放弃次要目标、次要条款。所以政府官员主要追求谈判引进外资的数量、引进外资的速度；外资方追求的是价格、数量和回报，这里双方好象是优势互补。但实际执行困难重重，谈判时所放弃的次要条款可能正是经营中的主要条款，这种只求短期政绩而放弃长期利益的谈判可能是许多供水企业合资合作失败的重要原因。

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篇5

关键词：自由贸易区；中澳双边贸易；福利

一、 背景

2010年2月24日到26日，中断一年多的中国和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fta）谈判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重启。这是第14轮中澳自贸区谈判，谈判的重点是投资和农产品问题。据澳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两国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将在未来20年内为澳经济创造价值1 460亿澳元的收入，中澳贸易合作的健康快速发展对于两国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澳大利亚一直以来被称为是骑在羊背上的国家，这主要是因为以前澳洲主要出口产品之一便是羊毛与羊毛制品。然而实际上，他们盛产的不仅是羊毛畜牧产品，原材料铁矿石才是他们出口换汇的重中之重。澳大利亚是中国主要原料供应国之一，这两年来两国因为铁矿石谈判而贸易摩擦不断，受其影响两国之间早以提上日程的自由贸易谈判便断断续续，时紧时松，难以有真正的进展。

二、 中澳经贸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澳贸易合作对于两国都十分重要，因此两国也都有着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意愿，然而良好的意愿并不能自动导向令人满意的贸易安排，两国间自由谈判到底能不能成，这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

1. 政治因素的影响。澳大利亚对华的部分政策与中澳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不相符。两个经济关系密切的经济体要进行双边贸易自由协定，需要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支持。澳大利亚的亲西方特别是亲美政策影响到了中澳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

位于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由于其社会构成、文化传统及地理位置，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十分微妙。澳大利亚是一个后起的发达国家，由于它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也曾经是英联邦的成员，所以它的政治、外交、文化深受英国影响。二战结束后，随着英国的衰落，澳大利亚与美国在政治、经济、外交、防务上联系越来越紧密。澳大利亚的走向对西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政治、安全形势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其与东亚各国的交往也都受到它与美国关系的制约。而在澳大利亚在亚洲的经济贸易政策中，又一贯把与日本的贸易伙伴关系放在首位，其次是东盟。

美国学者约瑟夫·哈勒维和比尔·卢卡雷利2002年发表《日本的停滞危机》一文，认为日本和美国害怕将亚洲的中心地位让给中国，一直阻碍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的步伐，从而影响到了澳大利亚对于建立中澳自由贸易区的决定。

大环境来看澳大利亚目前虽然与东北亚经济贸易联系密切，可由于社会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依然难以融入亚洲。澳大利亚借助同美国的战略联盟，以亚洲和美国的桥梁的姿态寻求经济利益。澳美联盟的存在使得亚太地区难以形成真正的互信。

从澳大利亚国内政治因素来看，总体来说其自由党人的政治理论比现任的工党人士更接近西方传统右翼的理论，重视与美欧的关系，在重大国际事物中亲近美欧。而工党组成则有相当一部分是农业地区人口及城市下层人民，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其经济贸易相关的政治立场便倾向于保守。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以商业为目的贸易政策正在被以外交跟政治为目的贸易政策所取代。讲求实际的贸易政策的重点可能转向更微观的管理，其途径是强调政策创新、投资重大基础设施、进一步开放澳大利亚的投资制度、以及采取措施提升澳大利亚参与全球供应链的能力。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dfat）将贸易政策与外交目的联系起来，可以预见这将会中澳两国间的自由贸易谈判造成很大影响。

2. 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贸易协议对澳大利亚政府的影响。澳大利亚与美国2004年3月8日达成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此产生的经济效益国内争论很大，引起了民众对于政府在于大国进行贸易谈判中维护自己国家利益能力的质疑，从而影响了中国澳大利亚双边贸易自由协定的进程。

linda weiss，elizabeth thurbon，john mathews所著《怎样毁灭一个国家：与美国灾难性的贸易协定》（how to kill a country：australia's devastating trade deal with the united states）十分严厉地批评了霍华德政府在贸易谈判中的立场与失误，他们认为这个自由贸易协议的签订损害了澳大利亚的主权与独立性，制药业市场的放开损害了澳洲消费者的利益，使得美国制药业巨头更方便操纵市场，提高了澳洲人获得药物的价格。关于知识产权谈判达成的相关条约也将对澳大利亚将来经济及技术的发展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此外两国关于糖业的谈判及签订的协议引发了严重的不满。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等地有大片的甘蔗种植区和大规模的糖业生产，布什政府面对美国选民和代表农民利益的强大国会游说团为了来临的大选拒绝进一步开放美国糖业市场。澳制糖业觉得他们被排除在澳美自由贸易谈判一揽子协议之外，经济损失达1亿澳元。对此，澳政府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虽然霍华德政府的辩解澳美自贸协定单就加强与美国盟友的战略意义来讲就值得签署，但国内民众从经济效益及所在群体利益考虑对当权政府十分不满，并引发了对政府执政能力的怀疑。澳大利亚国内部分经济学家及政府官员渐渐持有的观点是澳大利亚不具有与大国贸易谈判中取得优势或对等地位的实力，也很难在双边贸易协议中获得明显的经济利益。

这影响了随后政府对双边贸易自由区的态度及谈判权限。澳大利亚对待双边贸易自由协定的态度变得保守起来。

2008年4月7日，我国与新西兰签署“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澳大利亚政府便以此作为依据与蓝本，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澳大利亚提出其贸易待遇不能差于新西兰，否则他们无法给国内选民交代。而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情况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中国也不可能答应他这个条件。

在双边贸易及区域贸易进展上的停滞导致随后的陆克文政府贸易工作的重点移向了世界多边贸易谈判，希望通过紧跟西方国家脚步在多边贸易体系中获得效益。

3. 贸易争端与摩擦。自“中澳自由贸易区”谈判启动以来，双边贸易额不断增长，贸易领域不断拓宽，彼此已成为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国主要从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和矿产品，并在两类产品上形成了对澳较高的进口依存度。但是，随着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两国农矿产品贸易逆差增大，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条件出现恶化趋向。

巨大的贸易逆差阻碍了中澳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此外中国与澳大利亚因为铁矿石方面存在的争端以及2009年7月爆发的力拓受贿案持续陷入紧张。

澳大利亚经营资源性农矿产品的厂商非常集中，且规模都相当大。在铁矿砂贸易中，力拓公司、必和必拓公司两大铁矿巨头的年产量就达到全澳年产量的70％以上，处于垄断竞争地位。垄断巨头的存在使得市场合谋很容易成为现实。如现货矿价格高涨便是澳大利亚和巴西铁矿石巨头联合起来实施的一种有计划的市场策略。

而澳大利亚的羊毛和大麦生产厂商主要分布于种植业发达的新南威尔士州、西澳大利亚州、维多利亚州和南澳大利亚州。如大麦、棉花等由于大型农工贸一体化集团的存在，市场也多是垄断竞争结构。

这种进口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使得中国只能被动接受价格，无法掌握定价话语权。澳大利亚资源性农矿产品价格继续大幅上涨使得两国贸易争端不断，从而影响了双边贸易自由协定的达成。

而且随着澳大利亚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日本、韩国的加入，中国在与澳大利亚铁矿制与农产品方面的谈判更是受困。在澳大利亚铁矿公司里，新日铁、三井、住友、伊藤忠等日本公司都在一定程度上控股，铁矿砂价格上涨带来的利益损失很大部分则由中国钢铁企业承担了。

在中澳双边贸易中，中国主要从澳大利亚进口初级产品，澳大利亚从中国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澳为保护本国竞争力较弱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服装），而对该类进口产品实行高关税、进口配额和非关税壁垒，对农产品进口实行严格的动植物检疫标准（sps）。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又十分强调中方对他们开放农牧产品、金融等服务业市场，并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很高要求。这些都为贸易谈判设置了障碍。

三、 两国自由贸易区福利分析

考察区域贸易协定对经济和产业的福利影响时，现在经济学家常用的一个模型是1992年美国普渡大学根据一般均衡理论开发的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从微观层次和定量角度出发，运用定量模型评估国际多双边、区域贸易协定的影响。

本文参照其它区域贸易安排中的做法，同时考虑到中澳的关税结构、产业比较优势和鼓励发展的重点行业以及澳大利亚对中国进行反倾销的主要品种，将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贸易产品分为正常产品和敏感产品两类，分别采取不同的减税方式。将双方关税超过9%的产品（包括蔬菜水果、糖、植物油、乳制品、水产品、烟酒等加工食品纺织服装、其它制造业）关税降低50%，剩余的进口关税小于9%的产品作为正常产品。

基准方案主要考虑目前在2001年~2010年间已知的世界贸易政策变化，包括：2005年实现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的各项协定；中国在2001年~2010年履行入世的各项承诺；2005年完全取消多种纤维协定（mfa）；欧盟东扩；以及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等。相对于基准方案，假定中国和澳大利亚在2010年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对上述敏感产品的关税减少50%，而正常产品的关税全部减为零，服务业关税等也都为零。

参照terri walmsley（2001）的研究成果，采用资本内生化（apssnar）模拟方法得出模拟结果如表1。

由贸易模拟结果可见，中澳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糖、羊毛有着相当大的冲击，大米、小麦、油菜籽及其他谷物、作物也皆受到负面冲击。澳大利亚纺织服装受冲击最大，电子产品与其他制造业也受到相当程度的冲击。值得注意的中澳自由贸易协议的达成对两国农业部门产出皆造成了负面影响。

四、 总结

总体来说两国贸易谈判的基础在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而两国关于农产品、投资的谈判的将是协议达成的敏感所在，澳大利亚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大国，而中国是农业大国。中国农产品市场对澳大利亚开放的程度方面将是双方谈判的胶着点。

在加入wto时在农业问题上己经做出很大让步，如果在中澳自贸区协定中对农产品进口做出更大的让步，可能会使中国农业面临巨大压力。

因此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谈判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由于双边贸易额近年来持续增长，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铁矿石和煤炭的巨大需求使澳大利亚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没有走向衰退，这也是澳大利亚重启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以预见中国与澳大利亚总体合作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但要达成自由贸易协议，还有许多具体的困难要克服。

参考文献：

1．australia gdp growth rate，tra- dingeconomics.com/economics/gdp-growth.aspx?symbol=aud.

2．朱艳圣.亚洲经济共同体的缺位与日本经济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02,（5）.

3．linda weiss，thurbon & mathews，how to kill a country: australia's devastating trade deal with the united states,allen & unwin academic,october，2005，（28）.

4．黄建忠，李静好.中澳农矿产品贸易问题与对策.开放导报，2006，8（4）.

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篇6

目前国有的城市供水企业产权转让是多元化投资主体改革的重要内容。产权转让是一种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也是对原有各种利益的重新调整和重新分配。供水企业改制要抓住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由于供水企业关系城市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安全和稳定，所以要保证改制工作对供水事业的安全、顺利和稳妥进行，不能因改制而引起较大的社会风波和出现供水事故。二是供水企业经过改制必须实现供水企业技术水平提高，企业效益有所进步，服务水平较大改善，达到政府领导放心，职工群众满意，社会福利提高的多赢结果。而不是矛盾多了，水质差了，职工下岗了，领导更操心了，社会负担更重了。

由于城市供水事业投资大，回收期长，加上我国水资源缺乏，供水企业必然具有垄断经营的特点，不能完全按市场规则办事，必须在政府的一定管制规则下运行。

市场经济是靠“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价格，按照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原则运作。当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入时，生产厂家由于亏损而减少生产量，市场供给不能满足需求，进而推动价格上升，又使边际收入大于边际成本，生产厂家由亏为赢，就会再一轮增加投资和增加供给量。如果边际收入大于边际成本时，引起产量供过于求，引起价格下降，生产厂家转赢为亏，投资就会减少和供给量减少。

城市供水生产的投资量扩大和减少，不能靠“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达到供求平衡。因为其投资量较大和设备、设施具有专用性，经常随供求变动会给投资者造成不能回收的巨大沉淀成本，无法弥补投资者损失。另一方面“看不见的手”是经过市场中的大量价格交易，经过讨价还价的博弈行为来反映出市场价格的变动信号。即市场上交易双方在每一次产品交易中，都处在可以互相拒绝交易的平等地位，可以进行价格谈判和数量等其它谈判，可以在多个不同交易对象之间进行比较和选择。但城市供水交易双方的地位不能满足这样的谈判要求。一个城市中不可能有多个供水公司完全竞争（水资源的稀缺性和投资额的沉淀性所决定），不可能每次用水时供求双方对价格、数量等都进行谈判，而只有能按政府规定的价格支付。所以这种垄断的交易特点不能及时反映交易双方的自愿的交易意愿，不能及时实现市场博弈中的价格变动信息。这种情况使“看不见的手”不能实现自动调节供水资源的配置作用。无论是单一国有企业经营，还是外资企业经营，或是合资企业经营，都有这样的特点，都会存在这些问题。所以城市供水企业改制要在政府的政策规定指导下，按照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和市场竞争机制选择合格的投资者，以保证城市供水事业的健康发展，保证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

在当前供水企业改制的谈判过程中，包括政府部门、现有企业、潜在投资者等，经过几个月的谈判要签定20年或更长的合作协议，这个协议是未来20年经营期或更长时间里总的经营原则。虽然谈判各方尽量预期未来合作经营期间可出现的各种情况和问题，并在合资合作协议中寻求最好的解决办法和合作条件。但是客观情况和经营条件的变化是难免的，所以供水企业改制过程中的谈判策略与合作协议签定就具有非常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

供水企业改制并实现投资合作的谈判，不仅是各个投资者的资金实力、技术条件的较量；而且是各方管理经验、谈判策略和谈判技巧等多方面因素博弈的结果。近来有些地方在合作谈判过程中，由政府官员单独同外来投资者洽谈合作条件，签定合资协议。这些合作条件和协议内容没有或很少同供水企业充分协商，签定协议后就强加于供水企业执行。结果出现合作经营的条款中多处失误，如预测供水量达不到合作条件要求的数量，水价不能及时调到合作条件要求的水平，水质服务没有严格监控措施，市场经营风险完全由中方负担等问题。当客观情况发生变化，无法满足合作条件时，会给水生产造成损失，使原有职工大量下岗，使国家财产大量流失；或被迫中断合作，赔偿对方损失等。

政府官员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单独谈判，争取不到有利的合作经营条件。

虽然多年来国内供水企业是在政府直接领导下进行生产和经营，但是由于政府官员不是具体经营者，对供水企业现实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不十分清楚地掌握和了解，即对企业信息不够精细化、不够全面化。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作出的决策不可能是最佳决策。比如城市供水需求量变化到底是什么趋势，各种用水比例是如何变化的，企业技术状况和员工素质水平如何，潜力有多大，管网损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才能降低漏失率，水费回收率到底可以达到多少，现实存在主要问题是什么，当前形势下售水收费坏帐有多少，应采取什么措施，多长时间可以解决，各种售水成本构成都是多大比例，采取什么措施才可以降低成本，最大限度能降低多少等等。还有许多问题都必须搞明白才能制定出合适的合资方案。而个别城市领导“经营城市”的目的只是为套现，收回现金做其他市政工程投资，建设“形象工程”。所以对现有国有资产的投资评估，合作经营后的技术改造方案，水价调节机制建立，水质水量保证措施，服务质量监控等条件不够清楚、不够全面，在没有切实可行的约束控制办法条件下匆忙签约，最后才发现合作协议中失误较多，不能实现双赢目的，不得不中止合作关系，出大价钱收购回来。

政府官员在领导压力下，不可能同潜在投资者在平等协商的位置上谈判。

当前许多地方提出“经营城市”理念，目的就是把能变现的所有企业全部卖掉。一是可以缓解财政投资不足的负担问题，二是可以上报招商引资政绩，实现招商引资任务指标。所以不顾供水企业实际情况，靠主观设想，靠人情关系同潜在投资者谈判。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应该参与谈判，掌握方向和进度，防止谈判中有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但是官员对企业长期经营的设计同企业经营者长期战略设想是不一致的。企业经营者由于改制后要同企业长期存亡，不能再变更身份，所以对改制后可能发生的情况变化思考得会更多一些，对未来困难考虑更实际一些，所以在谈判时会努力争取、针锋相对、寸土必得。力求争取到的条件要比目前更好，不能更坏，如果结局预期不利的结果，宁可谈不成也不跳陷阱。但是政府官员却不同，因为是代替领导完成任务，最终结果好坏不会对自己有终身影响，不会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或者不会影响个人职务升迁等问题。所以对某些关键问题采取谦让态度，不能对可能存在问题进行深入谈判，只汇报谈判的形象进度、大致进程，不揭穿关键问题对城市供水事业的长期影响。

长期以来政府官员形成的工作作风，不适应市场谈判弈策略要求。

合资谈判过程是双方斗智斗勇，有进有退，有攻有守的过程。有时为争取主动地位，要组织火力猛烈进攻，有时为刺探对方虚实而迂回旁敲侧击，有时必须让出部分条件以争取主动，有时为保存实力而退守防御，所以谈判是不断变换题目，不断推出主谈人的过程。但是政府官员们长期习惯对下发号施令，难以变换自己位置和尊严。当需要他们变换角色，变换地位时他们会不满意，不高兴。甚至把全盘计划一次性暴露给对方，使弱点和不足的地方被对方抓住不放，使谈判陷入完全被动的局面。

特别是在对外资谈判合作中，中方谈判小组成员大多是由政府指定，由哪些政府部门参加，指定谁是领导，而指定的领导人往往是以行政级别来确定的，并不是完全熟悉企业情况，不一定是有谈判经验和谈判技巧的人员。在这些人心目中，始终是以自己级别多高为依据，对别人是以职务高低为依据判断谈判意见的重要程度。有时互相之间处于同级别，互不谦让，出现内部分歧意见，不是寻求如何统一解决，各执一词，各自为是，难以统一对外，所以争取不到最佳的合作条件，甚至给对方以各个击破的机会，把谈判底线暴露给对方。

另外，有些地方是先由供水公司根据政府意见，制定一个优惠的合作方案，其中许多数字都不是真实的情况，例如未来供水量增长比例是按照政府规划照搬的，原水质量要求和数量情况多数是人为估计的，水价调节机制和预测情况是盲目乐观的。以为这样的条件可以吸引潜在投资者进入，而且将这样的条件写在合作合同中。随着实际情况的发展，许多情况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政府就把责任推给企业。使合作各方无法继续经营，只好停止合作。但是外方往往已经在合同中签有极为苛刻的约束条件和赔偿条件，使中方不得不赔偿对方有关损失。所以对投资双方来讲，不能靠某一方拿出具体数据来进行认定和预算，对市场情况应该各自了解、各自测算、各自分析，共同面对市场、面对现实。这样一来才能使合作经营后风险双方共担，不能让那一方独自承担风险。按照这样做法，政府官员急于求成的目的就有困难，政府官员必定会对现有企业领导施加压力，或者降低谈判条件，造成欲速则不达的结果。

政府官员不对谈判结果承担责任和压力，也不能得到适当激励动力，不利于争取最优条件。

首先外商谈判人员的激励机制，同国内官员单纯完成工作目标的机制不同，外商谈判第一讲效率，第二争取到优惠条件，对谈判人员有可观的奖励，所以能激发起谈判人员争分夺秒地、想尽一切办法达到最佳谈判条件。他们或者施以小利，取得长期合作的有利条件；或者买通中方谈判人员，摸清底数和条件；或者走上层路线，由上向下施加压力，或者许愿给中方人员，以得到想得到的关键资料或数字。而中方政府官员往往只是临时受命，一则没有长期负责的思想，不为后果负责，二则没有激励条件，没有监督机制。所以不会苦心钻研，不用斤斤计较，不愿为与自己无关痛痒的事伤感情。往往外方谈判人员在谈判桌上谈一个小时，会后通过各种方式做十个小时疏通关系工作，然后再次谈判中就会取得一个阶段性成果。而我方人员在谈判桌上谈一个小时，会后喝酒三个小时，打牌五个小时，再次谈判中就让掉一个筹码。

其次双方谈判的目的有区别，政府官员是以完成领导交办的招商数量、引进金额为目的，而外方则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为目标，以投资回报率最大为目的，如果博弈双方的目标不同，在谈判过程中必然以自己方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实现主要目标上和主要条款上，而且在谈判博弈中各方都会不断放弃次要目标、次要条款。所以政府官员主要追求谈判引进外资的数量、引进外资的速度；外资方追求的是价格、数量和回报，这里双方好象是优势互补。但实际执行困难重重，谈判时所放弃的次要条款可能正是经营中的主要条款，这种只求短期政绩而放弃长期利益的谈判可能是许多供水企业合资合作失败的重要原因。

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篇7

关键词：MGRs；谈判能力；博弈

1　文献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前，有关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效率、增长及福利；二是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控制经济的能力；三是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政治过程的干预。著名跨国公司专家如海默(Stephen Hymer)、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和弗农(Raymond Vernon)等人，提出了研究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关系的三种历史范式：自由主义、新重商主义和新帝国主义。自由主义认为，政府干预必须是为了增强竞争和纠正市场失灵；对公司国籍以及资本或技术(或产品)的来源持不可知论。主张寻求促进全球福利的合作。新重商主义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干预促进本国公司发展，强调依靠本国企业满足本国需要，避免依赖外国公司，同时寻求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新帝国主义则倾向于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注重企业所有权的阶级(和国家)根源，阻止投资收益在国家之间或一国之内具有剥削性的分配。这三种学术范式之间的紧张一直存在于对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的关系进行规范的种种尝试中。

目前很多对MGRs的研究都是从改善资源承诺、个人关系、政治调节和组织可信度等出发的。还有一些研究则从资源角度解释了MGRs。另外，谈判能力也是个主要的研究角度，包含的变量诸如企业规模、管理优势、技术诀窍和政府分配。这里将从跨国公司的视角研究MGRs，并集中探讨跨国公司进入后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过去20多年来，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的关系越来越趋于友好和合作。事实上，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基于进人东道国之后与基于FDI的MGRs有很大差别，这里将重点阐述跨国东道国在东道国经营期基于合作的MGRs模式。

2　理论框架

合作关系提出之前的研究将MGRs假定为一种对立的关系，因而忽视了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将MGRS的决定因素集中在控制力上，如跨国公司的特有资源(Fagre and Wells，1982；Moran，1974；Vernon，1971)，目标或股份的不对称(Grosse and Behrman，1992；Kobrin，1987)，产业竞争(Doz and Prahalad，1980；Ring，Lenway andGovekar，1990)和集体属性等(Kim，1988)Vachani，1995)。同时，之前对MGRS的结果分析注重于博弈结果，比如所有权水平和政府立场。这些结果适合于传统的博弈模型，只关注市场进入和对外投资，但是，随着跨国公司战略目标由最初的进入向持续经营的转变，这一博弈结果已经不能体现MGRS如何影响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

以对立关系为基础的MGRS模型主要是基于博弈论和交易成本论，认为MGRS是一个博弈过程，双方可以通过自身的谈判能力来获得相应的利益(Fagre and Wells，1982)。双方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博弈过程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Moran，1985)。跨国公司的谈判能力来自于其对某种资源的控制力和其特有的竞争优势，而政府的谈判力量来源于它对市场进入和地区专有优势的控制(Boddewyn，1998)Poynter，1985)。因此政府干预是跨国公司谈判能力的反函数。目标和利弊的不一致也会影响到博弈结果，如果一方的目标和利润较大依赖于另一方，其谈判能力就会减弱(Grosse and Behrman 1992，Bobrin，1987)。此外，随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投入逐步增多，跨国公司的谈判力量也会随着东道国政府对其依赖性的变小而慢慢减弱，(Vachani，1995；Vernon，1971)。

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篇8

美俄反导及战略武器“2+2”会谈

2008年3月18日的会谈是美俄两国继2007年10月会谈后的第二次“2+2”会谈。所谓“2+2”会谈是2007年7月美俄两国首脑会晤时确定的新的美俄高层会谈机制，与传统的外交部长或国防部长“1对1”的会谈方式不同的是，“2+2”会谈采用了由两国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共同参加的“2+2”会谈。双方都希望不同寻常的“2+2”会谈能协调军事与外交行动，最终取得高于“1对1”会谈的成果。

2007年10月的“2+2”会谈是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因此按照惯例，此次应该在美国举行。但在会谈前不久，美国总统布什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电话商谈确定第二次会谈仍在莫斯科举行，美方希望在莫斯科举行可以增加说服俄罗斯的可能性。

2008年3月18日会谈如期举行，美国派出了国务卿赖斯和国防部长盖茨，俄罗斯参加会谈的是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和国防部部长谢尔久科夫。双方经过数小时的会谈后，并未就谈判议题达成一致，但都表示有继续下一步会谈的必要。此次会谈除了讨论上次提出的东欧反导和《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等问题外，还将《俄美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未来发展列为讨论重点。

会谈的主要分歧

东欧反导问题　此次讨论的焦点仍集中在美国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问题上。美国在会谈中再次将上次会谈的建议作为说服俄罗斯的条件。上次谈判，美国建议俄罗斯可以派军人监督波兰和捷克反导设施运行，在技术上限制雷达不侦察俄罗斯领土方向，并保证平时不将拦截导弹实际部署在发射井内，直到伊朗远程导弹发展成熟，再投入使用。俄罗斯则坚持反对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的立场，并在2007年6月提出与美国共用俄在阿塞拜疆的雷达站，取代东欧反导系统，或在莫斯科和布鲁塞尔建立导弹预警系统信息交换联合中心，甚至同意美国在欧洲南部的北约盟友国(暗指土耳其，就拦截伊朗导弹而言，这里的效率更高)建设反导系统。

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　在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方面，双方主要对延续或签定新的《俄美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进行了讨论，该条约即将在2009年到期。该条约主要对双方陆基多弹头导弹系统进行了限制，按照该条约美国和俄罗斯分别退役了MX井式和SS-24铁路机动多弹头导弹等重要战略武器。以后双方酝酿了《第二阶段俄美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谈判，并制订了详细章程。但由于美国单方面撕毁1972年的《反导条约》，导致俄罗斯退出该条约谈判，最终双方在2002年签定了框架性的《莫斯科条约》。此次谈判中，虽然双方还未透露各自的主张，但外界估计，俄罗斯考虑到应对美国反导系统威胁和自身海基力量发展缓慢的实际，会提出放宽对陆基多弹头导弹的限制，加强对海基力量的约束。而美国从2006年开始，将退役的MX导弹上仍较为先进的W87弹头换装到了现役“民兵”3导弹上，将多弹头型“民兵”3改为了单弹头型导弹，因此会提出对俄罗斯近年重点发展的地面机动型多弹头系统提出限制。

此外、双方分歧还表现在对《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义务的履行和对反恐战争及科索沃独立的认识等多方面。由此可以看出，此次会谈还谈不上是一次目的明确的谈判，只能算是意向性的对话。

谈判争取的目标目前，从美国东欧反导系统的部署情况来看，美国在这里部署反导系统已经成为既定事实，因此尽管美俄两国表面上仍将谈判的目的确定为在东欧建与不建反导系统，而实际上双方所争取的目标已经发生分离。如果说2007年10月的谈判的目标定为建设与否的问题，那么此次谈判的目标已转为如何建，以及进一步的战略进攻性武器问题了。从此次谈判中美国的提议可以看出，它希望利用灵活的建设方式换取俄罗斯的支持，从而使其在东欧驻军合法化，俄罗斯则希望尽量远离其领土建设。可以预见的是，下一步东欧反导问题将成为双方在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中换取最大利益的重要筹码。美国将限制该系统功能换取俄罗斯减少多弹头武器的部署，而俄罗斯将以默认反导系统建设换取美国对其多弹头系统的默许。可见，双方采取了动态的谈判方式，使其谈判的目的具有定的非对等性，并将在不同阶段发生变化，

“2+2”会谈的意义

美国希望为其全球反导计划奠定政治基础　东欧反导系统是美国计划部署的技术水平最高的三个地基拦截阵地之一，也是美国唯在海外部署的固定反导拦截系统。从东欧反导系统部署的技术和法律角度看，与俄罗斯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但实际建设中却遭遇了俄罗斯的巨大政治压力，这无疑是美国实现其全球反导部署必然遭遇的问题。美国官方称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反导系统，是为了对付“流氓国家”和“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可能以导弹威胁美国。这种说法当然没有说服力。且不说“流氓国家”是否拥有足以袭击美国的洲际导弹，即使它们要对美国目标发射导弹，也无需经过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如果是为了防备俄罗斯，却也无济于事，因为俄罗斯如果要对美国发射洲际导弹，必从俄罗斯北方的导弹基地，经由北冰洋上空，射向美国目标，部署在波兰和捷克的反导系统也无法阻挡。因此东欧反导部署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其军事意义。可以说，此类问题将会在美国扩大其导弹防御系统部署过程中再次遇到，而“2+2”谈判开创的解决方式将成为美国解决全球反导部署计划的政治样板，这也是俄罗斯坚持不松口的重要原因。

俄罗斯希望缓和其所面临的战略威胁　众所周知，俄罗斯战略核力量在冷战后严重衰退，而进入新世纪后苏联解体遗留给俄的核遗产所带来的安全红利已消失殆尽。俄罗斯急需发展新型的战略核力量，为此俄在2003年国防白皮书中要求俄罗斯战略核力量必须有能力具备：防止他国强行对俄施加政治压力，通过核武器的有限部署遏止入侵升级；能视形势严重程度合理运用核力量，通过演习、提高警戒级和重新部署核力量显示坚定的决心，从中可以看出，俄已放弃全球核大战，而且核打击形式更趋于保守。也就是说，俄以发展第二次打击能力为近期的战争准备重点。美国人解释说，由于东欧反导系统的拦截能力有限而不会对俄构成威胁，但对此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阿尔巴托夫最近在俄《独立军事评论》发表文章认为：“美国人称，反导计划是‘公开地继续’的，也就是说，谁都无法保证该计划仅限于一个雷达站和十枚拦截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