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双减政策的理解和认识范文
时间：2023-12-14 16:43:39
对双减政策的理解和认识篇1
解读一
最近双减政策的出台，在社会上引起广大市民热议。如今大多数的家长在各种负担的压迫下，使得孩子的教育成了一场长跑马拉松比赛，争先恐后地希望孩子能抢跑在起跑线上，孩子们也日复一日的承受着沉重的教育压力，长期以往，孩子的身心发展会受到阻碍。
教育内卷化，成为我国中小学教育问题的重点。于是，国家教育部新出台“双减政策”，为学生家长和学生减轻身上的教育负担，让学生高效学习。
有着上下五千年文化历史的中国人，是很善于做减法的。特别是道派。一部只有5000字的《道德经》却包含了宇宙所有事物的真相。道家推崇“无为而治”，学会放开，不做任何谋划，让百姓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国家不必插手。佛家思想贯彻放下的理念，尽管其来源已经无从考究了，但在中国的影响力巨大。佛家放下还是道家放手，归根结底，都是在做减法罢了。如果做加法，一味地只添不删，就好比如衣柜里的衣服，逐渐堆叠衣橱，后来却没有可以用的。加法还是减法，大家都明白其中的利与弊。然而在孩子的学业上还是选择只做加法。
如今，“双减政策”出台了，“减法”终于开始运算了，孩子的学习负担和校外辅导真的要不见了。然而家长们之前天天抱怨孩子的学业压力重，如今政策出台后才发现自己是言不由衷罢了。
依我来说，教育部的双减政策是否能做到全面推行，最关键的是大家的观念问题。
“双减”政策出台，家长纠结：到底谁在口是心非
针对观念问题，需要考量三个方面：
首先，主管部门对政策的执行力度是否强硬，能不能令行禁止；
其次，学校和教师的对于政策背后的教育观念能否认可，过去的应试教育思维能否抛弃，从而让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水涨船高；
最后，家长能否真正理解双减政策的“好处”，让孩子到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改变。
这三个问题，最核心的也是最难的就是家长能否理解双减。至于主管部门和学校方面，只要思想和措施统一，有所作为，措施直接有效，便不是问题。
无论出于哪个角度考虑问题，家长们的想法终究是最复杂的，意料之中的难以统一想法。那么又该如何解决问题呢？
家长们都明白，减负对于孩子而言无疑是利大于弊。然而内卷式竞争还是存在的，每个家长在潜意识里都会帮自己的孩子划分竞争者，如果其他孩子都选择补习班，那自己的孩子也不甘落后，家长们认为起跑线至少一致。
理论上，学生们都不参加补习班，家长和学生都能如释重负，这样在起跑线上大家的统一的，这是一个多赢的做法。然而实际上，家长们心里都有“小心机”。如果不能掐灭这些想法，补课还是一对一家教，都会死灰复燃，双减政策最后也只是徒劳无功罢了。社会飞速发展，家长们的教育观念也应该进步更新了。能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无一例外都是运动学业都能兼顾的。一直以来，学习的时长从来不是衡量好成绩的标准。让孩子参考班里的学霸，有哪个是透支疲劳度来学习的呢？或许初中的时候，只要你勤奋废寝忘食，就能取得好成绩；但是上到高中，学习负担骤增，难度加大，仅凭努力已经无法高效学习了。
校外的教培机构或者一对一家教，只是在给孩子的教育做加法，一层一层地往孩子身上加，孩子最后只会被压垮。
课堂上的教学内容重复，只是让学生机械地接受课程知识，对提升学习能力毫无帮助可言。大多数校外的补习班之所以能让学生提高成绩，是因为学生辅导的是“课前知识”，机构给孩子进行知识预习，在课程上赶超其他同学的进度，因此在新学期之际孩子的成绩得到了提高。但是高分的成绩真的能立足不倒吗？真的代表了学生学习能力吗？
如果需要举一反三的时候，这样的学生只能盲人摸象了。并且盲目地给孩子报补习班，只会让孩子的脑子超负荷运行，到了关键时刻，孩子或许就无计可施了。
总结：
双减政策的出台，让学生家长喜忧参半，孩子的学习压力终于得到了减轻，同时又担心孩子的学习成绩会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的情况。希望家长们调整心态，将教育重心转移到家庭教育上，培养孩子的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作息。
既然双减政策已到来，船到桥头自然直，不必犹豫不决。减法未必是一件坏事，反而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解读二
7月24日，国家出台双减政策，据说对教培行业影响极大。
看完文件后，我感觉这个政策是想解决这些问题：
1、避免“内卷”。教育培训机构乱象丛生。教育培训机构在资本的裹挟下，越来越严重地“绑架”义务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怨声载道，苦不堪言，但也只能被内卷。所以，国家规定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不可以做广告。
2、避免揠苗助长。很多机构提供机会给孩子超前学习和超纲学习，提前起跑。学生负担很重。不利于她们有规律，有质量的学习。
3、避免学生学业负担重。明确禁止了培训机构不能在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让学生有更多时间去发展艺术和体育特长。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
4、加强对教育培训机构的审核与监管，不让不合格的机构有生存的机会。
在读双减政策的时候，我内心是一直给这个政策点赞的。
1、明确规定培训机构不让做广告。培训机构请明星代言花了很多钱真的不应该。把这些钱用心的投入教研，提高教学质量多好。教育机构靠口碑推广才是良性的。
2、学困生没有完成作业也要休息。线上培训不能超过晚上9点。保护学生休息的权利和眼睛视力。
3、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在课余时间向学生提供兴趣类课后服务活动，供学生自主选择参加。让学生童年里不全是成绩成绩成绩！ 真正去引导它们快乐的成长和学习。
4、鼓励学校做好有质量的课后服务。
政策真的很好。但是希望不要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滥竽充数的现象出现，真正落实好！
解读三
双减政策的目的，在于让教育回归本真，形成以家庭教育为基础、学校教育为基石、社会教育为补充的一个良性循环和互动的大教育环境，更好的为国家培养高质人才。
一、自由发挥的教育需要被扶正
小树苗的成长是自由发挥的，就像这些年的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实现野蛮式增长，2020年全年在线教育融资总金额超过539.3亿元，较2019年的146.8亿元同比增长267.37％，为近五年最高，且超过了过去四年的融资总金额。
这些数据说明了：
1、教育市场的确非常大，且人民对于教育的需求多且高；
2、资本市场在快速扩张，甚至开始主导校外教育培训机构。
3、之前的文章提到过：大的教育观应该是以家庭教育为基础、学校教育为基石、社会教育为补充的。近年来急速扩大校外机构无疑打破了这种微妙的教育环境，在社会环境快速发展和被刻意营造焦虑的背景下，校外培训机构瞬间就登顶了，连学校也远远不及校外培训威望高，这是多么可怕的认知？！
这些认知，主要表现在：除去学校学习外，大部分孩子都有兴趣班、各式各样的培训班，甚至有的干脆放弃学校的教育，去专门的校外机构学习；孩子的成绩不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请家教；听到/看到同龄的孩子报了什么辅导班，就要为自己的孩子也要报上，这些都是学校教育无法提供的。
教育这棵小树被外力压弯了脊梁，“双减”政策正在为教育扶正，回归良性的大教育环境。
二、“双减”政策应该正确解读
“双减”政策不是为了让校外教育机构彻底消失，而是规范化严格管理。人不能一概而论，机构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不必人人自危。近年来校外教育的培训市场的快速扩张，导致了学校教育慢慢在整体教育的占比中失衡，教育的失衡对整个教育来说无疑是可怕的，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双减”政策就是最好的手段。
芯片被“卡脖子”，科技发展遇到阻碍，近乎于纯模仿式的科学研究，已经满足不了现在我国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为了保证我国有充足的优秀人才，教育是重中之重。
三、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是国家发展的象征
我国古代历史上官吏筛选的途径主要从先秦的世袭制，到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荐举制，再到隋唐至明清的科举制，一步步的在人才的筛选上进行重大改革，科举对国家、社会和人才的发展都有了明显的成绩。
现在的我国也正经历着这样的过程，经历过整改和磨合，然后朝着健康和良性循环发展。将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让校外教育重归补充之位。
四、积极推动校外培训企业改革/转型
校外教育是社会教育大的构成部分，整体大的教育是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
试想一下，如果将现有的校外教育机构全部取缔，社会教育必然遭受重创，短时间内恢复无望，等待新的社会教育重新发挥作用，尚无归期。
所以，校外机构要积极推动企业改革和转型，接受国家监管，严格遵守规范，严加管理。
积极配合政策，探索探索转型之路，拒绝打擦边球！切勿心存侥幸，偷梁换柱！！！
解读四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要在一年内使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有效减轻，三年内使各项负担显著减轻，教育质量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明显提升。
近年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各地深入开展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以下简称“双减”）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当前，义务教育最突出的问题，是中小学生负担太重。”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说，学生整天埋头于作业，睡眠不足，又缺乏锻炼，体力下降。“有一位校长告诉我，有的高中学生，单杠引体向上做不了几个，跑步会昏倒。这样下去，国民体质下降，令人担忧。”
那么，“双减”的工作目标将如何实现？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以及部分专家对《意见》进行了深度解读。
一、减少作业总量提高作业质量
当前，一些学校存在作业数量过多、质量不高、功能异化等突出问题，“双减”工作之一就是要减轻学生不合理的作业负担。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意见》通过健全作业管理机制、完善作业管理办法、合理调控作业结构、建立作业校内公示制度，坚决防止学生书面作业总量过多；通过系统设计符合年龄特点和学习规律、体现素质教育导向的基础性作业，布置分层作业、弹性作业和个性化作业，坚决克服机械、无效作业，杜绝重复性、惩罚性作业；通过教师切实履行好作业指导职责，指导小学生在校内基本完成书面作业、初中生在校内完成大部分书面作业，并及时做好反馈，不得要求学生自批自改作业。“布置作业或批改作业属于学校教育的范畴，所以《意见》要求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不给家长增加额外负担。”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说。
学校开展课后服务既可有效解决家长接送难题，同时也可以提供更多适合学生健康成长的服务内容。不过，当前部分学校的课后服务还存在服务时间偏短、经费保障不到位、吸引力还不够强等问题。
为此,《意见》规定，学校的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初中学校工作日晚上可开设自习班。学校的课后服务还要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既要指导学生认真完成作业，还可以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补习辅导与答疑，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间。另外，也要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文体等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丰富学生的学习生活。
二、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不得上市融资 严禁资本化运作
“受功利驱使和资本裹挟，为数不少的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尤其是面广量大的无资质培训机构，偏离了公益性办学宗旨，迎合一些不合理的社会需求，无视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以应试为导向、以提分为目的，采取抢先学、超纲教、反复练等方式，纷纷面向在校学生特别是义务教育学段学生过度开展升学和考试学科知识培训。这不仅加重了学生课业负担、加剧了全社会教育焦虑感，也一定程度冲击了素质教育、干扰了中小学校正常教学秩序。”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董圣足说。
针对这些问题，《意见》提出要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要求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对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改为审批制；对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要求各地区分体育、文化艺术、科技等类别，明确相应主管部门，分类制定标准、严格审批；《意见》特别明确，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已违规的，要进行清理整治。
三、减轻学生负担根本之策在于提高学校教学质量
“减轻学生负担，根本之策在于全面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做到应教尽教，强化学校教育的主阵地。只有学校教育最大限度满足学生的需求，让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家长才能不给孩子报班参加校外培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钟秉林说。
为此，《意见》明确提出，要通过积极开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工作，促进新优质学校成长，积极推进集团化办学、学区化治理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同时，做强做优免费线上学习服务，提供高质量的专题教育资源和覆盖各年级各学科的学习资源。
对双减政策的理解和认识篇2
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经济对话在北京闭幕。中美双方重申继续落实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达成的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共识，推进2012年2月副主席访美成果，落实前三轮经济对话成果。双方宣布将进一步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宏观经济合作，促进开放的贸易和投资，加强国际规则和全球经济治理，推动金融市场的稳定和改革。
一、加强宏观经济合作
自2011年5月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来，双方采取了有力措施巩固两国经济发展态势和平衡增长，确保全球持久复苏，牢固确立未来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
双方承诺合作应对全球经济挑战。双方重申愿加强合作，共同推动20国集团洛斯卡沃斯峰会取得成功。
美方继续致力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加投资和出口水平，在中期将总储蓄率提高到过去30年（1980-2010）的平均水平。按照奥巴马总统制定的2013财年预算，美国承诺未来10年内减赤至少5万亿美元，其中包括去年启动的削减超过1万亿美元的可支配支出，以及其他减支，包括福利改革；提高高收入纳税人税收、降低税率、减少税制漏洞和税式支出的税收改革；实施更严格的预算规则以提高可预见性和可信度。这将使美国从本个10年中期开始逐步降低联邦政府债务在经济中的比例。
中方致力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民生，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并将扩大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为切实推进这些目标，中方将加大结构性减税政策力度。中方努力在2012年底之前降低部分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生活用品的进口关税。中方将积极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并逐步实现将增值税改革范围扩大到所有服务行业和地区，以消除重复征税，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中方稳步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增加上缴利润的中央国企和省级国企的数量，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纳入国家预算体系，继续完善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制度。中方鼓励包括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内的所有上市公司增加红利支付。此外，中方鼓励提高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平均分红水平，使其与国内其他上市公司的市场平均分红水平相一致。
双方坚决全面落实20国集团有关承诺，加快推进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增强汇率灵活性以反映经济基本面，避免汇率的持续失调和货币竞争性贬值。中国人民银行愿继续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价格稳定。中方继续致力于推进汇率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美方欢迎中方发表声明，扩大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格的浮动区间，以推进上述目标。中国将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增强利率在优化资源配置和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美联储坚定地承诺促进就业最大化和价格稳定。美联储近年来已经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增强其政策和目标的透明度，包括今年早些时候明确的2%的长期通胀目标。为达到其政策目标，美联储考虑诸多因素，包括其政策的国内和国际影响。
双方承诺继续就欧洲金融市场的发展交换意见，并就如何支持欧洲恢复金融稳定和增长的自身努力进行讨论。双方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促进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发挥作用。中美双方确认按时落实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十分重要。
二、促进开放的贸易和投资
双方重申培育开放、公平和透明的投资环境对两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在2012年4月美方完成双边投资协定范本评估后，双方承诺拟定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第七轮及后续谈判议程，加紧进行谈判。
双方致力于构建更加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中美双方认识到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和实施贸易救济措施时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从而避免滥用贸易救济措施至关重要，双方承诺克制将贸易救济措施用于贸易救济以外的目的，包括实现产业政策的目标。双方承诺尊重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裁决结果。双方将本着公正、客观、透明的态度妥善处理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双方将进一步加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执法能力建设并增加执法资源，中方将完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研究进一步加强本文由收集整理追究知识产权侵权刑事责任的措施。双方将继续知识产权边境保护执法的努力以减少知识产权侵权商品的跨境贸易。中美两国将致力于为各自市场创造一个环境，在该环境下，合法的知识产权密集型产品和服务销售水平的增长反映经济发展、体现两国作为全球生产和消费大国地位。美方赞赏中方继续要求政府机关使用正版软件。中方已将软件资产纳入政府部门资产管理体系，在预算科目中反映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支出，在首批的重点企业试点项目基础上，将扩大在企业领域的正版化努力。
中方2012年2月承诺技术转让和技术合作是企业的自主行为，中国政府不会以此作为市场准入的前提条件，中美双方致力于所有相关机构就该承诺的落实继续进行深入的讨论。
双方表示，商业秘密保护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加强针对商业秘密不正当使用的执法行动。中方表示，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2012年年度工作计划将包括针对商业秘密不正当使用的执法行动。
美方承诺，在出口管制体系改革过程中，充分
考虑中方提出给予公平待遇的要求。美方承诺努力促进民用高技术对华民用最终用户和民用最终用途的出口。双方将共同努力营造促进和扩大双边民用高技术贸易的有利环境。中美两国将通过中美高技术与战略贸易工作组采取以上行动。中美双方将于近期在中国举行中美高技术贸易研讨会，讨论如何采取措施促进高技术和战略贸易。
美方承诺，对于中方希望采购的、可能受到美国出口管制的民用最终用户和民用最终用途出口物项，美方在收到《出口管理条例》所要求的必要材料后，将及时受理中方的具体申请。美方承诺及时审查中国商用飞机公司提交的“经验证最终用户”申请材料并就其完整性做出答复。美方承诺鼓励中国民用最终用户为获取用于民用最终用途的物项申请“经验证最终用户”授权。
美方承诺对某些两用物项的管控进行调整，以实施《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管制的瓦森纳安排》的相关变化。这将会促进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民用最终用户和民用最终用途出口。
美方承诺，敦促其他政府采购协议（gpa）参加方提出旨在改进中方2011年底修改出价的要价。中方承诺，在2012年wto政府采购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前，提交一份新的综合性的修改出价，对参加方要价做出回应。中方充分认识到以灵活方式确定本国产品定义的重要性。在修改《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和《政府采购本国产品管理办法》时，中方将充分考虑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意见和建议，并增强这些法规的可操作性和透明度。中方将按照2012年国务院立法工作计划和财政部政府采购工作计划，尽快出台《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和《政府采购本国产品管理办法》。
美方承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以同等规则和标准对待其审查的所有交易，不论投资者来源国。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仅限于国家安全审查，无论交易是否涉及政府控制的或私人的外国投资者。当一项交易引起国家安全风险时，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将寻求尽可能快速地解决问题，包括在可行的范围内采取有针对性的缓解措施，而不是阻止整个交易。双方致力于通过投资论坛等继续讨论各自外国投资审查中的有关关切和概念。
中方承诺公平对待外国企业在华投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仅针对国家安全关切，并遵守规定的时限和审查标准。中方将逐步简化外国投资审批程序，提高透明度。“十二五”期间，中方将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
美国政府的“选择美国倡议”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美国市场的现有及潜在投资方提供协助，将承担促进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更大责任。“选择美国倡议”承诺协助有兴趣探讨在美国市场投资机会的中国企业和政府官员与经济发展官员建立联系，并努力确保中国企业获得在美投资所需信息。
美方支持改善其基础设施部门，完善基础设施投资的市场机制，吸纳所有适用的全球基础设施体系的最佳实践和经验教训，在适当的情况下努力增加包括对外国投资者在内的公私合作（ppp）投资机会。认识到这一目标，美国2013财年预算提议更新和扩大美国基础设施体系，要求成立国家基础设施银行，以增加所有公共和私人资本对交通、水和能源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机会。中美双方认识到两国企业在国内基础设施融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潜力，承诺探索加深该领域合作的机遇。
中国政府承诺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在信贷提供、税收优惠和监管政策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
美方欢迎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商业投资。
中方重申遵守主权财富基金公认的原则和做法的承诺。美方重申按照经合组织2008年6月公布的《主权财富基金与投资接受国政策宣言》，对主权财富基金坚持公开和非歧视原则的承诺。
美国联邦政府承诺在推动两国地方层级经济合作方面给予积极的支持和协助。第二次中美城市经济合作会议将于6月20日至21日在中国南京举行。
双方民航当局承诺通过现有渠道继续加强在航空器适航审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根据正在进行的技术评估进程，在适当的时间达成民用运输类飞机的相互接受。
三、国际规则和全球经济治理
双方认识到促进国际贸易和金融规则、以反映全球经济体系演进和参与方作用的重要性。
根据2012年2月的《关于加强中美经济关系的联合情况说明》，中美双方将建立由主要出口融资提供方组成的国际工作组，以在制定一套照顾不同的国家利益和国情、与国际最佳实践一致的出口信用国际指导原则方面取得具体进展，争取在2014年达成协议。双方欢迎将于2012年中期在华盛顿举行的由主要出口融资提供方参加的国际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工作组有望达成工作计划。
双方同意利用现有机制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国-东盟自贸协定等区域自贸协定加强信息交流。
双方承诺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统计工作组加
深双边贸易统计方法交流，包括就国际贸易统计方法新趋势进行交流。
双方认同纳入特别提款权篮子的货币应符合现有标准。鉴此，美方支持人民币在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的标准时进入特别提款权篮子。双方欢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推进一个综合监督决定方面所作的努力，承诺支持这一进程。双方认识到对汇率政策进行严格监督的重要性，同时也支持监督活动拓宽覆盖领域，包括全球流动性、资本流动、资本账户措施、储备以及财政、货币和金融领域政策等对外部稳定产生影响的相关因素。双方注意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对外部门报告和溢出效应报告的工作，欢迎目前正在开展的加强对外部门分析的工作，这将加强多边分析，增强监督的透明度。
四、推动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
双方认识到，为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双方将支持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加强金融领域改革、发展及监管。
中美双方将致力于建设以支持实体经济为目标的健康金融体系，切实实施20国集团通过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双方致力于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和风险处置，建立有效的金融公司处置制度，加强金融衍生产品监管。双方承诺继续深化金融机构薪酬制度改革。双方支持建立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的目标。
美方欢迎已公布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进行的金融部门评估规划的报告，对报告广泛符合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表示欢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认为中国对银行及其境内外子行和分行的并表监管具有高质量。美方认同和欢迎中国在综合并表监管领域取得的进一步的、显著的进展。
美国欢迎外国投资于包括金融业的各部门，并将继续承诺对于中资银行、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申请，提供在类似情况下与其他外国金融机构同样的审慎监管标准待遇。美方正在积极审核和考虑中资银行的待批申请，主管当局将尽快加以处理。
双方承诺加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及专业金融机构方面的信息合作，加强两国在交易所和交易系统建设方面的合作交流。
为推动消费者融资，中方承诺继续按照法定程序，审批符合条件的、包括外资在内的汽车金融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在中国发行金融债券。资产证券化方面，外资金融机构与中资具有同等待遇，目前试点阶段基础资产限于信贷资产。
中方将通过修改相关规定，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合资证券公司中持有不超过49%的股份，合资公司可从事股票（包括人民币普通股、外资股）和债券（包括政府债券、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保荐，允许合资证券公司在持续经营满两年以上且符合有关条件的情况下，申请扩大业务范围。中方承诺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合资期货经纪公司中持有不超过49%的股份。为稳步推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中方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投资总额度提高到800亿美元。
双方决定继续加强合作，打击洗钱、伪造货币、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融资等活动，增强全球金融体系。双方承诺继续在打击非法融资方面的政策与行动合作。中方将继续完善涉恐资产冻结监管框架。双方将就《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fatca）及其实施细则的制定进行交流，从而为讨论中方关切提供机会。双方承诺就fatca的实施问题寻求合作解决方案。
五、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加强中美经济关系
双方积极评价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框架下经济对话在推动更有力和平衡的中美经济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通过经济对话机制，双方加强了就双边和全球重大经济问题的政策协调，增进了相互了解和互信，深化了经济、贸易与投资、金融领域的务实合作。
对双减政策的理解和认识篇3
一、基本情况
我乡现共有优抚对象名（户），其中伤残军人名，烈属户，复员军人名，退伍军人名，现役军人家属户。
二、开展的工作
双拥工作是牵动全局工作的大事，是利国、利军、利民的大好事，更是一项必须从一点一滴抓起的实事。东林乡党委、政府不把双拥工作作为一个空洞的口号，更不把它看成事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而且特别注意运用邓小平理论来观察、分析和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并且把双拥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层层抓落实。为了使双拥工作深入持久、富有成效地开展下去，动员和组织广大军民积极参与，努力解决好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使全社会来关心军队建设，支持军人服役，爱戴军人家属，支持国防建设。因此，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通俗易懂的语言去教育群众，强化群众“拥军优属”意识。
(一)、充分利用会议、广播、板报、标语等宣传工具，宣传双拥政策、法规，刊播国防知识，使双拥工作深入人心。乡上制作永久性双拥宣传标语一副并在公路沿线书写固定标语4副，大造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社会舆论，使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二)、加强国防教育规划，实施国防教育，增强全民国防意识，制定党委领导联系村制度，并将“双拥工作纳入年终考核。在各种会议上宣传国防，动员群众拥军优属是干部必讲的内容之一，每年定期对中、小学校师生进行国防知识教育，由乡武装部长主讲，且使在校师本文来自文秘之音网生受教育面达到100%。我乡把每年的八月定为“双拥月”及八月的第一周定为“双拥周”，并在次期间都要举行各种形式的座谈、慰问和走访活动，党委、政府领导亲自参加，了解优抚对象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沟通感情并将慰问品、慰问信送到优抚对象家中。通过这些喜闻乐见的宣传、教育活动，增强了现役军人、军属和其他优抚对象的光荣感和自豪感，激发了全乡人民尊重军人、关心优抚对象的热情。
(三)、认证落实党的优抚政策，为优抚对象办实事，切实解决好优抚对象的生活难、住房难和治病难。政府在针对优抚对象上给予政策倾斜，产业项目上进行承包，资金上给予扶持，今年在党委领导联系的10户特困优抚对象中，分别带动发展了水稻制种、退耕还林和无公害蔬菜的种植，截止目前已初见成效。这些措施的实行，变“输血”为“造血”，从根本上解决了优抚对象的的困难。
去年我乡4户优抚对象出现了住房困难的问题，在区民政局的大力支持下，乡政府积极协调，安排专项经费,并且在国土、林业的办证和审批方面给予优惠，村社组织党员干部投工投劳的方式，妥善解决好了4户优抚对象的住房困难问题。优抚对象中有一部分已进入垂暮之年，他们健康状况大都不佳，医疗问题已成为难中之难，如不很好解决，势必成为返贫的主要原因。近年来，我们积极探索各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充分发挥民政、卫生部门的职能作用，民政办主要事调查了解，掌握实情，提出措施，检查督促。
对双减政策的理解和认识篇4
关键词：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布什政府结构模式复杂性
自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运行轨迹。2004年底连任后的布什总统又在不同场合强调中美关系是一对“复杂”(complex)的双边关系。“复杂性”似乎已成为当下理解两国关系状态的一个关键词。究竟应当怎样理解当前和今后中长时期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它对双边关系的发展进程的含义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新时期中美关系的结构进行全面审视，认识“复杂性”在中美关系结构中的具体体现。
本文着重考察布什政府上台以来两国关系结构中以下三个方面的演化：(1)相互认知层面：两国政府如何理解双边关系的性质，包括对各自总体利益的重要性、双边关系的基本形态及其内涵，以及由此形成的对方国家的国家形象／国家观的变化；(2)利益互动层面：两国政府如何通过把握对方的利益关切、行为动机和能力变化，扩大在事关两国重要利益领域的合作范围，减少在其他领域的利益分歧；(3)机制化管理层面：两国如何通过深化和创新各种沟通协调机制，处理双方矛盾甚至危机，减少国内政治干扰。
本文认为，近年来中美之间的相互认知模式正经历转型。中美两国对双边关系的全面性和重要性的理解日益接近，但双方在把握中美关系的基本形态和内涵上将继续保持一定的认知差距和不对称。其中，美国通过不断提出新的中国意象／中国观(China lmage)，力图继续主导中美关系的话语权。与此同时，中美两国的利益互动模式面临新一轮重组，双方利益层面上的契合与矛盾又有新发展。一方面，双方利益的相互依存深化，加剧了对双方经济、政治结构，乃至社会心理的冲击。其中，中国发展对美国经济结构和社会心理的冲击力显著增强。另一方面，双方围绕在地区和全球秩序建设中的理念、价值观上的沟通对话，以及矛盾摩擦将是未来两国关系的重要领域。最后，中美关系的机制化程度有较大程度提升，复合型的双边和多边管理机制粗具形态，为两国之间增信释疑、预防和管理危机提供了一定的制度性保证。但同时，机制化的发展尚存在明显的不平衡。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互动中的机制化程度相对滞后，反映了中美战略互信水平仍然低下，
一 相互认知模式的转型
中美相互认知模式的核心是双方如何判断双边关系的性质。它具体包括两国关系对各自总体利益的重要性(例如重要、次要或一般)，两国关系的基本形态(例如敌对型、盟友型、伙伴型，或者复合型)及其内涵(例如对立竞争关系、合作共赢关系、霸权领导与跟风搭车关系，或者兼而有之的混合关系)三方面的认知能力。近年来中美相互认知模式所经历的转型，既体现在中美两国政府对双边关系重要意义的认知水平日益接近，也反映在两国对中美关系基本形态和内涵的相对单一认识朝着更为全面的方向转变，尽管这种转型是非线性的，充满了曲折。
就双边关系对各自总体利益的重要性而言，后冷战以来中美各自的认识水平并不平衡。其中，美国方面的认知起伏尤其显著。①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以后，美国对中美关系重要性的判断同样几经波动。新政府执政初期，一是强调与日本的双边同盟关系是实现美国在亚太利益的支柱，降低和弱化中美关系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二是重新发现印度在意识形态和战略方面的价值，设想通过提升印度的大国地位和美印关系以平衡中国的影响。
九一一事件很大程度上修正了布什政府对安全威胁的判断。美国更加重视“大国协调合作”(concertof powers)对付各种新型威胁的重要性，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安全环境上的“机会之窗”，也为华盛顿重新认识中国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注入了新的因素。中国在反恐、冲突地区战后重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控制朝核危机及推动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等一系列领域内都发挥着相当甚至主要的作用，得到美国舆论和政府的认可，
影响美国对中美关系重要性认识的另一个，也是更为关键的因素是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中国在地区乃至全球性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使中美互动具有更显著的地区性和全球性意义。华盛顿出于“霸权护持”战略的需要，越来越关注“中国崛起”因素对美国在地区和全球的利益和领导权的冲击，因此把“如何维护一个坦率、建设性与合作的中美关系”视为当今美国外交政策最重要的议程之一。2005以来美国朝野围绕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掀起空前热烈的辩论也印证了中美关系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份量。
相对而言，中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对美国和中美关系重要性认识比较稳定。中国学术界虽然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跟随国际舆论对“美国是否衰弱”这个命题进行过探讨，但并没有得出美国已经衰弱的结论。相反，到了90年代后期，中国舆论基本认为美国在国际力量格局中处于“一超”地位，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出现实质性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进入后冷战时期，中国的领导层和学术精英基本上将中美关系置于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中之重”加以考量和处理。尽管也有学者指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上升，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正“全面下降”，但此种观点并不代表精英层的主流意见。
中美两国的实力地位和战略重点的差异决定了各自对双边关系重要性认识必然存在差距，但总体上，双方在进入新千年后对双边关系重要性的认识大体接近，都认为中美关系是影响两国各自重大利益和外交全局，乃至地区和全球秩序的一对非常重要的双边关系，特别是在中国国力不断上升并实施“和平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双边关系在各自总体战略考量中的权重将持续提高，中美关系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内国际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
中美相互认知模式转型中的更为突出的特征，则是两国政府对双边关系的形态和内涵的认识变化。在此过程中，中美之间认知水平的不平衡和差异性更加突出。中国自邓小平以来的几代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对双边关系的基本形态和内涵的认识具有相当程度的继承性和稳定性，都从改善中美关系“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需要”的战略高度和全局出发，始终强调中美关系在战略上的基本形态是“非敌对型”，而且要致力于构建双方“建设性的合作关系”，突出中美关系的内涵是合作与竞争并存，但提倡以合作、协调和良性竞争为主轴。
相对而言，后冷战以来美国对双边关系的形态和内涵的判断始终比较混乱和不稳定。在克林顿执政的90年代，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基本形态的
界定曾经发生重大偏差，一度以“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关系”主导对华决策，后又受到国内形形“中国”和双边突发危机的干扰，使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内与中方确立的“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双边关系原则没能在美国有效展开。
布什政府上台后，华盛顿对中美关系的形态和内涵的认知同样经历较大幅度调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布什政府上台之初曾突出了中美之间所谓的地缘战略的竞争和对立关系。赖斯在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前专门撰文指出，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崛起大国，必然与美国这个“守成型超级大国”在地区和全球展开地缘政治上的零和博弈；她还强调提升日美关系来降低中美关系在美国亚太政策中的地位，否定了克林顿政府时期中美之间达成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双边关系定位，代之以明确的“战略竞争者关系”。2001年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也强烈暗示美国极为关注中国在亚洲地区挑战美国领导权，指出美国的战略就是“加强同其军事盟友的关系”，“维持有利的地区均势”，使敌人和潜在对手“望而却步”。
经过中美撞机和九一――事件的冲击，以及几年来两国关系的互动调整，布什政府对中美关系性质的理解能力明显提高，逐步以“坦率的、建设性合作关系"(Constructive，CooperativeandCandidrelations)来重新界定九一一事件后中美关系的形态和内涵。2005年5月31日布什总统在白宫记者会上谈到中美关系时称，“美国人应当把两国关系看作是一对重要而复杂的(Complex)关系”。“四个C”(Candid，Cooperative，Constructive，Com―plex)成为九一一事件后华盛顿判断两国关系性质的主要认知框架。按照美国方面的解读，“合作”指中美两国在许多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如国际反恐、战乱地区战后秩序恢复和经济重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等领域具有相同和相似的利益，可以并已经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坦率和建设性”指中美之间决不回避分歧，但在矛盾和分歧的处理上，双方应当通过各种双边和多边的对话、协商机制，保持建设性的沟通和政策协调。“复杂性”说明中美关系在范畴上涉及全面而非单一领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对国际事务影响力不断增强，双边互动的多边和全球性影响也日益扩大；在内涵上中美关系既有利益交融与合作的一面，又有矛盾和冲突的一面，呈现动态而非静止的特征，任何一种简单化的界定都不能准确把握两国关系的实质。
尽管新的认知框架对稳定乃至推进中美关系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但它们既没有清晰界定美国政府心目中“中国观／中国意象”(China lmage)，也没有明确这些“C”应该基于怎样一种性质的关系模式之上，因而在面对美国国内形形的“中国”时，难以清楚地回答中美关系发展究竟是合作还是冲突为主。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政府内部就对华政策如何平衡“接触”、“借重”、“威慑”抑或“遏制”等手段的分歧和辩论远未结束，而诸如“两手准备／两面下注”(hedge)和“防范性融合”(hedgedintegration)又成为近期美国朝野讨论对华政策手段的核心词汇，也增加了外界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猜疑和理解的困难。中美关系发展到了一个需要美国政府更为清晰地阐述其“中国观”，进一步明确双边关系定位的新时期。“四个C”重双边关系的特征描述而轻双边关系性质的界定，不足以起到整合美国国内分歧，规划中美关系未来发展路径的作用。
2005年9月21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纽约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了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的演讲，比较系统了阐述了布什政府对华战略的新构想。其中，佐利克提出“促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Stakeholder)”，标志美国对中美关系性质的认知水平进入新阶段。
从布什政府对中美关系性质的认知角度看，佐利克的讲话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值得注意。首先，把中国的角色定位为“利益相关者”，说明布什政府对中国在维护和构建当今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实现美国各种利益的过程中所承担的重要功能(有时甚至是关键角色)有了更加客观和明确的判断。一方面，布什政府认为“中国是巨大的，不断成长的国家，其全球影响力与日俱增”(佐利克语)，美国将在“强大中国范式(Strong ChinaParadigm)”的认知基础上谋划对华战略。另一方面，正如美国国务院官员所解释的那样，世界上只有主要大国才能根本性地支持或破坏当今国际体系的运行，才有资格被美国称为“国际体系的利益相关者”。布什政府在此语境下强调中国新的角色定位，显示华盛顿不但承认中国作为国际体系内一个重要成员，而且把中国和中美关系事关美国利益全局的重要性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其次，与冷战后美国政府心目中的“中国观”及其对中美关系基本形态的界定相比，“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定位勾勒出布什政府心目中双边关系的新形态，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中美之间互动的内涵。“利益相关者”显然不同于“战略对手”，因为后者凸现双方在国际权力竞争中的对立与零和博弈关系，正如美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宣示的那样，美国欢迎一个“自信、和平与繁荣的中国”，“中国不是前苏联，没有帝国式的扩张战略”，“无论是冷战的类比还是19世纪的均势政治都不适用于认识和判断当下的中国”。相反，“利益相关者”彰显了中美之间的利益共性，尤其强调中美在维护和构建国际体系运行过程中的共同利害关系，比如应对危害国际体系运行的共同威胁及需要承担的共同义务。“利益相关者”与“伙伴关系”也有明显区别。“伙伴关系”更多地反映了国家之间合作的亲密程度，但并不说明这些合作领域的重要程度；而“利益相关者”强调的是中国的行为(无论从正面意义还是反面意义)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正常运行会产生不可忽视，甚至是举足轻重的影响，尽管在亲密程度上可能不如“伙伴”。
在“利益相关者”框架卜的中美互动的内涵也比“战略对手”和“伙伴关系”更为丰富。一方面，布什政府认为中美关系将建立在以共同维护和构建国际体系运行这一重大利益基础之上，双方具有深厚的合作基础和强劲的合作动力；另一方面，中美固然是当今国际体系中的受益者，但“利益相关者”并不会必然或自动成为合作伙伴，布什政府也充分意识到中美两国对国际体系的一些子体系的运行机制、行为规范、责、权、利的分配等的认识不尽相同，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分歧、矛盾甚至对立。因此，在合作为主轴的情形之下，双边互动关系的形态必然交织着对话、协调、竞争、施压、防范等内容，但该定位总体上反映了布什政府对中美关系发展的乐观和积极态度。
第三，布什政府促使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定位，不但反映了中美关系中长期存在的不对称状态，也说明了华盛顿以此希望继续主导中美关系中的话语权。中美两国在互动过程中不断调整对方国家形象
本是认知过程的自然现象，但美国政府自冷战以来对中国角色的定位的多次反复，则明显地体现出美国方面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国家观认知上的不稳定和不成熟状态。而且与以往美国政府的中国观的一个共同之处在于，“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定位仍然从如何维护美国自身的霸权地位的战略利益出发，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来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要求中国内部政治、社会体制转型沿着美国要求的方向演变。美国这种居高临下，要求中国履行义务多余考虑中国享受权利的中国观，把中美关系发展责任归结为中国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与美国共享其利益和价值观，则非常典型地体现了美国政府力图继续主导中美关系发展的不平等姿态。
近几年来中美两国，特别是美国方面对中美关系性质的认识变化说明：(1)不管是从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意义来理解，双方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有着相同或类似的认识。(2)两国政府对双边关系的内涵的认识也存在相同和相似的部分，比如都认为两国关系形态不是简单的“敌人”或“盟友”而是更加全面的关系，同时都指出建设性的合作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特征。(3)由于中美关系长期处于不对称状态，美国基本处于力量主导的地位，而中国通常处于“守势”的被动地位，华盛顿力图在不断调整对华角色定位中继续主导中美关系的话语权。因此，美国方面对中美关系性质的认识正确与否，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更为关键。(4)两国政府和社会精英层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定位和性质，包括国家观仍然存在不小的认识差距，特别是对两国关系是否应当定位成“战略关系”或“战略性合作关系”，中美之间的分歧严重。表面上看，这种认识差异似乎集中在对“战略性关系”的定义各有不同，美国更侧重从军事安全角度理解战略性关系，并不认同中国方面所界定的战略关系就是“具有全局影响和长远意义的关系”。但在更深层次上，它反映了美国方面对中国发展方向和中国力量上升对美国利益的利弊影响尚无法确定，甚至抱有深刻的怀疑和恐惧的心态。因此，美国不愿用“战略性合作关系”或“战略关系”来束缚美国对华政策的选择余地，不愿以此来规定两国未来关系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华盛顿把这种不确定性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中国的政治制度转型尚为完成以及中国的战略意图尚不明朗，并把中国是否按照美国所预期的成为“国际体系中的责任承担者”作为评判未来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的标杆。
二 利益互动模式的重组
九一一事件的爆发、全球和亚太地区安全威胁的多元化挑战增加了中美之间的合作空间，也一度弱化了(更确切地说是转移了)布什政府对所谓“中国地缘战略挑战”的关注。但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上升步伐的加快，应对和塑造中国的“和平崛起”再度回到美国外交议程的前沿。如何把握对方的利益关切、行为动机和能力变化，如何相互关照对方的核心和重大国家利益，如何拓展新的，尤其是事关双方重大利益的合作领域，有效管理中美之间的利益竞争与摩擦，成为影响双边关系结构稳定的重要物质基础。
当前，中美之间利益互动模式面临新一轮重组。这既反映在两国利益的相互依存和竞争态势的同步深化，又体现了这种模式对双方经济、政治结构、乃至社会心理的冲击的深度和广度的不断加剧。其中，中国发展对美国经济结构和社会心理的冲击力显著增强，加深了美国方面对中国力量发展认识的复杂心态。中美利益互动模式重组表现为两个显著特征。
其一，传统的双边利益互动关系正经历新一轮调整，各个利益领域中矛盾、交融、合作的态势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双重性”特征日益明显。
中美经贸纽带这一双边关系传统的“压舱石”功能正在演变，作用日趋复杂。在中国进入世贸组织(WTO)之前，中国在中美经贸关系中一直处于“被动接受者”的地位。美国的经济行为和政策对中国的经济政策、经济发展、经济结构，以及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影响远远高于中国对美国的反作用，以至于许多中国人都把全球化等同于“美国化”。但是这种单向影响的不对称局面近年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一方面，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对全球经济巨大的溢出效应，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另一方面，美国越来越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外部效应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双方在诸如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纺织品出口、知识产权保护、人世承诺、能源竞争等问题上的摩擦不断冲击两国关系的稳定性。
不仅如此，美国人日益感受到随着中国全面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美国自身的经济制度、社会体系(例如投资与储蓄的比例、教育的投入和产出结构、公共卫生体系等等)正越来越显著地受到中国因素的影响和压力，出现了一些制度上的不适应。部分美国有识之士呼吁：面对“强大中国的挑战”，美国需要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和创新。但相当数量受负面影响的阶层、利益团体及代表他们利益的国会议员则要求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总之，尽管从纯经济角度看，中美经济关系的本质仍然是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但原先两国经济规模上的巨大差异、经济结构上高度互补所释放出来的比较单纯的稳定和积极作用正在消失，经济问题的“政治化”趋势在美国明显上升。
中美在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领域的矛盾、对话和交融态势也出现新变化。一方面，中美在该领域的关系将继续保持一种不对称的状态，美国处于力量强势，美国继续试图以自己的模式影响和改造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中美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的观念和利益交锋将长期存在；另一方面，从全局出发，中美在该领域的分歧绝非不可管理，双方必须在对话基础上处理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才能发现更多相通和融合的地方。
美国的外交传统和现实的外交利益要求其将推广西方式的民主价值视为对外战略不可替代的工具和目标。九一一事件后布什政府将民主推广战略提到美国核心安全利益的高度。尽管布什政府把对外战略重点放在大中东地区，将“反美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视为美国的头号现实敌人，但它在战略手段上将“民主化”和颠覆所谓“暴政的前哨”视为根本，通过军事、经济、外交手段，依靠盟国、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不同途径在中东、中亚实施“政权更替”和“”。美国从未讳言对中国进行民主化改造的意图。美国在与中国周边国家发展关系时，将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视为重要条件，甚至以赞扬台湾的“民主进程”和干预香港政治事务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施加影响。此外，近年来美国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日益关注，认为中国政府利用民族主义来动员民众支持北京实施内政外交，但其所谓的“威权体制”又增添了中国政府长期控制民族主义发展的困难。
中美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并非不可管理，也完全没有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对抗状态。尽管存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反美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相比，中国既没有颠覆美国核心价值观、消灭美国政治体制的意图，也无意在全球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强加于他国，这一观念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的主流认识。更为关键的是，经过20多年的
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方面不断借鉴、吸收和创新，中国与美国在价值观上的共同点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一些学者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经验和发展模式甚至可以从积极方面影响某些美国眼中的“邪恶国家”。
中美两国在军事安全利益上相互防范与威慑进一步升级。中国无意也无法实施扩军备战(内部均势战略)和建立反美军事同盟(外部均势战略)抗衡美国的军事霸权，但在涉及为核心的领土安全议题上，中国越来越明确地把如何防范和威慑美国军事力量对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威胁视为中国军事力量发展和安全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
与此同时，布什政府虽然在反对台湾法理“”、维护台海稳定上同中国存在利益交集，也与北京展开了有限但颇有成效的合作，但是华盛顿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判断日趋严厉，正加紧在安全领域实施对中国的防范和遏止。美国国防部根据《2000年度国防授权法》要求，每年向国会提交《中国军力报告》，全面评估中国的军事战略政策、军事实力变化及对地区安全的影响。近两年来出台的报告显示，美国认为中国正全面提升海、陆、空、导弹、太空、信息和合成指挥系统方面的能力，对所谓中国军力迅速增长表示出日益强烈的担心。2005年《中国军力报告》直接宣称中国正致力于准备在台海地区打一场局部高强度战争的军事准备，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从长远看可能对该地区活动的其他现代部队构成切实有效的威胁，并指出中国正处于“战略抉择的十字路口”。2006年2月6日出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更点明中国是美国“最具潜力的军事竞争者”，强调美国必须采取必要的“防范政策加以平衡”。
针对中国的“军事竞争”，在安全政策的目标上，美国对中国继续实施结合“劝阻”(dissuasion)和“威慑”(deterrence)的安全政策。在具体的军事安全部署方面，美国除了加紧美事合作，强化以美日为核心的双边军事同盟的功能外，布什政府正在把与印度建立更为密切的战略关系作为美国全球和亚太战略的重点之一，同时增强同新加坡、越南等东盟国家的军事合作为补充，以保持对中国军事力量的警惕和平衡。美国还向欧盟、以色列等国家施压，阻止它们同中国的军事合作。尽管这种战略上的牵制和安全上的防范在性质上仍然以“防御性为主”，而不是意在同中国的“全面对抗”，但显然，美国的“防御性”防范的步骤正在加紧。
其二，中美利益互动模式重组的另一个表现是，随着双边互动的区域乃至全球性影响扩大，美国对中国力量的发展是否以及如何挑战美国在全球、地区以及各种政治、经济和安全国际制度中的主导权分外敏感，并采取防范措施加以应对。同时，在区域内相互依存和一体化趋势以及国际秩序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美双方在维护和规划地区以及国际秩序上的利益重合与矛盾又有新发展，成为中美之间利益互动的最新领域。
美国国内对中国在全球能源市场积极拓展业务反应强烈。2005年上半年中海油竞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事件不但一度在美国朝野掀起所谓“中国能源威胁”的浪潮，美国政府甚至亲自出面加以阻挠，被美国学者批评为“自行破坏了美国・贯标榜的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原则”。美国国内，尤其是一些国会议员对中国在拉美地区拓展影响日益警觉，认为对美国在南美传统的“门罗主义”政策形成潜在挑战。布什政府在第二任期内更是将中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构成的所谓“结构性挑战”置于外交政策的重要位置。
2005年6月7日，美国参议院举行了关于中国崛起及其对美国在亚洲政治、经济、安全上的影响的听证会，这是美国近期就“中国崛起”话题展开辩论的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一次，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前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主流对中国崛起因素的认识。从中不难看出，美国各界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如何使用自己日益上升的影响力，以及是否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和立场”，其中美国对中国发展对地区和美国利益的影响的矛盾心态日益明显。
一方面，美国政府指出“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上升是中国经济力量发展的一个符合逻辑的渐变过程，与美国利益之间并非一场‘零和竞争’”，中美在亚太地区“有很强的利益互补性和合作空间”。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则批评中国实施所谓的“重商主义外交”，忽视甚至不顾美国的政治和安全利益。美国希望中国在自身力量和影响上升的同时，能更多地同美国及其盟友一道推动所谓的“国际社会接受的行为准则”。借用美国学者的话，中国在发展战略中，“需要稳步增加资源，以履行中国不断增长的对发展中地区和人道主义的责任与义务”。同时，美国日益感受到中国在周边地区，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上升对美国原有的优势地位的压力，因而对中国在亚洲实施的“经济外交”同样抱着复杂矛盾的心态。美国政府一方面表示欢迎中国与周边地区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利益，但同时又指出中国正致力于提升经济之外的政治、外交势力，削弱了美国在地区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影响力。因此，在布什第二任期内，美国不但加强同中国在双方核心利益、战略关切、全球性问题上的“战略对话”，减少战略误判，增进政策协调，而且还把扩大在政治和经济上参与亚洲发展进程作为政策重点，保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性影响。
与此同时，地区形势和秩序的变化为中美之间提供了政策协调的新机遇和新挑战。近年来，亚太地区在三个方面的变化趋势得到强化：一是次区域间相互依赖进一步加强，促进了地区内部联动；二是新兴大国力量迅速上升(尤以中国显著)，加剧了地区内主要力量之间(超级大国与新兴大国以及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三是区域和次区域多边制度蓬勃发展，增进了地区内各领域的合作。其结果是，在影响地区形势和秩序的因素日趋多元的同时，新的地区秩序在逐步显现过程中不断与旧有的结构发生矛盾甚至碰撞。
亚太区域内的合作领域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一系列跨国和多边问题在本地区的延伸。它们既包括生态恶化、公共卫生(如传染性疾病)、有组织犯罪、走私、人道主义灾难、自然灾害等等“软威胁”，也包括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硬威胁”；既有传统安全问题，也有国际金融、贸易自由化和国际能源安全等涉及经济发展和经济秩序稳定的新挑战。全球性问题往往对整个国际体系甚至人类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与中美两国都具有重要的利害关联。两国正扩大和深化在这些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使之成为推动双边关系的重要动力。两国在2005年底就共同合作建立防控禽流感机制的问题取得进展；在能源领域，中美也从最初比较情绪化的猜忌和对立，逐步朝对话协商发展，双方也增加了对于国际能源供应多元化、清洁能源技术、核能合作、战略储备、国际能源线路安全等方面的共识。在这些全球性问题上的有效合作还能加深各自对积极参与国际制度建设、维护国际体系稳定和发展的责任感，有助于抵御来自两国内部的“新孤立主义”和“搭便车”势力的干扰。
第二类合作领域往往带有明显地域特征，也是影响中美两国关系非常
关键的地区。其中三个具体领域尤其值得关注。第一，围绕朝鲜核问题和半岛无核化的多边磋商以及如何建设未来东北亚安全秩序是中美新时期合作应对地区安全问题的最新挑战。经验表明：美朝之间相互保证(reassur―ante)、增信释疑(confidence building)是推动六方会谈取得成效的重要保障；在未来各方寻找落实“承诺对承诺，行动对行动”的具体方案中，相互间的确信措施仍然必不可少；从更长远看，各方合作帮助朝鲜恢复经济发展，鼓励朝鲜对外开放，促进与地区经济融合将为缓和半岛局势，改变朝鲜对安全形势认识提供必要的外部环境。中美两国虽然在具体措施上存在分歧，但对于半岛无核化与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有相同或类似的目标，双方正开展深度的互动合作。其中，布什政府是否有政治决心和足够的耐心同平壤政权“和平共处”，是影响朝鲜政策与和谈进程的关键因素之一。
第二，中美在亚太政治和经济多边合作机制发展过程中的互动增加厂双边关系的复杂性。由于近年来美国亚洲政策一味以“反恐和安全”为主，造成了美国与地区内政治、经济合作进程的“脱节”，并加剧了美国对中国在地区影响力上升的无端猜忌和批评。美国政府需要及时调整政策，重新制定全面参与东亚合作的战略。中美双方也需要加强沟通和政策协调，增进双方在地区政治经济合作中的互利双赢。
第三，以美国为主导，以美日等地区双边同盟为核心的地区安全结构，即，“辐辏结构”，在战略上加剧中美、中日之间的猜疑、在地域上覆盖不全、在功能上难以应对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总之在效果上失大于得，其不完整性和局限性日益显现，成为阻挠中美之间建立战略信任的重要障碍。美国方面认为中国加速构建次地区的安全制度(如上海合作组织)，明显具有制衡美国军事影响力的意图。中美之间应当充分利用现有的安全多边对话和协作机制，以地区内的共同安全关切(如能源合作)为突破，探索培育新的地区安全机制，推动地区大国间的合作与协调。
总之，中美之间新一轮的利益互动仍在形成过程中，两国在一系列核心和重大利益问题上同时存在相互矛盾和相互融合的态势。两国在核心利益上存在着一定范围的长远的矛盾，甚至孕育冲突，但在现实的利益驱动和交往互动过程中并不必然表现为不可避免的对撞。在地区和国际安全、政治和经济秩序的维护和构建上，中美两国的互动日趋紧密和复杂，既有安全理念和政策手段的差异性，也具有和平解决争端、维护地区稳定和发展繁荣的共同战略目标，矛盾摩擦与协调合作的“双重性”特征非常明显。
三 机制化管理模式的深化
双边关系的机制化发展是中美关系健康稳定的重要保障。机制化程度包含几个方面的指标，一是双方处理核心、重大以及各种具体功能性问题的协商合作机制的丰富程度；二是这类机制在处理双方矛盾分歧中的效能和效率；三是为了减少和避免具体领域的纠纷扩散、干扰两国关系的总体发展，两国政府，特别是两国领导层领导和总揽双边关系机制建设的能力和投入。因此双边关系中的这种“机制化”程度越高，双边关系的稳定性也相对越高。双边关系的机制化包括双边互动管理机制(包括危机管理机制)，以及两国在地区和全球多边机制中的交往互动。
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中美之间已经搭建起层次丰富、跨越各种领域的磋商和合作机制，构成了管理和推动双边关系机制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总体上，中美两国交流的领域和范畴正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扩展。从机制发挥的功能来看，既包括两国关系中日常的交流、对话、合作，也包括在双边关系发生紧急事态甚至危机情况下的沟通和危机管理机制。
在日常的互动交往过程中，两国在涉及经济贸易、反恐、执法、不扩散问题、人权、军事、能源等许多领域，或通过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合作、协商处理矛盾分歧，或建立定期的磋商对话机制，或在对方首都设立相应的办公机构来沟通信息，增进相互理解。尽管不同的对话磋商制度所发挥的功效不尽相同，有些机制更为成熟(如经济贸易领域)，有些尚处于起步阶段(反恐和能源)，加上两国对如何发挥这些磋商对话机制的判断和预期、互动行为方式各不相同，对这些磋商机制的评估也相差甚远(如美方对军事交流机制的批评)，有的甚至出现反复(如人权领域)。但总体上，这些定期的磋商对话机制在双方沟通信息、增加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防止局部的功能性问题破坏整个双边关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日益成为两国处理双边重大的功能性领域的主要平台。
中美两国领导人和负责外交事务的主管官员之间日益频繁密切的沟通、对话成为两国近年来管理双边关系，维护两国关系结构稳定的重要渠道。自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里两国关系重新实现正常化以来，两国首脑的互访以及在各种多边场合的会晤趋于频繁和机制化。中美首脑热线也于1998年4月正式开通，使得两国领导人、主管外交的官员能够保持密切沟通，及时处理双边和其他国际重大事件。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两国领导利用热线的频度大幅度上升，利用效率迅速提高，通话准备时间也从过去一至两天，缩短到目前的几个小时，说明两国政府在保持高层沟通的机制化程度上有了长足进步。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直接会晤、沟通的机制化不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标志，而且也说明中美关系的总体运筹得到了两国最高层的直接领导和控制，中美关系被定位在两国各自总体外交的框架下，有助于减少局部问题对双边关系全局的干扰。
中美关系机制化的另外一个重要标志和举措是在原有各种功能性问题磋商合作机制和首脑会晤的基础上，创立了两国高层之间定期的“战略对话”机制。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机制的创立反映厂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中美关系的双边内容日趋丰富，多边成分日益增多的客观要求。“战略对话”机制的创立也体现了中美为稳定双边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拓展双边关系发展空间的政策需要。战略对话机制还标志着中美关系机制化进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机制性的高层战略性对话是当今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和趋势。各主要大国为发展和协调大国关系和相互政策，纷纷搭建战略对话平台。如今的高级别战略对话事实上已开始超越了传统的“军事同盟对话”的范畴。中美之间开启高级别的战略对话，围绕“崛起大国和现存唯一超级大国如何和平共处”这一中心话题，就双方核心利益和现实关切，展开增信释疑、求同化异的新型战略对话，是双边关系机制化的一个重要提升和补充。
中美关系中的危机管理是双边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不断面临各种危机的考验。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后冷战时期中美之间的危机呈现爆发频率高、领域广、“美攻中守”等基本特点，中美之间的危机管理类型既包括相互之间发生的危机管理，即“双边危机管理”，也包括其他国际危机的管理，即“多边危机管理”。尽管还存在相当大的不对称，双方已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建立起了一套相应的决策体制、程序和行为规范。
危机管理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首先，它不但有助于解决中美之间的一时的突出问题，而且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机制将发挥管理相关问题的长效功能。例如中美首脑热线，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等的设立，都为日后预防和管理类似的问题提供了机制。其次，它有助于双方进一步了解对方在具体问题上的意图和核心国家利益，使中美在重大问题上推行谨慎的外交政策，减少因误判而导致矛盾升级成新的危机。由于中美两国都是大国，危机生成后对各自利益的冲击和危害都很大。因此，危机往往又反过来成为增进中美彼此认识对方的重要机会，推动双方确立更加理性和务实的政策。第三，由于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制度建设相对落后，通过处理双边和多边危机，中国能及时吸取国际危机管理的经验教训，建立并完善符合时代要求和国际规范的危机预防和管理机制，培养相关的专业人才。第四，随着双方关系中应对“多边危机”的互动的增加，中美协作共同应对管理“多边危机”将成为推动中美关系的增长点。
中美两国在拓展双边互动管理机制的过程中仍将面临不确定性和许多困难。首先，双方固有的战略疑虑仍然时时干扰两国正常的交流和对话。例如中美军事交流无论在实质内容和机制构建上仍相对滞后，其背后有双方体制和观念方面的复杂原因，但实质―亡还是两国战略互信不足的表现。军事交流机制的相对滞后又进一步增加了双方的战略疑虑和整体关系的不稳定。战略互信的缺失也是中美之间许多危机形成的根本原因，并使双方对危机的处理复杂化。其次，两国的国内政治因素对双方正常沟通的影响日益明显。例如，中国政府机构精简与对美丁作日益增加的繁重任务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与美国发生关系的领域部门增多与协调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等等。同样，美国处理中美关系时也面临着功能性问题和地区性问题机构之间如何协调政策的矛盾。冷战以后，美国在制订对华政策时经常出现负责功能性问题的部门意见强于负责地区性问题的机构的情况，增加了美国政府整合对华政策的难度。第三，中美两国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一方面，在如何正确解读对方的行为和信号方面，双方仍然存在重大的认识差异，容易成为未来危机处理中的冲突点。另一方面，两国共同处理危机过程中的运行程序和规则仍有待完善。中国在规范处理危机问题的法律法规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应对处置社会安全问题的立法考虑上也比较滞后。
中美在全球和地区的多边机制中的交往互动是后冷战时期两国关系的重要发展。美国把敦促、鼓励甚至通过施压使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视为对华“接触”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把中国这类新崛起国家纳入全球多边机制，使其对现有体系的规则承担义务，有助于进一步“塑造”中国的对外行为，从而扩大按现有主导规则行事的国家数量，保持体系的稳定。这是“接触”政策的追求目标，而且已经成为美国冷战后历届政府的共识。从中国方面看，以更积极主动的方式加入现有的国际制度，从经济发展角度看，是有助于刺激国内的改革开放进程，加速经济制度的转型和与国际市场接轨，减少中国发展的成本；从政治安全意义上看，主要是增加中国外交渠道，扩大中国的影响，塑造“和平和负责任大国形象”，减少外部世界，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压力。对中美而言，多边场合还担当着为中美两国关系在困难或危机等情形下提供“搭台交流”，遏止双边关系进一步倒退的重要功能。
随着中国日益参与各种国际制度，中美两国对于在全球和地区的多边制度、拓展合作的领域、管理两国关系等方面出现的问题和纠纷的互动越来越频繁。两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机制等多层面的互动交往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在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政治机制中，两国在国际武力使用、人权干预、环境保护、军控等领域中的分歧继续存在，在如何强化联合国机制的改革重点上有所差别，两国在围绕联合国改革方向上的斗争和摩擦将是长久的。与此同时，中美在坚持联合国改革的全方位和多领域、突出发展的首要性、建立和平建设委员会、反对“四国”(日本、印度、德国、巴西)增常方案、强化联合国项目管理、增加秘书处工作效率和责任制等问题上有类似或相通的原则和主张。中美两国已经在抵消“四国”方案对2005年联合国改革进程的干扰方面进行了切实有效的合作。今后，两国在增进联合国机构效率、推动“和平建设委员会”对国际维和的领导、增加联合国对全球发展进程的主导性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政策协调与合作空间。
随着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中美两国在以世贸为代表的国际贸易制度中的交往互动，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美国把关注重点放在如何敦促甚至迫使中国履约，并通过世贸裁决机制和自己的国内法律，应对中国对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冲击；另一方面，双方在推动世贸多哈回合谈判，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中寻找共同利益的自觉性都在增加。
美国作为全球自由贸易的主要推动者，虽然也面临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但一直把在多边机制中推进自由贸易作为基本国策。中国作为新近的WTO成员，也是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受益者。中国希望在积极参与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更好地反映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需求，努力改良世贸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歧视性不合理规定。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尽管两国在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在发展中国家自然人流动的开放，以及农产品贸易等问题上存在或多或少的利益分歧和认识差异，但中美两国最大的共同利益是希望不断加强与改善多边贸易体制，并为推动多哈贸易谈判取得进展而积极努力，为今后具体的谈判模式奠定基础。2005年12月在香港举行的WTO部长级会议上所取得的成果，反映了中美两国在推进国际自由贸易体系上的努力。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的加强，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的扩大，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影响国际贸易条件和金融秩序的一个日益受人关注的问题。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日益意识到加强同中国在金融问题―卜的交流的重要性，定期邀请中国参与西方?国行长和财长会议，不但有助于双方协调政策，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稳步发展。
目前，中美两国正探讨和摸索中国在国际金融制度和国际能源制度中扮演更积极角色的问题，虽然两国对各自责、权、利的认识尚有分歧，但维护国际金融和能源体系的健康稳定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两国在地区安全机制中的对话协调正在展开(如六方会谈、东盟地区论坛)。尽管双方对于未来地区安全制度的模式存在明显差距，但积极探索建立地区安全制度以维护地区稳定，和平解决热点问题是两国共识。中美在国际多边机制中的日益频繁密切的互动反映了中美关系机制化的客观态势。
四 结语
“复杂性”是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各不相同，并且典型地反映在相互认知、利益互动和机制化管理三个方面。其背后的驱动力量包括中美两国在国际结构中的力量转移、两国国内经济、社会结构的演化、地区和国际安全环境的深度转变、双方领导层的更替及由此导致的双方战略规划和政策调整等因素。深入分析“复杂性”特征在双边关系结构中的体现，准确理解中美关系在新时期的特征和本质，有助于把握当前中美关系的基本态势和今后的发展趋向，不为暂时的起伏或曲折所困扰。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特征又有新发展。中美之间对双边关系重要性的认识日益接近，维护一个以建设性合作为主轴的互动模式业已成为双方政策的主流，尽管这一动态的认知过程仍然充满曲折。中美相互利益关系日趋多元，矛盾与合作的“双重性”有了新发展。但作为当今世界体系的主要大国，双方对于维护和完善国际体系的稳定及有效运行有着不少相似或相近的看法，这一共同利益成为两国关系稳定的重要物质基础。
今后，中美需要进一步明确各自在维护和构建国际体系进程中的责任、义务和权利，在共同的目标下扩大政策协调与合作的领域。同样重要的是，中美正努力建立并完善相互沟通和政策协调机制，在各种国际多边机构中加深互动，为两国之间增信释疑、处理分歧、预防和管理危机提供了初具形态的制度保障。当然，在军事安全领域，双方的机制化建设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双减政策的理解和认识篇5
2009年县卫生系统双拥工作总体思路是：以创建省级双拥模范县为主线，以庆祝建国60周年为契机，深入开展双拥宣传月和关爱功臣永葆光荣等系列主题活动，加强医疗单位和驻盐部队共建结对，落实军人、重点优抚对象就医政策，进一步优化各项医疗服务质量，全面提升卫生系统双拥工作质量和水平。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强化双拥工作领导，加大双拥工作力度，实现卫生系统双拥工作水平新的提升
今年是省级双拥模范县的申报和命名表彰年，县卫生系统双拥工作要紧紧围绕这一主线，把创建省级双拥模范县与全县卫生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进一步健全双拥领导机构和各项规章制度，完善工作机制，继续将双拥创建工作列入医疗卫生单位目标管理考核内容。卫生系统双拥工作创建目标任务按职责分工分解到各科室和医疗卫生单位，明确完成时限，加强检查，确保省级双拥模范县创建各项任务得到落实。抓好各级双拥机构规范化建设，各医疗卫生单位要重视双拥工作，切实加强领导，健全双拥组织，确定双拥工作联络员。
二、结合双拥宣传月，深入开展双拥宣传，营造浓厚的双拥创建氛围
以庆祝建国60周年为契机，把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作为单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不断丰富国防教育内涵。在7月份深入开展“双拥宣传月”活动，广泛宣传我县双拥共建成果和拥军优抚安置政策，充分发挥各项政策的导向作用，激发广大医务人员参与双拥共建的积极性，不断扩大双拥创建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众知晓力。重视双拥宣传报道，充分挖掘近年来卫生系统双拥工作中涌现的先进事迹和典型事例，并利用多种形式大力宣传，进一步增强职工的国防观念和双拥意识。
三、进一步优化服务质量，积极落实双拥各项政策和措施
一是落实医疗优惠减免政策，优化服务质量。贯彻落实《*县军人抚恤优待实施办法》，认真落实医疗费用优惠减免政策，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现役军人和重点优抚对象就诊凭证实行五优先，即优先挂号、优先就诊、优先付费、优先取药、优先化验。现役军人的急诊、危重伤的抢救直接进入急救绿色通道，并实行先救治、后收费。现役军人和重点优抚对象凭证就医和治疗，免收挂号费，其诊疗费、注射费、输液费、护理费、床位费等费用由就医单位按50%给予减免，检查费按5%给予减免。二是做好优抚对象医疗保障三合一实时结报。在重点优抚对象参加城乡合作医疗保险的基础上，配合县民政部门全面实行优抚对象医疗保障三合一实时结报模式，提高优抚医疗保障新水平，进一步简化重点优抚对象的医疗补助、大病医疗救助的核报手续，帮助重点优抚对象解决生产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三是组织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深入开展“关爱功臣、永葆光荣”活动。按照县双拥领导小组下发的实施方案，结合卫生系统实际，继续开展爱心献功臣活动，走访慰问卫生系统结对退伍复员老军人。
四、以共建为手段，加大卫生拥军力度，深化军地互动，丰富双拥共建内容
按照卫生系统深入开展卫生拥军的实施意见，结合创建文明行业活动，继续开展医疗单位与驻盐部队共建结对，注重在军民共建中办实事，求实效，尽力帮助部队解决战备、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实际困难，为国防建设和社会稳定作贡献。各医疗单位要在共建内容、共建形式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积极开展向驻盐部队送医送药、健康体检、急救知识培训、卫生专业人学习等活动；县疾控中心和卫生监督所要发挥卫生监督、疾病防控技术优势，完善军地传染病防控合作机制，为驻军部队提供健康知识讲座、营地生活饮用水水质监测、食品卫生检验等服务工作，实现互相促进、互相关心，共同发展军民鱼水关系。
五、进一步强化目标管理，继续开展双拥检查，提高双拥各项任务的质量和效果
对双减政策的理解和认识篇6
一、认真领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与实质
20__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20__年12月，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同志要求“政法机关要更加注重运用多种手段化解矛盾纠纷，更加注重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并明确指出宽严相济是“指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制的严肃性，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必须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对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严厉打击，什么犯罪突出就重点打击什么犯罪，在稳准狠和及时性上体现这一方针；另一方面，要充分重视依法从宽的一面，对轻微违反犯罪人员，对失足少年，要继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有条件的可适当多判一些缓刑，积极稳妥地推进社区矫正工作”。这里明确界定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指出了从严从宽的工作方向。20__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全面系统地阐述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具体体现，首先必须体现“严”，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严打”方针，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同时区别对待，对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人员，多开展教育感化工作。使轻罪与重罪分别依法得到妥当的处理，做到既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又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以获得刑罚效果的最大化。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旨在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可见，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并不是对“严打”方针的弱化和否定，而是新形势下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密切结合，是对“严打”方针的有益补充。
二、正确认识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意义
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稳定是和谐的基础，和谐是稳定的最高境界。公安机关执法实际中，在坚持严打方针的同时，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既能有力地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律的权威，又要充分运用依法从宽的刑事政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不仅集中力量打击了严重犯罪，还从根本上缓解了社会冲突，减少了社会对抗,促进了社会和谐。
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利于强化人民警察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求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不能仅靠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来保障依法办案,在执法中必须转变执法理念,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核心,调和人权保障与利益保护之间的关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宽严适度、有据，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正是落实了维护社会秩序与保护人权,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的理念。
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利于立法宗旨的实现。对于严重刑事犯罪,该从重的要坚决从重,对于具有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该兑现政策的要依法予以从宽处理。如果因为严打而不兑现政策,就会导致犯罪分子丧失对国家法律的信任度。坚持宽严相济,能够产生积极的、正面的社会效果，能够实现严格执法与热情服务，执法形式与执法目的，追求效率与实现公正的有机统一。
三、公安机关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几点建议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公安刑事执法工作中如何运用，具体应把握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突出“从严”,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社会丑恶现象。首先，必须长期坚持“严打”方针，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发展。多年的“严打”实践证明，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是遏制犯罪急剧上升的有效措施，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因此，公安机关必须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严打”方针，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真正把“严打”方针贯彻到日常执法工作的各个环节。其次，要根据公安部的部署，加大对黑恶势力、严重暴力犯罪，多发财犯罪，经济犯罪和犯罪等五类犯罪的打击力度，立足本地的社会治安实际和违法犯罪特点确定打击重点，坚持集中整治与日常严打相结合，增强严打斗争的及时性和针对性。第三，要充分运用劳动教养措施，对那些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欺行霸市，或者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群众、恶习较深，扰乱社会治安稳定的，该劳教的坚决予以劳教。此外，对于、吸食注射等十分突出的问题，加大整治力度，通过收容教育、强制戒毒等手段集中打击社会丑恶现象。
另一方面，要突出“从宽”，深入探索公安执法过程中的应对措施。
第一，把好案件源头。刑事案件的立案必须具备有能够证明犯罪事实的基本证据，符合法定立案标准，该立则立，不该立的/！/不立。根据现有材料尚不足以做出立案决定的，进一步开展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作出是否立案。如果扩大立案范围，随意立案，会给当事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如：某市曾发生某学校教师周__因涉嫌一事被立为刑事案件，周__在被公安机关传唤、讯问后，觉得丢失了面子，一时想不通而自尽。经公安机关调查，案件不存在，根本不够立案。
第二，推行刑事调解。所谓刑事调解，是指犯罪发生之后，经由公安机关或其他调解人使受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对刑事责任问题达成的协议，受害方不追究加害方的刑事责任，加害方则可能为此对受害方进行物质性赔偿等。刑事调解制度给冲突双方解决矛盾提供了机会，能够有效地减少和消除矛盾，尽可能地减少
法院判决后的消极因素，有助于在全社会增进和谐协调的社会关系。刑事调解制度在实体上能够确保被害人的实质利益；在程序上提升了被害人在刑事追诉程序中之参与地位；在法理上合乎刑事追诉经济原则，有利于提升加害人社会责任感。它旨在提升被害人和犯罪人的满意度，降低再犯率，它与我国传统的调解制度所蕴涵的“和为贵”的理念相一致。轻伤害案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邻里纠纷、家庭纠纷、日常琐事引发的，加害人往往是出于一时冲动，事发后又追悔莫及。一般来说，此类案件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双方的激愤情绪小，具有调解基础。如能调解结案，则能让亲情得以维系，让家庭得以稳定，让邻里得以和睦，让社会得以和谐。对此类案件，我们在及时全面调查取证的同时，尽力做加害人和被害人双方的调解工作，促成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对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得到执行且符合其他撤案条件的轻伤害案件，一律予以撤销案件。如某派出所办理的齐某故意伤害案，调查取证情况充分证明齐某涉嫌故意伤害罪，但本案双方当事人系亲戚关系，若简单地刑拘、逮捕，可能导致日后两个家庭矛盾进一步激化。后经了解，双方都有调解的意向。于是办案民警就调解问题给双方做了一些教育工作，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双方的矛盾得以化解。但对达不成调解协议、加害人无悔罪表现、不是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轻伤害案件，则坚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运用刑事调解的案件范围，应当严格控制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章第4条规定的八类刑事案件范围内。不能滥用刑事调解，杜绝、放纵犯罪行为的发生。 第三，慎用羁押性强制措施。我们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坚持区别对待，对严重的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从严处理。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过失犯罪，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慎用羁押性强制措施，做到当宽则宽。对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适用取保候审措施，也为将来法院对其从轻定罪量刑打下良好的基础。如，有的犯罪嫌疑人按照其犯罪情节很有可能被判处拘役或缓刑，按正常程序刑拘、逮捕、、判刑，犯罪嫌疑人可能被羁押达半年以上，最终的判决结果可能体现不了对其从轻处罚，造成形式上的从轻，而事实上未予从轻，更没有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情形。
第四，对未成年人、在校学生轻罪实行非刑事化处理。对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犯罪案件，以宽宥为基本原则，以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维护社会稳定为双重目的，通过使用轻缓处理方法引导未成年人走向正确道路。对于在校学生犯轻罪，由办案单位与学生家长、学校共同研究帮教措施，切实保障未成年人能够在重返社会后得到全方位的帮教和挽救。对于社会青年对在校学生实施的犯罪，则采取严厉打击提早控制的方法，有效治理学校周边的治安环境秩序。20__年4月，未成年人在校学生李某盗窃一出租车内钱物后被抓获。经深入调查，李某盗窃价值未满捌佰元，系初犯且认错态度较好，最后李某仅被裁决行政拘留且不予执行。当办案人员将李某交给其家人领回时，其家人喜极而泣，感谢公安机关人性化执法，给孩子改过自新的机会，并表示今后一定对孩子严加管教。李某也发誓一定痛改前非。我局刑警大队在办理刘某盗窃案过程中，办案人员发现刘某的年龄认定存在疑问，办案单位进一步调查后依法对其撤销案件的决定，有效地保护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对双减政策的理解和认识篇7
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各大城市的机动车保有数量快速的增长，而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管理经验却相对滞后，导致了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完了西方国家三百年的发展过程，同时，西方国家三百年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也在这三十年之中集中的爆发，以汽车为例，中国的老百姓还没有完全享受到汽车所带来的便利，就要开始为其所产生的问题来埋单。随着交通管理理论的不断成熟，决策者们逐渐意识到，仅仅依靠完善路网和增加道路容量的这一类以增加交通供给的治堵方式，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为先进的旨在控制交通需求的交通需求管理理论(TDM)取而代之，并在交通行政法决策中发挥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以单双号限行为代表的交通管制措施近年来频繁的出现在“中国式治堵”的舞台之上，其中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广州亚运会期间的单双号限行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自单双号限行政策出台以来，争议不断。其成本与效益之疑，临时性与长期性之争，合法性与合理性之惑都持续而广泛的存在着。其赞成者与反对者针锋相对，各执一词，意见纷呈的背后实际上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博弈。
一、单双号限行行为性质的界定
以北京为例，北京市交通部门于2008年奥运会期间下达了临时禁令，进行了汽车尾号的“单双号”限行规则，保证了奥运会期间城市交通的顺利运行。2008年9月28日，北京市政府出台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将“尾号限行”做进一步调整并延续下来。其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办法》的相关规定。在单双号限行措施的实施过程中，对于“违反单双号规定上路，将被处以100元罚款;擅闯奥运专用车道等交通管制路段，将被处以200元罚款，如强行闯入，见到交警示意停车手势拒不停车，或不听交警劝阻，罚款额度将高达1800元，并处拘留。”
单双号限行措施是具有行政权能的行政机关运用行政权力、产生法律效果并且表之于外部的行为。北京市政府运用行政权力，通过通告的形式设立了行政法律关系。符合行政行为成立所需要具备的主体要件、权力要件、内容要件和形式要件，是一种行政行为。进一步看，单双号限行是北京市政府针对不特定的相对人，做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并能够反复适用的行政行为，符合抽象行政行为的一般特征，属于抽象行政行为的范畴。
单双号限行措施出台以来就争议不断。学者们就单双号限行措施的性质和其究竟有没有侵犯到公民的基本权利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有的学者站在公共资源的管理和分配角度，认为“限行措施的本质上并不是对私人财产权(汽车)的限制，车主仍然完全占有汽车的所有权。限行措施只不过是对作为公共资源的道路的一种“分配”，其目的在于保障交通通畅等公共利益。在公共资源有限性的前提下，无限扩张的私人财产及其自由就不再具有确定的正当性，而必须接受某种分配性的限制”笔者对此表示怀疑。首先，所有权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分配的权能，对其任何一方面的剥夺都可以构成对所有权侵害。对于车辆的尾号限行，“从物权角度来看，实际上就是禁止车主在限行的时段和路段行使自己对于其汽车的使用权，这直接影响了私家车主所有权的价值和效能的实现。本质上就是行政机关运用其行政权力将自己的意志施加于物权人的权利行使之上，因此使得物权人对物的排他性支配受到了干扰甚至于剥夺。”其次，笔者认为，不能将对汽车的使用和道路的使用完全隔离开来。毋庸赘言，对汽车的使用正是基于对道路使用的基础上，以此来作为没有影响公民对汽车所有权的借口无疑为一种诡辩。退一步讲，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在强调公民权利本位和国家义务本位的今天，国家当然的承担着公共物品的兴建义务。公共物品的稀缺与紧张不能成为对一部分公民权利进行限制理由。
也有学者认为，限行实际上是改变行政许可的设定内容。根据该观点，在存在交通拥堵的情况下，道路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需要对其进行重新的配置。根据我国《行政许可法》第12条规定，对于公共资源的配置可以设定行政许可。该观点还认为：“车主购车后，要想实现车辆的使用价值，必须到车管所登记，车管所所做的登记，即为一种行政许可这意味着，车主对车辆使用权和收益权的实现，是行政许可的结果，而不是购车行为的必然结果”。笔者认为该观点同样值得商榷。首先，根据我国《行政许可法》第14条和第15条的规定，能够设定行政许可的法律文件仅限于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的决定、地方性法规、省级政府规章，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一律不得设定行政许可。而北京市的限行令是以北京市政府为主体，以通告的形式发出。性质上应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范畴，进而不具有设定行政许可的权限。其次，前文已经提到，限行措施是一种抽象的行政行为，而行政许可的设定和改变是具体行政行为的范畴。综上，限行措施不是一行政许可行为。
笔者认为，单双号实际上就是禁止车主在限制的时段和路段行使自已对于汽车的使用权，是行政机关为了追求特定的行政目的而对车主所有权的使用权能的一种限制，车主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额外承担的一种财产上的不利益，是一种公法上行政限制的结果。也有学者认为：“限行并非是对车主物权的损害，而是对道路通行权的限制，针对的是道路，不是机动车本身，因此，限行与物权法并无关系”。笔者认为，限行并不是对道路通行权的限制，因为对于道路通行权的限制，根据平等原则应当平等实施，不仅包括机动车辆，而且还应当包括非机动车辆，甚至是行人。而尾号限行所限制的仅仅是机动车。综上所述，限行措施属于北京市政府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抽象行政行为，该抽象行政行为构成了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
二、单双号限行的利益结构的分析
支持与反对限行的双方立场泾渭分明，针锋相对。双方的观点归纳起来就是，限行措施能够减少环境污染、缓解交通拥堵，这是政府和公众所能够获得的最大的公共利益。但是，限行措施无疑会损害车主的利益，因为限制了他们对车辆的使用权，并相对地增加了停车和养车的成本。而且，继续限行也可能会损害汽车产业及相关的车辆检测、驾驶员培训等行业的利益。单双号限行措施涉及到政府、无车族、有车族、汽车厂商等各种利益主体。运用利益分析法，拨开这种利益交错的纠结，我们会发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间的博弈，是单双号限行措施利益关系的主线。
(一)公共利益对私人利益的优位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尽管该至理名言常被用以引证权利限制权力的合理性，然而笔者认为它同样可以应用于对权利的限制。权利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有条件的。而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是限制私人利益最具有正当性的理由。《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宪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条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
从我国宪法和部门法的字里行间之中，我们不难推断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位阶关系，公共利益较之于私人利益拥有更高的价值位阶。这不仅体现在法律的规定之中，而且在我国的政策和文化宣传中也多有体现，比如我国强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而集体主义原则的主要内容则是坚持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相结合，促进社会和个人的和谐发展、倡导把国家、集体利益放在首位，充分尊重和维护个人的正当利益。当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应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公共利益的优位有理论与现实的支撑。首先在数量上，公共利益的总量上势必会超过个人利益。公共利益是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个人利益只是单个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所有社会成员个人利益总和势必大于单个社会成员的利益，个人利益应当服从公共利益。其次，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的服从也有其必要性。社会之所以把个人利益聚合形成公共利益，目的就在于保障个人利益的安全，最终实现个人利益的增长;公共利益的发展，对社会成员来说只会意味着利益的扩张。况且个人利益只有在国家和平安全、社会秩序稳定的情况下才能得到现实化。最后，我国当前处正处在一个矛盾多发期，经济过快增长带了如社会发展不平衡，两极分化严重等诸多负面影响。维护社会稳定已经成为了政府的重要任务。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应当更加注重公共利益，对私人利益的过分强调有些不合时宜。
在当双号限行措施中，政府为了提高空气质量，缓解交通拥堵这一公共利益采取了限行措施。根据相关民意调查，“对于北京限行可能带来的影响，95.2%的受访者都选择了“减少污染物排放，改善空气质量”，成为提及率最高的答案;第二位的是“有效缓解交通压力，保障路面畅通”，比例达到88.8%。”减少环境污染，保障交通通畅这种正面效益惠及了社会不特定的、绝大多数的相对人。正是对于这种公共利益的最求为单双号限行这一行政措施提供了依据和合法性。而基于对公共利益的追求也成为了对个人利益进行限制的最具正当性和合法性的依据。
(二)公共利益对私人利益的补偿
任何一个社会，对于个体利益的不尊重就会导致更多个体的背叛。民主不仅包括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导向，而且还应当充分尊重少数人的利益，尤其应当重视那些为了公共利益的实现而其私权受到限制的权利主体。如果漠视私人利益的存在，公共利益就可能衍化成为对少数人暴政的工具。针对国家对所有权的限制，“各国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征收或具有征收效果的干预列为所有权人“特别牺牲”的情形，并规定相应的救济。”
单双号限行这一行政措施实际上就是禁止车主在限行的时段和路段行使自己对于其汽车的使用权。这实质上是对车主物权上的一种限制，是车主基于公共利益而额外承担的一种财产上的不利益，应纳入一种广义征用的范畴。对征收或征用，我国法律都有相关补偿的规定。
“在北京奥运单双号限行中，北京市政府决定对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停驶的车辆相应减征车船税和养路费。据介绍，由于北京奥运期间单双号限行措施的实施，北京市交管部门对停驶的车辆相应减征了三个月的车船税和养路费，减征的税费数额达13亿元。在广州亚运会举办期间，广州市政府也推出了包括十大惠民项目的“亚运大礼包”，其中包括向市民发送感谢信并赠送亚运相关纪念品、亚运及亚残运期间增加放假3天、30个工作日免费享受公共交通服务、免费赠亚运会及亚残运会门票、15万人免费参观亚运主要场馆、向特殊群体发放500元补助等。”对于私权利主体的补偿，不仅是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一种平衡，而且也是实质合法性的应有之义，亦或者是一种合法性的补强。随着现代社会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从管理行政走向服务行政，形式意义上的合法不再成为合法性的惟一内涵，实质合法性的应当成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不懈追求的目标。
(三)比例原则之下的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
在分析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时，比例原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理论。行政法意义上的比例原则，也称禁止过度原则，“一般认为具体包括必要性原则和合比例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又称最小侵害原则、不可替代原则、最温和方式原则，是指行政权的行使应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损害保持在最小的范围内，也即所采取的手段是为实现公共利益所绝对必要的，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合比例性原则，又称相称性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干预不得超过所追求的行政目的的价值，两者之间必须合比例或相称。” 单双号限行措施长期存在着长期性与临时性之争，以北京奥运期间的限行为例，在奥运会期间，逾九成的北京市民支持限行方案。北京奥运事关国家形象，其成功举办能够提振民族精神，促进经济发展。如果将其纳入公共利益的考虑范畴，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同时，要在短时间内提升北京的空气质量和交通环境，限行无疑是最为立竿见影的措施之一。因此，在奥运会期间，单双号限行措施符合必要性原则和和比例原则的要求。这也是限行措施在奥运会期间拥有超高支持率的原因。然而在奥运会后，该措施缺产生了巨大的争议。实际上，奥运会结束后比例关系发生了变化，改善大气和交通环境的寻求虽然存在，但已经丧失了紧迫性和措施的不可替代性。限行措施也失去了民意的支持。奥运结束后，北京将限行改为每周一次实际上是对比例关系的重新调整，使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重新去向平衡。一种理想的“公共利益——个人利益”关系结构应该是，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作出基于合意的让渡，公共利益给予这种让渡以公正的补偿，这一切都建立在相称的手段和目的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比例模型之上。
三、对单双号限行措施进路的思考
对城市交通拥堵的治理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工程，任何一项城市拥堵治理措施的出台，最终都要上升为政府的公共行政决策与执行层面。每一项治理措施的决策出台都会涉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法律的效率价值与公平价值之间的冲突与均衡。因此城市拥堵治理本质上是一个公共政策选择的政治法律过程，在政策措施的决策，执行和保障的全过程应当引入有效的原则和制度保证其民主性，科学性和合法性。
(一)民主性的实现：公众参与制度
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指出，要实现“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和制度基本形成，人民群众的要求、意愿得到及时反映”的目标。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也包括“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公平地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当行政机关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时，应当避免采取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为之”。
“公众参与是实现各种利益充分表达、进行富有意义的交流以及协商的制度过程。”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公众参与最重要的两个环节是各种利益的充分表达和富有意义的交流以及协商。“公众参与的核心实际上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民主的协商。行政过程的民主化主要体现为公众参与。公众为行政过程提供多元的、分散化的决策基础信息与公众偏好结构。”充分的讨论和论证对于一项行政决策的出台是必需的。在其各个环节比如议程设定、方案草案准备、公众参与评论，都需要充分的讨论和论证，如果建立了充分的公众参与，合理考虑公众的利益诉求，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就会有更加坚实的民意基础，也才会真正地实现公共利益。表面上看，没有民主参与程序的政策制定与加入民主参与程序的政策制定相比，也许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效率。但却可能在方案在出台后遭到很多关于民主性和正当程序的质疑，这样决策者又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弥补性的弹性化措施，反而破坏了行政决策的安定性，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决策的权威性。
“单双号限行措施涉及到政府、有车族、无车族、汽车厂商等多个利益主体。在参与式行政决策的模式之下，公共利益实际上是多元利益的合成。”这就要求行政机关在措施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充分听取来自社会群众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行政机关在做出重大决策时，应通过座谈会、协商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的参与方式保障公民的意见能够得到顺利表达，使受行政权力影响的利害关系人参与到行政权力的运作过程之中。这不仅是参与行政决策模式的要求，也是行政程序正当原则项下的行政参与原则的应有之义。
(二)科学性的保障：专家咨询制度
专家是掌握与公共议题有关的专业知识的专门人才，在某一领域具有权威性，可以以其专业知识在行政决策的过程中起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事实认定时。专家具备专门性的分析工具，在公共决策体制结构中拥有相对独立的角色空间。当遇到价值偏好的选择之时，应当通过广泛的公众参与，由公众充分地表达他们的价值偏好，而在事实认定之时，则需要专家的职业性和专业性的判断。专家论证不是民主决策的体现，而是科学决策的要求。“民主决策强调民众的感受和各方利益的平衡，然而却未必是最明智的选择。”
行政决策程序包括重大决策程序、一般决策程序、建议决策程序和应急决策程序。专家论证是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决策要达到的终极目的是决策结果的科学性。民主性和科学性之间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试想，如果一个决策经过了民主程序，最终是不科学的，那么这样的决策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多数人的价值偏好可能会导致对事实的认定产生偏差。而专家论证制度在则用理性的观点和思维防止全民的暴政的悲剧。专家的意见应当得到尊重，对合理的意见应当予以采纳;未予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作为一项程序法律制度，专家论证应当具有法律约束力，重大的行政决策没有经过专家论证，不能做出决策。以此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
城市交通拥堵治理是一项复杂和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经济学、交通管理学、交通工程学等诸多学科的专业知识，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和专业性。而单双号限行作为城市交通治理的一种手段，自然具备专业性和技术性的特点。一般大众由于专业知识所限和易受到价值偏好的影响，其选择未必是科学和明智的。因此，在交通拥堵治理的过程中，专家应当运用其专业知识，发挥对公众的引导作用，将决策的依据充分公开，这样才能获得民意的理解与支持，最终形成科学性与民主性的良性互动。
(三)民主性与科学性的基石：依法决策制度。
依法决策是指行政决策应当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依据，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法定程序作出决策。没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决定。民主性和科学性是决策正确性的保证，而决策的法定化则是民主性与科学性的保障。没有法律的保障，无论是专家咨询还是公众参与，都可能会成为流于形式的过场。实现决策的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必须使民主决策程序和科学论证的程序法律化和制度化，因为通过法制化，人民群众才能通过法定的权利参与到政府的决策过程之中，如果其权利受到侵犯，也能够运用法律手段及时的获得法律救济。专家咨询制度只有法制化，专家的意见才具有法律效力，进而成为行政决策的重大依据。
决策是决策者的主观行为，人的意志因素在决策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随意性和片面性就难以避免。而决策程序具有客观性，是制约决策中主观随意性的重要手段。为了保障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就要使决策程序法制化，使行政机关严格的遵守程序，依法决策。
对双减政策的理解和认识篇8
在央行、国家统计局相继公布今年上上半年金融运行数据和经济数据之后，国务院7月20日宣布，决定自8月15日起将储蓄存款利息税由现行的20％调减为5％。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也宣布自7月21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这次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这已经是央行今年第三次、2004年以来第六次加恩。
在上半年经济数据全面火热和实际利率为负的情况下，此次“减税加息”并不令人意外。但此次政策调整带来的影响绝不平淡，因为它很可能事与愿违。有专家声称，此次“减税加息”将由于提高储蓄的回报而缩小社会收入差距，但笔者认为，这两项政策的调整可能恰谈会继续使社会收入差距加大。
CPI(消费物价指数)和经济增长率双双走高，显示经济“过热”，政府此次出手很大程度上是抑制通货膨胀和投资冲动。但笔者认为，CPI与经济增长率这两个指标尚不足以反映当前经济形势的深层次矛盾。相比而言，外汇政策及外贸状况是更重要的经济条件。只要人民币升值不到位和外汇管制这两个前提不改变，针对CPI和经济增长率的调控最终将淹没在由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源源不断创造出来的“流动性”的大海中。
今年前6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已经达到9809.3亿美元，逼近万亿美元大关。6月当月的外贸顺差从5月份的224.5亿美元扩大至269.1亿美元，创下月度顺差历史新高。截至6月底，外汇储备的余额已达13326亿美元，上半年增量达3663亿美元，超过了去年2473亿美元的水平。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当外国资本流入一个经济体时，这个经济体的本币汇率倾向于上升。如果中央银行不希望汇率上升，它只能通过发行本币，在原有汇率基础上兑换流入的外币，结果导致外汇储备的上升和货币量的被动增长，形成流动性过剩局面。在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双双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政府已经采取了很多办法来对冲流动性，并通过减少出口退税平衡对外贸易；但只要汇率没有上升到位，这个逻辑就依然成立，流动性过剩问题就不能根本解决。而且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的研究，股市、楼市等资产价格持续上涨本身会加剧流动性。
在这个前提下，“减税加息”政策一方面会使资金成本上升，从而助长资产价格上涨，并且由于乘数效应和理性预期，资金成本的上升幅度远小于资产价格上涨幅度，无助于高收益资金回归储蓄；另一方面，紧缩政策的调整会鼓励低收入群体或低回报的资金放弃资产升值的机会，将资金留在银行或者将资产变现回流储蓄，从而最终降低资金的回报。看起来，过去几年在内地发生过的历史还将继续上演，资产价格上涨趋势由于政府的干预，经过短暂的政策消化期后而更加显著，资产泡沫也使人们对资产的投机需求加大，又进一步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因此，“减税加息”最终带来的结果可能不是社会收入水平差距缩小，反而是恰恰相反。
惧怕政府调控风险的行为和预期也会改变，政府加息周期与楼市、股市的价格变化关系一旦为大众真正认识，人们将肆无忌惮、更为疯狂地追逐资产泡沫。而且这种社会心理预期一旦形成，政府调控手段屡屡不奏效，可使用经济手段的调整余地会越来越小，从而逐渐陷于被动。与股市、楼市上涨往往由越来越多的散户参与推动相似，低收入群体最终也会加入到追逐资产升值的行列。到了那个时候，以利率为主的经济调控手段将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政府永远不可能将利率增加到和股市、楼市上涨幅度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