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证券行业的看法范文

对证券行业的看法篇1

1．1证券经纪人制度的萌芽阶段。我国的证券经纪人制度是从上世纪90年代证券市场的出现才开始发展起来的。具体来说，要从1993年算起，1993年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证券市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各大证券公司为了抢占证券市场，降低营业成本，纷纷学习国外先进证券市场的制度，由坐商的营销理念向行商的营销理念转变，从1993年到1996年这几年的时间里面，证券经纪人制度初次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并推广，于是这就催生出了第一套带有中国特色的证券经纪人制度。1．2证券经纪人制度的探索阶段。证券经纪人制度发展直至现目前为止，证券经纪人的各方面尚处于初步摸索的阶段，证券经纪人制度的各方面都尚未健全。这一阶段开始的时间在1997年以后。在这以后，证券公司开始把证券经纪人组成团体的形式运行，由于团队模式使得证券市场的效率明显提高不少，越来越多的证券公司引进这一制度。因此，证券经纪人的经营模式由个人模式过渡到团队模式。从证券经纪人制度的萌发发展到现在，都只能称之为证券经纪人的探索阶段，因为证券经纪人制度发展至今，从制度的各个层面来看，证券经纪人制度都不完善，目前仅有一部暂时性的规定对证券经纪人的制度加以约束，但都仅仅是泛泛而谈，对具体的规定，内容并不详细。因此，在证券经纪人在制度方面还需要加大力度研究。

2证券经纪人制度在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2．1证券经纪人法律制度不完善。中国的证券市场，由于发展比较晚，自萌芽到现在为止，不过二十来年的时间，与国外发达的证券市场根本不能同日而语。特别是在证券经纪人法律规范这方面，完全能说是一片空白，目前，就仅能找到两部关于证券经纪人的法律文件，一是2008年的《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在这部条例中，只是说明了对证券经纪人予以认可。另一部则是2009年的证券经纪人专门规定———《证券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且这仅仅是一部暂时性的规定，还不能称之为关于证券经纪人的法律文件。一方面，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文件，证券经纪人的法律地位尴尬。对证券经纪人的法律保护增加了一些难度，使证券经纪人处于弱势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证券经纪人的法律硬性规定与相应行为的处罚措施不健全，让证券市场无章法可言。2．2证券经纪人管理制度不完善。证券经纪人在证券市场上应运而生并发展壮大，但在证券经纪人的管理制度上仍存在较大缺口。在这方面，首先就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对于证券经纪人的法律定位问题。在暂行规定中，证券经纪人不属于证券公司的正式员工，证券公司与证券经纪人的关系属于委托－关系。这种关系的结果就是证券经纪人与证券公司的所属关系不明朗，并且这种经纪人制度加大了证券公司对证券经纪人的管理难度，使得证券经纪人这个行业更加混乱无序。由于这种经纪人制度，证券经纪人不能对证券公司认同，这毕竟是让自己处于无保障的状态中，证券经纪人工作的稳定性极弱，于是纷纷离职。因此，证券公司也极易失去那些优秀的证券经纪人。管理制度的缺乏，让证券公司对证券经纪人的管理产生难度加深，这不利于提高证券公司管理的同时，也容易滋生损害客户利益、影响证券公司声誉、破坏证券市场秩序等行为。随之而来的就是法律责任纠纷。2．3证券经纪人行业准入制度不合理。证券经纪人的招聘条件极为松散，在招聘证券经纪人时，一般只要求通过证券业规定的一场考试即可，而且一般要求极低。因此，证券经纪人进入这个行业时，准入门槛极低，在证券经纪人质量方面得不到保障。在证券交易中，经纪人素质的缺乏，可能会导致阻碍证券交易的进行。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证券经纪人从事的工作之一是招揽客户，但证券经纪人在执业的过程中，由于其执业能力有限，对于证券市场的知识理解不透彻，缺乏对证券市场的分析能力，这就导致在招揽客户的时候不能说服客户进入证券市场，从而使得客户量缩减。第二，由于证券经纪人的素质参差不齐，不同的证券经纪人业务能力不同，使得证券经纪人相互之间会因为争夺客户而造成同行业间的恶意竞争。2．4证券经纪人薪酬制度不合理。就现目前而言，我国的证券经纪人在工资水平上整体偏低，证券经纪人为证券公司工作，其在证券公司获得的收入完全取决于证券经纪人的业绩提成。对于他们来说，完全没有底薪这一说法。因此，他们连最低工资也得不到保障。于是，证券经纪人难以长久地从事这份工作。2．5证券经纪人与证券公司责任制度划分不明确。由于证券经纪人是外部经纪人，证券公司只是委托证券经纪人从事相关工作，证券公司把相应的权利交给证券经纪人的，在产生法律责任时，由证券公司来负责承担责任，对于证券公司未把权利交给证券经纪人行使，而证券经纪人私自行权的，证券经纪人个人对产生的法律责任负责。但证券公司交于证券经纪人的权利范围与所要负责的法律责任，仅仅是证券公司私下与证券经纪人签订的约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这一约定难以对外形成支撑。客户究其根本，还是会把责任归咎于证券公司。

3进一步优化证券经纪人制度的主要措施

3．1完善证券经纪人相关法律制度。证券经纪人对于证券行业的不容忽视性，使得证券经纪人相关的法律规定存在的巨大漏洞对证券市场产生了一定不好的影响，而这些不好的影响需要国家联合证券业协会等相关机构来解决，对证券经纪人的法律制度加以完善，使得证券经纪人这个行业能有法可依。3．2完善证券经纪人管理制度。证券经纪人的管理制度，不仅需要国家联合证券业协会等有关部门来制定，更需要各个证券公司根据自己公司的内部情况来管理证券经纪人。改变现在这种外聘关系，让证券经纪人成为证券公司所属正式员工，才能更好地管理证券经纪人。从制度层面上来看，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才能更好地管理证券经纪人。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包括人事管理制度与行政管理制度等，这些管理制度与大多数公司内部管理原理都大体相同，因此可以借鉴其他相对完整的管理制度，把这些管理制度加以运用到证券经纪人的管理上，但这一管理的基础首先是改变证券经纪人与证券公司的外部关系。只有把证券经纪人纳入证券公司，成为证券公司的正式员工，管理才能实施有效。但对于证券经纪人独特的证券经纪人违规违法行为的管理，证券公司应该建立一项专门约束证券经纪人违法违规行为的管理制度。例如成立违法违规检查小组，证券经纪人违法违规相互检举制度等，违法违规检查小组的主要职责就是对证券经纪人的行为进行监督管理，证券经纪人相互检举制度可以设立一个检举基金，对检举人员实行现金奖励。控制证券经纪人的违法违规操作有利于减少证券经纪人不合法操作，加强证券经纪人的管理。3．3健全证券经纪人行业准入制度。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进入证券经纪人这个行业的门槛低，使得证券经纪人的能力相差甚大，证券经纪人的业务素质决定了他们在工作中的执业能力，进而影响到证券公司的经营。而提高证券经纪人的准入规则，建立健全严格的人才选拔制度，有利于提高证券经纪人素质。证券经纪人招聘应该规定从事证券经纪人的人员必须要有与证券业相关的学历，招聘时进行的初选不代表已通过选拔，在接下来的岗前培训中实行淘汰制度，也就是完成培训之后通过考核的人员才能正式成为证券经纪人，对证券经纪人实行严格的行业准入制度，在保障证券经纪人的业务质量的同时，也能防范证券经纪人的恶意竞争，从而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3．4建立合理的证券经纪人薪酬制度。证券经纪人制度演化至今，就是由于证券公司旨在降低营业成本，获得更高的利润，但从现在的证券经纪人薪酬制度来看，对证券经纪人实行完全的业务提成制度，即他们只能靠业绩拿提成，证券经纪人的这种零底薪制度使得证券经纪人的基本工资得不到保障，仅仅是根据证券经纪人的业绩来提取佣金，由于业绩有好与坏，当业绩不理想时，证券经纪人的收入难以满足他们的生存需要，致使大量证券经纪人纷纷离职。从现在已经实施的薪酬制度来看，这虽然大大降低了证券公司的人力成本，但在人才损失和经营效率来看，这种制度并不适合现阶段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因此，在证券经纪人薪酬制度上，应该改变零底薪的佣金制度，由国家有关部门统一制定证券经纪人最低底薪制度，使得证券经纪人有合理的收入的同时，为证券公司挽留住人才。3．5规范对证券经纪人授权制度。由于证券经纪人不是证券公司的正式员工，他们各自的权限范围不甚明确，在此种情况下，容易产生一些法律纠纷，针对这一问题，证券公司必须要对证券经纪人合理授权，建立健全授权机制。由于证券公司对证券经纪人的授权属于内部授权，并不被客户认可，因此授权必须取得法律认可。一是由国家联合证券业协会等有关机关收集各个证券公司对证券经纪人的授权范围，统一制定一个大体上适合所有证券公司的授权范围，因为不同的证券公司有不同的授权范围，若各个证券公司的授权范围都取得法律认可，这不大容易实现。所以，有必要对证券公司的授权范围进行统一，然后再综合各个证券公司的授权内容形成规范性文件来明确相关责任。二是在证券公司内部的授权机制中，根据法律规定授予的权利范围，再与证券公司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制定一些具体的规定，然后生成公司内部的规范性文件，分别报证监会和公安机关备案，在纠纷产生时，能确定具体的责任划分。

4结语

证券经纪人作为社会公众参与证券市场的中介人，其作用不可小觑，但目前我国的证券经纪人制度出现了较多的问题。因此，改善证券经纪人的状况、完善证券经纪人的相关制度必须提上日程，只有让证券经纪人制度出现的问题得以解决，才能推动证券市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京．我国证券经纪人的发展问题研究［J］．时代金融，2015，（07）．

［2］古洁．如何完善证券经纪人制度［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8，（09）．

［3］宗长玉．证券经纪人制度研究（下）［J］．证券市场导报，2003，（08）．

［4］张维．中国证券市场制度演化及其效率［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11）．

［5］谢荣，刘华．证券公司内部控制系统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02）．

对证券行业的看法篇2

    关注融资融券的投资者可能会注意到,在进行融资融券交易前,需要向证券公司申请开立“信用证券账户”。信用证券账户究竟有什么功能?为什么投资者不能使用原有普通证券账户进行融资融券交易?既然信用证券账户是证券公司为投资者开立的,为什么又强调要“按照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规定”?本文将为广大投资者回答这些问题。

    一、融资融券试点证券账户体系

    证监会《证券公司融资融券试点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证券公司与客户签订融资融券合同后,应当根据客户的申请,按照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规定,为投资者开立信用证券账户”,并将信用证券账户定义成“是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的二级账户,用于记载客户委托证券公司持有的担保证券的明细数据”。

    上述规定明确界定了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的证券账户体系。首先,从开立主体看,与普通证券账户不同,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是由证券公司直接为投资者开立的,而不是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开立的。其次,从账户记录的法律性质看,信用证券账户记录的只是“明细数据”,与普通证券账户记录“证券持有”的情形存在本质的区别。第三,从技术角度看,证券公司为投资者开立的信用证券账户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按照规则进行统一编码,但由证券公司为投资者印制该公司的信用证券账户卡。第四,从业务流程看,在融资融券业务中,证券公司须委托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维护信用证券账户的明细记录,因此也有人将融资融券证券账户体系概括为“看穿式”二级账户体系。

    二、为什么投资者不能使用普通证券账户进行融资融券交易?

    融资融券业务涉及证券公司对客户授信,基于风险管理的考虑,证券公司需要向客户收取担保物。担保物包括客户提交的保证金(现金或充抵保证金的证券),也包括投资者融资买入的证券和融券卖出的款项。信用证券账户的设计综合考虑了融资融券业务安全性、未来发展和监管需要等因素。

    首先,引入信用证券账户考虑了证券公司风险管理的需要。引入担保证券账户和信用账户二级明细,将使担保证券独立于投资者的自有证券资产,有利于证券公司管理客户的信用风险。

    其次,引入信用证券账户还考虑了融资融券业务未来发展的需要。将担保证券统一记录在“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这个大账户下,将有助于券商形成集中担保证券的“证券池”,也有助于降低技术系统的复杂性,减少操作风险。

    第三,引入信用证券账户也有监管方面的考虑。信用证券账户与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三方存管体系下客户资金台账的性质类似,同属二级账户。借助这种证券和资金对称的专用账户架构,可形成融资融券业务封闭的账户体系,便于监管机构掌握融资融券业务开展情况,实施有效监管。

    三、为什么融资融券账户体系方面要强调“看穿”?

    “看穿式”账户体系的设计,主要是考虑了在保障证券公司担保权益的同时,也要充分保护参与融资融券投资者的资产安全及合法权益。在融资融券担保证券统一记在证券公司总账的情形下,由第三方进行明细账的维护,可以有效防范个别证券公司伪造和篡改记录,违规挪用和串用客户担保证券等违规行为,有利于保障融资融券客户的权益。

    四、为什么对于融资买入股票和提交充抵保证金的股票,投资者名义上不再具备股东身份?

对证券行业的看法篇3

投资者报

下半年以来，A股的持续震荡让券商没能延续上半年的“吸金”效应，今年第三季度环比二季度净利润全线下跌之后，到10月行情稍微向好，多数券商业绩开始回升，但11月末再次出现千股跌停，上市券商在跌宕起伏中迎来分化局面。

截至12月8日，A股24家上市券商均了11月份月报。数据显示，11月24家上市券商实现营业收入247.65亿元，环比增长6.19%，净利润103亿元，环比下滑1.01%。截至2015年11月30日，24家上市券商净资产8791亿元，环比增长1.12%。

此外，券商之间发展分化明显，24家券商中，有13家实现单月环比增长，其中，西南证券“逆袭”为增速第一，达129%;翻倍增长的还有国金证券，增幅为116%。另有11家券商则为负增长，跌幅最大的三家为西部证券（-86%）、方正证券（-79%）、东北证券（-66%）。

面对同样的行情，11月券商净利增速出现较大差异的原因，对资本市场颇有研究的经济学家宋清辉向《投资者报》记者表示，首先是前期业绩增速较大的券商，在宏观经济相对“阴霾”的背景下，显然业绩越来越难大幅提升。其次，监管层2015下半年对券商领域的反腐，例如中信、海通等券商都有被监管层处罚，或会对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近半数单月负增长

上证指数11月仅有1.86%的涨幅，较10月出现明显下降。受其影响，券商业绩也出现较大变动。“几家欢喜几家愁”，24家券商中有11家营收同比下滑，净利润呈现负增长，接近半数。

营收方面，方正证券环比10月下滑最大，为23.55%，中信证券次之，为19.54%。而西南证券表现最好，营收翻倍。

营收直接影响到净利润的增长，从数据上看，国泰君安以11.39亿元占据第一，而海通、广发证券分别以9.27亿元、9.15亿元位列第二、第三，净利润最少的是西部证券，为0.12亿元。

增速方面，券商之间表现差异较大，西南证券、国元证券、广发证券、安信证券、东兴证券、华泰证券、广发证券、长江证券8家券商增幅为50%以上，分别为129%、116%、62%、59%、58%、58%、51%、50%。而另一方面看，西部证券（-86%）、方正证券（-79%）、东北证券（-66%）3家券商跌幅超过六成。

对于业绩下滑的原因，除了营收相对减少，方正证券相关负责人向《投资者报》记者表示，年末临近，公司对相关成本进行了集中核算影响了本期净利润。

违规影响业绩

除了受资本市场的影响，下半年以来，券商成为金融反腐“重灾区”。据了解，今年共有14家上市券商披露了公司或者关联方违规受到处罚，甚至被立案调查，而大券商首当其冲，2014年，净资产排名前十的券商仅广发证券幸免。

以中信证券为例，从8月25日起到10月下旬，两个月间，中信证券已有12名骨干涉嫌违法从事证券交易活动被公安机关要求协助调查，公司最高经营管理机构中信证券执行委员会中的8名成员，董事长王东明退休，6人涉案。受高层变动影响，中信证券从9月开始，单月经营数据开始跌落头把交椅，到11月，中信证券净利润排名已经下降到第七位。

除了人事变动，监管层对券商的罚款也在同时进行。9月证监会对方正证券、海通证券、广发证券和华泰证券四大券商开出2.4亿元的巨额罚单。此外，中信证券、国信证券等券商也被开具过不同程度的罚单。

宋清辉表示，罚款对于大券商来讲，虽然不会伤筋动骨，改变当前券商的地位，但让券商不安的确是来年的券商评级受影响。一旦受到监管层处罚，券商评级被下调，券商将面临申请新增业务、新增网点困难，无缘创新业务以及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缴纳额上浮等问题，潜在损失远不止当前罚款数额。

“合规经营乃券商立身之本。证券公司应将合规经营提升到战略高度，把券商业务纳入到法律的框架内，以防范和化解风险。”宋清辉指出，证券公司需要全面建立和完善风险管理的基础性体制，提升员工守法经营意识、业务素质等。

全年高增长基调已定

虽然下半年业绩变动较大，但是从券商今年1月到11月累计业绩来看，24家上市券商今年均实现大幅度增长。今年1～11月上市券商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151.85%和179.16%。

据《投资者报》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净利润过百亿元的券商已达6家，中信证券以179.95亿元居首，其次依次是国泰君安、海通证券、国信证券、广发证券和招商证券，净利润分别为139.91亿元、131.12亿元、124.1亿元、104.53亿元和103.95亿元。此外，华泰证券累计净利润也达98.05亿元，以当前的单月净利润情况来看，2015年实现过百亿元并不是难事。

海通证券研报指出，11月券商经营环境已经改善：交易量持续回暖，市场趋于稳定;11月交易量环比大幅回升，大盘日均股基交易额为11132亿元，环比大增9%，同比增长140%，交易持续活跃。尽管券商股短期内缺乏强有力催化剂，但随着监管层进一步加强，中长期仍看好行业转型。

无独有偶，长江证券方面研报也认为，四季度市场活跃度提升，大投行、自营和资产管理业务值得期待，全年业绩高速增长可期。

对证券行业的看法篇4

一、证券交易所得税的一般意义与政府利益

一般认为，依照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开征证券资本利得税，对政府来说是绝对的利好，一来政府可以聚敛财政收入，二来可以抑制股市过度投机，给投资者以合理行为的示范，体现政府对股市健康发展的政策调控。这实在是对证券交易所得税的误解，也是对政府的冤枉。 其一，从聚敛收入的意义看，由于资本利得是一种纯收益，从我国股市这几年的股指来看，如果允许亏损抵扣，个人股东实现的资本利得并不乐观。证券交易所得税的聚财作用恐怕比不上证券交易税（印花税）。举个例子，单是96年股市的行情，证券交易税（印花税）就给中央政府以及上海、深圳两地政府带来了近122亿元的收入，今年预计这笔收入将达到436亿元，证券交易印花税可望成为与卷烟消费税并驾齐驱的最大税项；〔1〕然而，若论证券交易实现的转让收益，资本利得税所聚敛的财政收入恐怕不会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数字。我国税制从大结构来看是流转税与所得税并重，但流转税创造的国库收入明显大于所得税。在证券交易方面恐怕也是如此。因此，若是为了财政目的，政府维持现行的证券交易税才是皆大欢喜的政策。虽然人们对现行证券交易税冠以“印花税”的名称颇不以为然，对其买卖双向征收方式以及较高的税率有异议，但它至少已被股市习惯性接受。如果一方面改革印花税、一方面开征证券资本利得税，对政府来说恐怕不是聚敛收入，而是要面临财政损失了。

其二，从抑制股市投机来的作用来看，由于股市投机是交易行为，只有对交易行为的征税才能对其产生影响，因此，是流转税（即证券交易税，但在我国体现为印花税）而非所得税（即证券资本利得税）具有平抑股市投机的功能。〔2〕详言之，印花税对每一次交易的买卖双方按交易额征收，频繁炒作的股民其缴纳的印花税自然很多，但以长线投资为目的投资者却不必承受此种负担。而资本利得税的征税对象是股民在一段时期内因证券转让所实现的收益。实证研究表明，收益大小与炒作频率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3〕证券资本利得税的征与不征、征多征少，对投机行为不会产生直接影响：对频繁炒作而获利甚少甚至亏损者，证券资本利得税形同虚设；频繁炒作而获利者，其缴纳的印花税恐怕较资本利得税更令其心痛。这一点在企业所得税法的实践中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税法实施三年来，并无迹象表明机构大户的炒作行为因为企业所得税法对企业证券资本利得的征税而有所收敛。因此，我们恐怕不能对证券交易所得税平抑股市投机的意义给予不切实际的评价。也正因为如此，即使我们不考虑在我国股市中究竟是谁经常扮演投机炒作的角色，开征个人证券所得税对于平抑投机的作用恐怕也是相当有限的。

其三，更为关键的是，政府对股市冀望甚高。众所周知，完成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艰巨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一个兴旺的股市予以配合。如果对个人开征证券资本利得税会导致股市崩盘，从而阻碍国有企业的转制、进至影响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不论是股民还是政府都是输家，恐怕政府更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因此，单纯从政府利益的角度来看，维持现有的印花税的格局，恐怕比一方面改革印花税、一方面对个人开征证券资本利得税是一项更好的政策选择。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开征个人证券资本利得税，其意义主要不在于聚敛财政收入或平抑股市投机，而在于保证税制的完整性与税收的公平性。只有一个税负公平、结构合理的证券交易所得税，才是对股市稳定、健康发展的良好支持。所得税是一国税制的主体税种，而转让财产的收益是所得的一种形式。证券转让的收益在各国都是一种应税所得，虽然各国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投资导向政策宣布某些豁免或其他优惠措施。我国制定所得税法时，不论企业所得税还是个人所得税都将证券转让收益列为征税对象。如果仅对企业征税，而不对个人征收，实际上是置机构投资者于不平等的地位，有悖于税收的公平与中性原则，最终也会对股市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从而损害个人投资者的利益。〔4〕当然，由于诸多技术上的问题没有解决，个人证券交易所得税的开征一直难以实际进行。但是，随着法规结构以及稽征技术的完善，个人证券交易所得税的开征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二、个人证券交易所得税与机构投资者利益

有趣的是，尽管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在税法上的地位一直不平等，实践中我们似乎很少听到机构投资者对此的抱怨。相反，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个人投资者都对个人证券资本利得税的开征持否定态度。这是否意味着机构投资者的利益实际上并不受企业所得税法的影响，而是与个人所得税法息息相关？

有两个方面的理由支持这个观点：

其一，开征个人的证券资本利得税客观上会挫伤个人股民入市的积极性，而机构投资者希望股市中个人股民越多越好。个人投资者人数过多，通常被认为是股市不成熟的现象。但是从机构投资者的立场来看，这恐怕是个利好。一方面，股市人气越旺，获利机会越多；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通常具有较雄厚的资金、高素质的分析与操作人员、交易场所中的有利地位，这些优势使得个人股民常常成为机构投资者的下家。跟风、抬轿者越多，对机构投资者越有利。如果市场中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在进行交易，彼此实力相当、竞争会过于残酷，盈利也会大大降低。

其二，机构投资者以个人投资者的面目出现，享受了国家给予个人的税收优惠。众所周知，我国股市中许多机构投资者使用个人名义进行操作。究其原因，一般认为是历史的原因（如前几年按身份证领取新股申购表的做法）、国家有关政策对机构炒股的抑制、交易所对新股申购方面的限制以及机构大户为了坐庄同时避免目标过大的需要。但是，不可否认，个人证券投资所得税的“暂缓征收”对机构投资行为的个人化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笔者以为，这恐怕是机构投资者不欢迎开征个人证券资本利得税的主要原因。

从税法的机理上看，机构投资者的行为及其对个人证券交易所得税的态度，不过是税法功能结构性丧失的一个典型例示。所谓税法功能的结构性丧失，是指当税法试图通过二元或多元的结构安排来体现立法者一定的导向政策时，纳税人往往通过转变身份或转变收益形式而规避其中较重的税负。纳税人这种选择的最终结果导致税法结构同一化，对纳税人不利的一部分规定形同虚设。就证券交易所得税来说，尽管企业所得税法与个人所得税法与个人所得税法都规定了证券资本利得的取得人的应税义务，但是年复一年对个人投资者的豁免，使得两个所得税法的结构出现差异，必然驱使机构投资者（企业）寻求个人投资者的外衣，以规避企业所得税法下的纳税义务。

现在，我们大概可以解释股市能够平静地接受企业所得税的原因了。由于个人证券资本利得的免税，对企业征税证券交易所得税的规定不再具有真实的意义。不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个人投资者，其切身利益都是与个人所得税、确切地说是与对个人证券转让收益豁免纳税的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征个人证券资本利得税对机构投资者、特别是券商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利空。

三、《个人所得税法》的完善与个人投资者利益

毋庸置疑，开征个人证券交易所得税对个人投资者来说意味着收益下降，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理解它的积极意义，由于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结构 归于一致，机构投资者可能因此而逐步减少以个人名义进行炒作，从而使大户坐庄的隐蔽性下降，有利于防范和查处机构大户操纵市场的行为，维护股市的正常交易秩序，从而更好地维护了个人投资者的利益。

另一方面，个人证券交易所得税的开征恐怕不是有关部门宣布停止“暂缓征收”政策就万事大吉了。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虽然对证券转让收益的适用税率、计算方法等内容已有规定，但是由于证券资本利得的特殊性，仍然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其解决途径必然会涉及到对《个人所得税法》的较大修改。这些方面包括：合理确定转让证券的收益，特别是持股成本及其与转让收入的配合方法；改变现行税法按次计征的做法，改为按年计征；实行亏损抵扣制度，并明确抵扣范围（例如，应限于财产转让所得）和适中的抵扣期限（例如5年）；在股民帐户联网的基础上建立按身份证号码的全国联网的个人纳税档案等等。应该说，这些方面的规定的出台不仅能够服务于证券交易所得税的征收，而且对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完善意义重大，比如，个人纳税档案网络就可以服务于日后对整个个人所得税的征纳监管；再如，按年计征与亏损结转抵扣使个人所得税法的设计更加合理，转让证券收益的确认方法为我国所得税法真正建立资本利得税制度提供了有益的示范。从长远来看，一个结构合理、税负公平的所得税对个人纳税人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对个人投资者也是如此，虽然他必须在一定时期内为此而付出代价。因此，证券转让所得税对个人投资者而言，犹如一枚青青的橄榄，又涩又酸而余味绵长。

注：

〔1〕 翁晓天：《股票交易印花税成为税收新增长点》，载《中国税务报》1997年5月26日第一版。

〔2〕 有人认为，证券交易所得税不具有平抑投机功能的原因在于“一刀切”，不区别投资收益与投机收益（参见中国证券报1997年1月11日第四版《税改政策针指何方？》），这种理解恐怕不妥。是否“一刀切”完全取决于一国立法者对资本利得税的结构处理。从国外的实践来看，对资本利得的征税通常区别长期资本利得与短期资本利得而分别征收，对前者实行较低的税率，正是为了鼓励投资而非投机行为。因此，证券交易所得税作为资本利得税的一种具体形式，从理论上说完全能够发挥平抑投机之功能。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收益与投机之间的相关程度，特别是考虑到证券交易税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发挥的作用，我们不得不承认，证券资本利得税平抑股市投机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

〔3〕 这方面的一个有趣的例证是，去年中国证券报等几家单位举办的首届股市操作锦标赛，颇有一些选手（同时也是我们所熟悉的股评专家）赛后感慨，频繁进出还不如看准股票并长期持有获利更丰。

对证券行业的看法篇5

    从国外证券业的主要投资力量来说,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是国外证券业的主要投资力量。1999年,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国内非金融机构共持有上市公司70%的股权,而公共部门只持有6.7%的股权。事实是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全球民营化的浪潮影响了各国和地区市场的股权结构,在许多国家(尤其是欧洲及新兴市场)公共部门的股权比例均已大幅降低。除了意大利、芬兰及挪威以外,其它发达国家1999年公共部门所占股权比例均低于 10%。在欧洲,即使像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有着根深蒂固的公共部门文化的国家,公共部门持有的平均股权比例,也由1997年的8.2%降至1999年的5%。在美国的十大投资银行中,几乎没有公共部门持股,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的股权比例分别为46.5%和53.5%。

    结合国外证券业的发展现状,研究国内证券业的发展趋势,我们认为提高民营资本在证券业的市场份额是十分必要的。本文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对国内证券业的市场结构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国内证券业的市场过于分散,行业集中度过低;由于证券公司发挥资本营运效率的努力受制于外部的因素方面较多,使我国部分证券公司的净资产规模效益不明显;证券业务差别化方面表现为业务品种单一,业务结构雷同,竞争手段缺乏特色与创新;证券业的市场壁垒过高导致行业垄断;在垄断条件下的非市场化定价这种垄断超额利润的取得,必然以投资人和上市公司的损害为代价,从而也损害了社会总福利。实证结果显示,我国证券业市场集中度过低,且对券商绩效的影响不明显。低集中度与高利润率并存是我国证券业的一大特点,这主要是我国对证券业严重的管制和保护造成的。过高的行业壁垒造成了证券业持续的垄断利润和“优不胜,劣不汰”的无效局面。针对这种情况,有必要放松对证券业过于严厉的行业管制,引入新的竞争者来促进证券业的优胜劣汰和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向充满活力的民营经济和外资开放国内证券业已是大势所趋。

    从民营资本进入证券业的途径来看,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新设组建证券公司;二是参股(控股)进入已有的证券公司。其中,通过新设又有民营资本出资设立证券公司和民营资本与证券控股集团公司联合设立某种证券业务子公司两种方式;参股又有通过增资扩股和受让国有股权两种方式。

    从实践中来看,民营资本进入中国证券业仍然存在一些障碍和问题。主要表现为:旧体制的阻力与传统认识、规避金融风险的金融压制、金融结构的内在缺陷和行业环境的制约、法律的欠缺与配套服务设施的不足、民营资本的公司治理结构风险与信誉问题以及监管部门监管能力的限制。

    针对目前民营资本进入中国证券业的现状、问题、障碍等,提出我国证券业在多元化的进程中,推进民营资本的发展应做出相应的政策,完善相应的法规。如明确民营资本参股或控股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的比例及条件;提高审批的透明度,完善审批制度,提高审批效率;强化监督机制,明确监管内容及范围;推动民营证券向现代组织结构和科学管理转变等。

    本报告分六大部分,分上、中、下三次刊登。上部刊登“民营资本进入中国证券业的发展状况”和“国外证券业中私人资本的控制状况及启示”;中篇刊登“中国证券业的市场结构分析”和“民营资本进入中国证券业的途径分析”;下篇刊登“民营资本进入中国证券业存在的一些障碍和问题”和“民营资本进入中国证券业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民营资本 证券业 行业管制

    5 民营资本进入中国证券业存在的一些障碍和问题

    通过对我国证券业的现状分析,市场结构研究,以及民营资本进入证券业的途径分析,我们认为证券业的发展需要有民营资本的进入,以增强证券公司的竞争力及活力。但是,从实践中来看,民营资本进入中国证券业仍然存在一些障碍和问题。

    5.1 旧体制的阻力与传统认识

    一般来说,任何一种变革都会遭受原有体制的抵制,民营资本进入证券业同样会遇到这方面的阻力。前面我们提到,证券公司最初多为银行或财政部门设立的,后来虽然“脱钩”,但国有垄断性质仍较为突出。在这种垄断市场环境下,即便是监管部门没有任何的限定性条款,企业或资本也不可能实现自由进出。因为对于原有垄断资本而言,民营资本的进入无疑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要打破这种垄断,资本的特性决定了这自然会遇到原有体制从上到下的排斥,会遇到包括垄断资本所有者、代理人、企业内部管理者等等各方面的阻力。更何况改革、变迁本身就有路径依赖问题,为了减少改革与原有政治、经济秩序和社会利益结构之间的摩擦,我国金融制度供给的着眼点自然更多地放在了外延扩展上,如增设新的机构,引进新的工具,开辟新的市场,等等;而对那些涉及面广、可能对现有制度框架和金融秩序造成冲击的深层次问题,比如民营资本的进入问题,尽可能采取回避和拖延的态度,把改革的矛盾和困难后移(2002,李辛白)。

    不仅如此,在这种传统体制下所形成的传统认识也是不利于民营资本进入证券业的。比如,“传统投资理论”认为,金融领域关系国家经济安全,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可能会引起“不正当”竞争,扰乱金融等市场秩序,甚至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而且,在许多人的传统观念中,存在着对民营证券业的恐惧和不信任。比如,很多人认为,证券业是个高风险行业,其经营失败所产生的负外部性较大,目前民营证券公司不管是在控制金融风险的能力上,还是在经营管理水平上,都还难以达到证券业经营素质较高的内在要求。

    5.2 规避金融风险的金融压制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金融风险给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带来的巨大损失受到我国理论界和管理层的高度重视。以此为契机,我国规避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的呼声日高。于是,在我国金融深化的进程中,也经常会推出一些金融压制的方案(这些方案当然是不利于民营资本进入证券业的),有关部门在金融深化与金融压制之间有意无意地寻找平衡,选择的实际上是一条金融约束的发展道路。

    事实上,当市场化改革遇到挫折时,金融压制是一种便利的回避问题的方式。最近两年,我国民营资本入股证券公司或设立证券公司的步伐虽然有所加快,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些民营证券公司先后出了一些问题。于是为防范风险,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监管部门实质上已经禁止(尽管没有公开宣布)民营资本进入证券业了,这也是一种暂时回避问题的金融压制。这些金融压制对于民营资本进入中国证券业显然会形成一些障碍。

    5.3 金融结构的内在缺陷和行业环境的制约

    经济学家李扬曾指出,我国的金融结构存在着五大缺陷:(1)缺少私人投资市场;(2)缺少多样化的金融机构;(3)缺少融资工具;(4)缺少健全的内控体系;(5)缺少制度保障体系。

    这些缺陷对于民营证券公司的发展来说都是障碍和问题。因为缺乏私人投资市场,实际上意味着缺乏合格的私人资本金和合格的民营企业,意味着民营证券公司无法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同时,缺少多样化的金融机构和融资工具,又意味着市场缺乏必要的创新环境,民营资本要想另辟蹊径进行组织制度创新和金融业务创新的话,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这样民营证券公司的优势和特色很难发挥出来,即便有一些小打小闹,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此,虽然目前民生证券、爱建证券、大通证券、德恒证券等已经逐渐成为市场耳熟能详的名字,但在券商业绩排行榜中,它们显然还无法和第一梯队相提并论。此外,缺少健全的内控体系以及制度保障体系,则使得民营资本的风险加大,且无法有效地防范和化解这些风险。

    与此同时,我国当前的证券行业环境不佳,也制约了民营证券公司的发展。很多人认为,民营证券公司的问题实际上暴露的是整个证券行业面临的问题。首先从证券公司的投资银行业务看,数量众多的证券公司业务模式缺乏创意、大体雷同,人员素质不高。其次从证券公司经纪业务看,多为靠天吃饭,即便有一些创新,也仅限于网上交易等,赢利模式雷同,赚钱不易。第三从证券公司投资业务看,国内目前缺的不是资金,而是能挣钱的项目。再加上近两年股市持续低迷,2001年券商增资扩股放开之后证券行业的高盈利神话已经破灭,就是国有的证券公司都面临生存危机,更不用说刚刚进入证券业脚跟尚未站稳的民营证券公司所面临的压力了。

    5.4 法律法律的欠缺与配套服务设施的不足

    对于民营资本进入证券业的问题,我国的法律法规倒是没有明确的限制,但是也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专门规范,即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基本上是空白或欠缺的,配套服务设施是不足的。其实,若民营资本在证券业中已经享受到国民待遇,就无须再出台这些多余的法律法规,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目前民营资本进入国内证券业(尤其是银行业)仍有一定难度,存在不少有形与无形的限制,需要本来就带有一定“倾向性”的行政机关审批“把关”。而且,这种过于原则、随机和不完整的准入管制或政策在短期内还不会完全取消。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缺乏针对民营证券机构的准入法规、监管法规和破产法规,也没有相应的配套服务设施,不仅会使有关部门产生较大的权钱交易的寻租空间,而且不利于形成真正清晰、公平的竞争规则,使得民营资本进入我国证券业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难免“触礁”。

    5.5 民营资本的公司治理结构风险与信誉问题

    阻碍民营资本进入证券业的最大障碍还在于其自身的道德风险和公司治理结构风险,这也是监管当局限制民间资本进入我国证券业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即便是民营资本经营状况不错,但是由于其没有国家的信用背景,所以也往往会因个别民营证券机构的信誉出现问题,而导致危机或风险的产生。

对证券行业的看法篇6

一、《证券法》的主要功能在于构造证券投资的长期预期

1.《证券法》出台背景分析

从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证券法似乎都是诞生在危难之际。如英国的1720年的“南海事件”产生了《泡沫法案》，1844年的“铁路热”导致了1845年的《公司条款统一法案》；美国1929～1933年的大萧条产生了各州的《蓝天法》、1933年的联邦《证券法》和1934年的联邦《证券交易法》。我国人大财经委1992年8 月就成立了《证券法》起草小组，至1993年8 月经过“七易其稿”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但是1996～1997年人们似乎忘记了《证券法草案》的存在。如果再对照1998年9月、10月的两份草案和12 月底通过的《证券法》文本，就会发现短短4个月内原草案从原则、 体例到具体条文前后变化之大令人吃惊。依常理这样的草案完全可以继续征求意见，不断完善下去。然而“势不可也”。一方面，国际金融环境不容乐观；另一方面，国内证券市场的运行状况也令人担忧：近年来，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自不用说，而一向认为经营机制最灵活的上市公司利润也开始大幅度滑坡。尽管发行人在募股说明书上信誓旦旦声称盈利预测在10％以上，但1997年深圳证交所上市的375家公司（公司年报的上市公司）中， 实际净资产收益率低于10％的公司数目已达93家；（注：值得注意的是，利润率处于11％～10％的公司为103家， 业内人士多认为这是利润操纵的结果。）亏损公司49家，亏损额29.40亿元。 （注：参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年鉴1997》，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然而业绩滑坡却抵挡不住火爆的股市行情，以致于要靠《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来泼冷水。更需注意的是，1997年我国全部上市公司实现利润总额为679.03亿元，而股民支付的证券交易印花税（5‰）就达237亿元。这意味着若按照综合交易费率9.5‰计算， 股民支付的交易手续费就达450亿元， 再加上开户费（个人户40元、机构户400元）、委托费（每笔本市1元，外地5元）、信息费恐怕足以抵消上述的利润总额。依照交易费用理论，这不是整体证券市场运行的低效率吗？（注：参见《中国证券报》1998年11月27日，第8版， 《证券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作者：房延安、戴铭）。作者竟然把这种市场低效率称作“贡献”。）1998年上市公司的整体业绩日下，股市的大盘走势低迷，而个股行情翻腾。深市上市公司中全年交易换手率最高的达1434％， 最低的为98.83％，（注：参见《中国证券报》1999年1月1日， 第2版。）而发达国家的平均换手率为30％左右。1998年查处的“琼民源公司案”、“红光公司案”……更是令人瞠目。正是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大量存在的欺诈、操纵已经危及市场基础、金融安全和社会安定，立法者才抛开悬而未决的种种争议而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证券法》。

2.保护投资者是证券市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至1998年底，我国的上市公司已达800多家，投资者3700万人， 流通股总市值2万亿元人民币。（注：《上海证券报》1998年12月30日，薛莉文，《走进依法治市新时代》。）8年间取得如此的成就， 当然是与深化改革密切相关。但是，这种现象不妨从投资者的角度作一考察。从1992年开始，股票投资已经完全成为投资者的自主行为，证券投资的热情来源于20年改革所造就的这样一个事实：社会财富的分配向民间倾斜。生产性国有资产的存量自90年代初以来一直徘徊在4万亿～5万亿元左右，而当前银行的居民储蓄存款一项就达5万亿。 近十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奠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人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民间财富持有方式开始多样化（或多元化），资本证券日益成为老百姓持有、保有财产的形式。《证券法》规定，银行、国有企业不准炒股，不正意味着国家法律是把老百姓的剩余视之为支撑证券市场的基础吗？既然我们认同股份公司是现代市场经济最具有生命力的企业形式，那么就不容否认，资本市场是作为股份公司“输血”、“造血”器官而存在的。马克思曾指出，“赋税是喂养政府的奶娘”。（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4页。 ）这里不妨套用这一名言说，投资者是上市公司、资本市场的奶娘。早在1932年，伯利和米恩斯就指出，现代经济的特征是公司经济，因而也就成了社会财富的保有方式。（注：参见a.a.berle  g.c the modem corporationand private property，pl，the macmillan co.1944.该书开篇是这么说的：“公司已不仅仅是个人从事商事交易活动的法律工具……事实上，公司既是一种财产保有手段，又是组织经济生活的工具。……一如过去的封建制，现代社会体制已演变成公司制。”）《证券法》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宗旨，就是把证券认定为社会财富的稳定持有形式，而不是追求短期炒作、投机“筹码”，从而把人们的投资预期建立在长期稳定的基础之上。

3.《证券法》构造证券投资长期预期的机制

《证券法》有助于确立证券投资的长期预期，首先体现在法律形式本身。有了《证券法》，人们就能够依此辨别投资行为的合法与非法以及市场监管者权力的界限；明确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规则，让人们知道，当他们的权利受到侵害时，针对谁、向哪里提起诉讼请求，得到何种补偿和救济，而不是上街游行、到官府门口静坐。《证券法》能够向人们提供长期投资预期的法律框架，最主要是体现在该法律的特征和内容本身。它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证券市场监管的高度集中统一。第一， 证券法规的领域包括了从证券发行到证券交易的全过程。第二，监管体制的高度统一，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权的高度集中统一。第三，证券法与公司法、刑法以及行政法规的高度协调。这种法定的证券市场监管的高度统一，克服了过去无法可依，有法难依；排除了多头管理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确保上市公司的质量。

（2）发行制度由审批制改为核准制。这种发行制度的改革， 表现为在发行人的选择和发行定价的决定诸方面降低了行政干预。发行人的选择更加趋于法定的客观化标准，申请发行人之间由“攻关”竞争转向实力较量；证券发行定价改为发行人与券商之间的协议定价，有助于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价格趋同，从而改变2000亿元资金蜂拥一级市场的局面；发行人与券商就发行过程中的弄虚作假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使得券商在发行人选择以及在发行定价问题上趋于利益对立，“伪装上市”问题将得到有效遏制。

（3）证券发行与交易的公开性。“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电灯是最有效的警察。”英美等发达国家证券法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公开哲学”基础之上的。《证券法》的强制性信息公开制度，不仅意味着投资者必须对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情况拥有足够信息，才能形成对股票价值的理性判断，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旨在实践“卖者当心”这一法律公正信条。强制性信息公开制度，对于投资者和股东而言，是一种权利（知情权）保护；对于发行人、发起人、上市公司而言则是法定的义务。强制信息公开制度，不仅可以确保投资者的入市信心，而且能够降低资本成本，提高社会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

（4）高度明晰化的证券市场风险防范机制。 我国证券市场的演进和近年来亚洲金融危机表明，证券市场存在高度风险并不是理论问题。尽管通过立法并不能完全消除证券市场风险，但是通过证券业与其他金融业的分业管理，实行证券中介机构把自营业务与委托业务分账管理，强制证券中介机构建立风险准备金等等措施，却可以把证券市场的风险降低到不至于危及整个金融体系、经济体系乃至社会安定的程度。 表1列出了《证券法》中有关风险防范的条款。

表1 《证券法》中风险防范机制表解

规制对象

内容

《证券法》条款

（一）发行人

1.发行、上市标准

2.暂停或者终止上市

第十一条

第四十九条

（二）券商

1.证券与银行、信托和保险实行分业管理

2.综合类券商与经纪类券商分类管理

3.最低资本金额；

4.自营与委托分离；

5.禁止对客户融资、融券；

6.禁止买空卖空

7.资产负债比例管理

8.风险准备金制度

第六条

第一百一十九条

第一百二十一条

第一百二十二条

第一百四十一条

第三十五条

第一百二十四条

第一百二十八条

（三） 其他中介机构

 1.交易所、登记公司建立风险基金

2.禁止编造传播虚假信息

第一百一十一条、一百五十四条

第七十二条

（四） 银行、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

1.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

2.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不得上市公司股票

第一百三十三条

第七十六条

这种风险防范机制可以有效地遏制发行人、券商及其他中介机构合谋欺诈投资者、操纵市场的行为，从而使得股市价格体现建立在经营业绩基础上的企业价值。

（5）强化法律责任。 《证券法》中法律责任制度不仅规定了市场参与者的违法责任，而且规定了主管机构的责任；由过去的单纯公法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改为民事责任和公法责任并重，特别规定，对证券“交易中违规交易者应负民事责任不得免除”（第一百一十五条）；强调在责任竞争的情况下，“民事赔偿责任优先”的原则。

二、对《证券法》几种议论的看法

1.《证券法》颁布影响“入市信心”论

《证券法》颁布前，一些证券从业人士就断言，《证券法》颁布是“利空”，颁布之后，利空论更不绝于耳。应当说，《证券法》的颁布和实施，肯定会对当前股市产生影响，“利空”、“利多”本属于业内人士对《证券法》可能影响当前股市价格走势的自行判断，但投资者应按其本人所处市场地位计较得失，权衡入市时机。“利空”并不是说《证券法》对市场有害无益，未必就是“对投资者的严重误导”。反过来说，断言《证券法》颁布是“利多”，从而鼓励“空仓者”赶快建仓，那倒有可能构成“误导”。（注：《证券法》通过的前一天，厉以宁先生说，当前大家对宏观经济、股市都应建立信心，《证券法》的出台，有了法律规范，证券市场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有秩序，这就是“最大的利好消息”。参见《中国证券报》1998年12月29日，第1版， 《证券法出台有利经济发展》一文。我相信投资者也不会因为厉先生这番话就马上“买进”。长期的利好并不意味着当下股市处于“买进”价位。）需澄清的是：《证券法》出台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市场信心来自何方？

现实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有类别之分，有“坐庄者”、“老鼠仓”（front runner）、“中小散户”等等。判断《证券法》出台的直接影响，首先，须辨别对谁有利，对谁无利。1998年股市变化特征之一就是大盘走低，而个股翻腾。个股翻腾本来就是庄家“做局”的结果。在这样一场“零和游戏”中，庄家非法得到的，正是“入局”散户失去的。《证券法》颁布和实施无疑将对“坐庄者”、“老鼠仓”构成严厉打击，对广大的中小投资者至少可以起到“减灾”作用。其次，如果当前股市价格因前期过分炒作而偏高，说《证券法》颁布会导致近期股市价格走低，因而是“利空”，那也是正常之事。《证券法》能够促进股市价格作“理性调整”，可以说是办了一件大好事。再次，即使说《证券法》出台导致市场价格全面下调，由此造成所有持股人损失，那也不能认为《证券法》颁布会打击人们的入市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它的真正作用是有效遏制了因“虚假繁荣”而形成的股市“泡沫”继续“击鼓传花”式蔓延扩大。

2.“证券业、银行业混合经营论”

一些实务界、学术界人士认为，资本证券化、证券业银行业混合经营乃是世界趋势。我们的《证券法》则强调分业管理，简直是倒行逆施。笔者以为，持此观点的人们似乎忘记了美国证券业由分到合曾经历了数十年时间，依此时距为尺度衡量我国证券业，那只能算刚刚起步。曾经有人宣称，我国证券业仅用8年间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所走过的100年路程。如果仅从交易的技术手段看确实如此。但是，证券业的发达与否，更重要的是它的职业水准，它所提供的服务内容与质量。可以肯定地说，美国、英国的券商不会也不敢完成“红光公司”的包装。他们的经纪人也不会认为，装上几台电脑，安置一个行情显示屏，交给股东一个磁卡，就算提供了委托业务。这样的业务与看守公用电话有何区别。目前我国的金融业实际上属于“国家垄断经营行业”，证券业真正要发展，恐怕应当考虑在分业管理前提下，实行证券业的民营化，而不是加入“官营行列”；是下功夫提高服务质量，而不是挪用客户资金去自营或者为另外的客户“透支”；是信守行业自律，而不是一边当“操盘手”，一边做“老鼠仓”。

3.“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论”

关于国有股和其他发起人法人股是否应当上市流通问题（以下简称“国有股上市流通”），至少从1993年以来一直是证券界和学术界争论的热门话题，有时甚至演化为庄家炒作的题材。在学者中，主张国有股上市流通者居多，尽管理由各异。《证券法》对此问题未作任何规定。质言之“国有股上市流通”问题，实际上是国有股是否应当与社会公众股一道在交易所卖出的问题。《证券法》虽未专门提及这一问题，但从第七十八条规定看，事实上是承认国有股以协议方式转让的合法性，或者说是认可了当前普遍流行的“买壳上市”行为。因此，结合《证券法》讨论这一问题，就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两个问题：一是《证券法》应否规定“国有股”以何种方式流通、转让，二是上市流通与“卖壳”交易相比较，哪种方式更公平。国有股无疑属于国家资产，但除非是有特殊限制，国有资产如何处置是国务院这一行政机关决定的事情。《证券法》强行规定必须把这些股份卖出，并且以法定的方式卖出显然不妥。再说国有股以何种方式出售更公平呢？

我认为，无论从可操作性而言，还是从买卖公平而言，“卖壳”的做法更为可取。先从价格看，上市交易无疑会比“卖壳”价格高，从而保障国有资产不流失，甚至增值。但是这种做法不仅会冲击现行脆弱的股市，而且对社会公众股的持有人来说也不公平。因为在公司设立时，国有股、发起人股与社会公众股实行的是“价格双轨制”，要“并轨”就得“折股”，不同性质、不同状况的公司很难适用“统一规则”来折股，而没有相对的“统一规则”就宣布上市交易恐怕政府难以接受，事实上也难以操作。而“卖壳”则是“一对一的谈判”，甚至可以实行更为公平的“一对多”的“拍卖”，无论哪种方式都会比“折股上市”来的容易和公平。

三、《证券法》所涉及的若干问题研究

《证券法》刚刚出台后，不少人强调，这是一部阶段性的法律。（注：参见《中国证券报》1998年12月30日、《证券市场周刊》1999年第1期有关评论。）尽管这种言论确有所指， 作为立法参与者发表这样言论的实际后果，只能是降低这部法律的可信度。即使说《证券法》存在的不完善的地方，需要修改的部分，并不是所谓“国有股上市交易”、“混合经营”、“对国有企业炒股解禁”等等问题。笔者认为，从法律的适用性考虑，以下问题值得注意。

1.股票发行、上市的“核准制”与“审批制”的实质区别何在

《证券法》实施前称我国的证券公开发行实行“审批制”，这次则规定股票发行实行“核准制”，而债券发行仍然实行“审批制”。但核准制与审批制区别何在法律本身未作任何解释，字里行间能够读到的似乎是这问题交由证监会去解释。无论是审批制还是核准制，总是意味着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发行人的发行或者上市申请要进行实质审查，而不是像“注册制”下，证券主管机关仅对审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这种核准制或者审批制恐怕是我国目前乃至今后相当时期内所无法改变的现实。尽管《证券法》有关股票发行部分在措辞上采用“核准”代替先前的“审批”，“核准”仍然属于行政法意义上的“特许”，或者说，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在是否给予申请人“核准”问题上，依然拥有“自由裁量权”，从实际操作层面看，甚至证监会必须作出“自由裁量”。举例说，依照现行公司法规定的条件，目前我国达到公募资格的发行人不在少数，如果算上经重组而达到资格者，更是不计其数。从1999年7月1日起，大家都把申请材料报给证监会，并且必须3个月作出确定的答复， 做得到吗？！再说目前有盈利能力的企业多集中在东南沿海，严格实行核准制必然意味着上市公司多集中于沿海企业，但是它们是面对全国募集资金，由此造成的后果必然是所谓的“马太效应”。这然又会激化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实际上行得通吗？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对于发行人而言，核准制与先前的审批制就没有区别。但是对证券监督管理机构部门来说，依照《证券法》则意味着免除了“因实质审查的过错”所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而这后一点，正是《证券法》审议过程中大家争议的焦点问题。（注：1998年10月，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原稿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证券发行申请所作的批准决定，不表明对发行人的证券的价值及其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关于对此条的讨论，参见《中国证券报》1998年10月30日，第1版，《为证券市场定方圆》一文。）结合《证券法》第十九条，“股票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第一百七十二条，“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制定的规章、规则和监督管理工作制度应当公开。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据调查结果，对证券违法行为作出的处罚决定，应当公开。”第二百一十条，“当事人对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百零四条，“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证券发行、上市的申请予以核准，或者对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设立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者证券交易服务机构的申请予以批准，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二百零五条，“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发行审核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履行本法规定的职责，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或者故意刁难有关当事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通篇找不到有关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条款。

2.“广泛的授权”意味着什么

通读《证券法》，会发现不少条款属于对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授权性”条款，这种广泛授权所涉及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证券法》从性质上说，仅仅是证券管理法呢，还是包括了证券交易作为民事或者商事行为在内的私法规范。当一种行为性质上属于民事纠纷时，那就应该是由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依法审理或裁决的问题。比如证券发行价格的确定、交易所证券交易规则的变更、全面收购要约的豁免等等事项，均涉及民事权利义务的得失变更，这些问题由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提交仲裁或提起诉讼适当呢？还是通过行政权干预处理？笔者认为，通过行政干预不仅不妥当，而且在事实上堵塞了通过法院发展、补充法律漏洞这一重要途径。《证券法》的制定肯定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成熟经验。我们的证券法在这一问题上，恰恰忘记了美国《证券交易法》中规定“sec ”（“美国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简称）（注：我国的证监会其实就是仿效“sec”而设立的。 ）可以针对违法行为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美国证券法的这种规定并不仅仅意味着对“sec ”增加一项授权，而同时意味着民事问题由法院处理才更为妥当。举例说，在“琼民源公司案”和“红光公司案”的处理问题上，证监会除了罚款和办理刑事责任移交外，对于千千万万股民所遭受的损失则压根不提，似乎股民活该倒霉？如此执法又谈得上什么“保护投资者权益”呢？

3.民事诉权的行使问题

《证券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的，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责任”。这里所体现的“民事赔偿责任优先原则”是值得称道的。问题在于民事责任的承担以违法行为人负有民事义务为前提，并且还须受害人享有确定的诉权为条件。读遍《证券法》笔者发现有三条涉及“民事权利义务”问题：（1 ）第一百一十五条（关于违规交易者的民事责任）；（2）第六十三条（“不实陈述”的连带责任）；（3）第四十二条（“大股东短线利润”的不当得利返还问题）。这里完全没有提及“操纵市场行为”、“内幕交易行为”的民事责任问题，从而受害投资者也就求告无门了。忽视民事责任不仅在于投资者权利受侵害得不到法律救济问题，它更涉及大量的证券违法行为的发现机制问题。从实践上看，证监会几年来查处的无数案件都是由投资者举报而发现、查处的。当投资者屡屡发现查处的结果并未使得权利遭受侵害者得到补偿，那么这就意味着从根本上扼杀了投资者举报的积极性。

对证券行业的看法篇7

关键字：证券法投资者法律适用

我国终于迎来了《证券法》的诞生，这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证券法》的颁布，意味着我国证券市场仅仅“依规”、“依章”、“依办法”乃至“依通知”、“依讲话”“依社论”管理股市的时期即将结束，证券市场真正跨入了“依法治市”的新时代。

一、《证券法》的主要功能在于构造证券投资的长期预期

1.《证券法》出台背景分析

从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证券法似乎都是诞生在危难之际。如英国的1720年的“南海事件”产生了《泡沫法案》，1844年的“铁路热”导致了1845年的《公司条款统一法案》；美国1929～1933年的大萧条产生了各州的《蓝天法》、1933年的联邦《证券法》和1934年的联邦《证券交易法》。我国人大财经委1992年8月就成立了《证券法》起草小组，至1993年8月经过“七易其稿”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但是1996～1997年人们似乎忘记了《证券法草案》的存在。如果再对照1998年9月、10月的两份草案和12月底通过的《证券法》文本，就会发现短短4个月内原草案从原则、体例到具体条文前后变化之大令人吃惊。依常理这样的草案完全可以继续征求意见，不断完善下去。然而“势不可也”。一方面，国际金融环境不容乐观；另一方面，国内证券市场的运行状况也令人担忧：近年来，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自不用说，而一向认为经营机制最灵活的上市公司利润也开始大幅度滑坡。尽管发行人在募股说明书上信誓旦旦声称盈利预测在10％以上，但1997年深圳证交所上市的375家公司（公司年报的上市公司）中，实际净资产收益率低于10％的公司数目已达93家；[1]亏损公司49家，亏损额29.40亿元。[2]然而业绩滑坡却抵挡不住火爆的股市行情，以致于要靠《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来泼冷水。更需注意的是，1997年我国全部上市公司实现利润总额为679.03亿元，而股民支付的证券交易印花税（5‰）就达237亿元。这意味着若按照综合交易费率9.5‰计算，股民支付的交易手续费就达450亿元，再加上开户费（个人户40元、机构户400元）、委托费（每笔本市1元，外地5元）、信息费恐怕足以抵消上述的利润总额。依照交易费用理论，这不是整体证券市场运行的低效率吗？[3]作者竟然把这种市场低效率称作“贡献”。）1998年上市公司的整体业绩日下，股市的大盘走势低迷，而个股行情翻腾。深市上市公司中全年交易换手率最高的达1434％，最低的为98.83％，[4]而发达国家的平均换手率为30％左右。1998年查处的“琼民源公司案”、“红光公司案”……更是令人瞠目。正是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大量存在的欺诈、操纵已经危及市场基础、金融安全和社会安定，立法者才抛开悬而未决的种种争议而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证券法》。

2.保护投资者是证券市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至1998年底，我国的上市公司已达800多家，投资者3700万人，流通股总市值2万亿元人民币。[5]8年间取得如此的成就，当然是与深化改革密切相关。但是，这种现象不妨从投资者的角度作一考察。从1992年开始，股票投资已经完全成为投资者的自主行为，证券投资的热情来源于20年改革所造就的这样一个事实：社会财富的分配向民间倾斜。生产性国有资产的存量自90年代初以来一直徘徊在4万亿～5万亿元左右，而当前银行的居民储蓄存款一项就达5万亿。近十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奠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人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民间财富持有方式开始多样化（或多元化），资本证券日益成为老百姓持有、保有财产的形式。《证券法》规定，银行、国有企业不准炒股，不正意味着国家法律是把老百姓的剩余视之为支撑证券市场的基础吗？既然我们认同股份公司是现代市场经济最具有生命力的企业形式，那么就不容否认，资本市场是作为股份公司“输血”、“造血”器官而存在的。马克思曾指出，“赋税是喂养政府的奶娘”。[6]这里不妨套用这一名言说，投资者是上市公司、资本市场的奶娘。早在1932年，伯利和米恩斯就指出，现代经济的特征是公司经济，因而也就成了社会财富的保有方式。[7]《证券法》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宗旨，就是把证券认定为社会财富的稳定持有形式，而不是追求短期炒作、投机“筹码”，从而把人们的投资预期建立在长期稳定的基础之上。

3.《证券法》构造证券投资长期预期的机制

《证券法》有助于确立证券投资的长期预期，首先体现在法律形式本身。有了《证券法》，人们就能够依此辨别投资行为的合法与非法以及市场监管者权力的界限；明确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规则，让人们知道，当他们的权利受到侵害时，针对谁、向哪里提讼请求，得到何种补偿和救济，而不是上街游行、到官府门口静坐。《证券法》能够向人们提供长期投资预期的法律框架，最主要是体现在该法律的特征和内容本身。它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证券市场监管的高度集中统一。第一，证券法规的领域包括了从证券发行到证券交易的全过程。第二，监管体制的高度统一，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权的高度集中统一。第三，证券法与公司法、刑法以及行政法规的高度协调。这种法定的证券市场监管的高度统一，克服了过去无法可依，有法难依；排除了多头管理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确保上市公司的质量。

（2）发行制度由审批制改为核准制。这种发行制度的改革，表现为在发行人的选择和发行定价的决定诸方面降低了行政干预。发行人的选择更加趋于法定的客观化标准，申请发行人之间由“攻关”竞争转向实力较量；证券发行定价改为发行人与券商之间的协议定价，有助于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价格趋同，从而改变2000亿元资金蜂拥一级市场的局面；发行人与券商就发行过程中的弄虚作假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使得券商在发行人选择以及在发行定价问题上趋于利益对立，“伪装上市”问题将得到有效遏制。

（3）证券发行与交易的公开性。“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电灯是最有效的警察。”英美等发达国家证券法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公开哲学”基础之上的。《证券法》的强制性信息公开制度，不仅意味着投资者必须对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情况拥有足够信息，才能形成对股票价值的理性判断，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旨在实践“卖者当心”这一法律公正信条。强制性信息公开制度，对于投资者和股东而言，是一种权利（知情权）保护；对于发行人、发起人、上市公司而言则是法定的义务。强制信息公开制度，不仅可以确保投资者的入市信心，而且能够降低资本成本，提高社会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

（4）高度明晰化的证券市场风险防范机制。我国证券市场的演进和近年来亚洲金融危机表明，证券市场存在高度风险并不是理论问题。尽管通过立法并不能完全消除证券市场风险，但是通过证券业与其他金融业的分业管理，实行证券中介机构把自营业务与委托业务分账管理，强制证券中介机构建立风险准备金等等措施，却可以把证券市场的风险降低到不至于危及整个金融体系、经济体系乃至社会安定的程度。

（5）强化法律责任。《证券法》中法律责任制度不仅规定了市场参与者的违法责任，而且规定了主管机构的责任；由过去的单纯公法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改为民事责任和公法责任并重，特别规定，对证券“交易中违规交易者应负民事责任不得免除”（第一百一十五条）；强调在责任竞争的情况下，“民事赔偿责任优先”的原则。

二、对《证券法》几种议论的看法

1.《证券法》颁布影响“入市信心”论

《证券法》颁布前，一些证券从业人士就断言，《证券法》颁布是“利空”，颁布之后，利空论更不绝于耳。应当说，《证券法》的颁布和实施，肯定会对当前股市产生影响，“利空”、“利多”本属于业内人士对《证券法》可能影响当前股市价格走势的自行判断，但投资者应按其本人所处市场地位计较得失，权衡入市时机。“利空”并不是说《证券法》对市场有害无益，未必就是“对投资者的严重误导”。反过来说，断言《证券法》颁布是“利多”，从而鼓励“空仓者”赶快建仓，那倒有可能构成“误导”。[8]需澄清的是：《证券法》出台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市场信心来自何方？

现实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有类别之分，有“坐庄者”、“老鼠仓”（frontrunner）、“中小散户”等等。判断《证券法》出台的直接影响，首先，须辨别对谁有利，对谁无利。1998年股市变化特征之一就是大盘走低，而个股翻腾。个股翻腾本来就是庄家“做局”的结果。在这样一场“零和游戏”中，庄家非法得到的，正是“入局”散户失去的。《证券法》颁布和实施无疑将对“坐庄者”、“老鼠仓”构成严厉打击，对广大的中小投资者至少可以起到“减灾”作用。其次，如果当前股市价格因前期过分炒作而偏高，说《证券法》颁布会导致近期股市价格走低，因而是“利空”，那也是正常之事。《证券法》能够促进股市价格作“理性调整”，可以说是办了一件大好事。再次，即使说《证券法》出台导致市场价格全面下调，由此造成所有持股人损失，那也不能认为《证券法》颁布会打击人们的入市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它的真正作用是有效遏制了因“虚假繁荣”而形成的股市“泡沫”继续“击鼓传花”式蔓延扩大。

2.“证券业、银行业混合经营论”

一些实务界、学术界人士认为，资本证券化、证券业银行业混合经营乃是世界趋势。我们的《证券法》则强调分业管理，简直是倒行逆施。笔者以为，持此观点的人们似乎忘记了美国证券业由分到合曾经历了数十年时间，依此时距为尺度衡量我国证券业，那只能算刚刚起步。曾经有人宣称，我国证券业仅用8年间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所走过的100年路程。如果仅从交易的技术手段看确实如此。但是，证券业的发达与否，更重要的是它的职业水准，它所提供的服务内容与质量。可以肯定地说，美国、英国的券商不会也不敢完成“红光公司”的包装。他们的经纪人也不会认为，装上几台电脑，安置一个行情显示屏，交给股东一个磁卡，就算提供了委托业务。这样的业务与看守公用电话有何区别。目前我国的金融业实际上属于“国家垄断经营行业”，证券业真正要发展，恐怕应当考虑在分业管理前提下，实行证券业的民营化，而不是加入“官营行列”；是下功夫提高服务质量，而不是挪用客户资金去自营或者为另外的客户“透支”；是信守行业自律，而不是一边当“操盘手”，一边做“老鼠仓”。

3.“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论”

关于国有股和其他发起人法人股是否应当上市流通问题（以下简称“国有股上市流通”），至少从1993年以来一直是证券界和学术界争论的热门话题，有时甚至演化为庄家炒作的题材。在学者中，主张国有股上市流通者居多，尽管理由各异。《证券法》对此问题未作任何规定。质言之“国有股上市流通”问题，实际上是国有股是否应当与社会公众股一道在交易所卖出的问题。《证券法》虽未专门提及这一问题，但从第七十八条规定看，事实上是承认国有股以协议方式转让的合法性，或者说是认可了当前普遍流行的“买壳上市”行为。因此，结合《证券法》讨论这一问题，就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两个问题：一是《证券法》应否规定“国有股”以何种方式流通、转让，二是上市流通与“卖壳”交易相比较，哪种方式更公平。国有股无疑属于国家资产，但除非是有特殊限制，国有资产如何处置是国务院这一行政机关决定的事情。《证券法》强行规定必须把这些股份卖出，并且以法定的方式卖出显然不妥。再说国有股以何种方式出售更公平呢？

我认为，无论从可操作性而言，还是从买卖公平而言，“卖壳”的做法更为可取。先从价格看，上市交易无疑会比“卖壳”价格高，从而保障国有资产不流失，甚至增值。但是这种做法不仅会冲击现行脆弱的股市，而且对社会公众股的持有人来说也不公平。因为在公司设立时，国有股、发起人股与社会公众股实行的是“价格双轨制”，要“并轨”就得“折股”，不同性质、不同状况的公司很难适用“统一规则”来折股，而没有相对的“统一规则”就宣布上市交易恐怕政府难以接受，事实上也难以操作。而“卖壳”则是“一对一的谈判”，甚至可以实行更为公平的“一对多”的“拍卖”，无论哪种方式都会比“折股上市”来的容易和公平。

三、《证券法》所涉及的若干问题研究

《证券法》刚刚出台后，不少人强调，这是一部阶段性的法律。[9]尽管这种言论确有所指，作为立法参与者发表这样言论的实际后果，只能是降低这部法律的可信度。即使说《证券法》存在的不完善的地方，需要修改的部分，并不是所谓“国有股上市交易”、“混合经营”、“对国有企业炒股解禁”等等问题。笔者认为，从法律的适用性考虑，以下问题值得注意。

1.股票发行、上市的“核准制”与“审批制”的实质区别何在

《证券法》实施前称我国的证券公开发行实行“审批制”，这次则规定股票发行实行“核准制”，而债券发行仍然实行“审批制”。但核准制与审批制区别何在法律本身未作任何解释，字里行间能够读到的似乎是这问题交由证监会去解释。无论是审批制还是核准制，总是意味着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发行人的发行或者上市申请要进行实质审查，而不是像“注册制”下，证券主管机关仅对审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这种核准制或者审批制恐怕是我国目前乃至今后相当时期内所无法改变的现实。尽管《证券法》有关股票发行部分在措辞上采用“核准”代替先前的“审批”，“核准”仍然属于行政法意义上的“特许”，或者说，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在是否给予申请人“核准”问题上，依然拥有“自由裁量权”，从实际操作层面看，甚至证监会必须作出“自由裁量”。举例说，依照现行公司法规定的条件，目前我国达到公募资格的发行人不在少数，如果算上经重组而达到资格者，更是不计其数。从1999年7月1日起，大家都把申请材料报给证监会，并且必须3个月作出确定的答复，做得到吗？！再说目前有盈利能力的企业多集中在东南沿海，严格实行核准制必然意味着上市公司多集中于沿海企业，但是它们是面对全国募集资金，由此造成的后果必然是所谓的“马太效应”。这显然又会激化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实际上行得通吗？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对于发行人而言，核准制与先前的审批制就没有区别。但是对证券监督管理机构部门来说，依照《证券法》则意味着免除了“因实质审查的过错”所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而这后一点，正是《证券法》审议过程中大家争议的焦点问题。[10]结合《证券法》第十九条，“股票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第一百七十二条，“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制定的规章、规则和监督管理工作制度应当公开。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据调查结果，对证券违法行为作出的处罚决定，应当公开。”第二百一十条，“当事人对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第二百零四条，“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证券发行、上市的申请予以核准，或者对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设立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者证券交易服务机构的申请予以批准，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二百零五条，“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发行审核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履行本法规定的职责，、或者故意刁难有关当事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通篇找不到有关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条款。

2.“广泛的授权”意味着什么

通读《证券法》，会发现不少条款属于对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授权性”条款，这种广泛授权所涉及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证券法》从性质上说，仅仅是证券管理法呢，还是包括了证券交易作为民事或者商事行为在内的私法规范。当一种行为性质上属于民事纠纷时，那就应该是由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依法审理或裁决的问题。比如证券发行价格的确定、交易所证券交易规则的变更、全面收购要约的豁免等等事项，均涉及民事权利义务的得失变更，这些问题由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提交仲裁或提讼适当呢？还是通过行政权干预处理？笔者认为，通过行政干预不仅不妥当，而且在事实上堵塞了通过法院发展、补充法律漏洞这一重要途径。《证券法》的制定肯定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成熟经验。我们的证券法在这一问题上，恰恰忘记了美国《证券交易法》中规定“SEC”（“美国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简称）[11]可以针对违法行为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美国证券法的这种规定并不仅仅意味着对“SEC”增加一项授权，而同时意味着民事问题由法院处理才更为妥当。举例说，在“琼民源公司案”和“红光公司案”的处理问题上，证监会除了罚款和办理刑事责任移交外，对于千千万万股民所遭受的损失则压根不提，似乎股民活该倒霉？如此执法又谈得上什么“保护投资者权益”呢？

3.民事诉权的行使问题

《证券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的，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责任”。这里所体现的“民事赔偿责任优先原则”是值得称道的。问题在于民事责任的承担以违法行为人负有民事义务为前提，并且还须受害人享有确定的诉权为条件。读遍《证券法》笔者发现有三条涉及“民事权利义务”问题：（1）第一百一十五条（关于违规交易者的民事责任）；（2）第六十三条（“不实陈述”的连带责任）；（3）第四十二条（“大股东短线利润”的不当得利返还问题）。这里完全没有提及“操纵市场行为”、“内幕交易行为”的民事责任问题，从而受害投资者也就求告无门了。忽视民事责任不仅在于投资者权利受侵害得不到法律救济问题，它更涉及大量的证券违法行为的发现机制问题。从实践上看，证监会几年来查处的无数案件都是由投资者举报而发现、查处的。当投资者屡屡发现查处的结果并未使得权利遭受侵害者得到补偿，那么这就意味着从根本上扼杀了投资者举报的积极性。

「注释

[1]值得注意的是，利润率处于11％～10％的公司为103家，业内人士多认为这是利润操纵的结果。

[2]参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年鉴1997》，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3]参见《中国证券报》1998年11月27日，第8版，《证券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作者：房延安、戴铭）

[4]参见《中国证券报》1999年1月1日，第2版。

[5]《上海证券报》1998年12月30日，薛莉文，《走进依法治市新时代》。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4页。

[7]参见A.A.berle&G.CTheModemCorporationAndPrivateProperty，Pl，TheMacmillanCo.1944.该书开篇是这么说的：“公司已不仅仅是个人从事商事交易活动的法律工具……事实上，公司既是一种财产保有手段，又是组织经济生活的工具。……一如过去的封建制，现代社会体制已演变成公司制。”

[8]《证券法》通过的前一天，厉以宁先生说，当前大家对宏观经济、股市都应建立信心，《证券法》的出台，有了法律规范，证券市场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有秩序，这就是“最大的利好消息”。参见《中国证券报》1998年12月29日，第1版，《证券法出台有利经济发展》一文。我相信投资者也不会因为厉先生这番话就马上“买进”。长期的利好并不意味着当下股市处于“买进”价位。

[9]注：参见《中国证券报》1998年12月30日、《证券市场周刊》1999年第1期有关评论。

[10]1998年10月，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原稿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证券发行申请所作的批准决定，不表明对发行人的证券的价值及其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关于对此条的讨论，参见《中国证券报》1998年10月30日，第1版，《为证券市场定方圆》一文。

对证券行业的看法篇8

一、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现状

(一)我国证券市场管理模式和方法发展现状

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迅速的背景下,我国证券市场经过20年的发展已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管理完善的全新市场组成之一。具体来看,国家各种证券方面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先后制定了《证券法》、《证券公司管理条例》、《上市公司管理条例》等多项制度,同时与股票发行和上市公司收购等相关配套的法律制度也在不断研究中。在我国不断完善的证券交易法规制度的规范下,我国证券交易市场发展迅速而规范,并逐渐成为企业获取发展资金的主要渠道,成为投资者获取投资收益的主要手段。另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证券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家为保证证券市场的稳定性,在组成成立证监会等证券管理部门的同时,陆续推出了一系列证券市场管理办法,并在证券市场日益变化的基础上,不断补充和落实着全新管理办法,使我国现阶段证券市场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

(二)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规模现状

在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现状之下,市场中,由于资金来源渠道不断丰富,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稳定,这就使得企业能够通过对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更好发展。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后,金融领域进一步开放,许多外资金融机构开始进人到我国证券市场当中.这固然使我国的证券市场开始面临更多的竞争压力,但同时由于外资证券市场的运作模式和管理机制都比较先进,因此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从长远来看这对于我国证券市场的成熟是非常有益的。同时外国银行的不断增多,也使得我国成为世界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不断成熟,这对于证券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保障。

在上述背景及大环境下,我国现阶段证券市场已逐步发展成为了一个上市公司数量多、资金流量大且参与投资人数庞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经济组成,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中企业获取投资、投资者获取经济效益的主要渠道。

二、证券市场风险补偿机制的基本构成

建立完善的证券市场风险补偿机制是证券市场实现风险控制、降低市场风险的方法之一。就目前我国证券市场风险补偿机制构建来看,为保障有效控制市场风险,我国市场风险补偿机制采用的是一种基于市场经济发展特点及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特点建立的风险补偿机制,该机制从证券收益补偿最低收益角度出发,建立必要的补偿机制标准,将补偿资金及补偿主体纳入其中,结合法律法规政策,搭建必要的风险补充机制基本构成。

从证券收益补偿最低收益补偿“保障线”角度来看,我国证券市场收益补偿机制中最低收益补偿保障主要以以下两种方式存在,一种是相对值形式,该形式将证券市场中的投资平均收益作为基本指标,并以此确定最低收益补偿的保障;另一种形式是相对值形式,该方式以证券市场投资收益率达到一定数额后进行补偿。两种方式是针对证券市场中收益不稳定状况而制定的,但是由于证券市场易受经济发展状况影响,因此我国证券市场的风险补偿最低保障线以相对值为主。

从证券市场风险补偿标准角度来看,由于证券市场是一个风险性较高的投资市场,其风险来源常存在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也直接影响了证券市场收益。就目前来看,我国证券市场风险补偿标准,主要以证券市场中通货膨胀率对证券收益的影响作为控制证券市场风险,进行证券市场补偿的标准之一。另一种方式是在证券风险控制过程中采用平均收益率作为补偿标准,这一标准主要来源于市场中证券产品在市场运作过程中证券产品的平均收益率。

从证券市场补偿金及补偿主体角度来看,证券市场中实现证券市场风险补偿的重要组成中补偿金来源及补偿主体定位是保障证券市场风险补偿的主要构成。证券市场补偿主体的定位主要以证券市场中进行证券交易的相关交易人,而补偿金的来源,主要以各上市企业在证券上市过程中预留的准备金,这也是国际证券市场进项风险补偿的主要方式之一,在现阶段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商业担保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对准备金作为补偿金的缺陷进行了补充,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补偿金来源的多元化。

从证券市场风险补偿法律法规政策角度,及在现阶段证券市场风险补偿过程角度来看,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速度较快,证券市场交易规模也逐步变大,所以建立完善的风险补偿法律法规政策在保障证券市场风险补偿合理性的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证券市场能够规范化发展,对证券市场而言风险补偿机制的建立,是实现证券交易健康长远发展的必要措施之一。 三、我国证券市场风险补偿中的问题及对策

(一)配套法规与证券市场发展状况的不契合,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证券市场风险补偿难度

自我国加入WTO以后,我国证券市场正以一种全新的面貌迅速发展,我国证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上市公司数量激增,证券市场交易额不断增加,但是,在国际经济环境及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我国证券市场也极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而风险集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家相关证券交易管理部门为加强市场监管,不断的推行相关的政策法规以维护证券市场管理,但是由于证券市场的发展较快,证券企业在证券市场中的影响不断增大,使得我国证券市场管理相关配套法规与日益发展的证券市场间的矛盾也在日益凸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证券市场风险补偿难度,针对这一情况,与时俱进的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具有十分必要的作用,我国证券管理部门要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角度入手,前瞻性的预测证券市场发展方向,并依此构建证券配套法规,以实现风险补偿方式的作用最大化。

(二)上市公司质量层次不齐,各企业准备金差异大,使风险补偿难以得到最大发挥

我国证券市场处在发展初期,上市公司大多为试点性质。从经营状况看,它们的资金链周转困难,管理方式落后:从领域范围看,它们大多是我国传统的钢铁、纺织等行业,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和行业竞争优势,而且由于最初上市公司的门槛较低,许多部门将公司美化和简单包装之后就匆忙上市。由于这种没有实力的公司很多,资金的配置和流向产生了很大的误区,证券市场的本质作用没有发挥,反而成为这些公司获得筹资的一个场所。而层次不齐的上市公司质量,在准备金方面存在有严重不足,这样的发展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风险补偿的难度,使风险补偿面临较大问题。针对这一问题,首先要逐步加强已上市公司的质量,严把上市公司质量关,以保证上市公司上市质量,从补偿金角度来控制风险补偿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其次,对于准备上市的公司,要对其业绩进行严格审核,包括其在社会上的诚信状况和公司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