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经济学常识范文

反经济学常识篇1

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和实践中，反思既是一个基本的理论概念和范畴，也是一个有效的实用技艺和武器。它不仅使之与以前的社会学区别开来，而且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分析框架和理论特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思性是布迪厄社会理论的“出类拔萃的单一特征”。

在中国的古藉中，反思一词与反省、反躬的含义相近，系指自我省察，反身自省，反求诸已，如反躬自问。在《礼记 乐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这样的反思主要用于个人的修身养性。

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中，反思的概念使用很广。洛克曾经使用过反思概念，把对意识的内在活动的观察称作内省经验。在黑格尔那里，反思更占据了其哲学的特殊地位，反思就是自我意识，专指思想本身进行的反复思索，即思想的自我运动。到了近代，倡导反思性观念，提出“反思社会学”的学者也不是布迪厄一人，有现象学和阐释学的，有民族方法学或常人方法学的，还有其他“后现代”形式的。但在反思的主体、反思的对象、反思的目的、反思的作用、反思的方法等方面，都与布迪厄有着明显的差别。

从反思的主体来看，与仅仅把个人(“私人”或“主我”)作为反思主体的其他学者不同，布迪厄的“反思性回归自身”，既把个人作为反思的主体，又认为反思社会学是一项集体事业(第44页)，反思性概念所要求的“返回”超出了经验主体的范围，而要延申到科学的组织结构和认知结构，因而，“反思的主体最终必然是要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场域”(第48页)。

从反思的对象来看，与反思的主体相对应，“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者，而是植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第44页)。因为，每一个社会科学家不仅受到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即社会出身和社会标志)的影响，而且为其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所左右，同时，每个人都带有天生的唯智主义偏见，这种偏见一方面会使学者在构建自己的研究对象时，不自觉地将其与对象的关系投射到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又使其陷入“学究式的谬误”之中，对深深嵌入我们对世界的思考的事实中的、内化于概念、分析工具和经验研究的实际操作中的预设缺乏警醒，以至用理论的逻辑代替和否定实践的逻辑。因此，布迪厄的反思要求和引导社会科学家去认识那些“支配了他们的深入骨髓的特定的决定因素”(第54页)，对作为文化生产者的社会科学家进行分析，对社会学工作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特定形式进行反思。

从反思的目的来看，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不是要破坏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而是要巩固它，不是要削弱它的客观性，而是要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它的可靠性。这充分表现在布迪厄的反思在社会科学进步中所起的作用上。

首先，反思能够增强科学的自主性。社会科学实践要使自己不受任何粗暴无礼的干预和潜移默化的左右，避免成为社会力量的玩偶，就要增强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如果存在着一批共享的反思性手段，能被集体性地掌握和运用，这本身就是争取自主性的一种强大武器”(第198页)。当然，要保持自主性，不仅要有自主性的社会条件，而且要有自主性的科学资本(包括各种防御、建构、论辩的手段，以及得到认可的科学权威)。不过，社会学的特殊性质总是使其受到外来需求压力的支配，在社会场域内，总有很多人自以为拥有对社会世界与生俱来的知识，拥有天赋的科学；在科学场域内，总是存在着一些受异治性支配的兜售常识的人，所有这些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也起着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反思虽然不能完全消除这些人，但却可以减少他们的危害。

其次，反思能够推动科学的进步和知识的增长。社会学进步的重要障碍是，错误地认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类的所有实践，包括象科学、哲学、法学、艺术等实践，因而具有“元”科学的性质；社会学家这门职业，其无意识的动机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门力图成为“元”科学的职业。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元”科学性质，“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这样就能消除由于无反思所引发的各种偏见，努力探寻各种机制的知识，一方面推动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进一步改善反思的条件。

再次，反思能够祛除幻象，使知识份子获得更大的自由。知识份子往往自以为有知识而自视高明，认为自己全无幻觉，尤其是对自己全无幻觉。其实，由于社会决定机制无所不在，由于符号性的支配和对社会世界的信念式理解，知识份子同样存在着偏见和幻觉，不仅有对社会世界的幻觉，而且有对自己的幻觉。与此密切相关，知识份子喜欢独立思考，喜欢从个性解放中寻求自由，却忘记了“知识份子自由”背后存在的一种政治学。布迪厄认为，对于个人来说，无意识与决定论是彼此契合的，同样，知识份子的集体无意识是其与支配性的社会政治力量间契合关系的特殊表现(第208页)。将反思社会学用于自身，可以产生更多的知识，发展自觉意识，扩大自由空间，从而把各种历史可能性都包容在理性所及的范围之内，有助于知识份子走出他们的幻觉；同时可以使知识份子确定和识别自由的真正所在，即明白在哪些场所自己切实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在哪些场所并没有什么自由，从而减少在自由问题上的盲目性。

从以上概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第一，它是反自恋症式的，既不是诉诸内心，谈论自身，自我欣尝、自我陶醉，也不是寻求知识份子的时代精神，它把自身作为研究对象，是要对社会学家和塑造社会学家的世界进行反思；它对社会学的反思，是要对人们面对的诱惑和自己陷入的诱惑进行剖析。第二，它不是“认识中心论”或“科学家群体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是实践中心。在反思的引导下，社会学家不仅会关注任何“实践性”的事物，而且会重视理论实践的技艺和方法，学会把高度抽象的问题转化为实践上完全可行的科学操作。因此，布迪厄的反思理论不仅是一种有关理论实践的理论，而且将其纳入实践理论的核心，在发现理论逻辑的同时，也发现了实践的逻辑。

要进行反思，首先就要消除对反思的抵触情绪。布迪厄认为，对反思产生抵触的真正根源更多是社会性的，而非认识论的，因为，反思是对个(人)性神圣性的正面抨击，是对知识份子的自我观念(即把自己看作是不受社会因素限定的、“自由漂移的”、被赋予某种符号尊严的人物)的直接批判，是对知识份子所陷入的种种幻觉的无情揭示。其次要提倡理解和容忍。在学术的讨论和思想的交流中，人们关心的往往不是彼此理解，而是超过和压倒对方，反思社会学是一种领会和理解自身和他人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容忍以往不能容忍的事情。最近，费孝通在讨论学术反思时，也强调了这一文化自觉的思想，并将其概括为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跨文化的“席明纳”—文化价值再思考之二”，载《读书》1997年第10期)。再次要使反思性在培训、对话和批评性评价机制中制度化，真正培养和树立起反思性的科学惯习。

二

从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启迪中，我们需要而且可以对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这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其他近代科学一样，经济学也是“西学”。但是，在中华古代文化中，也不乏经济学的传统和精神。到了近代，西学东渐以后，中国的一些知识份子开始学习西学，会通中西，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分析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村经济学派，南开经济研究所等，就是其中有名的代表。到了本世纪50-70年代，随着政治的变迁，中国的经济学脱离和抛弃了西学的主流，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统地位。随着对西方经济学的全盘否定和彻底抛弃，经济学的中国传统也逐渐丢失。改革开放以后，现代经济学又回到了中国。由于经济实践的巨大需求，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经济学家也成为时代的宠儿。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同时出现在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身上，使得中国经济学陷入危机之中。然而，对此有清醒认识和足够自觉者不多，笔者也是糊里糊涂，渐有所悟。

从理论的反思来看，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多方面的。我们既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立足于此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反思，也需要对现代经济学进行反思，还需要对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解决经济学的本土化，建立中国的经济学，以便对中国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作出自己的解释，不对所有这些作出认真的反思，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博大的体系，从其把生产力(即人与物的关系)和生产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都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并注重于生产关系的分析来看，就体现着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和精神，而与注重于研究人与物关系的新古典经济学有别。但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劳动价值论，是一种典型的客观价值论，强调的是成本和供给，而对分配和需求在其中的作用有所忽视。其对主观价值论的批判不仅加剧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二元对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即否定了价值是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经济学的成就和失误都与此有关。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马克思关于哲学不只是解释世界，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经济学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锐利武器，就使哲学和经济学面临着巨大需求压力的支配，为其发展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其实，社会科学改造世界的作用都是间接的，正如布迪厄所说，“符号权力通过陈述某个被给予之物来构成它，通过影响世界的表象来影响世界”(第158页)。马克思经济学既然是科学而不是信仰，就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一是要学习，二是要反思，三是要质疑，四是要超越。

立足于马克思经济学之上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自成一体。虽然其理论逻辑在主要方面能够贯彻到底，但其假设前提却是与现实相背离的。传统经济学的最大失误在于它并没有继承马克思经济学的思想精华，而是发展了它的某些片面之处。然而，它终究影响了我们一代人的生活和思想，至今仍然是很多学者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官方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也有某些合理的成分。因此，简单地将其抛在一边是不行的，必须对其作出一番认真的批判和清理，才能进一步明确中国经济学的前进方向。

现代经济学是在西方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和演进的，我们对它不曾作过认真的、科学的反思，而是采取了全盘吸收和全盘否定的错误态度和作法，不得不自食其果。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先于我们进入现代化进程，其经济理论也处于一种强势地位。这就使得人们易于采取一种急功近利的作法来对待。很多人并不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因而把握不了它的真髓精义，不是拾起了它的皮毛，就是拣到了它的糟粕，更无法用其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现代经济学派别林立，每一学派都有自己的特殊角度和独到的贡献，也有自己的片面性，就是目前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其完全信息、完全竞争的假定与现实经济生活相去甚远，其片面性也更加明显。但是，各个学派之间争论、批评和交流，也促进了它的不断发展。因此，对现代经济学的反思要从尊重和理解出发，在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博采各家之长，破除门户之见，作好创造性解读和批判性吸收工作。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学传统和精神的反思也是一个重要的任务，这就需要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一个全面而又深刻的把握和理解。目前经济学界的同仁，国学基础普遍很差，通古博今者了了，有的抱着民族虚无主义态度，也有的取民族优越主义作法，使得中国经济学的探索和发展脱离了自己的土壤。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需要的是科学的重新阐释，作好创造性地转化工作，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宝贵资源和前进的基础。

总之，要做好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反思，需要一代会通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文理的专家学者，需要对我们的教育来一番根本的改造。

经济学理论的反思本身就是经济学学术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与经济学实践的反思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经济学理论上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可以在经济学家的学术实践中找到它的根源。

对经济学家学术实践的反思，首先需要对中国经济学家的生存条件和社会状况有一个恰当而清醒的认识。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中心，中国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似乎有了很大的提高，行动的自由度似乎很大，有的成为某个政府部门的顾问，有的成为某家公司的高参，今天这里请去开会，明天那里邀去座谈，经济学家的自我感觉也不错。其实非也，这只是经济学家的一种错觉。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与其他科学工作者的状况无实质差异。从历史上来看，学问特别是社会科学学问，主要是有闲阶级酒足饭饱之后用以消遣的事情，其繁荣发展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今天，如果仅靠工资生活，经济学家也许离贫困线并不太远，很多人在思考学问的同时，不得不为生计筹谋。很多人其所以不得不去从事那么多的社会应酬，也与此有关。如果不能过上一种体面安定的生活，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学问之事也许有些太奢侈了。另一方面，社会又对经济学家提出了巨大的需求(包括政治宣传、政策咨询、经营策划等)，似乎经济学家都可以提供现成的答案；经济学家意咨气使，高谈阔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似乎思想可以自由骋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人牵着鼻子走。这一切就造成了经济学家个人的无意识和学术的无意识。无论研究对象的构建，还是理论结论的提出，上述的一切都会渗入其中，发挥作用，因此，经济学家的真正自由是非常有限的，这也许还不是一个造就大学问家的时代。经济学家需要对自己生活的社会条件作出认真的反思，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行动自由。

其次，要对经济学的科学场域进行反思。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的科学场域是一个比较混杂的场域，只要是在报刊上发表了某种讨论经济问题的文章的人，似乎都成了经济学家，而官方和业界的一些人士也纷纷谋求一个学者的头衔。因而，在经济学的科学场域内，同样也是假冒伪劣充斥。随着改革的推进，民间研究机构的出现，中国经济学界打破了原来的一统天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科学场域和子场域，开始形成一种竞争的态势。这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无疑是件好事。但是，由于学术批评和学术评价的制度和规则尚未完全建立，没有有效的评价、激励、筛选、淘汰机制，学者们的学术实践和行为不仅会有很多失范之处，而且也缺乏必要的制衡和自觉。各个子场域之间的竞争，学者们在学术场域内的相互争斗，不仅与在社会场域中的地位有关，而且也为其在学术场域中的地位所决定，因为很多事情都与经济学家的利害相关，使其难以自拔。再加上经济学帝国主义和中国经济学的显学地位，不仅影响到经济学家的内部交流和沟通，而且造成了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教育上的失误，很多经济学家知识领域狭小，专业训练和功力很差，很难出现会通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文理的权威和大家。

再次，要对经济学家的科学惯习作出反思。布迪厄把惯习看作是一种明确地建构和理解具有特定逻辑的实践活动的方法，一种实践操作的能力和创造性的艺术，合理的惯习既是某种适当的经济活动的先决条件，又是特定经济条件的产物。在经济学家的学术实践中，一方面，由于受实证主义唯物论的影响，很多人往往认为，我们的认知对象和所有知识完全是客观的，而不是被建构出来的，只要消极被动地复制，不需要积极地创造。也就是说，不必提出一些既现实又易于处理的理论假说，也不必进行必要的思想实验和逻辑实证，从理论上再现现实经济生活的矛盾运动过程。一些对历史数据进行简单回归就企图说明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作法，一些就事论事的对策研究，就是其突出的表现。另一方面，由于受唯智主义唯心论的影响，一些人把知识份子所从事的理论研究工作看作是一种唯理智的工作，而不是一种实践建构活动，特别是由于受计划经济和学究式思维定式的支配，一些人把实践建构活动看作是一种人为设计的产物，对个案研究和案例教学的忽视，对各种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随心所欲的使用，不能说与此无关。在经济学家的学术实践中，由于对利益关系的重视，使之往往对人们的人性特征和道德关怀注意不够。在经济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的相互交往和学术讨论中，往往缺乏相互理解和彼此容忍的精神，不是你好我好，互相捧场，就是借以压倒和“超过”对方，致使很多学术探讨毫无结果。其实，学术批评并不意味着我是你非，你高他低，也许是各有各的角度，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创造，各有各的片面，构成学术发展中的一个阶梯。所有这些，都需要经济学家进行不断的反思和保持必要的警醒。

反经济学常识篇2

问题1:以日常生活对某个经济学概念的理解取代经济学本身的理解

在许多人看来,经济学是比较容易学的,因为这门学科非常贴近生活,许多经济学的重要概念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被广泛使用。这个想法既对又不对,要小心对待。的确,经济学是关于我们日常生活的科学,讲的都是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道理。因此,学好经济学基本理论的诀窍之一就是,如果您碰到那些抽象高深的、难以理解的经济学原理,千万不要紧张,往往只需要想想这些原理讲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哪种现象,就可以借助这些生活经验很好地理解它们。但麻烦的是,生活也会对我们准确理解经济学知识带来障碍,因为经济学对不少基本概念的理解不同于我们日常生活的理解。然而,有些中学任课教师由于缺乏扎实的经济学基本功训练,一旦碰到自己不理解的经济学概念,就想当然地以日常生活中的理解取代经济学本身的理解。

例如,比较优势(又称相对优势)理论是经济学解释分工与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最基本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在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生活》教材第十一课第一框第一目在讨论贸易全球化时设计了一个内容如下的探究活动:甲国生产粮食的劳动生产率是800千克/人,生产肉类的劳动生产率是600千克/人;乙国生产粮食的劳动生产率是1000千克/人,生产肉类的劳动生产率是1200千克/人。教材借助例子让学生思考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这两个国家应该如何分工和贸易。显然,按照比较优势,甲国应该主要生产粮食,乙国应该主要生产肉类,然后两个国家进行粮食与肉类贸易,两个国家都会从这场分工与国际贸易中获利。可是,在这个经济学基本理论教学中却发生了不少啼笑皆非的事。某省的一位教师就曾告诉笔者,说他以及他们省的不少教师怀疑教材把数字印错了,他们和学生比来比去,发现不管生产粮食和肉类,乙国都比甲国有优势,怎么也得不出上述答案。于是,他们就断定教材出了错,并做如下修改:甲国生产粮食的劳动生产率是1000千克/人,生产肉类的劳动生产率是600千克/人;乙国生产粮食的劳动生产率是800千克/人,生产肉类的劳动生产率是1200千克/人。他非常高兴地告诉笔者,这么一改,任课教师及学生很快就明白了:一比较,在粮食生产方面,甲国比乙国有优势;在肉类生产方面,乙国比甲国有优势,应该按答案所说的模式进行分工贸易。可是笔者以为,这样的改动,是在探讨绝对优势理论。笔者就耐心地向他解释了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的区分,可解释了半天,他还是认为比较优势就是两者比较之下的优势,绝对优势是无需比较也能够看出来的优势,他还说平时生活中人们都是这么理解的。这就是他们犯错误的原因,碰到自己不理解的经济学概念就以为可以按日常生活的理解来理解。其实,不管绝对优势还是比较优势,都是相互比较的结果,只是比较的内容不同,前者比较的是两者(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后者比较的是两者机会成本的高低。

在《经济生活》教学中,这类用日常生活中的理解想当然地去理解经济学理论概念的例子还有不少,如对市场、公共物品的理解也经常是如此。

问题2:把经济学不同分支学科、不同场合对某个概念的定义混为一谈

学习经济学的困难不仅来自于经济学对某个概念的理解不同于日常生活,还来自于不少的经济学概念在经济学内部的不同分支学科、不同场合有着不同的定义。但是,从一些教师的授课及编制的习题中,笔者发现,有些教师在平时经常把经济学不同分支学科、不同场合对某个概念的理解混为一谈,给学生准确理解和运用经济学知识制造了不少的麻烦。

“投资”是经济学最常见的概念之一,《经济生活》有一课专门介绍投资的基本知识;每个教《经济生活》的教师都会向学生提及“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要做到准确理解、使用“投资”这个概念还真是不容易。

笔者曾经在许多新课程培训场合问过这样一个问题:投资者买入二手的机器、厂房和设备属不属于“三驾马车”所说的投资?有些教师往往不能准确回答。其原因就在于不少教师弄不清楚“投资”在经济学不同的分支学科之间有着大不相同的含义。只要学过宏观经济学的都应该知道,“三驾马车”所说的“投资”是指社会生产能力的新增加,如形成新的机器、厂房和设备。买卖二手的机器、厂房、设备自然就不属于什么投资,因为它没有为社会带来新的生产能力,只是社会已有生产能力的重新配置而已。显然,《经济生活》第六课所说的“投资”与“三驾马车”所说的“投资”大不一样,它是投资学与微观经济学意义上的,是指一切追求价值增值的行为。

经济学还有不少概念也是如此,在不同分支学科和不同研究场合的定义会大不相同,如“长期”、“短期”、财政收入这些概念。

问题3:教学和命题时不注意理论表述上的数学严谨性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数学化程度最高的学科。虽然目前《经济生活》的学习并没有涉及数学,但对许多理论的理解和表述往往要求教师具备一定的数学基础,否则,命题或观点的表述就容易出现科学性错误。

大家都知道,某个因变量通常总是要受到多个自变量的影响,如果研究者要分析其中某个自变量的变化对该因变量有何影响,就得假定其他自变量统统保持不变。这是科学研究的常识,所以在教材中经常会见到“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提法。可是,在实际教学中,有些教师容易忽略这一点。若干年前,一位教师向笔者诉苦说,她在课堂上讲述居民收入水平、 物价总水平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时,这么表述:假设居民收入水平保持不变,物价总水平越高,居民的消费水平就会越低。这个表述是非常严谨的,却遭到了科组长的严厉指责:现实生活中居民收入水平是不断变化的,你怎么能够作出这种不符合现实的错误假设,并指责这位教师误人子弟。其实,是这位科组长理解有误。

有的教师也许会私下认为,中学政治教师不具备上述知识,也不会过多地影响教学。诚然,上述知识看起来并不重要,可是一旦教师不具备上述知识或忽视了这一点,他的教学就有可能出现科学性问题。笔者曾经见过这样一道题目:

某同学通过调查某鸡蛋市场的销售情况,获得了如下调查数据:

请问该数据反映了什么样的经济生活规律?

答案是说这些数据正好反映了经济学中着名的需求法则,题目还据此要求学生画出需求曲线。其实谬之大焉,需求法则是有前提条件的。要考查商品价格的变化对该商品需求量的影响,必须假设影响商品需求量的其他因素均保持不变。这道题的问题就出在影响鸡蛋需求量变动的因素不是一个,而是多个:除了鸡蛋价格的变动以外,还有时间的变化。这样一来,鸡蛋销售量的节节下降,也许与鸡蛋价格上涨关系不大,可能恰恰是隐藏在时间背后的其他因素的变化导致的,如消费者的偏好变化等。

笔者在新课程培训时经常问教师们一个问题,怎么概括需求规律?得到的答案在全国各地几乎都相同:商品的需求量与该商品的价格变动成反比。其实,正比与反比是有着严格的数学定义的。不能动不动就把两个变量的变化方向相同说成是成正比,因为教师们说的通常恰恰是指两个变量具有正相关关系,或者自变量与因变量构成了增函数;也不能动不动就把两个变量的变化方向相反说成是成反比,因为教师们说的通常恰恰是指两个变量具有负相关关系,或者自变量与因变量构成了减函数,简单说,反比函数是一条无限接近横坐标与纵坐标的双曲线。

反经济学常识篇3

迄今以来的人类历史就是一波接一波、一个周期接一个周期地向前发展，没有周期的发展是不可理喻的。在马克思的经济学里，经济周期通常表现为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这几个阶段是周而复始的，所不同的是有时候周期长一点，有时候周期短一点，有时候这个阶段长一点，另外的阶段短一点。当然，人们都希望高涨阶段越长越好，最好永远是高涨阶段。然而正如一年四季不可能永远都是夏天一样，经济发展也不可能永远都是高潮。

我们经常讲市场经济的机制，事实上，危机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机制。在市场经济下，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那些引领经济快速发展的产业领域，通常会吸引大量的投资。人们高歌猛进，其中就会不乏泡沫，危机就是为快速前进的经济列车踩刹车，就是要把快速发展时期积累的问题集中地、一次性地加以解决，就是要强制性地挤出泡沫，强制性地淘汰落后，调整和提升结构，刺激创新。马克思曾经指出，固定资本的更新是资本主义走出危机的契机，讲的正是这个意思。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经济周期中危机阶段的强制性淘汰，或许就不会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国家所以能够不断创新，大概就在于危机的强制性。

有时人们把危机当作不好的事情，马克思曾经以社会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取消市场经济的设想消除经济危机。然而，实践中由于计划者的知识和信息有限，加之特别强烈的主观价值取向，结果人为地制造了更大的危机。人们所以最终通过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实践的比较选择了市场经济，就是因为相比较而言，市场经济的社会组织成本更小。

凯恩斯的整个设想就是要通过政府扩大支出，注入货币刺激复苏。然而经济危机所以爆发，这其中通常有结构问题、产能过剩问题。大量货币的注入只能“平面”地恢复，只能在更大规模上复制原来的产业结构，甚至使结构问题、产能过剩问题更严重了。应当认识到淘汰的积极作用，没有淘汰就没有调整和重组。凯恩斯的经济政策主张是一种淡化淘汰的平面复苏，取消淘汰的更大规模的复苏只能是滞胀。这样的复苏是靠外力打“强心剂”恢复起来的，一旦停止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强心剂”，经济就会二次跌入低谷。

危机的意义如此，接受了市场经济就得接受市场经济的机制，危机就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机制。凯恩斯主义的问题在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者说对此点认识不够。既然危机如同人体感冒发烧一样，就应当以平常心对待危机，千万不能反映过度。感冒本来是排毒，是人体的自然调整，感冒一来就上抗生素，表面上看好了，其深层次的矛盾却被掩盖。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以及经济理论的演绎，正是说明面对危机不能反应过度。过度的反应可能会人为地制造短暂的复苏和繁荣，但接下来的必定是滞胀。有学者曾经作过如此的评论：自从凯恩斯主义诞生以后，西方民主政府再也不用担心由于经济萧条导致本届政府的下台了，他们完全可以花钱制造一场繁荣，然而紧接着而来的便是滞胀。面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危机，我们多少有点反应过度。我们应当做的是健全和修补市场，尊重市场，而不是频繁地宏观调控。这就是西方宏观调控理论遗产的现实意义。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反经济学常识篇4

关键词：数学；商业经济；应用

中图分类号：O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1

古往今来的经济发展中，数学知识在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古代有很多杰出的数学家，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对于数学研究和运用的历史悠久。在古代，数学知识的研究不够深入，人们在商业经济发展中对于数学知识的运用大多是简单的加减乘除的知识应用，到了近现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国际间知识的融合和交流，人们对于数学知识的研究更加深入，而数学也作为一门学科很好的发展起来，在数学学科的发展过程中，数学学科的发展也秉承着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发展，学科研究成果在经济生活中的应用也不断增加。

一、古代商业经济中对于数学的运用

在古代商业经济的发展中，对于数学知识的运用比较简单，基本上是运用加减乘除这些简单的数学知识，古代商业经济的发展，古代商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基本数学知识的运用。在古代的商业经济的发展中，数学知识的应用比较突出的就是在明代。在明朝，对于数学知识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研究体系，在理论研究方面并没有取得什么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明朝对于数学知识的运用是非常重视的。明朝中后期，中国的商品经济开始有了比较快的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时期，商品交流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商品经济发展对于数学知识的应用。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流的加强，已经开始出现了使用珠算进行数学知识计算的记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非常重视数学计算的重要性。在商贾买卖活动中，由于大宗货品交易量的增加，对于计算速度的要求比较高，珠算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商人交易过程中对于计算速度的要求，这也是我国古代在商业经济发展中对于数学知识运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除了普通的商品经济交流，在古代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也都对数学知识有着很多应用。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在明代中后期和清朝时期有了比较突出的发展，在这个时期，虽然社会经济的主体结构还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商品交换买卖的增加，小农经济也不可避免的要参与到市场交换买卖的活动中，因此，在这个时期，商品经济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这样，在经济活动中，商品的购买，材料的买卖，成本和利润的计算，合同的订立，契约的订立，货币的换算等活动，都需要大量运用数学知识。除此之外，在其他一些涉及到经济发展的方面，例如雇工、借贷、典当、抵押、交租纳税等活动中，也需要运用大量的数学知识，这些都是数学知识在古代商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运用。

明清时期，我国的商业经济发展到了一个高潮，这个时期，人们对于数学知识的运用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简单的运用方面了，数学知识的发展开始注重理论的培养，人们通过在日常的、生活中对于数学知识的运用，总结出了很多数学公式，计算口诀等等，而且开始使用汉字计数，九九乘法口诀表的总结，就是古代数学知识运用的理论结晶。

二、现代商业经济发展中对于数学知识的运用

相比于古代经济发展中对于数学知识的简单运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对于数学知识的运用要复杂的多，数学知识的运用范围不断扩大，数学知识已经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学科体系，有了比较完备的理论系统，生活中的很多方面对于数学的运用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加减乘除，数学知识已经深入到了人们生活中很多重要的方面。

在我们平时的商品经济发展中，比较突出的运用数学知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商场中的商品促销。商场中的商品促销，首先比较重要的就是进行市场调查，在市场调查中，需要运用数学中的统计学方面的知识，这就是对于数学知识的典型应用。除此之外，商场的促销活动也是暗藏玄机的，需要对促销货品进行销售情况的统计，促销利润的研究分析等等，都需要应用到数学知识。商业经济活动中，特别是销售工作，对于数学知识的运用是非常广泛的，计算利润与成本的关系，把各种条件因素设为变量，通过对于变量的变化情况，分析变量值的大小对于利润，销售情况的影响，能够更好地反映出变量对于销售利润的影响，然后通过变量和销售利润的函数关系，来确定最佳销售方案，这也是数学知识在当代商业经济活动中的重要运用。

当然，除了比较简单的函数数学知识的运用之外，还有一些比较高科技的行业，对于数学知识的运用比较深入，在一些金融行业会用到比较复杂的数学知识，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也会应用到数学知识来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各种经济系数，通过这些计算，才能反映出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变化，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比较好的数据支撑，以帮助国家更好地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在现代商业经济发展中，经济学是运用数学知识最为广泛的学科之一，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经济息息相关，我们国家的统计部门需要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的系数进行必要的统计分析，这些统计分析活动，正是对于数学知识的很好运用。

除了经济学，和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规划方面需要用到复杂的数学知识之外，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的经济方面需要运用到数学知识，比如，很多股民朋友需要运用数学知识来分析股市的走向趋势，以此来为自己的炒股活动提供帮助等等。

三、结束语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人们生活的社会都离不开对于数学知识的运用，古代人们运用数学知识的范围比较狭隘，对于数学知识的运用程度也不深，到了现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数学知识的运用程度加深，范围扩大，数学已经成为商业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计算工具，为我们的社会商业经济生活提供了大量的帮助。相信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人们对于数学知识的研究会更加深入，社会生活中运用数学知识的范围会更加广阔。

参考文献：

反经济学常识篇5

内容提要: 价值问题是反垄断立法和实施中的核心和前置性问题，在当前中国反垄断法实施面临制度分裂、“纸面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相背离等背景下，对这一话题的研讨尤为重要。成熟反垄断法律制度的实体价值主要表现在自由、效率和公平等诸方面，在经济理性的作用下，这些价值呈并存、竞争和融合的矛盾运动之势。受制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反垄断法表现出来的自由价值和经济理性等先天不足，是该法实施乱象的重要根源，亟待通过制度实践和竞争文化培育凝聚更多价值共识。

（二）反垄断法实体价值的内在冲突

自由价值和效率价值、公平价值有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一面，但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紧张。价值冲突可能体现在不同价值目标之间，也可能体现在对同一价值的不同维度的解释上。

如就自由而言，在语义上自由有原始意义上的自由、力量或能力意义上的自由、政治自由和内在自由等多种表现形式，但哈耶克认为这几种自由概念之间并没有共通的品格：“我们必须驳斥这样一种说法，即由于我们采用了同一术语来指涉各种自由，所以它们乃是同类的不同变种。”[1]而有关自由的理论——自由主义也有着两种不同的面相：从一个层面看，自由主义是作为普世的、基本的自由主义理念，它强调普遍性，不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发生重大变化；从另一个层面看，自由主义理论是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各自的制度建设过程中抽取出来的基本原则，它们离不开各个不同的社会载体，我们总是说美国的自由主义、英国的自由主义或者其他不同社会形态中的自由主义。[2]在公共政策和法律制度中，同样是自由市场体制的美国和英国，在19世纪末到20时期前半叶，对待市场竞争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在（美国）新出现的产业政策方式中，联邦政府通过建立竞争的基本规则然后扮演裁判的角色来影响产业效率”，“在英国的政策中，市场对那些其野心会促进经济增长的企业家产生了灾难性影响，因此市场机制被牺牲掉以保护这些企业家。”[3]对于自由价值理解上的差异，导致了英国反垄断法律制度的出现时点远远滞后于美国，并且也导致了反垄断法律制度设计上的差异。

在不同实体价值之间，各种现实和潜在的价值冲突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效率价值和公平价值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对行动自由加以限制，这也将导致自由与效率、公平之间一定程度上的紧张。在反垄断法制度史上，效率价值和公平价值之间则存在着更为直接的冲突。可以说，反垄断法律制度的演变过程，同时也是效率价值和公平价值矛盾冲突展开的过程。如在美国的反托拉斯经济分析中，公平价值常常是被无视的。芝加哥学派的主流观点是：即使公平价值应该被正视，那也是反垄断法以外其他法律制度如税法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才有波斯纳等学者得出效率价值应该是反托拉斯法唯一的价值目标的结论。但有学者认为，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效率价值是在帕累托最优意义上的资源配置效率，只是人类无数个价值观中的一种，某些更重视财富平等分配的哲人将不会认同帕累托原则。在实践中，资源配置效率的观点也遇到一系列挑战，有立法、执法上的挑战，有消费者的不满，也有经济学界对芝加哥学派理论的修正等等，不一而足。如后芝加哥学派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表明，现实中的垄断主要表现在财富转移而非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反垄断的首要目标应该是阻止财富转移而非提高效率。[4]

（三）反垄断法实体价值的融合与统一

尽管价值的内在紧张和冲突不可避免，但是实体价值的融合和统一也是反垄断法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以自由价值的内在紧张及其与效率等价值的互动为例，美国反托拉斯法史上，对纵向限制的规制主要有竞争分析进路和财产权分析进路两种。竞争分析进路是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强调的是纵向限制行为对竞争机制和整体经济的影响；财产权分析进路是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它关注的问题是所有权移转之后出让方是否还可以对交易对手的销售区域等问题进行后续的控制。从争议话题的性质看，无论是竞争进路，还是财产权进路，都可以说是自由价值的体现，前者是整体意义上的自由，即如何维护自由的市场体制；后者是个体意义上的自由，即如何确定财产权的边界。从这一视角观察，竞争进路和财产权进路之争，可以被看作是自由价值的内在紧张。

1911年的dr.miles案是彰显竞争进路和财产权进路紧张关系的第一起纵向限制反托拉斯法案例。在该案中，dr.miles是印地安纳州一家从事独占药品生产和销售的公司，该公司将药品销售给批发商或者有批发功能的药店再由后者销售给零售商。为促进销售，dr.miles建立了一个价格折扣的繁复体系，用于固定了批发和零售环节的价格。dr.miles主张它的多数商品是通过零售渠道销售出去的，由于零售渠道的销售取决于零售商的善意、对商品由衷的赞赏以及能否通过销售获得公平的利润，部分销售商的价格折扣行为可能导致dr.miles销售系统的损害并危及其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名声，所以有必要终止价格折扣企业的销售权限。[5]在该案中，法院没有充分回应dr.miles的主要抗辩理由，而是从财产权的角度另辟蹊径，“在商品所有权已经发生转移的情况下，经销商有权利自行确定商品价格，生产商dr.miles固定批发商和零售商的价格的行为是本身违法的，因为它违反了公共利益。”[6]显然，对于财产权和竞争分析进路的冲突，dr.miles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以财产权进路优先于竞争进路的角度来处断的。

在1977年的sylvania案和2007年的leegin案中，美国联邦法院从经济分析的角度，对竞争进路和财产权进路两种分析范式作了更好地协调。如sylvania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多数意见也是从传统的竞争分析进路入手，考察sylvania案的纵向地域限制销售安排对竞争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但比传统的竞争分析进路更进一步的是sylvania案区分了品牌内竞争和品牌间的竞争，并对有复合竞争效果的限制性安排作了权衡。在考察地域限制性销售安排竞争效果时，还引入了经济学中的“搭便车”的理论，主要地域限制安排的经济合理性。而“搭便车”的考虑正是dr.miles案中dr.miles从财产权进路所作的主要抗辩理由。而在2007年的leegin案中，法院多数意见更进一步地全面回应了dr.miles的抗辩理由，作出了无论纵向价格协议，还是纵向非价格协议，都一体适用合理原则的判决。

从美国反托拉斯法纵向限制法律适用的变迁可以看到，在芝加哥学派经济分析方法的“改造”下，竞争进路与权利进路开始有了显著的不同。权利进路是静态的、形式主义的：先确定权利的范围，再以此为标准判断特定行为的合法性与否；经济分析下的竞争进路是动态的、功能主义的：以“效率”价值作为衡量标准，分析特定行为对市场竞争的正、负面影响，包括对经济总体及不同利益主体的影响，进而决定行为的合法与否。在经济分析的大旗下，反托拉斯法中权利进路的适用范围不断收缩，权利进路的道德理据被不断淡化。[7]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观察到，由于财产权进路也可以基于“搭便车”的理论，而主张对财产权的边界作重新界定。所以，竞争进路和财产权进路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融合和统一的迹象。当然，随着知识的增进以及社会与制度之间的调适，反垄断法价值之间的并存和竞争还将长期存在，但也可能在更高的层面上继续走向融合。

四、中国反垄断法价值向度的反思

哲学家施米特有言：“价值之特殊性就在于它取代某种存在，只有效用。被规定的价值如果未得到实施，便一无所是；如果要使价值不至消解为空泛的表象，价值的效用就必须不断被实现。”[8]对于中国反垄断法而言，由于该制度刚刚确立，其实施还处在探索阶段，所以对中国反垄断法的研究，更应该侧重于分析其规范性的一面。当然，中国反垄断法条文及该法三年多来的实施进展也为其价值构成的探讨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引。对中国反垄断立法和实施中表现出来的价值向度应该如何回应？对反垄断法的价值向度作更理性的探讨，是在认知上乃至制度实践中形成价值共识的前提。

（一）反垄断法的价值冲突

从中国《反垄断法》的现行规定看，该法的价值是多元的，但不同价值之间的关系又是异常模糊的。如何界定《反垄断法》第1条中“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含义？“社会公共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消费者利益、公平竞争以及经济效率等立法目标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些法律文义上的含糊之处必须得到澄清，否则，反垄断法执法机关要么囿于语义的含糊不敢作为，要么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将出现过多的分歧。

《反垄断法》实施以来，执法机关所以在涉及行政机关、国有企业时消极避让，这与反垄断执法权力配置的不足、垄断行业治理传统的束缚以及中央政府反垄断执法意向的模糊等因素都有关联。如就反垄断执法权力配置而言，现行法是一个双层架构和多头执法的机制设计，由于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组织上的松散，发改委、商务部和国家工商总局行政职能的众多，都决定了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在短期内难以成为有力量的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就垄断行业的治理传统而言，无论是垄断行业的价格形成机制，还是垄断行业中的并购重组，都是以行政主导为基本特征的，这种治理传统并不支持反垄断法的实施。在行政主导的执法模式下，一项执法能否得到贯彻，中央政府的立场处在一个决定性的地位。但在反垄断法实施前后，中央政府推动反垄断实施的意向不仅不是很明朗，从实际行动看，甚至采取了一些与反垄断法实施明显背离的政策措施。如在特定的一些产业内，政府推动国有化和执行产业政策的意向远远大于实施反垄断法的意向。反垄断执法权力配置的不足、垄断行业治理传统的束缚以及中央政府反垄断执法意向的模糊只是制度的表象，在这些因素背后，隐藏着的是深层次的价值冲突。

首先，政治层面的价值冲突。政治层面的价值冲突集中体现在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冲突上。20世纪90年代，中国基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除了中国进行反垄断立法的体制上障碍。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作为反垄断法律制度生成基础的自由市场体制之间并不完全相容。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党和政府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护着意识形态方面的一致性、权威性。意识形态考量也成为中国立法和法的实施过程中基本的价值考量维度。这也是为什么在2007年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反垄断法》条文中，体现了非常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如《反垄断法》第1条立法目的条款中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在第4、5、6、7条以及第28条等条文中，都体现了非常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意识形态上的内在冲突是中国《反垄断法》实施困境的部分原因所在。意识形态的考量对反垄断法的立法和法的实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如何在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和反垄断法其他价值取向中进行平衡？都是需要正视的关键问题。

其次，经济层面的价值冲突。经济层面上的价值冲突主要表现在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功能替代和关系协调上。对于经济组织，一般而言，既可以通过市场机制，也可以通过政府介入。政府介入经济，又有宏观调控、管制、国有化、产业政策等等。中国政府是否积极推动反垄断立法及其实施取决于建构竞争秩序行动本身的可能收益，取决于建构竞争秩序与实施管制、产业政策以及其他行政管理措施之间的成本收益比较。由于产业政策在提升经济效率上与反垄断法有着非常强的替代关系，并且产业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公共政策体系中一直优先于竞争政策，这导致了在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制度竞争中，竞争政策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反垄断法实施之后，这一局面至今仍未得到根本的改观。产业政策取得优先地位，表明了中国政府对集中管理经济传统的继承。这一选择必然会抑制分散决策的经济组织方式——竞争政策作用的发挥。

最后，社会文化层面的价值冲突。从反垄断法的制度史可以看到，自由、平等等文化因素与经济、政治等因素一起，在世界第一部反垄断法诞生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反垄断法制度的运行和扩散还催生了竞争文化这一文化的分支系统。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更为支持的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正如李泽厚等学者所概括的：“中国传统中，始终有一个中国式的‘政教合一’的问题……这种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即宗教、伦理、政治三合一，表现为一种泛道德主义。从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到，都是如此”[9]。个体主义价值观与整体主义价值观的冲突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反垄断法制度移植中的基本困境。但所幸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努力把国有企业塑造成真正的市场主体，实现市场主体、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元化的同时，也促进了市场主体的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和营业自由、竞争自由、机会平等观念的滋长。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虽然未必真的能够推动文化的均质化，但迈克尔·波特“经济观念的趋同以及全球市场的压力可以说是已经缩小了文化属性影响社会经济道路的选择的余地”[10]的观点大致上是可信的。

（二）反垄断法的价值不足

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层面的价值冲突在中国反垄断法制度中的现实表现是反垄断法自由价值和经济理性的不足。美国等成熟反垄断法国家的前车之鉴表明：自由价值是反垄断法实体价值中的基石性价值，经济理性是反垄断法价值演进的知识基础。原因在于：反垄断法的出现是以自由市场体制为根基，自由市场体制的经济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了反垄断法这种更为倡导市场理性的法律制度的出现；没有经济自由，效率、公平等其他实体价值不可能得以充分展开。反观中国，尽管中国具备了移植反垄断法律制度的基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但是自由价值的先天不足，将构成制度有效移植的巨大障碍。在自由价值不能够得到充分实现的前提下，经济理性也缺乏其存在的根基。具体而言，中国反垄断法自由价值的不足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反垄断法》立法条文没有充分体现自由价值的重要性。在《反垄断法》第1条目的条款里，只有“公平竞争”的表达，没有“自由竞争”的表达，这是不甚妥当的。因为竞争有正当竞争和自由竞争的分别，并且分别由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来加以维护。由于反垄断法侧重于制止宏观的“协议打假球”行为或“黑哨”行为，以确保自由竞争的机制发挥正常作用[11]，中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条款更应该出现“自由竞争”。当然，《反垄断法》的现行规定并不能表明中国反垄断法完全没有体现自由价值上的追求，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表述中，由于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是保护产权和契约自由，所以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对自由价值的肯定。另外，“公平竞争”的表达，也赋予了市场主体一定程度上自由竞争的权利。

其次，竞争政策在公共政策体系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反垄断法在西方社会有“经济宪法”和“经济基本法”等美誉，这不仅仅是从修辞上对反垄断法的赞美，更是对反垄断法在经济生活中应有地位的认同。在德国的制度实践中，反限制竞争法之所以有经济基本法的称谓，是因为这部法被视为是其经济政策上的全面决定。相比较之下，在立法过程中，中国反垄断法从来没有被立法机关给予过如此厚望。在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案）》的议案[12]所附的草案说明中，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在关于制定反垄断法的指导思想的说明中提出：“反垄断法律制度既要有利于保护市场竞争，创造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更要与国家现行有关产业政策相协调，有利于企业做大做强和规模经济的发展。”从这一表述可以看到，即便《反垄断法》获得通过，但在中国公共政策体系中，竞争政策只是众多公共政策中的一种，“企业做大做强和规模经济的发展”明显更受重视，市场机制、自由价值在中国制度体系中的权重必然被低估。

最后，在经济实践和政策制定中，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中国的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是以“双轨制”而著称的。在这种改革模式下，政府不仅是改革的设计者和推进者，也在事实上决定着市场机制作用的范围和深度。产业被人为划分为竞争性行业和非竞争性行业。在非竞争性行业，由于政府人为设置了过高的进入壁垒，能源、交通、电信、电力等一些重要行业一直是国有企业的天下，国有企业处于没有实质性竞争的市场结构之下。在竞争性行业，一些领域，如汽车等行业，民营企业基本上也没有进入的可能，而在资金融通、证券发行等领域，民营资本总体上还受到方方面面的限制。财产权保护不充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被施加了很多人为的限制，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也就得不到充分的保障。

（三）反垄断法价值共识的凝聚

反垄断法的价值不足，最直接的应对方案是通过法律修订对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进行排序，提升自由价值的位阶，确立自由价值优先的原则，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愿望是不切实际的。这不仅在于现行法中的巨大价值分歧深深植根于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传统，也在于在法治仍较为孱弱的今天，即使通过法律文本达成一致意见并不能真正形成共识。所以，凝聚反垄断法的价值共识，需要长期的努力，需要从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齐头并进。

首先，需要拓宽价值沟通和对话的渠道。在中国反垄断立法和实施过程中，尽管存在着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层面的价值冲突，并且不同价值之间还可能存在着“不可公度性”，但这些价值冲突并不是完全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消解的。如就意识形态而言，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诺斯恰当地指出了意识形态的价值功能、内在规定性及变迁规律：“1.意识形态是种节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环境，并被一种‘世界观’导引，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单明了。2.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在观察世界时对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3.当人们的经验与其思想不相符时，他们就会改变其意识形态观点。”[13]既然意识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探讨意识形态与经济、社会情势的相互调适，就成为可能。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治理理念的变化，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种种修正，都说明了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正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在悄然改变。值得庆幸的是，思想观念上的解放反过来往往也在引领着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在对中国社会问题有着基本判断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拓展价值沟通和协调的渠道，以达成更多的经济治理和制度建构的共识，是当然的路径选择，通过制度的运行实现价值的沟通和对话。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法治观念的传播、知识的增进、信息交流途径的拓展都将有效地促进人们价值共识的凝聚。

其次，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垄断行业的改革。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不是整体变革，而是在维持原有主体经济不做根本性变动的条件下，在国有经济以外推进的增量改革战略……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后，我国社会始终存在一个‘向哪里去’的选择问题，或者是确立，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或者是沿着重商主义的道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或称‘官僚资本主义’、‘官家资本主义’）的穷途。”[14]事实上，在国有经济的内部，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先后通过放权让利、承包经营、股份制改造和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等方式深化了改革，包括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电力、电信、民用航空等行业开始的政企分开、纵向分离、引入竞争等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但总体上看，近年来垄断行业的改革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在一些领域还出现了“国进民退”等现象，以至于社会学者对垄断行业改革的评价是：“在整个90年代……在体制的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并且在强有力地影响着改革的方向和世纪的进程。其结果就是，改革的过程越来越多地被一些社会力量集团所左右，甚至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15]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打破既有利益分配格局，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是当前改革的当务之急。只有深化垄断行业的改革，国有企业差别适用、行政权力不当介入市场等行为才能够真正得到遏制，反垄断法的权威才能够真正得以确立。

最后，强化反垄断法的实施，并培育竞争文化。价值共识的凝聚和竞争秩序的建构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需要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法治建设等方面共同推进。考虑到制度与价值共识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制度的建设至关重要。在中国反垄断法的实施和制度完善过程中，可以尝试从强化行政性垄断规制、协调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之间的冲突、完善反垄断法实施机制等制度着手，逐步推进。在竞争文化的培育方面，徐士英教授等学者较为详尽地介绍了日本竞争主管机关培育竞争文化的具体做法，如在竞争执法方面，采取了较为现实主义的立场，在竞争推进方面，缩小了反垄断豁免的范围、推动了规制法的竞争法化、建立了竞争评估制度，并在公共关系方面投入了巨大的努力，宣传反垄断政策和竞争文化等。[16]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制度经验：官僚主导型行政模式如果运用得当，反而会促进竞争文化的宣传、普及以及建构相应竞争制度的速度。在中国反垄断法制定并实施以来，部分领域的反垄断法执法如经营者集中审查稳步推进，一些反垄断法执法和司法案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反垄断法学术研究和学术研讨形成新的热潮，这些努力客观上都将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竞争文化的形塑，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凝聚人们的价值共识。中国竞争文化的培育和反垄断法制度完善的过程，也将是反垄断法的价值实现的过程。

注释:

[1]［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12月版，第6－13页。

[2]参见高全喜：《大国之道：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载中国民商法律网http：//.cn/article/default.asp？id=26893，2011年11月23日访问。

[3]［美］弗兰克·道宾：《打造产业政策——铁路时代的美国、英国和法国》，张网成、张海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25页。

[4]参见任剑新：《美国反垄断思想的新发展——芝加哥学派与后芝加哥学派的比较》，载《环球法律评论》2004年夏季号。

[5]see dr.miles medical company v.john d.park＆sons company，220 u.s.373（1911）.

[6]前引[5]。

[7]参见叶卫平：《在自由与公益之间——特许权配置解析》，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8]［德］卡尔·施米特：《价值的僭政》，载王晓朝、杨熙楠主编：《现代性与末世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124页。

[9]李泽厚、王德胜：《文化分层、文化重建及后现代问题的对话》，载《学术月刊》1994年第11期。

[10]［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73页。

[11]参见邵建东编著：《竞争法教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23－24页。

[12]《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案）〉》的议案》，国函［2006］53号。

[13]［美］道格拉斯·c·诺斯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53－54页。

[14]吴敬琏：《吴敬琏经济文选》，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59页。

[15]孙立平：《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5页。

反经济学常识篇6

[关键词]知识经济；会计学；会计假设；会计原则；会计计量

当前，人类社会正在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是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以信息化和化为基础，通过持续、全面的创新，最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统一，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会计的发展是与经济环境相适应的，为了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我们必须以全新的思维，探索知识经济时代下的会计观念。这些变化具体表现在对会计假设的冲击，对会计基本原则的冲击以及对会计计量的等等。这些冲击与影响会极大地推进会计学的发展。

一、对会计假设的冲击与发展

按照我国《会计准则》的规定，会计核算基木前提是：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货币计量。会计假设的作用不言而喻。然而，这一作用的正常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假设的性、合理性。当假设建立在合理、科学的基础上时，它会推动本学科的发展；相反，当假设失去了支持它的合理事实基础时或者当假设所依据的事实与现实差距很大时，会计假设也必须及时作出相应修正，以适应新的环境。

（一）对会计主体假设的发展。在传统会计中，会计主体是指拥有一定经济资源并对这部分资源负责，具有经济业务的独立主体。经营组织的独立化，要求会计不仅记录和反映业主财产的变化，而且要视组织为一体，反映其日常收支及经营成果，即需要确定会计空间范围，会计主体假设从而产生。传统的企业会计只核算企业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并向有关方面提供会计信息。而这种情况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是不能适应时代要求的。网络交易的发展，导致会计主体界限越来越模糊。电脑技术的发展与广泛突破了地域空间对经济交往的限制，这些网上实体的出现对传统的会计实体假设是一个挑战。如何正确、客观反映其资产负债及财务状况，是知识经济下会计假设应设法解决的。

（二）对持续经营假设的发展。按照持续经营假设的基本含义，除非有反面例证，否则就能够认为企业的经营活动将无限地经营下去，即可以预见的将来，企业不会面临破产清算。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企业的再生产过程才得以进行，企业资本才能正常循环周转，所有资产也将按照预定的目标在正常的生产经营过程被消耗、售卖等等。然而企业不论其规模大小，它总是一个“有限生命”的组织，一旦能够证明会计主体已无法履行其所承担的各项义务时，本假设就失去了支持它的事实基础。例如：企业面监倒闭、破产的情况；会计个体被兼并的情况；还有“网上实体”本身就不适用持续经营假设。

（三）对会计分期假设的发展。会计分期假设本身是对持续经营假设的一种补充，是指人为地将企业不断的经营活动分割为若干个较短时期，据以结算帐目和编制会计报表，提供有关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会计信息。它存在的原因与会计管理职能直接相联系。之所以要期间损益，定期编制会计报表，主要是通过报表，找出存在的问题，以利于下一个周期的生产经营。但是人为地划分区间，并且“待摊”“预提”费用等，必然导致客观经济现实与会计反映结果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背离，成为引起会计信息失真的制度原因，即会计期间的划分将不可避免引起会计信息的部分失真，这是会计分期假设本身固有的缺点。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传统的以年度为期的会计分期假设将受到冲击。

（四）对货币计量假设的发展。货币计量假设包括币值不变（一致性）假设和记帐本位币（唯一性）假设两个附带假设。一方面，“媒体空间”的无限扩展性，使得国际间资本流动加快，资本决策可在瞬间完成，从而加剧了会计主体所面临的货币风险，也冲击了币值不变（一致性）假设。前不久发生的东南亚危机所导致的一些国家的货币大幅度贬值，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网上银行”的兴起，“货币”的出现，则强化了记帐本位币（唯一性）假设，使得货币真正成为观念的产物。

二、对会计基本原则的冲击与发展

会计原则是指确认和计量会计事项所依据的规范和规则，它对于会计人员选择会计程序和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会计原则大多是从经验中归纳而来的，与会计环境关系密切。为了与知识经济的要求相适应，会计基本原则必须及时做出相应的修正。

（一）成本计价原则。历史成本因其客观、可验证、易取得的特性，在传统会计中长期处于“一统天下”的地位。但在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为主要资源，依靠发达的科学技术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决定条件，如按历史成本计价，往往会低估无形资产的实际经济价值。在市场瞬息万变，风险和收益都呈极大化趋势下，将历史性会计信息用于决策时，往往有滞后的效果。历史成本存在较大的缺陷。但并不是说在知识经济时代应放弃历史成本计价，而是根据未来会计中的决策需要，采取多重计量手段才是科学的选择。

（二）确认原则。收入确认原则，是有关收入入账时间确认的原则。传统收入确认原则的最大弊端在于收益揭示不完整，信息使用者对真实盈利能力的判断。传统收入确认原则更确切地说是营业收入的确认原则。我们知道，企业收益分为两类：一类是资产置存收益，是指由于置存资产而尚未实现的收益；另一类为营业收益，是指销售资产所获得的收益。传统出于谨慎性考虑，不承认未实现的资产收益，会计人员所报告的企业收益仅是第二种收益，而不是全部收益。在知识，企业生产的产品是知识密集型产品，具有较高的增值性，忽略其置存收益会影响投资者对企业的整体评价。另外，产品的个性化和商务的兴起，使生产商、销售商、顾客之间信息沟通更为畅通，产品的销售风险大为降低，资产置存收益实现的可能性显著提高，因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收入确认应由单一的“已实现”标准向“已实现或可实现”标准转化。

（三）费用配比原则。在传统的会计中，未耗成本仍具有未来经济效益，应作为资产处理，已耗成本则予以转销。配比要求在收入和费用之间能有一种合理的关系，但是很多费用和收入之间却很难找到这样的关系，通常只能是依据一种假定的关系而进行的，结果会丧失会计信息的客观性和可靠性。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信息技术用于会计，会计系统可以同时提供并分别采用各种费用分配的会计信息，以便信息使用者全面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费用与收入配比已不是确认费用的唯一标准，费用确认标准将趋向多元化。

（四）权责发生制原则。权责发生制原则是收入实现原则和费用配比原则的前提。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权责发生制原则也受到较大的挑战，其原因主要表现为：首先，权责发生制不利于反映企业本期现金流量信息，现金流量是企业非常重要的一项财务数据，它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流动性和偿债能力的有效评价。而在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的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知识创新、扩散的速度很快，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加剧，企业稍有不慎，就可能面临破产、清算。其次，权责发生制下所确定的净收益有其自身的缺陷，会计收益中包括许多非现金的应计和递延因素，其数额的分配是依据假定关系而进行的，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容易导致收益结果不能真实、可靠地反映企业经营业绩。最后，权责发生制依赖于一项未经证明的假定。无论是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还是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在其提出的概念框架结构体系中，都假定采用权责发生制会计所得出的企业收益方面的信息，比只依靠现金收付说明的财务情况更为有用。然而，上述假定并没有得到实践的验证，相反，全球都非常重视编制现金流量表这一事实，对此还作了明确的反证。

（五）充分披露原则。在知识经济环境下，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技术不但能够快捷地传递大量信息，而且也为用户提供了直接这些信息的手段。如果再单纯提供综合性信息，将影响信息使用者进行判断和决策。因此，会计工作应着重提供多种属性的报告：既包括最低层的原始数据，也包括高浓缩的综合信息；既包括定量信息，也包括定性信息；既包括信息，也包括预测信息等，使会计信息的披露更好地反映出相关性的特征。

三、对会计确认和计量的影响

传统会计理论，将货币计量作为一项基本假设，以是否可计量作为能否纳入会计信息系统的一项基本标准，在计量属性的选择标准上，首先考虑的是其可靠性，即这种计量必须是建立在已经发生、客观存在、可以验证和检查的基础之上。为适应时代要求，会计确认的内涵将得以扩大，财务报表要素将被重新定义、分解，确认标准也将重新界定。现行确认范围之外的诸如人力资源、自创商誉、衍生工具等一些对企业生存至关重要的经济事项将纳入报告体系加以反映，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全面完整的信息。随着未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各种交易活动与交易手段的不断创新，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出现融合的趋势，将是未来会计确认基础的发展方向。会计计量贯穿会计系统的全过程，是会计系统的核心环节。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各种新现象、新不断涌现，员工素质、市场份额、企业背景、行业资料等许多无法以货币量化的信息将进入会计信息范围之内。根据不同会计事项，不同业务性质，选择适当的计量属性，以提供各类决策相关信息。因此，未来的计量模式将会出现货币计量与非货币计量并重、以历史成本计量为主的多种计量属性并存的局面。

反经济学常识篇7

一、有关“反欧洲中心主义”及其对明清历史重估的理解

欧美人看历史中国的好与坏，撇开因人而异、从来就非铁板一块的复杂因素外，从主流意识上说，它是因时而变，重心多次发生变化。无论是在中世纪晚期、启蒙时代或者“工业革命”时代，时高时低的评价，多般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境遇，“以我为主”，为其所用。根本性的变化发生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评价的取向与重点发生重大转移，才有了今天所说的“欧洲中心主义”居主流的中国观。19世纪60年代后，中日两国学界对此的反应颇为不同。似乎日本学界也有“以我为主”的意识，在“明治维新”成功后，对“欧洲中心主义”有所抗争，有“东洋史”等等话题的提出。

同样，20世纪后半期开始发生的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转而对明清历史有诸多好评，中国学者也首先应当设法寻求理解。这里，除了西方社会内在的思想分化或思想变迁以外，2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极大地帮助了一些“反欧洲中心主义”者树立信心。因此，由他们引起的众多“问题意识”，除了历史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联外，也还包含了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现实世界的关联。对后一点，有些史家注意不够。

“反欧洲中心主义”史学的代表性的人物、多卷本《现代世界体系》的作者华勒斯坦，在《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一书里，通过其写作的长文，发出了对现实的强烈反诘：“西方是否真的兴起过？或者说西方事实上是衰退的？它是否曾是一个奇迹，或者是一个沉重的病症？它是一项成就，或者是严重的失误？是理性的，或者是非理性的实现？是不寻常的突破，或者是不寻常的崩溃？我们是否需要了解其他文明以及其它历史系统何以会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加以限制？而这是预先设定好的状态，或者纯粹是意料之外的？（注：卜正民、Blue主编：《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第二章“西方、资本主义与现代世界体系”（华勒斯坦），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最后一句，特别提醒：对于抑制资本主义出现的文明系统（华氏显然首先是指中国），要另眼相看。这里，华勒斯坦要表达的是有没有可能走出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的另一条历史通道。至今为止，国内赞同“反欧洲中心主义”对中国历史重新评价的人，没有注意到这一思想背后的思想倾向，似是不应有的疏忽。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对这种史学思潮可能产生的现实导向，有没有清醒的认识，以及如何明智地应对。

我们对“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应对，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进行研讨。

第一，基于事实的层面：“反欧洲中心主义”有强烈的重新解读历史的冲动，因此他们在重新解读甚至想颠覆欧洲史旧体系的时候，特别注意吸收近年欧洲史研究对其有用的新成果。同样，他们也对中国历史的光明面、积极的成果非常敏感，很想把被“欧洲中心主义”遮蔽了的东西，展示于阳光之下。这两者对我们都有历史认识方面纠偏补全的冲击作用。由此启发，若要全面地进行明清史再认识，则需要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的双向互动，难度将大大增加。

由于“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提醒，我们确实有必要重新反思，力求更全面地看待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但是，应该引起警惕的是，不能以一偏纠一偏。对“反欧洲中心主义”背景下出现的许多新的历史判断，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事实层面上需要独立地省视，应该有自己的主见，注重实证，拿出我们自己的东西。在实证方面，我们应该拥有西人难以替代的本土优势。这种新的西潮，应该成为激励我们更细致全面考察国史的强大动力，而决不是跟风而进，单纯变成另一声音的消极代言人。

第二，基于价值认同的层面：无论叫“资本主义”还是叫“现代性”，都不是完美的，它本身已经带来的社会病症，或者可能有的未来隐患，“反欧洲中心主义”者的棒喝，并非全然是危言耸听。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惊叹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断然丢弃长期学术积淀形成的历史比较“规则”，我们对历史发展的把握，会不会变得无所适从？至于更宏观的道德诉求，诸如物质与精神、效率与公平等等的不和谐，恐怕是一个永恒性的难题。在史学上过度的执著，会不会再度激活出新的“乌托邦”倾向？例如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后来有些国家找到了较好的内部解决办法，但它往往又是以把贫困包袱甩给别的国家为代价，转换成国际性的困局，从人类历史全局来看，仍然是一个大难题。因此，当我们进入历史评估时，往往需要有历史主义与价值观的平衡，而非执著一端。

历史学的特点之一就是需要冷峻地“秉笔直书”，需要有一种超乎情感之上的，实证地描述历史变迁的职业意识——不论中西，任何历史都是连续的，是连续中的发展。历史轨迹的明晰，是每个国家发展自己的基础。在这一意义上，历史学独立的认识价值，就在于它是为“现在”而提供“过去”的情景，过分注重对“未来”的设计，会使历史学走向“过度诠释”的歧途。但我们也无法否认，价值观的分歧，必然有形无形地影响着史家对历史描述特别是评估的主观取向，这是史学上的一个吊诡。学术上如何处理，也需要史学界进一步研讨。

二、关于明清历史再认识视角的变化

1840年开始，中国一再受挫于列强的“船坚炮利”，原有“天朝优越”的自信力终于遭遇到了严重的动摇。史学家从“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法则中，感受到了中华民族有难以自存以至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这样的情景下，回溯明清历史，关注对政治史的批判，认定明清已经走到“前现代”的尽头，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占据着主流的地位。现在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恰恰是针对着这种史学倾向而来的挑战。

当前，我们对明清史进行再认识，自然就会产生许多新的检讨角度。择其要者，大致有两方面的观点值得注意：

首先，对“革命”做法的检讨，觉得它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缺乏同情地理解的态度——一个国家，不要说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大国，它的存在，总有一种“历史精神”在支持；它曾经采取的治国方略，总有它存在的一定“合理性”，也包括当时不得不如此做的原因。否则，它的存在，就成为不可理解的怪物，而想要前进，要摆脱困局，也不容易找准入手的路向。推倒一切重来的“革命”不是好办法，后遗症严重。受此苦痛，史家意识到有必要秉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更全面、更深入、更细致地鉴别分析明清历史的实际运作状态，特别是挖掘这些运作的“历史土壤”有否改良的可能，而非脱胎换骨，“只争朝夕”。这种时候，久被压抑的历史连续性问题，与过去总期望历史突变不同，成为了考察历史不可或缺的另一视点。

这里，思考的难点，是如何把“合理性”变成动态的概念，由此回答连续性与社会变革的契合关系在哪里？否则，“长期停滞论”很难以从根本上被驱赶出去。易言之，当变革实际上还没有获得根本性的突破之前，“长期停滞”的提示，在思考中国长时段历史上，会不会仍然有其认识论上的价值？

其次，与前述相联系，历史考察的视域必然地要有所扩展。近20年来，这方面的进步还是比较快的。原来史学的重心始终是政治史和人物史，现在经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等等，都逐渐在深入展开。站在历史前台的是事件和人物，但事件与人物背后，或者说海平面以下的，是所有人与人相处关系的社会规则，以及由规则“丛林”构成的结构性历史。因此在研讨“前现代”或向现代过渡的时候，经济史与社会史的作用必然要被突出起来。总体上说，在中国，目前专史、断代研究的力量较强，成果多，而跨朝代的、连贯的研究难度高，一时还跟不上来。但少了这种延续性的通贯研究，就很难准确定位断代史，更难把握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脉络，以及它连续而非断裂式发展产生的路向。

在“现代化进程”的讨论中，曾经有一种意见很受大家重视，那就是“整体的、全面的、协调的同步发展”。其实有哪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的“转型”过程（请注意，这里说的是过程，而非最终结果）真正全面协调得那么顺利？西方专家提出的静态“现代化理论”不仅太理想，而且也与各国历史实景不是很吻合。在各国现代化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大凡经济推进的欲求最强，共通性也最大；其次是政治，政治与经济的匹配，恐怕有许多绕不过去的相关性，但其间不仅滞后是经常有的，而且也表现出某种为许多理论家不可思议的妥协性与灵活性，两者的匹配有本土的特点；意识形态的通约程度就更要低一些，民族文化的特色往往会表现得最为强烈。因此，同是走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因子的匹配，具体的对应组合方式，实际是相当机灵和多样的，是随机性的，也可以说是创造性的。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这样说：现代化没有标准模式。只有在各种模式的整体效果上，是可以比较甚至评判的。但即使效果最佳，其他国家也往往很难“克隆”，往往也是“一次性”的。因此，放到“前现代”中国历史的考察中，学界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中国“前现代”社会中，有没有应该被发掘出来的“现代化资源”？假若有，是哪些？但从实际历史运行来观察，又会纠缠于前述三者互动节奏的“合理性”在哪里？实际上却缺乏明晰的判别依据。因为讨论到突破的环节，什么时候以什么最佳，史家多般无从主观下断。在这里，我们只能隐约地感到，历史从来很难服从理论，而理论却必须依据历史来修正。这样，问题又回到需要对中国历史进程进行全盘性的总体思考上来。

三、关于明清经济的发展与不发展

如果回到长达五六百年明清经济史叙事的角度，确有相当多的史料能够证明，中国的经济主体——无论是工商业者还是农民、手工业者——不缺乏经济理论的考量，也没有停止过它自身的经济上升运动，所谓“长期停滞”是一种受“欧洲中心主义”影响的偏见。但即使是“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史学家，也都认为19世纪之后，中西历史发生了“大分流”，中国沦入了真正的“停滞”。对于后一说法，我们似乎把它忽略了，未能认真地予以正面回应（注：参见王家范：《中国社会经济史面临的挑战——回应〈大分流〉的“问题意识”》，《史林》，2004年第4期。）。

笔者以为，由于各断代经济史微观研究深入的结果，事实上已经把“长期停滞论”撕成了碎片，伤痕累累。由宋入元，由元入明，由明入清，由前清至晚清，乃至晚清至民国，经济都不曾有过真正的停滞。微观或断代研究不足的地方，就是各代说各代的，不能顾此及彼，把连续发展在时段上系统化，用以论证中国经济发展整体状态的趋向，揭示它的发展以及不发展两面。但是，明清经济史的考察，即使发掘的光明面再多，也无法绕过一个巨大的障碍：如何通解过去说的“中国近代的落后”？这是与西方国家、与日本比，要否认也很难。那么这种“落后”与“前现代”的历史有没有关联？可以把这种原因仍然单纯地归咎于“列强侵略”（“反欧洲中心主义”就有类似暗示性的倾向）吗？恐怕很少有人会这样认为。

对明清经济发展状态的估量，应该说是比较困难的，主要谈两个问题：

其一，在历史上，讨论经济发展的水准，最容易成为观察“社会进步”与历史分期标志的是工具、能源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源开发、物质增长的速率。它们都是非常醒目的标志，判别上最不容易出现歧见。“前现代”与现代，在这方面的分水岭便是以煤为能源的蒸汽机的使用（所谓“煤铁联合”）。中国“前现代”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人力资源与手工机械。为什么它向现代“煤铁联合”的机械化生产转变反应慢而效率低？这是很需要费心回答的大关节。

与此相关联，笔者以为许多学者对“人口”的正面效应估计不足，不顾国情的不同，片面执著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人口多，当然容易造成生产与消费相冲的危机；但人口多，强大的生存欲求，也能促发各种经济开发的努力，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发展总量的增长。因此，直到清亡为止，从“前现代”经济的特性上衡量，中国是不是到达了“人口危机”的临界点，变成了消极的因素，还是相反，劳动力丰厚与密集恰恰是宋以来经济能长期连续发展的基础？这需要讨论。当然更关键的，被西方视为现代经济转变标志的那种技术进步，为什么不能发生在中国，以及即使后来学到的、使用了，发展得也很慢，比日本都差得太多（我曾经比较了19—20世纪中日棉纺织业的不同发展态势（注：参见王家范：《发展与忧患：明清史再认识》，《解放日报》，2004年8月8日“思想者”专版。））？这就启示我们需要从经济总量以外的角度思考问题，需要关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改变的其他要素。

其二，不管“反欧洲中心主义”如何颠覆传统的中西比较，也不可能取消中西历史比较作为方法论存在的意义。他们中有些人一直认为，那种把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联系起来的分析，意义不大。例如在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欧洲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很强，国家对工商的掠夺也很突出。甚至也可以这样发问：发展经济的效率，能说集权制国家一定比分权制国家差吗？但，这些能否构成把政治制度与经济变革截然分开的充足理由？显然站不住脚。

把政治与经济联系起来考察时，两者互相作用的联接点在哪里？国家财政政策的考察是个突破口。说具体些，财政政策，会影响到经济资源的支配与使用状态，国民生产总量的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以及它造成的最终利益格局，特别是政治主体与经济主体的利益分配格局，这些都会反过来制约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笔者以为，至少从北宋以来，中国经济的部门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工商业货币收益的比重在不断提高，然而政府的财政收入仍然主要依赖于农业，与经济的态势不完全对称（注：参见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原因何在？王国斌认为18世纪中国的农业税很低，商业税也很低，比欧洲都低，照理它应该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他着重分析了欧洲的税收协议制度，以及民主制度的经济土壤。回到中国宋至明清，笔者曾经心存疑问，与其让地方官吏无序地勒索工商业者，国税低而官员借此聚敛严重，为什么国家不把工商税与工商业者的实际经营收入挂钩，订出税收细则，尽力避免税外搜刮？这不仅能减轻农村负担，也能起到保护工商业发展的作用。这里有一种历史情节不能忽略：无论农业、工商，税外的负担都很重，严重的是法外的负担。其间中央财政缺口不小，而地方的行政费用又严重不足，像是个死结。这就造成工商业者被各级政府用各种形式剥夺的收益率非常之高。这并非用指斥“腐败”二字就能完全了断的。笔者最近一直在着重搜索和阅读县一级政府的运行实录，看来这方面的情形，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注：诸如黄六鸿《福惠全书》、王植《崇德堂集》、刘衡《州县须知》、王又槐《刑钱必览》等。）。这样的不断追究下去，中国政治体制的缺陷以及这种体制的制度运作成本太高的问题，就会凸显在人们的眼前。

反经济学常识篇8

1.自主性。

反思性政治学习是一个主动自我反省的过程，只有通过学生自我反省和自学两种主要途径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

2.批判性。

反思性政治学习需要学生以批判性的眼光分析和探索问题，从而使问题能够更加的完整和深刻，学生的思路也会变得更加开阔，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问题。

3.层次性。

反思性政治学习是一个逐渐递进的过程，刚开始可能反思的层次较低，但是随着新知识的增加，反思的层次会提高，学生看待问题也会更加深刻。

4.探索性。

反思性政治学习同时具有探索性的特点，在反思的过程中会发现自身的不足和缺点，进而使自己思维变得更加成熟和深刻。

5.迁移性。

反思性政治学习的过程不仅仅是对学习过程和思路的简单回顾，更是运用科学的学习方法，对知识点进行总结和概括，并且形成新的知识迁移的过程。

二、开展反思性政治学习的途径和方法

1.引导学生对高中政治概念进行反思性的学习。

高中政治概念语言一般都比较准确、精炼和高度抽象，学生普遍反映记忆起来很困难，为此教师引导学生采用反思性的学习方法学习和记忆高中政治概念。比如在学习税收这一小节时，可以首先列出记忆提纲：第一，税收的主体是？第二，税收的目的是？第三，税收的手段是？第四，税收的主要内容是？第五，税收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据怎样的地位？通过反思性的记忆方式能够较为准确地记忆税收的概念，然后再根据税收的定义向它的外延进行延伸，进而了解了税收的特征和作用以及纳税人的相关知识点。高中政治概念之间其实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对相似的概念同时记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政治思维能力。

2.引导学生在解题教学中进行反思性学习。

解答政治题目之后的回顾也就是反思的过程，通过回顾和反思能够让自己的思维得到深化和提高，从而构建出更深层次的知识点。首先，完成一道政治题目之后不要仅在意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教师应该引导学生理清整道题目的解题思路，学会通过分析题目的特征和条件，从不同的角度寻找思维的突破口。其次，完成一道题目之后，通过改变题目的条件或者是前提，创设出相似或者完全不同的新命题，能够培养学生用政治的思维模式去解答题目。最后，引导学生将题目从头到尾进行解析，将所有相关的知识点都剖析出来，这样不仅能够防止出现解题的漏答，而且也培养了学生分析和再创造的能力。以“环境”问题为例，近几年来环境一直是热门话题，所以在经济常识中经常会涉及环境的题目。想到环境问题不可避免地就会与经济相挂钩，然后联想到自然规律和发展的问题。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还有较大差距，为了尽快发展经济，前期主张快速发展经济，反而忽视了环境的问题。等到经济发展速度降下来之后环境问题则成为了需要迫切解决的难题。而从哲学的角度可以联想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事物是运动发展的过程以及唯物辩证法的知识点。综上依托环境问题展开，将所学的知识点通过横向的或者纵向的联系，就能够完整地解答出题目了。

3.善于对所学内容进行批判性反思。

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遇到这类问题“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的价值量之间成反比的关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可以举出一些反例。比如粮食的价格，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提高，粮食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但是我国的粮食价格却一直没有降下去，反而提高了好几倍。还有“天价月饼”等现象好像都违背了教材中所学的价格规律内容。那到底是教材有问题呢，还是二者受其他方面的影响造成的呢？带着这类问题，学生进行反思性的学习，收集和整理资料。比如粮食涨价的问题：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可耕面积在锐减，加上城市人口的大量涌入，农民的数量在减少，饲养业以及食品加工业等快速发展，农民种植粮食的成本增加等都导致了粮食的价格“居高不下”的局面。所以虽然粮食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但是价格却没有降下来，这本身是由于其他各种因素导致的，而不能说教材中的结论是错误的。

4.引导学生对政治课堂内容进行反思性学习。

课堂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场所，要想完整地将知识点掌握到位，进行反思这一环节是必不可少的。课堂笔记是进行反思性学习的基础，为此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做好课堂笔记，然后利用课下时间再仔细地整理和反思，认真将课堂中教师讲解过的知识进行梳理和理解。高中政治教学中引进反思性学习方法，能够为学生学习枯燥的高中政治注入新的活力，缓解短期内学习的压力，培养和形成良好的思维意识和习惯，提高综合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