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向遗传学克隆基因的方法范文
时间：2023-11-10 11:21:34
正向遗传学克隆基因的方法篇1
关键词：文化算法；遗传算法；粒子群算法；差分进化；免疫克隆选择算法
中图分类号：TP3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599 （2013） 09-0000-02
1 引言
Reynolds于1994年提出文化算法，该算法的双层进化机制为进化计算中的知识引导提供了通用框架，具有许多优良特性。文化算法不仅克服了其他进化算法的局限性，而且还克服了其他进化算法产生的退化现象，文化算法能根据具体情况设计种群空间、信仰空间、接受函数和影响函数，有很强的可扩充性，易于与其他方法结合，能够使其以一定的速度进化和适应环境，并互相弥补各传统算法的不足，提高算法的全局搜索能力、收敛速度、收敛性、计算精度等，适用范围广泛。
文化算法及其与传统智能算法相结合的研究刚刚兴起，本文在介绍文化算法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对国内近五年文化算法与遗传算法、粒子群算法、差分进化算法、免疫克隆选择算法等相结合的研究进行了综述，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文化算法与其他智能算法相融合以及多个智能算法相结合的应用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2 文化算法基本原理
文化算法（CA）是由种群空间和信仰空间构成的双层进化机制，主要包括三部分：种群空间、信仰空间和通信协议。文化算法的基本框架如图：
种群空间是生物个体根据一定的行为准则进化而组成的。信仰空间是文化形成、存储、更新、传递的进化过程。两个相对独立的进化过程，但又由通信协议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相互影响和促进，通信协议主要包括接受函数和影响函数。
3 文化-遗传算法
遗传算法（GA）是一种基于自然选择和基因遗传学原理的随机并行搜索算法。遗传算法随着算法的进行其种群多样性逐渐消失，很容易于陷入早熟收敛，引入随机种群可以改善种群的多样性问题，但是又影响到算法的效率。目前，一些学者通过文化算法和遗传算法结合，将遗传算法纳入文化算法的框架，形成基于遗传算法的主群体空间和信念空间两大空间，从收敛速度、收敛效率两方面来提高遗传算法的性能。文献[1]提出一种基于模式学习的文化遗传算法，该方法充分利用了优秀个体所包含的特征信息起引导作用，算例表明，文化-遗传算法可提高算法收敛速度。文献[2]为解决函数优化问题，针对遗传算法的不足之处，将文化-遗传算法用于函数优化，实验结果表明，新算法能够提高效率和精确度。文献[3，4]将遗传算法中交叉和变异算子嵌入文化算法的主群体空间进行传统的遗传算法操作，形成一种双层进化结构，该算法在计算效率和求解质量上均具有较好的效果。文献[5]和文献[6]分别针对DNA编码问题和装载机的连杆机构传动比问题，采用文化遗传算法克服了遗传算法进化效率不高的问题，从而提高计算速度。文献[7]提出了一种基于文化算法的双层机制结构的知识迁移多用户交互式遗传算法模型，该模型有效提高各用户的进化收敛速度，减轻用户疲劳。
4 文化-粒子群算法
粒子群算法（PSO）是在研究鸟类的群体行为时提出来的一种群智能算法。该算法虽简单，计算速度快，但收敛性、均匀性和局部搜索能力差。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并提高粒子群优化算法的精度与计算的效率，运用文化算法的并行计算能力及PSO的优点，将文化算法和PSO结合形成一种新型的智能算法，该算法利用优秀个体所包含的信息提高算法的收敛性，同时在局部最优问题上有一定的优越性，而且避免了群体早熟的发生。文化-粒子群算法的融合主要是将粒子群算法纳入文化算法的框架。
文献[8]将文化粒子群算法用于求解置换流水车间调度问题中的最小化最大完成时间，通过不断与信念空间中的优秀个体交互，加快群体收敛速度，该算法具有较快的收敛速度。文献[9]基于粒子群算法的改进多目标文化算法用于求解多目标优化问题，测试结果表明，改进多目标文化算法能够在保持Pareto解集多样性的同时具有较好的均匀性和收敛性。文献[10]提出以随机粒子群作为信念空间，以粒子群作为种群空间的进化算法，集成了rPSO大范围、高效率搜索和PSO局部精细化搜索的优点，较好地克服了PSO易“早熟”和收敛速度缓慢等问题。[11]利用文化粒子群算法的优点，设计了一种可快速进行多维搜索求解所提的基于模式空间的测向算法。
5 文化-差分进化算法
差分进化算法（DE）是一种采用实数矢量编码的并行搜索算法，其原理简单，受控参数少，易于编码与实现。但在收敛速度和搜索鲁棒性之间发生冲突，且后期收敛速度变慢， 容易陷入局部最优。无法有效的求解工程中复杂的高维非线性优化问题等缺点。文化-差分进化算法有效解决复杂度问题、提高全局搜索能力和到达收敛速度快的效果。文化-差分进化算法的融合主要是将差分进化算法纳入文化算法的种群空间。文献[12]提出一种混沌差分文化算法，测试结果表明，该算法能有效的避免早熟收敛，搜索到全局最优解的能力得到显著提高。文献[13]提出的差分文化算法是一种求解实数优化问题的新算法，具有收敛速度快和优化效果好的显著特点，并把差分文化算法推广应用到其他高维参数优化问题。文献[14]将改进差分进化算法引入文化算法的种群空间，并应用于约束求解问题。通过对基准函数和丁烯烷化生产调度问题进行仿真，结果表明这一算法有比较好的全局搜索能力，加快了收敛速度，并降低了计算量。
6 文化-免疫克隆算法
免疫克隆选择算法模拟生物学中的抗体克隆选择机理，通过克隆操作、免疫基因操作以及选择操作等新型算子，实现高效的搜索方法。免疫克隆选择算法有全局收敛能力差，选择机制又容易早熟收敛的缺点。文化-免疫克隆算法可兼顾全局探索和局部搜索能力，提高免疫克隆选择算法的收敛速度和进化性能，该算法主要将免疫克隆选择算法嵌入文化算法的种群空间，其应用前景广泛。文献[15]提出一种自适应免疫克隆选择文化算法，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在整体上具有较好的全局寻优能力和解稳定性，且收敛速度较快。文献[16]提出了基于免疫文化算法的加热炉优化调度方法，通过利用免疫克隆的较强的搜索能力和文化算法信念知识的指导，使加热炉调度得到显著优化，不仅提高了轧制生产线的利用率，还缩短了加热炉的运行时间，减少了燃料消耗。文献[17]提出了一种基于免疫文化算法的封装式特征选择方法，实验表明该方法在降低数据维度和提高分类准确率上有着良好的效果。文献[18]采用文化算法的框架结构，将免疫克隆算法嵌入其中，利用免疫克隆算法的全局收敛性在数据库中迅速搜索关联规则，实验表明，该模型具有较快的收敛速度和所得关联规则的准确率较高。
7 文化算法与其他智能算法结合
文化算法除了与遗传算法、粒子群算法、差分进化算法、免疫克隆选择算法融合外，还可以与其他智能算法相结合，如文化算法融合神经网络[19]，文化算法融合蚁群算法[20-21]。此外，文化与两种以上的智能算法融合研究也逐步兴起，但研究相对较少。
8 结束语
文化算法是一种基于种群多进化过程的全局优化算法，通过文化算法与传统智能算法相结合可以提高算法的收敛速度、计算精度等，文化算法与传统智能算法的结合为解决复杂优化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
[1]高丽丽.基于模式学习的文化遗传算法研究[J].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7，43（22）.
[2]张敏.文化遗传算法的研究及其在函数优化中的应用[J].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9，45（18）.
[3]李铁克.基于文化遗传算法求解柔性作业车间调度问题[J].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2010，16（4）.
[4]王伟玲.一种求解作业车间调度问题的文化遗传算法[J].中国机械工程，2010，21（3）.
[5]王延峰.基于文化遗传算法的DNA编码序列设计[J].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8，44（36）.
[6]齐建家.文化遗传算法用于装载机工作装置优化计算研究[J].设备管理与维修技术，2009，07-0071-03.
[7]张绍娟.基于知识迁移的多用户交互式遗传算法[J].控制理论与应用，2007，26（10）.
[8]朱霞.一种求解作业车间调度的文化粒子群算法[J].计算机应用研究，2012，29（4）.
[9]吴亚丽.一种基于粒子群算法的改进多目标文化算法[J].控制与决策，2012，27（8）.
[10]王正帅.基于文化框架的随机粒子群优化算法[J].计算机科学，2012，39（6）.
[11]李兴华.圆阵模式空间的文化粒子群极大似然测向算法[J].应用能源技术，2012（3）.
[12]卢有麟.混沌差分文化算法及其仿真应用研究[J].系统仿真学报，2009，21（16）.
[13]兰成章.基于差分文化算法的FIR数字滤波器设计[J].自动化技术与应用，2010，29（6）.
[14]黄福令.基于文化算法和改进差分进化算法的混合算法[J].计算机应用，2009，29（5）.
[15]郭一楠.自适应免疫克隆选择文化算法[J].电子学报，2010，38（4）.
[16]孙学刚.基免文化算法的特钢加热炉调度优化[J].控制理论与应用，2010，27（8）.
[17]宋辰，黄海燕.基于免疫文化算法的故障特征选择方法[J].计算机应用研究，2012，29（11）.
[18]杨光军.基于免疫克隆文化算法的关联规则挖掘[J].计算机工程与科学，2012，34（3）.
[19]魏秀.用文化算法改进的RBF神经网络在语音识别中的应用[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1，21（10）.
[20]薛小虎.基于改进的文化蚁群算法求解最优路径问题研究[J].佳木斯大学学报，2011，29（1）.
[21]李艳红.基于文化蚁群算法的过热汽温PID参数优化仿真研究[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27（4）.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项目名称：“文化算法理论及其应用研究”，项目编号：2012Y162。
正向遗传学克隆基因的方法篇2
【关键词】良性家族性婴儿惊厥；候选基因；突变分析
文章编号：1009-5519（2007）06-0794-02 中图分类号：R5 文献标识码：A
良性家族性婴儿惊厥(benign familial infantile convulsions, BFIC) 为一类少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癫痫综合征,意大利学者Vigevano等[1]首次对本病进行了报道，其主要特征为：患者多于出生后3～12个月首次出现无热性癫痫发作；大部分为复杂部分性发作（CPSs）和（或）全面性强直阵挛性发作（GTCSs），2～5岁可自愈。发作间期脑电图正常，体格及智能发育正常。抗癫痫药物治疗疗效较好，具有不完全的外显率。目前该癫痫综合征的致病基因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
前期工作中我们运用全基因组扫描技术和单体型分析的方法将一个来自中国湖南地区遗传四代的BFIC 家系的致病基因定位于1号染色体微卫星标志D1S2864和D1S2830之间12.4 cM的区域内即相当于1p36.12～1p35.1的范围。为了进一步克隆BFIC的致病基因，我们运用定位区间内功能候选基因克隆策略进行疾病相关基因的克隆工作。综合分析特发性癫痫的发病机理、已克隆基因的特点，及候选基因的组织表达，筛选了候选基因ATPIF1进行突变检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一个遗传了四代的中国人BFIC家系，该家系共33个成员，无近亲婚配史。其中患者8例，男女均有发病且例数相等，每代均有患者，有男男传递，遗传方式符合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所有研究对象均由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内科两名有经验的神经内科医师进行病史询问和详细的体格检查。诊断依据国际抗癫痫联盟（International league against epilepsy,ILAE）所提出的标准[2]。
1.2 方法：抽取先证者外周静脉血5～10 ml，按常规酚/氯仿法提取gDNA。采用PRIMER3软件设计引物，扩增序列包含各个外显子上下游30～50 bp，由上海生工合成，具体PCR扩增引物见表1。取特异性好且产量高的PCR扩增产物经虾碱性磷酸酶和核酸外切酶Ⅰ纯化后由ABI3771自动测序仪正反向测序，测序结果分别与人类基因组ATPIF1基因序列比较,使用DNASTAR软件分析结果。如发现序列变异，先在突变数据库进行查询（dbSNP ncbi .nlm.nih.gov/SNP/）排除已知的多态，再进行家系内另两名患者、家系内两名正常人的检测，观察序列变异与疾病表型有无共分离。
2 结果
在对ATPIF1基因突变分析中未发现致病突变，但发现3个已知的多态分别是: IVS1-19ag，IVS3-69ag，IVS3-96ag,均为杂合改变（见图1、2、3）。
3 讨论
BFIC是良性遗传性癫痫综合症的一种。自从1992年意大利学者Vigevano首次报道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其遗传学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现已定位了3个BFIC致病位点：分别为19q12-13.1、16p12-q12和2q24[3,4,5]，同时积极克隆BFIC致病基因。2000年Moulard B等认为BFIC与伴发热惊厥的全身性发作癫痫（GEFS+）有相似的临床特征，而SCN1B既是GEFS+的致病基因且位于19q候选区域内，故对10个BFIC先证者的SCN1B基因进行单链构象分析（SSCP），未发现与疾病表型共分离的致病突变[6]。2004年Gu W等排除了亦位于19q候选区域内LGI4基因为BFIC致病基因的可能[7]。Roll P等通过SSCP和直接测序的方法，检测位于16p12～q12候选区域内的钠-葡萄糖协同转运基因（sodium/glucose cotransporter gene KST1)与BFIC综合征的关系，结果未发现致病的序列变异[8]。因BFIC和BFNC均为早期癫痫综合征，是否存在相同的基因型？我国王家勤等对一国内BFIC家系进行候选基因KCNQ2测序分析，但亦未检测到致病突变[9]。
本研究收集了一个中国湖南地区遗传四代的BFIC 家系，通过全基因组扫描技术和单体型分析的方法将致病基因定位于1p36.12～1p35.1，这是一个新的候选BFIC致病位点，同时也提示BFIC的遗传异质性。为了进一步克隆BFIC致病基因，我们通过对定位区间内已知基因的生物信息学查询，综合分析特发性癫痫的发病机理与脑的能量代谢有关[10]，选择了ATPIF1作为侯选基因。ATPIF1（ATPase inhibitory factor 1）是ATP酶抑制因子家族成员，它编码线粒体ATP酶抑制因子，调节线粒体ATP酶（F1F0-ATPase）的活性[11]。F1F0-ATPase催化ATP的合成，以往证实F1F0-ATPase多位于能量转运的膜，近来报道在一些质膜中也有发现，认为与信号传导有关[12]。可惜在对ATPIF1候选基因的突变检测中，我们未发现与疾病表型共分离的致病突变，从而为下一步位置功能候选克隆工作排除了这个基因为BFIC致病基因的可能。同时，我们共发现了3个已知单核苷酸多态。
单核苷酸多态性(SNP) 是指基因组内特定核苷酸位置上存在两种不同的碱基，其中最少一种在群体中的频率不小于1%。SNPs是继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和微卫星多态以后，近年来出现的第三代遗传标记，它广泛地分布于人类的染色体上，对基因组学和医学生物学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它可以用于在家系资料中的连锁分析与基因定位、疾病的关联分析、疾病发病的分子遗传机理的阐明、环境因子易感基因的检出、指导用药和药物设计等。正因为SNPs有着深远的应用前景，故它已成为各实验室和公司争夺的对象(所谓SNPs大战)。我们发现的SNPs充分反应了我们民族个体间的遗传差异，对我国人种进化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Vigevano F,Fusco L，Di Capua M,et al.Benign infantile familial conv-
ulsions[J].Eur J Pediatr,1992，151(8)：608.
[2] Engel J Jr,International League Against Epilepsy.A proposed diagnostic
scheme for people with epileptic seizures and with epilepsy:report of
the ILAE Task Force on Classification and Terminology[J].Epilepsia，
2001,42:796.
[3] Guipponi M,Rivier F,Vigevano F,et al.Linkage mapping of benign fam-
ilial infantile convulsions (BFIC) to chromosome 19q[J].Hum Mol Genet,
1997,6(3)：473.
[4] Szepetowski P,Rochette J,Berquin P,et al.Familial infantile convulsions
and paroxysmal choreoathetosis:a new neurological syndrome linked
to the pericentromeric region of human chromosome 16[J].Am J Hum
Genet,1997,61(4):889.
[5] Malacarne M,Gennaro E,Madia F, et al.Benign familial infantile con-
vulsions:mapping of a novel locus on chromosome 2q24 and evidence
for genetic heterogeneity[J].Am J Hum Genet, 2001,68(6):1521.
[6] Moulard B,Buresi C,Malafosse A.Study of the voltage-gated sodium
channel beta 1 subunit gene (SCN1B) in the benign familial infantile
convulsions syndrome (BFIC)[J].Hum Mutat,2000,16(2):139.
[7] Gu W,Sander T,Becker T,et al.Genotypic association of exonic LGI4
polymorphisms and childhood absence epilepsy[J].Neurogenetics，2004，
5(1)：41.
[8] Roll P,Massacrier A，Pereira S，et al.New human sodium/glucose cot-
ransporter gene （KST1）：identification，characterization and mutation
analysis in ICCA (infantile convulsionsand choreoathetosis) and BFIC
(benign familial infantile convulsions) families[J].Gene,2002,285:141.
[9] 王家勤，李红梅，尹景岗，等.良性家族性婴儿惊厥一家系基因定位
及钾离子通道基因测序研究[J].中华儿科杂志,2002，40：513.
[10] Bate L,Gardiner M.Molecular genetics of human epilepsies[J].Expert
Rev Mol Med，1999，12（10）：1.
[11] Ichikawa N,Ushida S,Kawabata M,et al.Nucleotide sequenceof cDN-
Acoding the mitochondrial precursor protein of the ATPase inhibitor
f-rom humans[J].Biosci Biotechnol Biochem，1999，63(12):2225.
[12] Cortes-Hernandez P,Dominguez-Ramirez L,Estrada-Bernal A，et al.
The inhibitor protein of the F1F0-ATP synthase is associated to the
external surface of endothelial cells[J].Biochem iophys Res Commun，
2005，330(3)：844.
收稿日期：2006-10-30
正向遗传学克隆基因的方法篇3
克隆是英文"clone"或"cloning"的音译，而英文"clone"则起源于希腊文"Klone"，原意是指幼苗或嫩枝，以无性繁殖或营养繁殖的方式培育植物，如扦插和嫁接。在大陆译为“无性繁殖”在台湾与港澳一般意译为复制或转殖或群殖。 中文也有更加确切的词表达克隆，“无性繁殖”、“无性系化”以及“纯系化”。
克隆是指生物体通过体细胞进行的无性繁殖，以及由无性繁殖形成的基因型完全相同的后代个体组成的种群。通常是利用生物技术由无性生殖产生与原个体有完全相同基因组之后代的过程。科学家把人工遗传操作动物繁殖的过程叫克隆，这门生物技术叫克隆技术，其本身的含义是无性繁殖，即由同一个祖先细胞分裂繁殖而形成的纯细胞系，该细胞系中每个细胞的基因彼此相同。
克隆也可以理解为复制、拷贝，就是从原型中产生出同样的复制品，它的外表及遗传基因与原型完全相同。 时至今日，“克隆”的含义已不仅仅是“无性繁殖”，凡是来自同一个祖先，无性繁殖出的一群个体，也叫“克隆”。这种来自同一个祖先的无性繁殖的后代群体也叫“无性繁殖系”，简称无性系。简单讲就是一种人工诱导的无性繁殖方式。但克隆与无性繁殖是不同的。无性繁殖是指不经过雌雄两性生殖细胞的结合、只由一个生物体产生后代的生殖方式，常见的有孢子生殖、出芽生殖和分裂生殖。由植物的根、茎、叶等经过压条或嫁接等方式产生新个体也叫无性繁殖。绵羊、猴子和牛等动物没有人工操作是不能进行无性繁殖的。克隆羊多利也是克隆的产物。关于克隆的设想，我国明代的大作家吴承恩已有精彩的描述——孙悟空经常在紧要关头拔一把猴毛变出一大群猴子，这当然是神话，但用今天的科学名词来讲就是孙悟空能迅速的克隆自己。从理论上讲，猴子毛含全部脱氧核糖核酸序列，也就是可以克隆，但是事实上，我们的技术没有先进到这样的地步。
另外一种克隆方法是提取两个或多个人的基因细胞进行组合形成胚胎,出生后的克隆人将有提供基因的几个人的特征.就像游戏(终极刺客代号47)里面的克隆人4717号一样,主角杀手47是一个克隆人.他的基因来源于五个人的组合在一起.
神奇的克隆正向人类展示它诱人的前景！
正向遗传学克隆基因的方法篇4
通过改变人类的基因，以获得更好的机能，或者避免先天的缺陷，是全世界遗传学家们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
然而，由于帮助人类进行改变的遗传信息并不一定来自父母双方，甚至并不来自人类本身，因此技术上的哪怕一点点微小进步，总是能引发法律和伦理上的一次次反复争论。
目前，正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进行的一项培育胚胎实验，就处于这样的漩涡中心。与一般的胚胎不同，这个胚胎拥有一个父亲和两位母亲的遗传信息，因此被称为“三亲胚胎”。
从今年6月2日开始，英国议会开始对《人类受精与胚胎学法案》的修正案进行讨论。如果这一修正案顺利通过，该技术可望在不久的将来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两位母亲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新泽西州圣巴拿巴斯生殖研究所的雅各斯科恩（Jacques Cohen）和贾森巴瑞特（Jason Barritt）就被一件事情所困扰：由于身体内卵子的细胞质出现问题，一些女性始终无法受孕。
在细胞这个人体各种器官和组织最基本的结构“单元”，或者说“生命基石”中，细胞质又被称为“胞浆”，它分布在细胞的“边界”――细胞膜和携带遗传物质的细胞核之间，为细胞的成长和运行提供能量。因此，一旦细胞质出现问题，整个细胞的机能都有可能无法运转。
既然这些女性的卵子细胞质有问题，他们就尝试着在这些存在问题的卵子细胞质中，添加一些来自捐赠者卵子的健康细胞质，这在医学上称为“胞浆移植”。
而来自纽约大学的杰米格瑞佛（Jamie Grifo）则希望解决问题更彻底一些。与科恩和巴瑞特向受精卵注入健康胞浆的方法不同，格瑞佛打算干脆把受精卵的细胞核直接植入一个拥有健康胞浆（细胞质）的卵子中。这就意味着，将来的婴儿拥有三个“家长”，即提供和卵子以形成受精卵的父母，以及提供细胞质的第二个“母亲”。
但到了2001年，当格瑞佛希望在美国按照自己的思路开展试验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叫停了科恩的试验，并宣布这种医疗手段如果希望被付诸实施，需要作为一种新药向FDA提出申请。
2001年7月，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全面禁止克隆人的法案，规定所有的体细胞核移植实验都属禁止之列。同时被列入禁止范围的，也包括胚胎细胞核移植等一些在不远的将来很可能“既在医学上有用、伦理上又能接受”的研究。
由于没有FDA的许可就无法在美国开展这一试验，格瑞佛决定带着他的研究生张进，前往中国广州与中山医科大学的庄广伦教授合作。
2003年10月，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举行的美国生殖医学学会的会议上，张进作为第一作者，系统报告了这两个团队合作的成果。
报告称，提供受精卵的女性年龄为30岁，已经多次受孕失败，因为她的体外培育的受精卵只能发育到两天。
庄广伦教授和同事们根据格瑞佛和张进提供的方案，将这位女性的受精卵移植到另一位女性捐赠的健康卵子细胞质中。在完成移植后，他们将四枚发育时间超过48小时的胚胎植入她的子宫，其中三个成功开始发育，时间最长的一个发育到了29周。不过，虽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试验并没有坚持到婴儿最终出生就以失败告终。而就在2003年10月，这项试验在中国也被正式禁止。
不到一年之后，2004年年初，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道格图恩布尔（Doug Turnbull）和玛丽赫伯特（Mary Herbert）向英国人类受精与胚胎管理局提出申请，希望可以培育“三亲胚胎”。
他们所提出的方法，同样是将含有父母遗传信息的受精卵中的细胞核取出，移入去除细胞核的另一位妇女提供的卵细胞中。但其目标并不是治疗不孕，而是避免亲生母亲卵细胞中所带的一些疾病。
为了评估这项研究的可行性，英国人类受精与胚胎管理局历经18个月的讨论，并召开三次听证会之后，最终在2005年9月准许纽卡斯尔大学进行这项研究。许可期限为三年，但前提是不允许将胚胎真正移植进子宫中，仅仅允许进行研究。今年2月，该研究小组宣布，已经成功培育了10个“三亲胚胎”，其发育时间最长为五天。
不过，纽卡斯尔大学发言人凯伦彼德威尔（Karen Bidewell）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完全了解这种技术是否会带来任何负面影响之前，他们暂时不会申请将这种技术用于临床。
线粒体之乱
更具体点说，因为细胞质出现问题而导致的不孕，多与分布在细胞质中的线粒体有关。
人体细胞内通常含有几百到几万个线粒体，长度仅为微米量级，负责为细胞的工作提供能量，可谓是“人体细胞内部发动机”。同时，线粒体也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细胞核外惟一含有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DNA）的细胞器。人类细胞的线粒体DNA作为人类基因组的组成部分，被称为“第25号染色体”。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细胞中的线粒体也会逐渐老化。尤其是生殖细胞中的线粒体，由于只有一套染色体，在发生错误后难以自我修复。对于能够正常排卵的女性来说，线粒体老化和缺陷，被公认为无法受孕的重要原因之一。
至于为什么女性的卵子更容易受到线粒体老化的影响，格瑞佛解释说，这是因为在精卵结合成受精卵的过程中，只在其尾部含有大约100个线粒体，并且这个尾部通常在进入卵子时就被破坏掉。而卵子的细胞质中，则含有多达10万个线粒体。
即使线粒体的老化和缺陷，不会导致女性产生不孕的明显后果，也仍然可能产生长期的影响：如果卵子线粒体基因发生变异，则这种变异会原封不动地遗传给下一代，并通过她的女儿继续遗传下去。
最近十多年来，人类对于线粒体遗传疾病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线粒体DNA上，仅目前已经确认的致病点突变就有100多个，此外还有缺失、插入与重排等200多种。比如亚急性坏死性脑脊髓病，就是一种典型的线粒体疾病，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在移动、吞咽和呼吸上都存在困难。虽然症状时有时无，但随着年龄的增大会逐渐加重，可能在发病后几个月到几年的时间内导致智力障碍、肌肉瘫痪乃至死亡。
幸运的是，线粒体疾病在普通人中间的发病率，仅为八千分之一到六千分之一。所以，将受精卵的细胞核移植到一个健康的卵子中，不仅可以治疗不孕，更可能帮助患有线粒体疾病的女性拥有健康的后代。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正在进行的“三亲胚胎”试验，正是为了后一种目的。
至少，从科学家已经完成的小鼠试验来看，这种技术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某些致命性疾病的遗传。目前为这所大学的研究提供资金的，就是英国的慈善机构“肌营养不良运动”（Muscular Dystrophy Campaign）――这是英国惟一以肌肉疾病为关注点的慈善机构。在英国有大约6万人患有这种疾病，目前尚无药可医，寄希望新技术或许能有一天帮助他们摆脱病魔。
由于这种移植方式并没有改变受精卵在细胞核中的核心遗传信息，仅仅是更换了它的“能源中枢”，纽卡斯尔大学人类遗传中心主任约翰波恩（John Burn）把这种试验方法形象地比喻成在保留笔记本电脑硬盘的同时，给它换一块“电池”。
然而，近年来也有研究发现，线粒体基因之于人体，可能并不像电池之于笔记本电脑那么简单。因为线粒体基因的变异，不仅影响能量供给，更会影响一个人的运动能力、健康程度、衰老速度、生育能力甚至智力。
来自另一位母亲的线粒体基因，能否与“亲生母亲”细胞核中的基因和谐相处？这种融合是否会引发更多不可知的后果？或许，这些都将是科学家在这种技术应用于临床前必须回答的问题。
监管难题
目前，鉴于生殖性克隆在各个国家都被严格禁止，而治疗性克隆也仅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试验，当“三亲胚胎”出现的时候，人们最先想到的是：这是不是一种“变相克隆”？
实际上，克隆技术的原意就是无性繁殖技术，即把成人的细胞核注入一个移除细胞核的卵细胞中。这需要将细胞核与去核的卵细胞进行电融合，促使融合细胞中遗传物质的重编程序，然后逐步发育成胚胎。在这个过程中一旦出现错误，会导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健康问题。
近几年来，世界各国已进行了无数次动物克隆实验，但接近七成的克隆动物或者死于胚胎状态，或者只能存活几天。专家们认为，这可能与克隆动物副本生来带有的严重基因缺陷有关。毕竟，从核移植到培养乃至最后生产，技术上目前都尚不成熟，很难保证中间不会出错，从而干预破坏克隆动物基因物质的正常功能。
三亲胚胎所使用的这种技术和克隆完全不同，它更类似于传统的人工授精。因为细胞核本身就来自自然受孕、处在自然发育过程中的受精卵，上海瑞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冯云教授就对《财经》记者表示，新的胚胎自己就可以再行分裂，而不需要进一步的重新编程来刺激。
纽卡斯尔大学的图恩布尔也对《财经》记者表示，这个过程与克隆完全不同，克隆涉及到将来源于发育成熟阶段的细胞核移植到卵子中，而这种技术所移植的细胞核与正常受精卵的发育状态是完全相同的。
不过，虽然“三亲胚胎”所采用的技术和克隆技术“貌合神离”，但除了英国，这一技术几乎在全球范围内都遇到了禁令。毕竟，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看法，这种试验的安全性无法保证，同时又涉及遗传信息在不同细胞间的转移，应该受到与克隆人技术相同的管辖。
在中国，2001年8月，卫生部颁布并开始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其中并未明确提及禁止核移植和胞浆移植。
但是在2003年11月卫生部新修订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中，将禁止项目由原来的10项增加到14项，其中就明确提出禁止实施以治疗不育为目的的人卵胞浆移植及核移植技术。此后，胞浆移植和核移植在中国的开展也戛然而止。
之所以禁止在中国进行此类试验，或许更多地是处于安全方面的原因。冯云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就承认，现在在核移植和胞浆移植上，许多涉及安全的问题还不清楚。比如，如何检测胚胎的基因、染色体状况、发育状况、蛋白组学状况，并在操作过程中，确保“抽核的过程不丢失一些东西，植入的时候不带去其它东西”。
国际上对此尚没有一个客观可靠的判定标准。由于在临床和实验室中，都不能判断卵细胞浆的功能状态，用这种未确定的技术使人受孕，孕妇和胎儿都可能承担风险和伤害。
同样值得忧虑的是，据《财经》记者了解，在中国，由于禁止临床试验，从事动物试验等相关基础研究的人就更少了。如果中国不能很好地跟踪这项研究，一旦得以大面积推广，或许我们又会陷入尴尬境地。
早年在美国从事辅助生殖研究的北京家恩德运医院院长刘家恩告诉《财经》记者，很多病人对此都有潜在需求，但由于现在被禁，对于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了解也停滞不前，“应该在严格监控下做一些研究。”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邱仁宗看来，在涉及人类胚胎的技术中，杂和体、嵌和体都是应该严格禁止的。杂和体是指不同物种的配子相结合形成的胚胎，比如骡子就是驴子和马的杂和体；嵌和体则是不同物种的组织结合形成，比如黑猫、白猫胚胎结合形成黑白相间的猫，或者男性胚胎和女性胚胎结合成雌雄同体。
而经过核移植技术，将原核移植到新的卵子形成的胚胎，被称为重构体。根据中国2003年的规定，对于这三种技术都实施了禁令。但邱认为，对于重构体应该允许进行适当的实验，以便证明其安全、有效性。
根据英国人类受精与胚胎管理局给予纽卡斯尔大学的许可，上述试验可以进行三年时间，所培育的胚胎不能超过五天，并且不能移植入子宫。不过纽卡斯尔大学的科学家希望在三年内申请将这一技术用于临床。
另据英国1990年颁布的《人类受精与胚胎学法案》，这种实验要用于临床必须经过议会辩论才能通过；但如果新的修正案能够通过，只要通过受精与胚胎管理局的许可就可以了。倘能实现，肯定会大大简化审批手续。
邱仁宗亦告诉《财经》记者，最近中国卫生部也在开始召集伦理和医学专家讨论，考虑对2003年版的规定做一些修改，可能对当时禁止的一些项目有所放开。
正向遗传学克隆基因的方法篇5
关键词 克隆人 自主原则 责任伦理 公民社会
在今天的伦理学领域没有任何一个问题像克隆人问题那样引发了如此强烈的社会震撼、如此巨大的观念分歧、如此激烈的学术论战。在我看来，这场争论本来是不应该有如此的规模和程度的。因为令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大家都知道，克隆人的方案单从技术的层面来看就面临着一个无可逾越的伦理难关的情况下，在国际社会已达成禁止克隆人的共识、我国政府也已作出坚定的承诺的背景下，为什么仍然有人如此顽固地坚持主张进行克隆人实验？这些人声称 科学 研究 没有禁区，人类科学追求的精神本身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科学探索的求真本性及其所迸发的巨大能量不仅会冲破“过时”的伦理规范的束缚，而且还能促进伦理学本身的“更新”。笔者认为，这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支持克隆人实验者明显地只是从科学研究的立场以及我们现实活着的人的利益出发，而丝毫没有设身处地地为未来被克隆者的权益与需求着想。说得严重些，在他们身上对科学的崇拜、对利益的迷恋或许已经完全窒息了对人权理念的敏感性。本文围绕着“克隆人：不可逾越的伦理禁区”这一主题，首先从技术层面来阐述克隆人实验所要面临的无可逾越的伦理难关；然后依照人们之所以要求克隆人的四项理据来具体分析克隆行为是如何损害被克隆者的公民权益的，从而得出禁止克隆人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一项新的道德命令的结论；最后将从克隆人问题的论争中，引发出对现代化运动的核心价值诉求、公民社会的根本伦理原则以及伦理学在这个史无前例的科技时代中的重要功能和神圣使命等问题的一些理论探索。
一、技术层面的伦理难关 笔者发现，伦理学界一些支持克隆人实验的文章，常常弄不清基本的技术层面的问题，而将“生殖性克隆”(即克隆人研究)和“ 治疗 性克隆”（即从克隆胚胎中提取干细胞，然后使之培养成人们所需要的各种人体器官）混为一谈，用支持治疗性克隆的理据来论证生殖性克隆。其实，在我国治疗性克隆问题并没有引发多少伦理论争，可以说支持治疗性克隆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治疗性克隆争论的核心问题是人类胚胎与急需治疗的病人利益的冲突问题。在笔者看来，人类对早期人类胚胎无疑拥有尊重与保护的义务，因此以 经济 或其它医疗之外的科研为目的的胚胎研究是不道德的，是绝对要禁止的。但这种保护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也允许有例外，那就是它必须服从于一个更高的道德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解除人类遭受病魔摧残的痛苦，挽救无数病人宝贵的生命。也就是说，在病人急需医治这一特殊的情况下，胚胎的生命应让位于病患者的生命。我们之所以在胚胎与病人的权益发生冲突时，赞同选择牺牲前者而保障后者，理由与堕胎的理由是相类似的。在对不同的人类生命形态的抉择上，很难能有什么纯粹理性的理由，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类的感受性——这包括感知者主体的感受性与被感知者自身的感受性，前者往往取决于后者，正像在孕妇难产，医生只能保住一条性命之时，任何人也不会认为保胎儿舍孕妇的决定是正常的那样。
在我国，伦理论争的焦点不是治疗性克隆问题，而是生殖性克隆，即克隆人问题。有关克隆人的伦理问题的论争，无论呈现出多么巨大的观念差异与意见分歧，但在一点上人们似乎是不难达成共识的，即克隆人的伦理问题是一个典型的、但又极具特色与难度的 应用 伦理学课题。就其典型性而言，克隆人问题涉及到鲜明的伦理冲突，因而亟待应用伦理学提供一个平台，让当事人在理性、平和、宽松的气氛中针对利益矛盾和冲突进行商谈，从而试图在某个平衡点上达成使矛盾与冲突得以化解的共识。就其特殊性而言，又表现为如下两个层面，其一：克隆人问题所涉及到的伦理冲突并非现实的公民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是——就像生态伦理与可持续 发展 问题那样——涉及到当今的公民与未来的公民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作为未来公民的当事人又不可能参与关涉或决定自身命运的理性的商谈，换言之，所有的当事人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交谈的平台上。这就决定了商谈只能存在于现实中活着的、自称是克隆人利益的代表们之间。而在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克隆人的授权或同意的情况下，克隆人研究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均可以自称是克隆人利益的代表。其二，在克隆人问题的论争中不可能出现类似于支持者与反对者各退一步，从而达成问题的解决的平衡点；相反地，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一种选择：克隆人实验要么做，要么不做。且支持者认为做是对的，而反对者则认为做是大错特错的，且其后果是灾难性的，是无可挽回的，因为单从技术层面上看，人们根本就无法解决克隆人的安全性问题。人类虽已破译了一些遗传物质，但就细胞生物学层面的基因的相互作用而言，仍然还是一个未知的领域。细胞生物学的真正革命，并不在于对人类、动物和植物的基因的破译，而是在于揭示这些基因的相互作用。我们无法预知，如果对某一种在功能上与其它基因紧密相连的基因进行干预性改变，生物体内的这种 自然 的相互牵制的系统会发生何种连锁反应。而根据 目前 所掌握的知识，要想将人类基因组的全部（3.5万）基因重新准确地排列并使之正常发挥作用，这根本就不可能做到。恰恰是这一点构成了人们反对克隆人的一个重要理据。因为谁也无法排除这样一种风险：克隆技术很有可能导致大量的流产与残障婴儿。而要解决安全性问题，除了依靠一次又一次的科学实验之外，没有其他办法。由于每个人都是一位拥有着神圣不可侵犯权利的主体，任何人都不愿将自己也无权将别人——以牺牲生命和幸福为代价——作为科学研究的试验品，作为科学研究统计结果中的一个简单的数目，就此而言，克隆人的方案单从技术的层面来看，就面临着一个无可逾越的伦理难关。然而，在克隆人实验会导致大量畸形和残障婴儿的出现这样一个现实的伦理难题面前，我们的某些支持克隆人研究的科学家未曾表现出丝毫的以维护人权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及起码的道德良知，他们的回答竟然还是那句极其冷漠和不负责任的话：“技术的不成熟只有靠研究发展去解决”！
二、公民社会的人道灾难 由于克隆人实验在技术上无法解决安全性问题，所以有关克隆人的论争本来是应该就此打住的。但2002年底有人声称第一位克隆人即将诞生，而且“十分健康”。于是关于克隆人的聒噪又重新出现。所以就又产生了在技术安全方面的障碍已被排除的条件下（如上所述，这是不可能的）是否还是可以进行克隆人活动的争论。而根据目前能够搜集到的资料，人们之所以有克隆人的想法，除了科学家的好奇心的驱使之外，至少有四个比较流行的理由，按强烈程度排列依次是：第一，为了满足不孕夫妇生儿育女的需求。第二，为了怀念故人。第三，为了让单身男女留下后代。第四，为了塑造“新人”。从前三条理由来看，满足现实中活着的人的需求是克隆人体的优先考量，而被克隆者的利益显然不被重视。只有第四条理由，才隐约暗含着对被克隆者需求的某种“顾及”。因此，笔者认为反对克隆人的一个强大理据，便是我们应进行“换位思考”，应当从克隆人的利益而不是我们活着的人的利益出发，不应牺牲克隆人的权益来满足我们的需求。因为尽管我们不是克隆人，并不了解克隆人自己的想法，但我们拥有理论思维、逻辑推理的能力，可以根据“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法则，依托我们现有的状态和感受来推测克隆人的状态与感受，可以根据我们现在活着的人们对权益的需求来推测克隆人的权益需求。正如我们虽不是未来人，但我们能够通过自己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来推测未来人类同样的需求，而制定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一样。同理，我们是社会公民，享有公民应有的一切权利，于是我们也自然会主张未来人作为公民，也应享有我们现在享受着的公民权利。而当我们意识到克隆人有可能出现，他们理应享有的公民权利将受到严重的损害而可能成为二等公民、从而引发人道灾难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深感不安、不忍与不平。那么克隆人的权益究竟是怎样受到侵害的呢？这要从人们之所以要克隆人体的四项理据谈起 (至于反对克隆人的其它尽人皆知的理由，如克隆人的身份难以认定，他们与基因提供者之间的关系无法纳入现有的 法律 及伦理体系等等，本文不再赘述)。
第一，为了使不孕夫妇留下后代，所以要克隆人。罹患不育症的夫妇，若因没有精子或卵子而丧失了自然生殖能力，那么生殖性克隆或许便是这些夫妇留下后代的惟一选择。就此，笔者反对的理据是，生殖性克隆尽管满足了父母留下后代的愿望，但对于被克隆的后代而言，他的独特性却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因为他的基因并非像普通人那样是父母基因重组而形成的一个崭新的基因组，而是“父”（或“母”）基因的大致承袭。支持克隆人者会反驳说，克隆人（如男孩）虽继承了基因供体（“父亲”）的遗传特征，但“克隆”决不等于完全的“复制”，因为在克隆人的遗传性状的形成过程中，“母亲”卵细胞质中的线粒体和质体所具有的基因也会发生作用，所以克隆人的遗传密码表达方式和特征与“父亲”的并不相同。更何况人不仅是自然的人，而且也是社会的人，克隆人的个性、智力的发展往往还取决于社会环境的 影响 。然而上述这些论据并没能为克隆人的独特性受到损害的指控提供强有力的反驳。因为克隆人从遗传特性上虽然不可能与原来的供体完全相同，但毕竟也是非常相同；克隆人不会与他的供体完全相像，但毕竟也是非常相像。与以自然生殖方式生育的普通人相比，克隆人在遗传特性上的“自由度”、“开放度”受到了根本性的限制：普通人在体征与性格上可能承袭父亲，也可能承袭母亲，也可能超越父母而拥有更优秀的表现；而克隆人则在很大程度上先定地受制于其基因供体。他的独特性、惟一性虽不能说是被完全否定了，但也肯定是大大降低了。他虽可以在今后的社会生活中，在环境、时代等因素的作用下，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展示出自己独特的才华、成就与贡献，但却永远也摆脱不了在遗传特性上先定的制约，而这种制约是人为的，是为了满足其基因供体留有后代的欲望而造成的。这也就意味着，为了满足不孕夫妇生育儿女的需求，必须以牺牲儿女在自然属性和遗传特性上完全的开放性、独特性、惟一性为代价，必须以其独特性、惟一性的大打折扣为代价。令人深思的是，在父母留有后代的欲望与儿女本应拥有的体现在新质的基因组上的完整的独特性、惟一性的权益之间的权衡中，天平就自然应当倒向父母那一边吗？或许有人会以孪生兄弟和姐妹尽管携带有完全相同的遗传信息（基因），但并不因此而感到自己的独特性、惟一性受到损害，并不因此而具有贬值感为由，来论证克隆人的合理性。然而这一理据是没有说服力的。自然生殖的孪生兄弟和姐妹虽然拥有完全相同的基因，但这基因组是经父母基因结合、重组程序重新塑造而成的，是新质的。它的惟一性、独特性、不可重复性并不因由两个人的分享而受到损害，两个人完全可以在这种新质的起点上，各自独立地展示自己独特的生命征程。但克隆人的情形则不同，克隆人的基因组在极大程度上重复了基因供体的基因，因而在质量的新颖性上大打了折扣。它不是世界上的惟一，而大体上是对其供体的“复制”。基因虽不能决定克隆人一生的独特性，但被克隆的基因从起点上便先定地限制了克隆人独特性的塑造。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人为造成的，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克隆人就必须遭受这种限制与制约？他同样也是公民，为什么就可以丧失表现在遗传特性上完全的、不折不扣的开放性、独特性、惟一性的权利？
第二，为了怀念故人。故人不可起死回生，但若对他进行克隆，克隆人拥有着的与故人近似相同的外形，可以唤起人们对故人的回忆与思念，满足对故人深切的怀念之情。
在基于这样一种目的克隆人体的行为中，克隆人的工具性地位体现得最为明显。许多人会辩解说，在以自然生殖方式生育后代的活动中，父母也难免完全摆脱功利性的动机。这一点无可否认。有人生育后代是为了防老，有人是为了继承家产家业，有人（如残障夫妇）希望生个孩子作为帮手、依靠，甚至还有夫妇为了挽救患白血病的第一个孩子，而特意生育第二个孩子以提取所需的同基因细胞。这些功利性动机对于被生育的儿童而言都构成了一种外在决定，都在不同程度上将儿童置于一种工具性的地位。但这些带有功利性动机的生育行为——由于是以自然生殖方式——并没有妨碍被生育者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特外形及完全新质基因的“新人”；没有妨碍他成人后意识到自己并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或工具，而是享有自我决定权利的平等公民；没有妨碍他完全有能力决定是否按照父母的意愿去行事，况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父母的意愿与他自己的心愿恰好完全是相符的（如当得知能够给哥哥提供珍贵的细胞组织，从而挽救哥哥的性命时，弟弟对父母的这种在某种意义上使自己置于工具性地位的外在决定完全是可以认可的，因为与挽救生命相比，这种牺牲应当讲是次级性的，是可以承受的，也应当承受）。
然而克隆人的情形却要严峻得多，因为它涉及到太强烈的外在决定与期许、太根本性的外在塑造。首先，克隆人的外形（体形、体质）就已经先定了，他不允许也不可能拥有自己的外貌，而必须是呈示着其先行者的外形。克隆行为的决定者对克隆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新人并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先行者体现在他身上的复制，甚至复活与再生。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将克隆人与其先行者进行对比，期望摹本与其原件越像越好，而克隆人则永远也不可能摆脱其先行者的阴影。人们不仅希望克隆人再现先行者的外形，而且——如美国妇女雅西梅所说——盼望他拥有其灵魂。人们虽不可能让先行者起死回生，但却希望通过克隆人达到起死回生之效果。而克隆人则肩负着使其先行者复活的使命，他来自其先行者，且也是因为先行者而来，这样他的毕生任务、生存价值、全部命运也就由外人先定了，而这种预先决定与他的自我意志、自身的利益、他的独特性及自我实现的需求毫无关系。他若有成就，人们会讲这要归功于他拥有其基因供体的基因；他若没有佳绩，人们就会责怪他为什么不如其先行者。他无法想象，他这一生除了作为先行者的副本、作为人们怀念先行者的工具之外，还有多少是属于他自己的。人们在克隆一位死去的公民，以期达到使他复活的效果之时，也在埋葬另一位公民自己的欲求、需要、权利与生存价值。
第三，为了让单身男女能够拥有后代。主张者（如美国法 哲学 家德沃金，意大利医生安蒂诺里）认为，每个人都拥有生殖的权利与自由，生育后代甚至被看成是自己人生意义与价值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因而生殖权是“天赋人权”之一。而享有生殖权者不仅限于已婚男女，而且也涵盖“单身贵族”。克隆自己是这些单身男女实践其生殖权益的途径之一。从另一角度来看，每个人的dna是他的私有财产，每个公民均有权决定何时、以何种方式来复制它。应当说，这样一种强调个体拥有生殖权、拥有通过某种方式“延续”自己生命的想法并不新鲜希奇。在克隆技术进入人们的视线之前，六旬老妪利用试管技术怀育小宝宝，男死刑犯临刑前要求留下精液，通过人工授精方式让妻子怀孕，以实现其传宗接代之愿望的报道早已见诸报端。因此，借助克隆技术实现单身贵族生殖权的问题就不是一个独特的克隆人伦理问题，而是一个也与试管技术、人工授精技术相关联的单身男女之生殖权益与被生育的后代的权益之间的伦理冲突问题，简言之，是单身男女生育后代的合法性这样一个宽泛的伦理难题。毫无疑问，人类拥有生殖的欲望与权利，但问题在于当这种权益严重关涉到另一位个体（被生育的后代）的基本权益与需求，并且有可能对后者造成根本性的消极影响的时候，这种权益的合法性便就不再是不容置疑的了（按照我国《婚姻法》的规定，为了防止后代罹患遗传疾病，有着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男女连结婚都不允许，更遑论什么生育权）。于是人们就必须在不同的权益之间进行权重。无数科学研究成果及统计数字均表明，家庭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构件、人类关系的基本单元，并不是某个或某些人随随便便发明创造所产生的，而是人类 历史 在漫长的自我探索与选择的进程中结出的文明成果。历史上曾有过取代家庭的实验，但新的模式给人们带来的都是灾难性的后果，因而从未真正赢得成功。而双亲家庭又是最有益于儿童身心发育、形成健全的人格和成熟的自主性及完美的爱的情感体验，从而避免罹患认知与情绪上的心理障碍的环境。相反，在丧失父母一方的家庭中的儿童，由于无法体验完整的父母之爱，其人格发展也难以达到健全的水平，心理失常、行为不轨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双亲家庭中的同龄人。现实社会中由于父母离异所造成的对子女的伤害已经是一种很大的不幸，但这些子女至少还是拥有他们的父母，至少还曾经拥有过完整的双亲家庭。而通过克隆技术使单身男女生殖后代的行为，则使作为后代的当事人应当享有的、其基因供体（即单身贵族）曾经享有过的拥有父母双亲的权利先天地被剥夺了，他从存在之时起便被先天地打入无父或无母的单亲家庭之列，这对于克隆人来讲，能说是公平吗？这种不公平性，这种显而易见的对克隆人的身心伤害足以构成对单身贵族的生育权予以否定的强有力的理由。试想，假如单身贵族硬是要选择克隆人技术进行生殖，从而使克隆人强制性地在一个单亲家庭中生活，那么根据公平原则，克隆人长大之后也有权针对基因供体的选择再作一次选择，即逃离这个家庭，寻找一个更“全新的”生存空间。于是，单身贵族拥有一个自己的后代的愿望终将成为泡影。
第四，为了改良未来人类的自然禀性，从而塑造“新人”。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克隆技术来改变人的禀性（die natur，在这里是指“身心方面的自然性状、原初状态”，也译为“本性”）的想法，主要不是来自目前那几位声称已经在进行克隆人实验的所谓克隆狂人（恰恰相反，他们所主张的克隆人的理由往往都在本文所列出的前三项中，且他们中的p. m.扎沃斯教授已经承诺生殖性克隆并不会修改或设计遗传密码），而是来自哲学、伦理学、 政治 学界（如美国的德沃金，德国著名哲学家p.斯罗特戴克）。因此有关是否允许进行以优化人种、塑造新人为目的的克隆人实验的论争，是最具有哲学意味、最具有伦理学意义的论争。
有关人类禀性与生俱来，拥有一种独特的不容侵犯的道德地位的想法，在欧洲思想史上有着深刻的根源。当然，这里首先需要提及的是基督教观念的 影响 。按照这种观念人类本身及其禀性均来源于上帝的创造，因而不容挑剔、不可修正。只是由于基督教信仰仅仅为一部分民众所分享，因此宗教因素还不能构成为人的禀性拥有独特的道德地位进行论证的最强理据。最强的理据与古希腊 时代 就业已出现的有关 自然 与人类的总图景相关。这一图景是由柏拉图勾画的。柏拉图在其晚期对话《蒂迈欧篇》中指出，整个世界是一个惟一的、统一的活生生的存在物，为一种理性的灵魂所支配。从这一图景中可以看出，在这个无限的、有序的、封闭的世界中，事物与事物绝非互不相关地杂陈并列，而是凭借自己的功能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等级体系。每个事物都因与整体的关联而拥有自身先定的目标、固有的地位和独特的价值，人类当然也不例外。在柏拉图的 哲学 中，本体论与人类学、伦 理学 是密切相关的，人类只有遵循宇宙整体目标的安排，其行为才算得上是道德上的正确。这样，按照柏拉图的宇宙图景，拥有其固有的道德地位的人类禀性自然是不容人们自己随意更改的。
然而启蒙运动之后，人类拥有了另外一幅宇宙图景。它告诉我们整个大自然并不是一个有序的、有目的的实体，而只不过是一个由无数事实与过程构成的无限的、没有内在意义的集合体。与这样一种本体论相适应，近代伦理学也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早在15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皮科（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就写下了对后世具有深刻影响的名篇《论人的尊严》，他认为从伦理学意义上讲人类并不是自然的一部分，即人不是先定的，而是自由的。只要从本质上讲人在世界上并不具有某种先定的地位，那么他就能够也必须自我决定。近代的这种自由理念包含有两个层面：一是从个体来看，每个人都有权自由规划其生命征程，确定其生活方式。这种自由所体现的是一种必须尊重与保护的最高价值。二是从类属或整体角度来看，人类自身是其道德的创造者。既然人是生活在一个无即定规划可遵循、无特定角色可扮演的世界里，那么他就必须自己为其行为规定道德法则。因而自主理念被康德确定为整个伦理学的基石。
从上述人类价值理念的 发展 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本体论观念是如何决定和制约伦理学的性质的。正是由于把自然界看成是一个由纯粹客观事件构成的、没有特定意义与价值的集合体，人们才有可能拥有个体性、自主性、人类尊严等 现代 特征的理念。而自由、自主性的观点又会导致人们对人的自然禀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产生质疑：因为既然人是自由的，没有什么被赋予的先定使命，那也就意味着他并没有什么即定的、不容冒犯的自然禀性，这种禀性也并不拥有什么独特的道德地位。正如拜耶慈（kurt bayertz）所说：“一个强的自由与个体的概念与一种强的'人的自然禀性'的观念是不相容的。”[①]
于是，从19世纪（具体而言从密尔）始，不仅要改造自然，而且也要改良人类自身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人类自身的自然禀性已经丧失了神圣性的色彩，人们将追求幸福、减少痛苦、提高生活质量的价值置于维护人类禀性的完整性原则之上。这种人们对自身自然状态的改良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肉体上的，一个是精神上的。以前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精神上的自我完善，例如通过 教育 和 学习 、自我控制、独身禁欲等方式克服自利的本性，追求一种崇高的境界，完成灵魂的重新塑造。以后随着 科学 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又有了通过药物来改变人的心理特征的尝试，与此同时，人们又拥有了通过外科手术复补身体缺陷、完善器官功能，使身体更为健康、更为优美的能力。
上述改变人类禀性的行为，只要不是出于外在强制，只要是出自当事人的自主意志，只要合乎当事人追求幸福生活的意愿，只要对他人不造成伤害与妨碍，那么在道德上便是无可指责的。任何人都有权要求进行对其健康有益的手术，有权做美容，有权信仰某种宗教，有权追求一种他自己所认可的生活方式与目标，只要这些均是其自决权的体现。而自由是人类生存的最高价值。
然而今天，就改变人类禀性而言，我们已经拥有了一种新的行为可能性，这就是克隆人技术。德沃金无不乐观地说，基因技术使人类远离偶然的、有时是有害的基因随机组合，实现了有目标的操纵、可控的选择。这种发展，在 历史 上第一次使对后代素质的责任完全有意识地掌握在父母以及父母所托付的专家手里，从而使人类图景发生根本性的改观 [②]。也就是说，要越过千万年的进化，创造集优美、智慧、人性于一身的完美的人种、新质的人类。
这里 问题 的关键在于，以前所出现的改变人类禀性的行为（不论是精神上的自我修炼、品性塑造，还是身体上的修补缺陷、美体美容）往往都是当事人的自觉自愿的举动，是自己要求改变自己。它们与尊重人的自决权的道德原则不相冲突。而克隆人或通过基因改良来塑造人的行为则是今天活着的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他人禀性的举动。克隆人体行为当然符合我们的自主性，但未必合乎被克隆者的自主性。我们希望并要求制造“新质的”人类，但新人未必愿做新人。而实际上被克隆者又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他的自主权被操纵在我们手里，或者说他的自主权已经不可逆转地被我们剥夺了。这里自然就会出现一个极其严重的伦理问题，即被克隆者的自决权的问题。
如前所述，人类禀性并无独特的道德地位。我们每个人，只要是基于自主意志，都可以对自己的身体性状或精神特质加以改变、进行塑造，在这里并不存在什么伦理问题。然而在克隆人问题上，情况则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在这里，我们的自主权并非天然地高于被克隆者的自然禀性所应有的地位，而这一地位对于外人来讲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被克隆者同任何其他以自然生殖方式诞生的人一样，本应享有自然赋予他的禀性，这一天然禀性具有不容冒犯的尊严，因为它构成了这个人拥有一种与他人一样平等的道德主体之地位以及对这一地位的自觉意识的前提条件。一位克隆人，由于他的基因状态是别人设定的，他的肤色、外形、智力特征都是外人决定的结果，那么在他长大成人之后，便会发现自己是他人的作品，而不是自己生命的完整的作者，这样他就很难形成因出生状态相同而与他人完全平等的道德直觉，更难把自己理解为伦理上自由的、自我决定其生命历程的主体。相反地，作为他人意志的作品所造成的侮辱感将深深地印刻在他的心灵里，伴随其终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豪克（kai haucke）指出，“我们体验到我们身体的天然质朴性这一点，似乎既是伦理上的自由之前提，也是我们相互之间得以平等相待的前提。就此意义而言，我们的存在的身体状态是一种义务论的道德之前提，因此现存的身体上的不可支配性间接地蕴含着一种规范性的道德地位”[③]。总之，克隆人的伦理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人类的自然禀性有无独特的道德地位，而在于我们有什么权利对别人的自然禀性进行改良，“道德问题在这里并非在于这种未来人的'禀性'受到改变，而在于这种改变与未来人的自主性很难相容”[④]。
鼓吹生物 政治 学的人或许会讲，人们的禀性总是不完善的，有其缺陷，我们通过基因技术将善良的品质嵌定在后代身上，从而塑造完美的、道德上优秀的崭新人类，这种想法难道是一种罪过？笔者认为，在这里有两个伦理问题是回避不了的。第一，从个体层面来看，将某种价值观念通过基因技术植入后代的想法严重违背了作为伦理学基石的自主理念。因为这一行为本身就已经粗暴地剥夺了我们的后代自主判断善与恶、是与非、好与坏的先验权利。即便是我们确信无疑地认定的好的品质，如仁慈、善良、勤奋、勇敢、明智等等，也不能强加在后代的身上，恰恰相反，应当在尊重他们的自由意志的前提下，让他们自己来进行选择。正如库尔曼（andreas kuhlmann）所言：西方政治文化的信条“并非简单地是指：每个人应当能够按其自己的生活方式达到幸福并且尽可能不受干扰地过自己的日子，而是指每个人应当遵循在他看来使生活有价值、有意义的伦理标准……价值标准只有在如下情形才是有意义的，即当事人自己决定依照该标准来安排其生活”[⑤]。而通过基因技术塑造道德上“优秀的”人的行为，不论其初衷如何“善良”，本身就违背了伦理学中最重要的自决权的原则，且这种侵害所造成的后果又是不可逆转与修正的。第二，从 社会 层面来看，制造新人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新的不平等，同时也意味着将认可社会出现一种新的不平衡的相互关系类型[⑥]：即拥有塑造、设计、决定权的上一代与被塑造、被设计、被决定的下一代之间的严格分野。于是，人类历史上除了传统的性别、阶级、种族、宗教上的差别此外，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由生物特征界定出来的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的人们由于所处的地位的巨大势差，自然就不可能形成相互认可的主体间的关系，不可能进行相互尊重的交往，不可能形成体现双方意志的共识。由克隆技术造成的人类间新的道德上的不平等，对人类尊严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因为人类尊严总是与一种主体间的对称性关系相联系的。
三、克隆人与 科技 时代、公民社会的伦理图景 根据上述四个层面的 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克隆人或通过基因技术塑造新人的行为本身对于被克隆者来讲，意味着一种根本性的外在决定，意味着一种粗暴的强制。如果我们认可被克隆者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正常的、普通的公民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确信这位当事人作为一位公民所应享有的基本权益已经在这种克隆或转基因过程中，受到严重侵害。他的惟一性、独特性大大降低，其自我欲求、需要、生存价值受到了限制，其作为道德主体所应拥有的自主性、自决权及与他人一样的平等地位遭到了无情的否定。而自由、自主之理念恰恰是我们现代公民社会价值观的基石。由于我们每个人的生物存在的基因基础对于自己的生命历程及作为道德主体所拥有的独特地位和自我理解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禁止克隆人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生命科学发达的时代的一项新的道德命令，而克隆人体行为无疑意味着是在冲击一个永远也不容侵犯的伦理禁区。
需要指出的是，对克隆人伦理问题的探究，不仅仅构成了生命伦理学领域中的一个主要 内容 ，而且也关涉到当前国际社会在现代化运动的核心价值诉求、在公民社会的根本伦理原则等问题上的重大 理论 分歧与论争，同时也使我们对伦理学在这个史无前例的科技时代中所体现出的重要功能与神圣使命赢得了一种更加深刻的理解。
首先，克隆人问题在今天带来的最大伦理挑战，就在于如何看待启蒙运动和现代化的成果，如何看待作为启蒙运动与现代化时代之核心价值的尊重人的自由、自主性、自决权的伦理原则？
许多人之所以醉心于所谓“生物政治”，试图通过基因技术实现人种培育，以便推出拥有优化了的基因的新人类，源于他们对人性的极度失望。他们认为现代化方案的实施、启蒙运动的进行，目的在于解放了的、自我决定的、掌握了未来的人。然而这样的新人应当是什么样的，启蒙运动并没有预先确定。结果是，启蒙运动、现代化的确使人获得了解放，但在这一进程中人性的弱点、人性中恶的、残酷的、兽性的一面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并且正通过战争性的野蛮、强权性的野蛮、媒体宣泄中的野蛮而成为一股难以逆转的趋势。在他们看来，现代化运动与文明进程已经被证明不过是一场人类的空前放任的狂潮，不过是一种狂野的欲望的肆虐。对人性的极度不信任，使他们感到任何教育、训导、“驯服”的 方法 都无济于事，只有基因工程的根治或许才是惟一的出路，所以他们提出用培育替代教育，用生物学替代政治。
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性的弱点与不完善，是应靠人类自身建构的有着自我批判、自我修复功能的社会机制来克服，还是应靠少数优秀的社会精英的重新设计？如果是后者，我们自然就要问一问：为什么他们有权进行这种设计？为什么他们就代表着判别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如何证明他们是道德真理法定的持有者、是道德真理惟一的见证人？其实，人类历史上不乏一部分人为他人设计品性、塑造“完美的”精神状态的例子，但由于这种设计与塑造都是以违背人性、牺牲他人自决权为代价，因此无一例外也都是以他人承受灾难性的后果而告终。历史教训是深刻的：当对道德内涵的解释权掌握在某个人或某些人手里的时候，当某种个人的道德理念通过强制推行而成为一种“改造宇宙”的方案的时候，“道德”就会发挥出一种约束人、控制人、泯灭人性、因此也就是反道德的功能。
由此可见，克服人性的弱点与不健全，只能依靠人类自身社会机制的调节作用，而决不能以全然否定人性、剥夺公民的自主选择权、敲响人道主义的丧钟、推翻所有现存的伦理学为代价。如果启蒙运动与现代化的成果被否定了，作为现代伦理学的基础与出发点的自主原则被抛弃了，那么人们只能走进专制统治的死胡同，则不公正、不平等与野蛮无理便就不再是丑闻了。
总之，尊重人的自由、自主性、自决权这项基本原则作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并没有过时，没有在崭新的科技时代出现什么发展变化，科技时代本身也没有资格与能力使这项原则发生更新。对这一原则所体现的价值理念的弘扬，就像与这一理念有着密切联系的现代化运动一样，仍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洛克在《政府论》中早就讲过，父母对孩子的支配只是暂时性的，并不能延伸到他们的生活与财产。这种支配仅仅是在其未成年期的对其弱小与不成熟性的一种帮助[⑦]。而在今天这样一个公民权利意识空前高涨的公民社会里，我们更应当尊重每个人生命征程的开放性，认可每个人生理、心理和道德及 法律 地位上的完整性，保障让每个人拥有自主选择的最大空间，而不是让一些人通过克隆技术遭受基因供体的基因决定与限制。如果我们能够在社会形成共识，以人的不容侵害的自决权、平等权来抗击所谓的没有禁区的科研自由、生育自由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仅可以避免可能罹遭克隆的未来人类的痛苦与不幸，而且也是在避免神圣的自由价值的毁灭以及公民社会的崩溃带来的更大灾难。
其次，克隆人问题在今天带来的伦理挑战，使人们得以从一个全新的科技时代的视角来探究伦理学的重要功能与神圣使命，从而对 目前 在国际伦理学界得到热烈讨论的所谓“责任伦理”赢得一种深刻的感悟与体认。
支持克隆人者声称在一个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伦理、道德应该为科学的前进“保驾护航”，而不是与科技进步的需求发生冲突、给科学技术设置障碍；恰恰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必将冲破“过时”的伦理规范的束缚，带动起人类道德的更新。这样一种论调乍听上去似乎合情合理，然而细究起来人们便可发现它经不起任何严谨的推敲。因为这种论调的持有者并没有精确地界定他们所讲的与科技进步发生冲突的道德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没有精确地界定限制或束缚科技发展的所谓陈旧的伦理规范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更没有明确地阐明究竟什么是道德的进步，它要朝哪个方向进步。从历史上看，人类的道德观念、社会价值理念的整体中有些内容确实是在经历着变化（例如人们对人类自然禀性的道德地位的看法），有些内容则作为人类思想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一直流传并保持了下来，如在各种文化传统中均拥有自己的表达形式的“黄金规则”，我们实在看不出来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金律将来会发生什么变化，会朝着哪个方向变化。同样的道理，在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从专制、封闭、不宽容转向民主、开放、宽容，从将因种族、性别、宗教、阶级及财富占有量上的差异造成的不平等长期视为天经地义转向追求人类普遍的平等和公正之历史进程的今天，在对民主、自由、人权的向往已逐渐成为人类普遍的精神诉求的今天，人的权益的理念、对人不得伤害的绝对命令已经构成了我们社会观念体系中的一种核心价值、一块道德基石，它已成为我们判定一切人类行为，无论是 经济 行为、政治行为、科学探索、技术进步之对与错、是与非、是否合乎道德的根本尺度。也就是说，道德规范的本质已经被清晰地界定在保护人类的权益不受侵犯，保护人类不受伤害这一认知上了。正如责任伦理学大师忧那思（hans jonas）所言：当代道德行为的根本任务并不在于“实践一种最高的善（这或许根本就是一件狂傲无边的事情），而在于阻止一种最大的恶”[⑧]，保护和拯救面临着威胁的受害人。就伦理道德的这一根本内涵与功能而言，我们看不出来它何时会过时，何时会变得陈旧，何时会发生什么变化，会朝何种方向发展。如果坚持“所谓道德的核心与底线就在于保护人类不受伤害”这一根本原则会造成妨碍或阻止科学家“科学探索”的脚步的结果，那么需要改变的就不是伦理道德本身，而是科学家的 研究 计划。因为科学家没有权利逾越伦理道德为一切人类行为（包括科学家的探索）设定的底线，以“人类生命、人类权益不容伤害与侵犯”为根本原则的伦理道德肯定不会为科学家的好奇心与利益的满足提供支撑，而是要设立禁区。美国女法学家安德鲁斯（lori andrews）指出，那种认为法律与伦理总是跟随着技术的进步并对一切都愿接受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一直都在限制着科学研究与技术……只要想一想纳粹时期残忍的人体实验之后所制定的许多规则就清楚了，这些规则的目的在于，确保在人身上的实验要依照伦理视点来进行”[⑨]。
总而言之，伦理道德的功能决不在于为科技发展保驾护航，而在于为科学家的行为设立规范，对受这一行为影响的人们提供保护。伦理道德与科学研究的关联就在于，科学作为理论可以是价值中立的，但作为实践上的行为却逃脱不了道德上的评价，就像人类其他行为一样，只要行为的目的、手段、结果与人类利益相关涉，则就必须受控于人类的价值考量，必须受到科技伦理的制约。一个有责任意识的科学家在判别一个研究项目之时，不仅要着眼于其理论目标，而且还要考虑到为了达到此目标所使用的手段的合法性，并进而前瞻性地顾及到投入这一手段可能产生的后果。这也正是目前成为学术热点的“责任伦理”的基本理念。
所谓责任伦理，按照忧那思的理解，就是为了回应科技文明的新挑战而为整个科技时代阐发的宏观伦理。这种伦理要求人类通过对自己力量的“自愿的驾驭，而阻止人类成为祸害”[⑩]；要求“我们对自己进行自愿的责任限制，不允许我们已经变得如此巨大的力量最终摧毁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后代）”[11]；它要求人类的政治、经济及科学探索行为要以正确的道德（即对长远的、未来的责任性）为导向。可见，责任伦理虽从内涵上看并无多少新鲜希奇之处，然而它的根本特点则在于“前瞻性”：责任伦理体现着一种事先责任，或者说是一种预防性、前瞻性、关护性的责任，其目的在于为当今科技时代纷繁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充满着巨大危险的人类行为提供指导。因为在当今的科技时代，许多干预自然进程的行为（如克隆人活动）之后果都既是危险又是无可挽回的，仅靠“追究责任”则一切都为时过晚。由于与传统的追溯性责任、过失责任类型完全不同，有人因此把这种以前瞻性、关护性责任模式为特征的责任伦理称为20世纪后半叶科技时代的新伦理。这一伦理观念，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当代社会的人类在技术时代所应拥有的一种价值诉求、精神气质与人文关怀。如果说，自主原则构成了反对克隆人之理据内在的伦理底蕴的话，那么前瞻性的责任意识与人文关怀则从外在的层面为禁止克隆人提供了伦理上的支撑与保障。
[①] kurt bayertz,der moralische status der menschlichen natur，in:information philosophie，nr.4 (2002),s.19f.
[②] vgl. christoph keller,ihr kinderlein kommt,in:die zeit，nr.50 (2002).
[③] kai haucke, das unverfuegbare und die unantastbarkeit der wuerde. habermas, die bioethik und plessners 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in:philosophische rundschau,bd.49(2002),s.172.
[④] kurt bayertz,der moralische status der menschlichen natur，in:information philosophie，nr.4 (2002),s.19f.
[⑤] andreas kuhlmann, politik des lebens - politik des sterbens. biomedizin in der liberalen demokratie. berlin 2001，s.16.
[⑥] vgl.j.habermas,die zukunft der menschlichen natur. auf dem weg zu einer liberalen eugenik ? frankfurt am main 2001，s.77, 85, 90, 94, 107-114.
[⑦] j.locke, zwei abhandlungen ueber die regierung. frankfurt am main 1977，s.231-240.
[⑧] hans jonas, das prinzip verantwortung. versuch einer ethik fuer die technologische zivilisation. frankfurt am main 1984,s.78f.
[⑨] vgl. christoph keller,ihr kinderlein kommt,in:die zeit，nr.50 (2002).
[⑩] hans jonas, das prinzip verantwortung. versuch einer ethik fuer die technologische zivilisation., s.7.
[11] hans jonas, wissenschaft und forschungsfreiheit. ist erlaubt, was machbar ist ? in: hans lenk (hrsg.),wissenschaft und ethik. stuttgart 1991, s.214.
正向遗传学克隆基因的方法篇6
根据氨基酸的序列预测蛋白质的空间结构在基因治疗药物分子设计等方面有巨大的潜在应用价值。本研究基于hp格子模型利用改进的遗传算法预测了蛋白质的三维空间结构。改进的遗传算法引入了克隆体数量限制策略、巢穴竞争选择策略及局部优化策略等。实验结果表明，改进的遗传算法显著地提高了蛋白质结构的预测效率，模拟的蛋白质结构紧凑，更接近真实蛋白质的构型。
【关键词】 遗传算法 蛋白质折叠 三维hp模型
1 引言
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重要承担者，蛋白质所具有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空间结构，掌握蛋白质的空间结构在基因治疗和药物分子设计方面有极大的潜在应用价值[1]。目前,测定蛋白质空间结构的方法主要是核磁共振和x射线衍射技术，这些技术消耗巨大，测定效率低下，远远满足不了日益增加的待测定海量蛋白质的需要[2]。根据氨基酸的序列,从理论上预测蛋白质的空间结构有助于提高测定蛋白质结构的效率，对生物医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3]。
蛋白质结构预测是个典型的“np问题”（算法的复杂性随着规模的增长成指数增长），也就是蛋白质的结构不能用一个多项式来明确表示，其能量的最小值必须通过启发式算法来搜索[4]。目前发展的启发式算法主要有蒙特卡罗模拟算法、禁忌算法、蚁群算法、链增长算法、模拟退火算法和遗传算法等[5～8]。其中遗传算法由于高效地搜索效率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本研究针对hp模型（疏水性和亲水性格子模型）采用改进遗传算法模拟了蛋白质的三维空间折叠行为，改进的遗传算法主要引入了克隆体数量限制策略、巢穴竞争选择策略和局部优化策略等。
2 原理和方法
2.1 3dhp模型
最简单的蛋白质分子模型是hp格子模型，该模型把所有的氨基酸残基按疏水性和亲水性分成两类：疏水性残基（h）和亲水性残基（p）。因此，蛋白质序列被抽象为一个由h和p组成的序列[9]。hp格子模型在三维空间中的折叠简称3dhp模型，每个残基的折叠方向可以向左、向右、向上、向下90°或者向前,折叠的残基不能重叠在其它残基上，整个蛋白质序列在一个三维方格上折叠。3dhp模型的理论基础是氨基酸的疏水性是球蛋白形成的主要驱动力[2]。该模型忽略了侧链的影响，符合真实蛋白的基本特征。疏水性的氨基酸为了减小与水分子的接触面积而彼此靠近并进入分子的内部，形成了疏水相互作用；亲水性氨基酸则形成了分子的表面，形成紧密的团状构象。3dhp模型虽然过于粗糙，与真实蛋白分子相差甚远，但是它能模拟真实蛋白的折叠行为，且计算简单，有利于对比不同折叠搜索算法。
hp格子模型中，一个构象的能量计算规则如下：当两个在序列上不相邻的节点在空间上相邻时，便提供给构象一个相互作用能量.对于一个特定的序列结构，它的总能量e为：e＝∑i＜n,j＜ni=1,j=i+1δreij，式中n为蛋白质序列的长度。如果i与j在空间中拓扑相邻但序列不相邻，那么δr等于1，否则等于0。eij表示在序列中第i个氨基酸与第j个氨基酸之间的能量。三维空间中拓扑相邻的残基有3种情形：hh、hp、pp，3种拓扑关系的能量规定如下[5]：ehh＝－1．0， ehp＝0．0， epp＝0．0（1）由此，蛋白质三维折叠模拟的命题表述为：搜索蛋白质序列在空间中的结构，使该结构中拓扑相邻的hh数量最多。
上述的模型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这种模型只考虑hh间的相互作用，而未考虑hp间的相互作用。实际的蛋白质结构是亲水性残基包裹疏水性残基形成球状结构，忽略hp间的相互作用将导致虽然找到了最多的hh接触数量，但是末端的疏水性分子p没有任何约束而随意折叠，蛋白质空间结构的自由度太大，甚至形成与真实蛋白质结构相差太远的结构。
实际3种拓扑关系的能量大小关系为：ehh＜ehp＜epp，本研究对3种拓扑关系做如下修正：ehh＝1．0， ehp＝－0．4， epp＝0．0（2）这种修正考虑了氨基酸残基应满足的物理制约条件，不同类型的氨基酸残基趋向于分离，满足关系式[11]：2eηρ＞eηη＋epp（3）本研究中，个体适应度规定为：fi＝－ei＋0．01（4） 分 析 化 学第37卷第1期李绍新等：基于改进遗传算法的蛋白质三维折叠模拟 该规定保证了适应度总为正数，个体能量越低，适应度越大。增加的常量（0.01）保证了个别个体能量为零时适应度不为零，也有机会参与遗传操作。修正后的蛋白质三维折叠模拟命题表述为：寻求给定蛋白质序列具有最大适应度的三维空间结构。
2.2 遗传算法 遗传算法首先是由美国的holland教授提出来的启发式优化组合方法[12]。它基于达尔文进化论和孟德尔遗传学说，仿效生物的进化与遗传，根据“生存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原则，借助复制、交换、突变等操作，使所要解决的问题从初始解一步步逼近最优解。与其他搜索方法相比，ga具有随机性、鲁棒性、并行性、全局搜索等优越性[13]。
遗传算法运行时首先编码建立解的初始群体，编码一般采用二进制或浮点，每个解用特定的基因串表示，突变算子独立作用在串上，在最初的方案中，突变算子就是改变串上的一个位。在执行完一定数量的突变后，由交叉操作产生新的串：选择集团中的两个串，并确定串中的断点，两个新的集团成员由一个串的左边部分连接到另一个串的右边而形成。这样的操作进行到一个由可接受串组成的新的群体形成为止。接着进行下一阶段的循环。这个步骤重复进行直到集团收敛于一个串，适应值函数则用来评估突变和交叉所产生新串的质量。
2.2.1 遗传算法的编码 蛋白质折叠模拟的遗传算法个体编码与一般问题的遗传算法编码不同，其编码表示氨基酸残基的折叠方向，一般有绝对编码和相对编码，本研究采用绝对编码。一个蛋白质个体由数字0～5组成，表示氨基酸残基的折叠方向分别为东南西北上下。这种编码容易产生无效个体，也就是个体中的多个氨基酸残基会落在同一位置。但是这种编码产生的个体容易做局部的调整，个体中的氨基酸残基变异的时候对其他残基的折叠影响较小。
2.2.2 标准遗传算法 蛋白质折叠模拟的标准遗传算法如下：
（1）随机产生初始群体，计算每个个体的适应度；（2）生存选择：根据个体适应度大小选择生存个体，一般采用赌选择，适应度越大的个体被选中的概率越大；（3）交叉：采用单点或两点交叉。根据交叉概率随机选择一对交叉个体，在选中的个体上随机选择交叉位点，形成两个新个体；（4）变异：根据变异概率随机选择变异位点实施基因突变，一般采用均匀变异；（5）适应度评价：根据能量法则计算每个个体的适应度大小；（6）群体更新：如果子代个体中最优个体的适应度大于父代最优个体，则保存子代的最优个体，通过遗传操作后的所有个体代替父代个体，重复步骤2～6直到产生满足要求的最优个体。
2.2.3 改进策略 本研究对上述的标准遗传算法进行了改进，引进了新的遗传算子和计分方法，改进的策略如下：
（ⅰ）按公式（4）计算适应度，该计算方法可以保证所有个体都有机会参与遗传操作；当群体中出现无效个体（几个氨基酸残基重叠在同一位置），对该个体给予惩罚扣分，不是简单的丢弃该个体； （ⅱ）生存选择阶段引进克隆体数量限制策略。在用赌选择个体时候，个别个体的竞争力很强，会被大量的繁殖，群体逐渐同质化。该策略限制了在进化中个别个体被克隆的数量，保持了群体的多样性，防止群体的早熟收敛；（ⅲ）交叉阶段引进多点交叉，巢穴竞争选择策略。一般的进化算法是两个亲代个体交叉后产生两个子代个体。巢穴选择策略是两个亲代个体杂交后产生多个子代个体，子代个体与亲代个体竞争选择最好的两个个体遗传进化。根据氨基酸的长度，采取3点交叉，每对随机选择的亲代个体随机交叉2次产生4个后代个体；（ⅳ）局部优化策略。当算法搜索到一定阶段后，染色体进化速度骤然降低，最优个体往往停止进化。因此，对最优个体进行局部优化有利于算法跳出‘局部陷阱’。局部优化策略操作如下：首先选择群体中最优个体；再从第二个位开始，对最优个体进行随机变异操作；再计算变异个体的适应度。如果变异后个体的适应度f2大于等于变异前的适应度f1，接受变异后的新个体，最后对新个体的下一位继续进行变异操作，重复步骤（ⅲ）和（ⅳ）直到个体的所有位变异操作结束。
3 结果与讨论
3．1 改进的遗传算法的性能比较
利用改进的遗传算法对含27个残基的标准hp序列进行了三维折叠模拟，序列如表1所示。该序列在许多文献中多次应用[14～16]。程序采用matlab语言编写，优化后的参数为群体规模200，交叉概率0.75，变异概率0.05。对每个序列折叠模拟20次。实验结果发现，改进后的算法性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不仅能以较小的代价搜索到最低能量构型，而且搜索到的构型紧凑，更接近真实蛋白的结构。
表1 测试的蛋白质序列（略）
table 1 peptide length test cases
为了便于比较，对最后搜索到的最优个体采用公式（1）重新计算能量。表2是改进算法后的结果与其它标准算法结果比较。由2表可以看出，搜索到最低能量时，unger需要的能量评价函数较多，patton需要的能量评价函数大为减少，本研究需要的函数评价数目比patton算法有所减少，但是个别序列有所增多。
表2 测试能量评价数结果比较（略）
table 2 result comparison of energy evaluation
unger采用的遗传算法在初始阶段所有个体从一条直线开始变异[15]，变异后的个体用蒙特卡罗方法过滤。在交叉阶段算法实行单点交叉，交叉后的个体也用蒙特卡罗方法过滤。当产生的后代个体出现无效个体时抛弃该个体，重新产生新的个体。这种算法类似于模拟退火算法，抑制了遗传算法的搜索性能，所以该算法的能量评价数目非常多。patton的遗传算法采用相对编码，两点交叉，当出现无效个体时候，对每个重叠位置采取惩罚性扣分[14]。patton 的算法性能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但是patton的格子模型没有考虑hp的相互作用。
3.2 改进策略的影响
本研究中的克隆体数量限制策略对维持种群的多样性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实验发现，当群体遗传一定代数后，群体进化陷入停滞，群体中的个别个体大量繁殖， 甚至占了近群体20%～50%，这样的群体很难有新的进化。采用克隆体数量限制策略有效地解决了过度繁殖的问题，该策略规定群体中相同个体不能超过一定数量，超过的部分用随机产生新的个体来代替。该策略不必频繁使用，每遗传10代使用一次比较节约资源。实验发现克隆体限制数量设定为3～6比较合适，本研究将克隆体数量限定为4。
本研究中的多点交叉策略也有利于保持个体的有效性。对于一个染色体，改变其中一个氨基酸的折叠方向将对整个个体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多点交换策略只改变其中一段染色体的结构，降低了单点交叉带来的压力。巢穴竞争选择策略使得新的个体不仅面临与同辈个体间的竞争，也面临与父辈个体的竞争，提高了繁殖优秀个体的能力。
本研究采用的局部优化策略是系统变异，类似于monte carlo搜索方法[17]。本策略对最优染色体进行二次寻优，在算法的初期阶段爬山能力较强，但是在后期基本上失去了对染色体的改造能力，产生有效个体数不多。
3.3 改进能量关系的影响
本研究的适应度的规定与其它文献有所差别[5,7,9]，一般的适应度都是直接用hh间的接触数量表示适应度的高低，没有hh接触的个体适应度为0，没有机会参与遗传，这种个体中也存在优秀基因。本实验增加了一个常量0.01，个体适应度都不为零，所有的个体都有被选中的机会，这种策略不仅保持了群体的多样性，也使更多的优秀基因有机会参与遗传。
图1是序列27.09的折叠模拟结果，图中黑球表示非极性分子h，白球表示极性分子p，图1a为采用公式（1）能量关系得到的结果，图1b为采用公式（2）的结果，两种结果能量值相同，但是形状不同，图1b呈球形，更接近天然蛋白的形状。原来的能量关系公式（1）只考虑hh的能量相互作用，而修正的能量关系公式（2）不仅考虑了hh的相互作用，也考虑hp的相互作用，这种模型更接近真实蛋白质内部分子相互作用机制。采用（1）的能量关系能够搜索到最低能量，但不一定是最优的构型，极性分子p不能保证一定要包围非极性分子h。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个问题，考察序列p8h8p8，该序列中的h单体都集中在一起，容易折叠，分别采用两种能量关系对该序列折叠模拟，图2a、2b分别是采用公式(1)和（2）得到的结构图，两种构型都达到了它的最低hh能量5。图2a结构松散，两端的极性分子p没有包裹非极性分子h的选择压力而展开，该结构与真实蛋白分子结构相差甚远；图2b的极性分子p包围h分子，构型紧凑，接近真实蛋白质分子球形结构。说明对能量关系的修正是有效的。
图1 序列27.09的两种不同结构（a）为未改进算法得到的结构，（b） 为改进算法后的结构，两种结构的hh键数量都是7，图中黑球表示非极性分子h，白球表示极性分子p （略）
fig.1 structures from case 27.09 under the different models （a）: original model, (b): modified model. the number of hydrophobic contacts of both structure is 7. dark spheres are hydrophobic monomers h and white spheres are polar monomers p)。
图2 序列p8h8p8的两种不同结构a为未改进算法得到的结构，b为改进算法后的结构，两种结构的hh键数量都是5，图中黑球表示非极性分子h，白球表示极性分子p（略）
fig.2 structures from sequence p8h8p8 under the different models. (a): original model, (b): modified model. the number of hydrophobic contacts of both structure is 5. dark spheres are hydrophobic monomers h and white spheres are polar monomers p
结果表明，改进的遗传算法维持了种群的多样性，增强了算法寻优能力，提高了搜索效率，模拟的蛋白质结构紧凑，更接近真实蛋白质的构型。
【参考文献】
1 baker d & sali a. science, 2001, 294(5540): 93～96
2 anfinsen c． science, 1973, 181(96): 223～230
3 chris t, alena s, holger h h. bmc bioinformatics, 2007, 8: 342～362
4 hart w e, istrail s.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biology, 1997, 4(1): 1～22
5 unger r, moult j. j. mol. biol., 1993, 231(1): 75～81
6 andrzej s， piotr r. acta biochimica polonica, 2001, 48(1): 77～81
7 lu b z, wang b h, chen w z. protein engineering, 2003, 16(9) :659～663
8 wang yinghua(王英华), ouyang liqun(欧阳立群), li nan(李 楠), wang hongyan(王洪艳), yang bing(杨 兵). chinese j. anal. chem.(分析化学), 2006, 34(12): 1787～1790
9 jiang t, cui q, shi g, ma s. 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 2003, 119 (8): 4592～4595
10 lau k f, dill k a. macromolecules, 1989, 22(10): 3986～3997
11 li h, helling r, tang c. science, 1996, 273(2): 666～669
12 holland j. adaptation in natural and artificial systems. ann arbor: uni. mich. press, 1975
正向遗传学克隆基因的方法篇7
[关键词]体细胞；核移植；克隆；表观遗传重构
[中图分类号]Q8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616（2016）05-40-04
一直以来研究人员普遍认为只有通过卵子和相互结合形成受精卵，随着受精卵的不断分化，最终才能发育成为一个新的生命，但在这个过程中，受精卵细胞同时也将逐渐地失去其发育成为完整后代的能力，把受精卵细胞具备发育成为完整个体的能力称为全能性。体细胞核移植（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SCNT）技术的成功归因于人们对细胞全能性的逐步认识。核移植（NT）就是将动物的体细胞或者早期胚胎卵裂球的细胞核，移植进经去核的发育成熟的卵母细胞的胞质中或受精卵中，得到重构的卵母细胞，然后通过重新激活，恢复其细胞分裂及分化，从而促使其发育成为与供体细胞的基因型完全相同的子代，这一技术也可称为体细胞克隆技术。体细胞核移植技术最早是由德国的胚胎学家Spemann 1938年提出的，他起初提出这个理论，主要是为了研究细胞核全能性的机制以及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细胞质与细胞核的相互作用机理。直到1952年Briggs和King按照他的理论，首次成功地进行核移植试验，他们首先将非洲爪蟾的卵子去除其细胞核，然后向其中移植进其囊胚细胞核，从而得到了正常的后代。随着胚胎工程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先后以不同动物的胚胎细胞等作为供体，不断成功地培育出了各种克隆动物，如克隆羊、克隆牛、克隆猪、克隆小鼠以及克隆家兔等。其中最具有标志意义的是1997年Roslin、研究所的Wilmut等，首次在世界上报道了他们利用体细胞核移植技术，用成熟绵羊的体细胞（乳腺上皮细胞）作为核供体，成功地克隆出“多莉”羊，一下在全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一实验充分证明了高度分化的体细胞仍然具有全能性，人们可以利用体细胞，通过体细胞移植技术获得基因型与供体细胞基因型基本相同的子代个体。成为了生物学以及遗传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事件。家兔是生物医学研究中最常用的实验动物之一。利用体细胞核移植技术生产克隆兔子是目前研究的热点，在生物医学领域具有十分诱人的应用前景。而家兔被认为是利用体细胞核移植技术难以成功克隆的哺乳动物之一，直到2002年法国学者Patrick Chesne等用卵丘细胞作为核供体首次成功克隆了家兔，突破了家兔难以成功克隆的关键问题，为扩大家兔在生物医学方面的应用研究提供了方法。应用这项技术，2006年我国学者李善刚博士应用成纤维细胞作为核供体成功地培育出克隆家兔，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将转基因技术与体细胞核移植技术结合起来，成功培育出了表达绿色荧光蛋白的克隆兔，将该项技术推向新的高度。
1体细胞核移植的主要方法
具体来讲，体细胞核移植技术主要包括受体细胞的去核、核供体细胞的准备与选择、细胞周期的调控、细胞融合、重组胚胎细胞的激活以及培养等步骤。
1.1受体细胞的选择
在哺乳动物体细胞核移植的实验中，可以作为受体的细胞主要有以下三种：（1）去核的受精卯；（2）去核的MⅡ期成熟卵母细胞；（3）去核的早期胚胎细胞，其中MⅡ期卵母细胞是目前采用较多的核移植受体细胞，因为在这个时期，一方面该细胞体积较大，便于显微操作；另一方面重组胚胎所需要的各种细胞因子在MⅡ卵母细胞质中均存在，而且细胞营养成分充足。在细胞分裂过程中，结合在DNA上的各种细胞因子如转录因子等从DNA螺旋轴上脱离下来，与此同时胞质中的大量重组因子即可与DNA螺旋轴结合，从而促进基因重组的发生。另外一方面，因为选择合适卵龄的卵母细胞作为胞质受体，对体细胞核移植是否能够成功产生巨大的影响，故细胞培养的时间也特别重要，实验中一般多选择培养40～44h，传代4～6代的卵母细胞作为受体细胞。因为大量的实验证明，传代越多重组胚的囊胚率也越多。
1.2受体细胞去核的方法
先要对受体细胞进行去核，才能进行供体核的移植。受体细胞去核必须完全，如果去核不完全，一方面可能导致重组的胚胎细胞染色体形成非整倍体或多倍体从而使克隆直接失败，另一方面也可能使卵母细胞产生异常分裂进而发育受阻甚至可以导致胚胎的早期死亡从而使克隆最终失败。所以是否完全使卵母细胞去核，是保证核移植所形成的新的胚胎细胞能否发育成为正常个体的前提条件。为了减少实验中的干扰因素，可以通过缩短体外操作的时间并快速而准确的去除受体细胞核以避免孤雌发育。大体上受体细胞去核的方法可以分为两种方法，即化学去核法和机械去核法。具体有以下几种操作方法（1）盲吸法：这一方法的优点是不用借助于其他的化学物质，但此法耗费时间较长、易影响细胞质空间结构故对卵母细胞损伤比较严重，所以技术要求较高，不同动物去核率相差也较大，应用较少；（2）半卵法：这个方法是应用特制的卵母细胞切割刀，将卵母细胞切割成为两个半卵，然后丢弃含有极体的那一半半卵细胞，用两个不含极体的半卵细胞与供体细胞核进行融合，构建核移植胚胎。（3）化学试剂去核法：这种方法的原理是利用蔗糖或者脱羰秋水仙碱等化学试剂的作用，使受体细胞能够自行排出第二极体，从而实现去核的目的，但目前还不清楚化学试剂是否对受体细胞造成损伤；（4）挤压法及点压法：此两种方法均是利用固定管固定住细胞，使细胞染色于特定位置，然后挤压透明带，用去核针取出第一极体，再用荧光染料Hoechest33342染色后观察其去核率。点压法是挤压法的改进方法，优点是对卵母细胞胞质的损伤较小，在去核操作的过程中不用更换去核针，节省了时间，有效的提高了去核效率；（5）纺锤体探测技术：此法去除细胞核的方法是将卵母细胞放置于Spindle-view偏振光系统的倒置显微镜下，受体卵母细胞的纺锤体区域较其它部位明亮，从而清楚显示其染色置，而后再用去核针通过显微镜下操作去核，以利于去核的操作准确完全。（6）透明带膨胀辅助去核法：此法是先用去核针吸入适量操作液后稍施正压，使吸入的操作液平缓流出，推进去核管，使透明带逐渐膨胀，然后用去核针将细胞核取出，此法的优点是缩短了去核操作的时间并且显著地提高了去核操作后卵母细胞的生存率。（7）离心去核法：这个方法的原理是根据细胞质的密度小于细胞核，通过离心的方法将没有透明带的细胞核甩向一侧进而脱离卵母细胞。该方法的缺点是必须去除透明带，不利于之后核移植胚胎的发育。
1.3供体细胞选择与核的移植
实验中可用于核供体的细胞很多，主要有胚胎干细胞（ES细胞）、卵丘细胞、颗粒细胞、支柱细胞、细胞、乳腺细胞、神经细胞以及成纤维细胞等，其中最主要的是两种：一是生殖细胞如卵丘细胞，二是胎儿或成年成纤维细胞。影响核移植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受体与供体细胞的细胞周期同步化发育，早期的研究认为要使体细胞核移植成功必需使供体细胞处于GO期，获得GO期细胞主要是通过两种方法：选择细胞类型或者人工诱导的方法。Inoue等研究人员在小鼠的核移植实验中发现，移植的效率较大的受到供体细胞的细胞类型以及其基因型的影响。近年来许多科研人员通过实验发现把没有经过休眠诱导的处于细胞周期中G1期、G2期以至于M期的细胞作为供体细胞进行核移植也可以获得成功。将供体细胞核移植进入受体细胞的常用方法主要可分为融合法以及注射法两类。其中融合法中目前最常用的是电融合的方法，这是因为电融合的方法具有细胞损害较小、可重复性好而且融合的效果较好等明显的优点，所以逐渐被广大的研究人员所应用。电融合方法的原理是通过细胞在强电场短时间的作用下，使细胞膜产生一过性的击穿，当电流使两个相邻的细胞膜接触的区域发生击穿时，两侧的细胞膜就可以在击穿的瞬间发生接触并融合成为一个细胞。注射法一般分为透明带下注射和胞质内注射。透明带下注射是把整个供核细胞注射至受体细胞卵周隙，这就需要在注射后还需使供体细胞与受体细胞进行融合。胞质内注射一般是用压电一陶瓷微注射系统，直接把供体核注入胞质内。
1.4卵母细胞的激活
因为缺少了受精这一步骤，在以成熟的卵母细胞作为受体的核移植实验中，缺少了自然受精过程中受精卵的激活过程，所以必须进行人工激活核移植后重构的卵母细胞从而促使其进一步分化发育。根据激活时期的不同，可分为移核前激活、移核时激活、移核后激活三种不同的时期。使卵母细胞激活的方法可以分为化学或者物理刺激的方法两类。激活方法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钙离子载体A23187激活和离子霉素激活、乙醇激活、蛋白质合成抑制剂激活、氯化锶激活、提取物激活、蛋白质磷酸化抑制剂激活以及电脉冲激活、联合激活等。虽然卵母细胞可以被以上的各种化学物质以及物理刺激的方法激活，但是却不可避免地在激活的同时也造成受体细胞一定程度的损害，影响胚胎的发育。所以，是否能够尽快地探索出对卵母细胞损伤较小并且激活效率高的激活方法对体细胞核移植技术最终能否成功尤为重要。
2体细胞核移植技术的应用前景
体细胞核移植技术作为细胞生物学及发育生物学领域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应用前景必然是特别广阔的甚至是我们一时无法估量的！其潜在的经济效益是十分巨大的，随着这项技术的不断发展、逐步完善，必将带来生物学以及医学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这项技术在生物学方面如在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新物种的培育、优良畜种培育以及转基因动植物生产方面前景十分广阔。另外，这项技术在医疗卫生领域同样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和发展前景。尤其在医疗卫生领域，可能为机体损伤修复、器官移植乃至遗传性疾病、老年性疾病的治疗等打下坚实的基础，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值得科研人员持续关注并为体细胞核移植技术的不断完善发展付出不懈的努力。
3目前存在的问题
正向遗传学克隆基因的方法篇8
关键词：西乡隆盛；思想；遗训；修身；克己
中图分类号：K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5）02-0045-10
DOI：10.14156/ki.rbwtyj.2015.02.006
西乡隆盛（1827年-1877年）：“维新三杰”之一，日本幕末维新时期政治家、军事家，萨摩藩士，通称吉之助，号南洲。西乡作为明治维新时期重要的历史参与者与政治家，却因性格原因著述不多。《遗训》是西乡思想的集大成本，其内容大致包括：为政者作为、国家财政、外交、修身、君子养成等内容a。其中就其文字量而言较多侧重于个人立志、尚诚、克己、警醒、气节等方面内容b。主导思想即是通过修身的方法，形成 “敬天爱人”的人生追求。《遗训》内容洗练，文字精湛，特别是“训”，起到了自勉及劝诫世人的警示作用。《遗训》编撰者为西乡好友，原庄内藩主酒井忠笃。1896年佐贺人片渊琢在东京刊行，题名《西乡南洲先生遗训》，简称《遗训》。言明“有志者传写印刷，珍爱传诵之”[1]105。由于西乡隆盛的人格魅力及《训》的内容精要，《遗训》刊成后便在日本广为流传，影响了后世许多政、军、财、商、学界人物及大量普通民众。许多人以西乡为榜样，以《遗训》为修为方法警戒自己。因此，其学术价值很高，可以视作西乡的原典进行考究。诚然，《遗训》是后人所集成，因此，阅读研究时对其准确性与价值取向应持较为谨慎的态度。国内目前关于《遗训》的研究就笔者视力所及尚无专门论述，只有一些人物相关研究成果。因此可以继续探讨，深度也可以继续挖掘a。
一、西乡隆盛修身思想的形成及影响因素
《遗训》中的修身意识决不是西乡头脑中的意识流，其思想来源于他的微寒出身，所受的教育及较为独特的人生经历，该三方面构成了《遗训》修身思想的情感基础、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
西乡出生于鹿儿岛城下。其家格是萨摩藩倒数第二级的御小姓武士。西乡自幼家贫，虽然是城下士出身，但知行米只有47石，经常要借米度日。据史料记载：西乡家屋子夏天漏雨，冬天漏风。西乡兄弟姐妹六人仅有一条被盖，非常困苦。早年，西乡妻子因不堪忍受西乡家的贫穷，擅自回到娘家而“离缘”。西乡家早年曾两度向水引乡的豪农板垣与三次家借债，每次100金，共200金。该债务仅靠西乡在藩内的工作难以偿还，直到明治五年，西乡成为参议时才还清。这种出身的微寒与生活的长期窘迫使得西乡洁身自好，不爱钱财，这是西乡修身理念的重要情感因素。
另外，西乡自幼接受了较为严格正统的“乡中教育”。其主要内容即为主从关系的武士道精神与传统道德规范的思想灌输。西乡从小就学习为歌颂历代藩主功业的《历代歌》及《大学》《论语》《太平记》《三国志》《忠臣传》等儒学及武士道经典著作。此外西乡还自己组织阅读小组，研读《近思录》《传习录》等著作。这种始于幼年的“武士养成教育”为西乡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培养奠定了基础。即虽然生活贫困，但作为统治阶层的精英主义思想意识为武士阶层注重名誉、安贫乐道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障。作为士族而存在的西乡总怀有一种博爱精神及担当意识。西乡曾做诗记忆其少年时的勤学经历：“严寒勉学坐深宵，冷面饥肠数灯挑。私意看来炉上雪，胸中三省愧人饶”[1]75。西乡不顾“严寒”与“饥肠”的窘境，居然有“三省”，及“愧人饶”之精神，这与范仲淹的“身无半亩，心忧天下”一样，都具有朴素而又担当的精神。因此，西乡自小所受的朱子学与纲常伦理为主的教育及阅读构成西乡修身思想的理论基础。
此外，西乡有一段较为特别的人生低潮经历。1858年的安政大狱引发的大弹压使得100多名大名、公卿、志士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西乡隆盛与月照和尚走投无路时跳水自杀。月照死亡，而西乡被救起后流放到日本最西南的庵美大岛，环境恶劣时几近死亡。主人急死、事业失败、友人遭难、自杀未遂及牢狱之灾的短时期的多重打击使其开始重新思考人生意义与价值。“朝蒙恩遇夕焚坑，人世沉浮似晦明。纵不回光葵向日，若无开运意推城。洛阳知己皆为鬼。南屿俘囚独窃生，生死何疑天附与，愿留魂魄护皇城”[1]76。西乡用数个中华典故表明自己忧心爱国的情怀。死后余生的苦闷中，西乡对人、对天开始有了新的思想提升。“人之命是从天而来，因此定要尊天而行。”这也是他提出：“凡做事须要有示天之心，不要有示人之念”[1]28之道理所在。西乡开始形成较为成熟的“天命”感，他认为“天之本命在慈爱”，他认为要尽人事，听天命，“行道无尊卑贵贱之别”[1]14。即，行道者，不论是居于庙堂的统治者，还是处于下层的普通民众，皆可行之。西乡指的行道，就是体察“天命”，做应该做的事，在西乡看来，完成他主人岛津齐彬的遗愿，实现天下之治即为行天道。而如何做，就是要修身，要克服自己身上的缺点与不足，才能成就事业与作为。因此西乡在流放时期的特别的人生经历构成其修身思想的现实基础。
二、西乡隆盛修身思想的内容
（一）赤诚
“诚”是西乡最为推崇的精神，也是其最明显特征，是《遗训》的重要内容之一。西乡在论述“敬天爱人”时讲：“不以人为对手，以天为对手，由此尽己责而勿咎人，寻己诚之不足”[1]13。西乡认为“诚”是人的立身之本，是做人的最基本条件。因此“寻己诚之不足”成为其一生之戒。“天下后世信仰悦服者，惟真诚二字。自古讨父仇之人不胜枚举，独曾我兄弟a，迄今妇孺皆知，盖出类诚笃之故也。无诚而为世所誉，侥幸也。诚笃者，纵当下无人知，后世必有知己也”[1]18。西乡提出只有“真诚”才可以为天下所仰服，并举了一个在日本广为流传的报仇故事，并将其视为道德典范。应该说复仇本身与“诚”并不相干，但在西乡的观念里，曾我兄弟之所以受爱戴，就是因其兄弟之“诚”，这构成了一切个人品质的基础。倒幕时期，禁门之变后萨摩与长州两藩间隙很深，长州藩士在木屐底写着“萨贼会奸”四字，准备伺机报复萨摩。而西乡为了政治联合，不顾个人危险，坦诚相待，依然前往长州会晤木户孝允，由此促成萨长同盟，建立了倒幕的基础[2]20-21，由此可见西乡赤诚的品格。
“诚”之一字，总有一种“拙”之感觉。实际上西乡也确实有这样的风格，有“厚重”、“拙朴”的特点。西乡讲：“人贵厚重，不贵迟重。尚真率，不尚轻率”[1]59。所谓“大巧不工，重剑无锋”也即是这个道理。韩非子讲“巧诈不若拙诚”[3]256-257；《菜根谭》中：“不工技巧，以拙为进”，都为西乡思想提供了营养元素。西乡比起其它同时代的政治家确实很有“拙”感，穿戴又土，不善言谈。无论外表还是行事，总给人一种“乡下人”之感，被称为“田舍武士”。西乡听到也不在乎，他讲：“唐虞之治，只是情一字。极而言之，万物一体，不外于情之推”[1]27。唐虞指古代圣帝贤君。西乡认为唐虞时代之所以政治清明，人民安乐，就是因为统治者有“情”。在他看来，“情”即真感情，即是“诚”，而非政治技巧与韬略。统治者用“情”统治，对民众真心相对，则必然会政治清明。这种厚重的“赤子情怀”也成为了西乡的一个标签。西乡之弟吉次郎在戊辰战争中战死于越后的长冈，西乡闻讯后“号泣”，西乡身材魁梧，体格较大，其感情也大，本来对于武士而言，让别人见到眼泪是件耻辱的事，但西乡却并不掩饰其真性情。庄子讲：“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4]374。一般观念中，“真”与“诚”是不可分割的，甚至有相同的含义。西乡的人格魅力之一即在于此。另外，“真”也在“本心”，孟子讲：“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5]173。大人物要有如“婴儿”般的初心，就是要不失朴素之心。日本人认为“初心”才是本心，才是真的，并提倡“初心不忘”。与西乡“敬天爱人”的人生追求所不同，大久保利通的人生格言是“为政清明，坚忍不拔”。可见大久保体现了更为冷酷专断的政治家形象，而西乡总有一种孩童般的特质。胜海舟曾讲：“西乡就是傻瓜，像个大钟，用力敲就响大声，小劲敲就响小声”[2]6，这成为西乡最有名的评价。
西乡有一种本真的气量与勇气，因此西乡周围总能凝聚很多人。而维新事业之所以成功，与西乡的声望与器量是有一定关系的。“事无大小，踏正道推至诚，凡事不可使诈谋”[1]7。他认为，“诚”要高于“谋”。在这点上西乡与大久保利通可谓泾渭分明。大久保出身同样很低，青年时期为了能“出世”，接近新藩主岛津久光，投其所好而苦练围棋，西乡对此甚是不屑。在政治谋略中因“智”少“诚”并不受指责，政治家不受道德约束现被人广为信仰。但“诚”本身是无可指责的。西乡与大久保虽为发小，共同参与倒幕大业并领导新政府改革，功劳比肩，并称为“萨摩双雄”，所以有“肚乃西乡，智大久保”的说法[6]92。然而二人终究因为政见不同而走向对立，引发西南战争。虽然大久保为胜利者，西乡为失败者，但二人的民间评价却截然相反，由此可见日本人是最能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人们喜欢又“诚”又“拙”的西乡，不喜欢又“智”又“敏”的大久保，日本人之性格也可稍见一斑。
（二）克己
西乡认为人要觉悟“天道”就必须要体察，要反省，要克己。他提出：“道为天地自然之道，故讲学之道以敬天爱人为目的，而修身以克己为始终，克己之极功即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1]12，西乡引用《论语》阐述做人要不臆测，不武断，不固执，不主观的论断。在西乡看来，断除上述四种弊病即是修为克己。“凡人皆以克己成，纵己败。古来之成事人物看，事业初创之其事大抵十之成七八，余二三终成者稀。盖因初能谨言慎行，故功立名显”[1]12。在西乡看来，想要达成目标，就要克己而不能纵己，要“谨言慎行”。“克己”思想不光为西乡所推崇，整个日本民族都有这种倾向与传统。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的武士更是如此。新渡户稻造在他宣扬的《武士道》中用了一章的内容讲“克己”。“一方面，勇的锻炼要求铭记着不哼一声的忍耐；另一方面，礼的教导则要求我们不要因流露自己的悲哀或痛苦而伤害他人的快乐或宁静。这两者结合起来便产生禁欲主义的禀性”[7]62。新渡户还举了几个送别亲人上战场而没有哭泣的场景，用“压抑”来体现“表达”似乎更符合日本人的价值观。因此，包括西乡在内的精英阶层，都有抑制感情的倾向。推崇“喜怒不形于色”，“开口则见肠，其唯石榴乎”的观点[7]63。然而，比起西乡，新渡户的“克己”观有狭隘化之感。“克己”是一种重要的修身思想，而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抑制感情”。西乡的“克己”是一种对自己性格的修正与改进，要“谨言慎行”，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其包含的内容更多，层次也更高。《礼记正义》讲：“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敝，则民谨于言而慎于行”[8]1505。从日常的言行开始有所顾及，有所克制，才可以立功名。西乡所言“克己”是成事业之自我修炼法。任何人在任何时期，做任何事业，克己修身，自律自制都是必然前提，没有自律不可成事业也。较为特别的是，西乡没有搬用儒家的“克己复礼”之说。“克己”之目的在于使自己成熟成长，在于修正不足，而非要“达礼”。
就如何克己，西乡讲：“克己，临于万事欲克而不得。故先修身养性而后成也”[1]22。这里可以看出西乡并非是一个圣徒一样的禁欲主义者，他提倡“修身养性”与“克己”结合起来，甚至将“修身养性”作为克己的手段。西乡所谓的“修身养性”是指培养调剂性格与养心的乐趣。西乡崇尚自然，喜欢泡温泉，钓鱼打猎。“从翁驱犬逐兔，跋涉山谷，终日狩猎。暮，投宿田家。浴毕，心旷神怡，悠然曰：‘君子之心常如斯也’”[1]19。在西乡看来，志趣不低俗，投身于山水间，即是“修身养性”。可见西乡克己就是保持朴素勤简的低调生活且不失情趣，同时又能看出西乡自我感觉良好，特别是“君子心当如斯”，明显揭示了一种自满的心情。西乡在新政府任职月收入是数百日元，但每月用于个人生活的只有十五元，其余有的作为对友人的接济馈赠，有的作为其事业投入。与同时期的政治家“添家置地”“豪饮壮游”“美食华服”相比十分低调。西乡下野后，给堂弟大山严写信要买狗项圈及萝卜种子，“订购项圈样品收到，谨谢，如有再长三寸，再寄四五个，双手合十奉谢……当年工作甚忙，外游难静闲，今少弟已是农人，只管耕读，每日安乐于田间地垅，习于菜汁芋饭，如此任性，兄见笑”[9]470-471。可见其低调。西乡的归隐式生活在他看来就是在“克己”。至少表面上看，西乡乐于经营自己的“农民”生活，而实际更深层的含义是西乡在为下级武士寻一条出路，为其它武士做一个范例。即武士可以养活自己，而不只是寄生于国家俸禄。西乡似乎没有想到更好的为武士谋出路的方式，因此他按中国文人的耕读传家的传统方式生活，体现了一种较为保守的思想倾向。
（三）警醒
警醒是一种自觉心与忧患意识，对西乡而言，警醒体现于去除私爱、诫身体察、虚己乐闻、居安思危的观念。“爱己而善离。修业无果、诸事难成。过难思改，伐功而骄慢生，皆因自爱起，故不可偏私爱己也”[1]14。西乡的座右铭为“敬天爱人”，因此对于“私”之一事尤为警戒。“爱己”指偏袒怜爱放纵自己之意，即是“自私”之意。因此一切修行事业，改过都是“私”之戒，不可以“爱己”，而要“爱人”，强调利他主义。“道乃天地自然之物，人以之行，应以敬天为目的。天不分彼我，同等爱之，故以爱己之心爱人”[1]14。西乡对己之过错，往往能省身体察，对人之过错，也多能体恤谅解，他认为有错改之即为善。“改过时，思忖己之非，夫善也。其事可弃而不顾，即踏一步。思悔过，患得失，补缮同碎茶碗集其片者，于事无补也”[1]14。所以他主张：错即错了，思之为过，即是善念，对于已经发生的不好之结果，就不应再患得患失，纵然不幸，已然于事无补。“自古君臣皆以己为足者，非治功之世。知己不足，则下言入耳也。己足，人言己非即怒，故贤人君子不助之”[1]12。西乡认为对他人言，要保持一种谦虚的态度，提倡“虚己而乐闻”，居高位者尤甚，这样才能听进不同意见。“志于道者，不贵伟业也。司马温公曰，闺中私语亦无不可语人。由此推知慎独之学。出人意表逞一时之快，实未熟也，当戒”[1]16。西乡指出行道不在于是否从事“大事业”，而在于是否正念诚心，精进于日常功夫。“闺中语”指私下里说的话，即在西乡看来私下说的话应该是可以公开讲的，由此人要“慎独”。如果人刻意地表一时之利，逞一时之口舌，是幼稚不成熟的表现，应当戒之。
西乡认为君子要有忧患心，有居安思危意识，提出平时修炼之必要。“平日不循道，临事狼狈，处理无措也。譬若近邻失火，平生有备者泰然，利落应对。平日无备者，惟狼狈，何谈处置。同理，平生未循道者，临事无策也。予早年出阵之日，向兵士言道：‘我整备否，不为己方之目以见，仿敌之心试探，方乃第一备也’”[1]16。西乡这种居安思危意识为其赢得戊辰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他出任萨摩藩驻京都总代表时他就意识到与幕府的军事冲突不可避免，西乡因此积极筹备军力量并联合各方势力，提出一旦事出，当可为用。倒幕之所以较为顺利的实现，除西乡决心较大，指挥得当，行动统一外，与准备充分有很大关系，在这一点上西乡的贡献是卓著的。西乡的“有备无患”“居安思危”意识在中国有悠久传统。《左传》讲：“《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a！”[10]591《诗经》中“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11]249中的“未雨绸缪”思想，都是这一思想的源泉。西乡提出：“修身正己，具君子之体而不知应对者，同木偶人。譬若数十人客不意来访，纵令欲款待，事前无器具调度之备，惟担心，不得应也。平日有备，几多客来，皆从容应之。故平日之备甚为紧要，书古语以赐：文非铅椠也，必有处事之才。武非剑J也，必有料敌之智。才智之所在一焉而已”[1]19。西乡用客人来访来阐述准备之必要，指出只有平时多备，急时才可便宜。学问并非仅为文笔，应有处事的能力；武功也并非仅用刀J，必须具备应对的智慧，这就是才与智所在。归结于一句话，在西乡看来，强大的力量不如万全的准备。而其前提即为拥有忧患警醒心。
（四）气节
西乡的气节思想，是保持一种高尚的人格与可贵的独立精神。“不惜命、不图名、亦不为官位、钱财之人，困于士末也。然无困于对者共患难，国家大业不得成也。此般人物，凡俗之眼岂能看破”[1]15。所以他引用了孟子的名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今人仰否？答曰：‘然也。非立于道之人，其心性不现也’”[1]15。西乡特别提的“困于士末”，是指不图财，不图名，不图位之人往往其志不在小而难以应对。然而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大业又难以完成。另外此般人物往往又难以看出，难以显露，深不可测。所以他引用了孟子最著名的关于气节的话，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只有符合这三方面考验的人，方为君子，才是行正道人，才为后世所敬仰。然而西乡对孟子是有取舍、删减的。《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原为：“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5]128！西乡的“立于道者”与孟子讲的“大丈夫”既不同，又有相似之处。不同在于西乡的“立于道者”往往“心性不观”，往往“困于士末”。他认为这样的人比较难发现，难相处。而孟子没有这层含义，孟子前面引用男子加冠时，女子出嫁礼的例子以提示“礼”的“顺从”，是屈膝服从的铺垫。因此孟子强调这并非真正的丈夫，真正的丈夫应保持一种强烈自尊及高度自立的人格。所以西乡对孟子的理解是有误的。然而“不淫、不移、不屈”的表述西乡却是极为推崇。所以他说：“士贵独立自信矣，依热附炎之念，不可起”[1]29。要独守节操，如果不能做到，宁死不折腰，这种气节为西乡所感染。这既包括正面的荣耀，也包括负面的毁誉。“毁誉得丧，真是人之云雾，一扫此云雾，则天青日白”[1]27。所以保持独立，“毁誉不动”才能成为君子。“行道者，举天下毁无不满，天下誉亦不自满，缘自信厚之故也。其工夫，熟读韩文公伯夷颂a可得”[1]15。西乡在这里有一种自豪感，因为文中暗含了他自己的做人要求，而从其一贯的作为来看此言并非完全自夸，西乡人格魅力之一也在于此。即在事业处于困境时隐忍低头，咬牙励志，而事业成功后轻装简行，功成身退。这种宠辱不惊，去留无意的态度彰显了西乡有关气节的理想追求。
然而如何才能拥有这样的气节呢，西乡认为除自身修为外，更来自于“教养”。他提出人成长的必经之路在于“教”。“性同而质异，教之所由设也。性同，教之所由立也”[1]29。“性”与“质”在西乡看来是要做区分的，“性”是外观，是表象，而“质”是人或事物的实际内涵，因此西乡说“教”是改变“质”的决定因素，因为“质”改变了，所以“性”就会改变，而且他强调这是教的“所由立”，即教的根本意义与存在道理。西乡在这里说“教”实际是就是“教育”、“教化”，即人是需要“教化”的。黑格尔讲：“人之为人的显著特征就在于，他脱离了直接性和本能性的东西，而人之所以能脱离直接性和本能性的东西，就在于他的本质具有精神的更改的方面”[12]14。他认为“人类教化的一般本质就是使自己成为一个普遍的精神存在”[12]14。而“教化”之本义就在于为实现这一特征，即要求普遍性而舍弃特殊性。
西乡指出：“节义廉耻丧失，则决无国家维持之道路，西洋各国同然。立于上者临下争利而忘义时，下皆仿之，人心忽而趋财利，卑吝之情日长，节义廉耻之志操尽失，父子兄弟间因钱财争，以至互相警视也。如此，国家以何维持？德川氏灭将士之猛心以治世，然今较昔战国猛士犹勇之心若不奋起，与万国对峙不得也。普法之战，法佣兵三十万、粮三月（指准备充足）然终降伏。人笑曰，算盘过精之故也”[1]10-11。西乡提出“节义”之重要，并将其视为国家之道。而且他认为西洋亦是如此，具有普世性。西乡特别强调立于上者，“上争财而下苟且，必使国家崩溃”。会出现上行下效的恶劣影响。因此相对利益钱财，节义操守更为重要。西乡还提了普法战争，法国有相当的力量与准备，却“然终降伏”，就是因为“算盘过精”。“算盘”是没有错的，但失去了节义，则必败。法国失败自有其内政外交等诸多方面原因，但西乡却强调败于“节义廉耻”。在西乡看来，法国输在了精神与斗志上，所以为天下笑。西乡认为国家应该推崇“气节”、“正义”。“行正道，以国毙之精神，方可与外国交际。畏彼之强大，主圆滑，曲从彼意，则招轻侮，欲亲反裂，终受彼之制矣”[1]11。西乡强调的“国毙精神”，有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精神，以“破釜沉舟”之势与外国博弈。这样即使敌强我弱，仍能不失“气节”。如若“圆滑”、“曲意”，则必遭辱无疑。西乡该点论述很了不起，他提出的国家气节与个人气节是一致的，提出与西方列强相比，日本国力虽弱，但不失一个人的“精气神儿”，则国家仍可交际。如果国家没有精神，民众没有气节意识，则“终受彼之制矣”。所以“当国，纵令国毙，践正道、尽其义，乃政府之本务也”[1]11。他认为当国家遇到困难时，纵令国家重创，也要“践正道”，这是政府的本义与职责，其存在的价值与道理就在于此。而西乡认为的“本务”就是传统道德纲目，“忠孝仁爱气节”。“忠孝仁爱教化之道，乃政事之本，亘万世通宇宙不易之要道也” [1]8。在他看来，纲常是本，纲常定则政治通。这实际上在强调精神的独立性与高贵性，可见西乡对于“气节”之推崇。
三、西乡隆盛修身思想的特征
西乡隆盛的《遗训》为西乡隆盛的思想精华，无论是对政治的论述还是对“敬天爱人”目标的追求，其体现的内在逻辑都是自我完善及较高人格的追求，即修身的过程。在西乡看来，做人大于做事，修身为做人的根本。无论是为实现人生理想，还是政治理想，要做的就是对自己日常的规范与警戒。《遗训》中的修身思想，虽然表面上条目较多，庞杂无序，但就其内容总体而言，能体现一些较为稳定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修身思想呈现了较深的儒家文化特征。西乡十分推崇中华文化、儒家典籍，特别是修身表述，很多都可以在中华典籍中找到原文，因此西乡在修身思想理论方面缺少独创性。西乡甚至认为：“尧舜文王，其所遗典谟训诰，皆可以为万世法”[1]33。即中华文化不仅是用来学习的，而且可以直接拿来效法，指导当今生活。然而，在体现儒家思想的同时，《遗训》也较多地体现了武士道思想，这与儒家的“仁”“爱”“义”“礼”等思想有一些“异样”存在感。如幕末期，西乡对松平庆永、山内容堂等德川家宽大处理的意见很排斥，一定要求将军德川庆喜毙命。西乡在给大久保的信中写道：“庆喜退隐之叹愿，千万不可，务必使其切腹”[13]406。西乡认为只有绝庆喜一命，才可以彻底清洗德川家之累恶。实际上这有悖于其倡导的儒家的仁爱观点，虽然他后来改变了之前的想法，但也与其“敬天爱人”之人生主旨有所背离。这是因为作为武士的“侍”的精神内核与作为传统“士”的精神内核有所矛盾。即不完全的儒家因素是《遗训》修身思想的重要特征。
第二，修身思想有明显的时代滞后性特征。修身本身没有错，“忠孝仁义”也并非要抛弃，然而日本当时面对的是效法西方，实现西化的问题。在西方科技思想文化显示其积极影响的时代，强调“仁义道德”往往会有空谈的味道，有种抱残守缺、因循守旧之感。明治初期最重要的时代精神即为变革，而《遗训》的修身思想没有体现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时代精神，对推进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没有产生积极影响。相比之下，作为思想家的福泽谕吉，或作为政治家的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则显得略高一筹。西乡在维新初期岩仓使团出访之期，曾作为政府“领班”主政日本。但是一年多的“西乡政府”并没有提出为国家发展有所创建的指导意见或有力的改革措施。西乡隆盛本人也没有显示出作为改革家与实干者的政治才能。西乡的政治作为更多在于其革命领袖之地位，而不是一个像大久保一样的大刀阔斧、锐意进取型的政治家形象。这点在《遗训》中也有体现。《遗训》中也有少量关于政治的论述，但少有创见性，更多的体现了较为保守的政治路线与主张。如为政者要克俭奉公，不取钱财；治国要“广举贤能”，重用人才；财政要统筹规划，量入为出；对西洋要分清本末，不失“忠孝心”等。因此明显有落后于时代的不足感。特别是以西乡为代表的保守的士族阶层为自身的阶层利益不惜将国家引入混乱而发动了西南战争，更有走向保守之嫌疑。而西南战争失败，西乡“自裁”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日本抛弃了传统道德，倒向了近代的功利主义。《遗训》所表现的时代滞后性特征明显。
第三，《遗训》修身思想的狭隘性与相对性。在本质上说西乡是一个国家主义者。如《遗训》指出西洋文明的双重标准与两面性。“闻世人所倡，何为文明、何为野蛮，全然不解。予尝与人论，回：‘西洋野蛮。’彼以‘否！文明也’争。予连驳之：‘非也，非也，野蛮矣。’彼惑：‘何言至此？’答曰：‘倘西洋实文明，对未开化之国本慈爱、恳说谕、启其开明。然非如此，对未开蒙昧之国行极残忍之事以利己，此乃野蛮也。’其人苦笑闭口无言”[1]8-9。西乡能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文明的虚伪性与双重标准，但对待朝鲜问题时西乡也没有超越其批判的两面性，成为了征韩论的代表人物，并且在任期内派间谍池上四郎等潜入中国，窥探情报，伺机作为。西乡长期以来是作为“亚洲主义始祖”而存在的a。其“征韩论”的形象与日本后来的扩张思想的一致性体现了西乡思想的矛盾性[4]94-103。即当个人的价值追求与国家主义意识冲突时，毫不犹豫的倒向了国家主义，助长了日本国家扩张意识。在该点上可以看出《遗训》修身思想的狭隘性与相对性。
必须指出的是：但凡是谈理想、谈修养的，其姿态往往都很高，因此才会受人追捧。西乡因为其人格魅力及悲剧性色彩而受日本人的尊敬热爱，也在于他代表了旧制度、旧传统与旧习惯的部分合理性与美好性。但《遗训》是经后人加工整理过的，因此彰显的也都是正面、积极、向上的东西。所以《遗训》不排除有美化西乡的嫌疑，作为研究者与阅读者，应保有一种警醒态度与怀疑精神，以便从全面的角度了解西乡隆盛。
[参考文献]
[1] 山田济斋. 西乡南洲遗训[M]. 东京： 岩波书店. 1939.
[2] 猪饲隆明. 西乡隆盛[M]. 东京： 岩波新书. 1992.
[3] 高华平. 韩非子[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4] 王先谦， 方勇. 庄子[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5] 杨伯峻. 孟子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6] 圭室谛成. 西乡隆盛[M]. 东京： 岩波新书. 1964.
[7] 新渡户稻造. 武士道[M]. 张家俊，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8] 李学勤. 十三经注疏[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9] 西乡隆盛全集编撰委员会. 西乡隆盛全集：第三卷[M]. 东京： 大和书房. 1978.
[10] 陈戍国. 春秋左传校注[M]. 长沙： 岳麓书社出版社. 2006.
[11] 姚晓鸥. 诗经译注[M].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9.
[12]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M]. 洪汉鼎，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13] 西乡隆盛全集编撰委员会. 西乡隆盛全集：第二卷[M]. 东京： 大和书房. 1977.
[14] 松浦正孝. 大东亚战争因何而起――泛亚洲主义政治经济史[M]. 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社，2010.
Abstract： Saigo Takamori’s Doctrines is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of himself. The concise text showed Saigo’s self-discipline thoughts briefly and clearly. It put forward： the character of integrity and sincerity； the ways of being calm， simple and self-examines； the consciousness of alone， diligent and aware； the pursuit of being sentiment and cultivated， etc. It showed Saigo’s positive attitude and endeavor spirit of self-discipline， and revealed his good moral breeding and high ethics standards. The doctrines was widely spread in Japan. But being deeply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The doctrines showed limitation and fell behind the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