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科护理的概念范文

内科护理的概念篇1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护理事业的蓬勃发展，医学模式、健康观念的转变及维权意识的提高，对护理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职儿科护理教学的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目标发生了改变，在注重知识掌握的同时更关注对学生能力、综合素质和创新思维等方面的培养。但与此同时，中职儿科护理教学也存在如下问题。

1.1课程、课时设置不合理，教学方法较传统

（1）中职《儿科护理学》教材1~5章概念、公式较多，属于识记内容；第6章与临床结合紧密；7~17章多为系统知识，知识呈递进关系，而学生在学习中往往学过就忘，机械记忆。

（2）对于中职护理教学，无论是学校或学生，都对内科、外科、护理基础非常重视，而对儿科重视程度远不如这些课程，课时安排非常紧，加上教材内容多，故教学任务较重。为尽快完成教学任务，在教学过程中以教师讲授为主，教师没有足够的时间与学生进行互动及讨论，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1.2学习兴趣低、临床经验少、知识综合运用能力差

中职学生学习基础较差，缺乏有效的学习和记忆方法，学习兴趣不高，对于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课堂教学反感。临床见习少，见习期间实践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案例分析能力差，缺少评判性思维能力。

2概念图的作用

2.1辅助教学设计，提高教学效果

教师要上好一堂课，就必须做好充分的课前准备，熟悉教材，取舍教学内容，掌握知识结构。医学知识都是概念性的知识，知识点多且枯燥，教师在备课中运用概念图可以找出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找出概念的记忆关键点，理清自己的教学思路，同时借助软件把概念图加入课件中，能使知识点可视化、直观化，有助于课堂教学。

2.2有效学习的工具

通过概念图的绘制，能理清新旧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温故知新。在绘制过程中，必须要归纳关键词，锻炼了学生的整合能力。绘制的过程也是知识的构建过程，学生绘制前必须理解相关知识点，这使学生必须主动学习，同时，通过资料查找、相互讨论，提高了学生的合作学习、主动学习的能力。中职学生的想像力丰富，绘画能力好，绘制概念图可以发挥他们的特长，使其快乐地学习，边学边画，动手动脑。

2.3教学反思和评价的工具

师生通过概念图的制作教授修改再设计的不断循环往复，学会了反思自己的教学或学习，从而提高了自学能力。绘制过程可以反映学生知识的掌握情况，也可以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教师可以借此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展和思维活动过程，及时发现学生学习过程中未能掌握的知识点，从而进行针对性教学。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运用概念图是非常有必要的。

3概念图在中职儿科护理教学中的运用

3.1利用概念图，让学生建立整体知识结构

（1）在知识点归纳中的运用：学生在学习中常常是学了今天的，忘了昨天的，没有对知识点很好地归纳，没有整体的知识框架。教师可以利用概念图进行板书，构建知识框架，让学生做笔记。在每一章节授课前都先给出空白的概念图，让学生填写，如第2章的生长发育规律，首先填写4个小节的内容，然后找出每一小节中的关键内容填入概念图中，再根据关键内容逐步展开，形成一个知识框架图。教师讲解时逐个讲解，讲解完后利用概念图归纳知识点之间的联系。

（2）在知识难点中的运用：儿科护理后面部分大多是系统性的疾病，发病机制对于学生来说是难点，比如佝偻病、肺炎、肾病综合征等的发病机制，通过概念图建立知识框架，知识点之间的联系便一目了然，很容易理解。以急性肾小球肾炎的概念图为例。

3.2利用概念图，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传统的案例分析都有一定的格式和书写要求，多倾向于线性思维，但概念图提供了更有效的组织、计划护理方案的方式。概念图注重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和知识框架的构建，注重各方面相关信息的联系，有利于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评判性思维能力，符合现代医学模式整体护理的要求。以肺炎案例概念图为例。

3.3利用概念图进行巩固练习，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在儿科教学和护士执业资格考试辅导过程中，教师觉得儿科相较于其他课程知识点集中，题型难度并不大，但在平时的考试和练习中，学生却反映儿科很难，要记忆的内容多。因此，教师可以利用概念图，通过“连一连、涂一涂、填一填”等方法对知识点进行查漏补缺。在绘制概念图的过程中，一方面引导学生巩固旧的知识点，将知识点进行串联；另一方面也可以发现各知识点间一些新的联系，因此，绘制概念图不仅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

4教学反思

概念图运用于儿科护理教学中，从教师角度来说，它能辅助教学设计，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从学生角度来说，通过发现问题、查找资料，培养了自主学习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案例分析能力，从而提高了学习效果。但在运用概念图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使用，不能生搬硬套。

（1）概念图作为一种教学手段，要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学生学习的能力和阶段有选择性地运用。对于一些系统性疾病中与解剖生理知识、已学知识联系较大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运用概念图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手段。

（2）概念图在运用过程中必须建立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教师要有明确的任务及考核和评价机制。如果是小组间的合作，在学习过程中，教师要进行引导和答疑，否则容易出现偏离学习目标的情况。

（3）概念图建立在已学知识的基础上，注重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构建知识结构体系，更注重知识的梳理过程。在绘制概念图的过程中要按照简洁的原则，要精不要多，要有层次性，注意运用不同的颜色、图形绘制。

（4）在学习初始，要对学生进行概念图基本知识培训，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由于课时紧张，概念图的绘制需要一定时间，可以将绘制概念图作为课后或课前任务布置给学生。

内科护理的概念篇2

1．1一般资料

在我校2008级护理专业本科(国际交流方向)学生学习完《内科护理学》消化内科疾病护理及《外科护理学》腹部外科疾病护理，教师介绍概念图的相关知识后，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制作《急腹症护理概念图》，同时，任课教师完成一份《急腹症护理学标准概念图》作为标准图。

1．2评价方法

1．2．1概念图评分

四级评分法[2]，1984年由No—vakglGowin研制，由四个维度组成：命题，层次，交叉关系和实例。总分为四个维度得分之和，分数没有上限，分数越高，表明水平越高。具体评分方法。

1．2．2概念图水平评定使用参照图评分法

对概念图进行水平评定。Lomask(1992)指出，单纯的四级评分法对水平的划分模糊，应当制定某命题的标准概念图后，通过与标准图的一致性程度来测评。Novak认为，先用四级评分再结合参照图评分法评分，能更全面地体现学生概念图情况。具体方法：制定一份标准概念图先用四级评分法进行评分，将其余概念图四级评分与标准图总分相比，对比值评价：≥100得5分，说明水平很高甚至超过了标准图水平；77～99得4分，表明水平比较高；54～76得3分，为中等水平；31％～53得2分，说明水平偏低；1～39／6得1分，表明水平相当欠缺。

1．2．3临床病例分析能力取《外科护理学》期末

考试的腹部疾病病例分析题的得分作为评价指标。反映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与应用。满分10分，共设置3个问题，包括疾病的诊断，诊断所需的检查及相关护理措施。

1．3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输入SPSS17．0统计软件，根据数据类型分别使用均数、标准差、频数、百分比进行统计描述；概念图水平与临床病例成绩分数进行Spearman相关分析，检验水平a一0．05。

2结果

2．1一般情况

我院2008级护理本科(国际交流方向)学生共89名，分成24组，每组由1～5名学生组成，共完成《急腹症护理概念图》24份。

2．2概念图评分

使用四级评分法对24份学生概念图及教师制作的标准图进行评分，总分最低26分，最高118分，平均(74．13±23．83)分。四级得分由高到低排序是命题、层次、交叉关系和实例，其中实例得分为0。教师制作的标准图命题48个，层次15个，交叉关系3个，实例4个，命题25分，层次55分，交叉关系30分，实例8分，总分123分。

2．3概念图水平

将24份学生概念图得分与标准图得分相比，按比值划分水平：平均比值为62．82，得3分，属于中等水平，差1例(4．2)，较差6例(25．0)，中等8例(33．3)，较好9例(37．5)，非常好0例(O)。

2．4概念图水平与病例分析成绩的相关性分析

病例分析题得分：最低分1．5分，最高分10分，平均(4．99土1．89)分；经Pearson等级相关分析，相关系数r=0．31，P=0．003，说明学生概念图水平与病例分析成绩呈弱正相关。

3讨论

3．1概念图反映学生对知识的构建能力及逻辑性较强，但是对疾病缺乏具体形象的认识，不同疾病的鉴别能力差Novak认为，知识的本质即命题，命题能反映学生知识的构建能力，层次则能反映学生逻辑性的强弱[4]，这两项得分较高与对知识的理解透彻有关[5]。另外，交叉关系是检测知识结构与具体知识间的相互联系，是学生横向发散思维的体现[。实例维度则反应学生对知识的深层次理解及综合运用的能力。本研究中学生概念图总体水平为中等，层次及命题维度的得分较高，但是交叉关系及实例维度的得分相对较低，特别是实例维度的得分为0，代表学生对于外科教材书中急腹症护理章节涉及的概念、层次等维度较为熟悉，并且能够形成较为清晰的临床思维，但是掌握的知识相对孤立，缺乏知识间的横向联系，综合运用能力较为薄弱，并且对临床知识缺乏形象的理解。这可能与我国高等医学教育仍以课堂讲授为主，强调概念及逻辑推导(如发病机制)有关。虽然以教为主的教学模式可以巩固学生的相关概念及逻辑推导方面的能力，起到在较短时间内达到教学目的的作用，但这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将导致学生缺少对知识散发和拓展的能力。因此，教学模式的改革中，强调学生自主思考能力的锻炼非常重要。

3．2概念图是一种理想的临床护理思维评价体系

内科护理的概念篇3

关键词：韧性概念；儿科护理；应用；

一、引言

临床护理领域所涉及的韧性主要指的是能够有效抵抗破坏性生活事件并从中自主恢复的能力。伴随着医疗行业发展脚步的不断加快，如何将韧性概念有效引入到儿童临床护理中成为诸多医疗工作者所面临的重大课题。韧性概念的有效引入，能够大幅度提高临床诊疗效果，帮助儿童健康的成长。

二、韧性研究中的核心概念

第一，韧性概念的阐述。虽然韧性在临床领域的研究已经有一段时间，但对于韧性概念的定义，诸多研究者之间却并未达到一致的认可。笔者只能凭借临床相关资料的内容，对韧性概念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即能够有效抵抗破坏性生活事件并从中自主恢复的能力，涵盖了生理、心理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但是，在临床医疗领域，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具备韧性，这种能力往往与创伤和其他逆境生活有直接联系。所以，加深对韧性概念的理解及其在临床医疗中的应用至关重要，需要医疗工作者对其给予高度重视。第二，韧性相关因素分析。就目前韧性概念在儿科护理中的应用现状来看，与之相关的因素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即保护因素、危险因素和资源性因素。这些因素在临床中主要有以下表现：（1）个体性格，根据患者性格不同，所能承受的韧性也不尽相同；（2）家庭状况，家庭资源和父母的性格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儿童的韧性；（3）社会环境，该部分的表现主要集中在儿童所处的各类生活环境，比如说，学校、社团、同伴和邻居等。目前，对于韧性概念及其在儿科护理中的应用的研究，其核心主要是对保护因素进行研究。

三、韧性概念在儿科护理中的应用

实践证明，韧性概念在儿科护理中的应用，不仅可以提高医疗效果，而且对儿童的健康成长也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就目前相关学者对此方面的研究来看，却并不深入，而且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少，这必然会使韧性概念的作用和价值大打折扣。所以，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对韧性概念在儿科护理中的应用进行探讨，为日后此类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依据。第一，针对慢性病儿童的干预。在过去的时间里，由于医疗技术水平落后，设备不先进，从而导致很多患有慢性病的儿童都得不到治愈，给儿童的身体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但自从在儿科护理中加入韧性概念之后，治疗效果却得到了显著提升。在韧性概念的指引下，儿童慢性病的临床护理重点逐步由减少危机转向对韧性形成的保护性因素的研究。为了能够使治疗达到最佳的效果，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医疗人员必须充分发掘儿童患者的优势和潜能，培养他们的韧性，帮助儿童克服疾病，健康成长。能够培养儿童韧性的措施有很多，比如说，家庭凝聚力、同伴的支持、良好的校园环境等，对患儿韧性程度的提高均有重要作用。所以，为了能够切实提高患儿慢性病的治疗效果，医护工作人员需要正确认识疾病与韧性之间的关系，并结合患儿的实际情况，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提高患儿韧性，帮助患儿战胜疾病。第二，针对家长的干预。之所以将韧性概念引入到儿科护理工作中，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促使患儿在高危环境下更好的适应生活，战胜疾病。上文提到，在儿童韧性的培养过程中，能够对其产生影响的因素有很多，例如个体性格、家庭状况以及社会环境等，而在诸多影响因素中，影响最明显的就是家庭状况。所以，为了切实提高对儿童韧性的培养效果，学者们在对培养方案的选择上，更加倾向于对家庭的干预方案，尤其是针对母亲的干预方案。干预方案中针对儿童不同成长阶段的心理特点，选取了最佳的保护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将个体的干预方案和社会环境的干预方案作为辅助方案。实践证明，这种方案可以使儿童韧性培养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三，制定干预计划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干预计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直接关系着儿童韧性的培养效果，所以，在对干预计划进行制定的时候，医护人员需要充分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要对影响儿童韧性培养效果的所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从系统的、多水平的角度来切实降低这些因素带来的影响。例如在对早产儿进行临床护理的时候，应该根据早产儿的表现和需求对护理工作进行科学实施，同时要帮助父母及时进入角色，建立亲子依恋关系，进而为新生儿韧性的培养奠定基础。其次，要不断发掘儿童的潜能，尤其是对于身患重病的儿童，更应该提高对其韧性培养的重视程度，医护人员需要从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个体性格等多个方面着手，关注并挖掘他们的潜力，给予正向支持，提升儿童的韧性。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韧性概念在儿科护理工作中的有效引入对诊疗效果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促进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手段。因此，在未来的时间里，医疗单位需要提高对韧性概念的重视程度，并结合儿科护理工作的特点，采取科学、合理的引入机制，将韧性概念的作用在儿科护理中充分发挥出来，进一步提高医疗效果。

作者:桂兰 单位:兴安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赵守静.韧性概念在儿童护理中的研究进展[J].临床合理用药，2014(01).

[2]崔文香,李春花.韧性概念及其在儿科护理中的应用[J].中华护理杂志，2008(02).

内科护理的概念篇4

关键词：犯罪客体；法益；内涵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6-0238-02

关于犯罪客体内涵的表述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存在权利说、法律规范说、法益说、社会关系说、社会关系与生产力说、社会关系与权益说、社会利益说、权益说和犯罪对象说等学说，社会关系说是目前通说。而犯罪客体的内容应该是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即法益比较妥当，而不宜为社会关系或者其他范畴。

1 法益的概念

犯罪客体的内容是法益，那么什么是法益呢？对于法益的理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应该先设定若干原则，而后再在这些原则的限度内对法益进行界定，这样对概念的界定才更具有周延性和准确性。

第一，法益必须与利益相关联。法益不可能离开利益，关于法益的内容一直存在着利益说和状态说之争论。虽然二者并非绝对冲突，但把利益作为法益的内容更为精当。利益是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当某种状态所反映的是人们需求的一种秩序时，它便是利益。从这种层面上说，某些状态本身也是利益。然而我们很难说，任何利益都是一种状态，例如生命、身体、自由、名誉等，就不宜称为状态。可见，利益可以包含属于法益的状态，而状态不能完全包含属于法益的利益，认为法益的内容是利益的观点是合理的。

第二，应该纯粹以刑法的观点来界定法益，即法益概念只能限定在刑法范围内，而不能基于民法的、行政法的观点来界定法益概念。因为这里谈的法益概念具有特定的话语环境，其是判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实质性内在标准，而不是其他部门法用以认定行为是否“违法”的依据。

第三，法益必须具有可侵犯性。法益作为犯罪所侵害或威胁的利益，必须具有可侵害性。从受保护的角度而言，法益被称为保护法益，即法所保护的利益；从受侵害的角度讲，法益被称为被害法益即犯罪所侵害或者威胁的利益；如果是不可能遭受侵害或者威胁的利益，也就没了保护的必要。

根据上述界定法益的三个原则，可以将法益界定为：受到侵害或者现实威胁的而为刑法保护的利益。

既然已经界定清楚了法益的概念，那么为什么将法益作为犯罪客体的内涵而不是社会关系等范畴呢？

2 社会关系等学说自身的理论缺陷

2.1 社会关系说的理论缺陷

首先，用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作为犯罪客体始于前苏联，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维埃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是它的主要矛盾，因此，苏维埃学者A．皮昂特科夫斯基首次将犯罪客体表述为“某个阶级社会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在生产关系基础上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犯罪客体界定为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可以正确揭露刑法的阶级性。可见，皮昂特科夫斯基所倡导的“社会关系说”，适应了前苏联无产阶级初期的需要，并在当时具有时代的合理性。“社会关系说”具有明显的时代痕迹。但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社会条件、社会结构变了，犯罪客体理论也应该与时俱进，否则理论就会脱离实际。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当时我国的国情以及国际环境，接受了前苏联的犯罪客体理论，曾经适应了阶级斗争的需要。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继续坚持“社会关系说”则与时代主题不合。

其次，用社会关系来表述犯罪客体的内容不具有全面性。一切犯罪都有犯罪客体，犯罪客体是犯罪所侵犯的对象，也是刑法所保护的目标，因而用来表述犯罪客体的范畴必须能够涵盖刑法所保护的所有的客体。然而社会关系则不能完全涵摄我国刑法所保护的客体。犯罪所侵犯的客体不能把生产力排除在外；犯罪所侵犯的客体还应包括自然环境。这不是仅用社会关系就能全部涵盖的，用社会关系来表述犯罪表述犯罪客体的内容也不完全符合我国刑事法律的规定。例如，保障自然资源的合法利用，保护珍贵的动植物等，都不能仅仅理解为保护社会关系。刑法第二条关于刑法任务的规定中，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显然也不能仅仅归结为社会关系。

可见，社会关系说因为其本身的缺陷，不具有说服力。社会关系不适合作为犯罪客体的内容。

2.2 其他学说的理论缺陷

权利说旨在保护市民自由权利，有积极的一面，但是权利作为犯罪客体的内容则不具有全面性。在我国刑法条文关于刑法任务的规定中，公民的人身权利、民利和财产权利等这些可以用权利来表述无异议，但是国家安全、社会主义制度、社会秩序等则用权利来表述则未免过于牵强。同样的，在刑法分论规定的某些具体罪名中，用权利来表述犯罪客体确实也是很牵强的，比如伪证罪等。

法律规范说从深层次上看到了犯罪的客体不仅仅是刑事法律条文本身而且是条文背后的文化规范或者法秩序的精神，然而其并未能解决刑事犯和行政犯的问题。此说代表人物迈耶认为，刑事犯是违反法规范与文化规范的行为，而行政犯虽然违反法规范却不违反文化规范。这似乎否认了行政犯具有违法的实质内容。为此，迈耶进一步说，行政犯只是因为法律规定而违法，但是其实质是行政利益。行政利益和文化规范是不同的概念，那么同样作为犯罪的实质，二者的共同本质是什么这就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而此问题的答案恰恰能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明犯罪的本质与犯罪客体。

社会利益说、权益说虽然看到了在我国刑法条文中的大部分规定能找到利益或者权益的内容，但是由于其范围过于宽泛，体现不出刑法的领域性，犯罪客体作为一个刑法的专业术语，应该体现出其学科的特殊性，应该用刑法的观点来界定犯罪客体的内容，因而其也不适于作为犯罪客体的内容。

犯罪对象说主要是看到了哲学上客体的含义以及其他学科中关于客体的内容，哲学上的客体是指主体认识和活动的对象，民法中的客体主要是人、物、行为和智力成果等。为了保持这种概念上的一致性，刑法中的犯罪客体概念理所当然的指犯罪对象。但是这种学说存在缺陷，首先并不说所有的犯罪都有犯罪对象，这样用犯罪对象表述犯罪客体的内容就缺乏了犯罪客体的全面性。另一方面，刑法中的犯罪客体具有其学科的特殊性，其要反映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体现刑法的任务――保护法益。仅考虑犯罪行为的对象不足以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犯罪性质，必须透过行为所直接影响的人或物寻求出背后的实质即法益，才能完成犯罪客体的前述使命。

社会关系与生产力说、社会关系与权益说，这两种学说虽然也看到了社会关系说的缺陷，带有一定的补充性和修正性，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这种修补论也摆脱不了社会关系说、权益说等本身的理论缺陷。进一步说，社会关系与权益说具有社会关系说和权益说二者身上的某些缺陷。

综上所述，无论是权利说、权益说、社会利益说、犯罪对象说，还是社会关系说等诸种学说本身都具有其缺陷，其相对应的内容并不适合作为犯罪客体的内涵来阐述。

3 法益说本身的理论优势

法益说本身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优势，使得用法益来界定犯罪客体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3.1 全面性

根据刑法第十三条、第二条的规定，犯罪所侵犯的和刑法所保护的是国家、领土完整与安全，人民民主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公民的人身权利、民利和其他权利、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从刑法分则的具体规定来看，大量出现的也是权利、秩序等，这说明，犯罪所侵犯的或者刑法所保护的内容包括、安全、制度、权利、秩序等，而这些都是可以用法益来概括的。可见，用法益来概括刑法的这些保护内容具有全面性，而这正是“任何犯罪都有保护客体”所要求的。

3.2 体现犯罪客体的刑法领域性

法益是刑法所保护的利益，用法益来表述犯罪客体则可以体现出刑法学科的特殊性。刑法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规范，犯罪是犯罪人与国家的对抗，刑事责任解决的犯罪人对国家应该负担的责任，犯罪人的行为破坏了国家的刑事法治秩序，其社会危害性已经到了动用民事、行政法律难以预防和治疗的程度，因此才需要动用刑法。刑法作为一部与人的生命、健康、自由、资格及财产等权利联系最紧密的一部法律，其犯罪客体有学科的特殊性，只有用“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即法益来界定其内涵才能充分地体现出这一点。

3.3 与刑法的目的相吻合

刑法的目的是通过对犯罪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来保护法益。事实上，刑法是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认识和确认其根本利益的基础上，认识和协调各种利益，并保护被确认为合法利益的重要手段；对客观存在的各种利益的正确认识和协调是刑法的创制与实施的核心内容。将犯罪客体界定为法益，有利于刑法目的的正确贯彻。

3.4 恰当地揭示犯罪的本质

德国学者李斯特认为，实质的违法性是指行为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日本学者前田雅英说，刑法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更大多数国民的利益而统治社会全体的手段，故国民的利益受到侵害是违法性的原点。因此，首先将违法行为定义为导致法益的侵害或者危险（一定程度以上的可能性）的行为。法益是指应当由刑法来保护的利益。在这里提到的违法性的实质和犯罪的本质是统一的。从我国刑法理论的现状来说，通说认为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属性，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实质上就是对法益的侵犯或者威胁，社会危害性和德日等刑法理论上的实质违法性是统一的。因此，用法益来表述犯罪客体可以较好地揭示出犯罪的本质。

4 对一个问题的澄清

有学者在反对用社会关系来表述犯罪客体的内容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样必造成犯罪客体内容的精神化，即造成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所反对的法益概念的精神化。这里所提到的“犯罪客体的精神化”实质是在说把犯罪客体的内容定性为抽象的、观念性的东西。德日等国在二战后呈现出反对法益概念精神化的趋势，其重要理由是法益概念的精神化既可能导致法益概念丧失应有的机能，有可能导致刑法处罚范围的不当扩大。

用法益来定义犯罪客体并不能避免犯罪客体内容的精神化，同时也没有必要刻意的去追求犯罪客体内容的物质化。犯罪客体是指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刑法所保护的利益或者价值，简而言之就是法益。首先利益本身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作为刑法的保护对象，其必须要能涵盖刑法条文中所有的保护对象即秩序、、权利、安全、制度等这些范畴，然而要想包含这些内涵和外延有很大差异的概念，则就必须找出这些概念的共同本质所在，这必然需要对之进行抽象，甚至需要高度的抽象。另外，犯罪客体本身是被犯罪事实要素所说明和反映的对象。因而犯罪客体的内容是抽象概括的结果，用法益来界定犯罪客体没有也没有必要去回避犯罪客体的精神化。

参考文献

内科护理的概念篇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口头和非物质遗产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2）52-0099-02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国又一次掀起了民间文化保护的热潮。和以往不同，这一次全面启用了一个新的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英文缩写为“ICH”）。这个概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下，经历了一个从争议到基本达成共识的命名过程。仅从术语的使用上看，就“出现过几次明显的变化，其中既有民俗（folklore）、非物质遗产（non-physical heritage）、民间创作（cultural tradition and folklore）、口头遗产（oral heritage）、口头和非物质遗产（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这一类总称性术语，也有后来在“代表作”申报条例和申报书编写指南中解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种基本类型的“文化表达形式”（cultural expressive forms）和“文化空间”（cultural space）。这长达数十年的概念嬗变过程，反映出人类展开文化间对话的决心、艰辛和成就，同时也昭示了这一框架性的综合概念在国际语境中的相对明确的内涵。

在2011年，我国出台了一部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命名的法律，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部法律把口头文学，传统的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传统的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的礼仪、节庆等民俗以及传统体育和游艺等都列为了保护对象，并将它们统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这个称呼毕竟不是中国人自己习惯的称呼。它是随着昆曲入选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通过，才“开始进入了中国的公共阅读空间”，但这个概念的中国含义和它的“国际来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独立出来将无法理解。所以我们必须借助它在国际交往语境中被定义和被使用的历史，透过术语频繁更迭的表象，才能厘清这一概念稳定且融贯的内涵。而这正是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政策保护、数字化保护的前提。1与“民俗”有关的术语的使用

195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一次政府间会议通过了《世界版权公约》。但该公约没有覆盖到“民俗”（folklore）所指称的范畴。“首创民俗一词的英国民俗学家汤姆斯认为，民俗是在普通人们中流传的传统信仰、传说及风俗，即‘民间古旧习俗或民间文学’、‘民众的知识学问’以及‘古时候的举止、风俗习惯、仪式、迷信、歌谣、寓言等’”。而这些正是后来被称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主要属于“非西方”的文化形态，因难以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版权法的保护，而遭受着严重的破坏包括被肆意掠夺和歪曲。到了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开始利用国内版权法来保护其“民俗”。例如1967年，突尼斯率先将民间文学列入版权法保护范围，此后有玻利维亚（1968，仅限于民间音乐）、智利（1970）、摩洛哥（1970）、阿尔及利亚（1973）、塞内加尔（1973）、肯尼亚（1975）……1973年玻利维亚政府建议为《世界版权公约》增加一项关于保护民俗（folklore）的《议定书》。正是在这些国家的影响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关注从国际法的角度来保护“民俗”，并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通力协作。自此，在国际社会拉开了一场围绕着“民俗”与版权保护问题的历时久远、争执不断的认同过程。

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日内瓦召开了专家会议，并通过了后来颁布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表达、禁止不正当利用和其他破坏的国家法律示范条款》（以下简称《示范条款》）。《示范条款》使用了“Expressions of Folklore”这一术语，并将其定义为：指由传统艺术遗产的特有因素构成的、由某国的某居民团体（或民营该团体的传统艺术发展的个人）所发展和保持的产品。

这一文件虽然得到了部分中东欧、非洲、拉美和亚太地区国家积极回应，但由于在世界范围内分歧太大，当198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试图根据《示范条款》出台一个同名公约时，终因难以引起广泛共鸣而不得不作罢。

1989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5届大会上通过了《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这个文件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即把“民俗”和“知识产权”这两种从一开始就捆绑在一起却相互责难的理念分开来处理，萨曼塔·谢尔金女士在工作回顾报告中引述了杭柯教授的客观评价：《建议案》明智地强调了民俗保护的积极方面，比如以适当的方法维护和传播民俗；同时避开了消极方面，如“知识产权”及其运用中的棘手问题。与知识产权问题加以分别对待的取向日益清晰起来，以期绕开长期的困扰和最后出现的僵局，在将来的行动计划中从方法上改善工作途径，在理论基石与预期的操作结果之间厘清观念上的认识，形成内在统一的解决方案。同时也指示了两个组织在未来更加明晰的分工合作的方向。那就是在UNESCO框架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朝着鉴别、保存、保护、传播、维护以及国际合作这些容易达成共识的方面努力。这一方向最显著的成果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出台。另一方面则由WIPO采取特别立法来建构与知识产权相关的特别权利体系，UNESCO积极配合。这一转向给国际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内涵在脱离民俗和版权主导的两难语境后，朝着可操作性方面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建议案》采用的术语是“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lklore”，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该定义和《示范条款》的规定基本一致，但是却用“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lklore”替换了《示范条款》使用的术语“Expressions of Folklore”。因为人们已经认识到，民俗一词带有西方人居高临下的“轻蔑”含义，故将“传统文化”置于“民俗”之前。术语的替换已经反映出教科文组织框架内一种谨慎使用“Folklore”一词的共识，这为它将来的“退出”埋下了伏笔。

2“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一词的使用

1997年6月在马拉喀什举行了“国际保护民间文化空间专家磋商会”，在会议辩论期间产生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人类口头遗产”（the oral heritage of humanity）。后来UNESCO执行局第155届会议指出，由于“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是不可分的，因此在以后的鉴别中，在“口头遗产”的后面加上“非物质”的限定。至于为什么要这样限定，学者们有不同的理解。根据向云驹教授的看法，这是由于口头遗产在某种意义上契合了另一种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传统，例如欧洲的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国的大型有形文化遗产、小型有形文化遗产、小型可移动文物等历史悠久的遗产保护传统和法律法规用语。又如，日本、韩国、美国等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开展的无形文化遗产、有形民俗文化遗产、无形民俗文化遗产、民俗文化保护等保护传统和法律法规用语。所以，在民间文化变性为口头遗产时，许多参加教科文组织制定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的国家代表要求补充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口头遗产并列和连缀。

在本次会议随后通过的“代表作条例”中，“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成为了这一时期的法定用语，它被定义为“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其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艺术及其他艺术。除此之外，还包括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

3“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的使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法定用语，一般认为是直接从“口头和非物质遗产”这一术语演变而来，但其根源却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关。1972年教科文组织第17届会议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但保护的范围仅限于纪念物、建筑群和遗址等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不能涵括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而此类遗产则面临着更易受到破坏乃至消亡的严峻形势。为了完善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作为与物质性、遗址性、建筑性文化遗产相对应的概念被提了出来。这个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日本对无形文化财产（intangible cultural properties）保护的前瞻性立法的影响。

1992年，UNESCO启动遗产保护项目的子项目，保护对象就是“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这实际是一个与日本政府合作的项目，当时设立了“日本保护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托基金”。这里要注意的是“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这个术语，它应该就是1998年“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英文“intangible”一词的来源。

UNESCO于2002年1月22日至24日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一项国际公约应包括的优先领域”为主题的国际专家会议。会议期间，专家们建议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取代“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此后，“非物质文化遗产”（ICH）成为了2003年10月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法定用语，并被定义为：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根据上述定义，进一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列为以下五个领域：①口头传统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②表演艺术；③社会风俗、礼仪、节庆；④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⑤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同时《公约》还对“保护”作了以下说明：“保护”是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和该《公约》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即“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国际社会由“民俗”演绎成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外来概念整合了我国对民间文学、民间风俗、传统工艺美术、传统技艺等对民间文化进行分类描述的概念。这将为我国民间文化的保护提供一种整体的，统一的价值追求。

参考文献：

[1]巴莫曲布嫫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概念到实践[J].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2008（1）：6-17

[2]向云驹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若干哲学问题之一[J].文化遗产，2009（3）：1-10

[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的建议[EB/OL].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wwwihchinacn/inc/detailjsp？info_id=30872012-2-8

[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EB/OL].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wwwihchinacn/inc/detailjsp？info_id=30882012-2-8

[5]向云驹论“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概念与范畴[J].民间文化论坛，2004（3）：69-73

[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EB/OL].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wwwihchinacn/inc/detailjsp？info_id=502012-9-13

内科护理的概念篇6

关键词：图示理论 框架语义理论 护理英语 教材编写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8（b）-0109-02

近年来由于发达国家护士短缺，护士出国相对比较容易。因此，国内各大医学院校纷纷开设涉外护理专业。随着这一专业的开发和建设，护理英语的教学研究已成为当前护理界的一大热门课题。但我国护理教育在护理理念、学制、临床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差异，护理院校毕业生很难直接与国际接轨。当前护理英语教学必须进行从教学内容、教学思路到教材编写等全方位的改革。在这种时代需求的背景下，本文基于认知语言学，运用图式和框架语义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护理英语教材编写，以期能编写一本满足时代和学生需求的“好”教材，从而提高护理专业人才的外语技能和国际化水平。

1 护理英语教材现状分析

随着涉外护理专业的开发建设，护理英语教材种类版本繁多。大多数学校直接选用上市教材或根据自己学校实际情况编写教材。但目前国内的护理英语教材，没有先进的理论指导进行编写，没有把握护理全球化的趋势，几乎没有一本教材能够涵盖国际护理理念和临床护理技能。护理英语是护士在临床护理实践时运用的语言，护生应具备与医生、病人及家属交流的技能；能用英语制定护理计划，书写护理记录的能力。现有的市面教材大多存在的问题是：内容陈旧，没有做到及时更新；内容设置无层次，教材的难易程度把握不够。学生学完护理英语后不能达到涉外护理学生的培养目标，不具备国际护理的能力，更不能直接与国际接轨。

2 护理英语教材编写应体现的特色

2.1 普通英语和专业英语相结合

普通英语培养的是学生的听说读写译，即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其特点是是为了学习语言而学习语言，整个语言学习过程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打好语言基础。而专业英语则是培养学生的学术英语能力，通过英语背景知识的学习来提高专业学习和工作的能力，体现了学习英语的工具性。“将来的英语学习不再是单纯的英语学习，而是与其他学科给合起来，将来的英语教学是越来越多地与某一个方面的专业知识相结合，或者说与另一个学科的知识相结合起来”。

2.2 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相结合

我国的英语教育长期以来坚持人文素质的本质，但一味地强调教材编写的人文性和趣味性，就会忽视学生的专业特点和个人需求，使外语教学脱离实际，学生毕业后不能满足现实世界的需要，更谈不上直接与世界接轨。其实素质教育本身就包括人文素质教育和科学素质教育两个方面。护理英语教材就可在这方面做出尝试，选材时尽可能做到把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结合起来。

2.3 应试技巧和学术能力相结合

英语学习的目的应该是为了满足继续学习和工作的需要。具体到护士岗位，护士应具备与医生、病人及家属交流的技能；能用英语制定护理计划，书写护理记录的能力。这就要培养学生英语学术能力，而非一般的应试能力和技巧。听力的材料，阅读的文章，学习的课文，无论在长度还是难度上都不要人为地加以控制，尽可能让学生接触到实际交流中的真实语料、语篇。在编写教材，设计练习时也应尽可能接近实际真实的任务。“实践证明：教材过易有时要比过难更可怕。它引发的不仅仅是学生学习的懈怠，面且是学习资源的浪费”。

3 基于认知语言学理论的护理英语教材编写

下面，我们就基于认知语言学，运用图式和框架语义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护理英语教材听说和读写部分的编写，以期编写出一本能满足时代和学生需求的“好”教材。

3.1 图示理论视角下的听说部分教材编写

（1）图示理论。

英国心理学家Bartlett首先提出“图式”概念：“图式指过去的反应或过去经验的积极组织，具有主动加工的特点，能够积极把新信息同图式表征的旧知识加以联系”。根据图式理论，图式是已知事物或信息存储于人脑中的背景知识或知识结构。大脑中的背景知识或知识结构，即现存图式在输入信息的理解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当大脑接收到新信息时，信息并不能被马上理解，而要先设法找到大脑中的现存图式。如果新输入信息与大脑中的现存图式相匹配，理解就可以顺利进行。但若大脑中没有与输入信息相匹配的图式时，理解就会遇到障碍，不能顺利进行。大脑在不断接受新信息输入的同时也会不断建立、修正并补充其现存图式，形成图式群，即在大脑中形成―个巨大的立体网络系统。

（2） 图示理论对听说内容编写的启示。

在图示理论的指导下，护理英语教材中听说部分的编写，要能使学生具备在临床工作中与医生、病人及其家属进行英语沟通的能力。教材编写过程中，要重视学生通过听或是观看护理工作情境的对话，操练各种护理情境的句型，模拟实际护理的对话练习等完成听说学习。认知心理学家一般把图式分为语言图式、内容图式和形式图式。语言图式是指学生具有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知识。Carrel认为：“对于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要想激活有关图式，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语言能力”。现有的护理英语教材大多内容设置没有层次，对教材的难易程度把握不够。因此，护理英语在教材编写上首先应关注语言材的“难度系数”对进行合理地编排。内容图式指的是内容范畴，是学生头脑中的主题背景及知识结构。“熟悉话题并拥有相关主题的背景知识比掌握词汇知识更为重要”。因此，护理英语教材听说部分的编写必须保证主题内容的丰富。护理知识的范围可以包括人院与出院，生命体征，药物与过敏试验，重症护理，临终病人护理等。要满足学生丰富和完善其大脑内容图式的需要，教材编写“课文的题材越丰富，学生学习的兴趣越大。所学到的语言知识也就越全面”。除具备语言图式和内容图式，要理解大脑中的输入信息还必须依赖形式图式。丰富和完善大脑中的形式图式，学生就可以对新输入信息的组织安排进行预测，提高文本信息的吸收和同化速度。因此，听说部分在编写选材时要特别关注各种常见的听说形式图式，并对其进行有机的编排。根据图式理论编写的护理英语教材，学生学会运用大脑中激活的相关图式对文本不断进行预测，从而提高学生的听说能力和水平。

3.2 框架语义基础上的读写内容编写

（1）框架语义理论。

Charles Fillmore是框架及框架语义学研究领域的核心代表人物。框架是“具体的、统一的知识结构或经验的协调一致的图式化”。Fillmore认为要理解语言中词的意义，必须要有一个概念结构，它为词在语言中的存在和使用提供背景和动因。框架是一个概念体系，其中的概念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的。要理解这一体系中的任何一个概念都必须深刻理解整个概念体系，介绍任何一个概念都会激活所有其它概念。用框架语义的方法进行意义描写和句式分析会涉及到原型（prototype）和视角（perspective）这两个重要的概念。原型概念在理解范畴、语境和背景这些概念时很重要。Fillmore认为，意义所依靠的框架或背景占据了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他将这种背景称为“原型”。“视角”是人们看问题的角度，如例（1，2）：

Tom bought an old book from Mary for ten pounds.

Mary sold an old book to Tom for ten pounds.

这两个例句从不同视角描述了同一个交易过程。例（1）从买者的角度来看交易，例（2）从卖者的角度来看交易。语义与场景相联系，场景经过语言使用者的视角进入语言并与语义发生联系。框架语义理论是认知语言学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对外语教学及英语教材的编写有着重要意义。

（2）框架语义理论对读写内容编写的启示。

护理英语教材中读写部分的编写要关注提高学生阅读英文的原版教材和医学类论文的能力，提高学生在临床护理工作中书写入院记录，出院记录，护理记录，转诊记录的能力。阅读和写作在整个英语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相应部分教材的编写更是要注意体现出护理英语教材的特色。Fillmore认为，“语义理解必须以人的经验、信念和行为为背景的概念系统为参照，概念系统是理解词义的前提条件。”对于一个熟悉的概念，学生的大脑中就会拥有大量的相关背景知识，这些知识由不同的知识框架构成。在读写教学中，教师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语言学理论水平，利用框架语义理论，逐步引导学生建立框架意识，进而帮助学生提高阅读写作的综合能力。在护理英语读写部分的编写中，我们要有意识地向学生传授框架语义理念，让学生学会用框架的方法来分析词之间，短语之间，句子之间甚至是句群之间的关系并逐渐习得相应结构。教材编写可以考虑分为课前预习、课上教学和课后复习三个环节，这三个环节都可以应用框架知识。把教师即将要精讲的阅读或写作部分所涉及的框架设计为作业，要求学生提前预习。当然，自主学习可以采取多样化的手段：查词典，网络检索或小组合作讨论。课上教学中，教师要注意鼓励引导学生学会寻找框架及框架中的相关元素，激活学生已有的背景知识并建构出新的语言知识。由此看来，框架语义理论的相关知识可以贯穿应用到整个读写部分的教材编写过程中。

4 结语

护理英语教材的编写应满足当今护理全球化的社会需要，也应遵循语言教学的内部规律。护理英语教材的改革应体现出其普通英语和专业英语相结合；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相结合；应试技巧和学术能力相结合这三大特色。基于认知语言学理论来指导编写的护理英语教材，可以有效地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解决传统应试教育下护理专业领域内“哑巴”英语的现象，提高了护理专业人才的外语技能和国际化水平。

参考文献

[1] Bartlett， F.C. Remembering：A Study in Experimental end Social Psychology[M].Cambridge：Cambridge Press，1932： 201.

[2] Carrel， P. L.J. C. Eisterhold.Schema Theory and ES Reading Pedagogy[C]// Patricia L.Carrell， Joanne Devine， David. E. Eskey. Interac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Reading.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203.

[3] Fillmore.C.J.Frame semantics[C]//Linguistic Society of Korea.Linguistics in the Morning Calm.Seoul：Hanshin Publishing Co，1982：111―137.

[4] Fillmore，Charles.1985a. Frames and the semantics of understanding. Quaderni di Semantica，1985，6（2）： 222-254.

[5] Johnson. Effects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of Building Background Knowledge[J].TESOL Quarterly，1982（16）：503-516.

[6] 蔡基刚.浅谈2l世纪大学英语教材编写中有关选材的几个问题[J].外语界，1997（1）：28-32.

[7] 戴炜栋.外语教学的“费时低效”现象[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7）.

内科护理的概念篇7

关键词：环境法；“浅层环境法学”；方法论；生态伦理；环境

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3012407

生态文明背景下，推进环境法发展和繁荣是时代所需。然而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环境法的构建及其基础理论尚难形成一致的结论，最为突出的表现为广义的困境，这些困境的存在有其方法论原因。环境法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源于环境法的学科交叉性，随着环境法研究的深入，问题越来越严重，研究者的分化和学术观点差异越明显。笔者拟将环境法学方法论分为浅层和深层两大类，考虑篇幅和论述的需要，本文仅先就浅层环境法学方法论的主要观点进行分析和探讨，厘清浅层环境法学方法论在构建环境法上的功效及其局限，指出环境法建构中应对其进行扬长避短，更加注重法学视角的研究。

一、问题的源起：环境法建构的现状及其方法论问题

（一）广义环境法的困境

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学科，当前的环境法研究主要还停留在广义层面上。广义的环境法主要是指一切涉及环境因素、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规范，是包含以环境为介质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并非一个部门法的概念。这主要体现在环境法的名称呈现多样化、环境法的定义呈现多样化、环境法体系内容呈现多样化等方面。这种广义层面使得在实践中独立的环境法部门在理论上一直难以独立，面临诸多困境。第一，部门法自恰性难以形成。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环境法与其他法律部门本应是相互独立、平行并列的关系。但由于环境法最早是从传统法律部门发展而来，在力争“解脱”的过程中又表现出了与传统法律部门难以割舍的“粘连”，突出表现在存在一些介于环境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交叉性”法律规范。第二，部门法特质欠缺。广义的环境法太过庞杂，很难总结、归纳出可共同适用的指导思想和具有普遍意义的范畴、原则和制度，不可避免地导致环境法理论的杂乱与脱节。第三，部门法调整对象不明确。广义的环境法所调整的环境法律关系也是广义的，不是与民事、刑事或行政法律关系平行并列的一个概念，不像刑事、民事、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同质和单一的，而是与环境有关的各类法律关系的总和。比如《森林法》《矿产资源法》等自然资源法中很多设定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等法律关系的内容，从调整对象属性看应该归入民事法律关系，而实际上却纳入环境法领域。循此分析，广义环境法困境导致的后果可能不仅仅是环境法学面临“分散瓦解”的危机，更重要的是将使法律失去应对新的社会现象的能力。最直接的表现为，体现环境法本质内容（以下简称特质）的生态利益――这种新的亟需法律调整的利益形态（即使能得到部分调整也是不完整的规制），既不能为传统法律部门所调整，如果又出现“环境法学危机”，将得不到法律的规制。因此，实践和法律的发展都迫切要求突破广义环境法的困境。

（二）方法论问题

从法学角度分析，笔者认为，广义环境法的形成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与环境法学研究所采取的研究方式方法密切相关，主要原因有：第一，从属性上看，环境法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往往强调采用环境科学和法学等多学科的交叉方法。因此，环境法常被当作“新综合法”来解读，这种从民法、刑法、行政法、国际法等综合性角度研究环境法的内容一旦被统统纳入环境法范畴，一方面导致环境法的异化，另一方面导致环境法的杂化。第二，从导向看，环境法学研究是以问题为导向的。从环境法起源和学者研究的角度来看，环境法是为了应对环境问题而产生的，环境问题是环境法所关注的普遍现象。这在现有的能够体现环境法学理论体系的著作中可以得到印证，大多以环境问题作为各自所构建的环境法学理论体系的开端。然而环境问题本身复杂多面、涉及极广，如果不加以深度分析甄别，几乎可以为所有法学部门所涉及，从而造成一直停留于广义层面的环境法研究。第三，从方法论看，环境法学以传统法学方法论为切入点。环境法学的研究对象是环境法，环境法的调整对象是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与环境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而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与环境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特别复杂，包括环境要素的多元性、结构的复杂性、状态的多样性、联系的复杂性、运动变化的复杂性以及功能的多样性等，这些特征显著区别于传统法学理论。而早期的环境法研究却恰恰是从传统法学方法入手，将环境法律关系局限于私人利益之间，比如环境侵害只针对私人人身或财产权利是否受到侵害而并未考虑环境利益损害的问题。

综上所述，欲突破广义环境法的困境，有必要对环境法的研究方法进行梳理和反思。关于运用现有环境法学方法论探讨环境法的研究，王明远提出了“浅层环境法学”和“深层环境法学”之分，所谓“浅层环境法学”是指环境学视角、思维模式和方法下的“目的―手段型”“环境问题―法律对策型”环境法学，而“深层环境法学”则是指法学，特别是大陆法学视角、思维模式和方法、ARI模型和路径下的“一体、多维”环境法学[1]。因此，笔者拟借用此提法，也将环境法学方法论分为“浅层环境法学”和“深层环境法学”方法论本文中的“浅层环境法学”指非法学视角的环境法研究，“深层环境法学”指法学视角的环境法研究。，考虑篇幅和论述的需要，本文仅先就“浅层环境法学”方法论的主要观点进行分析和探讨，以厘清非法学视角理论工具在识别环境法上的功效及其局限。“浅层环境法学”方法论主要指从非法学视角研究环境法的方法理论。环境法的学科交叉性和环境问题导向性，使得环境法的产生、发展与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环境科学、生态学以及环境问题的发展演变相互交织融合。非法学学科已经深深影响环境法学的研究，特别是环境伦理学和环境科学的研究视角，渐次形成环境法学基本理论的重要基础和内容。盖因影响环境法研究的非法学视角理论相当广泛，因此本文仅选择与其联系最紧密之理论――生态伦理价值观和环境论进行探讨，以达“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目的。

二、“浅层环境法学”的生态

伦理价值观

（一）生态伦理价值观概述

环境问题的恶化和生态运动的兴起加速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深层次思考。人们不仅从制度、社会、技术等各方面寻找原因和对策，更从思想层面开始反思。20世纪70年代随着生态学的发展，人类对自身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日益深入，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讨论和研究也不断活跃，环境伦理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些环境伦理价值观主要表现为以东方的自然哲学思想和史怀哲（敬畏生命观）、利奥波德（土地伦理观）环境伦理思想为理论基础、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依据，在对人本主义哲学观深刻反省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确立环境和自然固有的价值和权利的环境伦理理论，主要包括了深层生态学与生物中心主义、对自然的人类责任论、动物权利论、地球生命体假说、生命中心主义的自然观、有限主义论、关于环境伦理的行动规范[2]。以上述思想为代表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是针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而发的。人类中心主义论认为，人是唯一的道德人，也是唯一的伦理主体；只有人才有资格获得伦理关怀[3]。环境伦理思想对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激烈批判，主张权利主体和伦理共同w的范围应当从人类扩展到动物、植物和所有生命共同体，进而扩展到土地、岩石、河流乃至整个生态系统[3]，主张尊重伦理共同体的道德地位，给予它们和人类平等的地位，尊重和赋予其权利。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整合几十年的环境管理实践的基础上，可持续发展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所编写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作了如下定义：“在不牺牲未来几代人需要的情况下，满足我们这代人的需要”。思想开始形成。可持续发展观吸收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两者的合理成分，没有将环境利益和人类利益简单对立起来，所追求的是既促进人类之间的和谐又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既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反自然无自然”的倾向，又克服非人类中心主义“纯自然主义”的沼泽。伴随着生态伦理观的发展演进，人类的道德关怀视野逐步扩大，由最初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逐步向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转变，环境伦理在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关系，这种新的思潮逐渐为社会所共识，对传统的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法学理论思想产生了冲击和挑战，在一定阶段有力推动了环境法价值理念的形成和环境法的快速发展，并对环境立法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环境伦理价值观的影响，当代环境法从自然资源保护的法律规范开始，逐渐发展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领域，总体上经历了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以保护自然资源在经济上的利用价值为目的阶段――以保护人类自身利益而保护环境的阶段――以人类世代间利益和生态利益等共同利益为目的保护环境的阶段。在这一进程中，环境伦理价值观的演进深刻影响了环境法价值理念追求的转变，“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权利”“自然内在价值”等环境伦理思想理论在当前学界颇为流行，影响着人们有关环境法价值目标的认识，并继而影响到环境法治建设的方方面面[4]。

（二）生态伦理价值观对环境法建构的功效

环境伦理思想是在融合生态伦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环境经济学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主要讨论人类对环境的责任问题、代际权利、动物权利、自然物权利、贫穷与环境、科技与环境、经济发展与环境等内容，而有关权利义务、责任、正义等学术思想则是环境立法的主要理论渊源。从应然到实然、从道德到法律，从生态伦理价值观能否直接上升到法律？在法学界还存有争议，尚需严密论证[5]，由于此内容并非本文重点，在此不详细讨论。但毋庸置疑的是，生态伦理价值观指出了传统“人本主义”思想的缺陷、环境权利或利益保护的缺失等等，对法学理论特别是环境法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直接影响了环境法价值理念和立法目的的形成，奠定了环境法的思想基础，各国在这种新型环境法价值理念指导下，对环境立法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2]。

第一，对传统环境法的批判。建立在传统法学理论基础上的环境法主要是指试图通过改造和变通传统法律部门理论而实现环境保护的有关法律规范的总称。传统法学在基本理论研究和基本制度建设方面已经奠定深厚基础，随着环境问题和环境法治日益凸显，传统法学者们也开始关注和探讨新型的环境法律问题，分别从民法、刑法、行政法、国际法、程序法等角度来研究“环境法学”，建立在传统法学理论基础上的环境法可以综合利用传统法所具有的各种手段和功能，显现出极大的后发优势和综合色彩，但由于传统法律在理念上是建立在人本主义基础上的，通过保护人的利益来间接反射至环境利益，在法律关系规制上也局限在以人类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范畴，因此在应对环境问题上带有天生的局限性。比如在行政法手段保护环境方面，考虑生态利益的公共性、环境问题和科技的不确定性、公众参与性等因素，单靠公力救济已经难以完成，还需要私力救济、社会治理等多元参与；在民法手段保护环境方面，民法仅限于保护传统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对于自然价值、环境权利、生态利益（环境品质）等新的法律权益保护需求却“无能为力”；在刑法手段保护环境方面，与民法相类似，刑法保护的法益仍仅限于传统的人身权、财产权以及一部分对人类有经济价值的自然资源，而对于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整体性保护则缺乏考虑等等。

第二，指引环境法立法目的确立。除了传统法律理论为环境法提供基础和滋养外，生态伦理价值观为环境法立法目的的形成注入了新元素。每一种社会思潮的兴起都会带给人们思想理念和价值取向方面的重大变化。生态伦理价值观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对自然关系和生态系统的理解和认识，使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对立逐渐走向统一，使人类的价值关怀由人类利益向生态利益拓展，环境法律的立法目的也由污染防治向环境保护再向生态整体性保护不断调整转变。环境法源于环境保护，而其立法目的在生态伦理价值观的演进中得以上升，以保护代际利益和生态利益等共同利益为目的的立法目的使得环境法明显区别于传统法律部门。这种新取向赋予了环境法新的不同于传统法律的使命和任务，致力于协调环境生态价值与传统法律固有价值之间的矛盾，建构具有新型利益依托的环境法体系。

第三，指导环境法律制度建设。面对愈演愈烈的环境问题，传统法律制度在应对上越来越显示出不足，即使穷尽民事、行政、刑事等法律手段，但终因生态利益保护缺失、环境权利缺失等原因使得环境保护难以周全。对于这种社会新问题，单靠传统法理论和救济手段已经难以维续，在坚持继承和改造的同时，必须针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法律制度的创新，而这种创新首先要以思想理念创新为先导。环境社会关系的特殊要求，比如原来法律制度和理论中所完全没有的生态补偿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风险预防原则等等，这些创新从根本上讲源于环境法价值理念的创新。因此，真正指导环境法律制度构建的恰恰不是传统法律思想，而是蕴含生态价值、生态权利的生态伦理观。

（三）生态伦理价值观对环境法建构的局限

从逻辑上分析，生态伦理价值观要作为环境法理论的构建工具，那么至少应该符合以下3个条件：一是借此工具，使环境法得以与其他法律部门划清领域；二是借此工具，能够划定环境法所调整内容；三是借此工具，环境法的规定和适用得以分析掌握。对于第二个条件，环境法调整内容与环境法所欲处理对象息息相关，所处理对象本身在环境法律之外，并不由法律目的所决定，而主要由环境的范围和种类所决定，故与生态伦理价值观关系不大。那么，以下就从另外两个条件，来检讨生态伦理观在构建环境法理论上的得失。

第一，生态伦理价值观尚不能划定环境法的领域。“在环境法的终极目标方面，笔者认为现代环境立法最重要的任务应当是：在环境法的目的理念已经经历了以人类利益为中心、又扩大到现代利益的阶段后，在树立全球生态利益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的基础上，确立‘衡平世代间利益，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人类的‘环境权’和‘生态世界的自然的权力’这两大目标。前者是作为环境立法对整个人类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后者则是作为环境法自身所应当确立的基本任务和予以实现的目标。”[2]可见，生态伦理价值观主要在于建构环境法的立法目的和任务――以保护人类的“环境权”和“生态世界的自然的权力”为任务和目标（以下将两者并称为“环境和自然权”），给环境法划出了相对固定领域：保护“环境和自然权”。而此领域是否独立，取决于“环境和自然权”是否独立于传统法律保护内容。目前对环境和环境权的认识尚未形成统一，对其认识也随着生态学、环境科学等相关学科以及法学研究深入而可能呈现动态变化。如果认为“环境和自然权”是人身权、财产权等传统法律权利的一部分，那么环境法也无独立于传统法律之必要，通过民法中侵权法理论之发展、行政法中国家干预手段保护、刑法中法益理论发展等传统法律的发展完善，将“环境和自然权”分解融入相应部门法，即可实现对环境保护之目的。如果认为“环境和自然权”是人身权、财产权等传统法律权利之外应对环境问题而新增的权益类型，那么“环境和自然权”在传统法律看来，就是一个新的“品种”，由于其主体和内容（公共性）的特殊属性，尚难为传统法律权利所包含。环境法基于独特的调整理念和独立的调整领域形成自身独立范畴。而环境法的建构则需要进一步深化思考的是其具体建构直至形成内部和谐统一的体系，显然并不能由“生态伦理价值观”深入细分和逻辑推理而出。综上所述，环境法是否形成独立体系，关键取决于“环境和自然权”的界定，而并非直接受生态伦理价值观的决定。

第二，生态伦理价值^与环境法适用。生态伦理价值观是否作为环境法适用的判断标准？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方面，生态伦理价值观思想能否转化为法律，或是在实践中有无可行性；另一方面，环境法法律在具体适用中，特别是在遇到争议问题时，是否以生态伦理价值观为法理依据进行适用。对于生态伦理价值观与法律实践性问题而言，一些生态伦理思想特别是有关动物权利、自然权利等，由于缺乏法律价值和利益分析的正当性，在现实往往不具有可行性，很难为法律实践所接受。就生态伦理价值观与环境法规定适用问题而言，从环境法规定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对立法目的进行了明确：“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从立法内容看，环境法仍然以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立法目的，并不以生态整体性保护等生态伦理价值观为“一元”取向，也就是说，一旦发生环境纠纷，仍然需要在生态价值与传统法律价值权衡中进行取舍。从环境法适用看，主要存在以下情况：一是法律有明文规定者。法律有明文规定按照法律规定适用，与是否属于“环境和自然权”并无关系，单纯是法律条文解释的问题。如果涉及同时适用两个法律，那么根据法律冲突适用规则来定即可。二是法律有明文规定且适用相关“权利”者。对于明确规定适用“环境和自然权”相关权利如《环境保护法》第53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的，如前所述直接适用；但对于泛指发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如《环境保护法》“第58条 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第64条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并未明确规定侵犯“环境和自然权”的，其具体适用范围则有赖于法律解释，且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而此种责任是一种民事意义上的责任。可见，在此环节的适用也不与生态伦理价值观的指引发生直接关系。三是法律无明文规定者。在法律没有规定情况下，某一具体事件，应该适用环境法或其它法律规范，本身也是属于法律适用解释问题，且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大部分内容是从义务角度考虑法律规制，而没有直接规定“环境和自然权”等权利保护问题，因此很难从生态伦理价值观的理念直接对具体事件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价值判断。此外，对于环境法原则、期间、时效、标准等技术性规定，由于原则性规定具有开放性特点、技术性规定具有中立色彩，也与生态伦理价值观的指引并不必然发生联系。

综上，生态伦理价值观奠定了环境法的思想基础，但对环境法适用并必然产生关系，环境法具体建构还有赖于环境本身属性、环境利益、环境行为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各种环境法律关系。

三、“浅层环境法学”的环境论

（一）环境论及其功效概述

“环境”作为环境法的处理对象，对于环境法的构建意义不言而喻。在理论研究上，很多环境法教科书都是采用“环境问题、环境立法目的、环境法基本原则、环境法基本制度、法律责任、分论”之类的结构框架。在立法实践上，很多环境法规都按照环境要素的不同展开立法。但到目前，环境仍然是环境法上一个复杂多义的概念。环境法学者陈慈阳认为：“环境法，简言之，系作为规范环境之法规整体。这就是说，将‘环境’视为一法规范所欲保护之对象。所以环境保护正是此一法规范存在之目的。然而所谓‘环境’与‘环境保护’等用语，虽是吾人日常生活上所惯常使用之概念，但其本身并非为一具体，且事实上存在之实体之描述，毋宁是极具抽象，且内容有待填补之概念，因此亦常造成人云殊异之现象，甚至于现行法规当中作为法律概念的‘环境’亦时常表现出各种不同之意涵。因此倘若吾人对于‘环境’的概念无法精确地加以掌握，则无论在法规范制定上或法理论建构上，抑或相关问题的逻辑思考上，皆有可能无法契合所欲解决环境问题之本质。或甚至是存在于环境保护本身间质冲突；再者，若不清楚地对环境法意义下的环境概念划定界限来为理解，则环境概念已涵盖所有一般人可能理解的概念范畴，此r所谓环境法是否仍能成为学术独立之法域则不无疑问。”[6]可见，环境概念之明确对于环境法构建意义重大，作为法律概念的“环境”必须进行法律逻辑的演绎和思考，而事实并非如此。

第一，“环境”与“自然资源”“生态”的异同。关于环境的概念，中国法律已经作了专门规定。《环境保护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但对于“自然资源”“生态”的概念，法律尚未作出规定。关于自然资源的概念，《辞海》对其定义为：指天然存在的自然物（不包括人类加工制造的原材料）并有利用价值的自然物，如土地、矿藏、水利、生物、气候、海洋等资源，是生产的原料来源和布局场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定义为：在一定的时间和技术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称。可见，环境比自然资源范围要广，自然资源主要是指环境中有经济价值的自然环境因素。关于生态的概念，根据资料查询，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字，意思是指家或者我们的环境。一般认为，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生态主要强调生物（包括人）及其环境的关系，是一种整体性互动性的概念，而环境不包括人，是围绕人为中心的一切事物。可见，生态与环境两者在阐述的角度和内容上还是有差异的。总的来看，“环境”“自然资源”“生态”三者之间既有共同的内容，又有差异。就单个概念来看，虽然法律对“环境”概念作了界定，但这种界定的不足之处是显而易见的。“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但怎么判断“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多大范围或程度，有什么标准，在认定上非常抽象，令人难以把握。特别是这种定义如何与民法上的“物”相区别？仍然是法学研究的难点问题。

第二，环境法上的“环境”与民法上的“物”的异同。二者在理解上容易产生交叉，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形态方面，环境与民法上的“物”具有一致性。环境包括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等，大部分还是以实物形态存在的，这与民法上的物并无区别，很多环境要素在一定条件下同样也可以成为民法上的物。二是“可支配性”一直被法学研究者视为民法上“物”的一个重要特性。在可支配性方面，一些环境要素与民法上的“物”并不具有区分性。比如环境中的“矿藏、森林、野生生物”等自然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同样具有民法上“物”的可支配特性，它们是环境法和民法共同保护的对象。三是物的特定化是民法上物的重要特征，是法律主体支配和控制的一个前提条件。在特定化方面，有些环境要素如动物、植物等经特定化同样可以成为民法上的“物”。 综上，环境法上的“环境”与民法上的“物”存在交叉，其关系可以表示为图2。

（二）环境论对环境法建构的局限

第一，环境本身所生之局限――环境科学视野。当前环境法中的环境直接来源于环境科学的定义，这样直接援用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很好地反映人类对环境的科学认识。但是众所周知，环境科学与法学分属不同学科领域，其研究范畴范式、理念、思路、方法等等必然大相径庭，这种未予以法律语境考虑的直接援用必然存在水土不服。首先，环境科学和生态学中的环境概念存在一定的混用，相较于生态学中环境科学中的“环境”显然缺乏整体性的内涵，因此反映在环境法上，往往多倾向于规定单一环境要素的保护而缺少对生态整体性保护的意识，同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立法都是按照不同环境要素诸如大气、水、土壤、森林、农业、渔业、海洋等进行的分别立法，使得环境整体性被“肢解”。其次，不同学科之间的环境概念的差异又成为环境法中环境概念冲突的原因，使得法律在阐述地质环境、地理环境、生态环境、生态系统、景观等概念时不是互相协调而是发生内在相互冲突和矛盾，凸显对于环境法体系构建的局限性。

第二，“环境”的模糊性和广义性。如环境法上的“环境”与民法上的“物”存在交叉重合，如果单从环境要素出发来判断是适用民法还是环境法，或者说具体内容归属民法还是环境法，显然是不可能的。这种源头上的问题还会带来很多“后遗症”，使得环境法与其他部门法在区分上“藕断丝连”，在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难免造成法律认定和适用上的困难和混乱。环境概念并不区分其所承载的经济价值、资源价值和生态价值，使其性质界定模糊，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现代环境危机的实质是人类过分夸大和片面追求自然的经济价值而忽略其他如生态等价值。环境概念的“包揽”特征决定了环境法律关系的“包揽”特征，环境法律关系的“包揽”特征必然影响对环境法客体的认识以及环境法体系的判断。具体表现为环境法律关系既包含了自然资源所有权关系、使用权关系等传统民法法律关系，也包含环境权关系、生态行政管理关系等传统法律关系不能攘括的法律关系内容。环境的模糊性和广义性使得环境法与传统法律部门难舍难分，无法担当建构环境法的重任。

第三，环境无法涵盖环境法研究范围。传统环境法教科书大多以环境各要素为内容来编排环境法篇章结构。然而随着以行为为内容的循环经济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立法的出现，环境法体系已经大大超越了环境所能涵盖的范围，在这种情势下以环境构建环境法体系的环境法学研究内容已经不能适应环境法的发展形势。从客观看，环境作为一个静态概念根本无法关注和涵盖环境行为的法律调控，如果还仅以环境构建环境法必然难以自圆其说。如何寻找能够充分适应环境法发展需求的法学理论工具，是环境法发展的新课题[78]。

四、结语

从生态伦理价值观关系与环境法体系看，生态伦理价值观为环境法划出了相对独自的研究I域，但对于环境法具体适用、个案事实判断并无太大助益，因此生态伦理价值观在环境法体系构建上主要是法律目的论上的意义。环境是环境法的核心概念，但长期以来由于其模糊性和广义性，在深入环境法理论问题时则凸显不适应性，表达不出环境法保护利益的特殊性，无法诠释环境法律行为，更谈不上对环境法生态性、社会性、风险性等特点的体现，这些都表明了环境在环境法建构上不足和乏力。

不管是生态伦理观之于环境法的价值宣示，还是环境之于环境法的内容支撑，这种基于生态伦理学、环境科学等非法学视角的研究在环境法建构上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不足。通过对浅层环境法学的解读和反思，科学理性认识和看待浅层环境法学在环境法构建中的功效和局限，以对浅层环境法学方法论进行扬长避短，正确发挥其在环境法发展中的建构作用。同时，认识到非法学视角环境法研究的局限，在采用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同时，环境法学有必要回归法学研究的立场，更加注重法学视角的研究，分析和挖掘环境法的本质特征，建构符合环境法特质的环境法体系，使环境法真正调整其所应调整的内容，使得广义环境法“回归”符合环境法特质要求的狭义环境法研究。

参考文献：

[1][WB]佚名环境法学的危机与出路：从浅层环境法学到深层环境法学[EB/OL]（20140623） [20150819] http：//erelawtsinghuaeducn/news_viewasp？newsid=1226

[2]汪劲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3]曹明德生态法新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巩固环境伦理学的法学批判：对中国环境法学研究路径的思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5]胡静环境法的正当性与制度选择[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6]陈慈阳环境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7]竺效论中国环境法基本原则的立法发展与再发展[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3）：46

内科护理的概念篇8

[关键词]生态旅游内涵；生态旅游定义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01－0067－05

[收稿日期]2006－10－30

[作者简介]吴楚材(1936－)，男，湖南宁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生态旅游理论与旅游开发研究，E-mail：znstly@126．com；吴章文(1940－)，女，湖南慈利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生态旅游理论与资源深度开发研究；郑群明(1972－)，男，江西泰和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生态旅游规划与开发；胡卫华(1978－)，男，湖南湘阴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生态旅游与资源开发。

1　生态旅游的起源

国际旅游界普遍认为生态旅游的思想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其雏形是“生态性旅游(ecologicaltourism)”，是1965年赫特泽(Hetzer)在反思当时文化、教育和旅游的基础上提出的旅游发展思路而正式把生态旅游(ecotourism)作为一个独立的术语是由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生态旅游特别顾问谢贝洛斯・拉斯喀瑞(Ceballos―Lascuráin)于1983年提出的。他认为：“生态旅游就是前往相对没有扰或污染的自然区域，专门为了学习、赞美、欣赏这些地方的景色和野生动植物与存在的文化表现(现在和过去)的旅游。”他强调生态旅游的区域是自然区域。但是，直到1992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大会”，在世界范围内提出并推广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原则之后，生态旅游才作为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形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地研究和实践。但由于各国发展的情景各不相同，对生态旅游的理解也大相径庭。特别是近年来国内外对生态旅游内涵的辩论已使生态旅游由理想的云端跌落到“泛化”的边缘，生态旅游应该是一种哲学、一种理念、一种态度、一个标识还是一种产品?也许都是，也许都不完全是。从旅游的本质上来看，旅游是一种经济活动、一种文化活动、一种社会活动，但归根到底，旅游是一种经济活动，由于其巨大的经济效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因此，认识生态旅游的本质和内涵也不能脱离经济的本质，不能脱离市场的需求，不能离开旅游者的动机，不能忽视旅游的目的。

2　国内外生态旅游研究概述

生态旅游的思路从提出至今仅有40年，在全球环境危机、人们“生态觉醒”的大背景下，生态旅游的思路对旅游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参与其中的国家、组织和机构也非常多，主要有科研保护和非政府组织、多边援助机构、发展中国家和旅游业内部等等。而一些国际性的组织和机构参与其中，并广为推崇是生态旅游大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国际生态旅游协会从1991年起与华盛顿大学合作，面向社会提供生态旅游的教育和培训服务，还通过创办论坛和专题讨论会，提供最新的生态旅游发展趋势和各种规划管理方法。世界旅行旅游理事会从1994年起创立“绿色环球21”(Green Globe 21)生态旅游认证标准体系，从1999年起开始独立运作，全球有超过1500家企业或机构得到认证，并形成了一定的共识。澳大利亚生态旅游协会制定的NEAP(The National Ecotourism Accreditation Program)生态旅游认证体系已在世界局部地域采纳。2002年，澳大利亚生态旅游协会与“绿色环球21”共同制定了《国际生态旅游标准》，2004年经过重大修改提出了11条原则。世界自然基金会则更多地致力于环境脆弱区域的生态旅游实践，在全球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经过40多年的研究，国际上初步形成了生态旅游的3大核心理念：保护、负责任和维护社区利益。

生态旅游的思想是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生态旅游热潮的兴起而进入中国的，但真正受到国内重视是在1995年。1995年1月，中国旅游协会生态旅游专业委员会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召开了第一届“中国生态旅游研讨会”，首次倡导在中国开展生态旅游活动。之后，1996年在武汉、1997年在北京召开的生态旅游或可持续旅游研讨会，大大推动了生态旅游的发展，尤其是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确定为“’99生态环境游”，更是将生态旅游推向高潮。短短的10年中，“生态旅游”成为中国最时尚的名词，变成旅游市场营销的“法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呈现出其内涵先天不足的问题。自生态旅游的概念进入中国后，国内一批科研机构相继对此进行了研究和实践。一些组织和机构主张编制生态旅游的规范和标准，以达成共识，促进生态旅游的开展，目前已推出《中国生态旅游推进行动计划》(中国生态学会旅游生态专业委员会)、《生态旅游区标准》(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环保总局)等。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森林旅游研究中心则致力于环境资源的研究，并主张在生态旅游的开发中广泛应用，以体现生态旅游真实的魅力。目前其空气负离子、植物精气、森林小气候等研究成果开始广泛应用，并得到了一定的认同。但由于国内从事生态旅游的研究机构较多，且各研究机构的学术背景差异较大，因而在阐述生态旅游概念和内涵时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也由于其内涵的模糊和多样，生态旅游在进入市场以后更是成了“万能的标签”，在实践应用中非常混乱，无所适从。

3　生态旅游的概念及辨析

生态旅游的定义提出至今已有23年，但其内涵界定依然模糊。据不完全统计，国际上与生态旅游相关的概念有140多种，包括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银行以及澳大利亚、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旅游机构提出的生态旅游概念。国内学者提出的概念也有近100种。但至今还没有令大多数人信服的统一的定义，这些概念的表述或层次不同，或出发点不同，或范围不同，或陈述的角度不同，或要达到的目标不同。目前生态旅游定义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各定义所着眼的角度和层次不同，生态旅游的概念与其他概念含糊交叉。其原因是由于在过去的23年中，众多不同的组织和机构为了不同的目的，在不同的区域实践着各自认为“最佳的”生态旅游模式，由于其重视生态旅游的原因和目的各不相同，于是对生态旅游的理解也大相径庭。另外，大部分概念存在着将目的和手段混而论之的情况。例如，在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指出要实现环境与文化负面影响 的最小化与正面经济影响的最大化，实际上后者正是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表现；再如环境教育，不管是为了满足旅游者的需求还是为了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实际上也都是实现可持续目的手段。此外，与生态旅游几乎同一时期出现的相关概念和词汇也很多，如自然旅游(nature tourism)、荒野旅游(wildernesstourism)、探险旅游(adventure tourism)、可持续旅游(sustainable tourism)、绿色旅游(green tourism)、替代性旅游(alternative tourism)、与环境资源相适应的旅游(appropriate tourism)、科考旅游(scientific tourism)、文化旅游(cultural tourism)、无负面影响的旅游(10w．impact tourism)、农业旅游(agro tourism)、乡村旅游(rural tourism)、软旅游(soft tourism)等等，由于这些概念本身也不完善，因而极易造成概念的混淆。正如奥朗姆斯(Orams)所说“生态旅游的概念就像是画在沙滩上的一条线，其边界是模糊的，而且被不断地冲刷、修改”。目前关于生态旅游的概念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3．1　保护中心说

这类概念认为“生态旅游=观光旅游+保护”，其核心内容是强调对旅游资源的保护。认为生态旅游应强调保护，要求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应保护自然、保护资源、保护文化。

其代表定义有美国生态旅游协会做的界定：保护环境和维护当地居民良好生活的负责任的旅游。也有国内学者认为：生态旅游是在利用自然资源供人们观赏的同时，又对自然环境进行保护的一种活动。

生态是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总和，旅游是“人一地”之间的关系总和。这类概念是完全保护主义者的观点。旅游是有动机、有目的、有行为的，这类概念没有考虑旅游者的旅游动机，而认为生态旅游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这与旅游者为了愉悦、享受、求知、体验等的出游动机背道而驰。这类概念提醒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要保护旅游环境、保护旅游资源，但旅游资源涉及天空、山川、海洋、水域、生物、城市、文物等非常广泛的范围和部门，旅游部门、旅游者提出保护根本起不了作用，更何况目前对各类资源和环境的保护有众多的法律法规，保护的实现必须通过执法和严格的管理，而不是通过旅游者。如果旅游时强调保护，生态旅游就仅仅是一种理念，是无法以一个独立的体系在实践中操作的。

3．2　居民利益中心说

这类概念认为“生态旅游=观光旅游+保护+居民收益”，其核心内容是增加当地居民收入。认为生态旅游应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展，而且旅游组织者和旅游者有义务为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而做出应有的贡献。

代表定义有国际生态旅游学会做的界定：生态旅游是为了解当地环境的文化与自然历史知识，有目的地到自然区域所做的旅游，这种旅游活动的开展在尽量不改变生态系统完整的同时，创造经济发展机会，让自然资源的保护在财政上使当地居民受益。郭岱宜也认为：生态旅游除了是一种提供自然游憩体验的环境责任型旅游之外，也负有繁荣地方经济、提升当地居民生活品质，同时尊重与维护当地部落传统文化之完整性的重要功能。

旅游是一个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的产业，能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增加当地的就业机会。从旅游业的经济本质来分析，所有旅游活动均能产生经济效益，旅游者从客源地来到目的地，均能带来巨大的物流、能流和资金流，均能为当地经济繁荣产生一定的影响，直接或间接为当地居民带来收益。如果因此而界定当地居民有收益的旅游就是生态旅游，那么生态旅游与大众旅游没有本质区别，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从生态旅游词面理解，与居民利益也毫无关联。

3．3　回归自然说

这类概念认为“生态旅游=大自然旅游”，其核心内容是回归大自然。认为生态旅游就是回归大自然，只要旅游者走进大自然的怀抱就属于生态旅游的范畴。

代表定义有库台(Kutay)做的界定：生态旅游就是直接或间接促进保护并支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自然旅游。世界旅游组织做的界定：生态旅游是以生态为基础的旅游，是专项自然旅游的一种形式。强调组织小规模旅游团(者)参观自然保护区，或者具有传统文化吸引力的地方。澳大利亚国家生态旅游战略中做的界定：生态旅游就是涉及对自然环境的解释和教育的自然旅游，该旅游按照生态可持续的方式经营。也有国内学者认为：生态旅游是人们开始追求一种回归自然、自我参与式的旅游活动，渴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体验“天人合一”的高雅享受。

这类定义将生态旅游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户外旅游，包括探险旅游、登山旅游、科考旅游、度假旅游、休闲旅游等多种类型，扰乱了人们习惯了的旅游类型体系，给旅游者造成认知和识别上的混乱，让机会主义者将生态旅游的标签随处粘贴，这也正是前些年生态旅游泛用、泛化、泛滥的主要根源。例如，登山应属于专项旅游范围，但在这类定义中，将登山也归为生态旅游，这就造成了认识和市场的混乱。从内涵来看，这类概念的内涵是空洞的，其不但没有促进旅游的发展，反而是旅游研究的一种倒退!给旅游组织者造成混乱。

3．4　负责任说

这类概念认为“生态旅游=负责任旅游”，其核心内容是旅游者应对环境承担维护责任。

代表定义有布诺斯(Brouse)做的界定：生态旅游是一种“负责任的旅游，旅游者认识并考虑自身行为对当地文化和环境的影响”。国际生态旅游学会在其后对生态旅游定义简化时也强调了负责任，认为“生态旅游就是在自然区域里进行的、保护环境同时维持当地人福利的负责任的旅游”。也有国内学者认为：“生态旅游是在自然环境中，对生态和文化有着特别的感受并负有责任感的一种旅游活动”；“生态旅游是一种对自然环境负责的旅游形式，它有助于旅游区域自然环境的保护”。

作为社会的一员，全体有能力的公民均应承担法律法规、规章制度、道德、民俗的限制、约束的责任和义务，均应对自己的行为及其产生的后果负责任。从这个意义来看，负责任不应作为旅游当殊的部分进行强调或放大，因而“负责任旅游”对生态旅游的开展并不具备可操作性，该类定义与生态旅游毫无关联性。

3．5　原始荒野说

这类概念认为“生态旅游=原始荒野旅游”，其核心内容是生态旅游开展的区域是在人迹罕至的原始荒野区域。

代表定义有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研究人员伊丽莎白布(Elizabeth Boo)做的界定：生态旅游必须以“自然为基础”，它必须涉及“为学习、研究、欣赏、享受风景和那里的野生动植物等特定目的而到受干扰比较少或没有受到污染的自然区域所进行的旅游活动”。有国内学者也认为：生态旅游是人们带着某一特定的目的，到受干扰较轻微的地区或 未受污染之自然地区旅游。

人迹罕至的区域包括大森林、大沙漠、大戈壁、大雪原和孤岛等，这些区域有些气候环境十分恶劣，有些不适合人类生存(沙漠、戈壁、雪原)；有的地段辐射强(戈壁、沙漠)，有害于人体健康；甚至在森林中也有些植物群落对人体健康有害。该类定义涉及的范围太宽泛，目标不明确，无法真正在实践中落到实处。提出这一观点的大多为欧洲学者，由于欧洲整体环境较好，其研究的环境没有普遍性。例如，在沙漠、戈壁环境中，放射性强、小气候恶劣，基本不适合人类的生存，更不用说理想的生态环境了，旅游者根本无法获得舒适的休闲、度假享受目的。一般情况下，人迹罕至的地方生态环境好，对城市居民有吸引力，但不能旅游的地域也很多。因此，这类定义不科学、不全面，缺乏普遍性。

4　生态旅游概念的泛化与滥用的后果

由于缺乏权威的生态旅游概念，以至于社会上“伪生态旅游”招摇过市，大行其道。“生态旅游”的概念被严重泛化，几乎任何一种与自然资源有关的旅游活动均被贴上了“生态旅游”的标签，不少地区的生态旅游并不“生态”，从规划、开发、管理到经营，很大一部分沿用大众旅游的模式，且鲜有顾及开发对资源的负面效应。

生态旅游的泛化主要表现在景区开发和旅游经营过程中，把生态旅游泛化成自然旅游。自然旅游以满足旅游者需求，获得最大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而生态旅游以生态、社会和经济综合效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因此，相对于自然旅游，生态旅游需要强调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环境资源的特殊性。是否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充分地利用环境资源为生态旅游服务，同时又通过生态旅游活动的开展改善了环境，提高了环境的抗压力，应作为衡量生态旅游成功与否的标尺。然而在中国，一些人对环境资源知之甚少，却打着“生态旅游”的旗帜，干着破坏生态的行为。生态旅游被演化为一种市场营销的手段，很多旅游企业通过“刷一层绿漆(greenwashing)”来迎合市场的需求，获得竞争优势。部分开发商狡猾地利用“生态旅游”这个时髦词，其目的是为了中饱私囊，他们以利润最大化和自利为主导思想，投其所好地讨得客户的欢心，吸引旅游者，并没有将环境资源深入地开发出来为游客服务，更没有在旅游开发中体现维护环境的功能。甚至一些景区管理部门唯利是图，往往打着“生态旅游”的招牌，大肆在景区内开发游乐项目。这是完全背离生态旅游的初衷的。曾经有权威调查显示，国内有22％的自然保护区的环境因开展“生态旅游”而受到破坏，11％的生态旅游资源出现退化，44％的存在垃圾公害，12％的出现水污染，11％的有噪声污染，3％的有空气污染。这些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缺乏统一规划、盲目开发、游客严重超载、人造景观和设施泛滥等因素有关。这样的生态旅游名不副实，使人们对生态旅游本身产生质疑。

其实，在欧美等发达地区，人们并没有像国内这么热衷于对生态旅游的追逐，生态旅游也并不是高于一切的旅游形式，而是普通旅游的一种类型。但由于全世界至今还没有生态旅游统一的定义，加上“生态旅游”一词在全国范围内滥用，使大家感到生态旅游是一个很虚的东西，难于落到实处，大多数人对生态旅游无所适从。总体而言，目前生态旅游还只是一种理念，一种空中楼阁，难于在实践中操作，有必要对生态旅游的内涵进行明确的界定。

5　生态旅游的内涵

要界定生态旅游的内涵，首先就要理解什么是环境?什么是生态?什么是旅游?就应了解生态旅游产生的大背景，从旅游市场、旅游动机、旅游产品、旅游目的出发，着眼于实践操作来界定其含义，使生态旅游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均具有可操作性。

5．1　环境、生态、旅游的内涵

从理论研究与实践分析，生态旅游的内涵与环境、生态、旅游等概念是紧密联系、息息相关的。有必要分析环境、生态、旅游的实质，从而帮助理解生态旅游的内涵。

环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环境是客体，其类型是由主体决定的。通常我们所说的环境是以人类为中心，描述人类与周围一切事物和因素之间的关系，人周围的事物统称为环境。

所谓生态是指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总和。生态是以生物为中心而言的。

旅游是一项经济性强的文化活动，也是一项文化性强的经济活动，旅游的定义也很多，世界上公认的旅游的定义是“艾斯特定义”，即“旅游是非定居者的旅行和暂时居留而引起的各种关系的总和。这些人不会导致，并且不牵涉任何赚钱的活动。”总体而言，旅游的概念是描述“人一地”之间的关系。

生态旅游，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生态”+“旅游”，而“生态”和“旅游”均有特定的含义，都有规范的概念。从其含义来理解，生态旅游定义的核心应该是描述“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环境之间”的关系。

5．2　生态旅游产生的大背景

生态旅游的提出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生态学家认识到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会遭到报应，是一个时代“生态觉醒”的产物。环境学者、生态学者、林学家、生物学家、医学家等纷纷投入其中进行深入研究，认识到城市的热、光、电、放射性、化学污染、灰尘、细菌等环境因子已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健康和生存，人们意识到“城市不是人类最佳的生存环境”，并提出了相关的理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城市水泥沙漠理论(如热辐射、光辐射、放射性辐射等)、人寿命的长短、健康的好坏与居住地物种数量的多少成正相关理论、“人体血液中缺乏氧气是万病之源”理论、城市环境污染危害人体健康理论等。这些理论的提出为生态旅游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人们渴望“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生态旅游应运而生。

5．3　生态旅游的动机

人们为了解除城市恶劣环境的困扰，寻求人类最佳生存环境，在那里去度假休憩、保健疗养娱乐。

5．4　生态旅游的主要客源

城市和集中居民区的居民。

5．5　生态旅游开发的最佳地域

以城市为中心，30―50公里为半径，为第一生态旅游圈。这一圈基本离开城市，摆脱了城市困扰。第二生态旅游圈是以城市为中心，50―100公里为半径。这一圈污染少，生态环境受破坏少，一般距城市1小时左右车程，是较理想的生态旅游地域。第三生态旅游圈是以城市为中心，100―160公里为半径，这一圈生态环境好，在交通方便的地区驱车2小时即可以到达，宜开发为2日游的休闲度假地。

5．6　生态旅游资源

优越的生态环境是人们追求的目标，良好环境的生态旅游区是人类生存的理想空间。生态旅游的卖点是各种优越的环境资源，主要包括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体、高浓度的空气负离子、植物精气含量高的树种配置、舒适的小气候、空气细菌含量少、没有噪声污染、放射性辐射剂量水平合适等。

5．7　生态旅游的定义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生态旅游是城市和集中居民区的居民为了解除城市恶劣环境的困扰，为了健康长寿，追求人类理想的生存环境，在郊外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去保健疗养、度假休憩、娱乐，达到认识自然、了解自然、享受自然、保护自然的目的。这种旅游叫做生态旅游。

6　小结